毛泽东的专列火车分为前卫车、主列车、后卫车三部分，前卫车由五个车皮组成，装载着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几十名铁道抢修工人；中间的主列车由十节车厢组成，前面的几节车厢载着一个加强连的部队，之后才分别为毛泽东的书房、小会议室、卧室以及其它成员的卧室，还有餐车、医务车、通讯车、行李车等；后卫车亦由五个车皮组成，装载着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以及毛泽东主席给史达林贺寿的礼品、代表团自己食用的蔬菜水果等。专列经过山海关时，天已大亮，毛泽东下车走了走：天下第一关啊，孟姜女哭倒长城，离这里不远；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在这里放清兵入关，满人入主中原，统治全国两百六十七年罗！由于天气奇寒，罗瑞卿、滕代远赶快跑来劝主席上车。专列经过渖阳时，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上车拜望毛主席。因为都了解毛、高二人的亲密关系，其它人均自觉回避，好让他们单独叙谈。毛泽东亲昵地称高岗为「东北王」：东北称王，你比张作霖父子既神气又有运气罗。高岗连说不敢，东北永远做主席的战略大后方。并说：「主席若在北京有事，我立即挥师入关，收拾他王八蛋！」毛泽东笑说：「现在党中央很团结，你怎幺火气总是旺得很？」高岗说：「我是主席的保镖，职责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毛泽东说：「那好，有你镇守东北，我在北京就吃得香，睡得安了。」两人相谈一小时，甚欢。高岗提出要护送主席到满洲里。毛泽东没有答应：你还是坐镇渖阳指挥吧，由滕代远、罗瑞卿二位陪我到满洲里，把我交给苏联老大哥，你就放心吧。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一行的专列抵达「国门」满洲里。由于中国铁路为欧美制，路轨比苏联的窄，因此毛泽东一行人要换乘苏联政府等候在这里的豪华专列。苏式专列宽敞、豪华、舒适，暖气烧得很足，并配备有盆浴与淋浴设施。苏方派来一名外交部副部长作迎宾特使，在满洲里火车站苏联一侧铺有红地毯，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至此，滕代远、罗瑞卿等完成了护送任务，告辞毛泽东，率中央警卫部队返回北京。毛泽东一行则须穿越西伯利亚大雪原，穿越欧亚大陆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一星期后才能抵达莫斯科。就在十二月六日深夜，毛泽东一行秘密离开中南海丰泽园不久，潜伏于天安门城楼东面南池子大街一座古色古香四合院内的国民党地下电台台长计兆祥，即发报给台北中央保密局机要值班室：「贼乘火车今夜出行，估计三天两夜后抵满洲里。入俄境后，其安全归俄方负责。若有行动，以贼返回时为宜。」说是七日清晨，在台北国民党中央保密局局长官邸，毛人凤局座正与美方顾问布莱德上校共进早餐，机要秘书送上一封来自中共首都北平的绝密电文。毛人凤阅后，喜形于色，将电文递给美方顾问。布莱德上校懂中文，盯着电报差点高兴得大叫。但这名资深的美国远东战略特工平静地、居高临下地说：「这是你们干掉毛泽东的最好时机。你们不是有句古语，叫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们要立刻选派最优秀的行动人员去东北地区执行原订任务。这很重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北韩正在结集大量兵力，使用苏联红军的武器装备，准备随时侵占南韩。我们当然不能坐视南韩成为共产党天下，威胁到日本和我们在远东地区的生命线。南北韩之战已无可避免。毛泽东选在此时访问俄国，跟史达林见面，中俄联手介入南北韩局势，肯定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这对南韩、台湾都是极大的危险。你们过去在正面战场上虽然失败了，但今后在情报活动方面可以给我们共同的敌人以意想不到的打击。我们曾经成功地以情报活动的方式更换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物。这次，我们希望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之前或是之后，看到你们的成功。」毛人凤对这个美国顾问大爷很不以为然，什幺玩艺？区区一个大鼻头上校，竟对他一位国军二级上将指手划脚，不成体统。但他还是向布莱德上校通报了自己的具体计画：「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之前动手，时间上显然是来不及了。我们只能选在毛泽东返回，途经东北地区时下手。按原方案，派赴东北的人员以空投方式到达目的地。我们的东北地下技术纵队将采行三套作战方案，一是在哈尔滨火车站内埋设定时炸弹，炸毁毛泽东的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二是破坏长春郊外第十四号桥梁，让毛的专列跌下几十米深的河谷里去；三是若上述二项方案均末成功，则组成突袭兵力，在吉林省境内从铁路两翼包抄围歼毛的专列，务求将其击毙。总之，毛泽东此行逃不出我们的手心！」布莱德上校听后，竖起了大拇指：「好，很好！有毛局长用兵如神，你手下的人马这次一定会取得成功！」毛人凤当即按铃唤来机要秘书，口述命令：「电告计兆祥，通知XX国驻苏办事处协助侦察毛泽东在俄活动及回国的时间、路线；命令计兆祥即日起，每日定时报告情况；嘉奖计兆祥二千美金，并由国军中校台长晋升为上校台长。」旋即，机要秘书将整理打印好的命令文书呈交毛人凤局长签字生效。毛起座转而对布莱德上校说：「这回共产党的李克农们大约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中南海不远，大小官员集中的南池子，有我们的潜伏电台，正在大展拳脚，大显神威。」布莱德上校说：「这我相信。仅就技术装备方面而言，共产党早就不是你们的对手。」毛泽东所乘坐的专列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雪原上整整奔驶了五天，才穿过了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的分界岭——乌拉尔山脉。专列抵达雅罗夫斯基车站时，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的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登上专列，陪同毛泽东走完最后半天的路程。这里距莫斯科还有两百公里。王稼祥和毛泽东是江西中央苏区时期的老战友了。王稼祥，安徽泾县人，一九0六年生。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0年回国，为王明赐封的「中共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布维什克一之一，属于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国际派」。在江西中央苏区，曾任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败，被迫长征，一路打败仗。红军主力部队进入湘南、强渡湘江一役，兵员从十来万人一下子锐减到三万来人。红军高级将领们对秦邦宪、周恩来、李德组成的军事三人团的指挥，日益不满。倒是被撤销了军事职务的毛泽东无官一身轻，他跟中央书记张闻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各坐一副担架，由士兵们轮流抬着行军，走在了一起。在担架上，毛泽东日夜与张、王二人交谈，终于说服了他们，并取得一致意见，促成了抵达贵州遵义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领导班子，撤销了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的地位，以张闻天代之；撤销以秦邦宪、周恩来、李德组成的军事三人团，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毛泽东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则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又由于毛泽东在战略战术上确有主见、决断，新三人团本以周恩来居首，逐步过渡到毛泽东说了算，周、王二人辅佐之。因之，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三人，实为毛泽东取得中共军事最高指挥权的关键人物。红军长征抵陕北后不久，国共两党联合抗战，王稼群被派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将原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换回国内。康生到延安即背叛王明，投靠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九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延安汇报工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局指示：中共领导机关今后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应当说，此为王稼祥被派驻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局全力推荐毛泽东的结果，从而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名份与地位。王稼祥虽然年龄上比毛泽东小了十三岁，政治上却实在是毛泽东的恩友。一九四0年后，由于王稼祥质疑刘少奇等人提出的「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之类的名词，而逐渐被毛泽东疏远。一九四三年五月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宣布解散，王稼祥被改派任为中共驻苏联代表。一九四七年回国，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已被排斥于中共中央决策层之外。新中国成立前夕，王稼祥又被派回莫斯科，出任首届驻苏大使。在前往莫斯科的专列上，毛泽东和王稼祥老友相聚，谈话却不十分融洽。毛泽东吸着烟，颇有牢骚地说：记得史达林同志六十岁生日时，我们还在延安窑洞里，我们党还不怎幺强大，人家也看不起我们。当时我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史达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莫斯科的报纸也不肯转载。他们还怀疑我是什幺民族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苏方又背着我们，跟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同盟友好条约。一九四六年冬季国共重开内战，起初他们采取中间路线，对我们毫无信心，而对蒋介石的「三个月内打败共产党」有信心。到了一九四八年夏季，我们已经转入战略反攻，史达林还给发来指示，让我们打到长江北岸为止，实行南北分治，长江以南归国民党统治。史达林同志真是实行分治的高手啊，在德国搞了东德、西德，在朝鲜搞了北朝鲜、南朝鲜，在中国竟要搞北中国、南中国！据说他还设想要搞北越南、南越南，东马来、西马来。亏他想得出！我们中国党没有理会他的一套，我和朱总司令立即发布进军口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本来一九四八年我就提出到莫斯科来，跟史达林同志会面，交换彼此的想法，消除一些猜忌、误解。但史达林同志回话说，中国内仗正处于关键时刻，毛不宜离开，由他们先派人来。一九四九年二月他派了米高扬来西柏坡村，我、朱总、少奇、恩来跟米高扬谈了整整一星期，详谈我们的建国计画，外交方针。可是四月二十三日，我人民解放军部队打过长江，占领了南京，那个苏联驻南京的大使馆，竟然还奉命随国民党逃亡政府到了广州！奉陪到底，多幺讲义气啊！你说他们糊涂不糊涂，像话不像话？今年七月，我们派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莫斯科，和史达林举行了四次会谈，双方关系才算走上正轨。……没想到罗，没想到他七十岁生日时，我们已经建立起全国政权，我是代表新中国来替他贺寿罗！这叫做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栘的啊！王稼祥作为中共的首席苏联问题专家，驻苏大使，耐心恭听着毛泽东的一番诉说：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天啊，就快要到莫斯科了，作为中国党、政、军最高领袖第一次到访，怎样都结记着这幺一本老帐，带着这幺一股子情绪？」王稼祥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也是从尚未立稳脚跟的新中国的外交利益出发，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规劝：「是啊，正如主席曾经说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从一九二0年三月，共产国际为帮助中国革命，派出第一位使者魏金斯基来华，协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立我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到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宣告成立以来，苏联党和政府一直在为我们训练干部，提供经费和武器，向我们派出各类顾问，把我们的革命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来做，已经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可以说，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从来都是外国侵犯我们，欺凌我们，瓜分我们，唯有苏联是个例外，真心实意的帮助了我们。如果没有苏联长时期的无私援助，我们的革命不可能这样快就取得全国胜利，我们党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和地位……。一个最近的例子是东北战场，如果不是苏联红军把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坦克、大炮、枪枝弹药全部移交给我们，林彪、罗荣桓同志绝无可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在没有后勤生产基地提供装备供应的情况下，武装起百万大军，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的……不说这些了，我记得主席在庆祝史达林六十诞辰的那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声，求其友声。」我们正处在这种时候。是史达林同志和他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局，对中国党和革命从理论指导到人力物力的无私援助……。」主席，你的文章我读过多遍，至今还背得出来呢！」两人的谈话，真是南辕北辙，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使毛泽东哭笑不得的，是王稼祥竟然引用了他本人的话来反驳他，规劝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毛泽东成了卖矛又卖盾。王稼祥这人也太过聪明，太过亲苏了吧？此后的路程，除了王稼祥不时向毛泽东主席介绍些苏联的地理、人口、民族、历史、军事、政治、经济、物产资源、工农业生产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很少开口，只是点着头，专注地听着。十二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入莫斯科火车站，迎接他的是零下三十几度的奇寒。车站月台上，恭候着他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以及外交部、外贸部的部级官员。连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防部长，还有史达林的接班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林可夫都没有出现。这也符合欢迎新中国元首的礼仪吗？由于毛泽东有言在先，不入住克里姆林宫，不用苏方提供餐欧服务，代表团被安置到莫斯科郊外姐妹河史达林的私人别墅里，过小集体生活。安顿下来之后，莫洛托夫眼王稼祥大使乌里哇啦说了好一阵俄文。王稼祥译成中文说：莫洛托夫同志请毛主席好好休息，睡一觉，坐了十来天的火车，一路上一定很辛苦了。下午六时整，史达林同志约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毛泽东表面上不说什幺，心里却不是滋味。自己万里迢迢来访，主人不来拜望客人，反要客人去拜望主人？今后我们一定不搞他们这一套大国主义作风。只要有兄弟国家的元首到访，我一定率同朱德、少奇、恩来等去机场迎接，一定要表现出我新中国的待客之道，我中华民族乃诗书之族，礼仪之邦。毛泽东头脑清晰，看来史达林是有意要先冶淡一下自己了。直到自己来苏联前夕，据说史达林仍在担忧共产党新中国会不会是另一个「南斯拉夫」，毛泽东会不会是东方的「铁托」。史达林甚至忧虑新中国的领导人可能选择一条中间偏西方的外交路线。他手头有一份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报告。毛泽东此次到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清除史达林同志心里的这个疑团，向苏共表明新中国愿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做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是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下午五时二十分，史达林派自己的卫队队长前来迎接毛泽东去克里姆林宫。毛泽东穿戴整齐，只带了驻苏大使王稼祥和自己的顾问兼翻译师哲两人上车。克里姆林宫由一座座金碧辉煌的教堂和宫殿组成，庄严、壮丽而神秘。车队顺着伊万大帝钟楼的右首，从斯帕斯门驶入，经过一座很大的圆型花坛，前方是气派非凡的大理石游廊，游廊的顶部，绘有罗曼诺夫王朝历代皇帝的画像。一道护城河与红墙环护着这座十二世纪修建的帝俄皇宫。十月革命成功后，这里成为苏联的党政首脑机关。这点倒是跟北京中南海的历史与现状十分相似，不同的只是建筑风格，克里姆林宫是一座城堡，中南海是一座风光绮丽的皇家园林。毛泽东、王稼祥、师哲三人被送进史达林的会客厅里。会客厅高阔华美，大理石墙壁光可鉴人。毛泽东原以为史达林起码会率领他的助手们在大厅门口迎接。大厅里却只有他们三位客人，显得冷清孤零。毛泽东不禁出生一股莫名的失落感。他看了看墙上的大挂钟：五点五十七分，原来早到了三分钟。他恼火地看了王稼祥一眼，仿佛在说：「看看，你这大使都替我做了些什幺安排！我是一个属国的郡主、番王？前来等候晋见伟大无边、万寿无强的新沙皇？！」好在这时，史达林的女秘书在一名翻译的陪同下走了出来，她请毛主席、王大使和师哲同志到她的值班室去稍候，并说明史达林同志是十分守时的，她立即就进去报告。毛、王、师三人只好跟着女秘书走向客厅尽头，去到一间不很宽大的值班室。毛泽东更为窝火了，差点骂出来：「老子今天是来走麦城了。」当大挂钟「当当当」响过六下，里间的大门开了，女秘书立在门口招手。毛泽东领着王稼祥、师哲大步走进了史达林的办公室。但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已经站成一排，鼓掌欢迎中国贵宾。史达林站在最前面，向毛泽东伸出了他巨人的双手。史达林边握手边端详着毛泽东，说：好！好！太好了，真想不到你这样年轻，这样健壮，我见过的东方人很少有你这样高大的呢！史达林比毛泽东年长十三岁。握手之后，他向客人一一介绍了他的政治局成员们：马林可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布尔加宁、米高扬、赫鲁晓夫、维辛斯基……。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史达林率政治局成员们在会谈桌的一方坐下，毛泽东则率王稼祥、师哲在另一方坐下。桌的中央摆有各种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和伏特加酒，以及各类水果、面包、鱼子酱、切成薄片的熏肉等等。史达林虽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但表现出来由衷的喜欢，就像一位衰老的长者见到了年轻有为的晚辈一样。他望着毛泽东，直夸赞：「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真诚地祝你身体健康！」毛泽东没想到史达林会这样喜爱他、夸赞他。一股暖流流通了他周身。他忽然心头一热，像个饱受委屈的晚辈，终于见到了慈祥而有力量的长辈那样，眼睛都红了，说：「史达林同志，我可是个在我们党内长期受打击、受迫害、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无处说，有苦无处诉……。」王稼祥吓了一跳，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头一回跟史达林见面，竟会说出这样一番话。这既不符合外交礼仪，也有损中国党和政府的颜面，不成了老子和儿子的关系了？诉委屈诉到莫斯科来了，诉到兄弟党的领袖们面前来了。便是师哲也毫无思想准备，一时张口结舌，不知道怎样翻译，该不该翻译。场面哑了一会，还是由坐在史达林身后的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教授翻译过去了。史达林一时深受感动似的，问：「毛泽东同志，能不能告诉我，在你们党内，都是哪些人打击、排斥过你？他们采用的是何种方式？」毛泽东侧过身子，指着身边的王稼祥大使说：「就是他！他们国际派，从陈独秀，到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不不不！」史达林没有等翻译把话译完，就明白是怎幺回事了，捏着烟斗的手习惯而威严地晃了晃，之后笑着说：「毛泽东同志，过去的事已经成了历史，就让他过去吧。首先要向你表示歉意的应当是我，由于我对中国了解得不够，对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对中国党的领导人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以致我们之间产生过一些误解……。今天，你作为中国领袖、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来到了莫斯科，你已经是一位胜利者。胜利者应该宽容和高姿态。我们谁也不用去谴责一位失败者。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为胜利者干一杯！」史达林虽然被西方舆论称为红色屠夫，经常引用他的一句名言「死一个人是一个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来印证他是一位暴君；但他却也的确不愧为列宁之后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的这番幽默的谈话，既有自我批评，又有对「胜利者」的批评。在场的苏联领导人都笑了起来，频频向客人举杯。毛泽东也举起了手里的酒杯，跟着笑了。只有王稼祥大使一人笑不出来。※※※※※※※※※第二十五章　千里谋杀毛泽东－秘戏孙维世十二月二十一日，为史达林七十诞辰。毛泽东率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人，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领袖们一起，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祝寿盛典。之后，毛泽东与史达林及苏共政治局委员们会谈两次，皆不得要领。史达林问毛泽东这次到访莫斯科，有什幺具体的打算或要求没有？毛泽东说，想和苏联领导人共同搞一个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师哲很吃力地把毛泽东的话翻译过去，史达林和他的同事们仍然不懂，毛泽东的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是什幺？毛泽东说，就是签订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好比席上的一道菜，摆在上面好看，叉起来放进嘴里又好吃。师哲这才算是听懂了，翻译过去说，我们毛主席提议两党两国共同签订一个条约，好看，指的这个条约是给全世界、主要又是给西方帝国主义看的，中苏两国亲如兄弟，团结一致；好吃，是指这个条约不是空泛的，要有具体内容，如在互助互利、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向新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帮助新中国进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毛泽东又补充说：还应当包括归还中长铁路主权、苏联租用大连和旅顺港口的期限等内容。苏联老大哥总算明白了中国小老弟的要求，原来是要面子，要主权也要实惠。史达林倒是一门心事地要笼络住这个东方的红色巨人，而显得慷慨大方，表示愿意尊重中方意愿，可以考虑归还东北中长铁路主权，大连和旅顺口海军基地的租用也可以定出期限。双方在讨论经济技术援助时，史达林问毛泽东：「中国目前有无经济建设计画？国防、重工业、农业、水利、电力、交通、采矿，准备上哪些项目？都是多大的规模？需要哪些方面的技术专家？需要多少资金？多少机器设备？」天啊！毛泽东哪里想到过这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他满脑子装的是战争问题和权力掌控大计，以及中国古代帝制文化经典，对经济建设考虑得少而又少。对于史达林提出的问题，他一筹莫展，一问三不知。面对着一位会谈对手，史达林倒是很有风度，说：「毛泽东同志，我知道你是优秀的军事家，政治家，刚刚取得政权，还来不及熟悉经济事务。但你的代表团里，总该有你们的经济专家吧？」毛泽东摇摇头，很坦然地说：「我带来的是几名我们党内的哲学家，比如我身边的这位陈伯达同志。我想跟你们讨论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史达林晃了晃手里的烟斗，不无惊讶地问：「来讨论哲学问题？可就弄不出你的那个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来罗。不过，我的翻译费德林同志，还有我们外交部的尤金同志，罗高寿同志，都是不错的哲学家，他们可以陪你讨论。经济援助问题，我看还是等你们的周恩来总理来了再谈。米高扬同志告诉我，你们的刘少奇、周恩来，懂经济，懂国家管理、国家建设。周恩来是难得的总理人才。」史达林不懂新中国的政体，他以为中国的总理相当于他这个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其实周恩来只是一名中央人民政府属下的政务院总理，在中央人民政府里，他只是一名政府委员，他的头上还压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六位副主席。毛泽东在中国政府里的职位才是相当于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这是毛泽东煞费心机才弄出来的一套独特政体。尽管双方又握手又敬酒又拥抱的，两次会谈却都有些不欢而散。史达林认为毛泽束是个经济草包。毛泽东则认为史达林越俎代庖，竟然事先不征求他毛泽东的意见，就直接提出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参加会谈，也太自作主张，不尊重人了。别忘了，周恩来是中共干部，归我毛泽东调遣哪。还有一件使毛泽东大感不悦的事，是史达林亲手交给毛泽东一只大信封，内装一份以俄文书写的关于中共党内领导层政治思想倾向的分析报告。史达林说：「这份东西留在我这里没有什幺用处，还是交给你去看看吧。」回到姐妹河别墅，师哲将那份报告译成中文，毛泽东一看，气得脸都发青，立刻告诉师哲，这件事暂时到此为止，不准外传！原来是苏联派往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门的高级专家柯瓦廖夫写给史达林的汇报信，对中共中央领导人逐一进行了评价、分析，其中谈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人，都不同程度的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有的人还到英、法、德等国留过学，今后有可能出现亲西方倾向……。」毛泽东抖着一迭译稿，恨恨地说：「家贼难防罗！东北局里头，肯定有人向人家提供了这类东西，告洋状，卖身求荣，投靠老大哥啊！」史达林没有再找毛泽东会谈，也没有会见。他在等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住在莫斯科郊外姐妹河别墅里，每天除了冒着酷寒外出赏雪，大部分时间就是在他宽大的主卧室里读书，以及处理国内发来的电文。史达林特意派人送来一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手稿》，毛泽东并不太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王稼祥从大使馆带来的一批已译成中文的俄国历史地理书籍，包括亚历山大、彼得大帝、卡列琳娜，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等等。他的阅读量大，速度快，记忆力惊人。还有就是观看一堆反映俄国十月革命及卫国战争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别墅里有小型电影放映室，原为史达林同志所设。其间，还是陈伯达提醒，毛泽东才派自己的卫士长汪东兴代表他，去探望了一次在莫斯科结核疗养院治病的任弼时。毛泽东确是忘记了他的这位与他共艰苦患难，一起打下江山的湖南老乡、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了。苏方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敬重与关怀，从克里姆林宫派来两位年轻漂亮的女护士，专职照料毛主席的起居。中方几次婉言辞谢，苏方都不予撤回，只是一再说明，女护士是史达林同志亲自挑选，很健康，主要的兄弟党领袖到莫斯科做客，都有这项服务安排的。毛泽东开初也有些不太习惯，但也没有表示反感，毕竟接触过的洋妹娃不多。女护士金发碧眼，面目秀丽，皮肤洁白，身材修长，见了毛泽东就笑出脸蛋上的酒窝，百般娇媚。跟国内女子不同的是，人家高鼻梁，深眼窝，长睫毛，阔嘴巴，长腿，另是一番美。虽然语言不通，但动作轻柔，步态婀娜，服务细心而周到。自一九四五年「七大」之后，毛泽东已经习惯了每天由卫士扶他起床，按摩身体，擦澡，穿衣裤，穿鞋袜。现在史达林同志派来两位女护士轮流值日，毛泽东带来的随身卫士倒插不上手了，不听传唤，又任何人都不敢擅自进入他的卧室。多数时候，是毛泽东亲自来到代表团工作人员的房间，发出指示，或是聊天。一次，毛泽东说：「你们大都是年轻小伙，一定要遵守纪律，苏联的女孩子对中国同志又大方又热情，又很漂亮很开放，我们千万不要在这里出问题，犯错误，要提高警惕性。」其时，代表团有一个临时党支部，成员们最担心的正是毛主席本人。两名那幺娇嫩的女护士每天轮番着伺候他起床，擦身子，穿衣裤，一弄就是两个小时，谁也不敢进他的房间去。倒不是担心老大哥方面会对毛主席施什幺美人计，也不是说伟大领袖就碰不得洋妞，而是害怕毛主席染病，回去无法向党中央负责，作交代！此时此刻，向中央提出让江青赶来陪伴主席吧，江青又正在北京养病，做的又是那种妇科摘除手术，来了又有何用？主席本人也不会同意的。幸而不久，孙维世随中国青年艺术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并访问保加利亚、东德之后，来到了莫斯科。孙维世和艺术团团长萧华将军前来看望毛主席。毛主席搂住了小维维，说没想到在莫斯科见面，稀客，稀客哩。师哲就以孙维世俄语流畅，代表团需要翻译为名，把小维维留下了。萧华将军走后，代表团党支部当然不便出面，而由工作人员找孙维世聊天，谈心：「小孙啊，现在主席每天由克里姆林宫来的两名小护士照料着，我们又打发不走，怎幺办？你知道，苏联的女孩子在这方面都比较开放、随便，人家也是出于一番好意。可就是担心主席可能染病啊，回去没法子向中央交代啊！」孙维世虽然被称作小维维，但已经二十八岁，她是何等聪明，心有灵犀一点就通，又是极为热爱主席、富于组织观念和民族观念的，想了想，便胸脯一挺：「要是大家不乱议论，主席就由我来照顾好了！我来用俄语通知她们，我是中方派定的翻译兼护士，今后照顾毛主席的起居，是我的责任，她们的责任只是医药方面和打扫卫生。」这样，孙维世于每天中午进入到毛泽东主席的卧室照顾起他的起居来了。还兼上了主席的俄语教员。再过了些天，小孙干脆搬了进去，全天候地陪同毛主席。从一九三八年延安相识相倾慕，一十二年的漫长岁月过去，终于龙飞凤舞，如愿以偿。怎幺着，总比被洋妞勾引了去来得卫生、安全。再说不知为什幺，孙维世一直忌恨着江青，正跟江青一直忌恨着她一样。她要报复江青，耍弄江青，凭什幺由你一个上海滩鬼混出来的女人占有咱毛主席？咱现在也是一种占有。毛主席的感情已经表露得很清楚，他贪恋自己，讨嫌蓝苹，他打算回到北京后，就去克服阻力，眼蓝苹脱离。有了孙维世陪伴，毛泽东主席兴致好了许多，一天到晚有讲有笑，不发脾气，吃得香，睡得甜。也是天赐良缘，阴差阳错，竟然跑到老大哥的首都莫斯科来游龙戏凤，暂结连理。真是一部现代浪漫传奇。北京。南池子大街。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李克农的中共中央社会情报部即将一分为三：分别组成中共中央调查部、中央人民政府内政部、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这是李克农领着中央社会情报部的人马完成最后一次侦破任务，之后他将去政务院外交部任副部长，专职国际情报工作。对于美蒋特务的潜伏电台，社会情报部特别行动科的人马的侦测手段，也太落后太原始了，起初两个月，只是分别扮成老头、老大、大婶、大爷、街头二流子，去各处蹲墙根，晒太阳。北京胡同里的居民每逢冬天，就有裹着大棉袄蹲在墙根晒太阳的癖好。当然，特别行动科的高手们，晒太阳是假，屏声静气地听动静是真的。他们恨不得人人都浑身长出耳朵来，以便捕捉到某座四合院内发出那微弱的电台发报的「嘟嘟」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早就给李克农下了限期破案命令。但要在诺大一座北京城，两百多万居民，上万栋四合院，去捕捉到那个微弱的信号，真如大海里捞针。而且敌人的潜伏电台，又往往就隐藏在革命机关内部，大家平日见面都客客气气，笑笑微微，科长、处长、局长的，各忙各的公务，谁又料得到谁，到了门窗紧闭夜深人静之时，禁卫森严之中，蒙在被窝里操作起一部神鬼不测之物呢？直到十二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启程出访苏联前夕，李克农的社会情报部才得到了苏联老大哥内务部的宝贵技术援助：五部手提式电子侦测器。老大哥的仪器笨是笨了点，可还算灵敏。李克农的老部下曹处长终于侦测出来，电波讯号出自南池子大街一座四合院的南墙内，并很快弄清了那屋子的主人。李克农领着曹处长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后院书房里，关上房门，向周恩来汇报案情。周恩来高兴地说：「老大哥的技术援助立竿见影了吧！南池子离天安门、中南海都很近啊，这回是敌人学了孙悟空，钻进我们的心脏地带来了，是个什幺人物？」李克农让曹处长向周总理报告：「那家伙姓计，叫计兆祥，天津人，一九四二年上大学时混入地下党，四三年加入八路军游击队，立过功，目前是首都卫戍区后勤部特供处的一名科长，持有中南海的丙级通行证。现在看来，他是一名国民党的战略特工，他的线放得很长很远。他还可能是国民党布设在北京地区地下特工组织的总联络人，十月一日阴谋炮击天安门城楼案就是他指挥的，可惜叫那两个具体执行的家伙服毒自杀了。」周恩来平静地听着汇报，尽管汇报的内容十足的惊心动魄。待曹处长汇报完毕，周恩来才问：「克农，你认识这个姓计的吗？」李克农回答：「认识，我平日喊他小计。没想到这家伙表现上老老实实，工作勤勤勉勉，生活上也很朴素，却是一名战略特工。真是不叫的狗咬人哩。」周恩来说：「克农啊，事实证明，我们进了北京，进了中南海，决不可以高枕无忧，掉以轻心。姓计的可以出入中南海，说明他颇有神通。你们不要忙于动手，打草惊蛇。再观察他几天，看看在中南海内外，他都跟些什幺人往来。还有，你们要充分利用老大哥送我们的先进仪器，把北京地区那些可疑的电台信号，统统侦测出来，最后来次大扫除，一网打荆记住了，你们这次再不能大意了。抓他时，不要在南池子那四合院里，而要利用他外出时，在某条僻静的胡同里下手。既然是条大鱼，就千万不能让他自杀灭口。我们要政策攻心，争取他的合作，把这出好戏演好，演完。这次台湾的图谋，很可能跟我们毛泽东主席的出访有关。一个政党，搞了几十年的暗杀，丢了江山，就更要疯狂了。」莫斯科郊外，冰天雪地，姐妹河别墅。整整有十来天，毛泽东和他的随行人员都被晾在了这里似的，无所事事。偶尔有苏方的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来问候，打个照面，史达林却再也没有约见、约谈。便是中国自己的驻苏大使、老朋友王稼祥，也因毛泽东当着史达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说王在历史上排挤、打击过他，全然不给特命全权大使颜面，而闹情绪，不来姐妹河别墅汇报请示工作。毛泽东作为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访友邦，就受到这种冷遇，且是内外夹攻，气不打一处来了。他对陈伯达、师哲等人发脾气：「我们到莫斯科干什幺来了？来赏雪？来读书？看影片？做政治经济乞丐？这算怎幺回事？半个多月了，我只给人家拜了一次寿！还有往国内发回了几封电报，命令林彪部队抓住战机解放海南岛，命令刘邓大军着手准备进军西藏！除了这些，还干了什幺？」更为气人的是，据代表团里懂英语、法语的工作人员报告，说英国、法国的报纸、电台正在造谣，说他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因跟共产大独裁者史达林意见不合，闹下矛盾，已被史达林下令软禁起来了！我屌她娭毑！哪个敢软禁老子？造谣污蔑，老子有五百万人民子弟兵，老子发了猛气，也可以做成吉斯汗的！」毛泽东连湘潭乡下骂娘的粗话都出来了。当然都是一时的气头子上的话，毛泽东想做成吉思汗？显然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六百多年前的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率领数十万蒙古铁骑，东征西讨，首先灭了南宋王朝，之后横扫欧亚大陆，包括灭了都城设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大公国，建立起幅员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元帝国。俱往矣！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自视再高，也难及成吉斯汗的一根小指头了。还是长期担任他的政治秘书的陈伯达提醒：「主席，派人去把王稼祥同志请来吧！主席到这里访问，他是大使，闹什幺情绪？养兵千日，正是需要他去和苏方领导人沟通的时候呢。」生气归生气，毛泽东心里明白，王稼祥闹情绪，确是自己出言不逊，当着史达林的面揭了他的老底，人家这大使不好当下去哩。解铃还须系铃人，那就派自己的卫士长去把大使大人接来吧。他有气，也不能在这种时候出。要出，回北京开政治局生活会去吧。王稼祥大使被接来了，见了毛泽东主席的面，只说自己患了点轻感冒，几天没有露面，是怕把感冒细菌传染给主席和代表团的同志们。毛泽东没有理会王稼祥的外交官式托词，开门见山地说：「稼祥啊，你比我小十三岁吧？我又比史达林同志小十三岁，在西方，十三是个不吉祥的数字，我们相互冲着呢！现在我是被陷在这里了，英法的报纸广播，说我被史达林软禁起来了啊！」王稼祥、陈伯达、孙维世和其它在场的人，都被毛泽东说得笑了起来。王稼祥心里有数，毛泽东在国内嬉笑怒骂，叱咤风云，干纲独断，一言九鼎；但他这一套到了莫斯科，却未被人家放在眼里，对治理国家的经济大计又一窍不通，而遭到冷遇，陷于被动。打道回国吧，又什幺收获都没有，条约无一纸，援助无一文，怎幺向党内党外做交代？继续留下去吧，人家又不冷不热，史达林同志已无意单独与他举行会谈。连他提出要谈谈哲学，苏方都未派出一两名哲学家来敷衍……。王稼祥说：「主席，你经常教导全党干部学习辩证法，变被动为主动，转劣势为优势。我建议你采行以下措施：一是接受一次苏联塔斯社和《真理报》的记者访问，公开回答有关中苏关系和你这次访问的问题，西方舆论的谣言便不攻自破；二是同意他们邀请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来莫斯科，代表我国负责主持中苏友好条约的谈判。他们认定，只有周总理来，才能真正了解到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需求，他们也才能制订出各项援助计画；三是我们在等待周恩来总理抵达莫斯科这段时间，去一次列宁格勃，参观访问，那里是旧俄的首都，革命的发源地，有冬宫，十月革命博物馆，还有很好的歌剧舞剧院。主席知道，列宁格勒还是一座英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被纳粹德国的军队包围了两年零四个月之久，德军始终未能占领她，她成了俄罗斯民族屹立不倒的象征，是全体苏联人民的骄傲。」毛泽东听了王稼祥提出的三条建议，顿时心情开朗起来。他拉住王稼祥的手说：「稼祥啊，你年纪比我小了一轮，脑筋比我灵罗。」在旁的陈伯达、师哲说：「主席，我们去一趟列宁格勒吧！十月革命的圣地，我们应当去学习取经啊！」一直安安静静地站在毛泽东身后侧的孙维世，这时也说：「我去过那里，夏天漂亮极了，是苏联最大的海港，冬天街道上也不积雪。还有那里的芭蕾舞剧院，世界第一流。」毛泽东笑了笑，仿佛下了什幺决心似的，右手手掌习惯性地向前一推：「好！我们到彼得堡去。我还是喜欢彼得堡这个老名字。以后，我们国家的城市，一律不许改名，搞什幺朱德城，毛泽东城……。稼祥大使，现在到了你的码头上，只好暂时服从你的安排罗。你去以我的名义给周恩来发封电报，让他立即准备，多带经济贸易、工业农业方面的人才，尽快到莫斯科来。看来，今后在对外事务上，我是离不开恩来和你们这些外交大员罗。」※※※※※※※※※第二十六章　千里谋杀周恩来－智倾莫斯科一九五0年一月十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专列火车离京赴莫斯科访问。代表团团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以及各行业专家赖亚力、欧阳钦、柴树藩、常彦卿、沈鸿、王勋、聂春荣、何谦、苏农官等，还有新疆地区的负责人赛福鼎，邓力群。代表团还包括了已经随毛泽东在莫斯科的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人。一月十三日，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列火车驶抵满洲里，正要过境换乘苏方的迎宾列车，却遇上了萧华和他率领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团员们都惊呼起来：「周总理！周总理！」在贵宾休息室，萧华向周总理汇报了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简况，并说自己是计算好了日子，在这里等候总理的。周恩来也很高兴见到萧华。萧华江西兴国人，一九一六年生，一九二八年十二岁时上井岗山参加红军，十七岁时已是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进北京之前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是一位著名的青年将领。他性格活泼，勤奋好学，喜爱诗词，进城后被任命为空军政委，之后转任全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周恩来看着萧华身后那群花花朵朵的青年艺术家——大都为部队文工团团员，说：「萧华啊，中央这回派你当孩子头，女娃娃又这样多，你当得怎样？闯没闯什幺祸？」萧华说：「报告总理，我很高兴率领这支文艺兵。都是第一次出国，开了眼界，世界真是大得很！团员们也都很争气，守纪律，没有捅什幺楼子，还得了金奖银奖，替祖国争了光荣。」周恩来笑着，提高了声音说：「很好啊！你们的出访，是替我这个外交部长做了宣传，通过观看你们的演出，人家知道了，现在世界的东方有了一个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嘴上说笑着，眼睛却一直在团员们中间寻找着什幺人。他忽然问：「怎幺没见到维世啊？这丫头，还躲着，不来见我？」萧华这才明白过来，总理是在找自己的干女儿。看来莫斯科姐妹河别墅那边，还没有把他们留下孙维世的事，报告给总理：「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大家听说主席也在，就都想去见见。通过大使馆联络，结果只通知我和孙维世去看望主席。主席很喜欢维世，直夸她有风度，有出息。师哲同志就把她留下了。师哲说她俄语好，翻译组正需要。她本人也高兴留在主席身边工作一段，是个难得的幸福机会嚕」周恩来脸上仍然笑笑微微：心里却很不是滋味。这丫头，就是不肯听劝告，总是要朝那怀里投，不撞南墙不回头，她迟早要吃亏的。却又无法阻止她和主席往来。这回，江青也不在，她更是直接替主席服务……。他隐隐觉得，干女儿要有什幺事了。什幺事？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只好由她去了。萧华望着总理，仿佛还有什幺话要讲。周恩来拍拍脑门，让团员们退到另外的候车室去，只留下萧华，才问：「主席跟史达林同志谈得怎样？」萧华摇摇头，放低了嗓门说：「好象不大顺利。我只听师哲简单介绍了几句，并让在路上遇到总理时，先汇个报，通个气。」周恩来早预料到了毛泽东和史达林两人很难谈得到一起。毛泽东一向谈话又是即兴式、散文式，旁征博引，诗词典故一齐上，很难翻译，翻译过去也很难懂，人家听了会乏味。尤其是谈到两国两党之间的具体问题，更可能出现分歧：「师哲怎幺讲的？你声音再小一点。」萧华再次降低了嗓门：「师哲说，史达林同志和主席正式会谈了两次。史达林问主席许多具体经济问题，主席都答不上来。外交方面和国内建设方面的情况主席都说不清，要求苏方援建的项目也讲不清。史达林说，可以请他带的经济专家来谈。主席说他只带了陈伯达，是搞哲学的，原先准备和苏方讨论一些哲学问题。史达林急了，说你不行，你讲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能讲清。后来史达林就再没有跟毛主席举行会谈了。」周恩来蹙了蹙他的一双浓眉：「史达林同志怎幺这样子讲话？这样子招待我们毛主席？」萧华说：「看样子，人家老大哥是真想帮助我们搞建设。师哲说，只要是我们提出来，史达林同志都会答应。他是跟毛主席谈不下去，才这幺讲的。说你们人很多嚒，叫周恩来来谈谈。」周恩来仿佛在心里权衡着什幺，停了一停，才又问：「主席现在都做些什幺？」萧华说：「师哲也简单介绍了几句，让先向你通气，主席前一段大部分时间在看书，一大摞一大摞的看。有时晚上和大家一起看一些反映苏联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题材的电影。还是早上睡觉，下午起床。每天起床就外出去赏雪，在树林里走上半个小时，主席不怕冷。负责保卫工作的苏方上校想阻止，但主席不听。莫斯科的雪下得真大，比北京的大多了。因为事情不大顺利，主席心情不大好，发过几回脾气。又因为史达林同志说要等你到了再会谈，他们就先安排主席参观工厂和看些文艺演出，芭蕾舞什幺的。听讲近几天由王大使他们陪着，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周恩来点点头，没有再问别的，而嘱咐萧：「刚才提到这些，你回到北京后，跟任何人都不准提起，事关主席威信。这是党的纪律。你年纪轻，资格老，官做得大，要经得起新考验。」周恩来率领政府代表团一行人过境，登上了苏方的迎宾专列后，利用驶过西伯利亚大雪原的四天四晚，在车上召开了一系列大小会议。他有一个工作节目单：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为总条约；总约之下，分条约还有：关于东北中长铁路从两国共管过渡到主权归还；关于大连、旅顺口海军基地的租借期限；关于新疆矿业主权归还；关于苏方向中方派遣各行业技术专家的协议；关于援建及贷款的协议。中方请求苏方援建的重点项目，则包括炼钢厂、重型机械、地质普查、资源勘测、采矿、电力、水利、交通、电讯、造船、煤炭、石油、化工、造纸、航空、大型桥梁、军火生产、汽车制造、拖拉机制造……等一百三十六项。周恩来日夜陶醉于自己的「工作节目」中，孜孜不倦。困了，就暍两杯茅台酒、嚼一小碟花生米提神。由于各行各业的专家都带齐了，工作进展顺利。他不止一次地拍着手里的文件说：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精神，老大哥的无私援助。主权，我们将会一项项要回来；援助，从人力物力财力，我们将会一项项得到真正的同志加兄弟，所以我们在外交上要一边倒，我们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毛主席指出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团结，将会坚如盘石。这话说得多好。车过乌拉尔山、在斯维尔德洛夫车站，周恩来向已经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的毛泽东挂了电话，告上还有一天半，就可以见到主席了。电话里，毛泽东也很高兴，说就等着你来，好重开会谈，把条约谈成。维世也在我这里，她很乖，听说你要来，她很兴奋。云云。专列顶风冒雪，继续西行。在雅罗斯拉夫车站，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的王稼祥大使，登上了周恩来的专列。两位老同事、老战友见面，分外亲热。他们一直在周恩来的卧室兼书房里交谈，不时把某个部门的专家召来一起谈，多数时间却是他们两人单独谈。王稼祥自江西中央苏区时期起就把周恩来当兄长，不免谈及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他陪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去见史达林，主席当着史达林的面指责、羞辱他的事。王稼祥说：「这事他怎幺也想不通，无论从中苏关系、外交礼仪、党的纪律、党的尊严，还有历史事实，毛泽东同志都不应该说那些话，不应该在史达林和全体苏共政治局委员们面前失态，使他丢脸。所以，他决定在完成这次陪访任务后，要求中央批准他回国，他这大使是怎幺也当不下去了。同时，他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会议上澄清毛泽东同志对他的毫无依据的指责，看看王稼祥是个怎样的国际派？难道当年受党派遣，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东方部工作过的中共党员，就统统不是好人了吗？」周恩来仔细地倾听着老朋友的陈述，嘟着脸好一刻没有吱声。他没好告诉王稼祥，毛泽东同志近来是有多次失态了，曾经当着手下工作人员的面，无理指责过张闻天，后又无理指责过自己。看样子，毛泽东同志大约到了男性更年期……。周恩来离开坐椅，去倒上两小杯茅台，才过来跟王稼祥并排坐在长沙发上，边品酒边缓缓说：「历史上的那些事，早该放下了，可总也放不下哪。其实，在江西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那年，李富春同志病了，你代替他，当了红军政治部主任。要说排挤、打击过毛泽东同志的，是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秦邦宪，李德，加上我。跟他有过工作分歧的，是陈毅、项英、朱总、洛甫、谭震林。真还轮不上你。许多话，早在延安整风学习运动中就说过了，检讨了，认识了。主席在作整风总结报告时也说了：是非已有公论，旧话不要重提。可为什幺又要重提？不懂。何况，长征路上，遵义会议，你和洛甫两人是起了关键作用的，这历史不能否定。一九三七年中央派你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把王明换回了国内。你在共产国际做了大量的工作，介绍、推荐了毛泽东同志，让共产国际认可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党内的地位，记得还是你回延安在政治局会议上做的传达。这是你立下的第二大功劳……放心，这些历史，我没有忘记，相信朱总司令，少奇同志他们，都没有忘记。稼祥啊，个人情绪，个人委屈，你有，我也有哪！可是，我们党流血奋斗了二十几年，死了几百万上千万的同志，才取得了政权，有了今天的局面。每当想起那些死去了的战友、先烈，我们今天还活着的人，还能继续工作，浴沐在胜利阳光里的人，那点个人的情绪、个人的委屈，就算不得什幺了，芥豆之微，粉尘之轻喽！我有一条，说出来和你共勉吧：相让为党，相忍为国，服从领袖，热爱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王稼祥小周恩来八岁。他向来敬重周恩来的学识涵养。兄长一席话，确使他郁积心中的怨气消解了不少。但他还是不同意放弃原则和稀泥。他信赖周恩来，进而推心置腹地说：「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也为了毛泽东主席本人，我觉得我们党的高层还是应当有正常的组织生活，应当有健康的、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何人都不应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而应遵守党章和党的纪律。不然，我们人人相忍相让，而放纵一人，就很可能制造出一位新的君王。任弼时同志在莫斯科养病，多次跟我谈到他的这种担忧，担忧我们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不健康，最后导致全党走大的弯路……。主席到莫斯科快一个月了，也不是天天都忙，可他只派他的卫士长去探望过一次。弼时同志也没有来看望主席，说自己患的是传染病，不要传染给别人。看得出来，主席对他已经很冷淡。」周恩来深深地看了王稼祥一眼，过了一刻，才说：「稼祥呀，许多话，就到此为止吧。你是老同志了，有的事，不可书生意气，还是放在心里慢慢思考吧。我同意你回国，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中央已决定由洛甫来接替你，你就先到我的外交部挂职，怎样？少奇同志管干部，很快会对你有新的工作安排的。弼时的病情怎样？咳血止住了没有？到了莫斯科，我一定挤时间去看他。你要记得提醒我，我们一起去。他比我还小四岁啊，多幺坦率、正直、有本领的一位同志。一九四七年三月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为了过不过黄河，他跟主席那个吵啊，两人拍桌打椅，大吼大叫，我真怕他们两位老乡动手……。你说我不打圆尝不和稀泥，怎幺办？既要维护主席，又不能伤了弼时。少奇同志说过多次，弼时是我们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最佳人眩可偏偏就得了这个玻还抽烟抽得很凶。我劝过他多次，就是戒不掉。现在戒掉了？」一月二十日中午，周恩来的专列抵达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等到车站迎接。周恩来在李富春、王稼祥的陪同下，在车站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而得体的讲话：「我这次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兄弟邦交的会谈。」他的讲话由王稼祥大使亲自翻译，受到热烈欢迎。其实，周恩来也懂俄语，只是说得不大流利。他说得流利的是英语、法语、德语。在一大群土包子出身的中共领袖中，他的多国语言能力，确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了。苏联政府为周恩来安排的住所位莫斯科东北部，是史达林的另一幢花园别墅，跟毛泽东所住的姐妹河别墅相距甚远。由于代表团人数众多，一部分成员被安排住在市内的莫斯科大饭店。周恩来只在东北郊别墅住了一晚。为了方便向毛泽东请示、商量工作，第二天他就向毛泽东提出要搬到姐妹河别墅来祝毛泽东亦当即同意，并告诉他，楼上还有一套主卧室特意为他留着。周恩来这算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跟毛主席的亲密无间、形影不离。当着毛泽东的面，他自然不好表示什幺。等到孙维世单独来他的房间时，他就没给干女儿好脸色了，恨恨地说：「你都二十八岁了，已近而立之年，怎幺还这样不成熟？我和你邓妈妈劝过你的那些话，你都当成耳边风？现在和主席的关系发展成这样，都半公开化了，回到北京怎幺办？」孙维世却人面桃花，青春焕发。她娇嗔地噘了噘嘴，也是恨恨地说：「两个多月不见，你见到我就不顺眼？你不要吃醋好不好？我不是一样对你好过？」周恩来脸都气得发白，扬了扬巴掌，又放下了。干女儿凑近身去，大放嗲声：「你从前喜欢抱我，现在想打我？就打吧！送给你打！打呀。」周恩来推开了干女儿，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胡闹吔！他是你的长辈，你叫他伯伯，他比你大了整整二十九岁！」孙维世却不以为然：「大了二十九岁又怎样？我跟王光美同龄，王光美还不是嫁给了刘副主席？现在不是照样生活得很美满？你们不是谁也没有表示过反对？共产党人反对封建婚姻，提倡婚姻自主，自由恋爱，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周恩来听她一阵胡搅蛮缠，反而冷静下来了：「维维，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对你发了脾气。我还是要问你，会谈完毕，我们大家都要回到北京，都要面对现实，你怎幺办？如果没有人发给你特别通行证，你连中南海的大门都进不了，也根本见不到主席。这些，你想过没有？」孙维世回答：「他说过了，他要跟蓝苹脱离，他已经很讨嫌那个女人，演戏是她的生活，生活也是在演戏。他还说了，他和我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周恩来却连连摇头：「只怕不那幺简单啊，主席跟蓝苹的关系，中央政治局有过决议。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不是轻易就可以改变的。而且也不可以轻看了蓝苹，她有她的能量。我敢说，在某些方面，你还不是她的对手。不要忘记，她曾是你的老师。信不信由你。」孙维世听爸爸这幺一说，有些傻了，眼里有了泪花：「那幺，党主席就没有婚姻自由了？就不许谈恋爱，谈离婚了？」周恩来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权衡轻重，想起了什幺，于是走近去，拉起了干女儿的手：「维维，我都是为你好。有些事，我们另找时间慢慢商量吧。这次，就谈到这里吧。我只要求你，不要在主席面前表示出什幺。一如既往吧。你知道，我这次是来会谈的，来办国家大事，事关几亿人口的利益，绝不能把你和主席之间的感情纠葛搅和了进去！千万不要因此影响了主席和我的关系。这是大局。我知道，我维维的优缺点，个人感情上或有糊涂，政治是非上却从来头脑清醒。」孙维世的脑袋在爸爸的胸前靠了靠，说：「知道了，我都入党十多年了。」从一月十二日开始，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及其助手们，与苏方会谈代表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及其助手们，开始分成若干谈判小组，日夜翻译资料，起草文件，相互讨价还价，妥协让步。为了加快步伐，周恩来提出「分题会谈，齐头并进，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受到苏方的赞赏与采纳。周恩来并任命师哲为负总责的翻译综合组组长（包括文字、资料和口译），孙维世则为口译组组长，实际上是负责毛泽东和史达林之间的语言交流。由于史达林表现出了罕见的慷慨，一门心事地要对中国兄弟施予援助；由于周恩来灵活务实的谈判风格，潇洒机智的外交风度，对中国经济困境的精明把握，双方的工作量虽然相当繁钜，各分组会谈却相当顺利。苏方对中方的要求，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双方很快起草出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中苏双边贸易协定》，《关于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技术专家的协定》。周恩来率领助手们大忙特忙的日子里，毛泽东除了发出过几次诸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方面的合作，新疆问题要在条约中一并解决；东北长春铁路及旅顺口、大连的租借应当写出一个单独的协定之类的指示外，其余时间都在读书、聊天、散步。他读了一堆研究旧俄彼得大帝、法国拿破仑的著作。他有孙维世陪同，醉心于自己的阅读，而无意过问太多的俗事俗务。会谈俗务是周恩来所长，就让周恩来们去发挥、去完成吧。他与孙维世同眠同起，周恩来则视而不见，实在也是忙得连睁只眼、闭只眼都顾不上了。遇有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他还得去到毛泽东的卧室里，当着穿一袭睡裙的干女儿的面，向主席请示汇报呢。在双方会谈顺利进行之际，史达林热情邀请毛泽东领着身边的几名工作人员入住克里姆林宫，大约是为着弥补一下前一段对毛泽东的怠慢。毛泽东这回倒也乐于给对方一个面子，况且中国代表团人数众多，住地分散，他搬出姐妹河别墅后，其它人员就可集中住到那里去，跟周恩来在一起，便利工作。毛泽东领着孙维世住进克里姆林宫前沙皇的寝宫里。他对史达林说：「也好，你和我都做老太爷，具体的事让莫洛托夫和周恩来他们去闹。」当孙维世把「老太爷」一词翻译给史达林听时，史达林哈哈笑了：「我七十岁了，当当老太爷不无可以，你才五十多岁，也当老太爷？」毛泽东说：「我们各当各的，你当苏联的，我当中国的。」史达林说：「我总算弄明白了，在你们中国，皇帝不管事，靠宰相当家，难怪前一段，我们会谈不顺利，现在你的宰相来了，就顺利了。」毛泽东不置可否，只是陪着史达林一阵哈哈大笑。这也是史达林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史达林虽为独裁者，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领域均十分精明，他本人即是一名出色的谈判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次与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邱吉尔等人谈判并达成多项决定全人类命运的著名条约、协定，被西方人士称为伟大的暴君，红色老狐狸。二月十四日上午，中苏双方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隆重的条约签字仪式。史达林、毛泽东出席。如此一来，毛泽东虽然于双方会谈平庸无能，却一下子与史达林处在了平起平坐的地位上。由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互换文本。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至迟不过一九五二年年底，苏联将交还他们在中长铁路及旅顺口、大连的一切权益；还有《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将提供三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帮助新中国的建设，年利息为百分之一。中方则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十年内，逐年还本付息。等等。为了感念及回报苏联老大哥的无私援助，为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兄弟般友好下去，毛泽东、周恩来并向史达林承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县以上各级行政单位均成立半官方性质的团体——中苏友好协会，省以上大中城市则建立「中苏友好馆」，毛泽东将亲任全国中苏友好协会荣誉会长，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将任会长、副会长。以虚对实，毛泽东、周恩来给了史达林及其苏共政治局成员们以极大的心理满足和精神亨受。这个「以虚对实」的策略由周恩来提出：「我们基本上不用拿出什幺实质性的东西，只要高举「兄弟友谊」之旗，就能做到皆大欢喜。」毛泽东当即表示首肯：「开张友谊支票，何乐不为？」毛泽东于中苏两国两党的会谈碌碌无功，却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告别宴会上演出一出压轴好戏。他坚持中方的答谢告别宴会要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大都会饭店举行。史达林说：「我在莫斯科从来只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赴宴，你们的答谢宴会为什幺要到外边去举行？」毛泽东说：「我们是个主权国家，不能在你们的党、政机关内举行宴会。」史达林又说：「你们不是说过签了条约，友好同盟，就是同志加兄弟，亲如一家人了？」毛泽东说：「史达林同志，那是个表示友谊牢不可破的比喻，在中国，兄弟分了家，就属于两个独立的家庭，何况我们是两个国家？如果我们的答谢宴会没有您的出席，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毛泽东的话里带有明显的胁迫意味，表示他决心已定，甘冒史达林不出席的风险。倒是史达林几经犹豫，着眼于苏联共产党的全球战略，他太需要东方的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盟友了，最后作出让步，破例出席了二月十四日晚上在大都会饭店举行的盛大宴会。他们都是各自党和国家的独裁者。这回却是久经拚搏、日暮西山的老独裁者，让步于旭日东升、崭露锋芒的新独裁者。中国政府代表团此行既获得了经济上、政治上的实惠，又挣得了大面子。周恩来兴奋地对同事们说：「还是我们毛主席行啊，史达林同志那样德高望重，都没能拗得过他，换了我，就没有这胆识，这气魄的。」二月十七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满载而归。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兴致极高，同意了苏方的安排，冒着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一路参观工厂、军营、学校、农庄的从容归去。在北京，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手下的特工高手们，早巳对南池子大街那座古色古香四合院内的计兆祥及其秘密电台——称为北平万能台的，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所发出和接收到的密码，均被截获并破译。所以还没有抓他，是周恩来临离京时交代的：「抓一个计兆祥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要通过他的秘密电台，破获全国性的敌特组织，务求一个不漏，一网打荆」大祸临头，踌躇满志的计兆祥却毫无察觉，照常天天发报。到了二月上旬，他终于获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即将返回的信息。他立即将信息发给台北中央保密局。保密局长毛人凤立即回电命令他通知哈尔滨市的东北技术纵队马司令，准备「接客」，并告知台北的特派员将于二月八日晚上空降至哈尔滨市松花江北岸太阳岛东侧那片树林里。一切行动服从特派员的指挥。一天晚饭后，计兆祥像往常一样到胡同尽头的小店铺去买香烟抽时，突然被两名武林高手扭住，并点了他的穴道，使得他来不及咬破藏于衣领内的剧毒胶丸杀身成仁。待计兆祥苏醒过来，已是坐在威名赫赫的李克农部长面前。李克农倒是一派儒将风范，和霭可亲，把一迭被破译了的电报稿递给他过目，才轻言细语地说：「小计，我认得你已经有日子了吧？你的特殊身分我们也早已了若指掌。看看，这些都是你跟台北上司的往来宝贝吧？对我们来说，早就不是什幺秘密了。我们就是等着截获到你们台北的特派员在松花江北岸太阳岛树林空降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与东北技术纵队的马司令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碰头的房间号码等信息之后，才将你「请」来的。我们也算是同行了吧？我比你年纪大，资格老。本来，有不有你，对我们来说已意思不大。但念及你才三十出头，不忍心看到你这幺早就离开这幺美好的人间。你都还没有成家吧？现在，我只问你一句：「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你的出路还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有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还可以加上一句：「愉快合作，既往不咎，继续工作，前途光明。」」计兆祥浑身冷汗淋漓。他明白他面对的，是二十年来使得国民党中统、军统两系人马屡斗屡输、闻之丧胆的人物。他有好一刻没有吱声。李克农并没有催逼他。计兆祥知道自己面对的并不是生与死的简单选择，要是有那幺干脆、俐落就好了。吃上这碗饭的人，一旦落到对方手里，若还不从你牙缝里刮出些东西来，那精神和肉体的不死不活的折磨，将是没完没了的……。计兆祥终于哭丧着脸说：「报告李部长，我愿意改过自新，将功赎罪，替你们效劳，重新做人。」李克农部长很痛快，站起来说：「好！我们握手成交。你的任务是，按我们的要求，依你一贯的口气、方式，向你的台北上司发报并收报。任务完成之后，我保送你去华北政治大学洗脑、深造。」于是，在黑龙江省（当时称为松江省）省会哈尔滨北郊的太阳岛上，李克农手下的人马于深夜的雪地里，点起一住篝火，准时「迎接」到了从一架没有国籍标志的飞机上空投下来的两名台北保密局的「特派员」。经过突击审讯，中共的两名特工化装成两位「特派员」，手持保密局的委任嘉奖文书，如约前赴哈尔滨市松花江饭店某房间，对上了联络暗号，跟代号为「二0五」的反共救国军东北技术纵队司令员马耐「见面密谈」。当「特派员」出示保密局的委任文书，马耐被晋升为东北地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中将衔，并递上一大笔「奖金」时，马中将总司令无疑有它，向「特派员」交上了自己的东北技术纵队的成员联络图，共一百七十人名单，以供「特派员」一一封赏。马耐中将总司令并吹嘘，自己布设的谋杀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的计画，拟在满洲里、哈尔滨、长春进行三次，天衣无缝，一定不让毛、周活着回北平，云云。李克农手下的人马，还通过捕获的两名台北空投来的「特派员」，获知国民党保密局在大陆共有三支反共救国军特别技术纵队，一在哈尔滨，一在南京，一在广州。均由潜伏于北京南池子四合院内的万能台指挥。所有成员均经过了中美合作所严格的全能技术训练，专门从事重大的暗杀、爆破活动。这三支人马，均于一九四九年之前，通过各种途径，打人中共各级党政军机构内部。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抵达中苏边境站满洲里，过境换乘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北京的专列，仍是铁道部长滕代远、公安部长罗瑞卿恭迎，还有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毛泽东亲自拟定了发给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电报稿：我们一行已抵满洲里，尔后拟于海拉尔、哈尔滨、长春、四平、铁岭各停车一至三小时，到渖阳拟停留一至两天。请通知各地负责同志保守秘密，不要公开发表稍息……到北京下车时，亦只要少数党内人士（一百人左右）到车站迎接，此后再发表消息。三月四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第二十七章　江青上书陈情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的前夕，江青已将一封「陈情信」呈送中央书记处，恭请朱总司令、少奇副主席、恩来总理及毛泽东主席本人阅。江青在信末附记一言：如果书记处不便回复她，她则会将同样的信呈送政治局的每一位成员，要求政治局重新决议，确定她和毛泽东主席的婚姻关系。江青的蝇头小楷，清秀工整，是很下过一番功夫练就的。这回她甚有心计，在「陈情信」中根本不提及情敌孙维世的名字，毛、孙于莫斯科的种种；而娓娓诉说自己一九三八年以来，如何伴随毛泽东，热爱毛泽东，忠诚毛泽东，照料毛泽东。她是作为毛泽东的生活伴侣、毛泽东子女的母亲，来热爱、忠诚于自己的丈夫。她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坚贞不渝、海枯石烂、天日可表的。自进城后，特别是住进中南海之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人都可能发生变化。她和毛泽东主席的家庭生活已经受到了某些不健康因素的干扰。她作为一名党员，革命队伍里的一名女兵，为了维护党的事业，为了维护领袖的道德形象和崇高威望，本着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恳切而坚决地要求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正视毛泽东主席家庭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困难，防范不利于党的事业和领袖形象的事情发生及恶性发展。刘少奇已对毛泽东和孙维世在莫斯科「临时同居」的事有所风闻，看过江青的「陈情信」后，对夫人王光美说：「不可小看蓝苹，这回不哭不闹，却比哭闹厉害多呢。看来润芝兄也想当家庭改组派，休江娶孙，不那幺容易罗。在党内不那幺好交代。关键就看恩来的态度。这回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王光美笑说：「孙维世和我同岁，又是个戏剧家，主席是跟文艺舞台有缘份了。主席要真的娶了小孙，那不是跟周家结了亲戚？虽说不是亲生的，辈份上不是乱套了？」朱德总司令看过江青的「陈情信」后，什幺话也没有说，只是眉批下一句：「建议维持一九三八年政治局约法三章①不变，可否书记处会上一议？」一天晚餐时，朱德趁服务人员不在身边，就跟夫人康克清说了说毛泽东和孙维世在莫斯科住在一起的事。康克清江西万安人，一九二八年十七岁时上井岗山参加红军，不久跟大她二十四岁的朱德结婚，成为朱德最后的生活伴侣。康克清听老总讲完，叹了口气：「主席也是，年近花甲，还喜欢年轻的，老牛吃嫩草……。」朱德耳朵有点背，问：「你说什幺啊，哪个是老牛？」康克清说：「老夫少妻，我们江西乡下人叫做老牛吃嫩草！」朱德哈哈笑：「我比你大二十四岁，少奇比光美大二十三岁，主席比蓝苹大二十三岁，比维世大二十八岁，都是，都是，就一个恩来不是。这话你莫到外面去说，犯自由主义错误啊！」周恩来回到西花厅后院书房，才在办公桌上看到了江青的信。由于信封上写着「周总理亲启」，又落款为江青，因之值班秘书未便拆阅。至于邓颖超，则从来少进丈夫的办公室，不主动过问「公家事情」。周恩来看过江青的信，直觉得此信写得好，及时，有智能，不动声色，不点孙维世的名，却点中了问题的要害。江青不把孙维世当情敌——尽管是表面上的，实在是高明之举。这就避免了跟毛泽东公开反目，否则毛泽东破罐破摔，事情就没有了转圜的余地。此事，他无论从感情上，道义上，都要站在江青一边。他决不能去参与拆散毛、江，而成全毛、孙。他绝不愿干女儿在自己跟毛泽东之间搅和得不明不白，落下笑柄。干女儿真要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不就成了自己的干女婿，这像话吗？荒唐！滑稽！到时候，只怕谁都闹得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没有好果子吃的。再者，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烈士比他周恩来还小两岁，干女儿怎幺可以去找一个比生身父亲年纪还大十岁的人成亲？如果这要成为事实，日后便是九泉之下，也要对不起自己的老战友了。周恩来心里明白，要阻止毛泽东主席做他想做的某件事，却是个大难题，须动移山之力。毛泽东从来是个拗相公，越有人反对他越来劲。他把阻力当动力，叫做「越压迫越革命」。年轻时入读长沙师范就立下了志向：「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斗争成为嗜好，学问，并成为大师。因之二、三十年下来，党内党外，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谁也没有斗得过毛泽东。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早就认识深刻，并服输服气。可总得有人出面说话，打开个缺口呀？谁合适？少奇同志不行，少奇在主席面前从来就矮了半头似的，本身又结过五次婚，现在的太大王光美比少奇同志小那幺多，主席早就开玩笑说少奇也是个改组派；让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出面？人微言轻啊，何况任锐也不会有那个勇气，为这事，只怕连丰泽园的大门都不敢进；让邓颖超出面？份量是重一些，但以什幺身份说话？主席有耐心听？小超不行。自己出面更不行，会成为干涉干女儿的婚姻自主、干涉主席的个人感情生活，而招致干女儿的护恨，招致毛主席的记恨。两面不讨好，得罪人。不能让他们成。他们成了，不成体统。到时候他周恩来夹在中间，算个什幺人？他想起了朱德总司令。朱老总长毛泽东七岁，为人温和宽厚，从不争功争权争名，处事公正，讲原则讲党性，是党内军内上上下下人人尊重的长者，毛泽东尊称为「玉阶兄」。朱老总出面合适。相信朱老总出于维护党中央领导人的道德形象，党内党外影响，会乐于出来讲几句有份量的话。不管毛泽东主席愿不愿意听，只要总司令开了口，就不能不给面子的。到时候，少奇同志和自己在书记处会议上一附和，集体的阻力就形成，毛泽东同志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了。周恩来还摸准了最重要的一点：毛泽东厌倦蓝苹，还没有到达必欲唾弃而后快的地步；他喜欢孙维世，也还没有如唐明皇喜欢杨玉环似的，到达须臾离不开的境界。孙维世文化修养、政治修养都有其浅薄俗气的一面。她能提供给毛泽东的，不过是新鲜和刺激而已。毛泽东诗人气质，感情上还不如唐明皇专一。孙维世也不是杨贵妃。杨贵妃是个国色天香的尤物，孙维世则是位学有专长的戏剧家，有很强的事业心，很难想象她会是一位贤妻良母，对毛泽东百依百顺。当然，要动摇毛泽东对孙维世的感情，还得由江青本人去进行一些适当的活动。过去地动辄哭闹，那是女人犯贱，撒娇。这回她面临到真正的危机，倒能沉着应付，不哭不闹，可见她还是分得清轻重利害的。这两天，江青肯定会来西花厅找他谈谈，求他帮她的忙。他说话不方便……但小超可以见见她，暗示她，提醒她，去找找什幺人？什幺人合适？对了，徐特立！找徐特立老前辈。没错，徐特立老前辈可以出面劝诫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妙妙妙，真是一物降一物了。徐特立，湖南长沙人，一八七七年生，早年留学日本。一九二一年创办长沙师范学校，任校长（一九一五年毛泽东入读长沙师范）。一九一九年赴法动工俭学时，已四十二岁，是为年岁最长的留法学生。一九二四年回到长沙又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后秘密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时年五十七岁。抵延安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一九三七年徐特立六十岁诞辰时，毛泽东曾经撰文称：徐特立同志过去是我的先生，今天仍是我的先生，将来还是我的先生。进北京后，毛泽东特意安排徐老住进中南海，执弟子之礼，甚是恭敬的。想到可以让小超暗示江青去找徐特立老人出面，打消毛泽东休江娶孙的念头，周恩来心头豁然开朗了。毛、江、孙三人的感情纠葛毕竟算私事。毛泽东、周恩来回到中南海后，忙于召集一系列会议：中央书记处碰头会、政治局扩大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国政协在京委员会等等，报告此次访苏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以及中国党和政府如何回应苏联党和政府，特别是史达林同志兄长般的伟大情谊；全国政协应尽快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完成一道手续，立即批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北京市政府出面，举行大规模集会并游行，热烈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诞生；部署筹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中苏友好协会」，各级党、政、军负责人都必须兼任同级「协会」的会长、副会长、理事，并通过这些协会，做好大批苏联专家来华援助各项建设的接待服务，等等。周恩来还多次听取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汇报，批准关于统一财经、稳定物价、保障供应、打击投机倒把的各项政策措施。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江青很识趣，没有公开找毛泽东纠缠莫斯科的事。她早跟毛泽东分床，进了中南海菊香书屋院子后更是分房，两人也已经不行什幺周公之礼了。只是保留着一个家室名分。江青要的就是这名分。况且也是名不正、言不顺，不伦不类的名分。一九三八年至今，江青从未被称作「毛泽东夫人」。她一直只被党中央认作毛泽东主席的「同居妻子」，半个夫人。可就为了这半个名分，她江青也得时刻提防，小心翼翼，才不致被废了去、夺了去。因为一旦离开了毛泽东，她就凤凰脱毛不如鸡，真正的一文不名，狗屁不值了！男权社会，仍然是该死的男权社会，封建大男子主义。遵照邓颖超大姐的提示，江青去拜见了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拜见之先，她已派人将一封「陈情信」送达老人。徐老年逾七旬，鹤发童颜，身体健旺，住在中南海万字廊南边一座清静的宫院里。老人见到江青，就说：「蓝苹啊，你的陈情信写得好，差不多可以跟李密的〈陈情表〉媲美了。你的字也写得好，看得出来是下过功夫的。放心，我会去找润芝，带了这根手杖去。他已经约了我，等他忙过这两天就请我吃饭。我会问问他：「坐了党、政、军头把交椅，当了元首，就要休妻？」过去皇上休妻，还得下道诏书，摆出几条理由来。润芝摆不出几条来，我这一关他就通不过。我要问问他：「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这是《魏氏春秋》上的话，在长沙师范时我教过他的……。」当然，党和国家的大事，他是主席，我是党员，要守纪律，要服从他的领导。办这类家务事，就总还要讲个长幼秩序的，我就不管他是不是中央政府主席，既然是我的学生、晚辈，若不听长辈的忠告，那我手里的这根拐杖还是举得起的！」江青感动得破涕为笑。她半蹲半跪在地板上，两手扶着老人的双膝，仰起清丽的脸蛋，真诚地说：「徐老！您学富五车，年高德劭，桃李满天下，您老人家要是不嫌弃，就收下我这个晚辈女弟子吧！」徐特立老人连连晃手：「不可以，不可以，延安自然科学院之后，老朽不再收徒，规矩已久，断不可破例的。过去嚒，学生倒是有过一些：毛润芝、刘少奇、何叔衡、蔡和森、任弼时、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罗荣桓、蔡畅、萧三……。」一天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送朱总司令回到万字廊北面的含和堂。这又是一座清静而宽敞的四合院。朱老总儿孙满堂，的确需要这幺个宽敞的住处。康克清见总理来了，连忙上来致候，上茶，知道总理和老总有事要谈，便退下了。朱德长周恩来十二岁，二人都属狗。朱德曾说：「年龄上我是恩来的兄长，政治上恩来是我的兄长。一九二二年朱德赴德国学习军事，经由当时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介绍入党。经周恩来介绍同期入党的还有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朱德行伍出身，讲究忠义二字，终身不忘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称周恩来是他的革命领路人。后来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出现多次危机，朱德均以总司令身分出面说话，予以关照。因之二人情谊，非比寻常了。坐下之后，周恩来品着茶，表示歉意：「老总啊，开了整天会，你已经很累了，我却还想和你谈个事……。要不，你先休息，我改个时间再来。」朱德说：「坐坐坐。你当总理的，中南海里头号大忙人，要累也是你累。我管事少，比你轻松多了。是不是想谈谈主席和孙炳文女儿的事？江青有封信在我这里，我已经批了一句话，还没有退回书记处去。」说着，朱德起身到书桌抽屉里找出了那封信，递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到朱德的眉批：「建议维持一九三八年政治局约法三章不变。」他心里很为感动：「朱老总，真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啊！」朱德问：「恩来，你是去了莫斯科的，润芝和维世之间，是不是真有什幺事啊？我只是灌了些耳边风，听了些悄悄话。」周恩来点点头：「有。我到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已经住在一起了，都半公开了。我当然没法子拆散他们，男欢女爱嚒！现在的麻烦是，回到了北京，他们可能正式提出来，要求结合，名正言顺。维世是个大姑娘，润芝却还有蓝苹，不能弃之如破履。老总啊，润芝兄比孙炳文烈士大了整十岁，维世怎幺可以嫁给比自己父亲大十岁的男人？你看这事该怎幺办？」朱德拧了拧眉头：「你这做义父的，还有小超，就没劝过维世？这丫头自进了北京，就少来我家里露面了，康克清也讲她疯得没有王法。我们要对得起孙炳文啊！再说，那一来，润芝不成了你们的干女婿？算怎幺回事？你和小超也会很困难啊？」周恩来说：「早劝过了，甚至骂过。可她总不听。主席去莫斯科之前，蓝苹外出治病，她就总往主席那里凑，往那怀里投……。这丫头贱气，越大越不叫人疼了。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润芝。总司令一句眉批批出了要害：「建议维持一九三八年政治局约法三章不变。」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朱德温和地笑了：「这事，这事啊，陕北老乡有个说法，一颗萝卜一个坑。没有萝卜，也就不在乎坑了……。可事情怎幺提出来？要有个适当的机会、场合。所以我还没有把蓝苹的信批到书记处去。扩散了，都不雅呢，要慎重对待呢。」周恩来听了朱老总颇为粗俗的比喻，没有笑得起。他又把上两次毛泽东当着手下工作人员的面，分别斥责张闻天和自己的事，以及这次在莫斯科，毛泽东当着史达林同志和全体苏共政治局委员的面，斥责我驻苏大使王稼祥为国际派的事，一并说了说。朱德听得眼睛都睁大了：「有这些事？我都被蒙在鼓里。我看进了中南海，润芝是发生变化，不好的变化。可我们终归还有个党的纪律哪，组织生活原则哪！等王稼祥回来，政治局应当开一次生活会了，大家要坦率地、真诚地向润芝提醒提醒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人为善，和风细雨。恩来，你看哪？要不要先跟少奇通个气？」周恩来想了一想，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弹着：「总司令，我看事情得一件一件分开来做。先跟少奇同志通个气？不好。开政治局生活会，范围是不是大了些？事情一并提出来，会不会令润芝产生误会，以为大家串通了来围攻他，算总账……。我想，还是先开个书记处生活会，任弼时还在莫斯科治病，也不要扩大林老、董老、彭真他们了，就你、我、少奇加上润芝本人四个人开会，不提孙维世的名字，只谈江青的陈情信。这次，江青也算聪明，信写得有理有节，颇为感人，也没有提到孙维世，无懈可击。就拿总司令的这句眉批做文章，避实就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朱德嗬嗬笑了：「怪不得人家国民党的那些元老早说了，你是我们共产党内的诸葛亮罗。为了保险，还应当有位德高望重之人去找润芝私下里谈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看，我看让蓝苹去求求几位湖南籍的革命老前辈，徐特立、林伯渠都行，还有谢觉哉。徐老最合适，他是润芝当年长沙师范读书时的校长、老师。」周恩来也笑了：「总司令考虑得真周到。小超已经提醒过江青，去拜见徐老。只要徐老出面替江青说话，主席又摆不出几条说得过去的休妻理由，中南海里的一出《罗蜜欧和朱丽叶》，只怕就难于演出了。」周恩来从朱德家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只一名警卫员跟随着。走到中海西岸去，遇上踏着月色出来散步的刘少奇夫妇。刘少奇是中南海里的另一位大忙人，经常工作到深夜，才由夫人陪着出来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周恩来对刘少奇倒很随便，对王光美却又握手又问好，十足热情：「光美啊，都说你和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南海机关里，最幸福、最和谐的一对罗！」刘少奇却不苟言笑，说：「恩来，正想着明天要找你谈件事，没想到月下相逢……。我们要不现在就谈谈？」王光美说：「看你！真是见缝插针了，总理也累了一天了，有事下能明天谈？」周恩来说：「月下交谈，不累不累。要紧不要紧？」刘少奇说：「是件不大不小又不能不分心的事……。这样吧，光美，你和警卫员到后面去等等我，或者你先走走，我们只要几分钟。」王光美暂时离开后，刘少奇见周恩来的警卫员也已经跟自己的警卫员远远地站在了一起，才说：「恩来，今天散会后，毛岸英来找我。岸英说他跟父亲吵了架，父亲差点要动手揍他，被卫士长拉开了、你道为了什幺？岸英是坚决站在他继母蓝苹一边，反对父亲跟孙维世的不正当关系。岸英都哭了：家不像个家，上海还闲着个贺妈妈，又想要个孙维世，年纪比他还小，搞得这幺复杂，不清不白，他真受不了。父亲要是固执己见，要休继母而娶个小后妈，他就要在菊香书屋党小组生活会上，把事情公开出来讨论……。」周恩来心里暗暗叫好，肯定是蓝苹做了岸英的工作。这回真是得道者多助了。但他嘴里却说：「岸英这孩子也是，怎幺可以这样对自己的父亲说话？他怎幺不来找找我？少奇同志，你知道，自延安以来，岸英一向跟我和小超都是很亲近的。」刘少奇说：「我也问过岸英，为什幺不去找找你周叔叔和邓妈妈呀？你父母亲的事，向来是他们二位在当调解人、和事佬的。你猜岸英怎幺说？他说姓孙的是周叔叔的干女儿，中央机关谁不知道？为这事，周叔叔一定是伤透了脑筋，哭笑不得呀。又不是亲生的，周叔叔和邓妈妈能说什幺话？」周恩来说：「岸英从小懂事听话。都二十九岁的大小伙子了，也还没成家，谈了个对象，女方未满十八岁，主席不允许他们结婚……我真替主席高兴有这幺个谦逊好学、正直善良的好儿子。少奇同志，你对主席和维世这事，怎幺个看法？」刘少奇打火点烟，深深吸了两口，仿佛思考一会，才说：「感情上我也同情蓝苹。这个女人毛病不少，历史上也不怎幺样，但有她可怜可叹的一面；可理性上呢？我又觉得我们应该尊重润芝的个人感情。我在想，润芝近半年来，为什幺常常发脾气，有时甚至表现得不很理智？就是因为他的家庭生活不和谐，夫妇生活不太正常。他已经厌倦了蓝苹是毫无疑义的。他甚至跟自己的卫士都说过，想起蓝苹当初在上海的那些事就厌恶，恨不能永远不要见到。润芝感情丰富，平日情绪起伏较大，他需要有新的倾诉……。所以我想，从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着想，让润芝过上正常的幸福的夫妻生活，在中央领导层造成一种祥和安定和衷共济的工作气氛，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也许润芝兄跟孙维世结合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恩来，中央分工我管干部，了解的情况稍多些。我还有个担心，一个女人长期受压抑，生活在一种惊惧不安的气氛里，是容易变态的。将来一旦有了机遇，掌控了某种权力，会成为十分暴戾的人物……也许，这是我的多虑，多虑……。」周恩来倒是没有想到这一层。刘少奇思考问题，的确有他深刻、独到的一面，连主席都不得不承认呢。他也了解蓝苹不是盏省油的灯，有她很激烈、厉害的一面。但他相信，只要中央能维持一九三八年政治局的约法三章不变，蓝苹在政治上就绝不可能有所作为。何况蓝苹平日为人，小肚鸡肠，争风吃醋，好娱乐，好哭好闹，也实在是个俗物。他不禁问：「光美也是你一样的看法吗？对人对事，女性往往比我们男的来得细腻、敏感。」刘少奇断然地晃了晃手：「我从来不跟她议论党内人事，这是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