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综观女性主义的理论，有些激烈如火，有些平静如水，有些主张做决死抗争，有些认可退让妥协，但是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即女性主义思想泰斗波伏瓦所说的“第二性”。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李银河　　第一章 女性主义理论　　一、女性主义理论(1)　　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综观女性主义的理论，有些激烈如火，有些平静如水，有些主张做决死抗争，有些认可退让妥协，但是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即女性主义思想泰斗波伏瓦所说的“第二性”。　　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是如此普遍，如此持久。在这样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的社会　　结构当中，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男权制思想认为，这种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不仅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的；而女性主义却认为，这一性别秩序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永不改变的，因为它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社会和文化人为建构起来的。　　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文化当中，男性也受压迫，但是他们是由于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的成员而受压迫，而不是由于是男性而受压迫。女性则不同，除了因为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等原因之外，还仅仅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压迫。由男性铸造的社会将女性视为低下的：她只能通过挑战和改变男性的高等地位的途径来改变自身的低下地位。历史上有许多向统治集团挑战的革命，但是只有女性主义是向男权制本身挑战的。　　女性主义理论可以被划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两大类。　　女性主义宏观理论包括一些对世界和历史加以阐释的宏大叙事，如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理论原本只是将世界区分为中心地域、半边缘地域和边缘地域，分析这些地域之间的权力关系，完全忽略了女性主义的因素。但是经过女性主义的改造，增加了一些新的理论要点，其中包括不再把女性仅仅作为男性家长家庭的一个成员；不再认为家庭成员的利益总是一致的；分析女性独立的经济贡献，女性在全球经济中作为非正式劳动力、家庭工人、食品生产者的角色。　　再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女性主义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并对它做了女性主义的改造。一个最主要的改造是提出了下列论点：男权制是先于资本主义制度就存在的，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只是结束男性对女性压迫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女性主义的微观理论也是门类繁多，不胜枚举。在此试举几例：　　交换理论：这一理论指出，理性的人一向被假定为自私的、相互隔离的、无情感的行为者，而女性主义理论则做出了另一种假设，它假设人是相互连结的、利他的、有情感的。女性主义还用交换理论解释男女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男性占有了份额较女性大得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知识资源。　　网络理论：女性主义用这一理论分析性别差异与性别不平等。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男女两性由于从儿时起结识的人就不同，后来的关系网络也不同，因此造成了两性发展机会的巨大差异。　　角色理论：这一理论涉及女性的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角色冲突问题。这两种角色一旦发生冲突，女性的工作角色往往要服从家庭角色，女性因此丧失了大量的工作和升迁的机会，致使女性做事业的动力降低。女性比较集中的职业由于缺勤率高、精力投入少，因此变得价值较低，报酬也较低。　　地位期望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男女两性在进入性别混合的目标动力群体时，由于群体对男性的期望值高于女性，就降低了女性在群体互动中的自信心、威望和权力。如果某位女性想反潮流而动，群体内的两性都会反对她，敌视她。在这种情况下，性别期望模式得到了巩固。　　符号互动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的心灵、自我和社会都是通过符号交流和话语制造出来的。正如标签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女性往往在社会教化的过程中接受了社会对男尊女卑的定义，于是遇事常常会自责，取悦和讨好男性以避免惩罚，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两性之间的巨大差别。　　新弗洛伊德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儿童大多由女性抚养，无论男孩女孩在开始时爱慕的对象都是女性，因此男孩要成熟起来就必须否定母亲，女孩却不必否定母亲，结果是女孩在成为女人之后，更关注人际关系和养育性；男孩在成为男人之后，更关注个人，拒绝情感表达，总想通过在社会上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并且导致了男性在公领域的统治和仇女倾向。男女两性发展出不同的道德和理性模式，男性强调抽象原则，女性则更加关注具体情况。（Chafetz, 9-19）　　在女性主义思想史中，被列为女性主义奠基作品的共有七部（Amico, 219-221）：　　第一部是彼森（Christine de Pizan）的《女性之城》（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1405出版。该书反对仇女观点，反对关于女性的“天然”低劣性的观点。皮赞专门讨论了历史和神话中所记载的那些出色的女性的“天然”优越性。她的观点虽然有一点本质主义的味道，但是质疑了当时的所谓“客观真理”。　　第二部是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年出版。她的哲学源自法国革命，是对女性作为理性人类主体的权利的经典论述。她指出，虽然女性很温柔，缺乏抱负，有女气的狡黠，但是性别气质的区分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女性应当服从正义，而不是慈善，应当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她对将女性排除在教育之外和否定女性理性能力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一、女性主义理论(2)　　第三部是沃尔芙（Virginia Woolf）的《自己的一间屋》（A Room of One’s Own），1929年出版。她的著作倡导女性文学在经济和艺术上的独立性，女性写作的差异性和记录一般女性生活的必要性。　　第四部是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年出版。作者从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论述开始，分析了女性是男性的“他者”的处境。作为一个象　　征：女性是“他者”，母亲也是“他者”。该书还考察了生理学、历史和心理分析方面与女性有关的论述。在这部著作中，波伏瓦提出了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而为女性而是变成女性的。”　　第五部是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神话》（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出版。它虽然不是一部理论著作，但是它描绘了1950年代美国女性对家庭主妇角色的不满，批判了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中保守的结构主义，表达了当时女性要解放、要自由的强烈愿望。从政治角度看，该书作者是一位保守的改革派，而不是激进派。　　第六部是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年在美国出版，1972年在英国出版。该书批判了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文学批评为主。米利特在书中指出：军事、工业、技术、教育（主要是大学）、科学、政府机构、金融——简言之，社会的所有权力、领导位置，包括强制力量警察，全部都被掌握在男性手中。基督教神学，古希腊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都是男权制的产物。　　第七部是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1970年在英国出版，1971年在美国出版。该书指出，在男权社会中，每个女人都像太监一样被去势，以便获得女性气质，而强大的独立的女性气质才是全人类的革命性的未来。　　社会学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是1960年代女权运动的产物，在弗里丹的《女性的神话》与米利特《性政治》出版后，才真正进入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其实，一般社会学一向会把对女性问题的研究包括在内，只不过性别问题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进入主流。在60年代和70年代热闹的女性研究之后，女性研究转向了性别研究。　　从对女性地位的总体看法上，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女性的地位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最好尺度。（倍倍尔，第105页）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女性解放的程度是社会解放程度的天然尺度。在这个意义上说，女性的历史性的失败不止是女性的失败，也是男性的失败。虽然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地位高，女性地位低，但是男女两性都丧失了在平等的人际关系中生活的机会。在某些部族文化中，“自由”一词的本意是“回娘家”。由此逆推，在婆家就是失去自由的。等级和统治的观念占领了男性的头脑，导致了大规模的战争，逼迫式的进贡，普遍的卖淫和通奸，以致整个人类和所有的社会都丧失了平等和睦相处的可能性。　　人类为什么一定要追求性别平等？历史上有相当大比例的被压迫群体成员是满意的、不抱怨的，例如一些奴隶是安于奴隶生活的。美国一个种植园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奴隶主决定给奴隶自由，但是奴隶集体请愿保留自己的奴隶身份。中国也有性质类似的事情发生：改革开放后，在结束了普遍的贫穷状态，一部分男性又有了供养妻子的能力之后，有一批职业女性自愿回家做专职太太。按照这两个事例的逻辑，平等似乎并不是人们普遍要求的和不可或缺的。那么人类为什么要追求性别平等呢？原因很简单：就像有一些奴隶不愿意做奴隶一样，有一些女人不愿意忍受与男人不平等的关系。至于她们为什么不愿意忍受，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认为不平等会压抑下等人的潜能，使上等人腐败；有些人是因为不愿意在利益上处于不利地位；还有些人仅仅因为不喜欢不平等的感觉，认为它是对人格尊严的伤害。　　社会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已经使性别不平等成为不必要的、过时的制度和观念。因此出现了对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和男权制的批判。性别平等是一个无人能够阻挡的大趋势。所有想扭转这个趋势的人都显得愚昧可笑，而且势单力薄。　　二、男权制的定义(1)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大多数文化都形成了男权制，并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只有少数例外，例子有人类学家米德所研究的一些岛国和蔡华研究的我国云南省的摩梭文化。因此，可以断言，男权制是一个跨文化的现象。　　尽管女性主义理论千差万别，但是在一点上保持高度一致，那就是：男权制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恒的，它有人为建构的成分，而且是可以改变的。其实，在最近100年间，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一改变与女性主义理论家、实践家的努力有关，是风起云涌的女性运动的直接后果。　　男权制在西方学术话语中被称为父权制（patriarchy），原因大约在于从词根上讲男权制与父系的（patrilineal）、男性家长（patriarch）同源，相对于母系的（matrilineal）、女性家长（matriarch），表示一种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性不平等的制度。但是从众多的关于父权制的定义来看，父权制与男权制完全重叠，应当可以通假，视为同义词。　　下面我们看一组关于男权制（父权制）的定义：——男权制就是将男性身体和生活模式视为正式和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Battersby,10）——这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化的、不公正的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男权制包括这样一些制度（如政策、实践、地位、机构、角色和期望）和行为，它们为男性授予特权（较高的身份、价值和特权）。这些制度和行为构成了性别主义的概念框架，后者反过来维护前者，将前者合理化。男权制的核心是对男性特权和权力的维护和将其合理化。（Hatfield, 34）——长期以来最令人惊异的一个事实是，作为女性的对立面，男性的活动总是被当作绝对重要的，文化体系对男性的角色和活动赋予了绝对的权威和价值。（Lugo, et al., 19）——男权制：一个社会由男性统治，是认同男性的，男性中心的，这个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压迫女性。（Johnson, 5）——男权制（父权制）又称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所谓男性中心是指：注意的中心在于男性及其活动。（Johnson, 6）概括地说，男权制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男性统治：在一个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家庭领域中，所有权威的位置都保留给男性。用男性的标准评价女性，而不是相反。例如，想象一下在报纸上出现对总统的这样一句评价：我想知道他是否能够像女性那样做个好总统。所有人都会觉得匪夷所思，根本没有人会这样说话的。与此同时，在报纸上对一位女性总统竞选人做这样的评价（我想知道她是否能够像男性那样做个好总统）却显得那么“自然而然”，司空见惯。这就表明，男尊女卑已经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既定事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直到你把一个常见的陈述中的男性换成女性，才能发现日常生活逻辑的触目惊心的荒谬。　　男权制强调男性统治的自然基础，认为男女的差别是自然的，因此男性的统治也是自然的。男权制是一个控制女性的性别结构。男性对资源的控制限制了女性的选择。　　第二，男性认同：核心文化观念关于什么是好的、值得向往的、值得追求的或正常的，总是同男性和男性气质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用“男人”的“他”代表两性都在内的人类；男人在前台，女人是背景，使女性边缘化，把女性变为规范之外的人和例外；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前提下，把挣钱的工作当作劳动和事业，不挣钱的家务不视为劳动和事业。　　男权社会对男性气质和理想男人的文化描绘与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十分接近，如下列特征：有控制权，强大有力，有效率，有竞争性，有强迫性，爱拿主意，有理性，能自立自足，能控制情感等。女性气质、理想女性同男性气质、理想男性相比则是次等的。当然，女性的价值也不是完全被否定的，女性的美丽被视为男性性欲的对象，许多文化将女性浪漫化，尤其是将母性浪漫化。　　第三，将女性客体化。在男性事务和交易中将女性用作客体。限制和阻碍女性的创造力。不让女性接触社会知识和文化成就的很多领域。（Jackson, et al., 131-132）男权制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否定女性的性；将男性的性强加于女性；统治和剥削女性的劳动力，控制其产品；控制两性共同生育的孩子；肉体上限制女性，阻止女性的活动。社会上常见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信息总是将女性摆在次等的地位，贬低女性的角色，女性的工作、产品和社会环境均低于男性。各类传媒中的符号设计暗含对女性的贬低。社会结构安排从社会最高权力机制上排斥女性。　　第四，男权制的思维模式。其中包括两分思维，即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将所有的事物分为黑白两极，忽略中间状态。例如：阳刚与阴柔、主体与客体、浅肤色与深肤色、理智与感情、心灵与肉体、善与恶。线性思维：时间和历史都依线性前进，忽略了循环。等级思维：忽略了只是不同没有高低之分的事物。（斯坦能，第129-130页）崇尚直线发展型模式：认为现在永远优于过去。由于社会的进化和选择自有规律，如果采取社会行动、革命或改变社会秩序的行动，就会打断进化进程，导致社会的不平衡。（Ollenburger, et al., 4）　　二、男权制的定义(2)　　为什么现代社会仍然存在性别歧视？主要原因在于性别歧视深种于文化之中，这一文化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圣经·创世记》这样写到男人和女人：“上帝用从男人身上取出的肋骨造了女人，把她领到男人面前。亚当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要把她叫做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2：22-23）由于女人犯了吃智慧之果的原罪，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多多　　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3：16）让一个性别“管辖”另一个性别，这样的不公平，既没有象样的理由，也没有什么事实的依据，显得如此蛮横霸道。　　基督教认为，女性是不洁之物。德尔图主教说：“女人，为了使你不要忘记，你是使人类走向灭亡的东西，你要常常双眼含着忏悔的泪，用乞求的目光，愁眉苦脸，衣衫褴褛地度日。女人！你该进地狱之门！”他又说道：“哪怕人类灭亡，也必须选择独身之路。”（转引自倍倍尔，第51页）如果说男尊女卑的观点还仅仅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那么这位主教的言论简直就是仇女和相当刻毒的了。作为一个以爱心为本的宗教，能够对人类中的一半有如此的怨毒，真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古罗马法中有这样的条文：“女人由于心性轻浮，即使长大成人也要有人监护。”（《12法典》）直到现代，人们仍然常常把女性和儿童联系在一起，根源原来在这里。　　伊斯兰教也是重男轻女的，它主张“男人掌管女人，因为真主把他们中的一个造得比另一个更好，因为男人用财产供养女人。所以好女人是驯服的。”（《古兰经》第4章，7世纪）　　柏拉图是轻视女性的人，他说过：一个男人可能会因为胆怯或不正经，下辈子被罚做女人。在《共和国》一书中，他未来的统治者、导师不应接近女人、奴隶和下等人。他认为女人贪婪、野心勃勃，会贬抑她的后代和丈夫。虽然柏拉图说过，“从照看公共财产的角度看，女人与男人的人性是一样的”，因此女人可以作公共财产的监护人，但他仍然认为，具有这种天赋的女人少于男人，“女人在各个方面都是弱者。”（转引自Jaggar, et al., 281）公元前4世纪的《律法》一书中记载着他的话说：“女人天生的道德潜能劣于男人，因此她相应地就是个更大的危险，也许要比男人危险一倍。”（转引自史蒂布，第4页）　　亚里士多德的生理学认为：男性高于女性，女性是男性有缺陷的、发展不完备的形态。 他说：“男人天生高贵，女人天生低贱；男人统治，女人被统治。”“男人是主动的，他很活跃，在政治、商业和文化中有创造性。男性塑造社会和世界。在另一方面，女人是被动的。她天性就是呆在家中的。她是等待着活跃的男性原则塑造的物质。当然，在任何尺度上，活跃的成分总是地位更高、更神圣。因此男人在生殖中起主要作用，而女人只是他的种子的被动孵化器。”（《政治学》第一卷，公元前4世纪，转引自史蒂布，第4页）　　卢梭攻击所有的社会不公正，但忽略了其中一项：男女的不平等。在《爱弥尔》中，他写道：“男人和女人是为对方而存在的，然而他们的相互依赖性是不平等的。没有女人，男人仍然存在，没有了男人，女人的存在便有问题。女人依靠男人的感觉而活，依靠男人对她们的奖赏而活，依靠男人对她们的吸引力、对她们的美德所设定的价值而活。女人一生的教育都应该依照和男人的相对关系而计划，女人要取悦男人，要贡献给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顾男人，要安慰、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蜜且愉悦。”（转引自Watkins, 9）卢梭大言不惭的男权制观点使他成为女性主义的最佳批判目标。女性主义对卢梭的挑战不仅指向他对女性不公正的忽视，还有他对男女差异的充满偏见的描述。　　叔本华的思想深邃、睿智，但是在他所有那些充满智慧的言论中，男权制的观念和论述是一大败笔。他说：“女人本身是幼稚而不成熟的，她们轻佻琐碎、缺乏远见；简言之，她们永远不会成熟，只能是大孩子——是介于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一种中间体。”他反对女性拥有财产，他甚至将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归咎于宫廷女人的腐败。“女人从本性上来说意味着服从，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位处于完全独立的非自然位置上的女人都要直接依附于某个男人，使自己接受他的统治和支配。这是因为她需要一位丈夫和主人。”（叔本华，第477-491页）　　尼采说：所有衰退的、病态的、腐败的文化都会有一种“女性”的味道。（转引自Braidotti, 130）这是一种阴茎中心主义文化的论点，极其不公正。　　社会学创始人孔德认为：女人的制度性低于男人。　　斯宾塞的进化论和有机体论关于女性的看法强调平衡，认为男主外女主内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女人扮演好妻子母亲的角色，男人挣钱养家，就达到了社会的平衡。　　康德是在女性主义那里口碑最坏的哲学家，主要是因为他的厌女倾向和他对身体的轻视。例如他说：女性的天性完全由自然需要来定义，缺乏主见。由于这些弱点，女人需要男人的保护。由于恐惧和胆怯，女人不适宜于做学术工作。他有一次甚至说过这样无理的话：女学者的学问就像一块表，只是为了向他人展示炫耀，实际上是停摆的，显示不了时间。他说女人的哲学不是理性，只是感觉而已。他还说：只有女人想做男人，没有男人想做女人。（转引自Jaggar, et al., 40-46）由于这些言论和观点，康德成为女性主义主要的攻击对象。　　二、男权制的定义(3)　　康德强调理性和客观性，将“人”等同于男性模式，仅仅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定义女性，强调妻子对丈夫的服从，排斥女性的智力与政治权利，被认为是性别主义在哲学领域中的典型表现。在关于客观性和理性的辩论中，所谓理性完全是一副男性的面孔。女性主义挑战启蒙理性、普适性和道德共识的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也有人认为，从生态主义的视角来看，康德把女性与自然连在一起具有正面的意义　　。它为女性在生态问题上占据优势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黑格尔认为：“女人担任政府首脑时，国家就立即陷入危险，因为她们不是靠普遍标准来办事，而是凭一时之见和偏好来行事。”（转引自史蒂布，第32页）他认为，公共领域的非个人化的互动是由家庭中个人化的互动来补偿的。他的这些观点被女性主义批评为“性别的情感劳动分工”——由女性补偿男性在公共领域的艰辛。对于黑格尔，女性主义的批判角度主要在于将女性限制在家庭领域，将家庭领域的活动和道德等同于女性的活动和道德。“黑格尔是女性的掘墓人。”（Jaggar, et al., 63）而他所掘的这个墓就是“家庭”，或“私人领域”。女性主义反对将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永恒化、自然化，主张高度评价女性在公共领域的作用。　　女性主义认为，即使是为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说话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完全摆脱男权制思维的羁绊，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把生产无生命的物品当作劳动，而没有将养育孩子视为劳动。在“家庭中的自然劳动分工”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为劳动的性别分工提供令人满意的历史解释。”（Jaggar, et al., 63）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性别没有成为统治的特殊形式，独立的社会组织原则，这一点直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兴起时才有所改观。“工作”概念的性别盲点在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当代经济理论中继续存在。女性在劳动市场上仍旧被赋予较小的价值，得到较少的报酬。　　存在主义与现象学是最多关注女性主义的哲学，反对抽象、理性，强调具体的“活的经验”，包括身体和情感经验。但所谓“人的存在”往往还是“男性存在”。在存在主义现象学中，海德格尔或多或少受到女性主义的青睐，因为他反对两分思维，提出过大量的女性主义命题。即使如此，他在其篇幅巨大的著述中也从未提及女性主义。　　梅洛·庞蒂特别关注女性主义，认为人的经验是“身体-主体”，心照不宣的、感官的、感觉的知识先于明确的、有意识的知识，人的身体不是自然形成的机体，而是由“历史的观念”建构而成的。身体，特别是性，是经由历史和文化塑造而成的。性不是孤立的生命动力，不是自然的禀赋。这些思想十分深刻。可惜他的男性异性恋视角将女性的身体放在观淫的男性凝视对象的位置上，将女性的身体自然化了。（Jaggar, et al., 69）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是高度性别主义（sexism）的，有人说这是偶然的，但有人认为是必然的。他的“为其自身的存在”是主动的、自由的、升华的男性的存在；他的“在其自身的存在”是内在的、被动的、害怕自由的女性存在。　　总而言之，当所有的男权制思想家、理论家为男性统治女性的历史、现实、制度和思想辩护时，他们说的是：是上帝或是自然迫使女性服从男性的。他们通过赋予男性某些品质（理性、逻辑、智力、灵魂），赋予女性另外一些品质（混乱的情感、无法控制的性欲等），将女性边缘化。男权制的逻辑并不直接说女性什么，而是用委婉的话去掩饰真正的含义，当它想维护既存制度促使女性屈从于男性时，所使用的却是诸如“保护家庭”一类的口号。　　在当今社会，男权制思想精英不敢再公开说女性是天生的二等公民，关于有某一类人生而低人一等的话语在21世纪的话语中没有合法性。但是，性别歧视的话语和观念还远远没有退出公共话语的舞台。男女平等的事业还将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跋涉过程。　　三、同与异的问题(1)　　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史中，差异是一个最充满争议也是最重要的概念。关于在性别关系中争取平等与保持差异的论争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到底女性应当争取同男性平等还是保持差异？同与异的问题因此成为女性主义理论论争中引起最多关注的问题。　　概括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有五种立场：1、男女相异——男尊女卑，男权制，父权制2、男女相同——男女平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3、男女相异——男女平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4、男女相异——女尊男卑，文化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5、男女混合——男女界限不清因此难分高低，后现代女性主义这五种立场虽然是并存的，但是它们又是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兴起与衰落的。传统的性别观念主张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强调男女的区别和差异，并以此作为性别不平等的基础。现代的性别观念不强调男性差异，提出“男女都一样”，批判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随后发生了否定之否定，女性主义又重新强调男女差别，但是更激进、极端者为女性气质赋予前所未有的价值，发掘各种“女尊男卑”的文化、伦理和道德理念。最后，后现代的性别观念主张弱化两性的界限，以量的差异代替质的两分。　　在性别异同问题上的第一种立场是传统的男权制思想，它认为男女两性当然不同而且是天差地别，男尊女卑是再自然不过的正常秩序。这种思想观念已经盛行了几千年，是不公正、不正义的，又是十分陈旧过时的。　　在过去的数千年间，这种思想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就连许多优秀的思想家也不能免俗。如前文所引，许多以智慧、深刻著称的思想家都有男尊女卑的看法。有时我想，对前人不应过分苛责，对他们的预见能力也不能抱太高的期望。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女人终生呆在私领域中，她们在公领域中行动的能力完全无法显现。如果要求一个属于既得利益群体的成员能够意识到边缘群体的利益和要求，那是过高的奢望。前面引述的许多大思想家在性别问题上令人遗憾的浅薄看法，其实只是当时世人的一般看法而已，我们只能说它不高明，但是并不特别令人鄙夷。倒是在21世纪世事大变、女性生存状况大变之后还坚持此种立场的人，才真正不可救药。　　性别异同问题上的第二种立场是早期女性主义的观点，认为男女两性没有什么差异，因此要争取男女平等。　　女性运动第一波时（19世纪），女性主义认为：男女在本质上没有不同，由于教育等后天原因才分出了等级。因为男女原本无差异，所以男女才应当平等。波伏瓦就是从理性角度否认差异的。　　男女无差异的思想最早出现于1588年，启蒙思想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指出：“我认为男性和女性是同一个模型制造出来的。如果不看教育和风俗，两性的区别不大。”（转引自Blakemore, et al., 55）持这一立场的女性主义者即使承认男女两性有差异，也一定要强调两性的相似点超过相异点。“男人女人当然不同。但他们的不同并不像白天与黑夜、天与地、阴与阳、生与死那么不同。事实上，从自然的观点来看，男人和女人比他们同其他许多事物都更接近——比如，大山、袋鼠或可可树。那种认为男人女人之间的差别大于他们与其他事物差别的观点必定不符合自然……相互排斥的性别认同所反映出来的远远不是自然的区别，而是对自然相似性的压制。它要求这种压制，所使用的标准是男人根据‘男性’特征的地方版本；女人根据‘女性’特征的地方定义。性别的分工具有压制每个人的个性特征某些方面的作用，无论男人还是女人。”（Glover, et al., PXXIV）在性别问题上，从认为男女不同，到主张男女相同，再到强调差异的否定之否定，最早是由法国女性主义者提出来的。1970年代中期，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反对波伏瓦的观点，强调差异，强调不要用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伊丽加莱强调把政治的重心从回应式批判改变为肯定正面的与男性价值相对立的价值，在主张男女平等的前提之下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直接的原因是，她们认为此前的女性主义已经丢掉了女性的特征。　　米利特也持这种观点，她说：“男性和女性确实属于两种文化。”（转引自Glover, et al., PXXIII）这种观点既反对夸大差异，也反对缩小差异。它提出要同时反对两种偏差：阿尔法偏差是指夸大差异，认为男女有对立的相互不包容的品质和特征；贝塔偏差是指忽视、缩小差异，只看男性特征。（Herrmann, et al., 84-88）在中国，此种观点的典型表达是这样的：“女性解放历程中，关于女人有了许多新的说法，比如说‘男女都一样’，站在男性优势的角度力图抬举女人。还有当今风靡西方学界的‘后现代’，在‘反本质主义’的旗帜下坚决否认男女两性之间‘质’的差异，也是为了更彻底地解放女性——但，无论你在政治上在理论上怎样操作，男女其实仍然不同。至少在今天乃至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天生就有的‘生理’差异和不可更改的‘历史’差距仍然结构着男女两性不尽相同的‘集体命运’，男男女女仍然难以逃脱。”（李小江，第13页）“在反对生物决定论的意义上，我赞同波伏瓦的立场，但并不认为这些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于女人的社会存在‘毫无意义’。不错，它不能证明女人‘不如’男人，但它确定使得女人‘不同’于男人。”（李小江，第119页）这种观点既不赞成男女相同的看法，也不赞成抹杀男女界限的看法，既主张男女平等，又坚持承认差异。　　三、同与异的问题(2)　　第四种观点比较激进和极端，它强调男女两性的差异，并且认为在这种区别中女性属于比较高明的一方。例如：从伦理道德方面看，女性就高于男性，女性的自我牺牲、母性和关怀伦理高于男性的自我中心、残忍、看重攻击性和竞争性的道德标准。吉利根在其名著《不同的声音》中提出，过去的伦理只关注正义和权利，贬低关爱与责任，剥夺了女性的独立性，否定了女性气质的优越性。　　这种观点又被批评为颠倒过来的生理决定论。它不仅承认两性的基本区别，并且赞美它，使之纳入女性主义的政治议程。例如赞美诸如和平、关爱、养育性一类的女性特征；贬低以攻击性、好战性、毁灭性为典型的男性特征。19世纪的女性达尔文主义者甘博（Eliza Gamble）赞美“地球母亲”、“大地女神”，反达尔文之道而行之，主张女性在本质上高于男性。无独有偶，有为男同性恋者辩护的学者认为，男同性恋者比异性恋男性优越，因为他们敏感度较强，具有更多的艺术创造性，更发达的情感发展。　　艾格说：“强调男女区别，这一区别是女性最可喜的解放。她们不必再参与男性的世界，而可以超越男性的世界。男性被剥夺了非线性的想象力。”（Agger, 60）　　强调两性差异的做法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具有明显的策略动机。女性主义运动中形成了两个策略派别：差异最小化和差异最大化。例如，在争取投票权时，前者强调女性像男性的方面较多，不像男性的方面较少，因此应当像男性一样拥有投票权；而后者则强调女性的特长，比如哺育性和道德感强，因此应当拥有选举权。在20世纪60-70年代，差异最小化的一派占上风；80年代以后，差异最大化一派占了上风。（Ben, 127）　　上世纪90年代，一种新的思潮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崛起，它从根本上反对两分的思维模式，认为两性的界限其实是模糊不清的，并且主张进一步混淆两性之间的界限。对性别问题的这种看法受到后现代思潮和多元文化论的影响。　　这种观点认为，过去人们心中的差异总是分上下等级的，总是两分的。这是一种应当批判和否定的思维方式。这种理论主张：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与过去两分世界的对立政治不同，这种立场主张差异政治：人有各种差异，但是不一定是对立和截然两分的状况，而是一个以黑白为两极的充满各种间色的色谱样系统。在他们眼中，性别问题不再是简单的两极分化，而被视为一个复杂的、多侧面的、动态的体系。　　后现代的本体论否定本体性的传统模式，力图克服心灵身体两分模式，主张身体是可变的，不是天生和永恒不变的。它甚至反对女性主义早期提出的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经典区分，反对那种一向占据统治地位的普遍看法：生理性别是自然的、生理的、肉体的；社会性别是政治的、文化的。他们认为，就连生理性别也是经由社会建构而成的。　　在同与异的问题上，强调差异曾是法西斯主义把人分为等级的基础，差异实际上就是“不如”。生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低级。同异问题上的两难来自现实生活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否定差异是不对的，因为男女两性的需求是有差异的，需要不同的对待。这主要表现在生育、哺养孩子方面的差异。但是如果承认两性差别，似乎又为男女不平等的现状找到了依据。　　在我看来，性别的异同问题其实可以按照一个简单的原则来处理：争取两性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但是承认并保持其他方面的差异。将性别问题上的立场区分为战略和策略两个层面：在短期的策略层面上，强调男女两性的同一性，以争取现实生活之中两性的平等权利；在长期的战略层面上，消解男性与女性的性别身份，保留个人的差异，为丰富多彩的个性的实现创造充分的条件。　　第二章 女性主义运动　　一、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1)　　1、运动的兴起　　早在大规模的女性运动出现之前，西方社会中就有一些零星的女性主义思想和代表人物出现。在欧洲，有人已追溯到中世纪。据说从15世纪开始，已经可以听到一些女性的声音。据西方学者考证，全世界第一位女性主义者是前文提到过的法国的彼森，她的生卒年份为1364年至1430年。　　在17世纪，英国的艾斯泰尔(Mary Astell)成为那个时代最激进也是最系统的女性主义者。她的行动被誉为英国第一次稍具规模的女性主义抗争。这次抗争的形成原因是，英国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工厂里出现了女工，社会的性别劳动分工 (男主外女主内) 发生了变化。艾斯泰尔提出的一些主要观点是：第一，女人虽然要服从丈夫，但并不一定要承认他高于自己；第二，对男权的服从不可以延伸到单身女人身上；第三，受过教育的女人应当避免家庭奴役，也就是避免结婚；第四，女人的生活目标不应当只是一味追求美貌以便吸引到一个男人同自己结婚，而应当注重改进自己的灵魂；最后，她提出应当建立女性自己的社区，过一种摆脱了男人的生活。此外她还指出，男女有同等的理性能力，两性应当受到同等的教育，以便在社会生活中运用其智慧。(转引自Bryson, 15-16)　　在欧洲大陆，女性运动的源头一般被认为来自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思潮的影响。18世纪90年代，巴黎出现了一些女性的俱乐部，她们要求教育权和就业权，著名女性活动家玛丽·戈兹 (Marie Gouze) 代表她的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个“女权宣言”，主张自由平等的公平权利不能仅限于男性。她在法国大革命后期遇害，女性俱乐部也被解散。在以后的年代中，女性组织一再重组，但总是遇到男权社会的敌意，有时甚至激起暴力冲突。　　女性的可悲地位是由特殊的社会与文化因素造成的，因此，女性运动的任务就是向既存秩序挑战，改变既存秩序，提高女性地位。　　关于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始于何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它始于19世纪后半叶，历时约70余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最高点；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在20世纪初年。目前人们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波发生在1840年到1925年间，运动的目标主要是为了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1848年7月19日，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村的韦斯利安卫理公会教堂，召开了美国第一届女性权利大会。会上通过了一份《权利和意见宣言》。大会的主要组织者是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被后人称为“女权运动之母”的莫特 (Lucretia Coffin Motl)、斯坦顿 (Elizabeth Cady Standon) 和安东尼 (Susan B. Anthony)。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美国女权运动的正式开始。　　1859年，英国第一个女权组织“朗汉姆女士”(Ladies of Langham Place) 成立了“促进女性就业协会”。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中最著名的领导人是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她是第一代女性运动的活动家。她提出两性充分平等的要求，包括两性平等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反对贵族特权，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她主张，女人应当不再受制于她们的身体以及由身体所带来的情感。她的名著《为女权辩护》成为女性运动的经典。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女权辩护》一书中为女性要求工作权、教育权、政治权和投票权。她激情澎湃地说：“我久已认为，独立乃是人生的最大幸福，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即使我生活在一片不毛之地，我也要减低我的需求以取得独立。”（沃斯通克拉夫特，第9页）　　她还激愤地指出：既然女性不是一群寿命短促、微不足道的人，为什么要使她们保持无知的状态而美其名曰天真呢？这样劝告我们，要我们仅仅成为文雅的家畜的人，把我们侮辱得多么厉害啊！例如，他们十分热心而又经常地劝告我们：要有迷人的温柔，要用服从来取得支配权。这是多么幼稚的说法。一个堕落到用这种阴险方式取得支配权的人是多么不足取啊。她认为，自从远古时候起，男人就觉得使用他的实力来征服他的终身伴侣对他有利，并且用捏造的事实来说明她应该甘受压迫，因为整个宇宙都是为了他的便利和享乐而创造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第23-32页）她的思想就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漆黑的夜空，在当时沉闷的性别秩序中造成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中还有两位值得提起的代表人物。一位是泰勒 (Harriet Taylor)，其代表作是《女性的选举权》；另一位是穆勒 (John Stuart Mill)。穆勒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波时最著名的女性主义男性学者，他于1869年出版了一部以《女性的屈从地位》为题的著作，提出女性没有理由被排除在领导职位之外，并提出只有在女性有了选择自由之后，才能知道她们的“自然”能力是什么样的。这两部著作也被视作女性运动的经典之作。　　穆勒以一种英国式的高度理性态度来看待两性平等问题。他冷静地分析道：如果男人对女性的权威在最初确立时曾是有意识地比较了组成社会的政府的不同方式的结果；如果在试行了社会组织的其他各种方式——女人驾驭男人、双方平等以及可能设计出的诸如混合的和分离的方式——的经验证明了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这种方式，即女性完全受男人管理，公共事情不许她们过问，私下里，每个女性对她的命运所宗的男人只有法律上的服从义务，是对于双方幸福和安宁最有利的安排；那么，它的普遍推行就相当可能被认为是种证据，证明当它被采用时，它是最佳方案，虽然在当时选择它的种种考虑可能像很多原始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一样，随着时代的推移不再存在。但是，这个问题的情况在各方面均与之相反。（穆勒，第258页）他的意思是，那些“如果”并未发生，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并没有经过比较和实验，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男尊女卑的秩序和等级的实行是人类两性关系能够选择的最佳方案。　　一、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2)　　穆勒论述道：在早期，男性的大多数以及女性的全体都是奴隶。许多时代逝去了，其中也有高度文明的时代，没有一个思想家有勇气对这一种或那一种奴役状态的合理性和绝对的社会需要提出过质疑。后来，人类终于废除了对男性的奴役制，对女性的奴役也逐渐变成了一种较温和的依附形式，但是它并未失去其残酷无情的渊源的污点。（穆勒，第259页）穆勒还独具慧眼地深刻指出，在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这件事上，拥有权力者比在其他事例中的拥有权力者有更多的防止反抗的手段。每个从属者生活在主人的眼皮底下，也可说几乎是在他的手掌之中，同他比同自己的伙伴亲近得多，没有联合起来反抗他的手段，没有哪怕是局部征服他的力量；另一方面，却有寻求他的欢心，避免得罪他的最强烈的动机。”（穆勒，第264页）穆勒认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已经被当作一种“自然”的秩序被人们普遍接受下来。“不自然，通常的意思是不习惯，一切惯常的事都是自然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女性从属于男人是个普遍的习惯，任何背离这种习惯的事就自然地显得不自然。”“男人对女性的统治与其他形式不同的在于它不是暴力的统治，它是自愿地接受的，女性不抱怨并同意参与。”（穆勒，第266页）穆勒痛恨那种“男人从小就可以不凭任何本事凌驾于女性之上”（穆勒，第342页）的状况，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不正义的状况。他所期待的现代社会的理想的两性关系是什么样的呢？“什么是现代世界的特点，即区别于早已过去的时代的现代制度、现代社会观念、现代生活呢？那就是：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生活地位，并不可改变地被钉在那个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机会去获取他们最期望的命运。”（穆勒，第269页）穆勒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当时自由主义思想家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他身为男性，本已享有了这个特权阶层的一切便利，却能够为当时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弱势群体仗义执言，十分难能可贵。他写于100多年前的著作至今被人们提及并被各种文字翻译介绍到世界各地，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思想所蕴涵的巨大生命力。　　1897年，一位名叫胡德伦斯的加拿大农业工人的妻子在初生婴儿死后，认为孩子之死是由于她无知和不会照料造成的，她以亲身经历向安大略城的100多名女性做了报告，讲明女性应当学习科学知识，组织起来，安排好家务活动。她的讲话被英国和北美女性当作了她们的组织——女性协会的宣言。　　1915年，英国女性协会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协会在各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至此进入高峰期。　　2、运动的目标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的第一个目标是为女性争取选举权。在早期，女性运动还只是提出男女应当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到后期的选举权运动中，已经有人提出了“女性优越”的观点。在争取选举权的女性运动中，还出现过一种反民主的倾向，害怕“无知大众”，要求将选举权限制在识字者当中。　　美国女性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男权主义者甚至用医学观点来为自己反对女性选举权作辩护。例如，马萨诸塞州的立法者曾宣称：“如果给女性选举权，你就得在每个县建立疯人院，在每座城镇建立离婚法庭。女人太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不能介入政治。”(转引自埃伦赖特等，1993年)尽管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女性运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还是相继取得了成功：第一个为女性争得选举权的国家是新西兰，那是在1894年；第二个是澳大利亚。1914年，芬兰和挪威女性取得选举权，其他欧洲国家女性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了选举权。英国女性的选举权是分两步获得的：在1918年，30岁以上女性获得选举权；到1928年女性才最终获得同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在美国，最早争得女性选举权的是怀俄明州 (1868年)；其次是犹他州 (1870年)；1914年，通过相应法律的州增至11个；直到1920年8月，美国女性才获得完全的选举权，这一权利被载入美国宪法的第19修正案。　　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中的第二个争论焦点是：女性应不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应该受什么样的教育。各国女性纷纷提出实现受教育权利的要求，女子学校大量涌现，很多女童直接进入原来只收男童的学校。在19世纪中期，女性主义者们曾就女童的教育内容应不应与男童一样，男女学生的考试内容应不应当相同等问题展开辩论。在1868年，剑桥大学为女生提供了单独的考试。这一作法在女性主义者当中引起激烈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事演变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些学校为招到更多的男生，不得不将女生的录取分数线提高。回想当年人们为女生的学习能力和能不能与男生参加一样的考试而争论过，真是恍若隔世，令人感到从女权运动的先驱为女人争取受教育权到如今，世事已经有了多大的变化，女性教育已经走了多么远。　　当时的人们还为女孩应不应当上家政课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有学者认为，这一争论更多涉及的是阶级问题而非性别问题。因为只有中产阶级的女孩才有学习以持家为目标的家政课的需要。　　一、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3)　　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的第三个焦点是女性就业问题，尤其是已婚女性的就业问题。在19世纪，一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认为，女性赋有与男性不同的特殊素质，比如生育和抚养子女就是女人的天性，因此女人的天职就是留在家里生育和抚养儿女。女性到社会上就业之后，工作和婚姻的矛盾变得突出起来，于是有的女人就用保持独身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这并不能在广大的人群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当时关于女人尤其是已婚女人要不要就业的争论十分激烈。争论围绕着下列两个问题展开：女人婚后还应不应该工作？女人　　作母亲之后还应不应该工作？许多希望出来工作的女性对于必须在工作和家庭中选择一项感到不公平，她们提出，男人可以同时拥有工作和家庭，为什么女人就不可以？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提出：为了经济独立，所有的女性都应当在劳动市场上与男人作自由平等的竞争，争取同工同酬。　　在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进入尾声时，女性在选举权、教育和就业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它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选举权；女性教育广泛开展；女性就业增加。但是，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因此，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的其他目标还包括为女性争取在婚后保留财产的权利；在婚后保留自己工资的权利；不受丈夫虐待的权利；为女性争取儿童抚育费；提高女孩同意性交的年龄线等。19世纪美国女性运动的一项内容就是把强奸法的幼女年龄线从18岁提高到21岁。强奸法规定，不允许同未成年者发生性关系，即使她本人同意，如果没到“自愿年龄线”(the age of consent)，她的同意是无效的。这个时期女性运动涉及的问题还有产假问题和堕胎问题。　　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波除了一般地要求女性权利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个是女性运动要求净化社会，它赞同书刊审查、删改制度，反对卖淫，有一种带有那个时代特征的禁欲或“反性”的色彩，它提出的一个口号是：女性投票，男性贞洁。但是也有例外，女性主义运动领导人斯坦顿就是一个例外，她曾经说过：健康的女人和男人一样充满热情。　　女性运动的另一个特征是对家庭价值和女性道德水平的强调，认为女性的高尚道德可以改造男权制的政治世界。这一点被认为是后来的文化女性主义的最早表现。　　还有一个特征是，在这次运动中，社会主义者与女性运动之间是有界限的。一些早期社会主义者当中原本是有女性主义思想的，如俄国革命时的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她主张结婚自由、离婚自由、性自由等两性平等的价值，但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她就遭到批判。斯大林实行的是“强化家庭”、批判“自由恋爱”、鼓励生育的政策。1936年，苏联通过了反堕胎法，反离婚法，并且使同性恋非法化。（Watkins, 92）从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女性主义的思想和观点被视为越轨，被排除在主流政治文化之外。　　3、各国女性运动的特色　　在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中，女性运动的各种力量之间存在着策略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各国的女性运动也有着各自的特点和差别：在英国，女性运动与工会运动相呼应；美国的女性运动却不具备这个特点。在英国，女性主义一直同马克思主义保持着密切关系；在美国却并非如此。美国女性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平等权利立法；英国女性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福利立法；澳大利亚女性运动则具有二者兼备的特点。　　20世纪初，德国女工运动的声势较西欧其他国家更强大，德国女工是女性运动的先锋。1920年，独立党女成员吉尔拟定了一个救济计划，内容包括生育前后要给女工8周休息时间；在此期间照发工资；对产妇和哺乳母亲发放除医疗救济之外的救济金等。经过长时间辩论，得到批准的计划包括如下内容：第一，每个参加保险的女工在分娩期间总共可得50马克的救济；第二，分娩前四个月和分娩后六个月，每个女工每天可得1马克50芬尼；第三，分娩女性可得25马克医疗费；第四，哺乳期母亲12周中每天可得75芬尼。　　在这个时期，英国女工的斗争集中在保护女性儿童权益，争取男女同工同酬；要求给分娩女工六周休息时间。她们的斗争并未立即获得成功，而是经过反复斗争才取得进展的。瑞士和意大利女工也参加了罢工斗争。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荷兰、西班牙女工运动的一个共同特点则是积极参加选举，参与政治。　　有的国家的女性运动还从女性角度提出反战口号。1915年，荷兰女性在国际女性大会上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由男人发起的战争”，认为这场战争使女人成为受害者。　　在俄国，中产阶级女性提出了与西欧女性运动相似的口号，那就是开展女性教育，主张女性就业，要求在法律上和选举权上的男女平权。　　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是强调家庭价值、反对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主张的，希特勒臭名昭著的言论是：“女人该呆的地方是床上、厨房和教堂。”（Watkins, 98）女界对于30年代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女性政策的评价是不一致的，一种意见认为，当时的政策的基调虽然是种族主义的，但对女性是好的，国家奖励母亲，褒扬家庭，使生育受到了尊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当时的政策将女性降低为仅仅是一个母亲，实行严厉的反堕胎法和反绝育法，实际上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婚姻家庭生活之上，仍旧使女性处于无权状态。　　一、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4)　　在中国，最早的民间女性社团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前，有两件发现于敦煌的古文书证明，早在五代后周恭帝显德六年 (公元959年)，中国就有了由女子组成的以自护、自助、自娱为目的的民间女性社团“女人社”。(大成，1993年)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女性运动的主要内容有：要求女子参政权；兴办女子实业；争取女子社会权利，如放足、剪发、入学与婚姻自由等。讲到中国近代女性的觉醒，不能不提及西方教会到中国办女学的影响。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会员、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课程有圣经、国文、算术等，并学习缝纫和刺绣。这是近代外国人在华设立的最早一间教会女学。据不完全统计，到1876年为止，基督教教会创办的女子教育机构有：女日校82所，女寄宿学校39所，学生共计2000多人。1878至1879年间，天主教会办的女校仅江南一带就有213所，学生达2791人。而当时中国人自己还没有创办任何女子教育机构。(王新田，1990年)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就是从兴女学开始的。我国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校是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学。1902年，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当时的女学大多集中在江苏、上海等发达地区。除教会女校学生外，1906年全国有女学生306名；1907年为1853名；1908年为2679名；1909年为12164名；1915年，增至180949名。从全国范围看女子初等教育，1907年全国共有女校391所，学生数11936人，占学生总数的2%，到1918-1919年度，全国初等小学女生达190882人，占初等小学生总数的4.3%。(韩志俊等，1989) 女子受教育无疑是中国女性觉醒、摆脱传统女性生活方式的第一步。　　1903年，中国最早的女性组织“共爱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据统计，参加同盟会的女知识分子约有200人，其中有姓名可查的有105人。当时，女性运动精英创办的女子报刊共有40余种，如秋瑾于1907年创办的《中国女报》，燕斌于1907年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陈撷芬于1902-1903年创办的《女报》等。她们还发起参政运动，争取参政权利。这一运动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成立为其标志。该会提出以下9项政纲：1、男女平权之实现；2、女子教育之普及；3、家庭女性地位的向上；4、一夫一妇主义之实行；5、自由结婚之实行与无故离婚之禁止；6、女性职业之励行；7、蓄妾及女性买卖之禁止；8、女性政治地位之确立；9、公娼制度之改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女性运动领袖是秋瑾，她提出了在当时看最完备的女性解放思想，其要点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要求实现男女平等；第二，要求婚姻自由；第三，反对女子缠足；第四，提倡女学和主张女性经济自主；第五，主张女性走向社会，参与国事。(沈智，1991年) 1912年，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由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尚武会、湖南女国民会等联合而成；同年，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亦宣告成立。　　1912年，袁世凯政府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袁政府教育司长史宝安声称：“女子参政不适合女子生理及本国国情，女子以生育为其唯一天职”；袁世凯还曾悬赏万元通缉女性运动的领袖人物唐群英、张汉英等。(马庚存，1991年) 这一史实反映出当时女性运动的高涨和运动阻力的强大。　　中国革命中，一批女性领导人除了一般的革命目标外，还提出了女性解放的独特目标。1913年，宋庆龄发表了《现代中国女性》一文，指出：“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女性将与男子并驾齐驱。”1924年11月，宋庆龄在日本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做了关于女性运动的讲演，她说：“女性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女性，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从她对理性的强调，可以看出她当时的思想接近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随后发表的关于女性的论述中，她越来越倾向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即把女性的解放同阶级斗争、革命联系在一起。例如她指出：“女性是国民一分子，女性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一部分，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女性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女性自身的自由平等，女性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她又将女性运动同阶级斗争的关系阐释如下：“我们不但应当反对男子压迫女子的举动，我们并且应当反对女子压迫女子的举动，我们假使一方面反对男子的压迫，一方面凭借特殊的地位欺凌我们同类的贫苦女性，这种矛盾的举动，只有使女性的地位愈加堕落。因此，女性要求平等，应当先以平等待同类，打破富贵贫贱的阶级界限。”(转引自程绍珍，1991年)4、革命中的女性问题在中国和苏联革命中，女性问题从来都是同阶级问题一起被提起的，女性解放一向被认为是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职业革命家当中，倍倍尔是对女性问题发表过重要意见的人物。他出版了《社会主义和女性》一书。这部出版于1878年的著作被认为比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影响更大，对女性运动的影响更为直接，虽然后者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对女性问题的经典之作。与恩格斯相同的一点是，倍倍尔也认为，女性的受压迫状况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最终结束这一压迫。到那时，家务劳动和子女的抚养将成为集体的事。倍倍尔认为，没有性别的社会独立与平等，就没有人类的解放。既然历史上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是与私有制同时发生的，那么女性的完全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实现也只有在一群人统治另一群人——资本家统治工人——的社会消亡时，才能最终实现。他比恩格斯更深入一步地提出了非经济因素性质的压迫，其中包括性道德上的男女双重标准，传统女性服饰的禁锢人的作用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从母系继承转变为父系继承是女性的最大失败，而女性体力上的弱小是她们丧失权力的主要原因；倍倍尔在这一因素之外又加上了生理因素——女性的生育功能。　　一、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5)　　克拉拉·蔡特金是重视女性问题的另一位革命领袖人物，她认为，女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一样，最终将是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的事业；她担任书记的共产国际女性书记处的任务就是要吸引劳动女性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蔡特金是“三八国际劳动女性节”的倡导者。她认为，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女性和她们的丈夫一样受资本的剥削，所以，无产阶级女性所反对的不应当是本阶级的男子，而应当与他们一起共同投入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雅写了一部著作《女工》，她提出，女工加入劳动大军是最终的进步，因为只有通过参与到阶级斗争里面去，女性才能最终获得解放。她还从另一角度鼓励女性参加劳动大军，那就是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由于列宁和共产党认定经济独立是女性解放的前提和第一个步骤，而女性要获得经济独立就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所以俄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一直非常重视女性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为了使女性充分就业，避孕和堕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当时的苏联政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堕胎合法化的国家 (1920年)。　　关注女性问题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前文曾提及的科伦泰，她一开始并未注意到女性问题，只是当她感到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的威胁时，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她认为，资产阶级的女性运动是自私的、利己主义的，应当由无产阶级男女的团结来取而代之。可是到了后来，她转而批评社会主义的实践，因为她发现，女性的需要被男性统治的党的等级制边缘化了。于是，她要求在党内建立独立的女性组织，争取将女性问题挤进政治议事日程。她出任社会福利部长之后，为女性争得了法律独立权、婚姻平等权、合法堕胎权、男女同工同酬、由国家提供的母婴健康保护以及家务劳动和育婴的部分社会化。　　科伦泰还以其性观念而变得十分有名，她认为，社会主义改变了两性关系的性质，过去的资产阶级道德是虚伪的、不平等的，新的道德应当建立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人们一向都以一夫一妻制为性的最佳形式，但她却宣称，性的排他性是危险的，认为它对女性自身和社会福利都造成了威胁；再加上她对革命成功后那个混乱时期的性试验抱有同情态度，因此被人称为“杯水主义”，意指可以像解渴一样解决性欲问题。她指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排他性的和全封闭式的爱情，因为两个人之间的深爱就其本质来说必定是反社会的，它会使这一对情侣与更广大的社区隔绝开来，降低他们对一般社会公益的兴趣。因此，这种关系在新的社会中将成为不必要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隔绝状态的残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在情侣关系中有爱情和亲密关系，除此之外哪里也没有；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应建立在伙伴关系和人们的团结友爱关系之上。因此，亲密情感的享受不能被限制在家庭和性关系的范围之内，性爱应当成为人类扩大的爱的能力的一部分，它将是集体的快乐而非个人的快乐。性爱不是简单的动物行为，不是仅仅建立在肉体吸引的基础上 (她称此种情况为“无翅的爱神”)；而是要富于敏感和同志式的平等爱情，恋爱双方应当分别保留各自完整的自我以及对集体的忠诚。(转引自Bryson , 139-140) 科伦泰的性爱观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不现实的、过于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的。在革命胜利后的短暂浪漫狂欢时期过后，科伦泰就消声匿迹了。　　在中国，早在1922年，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制定了关于女性问题的第一个文件《关于女性运动的决议》，其中也表达了女性运动是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女性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女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决议确定的当时具体斗争目标是：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在1928年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又进一步提出许多关于农妇本身利益的具体要求，如承继权、土地权、反对多妻制、反对年龄过小之出嫁 (童养媳)、反对强迫出嫁、离婚权、反对买卖女性、保护女雇农的劳动等。尽管女性有一些具体要求，但女性的利益与革命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女性的解放始终被视为更为重要的阶级解放的一部分。　　关于中国革命与女性的关系，西方女性主义者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采取了同男权制妥协的策略，因此这一革命是以牺牲女性为其代价的。著名女性主义者丝黛西 (Judith Stacey) 和约翰逊 (Kay Ann Johnson) 等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这种批评对中国的情况相当隔膜。在中国，革命的目的只是夺取政权，保持政权，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直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一些子群体的利益，如工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女性的利益，在革命中从来都没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因此，革命并不会为农民的利益牺牲女性的利益，因为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在革命的眼中是不存在的。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也只有官和民这两大阶层，一向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利益集团。用西方的利益集团分析法来解释中国的事情，难免有隔靴搔痒、文不对题之感。　　二、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1)　　一般认为，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本世纪的60-70年代，最早兴起于美国。也有人认为，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　　1、运动的基调　　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主要目标是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认为当时　　虽然女性有了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但是表面的性别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性别不平等。这次女性运动的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女性运动要求各个公众领域对女性开放，缩小男性和女性的差别，使两性趋同。当时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应当克服自己的女性气质，努力发展男性气质，其中包括攻击性和独立性；她们不赞成母性是与生俱来的，也不赞成女性在道德上天生高于男性；她们否定女人缘于作母亲的经验就在性格上与男人有了根本的差异这一论断，而是认为许多男人也很温柔，甚至更爱照顾人；这些特征和气质不是先天的遗传，而是后天培养的结果。　　在女性运动第二波到来之前，也就是在两次女性运动之间，波伏瓦是女性主义唯一的声音。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后来成为女性主义的圣经。在《第二性》一书中，波伏瓦除了论述“女性”的处境之外，还提出了“他者”和“他者性”的问题。但是在70年代末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看来，波伏瓦是认同男性的、生殖器中心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她的思想已经被人们抛弃了。人们现在赞美差异，认为波伏瓦把女人描绘为与男人完全一样的进入男性领域的人是对女性评价过低，她的两分思维方式以及她对女性身体的厌恶和仇恨，是没有高度评价女性品质的表现，究其思想根源是她接受了萨特的哲学框架。她的“独立女性”的形象是无子女的不婚的职业女性，而这一女性形象受到高度评价女性特征的人们的批判。　　波伏瓦的《第二性》虽然发表较早，但它对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部著作中，波伏瓦用大量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及轶事材料证明：女性自由的障碍不是其生理条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她的最广为人知的观点就是：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在这一点上，波伏瓦的观点与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致的；她们两人观点的区别在于，波伏瓦认为女性解放与作母亲这二者无法共存，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却认为这二者是可以兼容的。这并不是因为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的时代女人还无法避孕，无法轻易作出过单身无孩生活的选择，而是因为她十分看重女人的生育能力，把这一能力称为“女人生存的伟大目标之一”。(转引自Chapman, 203) 波伏瓦则把强调生育视为女性受奴役的直接原因。她指出：“母性毕竟是使女性成为奴隶的最技巧的方法。我不是说每一个作母亲的女性都自动成为奴隶——可以有某些生存方式使母性不等于奴役，但现代的母性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人们仍然认为女性的主要工作便是养育小孩，女性便不会投身政治、科技。进一步说，她们便不会怀疑男人的优越性。……我们几乎不可能告诉女性洗碗盘是她们的神圣任务，于是告诉她们养育孩子是她们的神圣任务。”(波伏瓦，牧原编，第263-264页)　　波伏瓦认为，人们已经接受了两性之间的既存关系，“把它看成是基本的和自然的，以致于最后再也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我想，几个世纪以后，当人们发现我们社会中女性所处的境遇，也会感到无比的惊奇，就像我们现在发现雅典民主政体中的奴隶制时所发出的惊叹一样。”(波伏瓦，牧原编，第76页) 波伏瓦在书中指出了男人如何将自己定义为自我 (self)，而将女人定义为他者 (other)；如何以男性为主体，以女性为非主体。她犀利地指出，世上只有一种人性，那就是男性；女性只不过是从男性的偏离；这个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英文中，man可以指称男人，也可以指称人类；woman却只能指称女人，不可以指称人类。在这种指称方式背后，是对男女两性不同评价的文化积淀：女人只是人类中的一部分，但男人可以是全部。中文的“他”和“他们”也是这样：用这两个词可以指称男人，也可以指称略去性别的人类；但是“她”和“她们”却只能指称女人。由此得出男性是主体、女性非主体的结论并不太过分。　　波伏瓦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并不把女性的解放运动当作一种非历史的行动，而认为，只有在现代的生产形态下，女性才能释放其自由自主行动的全部潜力。波伏瓦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运用于对女性状况的分析和研究之中，那就是对一切现存的习俗、价值和信仰置疑，反对个人命运天定的思想，认为无论是传统的期望、早年的经验，还是经济条件，都不能规定女性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她既反对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特性的许多论断，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关于女性解放的途径，她更强调个人的努力，而非整体的行动，她认为，尽管现存的性别压迫是结构性的，解决问题却要靠个人战胜环境的努力。她提出了三种途径：第一，女性只有到社会上去工作，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二，成为知识分子；第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以便最终解决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的冲突。　　二、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2)　　尽管有人从不同的立场批判波伏瓦，例如那些对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立场难以苟同的人们就曾批评她试图用个人主义的办法来解决集体的问题，忽视了工人女性和农民女性的问题；但是她的《第二性》一书在女性主义和女性运动中的经典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这个时期女性运动中另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著作是费尔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的《性的辩证法》。这部著作被认为是生理本质主义的代表作。费尔斯通在这部著作中表达了　　这样一种观点：生育机制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像波伏瓦一样，费尔斯通也认为，男女两性的区别并不必然导致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统治，主要是女性的生育功能导致了两性权力的不平等——在孕产期，女人的基本生活来源要依赖于男人；人类的婴儿比其他物种需要更长的育婴期；母亲和婴儿的相互需要与依赖；以及建立在生育生理区别基础上的性别劳动分工。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如果用技术改造生育机制，使生育得以在女体外进行，女性就可以从这一生理角色当中解放出来了。她认为，改造儿童抚育机制和有酬工作机制都不能最终解决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只有重建生育生理机制，女性才能最终获得解放。　　同费尔斯通持相同观点的女性主义者列举了不生育的许多好处，例如它可以给女人更多的时间过自己的生活；她们还提出，生育的生理不应当决定女性的生活，女性应当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个人的决定；不生育的女人可以同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和交流，也可以去过集体生活或领养孩子。　　不少女性主义者很不同意波伏瓦和费尔斯通对生育问题的看法。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中的著名女性主义者米歇尔 (Juliet Michell) 就批评了波伏瓦把母性当作一种“可能的存在主义主题”的观点，她甚至说，“严格地说，《第二性》不应当被算作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的一部分。”(转引自Butler and Scott, 58)　　如果说波伏瓦的《第二性》是横空出世，那么弗里丹 (Betty Friedan) 的《女性的神话》就是凝结了空气中已经弥漫的东西写作而成的。这部著作成为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兴起之时对当时女性心中所想的事情的最杰出的表达。到1970年时，这本书在英美两国已销到100万册以上，还有各种文字的译本。它是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它的千言万语如果用一句最响亮的话语来概括就是：对家庭主妇的形象说一声“不”！弗里丹在书中提出，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女性是生气勃勃的，但在战后却沉湎于舒适的家庭生活，只想作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不再到社会上去干事业；“女性解放”和“事业”之类的字眼听起来已使人感到陌生和不自在；女人的唯一梦想就是当个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个孩子并拥有一幢漂亮住宅；唯一的奋斗目标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并保持稳定的夫妻关系。弗里丹生动地描写了这代女性在得到了这一切以后的深深的失落感和自我实现感的缺乏。她们充满无名的烦躁感和无意义感。她认为，对于女性发自内心的呼声——除了我的丈夫、孩子和家庭之外，我还有所企求——再也不能漠然不顾了。　　弗里丹指出，看到美国女性的现状，令她想起一句德国口号：Kinder，Kuche，Kirche (小孩、教堂、厨房)，那是当年纳粹分子规定女性必须重新被限制在其生理功能中时所使用的口号。在40年代的美国，也有人提醒女人们注意，追求事业上的成就和接受高等教育正在导致女子的男性化，其后果极其危险——丈夫们会因此得不到性满足，对家庭、子女和女性的能力都会造成威胁。这一舆论导向使事业型女性感到窘困不安，以为自己正在丧失女性的特征。将女性主义当作一种过时的肮脏玩笑加以嘲笑成为一时的风尚；“女性主义者”和“事业型女性”这类辞汇成了肮脏的字眼。人们总是对那些为争取女性受高等教育、干事业、参加选举的权利而奋斗的老式女性主义者讥笑一番，同时又表示怜悯。弗里丹辛辣地指出：女性们花了半个世纪为权利而战，在下半个世纪却又对自己是否真正需要这些权利产生了怀疑。　　弗里丹批判了女性在事业和婚姻上二者不可兼得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要在婚姻上成功，就需要自我否定；而要在事业上成功，则需要如醉如痴的献身精神。婚姻需要合作，事业需要竞争，二者结合起来非常困难，需要不同类型的品性。因此男主外女主内才是最完美的互为补充的结合。　　弗里丹在这部著作中猛烈地抨击了关于女性的“神话”，这一神话企图使人们相信：女人的最高价值和唯一使命就是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西方文化的错误就是低估了女性特征的价值；过去女人犯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她们妒忌男人，力图要跟男人一样，而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本性；而这种本性的完美，只存在于由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温顺服从和对孩子的母爱之中。　　伊丽加莱 (Luce Irigaray) 是继波伏瓦之后最引人注目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她在一部被译成多种文字的女性主义著作中全面论述了女性的权利。她把女性的权利概括为七个方面：第一，人类尊严的权利，其中包括制止对女性身体和形象的商业用途；女性拥有在行动、语言和公众形象方面的地位和代表；制止世俗和宗教权力对母性的剥削。第二，在人类身分方面的权利，其中包括女性的贞洁 (指肉体和精神的整合) 不被金钱、家庭、国家或宗教实体所侵犯；母亲身为女性所应有的权利。第三，世俗法律应当保护母婴的相互责任。第四，女性应当拥有保护自身及子女生命、生活空间、传统和宗教的权利，有反对男性法律 (充满好斗精神的、污染环境的) 的权利。第五，在财产权利方面，女性应当拥有在不受税收制度惩罚的前提之下选择独身生活方式的权利；女性应当享有国家发放的家庭福利费；平等对待男孩女孩的权利；各类传媒应有一半时间以女人为对象。第六，交换体系如语言交换体系应当更有利于保障男女两性平等交流的权利。第七，女性在世俗与宗教的决策机构中应当与男性拥有同等数量的代表。　　二、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3)　　遭到她猛烈抨击的社会现象包括：招工的男女区别和失业的男女区别所反映出来的两性不平等问题；在那些对女性开放的职位中，女性为了要得到提拔就要出卖肉体或者要否定自己的女性气质，致使她们不是作为女性成功的，而是作为一个中性成功的；女工比重较大的职业价值就低，不论这些职业对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有多么重要，不论是在农业、工业还是文化领域都是如此；工作组织的法规都是由男人制定的，女人只能被动接受；生产些什么也总是由男性权威来确定，如武器生产、环境污染和很多无用产品的生产都不是由女人决定的　　；产品的规范都是男性的，无论是显在的还是潜在的流行话语的内容和风格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广告的基调也是男性中心的；表现在职业地位上的男女两性在劳动中的不平等价值。　　伊丽加莱提出，性别主义是种族主义的无意识形式；她呼吁女性注重每个生命的基本权利；减少那些由一人或少数几人统治的团体或公司的权利；重新定义和评价住房法律，确保私人财产权；减少与权力、金钱、尤其是与豪富的欲望相关的剩余价值，把交换建立在成本上，反对增加从土地、空气、海洋和人体角度衡量的不必要的生产和过度生产；对源于强力的法律提出质疑。(Irigaray, 11-91) 她的主张代表了女性主义对现存的男权社会价值的批判和挑战。　　在众多的性别研究类别中，斯坦能创造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女性主义写作，其代表作是《假如弗洛伊德是费丽丝》。该文将弗洛伊德的传奇生活用一个女性主体来重写，极具启发性。将很多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情和说法放在另一种性别身上，显得妙趣横生，使人意识到现存性别结构中的荒谬之处。　　2、运动的规模和特色　　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规模宏大，涉及了各主要发达国家。到70年代末期，仅英国就拥有了9000多个女性协会，美国、加拿大涌现出大量女性组织。　　1966年，全国女性组织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简称 NOW) 在美国成立，弗里丹任主席，这一组织成为西方最大的女性组织，其宗旨是：献身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女性首先是人，是个像我们社会中的其他人一样的人，女性必须有机会发展她们作为人的潜能；立即行动起来，使女性充分参与到美国社会的主流当中去，享有真正平等伙伴关系的一切特权和责任。到80年代末，全国女性组织已拥有15万成员，176个分会。1974年，美国58个工会的3300多名女性，代表40个州和数百个地方工会在芝加哥开会，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女性工会组织：工会女性联盟。1975年，全国性的黑人女性组织“黑人女性联合战线”又在底特律成立，并代表少数民族女性抗议针对少数民族女性的阶级、性别和民族压迫。1977年，代表50个州和地方会议的1400多名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女性大会，并通过了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的25项重要决议。许多群众性女性组织为推动女性解放运动作出了贡献。　　1979年，第3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这是女性运动的一个重要文件。许多国家陆续成立了有关机构，从事维护女性权益事宜。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大都是由党政部门统筹管理；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则在政府内外分别成立了相关机构。如加拿大政府在1981年12月成立了女性地位部，并由政府指派人员成立了女性地位顾问委员会，作为独立组织，负责调查女性问题。奥地利于1979年在联邦总理府设立了一个国务秘书办公室，专门负责与女性有关的问题。埃及政府在社会事务部内设立了女性事务总局，还成立了由政府各部门代表组成的女性全国委员会，以协调政府部门间的工作。一些国家修改了宪法和法律。挪威的“男女工作平等法案”于1980年7月开始生效。墨西哥于1979年修改了80个法律，去掉了原条款中有关歧视女性的内容。奥地利修改了《家庭法》，规定夫妻双方在维持家庭方面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到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兴起之后，关于女性应不应当就业的争论已经不再热闹，因为女性大量就业已经成为现实；随着女性的普遍就业，关于女性角色的争论也结束了——过去人们一直为女人的角色是否应当主要是母亲和妻子、她们是否天生适合留在家里争论不休。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时只有四分之一的女性就业；到了60年代，就业女性已占到女性总数的40%。在这个时期，女性的就业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比如，社会上已经改变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但女人仍旧面临着一个如何在平等工作机会与传统母亲的角色与职责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　　但是，在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一些早期女性运动中争论过的问题又在多年沉寂之后被重新提了出来。例如，关于女人究竟应当在劳动市场上同男人平等竞争还是应当争取对女性的特殊保护政策的问题。有人进一步指出：在这个时期，争论的焦点转移到女性是应当模仿男性的生活方式，还是应当创造一种女性自己的生活方式。女性运动的新口号是：女性的特质是世界的唯一希望所在。　　在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中流行过一个普遍的说法：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过去人们一向以为，某男经理对女秘书的性骚扰或某男强奸了某女都是属于个人性质的问题，是由于有某个道德水准不高的男人或某个穷凶极恶的罪犯，或是由于女秘书或那个被强奸的女人有过某种不恰当的行为举止诱发了男人对她们的侵犯。现在，女性主义运动指出，这些行为绝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男性控制女性的政治表现。　　二、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4)　　女性运动第二波向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分界挑战，按照“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的思路，强调在性别政治中身体的重要性。此次女性主义运动在美国的第一个大动作是反对选美，抵制女性必须遵从的规则和某些女性身体标准。在1968年，女性主义抨击了“美国小姐”选美活动。她们指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在进行一场持续不断的选美：为男性打扮自己，美容瘦身，深恐自己的相貌和身材达不到男性的审美标准。女性主义者们为一头羊加冕，用以讽刺被选中的美国小姐，并设置了自由垃圾筒，将乳罩、腹带、紧身褡、假睫毛一类的东　　西扔进垃圾筒。据说，虽然当时并没有人焚烧乳罩，但是由于传媒的大肆敌意报道，“烧乳罩”不仅成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而且成了女性主义的象征：女性主义就是“非女性的”、长相丑陋的和充满挫折感的女人们弄出来的，她们对真正的美女充满嫉妒。（Robinson, et al., 127）烧乳罩的事情并未发生，女性主义运动只是反对选美，反对按照男性的要求打扮自己，反对将女性作为性对象而已。　　在女性的身体形象问题上，女性主义的观点是：女性一直处在美貌竞赛的巨大压力之下，即以男性的观点判断、批评女性的身体，只注重“外在”的形象，而否定了女性身体“内在”的感觉。女性永远在与模特的幽灵做不公平的竞争，以绝大多数女性镜子中平凡的自我形象与模特做泯灭女性自信心的竞争。　　女性运动的概念和议题除了传统的参政、就业、教育等问题，还从女性主义角度提出了对性问题的全面审视，其主旨是反对阴茎中心主义的传统，关注阴蒂，关注女性的性欲望和性权利。社会和家庭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性骚扰问题也是女性主义运动关注的新问题。　　有人将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分为制度女性主义与基层女性主义。前者在现行制度中争取女性权利；后者在社区基础上工作，强调集体组织化，大力开展提高觉悟的运动。　　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中的女性兴起了“提高觉悟”小组的活动热潮。唤醒意识、提高觉悟、关注健康等女性活动团体超过2000个。运动的一个主要活动形式是大家聚在一起谈话的提高觉悟小组活动。这一活动在当时与其他治疗结合在一起，成为教育女性的有效形式。这些团体开展分享个人经验和情感的小组活动，用女性主义思想分析这些经验和情感，指导女性调整与男友的关系，进而开展为通过有利于提高女性地位的新法案而争取公众同情的活动。　　在提高觉悟活动中，女性用自己作为女儿、妻子、母亲、情人、学生和工人的个人经历来批判社会结构，这一社会结构使女性沉默、悲哀，使女性相信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满足、不快乐是个人的原因导致的。提高觉悟活动在1970年至1974年间达到高峰，当时的情况是：5至15个女人组成的小组每周聚会一次，聚谈两个小时，持续几星期至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她们谈论一切，用个人的经历来检验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文化观念。这种活动方式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知识的生产形式，一种女性主义的新型实践。　　提高觉悟的进程有四条主线：第一，使女性认识到，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通过倾听每个人的个人经历，将其编织成一幅社会生活图景，建立以个人生活经历为核心的社会分析；第二，以家庭为重点，使女性认识到在社会化过程中，家庭是如何对女性进行性别角色教育的，社会化过程又是如何内化为个体的心理结构的；第三，鼓励每位参与者讲述个人的感情生活，使女性有机会抒发感情，减轻不安心理；第四，关注和讨论女性的性行为经历，使女性理解性欲的形成，性的意义等等。　　举例言之，某女人被丈夫殴打过，在提高觉悟小组中，她发现还有别的几位女性也挨过丈夫或男友的打。这种交流使她认识到：自己个人的问题也是个政治的问题；个人挨丈夫的打是社会权力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己遭遇的问题其实扎根于社会结构之中，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她自身的内部缺陷造成的。最后，提高觉悟团体还可能成为政治行动的权力基地——她和其他挨过打的女性可能决定为受虐女性创立一个庇护所。总之，广泛开展的提高觉悟小组的活动是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中最具特色的活动。社会批判所导致的组织活动，从知识到行动，印证了“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一口号，使它成为美国女性运动最有效的组织工具。（爱森堡等，第21-22页；海德，第96-97页；斯坦能，第144-145页）　　有一位普通的女性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回忆很形象地反映出女性主义流派和主张的多样性以及参加小组活动的女性对这一活动的印象。她说：“在女权运动浪潮早期，我每周去参加一个提高觉悟小组的活动，同去的还有一个朋友。我们最近比较了两人的笔记：你猜发生了什么事？我的朋友说，她觉得‘现在我能做一个女人了。这件事不再是可羞的了。我不再秘密地幻想我是个男人，就像以前那样，在我有孩子之前。现在我可以看得起过去我认为可耻的事了。’她的回答令我惊异。在那些年里，我们同在一起开会学习，我的想法却大致相反：‘现在我不必再做一个女人了。我不必做母亲了。做个女人一向是可羞的，但我以前以为没有别的出路。现在‘女人’这个想法本身已经可以不要了，‘女人’是我的奴隶姓名。女性主义将给我自由去寻找一个另外的全新的身份。”（Glover, et al., 6-7）女性主义的思想流派以及它们对女性的所造成的不同角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二、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5)　　运动中异常活跃的波士顿小组主张：女性主义应当意识到、承认和关怀女性的日常生活，关心女性健康的实践、科学和服务。她们所编撰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在女性中影响很大，成为女性关注自身状况的教科书。　　1973年的罗伊诉魏德案的判决，使美国女性争得了自由选择堕胎权。这也是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实际成果。虽然这一权利的获得几经挫折，至今还是触动西方社会神经的敏感　　问题，有针对女性堕胎权利的反对甚至暴力（爆炸）行动不时发生，但是女性主义在这个领域毕竟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3、女性研究和理论流派　　在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中，形成了一个女性研究的热潮。女性研究 (又称性别研究) 作为正式的研究领域于60年代首先在美国和英国出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女性研究在西方学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人们现在一般都认为，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对于女性研究这一学科的建立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有人认为，女性研究本身就是女性主义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　　在如何看待女性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的问题上，女性运动的活跃分子分为两派，持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一派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很重要；另一派则认为女性主义理论过于干涩、无趣、也无用。前者批评后者太不重视理论的作用；后者则认为前者未免太学究气、太精英气、也太不易接近了，并批评她们把学院派女性主义者与一般女性隔开了，忘记了女性运动的主要任务在于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　　概括地说，社会学对于女性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女性问题只是被包括进社会学的研究来填填空；第二阶段，女性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进入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在女性研究领域建立了一些新的理论；在第三阶段，女性研究开始影响到现存的理论，由于现存的理论当中有许多是性别主义的，女性研究中的成果被用来对现存理论作出修正。女性主义的社会学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性别构成了理论的中心论题；性别关系中是存在问题的；不应当把性别关系看作是与生俱来的，固定不变的；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任务是向不利于女性的身分地位挑战，争取改变女性的地位。　　有人为女性主义理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对女性屈从地位的批判性解释。”(Richardson and Robinson, 50) 所谓女权意识概括地说就是一种受害者意识，即意识到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公平，意识到自己是这种不公平的受害者。正如英国女性主义领导人帕克拉斯特 (Christabel Parkhrust) 所说：“作为一个群体的女性对于作为一个群体的男性的屈从是社会生活其他一切方面的基本决定因素。”(转引自Bryson, 93) 这就涉及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中包括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经济及性方面的控制与屈从。　　虽然女性主义有很多流派，有着差别很大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主张，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消灭两性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个共同的目标把各个流派的女性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各个流派也有若干能够取得共识的女性主义原则，其中包括：相信男女两性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情况是应当加以改变的，即用两性间的平等关系取代等级和不平等；对既存两性关系的改造将对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两性关系是政治性的；反对划分公领域和私领域，认为政治权力既运作于个人层面，又运作于社会层面，即“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公民的社会权利源于存在本身，而非源于社会地位，即“我存在，因此我有权利。” (Campbell, 86)　　作为一种分类分析，社会性别一词与女性运动第二波同步出现，旨在强调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二者的区别。女性主义者认为，如果女孩子不喜欢数学，那不是因为生理性别的原因，而是由于社会性别的原因。女性主义并不特别关注生理性别，而是关注性别差异的文化和心理的意义。女性主义反对本质主义和生理决定论的观点，赞成性别的差异和特征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观点。女性主义因此受到来自生理学和医学的抵制。　　通过社会学的经验调查和对社会行为变迁的研究，后世的人们对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所做的评价是：在工业革命初期，男性比女性变化快；在1960年代的女性运动时期，女性比男性变化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使女性在所有的指标上迅速与男性接近。这些指标不仅包括参政、就业、教育等等直接反映女性社会地位的公领域指标，也包括那些间接反映女性社会地位的私领域指标，如家务劳动的分担、性行为方式等等。　　概括地说，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信心十足，但是经过80年代的保守势力回潮，而到了90年代末，女性主义自信心有所下降，基本上取守势。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新的理论和流派仍在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一股女性主义运动的潜流，并在更大规模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步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　　第三章 女性主义流派　　女性主义流派　　一般人一提到女性主义就以为它是铁板一块的，其实女性主义阵营中流派繁多，主张各异，最流行的概括方法是所谓“三大家”(big three) 的概括，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除了公认的三大家之外，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后现代女性主义。由于这一新流派观点新颖，影响很大，所以在本书中将单列一节加以介绍。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这四大流派的女性主义小流派、小分支，也会一一在后文加以介绍和阐述。　　尽管女性主义在争取男女平等的目标上有着基本的共识，各个女性主义流派关于性别主义 (sexism) 的起源和性质却有着极不相同的看法；对于如何消除性别主义也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各个文化当中女性主义的阶层归属和现实斗争目标也不尽相同。例如，英美女性运动就有区别：英国女性运动有更多工人阶级女性，属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美国多中产阶级女性，属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或激进女性主义。　　有学者对各个女性主义流派的研究框架做了这样的概括：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研究框架是理性与感情的问题；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关注点是关于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问题；激进女性主义的关注点是关于自然与文化的问题；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的关注点是关于主体与客体的问题；文化女性主义的关注点是关于心灵与肉体的问题。也有人对除早期主要在英国流行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之外当代最活跃的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做了这样的概括：激进女性主义主要关注对女性的暴力、性、生育等问题，以及男性从对女性的压迫中获益的情况；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更关注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所造成的男女不平等，关注女性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以及国家问题。这类概括虽然由于其刻意追求工整而显得有些牵强，但不失为引领我们了解女性主义运动各个流派主要理论倾向的线索。　　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各女性主义流派都有各不相同的立场和观点。举例言之，在如何看待公领域与私领域这两大领域划分的问题上，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就有不同的看法。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是：首先承认两个领域的划分，承认女人的活动天地主要在私领域，但同时却对私领域不如公领域重要的观点持坚决的否定态度；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态度是：为什么女人不能使自己更像男人呢？它希望女性能够走出私领域，到公领域中去同男人展开一场公平竞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则是：为什么女人不能使自己更像无产阶级？它希望女性把自己的解放斗争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融为一体。　　还有人将女性主义理论流派划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修正派 (reformist)；另一派是再分配派 (redistributive)。修正派的主要观点是，现行制度可以通过修正加以完善；再分配派则认为，对现行制度的改良不能解决女性地位问题，必须在国家之间、阶级之间和两性之间进行系统而广泛的改革，实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前者认为变革应当是自上而下的，从中受益的女性是客体；后者则认为变革应是自下而上的，受益的女性是主体。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认为，过去几十年间女性主义流派的大量分化与重新组合，已经使过去三大家的区分变得不再清晰可辨，目前，女性主义的理论呈现出一派多元的格局。总的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激进女性主义为主；70年代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为主；80年代是全面保守回潮；90年代是女性主义三大家（激进、自由、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综合。　　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性别概念出现危机，批判者为性差异理论家，后殖民理论家，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学者，尤其在生理学领域，女同性恋思想家的挑战显得特别活跃。后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层出不穷，她们的思想向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的共识提出挑战并且打碎了这种共识。她们强调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差异，促使女性主义转向各式各样的“文化”，其结果是女性主义理论的范式转换。　　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1)　　1、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沿革　　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出现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沙龙知识分子的兰袜子团体 (blue stocking group of salon intellectuals)。这群中产阶级的文学女性以在集会时着兰袜子著称，以致后来“兰袜子”一词成了卖弄学识的女人的略带贬意的代名词。虽然这个团体是反对女性主义的，而且接受了女人在文学世界中的二等公民地位，但是她们的存在本身及其在18世　　纪中期以后的出版活动，显示了女性的能力和能够扮演的新角色：女性不再属于完全被排除在公共论争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　　从18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女性运动的主导倾向是跟随着自由主义传统的，它关注女性的个人权利和政治、宗教自由，女性的选择权与自我决定权。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美国革命的人人生而平等口号是女性运动的主导思潮，天赋人权，主要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的诉求也是女性运动的主要诉求。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直接面对的严酷现实是女性被全面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它为将女性包括进社会生活奋斗了200多年。它认为，社会剥夺了女性的平等权利这一点是不能容忍的。女性无论是作为一个群体还是一个个人，都应当享有与男性相等的权利。它主张将过去大多仅仅与男性连在一起的与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有关的价值扩大到女性中间。　　概括地说，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理性，公正，机会均等和选择的自由。　　首先，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早期的代表思想是提倡理性，向传统的权威质疑，其背景是法国大革命和西欧的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脉络发源于十六、十七世纪的社会契约理论。这一理论依据人们具有同等的理性潜能这一假设，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中，平等主要被解释为机会均等。早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沃斯通克拉夫特、泰勒和穆勒都属于这一思想脉络。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启蒙理性。从自然状态开始，霍布斯视生命是危险的、丑恶的、不道德的、兽性的、无人性的和短暂的。因此人需要理性。洛克比霍布斯的观点乐观一些，他认为，如果人是理性的，那么他们就应当是自由的、平等的和独立的。理性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应当由国家来保卫人的自由，因此他要求以法治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思维是在这一思路的延长线上的。它反对改变社会的极端态度，认为制度需要修正而不是推翻。因此，它的斗争形式注重向政府游说，注重对决策者施加影响。　　其次，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十分看重公正和机会均等，认为女性的地位受到习俗法的局限，限制了女性对社会的参与。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个人和群体缺乏公平竞争机会与受教育的机会。解决途径是通过教育和经济制度的改善，争取到平等机会。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看来，所谓机会均等是指，人生而有不同资质、资源，只有极大的不平等发生时，才可人为干涉。它反对对女性的照顾性政策，认为此类政策虽然短期看可以使女性获益，但是长久看对女性不利。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建立能人统治（meritoracy）的社会，以人的能力素质来建构社会，争取与男性的“同等机会”。　　因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立场可以被表述为一种社会正义的观点：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得到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男女两性应当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换言之，在关于平等 (equality) 和公正 (equity) 的争论当中，自由主义站在公正一边，主张公平竞争 (公正)，反对照顾弱者或弱势群体 (平等)。她们假定，如果女人得到了与男人同等的竞争机会，她们将会成功。她们不太看重对结构因素所做的系统分析，而认为社会障碍可以被个人的努力和政府的干预所克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一旦在现存体制内部争取到男女的平等法律权利，使男女享有平等的机会之后，剩下的事就靠每位女性个人的努力了。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关注的是那些拒绝了女性个人利益和选择的不公正的法律与教育体制，主张纠正这些不公正。他们特别强调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他们认为，女性之所以显得智力低下，是因为她们没有得到与男性相同的受教育机会。女性一旦争取到与男性同等的机会，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第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反对关于女性的传统哲学思想，即女性与男性相比在理性上是低劣的。它认为，是教育方面的机会不均等造成了两性之间在理性上的差异。在未来，虽然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会依然存在，但是性别心理的差异将会因男女之间教育机会的均等而消失。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反对强调性别的差异，而非常强调男女两性的相似性。例如，它认为，女性在攻击性、抱负、力量和理性等方面拥有同男性相同的能力。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二者对人性的不同看法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诉诸人的本质和理性；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没有什么抽象的人的本质，人的特质都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美国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消除男女不平等的主要战略是：为女性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并争取相应的法律改革。她们认为，美国基本上是遵循对所有人一律给予公平和自由的原则的，只是这种公平和自由还应当进一步扩展到女性身上。由于女性解放运动的推动，196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同工同酬法案”；60年代末，又对民权法案作了修改，把雇佣中禁止性别歧视的内容列入了法案。　　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2)　　进入70年代后，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全国女性组织 (NOW) 掀起了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的运动。这一修正案要求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规定“合众国或任何州不得以性别为由，剥夺或限制法律所规定的女性的平等权利”。迄今为止，美国宪法修正案共有26条，所以“平等权利修正案”又被称为宪法第27条修正案。早在1971年和1972年，美国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这项修正案。但是根据规定，宪法修正案还必须得到美国50个州中四分之三的州即38个州的批准，才能最终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但是到1978年为止，这项修正案只得到35个　　州的批准，为此，国会不得不将批准的限期从原来的1979年延长到1982年，但到1982年6月30日为止，支持此修正案的州仍然只有35个，因此这项修正案只得被废弃。尽管如此，美国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从未止息。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两党的候选人都曾对此项修正案发表看法。虽然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阻力很大，女界还会继续斗争下去。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还有：将性别定义为一个基本问题；精英管理与女性的理性能力；平等教育权；同等经济权；平等公民权和政治权；生育权；堕胎；社会服务：危机咨询，庇护所，乱伦救助，强奸咨询等。　　2、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　　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　　沃斯通克拉夫特是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她的代表作是《为女权辩护》。在这部名著中，她批判了卢梭的女性观。卢梭的女性观认为：男女两性的特质和能力是不同的，这种生理上的差别决定了两性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男人成为公民；女人成为妻子和母亲。卢梭曾武断地说，女孩不喜欢学习读书和写字，但却喜欢学习缝纫，所以应当训练男孩有理性的公民意识，同时训练女孩如何取悦男性，为他们生儿育女。沃斯通克拉夫特激烈地批判了这种性别观念，她的主要观点是：首先，否认女性在理性和理智方面的能力低于男性；其次，提倡男女两性受同等的理性教育；再次，她认为，男女两性的道德水准是相同的，都可以对品德做出自由的理性的选择；最后，她明确提出，两性的价值平等必然会导致两性的权利平等。她认为，理性是公民资格的基础，理性包含着克服或控制爱情与热情的能力。虽然她承认女性的性存在，但却坚决认为，同爱情一样，女性的性欲也必须服从于理性，因此，女性的结婚和生育必须建立在理性的选择之上。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穆勒。穆勒在其名著《女性的屈从地位》中全面地阐述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在19世纪中叶，穆勒是唯一一位讨论过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原则的主要政治哲学家。他的名著《女性的屈从地位》在1869年出版时，曾引起许多人的敌意和嘲笑，他的出版商为此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是这部著作还是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他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应当将启蒙主义用于女性，这种启蒙主义认为，一种体制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符合理性。女性的屈从地位是早期历史野蛮时代的产物，是一群人强迫另一群人的结果，远非一种自然的秩序，只是因为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它才被当作了自然的秩序。他当时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一个性别从属于另一性别是错误的。”(转引自Kourany, 261) 他认为，女性的能力看上去确实低于男性，但这是长期的社会压迫和错误教育的结果，是压抑一方激励另一方的结果。　　当代的女性主义者对穆勒的功绩不能忘怀，但对他的一些观点也并非全盘接受。比如他有一个相当本质主义的观点，认为女人的思维模式更倾向于直觉，更现实，而男人的思维模式则更宽阔宏大。尽管他说女人的直觉现实的思维模式对男性会有助益，他这种概括本身还是受到了抨击。此外，穆勒虽然主张男女两性在政治、教育和就业上的平等，当仍坚持认为男女在社会上应有不同的角色，这种社会角色的区分与公私两大领域划分的观点十分接近。批评穆勒的人一方面认为他没有遵循自由主义原则，在所有的问题上得到符合这一原则的逻辑结论；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原则本身也有局限性。　　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斯坦顿 (Cady Stanton)，她当时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将自由共和主义的原则适用于女性。她有意模仿独立宣言的“人生而平等”的句式指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反对在道德上的男女双重标准。但是，她忽视阶级与种族问题，甚至发表过“白种女人比前奴隶更有选举资格”这样的言论。斯坦顿还流露过女性比男性优越的思想，但她的观点基本上还保留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范畴之内。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女性运动第二波中的代表是波伏瓦。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男性将他自己定义为“自我”，将女性定义为“他者”。女性不仅与男人不同，而且低于男性。虽然压迫是结构性的（如经济歧视），但是反抗是个人性的。女性无法逃避“女人性”以及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波伏瓦提出了“三步策略”：第一步：一定要工作，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是受剥削受压迫；第二步：一定要有知识，包括思想，观察和定义；第三步：争取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这一变革将对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冲突有所帮助。（Ollenburger, et al., 25）　　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3)　　1963年，弗里丹在其代表作《女性的神话》中提出那个“无名的问题”，即中产阶级女性在家庭主妇的“幸福”生活中所共同感受到的那个烦恼的问题。她是美国全国女性组织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都是中产阶级女性。她们的观点大都属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流派。　　多年之后，在《非常女人》一书中，弗里丹又提出“第二阶段”的问题。她提出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在于：女性在走出家庭之后虽然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事业可做了，但是她们又面临新的问题：在选择是否要孩子时，在追求事业的成功时，她们感觉到冲突、恐惧和无奈，以及与此有关的具体问题。（弗里丹，2000年，第29页）弗里丹提出的两阶段论是指：第一阶段：走出家庭；第二阶段：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础上重塑我们的制度，以使我们能够生活在对生活和爱的新的肯定之中，能够选择要孩子。（弗里丹，2000年，第37页）弗里丹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女性运动不愿意着手处理家庭问题。美国早期女性主义者大多是反对婚姻和家庭的单身女性，有的虽然结了婚，却没有要孩子。现代女性主义者的大众化形象，要么是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攻击男人的事业型“女强人”，要么是一个年轻的“解放女士”，反对婚姻，反对生孩子做母亲，反对家庭，反对男女私谊，抨击过去女人取悦男人、吸引男人的所有特性。她们推崇反对男人的亚马逊女战士形象，例如一个题名为“摧毁男人协会”的女性组织公然宣称“所有的已婚女性都是妓女”。她们宣称，除非彻底消除家庭，除非女性抛弃为母之道，不与男人性交，否则女性永远不能得到解放。让婴儿在试管中孕育，把男人与女人间的所有关系以及男人与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掠夺间的关系，简丹地概括为“强奸”二字。弗里丹认为，“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一口号指的是：不要刮你的腿毛和腋毛，拒不上美容院或用化妆品，不让男人为你付餐馆的帐单或为你开门，不给他做早餐或晚餐，不洗他的袜子。弗里丹是不赞成这样过激的主张的，她明确地说：“反对男人、反对家庭、焚烧胸罩的‘女性解放论者’……可那不是我的意思，根本不是。”（弗里丹，2000年，第38-44页）弗里丹批评激进女性主义者在女人反对男人的情绪中犯了一个错误：过于生搬硬套阶级斗争、种族压迫那一套。把早期针对“白鬼”或“老板工贼”的怨恨转向针对男人，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发起一场新的革命事业，捣毁作为所有压迫的根源的“男权制的核心家庭”。（弗里丹，2000年，第47页）在选美问题上，弗里丹一开始是反对选美的，现在，在她所宣称已经到来的“第二阶段”，她的观点已经改变。她说，女性运动开始时宣布反对美国小姐选美赛，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对女性普遍意义上的蔑视，把她们不当作人看，仿佛她们只不过是三围的尺寸——36-24-36（英寸）。但现在，既然女性已经能够觉得自己是个人，并能像人一样进入社会，被当作人来看待和对待，那么她们就可以选择喜欢变得更加美丽。（弗里丹，2000年，第61页）总之，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属于温和派，稳健派，远不如激进女性主义那么极端激烈。　　3、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批评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批评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不承认非性别形式的其他种类的压迫，尤其不承认阶级压迫的存在。因此有人批评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性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争得与资产阶级男性的平等权利，虽然她也批评过等级制度和导致贫困的财产继承制度。此外，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平等理论忽略了黑人、少数民族和其他边缘的无权群体的状况。　　第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未能在工作和政治领域争得两性平等，甚至在法律方面的平等也没有完全争得。　　第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只是一般自由主义原则的简单扩张，没有对它做什么修正；而自由主义原则本身就有问题，对女性主义是不适用的。自由主义原则的最根本错误在于它对国家作用的理解是错误的，以为所谓多元政治真是所有利益集团都有同等机会接近政治权力的一种机制，其实不然。　　第四，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两性平等要求忽略了性别社会角色的差异，忽略了两性的生理区别。例如在子女抚养权方面就不能仅仅要求与男性平等，还要考虑到儿童的需要与女性的福利。　　第五，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坚持忽视性别式的 (sex blind) 立法，而这种立法忽视了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对这个性别社会的社会现实视而不见。　　第六，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人性观视个人基本上是理性的、独立的、竞争的和自治的存在，忽视了人类社会的抚育、合作和相互支持的性质。而如果对人性的理解不完整，就不能理解人们的动机和行为，就不可能有恰当可行的政治策略。　　第七，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仍旧以男性的规范为标准，要求女人变得和男人一样，忽略了女性品质所特有的价值。虽然女人可以通过其他的角色来实现自我，但是不可以忽视生殖与家内需要的重要性。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没有解答公领域与私领域两分的问题。　　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4)　　第八，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解放要靠每个人的个人努力，忽略了女性群体所处的不利地位，忽略了集体行动的必要性。　　第九，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向权力的分工挑战，但未向权力的性别概念挑战；客观上维护了既存的权力机制。　　第十，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性观念仍然是男性观念，所谓客观性和普遍性只是有限的男性实践的结果。而由于这种理性观念和客观性观念忽略了人类中另一半人的实践，知识就是不完整的。理性的观念绝不是一个性别中立的观念，因为理性的定义就是克服了自然情感和特殊性之后所得到的判断，而自然情感和特殊性一向被定义为女性的特征。按照这一逻辑，所谓理性判断就是克服了女性的偏差之后所得到的判断，这是女性主义绝对不能接受的。　　二、激进女性主义(1)　　1、激进女性主义关于男权制的理论　　激进女性主义于1960年代出现，它来自新左派，又脱离了新左派。由于新左派中的女性成员不满新左派社会主义者和民权团体对她们的态度，发起成立了强烈认同当代女性运动的一个派别。她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男权制的唯一源头，在所有的经济制度下，女性地位都是低下的，无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她们关注女性地位低于男性的　　问题，关注男权制的深层结构。她们认为：只有消灭男权制才能达到女性运动的目标。在男权制结构内部提高女性地位只会延续统治制度和不平等。　　激进女性主义的许多思想并不是过去没有人提出过，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才发展成一种系统的自我认定的理论。激进女性主义最主要的理论建树是男权制理论。激进女性主义坚持认为，自己独立创造了男权制理论，并宣称自己一派的理论“完全没有男权制的痕迹”。(Barrett and Phillips, 120)　　米丽特 (Kate Millett) 是最早将男权制（父权制）这一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理论的人，她在《性政治》一书的第二章首先引入了这一概念，成为后来女性主义理论大量使用这一概念的起点。这个概念本不是什么新创造出来的概念，指的是由父亲作家长的机制。米丽特为它加入了新的含义，这样它就包含了双重含义：第一，它指男性统治女性；第二，它指男性长辈统治晚辈。从60年代开始，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　　激进女性主义非常强调自己的理论是关于女性的理论，是由女性创造的理论，又是为了女性而创造的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有：把对女性的压迫视为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其目的在于理解和结束这一统治；在所有的概念中，男权制是关键概念；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同男性利益相对立，这一利益使女性在姐妹情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线，所有的女性都应当为女性的解放而共同斗争；男权的统治不仅限于政治和有报酬的工作这类公众领域，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例如家庭和性这两者都是男权制统治的工具。此外，激进女性主义还有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交换价值先于使用价值；第二，在男权制体系中，交换价值是由男性来定义的。激进女性主义主张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即使是女性最私人最隐密的经验，也是由拥有特权地位的男性原则的制度和结构造就的。　　激进女性主义的男权制理论并不把国家作为政治的中心议题，而认为国家只是男权制压迫的工具；它不看重经济压迫，并且认为，那种以为推翻了经济压迫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观点是错误的。女人是作为女人而遭受经济压迫的，而不是作为一个性别中立的无产阶级成员而遭受经济压迫的。这一理论还认为，家庭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心部分，其中包括在家务劳动上对女性的剥削、性剥削等。　　激进女性主义向传统的权力及政治观念提出了挑战。它指出，男权制在所有的社会中运行，其力量远远超过了正规的权力制度，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线。它在人们的童年就开始以社会教化的形式灌输给他们，通过教育、文学和宗教这些手段的强化，使人们将其内化在心灵深处。有些女人因此而仇视自我，否定自我，接受了自己是二等公民的看法。有的女性主义者甚至直截了当地将男权制称为“男权制宗教”，并认为全世界的各种主要宗教全都在起着使男权制合法化的作用。因此，女性运动不仅是反教会的，而且是后基督教的精神革命。　　激进女性主义的理论论证追溯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女性在所有的社会都处于从属地位，原因是什么？在15世纪的欧洲有迫害女巫的运动；在中国有女性裹小脚的习俗；在非洲至今还有许多女性要受割礼 (阴部环切术)；在美国也有妇科学 (gynaecology)，其功能同上述那些习俗类似，都是为了控制女人的身体、性和生存环境。激进女性主义者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整个女性群体“殖民化”(colonizing) 的问题，这一理论的主要假设是：“女性普遍的殖民化，即普遍屈从于男权制的压迫。”(Smith and Watson, 19) 女性受到男权制社会制度的压迫，这是最基本的压迫机制；其他形式的压迫，如种族主义，健全主义 (able-bodiedism)，异性恋霸权主义以及阶级压迫，全都与性别的压迫有关。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创造出性别阶级 (sex-class) 这一概念。她们认为，男性是与女性极为不同的一种人，是一种富于攻击性的邪恶的人，他们迄今为止一直在统治、压迫、剥削和残害女性。　　激进女性主义指出，女性所遭受的压迫有如下五种特征：第一，从历史上看，女性是最早受到压迫的群体。第二，女性受压迫是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存在于一切已知的社会之中。第三，女性所受压迫最深，这种压迫形式又最难根除，依靠消灭阶级社会之类的社会变革也不能将其除掉。第四，女性所受压迫对受害者造成了最大的 (无论质还是量的方面的) 痛苦，虽然这种痛苦由于压迫者和受害者都有性别偏见而往往未被认识到。第五，女性所受压迫为理解所有其他形式的压迫提供了概念模式。虽然不同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对女性受压迫的基本性质的强调侧面有所不同，但她们至少在上述的前三点上意见一致。(贾格尔等，1989年)　　二、激进女性主义(2)　　激进女性主义将其理论重心放在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以及男性对女性在性和生育领域的控制上；它视男性群体为压迫女性的群体，要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争取女性的中心地位。这一理论的极端形式是攻击异性恋、性暴力和淫秽色情品的制造与销售。它认为，女性受压迫的基本根源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统治，这种统治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的，一是通过意识形态途径，其中包括淫秽色情品的制售，贬低女性的思维定式，性别主义的幽默玩笑等；二是通过实践的途径，其中包括男性中心的婚姻和财产法，剥夺女性的生育权利，性暴力　　等。　　基于上述观点，激进女性主义致力于下列工作：为被强奸女性设立救助中心；为受暴女性提供庇护所。她们最活跃的方面在和平、生态、生育权利、反对淫秽色情品以及同性恋权利运动等。她们为运动所制定的目标是：摧毁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机制，代之以赋权机制 (systems of empowerment)。　　对于激进女性主义所提出的男权制这一理论，女性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虽然有人认为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压迫女性的机制是有效的，但也有人认为它太过宽泛，太过概括，还有人认为它太受特殊社会条件的限制，不如用“性-性别体系”(sex-gender system) 这一概念来取代它。有的批评指出：这一理论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它不能解释男权的起源，因此难以提供结束男权统治的策略；它建立在“男人是敌人”这一错误的判断之上，所以只能在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当中引起共鸣，不能吸引到广大女性的认同；这一理论是非历史的，建立在错误的普遍适用假设之上，它只反映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经验，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女性、黑人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的情况；按照这一理论的逻辑，在男人数世纪的错误统治之下，女人所扮演的只是被动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历史和未来的共同创造者。对激进女性主义的另一种批评来自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它把男女两性的两分状态固定化了，把男权制的压迫和禁制当作一个静态的概念来看待。　　哈特曼 (Heidi Hartmann) 的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结合》曾在70年代广为流传。她既批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也批评了激进女性主义的阶级盲点，从男性在家庭内外控制女性劳动力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男权制这一范畴。她把资本主义和男权制看作相互依赖、相互强化的两个制度，并认为，女性解放就是要把这两种制度都消灭。(贾格尔等，1989年)　　2、激进女性主义对女性作为一个阶级的强调　　激进女性主义的主张是：女性是一个阶级，男性是另一个阶级。她们激烈而鲜明地反对男权制社会，通过宣传示威活动，建立女性空间和女性文化。她们的基本观点是：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即个人经济上的不平等地位不是个人原因，是社会不公；以男权制为根源的阶级压迫；对男权制的心理学、生理学解释；男女有本质不同；社会必须彻底改变；等级制必须消灭。　　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是被压迫阶级，并称现行的社会体制是性阶级体制 (sex class system)；男女不平等是由性别所造成的，消除不平等的方式就是要破坏性别角色的分工。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甚至将女性的低下地位归咎于生理结构，认为女性的身体是自然界的畸形创造，这一生理结构导致女性以为自己应当去做那些屈从于男性统治的事情，诸如生育、带孩子、性交等；既然并不仅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才受压迫，而是在任何经济制度中都可能发生压迫女性的现象，那么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就不是由阶级原因，而是由生理原因导致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女性的生育；只有通过诸如避孕技术、试管婴儿、人工授精及无性繁殖这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把女性从生育这一压迫她们的生理功能下解放出来，女性的处境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只要两性的区分在生理上和社会上还继续存在，女性的处境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她们认为，要想铲除这一性阶级体制，必须首先铲除其生理基础；只有想办法消除使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生理差异，使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不再有意义，才能进而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性别歧视。　　费尔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她的代表作《性的辩证法》被誉为对女性受压迫进行系统分析并解释其根源的最早尝试之一。她在这部著作中表达的一种观点十分引人注目：通常，女性主义者总是否定女性的依从地位有其生物学的基础，可费尔斯通却认为，女性依从地位的根源在于人类生物学的某些永存的事实，那就是：婴儿的成熟期很长，这便决定了婴儿要有很长一段时间依赖于成人，特别是要依赖母奶才能生存；与此同时，生育使女性的体质变弱，使她们要依靠男人才能生存。由这一逻辑推衍下去，费尔斯通得到了如下的结论：女性解放要靠“生物革命”和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技术进步，这一革命不仅要使婴儿的养育脱离人奶，而且要使生育过程脱离子宫，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女性对男人的体力的依赖，而这一依赖恰恰是女性依从地位的生理基础。(贾格尔等，1989年)　　人类学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非洲游牧民族和爱斯基摩人以及其他狩猎民族中，造成男性统治的原因不能仅仅用与外界的阶级社会接触来解释，而要由其自身发展的过程及致使女性地位低下的生理原因来解释。除了前述费尔斯通的解释，即男权制产生的原因是原始人的后代对母亲的依附，以及母亲依附于在她生产和哺乳时供养她的男人这一基本事实之外，更普遍的一种看法是，男性统治既非来自男性的好战，也不是由于女性的依附性，而是起源于男性的狩猎活动。由于女性要哺育孩子，不能去狩猎，男人就利用她的无能为力而控制了肉类的交换。随着肉类在不同狩猎集团饮食中处于日渐重要的地位，就逐渐形成了男性的统治。　　二、激进女性主义(3)　　在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开始改变其观点，从把女性的地位低下归因于女性的生理状态，转变为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从而走向另一极端，鼓吹排斥男性，把男性侵犯女性的倾向看作是与生俱来的，把男人当作敌人。一种典型的激进女性主义言论是这样的：有人说，女性运动是有始以来第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而我们认为敌人就是社会和男人。(Pearsall, 137) 在第四次世界女性大会上，有一位老年女性发言说，记得在60年代、70年代那时，在女性的集会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位女性高声问与会女性：谁是我们的敌人？大家齐声　　回答：男人！　　不仅是激进女性主义这样看，就连萨特都认为女性运动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他曾说过：“迄今为止，阶级斗争是由一部分男人针对另一部分男人而展开的。它本质上是男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与权力或经济相联系的关系。而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却是非常不同的。……我认为，女性斗争不是从阶级斗争中引伸出来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大多数女性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这是一场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而每一个女性只要通过加入这场运动，使它成为规模更大的斗争，她们就能从中获得益处。”(转引自波伏瓦，牧原编，第80-83页)　　激进女性主义也承认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女性对男人的从属地位，但她们认为，女人主要的敌人是男人而不是体制。根据她们的考证，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文化中即有厌女症的表现，而这一文化正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发祥地。在所有已知社会中，性别关系都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因而是一种政治的关系；这一权力的形式是男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统治女性；性别统治是那么普遍，那么无所不在，又是那么彻底，以致被视为一种“自然的秩序”而被广大的人群视而不见；它在各种文化中都是最为普及、渗透力最强的意识形态，它为权力这一概念提供了最基本的形式。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走得不够远。如果拿激进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比较，平等和性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对于前者来说要大大超过后者。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男权制压制女性，是一个以权力、统治、等级和竞争为特征的体系。这一体系不可改造，只能将其根脉根除、消灭。不仅要推翻男权制的法律、政治和经济结构，还要推翻其社会、文化制度，尤其是家庭、教会和学院。激进女性主义长时间以来一直拒绝学院传统，视白种西方男人精英政治是有问题的，是维护统治结构和等级的。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性别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结构是并生关系。它既不能容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策略，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张，而是主张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分离出去。因此，这种观念立场有时又被称为分离主义。　　性和身体的领域是激进女性主义极为关注的领域。激进女性主义代表人物麦金农的名言是：“性对于女性主义就是工作之于马克思主义：既属于自己，又被剥夺。”（Meyers, 65）为女性争取堕胎权是激进女性主义活跃的主要舞台。　　对激进女性主义的主要批评是：它没有能够解释生理性别是如何变成社会性别的。如果将男性压迫女性的原因归结为生理上有问题，是生理原因使他们变得残忍，那么就很难认为这种压迫关系是能够改变的。此外，激进女性主义被批评为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缺点。　　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1)　　1、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　　从19世纪到1960年代，女性运动中活跃着另一个大流派，那就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它认为，女性问题在工人运动、社会民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将得到根本的解决。女性解放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进入社会主义劳动市场。“阶级统治将永远消亡，而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也将随之告终。”（倍倍尔，第472页）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论，其基本论点是：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它强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压迫，看重物质和经济力量。关注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原因和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必须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真正的性别平等才有可能。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常常引用的经典著作。它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制度这一经济秩序的社会组织。女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后备军。它主张女性主义与阶级斗争相结合。由于女性在男权制下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来自私有财产制，改变资本主义和男权制体系这两个制度的一方，就会导致另一方的改变。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把“阶级”仅用来区分与生产资料有关的不同社会群体过于狭窄，女性也是一个阶级；它试图用“异化”的概念来解释女性受压迫的现实，并认为使女性摆脱压迫的道路就是克服女性的异化和消除劳动的性别分工；它的最终目标是使社会上男女阶级的划分归于消失；它解放女性的战略是性别特性的变革和生育的变革。因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反对强调男女两性区别的。它主张不应当有一个独立于全体政治之外的女性主义政治，并认为独立的女性主义政治必定是一种错误的普遍概括 (false universalising)。它更反对女同性恋的分离主义 (Lesbian separationism)，认为这种分离主义的基础是男女两性的生理区别。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平等与公正的争论中是站在平等一边的，它认为女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系统地处于不利地位，这不是个人能力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要改变女性的不利地位也不能仅仅靠个人的努力和所谓“公平竞争”，而是要为女性争取特别的保护性立法，以及各种救助弱势群体的特殊措施，以此争得同男子平等的地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现实斗争要求就是男女同工同酬。　　在许多欧洲国家，19世纪末的女性主义主流思潮同社会主义思潮有巨大的区别；前者只是在现存的体制中要求两性平等的政治法律权利；后者则主张阶级斗争和革命。但是，在英美两国，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往往结合在一起，她们将女性主义建立在社会公平的要求上面，而不是单纯建立在对男权社会的分析之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主张将女性主义的斗争融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当今世界上男人控制女人的状况，加强了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如果抛开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男权的斗争都不可能成功。总之，她们非常强调同阶级压迫展开斗争。　　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男女同志原本是协调一致的，从30年代开始，一些党内高层领导中的女性提出应当重视女性问题，她们的提法是：要反对阶级统治秩序之下的男性统治。她们批评党内的一些男性成员是性别主义的，歧视女性的，总认为女性问题是琐碎的，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她们的观点使党内的男性成员开始重新检讨自己思想中的性别主义偏差。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四种结构——生产、生殖、性和儿童教化——在家庭中结合在一起，相互依存，是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将男权制的心理加以转变，才能使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米歇尔 (Juliet Mitchell) 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966年，她发表的《女性，最漫长的革命》成为女性运动的一部纲领性文献。她在书中提出，女性的被剥削被压迫是通过四个领域来进行的，那就是生产、生殖、性和儿童的社会教化；她的思想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认为这四大压迫结构既是相对独立又是相互依存的；她还主张分析和汲取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有益成分，为女性主义所用。　　1969年，加拿大女性主义理论家本斯通 (M. Benston) 和莫顿 (P.Morton) 发表了一个重要观点。她们是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这一问题出发提出她们的观点的。她们认为，这种根源具有“经济”或“物质”性质，可以归因于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女性的经济活动包括缝补浆洗、做饭育儿，可这些劳动的产品和劳务被直接消费掉了，从未进入过市场，因此这些产品和劳务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沃格尔，1987年) 前苏联的经济学家算过一笔账：若以其他方式取代母亲和家庭女性，全社会要付出的代价约相当于每年雇佣1亿名拿工资的工人，其报酬为一年1500亿卢布 (当时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中国经济学家也做了类似的测算，若把家务劳动转化为固定工资支付，每年为420亿元人民币。按照本斯通和莫顿的观点，每个家庭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前工业的实体，因为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在技术上是原始的，并处于货币经济之外。这种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解决这一问题的战略是把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生产，也就是必须朝着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并以此为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　　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2)　　按照这一逻辑，女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和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是有区别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女性的劳动直接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劳动在家庭中成为个体化的，所以处在社会生产之外。因此，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家务劳动，反对家务劳动也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对这一观点的批判意见指出：这种分析把由性别差别而导致的劳动分工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忽视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有女性受压迫的问题。(巴雷特，1983年)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像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作性别的分类是不恰当的。虽然她们赞同激进女性主义将私人与公众领域的划分、生殖与生产领域的划分都看作是男权制的结构；但是她们的结论不是像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去重新评价私人和生殖领域，为其赋予较高的价值，而是强调公众和私人这两大领域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她们的政治要求是：第一，工业的结构应当向生产和生殖的劳动者倾斜；二，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去满足少数人的奢侈欲望。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一定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经提出，宗教、婚姻和私人财产是一个世俗的三位一体，这三样邪恶的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要反对私有财产，就必须消灭家庭，因为家庭是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要反对私有财产，还应反对把家庭维系在一起的宗教。但是他也认为，最困难的是反对婚姻，即使在他建立的公社里生活的人们，还是自然地形成了男女一对一对居住的格局。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最关注的问题有：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问题；家内劳动不被当作工作的问题；女性的劳动报酬低于男性的问题。并且认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达到男女平等，都要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大本营主要是在英国，在那里，脱离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被单独提出的女性问题被视为非问题，或者是从阶级斗争的有害偏离。　　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批评意见是：它将男性的主要领域定义为生产，而将女性的主要领域定义为生殖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男女全都参与了生产“物”与生产“人”的过程。（Saulnier, 62）由于这样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就把女性的位置固定在私领域之中，而把公领域仅仅限定为男性的领域。这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对女性也很不利。　　2、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异同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相似之处。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和早期激进女性主义的阶级盲点，将马克思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结合起来。它的两个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消灭阶级压迫和激进女性主义的消灭性别压迫。它同样看重物质和经济力量，但是除了阶级和种族压迫之外，还关注男权制，主张消灭私有制以改变种族、阶级和性别关系，关注家庭，改变性别的劳动分工，要求父亲分担家务。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在分析男权制社会机制的运作规律时，刻意模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分析方法，只是以女性的生殖概念代替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生产概念；用性别阶级代替社会阶级；用对女性身体的所有权代替控制权；目标是消灭男性的阶级特权与性别特权。　　在资本主义与男权制的运作模式究竟是双体制还是单体制的论辩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赞成前者：资本主义与男权制并重。它强调男性控制加社会剥削，是二者的结盟。资本主义与男权制的关系中，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意识形态。基础决定意识形态。资本和男权制是两个体系。　　在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波中，费尔斯通曾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阐释女性问题，将女性定义为一个阶级，认为男权制和阶级都是基本的压迫形式。女性主义学者罗宾也说过这样的话：女性所受的压迫当然有无数跨文化、跨历史的差异与一致性，但是“再没有什么理论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压迫理论对女性受压迫这件事更具解释力”。（转引自Saulnier, 56）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还认为，所谓男性气质是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发展出来的。少数男性掌握着生产工具，绝大多数人没有生产工具。所谓男性气质是在生产关系中的男男关系和男女关系中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注的问题包括：对自然的剥削和家务劳动的重要性；女性有酬工作与家务劳动之间的关系。它认为，资本主义决定了男女的不平等，主要原因在于女性提供无报酬的家务劳动。　　在女性主义的理论流派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比较接近，因此常常有人把这两个理论流派列在一起。其实，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虽然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二者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别。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显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首先，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她们认为，家庭和性关系就像其他形式的社会机制一样，都属于历史的范畴，不是永不改变的；而改变它们不能靠诉诸理性或某些抽象的正义原则，只能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　　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3)　　其次，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受压迫起源于私有财产制的经济结构，女性之受压迫与资本剥削劳动具有相同的形式，因此阶级压迫是更基本的压迫形式。它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女性的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 (包括家务劳动，义务劳动，在一些国家还应当把农业劳动包括进来)，并把它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联系起来，认为女性是廉价劳动力。女性所受的压迫是阶级压迫的一个例证。如不推翻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私有财产观念，女性的地位就不会得到改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有类似的主张。　　第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常常引用的一部著作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她们最为看重的观点是，恩格斯否认现代家庭是一种“自然的秩序”，而认为它是历史的，变化的。他曾提出，母权的丧失是女性的历史性失败，这就表明了他认为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母权和女权得到伸张的时期，目前的男权社会并非从来如此的自然秩序。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巴霍芬的《母权论》，该书用印地安人的资料证明了母权制的存在。恩格斯说：“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男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恩格斯，第16页)。关于母权制社会是不是普遍存在过，学界至今有争议，但它至少在某些社会中存在过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国人类学家也发现，纳西族曾经历过杂交和血缘婚阶段，后来发展为母系氏族，称“尔”。后来经过野合偶居，走访婚——安达制，才最终出现各种形式的嫁娶制，产生了男权制家庭。(宋兆麟，第224页) 恩格斯说过：“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 (丑的也包括在内) 的社会地位来衡量。”(马克思、恩格斯，第571页) 这也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所赞赏的观点。　　第四，恩格斯把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参加社会劳动看作是历史的进步，这一论点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影响。恩格斯曾指出：“女性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他还说过，“我深信，只有在消除了资本主义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女性的解放，只有在女性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第70、452、158页)　　基于上述原因，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时被人们视为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大同小异。其实，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是有批评的，其主要之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关于性别的理论和关于人类心理发展的理论，忽视女性问题，忽视所有非经济性的压迫。虽然马克思主义将女性的状况视为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但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很多人持有这种观点，因此仅仅讲这样一点点，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关注女性问题的证据。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恩格斯的观点也并绝非全盘接受，而是提出了不少疑问。例如，她们当中有人提出，恩格斯的一些论点缺乏证据，不可信：首先，他关于家庭发展的几个形态普遍适用的观点不可信；其次，他关于原初社会普遍存在过性别平等现象的观点不可信；最后，他关于最早拥有私有财产的是男性的论断不太可信。她们争辩说，在原初社会，女人是种植者，是提供生存资料和生产出最初的剩余产品的人。如果说男人是这些财富的最初占有者，那么性别压迫必定在阶级社会形成之前就存在了。　　此外，有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批评恩格斯从未讨论过性别劳动分工的起源问题，似乎家庭责任天然就该落到女人的身上；他没有意识到，女人的工作责任和家庭责任是“双重压迫”；他仅仅提出这一矛盾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却从未讨论过同一阶级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例如工人阶级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恩格斯最为尖锐的批评指向他的性观念。她们认为，恩格斯虽然对两性在性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持反对意见，但他一直认为男人的性需求天生多于女性，从未追究过其社会经济原因；他爱使用“奉献自己”或“屈从于男人”这样的辞汇谈论女人，他并不认为在性活动中两性是平等的，是相互的奉献和享受；他还认为性活动自然应当是异性恋的，认为同性恋是“可憎的活动”；他在分析事物时对经济动机的强调使他将性道德和性行为简单化了，例如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孩子是由社会抚养的，一个女孩不会再担心把自己交给一个她所爱的男人的“后果”，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男性对女性的性威胁和性侵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把强奸视为男权主义的一个根源，从未关注过家庭暴力问题，而女性主义对这一问题一直极为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总的来说，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婚姻持有过于浪漫的看法——由于没有了经济上的考虑，婚姻成为爱与性吸引力的自由选择的结果，男人不会粗暴地对待女人，因为这种暴力行为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妻子一旦对丈夫不满也可以自由地离异，因为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经济、财产因素均不存在了。女性主义者批评恩格斯忽视了女性低收入的根源及其后果；忽视了丈夫从妻子身上获取性和家内服务的意义，无论他们的婚姻是否以爱情为基础。(Bryson, 73-75)　　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4)　　概括地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比，经济决定论的因素较少，虽然它不否认女性解放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此外，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所坚持的阶级压迫是更基本的压迫形式不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男权的压迫同阶级压迫一样重要，二者都是最基本的压迫形式。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看法是，它过于强调女性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致性，忽略了女性的特殊要求和利益。这个批评是相当中肯的，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女性的特殊问题和特殊利益一直处于隐而不彰的地位。虽然从革命的基本理论上看，女性的解放和女性的利益一直被考虑在内，但是女性主义理论一直被排除在革命的主流话语之外，就连对女性主义这一概念认可与否都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甚至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形成这一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女性主义思潮毕竟是西方世界的舶来品，而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而中国革命对于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一切西方思潮都有着高度的警惕性和抵触情绪。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1)　　1、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渊源及主要观点　　在女性主义三大主要派别长达百年的论争之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流派，这就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流派，有的理论家甚至将这一新流派的出现称为女性运动的“第三次浪潮”。(Coole, 184) 我想，其原因在于后现代女性主义颇具颠覆性，它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性主义三大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因　　此，严格地说，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能算是与三大流派并列的第四大流派。　　后现代女性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女性主义加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社会在西方逐渐成为现实之后，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现状肯定论、多元文化论以及生态主义等新思潮逐步进入了西方学术界主流。　　从1960年代起，后现代理论在法国首先兴起。法国后结构主义派的主要人物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利奥塔（Jean Francios Lyotard），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鲁兹（Gilles Deleuze），伽塔里（Felix Guattari），保吉拉（Jean Baudrillard）等。他们批判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语言、文化、主体概念，开创了后现代理论流派。相比之下，哈贝马斯派的批判理性还是以理性为基本原则，现代性概念还在使用。批判理论以“知识的生产”作为最主要的关注。后现代派则认为，启蒙主义已经终结，现代性要求新的科学形式和新的话语模式。　　法国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有：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塞克瑟斯（Helene Cixous），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等。她们将后现代理论导向对男权制文化和生殖器中心话语的女性主义的批判。这一思潮从1968年开始出现在女性主义之中。从思想渊源看，英美女性主义一向重自由人文哲学；而法国女性主义则重后结构主义。前者与后者相比，是比较传统的和男性中心的批判理论和方法。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大多活跃于学术圈内，但她们也参与女性主义的政治运动。如果要追寻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后现代主义大思想家福柯。每一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都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无论她们对他的思想是全盘接受，还是批判的接受。福柯是一位怀疑主义哲学大师，是怀疑主义哲学传统在20世纪的重要继承人。他主张检验知识变化的实践，而不是用标准的认识论方法去证明独一无二的理性或科学。他对现存一切秩序体制的确定性和稳固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我所分析的一切就是为了否定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普遍适用的必然性的观念。我的分析旨在揭示出现存制度的人为性质，揭示出我们还拥有多少自由的空间，还能对现存的一切做哪些改变。”(转引自Martin, 11) 此外，后现代主义大师和重要思想家拉康和德里达也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高度重视和大量引证。　　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其主要观点做一概括，它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挑战关于解放和理性的宏大叙事，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 (grand theories)。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倾向来自后现代主义，高度概括地说，这一理论思潮的要点是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致力于批判所有那些博大宏伟和涵盖一切的现代理论，试图建立社区理论，即，将道德和政治观念建立在小范围的特殊社区的经验之上，否定因果关系与宏观社会概念。后现代理论超越意识，关注无意识和下意识的自我；关注矛盾、过程和变化；关注个人的肉体性质；拒绝男权的宏大叙事、普适性理论、客观性。有一种说法认为，“女人缺乏把握规模宏大的法则和原理的能力。”(Bacchi, 14) 对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应当对我们的社会合法性所由建立的所有法则和原理做重新的审视。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哲学建立在下列假设之一是：所谓“知识的普适性”是错误的概括。科学、宗教、法律的话语以及知识的生产都是局部的，只具有相对的价值。从启蒙思想开始，所有的宏大理论就都标榜其普遍性和性别中立的性质；那些强调两性差异的理论也自称是性别中立的。可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这些理论都是以男性为其标准的，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例如在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上，认为前者是男人的天地、后者是女人的天地，这就是典型的男权制的政治思想。在政治领域完全没有女性的位置，没有女性的声音，也没有为女性留下任何空间。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解放中没有得到过什么益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话语，从洛克 (Locke) 到康德 (Kant)，从来都没有把女性包括在内。　　在西方进入后工业化社会 (丹尼·贝尔用语) 之后，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话语遭到怀疑，甚至连理论本身也遭到怀疑。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作宏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了。由于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些分类都不再适用了。在她们看来，就连“女性”、“男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大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色彩。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2)　　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家巴特勒深刻指出：当普遍性这一范畴本身因其带有高度民族优越性的偏见已经开始遭到揭露时，我们可能会把一种理论或政治的基础建立在某一具有“普遍性”的语境或主观立场上。情形会如何呢？总共有多少“普遍性”？在多大程度上文化冲突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假定的、非妥协的“普遍性”的冲突，一种不能通过求助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普遍性”概念而得以和解的冲突，或者更有甚者，只能通过诉诸暴力的代价才得以解决的冲突？我认为，我们已经在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中目睹了这种概念的和物质的暴力行径，伊拉克这个“他者”被认为完全处于理性和民主的普遍结构“之外”，因此，需要用武力把它拖回“其内”。在最近的战争中，我们精确地看到‘阿拉伯’被刻画成一个可怜的另类，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病态幻想的场所。这一点，在以萨达姆和‘萨多姆’（罪恶之地sodomu）的谐音为基础的大量的恶意玩笑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美伊战争“它的行动效果已经在各种地方、以各种方式开创了暴力，而这些不是它没有预见到的，而且还是它最终难以容忍的。”（巴特勒，王逢振，第74-82页）巴特勒的结论是：“这样一个总体概念的建立，所付出的代价只能是产生新的、更进一步的‘排除’。所以，要想不事先放弃未来对包容的要求，我们不得不将‘普遍性’一词视为永久开放性的、永久论争性的和永久暂时性的。”（巴特勒，王逢振，第75页）后现代女性主义向从启蒙时代开始形成的一整套现代思想提出挑战，其中包括像知识、理性和科学这样的范畴。它认为不存在普适性的人权，所有的人权都有文化和历史的意义特殊性和特殊的视角和立场，例如后殖民主义立场。对于解放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是反对解放本身，而是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谁的解放，从什么解放。它不相信有普遍的解放和自由。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所有其他女性主义理论都是以偏概全，没有一个单一的女性主义理论。因为女性属于不同的阶级、种族、民族、能力、性倾向、年龄，并没有一类女性可以代表所有的女性。否定一般理论并非只能选择政治上无能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提供了一种选择：局部的、区域性的理论和实践。它并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局部的，有历史特殊性的和特殊利益性质的理论和实践。（Jaggar, et al., 83）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质疑以下所有的观念：稳定一致的自我概念；理性提供客观、可信、普适性的知识基础的信念；从理性来的知识是“真实”的；理性和知识存在于知觉者之外；由理性而来的真理提供对所有理性人的规律是正确的；为权力服务的真理不会被歪曲，自由和进步是有保障的；科学在方法和内容上是中性的，其结果对社会有利，是所有真正知识的范式；语言是含义清楚的，提供词与物的对应关系；客体不是由话语（或社会）建构的；它们仅仅是被话语命名而已。（Saulnier, 131）后现代女性主义从根本上反对西方知识结构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两分主义 (dualism)，例如总要把事物分成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你与我，好与坏，高与低等等。它提出另一种思维模式，即整合的思维模式，其中包括为女性赋予价值的模式；反对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 (其中包括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的差异)；以及重视他人的模式等。后现代女性主义向传统两分论的挑战，其中包括像理性与非理性、主观与客观、文化与自然这样经典的两分概念。　　启蒙运动思潮有蕴涵着一个基本的两分：迷信与传统；知识与自由。在启蒙精神看来，知识有奇特的两面性。它可以同时既是中立的又是对社会有益的。只有在以普遍接受的理性为基础并以它为保证时才会发生，不是特别的“利益”。更多知识积累（真理获得）的同时，结果是更高的客观性（中立性）与进步。权力可以是清白的、纯粹的、有助于解放的；理性的权力可以有利于人类，并且不会产生新的统治形式。这样的权力在运作与结果上可以是中立的。（王逢振，第5-6页）后现代女性主义不同意上述观点，而认为除了自然科学之外，所谓客观的真理只是个梦想，其实并不存在。所有的权力、理性、真理都是不清白的，都是某种价值观（或利益）的表现。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福柯曾引用过毛泽东的语录：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后现代女性主义质疑启蒙理性，要求重新评价通过理性获得进步与解放的概念，尤其在出现极权主义政治体系、种族灭绝、殖民主义和统治之后，所谓“通过理性获得解放的神话”深受质疑。“理性的自律的权力”是不存在的。（Braidotti, 96）如果说社会和物质世界是由唯一的、仁慈的和决不相互矛盾的一套法律来支配与掌管的，那么离开了使所有人受益的、普遍的、中立的保护性基础，权力就失去了它的清白。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呼吁理智、知识和真理在寻求变化的策略中是唯一有效的或应占据特权地位。（王逢振，第23页）现代主义认为，个人形成了稳定的、一致的、理性的主体；理性及其科学规律提供了一套客观的、可信的、普遍的知识基础；知识的理性运用是中立的，对社会有益的。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个人的观念是不稳定的、矛盾的、社会建构的；权威或知识的形式的观念是合理的、多意的、反对等级制的、参与的形式；历史的观念是非线性的，并不必然是进步的，总是受到目前的观点的限制，也受到特殊背景的限制；社区的观念是建立在价值差异基础上而获得的。（Nelson, et al., 110）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3)　　伊丽加莱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主要思想家，她所做的两项工作是：打破男性气质与理性、普适性的联系；发出“女性”的声音。伊丽加莱的理论工作的两个角度是：心理分析和后结构主义。她质疑自觉的理性主体，认为理性是男性的西方的单性文化。她还认为，女性的差异在男权制符号秩序中没有体现出来，女性的利益也没有得到法律和语言的服务。（Weedon, 89）　　伊丽加莱对符号秩序转变的看法是：批判理性和启蒙传统，质疑理性的意识主体。从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论出发，她认为符号秩序在理性、自由人性的主体和语言上都属于男性。西方文化是单性文化，女性是男性的不完备形态（lesser form）。表面看去是客观的、性别中立的科学和哲学话语，其实是男性主体的话语。她的抱负是要创造一套女性的符号，她认为，在建立非男权制社会的斗争中，分离主义是策略，她强调并高度评价性别的差异。　　在差异问题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忽视生理差异；激进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差异的正面价值。后现代女性主义与这两个流派的观点都不同，它强调差异的不同意义，认为差异是文化的，不是生理的。她们在此借用了德里达的解构论和对西方哲学的批判。　　后现代女性主义有时又被认为是激进女性主义，因为它将男女两性的思维想象模式加以区分。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社会、文化和心理分析理论男性化了。它主张弘扬女性的想象力，用它来创造文化和社会制度。　　由于后现代理论质疑宏大叙事，质疑启蒙时代的知识，有人说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敌人，因为女性主义是要发现关于女性的真理，所以不能接受后现代主义质疑普遍真理的立场。如果人类失去对宏大历史叙事的信念，世界女性的历史将会怎样？争取解放的女性运动还有没有合法性？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就连总体的女性主义理论也是不可能和不可取的。说它不可能是因为女性有不同的阶级、种族、文化；不可取则因为“单一”和“真实”是哲学的神话。　　第二，反本质主义的社会建构论。　　对于后现代理论与过去的主要女性主义流派来说，前者批判基要主义（foundationalism）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但是社会批判比较弱；后者社会批判较强，但却常常会陷入本质主义的陷阱。后现代女性主义挑战本质主义，反对性别两分和性别不平衡。　　本质主义强调的是人的本质的生理和遗传决定论，以为用自然或人性可以解释一切，而且认为自然和人性是不会改变的。本质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抨击的主要目标。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自然、人性既非故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而有很大差异的。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变化、断裂、矛盾和对立。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社会背景塑造知识，意义是由历史和语言造成的。主体不是一致的、有理性意识的，而是由话语建构的。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主体一向是“非身体的抽象个人被意识的理性思想统治的”。（Jaggar, et al., 76）假定人是理性的个人，通过教育和个人发展可以成为理性的人。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这一关于主体的理念，提出社会建构论的主体理论。　　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克里斯蒂瓦最重要的理论就是她的“形成过程中的主体”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她批判拉康，反对将主体性视为固定的、人文的本质。拉康认为，语言先于主体存在，制造主体，所以人在了解性别之前就进入性别语境了。而克里斯蒂瓦则认为，主体植根于无意识的过程中，在符号秩序中形成，服从法律和秩序。语言（包括男性与女性尺度）成为革命变革的潜在基础。她关注西方心理分析的观点中对女性和母性的看法，以及女性的生育功能必须服从父亲姓名的规则，认为这是对母亲身体的压抑。“女性必须发现第三种方式，它使她们能够接近符号秩序，而不必接受关于女性的男性模式。”（Jaggar, et al., 78）她不愿意用一种话语（女权的）取代另一种话语（男权的），而是追求改变符号秩序。　　后现代主义重要思想家拉康批判了弗洛伊德式的本质主义 (Freudian essentialism)，主张应以话语为中心而不应以生理学因素为中心来建构性别差异的意义。他特别提出严重质疑的包括俄底浦斯情结和阉割焦虑等理论。他的思想引起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共鸣。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也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视。反对本质主义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不赞成力比多 (性动力) 理论，也不赞成所有人最初都是双性恋 (bisexual) 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假定性是生活的中心，而且假定性的动力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存在。　　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威蒂格 (Monique Wittig) 的观点比“女性的心理为社会所强加”这一说法走得更远，她认为，就连女人的身体也是社会造成的。女人并没有任何“天生”的成分，女人并非生来即是女人。她反对某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对所谓女性气质的讴歌，主张真正的女性解放不仅要超越自由主义的男女机会均等的境界，而且要超越激进女性主义的女性优越论。在维蒂看来，真正的解放要消灭作为阶级的男人和女人，在她理想的新社会里将只有“人”，没有女人和男人。(贾格尔等，1989年)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4)　　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上述思想有很大共鸣，反对人们总是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对女性特质形成的影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福柯关于自我体验的思想可以转化为近代女性主义关于女性和母性的伦理。旧式的女性主义理论一向把人的特质划分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大类，而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则向这一划分提出了挑战，提醒人们注意到男女两种性别内部各自所拥有的差别。　　后现代女性主义不仅反对性别的两分，而且反对性别概念本身，反对那种以为性别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思想。她们不认为女性就必须具有抚养性，就应当受保护；她们十分重视性别之外的种族、阶级、国家、民族及性倾向的区别，并认为这些区别都不仅仅同生理原因有关，而是从社会和心理上对生理区别作出的解释，是为了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她们所关注的不是向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挑战，而是敦促人们彻底摈弃男性女性、黑人白人这些词语，不要把这些词语当作跨越时空和文化的、不可改变的、唯一的、本质上的类别。　　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胡克斯（bell hooks）是欢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她认为这一思潮对黑人女性主义有用。“太久以来，我们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为自己强加了对黑人本质的狭窄的严格限定的概念。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挑战了大众文化和大众意识中身份的普适性、固定性和决定性的概念，为我们开拓了自我建构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新的可能性。”（Jaggar, et al., 82）　　第三，关于话语即权力的理论。　　在当代的社会理论中，事物和话语谁更重要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议题。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曾断言：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 他试图用话语理论去否定物质现实。后现代主义将理论概念的重心从“结构”改变为“话语”，这就使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重要性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思想家。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话语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死去；所谓历史就是一套基要主义的话语 (foundationalist discourse)，其特点是不容人们质疑。　　福柯的权力-知识形成学说旨在说明，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福柯一开始曾关注过经济和物质的权力，但是随即转向否认权力是一种压制力量，是由一个统治阶级来掌握的。他认为，所有的权力都是生产性的——它产出知识——而不是压抑性的。因此知识和权力是一回事，没有什么区别。他认为，那些被压制的知识总是被排除在正式的权力历史之外，因为它打断了绝对真理的形成史。福柯不是主张用一套新的真理来取代老的一套，而是指出真理的特殊历史背景。因此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真理。福柯使人们看问题有了历史主义的角度，即思想不是从没有时空限制的自然和必然中形成的，而是从历史的人们的智慧中形成的。他的历史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所谓外部真理、永恒基础和普遍理性提出了挑战。他说：“由于它们是被造出来的，它们就能被毁掉，假定我们知道它们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转引自Ramazanoglu, 180)　　福柯对西方的话语所做的分析，其主要攻击目标是西方关于社会、历史与政治的宏观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大理论传统：自由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包括其弗洛伊德派变种)，以及传统的革命理论。他认为这两大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主义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有关人性、人类历史、经济和力比多的总体理论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法律话语权力模式之上的。这个模式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权力是被占有的 (被个人、被阶级或被人民)；第二，权力从一个集中的源头自上而下流动 (如法律、经济和国家)；第三，权力是以镇压的 (压抑的) 方式加以实施的 (如以制裁相威胁的禁制)。而福柯使我们注意到在国家、法律和阶级之外存在着的权力，他的权力模式与传统模式有三个基本区别：第一，权力是在运作的 (exercised) 而不是被占有的 (possessed)；第二，权力的运作方式主要是生产的 (productive) 而不是压抑的 (repressive)；第三，权力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是分散的 (decentralized) 而不是集中的 (centralized)。(Bazilli, 20-21)　　后现代女性主义从福柯那里获得的启示是：福柯的权力形成学说并不是权力理论或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反理论的 (anti-theory)。它不是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也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蓝图，而是为我们提供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他点醒人们：人们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是如何为统治他们自己服务的，人们又是如何通过制造真理的过程来管制他们自己的。总之，它不是去解释现实，而是批评别人在解释现实时所犯的错误，其批判矛头主要指向那些本质主义者 (essentialist)。　　在有关权力的问题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权力就是权威，是统治和剥削所有个人的权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认为，权力就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权力；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却把权力定义为分散的、弥漫的，而不是集中于某个机构或某个群体。过去，女性一般被认为是更看重事物，而不看重话语的，例如，她们更加关注的是低工资问题、强奸问题和溺杀女婴问题；而不太关注自己在历史文献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的问题。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在女性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即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因为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话语就是权力。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5)　　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了激进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性问题上的观点，认为它们这两派的观点都没有能够摆脱权力的压制模式，都把权力视为由某种机制和群体所占有的一种东西了。传统的压制模式的基本假设是：男性的性一般总是同暴力、淫欲、将对象客体化以及以性高潮为主要目标联系在一起的；而女性的性则与抚育、相互的亲密关系以及对非生殖器快乐的强调联系在一起；女性的性受到强迫的、暴力的、男性的性的压抑。这是一种本能加控制的模式。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的压制模式是本质主义的。　　福柯指出，所有的权力都制造反抗，以反面话语的形式产生出新的知识，制造出新的真理，并组成新的权力。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她们提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男人以男人的名义讲话；女人以女人的名义讲话。”“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性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我们必须去发明，否则我们将毁灭。”(Kourany, 362-363)　　福柯在他的权力分析中提出了关于惩戒凝视 (disciplinary gaze) 的观点。他也曾反复论述过关于标准化或正常化 (normalisation)的思想。他指出，标准化或正常化是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深化，社会通过纪律管束着人的身体，通过话语来定义何为正常，何为反常；通过标准化或正常化过程来要求人对规范的遵从。他采用环形监狱作为“凝视”意象的形象化说明，意指人人都处于社会的凝视之下，不可越轨。　　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福柯关于标准化、正常化的思想，说明女性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纪律，而且要遵从规范，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所有的旧式女性主义模式都属于一个男权压迫和禁制女性的模式；其主要的逻辑是：男权长期压制着处于无权地位的女性。举例言之，一个女人去做隆胸术，用旧式女性主义来解读这件事就是：男人命令他的奴隶为满足主人的欲望、为娱悦主人去做这个手术，这个女人完全是男人权力的受害者。可如果从福柯的理论模式来看，对同一个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解释：那女人去做隆胸术不仅是男人压迫她的结果，也是她自己的自我管制，自我统治，自我遵从规范的结果。正如福柯所说：“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转引自Ramazanoglu, 191)　　按照福柯的逻辑，当我们用对立的话语反击压迫时——如用女性主义话语挑战男尊女卑，用同性恋话语挑战将同性恋行为定义为变态的医学话语——我们就进入了统治话语的领域。我们发明了新的标签和身份，它在向压迫挑战的同时，又用新的方式压抑我们：使我们陷入一种身份；强迫我们遵循我们所从属的群体或社区的规范；建构我们的思维模式，作为21世纪的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者或反对性别主义的人，应当怎样思想，怎样做。性专家垄断了传媒上的知识；向我们销售一套适应我们身份的商品。我们刚想改变一个体系，立即就成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权力关系和话语在不断改变，可是我们永远不能逃避开它们。因此抵制权力是一个持续的事业。　　第四，关于身体 (body) 与性的思想。　　福柯论述了近代西方社会中性的话语的爆炸，似乎所有的事都与性有关，从孩子的坏习惯，到成人的肺结核，到老人的脑中风。福柯这样描述产生于19世纪的性学：告诉我你的欲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你是谁。　　福柯的任务和目标是破除科学家、心理学家、性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所经营的性专业的神秘性，动摇性的确定性。揭示性在不同的时期和文化中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他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东西：固定的性冲动，一种本质。性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文化有不同的性话语。福柯研究这些话语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关于性的观念，又是如何规训和控制了我们的身体的。　　对福柯来说，性存在于权力关系的交差点上：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牧师和俗人之间，行政机构与人口之间。（Dunphy, 19）福柯提出了关于生理权力的思想。他认为，现代国家从18世纪以来对身体控制的手段，干预个人的私人生活去监测控制“健康、生存方式、生活条件，存在的各种空间”。福柯认为，性历史因文化而不同，因此没有单一的性史，只有多个性史。性所具有的形式和意义与社会的权力关系有关。　　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了福柯的这一思想，他一反西方思想界重精神轻肉体的传统，大谈身体的重要性及肉体的各种体验。他指出，议会制的兴起同时限制了人的身体。它不仅要求身体的政治服从和生产劳动，而且侵犯身体本身，企图规范身体的力量与活动，身体的经济与效率。例如，军队、学校、医院、监狱、工厂这些机构的纪律的目标就是为了提高身体的效用；这些机构为了增加自身的力量，用纪律和惩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纪律与惩罚的实施就是为了制造驯服的身体 (docile bodies)。正是福柯使“身体”成为当代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分析最喜爱的题目。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6)　　前文曾提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创造出一套女性的话语。究竟什么是女性的话语？在莱克勒克 (Annie Leclerc) 看来，那就是令人难以想像的身体的快乐。她说：“我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这种感觉的快乐。它就是我女性的肚子、我女性的阴道、我女性的乳房的快乐。那丰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乐，是你完全不可想像的。”她这样阐述了身体快乐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我一定要提到这件事，因为只有说到它，新的话语才能诞生，那就是女性的话语。”她又神彩飞扬地说：“我要　　揭露你想掩盖的每一件事，因为对它 (身体快乐) 的压抑是其他一切压抑的起始。你一直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变成污物、痛苦、责任、下贱、委琐和奴役。”(转引自Kourany, 303)　　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的口号是：“男权制是实践，阴茎话语中心是理论。” （Jaggar, et al., 79）为了超越阴茎话语中心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尝试发展一些方式，这就是将肉身化的女性的他者性视为抵抗和转变之基础。盖洛普（Jane Gallop）挑战文化和生理的两分法，反对把女性排除在文化之外。她认为，不是生理学本身有压迫性，而是对生理学的意识形态利用有压迫性。女性的身体就是对男权制的抵抗基础。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性观点包括：性写作的力比多兴奋已经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越轨浪漫主义。作为性激进主义的特权形式，而不是反抗男性的性统治。新巴特勒主义作为表演性的性别结构是一种对于在男性权力、仇女主义和对女性的暴力的性别不平衡的话语描述。性实践中的权力不平等在肯定性的主观能动者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色情解释，传播对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性别统治、虐待和危险的正统解释。在性别表演和性分类中，身体成为一种不固定的升华的支点，以身体作为女性性压迫、性侵犯和自我打破沉默的基础。　　后现代女性主义向所有试图将身体的意义固定下来的性与性别差异理论挑战。在80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发现后现代的身体理论对她们很有用。受福柯、德鲁兹、拉康和伊丽加莱影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尝试创造关于身体及其与不同性别主体的关系的理论。　　后现代女性主义之所以关注福柯是因为他的理论强调以身体作为主体形成的中心权力基础，关注权力分配话语的性质及其与知识的联系。他认为，权力是一种话语实践，话语创造了主体性的肉身形式。主体包含着权力关系，但权力也制造反抗。对福柯来说，权力实施的关键对象是身体。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福柯角度就是关注主体、身体、话语和权力，关注文化塑造身体和主体的力量。她们认为，各类传媒如淫秽品、广告和性指南中的被动性受虐倾向塑造了女性的性身体和性实践。两性的差异就这样由话语在千百年的实践中制造出来。　　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福柯也有不少批评。她们对福柯的主要批评是他的性别盲点：他忽略性别。他处理人的身体好象它是非性别的，女性被规训为比男性更加驯服的身体，而这一点被福柯完全忽略了。福柯在重新制造女性的“不可见性”。（Dunphy, 29）他对个人身体的质疑会导致反抗的不可能。有人甚至认为，福柯的理论仍旧没有逃离阴茎中心话语的巢臼。福柯宣布死亡的哲学在伊丽加莱那里早就死亡了。她站在旧哲学的废墟上看到了取代它们的哲学。（Braidotti, 130）　　第五，多元论与相对论的思想及其最终导致的个人主义政治。　　后现代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个人批判是对普适性的破坏，因为在普适主义下，女性是缺席的、不可见的、沉默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在传统的男权的学术写作中舍去了个人的和情感的内容。它表明作者已死，是与所写的东西不相干的，只是一个缓慢地流出故事的载体而已。他们对自己在做的事情没有一点点看法，只是制造出一些像天使一样脱离身体（实体）的文本。这样的理论会将我们的处境神秘化，而不是搞清楚。它认为，有些批判理论就像它所攻击的世界一样的追求霸权。（Robinson, et al., 65）　　针对这一传统，后现代女性主义发起了自传行动，倡导女性写作自我表现的文本。（Robinson, et al., 66）将个人的经验与政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写作，要打破学院式的知识生产的传统形式。它主张，写作就是写自己。将个人与理论联系起来，从个人的角度批判社会。这种女性的写作或许是反理论的，或许是理论的新阶段。　　伊丽加莱甚至认为，女性的性是女性写作的动力之一。弗洛伊德对女性的性没有做过正面的评价，只有反面的评价。他认为，女性以为自己是一个没有阴茎的“小男孩”。男性的性欲受阻可以升华为创造性活动，女性的性欲受阻为什么就不可以同样升华为写作的动力呢？弗洛伊德的这个理论是如此的不公平，而且并没有坚实的经验证据来加以证明。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男性语言是线性的、限定的、结构的、理性的和一致的；女性语言是流动的、无中心的、游戏的、零散的和开放结尾式的。（Robinson, et al., 72）男性的思维模式也是线性的、单一的，关注于阴茎插入阴道，而女性的性却是圆形的、多重的。在写作上，男性总是看重排列、组合，总是不必要地使用两分法：主动与被动；太阳与月亮；文化与自然；白天与黑夜。而女性的写作是没有固定界限的。拉康也说过，女性有进入非线性思维领域的特殊能力，男性是技术的目的性的理性，在与他人的对比中确定自己的地位。他建议女性创造不同于男性的文化，避免线性思维和男性的科学样式，提倡“圆形写作”，并认为它是女性身体圆形线条的反映。（Agger, 59）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7)　　听上去令人鼓舞，然而这种观点冒了一个险：将女性与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本质主义观点。而本质主义的观点正是后现代女性主义一向激烈反对的。如果任女性自由创造出来的文化必定是不同于男性的文化，如果按照女性的“自然”逻辑去思维必定是不同于男性的思维，男女两性在本质上的差异岂不是就此成立？在我的有限的思维能力中，对于线性思维与圆形思维的区别的确是感到有点匪夷所思。也许这恰恰表明，如我之辈在多年的“正规”训练中，早已被男性文化和男性思维模式所浸淫，再不能按其他模式来思维。圆形写作和圆形思维　　的想法至少可以为我们揭示一个新的思路，使我们敝帚自珍，不要轻易丢掉自己身上有价值的东西。　　2、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批判　　对后现代女性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最尖锐的批判首先指向它的非政治或后政治 (postpolitical) 倾向，批评来自女性主义运动内部，其主要看法是：在女性刚刚成为她自身权利的主体之时，后现代主义就剥夺了女性在普遍人性中的权利。　　后现代主义理论是从1970年代开始进入女性主义运动和研究的，它所遭遇的主要障碍来自现实运动和政治斗争。反对派认为，如果取消了“女性”这一概念，女性如何能组织起来发展新的正面身份？如果根本就没有“女性本质”，更不会有把女性团结在一起的姐妹情谊这种精神了。（Jaggar, et al., 81）　　反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人们反对对主体性的解构和对主观能动性的质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由哈索克（Nancy Hartsock）表达出来的。她不无激愤地说：“正当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刚刚开始打破我们一直被迫保持的沉默，刚刚开始提出为我们自己命名的权利要求，刚刚开始作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来行动，正当此时此刻，为什么主体的概念本身却成了问题？正当我们要形成我们自己关于世界的理论之时，世界是否能被理论化这种非确定性却被提了出来。正当我们开始讨论我们所要求的变革之时，进步的理念和系统地、理性地组织人类社会的可能性却变成不确定和值得怀疑的了。”（Jaggar, et al., 81）有人这样批评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 (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Brodribb, 45-46)　　这一质问颇有深意——女性一直被当成历史的被动客体，正好在她们意识到这一点，想作历史的主体可还没有作成之时，主体竟被否认了——言外之意似乎在暗示这里有一点阴谋的味道。这一批评就像是在说：在一场轮流座庄的赌局中，前任庄家在自己该卸任时擅自宣布整个赌局已经结束了。　　传统的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歧还在于对身分认同和对主体的不同看法。后现代主义要求“解构”，视主体为流动的和变化的，就连使用“女性”这样的概念都是本质主义的；并认为，如果不加分析地使用这类词汇，会于无形之中加强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即认为男女两性的区别是与生俱来而且是固定不变的，而实际上，“女性”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女性主义的目标则是要争取作话语与意识形态的主体。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毁弃了学术上的许多重要分类，解构了女性主义的政治活动。她们提出，如果不承认各类现象的本体论基础，那就等于取消了政治学。男女两性的分类是政治学已经确定的分类，对两性分类的批判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可能性？认知的无限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已经被理解为政治学和政治信仰的终结或消解，女性主义在这场消解中又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世界背过脸去的；它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学说，而是关于其自身过程的学说；它是自慰性质的，冷淡的，仅仅对那些有权的人讲话，或者就干脆什么也不讲。按照这一学说，所有的现象都只是在一个特定的信息体系之内才有意义，在它之外就丧失了任何本体论地位 (ontological status)；所有的话语最终都丧失了它存在的基础。　　批评者还指出，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把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所在，忽视了真实的身体和真实的性，而这些真实的身体是能够产生道德与政治上的压迫的，例如暴力和强奸。强奸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会成为道德相对主义，而且丧失在现实中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武器。此外，如果普遍适用的宏观理论不复存在，实践和经验该怎么办？女性主义运动应当设定什么样的政治目标？　　对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一个最尖锐的批评是：“你不可能同时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又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王逢振，第2页），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Hirschmann, 138) 因为后现代主义是反政治的和相对主义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女性主义的一些理论可以吸收后现代主义的成分，但不可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自认为是十分政治化的；然而，后现代主义本身却是后政治的。由于后现代主义认为真理是不存在的，所以冲突只能通过赤裸裸的权力 (统治) 来解决。后现代主义解构 (消解) 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验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8)　　对女性主义有极大诱惑力的是福柯在《性史》中提出的权力与性的互动关系。但有些女性主义者提醒同道万万不可受此诱惑，因为女性主义向福柯强有力的话语投降的代价将是女性主义的非政治化。后现代主义绝不是一个政治行动的理论，受到它的诱惑就会陷入一个施虐与受虐 (S/M) 的螺旋——权力和反抗的螺旋；就不会再认为女性在男权制下形成了一个受压迫的群体；也就更谈不上她们的解放了。　　其次，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一个批评是：质疑宏大叙事会减少知识的可能性。西方女性主义的政治一向植根于权利理论。个人主义和平等的启蒙话语直到最近这些年才受到怀疑。批评意见认为，后现代主义使女性主义理论失去了稳定的基础，导致了深刻的不安和身份威胁。（王逢振，第4页）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启蒙话语（关于解放）对于女性主义是极为重要的，认为后现代主义表达了白种有特权的西方男性的观点和需求。他们已经享用了启蒙，因此能够承受得起对它的批判（有了批判它的资本）。（Jaggar, et al., 81）言外之意是，女性至今还没有真正享受过启蒙话语和解放话语的正面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对启蒙话语的批判是女性主义难以承受的奢侈行为。　　第三，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批评指向其认识论。不少女性主义者难以接受后现代主义完全抛弃性别、种族、阶级这些概念的作法，而主张代之以丰富其内涵。后现代主义使一些女性主义者感到害怕，因为它对过去那些激烈论争的问题的全部假设和框架都作了重新解释。在公众的心目中，西方女性主义政治和女性运动的思想渊源是启蒙主义话语，其中包括权利、平等和个人主义等等，直到最近，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后，女性运动的这一认识论沿革才受到质疑。后现代主义为女性主义带来的最大威胁首先在于它对单纯知识的威胁，就是那些人们已经接受了的简单理论，那些能够告诉人们如何为自身的利益去行动的理论，那些过去女性主义一直简单接受下来的话语，如自由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启蒙主义等等。人们过去简单地接受了“科学发现的逻辑”，以为它是普遍适用的，是价值中立的。这种价值中立是对两个方面而言的，一方面是对研究的主体而言，即研究者是价值中立的；另一方面对研究的过程而言，即研究的过程和使用的方法应当是价值中立的。因此，运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可以被用来发现对象的真实情况。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这些简单明了的原则就都是不可靠的了。　　第四，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还有它会导致多元主义、相对主义，最终导致个人主义政治，取消了女性主义政治，丧失了“女性”这个分类。为了避免相对主义，女性需要压迫与解放的一般理论。（Jaggar, et al., 83）批评意见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有相对化倾向，“性别怀疑论”，“对创造性主体的赞美”，“选择的多样性”等也带来一些问题。要关注价值和实践的制度化体系，统治与服从者之间的模式化关系。　　批评者指出，由于后现代主义相信意义是多元的和非确定的，假如你清楚明白和令人可解地写作，那么你就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总是故意把话说得含糊不清，在他们那个圈子之外，没有人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所以，一个人必须二者择其一：或者完全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从而放弃女性主义；或者完全拒绝这一立场。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就必须抛弃女性主义，服从于那个有害的、不友善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哲学。　　她们认为，由于后现代主义标榜对客观性和中立性的批判，而这一点恰好同女性主义的思想方法有共鸣，所以能够引起女性主义的好感，可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看，波伏瓦的著作就是基要主义 (foundationalist) 的，是建立在传统的人性理论之上的，因而是应当被否定的；而否定了波伏瓦也就等于否定了女性主义和女性运动。　　第五，不少女性主义者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男权意识这一角度来批判它的。这种批判认为，后现代主义虽然在当代理论界占统治地位，但并不是不可批判的。女性主义就应当拒绝后现代主义，主要原因在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有明显的男性化倾向。她们批评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男性的意识形态缺乏分析批判，简单地接受了福柯、德里达、拉康这些人的思想，甚至接受了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思想。　　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批评认为，她们还是在使用男性的话语，好像不使用男性话语的女性就要受到惩罚；好像女性主义的理论也必须从男性理论中推衍出来，并不是一种基于女性经验的新知识。　　批评者还指出，后现代主义是男权制的新的文化资本，例如福柯最喜欢的作家是尼采和萨德 (Sade)。虽然福柯批判了异性恋霸权，对这一所谓性的自然秩序表示质疑，但由于他是一位男同性恋者，所以他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异性恋霸权对女人的伤害。她们还批评福柯在强奸者 (男人) 和被强奸者 (女人) 之间，是为前者辩护的。总的来说，她们认为福柯基本上还是男性中心主义的 (androcentrism)。　　有批评者认为，虽然福柯的身体论可以帮助女性主义克服本质主义和生理主义，但是福柯对性别的决定性影响注意不够。此外，他把人仅仅视为“身体”，对个人其他方面的经验过于忽视。还有人批评福柯只强调自我，忽略了他人，好像个人是孤立的。福柯虽然讲到权力和知识的统治致使身体受到制约而成为驯服的身体，但他从未直接提到过“男性统治”这种状况本身，他所讲到的权力总是针对着所有人的。此外，当福柯讲“身体”时，没有把身体分男女，而男女的身体是有区别的。女人的身体比男人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女人不仅同男人一样，受到对身体的种种禁制，还要去刻意追求正确的尺寸和体形；如果女人不够驯顺，就会失去男人的宠爱和亲近，会失去获得后代的机会。这些问题从未进入过福柯的论域，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失。　　四、后现代女性主义(9)　　福柯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十分奇特，他仅仅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即：女人在同男人的关系中处于生理上的不利地位。除此之外，他从未研究过女性问题，只研究过自我的性别认同。他认为，性别认同不应当成为自我的基础；性实践也不应当成为权力统治的对象，这一权力包括去为性下定义、命令它和为它分类的权力。因此，有的女性主义者甚至认为，福柯之所以受到女性主义的注意，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侥幸，因为他究竟做了什么值得这种注意的事并不很清楚。他不像同时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关注的思想家拉康和德里达那样直接讨　　论过女性问题。有些人甚至认为，福柯式的女性主义 (Foucauldian feminism) 这种提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一个人不可能既赞同福柯又是个女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