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作品《伊豆的舞女》。那时候，川端康成常常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意想不到的地方，被不相识的过路人叫住，同他谈起《伊豆的舞女》来。他每次乘出租汽车，司机也都把他作为《伊豆的舞女》的作者同他畅谈起来，似乎把彼此的距离拉近了。年轻的作者川端康成觉得无论作为作品或作为作者，都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伊豆的舞女》热，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川端与舞女相遇所在地之一的修善寺制作了伊豆舞女偶人像作为旅游纪念品。网代温泉的点心铺制作了“伊豆舞女点心”，汤野饭馆特制“伊豆舞女包”。以伊豆舞女取名的各式① 中村光夫：《川端康成论考》，第147 页，筑摩书房1978 年版。各样的土特产礼品也应运而生。接着，伊豆舞女的文学碑风靡一时。尤其是伊豆半岛，许多地方建立了雕有伊豆舞女的独自塑像、或与学生一起的双人雕像，或刻上《伊豆的舞女》的部分文字碑。在川端下榻过的汤野旅馆“福田家”的前院还立了一尊姿态优美的舞女塑像，旁边的一泓池水放养了红黑的鲤鱼（日语里“鲤”与“恋”是谐音）暗寓着美好的恋情。连川端同舞女到下田途经的天城隧道口，也筑起一座很有意义的纪念碑，碑石成半拱形，中间自然留下一条明显的沟痕，象征着“我”同舞女的分别，碑石左边雕着川端康成像，右边刻上《伊豆的舞女》开首的一句话：“山路变得弯弯曲曲，我心想快到天城岭了。这时骤雨白亮亮地罩在茂密的杉林上，以迅猛之势从山脚下向我追赶过来。”伊豆半岛也成为旅游观光的热点，许多人被《伊豆的舞女》这篇作品的魅力所诱惑，越过天城山，去寻访《伊豆的舞女》的文学踪影，亲自观赏伊豆的景色和风趣，以及去抚触一下小说主人公“我”和舞女那种邂逅幸运的秘密。这篇小说先后五次改编成电影，而且都是由名角主演。此外还改编成广播剧、电视剧，上了广播和银屏。《伊豆的舞女》经过几十年的岁月，仍然还是鲜明如初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暮年的川端还不时地接到陌生的读者来信询问：“《伊豆的舞女》中的舞女的坟墓在什么地方呢？”“《伊豆的舞女》中的舞女所背着巡回演出的鼓，现在保存在什么地方呢？”以上可见《伊豆的舞女》影响之深远。川端本人认为《伊豆的舞女》之所以深受读者的欢迎，原因之一，大概是通过他对舞女和同路的巡回艺人的感谢之情所写的吧。因为他的坦率而单纯的感谢之情，成了作品的基调。《伊豆的舞女》的问世，开始形成川端康成自己的艺术个性，奠定了他的作家地位。从宏观来看，川端的文学没有明显的断层，但从微观来看，不能不承认其创作是有变化的，他初期的作品群，大多是根据孤儿的实际生活素材，以私小说的形式表现，具有浓厚的自叙传的色彩。从《林金花的忧郁》、《招魂节一景》起，他已经开始把自己的笔锋从描写孤儿的哀伤，转向反映旧时代的女艺人的悲惨命运上，把自己的关注、同情与悲哀都给予了她们。而《伊豆的舞女》在完成川端康成这种内容风格、基本情调的过程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为构筑川端康成第二创作期以受损害的下层少女——艺妓、女艺人、女侍者等为描写对象的小说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伊豆的舞女》的创作手法有了新的突破，它既不同于作家初期的写实文学，也有别于新感觉派时期的追求华丽文体的小说，它在重新开拓和发展一条新的创作道路，即开始运用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美和表现这种美的传统技法，从精神与技法两方面来具现日本文学的特质，在形成和发挥自己的艺术个性上取得了成功。对于川端后来的创作影响是很大的。恐怕可以说，川端康成成长为充分体现日本文学特质的作家，也是以《伊豆的舞女》为界，迈出了第一步的。第六章《浅草红团》浅草民俗的缩影图一 青年川端与浅草的结缘川端康成说过：“我的初期之作，没有哪篇特别受到社会评论而引人注目的。成为话题的，大概是《浅草红团》，但它不是我的最早的作品。这篇小说，与其说有什么文学价值，莫如说是什么风俗，我写了稀有的题材，似乎正是这点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作家谈》）。从地方变迁史来看，从近世的江户时代开始，浅草就是“风流之地”。至近代的明治、大正、昭和时代，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0 年代后期的“流行歌剧时代”；二是30 年代中期即1923 年关东大地震后的“流行轻歌剧时代”；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流行脱衣舞时代”。川端认为：“从三个时代比较来看，歌剧时代是最具艺术风韵的、作为浅草最有意义的时代”①。那个时代的浅草，有着许多最能代表东京民俗的东西。以最具风俗特色的浅草寺为中心，兴建了演艺场、水族馆、木马馆等。方圆百里，既有说书、相声、魔术、木偶戏、杂技、马戏、少女舞蹈等杂耍艺人的表演，也有奇人、珍禽、异兽等天然珍奇动物的展览；还有布偶人、木偶人、玻璃工艺等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乃至还是不良少年、流浪汉、乞丐、小偷、娼妇、拉皮条等三教九流的人物集散地。所以，浅草不时洋溢着下层艺人的悲欢性格，又充满颓废和享乐的色彩。当时浅草在东京的位置，就犹如解放前天桥在北京的地位。青年时代的川端康成由于生活上的遭遇，每年都要到伊豆汤岛去两三次，有时候呆上一年半载，前后共三年，以逃避东京人间的烦杂，在静境中排解内心的积郁。但后来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他去不了伊豆汤岛，就爱到东京一隅的浅草游逛。川端与浅草有特别的缘分。他在茨木中学毕业后，上东京备考大学，到补习学校走读，就住在浅草藏前他的一位伯母家，每日多次经过这近在咫尺的浅草。再加上读大学预科和本科，就住在浅草的鸟越，这时候正是浅草盛行歌剧时节，他爱慕歌剧女演员，经常拽着好友石滨金作、今东光等一起去观赏。尤其是在祗园节，他不分昼夜地手里拿着小本子在浅草街上四处徘徊，几乎走遍了浅草的每一个角落。有好几回他在浅草公园逛到天明。他只是一个人独自地游逛，没有结识那里的三教九流的人物，包括不良的少年，甚至连那里的大众食堂、经济旅馆、咖啡馆也没有迈进一步。他到过那里的全部三十多个演艺场，也只是坐在观众席上观赏艺人的表演，并且作了详细的笔记。即使偶尔参观演艺场后台，但却没有找艺人叙谈。虽然有时与演艺场文艺部的岛村龙二在冷饮店或年糕小豆汤铺与演艺场的舞女们相叙，有时由经营演艺场出身的人陪他和演艺场的舞女闲逛，但都没有直接同这些舞女作过一次称得上是谈话的谈话，更没有一次同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单独走过三百多米路程，或在一起度过十分钟。仅此，川端也觉得与舞女们逛游浅草，是他最快乐的时期之一。川端还觉得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女① 《关于》，《川端康成全集》，第33 卷，第140 页。身上还没有那股浅草艺人的气味，他担心她们今后怎么办？她们也许不希望像十年前的歌剧演员那样，十年后暴尸于浅草吧。实际上，在写《浅草红团》之前，川端没有正式采访过作为他描写的对象的少女艺人，更没有与她们深入交谈，只是向岛村龙二提问过一些问题，并由岛村龙二向导，到后台会见过一些舞女，她们是梅园龙子、望月美惠子和山路照子三人。她们三人常常到镰仓川端宅邸相叙，回忆往事，以及上述与舞女们一起逛浅草，也是在《浅草红团》连载完以后的事。可以说，川端康成主要依靠用眼去观察，用心去感受，用生命去体验她们的情感。他说过：我外出旅行，到了旅馆，一安顿下来，就立即走遍当地每个角落，这种习惯至今也未改变。但是我觉得浅草比银座， 贫民窟比公馆街，烟草女工下班比学校女生放学时的情景，更带有抒情性。她们粗犷的美，吸引了我。我爱看江川的杂技踩球、马戏，魔术以及听因果报应的说书，我对所有在浅草的简陋戏栅演出的冒牌马戏团都感兴趣。（中略）可能是由于我是个孤儿，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哀伤、漂泊的思绪缠绵不断。我总是在做梦。无论什么梦都不能使我依恋，一边做梦一边就苏醒，大概是我喜欢穷街陋巷而被人愚弄了吧。①对农村出身的川端康成来说，浅草具有异常的魅力，是他非常喜欢逛的地方，浅草的下层艺人是他非常熟悉的人物。浅草成为他早期创作之源，是他的文学的主要舞台之一。他常常深入浅草，体察风情，搜集创作素材，创作了许多以浅草为题材或背景的小说。川端对浅草解不开的另一个情结，就是他发现与他解除了婚约的千代，离开了故乡岐阜，来到了浅草一家咖啡馆打工后，再一次引起了他对这位千代的依依之情。还有他从在浅草结识的十六七岁的舞女梅园龙子身上，仿佛寻找到昔日的伊豆舞女的倩影。所以，浅草也是复燃他的恋情的地方。可以说，对川端文学来说，浅草仅次于伊豆汤岛。所以一些评论家将川端康成这一时期的作品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伊豆作品；一类叫做浅草作品。在创作《浅草红团》之前，他已经写过《林金花的忧郁》、《日本人安娜》等与浅草艺人有关的作品。据川端说，他之所以写《浅草红团》这部作品，是因为以浅草为题材，其材料本身是很能吸引读者的好奇心。所以完成《伊豆的舞女》之后，他就想执笔写浅草的故事。恰巧他的友人十一谷义三郎、片冈铁兵向《朝日新闻》举荐，约请川端写一篇这方面的连载小说，于是川端很快就应允了。《浅草红团》在《朝日新闻》晚刊上连载是始于1929 年12 月12 日。这一年正是日本经济面临不景气，但除夕晚上，浅草的热闹依然。川端也夹杂在人流中涌向浅草寺的观音堂前，静静地侧耳聆听浑然在杂沓声中的参拜者的脚步声、拍手声、投钱币声、风铃声、鸡鸣声。当寺院敲响十二下钟声，川端将红团的少年们集合起来，举手三呼“1930 年万岁！万岁！万万岁！”回家之后，他兴奋未消，文思潮涌，他没有歇一口气，就又伏案埋头写起翌日应交报社的《浅草红团》的连载稿来。小说在《朝日新闻》连载到1930年2 月16 日第三十七回就打住，原因是：当时《朝日新闻》晚刊的惯例是，青年作家的连载小说限定最多连载三十回，但他仍未能收笔，所以其后至第① 《文学自叙传》，《川端康成全集》，第33 卷，第96 页。六十一回只好分别由《新潮》、《改造》杂志发表，至1930 年9 月连载完毕。所谓“浅草红团”以及小说中提及的“浅草紫团”、“浅草赤带会”、“黑带会”，都是作者假设的浅草不良少年的团体名称。小说的故事是虚构的，人物也没有模特儿。《浅草红团》发表以后，带来了浅草的“轻歌舞剧时代”。它竟成为浅草娱乐业全盛的起因。新闻媒体对浅草的报道也骤然增多，许多迄今只认银座而不屑一顾浅草的高雅的文人墨客、官僚大亨也涌到浅草。研究浅草的书也出现了。川端的名字因此而留在演艺场文艺部工作人员的花名册上，名噪一时。正如读过川端的《伊豆的舞女》的年轻人都要越过天城岭去寻访伊豆的文学踪迹一样，许多读过《浅草红团》的读者都受到乡土风俗的诱惑，涌向了浅草。连川端本人也觉得出乎意料，认为他的真正成名作是《浅草红团》，而不是《伊豆的舞女》，因为《伊豆的舞女》问世很久以后才为世人所注目。同时，他一方面认为《伊豆的舞女》也好，《浅草红团》也好，都似乎是肤浅的。也许这种轰动效应不是由于它的艺术性高或有什么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作品真正引起轰动的是精神的内在的东西。所以他相信这种热闹劲头是有其持续性，即使消失，仿佛也还会留下来某种罗曼蒂克的余韵。的确，浅草的罗曼蒂克的余韵，和伊豆的罗曼蒂克的余韵一样，还久久地在他的心中旋荡。他逛游浅草记下了厚厚几本笔记，且写得密密麻麻，大多是关于浅草的街头风景和当时流行的新鲜事。写作《浅草红团》时，这些材料也只使用了五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对川端来说，连载完的《浅草红团》，只不过是浅草故事的序曲。所以《浅草红团》发表后事过五年，《文艺》杂志约请他写续篇，他二话没说，欣然答应了。他将当时的心情这样记录下来：《文艺》约我写《浅草红团》续稿，我就像渡河时喜得一船。我毫不犹疑地乘上了这条船。因为我还有些刚着手的、值得留恋的工作留在河对岸那一边。但是，过了对岸一看，是以前留下来的东西依然如故呢， 还是五年前的人情依然留在我的内心底里？我自己也不知道。好歹是到目的地上了岸再说。写作的准备从此开始。我不打算按连载小说的常规来安排故事。恐怕这样做，作为那部作品的续篇是合适的，而且还可以使前篇活起来。①因为川端康成认为如果按照写作大纲来写，恐怕要写上一两千页稿纸，这样他“越写就离对岸越远了”。所以他写续篇没有制订缜密的写作计划，没有固定的腹案，只有简单的大纲。由于距前篇五年后才执笔写续篇，这时他所见的是处在“轻歌剧时代”的浅草，与执笔写《浅草红团》前篇时所见的“歌剧时代”的浅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不可能再按照以前的故事发展脉络写，加上给杂志写连载稿与给日报写连载稿有所不同，尽管他努力按照前篇的新闻小说方式写，写起来就不由自主地让自己的想象力自由驰骋。也许作者觉得很难起承前篇，只能写出和前篇相近的续篇，于是就索性从当时正在举行的浅草节的情景写起，并且另立新篇名为《浅草节》，连载在1934 年9 月至1935 年2 月的《文艺》杂志上。所以学者对《浅草红团》的构成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将《浅草红团》和《浅草节》作为一篇完整小说处理；一种看法是两篇是相对独立的作品。新潮社出版《川端康成全集》时，就将《浅草节》作为单独的篇目编出，而没有与《浅草红团》合成一篇。① 《续稿预告》，《川端康成全集》，第33 卷，第100 页。这期间，川端还写了《浅草日记》、《浅草的姐妹》、《浅草的八哥鸟》等有关以浅草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川端与浅草结缘，写下了一批“浅草小说”，遇到最烦恼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因为深入浅草，是需要化很多钱的。写《浅草红团》时，就遇到这个问题。一位朋友对他说过，如果在《浅草红团》上再多加点酒就好罗。川端觉得，比起酒来，更不足的是钱。如果有足够的钱，会写出比它更好的东西来。虽然《朝日新闻》的稿酬已经不少，但仍未能让他充分地运作自如。所以他认为，如果经济拮据，不清楚的事情避开不写，或草草地写，就有违作家的良心。不清楚的事情就要化钱去调查，去搜集资料，要在实地见闻的基础上才能展开空想的翅膀。但要实地见闻，如果没有钱，就犹如船儿没有橹和桨。为此，写《浅草节》时，川端康成别开生面地刊登了一篇题为《续篇预告》的广告，末尾写道：我既不是生活在浅草的人，也没有熟悉浅草的适当的朋友。而且我毕竟不能从内里来观察浅草。我终究只不过是爱逛浅草的人罢了。迄今杂志一直约我写《浅草红团》的续篇， 如果我写的话，也许早就已经完成了。可是我不愿意写这种不充分的见闻记。如果有许多人为没有钱的我提供浅草的材料，或提供采访的方便，那就幸运了。这样，我肯定能写出比五六年前所写的《浅草红团》还好的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①二 风土与人情的展现《浅草红团》是一篇一改过去风格的作品。作者没有太多着墨于浅草那些不良的少年，以及有关伤风败俗的事，而是把目光投向了生活和挣扎在浅草下层的少女们。写了她们的性格、境遇和命运。这部小说的结构特色，不像普通的小说那样以特定的人物作为主人公而展开故事情节。它是以浅草的风情为中轴，辐射出无数的人物群像。而最为突出的，贯穿始终的，只有弓子和春子这两个人物，其他的众多人物则杂沓其间，一闪而过。但他（她）们也都是像弓子和春子那样，是浅草各式人物的艺术再现。作家笔下的弓子写得逼真，楚楚动人。弓子为了能在浅草这块地方生活下去，就像所有浅草红团的少女一样，蓄着短发，装扮成男孩，以避免那里的男人的搔扰。她与那里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地估量着自己。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犹如挂在秤的两头——一头是想做女人的心，一头是怕做女人的心”。所以她虽然蓄了短发，变成“一半像男人”，似乎可以不怕男人了。但事实上受过无计其数的男人凌辱的她，还是经常被惹得烦恼不堪，陷于孤寂的生活之中。她连向浅草寺观音菩萨抽签时，也是抽到这样一纸凶签：“欲理新丝乱，闲愁足是非，只困罗纲里，相见几人愁”。这是浅草下层人物的命运的必然？对弓子最具戏剧性的描写，是“口含亚砷酸接吻”一场。弓子的姐姐千代受了男子赤木的骗，失去女人的一切而发疯了。弓子把赤木引到船上，口含剧毒亚砷酸与赤木这个色情狂接吻，为姐姐千代复了仇。弓子终于含着眼泪笑了，那双充满活力的眼睛闪烁着晶莹的泪光。最后他们两人有这样一段对话：① 《续稿预告》，《川端康成全集》，第33 卷，第104—05 页。“已、已经、已经不要紧了。——刚才，刚才是在演戏啊！ 不这样做，你怎么可能同我接吻呢。”男子将弓子松开了，弓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濡湿的眼睛直勾勾地仰望着男子，说：“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现在你终于看我啦。前些时候在水族馆时，你还把我看作小孩或卖东西的小孩，真使人遗憾，所以大闹了这一场。我说亚砷酸丸是我的快乐，你懂吗？” 但是，弓子眨巴着眼睛，连耳朵都染红了，好像才想起来似地整了整裙子。“我是? .”赤木的声音突然颤抖起来，“我是说千代的事? .”“我不需要你来解释了。如果需要对我解释的话，那么也不是为姐姐，而是为我本人，对吧。看见姐姐恋爱，我想我还要当个女人吗。这是很不幸的啊！这种不幸的原因是你造成的，如果我看见你而成了个女人的话，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两人的眼睛碰撞在一起的时候，男子冷不防地把她搂过来，把脸贴在女的脸上了。“混蛋！”弓子用右手推开男子的嘴。赤木似乎从嘴唇到牙齿都染上了毒药。弓子用手紧紧捏住剩下的药丸。药丸被手汗溶化了。“振作起来，你这个蠢货。”赤木瞬间脸色刷白，脸朝地倒了下去。这是一个富有魅力的戏剧性的场面。作家通过这段对话，将弓子背负着浅草不可解的困惑的复杂心态，以及弓子曲折的情感和遗憾，栩栩如生地和盘托了出来。挣扎在浅草下层生活的人是悲哀的，而生活在浅草的女人被社会欺压和被男人作弄更是双重的悲哀。春子是个天真的少女，一生的愿望并不奢侈，只想到东京艺妓街学做发型。可是，她连这种人生存最低的愿望也不能实现，她手头不多的钱被人骗走了，她自己的身子也被人骗走了，经过转辗多次被骗卖，最后来到了浅草。卖主怕她逃跑，整整五天将她脱得精光。她面对镜子，呆呆地望着自己在镜中被夺去了贞操的裸体，欲哭无泪，多次逃跑未成就自暴自弃，毫无反抗地变成另一个春子。从此她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把男人当作是“生活上的安眠药”，无奈地落入了一种带惰性的危险的生活。春子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浅草红团多数少女的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与弓子的生活态度形成一种对比。其他人物，如蓬头短发的阿何、被流浪汉猥亵的疯姑娘千代等等这些人物的内心孤独和空虚，脸上总是泛起一缕缕哀愁，但她们没有沉沦在浅草这样一个的虚浮的小天地，而仍然苦苦地过着自己既定的生活。在作家的心目中，她们仿佛是“杂乱的花圃中的花朵”。作家还将《林金花的忧郁》中的林金花、《日本人安娜》中的安娜重新出现在这部小说里。因为这两个少女的苦楚形象总是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久久地也难以拂去。在写到浅草的少女群时，她们两人自然而然地露于作家的笔端，她们的悲哀又再次跃然纸上。当时在浅草，又何止女人悲苦呢，又何止一个弓子的姐姐被逼疯呢。在作家笔下的浅草就是一个“大疯人院”，就是像浅草的瓢箪池里的绿藻，不断而迅速地繁生着大批的失业工人和无家可归的乞丐、流浪汉。在这些人物群像中，如果说小乞丐的生活已经够悲惨的话，那么《浅草红团》里的失业工人和穷苦的人们的形象比他们更悲惨，他们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要用两三分钱买乞丐讨来的、乞丐吃剩的残羹剩饭来充饥。后来连乞丐也难以讨到残羹剩饭了。作家作了素描式的勾勒，强调了这种情况在浅草并不稀奇之后，自己虽然没有对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提出自己的批评，却非常恰当地引用了谷崎润一郎的一段话，进行有力的抨击和控诉：“如今的日本成什么样子呢！如今的日本杜会、如今的整个东京，不就是一个不良的老人吗！在这些不良的老人中， 只有浅草是不良的少年。虽然是不良，少年们也是有爱、有朝气、有进步的”。所以正如作家在小说中所描述的：浅草是万人的浅草。一切东西都活生生地呈现在浅草面前。人间的欲望就这样赤裸裸地舞蹈着。形成一般混杂所有阶级、人种的大潮流。是一般从早到晚无止无底的潮流。浅草是活生生的。——大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拥有这些大众的浅草是一座大溶炉，这个地方溶化一切东西的旧模式，铸造成新的模型。（《水旅馆》）浅草红团的出场人物都是经过化妆的。作家让她们化了妆，遮掩了她们的真面目，让她们带着假面目进入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弓子既然是红团的一员，自然具有不良少女性格的另一面，她化了妆，诱惑了少年梅吉，使梅吉受到伤害；然而她又设法安排梅吉当了理发师的徒弟，让他有一份正当的职业，堂堂正正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春子也化了妆，被骗、被脱了个精光，无可奈何地做了她不想做的事，体验到了自身的变化。最后化了妆的她与驹田同居，驹田被她心地善良的不可抗拒的魅力所吸引，总拂不去心中真面目的春子，并决定和她一起生活。可以说，弓子和春子的真实面目是透过残酷的现实而存在的。在浅草，化了妆的并不仅是弓子和春子，还有众多的像弓子和春子这样受压迫和受损害的女性。她们逃不掉浅草红团少女命运的定数，在不同化妆的背后，表现了那些见不得人的少女们的喜怒哀乐，表现了她们真情的一面。也就是说，作家试图在浅草的女人与男人的无穷无尽的矛盾冲突中，追寻着一种变形的人、一种永恒的风景。假如将这种化妆扩大的话，整个红团本身就是化了妆的集团，整个浅草本身就是化了妆的小社会。也许作家要展现的，不仅是浅草的少女、浅草的红团，而且是要透过化了妆的背后，去展现当时的整个社会呢。正如评论家上田真在《〈浅草红团〉的内在意义》一文所分析的：“《浅草红团》是试图通过描写生活在破坏了一般常识性生活秩序的世界里的人们，来描述一些远比受过伦理社会训练的人、远比一般人心理更深沉的人的本来的面目。这些人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他们既不是善人，也不是恶人。他们是破坏者，也是被破坏者。人的变形，即所谓真正意义上人的成长，恐怕是非常接近、回归这两种原型的某一方吧。因为那是更忠实于自己的、因此也更是纯粹的生活方式。这种努力越强烈，人的生命就越产生更大的热能，就越会给他或她增添更具朝气的活力。当然，这种活力因为维系破坏、即维系死亡，所以他或她的生活就存在一种犹如拉开的弓似的紧张的美的一面；还存在这根紧绷的弦不知什么时候会断的、自觉的悲哀的一面。这种美、这种悲哀，就是《浅草红团》的美，也是《浅草红团》的悲哀。”①川端在这部作品里，采用新心理主义和电影蒙太奇结合的手法，使故事情节的展开虚实结合，以虚契入，转入写实。比如由“我”引出弓子，“我”① 川端康成研究会编《川端康成其人及艺术》，第91 页，教育出版中心1974 年版。通过一条似幻的小路，意外地听见钢琴声，发现弹钢琴的弓子，于是又由这条路引出浅草，然后在笔下全景式地展开浅草各个角落的风物人情。这些风物和人情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又是实实在在艺术化了的。也就是说，作家根据主题内容和情节发展的需要，将小说所要表现的故事分解为不同的场面分别描写，然后再根据统一的构思，将一个个分别描写的场面，合乎逻辑地重新组合，使之通过相辅相成的文学形象，构成一个有机连贯的艺术整体。所以，作品中的“我”的眼就像一台电影摄像机，对准从小路到琴房，又从地下铁食堂到船上，从木马馆一楼到二楼等等场景同时进行、交叉摄入一个个短短的镜头，然后采用近似电影的蒙太奇的手法加以艺术的剪辑而成。川端的这种创作手法是非常独特的，被文坛称为“电影式的事实的纪录”。作家描写人物的时候，则让她们超越时空，自由自在地在过去、现在、未来中驰骋。虚实两者的密切联系，使浅草这个小空间变成展现东京风物人情的大世界。所以小说写浅草的民风民俗，不是孤立来写，不是写成浅草民俗论、地方志或浅草风物纪实录。它是紧紧扣住民间的传统和维系人间的纯粹感情的。这就是为什么作家呐喊出“浅草是人间的市场”的原因，恐怕也是这部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文体来说，川端在广泛范围得心应手地运用了雅语、汉语和俗语，并且驱使语言和文字摆脱了原来所规定的意义，以及摆脱固有文章的规范模式，乍看其形态显得有点生硬、有点随意，会削弱其完美性。但却赋予文章新的生命和跃动感，让人感觉具有一种新鲜和活跃的氛围。这种新的自由文体，以直接感觉的形式，将内心活动的节奏落实到语言和文字上。最典型的例子，是“塔里的新娘”一节中四个男子聚在塔尖东面窗户那儿看见春子，便问船小鬼是从言问那边来的吗之后的一段描写：东面的窗户——从那儿看过去，眼前便是神谷酒巴。其左下边的东武铁道浅草站建设所，是用板子围起来的空地。大川，吾妻桥——假桥和钱高公司的架桥工程。东武铁道铁桥工程。隅田公园——浅草河岸工在施工中。那岸边有石头加工工厂和云集的小船、言问桥。对岸——札幌啤酒公司。锦丝堀车站。大岛瓦斯槽。押上车站。隅田公园、小学、工厂地带。三围神社。大仓别墅。荒川水路。筑波山被冬日的云蔼笼罩着。这段描写之后，接着写了春子将手插在怀里，从这扇窗户走到那扇窗户，眺望着东京的屋顶，说道：“真是乡下。东京是座旧木屐般的城市，并且这木屐还沾着泥土！? .”从这里可以看出，上面的引文是有节奏的、意义相近的文字堆砌，似很呆板、生硬，但这种客观的罗列刺激人门的感官，给人造成一种新的感觉，东京是带泥土的木屐般肮脏的城市，浅草就不是肮脏的“人的市场”！这里让人联想，让人痛切地感受到现实的阴冷和人生的不安。这种文体的形式，与作家要表达的主题内容是相通的。二三十年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化的道路。在加紧对外侵略的同时，也加强对国内的控制和镇压，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自不用说，连许多艺术派的文学作品也不能幸免而遭到查禁。川端康成的浅草作品群中，《浅草红团》中的《都会交响乐》一节有“我是无产者，身穿工作服。沉重的铁锤，可不是装门面！”一段歌词，被神经质的检查官疑是有“赤色”的味道而勒令删去。《浅草节》发表的年代，时局更加严峻，大概是触及浅草下层人物的残酷现实，就干脆被取缔了。第七章——在战争的旋涡之中一 “七七事变”前前后后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铁蹄踏进了中国东北三省。接着1932 年1 月28 日又在上海挑起了战事，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步伐。1932年5 月15 日和1936 年2 月26 日少壮派军人发动了两次武装政变，促使当局加速军事法西斯化，为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作了物质和精神的准备。1937 年7 月7 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件，拉开了全面侵略中国的帏幕。日本法西斯当局为了适应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建立了“战时新体制”，颁布了“国家总动员令”，强行宣布解散一切进步政党、工会和社团，并对反战的各界人士进行疯狂的镇压。与此同时，成立了内阁情报局，进一步压制言论自由和控制文艺界，日本人民和革命作家为此开展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不少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战士，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进行了抵抗运动。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不畏强暴，不仅用笔参加战斗，写下了《为党生活的人》、《地区的人们》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优秀作品，而且直接参加了地下的革命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这位杰出的作家于1932 年2 月20 日遭到了法西斯当局的逮捕，在严刑拷打面前，英勇不屈，当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日本人民的革命、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无产阶级作家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久保荣、金子光晴等也分别发表小说、剧本、诗歌，表示了对黑暗时代的反抗、连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等也在各自的作品中流露了消极的反战情绪。尤其令人注目的是，现实主义作家石川达三在中日战争爆发的翌年，即1938 年作为《中央公论》杂志的特派员到了中国华中战场进行战地采访，并在南京耳闻目睹日本侵略军对中国无辜平民进行的血腥大屠杀，回国以后，他写下了小说《活着的士兵》，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小说当即横遭查禁，石川达三也被判处了徒刑，这时候，更多的作家被检举、遭逮捕。这一系列事件，严重地冲击着日本文坛，更多的作家开始了沉默的抵抗。无产阶级作家中的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在残酷的镇压下，开始“转向”。这种倾向，从1934 年开始，到了1936 年达到了高潮。以林房雄为代表的少数“转向者”，完全充当了法西斯政权的工具。不少作家也屈服于法西斯当局的强大压力，大搞“报国文学”，发表鼓吹侵略战争、讴歌法西斯军队的作品，其中火野苇平在1938 年、1939 年所抛出的《麦子与士兵》、《土地与士兵》等被当局奉为“报国文学”的样板，火野本人被捧为“国民英雄”，文坛上掀起了一股“国策文学”的逆流，响起了一片军国主义的鼓噪声。内阁情报局为了把作家牢牢地拴在侵略者的战车上，利用这股逆流，动员大批作家参加陆、海军“报道班”。川端康成的好友、同人久米正雄、片冈铁兵、菊池宽等也都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军装军靴，组成一支俗称的“笔杆子部队”，开赴中国战场，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当时的日本文坛，正如一些评论家形象地说：“从这时候起，全日本文学都穿上了茶褐色的军服”①。这时候，作家队伍两极分化加速，营垒更加明显。少数人站起来反抗，他们或者流血牺牲，或者被捕入狱，或者逃亡国外，更多的人沉默、退却? .川端康成面对眼前的这一系列事件，不能不有所震动。 1928 年3 月15日，日本法西斯当局大检举共产党人的翌日，川端曾让逃避检举的当时的无产阶级作家林房雄、剧作家村山知义栖身在他的热海家中，后来他曾称赞村山知义“凝聚着理性和意志”，“像钢铁战士般工作”②。1930 年6 月，他又隐藏正遭特务警察追捕、企图逃亡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藏原惟人。在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壮烈牺牲之后，川端康成在一篇题为《3 月文坛一印象》中写道：“我认为小林多喜二与德永直、林房雄（当时两人已“转向”——引者注）经历着不同的劳苦，小林是一味前进的，是幸福的”，同时又说；“我真心感到活着的横光利一是不幸的，还不如死去的小林多喜二”，“小林离开作家的道路‘突然死亡’，远比横光作为作家所走的道路更能使后进者感到乐观吧。我这种不审慎的邪说，恐怕不能轻率地一笑了之吧。”③这段话，不仅是对小林多喜二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而且也是对林房雄、德永直和已转而公开支持军国主义的至友横光利一的委婉批评，表现了一个有良心的、富有正义感的作家的立场。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文坛哗然，川端康成遭到了各种非议、讽刺和攻击。他在《文艺时评》（1933年6 月）的一篇题为《谷崎润一郎氏的〈春琴抄〉》中对此表示了愤怒：“连我稍微写点有关小林多喜二的死，四面八方都把我当作自由主义者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