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也是无力的，最后只好让她们“恍如跨上天马从太空遨游到梦的世界”。这就给作品带来极大的局限，他对于这些弱者的希望是抽象的、渺茫的，而悲哀却是具体的、浓重的，特别是让主人公“遨游到梦的世界”，而不是让她大胆地面对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抹上了悲观与虚无的色彩。作者这种思想的偏颇，在这篇处女作已经初露端倪，并且成为川端康成其后创作的主要基调。也可以说，《招魂节一景》是形成川端文学雏型的作品之一。作者在这部作品里，没有过多地渲染招魂节那种喧闹的场面， 而是选取了马戏团寂静的一角，突现马戏团少女们的悲惨遭际，比如阿光在生活道路上的拚死挣扎；阿留以自己的不幸经历向阿光作血泪的倾诉；阿光受到折磨后幻想的破灭，以及阿光、阿樱表演失败的几段，布局是十分周密的。同时作者只截取了招魂节三天的活动中不到一个钟头所发生的事件，作品一开头就把主人公阿光置于紧张的表演之中，用极其精炼的语言把阿光的极度疲劳和孤独哀愁，描写得淋漓尽致。为了渲染这种紧张的表演气氛，作者还特地插进了马戏开演或幕间的几分钟，让阿光和两个孩子在马戏帐篷前预演，以招徕观众，为作品的结局——表演失败埋下了伏笔。作者在这中间，还安排久经风霜的阿留同初出茅庐的阿光的对话，表现她们这些受损害者与加害者伊作之间的联系，这与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配合得非常合理匀称，准确地提示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她们的对话虽短，却表现了很丰富的内容，其中包含着阿留自己辛酸生活的体验，也展示阿光悲惨的现在和灰暗的未来。至于加入流落街头的孩子可怜巴巴地偷吃蛋铺的食盐一节，则旨在作为阿光她们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烘托，展现当时民不聊生的贫困景象。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对三个妇女的外形和动作没有作过多的描述；对马戏棚及其周围景物也交待得非常简洁，但作者却把大量的笔墨用在对人物思想感情的抒发上，以此来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人物的形象。譬如阿光听阿留劝说之后所表现的内心矛盾、阿光幻想破灭之后的自怜心绪；阿留对阿光诉说自己的辛酸、为阿光前途担忧，以及不愿让阿光重蹈复辙的不安心理；阿樱的骄傲自恃、自以为是，最后还是斗不过马戏团老板伊作，还在是老板的皮鞭下供人戏弄所表现的复杂内心世界，都刻画得入木三分。至于反面人物、马戏团老板伊作，小说没有正面描写他如何欺压马戏团的女艺人，而且只让他出场两次，一次在挥鞭驱马，一次在吹口哨鼓噪，始终采用一种侧面描写的手法，通过阿留同阿光的议论，突现这个人物的形象，比较深刻地揭露了他的阴险、狠毒、残酷的性格特征。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虽然化费笔墨不多，却让人感到这是个无处不在的罪恶影子，始终跟踪在阿光她们这些善良少女的背后。作为处女作，《招魂节一景》是比较成功的。这篇小说1921 年4 月在《新思潮》第二期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文学界和舆论界的强烈反响，远远超过其他新作家同期发表的小说。除了博得菊池宽积极肯定以外，这篇小说还得到了当时占据文坛的三大文学流派三田文学派、早稻田文学派、新思潮派的久米正雄、南部修太郎、水宇龟之助、佐佐木茂索、加藤武雄等前辈的褒赏。当时三大报纸中的《时事新闻》、《万朝报》也很重视《招魂节一景》的问世，给予热情的报道、评论和推荐，说作者“对马戏团女演员的心理活动描写十分细腻，如果按这条路子走下去，一定很有意义的”。文艺杂志《秀才文坛》也把川端康成作为很有前途的新进作家而加以介绍。《文章俱乐部》在“最近文坛种种”一栏里列举代表作家时，将川端康成列为第一位。转年，川端康成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文艺年鉴》上，标志着这位文学青年正式登上了文坛。过了六年之后，这篇小说还在《文艺时代》出版的《同人处女作专号》上重新刊登。在这一期上作者本人写了一篇“创作谈”《关于》。他是这样自我评价的：这篇作品博得了好评，我获得了知己。也可以说，找到了卖文的路子。对我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作品? .现在看来，我不认为这篇作品是值得夸耀的。这是一篇处女作，缺乏力作的水平，但我是怀着极其轻松的心情，一口气写完的，这就是我所以难以割舍和喜爱它的缘故。对这种即兴下笔，我是很怀念的。我写这篇作品时，没有任何野心，没有成名成家的欲望? .后来，我再也写不出这种风格的小说了。①一篇同人杂志的作品，引起文坛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日本文坛是鲜见的。它表现了这位文坛新秀的文学才华和艺术天赋。从探讨作家的文学创作开始的角度来说，处女作应是《十六岁的日记》，因为他写于《招魂节一景》之前，即所写的是1914 年5 月4 日至8 日，以及5 月14 日至16 日的日记，当时是祖父弥留之际。也许祖父的故去，他十四岁的幼小心灵受到巨大的打击，把日记的事忘却了。直至过了十一年之后，姨父的股票买卖破产，不得不变买房产，康成在姨父家清理物件的时候，找到了他的父亲出诊用的皮包，才发现这只皮包里装着这些日记。大概是为了节省的缘故吧，原稿不是按照稿纸一格一格来写的，而是写得密密麻麻。于是他翻阅了一遍，在新稿子上重新誊抄，并对一些错别字作了改动，其余照原样于1925 年8、9 月分别以《十七岁的日记》、《续十七岁的日记》为题，首次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其后，即1948 年，他再加整理，加上注释，将篇名改为《十六岁的日记》，收入小说集《伊豆的舞女》里。先后出现了《十七岁的日记》和《十六岁的日记》，也许是作家计算虚岁的方法有误差，实际上康成写日记那一年实岁是十四岁。所在据日本学者考证，原稿标题是写作《十六岁（十四岁）的日记》。从现在的年龄计算标准，应写《十四岁的日记》更符合实际吧。由此看来，《十六岁的日记》比《招魂节一景》早写七年，川端康成本人也说：《十六岁的日记》是他所发表的作品写得最早的，对他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记录，所以他又认为“我的处女作应当是《十六岁的日记》”。据作家自我介绍，《十六岁的日记》这篇作品的背景是：他的家人几乎都死绝，只剩下祖父一人。祖父长期卧在病榻上，这回我总觉得他快将故去，想把他的事记录下来。于是他时而在床边观察病人，时而速记病人的话语，病人已经耄耋，再加上病痛，精神有点失常，常说梦话。他只顾在一旁速记着他的话，没工夫去思考文章，只是把病人的话记录下来。他本来准备了一百页稿纸，但眼看祖父弥留之际已经打上了死神印记的样子，心想：祖父的寿命不会持续到他把准备的稿子用完吧。他悲伤难忍，搁下了写日记的笔，呆呆地想着祖父死后的事，想着不幸的降临，在天地之间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如何办！日记许多篇幅是无修饰地记录祖父的原话。速记的字零乱异常，① 《川端康成全集》，第33 卷，第26—7 页。许多字后来连自己也认不出来，且还没有写到三十页稿纸，祖父便撒手人寰。可以说，《十六岁的日记》是一篇直率的写生文，他守护在弥留之际的祖父身旁，克制着悲痛欲绝的心情，以极其冷静的目光，客观地观察祖父的一举一动，捉摸祖父的一言一语而获得敏锐的感受，然后将这些感受毫无掩饰地用文学的形象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因此它的真实，不仅是生活中的实事实写，而是经过提炼的文学上的真实，具有形象化的力量，所以才富有艺术的感染力，才能感动人心。也就是说，川端已经具有文学真实的方法论的意识，能够自如地把握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从而显示了作为一个作家应具备的才能。祖父是川端唯一活着的亲人，现今行将弃他而去，他已经切肤地感受到死的分量，其悲伤之心情是无以言状的。所以支撑《十六岁的日记》这一作品的，是上述特殊背景下的纪实文字，也是少年的悲哀、孤儿的感情。作家把《十六岁的日记》看作是他生命中的一条线索，是他过去生活的一个证明。他在《写处女作的时候》中谈到这篇作品时，非常得意地说：“它是我唯一的直率的自传。对我来说，也是珍贵的记录。而且还是我的秀作之一。说到从十六岁开始，我的文学有什么进步，就感慨无量。我的文才绝非早熟。只是这种身边朴素的写生，留下了难以改动的作品”。川端写了《十六岁的日记》不久，又接着写了《伊豆的舞女》，这是属于当时获得好评的两篇小说。关于处女作的问题，川端康成有自己的说法，并且写了一篇专文来谈这个问题。他说：“按发表顺序，处女作也许是《招魂节一景》。它是在我上大学翌年春天，发表在《新思潮》同人杂志第2 号上”；“（《伊豆的舞女》）这篇作品在发表之前几年早就写好了。大概是在念大学预科还是刚入大学那年写就的吧。（中略）当时我并没有打算要发表。后来我只将原稿有关巡回艺人的部分重写了。所以说，《伊豆的舞女》也可算是我的处女作吧”，“然而，更重要的是，名副其实的处女作是《十六岁的日记》。这篇作品，除了订正字句错误以外，都是按十六岁时所写的原封不动地发表了”（《写处女作的时候》），“从我所发表的作品来说，这是最早执笔的一篇”。许久以后，川端还把《十六岁的日记》与成名作《伊豆的舞女》相提并论，他说：“我觉得我的早期作品中，仍然是《十六岁的日记》、《伊豆的舞女》余味无穷，连我自己也很称心。后来再读，也并不讨厌，大概是自然而然地写就的缘故吧”（《作家谈》）。川端康成在《独影自命》中这样评价他的处女作：我的处女作充满了孤儿的悲哀，这种悲哀从此在我的作品里形成了一股隐蔽的暗流，让我自己也感到讨厌。三 与菊池宽、《文艺春秋》的关系川端康成之所以能够在大学时代就一跃而登上文坛，首先是他自己长期努力的结果，同时也与菊池宽的热情指导和积极支持分不开的。当时菊池宽不仅是新思潮派的主将，而且也是日本文艺界的一位深孚众望的人物。 1921 年他以培养新人、提高文艺家的社会地位和文艺家的经济权益为宗旨，发起组织了“戏剧家小说家协会”（今“文艺家协会”前身）并亲自担任该协会第一任会长的职务。川端认识这位日本文艺界的头面人物，正如前面谈及的，是从创办第六次《新思潮》杂志开始的。从此以后，菊池宽在文学上、生活上对川端康成的帮助是很大的。如果说，《新思潮》是川端康成踏入文坛的第一级石阶，那么铺垫这一石阶的，就是菊池宽。他是第一个全力支持川端康成他们复刊第六次《新思潮》，也是他第一个发现川端康成的文学才华，高度褒赏他在《新思潮》上发表的《招魂节一景》。可以说，川端康成走上文坛，菊池宽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这位文学青年后来这样叙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新思潮》从创刊起就是第一高等学校英文专业出身的人创办的，由于有这个传统，要继承它，就必须征得前辈作家的谅解。我首先拜访了菊池氏。那大概是在大正9 年（1920年——注）年底的事吧。这是我第一次会见菊池氏。菊池氏对我们的《新思潮》表示了意想不到的厚意，他亲自向久米（正雄）、芥川（龙之介）作了转达。《新思潮》的继承问题本来是很棘手的，而菊池氏很爽快地应允了，实在令我目瞪口呆。菊池氏见人就宣扬《招魂节一景》这篇作品，我作为《招魂节一景》的作者也就为人所知了。这篇作品便成为我承受菊池氏恩眷的契机。①菊池宽除了热情支持川端康成等人复刊《新思潮》外，还在1923 年1月自费创办了一份新的同人杂志《文艺春秋》，为新作家提供创作的园地，很受年轻作者的欢迎。当时菊池宽还“把《新思潮》的同人，一个不漏地全部带进了《文艺春秋》，一般人对同人有亲疏好恶之分，对才能的评价也有千差万别，同时喜欢从其他同人杂志选拔令人瞩目的人才，而菊池氏并没有动过这方面的脑筋”②。他一心一意地计划把一些新作家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企图坚守既有文坛的阵地，川端康成结集在《文艺春秋》的旗帜下，自然为这份杂志尽力，他不仅担任了几期的编辑，而且积极为这份杂志撰稿。这一年，他创作的《林金花的忧郁》、《参加葬礼的名人》、《南方的火》，以及早先写就的《十六岁的日记》都是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的。据《文艺春秋》1927 年12 月号上刊登的《执笔次数表》披露，创刊五年来，川端康成在该杂志上总计发表了二十篇作品，成为同人执笔最多的一个。所以菊池宽认为川端康成是“《文艺春秋》所属的有为作家”③之一。如果说，《新思潮》是孕育川端小说的摇篮，那么《文艺春秋》便是滋润他的小说茁壮成长的天地。菊池宽担任文化学院文学系主任时，曾聘请川端康成担任创作专业的讲师，并推荐他兼任日本大学的讲师。还热情地将当时在文坛上已有名气的芥川龙之介、横光利一介绍给川端康成认识，特别关照芥川龙之介向一些杂志推荐康成的创作和译作。横光利一更成为康成的莫逆之交，他推荐康成参加一些同人杂志，介绍改造社出版康成的成套作品等等。对于初登文坛的青年作者来说，这是极大的帮助和莫大的鼓舞。所以川端康成把菊池宽和横光利一称作他的两大恩人。在经济上和生活上，菊池宽对康成也是助了一臂之力的。他无论是上大学期间或其后，经济拮据，常常得到菊池宽的解囊相助。一次川端拖欠房租，房东三天两头就来催收，他无路可走，便自然想起只剩下菊池宽这一条路了。他到了菊池家，先为近期没有写出作品而道歉，接着就直接了当地说明来意。菊池爽快地向妻子要了三十元钱交给他，并吩咐说：“小说到×日交也成，① 《独影自命》，《川端康成全集》，第33 卷，第297—98 页。② 《文学自传》，《川端康成全集》，第33 卷，第86 页。③ 转引自川岛至：《川端康成——大正时期的批评活动》，《川端康成》，第105 页。但要钱的话，就快点写吧。”川端说，菊池宽每次给他钱的时候，“大多是一声不响地给。给了东西，也总佯装早已忘记的样子”①。康成同伊藤初代筹备结婚，菊池宽连住房到生活费用也都全部负责解决。因此，川端康成把菊池宽称作“大恩人”、“保护人”，他“几乎如同被菊池氏收养了”②，这不是言过其实。由于他们两人之间保持了这样密切的关系，每当新进作家同菊池宽和《文艺春秋》发生矛盾的时候，川端康成总是扮演调解的角色，使问题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文艺春秋》创刊翌年，文坛上新进作家受到无产阶级文学勃兴的刺激，对既有文坛停滞不前的状态颇为不满，甚至提出了“打倒既有文坛”、“打倒既有作家”的口号，新老作家的矛盾激化了，表面化了，这种矛盾，在《文艺春秋》内部也突现出来。菊池宽在《文艺春秋》创刊词中把老作家称作“朋友”，把新进作家称作“年轻人”，以及组织《文艺春秋》同人到地方讲演时，对新老作家区别待遇，引起了一些新进作家的不快，认为这是轻视新进作家的表现，同《文艺春秋》创刊宗旨相悖。这次文艺讲演，川端也作为讲师，同菊池宽、横光利一等人到福岛、秋田、山形等地方去。由于这种种原故，菅忠雄、今东光、石滨金作等三人发起筹办新的杂志，以表明新进作家“自己的存在”和“大团结”。这一行动是得到川端康成支持的。但他们筹办新杂志的时候，又担心会伤害菊池宽，需要事先征得菊池的同意。川端同菊他有着特殊关系，他们便让川端出面同菊池宽商量，结果菊池“没有半句反对”，就首肯了。就这样，《文艺春秋》解散了同人制，新进作家“联袂”退出了《文艺春秋》，并解散了第六次复刊的《新思潮》，着手筹办另一份新的杂志——《文艺时代》。在新老作家这种对立的态势下，川端和菊池在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川端认为这是由于时代不同而产生的隔阂，即通常所称的“代沟”。他同菊池宽和《文艺春秋》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川端康成于1924 年10月3、5、7 日在《读卖新闻》上连载了《与》一文，提及这种关系时写道：我们创刊《文艺时代》，不能说是由于我们同菊池氏在艺术上发生了冲突，或是我同菊池氏的感情不融洽。而是由于同这完全无关的欠内在艺术上的要求。①川端康成所说的“我们内在艺术上的要求”是什么，他在文中没有说明，但他谈到《文艺春秋》解散编辑同人制有两点理由： 其一是，菊池宽不屑于将两份杂志联名并列；其二是，菊池宽在《文艺时代》创刊、招致同既有文坛对立的形势下，让他们有言论行动的自由，这是菊他的好意。但是，一些评论家对川端这种说法持有异议，他们认为川端的“这些理由有点文过饰非”，“他所说的‘艺术上的要求’，当然是在‘同既有文坛对立的形势下’产生的”。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新老作家在艺术上的对立，是导致新进作家离开《文艺春秋》的矛盾的总爆发。① 转引自川岛至：《川端康成——大正时期的批评活动》，《川端康成》，第105 页.② 《文学自传》，《川端康成全集》，第33 卷，第86、88 页。① 《川端康成全集》，第30 卷，第150 页。这一年，《文艺春秋》11 月号发表了直木三十五的《文坛诸家价值调查表》，对比评价了六名新老作家的情况。对于新进作家的评价，大大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横光利一、今东光认为这一招是有意识贬低新进作家，便用他们手中的笔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从而加剧了新进作家和《文艺春秋》之间的对立。今东光率先在12 月的《新潮》和《文艺时代》上发表了题为《的无礼》、《文坛波动调》等文章，怒气冲冲地指责“《文艺春秋》解散同人制，是菊池对《文艺时代》的报复手段”，它“企图毁坏我们的名誉”，呼吁“所有文人不要为这样卑鄙的《文艺春秋》执笔”。横光利一则给《读卖新闻》投书，向《文艺春秋》提出强烈的抗议。川端康成获悉此事，担心事态扩大，多方劝说横光利一撤回，并连夜同横光一起到《读卖新闻》社取回这封抗议信。最后横光只在转年1 月的《文艺时代》上发表文章，暗示对此事件的不满，认为《文艺春秋》以“闲话杀害人。感觉的东西中最卑劣的就是闲话和饶舌。”这次争端至此总算平息了。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川端康成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他既对文坛现状不满，却又不想伤害同菊池宽和《文艺春秋》的恩义关系，而且对菊池宽是绝对赞颂的，始终充当了调解的角色。四 大学时代的创作川端康成在大学时代发表了《招魂节一景》以后，由于生活上的失意，感到幸福的幻灭，他经常处在悲哀的氛围之中。他除了于1922 年7、8 月间怀着忧郁的心情到伊豆汤岛，写了未定稿的《汤岛的回忆》之外，一年多时间没有动笔，成为作家创作生活的一个空白。到1923 年1 月《文艺春秋》杂志创刊后，他为了诉说和发泄自己心头的积郁，才又借助于自己手中的笔，为杂志写出短篇小说《林金花的忧郁》和《参加葬礼的名人》。与此同时，他在爱与怨的交织下，以他的恋爱生活的体验，写了一系列小说，有的是以其恋爱的事件为素材直接写就，有的则加以虚构化。《林金花的忧郁》的主题，有点类似《招魂节一景》，描写了浅草的中国籍女杂技演员林金花的卖艺生活。这位少女虽然身份卑微，但她的表演却博得一些寒碜的观众的喝彩，表示了对少女遭际的哀怜。小说没有完整的结构和跌宕的情节，也没有塑造出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远不及《招魂节一景》。后来作家在创作《浅草红团》的时候，虽然力图重新塑造林金花这个人物，但也没有成功。不过，这篇小说和《招魂节一景》的问世，说明川端康成的创作已开始把注意力从写孤儿生活、恋爱失意逐步移到受卑视、受损害的少女身上，他认为写这些“可怜的卑贱的女子具有共同气质的遭际，才是更有意义的。”因此他说：“我的恩人是中国少女林金花的忧郁”①。这个时期，川端的作品中比较有影响的，似乎应该是《参加葬礼的名人》和《篝火》这两个短篇小说。它们在川端康成早期创作中是不可忽视的。《参加葬礼的名人》以第一人称，叙述了“我”从童年起就参加了亲朋的数不清的葬礼，给自己留下了寂寞的心绪。这篇小说是作者孤儿生活经历的一个侧面纪录，但他以娴熟的技巧，巧妙地从作品中抹去实际生活的痕迹，流露的感情虽是哀伤，但写得却是那么天真无邪，纯朴情深。《参加葬礼的名人》中所剖露的孤寂、悲哀、感伤和忧郁的感情，在作者其后创作的《孤① 《林金花的忧郁》，《川端康成全集》；第21 卷，第55—8 页。儿的感情》、《祖母》、《致父母的信》等一系列作品里也明显地流露出来。《篝火》是作家初恋体验的自传性作品，也是作家真实生活的艺术纪录。它以悲喜交集的激情，写了阿俊（即作者本人）和朝仓（即三明永无）去岐阜同道子（即伊藤初代）订婚的一段故事。阿俊是个性情孤僻的青年学生，道子则是个带有学生习气的咖啡馆女侍，由于他们之间身份殊隔，他们的相爱遭人嫌恶，可是他们叛逆了世道的习俗，由相爱而订婚，表现了男女青年之间纯真的爱情。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是费尽心机的，他们都很有个性。他笔下的阿俊，“同女性一起走路也不习惯”，他同道子照面时，表现得那样拘谨，又是那样羞涩，连表达自己的爱——求婚也不敢启齿，要让友人朝仓去谈。而道子看见自己心爱的人儿，也总是显得不自然，不敢正视，不时飞红了脸。并通过雨中撑伞、长良川边对话、合照等段落的描写，充分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复杂和瞬间的变化。在这篇作品里，川端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遭未婚妻解除婚约的这段生活，或多或少地隐约表露出来了。比如阿俊把道子“当作朦胧的、没有分量的东西，让它轻盈地飞向自由的蓝天”；道子自言自语了一句：“马年作祟啊！”马年是丙午年，也是道子出生之年，相传丙午是多火灾之意，表明了不吉之兆；最后再加进篝火一场，更是暗示和象征他们的不幸结局。作者还有意让阿俊听了“马年作祟”这句话之后引起惊恐、苦痛的复杂心情，不禁悲叹：“这个古老的日本的虚假传说，多刺激我啊！”从而抹上浓重的主观的感情色彩。这是作家自己内心悲哀感情的抒发，它增加了小说的孤独和哀伤的气氛。在《非常》、《冰雹》、《南方的火》等三篇作品也再现了青年作家这段恋爱的经历。只不过《非常》着重写了作者在订婚一个月之后，突然接到未婚妻的一封表示解除婚约的“非常”的信后的痛苦心情。康成后来在《独影自命》一文中说：“《篝火》中写到从10 月8 日在岐阜订婚直到收到‘非常’的信仅仅一个月，便无缘无由地被人解除了婚约。我的心潮激烈起伏，几年以后还留下了余波”①。的确，作者在其后写的《处女作作祟》、《她的盛装》、《伊豆归来》等短篇小说都深深地刻上了这段生活失意的伤痕。连《向阳》、《脆弱的器皿》、《雨伞》、《照片》、《致父母的信》也有这段求婚失败的投影。川端康成这一阶段的创作，归纳起来，主要是描写孤儿的生活，表现对已故亲人的深切怀念与哀思，以及描写自己的爱情波折，叙述自己失意的烦恼和哀怨。这些小说构成川端康成早期作品群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感伤与悲哀的调子，以及难以排解的寂寞和忧郁的心绪，贯穿着他的整个创作生涯，成为他的作品的主要基调。川端本人也说：“这种孤儿的悲哀成为我的处女作的潜流”，“说不定还是我全部作品、全部生涯的潜流吧。”①大学时代，川端康成除了写小说之外，更多的是写文学评论和文艺时评，这成为他早期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 《川端康成全集》，第33 卷，第307 页。① 《独影自命》，《川端康成全集》，第33 卷，第282—94 页。第三章从初恋到结婚一 与小笠原的同性恋康成从小就失落了爱，他对爱如饥似渴，即使是对同性的爱。也就是说，他抱有一种泛爱的感情。祖父在世时，一次带他走访一友人家，他同这家的两个男孩——一个比他大一两岁，他称之为哥哥，一个比他小一岁，他称之为弟弟——一见之下，就马上显得非常亲密。他觉得仿佛是对异性的思慕似的，心想：少年的爱情大概就是这样的吧。从此他像从与祖父两人过去的孤寂生活中摆脱出来似的，无时不渴望与这两位少年相会，特别是夜深人静，这种渴望的诱惑就更加强烈了。如果多时不见他们，仿佛有一种失落感。康成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把这种感情或者情绪称为“心癖”，也就是天生的倾心。但是，他认为这还不是同性恋。他上茨木中学五年级的春上，学校寄宿的同室来了一个叫小笠原义人的低年级同学。当这个小笠原第一次站在他跟前时，作为宿舍室长的他睁大那双从小养成的盯视人的眼睛，惊奇地望着小笠原，觉得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举世无双”的人。尤其是后来他知道小笠原本来体弱多病，受到母亲的抚爱，就马上联系到自己不幸的身世，心里想：世间竟有这样幸福的人吗？恐怕世间不会有第二个这样幸福的人了吧？他觉得小笠原的幸福，正是因为他有温暖的家庭，有像母亲这样的女性的爱抚，所以他的心，他的举动都带上几分女人气。这就是康成与这个年方十六的少年邂逅的第一印象。有一次，康成发高烧仰卧在床上，下半夜两点多钟，迷迷糊糊之中，听见小竺原振振有词地吟诵什么。他微微地睁开了眼睛。小笠原和另一位室友来到他床边，他赶紧闭上眼睛，又听见小竺原喃喃地念着什么。康成心里想，如果让小竺原知道自己在听着他祈祷，就会像触及他的秘密似的，让他害羞，所以一动不动，装着睡熟的样子。不过，他的脑海里还是泛起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小竺原在信奉一种自己所不了解的什么教？小笠原替康成更换额头上的湿毛巾时，康成才有气无力地睁开了眼睛，独自苦笑。后来康成试探着问小竺原他念的什么，小竺原若无其事似地笑着说，这是向你所不知道的神做祈祷，所以你的病才痊愈。他接着对康成大谈起自己所信奉的神来。谈话间，康成没有弄清楚神的奥秘，便向他提出一连串问题。小竺原被问得走投无路时，就托词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回家问问父亲再说吧。康成尽管不相信小竺原信奉的神，但对小竺原为自己向神祷告这份情感动不已。从此，他们两人变得非常亲近，几乎是形影不离。康成总是与小笠原同室，而且别人占有他贴邻的床位，他都誓死不让，一定要安排小笠原睡在他的邻铺。他有生以来头一次体验到生活的舒畅和温馨。于是，他决心“在争取从传统势力束缚下解放出来的道路上点燃起灯火”。寒冬腊月的一天，东方微微泛白，宿舍摇响起床铃之前，康成起床小解，一阵寒气袭来，他觉得浑身发抖，回到室里，立即钻进小笠原的被窝里，紧紧地抱住小笠原的温暖的身体。睡梦中的小笠原睁开睡眼，带着几分稚气的天真的表情，似梦非梦地也紧紧地搂着康成的脖颈。他们的脸颊也贴在一起了。这时，康成将他干涸的嘴唇轻轻地落在小笠原的额头和眼睑上。小笠原慢慢地闭上眼睑，竟坦然地说出：“我的身体都给你了，爱怎样就怎样。要死要活都随你的便。全都随你了。”康成在日记这样记载着：昨天晚上我痛切地想，我真得好好地亲我的室员，让我更真诚地活在室员的心里，必须把他更纯洁地搂在我的胸前。今天早晨也是这样，我的手所感触到的他的胸脯、胳膊、嘴唇和牙齿，可爱得不得了。最爱我的，肯定把一切献给我的，就只有这个少年了。从此他们每天晚上都是如此，亲昵于温暖的胳膊和胸脯的感触。康成觉得他真的爱上小竺原了。他情不自禁地对小竺原说：“你做我的情人吧？”小竺原不加思索就说：“好啊！”他们相爱了。实际上他开始与小笠原义人的同性恋。川端后来回忆说，也许可以说这就是“初恋”吧。他甚至觉得小笠原比少女具有更大的诱惑力，他要和这个燃烧着爱的少年编织出更加美好的爱之巢。当时同室的另一个男同学对小笠原也有爱慕之情，甚至在康成不在室里的时候，就钻进了小笠原贴邻的康成的被窝里，与小笠原靠近乎，还将手伸进小笠原的被窝里，轻柔地抚爱小笠原的胳膊，想干出那种“卑贱的勾当”。但小竺原不理睬他，并严厉加以拒绝，他只好回到自己的床上。事后康成知道后，尽管他很妒忌，心里不是滋味，但他不想向小笠原提问此事，小竺原却主动告诉了康成，并大骂那个同学不是人。康成听着，内心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震撼。他觉得这是小竺原对他的信赖和爱慕，他油然生起一种胜利感，激动得紧紧拥抱着小笠原的胳膊进入了梦乡。因此他对小竺原的爱和对那个男同学的恨迅速朝两个极端发展。最后对那个男同学的愤怒越来越强烈，甚至到了要和他断交的程度。在中学寄宿期间，康成与小笠原一直维持这种同性恋关系。康成企图以这种变态的方式得到爱的温暖和慰藉。不管怎么说，他多少拾回了一些人间的爱，它深深地震动着这位失落了爱的少年的心灵，康成在茨木中学毕业后离开了故乡，到东京上了第一高等学校，即大学预科一年级之后，平时他们唯有依靠书信来维持彼此的感情。他接到小笠原的来信，仿佛听到长廊上响起麻里草鞋的声音，小笠原就站在他跟前似的。他不仅把小笠原的每次来信读了又读，而且完全进入了恍恍惚惚的精神状态。一次小竺原来信写道：“我和你分别之后，一想到从此以后的路需要我一个人单独走才行的时候，就觉得一片茫然似的。真是迫切希望哪怕与你一起再多呆一年，再依赖你一年该有多好啊！”康成读到这激动处，甚至情不自禁地尽情亲吻对方的来信。很久以后，他们的爱恋仍给康成留下一丝丝切不断的余韵余情。他写了一篇二十页书信体的作文，其中一部分写了怀念与小笠原那段深情的爱恋生活。同时，他将这部分寄给了小笠原，以表露自己的心绪：“我想和往常一样亲吻你的胳膊和嘴唇。让我亲近的你，纯真，你一定以为这不过是被父母拥抱着那样的吧。也许如今连那样的事全都给忘了。但是接受你的爱的我，却不是你那样一颗纯真的心。”他坦露他自己从幼时起就游荡在淫乱的妄想之中，从美少年那里得到一种奇怪的欲望。这是由于他的家中缺少女性的气息，自己有一种性的病态的毛病。文中还写道：我眷恋你的指、你的手、你的臂、你的胸、你的脸颊、你的眼睑、你的舌头、你的牙齿，还有你的脚。可以说，我恋着你。你也恋着我。你的纯真的爱，用泪水洗涤了我。康成在文中还写道，在他们两人的世界里，他的“最大的限度”就是愉悦对方的肉体，而且在无意识中发现了新的方法。对方对他的“最大的限度”没有引起丝毫的嫌恶和疑惑，而且天真无邪地自然接受了。他感到小笠原是他的“救济之神”、“守护神”。他还说，小笠原是“我的人生的新的惊喜”，与他一起生活，“是我精神生活上的一种解脱”。小笠原中学毕业后，没有升学，就进入京都大本教的修行所。但他不是为了要排解心中的苦恼和忧郁而求神；而且从他一度反抗来看，也不是甘拜在神的脚下，大概是因为他父亲是大本教的重要人物，他从小受到家庭的宗教教育，顺从了父亲的安排的吧。康成去了东京，随着时光的流转，小笠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头一个假期，康成回京都时，还去修行所所在地嵯峨探望他。当时身穿深蓝色裙裤，留着长发的小竺原正在修行所二楼专心阅读经书以及教祖撰写的解义书、祈祷书，听说康成到来，十分高兴地相迎。他让康成与他一起住在二楼，有时对康成宣讲“镇魂归神”的教理，还充满信心地谈论大本教的奇迹。康成听他讲解时的心情，就像幼儿园的孩子听老师讲童话故事的心情一样。有时他去拜殿作晨祷，康成或在床上静听朗朗的颂经声，或呆呆地读大本教的书。他觉得大本教作为宗教，是没有深度的玩意儿，但对一些人来说，它的教义具有根强的刺激性，是会使人兴奋的。在嵯峨期间，康成访问嵯峨无人不知的小笠原家。小笠原又谈了许多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