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主教从反偶像崇拜出发，动摇乃至否定了中国的祖先信仰。在中国，拜祖先是比拜神灵更重要的活动，这一风气在农村特别盛行，村庄中的主干道上肯定修建着这个村大姓家族的宗祠．其他的庙，无论其香火有多盛，也只能修到一般的辅路旁或者村庄的边边角角里，不可能修到主干道上。祖先崇拜大于神灵崇拜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色。我们似乎也不认为祖先就是偶像，宗祠里都是一些牌位，但我们其实很难将祭祖和搞偶像崇拜划清界限。首先，在宗祠里，一些先辈的大人物可能都是有画像的。其次，有些姓的祖先本来就有神灵色彩，比如关姓，关云长就是神，姓刘的刘备也是神，张飞、岳飞等到后来都成了神。虽然一般认为，我们的祭祖不是搞偶像崇拜，但在天主教这种排他性很强的宗教面前，祭祖就是搞偶像崇拜。第三，中国民间一些习俗和地域性风俗也与天主教的主张产生了矛盾。比如说男女授受不亲，这一条从根本来讲只是一种士大夫群体中的礼仪规范，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这么做，因为他们有那么大的房子可以间隔，而且也没有很多实体性的工作要做。小户人家平时都要下地劳作，房子也小，怎么可能做得到间隔男女呢？所谓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其实都是讲大家闺秀的，农民家没有大门二门的，就一扇门而已，所以，这种习俗在农村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不能否认，异性男女平时虽然也能在一起劳作，也可能到集市上赶集时遇见，但如果把他们放到一间屋子里，当时一般的人仍然会有戒心、有忌讳的。可教会怎么可能避得开这些事呢？做弥撒时需要把大家聚合到一起，也不可能按性别分殊，男女各坐一间屋子。这些问题后来逐渐成为导致民教冲突的起因。先就偶像崇拜而言。入了教以后，祭祖怎么办？是不是教民以后就不能参加宗族的祭祖？如果不参加就很麻烦。虽然天主教有自己的严密组织，但它毕竟不是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生活性组织，它只是在中国老百姓以往的生活圈外又附上的一块儿。所以，教民在农村仍然附属于自己原有的宗族，有自己正常的生活圈子，那现在入教了，他们到底参不参加祭祖，拜不拜祖宗呢？这是个大问题，若是不拜，可能就会被宗族的族长开除。对于中国人而言，从宗族内除名无疑断绝了他的所有血缘联系，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多元信仰的问题。过去农村比较多的娱乐活动就是演戏，不过，至少从名义上说，这些戏都是演给那些神灵或祖宗牌位看的。宗祠里一般都有戏台，戏台一般搭在宗祠前头，北面是那些牌位，戏台就在南面，从形式上来说，演戏是给祖宗看的；第二种方式是在庙会上，庙的一边是泥胎神像，一边就是戏台，这里演戏是给神灵看。也就是说，演戏名义上是给那些不存在的物质看的，但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戏是演给现在活着的人看的。这些活人看戏其实都属于蹭戏，但尽管是蹭戏，来看戏的人都得交钱，这就是所谓的凑戏份子，当时不流行买票。这种传统到现在一些地方还有，村里演戏，大伙凑钱。按道理说，教会对此宽容一点无所谓，当时农村老百姓也没什么娱乐活动，一年到头就这么一点儿活动，让教民参加其实也并无不可，但教会就坚决反对：若是在宗祠前演戏，那就是给祖先看，是祖先崇拜；在庙会里演戏，那是给各路神仙看，那更是多神崇拜啊！所以教会不允许信教群众参加这些活动。但你们想想，这些信徒能够完全遵守吗？可能家长还能遵守，但那些孩子能遵守吗？根本不可能的。天主教后来跟总理衙门进行交涉，争取了一项特权，就是农村求神演戏的时候，信教的群众可以不出戏份儿。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为什么天主教要为教民争取这样的权益。不过，教民不出戏份还想看戏，这就在无形中加剧了普通百姓和教民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一开始，大伙儿可能还只是给你一个白眼什么的，不至于产生什么大的纷争，乡里乡亲的嘛。但有的时候求神演戏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比如求雨。天旱了就要请戏班子来给龙王演戏，大家也都会跑过来蹭戏。演完之后不下雨还好说，但根据史书记载，常常戏演完就下雨了。现在我们的科学解释肯定认为这是赶巧了，但当时人不会这么看的。他们是这么想的：我们找来了戏班子，出了戏份子，然后给龙王演了戏，所以雨才能求下来。但那雨肯定也润泽了那些没出戏份子的教民家的地，而不是只下在出了戏份子的百姓家的地里。在这个时候，普通老百姓就会有很大怨气了，认为这个便宜教民占大了。仅仅蹭戏还好，但这一场雨该有多值钱啊。这一原因往往也会激化某些冲突。还有就是习俗和风俗等问题。一堆男女一直在一间密闭的屋子里活动，老百姓对此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教民会说他们在念经、谈体会、过组织生活，但老百姓肯定不这么认为，什么组织生活，肯定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天主教的七项圣事中有一项是告解，就是密室忏悔。做告解是不分男女的，一个传教士（一般是男的）在里面，男信徒可以去忏悔，女信徒也可以去。男的还好说，女的进去后，小黑屋一关，你想想看，这种事在中国传统社会能激发起人们多么丰富的联想。当时，性意识是被高度压抑的，所以老百姓的想象力进入了另一个极端，在有关性的联想上有很强的跃进能力。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所以当时很多人都猜测天主教教徒在教堂里乱伦、群交。即使就现代人看，这种派对也只有很前卫的人才做得出来，但当时人们都认为天主教天天举行这种派对，这就很麻烦了。如果某两户人家订了娃娃亲，但是正式娶亲时突然发现女方家里居然已经信教了，这时男方娶不娶呢？不娶的话，家里花的那么多钱估计就要打水漂了，过去娶媳妇是很花钱的，就跟买媳妇差不多；但要说娶吧，一想起老婆是信教的，天天去教堂，一听就像是主动给自己戴绿帽子一样，这就会让人很崩溃啊。而这种冲突在当时是很常见的。此外，虽然天主教的教义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但它也带来了一些新东西，比如办了一些学校，引进了许多先进仪器，教会通过这些来对乡民们普及知识和思想。这事儿尤其让地方的士人和乡绅觉得痛苦，因为他们原本可以垄断这些知识，在以前，老百姓都会听他们的，没人会来挑战或质疑他们对儒家道德伦理这一套赖以安身立命的经典的解释。但现在来了另一批人，他们所讲的道理跟你讲的不一样，虽然老百姓可能觉得无所谓——老百姓还真不见得会在意这些变化——但是士绅们发现，天主教讲的内容与他们不同，却也很有道理。这就让他们很难受，因为以前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垄断对乡民的教化作用，知识是由他们这一批人来主持传播的，现在有人意图取代他们的位置，他们能不急吗？其实，当时虽然有很多中国人信教，但这并不说明他们真的懂了许多的基督教教义，《圣经》他们大多也没看过。但是，天主教为他们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确带来了实效。比如天主教的传教士大多也同时是医生，他们能治病，那个时候有些病中医治不好，但西医可以治。治好了村民的病，可能他们就会信教了。有时候还会出现整村人一起受洗的情形，这一般是因为这个村几个著名的乡绅或者宗族族长得病了，中医治不好，奄奄一息，家人没办法，病急乱投医，就想到让西医治一下。当时西医刚来华，传播还不广，有些中医难以解决的问题还真的被西医解决了。甚至有很多传教士留下记载，说中国人很神，有时候传教士在给中国人做手术时，都没有用什么消毒的药水，划开病人的肚子后，就用很简易的工具把坏死的器官什么的处理掉，然后缝上，结果还真好了，而且还没感染，的确够神奇的。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说法是，西医治不好的破烂病，让中医治，可能中医一治就能治好了，那是因为现在是西医当家。当时还是中医当家，所以西医来了以后，常常会出现“神迹”。而只要村里的乡绅或者族长受洗了，全村人可能就会跟着信，成为一个教民村。除此以外，当时的天主教还能够驱魔。现在的天主教仍有这一功能，梵蒂冈等地的一些神学院还在教授驱魔的一整套技术。中国农村当时经常有（其实现在也有）这样的事，就是一个孩子突然中邪了。过去巫医不分，土医生也可以弄点小偏方捉个鬼，有时候就能把人治好。但也有时候就不灵了，这时只有求助于天主教教士了。那些人念念经，驱驱邪，有时候还真能把人治好，这种事情现在也有，至于说为什么，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如果天主教能够在这些方面让民众信服，民众也可能会信教的。本来这些老百姓信教并不是因为虔诚的宗教信心，但是入教以后，天主教教士会对信徒进行洗脑，比如说我们的主是最大的，以前的信仰都不能算数，等等。于是慢慢地，就会有人从信观音发展到信圣母，但是他们头脑中对圣母的印象可能还是原来那个观音的形象。我看到了很多记载这类事情的材料，许多信徒都说梦见过圣母，但他们梦醒后描述出来的形象是白衣观音，他心里觉得这就是圣母。这样就会形成潜在的冲突。也就是说，这种本土宗教信仰和外来宗教在教民身上也存在内在紧张。清朝官府对于民教冲突的态度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再也不管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了，但是民间的抵抗力仍然存在。直到1949年，全国的天主教教徒不过二百七十万人，加上新教的，也就是三百万人左右。由此也可看出，天主教与乡村传统之间的张力仍然是很大的。不像现在，农村的士绅没有了，儒释道也都没有了，所以天主教以及新教在中国的传播速度就非常快。在当时，宗教传播的主要阻力来自民间，而这种阻力其实又得到了官方的加持。我们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包括当时很多士大夫都认为，一旦出现民教冲突，官府总是向着教会。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从每一场记载民教冲突的档案来看，官府在一开始都是向着民方的，而且是无条件地向着民方。官府一开始屁股就坐歪了，根本就不是理性、中立的裁判者，一般都是到最后官司打得不可开交，外国公使干涉进来，甚至派来炮舰，总理衙门也派人来调查之后，官府的态度才被迫翻转过来。所以说，官府并非是死心塌地地向着传教士，恰恰相反，自从教禁开了以后，他们一直有意地培植民间对天主教势力的敌视情绪。民间也很有意思，他们和天主教的冲突并不见得都是他们的错，其实教会在某些时候也理亏。比如教会的组织很严密，对教民的人身控制很强横，确实也有文化侵略的因素在里面。而且，也不是说这些传教士个个都是正人君子，没有人跟中国妇女发生过苟且之事。这些都是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一旦被发现了就会被中国人无限制地放大。此外，有些传教士是兼搞经营，做些买卖，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和当地人出现一些经济纠纷。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些问题其实很难引起什么大冲突。那些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一些很荒唐的事情激化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使得民众对天主教产生了极端的仇视情绪，进而转向暴力。比如说，有传言称，传教士常常在终傅之礼上把人的眼睛挖了，或者借做弥撒和做告解之机奸淫妇女，组织群交。此外还有一个谣言的集中关注点就是育婴堂。天主教在中国开设了许多育婴堂，很多嬷嬷都来中国干这件事，他们主要是救助在中国的孤儿。但在那时，一般没人会把孤儿送给他们，所以主要靠他们自己去搜集那些被人遗弃的婴儿。那些刚被扔掉的弃婴还可以救助，有些被扔的时间太长，都快不行了，但只要有一口气，天主教的嬷嬷们就会把他们带回去。这些嬷嬷把弃婴带回去后也很奇怪，她们不是立即组织抢救，而是先进行洗礼，在她们看来，灵魂得救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些婴儿没死之前，一定先要让他们的灵魂得救。很多弃婴本来就快不行了，被他们这么一折腾，很快就呜呼了。因此，育婴堂的死亡率非常高，但并不能说这些死婴是嬷嬷们害死的，他们要是不被带回来，肯定也会死在外面。中国当时弃婴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弃女婴，实在是太多了，中国历史上遗弃女婴简直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风尚，太可怕了。弃婴大量死在郊外的现象本来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些弃婴被育婴堂捡回后仍然大量死亡的事实引起了中国人的怀疑。东一个西一个的婴儿死了可能没人管，但搁到育婴堂里一块儿死了，然后还集中掩埋——于是有人就传言，说这些小孩儿是被育婴堂的嬷嬷们害死的。收这么多孩子，肯定有问题。有的说法是嬷嬷们挖小孩子的心肝和眼睛做药。取人眼睛和心肝入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说法，一些古代的医书也认为，取小孩子的心肝可以治疗一些疑难杂症。在中国古代，没有什么是不能入药的，所以存在这种说法也很正常，但在西方却很少听说有用人体器官做药的。很多关于民教纠纷的档案里，都有关于传教士挖人眼睛的记载，这是为什么呢？有中国人对此作出解释，说眼睛可以做成药水，把眼睛制成的药水往铅上一洒，铅就能变成银子了，而且，唯有中国人的眼睛才有这种功效，因为中国人很贪财，所以中国人的眼睛有效，外国人的眼睛无效。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是很荒唐的，甚至有点污蔑我们民族的意味，但在当时却有很多中国人相信这套说辞。还有的传言说传教士常常把中国人的心肝炼成油，然后插上灯芯去找宝藏。教会在中国找宝藏也是早期盛行的一个流言。怎么找呢？因为中国人的心也特别贪，所以只要地下有宝藏，灯芯上的火苗就会倏地一下钻到地下去了。这怎么可能呢？但大家也都相信，然后传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挖了大量的宝藏，所以才会很有钱。在今天看来，这些事儿都是荒诞不经的，但在当时，恰恰是这些说法最为广大的底层群众所乐于接受，往往民众和教会打官司，去教堂闹事，乃至把教堂砸了，把传教士杀了，都是基于这些传言或理由。那些正经冲突，比如经济纠纷、房屋纠纷等，完全可以理论，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对簿公堂，但此类官司反而一直没人去打。民众控告教会的全是前面所说的那些荒唐事儿——而且不是告，是直接把教堂砸了烧了，把人杀了，闹完了以后再去告。中国老百姓的理由充分，指责传教士不是人，尽干这种鬼事儿，所以我们打他们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们现在想想，这种理由怎么可能赢得了官司呢？尽管一开始官府都是向着民众这一边，但最后肯定是民众这一方输。这里又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了。民方输了，但官方多数不出来澄清，不向群众说明传教士没有挖人眼睛心肝、盗取中国宝藏，官府就是不想让民众知道真相，而是想保持民众对教会的敌意。在他们看来，这样做对于阻抗基督教的传播有好处。我们可以看看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例子。天津教案的起因就跟育婴堂有关系。天津的育婴堂和别处的一样，都是搜集和抚养孤儿，而且会对那些主动送来孤儿的人给予一定的奖励，算是辛苦费。但是有一些人渣败类，为了这几个钱，就拐卖正常人家的孩子送过去。当被人抓住时，这帮无赖马上就找理由，说是教会的育婴堂让他们干的。群众不明真相，就相信了这帮无赖的话。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混混拐卖孩子就是由教会指使的，但是人们都相信这些混混的话，于是就激起民愤。人们冲进育婴堂，把嬷嬷们杀了，把育婴堂也砸了。此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赶了过来，认为中国人的理由太荒唐，中国人则指责外国人太野蛮，于是双方要动手打起来了，为了喝退中国人的进攻，丰大业朝人群开了枪。一个外国领事敢于朝中国人开枪，还不大乱？最后死了几个中国人，丰大业也被人打死了，这么一闹，事情就大了。外国军舰就开到天津港口，要求中国人偿命。怎么善后呢？本来啥事儿都没有，最后硬是闹出了这么大的事件，朝臣也开始对教会妖魔化，多数大臣认为不能对列强退让，不惜一战决高低，所以当时情势很紧张。但是，没人愿意出面负责处理这件事情，大家叫嚷得厉害，但都躲得远远的。最后就由曾国藩出面处理了，当时曾国藩已经生着重病，却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这的确是曾国藩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能够担当。不过在当时，这种事情真的是谁处理谁倒霉。曾国藩抱病到了天津后，实事求是地查，发现没有传言说的那些事，而民众的证据也完全不足以证明他们暴力行为的正当性。而且曾国藩还发现，天津当时非常混乱，很多被杀的外国人其实与教会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无辜的游客。但中国人义正词严，认为只要是外国人都该杀，而且还乘机抢夺财物——为了抢外国人的戒指，直接把他们的手指剁掉，这种事当时也是有的。曾国藩查到最后，发现的确是中国人杀嬷嬷和焚烧教堂完全没有道理，因此只能赔款，处分相关的官员，杀人者也按中国的法律抵命。最后抵命的人都是被强推出来的，当时那么混乱，哪知道是谁杀了人，于是就选出了几个替死鬼，但当时社会舆论都认为这些人是“义士”。曾国藩本来极高的名望，经此事后一落千丈。但没办法，对他而言，只有这么处理才能平息列强的愤怒，目的是想挽救清廷在并不平等的国际交往中仅存的一点地位和信誉。由此案例即可看出，民教之间的问题的确很大。但即便是经过了这么大的教案后，老百姓也仍不明白育婴堂到底有没有拐过孩子，有没有挖过人的眼睛。在老百姓看来，所有关于传教士的荒诞传说都是真的，而官府则是害怕洋人，所以就曲断案件，让中国人赔钱偿命。在这种情况下，民教冲突的确有升高的迹象。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升高，比如北京地区就相对平静，但有些地方就不行，越演越烈，尤其是到了1897年、1898年德国人强占胶州湾，强行修胶济铁路以后。德国人的这一行为跟之前其他列强跟中国的冲突有本质的区别。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想用武力逼迫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把中国纳入西方世界体系中去。但德国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等它崛起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殖民地了，它便不甘心，因为此时它也很强大。还有一个理由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甲午以后，西方国家都认为日本将要吞并中国了，但他们都知道不能让中国被日本吞了，于是也有些国家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此时德国便抢先一步吃螃蟹，开启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的行为的确是最蛮横的，其实在此以前，中国人对德国的印象一直是不错的，因为它比较守规矩，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喜欢胡来，但这一次的确做得非常野蛮。现在我们看当时的德国档案，里面明确记载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希望在中国强占据点的想法，先下手为强，怎么下手，就是靠抢。德国当时进入的是山东这样一个民风比较强悍的地方，而且山东在当时也不够开放，所以德国人以及后面接踵而至的其他列强进入山东后，很快引起许多问题，以前存在已久的民教冲突再次被激化。我们知道，德国占胶州湾，一个重要借口就是民教冲突，传教士被杀。这事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中国当时不知道已经发生了多少起传教士被杀案件，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但德国人却因此而强占中国领土，而且马上就修铁路，这一切被串联到一起以后，很快就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反弹。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所以，义和团发生在山东也不是偶然的。它的确是民教冲突的延续，而且这种冲突又因为德国人的蛮横侵略行径而被大大激化。但是，像义和团这样起于民间且有组织的反抗在此前尚不多见。以前的民教冲突大多都是有序的，由乡土士绅们主导的，以地区为单位，针对一个特定教堂的，而且之后一般还会经过官府，大体上不至于太过脱序。但义和团出来以后就真正脱序了，成了一些超越行政区域的组织。拳民组织起来后，就直接跟教民和传教士为难。按照清朝传统的做法，这类组织是要被剿灭的，因为不是合法的组织，是体制外的东西。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官方对其是全力围剿的，无论是李秉衡也好，张汝梅也好，包括毓贤也是，都是在打义和拳或义和团。但后来另外一个因素导致剿灭政策出现了变异。我们前面讲到过，戊戌变法之前，即使是在山东这种遭受列强侵略的地方，政府也是不允许民间势力与教会对抗的，因为此时中央政府对西方列强采取的是妥协政策，至少官方在明面上还必须保护教会。但是变法失败之后，整个朝廷的政策向后退，新法尽废，就连此前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些合理政策也被废了。朝廷当初搞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是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尤其是为了应付甲午之后出现的亡国危机，学习西方是为了应付西方。但现在政治倒退之后，各种学习西方的新政都被废除，又该如何应付时局呢？而且，在西太后不搞变法，囚禁光绪，还杀害维新官员之后，列强和她的关系就更为恶劣了。我们前一讲讲过，列强其实是希望中国变法的，它们的确有多重心态：一方面觉得，如果你不变法，我们就干脆把你瓜分算了；一方面又觉得，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变法自我革新，那就意味着你自愿加入到我们的体系中来，成为我们的小伙伴，那我们为什么不支持呢。所以一旦中国停止变法而向后倒退，列强们就很不高兴了。因此西太后几次想废掉光绪，最大的阻力不仅仅来自地方督抚，还有各国的驻华公使。而地方督抚其实也是被他们身边那些比较倾向新法、受外国人影响较大的幕僚们所包围着．这个现象也能解释为何后来会出现“东南互保”的局面，其实这件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儿就是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的幕僚们搞起来的。这些幕僚当时就反感西太后的做法，而他们的想法通过督抚们得到了升华，故而西太后受到多方辖制。我在前面讲过，西太后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她的知识主要来自于京剧，当时的京剧还很糙，主要反映的就是一些民间的因果报应、孝心、报恩思想这一类很朴实的东西。她心中的怨火是被逐步点起来的，而往柴堆上添加的最后一根棍儿就是谭嗣同前去要求袁世凯包围颐和园。西太后至此把所有的事情集合到一起，全都归咎到光绪身上，她认为光绪最大的恶就是不孝，这些事都是光绪所指使的，按过去的说法就如同“弑母”一般。因为在名义上西太后就是光绪的母亲，而且她自己觉得很冤。所以她一直想废光绪，但是又废不了，也很憋屈。她本来就对西方列强没什么好感，现在全然是恶感了。此时坊间也有传言，说西方列强要压服西太后，逼迫她还政光绪。西方国家有没有这念头呢？有，但他们没有这种实际行动。这种时候，外界压力就导致了直接的权力争斗，本来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国家的压力，现在转化成对西太后个人权力欲望的一种压力。西太后坚信，北京的外国公使都在逼迫她，在这种情形下，她就极有可能做出失态的决定，而恰在此时，义和团的事情被下边的地方官报了上来，于是事情起了变化。开始有人吹她的耳边风，称“民气可用”，朝廷不行就靠民众嘛。我们在第一讲就讲过，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一直存在一个神话，即相信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这种思维其实就是小时候玩的老虎棒子鸡、石头剪刀布之类游戏的逻辑，这多少代表了我们民族的一种心态，相生相克的往复循环，这其实也是一种思维定式。虽然后来人们发现洋人并不怕民众，但这种说法仍没有消失，一旦时机成熟，它就又作为一种宣传口号把社会大众鼓动起来了。当朝廷发现他们没有什么资源的时候，就想到要利用民众来反制洋人。所以这个时候，朝廷的政策取向就出现了游移。不过，这种游移自1899年下半年后就开始了，当时中央政府对义和团剿抚不定，而一旦这样，问题就麻烦了，义和团很快四处扩散，主要发展势力就进入了京畿地区。如果朝廷下决心围剿义和团，那么他们绝对闹不出什么名堂。而且，义和团之所以最后赢得了西太后的支持，原因在于民间一直传说义和团成员有神功附体，可以刀枪不入。刀枪不入的法术其实不是义和团发明的，此前很多教门在起义闹事时，都会以此作为噱头。民间搞政治，从来都脱离不了巫术的成分。但这个时候，传统的法术就变成了一种特定的、专门针对洋人的法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不再是以前冷兵器时代的刀枪不入，他们鼓吹洋人的火枪也打不死义和团。至于说冷兵器的刀枪不入，大家在看艺人街头卖艺时估计都见过，今天少林和尚表演团也爱搞这玩意，睡钉床、拿刀在肚子上砍什么的，原本就是特技戏法，那时则变成了义和团的特定法术。义和团成员声称，只要通过特定的请神仪式，让拳民来神了，就可以掌握这种法术，这其实是包含一点气功成分的。我看当时档案材料的描述，说有人一来神了，就一蹿丈余，可以直接上房。这感觉跟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气功热时的现象没什么不同，某个练气功的，突然之间，只要功来了，整个人就不一样了。第十讲 义和团运动（续）义和团兴起的原因在过去，民教冲突这一块儿是被研究得挺多的，随着“文革”的结束，意识形态在学术研究中的影响逐步正常化，很多研究义和团的人开始将研究视野转向了文化冲突，这是八十年代以后兴起的对义和团的一种新解释。今天我们来看，文化冲突肯定是存在的，比如祭祖、拜神、求神演戏，等等。但是这种文化冲突明显是被后来的研究者夸大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时发生民教冲突的地方很多，但同一时期也有很多地方是相安无事的。基督教的进入，并没有能力在地方上强迫百姓信教，或者强迫一些信奉其他宗教的信徒改宗，申令地方百姓只能信什么不能信什么，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谓的西方文化霸权，的确存在。但是，这种霸权并不能强制中国人信教。而且我们还知道，中国人对于文化一直都有比较强的包容心态，表现在宗教上也是如此。中国人对于宗教没有特别的信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虔诚，很多人信教都是有功利心的。任何一种神灵体系在中国人看来可能都是他处理世俗问题的助力，可以来帮他忙的。你灵，我就信你；你不灵，我就去拜其他的神。多信一个神或少信一个神，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在中国人眼里，各种神灵或者宗教信仰体系的区别和边界向来是不清楚的，他们也不愿意分清楚，他们所在乎的，只是这些神灵是不是够厉害，是不是有真本事。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的心理，他们对外来宗教的排斥性也是不强的。我曾经研究过很多的教案案例，发现在大多数时候，普通百姓和教民其实是能够和谐相处、相安无事的。某些时候彼此之间还相互求助，比如不信教的百姓家里有人生病或是中邪了，他们可能就会去找传教士来搞个驱魔仪式，借助他们那个神来作作法，解决现实问题。对中国人而言，这个很常见啊，只要他觉得你那个神很灵验，就会求上门来，基督教可以，天主教也成，只要你这玩意儿厉害就成。因此，当时老百姓和教会并非一直处在你死我活的状态，当时中国对基督教有较为强烈排斥情绪的，主要是那些儒学正统观念很强、道学气特别重的地方士绅，至于一般的士绅和普通老百姓，其实他们的观念是很含混的。而这些卫道气很浓的绅士，对佛教和道教都很排斥，更何况是纯西方的基督教了。但是这种人其实不多，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宋以后基本就实现了三教合流，三教可以合流，多教也能合流。所以说，义和团之前的中西文化冲突被我们的研究者过度渲染了，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文化热”兴起后更是如此。在翻阅当时的教案卷宗时，我发现了一个倾向：官方从一开始就有意地制造或者说挑起一般民众对传教士的敌意，很多官司的审理过程都是很荒唐的。前面讲过，基督教既没有去挖小孩的眼睛，也不会去挖小孩子的心肝做药，更不会在瘟疫发作期间到水井里下药，而做弥撒的时候肯定不会就是群体淫乱。但是当民众以这样一些罪名将教会告到衙门以后，主审的官员却一直含糊其辞。民方不管在这场官司中是胜还是败，他们从来都无法从官府那里得到一个权威的、正确的解答。他们实在无法想明白，为什么基督教这么灭绝人性，这么荒淫无耻，我们居然还告不赢它！最后口耳相传的解释就是，这些洋人太厉害了，他们可以不讲理。所以每打一次官司，民众和教会之间的仇怨就会增加几分，本来相安无事的人，后来因为官司杠上了，然后就逐渐变得势同水火。官府这边基本没有人主动作出过引导性的解释，在每一场官司中，官府一上来都是偏袒民方，实在不行了，比如受到干预、外国炮舰来威胁或上级来指示的时候，他们才把案情翻过来，最后宣布民方败诉。几乎每一个案例都是这样审下来的，非常荒唐。也就是说，官方一直在利用民间的势力来抵制外国宗教文化的进入，因为公开打压传教士是不行的，条约里面都有清楚的规定，而且中国是弱国，没法公开压制他们的传教活动，于是官方只有借助民间的力量进行阻挡。所以说，民教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掺杂着官方纵容的背景。当然，官方的纵容仍然只是一个潜在因素，如果没有戊戌之后中国整个政治上的反动，那么这次义和团运动也闹不起来，因为民教冲突大多都是分散的，烈度也不是很大。后来之所以这些分散的势力被聚合成一种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与清朝政策的改变有关。当然，这个事情发端在山东，也有其特殊的原因。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确实动了瓜分中国的野心，其中第一个下手的就是德国，德国人非常蛮横地占领了胶州湾，然后还修了胶济铁路。这一举措就更加激化了山东一带的民教冲突。我们知道，像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运动，它出现在山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源头。主角是谁？最先干的是谁？是本明和尚还是赵三多，还是大刀会？其实他们都有可能第一个吃螃蟹，都有可能参与挑起民教冲突，攻击教士、洋人等的武装或半武装的群体性行为。像大刀会这样半拳半匪的组织，以及一些神拳组织，都有可能参与过最初的义和团的行动。按道理说，民间出现这样一些组织，官府是会镇压的，但是后来政治向后转时，有些人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要借助一下民气。老百姓反洋人，我们也反洋人嘛。政治上不反动的时候呢，跟洋人还比较亲近，因为洋人是老师，传教士是老师。变成敌人后呢，洋人的面目就越来越可憎。有的守旧官僚想，我们和民众都反洋人，那么民众就应该是我们的朋友。而最高领导西太后，这个时候得到的信息是洋人对她步步紧逼：第一，不许她废光绪；第二，逼她退位。但她就是因为不肯退位才发动了政变，怎么可能会主动退位呢？所以她也想找一个反抗之道，但国家的军队都朽不能用，新军初建，力量还很薄弱，这个时候下面有人递上折子，说民气可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迎合了西太后的心思。此外，我前面也讲过，民间长期流传着一个神话，也就是说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这样一个所谓的循环神话，在当时对西太后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她的态度就非常犹豫，而她的态度一犹豫，下面就难以控制，地方官难以掌握分寸，就不好办事，义和团也就很快发展起来。而就在此时，这帮人开始出现统一化的倾向，这个倾向倒不是说围绕着一个固定的领导开始聚合，而是说这种传播模式差不多成型。这样扩展起来就十分容易。本来还只是各地分散地行动，但不久之后，许多地方上有势力的士绅也都加入。义和团的特点义和拳，或者说后来的义和团之所以能够吸引人去追随，在于他们有一套能够忽悠人的本事。中国人就是这样，无论宗教也罢，气功也罢，必须得有点本事能够马上露两手，这样民众才肯信。以前佛教传入中国时，僧人是露了几手法术把人镇住，然后才开始有人信的。基督教来时，很多传教士都是医生，他能够治病。而义和团就演练刀枪不入，这个也是能够让老百姓看到的、眼见为实的法术。刀枪不入是需要演练的，当时开坛的时候，拳民天天都在演练，通过演练，让老百姓知道。今天看来，当时的刀枪不入的确挺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一种气功，但又并不是单纯的气功，它糅杂了许多民间表演技术，比如变戏法什么的。演练的时候，团民们露出肚皮，大刀往肚皮上砍，一砍一个白印，很唬人的。拳民上法，进入状态，那么这些人就会变成特定的历史人物或者神仙。以前民间教门的信徒想变成神灵，一般是由师傅带进去的。但是现在的拳民要想变成神灵，一般不用师傅带，只需从师傅那儿学会怎么进入状态，就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变成各种神灵。这些神灵一般不是来自某种特定的宗教，而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小说戏剧人物，甚至可以说，几乎全是小说人物，比如《三国》里头的关张赵马，《西游记》里头的悟空八戒等。当时出现孙悟空的频率跟出现八戒的差不了多少，很多农民喜欢当八戒，一上法都成八戒了，然后学八戒状，比如拱地啊，翻跟头啊，各种动作都能做出来。当然，还有的是什么黄天霸、黄三泰，甚或是穆桂英、杨家将什么的，不一而足。只要当时曾在戏曲小说里出现过的英雄人物，都会成为拳民们希望比附的神灵。我曾经统计过，比如三国人物，团民喜欢的，基本都是出自蜀汉，也就是刘备麾下的人物，曹操麾下的大将一个都没有，甚至连吴国的人物，周瑜、黄盖之类的大将都没有。这就说明团民的选择都有一定的倾向性，一旦得到官方的半肯定之后，就会刻意强调自己的正统性。我们知道，在民间流传的《三国演义》之中，蜀汉是正统，而这种正统叙事是被老百姓所接受的。虽然就具体的历史情境来说，曹魏正统可能更合理一点，但那是历史，老百姓接受的是小说和戏剧里的说法。此外，当时扮演反叛人物的也很少，很少有人会说自己是宋江、李逵的，只有武松例外，因为武松在山东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在山东快书里，水浒其实讲的就是武二郎的故事。总之，除了武松，在当时基本没有什么反叛性人物出场，因为他们自认为都是忠臣，要扶清灭洋。所以，他们一方面延续了正统，一方面还要表明自己是朝廷的忠臣。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另一个问题，我们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义和团是由白莲教的支脉传续过来的。他们始终无法解释，为何义和团的势力进入北京以后，特别热衷于抓白莲教。虽然其中被抓的人很多跟白莲教没什么联系，但义和团似乎是想通过这一举动证明它和白莲教没什么瓜葛，虽然他们拿出来骗人的那些法术可能跟白莲教有一定的渊源，但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白莲教，而且一直坚信白莲教是反动组织，自认为肩负着要帮助朝廷消灭白莲教的使命，以此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对于义和团而言，这些原本无意识的东西多了以后，这个组织本身附着上许多的政治倾向，并随着历史发展逐渐暴露出来。有宗教性质的民间团体借助气功的魅力来进行传播，这种方式在中国真的是一种文化特色。义和团搞过一次，后来红枪会又搞了一次，它们的形式真的都差不了多少，只是每个阶段的老师都不太一样。义和团的法术都是由老师来传播，当时这些老师走村串巷，在一个地方传完了，就到下一个地方。义和团组织中的领袖是大师兄，就是每个坛的负责人，而老师就是负责传法术的，也就是类似于我们后来说的那些气功大师。但他们传授的是真正的气功吗？他们真的热衷于干这种事情吗？其实也不一定。一般来说，干这种事的人，都怀揣一些现实的经济目的，他传授神功并不是自传。传完之后呢，会有一部分人声称产生许多奇异的感觉，还有一些人没有特别的感受，但会装疯魔，这种情况在坛口的演练中是非常常见的。义和团更多的行为不是去直接和教会发生冲突，他们在平时就是喜欢这么折腾，同时也通过这种形式动员更多的人参加。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西太后就觉得这些人是义民了，经过亲信大臣的“实地考察”，也相信他们真的有刀枪不入的法术了。这时候，团民就更加疯狂，进入疯狂状态以后，这个事情就变得很费解。他们居然开始公开表演这类所谓的刀枪不入法术，他们不再玩以前那些骗人的小把戏，而是真的相信自己能够刀枪不入了，真的就拿火枪往身上打。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每次实验的结果，就是这些神功的迷信者被火枪哐的一声，在身上打出个大洞。还有些人疯疯癫癫地跑到清军的军营门前，要清军拿洋枪测试他们刀枪不入的法术，对方告诉他别打了，但他非要坚持，结果打一枪，人也就死了。到了战场，真的跟洋兵打的时候，比如进北京后要攻打使馆区和教堂时，人家那边有枪，而且还真的往这边放枪，这个时候就是刀枪皆入了——一扫一大排，然后后面的就哗哗地全跑了。死的第一批人，也就是敢冲在最前面的人，他们的勇敢其实都是建立在这种迷信上面，真的相信自己不可能被人打死。但是后面的人对这种神功可能只是将信将疑的，见到前面的人倒了，他们自然也就都跑了。这玩意儿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还是没用呢？这个时候，义和团就开始编出其他的解释了。第一个，就是要求有配合。就是说，我的法术需要你们的配合，不配合不行。怎么配合呢？要想让我们把洋人的枪炮闭住，你们就得先把自家的烟囱，用红纸盖上，而且得听义和团的号令，在某个时刻一起盖上。当时北京天津天天折腾这个事儿，老百姓听到义和团的号令就上房盖烟囱，真的是不胜其扰。还有就是要求义和团在和洋人交战时，妇女不能梳妆打扮，出来时不能穿得太漂亮，必须披头散发，不能洗脸，不能梳头，裹脚的出来时要放脚。义和团又说，洋人也有功夫，义和团的法术挺厉害的，但就是怕女人，那些被洋人打倒的拳民，都是因为头天晚上跟女人睡了觉，破了色戒的，所以就不行了。但这个也会被人揭穿，有些人明明就没睡啊，所以这个解释很快也被放弃。义和团又进一步说对方很厉害，因为洋人的每一门炮上都骑着一个裸体女人，这样就可以破除义和团的法术。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西什库教堂的主教法国人樊国梁有种法术，他挥舞着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成的“旄头”在指挥，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阴户，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所以义和团败给了洋兵。义和团仍坚称自己有破解的招数，他们认为要以毒攻毒，以阴制阴，就是也把女人派上去，于是天津的义和团请出了黄莲圣母。现在很多电视剧把红灯照吹得神乎其神，其实很多都是瞎掰。根本就没有红灯照这个组织，红灯照就是一个传说，传说有女孩子，可以平地飞升，到处放火。而黄莲圣母其实就是一个船妓，为什么会把一个船妓奉为圣母呢？因为船妓是最低等的妓女，当时他们就想找一个最脏的妓女以毒攻毒，你们洋人那边搞女人，我们这边也搞一个，而且更脏，找这种最脏的来跟你对抗。中国封建传统都认为女人是不洁的，妓女就更不干净。黄莲圣母之所以存在，其实就是基于这种传言，她是要作为一种象征来跟洋人对抗的。但是后来的研究者更荒唐，为了配合意识形态的说教，硬是把黄莲圣母的横空出世解释为妇女解放，这唱的是哪一出啊！义和团对女性其实抱有极端的歧视，捧出“圣母”，不过是为了利用。天津是黄莲圣母，北京是金刀圣母，但是都没用——男的不行了，就指望靠女人身体的想象来建功立业，这肯定是没用的妄想。其实，好多义和团的法术都是蒙人的。什么望空一挥手，然后前方一片地就全着火了，其实，义和团早就派人去浇好洋油了，然后这边煞有介事地作法，扔根划着的火柴棒过去，然后就真着了。这种破事儿在今天肯定大家都看得穿，但在当时确实把很多人都蒙了。然而，一旦真正和洋人对阵，这些鬼把戏就都不中用。所以后来八国联军来攻城时，西太后已经明白，她自己被义和团蒙了，却已经骑虎难下，所以后来就尝试着和解。我们后来的研究者又抓住这个大做文章，说为什么义和团打不下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呢，因为西太后在后方变招了，往使馆里送西瓜、冰块和食物了。其实是因为西太后已经知道义和团不行了，只能赶快给自己留点后路。但是，此时已经晚了，西方国家的大军已经出动，他们不可能再善罢甘休的。关于西太后，且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她其实一直是个很明智的统治者。但她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权位之间，总是选择个人权位。最初她选择义和团，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她自己也明白，支持这样起自民间的群体来折腾，后患无穷。的确，义和团进京后，全城都乱套了，各处的衙门都被义和团占领了，而义和团实际上成了端亲王载漪这样一些顽固派的工具——载漪等人想借着义和团的力量来整肃政敌，看谁不爽，就派义和团去整谁。西太后也不是不知道这些乱民进了北京会是怎样的局面，但她太想保住她的权位了，火烧眉毛了，以后再说吧，现在只能顾眼前。在抵制洋人和维持秩序之间，她选择了前者。但是，最后才发现这些拳民根本抵抗不了洋人，他们在见识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发现所谓的神功根本不管用之后，就如鸟兽散了。西太后的选择，背后也有朝廷顽固派的支持，当初戊戌政变就有他们的运作，此时他们就更活跃了。顽固派尽管落后保守，而且头脑冬烘，但代表了中国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一股势力，他们抗拒西方，不肯进入西方的世界。最初，他们的武器还是仁义忠信，觉得这东西可以作为干戈舟楫。可是，此时他们知道孔夫子的家底已经不行了，只能乞灵于民间的法宝，民间的勇气。这种民众的抵抗真的就是一种神话。一些人喜欢质问这一块的历史研究者：你到底站在义和团这边，还是八国联军这边？其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不是要挑边站，批评义和团，决不意味着就支持八国联军。但是八国联军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有必要先放下民族主义情结来看问题。如果你威胁到了人家的使馆，那么人家更会出兵了。其实当时西方对于中国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很震惊的，当时欧洲两大阵营已经开始形成，正积极备战，他们作出联合出兵的选择，难免有些尴尬和无奈。他们想不到，中国一直向西方学习，到这个时候会突然来了个大倒退。所以说，上面那个问题本身就是很荒唐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真的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选择么？这个选择题本身就有问题。东南互保所以说，到了义和团运动后期，清政府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混乱局面，而就在这个时候，“东南互保”出现了。我们过去对东南互保评价很低，认为是一帮投降派督抚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现在感觉研究有些解冻，对东南互保的评价稍微高了一点，至少史学界可以正面研究它了。对此，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些督抚会有这样的举措，他们为何不接受中央的命令？朝廷要求督抚跟外国决裂，这些督抚却继续跟外国合作，你要杀教民我不杀，你要打教堂我不打。东南互保其实不仅仅局限于东南，袁世凯到山东担任巡抚以后，也加入了这一体系。也就是说，只要地方督抚有一点开明迹象，他就会加入这一阵营。毕竟洋务运动搞了那么长的时间，国家还是培养出了一批相对理性的官僚，尽管他们可能也对西方国家没什么好感，但他们都知道义和团只是一帮乌合之众。刘坤一和张之洞是东南互保的最初发起者，但这个发起的背后其实是受到了一帮地方绅商的鼓动。这帮绅商最早有这个动议，并且在西方领事和地方督抚之间穿针引线，各方联络。地方督抚既有相当的空间可以不受中央制衡，也有大批的幕僚精英从旁协助。我们讲过，曾左李以降，督抚专权，地方势力崛起，他们就有了抗衡中央的实力。而且，地方的崛起不仅仅是地方督抚的崛起，还有地方士绅的崛起，特别是太平天国以后，他们的势力也逐渐壮大。这一时期已经到了可以影响地方督抚的程度，比如像赵凤昌这些人就是在背后东奔西走、穿针引线，最后还真就把这事儿搞成了。到后来，东南互保的范围越来越大，事实上保护了中国的大半江山不受荼毒。当时据说有人给张之洞起草奏折，称自己不愿意执行朝廷的命令，开始是说“臣待罪东南，不敢奉诏”。后来张之洞想吓唬一下这个西太后，把奏折改成了“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当然这个是传言了，但这个故事反映出东南士绅们的抗命心态。后来西太后跑到西安以后，其实也肯定了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行动，认为他们做得对。也就是说，西太后在下罪己诏的时候，其实不仅真正地认了错儿，还对这些人表达了感谢。我们还必须知道，虽然西太后到了西安，但这些抗命提出东南互保的地方督抚们仍然支持她。本来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后，首先希望惩处的人就是西太后，但等他们打进北京城以后才发现，包括参与东南互保的各地督抚依然维护西太后的地位，所以他们只能改变主意，最终把她从黑名单上剔除了。从东南互保这一事实其实也能看出，义和团并没有多大的力量。我们知道，山东是义和团的发祥地和大本营，拳民中最多的就是山东人，而且这里民风强悍，习武的人本来就很多，所以真会两下子的练家子也不少。但是，在袁世凯被派往山东当巡抚后，很快就把这些拳民势力清理干净了，而且他的镇压还是发生在西太后称赞义和团是“义民”的情况下。袁世凯要么把拳民就地遣散，要么就让他们上前线，去北京、天津和洋人打去，谁敢待在山东他就剿灭谁，结果，就整干净了。所以，如果政府想剿灭义和团的话，其实并不难，它真的没什么特别的力量。我们过去研究义和团，研究农民起义时，总有一种不好的导向，就是一种机械的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人民是了不起的，所以，没有人敢轻视人民的力量。的确，我们现在也不能轻视人民的力量，但是，人民的力量要想被整合和发挥出来，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靠义和团这样的低效能组织是没戏的。每次农民起义能够成事，一般都是由于有地方精英的加入，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而武装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事，在于这一群体中有熟练的武装人员的加入，比如明末陕北的起义，就是因为裹挟了大量劲悍的边军戍卒。农民揭竿起事必须要具备一些条件，不能不讲条件地认为他们都很厉害。而像义和团这样的自发性组织，当时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我曾经看到过一些材料，义和团成员并不像费正清考察的那样，排斥洋枪洋炮，他们曾经去抢清军的枪炮，而且也抢来一部分了，但是都不会用，偶尔用一下，又觉得枪炮的声音太响了，就不想打了。而且，如果有人精通战场指挥还好，但是他们都只会点气功，对这些现代的作战方式一窍不通，所以没办法成事。义和团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这场战争之后，中国的结局是很悲惨的，签订了《辛丑条约》。而且，签这个条约还得等李鸿章来，西方人只愿意和李鸿章谈，中国这边也只能派出李鸿章来谈。北京城里的旗人在此前是很希望义和团闹的，然而他们同时也表现出了很强的对于侵略者的归顺态度。庚子以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他们的确对敌人非常归顺。有一个英国记者曾经描述了战乱之后北京城的境况，他写道，一个旗人贵族在战后居然找到他，要把他们家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儿送给他，希望这个英国记者能够保护这个大家庭。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旗人贵族对占领军的恐惧以及由此生出的归顺心态有多重。还有很多人拼命地去找洋文书，现学现用，用洋文写上一些小旗插在家门口。如果家处英占区，就用英文写“大英国顺民”，如果是日占区，就用日文写“大日本国顺民”。这个真的一点儿都不夸张。这个时候，旗人们像大旱盼云霓一样盼着李鸿章北来，以前骂他骂得最凶的，比如骂他是卖国贼的人现在都希望他来。李鸿章幸亏是在义和团闹得最乱的时候离开了北京，否则义和团闹起来的时候，估计西太后也保不住他。西太后还算是有一点良知的，她的报恩思想特别重，从来都不处罚那些中兴名臣，大家不信可以去查。包括像李鸿章被人骂得那样狠，最后还是被派到两广当总督去了，为了避祸。西太后的这一做法还是埋了伏笔，可能就是想着一旦闹砸了，到时候还能让李鸿章出来收拾乱摊子。甲午以后，李鸿章一直被骂，他的压力也是一直很大的。但在这个时候，李鸿章真的不负众望，来了，来主持对西方国家的谈判。这次谈判谈得很艰难，就跟甲午战争后去跟日本人谈《马关条约》一样，其实李鸿章是没有什么本钱的，不过，至少他没有让西太后进一步受窘。但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象征，基本是所剩无几了。第一，使馆区可以驻兵。我们不要以为之前使馆就能驻兵的，其实以前一直不能。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闹义和团的时候，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里有正规军的士兵呢？那是因为西方各国看到义和团闹起来以后，觉得安全受到了威胁，就临时派进去了少部分军队。第二次再往里派军，就是西摩尔联军，但他们当时没有到达使馆区，因为途中被清军阻截了。所以，此前西方国家的确在使馆区没有驻军的权力。就跟现在国际公法规定的一样，甲国在乙国的使馆，所在土地的主权仍应是属于乙国的，只是使用权让渡给了甲国，而且乙国不能随便进入，以示对甲国国家主权的尊重。另外，保卫工作主要是由乙国提供，但甲国也能够派出一定名额的非现役的安全人员保护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但当时中国怎么可能提供得了保卫呢？当时攻打使馆区的除了义和团，主要就是清军了。所以，西方国家提出了驻兵要求。这一规定后来使得西方国家的使馆区成为标准的军事占领区了，使馆地界属于你国领土和你国在这里驻军，这是不同的概念。第二，从天津到山海关一线，外国军队可以驻扎。天津大沽炮台被全部毁掉，天津作为北京城的门户，自此一线洞开，中国军队不得在此驻扎。后来北洋军只能以警察的名义驻扎在那儿。所以，天津警察在当时是很厉害的，他们虽然穿着警察制服，却都是正规军队。后来张勋复辟，段祺瑞准备在马厂誓师时，第一件事就是把警察局占了，把警察都招呼过来，这些警察就是兵。我们还可以想想，为什么后来卢沟桥事变发生在卢沟桥，不是山海关，就是因为日本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合法驻军的。最后就是老一套的赔款了。但这次赔款与以前不同，它是专门惩罚和侮辱中国人的——你四亿人都是混蛋，所以每人赔一两银子，然后西方国家按照义和团运动期间各国损失的大小和各国出兵多少进行分摊。当时的中国，岁入刚刚接近一亿两，经过这种大乱以后，已经极其残破了，户部银库也被八国联军抢了。这么多银子，怎么赔？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关税和盐税，都抵押了出去。不仅如此，各省也有各自的赔款，特别是那些杀教民和杀洋人比较多的省，赔款数额也是巨大。但在此期间也有亮点，就是当时的新教传教士，主要是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他们一直在各国之间进行斡旋，对帮助中国人而言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努力主要在于：第一，要求列强不能惩罚所有的中国人；第二，认为应该对中国人进行教育，而不是单纯的惩罚；第三，鼓动各国尽可能地减少中国各省需要负担的赔款。尽管新教的教堂和教士在拳乱期间也遭受了残害，但新教教会基本都放弃了赔款要求。相反，他们还在各国国内组织了很多捐款，以救济品的名义送到中国遭受兵灾的各个地方。所以，义和团之后，新教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中间得分很高，国人对它的印象很好。后来美国第一个退还庚款，这个其实也是新教传教士推动的。但是，这个退款不能直接退给中国政府，于是美国人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中国政府把赔款拨给美国，美国再把钱拨还给基金会，然后专门培训中国人到美国留学，每年一百来人。庚子赔款生其实生活都挺优裕的，因为这些钱都由基金会拨付。到民国时期，退还庚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运动，不仅美国退，其他各国也都在退，那个时候成立了许多诸如中法大学、中英大学之类的高等教育学府，这些都是用退还的庚款办的。但是各国之间，有的退得多，有的退得少，有的退得很实在，有的退得一点也不实在。最不实在的就是日本，日本退还的庚款全都给了那些在华的跟日本有关的团体，而这些团体都是为日本人办事的。所以，其实日本人退来退去，还是退到了自己头上，但从名义上讲，它也退了。庚款退得最彻底的是美国人，它真的就是一分钱没要，据说现在基金会还在运作，只不过退回的钱都是给台湾新竹的那个清华大学，不往我们这里退。当然，这中间也有好多的陈年旧账，因为很多美国人资助的教会大学，比如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后来都被无条件没收了。还有个大问题需要我们正视。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我们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这话从哪里来的呢？是八国联军主帅瓦德西说的。瓦德西称，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国力和财力去统治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这个国家。瓦德西确实是这样说了，但是我从瓦德西的日记里真的看不出他对中国人有什么尊重之处，他还是很看不起中国的。但是，为什么经此一役之后，十一国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了呢？我觉得这的确是个问题，但在解释这个问题时不能以此夸大义和团的作用。因为西方国家本身就有多面性，这个多面性在很多时候都会折射出不同的统治策略。一方面，他们的确不希望中国好，对他们而言，让中国保持孱弱更便于掠夺和奴役。列强掠夺中国、盘剥中国，这是事实。但是，西方国家一直在进步，到义和团的时候，西方国家整体的文明水平已经相当进步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已经相继出现，在第二国际建成之前，工人运动的发展其实就是文明进步的一部分。这个时候，西方国家国内的许多政治家已经开始对以往的殖民政策进行反思和批判，处理国家间事务时的道德水准跟以往已经不一样了，赤裸裸地去殖民、去瓜分一个大国到这个时候并不时髦了。其次，虽然说德国人瓦德西是八国联军的主帅，但是德国的实力毕竟不济，只不过因为它在义和团运动中受损最厉害（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了），自认为最冤，故而选德国人做统帅。其实当时出兵最多的，一个是俄国，一个是日本。美国出兵也不少，但是，美国人相对扮演了一个文明的角色，美国在此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对以往的殖民政策是一种反动。当然，你们也可以解释成，因为此时美国经济实力最强大，门户开放可以使它不通过占领其他国家任何一块土地就能获取利益。但客观上来讲，美国的政策确实比殖民主义更文明一点。而出兵最多的俄国和日本则是各怀鬼胎，不久以后就发生了日俄战争，它们是中国的近邻，对中国有强烈的领土野心，所以彼此有激烈的竞争。只不过日本人当时表现得比较文明，占领之后也做了很多公益的事业，比如修筑公厕，还就此制定各种规章，比如不允许随地大小便等。之前的北京城从来都是污水横流，也没有下水道，只有一条大沟，这沟是由满人管理，但满人又不干事，每年只清理一次，总之是一塌糊涂。这个改观就是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开始的，后来新政接上这个茬，开始置办警察和公共卫生系统，北京人这个时候才懂得了不能随地大小便的道理。日本在中国的占领装出了文明的倾向，所以后来在日俄战争中，中国的舆论大都是站在日本那边的。第十一讲 清廷的新政新政是清朝最认真的一次改革。经过跟西方近七十年的接触和碰撞，中国新崛起的一代士绅阶层和绅商阶层已经站到了前台，在他们的努力下，这场变革还算是做得不错的。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的话，那么中国的前景还是不坏的。就像李宗仁先生曾经回忆的，他晚清时期在陆军小学上学的时候，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但是，这场变革中间出了一些变故，节点就是1908年光绪帝和西太后的先后离世。西太后死前匆忙指定的接班人是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摄政王载沣。载沣和与他同齿的一些少年亲贵当家，开始搞收权活动。新政是清廷特别重视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而且中央和地方对此也都注入了很大的热忱，但是这场变革所引发的争议却很多。因为这场变革开始后不久就发生了革命，而我们一般在评述一场推翻了前代王朝的革命时，总是从正面对其进行评价。我们惯常的逻辑认为，肯定是前代王朝做错了什么事情，至少有些事情做得很糟，所以才导致了革命。而新政和革命在时间上是存在先后关系的，因此有人推论，新政其实加速了王朝的灭亡。现在很多论点都指向这一判断。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新政的动作较大，比如仓促间废除了科举，斩断了传统士子与朝廷的联系，这些改革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问题，等等。这样的议论很多，但在我看来，很多推论都是倒果为因，因为后面有革命的现实在那儿摆着，有人就喜欢做事后诸葛亮，相信这次新政就是干得不好，不然清政府怎么会垮台呢。他们所坚持的，一直是倒推法的逻辑。新政的成就当我们翻阅当时的史料，会发现新政还算搞得不错。当时朝中的主政者西太后是下决心要搞变法了，不过那个时候的国家统治机器已经不行了，所以变革可能就会走岔道。当年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也不错，但为什么会越变越坏呢？因为他主政时也是国家机器已经不太灵了。不过对比北宋时期，晚清的变革实际上是一种开放式的变法，这个过程出现了几个新的因素。当时中国的士绅阶层已经开始向绅商阶层转化了，这样他们就有很强的积极性，希望中国变好。而士绅阶层当时还是一个很有力量的阶层。在晚清，整体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比起清朝中期，这个中间层在社会变动中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变得更强大了。因为从曾左李之后，士绅阶层就经历了一个公开崛起的时期。我们前面讲过，太平天国被平定前后，相对于中央而言，地方势力开始崛起，其中第一轮可能就是督抚专权，到了后来就不仅仅是督抚专权了，地方士绅和绅商各种势力也都相继崛起。而在当时，这一派的力量特别希望中国能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他们期盼朝廷不再像以前那样羞羞答答的，只变器物，不变制度，或者是即使变制度，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且中间还有可能被打断。他们希望清政府能启动新一轮比较彻底的变革。所以在地方势力的推动下，这次变革能够往前走。而在这次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个是媒体的壮大；一个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绅商团体的壮大；其三是准议会的出现。近代的新式媒体在中国早就出现了。像上海的《申报》，是1870年前后出现的，后来又有了《新闻报》。但只有到了庚子之后，媒体才成了气候。庚子年刚过，1903年就爆发了《苏报》案。《苏报》抨击朝廷的时候，最初朝廷还只是沿用以前以言论定罪的办法：你是言论上的大逆不道，我就可以用叛逆罪来治你的罪。最初清朝官员就是按这个思路去查办的，但没想到时代变了。而且，《苏报》办在租界里，中国警察是不能进去抓人的。最后清政府没办法，只能以原告的身份出面来起诉《苏报》。这样租界当局就以西方的法律标准，以诽谤罪的罪名判罚了《苏报》，而不是用中国传统的大逆不道、谋反之类的来定罪，所以最终也只是判处了邹容和章太炎两人几年的苦役。而且，判的这几年苦役，还都是邹容和章太炎自己找的。按当时查办者的意思是要放他们一马的，早就放出风来，就希望他俩赶紧走，到时候找不到人，这事儿也就拉倒了。但这两个家伙，尤其是章太炎，竟然自己找上门去了，那就只好依照法律把这案子给办了。其实，当时的租界当局和查办人都希望他们一走了之的。但是，这个案件在当时的确很有意义。与此相关的，后来还出了个沈荩事件[1]。严格来说，沈荩不是一个媒体人，而是一个有革命倾向的活动分子，他被朝廷抓了以后，在外界的宣传中被塑造成一个单纯的媒体人形象，其实他所做的确实是煽动造反。沈荩以革命行动者的身份自居，他比章太炎的动机还不单纯，章当时毕竟还只是鼓吹革命，而沈荩就是一直想实践革命了。但他确实也有一个媒体人的身份，所以就被外界鼓吹成一个单纯的全职媒体人了。他最后被西太后杖毙，他的死惹得西方舆论大哗。西太后也完全没有想到外界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对她来说，这既是一种教训，也是一种学习，因为她此前从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而且我们知道，庚子一役以后，她已经下决心要变法了。政治向后转，此路不通，再走下去，不仅国家要完，朝廷要完，她自己的小命也要玩完。所以，在她下决心向西方学习之初，国内出现了这么两件事情，使得她从此将触手从媒体那里缩回来，再也不敢随意干涉了。因此，新式媒体在那段时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十分之活跃。司法改革后，还出现了中国近代新闻法，也就是《报律》，这就跟以前大不一样了。这里也需要廓清一些我们传统的习惯看法。这个时候出现的媒体并非如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都是革命媒体，都以呼唤革命、推翻清政府为目的。其实，多数媒体都是商办媒体，他们并没有很强的政治立场，但是这些报纸的老板都希望中国能在一个适宜和平变法的条件下进行变法。这种声音越来越大，最终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外，由于在变法过程中地方自治、地方士绅的声音逐渐提高，他们的政治需求借着媒体和其他传播媒介被极大地放大了。实施预备立宪之后，他们的声音就主要借助谘议局和资政院这样的平台发出。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朝廷不敢在这次变法中儿戏。虽然国家机器已经不行，但还有支撑着这一国家机器的外在因素，比如舆论、新市民，以及在野的士绅。因为此时有外界的东西对它形成了保护，所以当时的国家就不像传统王朝那样，一旦腐朽就完蛋。所以，在我看来，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事实上也是如此，朝廷中的官制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创办的新机构，如邮政、内政（就是警察）等，还有废除科举，都在有序地进行。我们不能因为这一过程十分紧密就认为废科举引起了很大的社会不安。其实，废科举基本是波澜不惊的，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动荡。贾樟柯有一次跟我讲，他看到一条史料，称清朝废科举后，山西侯马曾有一群秀才上街游行抗议。但是，也不过尔尔。总的来说，这次废科举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骚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引起什么深层次的变动，这个我们稍后还会再讲。总的来看，这次变法在行动的深度和广度上其实都远远超过了戊戌维新。由于变法的缘故，吏治逐渐变好，国家整体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异动，这就带来了第二个新现象，也就是民营工业的崛起。纱厂、缫丝厂、面粉厂等都在翻倍地增加，像周学熙创办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简氏兄弟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还有之前办起来的张謇的大生集团，以及荣氏兄弟的纱厂，等等。此外，朝廷也开始创办许多国有银行，不再依赖过去的旧式钱庄，比如开办了大清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等。1905年到1908年间，民营工业出现了发展高峰，各种厂矿增加了两倍有余。所以，在这一时期，朝廷的财政状况也大为好转。经过庚子之变，北方基本就处于混乱状态，义和团的破坏加上八国联军的入侵，以及四亿两白银的赔款，造成了极为惨痛的损失。当时清政府的岁入也不过近一亿两白银，这四亿两赔款在当时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中国人已经不能自主支配关税和国内大部分盐税了，收了以后就直接成了赔款。在此之前，关税已经占到整个朝廷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而盐税占的比例就更大。也就是说，当时国家税收中的一半左右中国人都无法自由支配了。在这种情况下搞新政，的确是很窘迫的。但是新政以后，国家财政情况居然大大好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都有很多结余。1911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近三个亿，而且没有什么赤字（被资政院削掉了）。革命前夕，其实各省都有结余。藩库里至少都有一百万两以上的银子，像首义的湖北省更多，四千万两，就当时而言，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当然，此时地方的独立性已经大大增强，地方有钱不一定能够说明中央财政也很宽裕，但总的来说，国家整体的财政状况已经在好转。至于司法改革这一块儿，清政府也做得很认真。沈家本真的是一个中国法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仅就司法而言，从晚清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党执政时期，这次改革是做得最认真的。而且，朝中大臣，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表现也不错，甚至一些满人大臣，像端方这样的表现也不错。所以，总的来说，由于有外在因素的监督和刺激，在这次变革中，整个国家机器并非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无可救药。越到后来，它的吏治腐败程度其实越是在逐渐降低，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人监督，报界能监督各地自治的士绅，后来的省谘议局能够对官僚系统实行监督；一方面商业发展之后，国家整体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官府也有了相当的储备，不必再像以前那样竭泽而渔了。所以吏治其实是在逐渐好转，预备立宪以后，这方面的表现就更明显了。事实上，官员们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地方自治团体真正办起来以后呢，他们一方面能够对老百姓的利益进行适度的整合，同时也能对官僚形成一定的外在制约，官员们想干什么事，若是不经过他们，有时候还真的比较难办。在新政期间，地方的自治团体确实也成了国家法律上承认的合法机构，不像以前，官方可以无视这些民意代表的意见，因为他们以前是没有合法地位的。预备立宪关于新政，有几个问题是需要重点谈的。第一个就是预备立宪的问题。以前否定新政的人，一般都不愿意谈预备立宪的事儿。他们宁愿忽视新政中这个最积极最先进的部分，他们主观上想压低新政的历史地位，因此就不想对预备立宪有太多正面评述。其实，这次预备立宪真的是不错的。在当时，立宪的呼声是从康梁开始的，康梁当时都还在国外，他们对这次变法其实都是保持着一种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们相信这次变法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这次变法就是接续了戊戌的逻辑，改革者抄袭的就是戊戌维新的旧稿，他们不可能不认同这次变法。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在海外骂西太后骂得太厉害了，西太后绝不可能容忍得了他们，所以，他们的通缉令是不可能被撤销的。这个倒不一定是和西太后贪恋权位有关，西太后和康梁之间存在的是一种私人恩怨。当年康梁等人流亡国外，过于意气用事，把西太后骂得太厉害了，比如说她不过就是咸丰帝的一个小妾如何如何的。对于这个话，西太后肯定是无法释怀的。康梁欢迎这次变法，但他们又不能参与，而他们又特想参与，所以立宪的声音是他们最早喊出来的。本来立宪的主张在变法中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声音，西太后最初决心变法的时候，她的改革路线图上应该是没有立宪这回事儿的。其实在戊戌维新时，所谓的筹备开议院也是相当遥远的事情，没有说马上就要进行。光绪当时主持变法；其实并没有将立宪这一动议放进他的路线图。但就在这个时候，康梁等人在海外把这个事情给提了出来，很快就得到了国内知识界和政界的积极呼应。这里有很多的原因。一方面，参与过维新变法的部分士子此时已经回国，而原本国内就有许多跟他们志同道合的人，这个时候他们就很兴奋，相信变法应该按照他们的意图，也就是当年维新派的意图来走。另一方面，赞同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经过庚子之变，很多有点头脑的士绅都认识到，中国非变法不可，不变法就是往后退，往后退的结果就是再次闹出义和团。人人都不希望再看到义和团，人人都恨义和团，大家都希望能往前走。要走，就得走远一点。正因此，尽管在当时立宪主张是一种很激进的呼吁，却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与之相呼应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最后连朝廷的重臣，比如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人都开始应和。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个外在的刺激，就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我们后来的史学家描述起这场战争，都说中国人当时很愤怒，因为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在中国的领土相互厮杀，戕害中国人民。但可能事实并没这么简单。当时有些中国人却是很兴奋的，因为日本战胜了俄国，第一次，东方的黄种人打败了西方的白种人。当小个子的日本兵押着一长队的俄国战俘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实际上中国人一片欢腾，他们认为，日本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也能够做到。而为什么日本能够战胜俄国呢？当时没多少人强调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反而都认为是日本立宪之故，立宪的日本战胜了野蛮专制的俄国，这是日俄战争给中国人留下的最直观的启示。事实是不是如此？这个另当别论，但当时的中国人都是这么看的。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材料发现，当时对很多事情都存在泛政治化的解读，这是一种风气和潮流，而这种风气和潮流在当时也极大地刺激了立宪运动的发展。所以，日俄战争结束以后，西太后的确坐不住了。这时候她开始了一些调查，先是让曹汝霖这些留学生进宫给她讲课，讲什么叫立宪，什么叫国会，什么叫宪法。她特别关心的是，开国会以后，皇帝的权力会如何。结果每个人都跟她说，皇帝的权位没问题，立宪以后皇帝的权力会得到法律的保障，是相当稳固的。当然，说这话的人也不完全是忽悠她，皇帝的位置在立宪后确实是会得到保障的，比如现在欧洲许多国家还保留着君主，其地位都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但是，作为一个统治集团，或者说是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满人的政治权力毫无疑问是会逐渐丧失的。立宪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开始的时候未必会这样，因为君主立宪制的形成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一下子建立起一个像今天英国这样的制度，英国的制度也是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变革才走到这一步的。但是立宪搞到最后，皇帝的权力肯定会被逐渐剥夺和架空，最终变为虚位皇帝，可能只有地位、财产和荣耀，其他的就都没了，实际上没有权力来控制国家了。但是，当时毕竟没有人会把这事想得很透很长远，所以，也只是跟西太后讲了立宪政治的一个方面。西太后这种政治老手当然不会只听一面之词，于是又让以端方为首的五大臣出国考察，亲眼去看看外国的君主立宪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五大臣出去转了一圈，然后回国，找人写考察报告，之后这件事儿就落到梁启超头上了。由此亦可看出，康梁等人其实是特别想参与这件事情，而且在事实上也真的积极参与了这场变法。不过，至于这个考察报告写得怎么样，其实无所谓，西太后不会细看的，她就是听口头汇报。西太后问得很直接，立宪以后，各国的皇帝怎么样。端方对此也说得非常明确，他肯定地说，立宪以后，皇帝位置就是世袭罔替，而且还有国家法律作保障，根本不用怕。听到这句话，西太后像吃了定心丸，就预备立宪了。预备立宪中所颁发的《钦定宪法大纲》，其实就是一个对日本和德国宪法文件的杂糅文本。所以，有些人也批评，说这些都是假的，清政府搞的不是真民主。但这些批评者忘了任何事情总是要有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坚持走下去，只要大方向不错，一般都会走到政治体制相对完善的境地。比如日本，我们现在一直存在着一个误解，以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就一直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如果坚持要这么说的话，很多历史现象就没法解释了。日本开设国会，开始出现政党政治的雏形以后，尽管君主权力还相当大，但如果按照既定路线走下去的话，日本也会变成英国的东方翻版。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军人的权力开始崛起，并由此导致了军国主义。历史是按照这样的顺序发生的，而不是说，是因为君权的崛起而导致的军国主义，这是两回事儿。如果日本的改革没有走岔道，如果它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想吞掉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前几号国家，那么估计它也不会走到后来的那条路上去。所以，同样是搞君主立宪，不同国家可能会因为各种复杂因素而生出多种变化。这里插一句，若是放在中国，中国是不可能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这种设想基本上没戏，军人在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较为长久的统治阶层，因为中国有一个无比强大的文人政治传统，这在其他国家里都是没有的。所以，如果按照清朝新政所设定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话，可能中国最终会走到今天英国的这一步。而预备立宪做得很认真。各地的确都在搞选举，选举各省的谘议局成员，资政院也办起来了，我们今天看谘议局和资政院的会议记录，他们做得的确都还不错。有人批评当时的选举有财产限制，说朝廷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设有很高的财产门槛，但你不能据此就说那是假民主。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国家的选举都有限制，都有财产和纳税的限制，而且妇女都没有选举权。若是以普选为标准来衡量当时的民主的话，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世界上都没有民主国家——一个国家一半的人口都没有选举权，那凭什么说它是民主国家啊。道理不能这么讲，清朝搞新政，本身就含有一些推广民主的意义。民主其实是一个过程，整体的框架还没完成，总会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参加进来。所以说，清末新政开了选举之端，这已经很好了。而且，清末的这次选举不是等额选举，而只是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设置了资格限制而已。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老百姓是不可能真正选的，因为老百姓不懂。但反过来说，如果真选，他们选出来的还是那些人，就是那些办理地方自治、热心公益的乡村士绅们。有没有个别不良分子混进来呢？也有，但是多数都不是。从清末谘议局到资政院，再到民初的两届国会，再到1947年的国民大会，若是要讲议员的素质或者代表的素质，或许还真就是晚清时候的议员素质最高，就是这些地方乡绅和绅商。他们也的确代表了一部分底层民众的声音，群众也相信，他们的判断能够代表自己的判断。群众不去想这个代表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在平时的生活中他们已经对士绅表示出了服从——你们有文化，知书达理，我们都不懂，所以我们干脆把判断权交给你好了。现在来看，底层民众可能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即对自身合法权利有清晰认知的现代法律意义之个体。但是，公民的现代概念毕竟也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对自身利益的认知，个人判断能力的形成，都需要一个过程，至少需要经过长期的现代化启蒙才能得到。但是，现在这个制度已经被植入，以后即使你不是士绅，只要有了财产，有了权利意识，有了表达的能力和诉求，那就可以参与竞选。所以，当时因为预备立宪而搞选举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它的结果似乎都不是选的，而是变成了小绅士选大绅士，大绅士互选，然后选到谘议局、资政院了。但有这玩意儿总比没有好，起码它开了一条口子。事实上，选出的这些民意机构还真的认真办事，不仅对此前的督抚体制构成了强大的压力，而且对整个官场也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它代表了另外一种来自民间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是得到了保障的。所以我们说，预备立宪确实是件大好事。清廷后来犯了大错，在1911年搞了皇族内阁，然后又出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也许，当家的满族少年亲贵看到了立宪的危险，为了避免这个危险，他们事先把权力和资源集中到自己手里。这样的措施都遭到了谘议局的激烈抵抗，民意代表对朝廷和时政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是十分直接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即使是1908年以后那样混蛋的权贵政府，那样一个皇族内阁，也没有说要解散各省谘议局，反而是谘议局很愤怒，看见革命党起事了，也跟着闹起来了。废除科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废科举的问题。以前中国学者是不注意这个问题的，只是笼统地说新政不好，新政扰民，为此还举了各种例子，比如说丈量土地和人口登记。这些多少倒真的有点扰民，因为老百姓不喜欢这样，老百姓每家都有黑地和黑户口。数目不清楚在中国是个老问题了，人口、土地都不清楚。当然，现在有了航拍和卫星遥感，土地瞒报现象比较好解决了，但是以前都是稀里糊涂的。说到废科举，许多人认为废科举、办新学，就把旧学给扰乱了，无形中也中断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其实，之前我也是持这个观点。新学堂、新教育的兴办的确把旧教育扰乱了。当时朝廷废科举，本意是想废除教育制度，但是它却把科举当做一套教育制度来对待，这就是吊诡之处。中国的科举制度发展了一千多年，本身很复杂。一方面，因为科举的发展，作为教育制度一部分的官学体系逐渐废弛，尤其是到了晚清，国子监废了不说，地方的州府县学基本也都废了。以前每个地方的行政长官都要讲学，州县都有学官，他们平时要辅导学生学习，而且地方官也要来学堂讲讲课，若是只能念念文件肯定是不行的，那会被地方士绅看不起，看不起了就没有威信。所以即使到了晚清，朝廷也会尽量避免让非正途出身的人去当地方官。后来这个事也废弛了，没人讲，学生也不进学堂了，学堂都荒芜长草了，所以官学就废掉了。而科举就逐渐变成了一个证明个人受教育资历的凭证，原来秀才还有淘汰，但后来制度废弛，只要考上秀才就能一直保持秀才的资格，不会遭到淘汰，平时也不用再继续学习。不过，科举仍然需要一步步往上爬，必须得有人教，所以私学，就是我们讲的各种私塾很兴盛。事实上，私塾是个统称，它们形式各异，规模有大有小，比如有乡绅办的义学，有族里办的族学，有大家庭里办的家学，还有更多更为简陋的形式。比如某个农民以前上过学，识过字，光种地养不活家人，而家里也有多的房子可以腾出，这个时候就可以开个班讲学，有小孩子来读书就教，没孩子来就在家闲着种地，这种情况很多。很多人都是挂个牌，然后向外放出消息，说自己开了个学习班儿，也不用去报批，就开成了，比如像洪秀全这样的酸秀才也能招学生。也就是说，这种私办教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个问题在于，他们的教学基本都与科举制度相衔接，也就是说，好学生都是要读四书五经的，而且都是要开笔作文的。一般的学生可能无所谓，本来就为了识俩字儿，能读个布告、看个对联儿，能凑合就行，所以，《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韵文，学学也就罢了。但是，每个私塾总有几个比较聪慧的，他读书不是为了识俩字儿就回家种地，他是要准备参加科举的，于是私塾先生也会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特别栽培。这种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相配套，它的根可以说是深深地扎到了老百姓的生活里面去。农村每个男孩子都会读个两年书，他们倒不见得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考科举、中秀才，即使不考，他也要去学。而且，他也是跟那些有志于参加科举的人一起就学。换句话说，科举凭借着教育制度，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了。然而，一旦国家上层下令要办新学堂，而且把科举废了，那么，科举与教育之间的牢固联系就被一下子掐断，底层就开始乱了。这时私塾教育没有了方向，以前办得很有劲儿，虽然就学的人多数不是为了考秀才，但是总有一两个人会去应试，而且，没有去考秀才的人也掌握了文化知识，这对社会而言也起到了重要的教化功能。即使掌握的文化知识比较粗浅，但它总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出去做点小买卖，平时在生活中看看布告、记个账什么的，都会方便点。还有就是乡村的礼俗往来，比如过年贴对联时，家里如果有人能写，不就不用去找人写嘛，而且，若是要去找，也得找得到会写的人啊。后来有些农村的文化根子断了，没人会写对联，于是过年时只能拿口大碗，在碗边上蘸墨后就往红纸上扣，盖成几个大圈圈，然后就当是对联往门上贴。或者说就像现在城市里这样，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写好的对联，但是上面的话都差不多，显得特没文化。过去农村，别说要在家里的门上贴，连牲口棚、猪圈都得贴，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写得要跟自家有点关系，紧挨着的两家还不能一样的。还有就是婚丧嫁娶这些事儿。别人家死了人你得写个挽联送去，这样到时候别人也才会给你送，送多了才有面子。讣告也是要有人写的，这些都不是开玩笑，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能做。现在农村似乎反倒败落了，那个时候可不是这样。当时农村人很有文化的，反而是城市差一点儿。农村的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跟私塾教育，也就是跟私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一旦切断了二者的联系，私塾教育没有了方向，许多传统就没办法延续。科举废了以后，很多人就会感叹，我学这东西干吗呀，学这些也没出息啊，那就去学新学吧，结果都去学新学了。那旧学怎么办呢？那些老书怎么办呢？老书不学，现在这套东西谁来管呢？所以在新政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学堂老师白天教新书，晚上教老书。也就是说，传统仍在顽固地维持着，但总的来看秩序有点乱，有点被干扰，也在走下坡路。西方的研究者，诸如何炳棣等人说，科举之废除，把士绅和朝廷联系的纽带掐断了，因为科举是底层士人上升的阶梯，现在阶梯被撤掉了，因此传统的联系也就断掉了。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就是说，朝廷把科举当成一个教育制度给废掉了，但是科举制度就其本身而言应该是一个选官制度。作为选官制度，科举没什么错，依考试选官是一个非常适当的制度创造。但是，科举错在哪里呢？错在它把教育制度绑架了，绑到最后，朝廷就误认为它是一个教育制度。当然，不仅仅是朝廷这么认为，士大夫也持这种看法，先进的士大夫都这么想。把科举废了以后，新的问题也都出来了。再选拔官吏该怎么办，国家选拔官吏应该依靠什么方式呢？这是个大问题，其实在新政之初也提出了办法，就是开经济特科，也就是只改科举的内容，但不改科举的形式。国家不考八股文了，开始考经济学问，这里所谓的经济学问就是经世济民的学问，通晓外国情况的学问。经济特科也的确选拔出人才来了。当年第一名是梁士诒，第二名是杨度，第三名是张一磨，这三人后来都有不凡的表现。梁士诒，虽然我们后来在民国骂他骂得很厉害，但他真是个人才，清朝最早的铁路建设就是他一手主持的。他当铁路总局局长的时候，因为与袁世凯的关系而受到牵连，被搞掉了。京张铁路其实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起来的，京张铁路为詹天佑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因此梁士诒就默默无闻了。梁士诒被搞掉以后，朝廷组织了一帮人马查他查了三个月，一点错儿也没有，找茬也难找，他真是个人物。杨度也是个人物，虽然说他当时拥护袁世凯称帝，在那个时间点上选错了，但你不能否认他有本事，而且他还一直坚持他的操守，就是坚持做一个君主立宪的拥护者。其实就他个人的主张而言，并没有多大的错。张一磨一直活跃于袁世凯的幕中，曾担任机要局局长，执掌要务，是袁世凯很重要的幕僚。所以，科举改变一下考核内容，还是能够取到人才的，并不是一个已经没用的制度。正因为此，我认为这种考试的方式也是有可取之处的，科举的形式可以保持，然后逐步改变其考试内容，另行兴办一整套的教育体系，让教育体系跟科举考试脱钩。教育的出口主要是面对社会，主要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这样的改革路径才是对的，而朝廷一下子废除科举事实上并不见得是对的。除了经济特科，统治者在某些方面也进行了一些修补，比如开设了归国留学生的考试。到外国留学，拿到外国的文凭后，国家就能给你考试机会——分科开考，考完了给通过者分配头衔。学农业的，考得好就给个农科的进士，学牙医的，就给个牙医进士，等等，相当于国家给考试通过者授予一种身份。这类措施具有一定的修补性功能，比如当时进入国家政权的留学生曹汝霖就是通过了专门科举考试，还有像那些学军事的，比如蓝天蔚、吴禄贞、蔡锷等人，都是回国通过了武科的考试，朝廷赏给他们以兵科的进士或举人的资格，然后发到各省去做军官。其实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朝廷已经意识到选官出现了危机，并且已经采取了部分措施，但这些措施却无益于从整体上挽救颓势，总有一天国家要恢复一种选拔官吏的考试。北洋时期，选官考试也是分专科进行的，比如有县长考试，这个考试就专门取县长，如果是外交官考试，就专取外交官，如果是税务官考试，就专取税务官。当时考完试也没有面试，考完就直接上任去，跟传统的科举很像。我觉得这种方式在当时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选官方法。废除科举的确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纷扰。但它到底是不是像西方所讲的那样，这种不稳定足以颠覆整个王朝呢？我觉得不是。废科举的确把士子上升的传统阶梯抽除了，但它并没有中断地方精英跟朝廷的联系。士大夫跟政府还有其他的沟通渠道，比如谘议局、地方自治团体等，这些都是一种沟通方式，读书人完全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进入仕途。实在不行还可以去当兵，当时在南方，读书人加入新军后的升迁机会要多很多，随便去参加一个随军开办的学堂，出来就可以升为班长、排长，这样就是军官了。当时南方编练的新军都鼓励读书，学文化是一种先进的风气，甚至新军在录取时也要考文化课。这个跟北洋军不一样，北洋军在招募新兵时，就看这小子是不是够老实，是不是个子够高，有股子力气，手上是不是有老茧，脑袋后面是不是有辫子，一看就是老实巴交的那种。而在南方的新军里，想当兵就得过一个考试关，进军营以后还鼓励大家去学习。革命党在新军中开办的振武学社、文学社之类的组织，就是应士兵崇尚学习的风潮而组建的。我翻资料发现，当时一个团，甚至一个营都会设有图书馆，那真是弄得像学堂似的。除了上述道路之外，还可以做新市民，做记者、医生，或是银行、邮局的实习生什么的。所以，怎么能说读书人的路子中断了呢？只能说，的确有些人的生活被扰乱了，像一些农村基层的知识分子，可能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这是可能的。但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不好说，这边受到了影响，那边可能还会有机会，这个工作丢了，可能还有很多新机会等着挖掘。过去曾有种说法，说铁路一通，沿线的挑夫都会失业。于是一些学者派人去铁路沿线调查，结果发现那附近没有专职的挑夫，这工作都是农闲时候的农民出来干。但是铁路修了以后，他们真的失业了吗？并没有，以前是长途转运，现在直接就待在车站里干，一样有工作。而且现在货物更多，他们工作的机会更多了，沿途还会有客车经过，他们就可以做小贩兜售各类商品啊。以前没通铁路时，可没有这种机会啊。所以我说，过去的历史记述常常很奇怪，常见的叙事逻辑是这样的，某某新事物出来以后，就会对旧有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继而引发大量失业，然后人民就会造反。但这些编历史的人却从来没有想过，原有的工作没了，是不是还有许多其他的机会啊？有教授曾经说，农民失去土地了，就要造反了。我当时就提醒他，农民失地和失业不是一回事啊，如果农民发现有其他行业比在田地里劳作赚得更多，那么他们也不会固守在农村里不出来的。不然，中国就没有其他行业的发展了，全国只剩下一种行业，就是种地。实质上真没这回事。只要还有别的赚钱的行当，而且可能比种地挣得多，那么农民肯定会去干的。但很多传统的理解就是这样，一根筋似的理解。所以我个人觉得，与此同理，当时科举的废除不至于导致清王朝的覆灭。事实上也没有多大的动荡。中国当时有多少群体性事件是因为废科举呢？山西似乎有人不满意直接把学堂烧了，其他地方好像还没有。这就是我们讲的新教育和旧教育的冲突。冲突是有的，但在当时都只是小规模的，是不足以拿来说事儿的。满族亲贵收权当然，最后，新政是办砸了。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都死掉了，西太后临死前下懿旨，让溥仪继承皇位，溥仪的爹载沣为摄政王当家。载沣当年二十五岁，身边有一群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宗室权贵，然后这帮人就开始动手收权，把汉人权力收回到满人手里，把地方权力收回到中央手里。他们的确是太年轻了，而且没有任何的政治阅历。载沣仅仅是出使了一趟德国赔礼道歉，除此之外没有干过任何事儿。他没有被外放到哪个地方去当个地方官，因此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理念。骤然之间就把这样一个大国的担子放在这样一个人的肩上，一般人是不敢接这担子的，但那个时候，载沣就敢干，然后发现权不在自己手里，于是就筹划着收权。他先是从北洋派的手里收权，不仅把袁世凯开了，就连袁帐下的幕僚梁士诒也都开除了，整体收权。盛宣怀在此时崛起，而盛宣怀恰恰不是袁世凯的人，袁很不喜欢他这种人。盛宣怀原属于李鸿章系统，虽然这个人很能干，但是他贪污得很厉害，盛氏家族到民国的时候，那钱还是哗哗的，可想而知盛宣怀当时贪了多少。袁世凯则恰恰没有我们后来说的那么贪污，袁世凯很多的行贿是不得已的，比如他收买庆亲王奕劻——在满人底下，不这么干怎么能行呢。但袁世凯自己并没有那种贪污敛财的习惯，袁家第二代就没钱了，袁克定最后都是靠张伯驹养着。有时候张伯驹的供给没来的时候，袁克定只能就着咸菜吃窝头，人们说袁大公子吃窝头咸菜也要用餐巾，要把窝头用西洋刀叉切成一片片的吃。可想而知，袁家并不是那么贪。所以，说良心话，当时北洋派不仅是一个最大的实力派集团，而且是一个集合了很多人才的集团。就像唐绍仪、蒋廷干这样的，原来是留美幼童，回国后一直都不受待见，从海军士兵干起。当时中国满打满算，十个指头都能数得过来的留洋大学生，就让人家从士兵干起。袁世凯当权时，这些精英都被他笼络到帐下了，而满族新贵刚上来就把人家开了，反而重用盛宣怀这样的人，的确是非常没有政治头脑的考虑。后来袁世凯重新当政，全国人都喊着要杀盛宣怀，盛宣怀是得了英国人的庇护才逃到青岛，捡回一条命。之后满族亲贵进一步收权，首先就是想收回路矿权。但这原本是地方士绅的权力，当时很多铁路都是民营公司办的，虽然像四川这种地方办得很不好，但是也有些地方办得还行，比如江浙一带。而且，办好办坏都是地方的事儿，这次办不好下次就能吸取教训了。四川铁路公司也并不是贪污，他们当时只是投机买了橡胶股票，又正好赶上国外的经济危机，结果就赔了。但一下子收归国有是什么道理呢？当时收权的范围很广，比如担任海军新添置的重巡洋舰舰长的人选，这些亲贵撤掉了原来的汉人，改派满人来当。可是，满人根本就没受过这类教育，他们是从颐和园满族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那里能练海军吗？明显不能啊。这样的人去当重巡洋舰舰长，能服众吗？一艘重型巡洋舰，就相当于一个大工厂，凭那两下子就去当舰长不是完全胡扯嘛。我们可以想象，像这样的收权，汉族士大夫根本不能服气。满人的政治能力在此时是一塌糊涂，比如负责南下剿灭武昌起义军的督军大臣荫昌。荫昌就是一个纨绔子弟，什么时髦玩什么，玩什么又像什么，人缘极好。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一口昆曲唱得，两笔好字写得，三两黄酒喝得，四圈麻将推得。他绝对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好人，但屁大的能力也没有。很多研究都说荫昌带兵去扑灭武昌起义，指挥不动骄横的北洋军，但事实上他指挥了吗？他连湖北都没进过，直接把指挥部设在河南信阳——你带两万人去平叛，用得着这么靠后吗？要是带二百五十万人马，把指挥部设在后方还可以理解，但是他躲在这两万人后面怎么指挥啊？这么点兵都去前线了，他一个人还待在信阳，明显就是没指挥。没指挥怎么能说人家指挥不动呢？当时的通信还没有现在的这么发达，但是即便如同现在这般发达，带人去打武汉，自己却躲在信阳，士兵肯定也不会跟着玩命的。所以，这样的收权肯定是胡闹的。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成立皇族内阁，同时废除军机处，也是出自立宪派的吁求。当时立宪派在资政院弹劾军机处的时候，就是希望成立责任内阁，但他们所谓的责任内阁是由资政院选举的，而不是由朝廷选的。这样，只要资政院对内阁不信任，就能投票使其下台，在议会制度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清末的内阁却是由朝廷定下来的人选，十三个阁员中有九个是旗人，七个是皇族，全是自己包圆干了，这不是胡扯吗？他们这么收权事实上是很蠢的行动。因为地方权力大，强地方、弱中央的格局自太平天国以后就形成了。太平天国闹起来后，清政府只能借助地方势力来维持秩序。八旗兵不行了，绿营兵不行了，蒙古骑兵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玩完了，只能依靠地方士绅来编练团练。最后，这些团练中的一支，也就是湘淮军练成的勇营发挥了作用。像曾国藩，当时就是一个在野的地方士绅，以在野侍郎的身份编练乡团，然后把清廷的统治给救了。地方权力大最后导致什么局面，西太后和恭亲王不是不知道这些，但他们就是不敢一拍脑袋说把权给收了，他们根本不敢动地方的实力派。曾左李虽然权倾朝野，但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大的处分，没有被撤职查办过。比如李鸿章，甲午战争后国人皆曰可杀，西太后也剥除了他的官职，但是仍然保留着他大学士的称号。这是因为，这些人是有所代表的，他们代表着地方士绅，代表着汉人的利益，所以西太后或恭亲王不敢去动他们。连西太后他们都做不了，这帮二十五六岁的小孩儿能收得了？这帮年轻人就这样把事情弄砸了，当然，弄砸的原因不是因为朝廷政治太糜烂了，而是他们与朝臣之间，或者说是掌权者与官僚体系的关系弄砸了，朝廷中最有实力的那一群人不跟他们玩活了。其实，他们在收权的时候也有隐忧。可能有人已经看到，如果按照立宪派的路子走下去，满人的统治权力迟早会逐步丧失。实情也是如此，立宪这条道路走下去，满人的利益肯定会丧失，如果满人的利益一直都得到了合法的保留，那么就不能称其为立宪，而是假立宪了。那么，如果我们是满族亲贵，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我觉得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就像英国王室，如果想像以前都铎王朝时代那样保持权势，那早就玩完了，连今天的地位都不可能有。这就是个趋势的问题，首先要想明白你不可能永远掌权，然后再想你是光荣退休，还是被人赶下台，或者是被人砍掉头，这才是实际的选择。从来就没有能使人一辈子掌权的选择。他们不仅收权，而且收揽资源。路矿权原本是地方的，是地方政府和民营资本经营的权利。结果到了清朝最后两年，也开始权利上收，搞铁路国有。地方铁路的确有的地方办得不怎么好，像四川，路款都被当事人炒股票炒没了，但也有办得比较好的，比如沪杭甬铁路。不管办好办不好，都是地方的权利——办不好，以后可以吸取教训重新办，你给收了，凭什么？亲贵们以为把所有权力和资源抓在手里就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他们不断收权，拼命掠夺和占有资源，以维护自己统治的稳固，但这些都是假象。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一种能够让人永远掌权的选择，如果选了这样一个选项，就相当于按下了自我毁灭的按钮，因为这一选择得罪了太多的人。中国被拖入西方体系，被迫从传统向现代发生转变的时候，统治中国的是一个满人的王朝，是一个异族王朝，人们对这个政府犯错的容忍程度会小得多。所以满族人一按按钮，很快就爆了。* * *[1] （沈荩在今天被誉为“中国首位殉职的新闻记者”。）第十二讲 辛亥革命革命的发生清廷新政的后期，载沣开始搞收权活动，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收权，一是将汉人权力尽可能多地收回到满人手里，二是将地方的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集中资源，把全国的资源也抓到自己手里。这是导致清朝覆灭，导致立宪派倒戈的关键因素。清政府犯的收权错误的确很低级，当时满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素质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如果是让一个老成的政治家当权，未必会这么干。他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点，比如更明白当时的满族统治集团整体上处在什么样的水平。作为一个祖先曾建立过赫赫武功的武装集团而言，其武装素质也降到了极点，基本没用，而且这种没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几十年下来都是如此。在此之前满族统治者也多次想改变这种局面，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整顿驻防八旗。太平军兴起后，李鸿章的淮军开始编洋枪队，这边八旗也开始练习洋枪，也进行洋操的训练，但基本没什么用。到了编练新军的时候，八旗也练新军，但同样无甚收效。从整体上看，统治阶层建政初期那种锐意进取之心早已荡然无存，政治能力极其低下。我觉得当时八旗里应该是有明白人能够看清这一点的，当时当家的亲贵都太年轻了，他们可能看不清这一点，所以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就贸然收权。从地方收回权力，这也是犯了大忌，其中可能会触犯很多的利益主体，比如铁路国有的问题。为什么四川因为铁路权收归国有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呢？因为四川铁路公司的股权持有者几乎遍及全川，当时各个阶层的民众都买它的股票，都认为这个能赚钱。本来这个股票因为公司的操作失误，已经变成废纸一张，但现在将其收回国有，这个责任就变成了中央政府的，这就会伤害很多人。自己弄坏是一回事，由国家出面解决问题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在铁路办得好的地方，比如江苏、浙江等地，朝廷将铁路国有化同样会引发大规模的不满，因为其背后也隐藏着各种利益，而且跟铁路相关的其他产业都会受到影响，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当然，如果从另一个方面来想，清朝亲贵们的这种做法，可能不是通常所认为的贸然行事，因为他们的做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如果按照当时的改革路子，也就是立宪、选举这样走下去，满人自己也知道，他们早晚会被选掉的。我们现在可以批评，说《钦定宪法大纲》对于满人，尤其是对皇权进行了诸多保障，但这些留在纸面上的东西是没用的。如果变革坚持下去，它就会遵循自身的一套变革逻辑，最终使改革成为一个满汉势力消长的过程，汉人的权力肯定会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后，这个《钦定宪法大纲》就没什么用了。甚至我们可以预计，皇权的衰落也是早晚的事情。这种和平的改革若是能够持续，那么满人统治集团可能会和平地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可以预见得到的。所以说，如果这帮亲贵不甘愿自动丧失权力，那么他们收权也是可以理解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先收权，把所有的东西都抓到手里，然后再待机行事。首先集中军权，满人手里本来就掌握着对八旗和绿营的军权，现在把汉人的军权也夺过来了，再逐渐把其他的权力或者资源也夺回来，比如矿山、铁路这一类的资源。可能这些亲贵相信，当把这些核心的东西掌握在手中后，自己仍然可以保住统治地位。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么做很快就激起了反抗。而革命之后，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多数满洲贵族到最后连自家的祖宅都卖掉了，比如恭王府。有次我们在那里参观，组织方请去了府里最后一个承袭恭亲王封号的王爷。我当时就问他，这王府是后来政府收的吗？他说不是，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已经把世代相传的府邸卖掉，只能在外租房子住。恭亲王在晚清声名赫赫，荣列铁帽子王之林，他都迫于生计而卖掉祖宅，可想而知当时其他满族宗室是何境况。而革命，就这样发生了。革命的发生说明改良的确出了问题，但不一定能说明革命党很有力量。可以说，到武昌起义之前，所有革命党的起义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没有一次起义有成功的机会。声势最大的可能算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为了筹划这次起义，同盟会可以说是倾全党之力，孙中山在海外许了很多愿，尤其是对洪门许愿，同盟会的二把手黄兴亲自指挥这场起义。但结果怎么样呢？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我们在检讨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时，会找很多的偶然因素，比如说陈炯明犯错误了，或者说陈炯明当时就是叛徒，还有的说新军和巡防营没有协调好，革命党和新军没有协调好，等等。种种理由纷至沓来，但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当时革命党人就是没有机会。在武昌的时候，如果革命党人没有立宪派的配合，也很难说会有什么大的作为。整体而言，革命党虽然嚷嚷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一个周密详尽的计划，也没有做好在中国建立起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共和国的准备。虽然他们既有笔杆子，也有理论家，也有和立宪派、保皇党的论战，但他们基本没有在这方面作细致的筹划。至于说启蒙，其实他们的政治启蒙还不如立宪派做得持久深入。因此，相对而言，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当然了，从另一方面讲，其中也存在一些必然的因素。比如说，革命党在持续地发动革命，还是很有韧性的。不光是两广，也就是兴中会的这批人，在海外的支持下不断地搞革命，光复会系统的人也在搞，原来华兴会的人也在搞。不管他们内部如何派系斗争、互相倾轧，或是公开撕破脸皮，他们的确一直在闹革命。包括四川的革命党人，用他们自己的记录来说，他们搞了十几、二十几次革命了。当然，这些在后来的历史上基本都看不到了，因为四川那里有什么动静，外面的人不一定知道，而且每次起义的动员都不够大。四川主要的帮会组织就是袍哥，它跟兴中会一样，依靠的势力主要是帮会。要知道，革命党搞的起义，只要是有会党参与的，一般都没什么戏。而兴中会很多起义都是这样的，因为兴中会钱多，所以总是用钱去收买土匪或者三合会去发动起义。钱多还好一点，钱没了大家就都散了。会党的特点现在关于会党的研究很多，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会党对历史的作用被长期夸大和高估了。民国时期会党一度很牛，而在中国，任何事情一旦发迹，就会有人给其写东西、编历史。编的历史似乎都是说，这些组织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反清复明这样的远大宗旨的，清朝之所以覆灭，就在于这些人不断折腾。我们知道，反清复明这东西确实是有，而且一直延续不断，但这其实也就是士绅的事儿，明朝的老百姓对明朝是一点感情都没有。明朝一直是个政治高压、横征暴敛的朝代，尤其是到了晚明，各种加派以及三饷的征收使得民众的负担极其沉重，所以最终才激起了那么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因此，中下层的民众不会对明朝有什么感情的，他们怎么可能去干反清复明的事儿呢？只有士大夫有这种想法，但士大夫怎么可能有意识地去跟帮会这种准黑社会性质的团体结合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帮会不一定就都是明朝灭亡后兴起的。帮会的出现，应该始于清朝中叶。当总人口增加以后，更多的人离开了土地，进入商业社会里的一些行当。而清朝又是一个统治相对保守的王朝，清廷对于这种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口采取的是一种非常敌视的态度和有歧视的管理政策，所以，这些人必须建立组织以图自救。而一旦形成组织以后，政府就更不待见他们了，经常打压他们，结果越打压他们的反抗性越强。但即便如此，也不是说所有帮会人士都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他们只是希望反击清政府对他们的敌视和压制。至于反清复明什么的，都是后来人加上去的一些由头。包括会党的历史，以及他们跟少林寺、南少林寺的关系，这些其实都是编的。其实少林寺和南少林寺的历史本身也是编的。但是这些传说恰恰也是底层民众所需要的，民众就是需要一些神话，如果太真实了，就缺少吸引人的地方了。这些会党的反抗性越强，就跟主流社会游离得越远，也就会容纳更多似是而非的人。会党中间，有些人是有职业的，就是脱离了土地关系之后从事的职业，在中国古代社会，主要就是车船店脚牙这类行当。中国古代有句话，叫“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可见民间对这些行当的歧视。其实他们是介于工商社会和流民社会之间的，但因为我国没有一个正经的工商社会，所以他们只能以流民的形式存在。但是，以往的车船店脚牙，不就是今天的服务业吗？第三产业如今是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但在当时，从事第三产业的都是被社会瞧不起的人。当时其中有些人的确就是社会上的混混，靠收保护费、干下三烂的活儿营生，这种人很容易被收买去搞起义，但非常不靠谱。无论是兴中会，还是光复会的人依靠他们都是如此。光复会比较大的几次起义都与帮会有关联，而其之所以失败，帮会也要负主要责任。比如1907年准备在浙江和安徽共同起事的起义，其筹划的重点在浙江，因为光复会在浙江动员了很多人，其中多数都是帮会。那时大通学堂到后来都没有什么正经学生了，都是帮会的人在舞枪弄棒，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当时都是帮会中的大佬。但是帮会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典型的有组织无纪律。你怎么跟他讲，怎么跟他约束都没用，因为他们根本没这个概念。秘密会议开完以后，也不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各自回到自己的地盘上就干起来了，然后就有人被抓了，抓了以后也没啥气节，很快就把革命党给出卖了。原本，徐锡麟在安庆是要等一等再起事的，因为他还没有聚集起革命力量。虽然他掌握了一帮警校学生，但是这帮学生并没有革命思想，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灌输呢。但是浙江那边已经把革命党人的名单以及起事的具体计划都掌握了，并传送到他那里。徐锡麟当时是安庆警察局副局长兼警校校长，所以能够看到这个名单。徐锡麟当时用的是化名，他一眼就瞄到了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然后就知道这次起义已经被破获，他们的计划已经败露了，所以不得已只有提前发动起义。徐锡麟把警校学生都圈在一起，但是真正干的只有他和他的两个随从，他们杀了恩主安徽巡抚恩铭，实际上相当于是一场暗杀。后来端方前来审理这一起案件，发现这些学生其实都是无辜的，当即就把所有学生都放掉了，没有拘禁一人，因为这次起事就只有徐锡麟和两个随从，其他人都没有参与。这三人先杀恩铭，后抢军火库，但后一项没能如愿，其实就算打开了又能干吗呢，他们总共也就三个人。其实，会党起义都是如此。还有像萍浏醴起义，当时也是号称规模很大的一场起义，据说有几万人参加。是的，若是查人头，肯定有几万人，但是他们一点用都没有。这是唯一一次清军反击尤为勇猛的起义，因为清军发现这帮会党实在是太没用了，打他们就像切菜似的。而且，其实革命党对这次起事也不甚清楚，可能就是这帮会党自己闹起来了。所以说，会党起义，没有一个是有成功希望的。如果革命党笼络的会党稍微多一点，他们可能就会自己先掐起来，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团体，彼此之间隔阂很深，虽然我们现在说他们原本一家。什么三合会、三点会、洪门、哥老会，甚至袍哥也算在内，这么多名头，若还说是一家，根本不可能。有时候一个省乃至一个地区之内可能都会有很多的帮派，还都沾亲带故的，它们就跟民间宗教一样，说起来都是白莲教，但破获了一大堆，没有一个是真的。最初仅仅存在一个概念，并没有真正的谱系，这些谱系什么的都是后来建的。洪门，尤其是青帮，都是组织完善以后自己建起的谱系发展脉络。什么辈分啊，排序啊，都是后来人弄出的名堂，最初就是一盘散沙，山头林立，一旦有点导火索可能自己就先打起来了。但是革命一起，这些帮会就有机会了。因为革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大规模重组，社会环境会十分混乱，而这些帮会又自认为是革命党。其实，除了陕西这地方的帮会参与过进攻西安满城的八旗驻军之外，其他地方的帮会都没怎么打过仗，但他们都自认为是革命元勋。无论是在湖南，还是在江西，或者是浙江，只要帮会得势的地方，基本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没有经历过什么战斗，包括像四川这里很多参与过保路同志会的帮派分子，正经仗都没怎么打过。但是这些混吃混喝的人就这么起来了，虽然无甚功劳，但已经成为革命元勋了，就要分享革命成果。所以帮会开始各占一摊，进了城之后秩序大乱，他们觉得轮到帮会来坐天下，他们该做皇帝了，所以他们就真的为所欲为，比如公开地包娼包赌，公然地在大街上抢劫。我们现在可以想想，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别说是士绅了，就连一般的老百姓都受不了。所以到了后来，跟帮会沾边的革命党人都遭到了排挤，比如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先后被杀，显然是跟他们的帮会背景有关系。当时的帮会太猖狂了，焦达峰在都督府里每天都要摆流水席，天天接待各种江湖人士。这些人来了，不仅要吃饭，还要封官，还要给钱，湖南在新政期间攒了几百万两的银子，都让这帮人花光了，而且之后整个长沙城秩序还是一直混乱。我们后来说什么这两个人被暗杀是立宪派的阴谋什么的，完全没逻辑。按当时的情况，他们真的是非死不可，他俩不死，完全镇不住这些江湖人士。江西也是这样，江西的帮会乱得一塌糊涂，真是没法治了，几任都督都干不了，最后老革命党李烈钧去了。李首先就对帮会开杀戒，他先把帮会的头头抓了，捆到一起，用机枪扫射，这些大佬被打成了筛子。江西那里落后，没见过机枪，李烈钧在都督府的门口架起机枪，就把混乱的秩序给镇住了。在当时，革命党若是不镇压帮会，就根本处理不了混乱的局势。像绍兴，那里是王金发的部队，王金发是绿林出身，一直就在帮会里混，到底王金发是山大王，是帮会分子，还是革命党？其实都是说不清的。绍兴这里就以王金发为都督，他在这里扩编了两个师的部队，把绍兴弄得一塌糊涂。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最后终于把王金发挤走了。如果说期待已久的革命发生之后，社会秩序乃是由黑社会建立，那老百姓肯定不同意啊。如果革命党想赢得民众的支持，塑造合法性，就必须镇压昔日的盟友。革命党结缘帮会的原因我们若是再往前推，会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革命党人要跟帮会结合，其实这跟他们的革命战略存在关系。革命党人不想让自己的革命变成一场旧式的农民起义，也就是说，他并不想动员农民，也不想接续传统的农民起义中经常使用的那些口号，比如均贫富、吃大户、不纳粮等。他并不赞同这样一些东西，甚至对此有一种很强烈的反感。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可能与他们的家庭出身存在关系。像兴中会和光复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小士绅家庭出身，兴中会的大部分成员是华侨，也有一些是广东本地的中小士绅，他们都读过书，受过一些新式教育。从他们的出身来看，他们对此前的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等农民运动都不感兴趣，只有孙中山因为是客家人的缘故，可能对洪秀全表示过较多的同情，但其他的革命党人都没有这一兴趣，对于江浙一带的革命党而言，他们对洪秀全是恨之入骨。而义和团又是发生不久的事件，义和团盲目排外，对西方国家展开了野蛮的报复，并使社会陷入完全的失序状态。革命党对此非常在意，所以一直在刻意规避与农民的接触，不希望自己的革命导致这样的结果。首先，他们不想因为这样的动员导致社会的动荡，因为“均贫富”这样的口号肯定会造成将社会翻个儿的大动荡，对革命党来说，这样的动荡绝对不是什么好事，经验教训惨痛。其次，这样的农民起义往往都是落后的，盲目排外的，而不是进步的，而这帮洋学生要的是进步和文明，他们特别害怕洋人说他们不文明、不进步，甚至说他们不西化，这些都是他们不想看到的。革命党人就是想掀起一场彻底地向西方学习的革命，所以他们不打算，也从不希望动员农民。他们顶多动员过读书人。比如在暴动起义的时候，如果碰到一般老百姓的孩子叫了哭了，他们可能会去搭个手帮个忙，他们不要求老百姓去革命。但是如果碰到读书人了，比如是教书先生却不革命，他们就会很生气，动员之后那个读书人还不革命，他们可能就会杀了那人。他们是希望通过这些上层精英的努力来唤醒其他的普通读书人，然后就把事儿办成了。这些革命党人都是有强烈的英雄史观，而不是农民史观，他们相信农民是办不了大事的，也不用管农民，只要自己能把事办成了就完了。但是，由于此时有立宪和改良运动的存在，实际上革命党人在读书人中的市场也并不大。我们前面讲过，南方新军不同于北方新军，北方新军主要招募的是农民，但南方大多数新军都是知识分子。不过，即便如此，新军中倾向革命的并不占很大比例，并非像我们后来说的，新军都有革命思想。像原来华兴会这帮人在新军中做工作，已经算是做得比较扎实的了，他们主要做底层工作。不过，武汉新军最后参加革命的也就三千人，而且其中很多人是被裹挟、被牵连进去的。我认为，我们后来讲的好多新军的军官，像蔡锷、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等，如果不是机缘凑巧，他们能不能参与革命其实还是很难说的。如果朝廷的变法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那么他们的地位肯定会逐渐上升，我不认为他们必然会倾向革命。革命之后当然有人开始讲，说他们在日本的时候跟孙中山的关系多么好。阎锡山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就说当时他们是要参加革命的，在日本怎么参加铁血丈夫团，1907年怎样从日本带回大陆两颗炸弹，准备日后革命。我听了这个就感觉很困惑，因为那个时候的炸弹特别不靠谱，保险很不过关的，他怎么可能从日本带回两颗炸弹，还一直放那么久。轮船一颠簸，他不怕炸弹炸了吗？他回国后混得好好的，后来都当团长了，如果不是形势所致，干吗要革命啊？阎锡山还说，他回国后跟革命党一直有联系，但这个能拿出证据吗？也没有什么证据。他们还说，他们回国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都是为了混入敌人的阵营去搞革命。这些往脸上贴金的话都靠谱吗？真的是很难说。像当时的士官三杰，张绍曾、吴禄贞和蓝天蔚，他们三个都当了那么大的官了，两个师长一个旅长，但在部队里还是没有任何根基。蓝天蔚被手下告密了还不知道，还很得意地去开会，当时张作霖还算是个厚道人，不愿意赶尽杀绝把他杀掉，这才留了他一命。可见革命党人当时的实力并不是很强，我们现在对他们的印象，多数是他们自己塑造出来的。讲了这么多例子，我只是想说明，革命党当时的动员力度是很有限的。当时清朝的社会控制真的是比较松，也没有特别多的特务网络和复杂的组织层级，至于底下传播一点革命的消息，印刷和发布一些革命刊物或革命宣传品，其实大家都无所谓，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效度其实是有限的。所以，革命党人的力量不济，不一定就完全是环境恶劣所致，可能还需要从他们自身去找原因。而且，我觉得，并非接受过新思想的人就都会赞同革命，当时多数人可能还是赞同改良，改良派在革命之前始终是多数。如果能够不动干戈，和平地把事情办好，谁还会愿意去流血，去制造社会动荡呢？谁愿意去冒险呢？虽然革命党宣扬清初的民族仇恨，但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对当时的人们而言没有切肤之痛——已经过去两百六十多年，都十多辈的事儿了，谁还记得呢？如果满族统治集团没有新的罪行，谁还会去翻老账呢？多数人是不会去翻的。由此也可看出，革命党对知识分子的动员成效是很有限的，他无法找到一条合适的途径去扩大自己的阵营。正是基于这种四处碰壁的窘境，革命党人采纳了结缘帮会的路线。就孙中山的个人想法而言，他未必想真正地动员帮会，他做的只是对他们进行收买和利用——反正你是反叛势力，对清朝而言也是一股异己力量，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同质性的，所以我就利用你，就是花钱雇人。在同盟会中，孙中山是最大的金主，因为两广人士中的海外华侨比较多，所以能筹到钱的只有孙中山，他可以收买大批帮会参与起事。而江浙和两湖地区出外谋生的海外华侨则少很多，所以光复会以及两湖的革命党没法筹钱，只能依靠当地的富人捐一点钱。没钱的时候怎么动员帮会呢？只有靠拉近感情了，就是跟人套关系、戴高帽。比如去跟帮会的大佬讲，说他们的前身是反清复明的。帮会大佬可能会反问，为啥自己都不知道哩。这个时候革命党便会说，我跟你讲个故事吧，然后说着说着就把帮会大佬绕进去了。这些大佬一想，也对啊，于是骤然间也倾向革命了。所以，革命党在这些地区动员的帮会，不是靠收买的，而是帮会自己加进去，然后自己那么干的。但是，革命党人对这些帮会分子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利用，他们并不会真的想要跟帮会共天下，或者起事成功后平分国家权力。当然，我们现在其实也能够体会革命党的苦心，他们既想在中国发动革命，又不想在中国造成大的社会动荡。这就是为什么前期在搞革命宣传时，他们的措辞似乎恨不得把满人杀干净，真有点寝其皮食其肉的感觉；但是一旦革命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革命党对满人也并没有那么大的仇恨，杀满人杀得多的是帮会人士。说实在的，革命党人，表现得相当文明，稍有一点杀满人的行为，外国人一抗议，马上就会收敛。而且革命党人在整体上也是很自觉的，有的地方还组织给满人发钱粮，如果有人在革命前就把辫子铰了可能还会得到双份的。所以，整体而言，这场革命没有带来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当时满人都很恐惧，但最后还是相对和平的。有记载的史实好像就是西安闹得大一点，因为陕西哥老会的势力实在太大了，此外，湖北的荆州也发生了杀满事件。但总的来说，都是局部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过去我们一般认为，之所以后来这场革命的革命果实被篡夺了，原因在于革命党革命不彻底，或者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在辛亥革命这儿得到了充分体现。因为革命党第一不敢碰列强，不敢反帝；第二不敢反封建，对地主比较仁慈；第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恐惧社会革命。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去发动群众搞社会革命，他们就是希望控制革命的规模和烈度，尽量减少社会震荡；他们也没想过要去反什么封建，因为农村士绅是他们的盟友；至于列强呢，则是他们的老师。当时革命党人很崇拜西方，革命后的时代是中国真正全盘西化的时代，凡是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比如礼帽，从日本传过来了二手货，一种平头帽，就像一个尿罐扣在脑袋上，旁边加一圈檐，其实很难看的，但当时风靡中国，有段时间工农商学各行业的人全戴，还美其名曰“文明帽”。而且都流行用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就唤作“文明车”。不按老式的程序结婚，就是“文明结婚”。京剧也有人看，但西方话剧都成了“文明戏”。也就是说，凡是跟西方有关的，都被冠上“文明”的称号，反过来我们的东西就是不文明的了。但是，这个全盘西化是不是就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体现呢？若是按照阶级的观点来讲，他们顶多算是小资产阶级。真正的资产阶级是那些立宪派，立宪派又能区分出半资产阶级、半地主之类的属性，而革命党人都是些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学生出身的嘛。而若按照阶级观点来看，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是最狂热的、最彻底的，每场革命都是如此。那么，按照阶级属性而言，他们怎么可能革命不彻底呢？所以，当时的历史不能按照近代人的观点去解释，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想过要去搞什么反帝反封建之类的事儿。他们对西方的服从也并不是奴颜婢膝，只是因为对方是老师——我服从你，是因为我现在还不如你，等我学成了，我照样也能和你相抗衡。在中国，多数人不是因为西方强大才臣服于它，而是因为西方先进所以才臣服，这样才能虚心去学习它。最后，说革命党人没有触犯列强，其实他们在这里有一个考虑，就是希望列强不要插手中国革命，避免西方人认为他们是义和团的再生而对他们的革命事业进行干涉，那样会给革命造成意外的阻力。你想想，这些事儿能说明革命党很软弱吗？当时的革命形势就是这样，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农民或是列强。革命以后南方各省都独立了，但革命党在各省政权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这才是大问题。虽然直到第一次国会选举，革命党的声音都很大，但他们的真实力量并不大。能真正算得上是革命党据点的地方并不多，广东可以算一个，但是广东的两个都督，胡汉民和陈炯明，其实都控制不了这里的民军。湖南算一个，但是湖南的都督是谭延闽，之前的焦达峰等人都被杀掉了，地方的民军也靠不住，当时他们不仅靠不住，而且还为害地方，民怨甚多。这些民军进城后就划分地盘，各占一摊，相互厮杀，在每个摊上都胡作非为。想想看，哪一个统治者能容忍这样的局面？任何人最先都得来裁军、整顿。南北和谈以后，南方革命军的数量绝对大大超过北方的北洋军，但是南方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裁军。我们教科书讲，当时的南方政府听信谗言，太软弱了，大量裁撤革命军。但在当时，不裁行吗？不裁都要造反啊，这帮人哪里是革命军，都是乘乱而起的一帮黑社会。所以，像黄兴这样有过军事经历的人是最能下决心裁军的，一裁裁了几十万，把这些部队都遣散了。但是，裁剩下的那些军队素质也高不到哪里去。像我们后来讲的流氓军阀张宗昌，当初就是在东北招募了一批马贼和土匪，然后来到内地组建成一支骑兵团，隶属在某革命军旗下。由马贼组成的骑兵团居然在裁军中没有被裁掉，可见革命军的素质如何，能指望他们去打北洋军吗？湖南的谭延闽裁军裁不下去，后来听说黄兴裁军很厉害，就想把黄兴找回湖南去裁那些兵，若是不裁，这些兵祸害乡里的程度就更重了。后来二次革命的时候，也就是江西的李烈钧认真地抵抗了一下，南京的新军只是起哄闹了一下而已，何海鸣那个家伙进行了一番鼓噪，本来已经宣布取消独立了，后来又跟着闹了一下，就是儿戏。至于湖南和广东，真的就是一枪未放，谭延闿戴罪进京了，胡汉民和陈炯明跑了，军队全部都归顺了北洋政府。这也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国民党在刚刚进行的国会选举中可是大胜啊，参众两院都取得多数席位，但为什么等到它真的准备反抗时，却一败涂地呢？革命党的声音的确很大，这毕竟是一场革命。立宪派没主张革命，但他们势力很大。他们想，既然是革命的路线胜出，那就该让革命党说话，基层的士绅也这么认为。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个时候，包括士绅在内的大多数人对国会议员究竟是干吗的并不清楚，此前选谘议局就不是太明白，现在选国会更是不知道。因此，选到最后选出的都是革命党，而这并不能说明革命党就那么得人心，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很得民心，尤其是当革命党跟帮会搅和到一起的时候，更是让很多人心生反感。所以，一旦袁大总统下了讨伐令，他们就如鸟兽散，崩溃了，根本没有力量。显然，在此之前，孙中山等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也不会想到革命党的溃败会如此迅速。如果革命党人此前对自己的力量把握得比较准确的话，估计就不会轻率地发动二次革命了，那么宋教仁的案件也就只能由法律来裁决了。袁世凯这个人我们再从袁世凯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历史对袁世凯的诟病当然很多，窃国大盗、复辟元凶，等等。但是，当时为什么要袁世凯来当总统呢？临时政府成立后，一个主要的意向就是说，总统一职是为袁世凯准备的，袁世凯只要一反正，就马上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他。孙中山回国当总统时也明白自己的作用，就是给袁世凯临时看摊儿，只要袁世凯同意革命，孙中山就退。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袁世凯有可能同意革命。立宪派和袁世凯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有各种渠道的联系。比如像张謇，这是袁以前的老朋友了，还有段祺瑞，段祺瑞跟严修、杨度等很多立宪派人士有来往，而他们都是袁世凯当时最好的幕僚兼朋友。袁世凯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他在晚清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是继李鸿章以后国家最大的一个军事集团的首领——北洋系统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集团，它像淮军集团一样，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人才都汇聚一堂的大集团。袁跟这些人关系都非常密切。而且，袁世凯这个人有他厚道的一面，除了跟他有直接政治利益冲突的政敌之外，其他人对他的印象都不错。所以，综合各方面的评价，其实袁世凯的声望是很不错的，革命党也认为袁世凯能够反正，而且，毕竟清廷之前对他很不义，许他不义就许我不仁嘛，这个事情也放那儿了。况且，袁世凯出山之初，虽然希望清朝皇帝保住帝位，但是他也希望清朝皇帝仅仅是一个虚位皇帝而已，也就是说，他不希望保住满人集团的统治权威，当南方各省都不同意继续保留皇权时，袁世凯也就接受了。当时选汉人皇帝也不大现实啊，朱家人能不能当，在当时且不论有没有戏，即使这个建议得到肯定，技术上也是不可行的——那么多人，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姓朱的人都是嫡系，那怎么办？也有万世一系的家族，比如孔家人，但是孔家人不干啊。这些方案当时都提出来过，但是实现不了也没办法，所以，南北相向折中，只有废弃帝制，准备选袁世凯当总统了。袁世凯的确也有他的问题。比如宋教仁案到底是谁干的，现在已经成千古之谜了；还有北京兵变究竟是谁指使的，这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甚至清朝皇帝的退位，可能袁世凯在其中也耍了阴谋。袁是不是一个爱耍阴谋的人呢？现在这基本已经成了定论，他就是很好权术，但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其实到现在的确找不出什么直接的证据。北京兵变变得很蹊跷，早不变晚不变，为什么偏偏等到迎袁公使来北京后开始兵变呢？齐如山对此有过记录，这个记录我还是相信的，因为齐如山当时还只是个旁观者，与南北两方都无直接联系。他认为这次兵变一点都不像真正的兵变，士兵们对抢劫没有那么高的兴趣，他们缩手缩脚，很像是奉命而为，还得要他来指点一下哪些东西值钱哪些不值钱。所以齐如山还自我调侃，自称当了一次兵变顾问。我也看到过其他的一些证据可以证明这次兵变的确是有人指使，毕竟，袁世凯的前头有一个人，就是他的大公子袁克定。我们发现，很多事情都有袁克定的份儿，但是袁克定干的事情究竟袁世凯知不知道，这个不好说。比如清帝退位的时候，袁克定指使过人往皇宫里边扔炸弹，吓唬他们。也有人说，兵变前夕袁克定多次出面密谋。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整个过程中，其实袁克定忙前忙后张罗了很多事儿。最近我还看到有人在讨论宋教仁案，说武士英牵到了应桂馨，而应桂馨和洪述祖以及赵秉钧有很多的电报往来。不过作者认为，这些电报证明不了洪述祖和赵秉钧就是直接出面干这个的，因为这些电报中没有直接的命令。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应桂馨只是个小小的江苏驻沪巡长，巡长是个很小的官。当年兴办的警察虽然比传统的巡捕房捕快地位要高得多，但是大家仍然认为警察不是什么正当职业，所以警察的社会声望很低。当年北京警察局的巡长也不过是八块钱还是十块钱一个月，那个时候北京一个小学教师每个月就有四十块钱呢。洪述祖作为内务部秘书，赵秉钧当时还是国务总理，他们跟这样一个小巡长之间有这么多的电报往来是干吗？且不论这个电报中到底有哪些内容，但中央的高官跟一个直接指使杀人的小巡长之间有这么多电报往来，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蹊跷。所以说，即使宋案不是袁世凯自己授意的，也应该是他手下或身边的人干的，而袁世凯的嫌疑无疑仍然是最大的。也有人说这个事情就是孙中山或者陈其美干的。虽说陈其美能够杀陶成章，但是陈其美杀宋教仁实在没什么道理，他俩确实没有利益冲突，也没有积怨，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时合作得还不错，而这个时候孙中山是有意把国民党的实际权力让与宋教仁行使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的最大嫌疑者还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可能动这种釜底抽薪的杀心。以前清朝政府曾评价袁世凯是“有术无学”，就是说他很重视术的这一面。自曾国藩开始，掌握大权的几代汉人官僚逐渐由对道德的尊崇转变为对权术的追逐，因为相比个人通过道德修养来影响他人而言，权术能够立竿见影。这种技术性的权力手段的确很有效，而这就是袁世凯最突出的问题。他在当了总统以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仍然认定中国是实行君主立宪比较好，至少有皇帝会比较好。毕竟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老百姓已经习惯了有一个皇帝。今天我们很难想清这一点，但在当时就是如此。在我们这个伦理型国度，强调的是天地君亲师和忠孝仁义，这些伦理结构其实都是围绕着君主来建构的，孝也是为了忠，一旦君主没了，那么这个重心就会动摇，整个社会的人心就会开始晃。由此会带来许多治理上的问题，比如一些刁民就很难治——没皇帝了就没王法了，那我还怕什么呀。还有一点，袁世凯很难对他的部下树立权威。曹汝霖曾经提到这样一件事儿，就是袁世凯当总统后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各部的总长总是迟到，一迟到就是一两个小时，以至于会议完全没法开。他们为什么迟到呢？通宵打麻将，这些人明知道第二天要开会，但还是通宵打麻将、赌博。袁世凯想治也治不了，因为他不愿意跟任何人翻脸，于是只好找来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让他派密探查一查，到底是哪些人常常通宵打麻将。袁世凯要吴炳湘开列一个名单给他，然后袁世凯就可以拿这个名单说事儿。吴炳湘想，谁迟到你就骂谁甚或撤谁的职不就完了吗，何必要我开名单呢？我开名单就得罪了那些人，这些总长你都不敢惹，那我还敢惹吗？于是，吴炳湘在名单上写的第一个人就是段祺瑞。其实段祺瑞不好赌，他喜欢下围棋，他每天只打四圈麻将，不多不少，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吴炳湘把他列到第一位不就是胡扯吗？当然，袁世凯看到这个名单也明白，这是吴炳湘不想干了，于是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真正特别好赌的，比如孙宝琦、梁士诒等，他们原来和袁世凯都是称兄道弟的，现在袁世凯当总统以后，确实不大好意思就直接拍桌子把这些人撤职。他认为，当了皇帝以后，他的权威程度能够提高一点，再牛的人物跟他也是君臣关系，我是君，你是臣下，这样至少在等级上就已经区分开来。袁世凯称帝后还弄出了个“嵩山四友”，就是说徐世昌、赵尔巽等四人可以不向他称臣，但这些人什么权力都没有了，除了徐世昌之外，剩下的几个人都很老。袁世凯玩这一手是想向他人表明，剩下的人都是臣属，都得向他称臣，行跪拜之礼。虽然礼仪上没有做这种规定，但毕竟现在是君臣嘛，人们就会想起传统的君臣关系状态和相应的仪式规定，大家会意识到，以前玩得再好的朋友，一旦现在当了皇帝，两个人肯定不能像以前那样平起平坐。袁世凯希望通过这一做法来强化权威，但我们知道，他最后失败了。与复辟帝制相关的，是关于共和的问题。这样一个模仿美国建立的当时最先进的制度，其实在应用到中国时，生出了很多很多的矛盾。孙中山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解决，毕竟他只是一个过渡性领袖。而纵使袁世凯是个政治强人，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很多军阀也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陈志让讲的，原有的忠诚和服从意识丧失，属下总是发生叛乱。若是某人当了某省或地区的督军，一般都要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不然就有被人架空的危险。这种模式会不断向下复制，一个师长要想控制住自己的军队，必须兼任一个主力旅的旅长，而旅长又要兼任一个主力团的团长，循次往下，否则就没戏。这种忠诚问题，在皇帝没有了以后，成了一个大麻烦。后来吴佩孚也是全力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办法是重建传统秩序，重构三纲五常。也有人引入一些其他元素，比如冯玉祥借助基督教，还有些人借助佛教和道教。其实他们都是想重建传统伦理体系，否则很难保持这个体系的忠诚和正常运转。很明显，这个困惑从上到下都有。后来蒋介石找到了一个主义和一个党，这个党和主义显然是比以前强多了，在某种程度上蒋介石建构了一个忠诚体系，但这个体系远不够牢靠。第十三讲 袁世凯的悲剧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说法，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因为大总统的职位被袁世凯拿去了，而且他后来复辟当皇帝，完全破坏了民主共和。其实，袁世凯最初当选大总统，是名至实归，大家都认为应该由他来出任总统，没人认为应该是孙中山。所谓的“篡夺”一词，在当时并无此说法，这主要是后来人的观点。而至于复辟，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话题。纵然当时袁世凯有自己的问题，但当时一些人眼中的最先进的共和体制本身也潜藏着问题。有人讲，如果袁世凯不称帝，那么他可能会慢慢走出困境，可能会使中国顺利地往前走一点。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袁世凯能不能经受住考验，能不能坚持他的信条，按照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做法坚持做下去，能不能让中国变个模样，他有多少有效的杠杆、有效的手段，这些其实都不好说。共和体制的问题什么是体制问题呢？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国家最高权力的所有者从皇帝变成了总统，民众都不太适应。而国会的运作，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等西方话语，中国人也一直不是很清楚。此前虽然有预备立宪的尝试，但毕竟这种尝试是很短暂的。而且，预备立宪的准议会和后来的国会也不一样，因为当年的内阁并非由资政院选出，而且一半的民选议员也都是由地方谘议局选上的。这两者至少在程序上存在不同。国家一下子改成共和制以后，的确使百姓比较困惑。民众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样的职务，也不知道没有皇帝的生活该怎么过，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都没有底。整个中国的伦理结构也出现了问题：由于缺乏了皇帝这一要素，传统的纲常伦理都乱了，各种纷扰先后出现。袁世凯自己也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安抚那些把他当做曹操的人。当时有很多有旧道德的人，他们认为在革命党人闹事、各地独立的情形之下，袁世凯应该扶助清朝，而不是自己当总统，这是一种背叛。像掌握了兵权的张勋，还有过去淮军遗存的老底子，这些带兵的人对袁世凯的行为都有过非议。冯玉祥曾经回忆说，即使是在北洋军系统内部，他也听到同僚和一般的士兵在背地里骂袁世凯是曹操。袁世凯必须着力安抚这样一批人。其次，袁世凯还要想办法去应付同盟会，也就是后来的国民党。他对怎么与革命党打交道显然还没什么经验。这些人在革命后的生存状况，对当权者的看法，以及他们会对政局造成哪些影响，这些问题其实袁世凯都不是很清楚。显然，这也是袁世凯的难题。更大的难题是国家因为政权转换而造成的不同性质的动荡。各地的乱民乱党乘机闹事，社会不稳。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也出现危机，无论是内蒙和外蒙，还是新疆、西藏，这些地方都出现了分离危机。因为当时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些边疆少数民族认同和效忠的是清朝皇帝，边疆地区跟中原的联系是建立在他们跟满族皇帝的个人性质的联系之上的，而一旦皇帝没有了，外蒙、西藏等地就先后出现了分离倾向。在满人政权不稳之前，清政府曾经加强了在边疆地区的驻军，但在革命后也都撤出来了。而且，这些地方都有外国势力的介入，西藏有英国，外蒙有沙俄，所以这两个地区首先出现不稳。袁世凯在接受总统之职后，对于马上就要到来的国会大选没有准备，他也不知道怎么应付，所以第一届国会大选基本是没有被操控的大选。相对来说，也没有多少人竞选，整体上比较平稳。在此之前，同盟会已经联合了许多小党成立了国民党，这次大选中国民党取得大胜，在参众两院中获得多数席位。当时国民党虽然把总统位置让给了袁世凯，但他们在议会选举中的大胜使他们感觉自己权势如日中天。那个时候，国会被认为是代表民意的，所以谁掌握了国会就意味着谁掌握了天下。宋教仁当时也是踌躇满志，准备组建责任内阁，而且，当时这些人已经筹划着把民国体制由法国体制彻底改内阁制了（孙中山交班的时候，已经由美国体制改成了法国体制），也就是把总统制改成内阁制，让总统变成虚位总统。革命党人认为这个过程会比较顺利，就好像使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一样。但实际上，同盟会或者说国民党大胜的原因，不在于联合了很多小党，也不在于代表了多少民意，而在于袁世凯没有对这次选举进行任何干涉——他没有意识到，或者可能意识到了也没有时间来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