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　　第一部分　　第1节：前言(1)　　001前言　　《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撩人的。　　它在2007年1月22日的一期上，用了一幅血红色的图片来展示中国：一个巨大的五星升起在万里长城之上，金光闪闪，在风起云涌的大千世界投下万道霞光。光芒中跳出一行字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出现"。（China:Dawn of a New Dynasty）。两位作者，《时代》杂志执行主编助理迈克尔•艾里奥特（Michael Elliott）和《时代》北京分社社长西蒙•艾里特（Simon elegant），为这期封面写出的故事长达11页，按照他们的描述，在这个刚刚开始的世纪里，美国的力量会走下坡路，而中国的力量将上扬。中国正将它的经济影响转变为强大的政治威力。因此，"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点也不夸张"。　　这是好几年来世界范围持续不断的"中国话题"的最新表述。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全世界的人都在涌向中国。他们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国家，每天都在问：中国的崛起会成为事实吗？它是一个和平过程吗？它会成为国际化浪潮的一部分吗？它会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吗？这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会同西方发生冲突吗？　　"你也要告诉我们一个中国崛起的故事吗？"在北京城中心一个写字楼的午餐厅里，玛萨•艾梅霞（Martha Avery）这样问我。她是个美国人，一个作家和翻译家，也是我过去的一本书的英文版译者。她对世界富有责任感，对中国充满好奇。但是也像全世界一样，她只能站在很远的地方打量这个国家，所以才会有此一问："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努力。"我回答，"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虽然我将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历史，但是在描述这个历史进程的时候，我的重点仍将是具体而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将由内部而不是由外部来观察。这一回我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我从1998年开始接触中关村，但是存心把它写出，是过去两年的事。在这之前，我用了大约18个月跟踪微软亚洲研究院，又用6个月调查联想集团。这两个机构都在中关村，相距不到两公里。一个是典型的美国公司，一个是典型的中国公司。那时我希望从公司内部来观察时代的融汇演进，而把大部分中关村的故事抛诸身后。直到2005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当时我来到双清路上，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一个场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开。这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让我想起满天繁星。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我对公司的创业景象并不生疏，可眼前这一切竟是闻所未闻。像微软和联想，它们都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庞大公司，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都没有"A座302房"那样让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第2节：前言(2)　　"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幢楼"。这个脉络直观地反映了公司的成长过程。然而新一代人的资本关系、技术路线和公司结构，已经和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节奏也更快。中关村的公司还是成者少，败者多。就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它们中间有77%在3年内消逝，有90%在5年内消逝，有99%在10年内消逝。但这并不能阻止创业者前赴后继、一代接着一代地走过来。他们已经走了27年，直到今天。先行者为后来者提供了范例，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关村的故事，也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我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中关村的一些事情，为公众所不知，而公开舆论中很多深入人心的东西，又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很远。于是我便生出一个念头，想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很多朋友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关村有什么高科技？应当说，在对它的种种批评中，这是客气的。我们都知道，还有人坚定地认为，"中关村就要死亡"。这个说法比较专业的表述是，它"已无力领导中国的高科技走向"；比较浪漫的表述是，它"只是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这种舆论自2004年春天以来特别强大，以至引发一场激烈的讨论。赞成者和反对者全都理直气壮，实际进程中则充斥着相互对立的证据。这让我们的故事更加生动，富有冲突、悬念和戏剧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讨论问题的难度。这些问题有：我们国家为什么出了个中关村？中关村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子？它的精神源泉来自何处？究竟是民族主义的伸张，还是西方思想的产物？它的商业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它掀起的三次技术浪潮是怎样影响整个国家的？民间资本为什么能够战胜国家资本成为主导力量？它也经历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吗？它有原罪吗？有欺骗吗？有无法无天吗？有勾心斗角吗？它的疆域如何拓展？它的法律怎样递进？它究竟是个新技术的圣地，或者只不过是个大集市？它究竟是技术第一，还是市场第一？究竟是科学家更重要，还是企业家更重要？为什么中关村的公司总是长不大？好不容易长大了又为何不能避免盛极而衰的命运？政府应当介入吗？应当干预吗？应当凭借行政权力去支持或者阻止某些力量吗？如果不应当，那么怎样制止它的混乱和无法无天？如果应当，又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老一代已经过气了吗？"海归"将要成为它的主力军吗？当跨国公司纷纷进驻之时，它还是小公司的天堂吗？它还是新技术的发源地吗？它还是国家创新的一面旗帜吗？它将会成为一个世界创新中心吗？也许，它的历史已经中断，将被上海深圳这样的地方取代？　　004003就中关村而言，要想把所有问题都解释清楚是一件困难的事。生机勃勃充满变化的新世界总是不容易理解和把握。像中关村这样的地区，不仅中国独有，而且全世界难能有二。它的时间延续至今，跨越我们国家全部改革历程。从官方立场上看，它作为科技园的历史是从1988年开始的，然而在一些民间研究者看来，自从陈春先1980年自行其是地创办了第一家公司，中关村的新革命就已经开始。它的包容性之大，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无法比拟的，以至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穷人、博士和文盲，外来人和本地人、高官显贵和三教九流，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机会在这里谱写精彩篇章。它的事件纷繁复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传统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人的本性问题。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还在继续，所有人物都是"进行时"。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谁也不能预见他们面对变化将会如何行动。即使你整天生活在这里，要想说清楚一些事情还嫌所知不足。描述和评论活着的人们非常困难，实在是因为他们距离我们太近的缘故。我常常想，也许叙述一段一千年前的故事会更容易些。　　第3节：前言(3)　　我知道，如果我美化官方或者成功者，也许会失去公信；如果我迎合民间舆论，也有哗众取宠之嫌。总之，无论唯上还是媚俗，都会离开公正从容的立场，使得人们更加简单化和更夸张地估价某些问题。我并不期望本书的描述能和中关村的正史合拍，那是历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职业是记者，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记者本能。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描述了中关村的最主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行业--信息技术产业，而对于其他领域的故事只是一笔带过。我希望让读者了解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想对读者说："它在创新之路上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这包括它的阳光和阴暗，包括它的英明之举和愚蠢行为，也包括它的混乱和秩序。　　资料的来源是当事人的回忆、政府和公司的档案，以及公开出版物。中关村的色彩斑斓的历史既存在于人们心中，也存在于浩繁的文献中。为此我用8个月的时间在中关村调查。如果加上此前我对联想集团和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采访，那么我在这里已经花费了32个月。我采访了大约300个人，包括企业经理、科学家、工程师、销售人员、会计、商贩、教师、学生、留学生、农民工、政府领导者。这些采访几乎全是一对一的谈话。他们相当坦率和真诚，给了我那么多的故事和思想。尽管如此，我知道记忆通常夹杂个人情感，而且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偏差，所以还用很多精力查阅原始资料。应当感谢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的领导者们，他们为我开放了两个政府档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也应当感谢中关村园区志编写小组的那些专业人员，他们把自己掌握的资料毫无保留地让我使用。同时我还要感谢互联网以及日愈成熟的搜索引擎技术，它让我有可能高效率地掌握公开舆论中的有关部分。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用"百度"搜索"中关村＋盗版"的时候，就会显示至少40万个网页。所有这些，都成为我的重要参照。　　由于资料浩瀚，泥沙俱下，所以对于事实的选择和驾驭要比收集这些事实更加困难。这需要眼光，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准则却在随着国家的进步不断变化。昨天的天经地义，今天也许就会贻笑大方。我只是尽可能地以忠实于历史原貌的方式组织和叙述这个故事。初稿的长度远远超出预期，后来又经二稿、三稿、四稿、五稿，压缩其中三分之一篇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是整段整页地删节，而是逐字逐句地浓缩，为此用掉更多时间，只是希望读者在减少阅读负担的同时不至于丢失有用有趣的情节。　　把这么多精力和热情投入这个话题，是我始料未及的。老实说，它影响了我的职业经历。我要学习很多新东西，还要让自己多年的阅历得到伸张，因此承担更多压力，获得新的表达空间。这在我本人也是一个成长经历。它很艰辛，但充满魅力。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写作者。在采访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叙述只不过是以偏概全，有粉饰之嫌，或者过于刻薄，我只能说，依据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和开放程度，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于事实的描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仍是有关事实的。本书所有的内容，包括细节、数据、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有确凿根据，而非我的杜撰。我把极大精力用在事实的校正上，以免发生错误，但我深知本书时间跨度之长，内容如此浩瀚，有些间接得来的材料无法一一核实确认，即使是事件亲历者的叙述也难免发生偏差，所以发生事实方面的错误也许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读者发现其中有任何错误，希望能够向我指出，以便我能修正。　　作者　　2007年1月30日　　第二部试验区（1989-1998）　　1989年元旦的那天有些凄凉。细雨夹着小雪，淅淅沥沥，弥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这样写的："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在新年到来之际如此低沉，如此沮丧，以往这种情形十分少见。自从8个月前中南海定下"改革闯关"的方针，这个国家的确在变，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原本期待城市经济一举突破，不料掉进恶性循环的泥沼。亿万民众遭遇通货膨胀，不免惊慌。有人抢购粮食，有人挤兑银行。政府改弦更张，拿"治理整顿"代替"闯关"。有人指天骂地，有人开始怀旧，有人高唱"跟着感觉走"，大家不约而同，把讽刺诗编得既犀利又好笑。　　第4节：试验区(1)　　这时的白颐路上活跃着一个特别的小团体。他们自称"沙龙"，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形式散淡，以喝茶闲聊为多，成员都是新公司的领导者，包括"两通两海"的领袖们，甚至陈春先也曾介入其中。1989年最初两个月，他们活动频繁，人数渐多。这些"企业领袖"采取"轮流做东"的方式，不断更换地点和话题。这些人坐在一起吹嘘自己的成功，也倾诉苦恼，互相传递经营之道，也密商如何少缴税款、逃避政府监督。中关村空前绝后的这个"沙龙"，如果真的就是这些话题，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们还有国家大事要谈，不是分析改革顺逆，就是判断经济沉浮，再不就是政治秘闻。他们把中南海叫"海里"，把党中央叫"上面"，常常通宵达旦说个不停，不论真假，就像亲眼所见。这也难怪，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带着过去的烙印，而新市场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和成熟，没有证券交易所，没有风险投资，没有股票期货，没有楼市，没有源源不断的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那时候人们耻谈利益，而对国家大事抱着一种奇特的热情，就像今天谈论股市沉浮和房价涨跌一样。　　四通总经理万润南满有把握地预言，中国的政治大变革就在眼前，而中关村将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这是要给中关村的新革命赋予政治意味。一个做公司的人说出这样的话，也只有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才会发生。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科海总经理陈庆振估量"电子一条街"上崛起的企业群体，发现众人各自为战，"重复劳动太多，智力和财力都在内耗"，进而倡导"联合"。他的想法本来只有经济含义，但在当时的局面中，难免被赋予"组织起来"的意味。大家于是筹划成立一个"中关村电子集团"，还当场确立"集团宗旨"："用同一个规划做事"，"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说白了，这是要让这些早期叛逆者而今日企业家联合起来，步调一致。　　现在回想起来，大家如此激昂高亢，不是过于天真，就是过高估计过去一年获得的支持。要不了多久，这些热衷政治的人，这些试图组织起来的人，这些想要"用一个声音说话"的人，就会在事态的急剧变化中大吃一惊。　　当时社会对于白颐路的民营经济百般疑虑。庆幸的是，那时新公司还没摘掉头上的"红帽子"。可以说，除了王文京的刚刚成立的用友，中关村的所有人头上都有一顶"保护伞"--不是"全民的"就是"集体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在这个夏天来到这里时，胡昭广便把"红帽子"一个一个拿出来。他说："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欣欣向荣"。看着这位市长满脸疑问，他又辩解道："这种企业的特点是实力雄厚，一旦引入新的运行机制，能把沉淀着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激活，即使不投资也能产生大的效益。"这一番话说得陈希同高兴起来。不过，这位市长显然更关心白颐路有没有把"全民所有制"给吞噬了。胡昭广于是赶紧报告："在700多家新技术企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1%。"市长大感欣慰，满脸堆笑，连连说："一旦把知识分子解放出来，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四通公司的知识分子于是大着胆子站出来，以"民办企业代表"的身份说了一番话，没有反应。联想的柳传志当场表示："四通走出了一条'捧泥饭碗'的路，我们衷心地为这条成功的路叫好"，也没人鼓掌。报纸上倒是有些说法，不过不是"叫好"，而是在阐述"民营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温床"。　　这种对"民营经济"的疑虑，当时有个证据，就是四通公司。过去几个月里，万润南的政治热情和野心把他引上歧途，由于这位老板的指引和鼓励，整个公司也离开商业轨道，卷入政治的漩涡。随后，万润南逃出京城流亡国外，把四通公司留给那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中关村。　　看来四通在劫难逃。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看到了他的机会，决定抓住它。这个人就是段永基。他是四通公司副总经理。此前他在中关村的创业史上平淡无奇，此后他将成为最大玩家，直到获得"中关村村长"的声誉。　　第5节：试验区(2)　　段永基也不断接到周围的人向他发出的警告。根据他在过去几月的表现，他的处境不会比那位上司万润南好多少。从当时的情况看，段是有机会逃亡的，因为他已成功到达香港。可是他却孤注一掷地掉头北上，返回京城，像个没事人似的到公司来上班。　　段永基具有投机者和冒险家所需要的惊人天赋，尤其是处理危机的能手。形势越是对他不利，他就越是脸不变色。他在1946年出生于甘肃。那是中国西部一块最贫瘠的土地。当他在中关村成名之后，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北京人。每逢这时，他就会说："我是西北人，穷乡僻壤。1965年才进北京的。"在我们国家，这样的家庭通常都有极为强烈的奋发向上的精神，但却很难看到一种恒久不变的价值取向。段永基在这种环境长大成人，带着几分与生俱来的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他的身材中等，体格并不强壮，头脑异常敏捷，既热情又冷酷，既讲义气又好权术，兼有细心周密和漂浮张扬的双重色彩。他在青年时代博览群书，涉猎颇广，及至步入中年，反倒更加注重人情世故的修炼。"文革"期间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与其说是学习专业，不如说是学习"与人奋斗"。毕业之后，这年轻人一度想成为一个优秀教师，也的确做了一阵中学老师。但他很快改变主意，想要从事科学。当他有机会成为航天部一个研究所的副所长时，又对自己在科学方面的前途失去兴趣。在一次偶然的交易中，他从他的当化工厂厂长的同学手里，用两块钱一车的价格购买废渣，从里面提取黄金转手卖出，大捞一笔。这让他发现了自己在商业方面的才能，还有利用他人之长为己谋利的特殊本领。于是他再次改弦更张，进入四通，成了万润南麾下的一个副总经理。那是1985年，他39岁。　　像很多出身底层的人一样，他在思想深处渴望出人头地，但此后几年并不显山露水。当王缉志成为"四通电子打字机"的技术领袖时，他的角色非常模糊。他有时候管销售，有时候管生产，有时候在和日本人的合作中担当重要角色，有时候只不过给王缉志打下手。显然是"电子打字机"的成功和公司的蒸蒸日上，使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公司绑在一起。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几个星期，他眼看万润南把公司一步步拖进政治深渊，第一次对他钦佩的这位老板产生怀疑。当后者终于匆匆逃亡、公司所有高级经理全都张皇失措的时候，潜藏在他身体深处的那种异于常人的禀赋，终于到了爆发的一天。　　在这危机关头，他以特有的胆魄和几分赌徒心态投入战斗。他在6月5日直奔天津，他知道那里存着公司的2000台"2401打字机"。此后两天他奔波于京津之间的公路上，把那些打字机全部运回来，装进玉泉山脚下的一个破旧车间。他相信，不管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2401"终究是"2401"，不会没人要，所以打算囤积居奇，只等风声一过，高价卖出，养活公司那些嗷嗷待哺的员工。公司员工已作鸟兽散，但他相信他们会回来。　　段永基干完这件事，回到家里，静待命运之神降临。就这样挨了两天，他接到日本三井公司的电话。这是四通在商业上的合作伙伴，现在请他到香港去见面。他顺利到达香港，三井公司的老板迎在那里。　　此后五天，他住在酒店，闭门不出。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四通来说，这都是相当关键的五天。就像我们在前面叙述的，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全是与众不同的念头。走出房间时，段告诉他的日本朋友，打算回北京去。　　段永基回到中关村。四通那时就在白颐路和四环路的交叉口上，这地方如今矗立着科贸电子大厦。当时大厦还没盖起来，只有一栋二层楼房。楼上是联想，楼下是四通。两家公司俨然成了生意场上的竞争者，还曾经为了抢占门前一块广告牌大打出手。可现在，柳传志去找段永基，请来一道吃饭，表达自己对四通的敬意，又说："这是中关村的一面旗帜，我们不愿意它倒下。"　　说来真是奇怪，就算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候也会依靠在一起。白颐路上无论是喜欢四通的还是讨厌四通的，没人愿意它垮台。就像胡昭广和柳传志不约而同地说过的，它是"一面旗帜"。当时这个举旗的人似乎非段永基莫属，因此当他被带到公安部门接受调查的时候，人们都预感到这面"旗帜"要倒了。　　第6节：试验区(3)　　段永基晚上接受询问，白天却回到公司主掌局面。这真是中国司法史上奇特的一幕。那些天，但凡公司里有人问候，他就强作笑颜，连说："很好啊！很好啊！"　　他的笑容越来越自然，因为他预感到自己就要从这场以命相博的赌局中得彩了。由于临危不惧，自投罗网，百般周旋，他居然占了上风，进而成为中关村最富盛名的企业家。7月19日，四通董事会举行特别会议，罢免万润南的董事长职务。沈国钧被任命为董事长代总裁。段永基是个副总经理。他的全面执掌四通，还要等到一年以后。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公司的事实上的旗帜。员工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不是由于他的经营管理之道，而是因为他在危难时刻没有撇下公司。他当时声称有办法力挽狂澜，拯救公司，现在也被证明不是吹牛。他的办法说来简单。想当初他颇有先见之明地把那些"2401打字机"囤积在玉泉山下，现在就像变戏法似的拿将出来，换回现金，来给员工发工资。　　段永基凭着勇气、智慧、以及几分赌徒心机，总算化险为夷。然而从保存下来的文件和其他当事者的陈述可以看出，如果政府当真拿他开刀，他就不可能度过这个难关。作为试验区办公室主任，胡昭广那时候义不容辞地成为清查组组长，诸如段永基这样的人，都是他的目标。当时白颐路上的公司领导者都对这位胡主任抱着戒心。不过，胡昭广对段永基却没有敌意。事实上他对段永基和警察之间的"秘密"了如指掌，还知道"警察对他不错，天天给他西瓜吃"。他对这一切都佯装不知，只一个劲儿对警察说："人家从香港回来了。要是有大问题，能回来吗？"　　胡昭广还找到一次机会向市委书记李锡铭禀报。他抱怨道，各方面的指责"铺天盖地的，就是要把开发区灭掉的感觉"，让他这个主任"面临巨大压力"。这促使那位书记不能不考虑这件事。显然是决心挽狂澜于既倒，也为自己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形象，他督促属下那些高级官员讨论这个问题。会议从下午2点直到晚上7点，他们每个人都说了话。胡昭广在一旁恭听，他发现李锡铭连厕所都顾不上去，一直在苦思冥想。到最后，胡昭广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万润南是万润南，四通是四通。"李锡铭说，"四通还要办下去。"　　胡昭广如释重负，当即把这消息告诉同事，好让李书记的话在一夜之间传遍中关村。"这是他的原话，"胡昭广逢人就说，"对，原话。"我们在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中，并没有看到这句话，但却倾向于认为它不是胡昭广的杜撰，而是真的。因为这是中关村里传得最迅速也最为久远的一句话了。李锡铭也从来没有出来否认。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念念不忘。另外一个身临其境名叫王思红的人说："这一句话就把四通解放了。"而四通公司的确是从这一天开始重新运转起来的，段永基也是在此后不久便被释放回家。有意思的是，这时候胡昭广主持的对四通的调查还没开始呢。他先得到市委书记的令箭，然后又去四通公司召开大会。"市领导说啦"，他对着一屋子张口结舌的人说，"四通还要办下去"。　　现在到了这个故事的最后的、也是最富有深意的部分。社会舆论纷纷倒戈，政府中的某些官员表现了坚定的团结精神。他们成了中关村的潜在的支持力量。这些官员在袒护什么吗？不是段永基，甚至也不是四通。他们显然是要保住中关村。这在此前和此后都有无数例证，即使在当时，也由胡昭广很明确地说了出来："如果四通被灭掉了，试验区就一定完蛋。"　　"四通有那么大意义吗？"有个记者将信将疑地问。　　"有！"他断然说，"因为四通是'四自'的旗帜。"　　1990年，中国经济的萎靡不振已经进入第二年。社会需求被抑制了，物价下降了，老百姓不再争挤兑银行、抢购粮食。不过，市场上的东西却又卖不出去了。市场"疲软"了，工厂里的机器也就跟着"疲软"，整个国家的工业甚至还出现负增长，也就是下降了。所以邓小平不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成绩"，反而抱怨："和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出现这么多始料未及的事情，不要说老百姓，就连那些永远有理的经济学家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出来打圆场。　　第7节：试验区(4)　　原因何在？1990年中国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其实都是政治问题。一些人在意识形态方面显然存在急速地向"左"转的倾向。过去10年建立起来的所有东西--改革开放的观念、经济第一的观念、市场的观念、利润的观念、经济多元化的观念、人的价值的观念、需要一个中产阶级的观念，似乎全都推倒重来。甚至"80年代的改革开放究竟是在拯救中国还是危害中国"这样的问题，也成了当时人们意见分歧的焦点所在。中国人在整个80年代如火如荼地改革了一场，共产党执政几十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这就解决了，举世为之惊叹。此外还有深圳特区和珠海特区、还有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崛起，还有沿海14个对外开放的城市，还有北京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可是，按照那时候有些报纸上的说法，这些成就全都值得怀疑了。　　历史学家总是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他们不相信历史长河中会重复出现同样的情景。但是历史如果真的重复起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比如我们身处1990年的中国，就会禁不住回想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话，比如"阶级斗争"，比如"资产阶级的温床"，就是似曾相识的。10年以来活跃万分的那些媒体，现在一如既往地活跃着，不过，说出来的话不一样了。那时候，它们大张旗鼓地主张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现在，它们剑拔弩张地批评改革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　　在中关村看来，这些问题充其量是意识形态的是非，他们吸取前车之鉴，敬而远之，只关心自己企业的生存和员工饭碗。可是到了1990年2月22日，白颐路上的气氛也不对了，就算那些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不能不瞪大眼睛，倒吸一口凉气。他们发现，政治批判的矛头朝着他们这些人转过来，日愈逼近。这一天。《人民日报》把一篇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刊登在第一版上，通栏，大字标题。作者写下千言万语，其实最重要的话只有一个问题和一个答案：　　--今日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　　中关村被这话吓了一跳。这些年来，他们只顾经济，只顾挣钱，哪里会想到居然成了资本主义的根源。再往下看，不免更加紧张。因为文章继续说，所谓"资本主义化"，"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从春天到夏天，这样的说法越来越多，堂堂正正地发表在党报上。然而还有更加不妙的谣言传过来。这谣言说，有领导放出话来，要"把私营企业主搞得倾家荡产"。这话从来没被证实过，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好多人相信它。人们瞪大眼睛，左顾右盼，不知道将会有个怎样的明天。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们，全都吓得够呛。那几个月，全中国的个体户一下子少了300万家，私营企业也有大约一半关了门。老板们纷纷卷款而走，工人们一下子全都没了工作。不过，这些人十之八九原本就是农民，不在政府的失业统计范围之内，有些人家里还有几亩地，于是又回到土地上。说是"有些人"，其实多得不得了，总数可达几百万。还有些人不想回家去，就盘桓在城市的大街上，偶然看到公共汽车站牌上有个"中关村"，觉得那个"村"字看着眼熟，感到一种温暖，就跑过来。后来中关村大街上卷起的民工潮，追根寻源，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说中关村像个"村"，并不过分。只不过它是我们国家最繁荣的"村"，还成了好多民间资本的避难地。当地政府掩人耳目，不说什么，等到风声一过，就把下面这个事实公布出来：中关村的新技术企业原来一直在增加，1987年还只有148家，到1990年底就有930家了，1991年又超过了1300家，至少有两万人在这些公司里工作。到了这时候，就连段永基也相信，危机已经过去。　　"能够逃过这一劫，"他说，"真是幸运！"　　第8节：试验区(5)　　政治风云汇聚在我们国家的上空，可是中关村却有另一番气象。我们查遍1990年试验区16次主任会议的记录，居然看不到有哪一回提到了"阶级斗争"、"和平演变"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来源"。事实上，他们至少有一次提到"技工贸一体化"，还有一次提到"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说这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宝贵改革经验"，必须坚持。不用说，这与当时党报上的言论不能合拍，可是胡昭广佯装不知，他絮絮叨叨地说了好多话，意思只有一个，既然管不了国家大事，咱们就"稳定小环境"。所谓"小环境"，就是中关村。而在赵慕兰看来，这是一种"围堰效应"。此人当时是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处长，其职责本来是为政府行政出谋划策，她却常常为下级组织的我行我素寻找理论根据。那两年，她总是说：　　中关村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孤岛，深陷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周围卷起惊涛骇浪。这时候我们筑起一个围堰，把海水挡在外面。不论是谁，你只要走进这个圈子，就可以在里面好好生活。没有人批判你，没有人检查你，没有人给你下命令，没有人指示你该这么干、不该那么干。没有！这个围堰就是试验区办公室。　　白颐路重新活跃起来，载着形形色色电子器件的平板三轮又开始进进出出。四通公司在玉泉山下的流水线重新转动，把"2401电子打字机"源源不断地送到市场上。段永基恢复了自由，甚至还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王文京不再抱怨生不逢时。中关村这第一位私营企业主借助于"围堰"遮风避雨，一年来夜以继日地研究自己的财务管理软件。一个完全由民间人物创办的组织--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变本加厉地活动起来，这有点像早期白颐路上的那个"沙龙"，只不过规模更大。就在党报把他们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基础"时，这些人也决定创办一家报纸，针锋相对地发表自己的主张。6月1日，这张报纸就创刊了。这一切都是纪世瀛策划的。我们应当记得，此人曾是陈春先的最坚定的伙伴，中关村的开拓时期也有他的影子。这时候他去请严济慈给新报纸写个报头。严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个成名人物。他是一个科学家，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曾是纪世瀛的老师。奇怪的是，他对这个弟子的"不务正业"颇为欣赏，当场写下"科技之光"四字，看上去既张扬而又意味深长。这让那些把"民营"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的理论家们有些难堪。然而纪世瀛如获至宝，胡昭广和他的同事们也兴奋异常。他们在常务会议上相互鼓励"要坚定信心"，进而制定一个更加激进的计划，这包括从财政收入中拨出一笔钱来筹办《试验区报》。　　1990年夏天，中关村迎来了一批来访的西方客人，一行4人。只不过两周之后，第二批又来了。这一回是30个外国记者，来自美国、日本、法国、英国、西德、意大利、波兰、葡萄牙、捷克、越南、荷兰和印度。这群外国人在白颐路上转来转去，看了四通，又看信通。他们原本充满怀疑、敌意和好奇，现在到处打探，结果看到一些东西，与他们一年来获得的北京消息是如此不同。接着他们又听到那位胡主任的声音："1990年上半年全国经济状况很不好，但试验区经济取得60%的增长率。"有个记者直截了当地问："你在企业建立党的机构，是否与你倡导的'四自'相悖？"胡昭广知道他是在说"四自"变成"六自""六自"第一次出现在政府的文件中，是1989年10月27日第四十九次常务会议纪要。它在原来"四自"之外增加"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根据当时海淀区区委书记沈仁道的回忆，这是为了提醒企业不要过分张狂。此外政府还加强了自己的力量。比如建立共产党的试验区工作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和工会。根据海淀区编制委员会的一份文件，试验区办公室为此"增加编制人数21个"。这件事，于是回答："企业是经理负责制，这是改不了的。"这话让记者们大感意外，回去纷纷发布新闻。外面的世界第一次有机会知道，这片汪洋大海之中，有个"岛屿"没被淹没。一个名叫隅谷之喜男的日本人为之感动，当即带了300万日元来到中国，说是捐给中关村的，专门用来种草种树。钱不算多，可是考虑到当时国家情形，它的象征意义要大得多，所以官员们为此兴奋了好几天。　　第9节：试验区(6)　　说起来，中国的官员真是奇特，他们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常常差之千里。就在1990年夏天，北京流传着一句话，"外资越多越反动"。有证据表明，它出自当时北京市的领导者之口，可是中关村却在这时又接到一个新指令。这指令在8月10日试验区会议纪要中被明确记载为："王思红副主任传达了在北京市外贸工作会议上市政府下达给试验区年内办35个合资企业的计划"。也是这个夏天，北京市政府一面指示属下报纸发表那些尖锐批判民营经济的文章，一面又派出调查小组去研究扩大试验区的可能性。　　当地政府想尽办法提高民间经营者的士气，这包括许下一些诺言，也包括行动。胡昭广向他们保证，他是他们的后盾。"万一你们遇到麻烦，"他说，"只要走出门，直奔海淀区政府的2号楼这是试验区办公室所在地。，推门进来就是了。"8月的某一天，还真有人急匆匆地推门进来，向他报告，亚都公司总经理何鲁敏被抓起来了。　　"亚都"这个名头在90年代中期因"加湿器"而风行天下，大城市里无人不知。但在1990年，它还是个创办不久的小作坊，一名不闻。何鲁敏的突然被捕，既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也是这间公司的先天缺陷所致。亚都在1987年1月注册成立。何鲁敏当时身无分文，也没经验。在那些创业前辈的指点下，他到安定门街道联社借来5万元，把公司注册为"集体企业"，挂在联社的名下。当时"红帽子"在中关村大行其道，何鲁敏顺理成章地拿来一顶戴在头上。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他把钱还给人家，又租了一间库房，开始新的事业。他期望联社是个"保护伞"，不料却给日后的危机埋下伏笔。　　何鲁敏原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教师，又到日本留学，归来以后无所事事，整日游荡在校园内外。他之所以闯进商海，乃是因为受到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的强烈刺激。老人把摊子摆在学校门口，告诉他一月能挣120块钱，叫他大为惊讶。他忽然发现自己作为大学教师的月薪和卖鸡蛋的老太太相比还少一半，一气之下辞了职。以后两年里，他刻意经营亚都，依靠自己的专业、敏感，和市场短缺，把台湾的加湿器贩卖到大陆，挣到第一笔钱。于是他想要开发自己的产品，这在公司内部产生分歧，一些早期的创业伙伴不能接受他的想法。他们说，只要倒买倒卖就能大捞其钱，既省力又安全，何乐不为？公司的领导者在经营方面意见不一，乃是一种常见现象，全世界都一样。何鲁敏面对这个局面并不着急。他把公司一分为二，自己带领一队人马来到中关村，注册新公司，当然还把他挣的第一笔钱--50万元，席卷而来。　　麻烦就这样出现了。安定门街道联社，也即亚都的法律意义上的"上级主管"，认定自己拥有公司的财产权力，何鲁敏卷款而走，有贪污之嫌。他们一纸举报书投到公安局，警察甚至没有给何鲁敏任何申辩的机会，就把他抓将进去。　　胡昭广知道这个消息时，何鲁敏已被关进看守所。他连忙跑出去打探情由，弄明白警方的行动并非"逮捕"，而叫"传讯"，还得悉看守所靠着圆明园的一堵墙，属于中关村的辖区。他于是紧锣密鼓地展开"营救行动"。　　"营救行动"这个词，是何鲁敏自己说的。"在中国官场，所谓'营救'，其实就是'托关系'。"很多年后何鲁敏这样回忆当时情形，"中关村地面很小，谁跟谁都是粘着的。"他被关在里面不过两个小时，警察的电话铃就响个不停。他是后来才知道，那些电话都是来说情的。其中两人的话还真发生了作用，一个是北京市科委主任邹祖烨，另一个是胡昭广。当时只有这些具有官员身份人才有足够权威把他救出来，也只有他们才能把这"红帽子"的来龙去脉说明白。　　何鲁敏就这么自由了，案子不了了之。他出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前一家亚都注销了，就此割断他和安定门街道联社的关系，也摘下他的"红帽子"。　　这个秋天，中关村显得特别激昂，旁若无人根据政府的统计公报，从1987年到1991年底，试验区的新技术企业已由148家增至1343余家，增加了7?78倍，专职从业人员约4万人，年销售收入由7亿元增长到40亿元，增长了4?71倍；年工业产值由零增长到12亿元；年出口创汇由300万美元到4500万美元，增长了14倍；年上缴税款由2500万元增长到1?5亿元，增长了5倍……京城风起云涌，他们却好像看不见似的。东欧一阵急风暴雨，也好像和他们无关。1990年11月23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里召开大会，庆祝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创业十周年。这是从当年陈春先的"三人团体"开始计算的，到现在，这座城市的民营公司总数已有2184家，包括1943家集体的、226家个体的、还有15家纯粹属于私营当时政府把雇工7人以下的企业列为"个体"，把雇工8人以上的企业列为"私营"……　　第10节：试验区(7)　　很多人原是偷偷摸摸的，不作贼也心虚，现在济济一堂，笑语喧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邹祖烨代表政府走上台去，向大家祝贺，只说了第一句，"光彩的十年，光明的前途"，台下立刻掌声雷动，把人们心里聚集18个月的阴暗晦涩之气一扫而光。接着就听邹祖烨充满感情地说起10年前的那一天，"他们走出高楼大院，在中关村创办了北京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种下了民办科技实业的第一棵树。它在人们不解与怀疑的目光中，在种种争论与非议中，经受了创业的磨练与考验。"　　官员的讲话大都枯燥冗长，套话连篇，这一次却非同寻常。然而令人称奇的事还不止这些。"十周年庆典"刚刚结束，接着又开颁奖大会，要给全中国20个最有名的"民办科技实业家"发个创业奖。这一回，主席台上的那些人更有来头，有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有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还有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和科委主任宋健。在上台领奖的那些人里，居然有个陈春先，还有段永基。后者逢凶化吉，鸿运当头，挡都挡不住：摆脱拘押获得自由，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沐浴一片辉煌，然后跑到咫尺之遥的北京饭店，迎接众人欢呼，发表一通演讲，庆祝"四通2401打字机"销售10万台。此外还有一个情节更有戏剧性："清查小组"退出四通时，有个调查人员想要留下成为公司员工，这就需要他的调查对象段永基批准才行。　　从1990年冬天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某些"左派"人物掀起的意识形态飓风还要刮上14个月。中国在过去10年里是靠改革开放立国的，现在北京城里一些人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改革开放究竟"姓社还是姓资"。这些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总是具有一种你死我活的庄严和崇高。很明显，理论和政治是分不开的，它很快就被归结为"一场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信誓旦旦，耸人听闻，把整个国家弄得风声鹤唳。有人兴高采烈，有人垂头丧气，外国人一定会说"不可想像"。有时候你会觉得，国家的差别首先就在于它们的人民在心里想的事情不一样。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这些事情，西方人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心里想的是股票市场，是就业，是薪水，是住宅和汽车的贷款，是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他们会对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激动不已。这一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造了一个速度是二百亿分之一秒的原子开关。欧洲实现了人类首次受控核聚变，产生出一点八兆瓦电力的聚变功率，达到3亿摄氏度--比太阳内部的温度还要高20倍，比核裂变产生的能量效率提高了600倍。这些都是西方世界发生的大事件。一位法国学者说，当今世界三年的科技用于生产力的变化，相当于本世纪初的30年，相当于英国大科学家牛顿以前时代的3000年。一位英国专家用另一种说法道出同样的意思：人类知识在19世纪每50年增长一倍，而20世纪70年代每5年增长一倍，90年代开始以后，每三年就能增长一倍。西方人这一年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些。美国的资本家们花了2100亿美元培训他们的雇员，还说要把这一数字提高两倍。他们说这钱值得花，可他们就是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热情、智慧以及数不清的资源，用来争论一句话是对还是错。那是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家，不知道这"一句话"的背后有着多少利益，也不知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道理。　　假如这场飓风只有政治的性质，那么中关村的企业还真的可以在政府庇护之下置身事外，如同飓风的风眼中心那样平静。不幸的是，他们可以对来自政治的攻击置之不理，但却无法抵御来自经济方面的追究。因为无论从道德还是从法律来说，中关村早期的创业者都不是无懈可击。如果说，政治方面的深谋远虑为中关村的企业群体赢得前所未有的尊敬，那么他们中间通行的无法无天、欺上瞒下的行为方式，则给中关村增添了另外一种色彩，并成为它的早期创业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事实上，1991年中关村遭遇的最为严厉的打击，并非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来自道德和法律。在这次打击中倒下去的是金燕静。她在一次走私行动中被当场查获，因此获罪，她所领导的信通公司也一蹶不振。在中关村早期的创业史上，如果说1989年的段永基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页，那么1991年的金燕静就是最沉重的篇章，叫人扼腕叹息。使人难以理解的是，金燕静似乎比那些打败她的海关关员、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更不易被人遗忘。这位中关村的早期开拓者和女中豪杰成为阶下囚的那个场面，直到今天仍然萦绕在人们眼前。她所牵涉的问题，则在更大范围里制造着惋惜、同情、抱怨和恐惧。　　第11节：试验区(8)　　金燕静一案的东窗事发，是在1991年6月。在此之前，她领导的信通是中关村第一代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她本人也有一连串耀眼的头衔。她是"北京市劳动模范"，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在民间口碑中，公司位在"两通两海"，而官方给予的称号则是"中关村优秀新技术企业"。应当说，金燕静能够得到这一切，并非侥幸。她拥有创业者的天赋。每当行动起来时，这女人看上去更像一个男人。她的身材比一般人更高更宽，做事果断，说话嗓门极高，旁若无人，脾气暴戾，对于她不喜欢的人和事决不容情。熟悉她的人说，她在公司里"一手遮天，威风凛凛"，令她的手下敬畏有加，只要她"一跨入公司的大门，全体员工都要马上站起来，垂手肃立以示敬意"。这是在她身陷囹圄之后的描述，不免带着贬意。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关村早期的那些成名男人大都对她另眼相看，她越是强悍和独树一帜，他们就越是对她钦佩。这大概就是她能够在这个男人世界里出人头地的秘密。自从她在白颐路上销声匿迹，那些男人就常常感叹，中关村再也没有这样的女人了。　　在这样一个人物的领导之下，信通蒸蒸日上，到1988年秋天，无论名声还是实际财力，都已达到高峰。原因在于它与一家美国公司达成协议，联合生产286微机。这桩生意随后又以国家教育委员会名义，获得世界银行贷款。于是信通成了全中国的一大新闻。新创刊的《计算机世界》还把它的成就列为那一年中国计算机界的十件大事之一。这个秋天当然也是属于金燕静的，她成为"首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的金奖获得者，与她并列的获奖者有王洪德、万润南和陈庆振。她就像个明星一样走在主席台上，身后还有一群记者紧追不舍，而柳传志和他的联想那时候还什么也不是。　　可是做明星和做事情毕竟不是一回事。一个人一旦成名，既会因名取利，也会为名所累，耽于做事，长于逐名，乃至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可叹金燕静虽然聪明，却又不能免俗。她的名声一路走高，直至1990年代表中关村出席在日本举行的"高技术企业家研讨会"，但也就在这时，后院着火了。　　根据后来一个查账小组留下的会计账目，信通当时自有资金为1408万元，而银行贷款却有3047万元，还有至少165万美元贷款进了香港信通公司账号，不在此列。这种依靠银行贷款维系收支、越滚越大、以至资不抵债的情况，正是中国大多数企业的真实写照。问题在于，一个公司在获得了自己渴望的高速成长之后，它的欲望不仅不会得到满足，还常常由于公司领导人的野心、舆论的吹嘘和政府怂恿，无限制地自我膨胀，致使公司力不从心。这又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的通病。就在信通大红大紫、万众瞩目之时，它的库存商品也开始增加，到1990年已累积1767万元。电子产品一经滞销，那就必须大幅减价直到成本之下，才能出清。公司遇到的这一问题，令久已存在的财务危机终于爆发，乃至不能偿付银行贷款本息。　　金燕静历经多年风雨，深知政治攻击不能摧毁她的公司，但是经济危机却有可能带来致命伤害。接近她的人回忆说，她那时候情绪焦躁，一会儿若有所思，一会儿心急火燎。公司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然而昔日功名又促使她不得不煞费苦心地维持颜面。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公司的运转，希望能够度过难关。这是对的，她的错误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她选择了见效最快，但却最危险的伎俩--走私。她的好友陈庆振很多年后说过一句话："她太要强了！她没有别的办法啊！"这是为她开脱，但却不无根据。　　信通的走私开始于这年9月。由于在公司中的绝对权威，更由于在铤而走险方面的天分无人质疑，金燕静扮演了总指挥的角色。在最初的走私获得成功之后，她决定变本加厉。根据后来检察官的调查，她在这时成立"经营部"，任命一个名叫高健宇的副总经理直接指挥，实际上"专门从事走私活动"。这高健宇原本是个无法无天、利欲熏心之徒，一朝获得老板信任，大权在手，立即成为信通走私的关键人物。他使用公司营业执照、银行账户和销售发票，但却单独设立一本秘密账目。　　第12节：试验区(9)　　法院庭审确定的事实记录表明，走私过程并不复杂，而且赤裸裸地不加掩饰。信通与一个名叫王锡康的香港商人沆瀣一气，借助后者与内蒙古呼和浩特电子设备厂签订进口打字机壳的合同，并弄到政府批文，接着在香港购买大批微机、打印机和B超机。经由天津海关转关提货之时，将这一大串集装箱全部运到北京信通公司仓库，擅自启封，把货物取出之后再行装入打印机壳和计算机键盘，按照报关数量重新包装贴封，运往呼和浩特，按照"进口批文"以"打字机壳"报关。其走私入境的货物，在经过一系列假账、假印章和假发票的过程之后进入仓库，再经"经营部"以高价售出。至少有两个海关官员加入密谋，里应外合，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把这个过程重复12次，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　　风声逐渐走漏，在公司内部辗转传递。金燕静以为员工全在她的掌控之中，并不在意，从来不曾想过她在公司里的专横早已遭人嫉恨，其中有人抓住机会暗中举报。海关缉私处于是将计就计，暗中设防。　　1991年6月14日，满载走私货物的集装箱卡车离开天津海关，浩浩荡荡开进中关村，直奔信通。就在一大帮人搬上搬下时，警察一拥而上，人赃俱获，当场扣押赃物价值2843万元。警察面对堆积如山、花花绿绿的包装箱子又惊又喜。他们发现自己查获了全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走私案。然而大头还在后面，随着调查迅速展开，信通的走私规模总计已有7269?5万元。　　听说警察正在四处搜捕嫌犯，信通乱成一团，高健宇畏罪逃离，金燕静首当其冲。6月26日，她在中关村80号楼102号她的家中被警察带走。警车沿着白颐路呼啸而去。老实说，对于中关村，这有杀一儆百的作用。这一代企业家由于经济上的成功，正在春风得意。最近两年，更因政治风浪也奈何他们不得而头脑发昏，以为自己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此无法痛快地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免兔死狐悲。　　之所以兔死狐悲，有个理由。在中关村的商家看来，走私并不是令人讨厌的事，甚至被当做对于外贸管制制度的一种痛快淋漓的报复行为。如前所述，那时候政府对于进口商品，除了设置高额关税，还构筑诸多非关税壁垒，比如"进口许可证"和"外汇管理条例"。中关村的企业多为民间自发形成，产销不在政府计划之列，自然无从经由合法渠道获得批文，所以只好另辟蹊径，甚至采用非法手段，进口他们需要的电子产品。1990年中关村经营电子产品的企业已经超过千家，几乎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走私者打交道。他们要么是躲避"进口许可证"，要么是偷逃海关税款，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兼有海关对中关村31家企业的一项调查认定，1991年的10个月里，它们共销售计算机2573台、打印机5715台、空调器850台。"这些货物都没有合法的进口手续（进口许可证和整机纳税单证），而且进货价一般都低于正常进货价的20%至40%。"该调查还指出，它们的"进货渠道基本上是广东的深圳和东莞"……我们根据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可以知道，当时中关村的那些最著名的企业，大都曾因涉嫌走私遭到警方调查。在金燕静案发之前，柳传志和他的联想也差一点遭遇和金燕静一样的下场我在《联想风云》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联想涉嫌走私的经过。此处不再赘述……正因此，中关村一直流行着"走私难免"的说法，比如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就曾说过，他们是"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那些最极端的"走私难免论者"甚至认为，如果有谁想要独善其身，保持清白，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关于这个问题，本书作者曾就柳传志涉嫌走私一事直接询问周光召，以下是当时的对话：　　周光召：我们当然也批评了他，不过我们觉得有很多社会的原因，不能完全怪他。如果他当时不这样做，没法跟人家竞争，所以我们的态度说坚决保护他，另外告诉他，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凌志军：你的意思是，他做的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是为了企业？　　第13节：试验区(10)　　周光召：对。也是逼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比如说你当时不送礼的话你过不去，比如说海关什么的，就是完全不允许他们进口。至少我们做试验来讲，也不能这样子。所以，中国高科技发展，我越来越知道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这样看来，柳传志得到了他的上级的理解，并且被"坚决保护"起来，而金燕静却没有那么幸运。部分原因是她的行为过于张扬，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所欲为，这就不仅是个"被逼出来的"问题，而且还叫地方官员难堪。段永基后来如此评说这件事情："走私还敢明目张胆啊？也就是她敢吧！这不是欺负中国海关无人吗？"这话过于直白，但却道出要害。官员有时候义愤填膺，不是因为是非，而是因为脸面无光。当时我们国家沿海一线走私横行，公司、个人、地方政府，纷纷卷入其中。局面如此混乱失控，让中央政府极为震怒，这时候出来一个金燕静，正好杀一儆百。这一点我们从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对这一案件的严厉批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除此之外，聪明的看客还能想到，1991年的政治形势对金燕静不利。也真该让她倒霉，这年夏天，就在金燕静东窗事发之后不久，苏联发生了"8o19事件"，这在北京引起连锁反应。"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被当做党的既定日程贯彻下来，任何人都不能躲避，就连胡昭广也不敢搪塞。而金燕静一案，在那些保守主义者看来，正是"和平演变"的有力证明。两年来他们发起种种政治性质的攻击，终究还是不能点燃阶级斗争的大火，但是如果谁家后院先烧起来，它却足以火上浇油。　　中关村的舆论从一开始就把金燕静看作"改革的牺牲者"。有些传言把她描述成一个代人受过的角色。检察官举证说，那些走私交易清单上都盖有她的印章。有人就说，那不过是个公司法人章，从一开始就不是由她亲自保管有些人当时为金燕静打抱不平，好多年后他们和本书作者谈及此事时，还是不改初衷。其中有：　　陈庆振："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原来的法规条例进行突破，对不对？突破什么呢？就是'违规'。你如果是完全按照过去的条条框框，你不敢越雷池一步，那肯定什么也做不成。"　　胡昭广："海关只不过是想要敲山震虎。这个东西是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的碰撞。她没进口批文，可是她要发展高科技。你让她怎么办？"　　沈仁道："企业肯定同情她。政府有一批干部也是同情。我作为区里主要领导，有一次想打听一下金燕静被关在哪。那个人都不肯说。他们认为让区政府处理的话，可能就大事化小了。应当说确实有这个可能，因为区委区政府对他们的处境更理解。"　　邵干坤："我知道她个人没贪污。她就是为了企业。这个人有能力的，有魄力，有头脑。"　　柳传志："这样干是不是走私呢，是走私。可是老实说，当时整个国家是走私风行，都在买卖批文，买卖外汇，他们都没事。你是想抓谁抓谁，想打谁打谁，这不就是民不举官不纠嘛！"　　曹友迅："你就没有给她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这不是替她辩护，是考虑实际的情况。你不能让这些先行者违法是死，合法还是死。"　　纪世瀛："真正的罪人是改革的保守派。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时进口关税极高，批文垄断。这种情况下，电子一条街上凡是从事电子技术的人，除了通过深圳和广东走私以外别无他法。我毫不客气的说，正是这种有限度的走私行为，支持了中关村的发展。我之所以敢说这句话，就是因为我没有干过这种事。"。尽管这么多人打抱不平，金燕静已是罪证确凿，没有人能够公开袒护。接下来的一个月，银行纷纷致函信通公司收缴贷款本息。8月12日，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把金燕静的"总裁职务"和"法定代表人资格"一并免去。9月7日，试验区办公室发出通知，宣布"自即日起，撤销北京信通集团公司试验区优秀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　　金燕静是个天生的冒险家。除了更加肆无忌惮、大张旗鼓，应当说她并不比无数逍遥法外的走私者更坏。她在检察官面前一直坚持说，公司的走私情节都是下级人员所为，而她本人并不知情。但是从她一贯的强势领导作风来看，她是不可能对属下失控的。她的下级也不会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把她蒙在鼓里。当时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出示的证据，也表明金燕静在说谎根据判决书的陈述，这些物证包括：企业合同、政府批文、介绍信、向海关人员行贿的报销单据、库房发货清单、假发票、调汇账目、照片、货物记账单、进口报关单、警察查扣的走私货物现场照片、购入商品清单、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海关笔录、汇款单、传真、董事会纪要、金燕静的日记信函，以及至少35个证人的证言……这检察官名叫李天裕，一向有"铁骨柔情"的美誉，不过他在金燕静一案中表现出来的只有铁面无私，这让金燕静再也无法辩白。到了1992年1月19日，区委书记沈仁道终于承认金燕静的案子再也没有回旋余地，只好批准属下清理金燕静还有什么荣誉称号，"如有，按程序办撤销手续"。　　第14节：试验区(11)　　金燕静和她的公司就这样失去往日的一切辉煌。　　中关村因此一案在道德和法律方面蒙羞，甚至还牵涉到政治的清白，这让政府极为尴尬。有消息说，海关缉私处的调查已经扩展到更大范围，至少又抓到四通公司、东方科仪公司和高立电脑软件公司的三桩案件。这让当地气氛更加紧张。官员们深知中关村很多企业屁股上都不干净，倘若穷追不舍，就有可能让一个信通的悲剧变成整个中关村的悲剧。用当时海淀区委书记沈仁道的话来说，"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不安的气氛很快逼近台基厂大街一号，于是导致北京市委的一次意味深长的会议。会议在北京市委大楼225会议室召开，时在1992年1月10日。市委书记李锡铭一定是觉得事关重大，所以亲自主持。我们在当时的会议记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官员们是如何寻找理由为中关村开脱，并且以"市委法纪联席会第39次会议"的名义发布决定：　　试验区的工作带有试验的性质。这是改革的试验，也是法规的试验。不能把用于管理特区的办法不加区别地完全照搬到试验区来。对试验区的创业不能不管，但也不能管得太死，检查要适度。要研究新的办法，既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又保证它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对当前试验区出现的"国内买断"等问题，要具体分析，划清界限：对国内配套无法解决、需要购置进口关键零部件用于开发企业自己的高科技产品，采取"国内买断"的做法，不能作为违规问题对待；对有意购买走私物品直接用于倒卖的，要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严肃查处"国内买断"是当时国内企业与走私者串联起来的一种方式。意思是，走私者负责将货物偷运入关，而国内的公司则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全部买断。这样，走私者不必承担国内销赃的风险，而国内的买家不必直接参与走私……　　为了更好地搞好开发试验区的工作，有利于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会议决定：目前在试验区进行检查的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要从企业中先撤出来，集中后，由海淀区领导尽快向检查组和各检查组上级主管领导，介绍情况，讨论研究适应试验区的执法执纪的政策性问题，提出初步意见，报市政府。　　决定下达海关方面，立竿见影。2月26日，海关副关长王均银为此写了一信给北京市的两位副市长。信里报告，海关已按预定安排"撤回试验区的调查组"。对于正在调查的三起案件，王均银认定并不属于"国内买断"，而与纯粹的"走私行为"无异。尽管如此，海关还是决定网开一面，"对高立公司涉嫌的100多台微机，我关已启封让其销售，责成高立公司向委托人追索合法进口手续；对四通公司，我关又派人南下，尽快查出；东方科仪公司我关仅扣三台残缺微机，正常立案追查。"从这封信里还可以看出，海关官员的心情相当矛盾："我们认为建立试验区的决策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试验区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为保证试验区的健康发展，有如下几点建议：1，对于试验区的实际困难应由国家从宏观政策上给予解决，确应支持的从政策上给以放宽，开正路。2，由市政府与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商讨试验区的有关政策界限，以使具体执法部门便于执法。"　　中关村通过政府文件、会议和小道传言，让人知道金燕静已无可救药。同时见好就收，宣布另外一个消息：海关不再继续追究"国内买断"问题。这是我们可以查阅到的、由政府决议来拐弯抹角地宽容走私行为的典型证据。白颐路上的公司放下心来，但是混乱依然不能幸免。中关村积累起来的问题是复杂的，已经深深地根植在开拓时代的企业中，而且企业越大越是出名，问题也就越是严重，直至发展成为尖锐的冲突，其中关键仍然在于"国内买断"。　　我们此前已经叙述那桩1364万元的买卖令陈春先的华夏公司陷入一场官司。现在来说后面的故事。事情的表面看上去是一桩"合同纠纷"。中科院的器材供应站向华夏订购100套微机。等到华夏把全部货物准备齐全，供应站却坚持取消合同，其理由是这批产品的质量存在诸多问题。　　第15节：试验区(12)　　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三年，由政府仲裁演化而为法庭诉讼，始终不能了结。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华夏在道义和法律方面始终占着上风。主审法官亲自尾随技术专家进入华夏库房提取样机，开箱检验，结果证明所谓"质量问题"并不存在。根据1985年8月28日工商局仲裁委员会下达的裁定、1986年10月2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一审判决、1989年9月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二审判决，华夏都是胜诉一方。但是对方仍然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庭审的情形来看，他们希望渺茫。　　然而情势急转直下。问题出在上诉状中提出的一项新指控：华夏想要卖给他们的这批计算机都是"走私货"。其代理律师还在法庭上信誓旦旦地宣称："为此我方不仅不能不清不白地提货付款，而且还要坚决与违反国家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上诉者从合同纠纷的一方，一变而为道德化身和法律卫士。这让旁观者看了既惊讶又好笑。然而从法律的立场上说，他们的指控相当严厉，直指华夏的要害。一经证实，则陈春先就不仅面对一场民事纠纷，而且还将成为刑事罪犯。当时华夏在庭审中极力申辩，他们的货物是从广东南海工贸公司购得，双方为此签署一份内贸合同，"根本不涉及走私"。然而这种声音听上去有气无力。原来不仅华夏只是个中间商，就连他们说的南海公司也只是转手倒卖，真正的进口商是广东省一个名叫"粤海"的公司。这有广州海关保留下来的一份1986年11月19日的"违章案处分通知书"作证：　　南海工贸公司在1984年间，委托广东省粤海公司进口100套电脑全套组装件，向我关申报为零部件，逃避许可证制，根据《暂行海关法》210条和205条，已构成违章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南海工贸公司）科处人民币1万元。　　这一证据似乎证实"涉嫌走私"的指控，但是实际情形则又相当复杂。根据广州海关官员的陈述，"违章"并不能等同于"违法"。而他们对于走私者也不是一概而论。其"一般处理原则"是：逃证又逃税，按走私处理；逃证不逃税，按违章处理。南海工贸公司乃是属于"逃证不逃税"，所以当时广东海关"只作违章处理，不算走私"。　　由于南海的行为是因华夏而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在后者是一桩典型的"国内买断"。就算政府网开一面，将其区别于走私，但是从法律立场来说，这却不能成为断案依据，华夏以失败收场，也就成为必然。1990年11月11日，法庭判决华夏败诉。现在供应站不仅可以撕毁合同，而且还要求华夏把他们已经付出的40万元定金如数退还。在这整个诉讼过程中，华夏曾经三战皆捷，而今一败涂地，再无翻身余地。　　事实上，早在诉讼的失败之前很久，华夏已经名存实亡。公司业务完全停止，员工不知去向。那间面对白颐路、光彩夺目的紫红色商铺，也被拆平，一条新辟的大街从这里穿将过去，直通海淀区政府。急于收回贷款的银行封存了公司的只剩370元的账号，继而又将它的剩余物资"诉讼保全"。陈春先眼看法警打开公司仓库，把里面所有东西--共计44种产品、逾万件、价值219万元，装上卡车，呼啸而去，只把那块写着"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的铁牌子留下来。陈春先和纪世瀛，这两位"中关村的第一人"、"开拓者"、满怀建设中国硅谷之梦的理想家，此时相顾无言，枉自惆怅。此后他们还有一个短暂的辉煌，那是在纪世瀛主持的"民办科技实业十周年庆典"上，陈春先登上主席台，以"民办先导者"的身份获得金奖，又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万里委员长的接见。听到万里说他是"冲破束缚的千里马"，看到国务委员宋健题词"贵在民办"，他便激动不已。一位老红军，徐可倬，听说了他们的故事，就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给他们打气。1991年2月28日，《科技之光》报发表文章，说到华夏，带着强烈的惊叹和疑问："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在上帝面前为她祈祷吗？安息吧！？永远的安息吧！？华夏所！"15个月之后，也即1992年5月31日，这张报纸再次谈到"华夏一案"时稍微冷静，说的话也是当时我们国家的真实写照："推一推就算犯法，依法治罪，治得名正言顺，拉一拉又不算违法。"　　第16节：转变的年代(1)　　然而金燕静是无论怎样都拉不过来了。1992年9月，北京市检察院将其起诉到市中级法院，此案被告除了金燕静之外，还有一个香港商人、两个昔日信通的经理。主审法官名叫周为群，是个女性。庭审持续15个月，在检查了所有物证和35个证人的证言之后，周为群认定，金燕静走私罪名成立。判决在1993年12月9日做出。金燕静获刑8年，并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其余三人分别被判处13年到5年有期徒刑。判决书还附有"扣押款物"清单一份，法庭将其全部没收，此外还判处信通罚金200万元。　　金燕静不服判决，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她没料到初审法官周为群原本就是高院法官，其判决也代表着高院的意志，所以上诉很快就被驳回。金燕静从此开始牢狱生活，身体日渐衰落，精神越发不振。她在2001年1月4日刑满释放，重获自由。这时她的糖尿病已到晚期，致使肾脏功能衰竭，终日幽闭在家，依靠定时透析维系生命。偶尔有人前来探望，她也绝口不谈那些往事。除了在中关村的老朋友们中间留下无限惋惜和怀念，这个人似乎永无翻身之日。　　135第九章转变的年代--我完成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　　1992年4月27日，星期五，王志东在北京大学西门外他的小公寓里一觉醒来，朦胧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脑子里涌现出来的画面居然不是那个"中文之星"，而是别的什么东西。突然之间，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软件工程师，还是公司老板了。于是他一反往日的懒散随意，翻身跳将起来，以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的身份开始了他新的一天。　　王志东是一个可以钻在小屋里一年不出门的程序员，一个让同行惊叹的软件奇才，也是中关村第二代企业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人物。中关村的创业者大都能将精明强悍和吃苦耐劳融于一身，喜欢散漫无矩的生活，他也一样。然而他对计算机软件的理解比之大多数同时代的程序员都要机敏和深刻，就连前辈师长王选也对他另眼相看。但是在这个春天里，他禁不住两个同学的怂恿，不再恪守程序员的本分，办了一间公司，还取了个很响亮的名字叫"新天地"。　　"新天地"其实是个简易楼，坐落在白颐路北端的丁字路口上。楼下是个公共厕所，他的办公室在二楼，一股臭哄哄的味道顺着楼道飘上来，包围着这几个年轻人。他们却都像没有鼻子似的。这是个有点象征意味的场面。那时候大学生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出国留学。过去一年里，有超过10万人拿着签证走人了。王志东和他的新婚妻子原来也是这样筹划的，事实上，他已经把新加坡的签证拿在手里好几个月。如果当时走了，中关村日后看到的一定是另外一个王志东。可是他没走，为了"新天地"，他放弃了"新加坡"。这件事要是让他的那位北大校友俞敏洪知道，一定会大摇其头。　　俞敏洪是个坚定的"托派"由于出国留学普遍需要经过"托福"考试，所以当时人们把想要出国的人叫做"托派"。同时把那些不想出国留学，整天打麻将混日子的人叫做"麻派"。"托派"这个称谓中还有某种黑色幽默的味道，因为苏联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把赞成托洛斯基思想的人叫做"托派"，并且加以整肃……1992年开始的时候，他和北京大学闹翻已经两年了。这个来自苏北、瘦小、孱弱、疾病缠身的年轻人，成了自80年代以来中关村60多所大学中引起争议最大的一个教师。他原本供职北大，却跑到校园外面开办一个英语培训班，专门讲授"托福攻略"。一大堆学生跟着他荡来荡去，由此激怒他的上级。校方给他一个严厉处分，在广播喇叭里连续三天播出这一决定，还把他的"错误"张贴在三角地的公告栏上示众，让全校师生都知道。俞敏洪遭此羞辱，一气之下离开学校，自立门户。现在人们都已知道，这场冲突后来铸就了俞敏洪的伟大事业--新东方学校，把他变成一个拥有100万在校学生的校长。他的"新东方大厦"位于中关村西区。这里早先是海淀区政府机构的所在地，后来政府搬走了，老式建筑被推平了，插满一大片光彩照人的大厦，就此成一个热闹、奢华的商务中心。有一天俞敏洪来到这里，一眼看中，把其中一幢楼买下来，作价3亿元。　　第17节：转变的年代(2)　　这都是后来的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未来竟会如此辉煌。1992年初他的"大学"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的一间小教室里开张。他的第一批学生只有3人。北风呼号，天寒刺骨。教室里连个暖气也没有。他后来回忆说，那是他平生"最艰难的一段时光"。然而随着冬去春来，他的学生迅速膨胀，乃至这间教室里面无法容纳。于是俞敏洪把他的"大学"带回未名湖畔，先是租用一间大教室，然后又租用大礼堂。后者面积巨大，可以容纳3000人，居然场场爆满，没有虚位。　　这位28岁的校长讲起课来，听者众多，如同一场盛大的集会。他能如此叫座，原由在于9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的特殊形势。出国留学变成年轻人的时尚。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那三年里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比此前30年的留学生加在一起还要多。"你怎么还没走啊？"成了那个年代的流行语。在中关村，大学生们聚在一起就是这个话题。"托派"迅速占了上风，这使得英语培训和出国咨询转瞬成了最走红的行业。俞敏洪印制的小广告在急速增长。根据一位擅长调查的记者卢跃刚的统计，开始时每周印制1000份，后来每天5000份。那时候大多数公司不在媒体上刊登广告，他们没有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大街两侧的电线杆子就是他们的广告牌。也就是被叫做"城市牛皮癣"的那种东西。好在这里集中了30万个大学生，出门就能看见。像北京大学"三角地"的那块十几米长、三米高的广告栏，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俞敏洪指派一个属下前去，把自家的广告糊到别人的广告上，却不料早有竞争对手潜藏暗处。那一边跳将出来，挥刀便砍。这一边猝不及防，血溅当场。　　这场不大不小的械斗发生在1992年早春，意味深长。"北大三角地"的闻名遐迩，原本因为它在过去年代始终都是青年学生"指点江山"的舞台。20年代的"要科学要民主"、40年代的"反内战反独裁"、80年代的"反腐败"，学生们都是从这里出发，一路喊着口号，走到都市中心。而今天，"三角地"竟因争夺广告进而发展成为持械行凶的现场，这是社会风尚由"热衷国家政治"转向"物质第一主义"的一个证明。　　从1989年春天到1992年春天，这非同寻常的3年是中国的艰难时代，非但国家政治无常，经济跌宕，而且年轻一代的心态也出现根本变化。在经过漫长的茫然和颓唐之后，他们重新开始追逐自己心中的梦想。"出国潮"已是既成事实。徐小平在后来好多年里一直把它叫做"逃亡的时代"。这是有点根据的。因为当时源源离去的不仅是人群，还是人心。在太平洋的那一边，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给予中国移民更加宽厚的永久居留政策，叫无数中国青年惊喜万分。不用说，这些人内心深处最重要的计划就是得到"绿卡"。如今中关村的好多出名人物，徐小平、李彦宏、邓中翰、严望佳、周云帆、杨宁、田朔宁，都是这支队伍中的成员。当时没人想到，他们居然在10年以后掀起"回国潮"，会把"你怎么还没回来啊"当做最常用的见面问候语，那口气就像10年以前说"你怎么还没走啊"一个样。　　但是也有些人，被一种鬼使神差般的力量留在白颐路上，没有"逃亡"。杨元庆是其中一个，郭为也是一个。这两个人自从在1988年进入联想，一直都在盘算着出国读书的计划，却被柳传志以各种方式挽留下来。到了1992年4月，此辈双双成为柳传志"新人战略"中的重要角色，郭为被任命为联想公司助理总裁，而杨元庆也从一个低级销售人员一跃成为计算机辅助设备部总经理，实际上是外国品牌的"代理商"。此后2年里，杨元庆把它的年销售额增加10倍。在一定程度上说来，它是"联想微机"终于崛起的前奏曲，也是杨元庆个人历史的新起点。十几年后他如愿以偿来到美国，但不是作为"留学生"，而是就任收购IBM全球个人计算机业务之后的新联想的董事长杨元庆后来成为是联想集团总裁；郭为后来是神州数码总裁。关于这两个人的故事，我在《联想风云》中有详细的叙述……　　第18节：转变的年代(3)　　至于当初留下不走的原因，与其说是柳传志的规劝，倒不如说，他们初来乍到，发现中关村是个老一代已经过气、新一代还无踪影的地方。于是他们打算做这"新一代人"，而且说到做到。很多年后学者们喜欢说的"第二代"，就是指他们这些人。其中有些人在90年代把中关村弄得红红火火，一浪高过一浪，因而名气颇大，还很富有，就连他们的那些在国外留学的朋友也艳羡不已。　　除了杨元庆和郭为，还有冯军。当我们国家进入21世纪的时候，此人已是"华旗资讯"的总裁，把他的"爱国者牌"弄得满世界都是。而在1992年早些时候，他还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四年级学生，跟着新东方学校一个名叫李雨红的老师学习"托福攻略"。很显然，这是在打出国留学的主意。可是到了夏天毕业时，他却改了主意。他来到中关村大街上，从推销计算机机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由此可以看出，中关村"第二代人"的工作方式和资本积累，和他们的前辈没有什么不同。此外还有鲍岳桥，还有雷军。这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年进入中关村，一来就不想走了。前者钻进希望公司的一间地下室里。这小房间原本是女员工的更衣室，现在被他搬进一台电脑和一张床。后者创办了一间公司叫"北京金山"。"我还是喜欢中关村，"雷军说，"曾想去硅谷，最后还是没有舍得离开"。他这样说，是因为他念念不忘在中关村里认识的两个人，一个是周志农，一个是求伯君，都是第二代程序员中的出类拔萃之辈。　　那时候中关村是中国计算机产业的荟萃之地，或者像雷军说的，是"圣地"。到这里来朝圣的年轻人真不少。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是一代"新移民"。仔细推敲起来，中关村的"第二代"中，除了发明"自然码"的周志农是个北京人，其余都是"外来人"。这是一个很长的成功者的名单。杨元庆来自安徽，郭为来自河北，冯军来自陕西，雷军来自武汉，鲍岳桥和求伯君来自浙江。此外还有用友公司的总裁王文京，他来自江西。汉王科技总裁刘迎建，他来自南京。新奥特集团的郑福双，他来自浙江。亚都公司的何鲁敏，他是中关村第一个从海外回来的留学生。这些人当时全都30岁上下，全都毕业于中国的名牌大学，全都拥有无比的自信，全都游离于浩浩荡荡的"出国潮"之外，留在中关村，然后出名了，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关村的风云人物。　　有个人当时并不在这个名单里，然而他却是中关村第二代企业家中最精彩的人物之一。此人就是王志东。他的故事我们在前面已经开头，在后面还要继续，现在要说的是，1991年和1992年相交的那几个星期，他做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那就是放弃他的留学计划。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一决定让他的命运以及整个中关村的面貌都大为不同。　　这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早春，就连《人民日报》这家一向在关键时刻号令全国的报纸，也不知所措了。它在等待中南海新一代领导者的指示，而全中国都听到了时代的脚步声。可以说，这声音是从"大批判"转到"经商潮"、从"计划"转到"市场"、从"主义第一"转到"经济第一"。1月的最后一周，广东省有个农民说："我不管你们搞的什么主义，现在就很好。你说这是社会主义，那就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那就资本主义好。"这话如果只在私下悄悄说说，倒也没什么。让人惊讶的是，当时这农民的对面站着一大群党的高级官员，他们簇拥着一个老人，那正是已经退休26个月的邓小平。《1992年邓小平与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出版）。　　然而事情还没完。这位88岁的老人从北京走到武汉，从武汉走到深圳，然后又在上海过了春节。他一路走一路说，发自内心，既真诚，又尖锐。国家主席杨尚昆成了陪伴在他左右的一个配角。那一天是2月10日上午，晴空万里，天光澄澈。邓小平走进贝岭公司。眼前一大片设备全都来自美国，被巨大的玻璃笼罩着，一尘不染，所以这里也就叫做"百级净化车间"。它是生产集成电路的，这在当时中国是件新鲜事。公司领导者倾心尽力地向老人讲述这种技术。邓小平对于技术的热情与想像力，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当他在放大镜里终于看清了那块集成电路时，就感叹这东西像高楼大厦。然而，邓毕竟是一个政治家而非科学家，在他的内心深处，想着另外一个问题。他指着集成电路，忽然转头问吴邦国：　　第19节：转变的年代(4)　　"你说，这东西姓'社'还是姓'资'？"　　吴邦国那时是上海市委书记，全程陪伴在邓小平左右。听到老人问话，当即回答道："这东西过去姓'资'，现在为我所用，就是姓'社'"。　　"对嘛，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引过来，它的姓就变了。变成姓'社'了。"邓小平笑道，"我们不少干部，至今姓'社'姓'资'这个观念还没有解决好，要再开放一点。"　　这话的用意，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全都心知肚明。要说他在力挽狂澜，也不过分。自从他在年初到南中国走了一圈，把那些激进的改革人物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全中国都跟着风起云涌。文人们再次激动起来，记者、作家、诗人、歌手，竭尽全力为这个春天唱出一曲又一曲颂歌。民间喜欢把它说成"南巡"，官方则说是"南方谈话"。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把他说过的话变成党的决议。2000多位人民代表聚会人民大会堂，要求把邓小平的话加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杨尚昆告诉那些还在犹豫的政府官员："更放宽些，更大胆些"。他说完这话没几天，中南海再接再厉，制定文件号召全国"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取消对沪深股市交易价格的限制，批准兴建和筹备一大批保税区，批准60个县市全面开放。还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5个内陆城市。从深圳开始，土地价格开始上涨，由南而北席卷整个沿海地区。不过，那时候政府官员不为这个发愁，他们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怎么把产品卖出去。对于联想公司竟能每月把至少10万块微机主板出口海外，国务院机电部的官员全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于是召开厅局长会议，把柳传志邀来，听他讲述那"茅台酒质量，二锅头价格"的故事详见《联想风云》……　　经商之风已蔚为壮观。人们不约而同地用"大海"来描述"市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经商称为"下海"。没有谁会忘记这个激动人心的季节。此前他们对商人的说法不一，但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商人联系在一起。此后他们投身商界，有些人将成就大事，另外一些人则一事无成。他们都非等闲之辈，平生目睹中国的无穷变幻，经历无数挫折和成功，早就看破红尘，可是这一年"下海"对于他们价值观念的冲击最大，影响最深。他们不是辞职就是改行，不是当了董事长，就是当了总经理，再不就是公司顾问或者个体户。按照国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计，这一年辞官下海者有12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了1000万！另外还有大约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在经商。你可以想像，那些还没有"忙起来"的人心里是多么躁动不安。"眼看着别人纷纷兼职挣外快，心里着急啊。"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说，"看来图书馆是坐不住了。"　　全中国都在传播着发财的欲望和浮躁。现在回过头来看，很难说是党的方针立竿见影，还是整个社会在推着党向前走，也许两种情况都是有的，互为因果。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人热衷于经商不是没有过，1984年有过一次，1987年是第二次，但是都被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整顿打断了。现在，国务院把那些年颁发出来禁止人们经商的文件都找出来，不是废止，就是修改，有400多份。我们国家的行政机构叠床架屋，一向仰仗"红头文件"的逐级颁发，或疾或缓地运转。如今中南海风气即开，各地群起响应，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有个检查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有个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税务官员从来都是锱铢计较的，现在也大方了，说是可以不交营业税。皮包公司在1988年还是"过街老鼠"呢，政府严令除恶务尽，现在，报纸上公开为它们喊怨，说"皮包公司是商业领域的润滑剂！"学者们也开始编纂新时代的理论，很快达成共识："买空卖空"不是犯罪，是供求双方的"红娘"。　　中关村的人们看到这局面，颓唐之气一扫而光，不仅柳传志在国务院的官员面前神气活现，而且胡昭广他们也激动得脸上放光。5月15日是个星期五，江泽民来到中关村。尽管中关村好多年来就是中南海桌上桌下的话题，连续几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全都过问，但是党的最高领导者来到这里，却还是头一遭。那些等待好久的人们--李锡铭、陈希同、沈仁道、胡昭广、柳传志、段永基，眼看机不可失，一个接一个地在他耳边说："开发区没花国家一分钱啊"、"这就是科技人员下海啊"、"真是了不起啊"。党的领袖被这一群人簇拥着，来到"电子一条街"，从南涌到北，又涌回来。他的笑容，他的眼光，他的举手投足，他在四通公司的展品前驻足观看，他在一架电子琴上奏出一首《大路歌》，都为这条大街增添光彩。这最后一个情节后来还被编成中关村的新故事，人人传诵。　　第20节：转变的年代(5)　　这是在说电子琴？说《大路歌》？说这条街上的科技人员？还是在说试验区？没人知道。不过，这不重要。在中国，领袖亲临历来都是一种象征，而现在更有双重的含义。在中关村，这表明来自保守主义者的威胁从此寿终正寝。《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杜涌涛一定闻出此中味道，所以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说："视察决不是一般的视察，讲话也不是一般的讲话。"的确不一般。不然，这位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就不会当场做出决定：把中关村的模式推广到全国去；也不会在回到中南海的第二天便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另外22个新技术开发区，把它们设立到全国各地；也不会在三个星期之后再次来到中关村，坐在中央党校的讲坛上，宣布他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一全国的行动，进而把过去两年多来保守派营造的"反和平演变"的理论来个大逆转。　　从这时起，全中国都不再讳言"市场经济"的好处和"计划经济"的害处，国家计委宣布"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减少一半"，半死不活的私营企业重新活跃起来。记者纷纷跑到中关村来寻找新故事，这是在回应国务委员宋健的呼吁，"花些力气宣传一下民办科技企业家"。有个记者说："当年陈春先等人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经形成燎原之势。"还有个记者干脆把那些民间企业家和最杰出的科学家们相提并论，说他们"一样的高尚"。说"高尚"，有溢美之嫌；说"燎原之势"，倒是真的。民办科技企业在经过两年彷徨之后，陡然增长起来，到了1992年夏天，全国已有1?9万家，有40万人在为它工作，这中间有70%集中在北京。而北京的这些民办科技企业中，又有70%集中在中关村。　　今天人们沿着中关村大街向北，穿过三环路、四环路，进入信息大道，走马观花一番，可以看到道路逐渐宽阔，楼宇忽然高大，边缘整齐，开阔豪迈，一草一木都是新气象。这片土地在1992年的火热形势中被政府圈起来，开工兴建。当时它只是一个有着800户农家名叫"上地"的村庄，被一片农田包围着，一条狭窄的马路弯弯曲曲地伸到这里，像根羊肠似的。而今天，它已成为信息产业基地，被并入中关村版图，成为其中最具感召力的一部分。　　单就成长速度来看，这片土地可算是突然崛起的典范，和中关村的核心区域相比较，它的影响大不相同。核心区在漫长岁月里渐渐形成，它所遵循的顺序是，先建大学和研究机构，然后修建居民区，最后才是新公司从里面乱七八糟地生长出来。公司混杂在社区中间。社区淹没公司，而不是公司覆盖社区。在旧城里，由原住居民制定社区规则，形成道德标准和民间习俗。而在"上地"这样的新兴之地，创业的历史是由外来人的突然闯入开始的，他们毁灭当地人的村舍和良田，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开始。城市化的进程开始得晚，并不意味着它的步伐也会落后。事实上，在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建设新城，要比改造一个历经千百年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的老城，更加容易，也更加便捷。这是整个国家城市扩张进程的通例。从中关村的特有环境来看，这块城市化进程较晚开始的地区，更有其独特之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政府行政力量的产物。　　自从1988年试验区成立以来，"上地"堪称政府意志的第一个作品，也是由杰出和愚蠢共同绘就的伟大篇章。这一计划早在1990年就已悄悄展开。一群地方政府的官员认定，中南海为试验区划定的100平方公里疆界实在太小，因此试图制定一个扩张蓝图。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名叫戴卫的处长奉命来到这里，在做了一番详细调查之后，主张将中关村的原有边界向这座城市的三个方向大举推进。他甚至亲手绘制一幅想像中的新版图，附在自己的雄心勃勃的报告后面，呈送上级。令人称奇的是，后来15年中关村的扩张步骤，基本上就是按照他的这幅蓝图推向四面八方，他本人也成为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的主任。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中，中关村的支持者们焦头烂额，自身难保，所以这一计划在长达12个月里被束之高阁。1991年，一批官员联合起来，试图在上地建造新社区。他们来自国家科委、北京市委和中国科学院，所以行动相当有力。北京市政府甚至不惜把"上地村"从版图上一笔勾销，把这块2600多亩原本属于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到了这年10月，政府匆忙宣布要在这里建设"信息产业基地"，把它当做北京市的"第二号后劲工程"。　　第二部分　　第21节：转变的年代(6)　　冬天接着就来了，气温很快降到零度以下。在这个城市，这不是个适于施工的季节，然而建设计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起来。让人放心的是，当时无论官员、学者还是企业经营者，没人对此持有异议。自从"电子一条街"诞生以来，还没有哪一件事能够像"开发上地"一样得到如此一致的赞同。这样，中关村试验区的扩张计划，就在它成立40个月之后付诸实施了。到1992年3月26日，这片土地迎来第一批买家。为了迎接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政府把一大群记者请到香格里拉饭店，向他们宣布，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公开出让土地使用权。　　把"土地有偿出让"当做一个招牌向媒体兜售，最好地说明了，上地的早期开发在本质上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圈地运动"。它所包含的特征--丈量土地、修路、输电、供水、移民、摧毁原有的一切、输入资本和技术、营造新产业，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基本内容，一直持续到今天。　　为了弄懂中关村在此后10年的扩张进程，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这场"圈地运动"的由来和影响。就我们国家的历史来看，土地的买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由于贫困而将土地转卖他人，这一过程经由漫长岁月造成阶级分化，乃至严重的社会冲突。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也正是利用失地农民的怨恨和贫困，才获得广泛支持。这在30年代被共产党表述为"打土豪，分田地"，在40年代又有"土地改革运动"，也即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及至共产党夺取政权，立即颁布法令禁止土地买卖，然后又在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中把农民的土地收归乡村集体所有，而将城市土地全部归属国家。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988年，终于在一个"宪法修正案"中被改变。根据这一"修正"，土地所有权仍被禁止私有，不许买卖，但它却第一次允许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和出租。好多年来，在深圳和珠海这样的新兴城市，乡村干部一直都在偷偷地出卖他们名下的土地，由于利润巨大，甘冒违法风险。如今法律禁忌既开，土地买卖便在"转让使用权"的招牌之下日愈兴隆。依照当时国家税制，出让国有土地的收益，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四六比例"分配，而农村土地也必须先由政府收购之后才能转为他用。政府很快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财源，不免趋之若鹜，终于形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圈地热"。　　老实说，中关村并非这场运动的先行者，如果它对全国产生了更大影响，那也是因为它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一块"皇城根下"的土地以出卖方式易主，这中间的象征意义远甚于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当时这个城市的土地管理局局长名叫陈书栋。他坦率地对一位记者说："我们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更多次。"这位局长成功地阻止了官员中流行的利用土地出让为政府牟利的主张，并力主把土地的收入全部用来建设基础设施。他在3月18日签发的一份报告指出，上地的"土地有偿出让"仍属"试点"，所以应当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胆子更大一些，敢于试点"的指示精神。他把报告呈送北京市三位副市长，张健民、张百发和陆宇澄，后面附有一套详细规则，主张将全部土地收入用于当地建设，又说它已获国家土地管理局的"一致意见"。然而他却没有提到，他的规则并不符合当时国家的财政制度，所以一经实行，立即和税务机关发生矛盾一家由政府创办的专门从事上地开发的公司，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在1992年7月21日提出一份报告，专辟一节说明"关于土地出让金收入全部上交财政问题"，淋漓尽致地描述了这种矛盾。报告说：按国务院《关于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和财政部颁发的实施暂行办法，依土地平均出让价每平方米800元和可出让地72万平方米测算，土地总收入为5?76亿元，即：1、交市土地局管理费每米1?50元，共108万元；上交区财政每米159?70元，共1?15亿元；上交市财政每米383?60元，共2?56亿元；上交财政部每米255?20元，共1?62亿元。我们认为如果执行土地收入全部上交，应先拨给征地拆迁和开发用款，不然无法进行开发工作。对此我们建议，目前仍按市土地局拟定土地出让和转让收入全部留给公司作为补偿征地拆迁和开发建设用款……　　第22节：转变的年代(7)　　法律是慢慢改变的，当它改变之前，即使是某些执法者也常常会对越轨行为视若无睹，这在整个国家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它的确激发了先行者的热情和想像力，并且给予他们更多空间和更多利益。与今天某些政府官员拼命抬高城市地价的行为截然不同，在上地开发的早期阶段，这位北京市国土局局长促成了事实上的低价土地政策，使那些先行进入的人能够获得政府补贴，并且在尚未付清土地转让金的情形下开展大规模建设。　　现在，试验区终于开始"试验"了。对于那些除了满腔热血之外毫无经验的城里人来说，上地还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蛮荒之地，然而从这时起，情形不同了。巨大的财富会在转瞬之间涌进来，又在第二天早晨流出去。有个名叫王思红的人成了这场变化的主角。中关村历史上杰出的女性凤毛麟角，此人有幸成为其中一个。她本来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失意教师，1988年中关村的一则招聘广告把她引来，通过一连串应聘程序，成了胡昭广的副手。1992年3月23日，在接到突如其来的一纸任命之后，她成了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的总经理。政府匆匆忙忙把这个公司创办起来，名义上是"发展高科技"，其真实意图则是为了把上地以最快的速度卖出去，至少在最初是这样。　　和中关村其他公司经理不同的是，王思红从一开始就代表政府。她很快得到5000万元的现金。政府把这笔钱交给她，说是"启动资金"。和中关村的那些寒酸的开拓者们相比，这实在是个大数目。她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我甚至无法想像，"她说，"500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　　这位前政府官员就这样一夜之间成了中关村最富有的女老板。但是当公司的会计人员把财务预算交给她时，她立即意识到，手上这笔钱充其量只是钓鱼杆上的一小块鱼饵。这些钱能做什么呢？设计人员告诉她，你要把农民搬出去，把地推平，还要修路、挖沟、下管子、埋电线、建造锅炉房，要把所有的公共设施建起来。这是她第一次听说"七通一平"这个词。"当时我就蒙了，"她这样说，觉得上了政府的当，因为摆在她面前的工程预算至少4倍于那笔"启动资金"。她刚刚把地扒开、放进管子，还没埋上呢，这点钱就花光了。于是她一边挖沟一边卖地，拿着买家的钱来埋管子。就像后来那些赚得脑满肠肥的土地开发商一样，王思红在那一年就已经发现，原来所谓"开发"，其实就是一个把玩土地的戏台子。这在当时有个好听的名词叫"滚动发展"，也有个不好听的说法叫"空手套白狼"。　　上地的建设规划颇为类似旧时的"井田"。这一规划把大片土地切成方块，每块1万平方米，让道路纵横其间，可使每方土地濒临交通干线。这与其说是为了整齐划一，倒不如说是为了更便捷地出卖土地。当时这位总经理用主要精力去游说买家购进整方土地，如果有人声言只需少量土地，她便声明决不拆开零售。到了3月最后一周，她已经成功地售出8块，收回至少4800万元，眼看就要赶上政府当初的全部投资。这给上地带来一阵乐观气氛。为了吸引更多投资者，他们决定再接再厉，投资修建一条马路，南接白颐路，北达上地，取名信息大道，全长8公里。政府当日的会议纪要中还留着这样的记载，把这条马路"周遭逐步改造成为美国硅谷式的科技产业区"。　　王思红就这样成了那一年中关村的最大刀阔斧的女人。她的激情、果敢和雷厉风行很快就被证明有了用武之地。这一年她做的事情真不少。她搬走324户农家，拆了1626平方米农宅，砍了4386棵树，挖了150座古墓，把812个乡下人改为城里人，把455个农民弄到城里去上班，还修了15条路、埋下30公里管道、建了一个供水场、一个供热厂、两路高压供电线路、一个变电站，以及一个拥有4万门的电话局。随着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企业经理们的热情也被挑唆起来。到1992年年底，至少有21家企业进入王思红的领地，买走了大约18%的土地。　　第23节：转变的年代(8)　　这事很不容易。然而政府依靠自己的权力和资源进展迅速，让所有人感到兴奋，也成为媒体传诵的话题。只不过当时公众并不知道，王思红是在咬着牙做赔本买卖。因为她每开发一平方米土地就要花费855元，却转手以607元的平均价格把它卖出去。这局面就连她本人也感到忧心忡忡。有一次她把这笔赔本生意计算出来，报告上级。她一方面预计"亏损甚至周转不动的局面在所难免"，同时又表明，"地价太高不利于吸引高科技企业和好的项目进入基地"。大有意味的是，政府中没人指责她的"亏损"，她的"赔本难免"的逻辑很快得到上级支持。那时候政府为了追求心中目标，真是什么也不顾了。　　20世纪90年代前期陡然崛起的工业浪潮是全国性的，它不仅需要大规模"圈地"、而且还需迅速延伸的交通系统、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以及人力流动，而这一切的获得都依赖于政府权力。这个时代的中关村，其实成了民间自由意志和政府行政意志的复合体。它的版图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迅速拓展，但真正意义的中关村精神却没有随着一起扩散出去，它依然回荡在那条陈旧混乱、狂放粗野的白颐路上，自顾自地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要经过很多年以后，世人才能知道，原来这才是中国信息技术发展史上的最壮丽的篇章。这个篇章已被深深地打上一个人的烙印。他就是本章开头提到的王志东。　　1992年王志东25岁。从这样的年龄来看，他在中关村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应当属于"第二代"，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看待他的，他本人则自称是"第2?5代"。他的那些前辈--柳传志、王选、倪光南、段永基，都是"个人计算机时代"的英雄；他的那些后辈--李彦宏、张朝阳、周云帆、邓中翰、汪延，则是"网络时代"的精英。而他是中关村唯一的两个时代的先锋。中关村的那些成功者们，要么被称作"科学家"，要么被称作"企业家"，只有他同时拥有"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他的外貌不像柳传志那么威风凛凛，也不像李彦宏那么清秀奶油，然而特点突出。他有一副典型南方人的脸盘和北方人的身材，满口京腔却夹着明显的南音。日后出名之时，他的这一形象成为媒体弘扬的话题，被当做中关村海纳百川的象征。　　王志东是地道的外来人--事实上中关村第二代中那些卓有成就的人物几乎都是外来人，而早先的创业者几乎都是本地人。他生长在岭南东莞一个小镇的教师家庭，有着读书和崇商的双重传统。17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无线电系。这在小镇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对他本人来说则意味着开始了全新的人生旅程。他第一次离开小镇，奔向北京，先坐长途汽车，又坐火车，进入这座城市，登上104路无轨电车，再换一辆332路公共汽车。在辗转两天两夜之后，他走进中关村。那是1984年秋天，正是"电子一条街"的开拓者们蠢蠢欲动之时。此后几年，这个在校大学生也成了这条街上的"生意人"，当时中关村的大学生们把这叫做"上街"。他在校园外面攒电脑，写软件。他成了所有最新软件的收集者，还是一家小公司的合伙人。大学三年级时，他的收入已经超过他的老师。这让他成了白颐路上小有名气的人物。　　一个偶然事件把他和王选联系起来。此前这一老一少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虽然相知然而无缘得见。那一天有个人来找王志东，带着刚刚购买的北大电子排版系统和一台计算机，告诉他这两个东西不能兼容，甚至北京大学那些卖给他软件的工程师们也无能为力。王志东没费什么力气便破译软件密码，略加修改，大功告成。王选很快得知此事，以为自己的密码被泄露出去，又惊又怒，派人追查。此人凭借顽强的努力成为激光电子照排技术的发明者，当时正在蒸蒸日上之时。一定是当初那段郁郁不得志的经历，让他成了一个惜才之人，对于后辈学生极为友善。当他得知让他难堪的人居然是王志东时，大为诧异。两人就这么见面了。王志东那时刚刚毕业，学校把他分配到一家国营企业，而他不喜欢这份工作，拒绝上班。这让王选大喜过望，他在这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于是邀他加盟汉字激光照排的事业。这正是王志东想要的。他没有怎么犹豫就答应了。王选对这位新员工有一种奇特的信任。他告诉王志东可以不来上班，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任何事情，也可以不必向他汇报。王志东于是每天钻在北京大学南墙外的一间小屋里苦思冥想。这屋子是王选为他租下来的，尽管又小又破，连个卫生设备也没有，但它地处白颐路和海淀大街的拐角，这位置让他能从最近距离观察和吸收"电子一条街"上的新技术。　　第24节：转变的年代(9)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中国计算机技术的当务之急，是建造一个成熟的中文操作环境。第一代软件工程师在这个领域的一系列发明，把中关村迅速变成计算机时代的一面旗帜。但是直到90年代初，技术的基本途径仍然是把外来软件程序加以"汉化"，其作用类似于把一本英文图书翻译成中文。这在法律上本来就留下"未经授权"的纰漏，又因软件本身的更新速度快捷无比，令人备感头疼。当时这些长于"汉化"的程序员们，最怕搭载着新鲜功能的英文操作系统突然出现，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原来煞费苦心"汉化"来的旧版软件，又将白费功夫。　　王志东早就是中关村颇具规模的"汉化"队伍中的一员。他曾参与制作"DOS操作系统"的中文版本，也曾把"电子一条街"上流行的应用软件解密和汉化。在加入王选团队之后的一年里，他关注的是微软公司的"视窗"。90年代中期"视窗95"的巨大成功，使得这种图形界面的操作系统最终统治了微机世界。但是在那之前很多年，"视窗"一直默默耕耘，并非大众手上的消费品。在中关村，谈论"视窗"是前卫和尖端的表现，只有一批专业人员和计算机"发烧友"才会对它感兴趣。有一次王志东和王选谈到"视窗"，两人一致同意这东西早晚有一天会主宰天下。王志东还老实坦白，在他解开的无数软件里，只有"视窗"让他感到震撼。于是王选开始挑唆这个后辈："你有本事改我的东西，你敢不敢把微软的东西也改了？"王志东被这话激起万丈豪情。"这是我露一手的好机会，"他对刚刚结识的女友说，"咱们少见几回面吧。"此后他便闭门不出。他的打印机终日作响，不分白天黑夜，把吐出来的程序一层层堆在地上。他满地乱爬，在那纸堆里寻找"视窗"世界。两个月后他走出小屋，身后一片狼藉，手上拿着"视窗1?0"的中文版。　　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过，这个成功无法在市场上应验，甚至连技术上的原创也说不上。就像过去曾经做过的那些事一样，王志东现在做的也无非是把英文变成中文，这在专家们有个术语，叫"内核汉化"。他并未得到微软授权，所以篡改人家产品本身就牵涉到版权问题。这一点王志东并未想到，事实上当时整个国家都不在意。但是他很快遭遇一个沉重打击。他这里为"视窗1?0中文版"的得意劲儿还没过去，"电子一条街"出现了"视窗2?0"。这等于他几个月的努力全都白费。等他拿出汉化后的"视窗2?0"，大街上又来了"视窗3?0"。除了步步紧跟其后，他似乎别无他法。可是公司销售人员对他的永远的"马后炮"终于不能容忍，把他轰出门来。　　他决心另觅新路。他接连好几个月闭门不出，苦思冥想，毫无进展。有一段时间他几乎绝望。这一夜他倒在床上，睡梦中忽有一道电闪雷鸣划过，把他惊醒。"啊！是不是可以这个样子？"他大叫一声，跳将起来，打开计算机，写下一个小程序。那是他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体验，直到很多年后依然铭记在心。　　"灵感！"他说，"真正的灵感！"　　他的想法是，不再篡改"视窗"的内部程序，只把自己的中文平台从外面挂上去。他把自己的新程序叫做"陷阱技术"，还说这是他的"核心思想"。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他是在"视窗"程序上切开一个缺口。当信息数据跑到这里时，就会掉下来。而他预先设置的中文平台则会张开双臂拥抱这些数据，把它们转换成中文，然后送回原来的地方，让它们按照既定流程继续运行。他在那天夜里做的全部工作，只是制作这样一个"陷阱"，或者更形象地说，是一个挂钩。这就是他说的那个"小程序"，总计不超过60行。　　他把它拿到"视窗3?0"上，一举成功。又把它拿到其他版本上，百试百通，甚至还可以兼容各种型号的显示器和打印机。这可真应了计算机软件世界里的那句箴言：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　　他停下来，忽然意识到自己刚刚完成一个伟大创举，激动不已，无法入眠，嘴上振振有词："从来没人做过这种外挂啊！全世界都没有啊！"就这样直到东方渐白。　　第25节：转变的年代(10)　　他是对的。个人计算机的"中文平台"从此成为一个独立程序，也叫"外挂程序"。王志东和所有软件工程师，再也不必煞费苦心地篡改人家的程序。他给自己的发明起了个不中不洋的名字，叫"BDWin"，这是"北大"二字汉语拼音的字头，加上英文"视窗"的前半截，所以又叫"北大视窗"。后来有人借助汉字的谐音，说它也可以叫"笨蛋视窗"，倒把王志东说笑了。"这么叫也对啊。"他说，"笨蛋都能用，正好说明它最聪明。这跟傻瓜相机是一个道理。"　　他没有申请专利，却跑到女友面前吹嘘一番，说他"完成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又说"没有人比我做得更好"。女友名叫刘冰，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为他生了一对"龙凤胎"，当时她只是北大计算机系的二年级学生，瞪着一对眼睛听来听去，对那"陷阱技术"将信将疑，但她无保留地相信这个男人。"你说是世界第一，"她对他说，"就是世界第一。"王志东于是去找他的老板，告诉他不要再卖那个"视窗2?0"了，因为已经有了更棒的玩意儿。老板问他有多棒，他说"世界第一"。这老板正是那个楼滨龙，是个久经商场、老谋深算之人，当然不会像那个涉世未深的女学生一样天真。他把眼睛一眨说："我要是卖你这个东西，那不是打我自己吗？"这意思很清楚：一旦王志东的新技术获得成功，那么所有旧式"汉化版"软件就全都砸锅了。　　新技术总是借助市场力量青云直上，但也常常被市场压着不能成长。两种情形在计算机的世界全都屡见不鲜。当初王选求贤若渴，可现在王志东的发明在他眼皮子底下竟被冷藏。看来王选一门心思都在激光照排系统上，对微机操作系统并不在行。然而"陷阱技术"一经证实简洁有效，立刻像潮水一样在中关村蔓延开来，接着又向全国扩散。1991年6月8日，福州召开全国第一届"视窗"技术大会。它本身就是一个预言："视窗"势不可挡，要成气候。会议主持者名叫严援朝，我们一定还记得此人是我们国家第一代程序工程师，在长城微机的研发中功业卓著，尤其擅长微机操作系统的汉化。这一回，他带来了自己的"中文视窗系统"，本以为能够成为会议主角。然而当他看到王志东和他的"外挂式中文平台"，立即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逢人就说，"去看看北大的，去看看北大的"。这么一来，全中国都知道了，中关村有个王志东。　　今天回头来看，1991年夏天的"福州会议"在计算机历史上是可以留下一笔的，它标志着中关村第二代软件工程师登上舞台。"BDWin"现在成了北大新技术公司的招牌产品。那一年剩下的几个月里，楼滨龙把它卖出至少1000套。每套680元，用一张5英寸软磁盘就装下了。　　24岁的王志东现在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他既不需要、也不向往公众的欣赏和追捧。他羞于面对记者的访问。他内心深处那种散淡自由的性格发生了作用，他打算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于是他逃离舆论中心，筹划婚事，把那个一直用信任和仰慕的眼光看着他的女学生娶过来。到了这一年11月，他决定离开北大。王选问他为什么。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他对北大把他的发明冷落一年之久耿耿于怀，甚至对王选团队也感到失望。他还特别讨厌公司内部帮派争斗。他就这样转身离开，走之前留下了"BDWin"的源代码。他打算到新加坡去留学，尽管前程无法预测，但他希望告别过去，轻装前进。有一段时间，他在中关村的朋友们全都感到，他们就要失去这个软件天才。　　在被人们解释为天才的人身上，总有一种本能，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甚至就连他自己也不能控制。就在等待新加坡使馆签证的那几个星期，他又写了一个新程序，他把它叫做"中文之星"。按照他对新婚妻子的解释，是因为"闲着没事，写着玩儿的"。可是几个月后，全中国的计算机经销商和消费者都不会把它当做一个玩笑。　　如果说"BDWin"把中国计算机的软件工程师们带上一条新的道路，那么"中文之星"则是这条路上的一座丰碑，并且成为90年代中期中关村传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文操作平台，简洁、机敏，而又符合汉字世界的习惯。然而在1992年的这个春天，只有一个人意识到"中文之星"的价值。他叫贺文，是王志东在北大读书时的朋友。此人学的是政治学，满脸憨厚，工于心计，虽然不懂技术，但却极有商业眼光，善于蛊惑人心。当他在王志东的电脑上看到"中文之星"时，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财源。于是他下决心说服王志东放弃出国，留下来和他一同创业。这贺文摆出一副热血青年的样子，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振兴中华"，一会儿"中国硅谷"，一会儿又说"中文之星"简直就是一棵摇钱树。直到把王志东弄得热血沸腾。两人凑了15万元，注册一家公司叫"北京市海淀区新天地信息技术研究所"。说是研究所，其实是专门兜售"中文之星"的。王志东成了公司的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从此再也没有加入"出国潮"。　　第26节：转变的年代(11)　　贺文没说错。当计算机的显示屏上悠悠滑出"中文之星"四个汉字的时候，人人称羡，都说"汉字世界"的新纪元已经开始。"中文之星"一炮打响，第一个月就赚进90万元纯利润。贺文把它标价680元一套--与"BDWin"同价，因为挂在"视窗3?0"上特别好用，所以买家也不嫌贵。　　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所有那些"中文平台"的缔造者中，王志东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位。以他的发明为基础的"中文之星"，在它最后从市场上消失之前卖出至少1000万套--不是正版的就是盗版的，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在使用它。但是王志东却没有从他的发明中获得财富。他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财富暴涨，而在于他的技术想像力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微软产品的进入将会扫平中国的一切竞争者。在王志东早期的合作者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知难而退，就连王志东本人也不认为自己拥有和微软抗衡的力量，所以他那时最强烈的念头就是把自己的公司卖给微软。有证据表明，尽管微软公司还没进入中国大陆，但是他们设在台湾的机构已经注意到"中文之星"的市场表现。1992年5月，一个叫陈秋潭的台湾人代表微软来到北京，一定要见到王志东才肯罢休。此人是微软"视窗中文版"的项目经理，一个行家，而且心地善良。他在一番仔细考察之后，终于相信"中文之星"在技术上有不少地方优于微软"视窗中文版"，不免对这小伙子心生敬佩。然而他更相信，微软能以远远高于其他公司的效率来开拓市场。　　他对王志东说："我就当你是朋友，给你一个忠告。你这个产品要赶紧卖。"　　王志东问："赶紧卖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的'视窗中文版'9月份就要推出。"　　不用说，这是在委婉地宣布，微软产品进入中国之时，就是中国产品的灭亡之日。王志东一边催促贺文赶快推销"中文之星"，一边半信半疑地等待末日来临。可是到了9月，他没见到微软产品，却见到另外一个人。此人来自台湾，却有个日本名字，田本和，自称是微软公司的，要在北京开设微软的分支机构，而他也的确带着微软公司那种目空一切的风格。就在王志东兴致勃勃地向他解释"中文之星"的好处时，被他打断。　　"你不用说了。我只是劝你千万别和微软作对。"田本和说："不论前进的路上有什么障碍，我们都会一炮把它轰平了。"　　然而"中文之星"还是让微软感到压力。微软不肯买它，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相信拥有足够优势改善自己的技术。事实上陈秋潭的大陆之行以后，微软便把"视窗中文版"的整体方案全部推倒重来，所以发布产品的时间一再拖延。这给了"中文之星"至少两年去席卷市场。　　这件事让不少人对王志东刮目相看，把他当做"振兴民族软件"的英雄，可是他本人并不喜欢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个"技术至上主义者"、一个讲求实际的梦想家，对国家的界限没有真正的兴趣，也从来没有想过"挑战微软霸权"这样的事。事实上他对微软的感觉相当复杂，有时候佩服得五体投地，有时候又觉得不过如此。对于陈秋潭的善意，他说"我非常感谢"；对于田本和的狂言，他说"我会记一辈子"。如果说他做了什么事情真让微软这样的跨国公司感到压力，那也不是源自一个民族主义斗士的激情，而是出自他的纯粹技术的追求和商业眼光。　　152第十章出类拔萃之辈：第二代创业者--我没别的本事，只是玩儿命想办法满足消费者。　　中关村的商业体系是一种发财欲望和胡打乱撞相结合的结果。它不是从技术的发明而来，而是从技术的应用而来；不是由什么人预先设计的蓝图来指引，而是在万千商家的买卖中自发形成。它是下列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对技术的崇拜，一方面是对利润的追求；一方面是市场急速地成长，一方面是零打碎敲、缺少法律、漠视规则、以人际关系和口头承诺来维系的交易；一方面是独具匠心，一方面是模仿剽窃；一方面是雄心勃勃眼光四射，一方面是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一方面信守自由主义的原则，一方面仰赖政府的袒护和资助；一方面秉承天时地利，一方面凭借个人善恶。那些最杰出的人几乎全都充满矛盾百出的品格，他们是破坏规矩的大师、自我保护的奇才、狂热的梦想家、孤注一掷的冒险家、兢兢业业的实用主义者。它提供了一条途径，把中国人的破坏性和创造性牢牢扎根于一块已经僵化的土地。在这个国家的改革史上，它可以说是浑水摸鱼、乱中取胜的典型一例。　　第27节：出类拔萃之辈(1)　　与其说他们擅长创造，不如说他们勇于探索。这个被后人视为富有全新意义的体制，最初只不过是一些不肯安分守己的人们左冲右突的产物。它的精髓是摆脱旧秩序的束缚，解放人的精神。开拓者的无知、粗陋和胆大妄为，不仅不会成为障碍，而且正是驱使他们迈出第一步的原因。中关村早期商业体制的主要内容，比如计算机部件进口、整机批发、建立零售商店以及上门推销，实际上是在模仿城市商业和农村供销社的既成模式。只是前人身陷公有财产的体系，又有政府计划约束，不能感受到真正的激励。而中关村的公司从一开始就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宗旨，其中要害，并非开辟新天地，而是将新的种子播撒在原有的土壤中。然而这完全是过渡性质的。新种子拥有吐故纳新的奇特力量，一旦生根开花，就不仅创造短期的买卖合同，而且从中生长出影响商业体系的长期因素，这正是中关村开拓者们留下来的遗产。　　新因素是伴随着新人物一起诞生的。1992年，中关村出了两个销售奇才，杨元庆和冯军。这两个人，如今一个是联想集团董事长，一个是华旗资讯总经理，都是中关村的出类拔萃之辈。当时他们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都曾想要出国留学、又鬼使神差般地留在中关村大街上。他们的第一份工作都是推销员，拎着产品上门兜售。除了这些，这两人还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都属于中关村的第二代，身上带着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本色，这让他们看上去很像那些前辈；同时他们又有一种对新事物的敏锐和对现代文明的亲近感，这让他们看上去更像那些后来人。中关村第一代人常用"下海"描述自己的行为，那里面包含着一种挣脱传统的喜悦和惶惑，而中关村的第二代人更喜欢说"创业"，他们没有旧时代的重负，只有创造新世界的豪情。他们中间的流行语是"风风火火闯九州"。　　令人惋惜的是，现在很少有人记得他们当时是什么样子了。尽管代与代的年龄距离越来越小--中关村的第二代比第一代差20岁，第三代比第二代差10岁--但是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今天的年轻人不仅不了解第一代人，甚至也不了解第二代人。报纸电台电视台上那些成功者的趾高气扬和耀武扬威的形象，使人看了以后以为创业是一个紧张刺激、有惊无险、一夜之间梦想成真的故事，把那些"事后诸葛亮"也都当成未卜先知的英雄。即使遇到一个爱说老实话的人来回忆往事，他们也会满腹狐疑：难道真的有过这么一个时代？今日那些出类拔萃之辈，当初真的风雨无阻、昼夜不分、请客送礼、低三下四、被人家打碎牙齿和着血吞到肚子里？　　这样的年代的确有过。它孕育了中关村的第一代人，还有第二代人。比如我们说到的这两个商业奇才，杨元庆和冯军，在1992年全是一副寒酸潦倒相，和今天大街上的芸芸众生没有什么两样。　　杨元庆建立公司商业体系时的那种劲头，和前辈们推着平板车沿街兜售的情形如出一辙。他率领一小队人，来到白颐路的十字街头。大家朝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说声"一、二、三"，各自沿街走去，左右张望，活像一个个流浪汉。看见一个卖电脑的商店就走进来，自我介绍来自联想，手里的东西价廉物美，然后解释什么叫"代理"，问人家愿意不愿意做这生意。就这么一家一家找过去，接连好多天都是空手而归。　　1992年4月，杨元庆终于有了第一个代理商。他与中关村的一个叫"鹭岛"的小公司签署合约。当时他在联想的主要业务是销售惠普公司的产品。根据这个合约，"鹭岛"将承担分销"惠普绘图仪"的责任，联想则以营业额的3%作为回报。当日杨元庆指使自己的助手林扬去起草一份合同。林扬毕业于西安电子工程学院，1990年夏天进入联想，后来成为神州数码公司副总裁，始终没有离开销售这个行当，应当说是公司销售的大行家。当时他初出茅庐，授命起草"代理合同"，却不知道该怎么写，于是他把惠普和联想的协议文本拿出来，照葫芦画瓢，写出自己的合同。他坚信当年他起草的这个文本是"中关村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代理合同"。这种生机勃勃的民间创业故事，至今未能进入官方历史大事记，但它的确具有历史价值：一种全新的销售模式出现在这条大街上，也为联想微机每年数百万台的销售记录掀开第一页。　　第28节：出类拔萃之辈(2)　　然而即使是这年轻一代，也很少有人想到自己正在建造一个现代商业大厦。这个大厦的内部结构，是由"代理"和"分销"这样一些概念组成的。毫不奇怪，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引发了商业制度的巨大变化。此前几十年间，我们的国家并无"代理"和"分销"，市场销售是由"批发"和"零售"来完成的。前者买进货物以后还要转手卖给别的商家；后者则是直接面对消费者。如果你在90年代初期走进中关村的任何一家电脑商店，店家开口第一句必是问你"批发还是零售"。因为零售通常需要承担更高的税率，所以卖家总是为每一样商品规定两种不同的价格，而买家也常常会以"批发"名义来完成一桩"零售"交易。但是无论"批发"还是"零售"，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坐商"。他们坐在店里等待顾客上门，既没有专门的销售渠道，也没有特定的顾客群。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商业制度显示出它的区别。它类似于批发而又不同于批发，其实质是确立稳定的代理商和销售渠道，主动寻找客户群，而非守株待兔。　　国有商业体系的高成本和低效率，常常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道鸿沟，从而促使"代理商"兴旺起来。"代理商"网络的规模依据其顾主的实力大小而定，它们通常由北京扩张至外省区的中心城市，随着高速公路的兴建逐渐伸向中小城市。中国幅员辽阔，交通线路曲折漫长，很多地方甚至为飞机火车不能到达，令大公司无法一一涉足，而代理商则扎根当地，身在消费者之中，所以能够完成很多大公司无法做到的事。"代理商制度"在计算机产品领域里特别流行，还因为计算机在常人看来总是陌生和神秘的，如果有一个他们信任的人加以游说、解释和训练，就能大大增加交易的可能。　　"代理商"不同于传统商业机构的分公司。它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自负盈亏，它为委托者代销产品，把收到的现金如数返还，其本人利益由佣金来保证。佣金通常不会超过销售收入的3%，此外他们还要收取广告补贴、奖金、抽样检查之类的专门费用。一开始，代理商经营的是计算机整机以及辅助设备，一旦自己成了行家，就把形形色色的零件也控制起来。很多生产商甚至把原来由分公司担任的业务也转移到代理商手中。从制度上说，他们可以挑选代理商，但是这种选择通常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当公司初创、寂寂无名之时，如果有谁愿意代理他们的产品，已是求之不得，及至成长起来，他们的代理商也随之坐大，要想重新选择已经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在联想，至今仍然流传着有关杨元庆和代理商的两个故事，其真实性毋庸置疑。一个发生在联想微机尚未成名之时，杨元庆跑遍全国寻求代理商，得到的回答是，"让我给你做代理，还是你来代理我好啦"。另一个发生在联想微机成为"全国第一"之后，杨元庆已是前呼后拥高高在上之人，但是如果有任何一个代理商未经预约就找上来，他也绝对不敢拒之门外。　　从某种程度上说，生产商越是强大，也就越是无法离开代理商。因为生产的过剩以致市场供过于求，使得销售环节愈加重要。于是代理商成了生产商的主人。他们不仅知道生产商的长处和短处，还知道消费者喜欢什么。一个势力强大的代理商，能够让自己的触角覆盖一个省区，甚至半个国家。他们可以操纵产品价格，以至于卖什么、在什么地方卖、卖给谁，都由他们一手操办。他们成为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座桥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道屏障，能够把生产商和复杂多变的消费者世界连接起来，也能分割开。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戴尔公司创造的"直销模式"才有了迅速成长的理由，这一模式从根本上颠覆了"代理商帝国"，当然也会遇到"代理商帝国"的顽强反击。不过，这已经是10年以后的事了。　　我们仔细检查中国计算机行业的分销历史，可以发现联想不是这一体系的发明者，而是模仿者。他们是在成为跨国公司的代理商之后，才见识了这种销售模式。惠普公司是把"分销"这一概念输入中国的第一商家，当联想成为惠普公司覆盖全球的销售网络的一部分时，杨元庆由此及彼，看到了代理制度的全貌，立即就被迷住了。这情形就像杨元庆后来反复说过的那样，"惠普是我们的老师"。也如林扬说的，他是"照葫芦画瓢"。　　第29节：出类拔萃之辈(3)　　"既然惠普能够以自己为核心建立起遍及世界的代理制，"他说，"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建造起自己的代理制度呢？"　　就从这一年起，中国计算机行业里增加了一个新概念--分销。它让联想尝到甜头，也让中关村的影响力以一种可以触摸的方式伸向全国。旧秩序有利于千千万万小商家的生存，而新制度催生了巨商大鳄。杨元庆依靠这样一种制度，率领联想的微机团队在全中国攻城略地，直到占领微机市场第一位。　　像杨元庆和中关村第二代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冯军也是外来人。他的祖籍是江苏北部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小县，而他本人出生在西安。那是这个国家的现代文明可以达到的最远的城市。父亲和母亲都是大学教师，他本人在那里读完小学和中学，来到北京，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完成他的最后学业。他充分显示出一个年轻人的见异思迁的本性，他学习建筑设计，还学习贸易、国际金融和管理，此外还以极大热情完成"托福考试"。他在大学时期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出国留学，事实上他的确接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那是1992年夏天，全中国的大学生们都被卷入"出国潮"，这引起政府的忧虑，于是他们颁发一系列限制留学的政策。其中一条说，只有拥有海外亲属的人才能出国，这难不住冯军，因为他的母亲在海外还真有个什么亲戚。但是还有一条政策，像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如果想要出国，先要交出5万元作为"教育赔偿"。这笔钱成了冯军的无法逾越的障碍。他的口袋里当时只有26元，而这个家庭的全部积蓄还不到3万元。　　他在万般无奈中收起出国的梦想，来到中关村大街上。街上生机勃勃，万象更新，和学校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形成对照。那是一家国营建筑公司，他讨厌它，拒绝把自己的命运绑在那艘正在下沉的大船上--这一点倒是和王志东不谋而合的。他开始为几家生产商代销计算机机箱，最终在一个熟人的柜台后面摆下一张桌子，在这三尺天地中开创了自己的公司。　　他很快立住了脚。与其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推销员，倒不如说他是情愿去做别人不做的事。这一年白颐路上最流行的一个绰号是"冯五块"，整条街都知道。这是送给冯军的，多少带着贬意，意思是，只要能挣五块钱，他就忙不迭地登上平板三轮车给人家送货去。老实说，中关村里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他的名声那么大，是因为只有他一人拥有清华大学的文凭，而大学生是挣不了这"五块钱"的。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没有这个脸皮。冯军的早期合作伙伴，一个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就是因为"觉得丢脸"才离开的。告别的那天他对冯军说，他蹬着三轮车去送货，竟被同学看见，遭到一通嘲笑。"那一刻，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自以为是、眼高手低，是大学生的陋习之一，越是出自名牌大学，越是如此。然而"冯五块"经历四年清华大学的生活，却奇怪地保留着纯净谦卑老实率真的品性。他自幼体会物力艰辛，深知挣钱不易，所以即使是"五块钱"的生意，也会全力以赴。为了确立自己在机箱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他甚至绞尽脑汁设计出"全世界第一个免工具拆装机箱"。"我没别的本事，只是玩儿命想办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他说，"我看他们拆机箱还要用螺丝刀，挺麻烦。我就想，为什么一定要用螺丝刀呢？"　　等到在机箱市场上取得成功，他就开始兜售计算机键盘。那时候大街上流行着五花八门的键盘，他寻寻觅觅，挑出一种质量最好的，打听到它在一家台湾人开设的工厂生产，他于是大批订购回来，加上五块钱的利润销售出去，还专门为它注册一个商标。八道光芒，逆着时针方向旋转，把英文名称翻译过来叫"小太阳"。　　在1992年末到1993年初的那两个月里，整个中关村都能听到他的叫卖声，和农贸市场上叫卖大白菜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　　"快看快看，'小太阳'！双色注塑，你拿锉刀都锉不掉这上面的字。"　　第30节：出类拔萃之辈(4)　　"快看快看，'小太阳'！就是结实，你砸在地上也不怕。"　　喊着喊着，"哗啦"一声，真把手里的键盘摔到地上。人家围上来，问他多少钱。他就指着"小太阳"："认准这个，一百三，我只赚五块钱。"　　直到多年以后他已功成名就，麾下的华旗资讯也成了"中国第一"，这"五块钱"的生意仍在为他的公司创造利润。"到现在我还在卖机箱，还是市场上数一数二的。"他在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烁出得意的光芒。可是当别人拿这话题来夸奖他的时候，他就是会憨笑地说："不，不，您千万别这么想。"或者说："不，不，华旗其实特单纯，特简单。"或者说："不，不，您就把我当成您家隔壁邻居的大男孩儿。"　　生意场的通行逻辑是工于心计，但是"愚能胜毒"的事情也会频频发生。能把一个"五块钱"的生意连续做上14年，年年赚钱，在中关村的商业史上真是绝无仅有。这与这个"大男孩儿"的天性淳朴有关。但是他的脑子里面有些东西，是那些最老谋深算的成年人也没有的。90年代前期，他是最早意识到危险临头的人。当一路飚升的走私风潮席卷中关村时，倒卖走私"内存条"和"CPU"成为白颐路上人人追逐的发财之路，而他却试图说服他的伙伴：　　别以为所有的钱都是好挣的。那不是钱，是污点，越多越黑。政府一定会来找你算账的。你想想，政府是靠税收养活的。你走私，就断了人家的饭碗，人家不跟你急才怪呢。对吧？你如果只是小偷小摸地挣一点，捞一把就走，也就罢了，但你要是想靠这个去干轰动全国的大事业，没可能！早晚会出事。　　整条大街没人相信这些话，也没人相信政府会真的打击走私。他的直觉似乎太超前了。这倒不是说他惊人地预见了几个月之后那场席卷全中国的风暴，而且还因为，"冯五块"在那时就已经宣告，他这个小商贩和大街上那成群结队的小商贩不一样。1993年，看到两个"五块钱的事业"--机箱和键盘--接连获得成功，冯军决定再接再厉，继续扩大自己的事业，他开始代销计算机显示器。也就是在这时候，一个深谋远虑的蓝图在他脑子里酝酿成熟。他把自己的建筑学知识带进公司发展模式，着手构筑一座"商业大厦"：　　建筑的第一个难题是打地基。一座楼房外表好不好看，是建筑师的事情，但是要这个楼很安全，就算发生地震也不倒塌，这是结构师的责任。　　打地基有两种办法，一个是，一次性地挖个很深很大的地基，玩命投资，为将来建设一幢百层摩天大楼做好准备。另一种是，减少成本，少打一点。比如只挖一层地基，但是只能盖五层楼。你甭想干大的，因为等到你想要盖第六层时，会发现地基太小。你想改变地基，可惜不行。因为你的既得利益已经摆在那儿了，你连一块石头也舍不得推翻。很多公司到了这时候都很痛苦。它们昨天当了老大，今天就落伍了，只好把自己藏起来，藏在写字楼里，还能挣点小钱，但是它们永远长不大，因为先天不足。中关村的小企业大部分选择了这条路，因为它们没有别的办法。也有些公司，本来只有一个小地基，却非要盖大楼，你就垮台。　　然后他想到自己。不用说，这两条路他都不想走。他为自己设计了第三条路：　　分期工程不就完了嘛！我这样在纸上给你画吧。这张图就能解决两条路之间的矛盾。我先挖一层地基，就能盖五层楼，这是我干的第一件事。这个楼盖不高，不要紧，我先把一期工程完成。有了一点钱，然后我紧接着在它旁边挖二期工程。等到我把"二期"做好了，再做第三期。这样我就盖到十五层了。就这样一期接一期地做下去。　　他把它叫做"分期工程战略"。这同杨元庆建立"代理商体系"的努力有着异曲同工的奥妙。很多年后他再次提及这个战略，说它"让我们有了意外的收获"：　　因为你的所有工程都是互相联系的，熬到一定的时间后，你就会发现奇妙的现象发生了，那就是，后面的东西从前面的东西那里得到帮助。在一个已经成熟的工程旁边紧挨着做第二个工程，你就省了"脚手架"，省了"吊车"，你还可以利用原来那个楼房里的电梯。你把后面的东西做好了，前面的东西又能从中获益。比如说，我们做好数码相机，消费者就会说，他连相机都能做出来，机箱还能错呀！然后整个楼群结合在一起，它们的抗风险能力也提高了。比如"9o11"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过来，世贸大厦是独立的大楼，一撞全倒，但是五角大楼损失很小，因为它有五个角，你撞了一个角，其他的地方还撑着。这个真是很重要啊。　　第31节：出类拔萃之辈(5)　　对于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只有25岁的青年来说，这个"战略"显得太老气横秋。它令人惊讶地预见了后来10年发生的事情。机箱、键盘、显示器是他的前面三期工程，此后他又完成了至少四期工程--品牌营造、移动存储、mp3、数码相机。到了这时，他的"爱国者大厦"已经建成了，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规模巨大，广告满天下，弄得全国消费者都知道。不过，这是后话，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回到1993年的中国，看看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此前我们谈到所谓"圈地"，是隐藏在经济繁荣下面的一颗定时炸弹，它一直滴滴答答，转个不定，而且越走越快。我们国家20世纪90年代前期疯狂膨胀的经济运动，归根结底是"土地热"的一种表现。技术和矿产激发的欲望只局限于几个特定地区，而"土地热"引起的混乱遍及整个国家。1993年夏天中南海的紧急刹车，只不过是担心这枚炸弹爆炸、出手把它卡死而已。　　全中国每周都有140家老工厂改头换面，成了股份企业。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开业，其中有50家是专门开发不动产的。今天回头来看，天南海北到处"圈地圈钱"、比学赶超、互不服气的局面，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样说并非凭空臆造，而有中南海的文件为依据。在过去12个月，中南海批准了119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所未有，可是实际数量还要大得多--有8700个经济开发区开张了。这一年地方政府官员似乎都在忙一件事：为开发区举办剪彩仪式。只要派出几个人，圈出一块地，盖上一个图章，拉起一条彩带，就成了。上海人现在全都学会一句话："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从黄浦江向东延伸13公里的地方，有个名叫张江的小镇，现在把一块10平方公里的土地圈起来，把稻田推平了，把马路修进去。你中关村不是有北大清华吗？我上海有复旦交大，一点也不差啊，于是雄心勃勃地打算建立一个江南硅谷。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天天陪着外宾在这块土地上走来走去，人家夸张地说"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吊车都架在上海了"，他不仅不纠正，还挺得意地说，"只要你给它一把米，它准能为你产下金蛋来。"民用航空业计划新建40个机场，再把全国现有的250架客机增加4倍。可是铁道部的官员大声喊道："铁路才是当务之急啊。"他们说客车拥挤不堪，货车供不应求。每天至少有80万人站在车厢里旅行。车站到处堆满物资，等待车皮。铁道部的一次调查指出：仅仅因为铁路运输不畅，我们的国家每天损失11亿元，所以他们希望铁路建设快马加鞭。　　"三年'治理整顿'中那种低速徘徊的疲软之风，已荡然无存"，中国新闻社的一位记者这样说。看来情况真是这样。人们普遍认定，199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可是有很多事实证明，它充其量也就是在推波助澜，不是起点。起点发生在1992年。这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12?8%，比1991年高出五个百分点。现金投放增长更快，本来中央政府的投资预算是8000亿元，已经数目空前，令人不安，可是还不够用，事实上投出去11829亿元，由此也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一般动向。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言，土地和股票市场将会吸收大部分新增的货币，但是消费品对现金的吸收力也突然增强了。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市场再也绷不住劲，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6?7%，在大城市里则超过了13%。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有一份报告还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急剧贬值，1992年平均贬值幅度达到25%。"　　也难怪中国人如此热血沸腾，因为他们把幻想和现实混淆在一起了。知道了这些事，我们就会明白，中关村在1993年的全速前进，其实正是大历史的折射。这一年从春天到夏天，中关村每周诞生32家内资公司和9家外资公司，增加至少200个新员工。每天都有98万美元资本流进来，又有2亿多元人民币的货物卖出去。等到夏天结束时，已经有6万多人在4000家公司里面工作，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职工数量，都比5年以前增长了20倍。　　第32节：出类拔萃之辈(6)　　白颐路两厢大兴土木，圈出0?7公顷建造中关村海关大厦，圈出1公顷建造新技术产业大楼，圈出3公顷建造四通大厦、紫光大厦、中科大厦。这还只是一小部分。政府的计划书上说，要建造"十大建筑"，让它们沿街展开，形成"一条8公里长的产业带"。在这产业带的最北端，"上地"已经把自己的土地卖出至少40%。　　王思红开发上地有功，在这一年早些时候接替胡昭广，成了试验区的第二任主任。胡昭广升任北京市副市长。这两人的交接程序，有个环节不能不提，就是胡昭广命令他的继任者盯住"100亿元总收入"。这是1992年市委书记陈希同交给中关村的任务，本来要在1995年实现的。而胡昭广却在一份文件的空白处写下，1993年"一定完成"，结果还真叫王思红给完成了。喜报传到市委市政府，也成了会议上最得意的话题。北京市政府受到如此鼓舞，决定再接再厉，要在北京城再圈出几个"中关村"来，把东边一个叫做"酒仙桥"的老旧电子工业区圈起来，把南边的亦庄圈起来，把西南的丰台圈了一个边，把北边的昌平圈出一个角，全都划进中关村试验区。这样就把北京城的四个角全都占满了。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巡视开发区成了陈希同最重要的事。5月5日陈希同去了一趟北京大学。校长告诉他，把校园的南墙推倒了，要让大学和中关村大街连成一体。书记一高兴，就让随行记者昭告天下，圈出一块11万平方米的土地给北大建造"生物城"。7月1日他去了一趟清华大学，在南门外面圈出224亩地给学校建设"清华科技园"。这时候，中南海刚刚颁下文件，命令地方政府刹住"圈地热"，他可一点也不在乎，逢人就吹嘘他的"一区五园"，意思是，中关村不是一个，而是五个。按照中央政府的命令，这位书记只有"2亿元以下"的审批权，结果他把一个10亿元的工程拆成5个"2亿元"，连续批了5次。这清华大学本是属于中央政府的，非他管辖，又加上"科技园"的建设预算高达30亿元，实在不好意思拆作"15次"。于是他召集属下官员，要大家想出个越俎代庖的办法来。结果会议决定，这是清华大学的"保留用地"，早已列入北京市的规划啦。　　当时官员们就是这样自行其是，四面开花。然而最能说明中关村的扩张局面的故事，莫过于它的"北海方面工作设想"。北海是个海滨小城，远在广西，这一年成了一块炙手可热的土地。各地官员纷纷涌来，说是考察。如今官员出行，总是假借公务之名，旅游休闲。那时可不是这样，他们是真想干事情的。在他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房地产业大军，有"川军"、"湘军"、"琼军"、"黔军"、"滇军"，还有"东北军"和"西北军"。报纸兴高采烈地说，有国内23个省市区、境外18个国家和地区"登陆"北海。如果是真，那可是自"诺曼底登陆"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了。到1993年春天，这海滨小城已有1000家房地产公司和10万建筑工人。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有些人是从中关村来的。根据保留至今的档案，中关村的"北海计划"在1993年4月启动。当时一份主任办公会纪要如此写道："在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全局中，广西北海的工作是一个组成部分，"又说，这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大开发区'战略思路，结合北京、沟通北南。"为了完成这样的大业，计划书说，需要注册广西北海分公司，"兼有北京开发区驻广西北海办事处职能，同时注册北京分公司，以呼应北海的各项工作。"什么工作呢？根据同一次会议的决定，就是"实地考察已购置的土地"。　　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尽管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但是它的最重要的调控工具，银行，却失去了控制。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泄千里，恣意汪洋，怎么也档不住。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这就再次证明，大多数人都把中南海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赶快写出报告，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第33节：出类拔萃之辈(7)　　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再次面临挑战。朱镕基副总理力主对急速膨胀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是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他现在不说"治理整顿"，改了个说法叫"宏观调控"。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然而真正富有"朱镕基品格"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发放出去的贷款都收回来。他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把原来的行长撤了职。原先银行不过两个月工夫，就把全年货币计划的80%发了出去。国务院颁发七次指示，予以约束，全不管用，也不知道是这位行长不买朱副总理的账，还是银行不买行长的账。换了旁人，一定不了了之，可是朱镕基不答应，他改而采取组织的整饬。司法部门迅速介入进来，调查银行官员种种胡作非为的勾当。　　这样一来，就把一把大火烧到中关村来。　　中关村从来是个惹是生非之地，但是像1993年这样闹得举国震惊，还真不多见。这样说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根据保存至今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年从春到夏，中关村手忙脚乱、中南海大发雷霆、公安部紧急出动、不少高官和新闻记者锒铛入狱、20万个满怀发财之梦的投资者成了一场骗局的牺牲者，不免痛心疾首，这一切都是源自一个39岁名叫沈太福的人。此人后来企图化名逃脱，却被跟踪在后的警察抓将回来，经过一番审判之后被处决了。　　沈太福是个东北人，那个地方的不少人天生一副无法无天的本性，而沈太福又是他们之中最无法无天的一位。他在1989年春天来到中关村，在这里注册了他的公司--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到处吹嘘他的平淡的过去，夸大自己的成功。他原是长春市政府里的一个技术员，但他的专长并不在技术，而是串通一大帮人来造就声势浩大的局面。1992年5月，他宣称掌握了"新一代节能电机"的技术，其节能效果可达70%，同时悄悄贿赂几个政府官员来为他铺路。于是这一技术很快"获得国家级鉴定"，被媒体说得神乎其神，人人惊讶。　　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就这样拉开序幕。他把"长城机电"的名字广告天下，又说自己的技术拥有无限前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就是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有些记者拿了他的好处，让他使用他们就像使用自己的秘书一样得心应手，还为他编出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齐创长城锦绣未来，共享科技丰硕成果"。他告诉那些满怀期待的听众，只要在他的公司里投入最低限额5000元的资金，就可以获得每年24%的回报。这比当时国债同期利率高出一倍多。　　在一个正常清醒的社会中，大部分人都不会相信这种投资神话。但是在当时整个国家的激进气氛和沈太福的相当老练的计划面前，人们全都信以为真。为了把投资者的最后一点警惕心也彻底瓦解，也为了躲开银行管制，他决定让自己的行为披上官方外衣。于是他去讨好国家科委的那些官员。他的圆滑的恭维技巧和金钱，很快搞定了一位名叫李效时的副主任。后者准许他以"技术合作"之名大肆募集资金。这在沈太福可真是一箭双雕--既有了官方授权又有了合法资格。　　他在海南小试牛刀，20天获得2000万元；接着转战自己的老家长春，又获得4200万。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足以叫人眼红。沈太福的一份自我标榜的报告也在各地政府流传开来，那些急于赚钱又被蒙在鼓里的官员如同看到"大财神"，纷纷举起双手来拥抱他。河北省的一位省长说他是"大胆尝试"，国家科委法规司的一个司长说他是"一个新方法"。全国各地超过20家报刊把沈太福刊登在要闻版上，当做英雄，都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创举"。在如此巨大的鼓动之下，"沈家军"势如破竹，到1993年2月，在北京签订了18028份"技术开发合同"，与此同时还席卷16个大城市，至少20万人投资其中。沈太福频频光顾自己设在中关村的集资柜台，游走在全国各个城市，在那里会见投资者，请他们放心。较早进来的人还真的按期收到分红，其实这些钱全都来自那些后来的投资者。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骗局，投资者拿自己的钱给自己分红，却以为抱着一棵摇钱树。人们口口相传，都说"长城"将以全部资产担保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可是没人知道，这公司的注册资本当时只有260万元，而他们交给这个人的钱已经超过83374万元。　　第34节：出类拔萃之辈(8)　　然而根据报纸发表的消息，事情刚刚开始。因为这才牵涉到一个电机技术，而长城集团"还有300多项科研成果要转让"。有个报社编辑为此加上一段注解："它成功地打破了依靠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推广科研成果的单一模式，为科技成果迅速转化成生产力找到一条非常现实的捷径。"对于那些银行官员，这位编辑振振有词地劝告他们不要紧张，中国人的储蓄已达1?5万亿元，"几千万元，甚至几十亿元，能是几分之几呢"？　　像此前和此后的所有骗局一样，在开始时它看上去非常逼真，非常灵验，但是随着主其事者的得意忘形和胡作非为，骗局迟早会崩溃。长城公司也不例外。如果沈太福真是一个出色的骗子，他就应当知道占了便宜是不能再卖乖的。然而他不是，他陶醉于眼前的荣耀中，一边巧取豪夺一边还要自诩为"改革先锋"，却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更没有想到，为了自己的成功就去威胁别家的利益和权威，将会受到顽强反击。　　1993年2月，他达到了辉煌的顶点，然而他已经到了悬崖边缘。政府和银行在经历了最初的无所适从之后，很快醒悟过来，紧锣密鼓地展开第一轮阻击。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文件，指出长城公司所谓技术开发，"实际上是变相发行债券，且发债额大大超过其自有资金净值，担保形同虚设"。这一文件在档案中被归为"银发（1993）44号"，文中责令长城"立即停止"集资，"限期退还所筹集的资金"，还要"写出书面检查，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问题"。　　假如沈太福就此罢手，也许可以为自己保存颜面，至少还有一条活路。然而他已利令智昏，再次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有了国家科委的文件和李效时这棵大树，就可以不把银行放在眼里。3月18日，他将一纸诉状呈递最高人民法院，指控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法定代表人李贵鲜，下发一个"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行政决定，破坏了他的正常经营，进而要求最高法院裁定银行"文件无效"，判决银行"赔偿由此行政文件造成我公司的经济损失1亿元人民币"。沈太福再次编了一个弥天大谎。他告诉法官："在某种情况下将登报向外国公司出售公司全部资产技术，售价10亿美元，并用此款加倍偿还参与本公司技术开发的合作者。"还半是炫耀半是威胁地说，"沈太福本人及长城集团所有资产、技术及人才将归属外国公司。其国内国际影响如何？请速裁定！"　　看来这个人不是太狂妄，就是太无知，他竟以为只要破罐破摔，闹得全世界都知道，就会让政府投鼠忌器。殊不知这是火上浇油，让那些本来还在犹豫不决的人一下子全都拿定主意，团结起来，必欲除之而后快。他的诉状还没进入司法程序，就先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领导的案头。3月31日，等着诉状立案的沈太福反被警察监控。考虑到这是在北京发生的事情，这位最高法负责人致电北京市委书记，告知这个决定。根据当时的电话记录，两人一致同意，此事涉及人数如此之多，关系很大，"消息一旦透出去，发生挤兑现象，就难办了"，所以应当"请李鹏总理亲自过问"。　　中国人民银行在同一天接到命令，冻结长城公司在全国的所有账户。沈太福终于明白大事不妙，当晚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假身份证，购买机票，准备出逃，被奉命前来"监控"的警察逮个正着。　　现在轮到中南海出场，这促成了沈太福的最后灭亡。李鹏总理接到报告之后，当即指示朱镕基"主持处理"。后者要求李贵鲜"速告"实情。4月2日，李贵鲜送来报告。这位被沈太福推为被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暗示原告行为已超越银行管辖的范围，所以需要政法和工商部门介入审查。朱镕基于是在次日上午把一群高级官员召到中南海北院第二会议室来。这就注定了沈太福的彻底垮台。此后沈被逮捕收监，"长城"也被查封。消息不胫而走，飞快地传遍全国。对这一案件的审判成了全国的舆论焦点，好像仅仅这一个"骗子"就能引发整个国家银行的危机，解释导致金融混乱局面的全部原因。投资者的神经紧张到极点，幸运的是，没有发生恐慌。政府一边宣布沈太福的集资属于"非法"，一方面安抚民心，允诺将会尽最大努力为投资者挽回损失。案件的结局是沈太福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其罪名除了"搅乱金融秩序和败坏党的干部"之外，还有"贪污200万元"。一群党政官员和记者牵涉此案，身陷囹圄。他当初的"靠山"、那个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为受贿52000元，被判刑期20年。　　第35节：民族品牌(1)　　这是"杀鸡给猴看"，"猴子"就是肆无忌惮的银行官员。他们现在全都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仿佛当初忙着往外贷款一样。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总算被制止了。有些人抢购黄金首饰，有些人抢购柴米油盐，有两家银行发生挤兑，很快就过去了，并无蔓延。然而以新技术标榜的长城公司肯定无可救药了，神乎其神的"新一代节能电机"也无疾而终。20万投资者在焦虑中等待，他们原本怀着发财的梦想，现在担心血本无归，后来居然还能拿回至少九成本钱，除了对政府千恩万谢，再也无话可说。　　现在这个故事只剩最后两个问题需要交代。第一个是，沈太福当初说，他的行为获得国家科委批准，报纸上面也曾把这事广为传播，可是到了形势急转直下之时，国家科委显然觉得需要撇清干系。它在3月31日呈送国务院一份报告，否认与长城公司有任何关联，信誓旦旦地说"长城公司的集资活动不存在国家科委批准的问题"。至于长城公司提供给法院的那份文件，只是科委政策法规司给它的一个"便函"，而非行政批复，结果被长城公司"加以复印，广为散发，借以欺骗群众"。我们对照沈太福出示的那份文件，可以发现以上解释有些牵强。然而更大的疑点是，在沈太福长达6个月的集资过程中，国家科委始终没有公开声明那个"便函"不是"行政批复"，这在它呈送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未明白解释。　　第二个问题是，中关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牵涉到"长城"一案中？当时朱镕基命李贵鲜报告长城公司是什么来头，后者说"是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批准、海淀工商局注册"。这样看来，中关村实在不能说全无关联，可以想像这给当地官员们造成极大压力。所以他们紧急召开了一连串会议，写出一份报告呈送中南海，声明试验区早就发现沈太福居心不轨，在半年之前，也即1992年9月1日，已经决定取消其新技术企业的资格，"限期转出试验区"。只因沈太福"不愿迁册"，"请求给长城机电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这才暂缓执行。此后鉴于沈太福屡教不改，又在"1993年2月27日正式发文执行取消资格的规定"，"限期迁出试验区"。我们依据保留至今的全部档案，可以知道，这一连串的决定确有事实根据，但是另一方面，驱逐沈太福的步骤一直都是模棱两可，并未付诸实行。直到沈太福败局已定，也即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文件勒令其停止集资之后，才终于被确认。沈太福被赶出中关村、在朝阳区再次注册自己的公司，则是在10天以后。他本人直到入狱之前，一直住在中关村核心地区的友谊宾馆。这样看来，就算中关村的官员们眼睛雪亮，未卜先知，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沈太福和他的"新技术开发"，是中关村这个大树上长出来的一个怪胎。　　166第十一章民族品牌！民族品牌！--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　　第二代企业家主宰中关村命运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全都发生在1994年：28岁的王志东创建"四通利方"；29岁的杨元庆出任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总经理。这两件事，前者是个"硅谷模式"的仿制品，这在我们国家还是第一次；后者掀起第二次技术浪潮。此前10年，中关村是"中文平台"的时代，从这时开始，它率领整个国家进入"微机时代"。由于当时国产微机在市场上的地位，如同一群面对强大入侵者的散兵游勇，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所以柳传志命令这个29岁的年轻人来统领联想的"微机反击战"，无疑是中关村历史上最为大胆的一步险棋。　　当时大局如临深渊。中国人刚刚从过去两年的疯狂中清醒过来，回到既定轨道，然而巨大的惯性依然推着这架列车滚滚向前。工业保持强劲增长，公司盈利增加，政府收入以两位数的幅度递增。与此同时，市场处在极度不安中。这个冬天，中央政府控制财政支出的手段分外严厉，中南海推进的"宏观调控"已经进入第七个月，还是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本来冬季是个公款购物的高峰，也是微机销售的黄金季节，可现在人人都说"手头太紧"，客户纷纷取消订单，导致中关村的微机出货处处搁浅，欠款不还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最大的问题来自金融方面。货币连续两年无节制的出库现在发生作用，通货膨胀卷土重来，银行连续7次提高利率，让企业贷款成本增加三倍。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银行"只进不出"，有如长城集团总经理王之的抱怨，"贷款我们如期归还了，但银行却扣着我们的微机款迟迟不付。"　　第36节：民族品牌(2)　　分布在全国的计算机生产厂家超过了20家，看上去一派繁荣，其实只是假象。它们不过是进口配件的装配商。而人民币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迅速贬值。兑换一美元需要支付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是4元、1992年初是5?8元，到1994年初，就是8?89元了，这还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牌价，要论黑市价格，是11元。这意味着计算机制造厂商在进口配件时的成本每天都在增加，也意味着白颐路上的计算机每周都在贬值。与此同时，外国品牌微机进入中国的关税还在下降。它让中关村在国内混乱金融的裹胁之下，还要领教国际贸易的冲击。　　"国际贸易"这个词不再只是个经济术语，对于中关村来说，它正在产生一种实实在在的市场恐慌。此前18个月，计算机产业的"黑色风暴"席卷美洲、欧洲和亚洲，数以百计的电脑组装厂家不是倒闭就是亏损，就连计算机家族的泰斗IBM也不能幸免。这家公司把它的30万员工裁减了4万人，才勉强维持住不到1%的利润率。康柏公司的微机销量那一年是世界第一，可是它的总裁却在年终被迫辞职，理由只有一个，公司的股票价格跌去70%。在香港和台湾，那些为跨国公司配套生产配件的厂家纷纷倒闭，就像雪崩一样，逼得全世界的计算机制造厂商没了立足之地，把中国大陆当做避风港。　　中国人不知大难临头，躲在自己的贸易保护壁垒里偷着乐。就在外国人焦头烂额之时，中关村的新产品层出不穷：激光照排系统、汉字激光卡、电脑刻绘系统、汉字喷墨打印系统、智能多用卡、汉字激光打印机、汉字综合管理系统、中文之星、五笔字型……当然最重要的进展还是个人计算机。中关村仍然跟在世界后面，亦步亦趋，不过正在迅速接近。1987年"286微机"的诞生之日，比世界上同类机型晚了5年；后来的"386微机"晚两年；1991年首批"486微机"晚了6个月；到1993年出现"奔腾一代"时，只晚3个月了。　　中国政府开始大刀阔斧地拆除计算机行业的贸易壁垒，1992年取消"微机进口调节税"，1993年1月，又把32位以下微机进口关税税率削减30个百分点，只剩20%了。专家预计，计算机进口税率将在12个月之内降为9%，"微机进口许可证"不日也将取消。这鼓舞了外国计算机制造商的野心，让国内的计算机生产厂商感到不安。他们本来抱怨高额进口关税增加了制造成本，现在却又担心取消关税给他们带来更大威胁。弄得国务院的官员赶忙出来许诺，将给"国产名牌微机"以若干保护政策，还将"集中较大投资支持微机生产基地"。机电部做出保证，政府将在今后5年中投资3亿元，令国产微机的总量超过35万台。还向中南海提出一份激进规划，宣称要在10年内实现大规模的计算机应用。倘若这个规划能够实现，那么中国市场上的商用微机每年将要增长50%。财政部也来雪中送炭，允诺给予电子行业的部分企业至少10项减税政策。这再次给中关村带来希望，可惜仅仅一周之后，希望就变成了失望，原来机电部确定的所谓"生产基地"，就是自己属下的长城公司、长江公司和浪潮公司。至于"电子一条街"上那些翘首以待的民营企业，连个"生产许可证"还没有呢，自然沾不上边微机产品自1986年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到1994年底试验区企业中只有联想、长城、四通、北大、康拓、振中、信通太极公司获证，其余生产微机的企业均为无证生产。1995年，开始实施微机许可证的换（发）证工作。但仍有很多微机企业没有申办许可证……　　政府总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因此想要指挥一切，其实计算机行业能否成长，主要是取决于技术和市场，而非政府规划。汉字处理平台的日趋成熟，为中国人打开计算机世界的大门，也创造了90年代前期的巨大需求。但是当中国人涌进这个市场时，却发现柜台上全是外国微机，摆在那里虎视眈眈。　　当危机降临之时，就像中关村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情形一样，它不是源自中关村内部，而是由大局产生出来。中国计算机工业在过去36年的历史中，有了大型机、小型机、微机、外部设备、软件与信息处理服务业的整个链条，有了一个大约7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还有无限前景。但是在世界产业序列中，中国微机制造厂商在技术方面仍有超过12个月的时间差，把所有计算机企业--大约200家--的固定资产加在一起，还不及一个IBM。说到销售规模，那就相差100倍。最重要的是，国内市场已经变成国际市场，跨国公司大举进入，彼此争夺，就像一群狼在争夺一块肥肉，胡乱撕咬，还带着血。保留至今的一项市场调查，记录了1993年开始时的情形：国产微机在前10名中有4席，总计占有19?25%的市场份额，其余80%以上全被跨国公司的微机分而食之这个调查中排在前十位的品牌如下：　　第37节：民族品牌(3)　　序号牌号市场占有率ųIBM22?802长城14?523AST12?244SUPER4?665APPLE4?456COMPAQ2?857SUN2?198浪潮2?079东海1?5210燕山1?14。不用说，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当时段永基所谓"狼来了"、王选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柳传志所谓"伸出手感觉一下，风的劲头不小"，确实都有证据在手。一份官方"通报"上的每一个数据都在证明形势不妙：国内计算机行业的利润总额下降26%。规模最大的"长城"虽然保住市场份额，利润却减少53%。所有企业都遭遇同样的麻烦，因为激烈的竞争正在以降价的方式展开。这是此后绵绵不绝的价格大战的开端。战斗一开始就很残酷，微机的平均价格在一周里下跌了4000元。然而就算赔本甩卖，还是不成。根据中国计算机市场动态网办公室的报告，在1993年的最初两个月里，它们生产了8232台微机，却有16875台放在仓库里。到了5月，库存就增加到26851台。　　中关村的警觉和激情被煽动起来，说成"一场可怕的恐慌"也不过分。街头巷议最多的话题就是"再不行动，市场要被台湾人抢光了"。然而他们很快就知道，窥伺中国大陆市场的不仅是中国的台湾人，还有美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和韩国人。《科技之光报》有个记者名叫齐忠，这一年来到"电子一条街"上，结果发现，这里出售的电脑有98%是美国Compaq、IBM、AST和HP。此外，国外产品还占了50%的显示器、80%的复印机、90%的软件、90%的软磁盘、100%的打印机、100%的传真机、100%的硬盘、100%的主机板。看起来，整个中关村都被来自全世界的电子产品塞满了，就像1993年3月3日的《参考消息》说的，"国际电脑公司进军中关村"。这篇文章把窗户纸给捅破了，忧虑涌到表面。由于当时全国80%的计算机产品都是从这条街上捣腾出去的，所以也可以说，是国际电脑公司进军全中国。段永基把它转给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还写了一封信说："切切此情，期望引起您的注意。"现在，公司经理们手上不光是销售业绩了，还有《国家的政策环境》、《机电部给中央的报告中有关政策建议》、《我国计算机产业"八五"规划布局》、《市场环境与分析》、《本公司与同行业的比较》、《主要竞争对手的销售策略》。这些报告把他们和世界市场连接在一起。很多新观念都是产生在这时候。有"市场就是战场"和"与狼共舞"，有"薄利多销"和"销售为王"，还有"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卖方市场"与"买方市场"这两个词，一个是"紧缺时代"的产物，一个是"过剩时代"的产物，本来要到两年后才会流行全国，不过，在计算机市场上，转变现在就发生了。理由很简单，全世界的厂商都跑进来。中关村是个晴雨表。　　有意思的是，中国计算机企业的艰难时世，同时也是计算机行业媒体的黄金时代。电脑业的激烈竞争刺激了媒体的发展，用广告养肥那些"IT论坛"上的先知先觉。1993年的中国，到处都在举办促销会、展览会、演示会、订货会、招标会，这是战斗的前沿阵地。中国的电脑厂商与跨国公司短兵相接，也开始接受西方的广告理念和策略，模仿着他们的样子雇佣专业代理人，与广告公司签约，还把大笔钱投放到产品广告上。广告成了迅速膨胀的行当。10年前，我们国家只有184家广告公司，现在有11044家，他们在1993年做了461746万元的生意，比10年前增长93倍。　　中关村的公司也学会了这一套。他们在1992年把销售收入的1?5%拿来做广告。1993年这个数字又超过了2%。看到如此情形，媒体个个喜笑颜开，乘机而上。《中国计算机报》把自己的版面从32块增加到了64块。《计算机世界》每期128版。诸如《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这样的报纸，本来和电脑不搭边儿，也纷纷创办电脑专版，那时候媒体的地位比今天高，声誉也比今天好，媒体广告人员在企业面前还能挺直腰杆，个个都像官员一样耀武扬威，因为刊登广告的企业在门口排着队。　　第38节：民族品牌(4)　　做广告就像买东西，也要讲究物有所值。按照这一年对于"微机市场广告收看效果"的一项调查：综合类报纸的广告为30%；专业报刊为33%；电视广告最高，达到48%。所以电视广告的价格也最贵。尽管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还要等到两年以后才能产生，但是广告费的大幅提升，却是从1993年开始的。他们在3月1日把广告提价20%，在7月1日又提高了25%。广告部主任谭希松振振有辞地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按价值规律办事"。那些精明的企业老板也真信这一套，这中间有联想，也有方正。它们把大把钱花在晚上"天气预报"前后的黄金时段。购买黄金时段以秒计算："片头5秒"每秒3836元；"片尾5秒"每秒3068元；19点的"报时钟5秒"便宜些，每秒也要1315元。　　计算机广告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出现在普通人的家庭，每分每秒都是钱。如果你要在北京建国门大街竖起一块路边广告，每天必须付款602元7角3分。你要在那一年召开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做个一分钟广告，就要付7万元。在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挂上你的品牌，也要10万元。不过，北京之外那些城市的电视广告还没把价格抬起来，其中10个省城电视广告的平均价格，每秒钟33元3角3分，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告还便宜--后者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前广告是每秒钟38元9角3分。　　尽管如此不惜血本，可是到了1993年将要结束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长城、联想、浪潮、东海，甚至还有国务院机电部--全都意识到，在这第一轮的市场较量中，他们输了。外国微机每战必胜，国产微机步步退却。这一点就连那些报刊编辑也意识到了，他们每天都在刊登那些让人紧张的新闻标题，诸如：　　外商活动频繁竞相瓜分中国计算机市场　　国际电脑公司大举进军中关村　　洋电脑船坚炮利围剿土著公司　　国家如袖手旁观，开发区将成"多米诺骨牌"。　　局外人看了这些，还以为是编者故作惊人之语，可是有个名叫维健的福建人，一定不会这样想。此人以捣腾计算机配件为赚钱手段，所以隔三岔五地飞到中关村来看行情。他说这是"呼吸一下中关村的空气，以保持自己头脑清醒"。在1993年和1994年相交的那个周末，他在中关村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冷清代替了火爆"，看到95%的店家"周日不营业"，看到"让利酬宾，买一送一"的横幅在寒风中抖动。本来不是"黄金星期天"的么？他对一位记者感叹，"中关村怎么了？"记者回去写篇文章，把"中关村平静的星期天"给描述一番，发表在1994年1月1日的《北京试验区报》上，里面说，中关村"出奇地萧条……连平时都卖不动，何况星期天。"　　老实说，90年代前期计算机市场的局面，只不过是80年代后期家用电器市场的续篇。蜂拥而来的外国货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反而达到高潮。　　一开始，爱国主义激情是那些外行人掀起来的，行家里手大都表示怀疑。中关村淹没在失败主义的情绪中，高级经理们窃窃私议的是：我们还要不要做自己的微机？还是只配做外国品牌的代理商？竞争太残酷，国产微机制造商只有招架之功，有些还在勉力支撑，脑子转得快的那些人，转而寻求与外国公司握手言和，化敌为友。长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Compaq，都是那时候风传的中关村故事。段永基还为此发明一个动人的新理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电子部的一位官员不这样看，他说："一个外国公司加一个中国公司，能打败中国一个行业，真不知道还会有谁能做国产微机。"　　柳传志指出了正在动摇中关村的真正问题，他在公司大会上对全体员工说："现在我感到紧张，满脑子装的是如何使整个公司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都有背水一战的决心。首先要大家明白，后面就是河。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同样的意思，总工程师倪光南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的："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么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尽管这两个人之间日后发生激烈冲突，乃至分道扬镳，你死我活，但在这个春天，大家空前团结。就像倪光南说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　　第39节：民族品牌(5)　　不管是"背水一战"还是"高举大旗"，当时似乎只有联想敢说这个大话，因为它第一次成为计算机行业的"销售第一"。中央政府发布的统计公报表明，它在1993年保持了惊人的成长，销售额达到301520万元，超过国内所有最著名的企业--赛格、长城、北大方正、浪潮、四通、长江、科海和福建实达。对于一个公司来说，这有历史意义。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幸运。柳传志尽管心情紧张，担心满盘皆输，手上却还拥有最后一个赌注，正是那个29岁的杨元庆。柳传志后来承认，当时推出杨元庆是"拼命赌一把"，杨元庆则认为，"这是放手一搏，不是赌博。"无论怎么说，这对于杨元庆个人历史和整个国家的历史来说，都是最具刺激性的时刻。　　1994年3月19日，杨元庆仓促上阵。柳传志再次说服他打消出国留学的念头留下来，就像当年说服倪光南带着汉卡技术加盟联想一样。他在关键时刻选贤任能的本领简直是登峰造极。他把与微机有关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供应和财务运作全都交给杨元庆。在以后的几年中，柳传志用既杰出而又符合中国现实的哲学思想指挥着公司航向，杨元庆则利用手中大权和他代理惠普产品时获得的经验，彻底改造了公司的商务体制。这一老一少构成相辅相成的搭档，导演了国产微机的绝地反击战。　　杨元庆全力以赴，像个上足了发条的闹钟一样滴滴答答转个不停。命运不允许他去接受西方教育，却迫使他在市场上与西方列强一争高下。他并不擅长技术，但却是个商业奇才。此人的出现标志了联想微机的转折点，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微机事业的转折点。这一点大多数人是在两年以后才意识到的，而在当时，人们都拿怀疑的眼光打量他，就连他自己也觉得信心不足。就任新职之时，他是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的。他对多年的助手林扬说，代理惠普业务的前途光明，而联想微机很难再有作为。不过，他是那种只要认准彼岸的目标就会豁出命来划船、就算明知这船要沉下去也不会罢手的人。　　这个注定要承担起"微机革命"的人，既不是公司研究部门的资深科学家，也不是老一代的管理者，他甚至与公司传奇般的汉卡开发历史没有任何联系。他1964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祖籍却是浙江定海，那里是中国最大的渔场。不过，这个家族的打鱼为生的历史到他的上一辈结束。杨元庆在安徽长大，在上海完成大学学业，又回到安徽，进了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这就是他进入联想之前的全部履历。那段生活尽管简单，但却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两道深深的轨迹，并行不悖：一道是严谨和注重逻辑；另一道是自由、开放、雄心勃勃。　　杨元庆比柳传志小21岁，是属于晶体管时代的一代新人。他的外表令人印象深刻，身高1?81，宽肩，面色白净，棱角分明。无论在当时还是成名之后，他都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人。他的性格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敏捷却又内敛、刚硬却又含蓄。他有一种过人的智慧，但却并不善于与人沟通。他在行动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霸气，锋芒毕露，对任何事任何人，包括对他的老板柳传志，都是一副坚决、固执和不肯妥协的态度。但在表达思想的时候，他总是露出一丝羞涩。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总是显得不够自信，因而带着难改的口头语："我觉得……我觉得……"，或者"这个……这个……"。以当时情形来看，柳传志身边的年轻人中，有很多比杨元庆更聪明，更机敏，更善于表达，也更早地进入公司的权力核心。但是毫无疑问，杨是当时公司里面业绩最为突出的经理之一。　　现在，他想像着和那些跨国公司的竞争是一件多么刺激的事，决心大刀阔斧地改变公司。他在白颐路南端的科技贸易中心大楼里买下1000平方米的楼层，开辟了他的指挥中心。这地方朝市中心的方向靠近了大约3公里。分散的管理体系开始向新的部门集中，杨元庆将与微机有关的一切权力集于一身，把归在他名下的300多人一举削减三分之二，只留下112个人，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杨在公司的年轻人中有一大批支持者，但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些元老的支持。转眼之间，人人都像回到创业的年代，克勤克俭而又充满激情，还很有想像力。　　第40节：民族品牌(6)　　经过过去10年的耳濡目染，大多数中国人总算明白了个人计算机意味着什么。不过，计算机的进入家庭远不像彩电那样长驱直入，所向披靡。那时候能够使用计算机的人毕竟不多，通常限于家庭里的极少数人，不像电视那样男女老少都离不开。微软"视窗"操作系统还不流行，电脑显示屏上那个不断闪烁的提示符--"C："，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电子打字机依然是首选的办公机器，拥有"M2401电子打字机"的四通公司，要比联想风光得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收入很低，大城市里每个职工平均工资不到4000元。诸如Aapple、HP、IBM之类的电脑，虽然性能卓越，拥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可惜价格太贵。所以中国的家庭从一开始就把目标放在低档兼容机上--只要装上一块"386"的中央处理器、一个"8MB"的内存条、一块"200MB"的高速硬盘，再加上"SVGA彩色显示器"，就够用了，而价格只有名牌机的三分之一。廉价兼容机刺激了人们的购买欲望。它在成功占领办公室之后，又在借助学校这个跳板向家庭渗透。日愈正规的计算机教育对消费者来说就像火上浇油，那些育有孩子的父母都在想像，有朝一日把电脑搬到家里，越来越多的教师、科学家、记者、作家也愿意在家里使用电脑来工作。慧聪商情网在年初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42?41%的家庭打算在1994年购买电脑，另外还有47?02%的家庭准备在未来两年购买电脑。很显然，家庭已经不仅仅是潜在的用户，而且还是现实的购买力。一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家看到这种情况，迫不及待地把计算机引到家用电器的道路上，事实证明这又是一条歧途。家用电脑不同于商用电脑，但它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家用电器。这一点现在人人知道，但在当时，似乎只有杨元庆和他手下的那一群人能够理解其中含义。　　"我们既然是一个中国品牌，就不要把自己定位在阳春白雪的高位置上。"杨元庆对属下这样说。他指出："为中国三亿个家庭提供的电脑，一定要和他们的购买能力相适应。"他就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联想电脑"原来的定位给改了。新一代电脑被定名为"Economic"，也叫"E系列"。"这是什么意思呢？"杨元庆解释说。"就是'经济型电脑'。对于我们联想来说它是最合适的，对于中国家庭来说，它也是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