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会少年 ：梁启超的家凡是伟大的天才人物，一定有他超拔脱俗、不同凡响之处。而在他的幼年，也一定会有启发引导他的人，培养他，爱护他，不使他中途夭折，直到长成参天大树，开出绚烂无比的花朵，结出硕大无朋的果实。这些人往往就是他的长辈。我们看梁启超，在他的早期教育中，就有三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他的祖父，二是他的父亲，还有一位就是他的母亲。正是他们，呵护他、培养他、教育他，让他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并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远大的志向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为他日后成为一代伟人，开创辉煌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启超所以为梁启超，而没有成为方仲永，其重要原因，就是其早期家庭教育有许多平常家庭所不及的地方。所以，讲梁启超，一定要从他的家庭讲起。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氏，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生于新会之熊子乡茶坑村，若以干支计算，恰逢癸酉年，属鸡。以星座论，则为双鱼。梁启超出生的时候，梁氏一族迁居此地至少已有二百四五十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他的高祖、曾祖一直都以农耕为业，是中国乡村中最常见的普通农民，地位、财富、学识都是微不足道的。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始肆志于学"（《梁启超年谱长编》，5页），一边种地，一边攻读诗书，终于考取了"生员"，俗称秀才，使得梁家跻身于绅士阶层，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乡绅。第一部分 祖父 ：讲"义理"，梁启超的祖父，名维清，字延后，号镜泉先生，是梁启超最为推崇的人物之一，他长大成名之后，还一再撰文称颂他的祖父。可以说，在梁启超的生命中，第一个留下鲜明而深刻印记的，就是他的祖父。在一大群孙儿、孙女中，梁维清也最疼爱梁启超，看重梁启超。至少在六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祖父身边。白天，他跟着祖父一起读书、玩耍；夜里，就和祖父睡在一张床上，听着祖父给他讲的历史故事入睡。梁维清喜欢讲古代英雄豪杰、学者硕儒的故事给这个小孙子听，尤其喜欢讲宋代亡国、明代亡国的故事，对那些沉痛的往事，他总是津津乐道。当时的中国，除了科举，没有别的教育，更没有学校。多年以后，梁启超谈及他所看到的国民中的"童年"和"少年"，还是一派放任自流的景象。孩子们游戏活动的空间，离不开自家的小天地；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些家长里短、寻常琐碎之事。稍好一点的人家，顶多是教育家中的子弟，走科举为官这条路，能有升官发财、追求利禄、光宗耀祖的想法，也就到头了，就算是有志有为的青年了。待他长大以后，眼里心中，竟以为天下之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还是中上阶层家庭里的情形，下层社会的贫苦子弟又将如何呢？怕是更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各地固然有村塾、乡塾，但其中施教的教师，梁启超称之为学究的，却都是"蠢陋野悍、迂谬猥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44页）之人。他说，"中国四万万人之才、之学、之行、之识见、之志气"，就消磨在这些人的手里，其中能够幸免的，"盖万亿中不得一二也"。（同上，45页）正是这种情形，造成了国民中普遍的愚昧自私、目光短浅、心胸狭窄、苟且偷生、奢靡腐败、不思进取，其根源就在于教育的缺失，尤其是早期教育的缺失。梁启超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曾作《变法通议》一文，其中《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三章，都对儿童的早期教育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虽然号称有四万万人口，但其中两万万妇女没受过教育，她们做了母亲，也没有能力教育孩子。而西方学者认为，儿童的早期教育，70%应该由母亲承担，母亲比父亲更容易了解孩子的性情嗜好，也更容易因势利导。如果母亲读过书、有文化，善于对孩子进行教育，孩子的成长就比较容易；反之，就比较难。而教师的情形也不容乐观。孩子一旦走出家门，培养他们的责任就落在教师肩上，但举目望去，可以承担这种责任的教师又何其少啊！大学教授不必说了，那些蒙馆学究，"其六艺未卒业，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者"（同上，35页），十个里头倒有八九个。他们只能寻章摘句，鼓励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作八股，求举业，为统治者培养"终身盘旋于胯下"（同上）的奴才。所以，教育兴，则国兴；教育衰，则国衰；教育亡，则国亡。教育是一个人的根本，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而早期教育，更是根本中的根本。所幸梁启超在他那个时代竟做了"万亿中不得一二"中的一个。他的祖父、父亲和母亲，在他十岁前后，为他的求学、立志、立身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他的祖父梁维清，并无突出的学问专长，也没有著述流传于世，不过就是个秀才，"援例捐作附贡生"，才得到"教谕"一职，管理一县的文教事业。（《梁启超年谱长编》，7页）这是个比七品芝麻官还低一级的八品小官，也是他一生仕途所达到的顶峰。而且，他在"教谕"这个职位上的时间并不长，终其一生，主要还是在村里教授子孙。第一部分 祖父 ：讲"义理"，岭南人家在思想上受到陈献章（白沙）的影响比较大，陈是明代与王守仁（阳明）齐名的儒学大师，学问都从宋代理学发展而来，尤其受到陆九渊（象山）"心学"的影响，特别强调立志、修身。他主张教育从两个方面入手，从自身的角度来说，在于认识天命，激励节操，积极把握个人命运；从外部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将自己的所学尽力为社会服务，报效于国家，所谓内圣外王是也。梁启超后来写道："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至先王父教谕公（梁维清），始肆志于学，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7页）这似乎说明，梁维清对梁启超的教育，主要集中在"义理"和"名节"这两大主题上。陈献章后半生一直在家乡授徒讲学，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的那句诗"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就是这种生活的写照。他是新会人，死后在新会建有白沙祠，家乡人都很推崇他，祀奉他，一直香火不断。梁维清也很羡慕这种生活方式，他用家族"公尝"奖励的"封包"买了十几亩田，加上原有的十几亩，共二十余亩，又在自家屋后的空地上建起一间小书斋，取名"留馀"，也过起了半耕半读的生活。他有三个儿子，小儿子梁宝瑛即梁启超的父亲，"以幼子最见钟爱"（同上，127页）。梁维清课子读书，鼓励儿子去博取功名，把振兴家族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但梁宝瑛的仕途并不顺畅，屡试不第，连秀才都没能考上，慢慢也就把仕途看得淡了。三十岁以后，两位兄长先后病逝，父亲又经常生病，作为家中唯一的壮男，他便放弃了登科及第的梦想，一边在乡里教授私塾，一边耕种着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六七亩田，既能侍奉生病的父亲，又能督责子侄的学业，一举而两得。也许是因为儿子没能实现其家族的理想，梁维清在孙子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据梁启超后来回忆，他两三岁开始认字，母亲是他第一个老师；四五岁开始读书，则由祖父悉心指导。他在《三十自述》中提到当时曾经读过的两部书，一部是《四子书》，另一部是《诗经》。我们不知道在此之前他是否还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读《诗经》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它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一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孩子的兴趣，但其文字的古奥，内涵的丰富，所谓兴、观、群、怨，都超出了一个儿童可以接受和理解的范围。而《四子书》就更不能说是一部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了。所谓《四子书》又称《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集。相传《大学》为曾参所作，《中庸》为子思所作，曾参是孔子的学生，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他们和孔子、孟子合称四子，是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在很长的时间里，《大学》、《中庸》并未单独成书，朱熹将它们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一书，增加了注解，称为《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学生的教材。元代从《四书》中摘出考题并以朱熹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开了考"四书义"的先河；明代以八股取士，尊程朱理学，朱元璋更把《四书》定为士子的考试用书，试题都从这里出。于是，《四书》的地位凌驾于所有典籍之上，"六七百年来，数岁孩童入三家村塾者，莫不以《四书》为主要读本，其书遂形成一般常识之基础，且为国民心理之总关键"（《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1页）。梁启超的这番话写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五十二岁的时候。然而，梁维清选择《四书》作为梁启超幼年发蒙的读物，很可能是无意识的。实际上，当时的梁家，也找不到更多的可读之书。梁启超曾经写到他幼年的读书经历，除了四五岁时在祖父及母亲膝下读"四子书诗经"外，"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史略、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5～16页）。由此看来，梁维清给幼年的梁启超讲授《四书》，恐怕还是因为这是他当时最方便得到的书，也是他曾经读过的书。但也不排除他有希望孙子求仕进、求功名的心理，他只考中过秀才，儿子连秀才也没考中，他希望孙子能给家族带来更大的荣耀，提升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也是很自然的。不过，梁维清不完全是个读书人，梁家也不是书香门第或官宦之家，他要求孙子读书，固然有步步高升，光耀门庭的考虑，但也不排除他寄希望于孙子，了解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培养自身的道德情操，进而经世致用，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应该是梁维清为梁启超讲授《四书》的另一层含义。很显然，梁启超的爱国情怀、民族大义、社会责任、仁爱之心，都少不了这层底色。他在《变法通议》中就曾讲到读经的两个方面，不仅揭露了"秦始皇之燔诗书，明太祖之设制艺，遥遥两心，千载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权，驭一统之天下，弭内乱之道，未有善于此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5页）；同时又指出，祸首只是制艺，即科举考试，不能让《四书》代为受过。虽说读的都是《四书》，但不同的人从中得到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有人看到的只是考试的题目和制艺的材料；有人则热衷于故纸堆中的笺注校勘；还有人洁身自爱，将其作为自身道德修养的门径；也有人从中发现了古人的微言大义和先王之志。读书的境界有高低，由此也可见一斑。他甚至感叹："今日之天下，幸而犹以经义取士耳，否则，读吾教之经者，殆几绝也。"（同上，18页）事实果然如此，在科举考试、经义取士被废除之后，还有几人用心读《四书》这样的经典呢？第一部分 在祖父言传身教下考取"童不过，梁维清对梁启超的教育，除了读书，还有更重要的内容和方式。从有限的记载来看，他很重视历史遗迹、人文环境、节日庆典、祭祀活动的教育功能，这些都成为他对儿孙进行教育的素材。梁家居住的茶坑村，离南宋王朝最终覆灭的崖山不远。六百多年前（编者注：此处指距梁维清生活的时代，陆秀夫死于公元1279年），大宋忠臣陆秀夫誓死抗元，在此陷入绝境。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先让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然后背起九岁的小皇帝赵昺，一起投海身亡。许多宫人、官员也都跟着投海，在这里，南宋军民没有一个人投降。后来有人在此建起了慈元殿，奉祀帝后和死节的臣民，其中还有陈献章、陈恭尹（独漉）等人的题诗。明朝成化年间，这里又建起一座大忠祠，祭祀抗元牺牲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位忠臣。为此，陈献章还撰写了门联：宇宙万年无此事，春秋一例昉诸公。为了祭祀宋元时期死难的忠义、节烈之士，崖山还建起了忠义坛、全节庙，以表彰这些先烈。（《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12页）而梁家的祖墓恰恰也在崖山。每逢清明节，梁维清都要带领儿孙们去祭扫祖墓。从茶坑村到崖山是要坐船的，途中经过南宋舟师覆灭的古战场，有一块高达数丈的巨石突出于大海之中，上书八个大字：元张弘范灭宋于此。每次从这里经过，梁维清都要把这段故事讲了又讲，说了又说，直讲得心情沉痛，直说得老泪纵横。这时，他往往还要声情并茂地背诵陈恭尹的诗篇：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同上，14页）听着祖父的慷慨悲歌，不知梁启超作何感想？但是，看他成年以后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我们得承认：梁维清把忧国忧民的种子，播撒进梁启超的心田里，并且扎下了根，至死不移了。还有这样的记载：在茶坑村有一座北帝庙，庙里珍藏着四十八幅水粉工笔的古画，据说是明末清初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所绘，每幅画都讲了历史上一个赫赫有名的忠臣或孝子的故事，共有二十四位忠臣，二十四个孝子。这些画平时总是藏而不露，只有每年正月十五的上元佳节，才悬挂出来，供人观赏。这时，梁维清就率领孙子们到庙里参观，指点着每一幅画，讲故事给孙子们听：这是朱寿昌弃官寻母的故事，这是岳飞出师北征的故事……每年都是如此。他还为庙里撰写了一副长联，来表达自己对这些忠臣孝子的仰慕之情：周岁三百六旬，屈指计期，试问烟景阳春，一年有几？屏开四十八幅，举头看望，也知忠臣孝子，自古无多。（同上，13～14页）梁启超和祖父一起生活了十九年，对他来说，从祖父那里得到的不只有最初的书本知识和生动的户外教育，更多的还有祖父的身教。他从祖父身上看到了高尚的、令人崇敬的道德情操，并且影响到他的品格、性格的形成以及一生的事业。我们看到，在梁启超后来关于祖父的描述中，梁维清是个勤奋、俭朴、自尊、自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有知识、有文化、有威信、热心公益、受人尊敬的乡绅。他是嫡出的次子，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们兄弟八人，除他之外，都是继母、庶母所生。父亲去世以后，兄弟分家，有人说嫡子可以多分一些家产，梁维清却不以为然，坚持与所有兄弟平均分配。他懂得一些医道，平时为乡亲们看病，从不计较费用，遇到贫苦人家有人生病，还馈赠药品。村里的道路因年久失修，行走不便，遇到雨水天气，更加泥泞难行，村民多有抱怨。他主动把自己节省的钱捐出来修路，并号召村民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人们唱着歌来参加修路劳动，竟把原来的土路改成了石板路。咸丰四年（1854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到广东沿海地区，新会这个偏远的濒海之乡也有人群起响应，"四方蜂起，城日以困"（《梁启超年谱长编》，7页）。茶坑村离新会县城只有十余里，有些"无赖者"竟也信了拜上帝教，准备起义。梁维清是以儒学为其思想根基的，他当然不能接受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拜上帝教，也不赞成给社会造成动荡、使百姓流离失所的过激行为。从安定一方的社会责任感出发，他在乡里倡导组织"保良会力为禁止，以故一乡无乱民"（同上），维护了当地的治安，使得茶坑村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维持了相对的平静。梁启超对于祖父的教诲始终心存感激，念念不忘，而他可以报答祖父的，也只有学业上的不断进步。光绪十年（1884年），梁启超十二岁，这一年他再到广州应考，与他第一次应考相隔不到三年。这一次他考中了秀才，补博士弟子员。这是中国科举有史以来难得一见的"童子秀"，也是梁维清一辈子所达到的最高功名，他感到非常欣慰！而此时任主考的广东省学政叶大焯也感到惊喜异常，特地把梁启超和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找来"试以艺文"。几个人中，只有梁启超对答如流，有条有理，叶大焯爱才之情溢于言表。这时，聪明的梁启超灵机一动，趁机跪倒在地，言道："家有大父，今年七十矣，弧矢之期，在仲冬二十一日，窃愿得先生一言为寿，庶可永大父之日月，而慰吾仲父、吾父之孝思，且以为宗族交游光宠也。"（同上，17页）叶大焯听了梁启超的这一番话"矍然"，一副惊讶的样子。我们今天读来也只有惊叹而已，很难想象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在那种场合，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不过，叶大焯很快便喜形于色，爱其伶俐，嘉其孝心，满口答应，当即提笔写下了这篇祝寿之文。在这篇洋洋洒洒的祝寿文中，叶大主考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梁启超才学不凡，可与历史上的吴祐、桓、任延、祖莹相媲美；二、不可骄傲，巩固所学的知识，勤学新的知识，树立远大的理想；三、梁家教子有方，茶坑人杰地灵，梁启超前途不可限量。梁启超带着考中秀才的喜悦和叶大主考的祝寿文回到茶坑，老爷爷梁维清惊喜得老泪纵横。当梁启超把那张祝寿文在家中悬挂起来的时候，祖父、父母都深深感受到了梁启超的一片孝心，不只看到了他在人格、学问上的长进，也看到了梁家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的未来。这正是梁启超当时唯一可以孝敬祖父、父母的。第一部分 父母 ：淑身济物（1）梁启超的禀赋以及儿童时代所受到的教育，除了得自其祖父，再有便是得自其父母的。他的父亲梁宝瑛，字莲涧，人称莲涧先生，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卒于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享年六十七岁，是梁维清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寿命最长的一个。虽说他在仕途上很不顺利，未曾博得半点功名，但他退居乡里，在私塾中教书，却是个很好的教书先生。当年，梁启超从护国前线回到上海后，才得知父亲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消息。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哀启》一文，其中就讲到，他和几个兄弟、堂兄弟从小就在父亲执教的私塾中读书，他们的学业根底、立身根基，一丝一毫都来自父亲的教诲。他在《三十自述》中也写到父亲对他的教育，他说，六岁以后便跟着父亲读书，所读之书有《中国史略》和《五经》。后者同他此前读过的《四书》一样，也是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必读书。既然不能不走科举仕进之路，不能不将登科及第作为人生的一大理想，那么，对他来说，《四书》、《五经》就是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去的必修课。但是，他的家庭毕竟不是世家大族或书香门第，没有那么多的忌讳和限制。而且，他所处的时代，恰逢西学东渐、正统学术衰落之际，这也体现在他的读书上。据查，《中国史略》就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史书，它的编写者是个德国传教士，中文名叫郭士立（又译郭实腊），早年在中国传教，鸦片战争期间，担任过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向导，还参与起草过《南京条约》。梁家私塾可以选择他的书给学生读，可见，在这方面，他们没有太多的成见。在梁启超的眼里，父亲是慈祥的，也是严厉的。他对梁启超寄予厚望，激励儿子奋发向上，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作为父亲，除了督促儿子读书以外，还要求他参加一些田间劳动，言语举动也要谨守礼仪，如果违反了家风、礼节，他决不姑息，一定严厉训诫。所谓爱之深，必责之切，他对梁启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把自己看作是个平常的孩子吗？"汝自视乃如常儿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6页）梁启超说，这句话他此后一直不敢忘。从现有的记载和人们的记述来看，梁宝瑛不是一个很善言谈的人，即使是对自己的儿子，他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言辞。梁启超的《哀启》是目前可以见到的记述梁宝瑛生平最详尽的文字。在这篇事实上的祭文中，他把父亲描述为一个不苟言笑、中规中矩的人，在孩子们面前，他更显得十分严肃。他处处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自己，谨守祖父开创的家风，既在道德上严格自律，注重内在修养，又不忘记社会责任，尽力为社会办事。他的生活十分俭朴，没有任何嗜好，一辈子都是这样。梁启超曾经劝他不要太苦了自己，现在有条件了，该享受的还是要享受。但梁宝瑛认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勤俭、朴素的家风，而且对后辈生活上的优越和安逸感到很担忧。梁宝瑛的谦谦君子之风使他在茶坑村赢得了很高的威信，村中大小事务，几乎都要他去处理。他也以治理乡政为荣，尽心竭力地维护着茶坑村的社会安宁。广东濒临大海，素来民风剽悍，新会一带则赌博盛行，盗匪出没，械斗更被看作十分平常的事。梁宝瑛为此常常感到痛心疾首，他说，这三种祸害不根除，乡里就不会有和谐平静的生活。茶坑村与邻村东甲乡积怨三十年，一直得不到解决，经常发生械斗。起初，东甲人不大看得起茶坑人，以为茶坑穷，又没有获得科举功名的人。梁启超中举之后，闻名乡里，村里有人觉得可以扬眉吐气了。梁宝瑛却认为，这正是和解的好时机，反对以此报复别人。他谦恭地带着儿子专程去拜访与梁氏有宿怨的东甲人，拜谒他们的宗祠，执弟子礼，让东甲人非常感动。多年的积怨、隔阂从此消除，双方变成了友好的邻居。这件事甚至影响到周围相邻的县、乡，大家都为械斗而感到惭愧，纷纷请梁宝瑛去帮助调解纠纷。梁宝瑛也不辞辛劳，乐此不疲。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三十年中，不止新会许多乡村改变了械斗的风气，就连附近香山、新宁、开平、恩平、鹤山等县，械斗之风也大为减少。梁宝瑛对于治赌也颇有一套办法，他把赌和盗联系起来，认为清盗必先禁赌。在他的管理下，赌具不能进入茶坑，对于野外或密室中的聚众赌博行为，他则冒着风雨，踏着泥泞去劝阻，对赌博的人晓以利害，甚至哭着劝说他们。为此他落下一身疾病，却保证了一乡的安宁。茶坑村没有一个强盗，外面的强盗也不敢来此相扰，三十年内，清乡的军队，其足迹没有到过茶坑。这都是梁宝瑛的功劳。梁启超大为感叹："孔子称仁者安仁，呜呼，吾先君子几近之矣。"（《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9页）梁仲策先生认为，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皆实录，无溢美之辞"（《梁启超年谱长编》，8页）。第一部分 父母 ：淑身济物（2）在这篇祭文中，梁启超还讲到父亲在家庭伦理方面的表率作用。梁启超的祖父晚年多病，作为儿子，梁宝瑛在病床前侍奉父亲近二十年。梁维清去世时七十四岁，他的大儿子已先他四十年去世，二儿子先他去世也有十六年，他从六十五岁以后更是卧床不起，全靠梁启超的父亲和母亲日夜侍奉在身边。母亲去世以后，最后几年，就是父亲一人承担起侍奉祖父的责任，吃喝拉撒都是他一个人打理，甚至不让其他子侄动手。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梁宝瑛以他的孝心和孝行，改变了世俗成见。在此期间，他还要操心子侄们的学业，不使病床上的祖父挂心。对于两位寡嫂，他也谨遵儒家的教诲，恭恭敬敬地侍奉到老；她们留下的三个孩子，他更视如亲子。他在道德、为人方面的言传身教，对于年少的梁启超来说，犹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梁启超的母亲赵夫人家世不详，只知道她的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她在娘家一定是读过一些书的，嫁到梁家以后，也以知书达理，谨守家规，品性贤孝而受到公婆的喜爱。梁启超说，他最初识字，就是母亲教的。他还说，母亲喜欢吟诵唐诗，估计从小没少教他"春眠不觉晓"或"床前明月光"之类。母亲不仅教他和兄弟们读书识字，乡里一些姑嫂姐妹也常到梁家跟她识字，学做针线。茶坑村一带流传着这样的佳话：人们只要得知某个女子跟赵夫人识过字，学过针线活，那么不必访问，这个女子的德行、品性一定受到大家的称赞，婚事也就比较顺利。总之，她的为人在乡里是传为美谈的。她生了六个孩子，其中四个男孩、两个女孩，梁启超是长子。她是在第四个儿子出生时，难产去世的。赵夫人对梁启超都有过哪些教育，我们所能看到的记载已不是很多，最著名的还是梁启超自己所述六岁时挨打一事。据梁启超讲，他在六岁的时候，记不得因为什么，说了谎话。母亲发觉后，十分生气，把他叫到卧房，严加盘问。母亲本来是慈祥的，终日含笑，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但这时的母亲却是一副盛怒的样子，她命令梁启超跪在地上，竟"力鞭十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9～20页）。她警告伏在膝下的这个儿子，如果再说谎，将来只能做盗贼和乞丐。赵夫人自有她的道理，她说，一个人之所以说谎，一定是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者是该做的事没有做好。这本来已经错了，如果自己不知道错，还情有可原，改正起来也不难。但说谎则是明知故犯，自欺欺人，就跟盗贼一样，天下万恶，都由此而产生。说谎的人总会被人发觉，最终就很难取信于人。人无信不立，到头来就会一事无成，落得当乞丐的下场。这一番教诲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痛悔不已，写成文章，教育后人。很显然，梁家的家教，从梁维清到梁宝瑛，再到赵夫人，重点都不在知识的灌输和功利的诉求，而是更强调立志和做人，这是梁家早期教育的核心内容。这一点甚至压倒了传统社会要求于学子的"学而优则仕"。尽管梁启超不满十岁就随叔伯兄长一起参加过省城的科举考试，并在不满十二岁时考取了秀才，还在十七岁那年考取了举人，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前途远大。但综合其一生的经历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这似乎又是微不足道的，并非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假设他的科举仕途不是很顺利，那么，他的祖父、父母也不会给他很大的压力，他很可能和其祖父、父亲一样，退居乡间，服务乡里，继承他们家"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这也正是宋、明以来儒家知识分子所推崇的精神特质-内圣而外王，特别强调道德的修养和精神的陶冶，把"义理"和"名节"视为立身的根本。梁家不是巨绅大儒，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家学渊源，但他们受到岭南学风的影响比较多，又有多年来自耕自种所养成的勤俭、务实、淳朴、进取的品质，体现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上，也就很自觉地把道德修养和精神品质放在第一位。科举要考，官也要做，但那只是更好地服务社会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梁启超曾经讲到他的父亲："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7页）他这里所说的"淑身"，指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而"济物之道"的"随所遇以为施"，就是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尽力服务于社会。第一部分 凌云壮志出少年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梁家的家教可能很不科学，很不实用，流于空疏而失当，甚至有一点迂腐，因为当今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应付考试。一切为了考试，甚至从幼教开始，都指向高考这个目标，道德、理想、心灵、品性的修为就讲得少了。现在的青年，从幼教读到大学、硕士、博士，获得了很高的学位，拥有了很多的知识，却发现心灵竟然荒芜已久，成了一片荒原。为什么高学历人群中自杀或杀人案件时有发生？对此，人们多归结为社会生存压力造成的心理失衡。其实，追根溯源，问题还在我们的早期教育。身不立而心不正，只讲出人头地，只讲功成名就，只讲实现自我，只讲社会竞争，一句话，只讲狼性，不讲人性，只讲做事，不讲做人，只讲眼前，不讲长远，看上去是帮助这些孩子走向成功之路，实际上，是引导他们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回过头来再看梁启超，就会发现，他最终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人，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十岁以前的家庭早期教育给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启超的天资固然是一流的，他的记忆力很好，才思敏捷，这些都是他最终获得成功的先天之本。同时，梁家以读书育人为核心诉求的早期教育，又给了他长大成人的后天之本，让他的天资和才华得以充分地发挥和展现。他两岁识字，四岁读书，八岁学作文章，九岁时文章写到千余字，十二岁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但他并没有自满自足，《四书》、《五经》，科举考试都限制不了他的才思和向往。他的家乡有一座凌云塔，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梁启超经常与兄弟姐妹一起爬上村后的小山，到凌云塔附近眺望南海的波涛。据说他八岁的时候，以《凌云塔》为题写了一首诗：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理终难得。（《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19页）在这首诗里，梁启超表达了一个孩子天真的好奇心，勤于思考、敢于怀疑的精神，以及渐渐扩大的胸怀和对新的知识的渴求。这座凌云塔也曾带给他冥思遐想，让他对未来有了更多的向往。他还作过一副对联，表达他的心情：凌云塔下凌云想，海阔天空，迢迢路长；天竺国里天竺望，云蒸霞蔚，须臾妙相。（同上，21页）这副对联寄托了梁启超小小年纪就已树立的高远志向，凌云塔启发了他的"凌云"之想，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实现"凌云"之想，脚下的路还很长。他已经作好了走出家乡、走出新会、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准备，一棵幼苗已经破土而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前进的脚步了。第一部分 第二章 满门俊秀 ：梁启超与其梁氏一族拥有非常优秀的家教和家风。梁启超成长为举世公认的改革家、思想家、教育家，成为文化启蒙的一代宗师、杰出报人，就得益于他的家风、家教。同时，他在整个家族链条中又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既受益于优秀的家教与家风，又继承和丰富了这个家族的家教与家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既有中国传统儒学做根基，又能得风气之先，融会西方近现代科学、民主精神，这些都充分体现在他对子女的培养、教育之中。他有九个儿女，分别是：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其中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有三人成为院士，其他几位也都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被称为"满门俊秀"：梁思顺（令娴）（1893-1966），长女，诗词研究专家。梁思成（1901-1972），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梁思永（1904-1954），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梁思忠（1907-1932），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梁思庄（1908-1986），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达（1912-2001），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梁思懿（1914-1988），三女，从事社会活动。梁思宁（1916-2006），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梁思礼（1924-），五子，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一部分 中西合璧的为父教子之方（1）梁氏一门，九朵奇葩，这在中国历史上怕也是十分罕见的，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三字经》中曾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说法，但那只是个因果报应的故事，与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思想、方法和路数，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梁启超从祖父和父亲那里秉承了以"义理"、"名节"为立足之本的家风家教，特别强调道德修养、精神陶冶和人格培育；但区别于祖父和父亲的，是他赶上了一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其眼界和心胸都大大地扩展了。西方近现代教育所倡导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个性、启发式教育等理念，不仅使他感到惊讶、新奇、别开生面，也让他看到了开启民智、改造国民、培育新人的可能。我们看他教育子女的方式和理念，确实带有亦中亦西、中西合璧的特点。换句话说，他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成功实现了以人格教育为主的儒家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提升和转换。这么说也许有点绕嘴或不知所云，但他的做法和实际效果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相结合的美好前景。我们曾经有过和传统决裂的时候，传统似乎便意味着愚昧和落后；现在则又把传统捧上了天，却并不了解传统的内涵究竟有些什么，只能得到一些皮毛，甚至把孩子读经（居然是《三字经》）以及穿汉服之类当作时髦。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人格，却不甚了然。这正是梁启超可以启发我们、让我们无限遐想的地方。由于他的悉心教育，九个儿女个个成才，各有所长。他是如何获得成功的？他在教育子女方面又有哪些绝招？他的一位学生很羡慕老师的家庭，曾说"要学先生，须从家庭学起"；梁启超却坦诚地表示，"谈何容易"。（《际遇-梁启超家书》，164页）梁启超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可以说是甘苦自知。他的老师康有为也是大教育家，培养了梁启超这样的学生，但他在管教子女方面却远不如梁启超。他晚景凄凉，去世以后，家里发生了很多问题，子女们的为人处世，让其弟子和朋友在伸出援手的同时，又颇感无奈和尴尬。鲁迅倒是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当时他已三十八岁（1919年），虽说他很想"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坟》，102页），但那时他毕竟还不曾做过父亲，没有做父亲的体验。他年近五十岁方才得子，儿子不满七岁，他便已去世，并没有遭遇更多的子女成长中的麻烦和问题。所以，究竟如何以"儿童本位"教育孩子，教育之后又将得到怎样的结果，他所能给予后人的，多是理论的思考和浪漫的想象，而非行动的指南。梁启超就不同了，他有九个孩子（还不包括早殇的）。大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岁，按照现在的习俗，二十岁常常还被父母当作"孩子"，他却已经做了父亲，不知那时他是否已经懂得了为父的不易。不过，他二十三岁（1896年）就发表了《论女学》、《论幼学》等论文，对于青少年的早期教育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44页）可见，他对早期教育，或者说幼学，是看得非常重的，认为这是关系到每个人一生成败的大事，是安身立命的基础工程。在他看来，教育子女绝非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私事，广而言之，教育的好坏，与国家的兴亡、天下的兴亡，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想变法图强，先要有好的教育，才能开启民智，造就新人。这是老大中国走向新生的当务之急，可以说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他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中国教育的设想和思路，有些具体做法现在看来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但在百余年前就能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提出循序渐进、循循善诱、启发为主、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梁启超恐怕是第一人。第一部分 中西合璧的为父教子之方（2）中国当时所实行的教育实在是太坏了。梁启超非常痛心地说：中国人有两大厄运，不幸都发生在童年，女性躲不过缠足，男性逃不脱科举。除非你不读书，不受教育，否则，你就是再有才华，再有志向，也只能俯首帖耳，被囚于八股制艺的罗网之中。由于国家规定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一个人只有通过科考，才能得到功名富贵。所以，乳臭小儿都被家长强迫着读《四书》、《五经》。这种情形在当时非常普遍，一点也不奇怪。他举例说，譬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句话，汉代的学者和宋代的学者都有非常详尽的解释，常常写了数千言都说不明白，现在却要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孩子跟在老师后面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怎会不伤害孩子的心智和身体呢？尽管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却仍然坚持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就因为考试题目要从这里出；进而言之，功名富贵也从这里出。事实上，正是科举考试这个指挥棒，犹如一双看不见的手，操纵着所有莘莘学子的命运。这样的教育完全违背了孩子的天性，长此以往，他们的心智被禁锢，他们的品性被沾污，他们的志气被消磨，他们的人生被引入歧途，从而变成一群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苟且偷安、不辨是非的废物。他还引述严复的话说："长人虚骄，昏人神智，呜呼，几何其不率四万万之人，以尽入于无耻也。"（同上，58页）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参加会试落榜。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会试，此后，他便放弃了考取功名的想法，全身心地投入了变法维新的大事业。作为过来人，他自然不肯以科考和功名再来毒害自己的儿女。而且，由于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事实上，梁启超的儿女们并没有赶上从小读经作八股文的时代。大女儿梁思顺出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是他和李夫人的第一个孩子。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第二年十月，在父亲梁宝瑛的护送下，夫人李蕙仙才抱着女儿梁思顺来到日本，与他团聚。当时，梁启超住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的一个院落里，为躲避清政府的耳目，他取了日本名字"吉田普"，这个院子就叫"吉田宅"。从这时开始，梁启超才比较多的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在此之前，思顺一直是跟着母亲的，她的教育、学习，也是由母亲负责的。到日本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长子梁思成出生，光绪三十年（1904年）次子梁思永出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子梁思忠出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次女梁思庄出生，这几个孩子都成长于日本，在家里被称作"双涛园群童"。此后还有四个孩子先后来到这个世界，分别是四子梁思达、三女梁思懿、四女梁思宁、五子梁思礼，他们都生于民国年间，其中梁思礼年龄最小，梁启超去世时，他只有五岁，比他最小的姐姐梁思宁还小八岁，比大姐梁思顺则小了三十一岁。如果也要命名的话，他们似乎可以称为"饮冰室群童"，因为他们比较多地生活于天津的"饮冰室"，是在京津两地长大的。第一部分 发自肺腑、自然纯真的父爱面对九个性情各异、生长环境又完全不同的子女，梁启超如何实行其教育主张？他的为父之道，又有哪些是常人所不及的呢？他在写给孩子的许多信中反复提到一点，就是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爱。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际遇-梁启超家书》，157页）这是一种博大的爱，包容的爱。这种爱不仅惠及他的九个子女，也无私地给予女婿和儿媳。梁思成与林徽因成婚后，他写信给二人，表达他的喜悦之情。他写道："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同上，54页）有一次，他读了一整天的书，晚上又喝了点儿酒，有些醉了，于是，"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便在信里和思顺聊起了家常，称赞女婿周希哲"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同上，115页）他在世期间，成家的孩子只有思顺和思成，两个孩子的婚事都是他"包办"的，对此他颇为有些自得，认为是他最成功的作为之一。在他晚年，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都在国外，或工作，或读书，这些孩子没有不盼着他来信的，常常是两三个礼拜接不到他的信，就撅嘴抱怨。百忙之中，给孩子们写信，也成了他的最大快乐和享受。应该说，父母爱其子女本是天经地义的，它来自人的天性，过去讲舐犊之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这种爱通常容易异化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溺爱，孩子想怎样就怎样，要星星不给月亮，培养出来的孩子多是逆子或废物；另一种是棍棒之下出孝子，恨铁不成钢，又有"打是疼，骂是爱"的说法。问题在于，用棍棒教育孩子，有成才的，也有不成才的，甚至有变得很邪恶的。近代以来，中国总是挨打，贫弱的原因一直深挖到家庭内部，以为传统的父子关系限制了孩子的发育和成长，鼓吹儿子造老子的反。于是，百余年来，弑父之声不绝，家教传统断裂，造成很恶劣的影响。也有呼吁老子自觉的，要求做老子的先行解放了儿子，给儿子以自由。当时就有人表示怀疑，"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国胡不强"？（林琴南译：《孝友镜》之《译余小识》，引自《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注14，《鲁迅全集》第一卷，142页）搞得很热闹，怎么不见国家强大起来呢？可见，不是这样简单。过去我们读鲁迅，得到过一种认识，以为父子关系是讲不得孝道，也讲不得养育之恩的。一讲，就没有爱了，就是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就是重权利而轻责任、轻义务，就是利害关系、交换关系，就是"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这种认识的流行，其目的自然是要解放子女的精神和身体，造就一代新人，却也很容易变成放任和纵容。如果说传统的溺爱是在物质方面不加限制地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那么，这种标榜幼者本位、解放孩子的新式溺爱，则表现为在精神方面，在道德教育、人格培养方面主动放弃责任。特别是"进化论"的流行，使得很多人相信，"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同上，136页）这样的教育，新的一代或能成为独立、自由的人，却也容易变成自私的人，不负责任的人，缺少社会情怀、人文情怀的人。为了孩子能"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曾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理解，二是指导，三是解放。时至今日，做父母的恐怕很少有人是不肯理解和解放自己儿女的，但如何指导他们，"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同上），却是个老大的难题。由于"弑父"在先，文化传统被割裂，精神道德信仰陷入虚无，父母在孩子面前基本丧失了话语权，即教育子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完全归结为孩子的逆反心理是不对的，是社会在推卸责任），在这种情形之下，父母作为人生第一个老师的资格自然是形同虚设，全部让渡给只重知识教育的所谓幼教（所谓不输在起跑线上），家教传统既失，学校教育又在高考指挥棒的引领下放弃了人格培养的目标，于是，所谓"幼者本位"发展到今天，便只剩下了子女对生活的享受，对权利的要求，没有人告诉他们、指导他们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怎样为社会和家人尽自己的力量，怎样报答父母和社会的养育之恩。第一部分 娴儿思顺 ：梁启超的得力助手梁启超基于父爱的教育则完全不同。梁思顺是他的大女儿，在他身边长大。刚到日本的时候，神户没有适合华侨子弟读书的正规学校，梁思顺的早期教育只能在家里进行，由梁启超教她读书。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们迁居"双涛园"的时候。在这里，梁启超专门为女儿请了家教，教她"数理化"，并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想得可谓很周全。梁启超在宣统元年（1909年）写给仲弟梁启勋的信中提到，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他正在编写中学国文教科书，他称之为"射利之书"，然而，"无意中反使娴儿获大益"。（《梁启超年谱长编》，492页）女儿做了他所编写的国文教科书的第一个学生读者。梁启超对这个女儿的期望是很高的，为她的学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我们看他的《双涛阁日记》，仅在宣统二年（1910年）农历的正月、二月间，他就为梁思顺"讲书"及批改"日记"、"作文"二十余次，有时竟至彻夜。其中还有些特别的记载："五日午后，为娴儿作《艺衡馆文卷》第一集叙"；"十二日午后，为娴儿辈讲《说文解字·叙》"；"二十日，为娴儿辈改所作《隈（隗）嚣、窦建德合论》竟至彻夜，复为批点日记，六时就榻"；"二月二十五日，昨夜不能成寐，凌晨，出一策问题，示娴儿辈，即略与论文，至十时始寝"。二月二十八日，恰逢梁思顺十七岁生日，梁启超特意为她作了一首长诗，他在诗中写道："我的娇儿令娴如今已年满十七岁了，希望我作一首诗祝贺她的生日。作文我很内行，作诗却是我的短处，偶然吟诵一下，人们总是笑我。但女儿的要求又不好拒绝，只能勉力为之。"他在诗中历数女儿出生以来所经历的欢娱和坎坷，记述她在学业上所取得的初步成就，并告诫她治学要有恒心，不能贪图安逸，当今世界，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应当立志做个中西兼通的人，即使今后离开这块土地，也要"葆此雏凤声，毋为江北橘"。（《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九，1～40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父亲爱女儿的拳拳之心。梁思顺一直是父亲的得力助手。她在少年时代就为父亲阅报、读书、收集资料、做翻译，是父亲身边不可缺少的小秘书。《双涛阁日记》就曾多次记载："昨夜竟夕不成寐，晨间卧听娴儿读书，久之睡去。"（同上）民国初年，在父亲的主持下，梁思顺与马来西亚华侨周希哲结为夫妻。梁启超对于女儿的婚姻一直洋洋自得，过了许多年，他在写给思顺的信中还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际遇-梁启超家书》，116页）周希哲幼年家境贫寒，后在商船上做事，曾经得到康有为的提携和帮助，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北洋政府时期，他长期担任驻菲律宾、缅甸、加拿大的领事和总领事。作为外交官的夫人，梁思顺多年生活在海外，父女之间表达相互思念以及商量家务，都只能通过书信往复。梁启超一生写给孩子们的信非常多，有人统计，这些书信几乎占到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总数或有百余万字，其中写给梁思顺的书信最多。无论是民国初年梁启超回国参与政治活动，家人留待日本时期，还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思顺跟随希哲在加拿大工作期间，梁启超都曾有大量书信给思顺。第一部分 娴儿思顺 ：梁启超的得力助手梁启超去国十余年，其间著书办报，传播新的思想，批判专制制度，推动社会变革，鼓吹"新民"之道，使得他在国民心目中地位甚高，甚至超过了孙中山和黄兴，各界人士都对他寄予厚望。所以，当他于1912年回国的时候，受到了社会各界及各党各派的热烈欢迎。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抱怨："应酬苦极，夜不得睡，今日虚火涌上，牙痛大作。"（《梁启超年谱长编》，653页）即便如此，他对女儿的学习、儿子的身体仍不能忘怀，百忙之中，还逛到琉璃厂，为女儿购得《东坡集》、《韩柳合集》，并给其他家人买了礼物。他还在信中指示尚在日本的思顺："思成学课归汝监督试验，若至明年二月汝书报告谓其有进益者，吾则于生日时以此赉之。"（《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上册，71页）二十年代，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先后到美国和加拿大读书，大姐自然成为四个弟妹在海外的"家长"，给他们以悉心的照顾。在此期间，梁启超与梁思顺的每封书信，几乎都涉及到几个子女的生活和学习。当时的梁家，收入已不如民国初年，几个孩子海外求学，每年开支又很大，而这时的梁启超，除了稿费几乎没有其他进项。他曾把家中存款数千美金寄给思顺（后来又寄过一些），请希哲做一点证券投资的生意。周希哲算是经营有道，"几个月工夫已经弄到加倍以上的利"。梁启超为此大受鼓舞，他设想"照这样下去，若资本丰富一点，经营三两年岂不成了富翁吗"？（《际遇-梁启超家书》，230页）思顺来信劝他尽力而为，并为自己不能在父亲身边侍奉感到歉疚，他则安慰思顺不要太担心他的身体，也不要因为不能回国伺候生病的父亲而感到不安：你虽是受父母特别的爱（其实也不算特别，我近来爱弟妹们也并不下于爱你），但你的报答也算很够了。妈妈几次的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送妈妈寿终正寝。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的安慰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最近更把家里经济基础由你们夫妇手确立，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还得力十倍。你自己所尽的道德责任，也可以令你精神上常常得无限愉快了，所以我劝你不必思家着急，趁这在外的机会，把桂儿、瞻儿（梁思顺的孩子）的学业打个深厚的基础。（同上，231页）梁启超有时显得很唠叨，心思缜密得像个母亲；有时又像个孩子，对女儿表现出某种依赖。1928年秋天，疾病反反复复，一直折磨着他，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听说女儿就要回国了，他很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给思顺："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发病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但因为你事实上既未能回家，我总不愿意说这种话。现在好了，我的顺儿最少总有三五年依着我膝下，还带着一群可爱的孩子-小小白鼻接上老白鼻-常常跟我玩。我想起八个月以后家里的新生活，已经眉飞色舞了。"（同上，260页）可惜，梁启超没能等到他所祈盼的这种生活，三个月后便不幸去世了。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也是为孩子操劳而死的，只要关系到孩子，事无巨细，他从来都是极热心地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并亲自作出安排。第一部分 娴儿思顺 ：梁启超的得力助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共联合发动北伐，北洋政府在财政上也陷入困顿之中，使馆经费和外交官的薪水全无着落，思顺与希哲的生活大受影响。本来，他们所得的薪水公费也算很好了，不仅能够敷衍开销，还能替父亲照顾在海外留学的四个弟妹，对家里的帮助是很大的。然而，随着时局的变迁，北洋军阀的末日已到，北京政府的命运也就成了问题，这样一来，思顺们的生计前途，就成了一件让梁启超忧虑的事情。他立马找朋友商量办法，大家也一筹莫展，因为使领馆的经费此时已经断绝。他又希望能为女婿调一个有收入的缺，却并不顺利。思顺与希哲原先想调新加坡，梁启超以为可以和顾维钧（少川）商量的，经过一番了解，才知并不简单。"据顾（少川）说，现在各方面请托求此缺者，已三十人，只好以不动为搪塞，且每调动一人必有数人牵连着要动，单是川资一项已无法应付，只得暂行一概不动。"（同上，128页）面对这种局面，梁启超既没有放弃为希哲寻找出路，又给思顺以谆谆教诲，他在写给思顺的信中说：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到没有办法时一卷起铺盖回国，现已打定这个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及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档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工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同上，98页）这一番话使思顺安下心来。南京政府接管北京政府后，因经济和政治的诸多原因，暂时无暇顾及调换领事这种事，尤其像加拿大这种没有收入的领事馆，更没人要打主意，他们住得倒也踏实。但直到去世前的几个月，梁启超还在为周希哲设想未来的生活方向。他建议希哲脱离政府，辞职去东北做生意。在他看来，如果做生意，"没有第二个地方比东三省再好了"（同上，107页）。他为希哲描绘了一幅十分美好的前景，并鼓励他联络美国的农具工厂，投身北满的垦荒事业。这时他还是很乐观的，他说："兜揽这件事，目前既可以得相当的佣钱，以后和垦务发生关系，发展的机会更不知多少。还有北满的森林，若有材木公司想合办也是有办法的，这些话我告诉你们留意，你们若能找着投资的人，我这边总有信介绍。东三省现在决定采不管关内的方针，照此下去，十年生产力发达不可限量。"（同上，107～108页）然而，随着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几年后，梁启超所设想的这一切，就全都化作了泡影，这当然是后话。第一部分 化育思成 ：治学须有兴味（1）梁思成是梁家的长子，梁启超对他的期待和关心自然更多了一些。梁思成的童年是很清苦的，由于是在流亡之中，梁家的生活始终非常拮据。但知识渊博又充满爱心的父亲，仍然让他觉得自己的童年时光是趣味无穷的。像对待思顺一样，梁启超也是儿子的启蒙老师，并把他送到自己为华侨子弟创办的同文学校读书。学校位于神户市区，离家有很远的一段路程，每天赶小火车上学，还是很辛苦的。很多年后，梁思成回忆起童年紧张而有趣的生活，仍大为感慨。民国初年，梁启超回到阔别十四年的祖国，凭着他在戊戌维新和晚清政治进程中所取得的卓越声望，很快便获得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地位。第二年，夫人李蕙仙带领暂时滞留日本的家人启程回国。从此，梁家便在天津安顿下来，并送思成、思永到北京上学。梁思成先后就读于南城的汇文学校和崇德高小。大约两年后，1915年，年仅十四岁的梁思成就考取了名气很大的清华学校，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人生。梁思成在清华八年，终于出落成一个学养扎实、发展全面的有为青年，不仅在英语、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美术、音乐、体育等方面的才能也得以充分展现。尤其是在品格训练方面，作为清华学子，他既秉承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又有父亲的言传身教，这使得他在学术生涯开始的时候，步子就迈得比较稳健和扎实。1923年初夏，梁思成即将从清华学校毕业，准备赴美留学。5月7日这天，恰逢"国耻纪念日"（编者注：5月7日为日本针对"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日），北京的学生照例在天安门前举行纪念游行。中午时分，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骑着摩托车上街，行至南长街口时，一辆快速行驶的小轿车横撞过来，当时就把兄弟俩撞翻在地。思永血流满面，跑回家中报信，思成则被压在了摩托车的下面。在这场严重的车祸中，梁思成伤势较重，左腿骨折，脊椎也受了伤。出事后，肇事者居然不加理睬，扬长而去。后经查明，肇事者不是别人，正是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金永炎。但他撞的毕竟是梁启超的儿子，思成的母亲李夫人从天津赶来，亲自到总统府责问，社会舆论也闹得沸沸扬扬，迫使金某人不得不到医院慰问，总统黎元洪也亲自出面赔不是，才平息了这件事。但是，这场事故给梁家兄弟，特别是梁思成造成了巨大伤害。梁启超在事后写给梁思顺的信中说，他曾去事故现场查勘，在离思成受伤一寸多的地方，便是几块大石头，若碰着头部，真是万无生理，现在只能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到底逢凶化吉，履险如夷，给古老的北京城留下了一个忠诚的守护者。但梁思成出国留学的时间却不得不推迟到第二年。住院期间，梁启超要求儿子一边养病，一边读书，短短两个月内，梁思成便把《论语》、《孟子》和《资治通鉴》都读了一遍。梁启超说："利用这时候多读点中国书也很好。"（《际遇-梁启超家书》，142页）1924年6月，梁思成携林徽因赴美留学。他们来到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准备学习建筑学。据梁思成介绍，他选择建筑学主要是受到林徽因的启发，当然也和自己喜欢美术不无关系。早在清华读书时，梁思成准确而漂亮的绘图功夫就为许多朋友所称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他日后作出了学习建筑的选择。但是他说，如果不是刚从欧洲回国的林徽因和他谈到以后想要学习建筑，他当时连建筑学是什么还不知道呢。这年秋天，思成进入宾大建筑系本科学习，林徽因却因该系不收女生而被排除在外，只得选择美术系。第一部分 化育思成 ：治学须有兴味（2）梁思成在学习方面非常专注，全力以赴，好学不倦，同学们都很佩服他这一点，梁启超也不为此担心。但是，他却很担心思成的身体。1925年，他每次写信给思顺都要询问："思成身子究竟怎么样？思顺细细看察，和我说真实话。"（同上，92页）半年以后，梁启超又在信中和思顺谈起思成的身体："思成体子（身体、体质）复元，听见异常高兴，但食用如此俭薄，全无滋养料，如何要得。我决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数次寄去。"（同上，121页）他还对思成说："你常常头痛，也是令我不能放心的一件事，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自己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同上，33页）仔细体会他的这番话，梁启超对于梁思成的担忧，似乎并不全在身体，更在他的精神和治学方法，在同一封信里他还说道："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同上，32页）所以，他劝告思成，做学问不要专于某一门："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接着讲道：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兴趣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什么叫苦口婆心？我以为，这总算是苦口婆心了。他还谈到治学的方法：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工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同上，32-33页）这一番话是富有感情的，带着体温的，娓娓道来，透着坦诚、平和、真挚与朴素，种种人生的道理就这样在"润物细无声"的诉说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梁启超对思成毕业以后的去向、职业和生计，也早有考虑。还在1926年，思成的学业尚未完成，梁启超就想到了毕业后的生计可能会发生困难。因为，思成选择建筑时，曾有过一个考虑，即思忠去学工程，将来哥儿俩可以合作。现在思忠要走别的路，如果思成所学单纯是美术建筑，恐怕就不适合谋生了。于是梁启超建议思成毕业后转学建筑工程。但思成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甚至还把治学方向设定为中国古代建筑。梁启超没有因为儿子不听招呼就生气，他告诉思成，这是一件大事业，而且极有成功的可能，但非要到各处实地考察不可，而当时国内的情形却是到处都在打仗，一步也不可行。他提醒思成："你回来后恐怕只能在北京城圈内外做工作，好在这种工作也够你做一两年了。"（同上，75页）于是，他建议儿子不妨在西洋美术史上多下一点工夫，将来或许还可以到学校去当教书匠。对于父亲的这个建议，梁思成没有拒绝。梁启超更进一步替他作了安排。在他看来，如果教书，最好不在清华："清华园是'温柔乡'，我颇不愿汝消磨于彼中。"（同上，86页）而且，清华的邀请"本来是带几分勉强的"，他主张思成去东北，"东北大学交涉已渐成熟。我觉得为你前途立身计，东北确比清华好（所差者只是参考书不如北京之多）"。（同上，87页）为了帮助他更加切实地了解西洋美术的历史，梁启超还专门筹集五千美金，让毕业后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取道欧洲回国，以便能对欧洲的美术建筑作一番实地考察。他还嘱咐思成："你脚踏到欧陆之后，我盼望你每日有详细日记，将所看的东西留个印象（凡注意的东西都留它一张照片），可以回来供系统研究的资料。若日记能稍带文学的审美的性质，回来我替你校阅后可以出版，也是公私两益之道。"（同上，82页）为了思成与徽因在欧洲旅行时更加方便，他还特意随信寄去名片十数张，并嘱咐思成："到欧洲往访各使馆时可带着投我一片，问候他们，托其招呼，当较方便些。"（同上）意思就是让梁思成自报家门，说是梁启超的儿子，请叔叔伯伯们多加关照。当时中国派驻欧洲各国的领事，很多都是梁启超的朋友，私人交往很多，借助领事馆作为家信的中转站，至少可以比较快地得到儿子旅欧的消息。他再三嘱咐思成："你到欧后，须格外多寄些家信，明信片最好，令我知道你一路的景况。"（同上，83页）父亲对儿子的舐犊之情跃然纸上。第一部分 化育思成 ：治学须有兴味（3）就像梁思顺与周希哲的婚姻一样，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也被梁启超视为自己的得意之作。梁家与林家可谓世交，梁启超和林长民的交情，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二人共同筹划成立宪法研究会的时候。在交往中，两人的共鸣和默契表现在做人和兴趣的诸多方面，他们很快就成了意气相投的好朋友。所以，当儿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两位父亲几乎同时想到了联姻这件事。1919年夏天，在他们的刻意安排下，十八岁的梁思成在父亲的书房里见到了十四岁的林徽因。不过，对于儿女的婚姻，梁启超并不主张完全由家长包办代替，他一再表示，他只负责观察、挑选，给他们提供相识、了解、培养感情的机会，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儿女手里。思顺的婚姻是这样，思成的婚姻也是这样。他甚至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们家孩子一样"，不过，他也对思顺感叹："但也太费心力了。像你这样有恁么多弟弟妹妹，老年心血都会被你们绞尽了。"（同上，116页）说归说，他照样乐此不疲。的确，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让梁启超操了不少心。林家原本希望能早一点订婚并举行婚礼，但梁启超考虑，两个孩子的学业和前途更重要。所以，他主张思成和徽因继续求学，待学业完成之后，再订婚、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他甚至还有这样的打算，考虑到思成所学，也许不便于谋生，于是提出："你们姐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三几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后来急着为思成找工作，帮助他解决生计问题，就是因为发生了新的情况。林徽因的父亲不幸在战争中遇难，"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音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这就困难多了"。（同上，25页）为儿女，梁启超总是想得很细、很多，事事都想在前面。当时的梁启超已经疾病缠身，但他仍然不能放心万里之外的梁思成。他在给梁思顺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们家几个大孩子大概都可以放心，你和思永大概绝无问题了。思成呢？我就怕因为徽音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忧伤憔悴是容易消磨人志气的（最怕是慢慢的磨）。……我所忧虑者还不在物质上，全在精神上。我到底不深知徽音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狭的人，一定抵挡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你看不至如此吧！关于这一点，你要常常帮助着思成注意预防。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同上，71～72页）我们体会梁启超的这一番话，他是深知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性格上有很大差异的，特别是在遭遇了父亲死难的悲剧之后，她的情绪波动很大，甚至影响到梁思成。梁启超专门写信给思成，对林徽因表示安慰："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一样地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渡过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好孩子。这些话你要用尽你的力量来开解她。"（同上，191页）过了不久，他又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提到："徽音怎么样？我前月有很长的信去开解她，我盼望她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思成、徽音性情皆近狷急，我深怕他们受此刺激后，于身体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响。他们总要努力镇慑自己，免令老人耽心（担心）才好。"（同上，179页）梁思成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建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林徽因也在文学艺术诸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为父亲的梁启超是付出太多的心血了！他们结婚之后，梁启超还有两点新的希望给他们："头一件，你们俩体子都不甚好，希望因生理变化作用，在将来健康上开一新纪元。第二件，你们俩从前都有小孩子脾气，爱吵嘴，现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变成大人样子，处处互相体贴，造成终身和睦安乐的基础。这两种希望，我想总能达到的。"（同上，54页）第一部分 梁思永 ：在父亲支持下成为考梁思永在梁家几个子女中是较少让梁启超操心的，这也许和他的性格中沉着稳重、善解人意的特质不无关系，再有就是，他的恋爱、婚姻少有波折。夫人李福曼是李蕙仙的侄女，也就是他的表妹，比他小三岁，八岁以后一直住在梁家，与他可谓青梅竹马。1930年，梁思永从哈佛学成归来，李福曼也从燕京大学毕业，长期的感情积累，使得他们的结合如水到渠成。梁思永是梁启超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七日出生于上海，成长于日本，1913年随全家一起回国，1915年与思成一起进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3年5月"国耻纪念日"这天，他与思成在南长街被陆军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翻。所幸思永只受到一点轻伤，很快就复元了。这年夏天，思永从清华毕业，考取哈佛大学，主攻考古及人类学。梁思永选择考古及人类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学术方向，显然也是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梁启超的学问，按照他在《三十自述》中的说法，早年好段、王训诂之学，"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甚至一度想要放弃科举考试，专注于此。师从康有为以后，所授乃陆王心学，以及史学和西学，从而接通了梁氏家学中得自陈献章的熏陶，强调"义理"的传统，所以，梁启超的学问带有调和汉宋，把"义理"和"考据"结合起来的特点。虽然他很少研究甲骨学、考古学，但他所开创的"新史学"，却强调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不限于书本和文献，还强调实迹、口碑和古物的价值，其中就讲到野外的发现和古器物的发现。他注重"史前时代"的研究，引进了西方考古学的历史分期概念，认为中国的史前史也应该包括新石器和旧石器两个时期，并经历了石器、铜器、铁器的进化。这些都在事实上影响着梁思永对所学专业的选择。梁启超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希望思永学成之后能留在他的身边做助手，因为，"我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同上，25页），在这件事上，他很需要儿子的帮助。不过，梁启超绝非一个"自私"的人，为儿子的前途考虑，也为中国考古事业的未来考虑，他还是积极地帮助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1926年底，他听说李济和袁复礼要去山西发掘西阴村遗址，力主思永回国参加发掘工作。他多次写信给思永和李济，为他们穿针引线。他告诉远在美国的思永："李济之（李济）现在山西乡下，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立刻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你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家里景况，对于这一点点钱还担任得起也。"（《际遇-梁启超家书》，204页）虽然由于社会政治动乱，梁思永最终没有成行，但梁启超却担负起向他通报现场发掘情况的义务。1927年1月10日，他又致信思永，为他回国实习作了具体安排："关于你回国一年的事情，今天已经和济之仔细商量。他说可采掘的地方是多极了，但时局不靖，几乎寸步难行，不敢保今年秋间能否一定有机会出去。……但有一样，现在所掘得76箱东西整理研究便须莫大的工作。你回来后看时局如何，若可出去，他们便约你结伴；若不能出去，你便在清华帮他整理研究。两者任居其一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云云。"（《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402页）于是，这一年的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回来了。他在国内工作了大约一年，第二年九月，在梁启超的坚持下，思永回到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他的学业。思永回国后，曾以清华研究院导师梁启超助教的身份开展工作，还兼任古物陈列所审查员和故宫博物院审查员。这期间，他参加了由李济主持的西阴村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并写成《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第一次将西阴村的考古收获以英文公布于世。这篇论文使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在此之前，梁启超还曾听说"有一帮瑞典考古学家要大举往新疆发掘"的消息，觉得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使自家承担经费，也一定要让思永加入进去。他说："我想你这回去能够有大发现固属莫大之幸，即不然，跟着欧洲著名学者作一度冒险吃苦的旅行，学得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于终身学问有大益的。"（《际遇-梁启超家书》，27页）他兴奋得第二天就要进城去找那个叫"斯温哈丁"（斯文·赫定）的人商议，把路线日期计算清楚，甚至想到让清华发电报给哈佛校长，要求给思永提前放假。由于斯文·赫定一行很快就要出发，他的这番计划又没能实现，但思永回国以后，仍然给他带来了很多快乐。他对思顺们说："思永每次回家和我谈谈学问，都极有趣。我想再过几年，你们都回来，我们不必外求，将就家里人每星期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已经不知多快乐了。"（同上，79页）第一部分 梁思忠 ：政治热情得到父亲肯梁思忠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和梁思永都是王夫人所出，却也为李夫人所喜爱。思忠小时候很活泼，又善解人意，李夫人很喜欢他，常和他下棋、聊天。梁启超也曾写道，思顺、思庄赴加拿大以后，他觉得寂寞时，便带着思忠去听歌剧；无聊的时候，也拉思忠一起打牌。思忠那时十八九岁，很懂事，哥哥姐姐都在国外，他在家里就主动多承担一点"孝道"。1925年，李夫人的墓修好之后，正式安葬的时候，就是思忠、思达二人扶柩送李夫人上山的。1926年春夏，梁启超病情加重，住进协和医院做割肾手术，也是思忠一直在身边伺候，直到父亲身体好转出院。同年八月，思忠赴美留学，仍不放心父亲的身体，时时写信提醒。梁启超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忠忠劝我卫生的那封六张纸的长信，半月前收到了。好啰嗦的孩子，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但我已领受他的孝心，一星期来已实行八九了。"（同上，160页）在梁启超的这些子女中，思忠的政治热情是最高的。到美国后，他首先选择了学习政治。梁启超得知后在信中表示："忠忠来信叙述入学后情形，我和你娘娘都极为高兴。你既学政治，那么进什么团体是免不了的，我一切不干涉你，但愿意你十分谨慎，须几经考量后方可加入。在加入前先把情形告诉我，我也可以做你的顾问。"（同上，150页）梁启超的这种态度，既尊重子女的选择，又不放弃引导、教育的责任，在今天也是很难得的。说心里话，这时的梁启超是很为思忠感到担忧和不安的。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思忠在海外也热血沸腾，竟提出终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这使得梁启超在"万千心事中又增加一重心事"，他说，"我有好多天把这问题在我脑里盘旋"，毕竟，这是关系到儿子终身的一件大事情。对于儿子的精神，他首先给予充分肯定，然后说："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同上，68页）也许是基于这个理由，梁启超最初是同意儿子回国的，需要商量的只是回国以后去哪里。梁启超倾向于去白崇禧那里或李济深那里，而且已经派人去联系。但仅仅过去三个礼拜，梁启超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他坦诚地说明了发生这种变化的理由："因为三个礼拜前情形不同，对他们还有相当的希望，觉得你到那边阅历一年总是好的。现在呢？对于白、李两人虽依然不绝望-假使你现在国内，也许我还相当的主张你去-但觉得老远跑回来一趟，太犯不着了。头一件，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所为何来？第二件，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现在迥非前比。白崇禧军队算是极好的，到上海后纪律已大坏，人人都说远不如孙传芳军哩。跑进去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学得来。第三件，他们正火拼得起劲，人人都有自危之心，你们跑进去立刻便卷搀在这种危险漩涡中。危险固然不必避，但须有目的才犯得着冒险。现这样不分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账来。冒险总不是这种冒法。这是我近来对于你的行止变更主张的理由，也许你自己亦已经变更了。"（同上，68～69页）梁启超对于儿子的冲动始终没有责备和埋怨，他说："这也难怪。北京的智识阶级，从教授到学生，纷纷南下者，几个月以前不知若干百千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极狼狈，极失望而归了。"（同上，69页）所以，他倒有些庆幸儿子最终没有赶上这个机会。但他对于儿子所说"照这样舒服几年下去，便会把人格送掉"的话，却不能接受，明确讲"这是没出息的话"！他谆谆告诫这个儿子："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志气消磨了没有？-也许你们有时会感觉爹爹是怠惰了（我自己常常有这种警惧），不过你再转眼一看，一定会仍旧看清楚不是这样-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你若有这种自信力，便'随遇而安'的做。现在所该做的工作，将来绝不怕没有地方没有机会去磨练，你放心罢。"（同上，69～70页）但他却仍然放心不下，几天后又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谈起思忠："思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我们家孩子断不至下流，大概可以放心），只怕进锐退速，受不起打击。他选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即如他这次想回国，原是一种极有志气的举动，我也很夸奖他，但是发动得太孟浪了。这种过度的热度，遇着冷水浇过来，就会抵不住。从前许多青年的堕落，都是为此。我对于这种志气，不愿高压，所以只把事业上的利害慢慢和他解释，不知他听了如何。这种教育方法，很是困难，一面不可以打断他的勇气，一面又不可以听他走错了路。……所以我对于他还有好几年未得放心，你要就近常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同上，72页）思忠还算是很听话的，他在威斯康星读完政治学，又转到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军事。三十年代初，他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回国，加入国民革命军，很快升任十九路军炮兵上校。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梁思忠所在的炮兵部队也参加了战斗，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战斗中，他不慎喝了路边的脏水，结果患上腹膜炎，没能及时救治，年仅二十五岁就去世了。第一部分 梁启超其他儿女梁家在北美的五个姐弟中，梁思庄年纪最小。她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925年和大姐思顺一起赴加拿大。当时思庄只有十六七岁，读大学不够资格，只能先读中学，一年后，才考取加拿大著名的麦吉尔大学。刚到加拿大时，梁思庄是想直接进大学的。年轻人，满怀理想，心高气盛，最不能受到挫折，梁启超便写信告诫她："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你若看见别的同学都入大学，便自己着急，那便是'孩子气'了。"（同上，20页）听说她英文不及格，梁启超还劝她："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同上，23页）对于思庄的学业，梁启超也有很多考虑，他一直希望思庄将来能做他的助手，为此他建议思庄："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不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好教授，便留校，否则在美国选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姊姊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罢。"（同上，33～34页）梁启超最初并不主张梁思庄到美国读书，因为已有三个儿子留学美国，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家庭"美国化"。他劝思庄留在加拿大，读一两年，然后到欧洲去。他嘱咐思庄学好法文，就是留作去法国的本钱。不过，梁思庄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她坚持学习文学，直到1930年从麦吉尔大学毕业，转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图书馆学。此后她成为著名的图书馆专家，一生致力于西文编目的教学和研究。尽管她选择图书馆学是在梁启超去世之后，但是，她的选择不能说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和推动。从家学渊源上说，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时务报》期间就发表了《西学书目表》，收录西书三百余种；以后数十年间，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图书分类、编目的研究，但直到去世也没有实现培养图书馆管理人才和建立中国图书馆学两大目标。梁思庄成为父亲未竟事业的真正继承者，她依托西方的现代理念，参照家学中的思想学术传统，开创了中国前所未有的"东方学目录"，被人誉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梁启超生前，他的另外四个子女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年纪都还很小，没能到国外留学，他们的学业都是在国内完成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梁启超来往于北京、天津之间，除了要在清华、南开等大学开课、演讲外，还担任了京师图书馆馆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社会职务，还有大量的写作计划要完成，非常紧张和繁忙。就在这个时期，他的身体也开始出现问题，病魔缠身。但是，他并未放松对儿女的早期教育，也未忽略为儿女的学业早作安排。思达、思懿都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思懿后来还转到清华，他们的学习成绩都非常好。1927年，中国政局动荡，社会乱象丛生，梁启超决定为几个孩子聘一位专教国文的先生，让他们在家读书。不久，他又请了南开中学的教员，到家里给他们补习英文和算学。他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还说："今年偶然高兴，叫达达们在家读书，真是万幸……好在他们既得着一位这样好先生，那先生又是寒士，梦想去日本留学而不得，我的意思想明年暑假或寒假后，请那先生带着他们到东京去。达、懿两人补习一年或两年便可望考进大学，六六便正式进中学。"（同上，163页）梁启超请来的这位先生，就是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谢国桢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那时我学费都缴不起，衣食无着，只有教私馆为生，混过了肄业的期间。结业以后，就承梁启超先生叫我到天津他的家饮冰室去教他的子女。"（《追忆梁启超》，400页）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写道："1917年（应为1927年）夏，桢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结业之后，即馆于天津梁任公师家中，教思达、思懿诸弟读书。先生著述之暇，尚有余兴，即引桢等而进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讲，有时吸纸烟徐徐而行，桢与思达等坐而听。"（同上，172页）真是一幅教学相长、其乐融融的图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社会不能提供安全、正常的学习环境时，梁启超能以家庭教育作为补偿，可见他对子女的教育是不肯放任自流的。梁启超在世时，梁思礼（他称之为老白鼻）尚未到读书年龄，但他给操劳、病痛中的父亲带来了许多快乐。梁启超在给梁思顺等人的信中常常提到老白鼻的可爱之处，他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下地，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诸如此类，每天趣话多着哩。"（《际遇-梁启超家书》，126页）这里既有梁启超享受天伦之乐的美好，又能看到他教育子女的良苦用心。第一部分 造育新民梁启超作为孩子们的良师益友，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更对他们的品性、为人、立身、处世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在他看来，教育不是别的什么，教育就是教人学做人，而且是学做一个现代人。他讲到求知识与学做人的关系，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年轻人："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9页）有人会不会想起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二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说。现在我们所要解决的，是怎样才能实现他所说的做成一个人。他说："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遍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同上，105页）他在这里所说人类普遍道德的标准，其实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普世价值。我们看到，梁启超教育子女，就以这三件为究竟。有人不相信中国文化传统中包含有普世价值，怕是少有梁启超的慧眼和慧心。第一部分 不惑首先，他对子女的学业是十分重视的，认为这是立身的根本。他说："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同上，106页）所以，他对思成、思永、思忠、思庄这几个大孩子，从选择专业到指导学习，再到毕业后的求职，甚至以后的生计问题，从不敢掉以轻心，总要亲力亲为，尽量作出妥善的安排。他们毕业以后，不说成名成家，至少先求得能在社会上自立，有自己的事业。他向孩子们传授治学的方法，强调要细密而踏实，不贪图虚名，也不急于求成。梁启超希望思庄报考生物学，但思庄自己不喜欢，梁启超也不强求，反而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追忆梁启超》，459页）他一直主张做学问要有"趣味主义"，其中就包括"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一种探求的精神和勇气。他告诉几个孩子，求学时心里不要总是想着将来如何如何，他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曾国藩）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际遇-梁启超家书》，130页）他把这点精神归纳为"无所为"三个字，认为这是"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如果事事"有所为"，比如读书就为了高考，高考就为了上个好大学，上大学就为了拿文凭，拿文凭就为了找个好工作，好工作就为了挣大钱，有了钱就为买房买车享受生活，一切就变得很无趣了。他不希望孩子把求学当作一块敲门砖，一旦门被敲开了，砖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梁思成曾经问他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他用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的例子来比较，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谁更多一些呢？他说："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同上，129页）看来，梁启超寄希望于儿子的，是要他做现代中国建筑界、美术界的李、杜啊。梁启超一生都在做"新民"的梦。但是，新一国之民实在太难了，梁启超为之奋斗了一生，谁又能说新了多少？扫天下不成，则不妨退扫一室，梁启超对于把自己的子女造就成为新人，还是蛮有信心的。所以，他一定不会满足于仅仅看到孩子们在学业上的成功，他说道："诚然，知识在人生地位上，也是非常紧要，我从来并未将他看轻。不过，若是偏重知识，而轻忽其他人生重要之部，也是不行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9页）他戏称现在的学校都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同上），并且认为，无论是中国的学校，还是欧美的学校，都患有同样的毛病，区别只在深浅不同而已。也就是说，"现在的学校大都注重在智识方面，却忽略了智识以外之事，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都努力于智识的增加"，反而将更为重要的"修养人格，锻炼身体"忽略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5页）他提醒大家："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而后者的危害大大地超过了前者，更可怕的是，对于这种危害，人们"多不自知"。人们"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所以他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然而，疗救精神饥荒的方法在哪里呢？梁启超挥手一指，在东方-中国与印度，他说："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9～12页）有人或许会觉得，梁启超这里所说，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其实不然，就他当时所看到的中国教育状况而言，"原有的精神固已荡然，西洋的精神也未取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6页），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在这种传统崩溃、新学未立的精神文化危机中，梁启超寄希望于东方的学问道德，或能转变世风，建设新的文化。梁启超的回答是："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7页）这正是梁启超超过同时代许多人的地方，他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人，在很多时候，他甚至是领风气之先的。但他并不排斥中国文化传统，而且相信，即使在今天，传统的克己求仁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梁启超对于子女的教育，完全立足于这一点。他要求孩子从小就要读《论语》、《孟子》之类的书，梁思成被车撞伤，住院治疗，梁启超还安慰他"利用这时候多读点中国书也很好"（《际遇-梁启超家书》，142页），这都是希望传统的道德伦理能给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一部分 不忧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一点，就是要在生活中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确立美满的人生观。他最怕自己的孩子消极、气馁、悲观、忧郁，告诫孩子们："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同上，72页）他在给思顺的信中说："你和希哲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们以磨练人格的机会。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受，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乐，才真是会打算盘哩。"（同上，71页）他有时也现身说法："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同上，59页）他认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不忧"，也就是"三达德"中的第二德。至今还有许多人很看不起这一条，以为中国落后就是因为信了孔孟之道，所谓仁义道德，都是虚伪的，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欺骗老百姓的精神鸦片。这么说并没有错，但是，道理只讲了一半，另外一半却是梁启超所讲的人格磨炼。他说，什么叫做"仁"呢？孔子有个解释，"仁者人也"，仁就是人。梁启超更进了一步，他把"仁"解释为"普遍人格之实现"。他还说："人格完成就叫做'仁'。"由此可见，"仁"还有人格磨炼的意思在里面。过去的士大夫喜欢讲"内圣外王"，听起来很玄，其实，"外王"讲的是建功立业，且不管它；"内圣"讲的却是自我修养，人格实现，它的最高境界，就是"仁者不忧"。然而，仁者为什么会不忧呢？梁启超认为："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地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6～108页）梁启超的这种教育成果如何呢？思永有一次对梁启超说："爹爹尽可放心，我们弟兄姊妹都受了爹爹的遗传和教训，不会走到悲观沉郁一路去。"（《际遇-梁启超家书》，257页）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家教不仅有儒家的克己求仁，还有墨家的勤俭寡欲、吃苦耐劳，兼有老庄的虚无静观，总之是要磨炼自己的人格，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健全的人。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反复提到："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同上，46页）他对孩子们说："孟子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抑亦导汝曹脱险也。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同上，47页）这些都是他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和要求，因此，只有"知者不惑"、"仁者不忧"是不够的，还要"勇者不惧"。第一部分 不惧然而，怎样才能做到"勇者不惧"呢？他认为需要做的事有两件，第一件叫做心地光明，恰如俗语所说：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他说："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8页）只要襟怀坦荡，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他曾经两次公开表示与老师康有为的分歧。第一次是在流亡日本期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反对康有为在海外掀起的"尊孔保教"运动；第二次是在民国时期，1917年张勋复辟期间，梁启超助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他先为段祺瑞起草了《讨张勋复辟通电》，意犹未尽，又于次日公开发表《反对复辟电》，痛斥张勋、康有为"公然叛国叛道"，指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颜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矛头直指他的老师康有为。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也是这样。袁氏在戊戌政变中有告密之嫌，六君子因此被杀，康、梁也因此流亡海外十几年，可谓势不两立的仇人。但辛亥革命以后，从国家命运的大局出发，梁启超最终还是选择了与袁世凯合作。然而，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梁启超则抱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斥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并发起"讨袁护国"运动。诸如此类，给外人一种"善变"、"屡变"的印象。同盟会干才、辛亥革命元勋，自号石叟的谭人凤就说他"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石叟牌词》，2页）。对此，梁启超从不辩驳，他的学生有个说法："盖梁本坦率天真，纯粹一学者，交际非其所长，尤不知人，为生平最短；但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追忆梁启超》，54页）在这件事上，郑振铎说得最为透彻，他自问："世人对于梁任公先生毁誉不一；然有谁人曾将梁任公骂得比他自己所骂的更透彻，更中的的么？有谁人曾将梁任公恭维得比他自己所恭维的更得体，更恰当的么？"恐怕没有，于是他说："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的，便是一位真能将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同上，87页）在他看来，梁启超"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同上，88～89页）这是梁启超始终不变的，也是他一直教育儿女这样做的，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孩子们，要树立"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随便别人怎样看你，随便遭遇怎样的环境，"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际遇-梁启超家书》，50页）第二件，要练就抵御各种诱惑的本事。他看到了社会上有很多的诱惑，而人又极易为各种欲望所左右，如果真的让"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了。他这里不是危言耸听，故意在吓唬谁，而是真的相信，"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所以，他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在磨炼意志上下工夫，不要"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8页）他也以此教育孩子，他曾多次与思顺谈到："切勿见猎心喜，吾家殆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际遇-梁启超家书》，217页）民国之后，有几年梁启超是在政府做过官的，也曾有过薪俸，但观其一生，主要还是靠稿费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对思顺说，"凭吾之力，必可令家中无忧饥寒"，但也不会发大财。他当然有发财的机会，"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然吾不欲尔"。（同上，215～216页）为什么不欲呢？自然是不肯贬损自己，使自己没了尊严。他老实不客气地告诉诸君："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为一个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8页）他也常常以此教育孩子。很显然，他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怀等诸多方面都高人一筹；他的家教，也往往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多年的浇灌，终于结出了硕果，九个子女人人成才，本身就是对国家、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而他的为父之道和家教家风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第一部分 第三章 相敬相知 ：梁启超的婚精明强干李夫人梁启超生命中有三个重要的女人：两位夫人和一个红颜知己。第一位自然是他的夫人李蕙仙。这位李夫人可是大有来头。据夏晓虹教授考证，她的本名应该是"端蕙"，"蕙仙"只是她的表字。梁启超曾作《上海遇雪寄蕙仙》一诗，题下有注："蕙仙，李夫人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1页）但是，生活中大家叫惯了"蕙仙"，"端蕙"这个本名反倒湮没在历史深处，很少有人知道了。李端蕙的父亲李朝仪，字藻舟，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为官经历贯穿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从直隶（河北）平谷知县，一步步做到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李端蕙就出生在他治理永定河的任上。她有个叔伯哥哥叫李端棻，幼年丧父，叔父李朝仪很赏识他，待他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李端棻也处处学李朝仪的样子，立身行事都很正直，后来官做到礼部尚书，成为著名的维新派大臣。李朝仪的"北京市长"只做了两年，光绪七年（1881年），他不幸去世，全家便回到贵州。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东乡试，李端棻担任主考官。梁启超是众多参加考试的举子之一，那年他只有十七岁，考试结果一公布，他名列第八，成为当时十分耀眼的一颗新星。面对这样一位前途不可限量的少年才俊，李端棻马上想到了他的堂妹李端蕙。此时的李端蕙已经二十一岁，尚待字闺中。发榜后，按照规矩，中举的士子都要拜见座师，李端棻事先就请了副主考王仁堪（可庄）做大媒，要把妹子许配给梁启超。据说，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王副主考有个女儿，也不曾婚配，他对梁启超也非常赏识，一心想把女儿嫁给梁启超，没想到却被主考大人抢了先，无奈之中，也只能做这个月老儿了。梁启超出身寒素之家，本为一介寒士，由于才华出众，受到主考官的嘉赏，后者还主动提出结亲，不只是官场中的一段佳话，对梁启超来说，也是十分荣耀的一件事。两年后，大约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入冬的时候，梁启超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与李端蕙完婚。婚后的梁启超与李端蕙暂住在宣武区永光寺西街旧门牌1号的新会新馆。这一年梁启超虚岁十九岁，新夫人大他四岁，应该不会小于二十三岁。第二年的夏天，他便和夫人李端蕙一起回到了故乡-广东新会县茶坑村。梁家世代务农，仅靠几亩薄田度日，家境并不宽裕，新婚夫妇刚到老家时，连一间像样的新房都没有，只能借用梁姓公族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房。广东的气候炎热潮湿，初来乍到的李端蕙很不适应。但是，这位生长于官宦之家、从天子脚下嫁到中国极南一个乡村的大小姐并没抱怨，也不嫌弃，很快便适应了梁家贫寒俭朴的生活，操持起家里的日常杂务，梁家上下都对这个新媳妇交口称赞。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五年前就已仙逝，继母只比李端蕙大两岁，李端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精心侍奉，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婚后的梁启超并没在家里久住，他当时正求学于康有为，为了完成学业，婚后不久，便到万木草堂读书去了。万木草堂在广州的长兴里，离新会的茶坑村有百里之遥，交通又不很便利，所以，这对新人总是相聚的时候少，分离的时候多。随后的几年里，梁启超曾两度进京参加会试，夫妻在一起的机会就更少了。这时的北京已然是风雨欲来，整个国家都处在危难之中。甲午一战，老大中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求和，准备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并赔偿白银两万万两。消息传来，群情激奋，康有为首倡公车上书，请朝廷拒绝和议；梁启超则日夜奔走，联络各省举子，聚议于北京城南的松筠庵，并连夜撰写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要求，造成了前所未有之大事件。此后的梁启超，其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不再把考取功名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是以一个改革者、启蒙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全身心地投入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时代浪潮。他奔走于北京、上海及湖南、广东各地，开学会，办报纸，写文章，登讲坛，为中国的富强和进步大声地鼓与呼。第一部分 情诗里的浪漫与风雅这个时期他很少回家与家人团聚，关于他们夫妻情感、生活方面的情况，在可以看到的史料中也少有记载，至今我们已经很难猜想二人感情生活的具体细节。但李端蕙毕竟出身于官宦之家，明清之际，官宦人家的女子大多受过一些教育，都有诗歌唱和的雅兴，有人说，李夫人从小便熟读古诗，有吟诗作文的才能，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都会，被亲友们誉为才女。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她的作品流传下来，也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其作品的记载。以梁启超的性情，如果有，不会不有所表示，他的《饮冰室诗话》中就记载了其他女性的诗作，何以对夫人的作品不置一词？最有可能的是，她确实没有写过。如今我们也只能从梁启超写给她的诗词作品中，多少感受一点这对年轻夫妻之间的浪漫和风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有《上海遇雪寄蕙仙》诗一首，其中几句是这样写的：春寒恻恻逼春衣，二月江南雪尚霏。一事生平忘不得，京华除夜拥炉时。江南二月，雨雪霏霏，春寒料峭，独居逆旅，梁启超想起昔日在北京与夫人围炉夜话共度除夕的情景，描绘出一幅暖融融的夫妻生活剪影。还有《寄内四首》：一缕柔情不自支，西风南雁别卿时。年华锦瑟蹉跎甚，又见荼蘼花满枝。月上帘栊院落虚，香罗帐掩旧流苏。东风昨夜无聊赖，故作轻寒逗玉橱。三年两度客京华，纤手扶携上月槎。今日关河怨摇落，千城残照动悲笳。萍絮池塘乳燕飞，蛮笺细展写乌丝。殷勤寄与临安去，陌上花开莫缓归。诗中写到的离愁别绪，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常有的意境，但梁启超写来，却也表达了他在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895-1897）这段时间里的生命状态和心情，即在慷慨激昂之外，还有低回哀婉的一面。虽然国家的危机、现实的忧患，时时在他心中激荡着不息的波澜，但这个风华年少的青年才俊，又怎能放得下家中的娇妻爱女？夜深人静之时，他也要放纵一下自己的柔情与恋情。这种哀艳如箫声的审美意韵，也表现在他写给夫人的几首词中。有一首《兰陵王·至日寄蕙仙计时当在道中》，写的是李端蕙归宁途中，梁启超因夫人不在身边，难以入睡，眺望窗外的苍茫暮色，梦去愁来，担心她一路上风餐露宿，舟车冷暖：瞑烟直，织就一天愁色。栏杆外无限庭芜，付与斜阳尽狼藉，良期渺难得。遮莫年华虚掷，迢迢夜，梦去愁来，还似年时倦游客。天涯数行迹。念衾冷舟蓬，灯暗亭壁，篮舆扶下正无力。又月店鸡声，霜桥马影，催人晨起趁晚驿。夜凉怎将息。凄寂，共今夕，共目断行云，江树南北，芳痕触处情无极。有织锦留墨，唾绒凝碧，思量无寐。又淡月，照帘隙。另有一首《台城路·黄浦江送蕙仙归宁之黔余亦南还矣》，也写到李端蕙归宁，夫妻离别的心情：平生未信离愁，放他片帆西去，三叠阳关，一杯浊酒，做就此番情绪。劝君莫醉，怕今夜醒来，我侬行矣。风晓月残，江浔负手向何处。天涯知是归路，奈东劳西燕，辽绝如许，满地干戈，满天风雪，耐否客途滋味。几多心事，算只有凄凉，背人无语。待取见时，一声声诉汝。另有一首《洞仙歌·中秋寄内》，写他在中秋夜晚，对月思人，想起去年中秋，与夫人月下畅饮，悄悄窥视夫人的醉态：薄醒残睡，又四更天气，明月新来太无赖。记去年，今夕双影晶帘，曾见汝一点窥人微醉。瑶台天外路，依约年华，甚到圆时越憔悴。料脂香啼曙，镜粉敲寒，算未减花底天涯滋味，待互倩素娥愬殷勤，万一梦魂儿断鸿能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以上诗词分别见1页和89页）第一部分 夫妇相敬如宾（1）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仓皇出逃，东渡日本。危难之中，他一直惦念家眷的安全，频频写信给夫人李端蕙。在九月十五日的信中梁启超说道，老师康有为已到日本，他从康有为那里得知，家人都已避难澳门，生活尚能维持，心稍安定。听说夫人临危不惧，"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梁启超年谱长编》，166页）。一番赞扬之后，他还有重要的事情托付给夫人。他担心，遭此剧变，父母的心里一定很焦灼，很忧虑，他又不在身边，只能靠夫人代他尽儿子的职责，尽可能地给父母一些安慰和解脱。他说："卿此时且不必归宁，因吾远在外国，大人遭此患难，决不可少承欢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同上，167页）在这封信中，他还为妻兄李端棻因受其牵连而远配新疆表示不安和愧疚，担心此行他的生命是不是有危险。在十月六日给李端蕙的信中，他再次把父母托付给爱妻："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同上，167页）一周之后，梁启超再次致信李端蕙，向她解释不能马上接家眷来日本的原因，讲了三个理由："一、今在患难之中，断无接妻子来同住，而置父母兄弟于不问之理，若全家接来，则真太费矣，且搬动甚不易也。二、我辈出而为国效力，以大义论之，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若以眷属自随，殊为不便。且吾数年来行踪之无定，卿已知之矣。在中国时犹如此，况在异域？当无事时犹如此，况在患难？地球五大洲，随处浪游，或为游学，或为办事，必不能常留一处，则家眷居于远地，不如居于近乡矣。三、此土异服异言，多少不便，卿来亦必不能安居，不如仍在澳也，此吾所以决意不接来也。"（同上，168页）直到来年的春季，这件事仍不能最终确定下来。三月二十四日，梁启超又一次致信李端蕙，讲到曾经准备接她到日本来，"因横滨开女学校，欲请薇君（康有为长女康同薇）为教习，故吾之意欲令卿与同来也"。但忽然接到康老师的书信，要他赶赴美洲动员华侨加入保皇会，所以，只好将接家眷之事再一次暂缓推迟。不过，这一次梁启超似乎并未成行。结果，到了秋天，梁启超突然接到妻子来信，说她们已在父亲梁宝瑛的护送下启程前往东京，来与他团聚了。十月的一天，梁宝瑛等人乘坐的客轮停靠在长崎港，在此等候多时的梁启超，终于看到李端蕙抱着女儿思顺，和父亲一起走上码头，全家人久别重逢，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在日本十四年，梁启超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虽然有过几次迁徙，但最终还是因华侨朋友的慷慨资助，住进了神户郊外的一幢别墅，全家因此有了安居之所。此地面对大海，背靠山林，海涛与松涛齐鸣，犹如奏响了一曲雄浑的交响，梁启超爱其环境的优雅别致，称它为"双涛园"。这时，梁家的生活虽不富裕，甚至有些捉襟见肘，但却是幸福和睦的，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使他在颠沛流离中感受到天伦之乐的来之不易。据说，李端蕙是个比较严肃的人，甚至性情有点乖戾。她主持家政，"家里的人，都有点怕她"（《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19页）。梁思成在多年之后还说到母亲的严厉："我小时候很淘气，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弟弟思永后面，我妈气极了，用鸡毛掸捆上铁丝抽我。"（《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265页）他还说到李夫人对佣人也很苛刻，"动不动就打骂罚跪"。这样看来，这位李夫人的确很严厉。第一部分 夫妇相敬如宾（2）在梁家，梁启超是一位慈父，李夫人就是一位严母，不仅佣人和孩子都很怕她，就是梁启超，似乎也要让她几分。当时外间便有"梁启超怕太太"的传言，他的学生杨鸿烈为老师开脱，找了如下一些理由："梁夫人既是出自当时显贵家庭的小姐，下嫁穷书生，且长梁好几岁；在梁氏遭逢戊戌政变，亡命日本时，又蒙李端棻馈赠赤金二百两，得以这项资本，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梁氏在北京会试时，即已寓住李尚书公馆，累得这位号称学问渊雅，性情笃厚的妻兄，也因变法失败，而丢掉纱帽，发往新疆效力赎罪。梁氏对这位显贵的知己恩人，既因李'屡上封事，请开学堂，定律例，开懋勤殿，大誓群臣诸大事'而对李表示十二万分的感激，因此，对李的堂妹，不能不'相敬如宾'。"（《追忆梁启超》，287～288页）这里所说应该都是实情。梁、李的婚姻固然很令人羡慕，但毕竟掺杂了许多感情之外的东西，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两人关系。不过，也要看到两人在性情上互补的特点。梁启超属于双鱼座，据说，这个星座的男人总能保持一种天真、忠厚的气质，性格也比较温和，很容易相处，但却需要一个能指导其言行的精明强干的生活伴侣。看上去，这很像是一种巧合，我们则不妨姑妄听之。而实际上，梁启超也确实离不开这位严谨而能干的主妇。他在夫人去世之后所作《悼启》一文中写道：戊戌之难，启超亡命海外，夫人奉翁姑，携幼女，避难澳门。既而，随先君省我于日本，因留寓焉。启超素不解治家人生产作业，又奔走转徙，不恒厥居，惟以著述所入给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奉极刻苦，而常撙节所余，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十余年间，心力盖瘁焉。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训儿女以义方，不为姑息。儿曹七八人，幼而躬自授读，稍长，选择学校，稽督课业，皆夫人任之，启超未尝过问也。幼弟妹三人，各以十龄内外依夫人就学，夫人所以调护教督之者无不至。先姊早世，遗孤甥赵瑞莲、瑞时、瑞敬三人，外家诸姪李桂姝、续忠、福鬘，皆早丧母，夫人并饮食教诲之如己子，诸甥姪亦忘其无母也。启超自结婚以来，常受夫人之策历襄助，以粗自树立。早岁贫，无所得书，夫人辄思所以益之。记二十一岁时所蓄竹简斋石印二十四史，实夫人嫁时簪珥所易也。中岁奔走国事，屡犯险艰，夫人恒引大义鼓其勇。洪宪之难，启超赴护国军，深夜与夫人诀，夫人曰："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毋反顾也。"辞色慷慨，超启神志为壮焉。至其平日操持内政，条理整肃，使启超不以家事婴心，得专其力于所当务，又不俟言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24～25页）梁启超的这番话基本上概括了夫人的为人和性情，以及她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她在这个家里就是主心骨，大事小情都要她拿主意。她比梁启超大四岁，这种姐弟式的婚姻总是弟弟依赖于姐姐，她也真像姐姐一样呵护这个小弟弟。所以，她的去世真叫梁启超悲痛万分，他在给北京《晨报》所写《痛苦中的小玩意儿》一文里，对于这种痛苦的情形有很形象的表达，他说："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梁启超年谱长编》，1023页）百无聊赖中，他只能靠读宋词来排遣悲伤的情绪。第二年，夫人安葬以后，他又写了《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也称作《祭梁夫人文》。梁启超很看重这篇文章，他在葬礼结束后写给思顺、思成、思永、思庄的信中说："我的祭文也算我一生好文章之一了。情感之文极难工，非到情感剧烈到沸点时，不能表现他（文章）的生命，但到沸点时又往往不能作文。即如去年初遭丧时，我便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这篇祭文，我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虽然还有改削的余地，但大体已很好了。其中有几段，音节也极美，你们姊弟和徽音都不妨熟诵，可以增长性情。"（《梁启超全集》第十册，6223页）他的这篇祭文再次回顾了两人结婚以来三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最后表达了感情永远不变的愿望："郁郁兮佳城，融融兮隧道，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海枯兮石烂，天荒兮地老，君须我兮山之阿！行将与君兮于此长相守。"（《梁启超年谱长编》，1023页）梁启超的这种痛苦，一方面源于他对夫人的依恋，一旦失去，便感到心无所依；另一方面，或许也和他一直放不下的深深内疚有关。李夫人自1915年冬患乳腺癌，几年来，多方求治，做过两次手术，都没有根除，1924年春天再次复发，并于当年9月13日去世。一年之后，在给思顺等人的信中，他还在自责："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之极，悔恨之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也像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际遇-梁启超家书》，145页）类似的话，也见于他的《告墓文》："君我相敬爱，自结发来，未始有忤；七年以前，不知何神魅所弄，而勃豀一度。"（同上，1022页）这里所说的七年前，应该是1917年，在这一年里，这对相亲相爱的夫妻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现在已很难猜测了，倒是从这里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梁启超对其爱妻的拳拳深情。第一部分 任劳任怨王夫人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姓王，她没有大名，就叫来喜，王桂荃这个名字是梁启超给她取的。王夫人在梁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重要性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李夫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隐藏在幕后，在各种有关梁启超的历史文献、年谱传略、日记书信中，她的名字从不被提及，只有在《梁启超年谱长编》和他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中，我们才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在这里，她常以"王姑娘"或"王姨"的身份出现。如果细读《梁启超年谱长编》，我们还是能够发现梁启超的"非正常"状况，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是年（1904年），十月七日三子思永生，同年四妹生。"这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就很耐人寻味。最早向社会公开王夫人真实面貌的应该是梁思成，其后，梁启超的外孙女、梁思庄之女吴荔明在撰写《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时，专为王桂荃安排了一个章节。据梁思成介绍，王桂荃的家乡在四川广元，童年生活十分悲惨。家中只有几亩薄田，全靠父亲的辛勤耕作，一家人才能勉强度日。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继母相信算命先生的胡言，说她命硬，克父母，经常虐待她。四岁那年，父亲又不幸暴病而亡，无依无靠的她，被人贩子买去，几年间就被转卖了四次，最后来到李端蕙的娘家。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夫人回家探亲，见她聪明伶俐又很勤快，就把她带到梁家做丫环。（《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263页）王桂荃大约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依据是吴荔明曾经写道："1903年，她18岁时在李蕙仙的主张下和梁启超结了婚。"（《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21页）这样看来，她应该比梁启超小十二岁，比李夫人小十六岁。她到梁家以后，和一家人相处得都很不错，很有人缘。冯自由曾有《梁任公之情史》一文，其中讲道："来喜深得女主宠用，在《新民丛报》时代，举家度支及锁钥概付其掌管。"（《追忆梁启超》，206页）一个丫环，掌管着全家的日常开支和钥匙，可见李夫人是非常信任她的，她在梁家的地位也是很不一般的。冯自由的父亲是日本横滨的华侨商人，与孙中山多有来往，是兴中会的早期成员，他也很小就加入了兴中会，是年纪最小的革命党。他早年曾在梁启超担任校长的高等大同学校读书，对梁启超应该比较熟悉，但因政见不同后来竟反目成仇。他这篇文章发表于1936年6月《逸经》第8期，其中对梁启超不乏揶揄、丑化和攻击，党派私见十分明显。后来他编写《革命逸史》，并未将此文收录，似乎也很能说明问题。他在文章中透露："甲辰（1904年）某月启超忽托其友大同学校教员冯挺之携来喜至上海。友人咸为诧异，后乃知为因易地生产之故，盖来喜得孕，极为女主所不喜，故不得不遣至别处分娩。久之，梁妇怒解，始许来喜母子归横滨同居。"（同上，206页）看来，这个说法后来还是被梁家的人所接受，只是在当年的文献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王桂荃身份和地位的明确而可靠的记载。王桂荃成为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她为梁家所生的孩子中，有六个长大成人。孩子们称李夫人为"妈"，称王夫人为"娘"。但在李夫人生前，梁启超似乎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王夫人，他在写给梁思顺等人的家信中，常常称"王姑娘"或"王姨"。然而他又说，王夫人"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其重要性或在于她所具有的多重身份，她既是孩子们的"娘"，又是梁氏夫妇的佣人，按照传统的伦理规范，她不过是丫环收房做了"妾"。但梁家是个具有现代思想的家庭，梁启超也不是封建大家庭的老太爷，这使得王桂荃有可能成为其丈夫不可缺少的助手和伴侣。平时，她帮助李夫人料理家务；梁启超出门在外，则往往由她随行帮助料理生活。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由天津乘船潜至上海，秘密筹划和推动反袁护国战争。住下以后，他马上给思顺写信，要求王夫人来沪："吾身边事无人料理，深觉不便，可即命来喜前来。"他还特别强调："吾今处此艰危且不便之境，家人固不容以跋涉为惮也。"过了几天，他再次写信催促，要"王姨非来不可"。（《梁启超年谱长编》，726页）到了第二年的三四月间，他悄悄潜入香港，准备从越南的海防潜入广西，此时王夫人已回天津，他再给思顺写信，要求"当即遣王姨来港"，并且说，"非王姨司我饮食不可"（同上，766页）。这些都表明梁启超对王夫人是非常依赖的，李夫人去世后，梁启超也身患重病，他更离不开王夫人的照顾，那些年他写给几个孩子的家书，几乎总是提到"王姨要来干涉了"，只好停笔休息。王桂荃这个人虽然出身低微，但品性非常高尚，梁思成称她为"很不寻常的女人"。她的不寻常首先表现为坚韧、耐劳、上进，又具有包容性和同情心。通过吴荔明的描述我们了解到："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并负责家务方面对外联系。她负担着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用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她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时，坐在一旁听孩子们读书、写字，她也跟着读，就这样她学会读书看报，还会记账，写简单的信。她同样也很理解公公的事业，为了使公公专心工作，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使得家庭和睦安定。"（《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23页）梁家的每个孩子都很喜欢这个"娘"，他们对"娘"的回忆，总是充满了温馨的感情。有一次，思成因为考试成绩不如弟弟思永挨了李夫人一顿暴打，他说："事后娘搂着我温和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她这些朴素的语言我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马马虎虎了。"（《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265页）他还讲到"娘"在这个家里的不容易："我妈对佣人很苛刻，动不动就打骂罚跪，娘总是小心翼翼地周旋其间，实在不行了，就偷偷告诉我爹，让他出来说情。而她自己对我妈和我爹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对我妈更是处处委曲求全。她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有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同上）遗憾的是，梁启超过世太早了，我们无缘看到他再为王夫人作一篇《悼启》或《告墓文》，以此来表达他对这个女人的感激之情。这么多年，他都找不到机会把自己深藏在心底的这种情感表达出来。他一生写了那么多的文字，总有上千万了，却没有一个字是写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个女人的。这对王桂荃颇有些不公。梁启超不幸去世，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王夫人的肩上。当时，除了思顺、思成之外，其他几个孩子都在上学，学业尚未完成，而主要收入来源却没有了，家庭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她竟然能够艰难地支撑起这个家，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人，真是人世间的一大奇迹。几十年后，梁家的子孙在梁启超夫妇墓（位于北京植物园东环路东北的银杏松柏区内，墓园为梁思成亲自设计）东侧稍后的位置新立了一块卧碑，并在墓碑之后栽种了一棵小松树，此碑题名即为"母亲树"，也算给了王桂荃一个应有的位置。第一部分 红颜知己何小姐（1）何蕙珍犹如一颗耀眼而璀璨的流星，在梁启超的生命中轻轻划过，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作为梁启超的红颜知己，今天我们要了解她，以及她与梁启超的感情，似乎也只有梁启超写给妻子李端蕙的两封书信以及他的二十四首诗作可以参考。事实上，根据这些有限的文字，我们已经很难恢复历史的现场，而只能借此揣摩梁氏的此番出位，在他与妻子以及红颜知己之间，激起了怎样的感情波澜。梁启超此次美洲之行，发生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岁末。在此之前，康有为创立保皇会于加拿大，他担心在日本的梁启超"渐入中山圈套"而要设法解救他，于是，"勒令梁即赴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梁启超年谱长编》，181页）。这时，美洲华侨向梁启超发出邀请，希望他能赴美一游。当年的12月19日，他从日本横滨动身，12月31日抵达檀香山。此时的檀香山因时疫流行，华埠封闭，各港口禁止船只航行，他只能先在此地住了下来，发展保皇会组织，创办保皇会报纸，为庚子勤王之役筹款。总之，滞留该岛期间，他为保皇会做了不少工作。直到第二年八月，他原本要去美国的，但由于自立军起义迫在眉睫，同志们催他尽快回国，他才决定搭乘日本轮船东返。他与何蕙珍的短暂恋情就发生在滞留檀香山的这段时间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四日，梁启超给妻子李端蕙写了一封家信，详细汇报了他与何蕙珍从相识、交往，直至分手的过程。他告诉妻子，何蕙珍是当地一个华侨商人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保皇会的会员。这个只有二十岁的女孩儿，英文水平很高，整个檀香山的男子，没有能赶上她的，而且她有很好的学问和见识，喜欢谈论国家大事，很有大丈夫的气概。她十六岁就被当地学校聘为教师，至今已经四年了，可见是个才女，而且不是旧时才子佳人式的才女，而是有新思想新精神的才女。梁启超继续讲他和这个才女的故事。那天，何才女的父亲在家中摆下宴席，请梁启超赴宴，座中还有当地的名人士绅，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席间，大家邀请梁启超演讲，并请何蕙珍做翻译。第二天早上，当地报纸都刊登了他的演说辞，称赞他讲得好，也称赞何蕙珍的才华。说到这里他有点洋洋自得，并说最初见到何蕙珍的时候，见她"粗头乱服如村姑"，就没往心里去，等到她入座翻译时，才大吃一惊，看她目光炯炯，真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子。告别时，她和梁启超握了手，梁启超在这里特别解释说，当地的华人习惯西方的礼节，见面和分手时都以握手为礼，男女都是这样。何蕙珍握着梁启超的手说："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面对姑娘大胆的爱情表白，梁启超只有"唯唯而已，不知所对"。（同上，249～250页）他说，刚到檀香山的时候，当地有一家西文报纸，受清政府驻檀香山领事的指使，时常刊登诋毁、诽谤他的文章，他不通英文，对此也无可奈何。后来发现，有人写了文章发表在西文报纸上，为他辩驳声张，却又不留姓名。他问过许多同志，都不知道作者是谁。那天晚上到何家赴宴，席间，何小姐把原稿拿出来给他看，他才知道那些文章都是何小姐所作。他因此更加感动，也更加钦佩这个女孩儿。他说，虽然这些年风云际会，心里装的都是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世界局势这样的大事，很少有儿女情长的时候，但见到何小姐以后，听她说话，看她做事，心里竟觉得时时刻刻都有这个人存在，放不下了，不知是什么道理。过了几天，梁启超送给何蕙珍一张自己的照片，何蕙珍则回报他两把折扇。第一部分 红颜知己何小姐（2）过了不久，又有朋友来试探他："听说你要到美国去，可你不能说英语，很不方便，想没想过带个翻译同去？"梁启超说："想是想过，只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朋友笑着说："先生如果有志于学习英语，为什么不娶一个通晓华语、会说英语的女人呢？一面学英文，一面当翻译，岂不两全其美？"梁启超说："你是在取笑我吧，哪个不相识的大家闺秀肯和我结婚呢？而且，我是有妇之人，你难道不知道吗？"朋友不慌不忙："我怎么敢和先生开玩笑呢？先生所言，我都清楚，我今天只想问先生一句，如果有这样一位女性，先生准备怎么办呢？"梁启超想了一想，恍然大悟，于是对这位朋友说："你说的这个人，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非常敬重她，喜欢她，也非常思念她。尽管如此，我却不能背弃曾与同志们一起创立的一夫一妻世界会的原则。况且，我如今还是个亡命之人，有人悬赏十万要我的脑袋，我的生命时常处于危险之中，家中有一个妻子，也是见面的时候少，分别的时候多，不能常常厮守在一起，怎能再拖累别人家的好女子呢？再说，我如今为国事奔走天下，一言一行，天下的人都看在眼里，如果做出这样的事，人们岂能原谅我？请你替我向这位女子表示感谢，我一定以她敬爱我之心敬爱她，时时不忘，只能这样了。"朋友听了梁启超这番陈述，无言以对。这时，梁启超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忙对朋友说："我想替她做个媒人你看如何？"朋友应声说道："先生既然了解这个人，我也就不必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了，这个人的眼里难道有一个男人是让她钦佩的吗？她在数年前就已经发誓不嫁人了。请先生不必再说了。"又过了四五天，何蕙珍的老师请梁启超赴宴，仍然请何蕙珍作陪。他们在席间谈了很久，梁启超不敢对她说起朋友提亲一事，她便也不说，而且丝毫没有扭捏做作、郁郁寡欢之态，只是大谈中国女学不发达是中国落后的第一个病根，并且谈到应当如何整顿小学校的办法，以便教育儿童。她还谈到要创造切音新字，自称要以完成这两件大事为己任。她是基督徒，谈话中还劝梁启超加入基督教。她说起来滔滔不绝，长篇大套，几乎使梁启超穷于应付。梁启超观察她的神色，觉得她已经忘记自己是个女子，梁启超说，他也几乎忘记她是个女子了。梁启超告诉她，自己有个女儿，如果他日有机缘，一定让她做何的妹妹和学生。何蕙珍也不推辞。她对梁启超说，听说他的夫人曾经担任上海女子学校的校长，才学一定和他一样，不知今生有没有缘分和夫人见上一面。先生如果给家里写信，一定代她向夫人问好。此时的梁启超"但称惭愧而已"（同上，251页）。临别，何蕙珍又对梁启超说，多少年来，她都以不懂华文为遗憾，时常想找一个有学问的人做老师，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她现在虽然做个小学校的老师，但并非她的志向。她准备前往美国的大学去求学，学成之后回国效力。先生他日维新成功，不要忘记她，如果要创办女子学堂，给她发一电报，她一定前来。她的心里只有先生。说罢这番话，他们互道珍重，握手告别。梁启超继续写道，回到寓所之后，他"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于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平生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同上）。既然睡不着，他索性起身，提笔给妻子写信，诉说自己的心事与烦恼。这封信写得很长，也写得十分坦白。读过这封信，我们相信，他对何蕙珍是有想法的，虽然他对朋友说了一大篇理由，但也确实动过娶妾的念头。他甚至有把握地说，如果他提出结婚的话，何小姐是不会在乎名分的。他在信中还以蕙仙比蕙珍，委婉地流露出这种意愿，他说："吾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若更因蕙珍得谙习英语，将来驰骋于地球，岂非绝好之事？"（同上，252页）但他又有种种顾虑，经过反复考虑、权衡，理智终于战胜了情感。这里所谓理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己所提倡的一夫一妻的社会理念；二是自己的特殊身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三是目前国内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更重要的一点是担心妻子不能同意。所以才有"蕙珍磊磊落落，无一点私情，我知彼之心地，必甚洁净安泰，必不如吾之可笑可恼"的欲擒故纵。这其实只是借口，是说给妻子李端蕙听的。他的真实想法其实是，既担心妻子不能接受何蕙珍，又怕她因此而产生误会，影响夫妻感情。在作了种种解释之后，他还是将"蕙珍赠我两扇"如数上缴，请夫人代为珍藏，并恳求她："卿亦视为新得一妹子之纪念物，何如？"（同上）我们很难了解李端蕙读罢此信之后的内心活动，但梁启超在收到妻子六月十二日复信之后，于六月三十日又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透露，李端蕙告诉他，在接到他的前一封信后，曾准备将此事通报给他的父亲。所以，梁启超上来就说："得六月十二日复书，为之大惊。"（同上）为什么大惊呢？因为梁的行为很可能破坏他们夫妻的关系，这是梁启超最为担心的。因此，他把曾经应付朋友的话，又拿来对妻子说了一遍。他要妻子相信，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仅没有时间再想何蕙珍，对她，也是"非不欲相思，但可惜无此暇日耳"。他说这些，无非是让李端蕙放心，他绝没有要娶何蕙珍的意思。他的这段经历，"亦发乎情，止乎礼而已"。（同上，253～254页）对于这段情案，后人有从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角度来论述的，认为梁启超在行动上还不能突破封建婚姻的藩篱，还受到传统文化和旧道德的约束。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说了等于没说。因为，我们不能忽略梁启超与李端蕙这对夫妻的具体情况。李端蕙不愿意梁启超纳妾，是很有可能的。三年之后，王桂荃怀了梁启超的孩子，也要躲到上海去生产，目的就是让李端蕙平息一下怒气。李端蕙后来可以接受王桂荃，很重要的还是王桂荃在梁家的特殊身份。梁启超转 第二部分 第十一章 亦敌亦友：梁启超与很难说梁启超与章太炎有多少共同之处，无论是禀性、学术，还是政治立场和行动方略方面，他们的差异、分歧之处都要比一致之处多得多。他们最初都是晚清思想领域内开风气之先的领袖，是近代以来启蒙的先驱，他们的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是两面十分耀眼的旗帜，只是后来插在了不同的阵地上。《时务报》两健笔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他是清代大儒俞曲园的学生。俞曲园名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曾任翰林院编修，是自顾炎武、江永、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朴学大师，当时是杭州诂经精舍的主持。1890年，23岁的章太炎受业于诂经精舍，"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学"，在这里，他"出入八年，相得也"。（《谢本师》，见《章太炎年谱长编》，11页）他的国学造诣之博大精深，即得益于此，而这是梁启超始终难以企及的。梁启超说，在清代学术处于蜕变、分化、衰落的时期，只有一个人"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余杭的章炳麟。（《清代学术概论》，95页）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章太炎走出书斋，也源自甲午年（1894年）中国战败于日本的刺激。他自己讲："乙未（1895年），康有为设强学会，余时年二十八岁，先是二十五岁始居杭州，肄业诂经精舍，俞曲园先生为山长，余始专治左氏传。至是，闻康设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章太炎年谱长编》，27页）冯自由也说："岁甲午，年二十七，闻有粤人康祖诒集公车上书陈请变法，诧为奇士。会康所发起之强学会向浙省各书院征求会友，章乃纳会费十六元报名入会，间或投稿上海报馆发表政见，文名由是日显。"（《革命逸史》上册，50页）由于有了这段因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务报》创刊后，汪康年、梁启超就向章太炎发出了邀请。他在《口授少年事迹》中说："丙申（1896年），二十九岁，梁启超设《时务报》社于上海，遣叶浩吾（瀚）至杭州来请入社。问：'何以知余'？曰：'因君前有入强学会之事。'"（《章太炎年谱长编》，36页）冯自由也说："岁丙申，夏曾佑、汪康年发刊《时务报》于上海，聘章及梁启超分任撰述，章梁订交盖自此始。"（《革命逸史》上册，50页）冯氏所述多有不实之词，但他说章梁的交往由此时开始，倒是真的。章氏与汪康年有旧，此前，他还写信给汪康年，谈到他的办报主张。所以，他在接到梁启超的邀请后，没有迟疑，便答应了。夏曾佑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应该也是他欣然前往的原因之一。为此，俞先生还有些不高兴。《章太炎自定年谱》提到这件事："至是，有为弟子新会梁启超卓如与穗卿（夏曾佑）集资就上海作《时报》（应为《时务报》），招余撰述，余应其请，始去诂经精舍，俞先生颇不怿。"（《名人自述》，101页）。丙申十二月（1897年1月），章太炎离开杭州诂经精舍，来到上海，在《时务报》馆任撰述一职。丁酉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2月22日），《时务报》第十八册出版，刊登了章太炎出山后的第一篇文章《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接下来，第十九册又刊载了他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章氏的学问、才华让人们大为叹服，但也有人指出，他的文章文辞古奥，典雅有余而通俗不足。谭嗣同二月初七日致函汪康年、梁启超时便赞叹道："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谭嗣同全集》，514页）三月十一日，黄遵宪致信汪康年，也提到了章太炎，他说："馆中新聘章枚叔、麦孺博均高材生。大张吾军，使人增气。章君学会论甚雄丽，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文。作文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则善之善者矣。然如此既难能可贵矣，才士也。"（《黄遵宪集》，466页）不久，黄遵宪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再次提到章太炎，他说："章君之文亦颇惊警，一二月中亦可一二篇。"（同上，470页）但黄遵宪的愿望没能变为现实，章太炎在《时务报》的撰述只能到此为止了。章太炎未必不想继续写下去，但他很快就与梁启超产生了分歧，而且闹得很不愉快，有一次甚至因言语不和还动了手。他在给谭献的信中状告梁启超的门人打了他的朋友仲华。于是，丁酉（1897年）三月，章太炎便愤而离开了《时务报》馆，他们这一次合作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四个月。梁启超转 第二部分 敬意与敌意之间其实，此时的章太炎对康梁变法的主张不仅不反对，还是很赞成的，甚至对他们大谈特谈的经今文学，也没有表示特别的反感，虽然说到底他属于经古文学一派，但他撰写文章并不避讳经今文学的某些观点和提法。从他们发生冲突的具体事件来分析，章太炎所不能容忍的，主要是梁启超及其他康门弟子对康有为的态度，以及创立孔教的疯狂举动。他在三月十九日写给谭献的信中讲道：麟（章太炎）自与梁、麦（孺博）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议论，常与康学牴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原注：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謑訽，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嗤。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惺）、李卓吾（贽），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梁启超）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孟华），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諆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章太炎政论选集》，14～15页》）谭献是章太炎早年在家乡受业的一位老师，二人关系很好，常有书信往还，讨论文章学术，也交流各自的情况。谭献是浙江仁和人，字仲修，同治举人，曾在安徽全椒等县任知县，也是一位信奉常州今文经说的学者。章太炎在《自定年谱》中说他"好称阳湖庄氏"（《名人自述》，101页），这个阳湖庄氏就是清代常州经今文学的创始人庄存与。《清史稿》对谭献亦有记述："治经必求两汉诸儒微言大义，不屑屑章句，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著，檃括于所为日记。文导源汉魏，诗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又工词。"（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12页）谭献当时正在武汉，他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闻章生枚叔与同事哄而去，此我所预料，尝尼其行。"看来，不赞成章太炎上海之行的不仅仅是俞樾，谭献也曾试图阻止他。两天之后，即三月二十九日，谭献在日记中又对此事发表了看法，他说："得章生枚叔书，乱离瘼矣，士人不图树立，无端为门户之争，竭心力而成战国世界，冷眼一笑，热心尤当一笑。"（转引自《章太炎政论选集》，15页"说明"）章太炎是个非常自负的人，无论学问或文章，他都不大看得起梁启超。然而，梁启超虽比他略小几岁，但由于梁启超追随康有为，倡言变法，创立强学会，主持《中外纪闻》及《时务报》的笔政，比章太炎出道要早，不仅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章太炎，而且，其鼓动性和感染力也非章太炎所能比，故章太炎对梁启超也还有几分敬意。特别是，他在此时还把康、梁的变法看作是推翻满人统治，恢复汉人地位的有效途径。后来他在《狱中答新闻报》一文中就曾述及《时务报》期间与梁启超共事的情形："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章太炎政论选集》，233页）他的意思是说，自己始终都是主张革命的，并非开始主张维新，后来改称革命。那时他之所以没有对康、梁的维新主张提出批评，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可以使民气获得伸张，而一旦民众觉悟，满洲人的末日就到了。尽管如此，他对康有为自谓"长素"-即超越了孔子，以及梁启超言必称康氏，把康有为尊为"教皇"、"圣人"等行为，很不满意，把他们比作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钟惺、李贽。这些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非圣非孔、离经叛道、不守法度、强言好辩、不从流俗、宁为异端的人物。梁启超与其他康门弟子自然不希望别人这样来贬低自己和自己的老师，他们约了一个饭局，实际上是想和章太炎辩论。章太炎也非寻常之辈，他素以独立不羁、固执己见、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而著称，人称"章疯子"，对这种称谓他自己倒也并不否认。现在，两伙"疯子"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一点疯狂的举动，反倒显得不正常了。梁启超的弟子梁作霖或许更年轻，火气也更大一些。他说，在广东的时候，有人诋毁康有为，大庭广众之下就被暴打一顿-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是不是也找打呢？说着他便冲过去要打仲华。这个仲华，是沪上一个教书先生，章太炎的老乡兼朋友，经常参加梁启超等人的聚会，席间喜欢发表议论，却又与康氏一门的学问相抵触，他常常被康有为的这些门徒说得哑口无言，梁作霖曾骂他"陋儒"、"狗曲"。这样一打一闹，也就伤了和气。三月二十二日，章太炎致信同乡兼老友汪康年，非要离开《时务报》，说什么也不干了："报馆一席，断难姑留。投我木桃，在他人或未忍此，况彼自谓久要乎？久要而犹不免于此，则复合之后何如也。凡事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常以笔墨相交，则纪念自生，恐又自此开衅，不如早离为要。"（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43页）汪康年曾经出面挽留他，但他去意已决，不肯迁就，终于在三月二十七日之前离开上海，回到杭州。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梁启超转 第二部分 孔教是个问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