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日公牛第四场以八八比九三输给拓荒者。看完转播后，已经快晚上十一点了，急忙去赶十一点半去罗马的火车。到车站门口正好十一点半，以为车开了，抬头看见时刻表上显示威尼斯到罗马的火车改为十一点三十五分开，有些得意，于是慢慢走进去。在车上发现有电源插头，大喜，于是打开电脑写起来。写了一个多小时，忽然电脑发出警告声，原来插头里并没有电，这一个多小时用的是电脑里的电池。十二日早上八点半到罗马。 Francesco Sisci已经在车站等了两个小时，我觉得很过意不去。 Sisci的太太怀孕了，他们最近又搬家，墙壁要粉刷，东西要整理，不过房间比原来多而且大。意大利的住房问题很严重，我年初的时候在罗马就碰到一次关于住房的集会游行。与Sisci等米兰的I出版社的Cataluccio先生， 之后去Santa Maria inTrastevere广场边上吃早点。走近广场的时候，一个乞丐过来伸着手说，女人最悲惨的一是怀孕， 二是搬家，我老婆这两样都赶上了。Sisci说，我老婆这两样也赶上了，乞丐于是走开。和Cataluccio谈两本书的出版，其中一本我很感兴趣，就是如果我对哪部欧洲古典文学作品感兴趣，并且愿意写一篇序，出版社就再版选定的这本书。我脑子里一下涌出很多书，却又选不定。文化一久，好东西就多。十点又赶到《君子》(Esquire)杂志社去，Sisci在那里做编辑。意大利文版的《君子》打算九月改革内容，商量好为他们写一篇有关中国电影的文字。下午到米塔家，又碰到来洗衣服的胖女人，还有她的女儿。她们长得很有特点，可以做意大利喜剧电影里的演员。安德雷也在家，商量吃饺子，于是到街上去买菜，不料去很多店，都没有猪肉卖，问了，回答是意大利夏天不卖猪肉。只好买牛肉。又买了豆腐，晚上做麻婆豆腐。安德雷很爱吃麻婆豆腐，可以空口吃，而且把汁也喝下去，简直就是个川娃儿。饺子决定明天再做， 请Alessandro Sermo neta和Simona Paggi两口子一起来吃。他们两口子都参加了今年得意大利大卫奖的《小偷》 (II Ladro di Bambini)的制作，Alessandro参加编剧，Simona做剪接，得了剪接奖。十三日本来早上三点转播第五场公牛与拓荒者的比赛，安德雷也没有付体育频道费，所以决定看晚上九点的重播。公牛赢拓荒者一一九比一零六。Alessandro夫妇来，大家吃得很痛快。Alessandro说他每次去饭馆，只能吃到四个一份的饺子，于是有一个梦，就是哪天可以痛快地吃一顿饺子。我于是答应他只要到罗马来，就请他们两口子吃一顿饺子。十四日与米塔去看《小偷》。路上看到旁边的公园里有许多老头在打地球，远处大概是他们的老伴儿，聚在一起指手划脚聊天。男人和女人的兴趣永远不一样。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喜欢看日常生活。《小偷》拍得非常好，我总是感觉意大利和法国人好像天生就会用电影说话。好的电影，看完之后，总是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一时又说不出学到了什么。十五日早上一点，安德雷与Alessandro联系好去他们家看篮球决赛，Alessandro警告我们不要大声叫，之后两口子去睡觉。Simona很高兴地给我看她得的奖杯。Alessandro两口子养了一只白猫，不睡觉，抓门，窜来窜去，努力分散我们对篮球的注意。可怜的猫，你不知道今天是决赛呀！公牛赢拓荒者九七比九三，取得冠军。快四点了，和安德雷走回家去，米塔大概做了好几只梦了。中午与《共和国报》编辑吃午饭，饭馆的壁橱里摆着许多古旧的瓶子，其中有一只小绿瓶非常可爱，烧制时候在瓶子当中夹过一下，看到它就好像听到“哟”的一声。安德雷说他小时候喝汽水就是用这种瓶子，现在没有了。现在的工业品中找不到这种手工情趣了。下午和米塔去理论出版社谈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和我的下一本小说的事。我想以中国世俗精神为线索编这本小说选。中国小说古来就是跟着世俗走的，包括现在认为地位最高的《红楼梦》，也是世俗小说。小的时候，院子里的妇女们没事时会聚到一起，一个识字的人念，大家听和插嘴，所以常常停下来，我还记得有人说林姑娘就是命苦，可是这样的人也是娶不得，老是话里藏针，三百六十五天可怎么过？我长大后发现“知识分子”都欣赏林黛玉。中国小说在“五四”以后被拔得很高，用来改造“国民性”，性质转成反世俗，变得太有为。八十年代末，中国内地的小说开始回返世俗。这大概是命运？“性格即命运”，中国小说的性格是世俗。当今最红的王朔，写的就是切近的世俗，嘻笑嗔骂，皆踊动鲜活，受欢迎是当然的，遗憾他没有短篇小说。电视报导芝加哥市在公牛赢得冠军后狂欢引发暴动，警方拘捕三百人。乔丹在电视上劝民众勿躁。十六日晚上与Sisci和漫画家Carpenteri在一个小馆子的街边吃披萨。 我嗜漫画，年初在罗马搜购了不少漫画集漫画杂志，其中就有Carpenteri的。我亦收有法国的，美国的，台湾的CoCo、老琼、朱德庸，老琼原来是女性。有的时候我一整天都在看漫画。我还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在课桌底下看德国卜劳恩的漫画《父与子》，被一脸杀气的女老师没收。我猜她一定拿回家去看了，一直没有还给我《父与子》，不还就不还吧，脸上的杀气总该化解一点吧？一九八四年我买到再版的《父与子》，翻来覆去看了一个月，终于将童年洗干净。Carpenteri开车带我们去他的工作室，他在画大画，准备一个展览，桌上放了一些从前的漫画原稿，极其精致，居然送了一张给Sisci！不过他们是老朋友。夜已深了，又到Carpenteri的家去，意大利人是越晚越有精神，与我不谋而合。路上在西瓜摊上买了一只巨大的西瓜，到了家里，摆开桌子，准备痛聊，将西瓜切好，刚吃了三四口，突然停电，于是在朦胧的月光下把西瓜吃完。十七日在罗马游荡。下午开车去罗马西南远方一个古罗马时代的Ostia Anticha遗址。这个地方非常像北京的圆明园，处在麦田的包围中。这里原来是靠海的港口城市，地上有很多黑白石子镶嵌的画，应该是当时各个航海公司的招牌或广告。安德雷一直在感叹古时候的人会生活。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朴素壮观的屋舍、露天剧院、公共浴场，我同意安德雷说的。走到麦田里，用手搓开麦粒，浆已经灌饱，再有几天，就可以“开镰”了。远处传来雷声。麦田里杂有鲜红的罂粟花，看久了，闭上眼睛，有许多绿色的斑点在眼前。米塔和安德雷在路边采了许多芝麻菜，用这种野菜做沙拉，吃起来苦，之后变辣，有些麻，容易上瘾。Einaudi出版社发电传来，请任选“困惑”或“暧昧”为题写一本四十页的书。我选“暧昧”。生活是种过程，感受每一分每一秒，实实在在，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代学者都在解释孔子的这句话，以为大有深意。我看没有，非常朴素，一种直观的感叹。所以，“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确实，想两次足够了。“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最高境界即随便怎么做，其实都在规律里面。孔子以后的儒们讨厌在“不逾矩”，又不能从心所欲，于是偷着逾矩，是为伪。晚上十一点的火车回威尼斯。十八日早上六点半到威尼斯的陆地部分Mestre，之后坐通勤火车到威尼斯。去铺子里问有没有猪肉卖，“没有。”十九日与制片人Roberto Cicutto先生联系好， 明天到北部山上去看奥米 (ErmannoOlmi)先生。奥米正在山上拍一部新电影。年初的时候奥米邀请我和米塔去过一次，那时他还在选景，山上的雪很厚，奥米滑了一跤，六十岁的人，哈哈大笑。我只看过奥米的第一部电影《I fidanzat》和他一九七八年获得坎城影展奖的《木鞋树》(L'aldreo degli zoccoli) (一九七八年我还在乡下打赤脚，那里不做木鞋，其实在乡下砍了十年树，真应该做些木鞋，也算对得起那些树) 。我非常喜欢《木鞋树》，而奥米在他的第一部电影中就是成熟的了。《木鞋树》的摄影非常朴素，是凝视。中国电影里只有台湾侯孝贤的电影是这样的，内地的电影摄影总有一种摄影腔。我特别记得问奥米《木鞋树》的摄影是谁，奥米的脸一下红了，说，是我。二十日Cicutto先生早上从法国到威尼斯来。 我和马克去机场与他会合，之后开车上山去。与Cicutto先生讲起我在威尼斯住的地方，Cicutto先生说他小时候就住在那里，经常在S.Stefano广场踢球。 威尼斯的广场和小巷经常有孩子踢球，所以我认为威尼斯窗上的铁栏杆不是防贼的，是防球的。下午到山里。森林的小路上远远过来一辆拉木头的拖拉机，有两个老头儿跟在后面，这是电影当中的一个镜头。奥米在树林里。奥米说，电影还没有开拍，但是今天因有些病树要砍，于是趁机拍其中的一个镜头。在这个镜头的结尾，需要开始下雪，于是用纸做一点假雪，等冬天再拍大雪纷飞，接在一起。奥米说，刚才过去的那个拖拉机，是一九一八年的，电影里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树林里飞着无数的小虫子，奥米一边说，一边挥手赶开它们。助手们在用纸做雪花，效果不理想，我有这方面的经验，于是自告奋勇。让纸屑飘落的办法是先要抻松整张纸，然后再轻轻拉成小片，这样的纸屑可以透过一些空气，会像真的雪那样飘，而不是垂直落下。我撕好纸，助手拿去镜头前抖落下来，成功了，奥米非常高兴，我亦高兴。晚上吃饭前，旅馆所在的奥龙佐(Auronzo)市的市长Pietro De Florian先生跑来，要给我配眼镜。原来年初我来的时候，奥米听说我在找有弹性的软眼镜腿，于是记住了，这次来，奥米请市长帮忙，市长先生有一个眼镜店。市长没有薪水，中国人大概是不要做这“官”的。奥龙佐市大概相当于中国一个镇的大小，依山傍水，随意而精致。我的鼻子是蒙古人种的鼻子，鼻梁低，要想让眼镜固定在鼻子上，只得靠有弹性的软眼镜腿扯住耳朵，但是这种眼镜腿已经很难配到了，二次大战以前流行这种眼镜腿。欧洲人的鼻子高，因此眼镜可以很容易就架在鼻梁上，甚至有一种夹在鼻子的上眼镜，完全用不着眼镜腿。我认为欧洲人的鼻子是为了戴眼镜而事先长好的。奥米和这个地区的人很熟。二十一日早上和马克在小镇上游逛。此地风景好得像假的。一个荒废的小楼的墙上有二次大战时墨索里尼的语录：意大利有悠久的文化，因此意大利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力。半个世纪前的墨迹，斑驳得像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语录。与Cicutto先生谈《树王》的电影合同。奥米和Cicutto先生希望将《树王》拍成电影，我则认为不适合拍成电影，如果要拍，也需改动很大，几乎变成另外一个故事。你怎么砍那么多树，然后再烧掉呢？奥米说当然不能，但是有办法。今天有宗教活动，神父领着长长的一队人在街上游行，教堂的钟声响彻山谷。再见到奥米的时候，我提到《木鞋树》里的教堂钟声。奥米在阳光下眯起眼睛，说以前教堂的钟声就是现在的电视，钟声是一种语言，农民可以在钟声里听出天气预报，村里谁死了，谁结婚了，火警也靠钟声来传达。这种语言现在失传了。我突然记起布纽尔在他的自传《My Last Breath》里也提到过西班牙乡下教堂的钟声，同样是奥米说的作用。两个导演，都提到钟声。奥米带我们去因为高寒缺水不长树木的山顶，那里可以看到奥地利。山顶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军队挖的山洞，海明威曾在这里的军队中，他是在这里中的炮弹吧？Cicutto先生去罗马，我们则随他回到威尼斯机场。晚上刘索拉从伦敦来电话，她九月去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二十二日威尼斯除了大运河，还有一百七十七条窄河道和两千三百条更窄的水巷，跨越这些水面的是四百二十八座大大小小的桥。威尼斯不是数字，是个实实在在的豪华迷宫。二十三日晚上张准立从巴黎来电话，说他在改绘画的路子。准立卖画用“毛栗子”，是他的绰号，小时候一颗头长得像毛栗子。六十年代末他画毛泽东像很有名，在他老人家脸上用些冷色，拿过一幅给我看。当年画毛泽东像只能用暖色。一九七九年我介绍他参加“星星美展”，后来他放弃画了多年而熟练的大笔触“苏联风景”，改“照像写实”，画门，画墙，画水泥地，画到现在，一直卖得很好，生活“中康”，衣食住行都有个样子了。我喜欢的照像写实的中国画家是在纽约的夏阳，纯粹，饱满。去年在他家里看他改变画风的新作，令人震惊，纯粹，饱满，响亮。夏阳的打油诗是一流的，比如这首：窗外雨打无芭蕉小鸟欲唱缺枝梢饭罢闲坐全无事忽放一屁惊睡猫他家墙上有许多打油诗。夏阳住苏荷，因为租金是多年前，所以虽然苏荷现在变为时髦的贵地段，却还住得起。苏荷可以说没有树，所以“小鸟欲唱缺枝梢”。二十四日与Luigi和乔万娜坐下午六点半的火车去维琴察(Vicenza)，他们各自的父母住在那里。之后，明天开车去克雷莫纳。乔万娜看一本关于文物修复技术的书，她正在威尼斯大学修这个专业。我认为文物修复专业在意大利是铁饭碗，意大利没有一天不在维护他们的文化遗产。一条街从东头维护到西头，维护到了西头，东头又该维护了。车过了帕多瓦(Padova)，很快就到了维琴察。这是一个有旧日城墙的安静小城。在车站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起风了，带来远处雨的味道。Luigi的母亲在家， 高兴中有惊奇，说爸爸去车站接你去啦。原来我们今天坐的不是往常Luigi回家坐的那班火车。父亲回来了，他有一个很大的鼻子。晚饭是简单的西红柿面，灯罩下坐了一家三口人加上我， 乔万娜在她母亲家。餐巾干净得我不忍用来擦嘴，Luigi的爸爸把手摊开，说，这个东西就是拿来用的。只有当父亲的一个人在喝酒，有人来，当父亲的就到门厅去，于是两个人的声音飞快地混在一起。 Luigi说他父亲从工厂退休了，大概是商量明天在教堂的什么活动，但与宗教无关。晚上Luigi开了他爸爸的车， 接了乔万娜，我们到山上的教堂前看这个城市。红屋顶们刚被雨洗过，暮色潮湿。街灯里， 古老的宫殿和教堂周围行人稀少，Luigi忽然说每次回来都是在父母那里，很久没有看到朋友了，今天下雨，恐怕在街上还是遇不到朋友。人世就是这样，会静静地突然想到忽略了极熟的东西。我有一个朋友一天忽然说，好久没有吃醋了，当即到小铺里买了一瓶山西老陈醋，坐在街边喝，喝得眼泪流出来。不过Luigi和乔万娜还是在冰淇淋店遇到了他们的朋友。夜里， 我和Luigi睡在他和哥哥小时候的房间里。我写了一段时候，回头看到他已经在另外的床上睡着了。明天还有两百多公里的路，于是也睡下了。二十五日一早起来，接了乔万娜，三个人上路。在高速公路上沿波河平原向西，两边是麦田，马上就要收麦了。还有葡萄园、果园，果园旁边立着简单的招牌，写着零售价钱。波河时远时近，河水像橄榄油，静静地向东南流去，注入亚德里亚海。意大利的北方很像中国的华北，连麦田里的槐树都像，白濛濛的暑热也像，北面的阿尔卑斯山余脉几乎就是燕山。波河平原和丘陵上散落着村镇，村镇里都有教堂。河北的霸县、静海一直到山东，也是这样，常常可以看见教堂。两个小时， 已经到了克雷莫纳城。 我年初到这里在斯台方诺先生 (StefanoConia)的工作坊里订了一把阿玛蒂型的琴。我喜欢阿玛蒂型的琴，因为它的造型古典味道更浓，底板面板凸出像古典绘画中女人的小腹， 琴肩圆， 小而丰满， 音量不大但是纯静无火气。 瓜纳利(Guarnerius)、斯特拉地瓦利(Stradivari)型的琴的声音都有暴力倾向，现代的演奏基本上使用斯特拉地瓦利型的琴，配用钢弦，我们听惯了，只觉得它们音量大、响亮。耳朵习惯了暴力，反而对温和的音色会莫名其妙。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音乐中的暴力倾向越来越重。 据肖邦同时代的人说， 肖邦弹琴的最大音量，是中强(mf)，而我们现在从演奏会得来的印象则肖邦是在大声说话。就像机器工业的兴起，使手工业衰落，一般人知觉越来越麻木，越来越需要刺激的量，对于质地反而隔膜了。辣椒会越吃越要更辣的，“辣”变成了意义，辣椒不重要了，于是才会崇拜“合成”物。但是我们情感中的最基本的要素，并没有增加，似乎也没减少，就像楼可以盖得越来高，人的身体却没有成比例增加。衣服的料子越来越工业化，人的肉身却还没有机器能够生产，还需要靠一路过来的“手工业”，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斯台方诺先生拿出手工制造的阿玛蒂，有一种奇异的木质香味。我年初特意到克雷莫纳来，有朝圣的意思。这个小城我一直记在心中，没有想到会真地在这个小城里游荡。克雷莫纳的早晨很安静，钟声洪亮，一只狗没有声音地跑过广场，一个男人穿过广场的时候用手扶了一下帽子。小城里还有一个令人惊奇的漫画图书馆，图书馆的厕所里，有一个白瓷盆嵌在地里，供蹲下来使用。市政府在广场边上古老的宫殿里，里面有一间屋子藏着五把国宝级的小提琴，那天我听了一位先生拉那把一七一五年名字叫“克雷莫纳人”的斯特拉地瓦利琴，这把琴曾属于过匈牙利提琴大师约瑟夫·约阿希姆。我听的时候脑子里一片……如果现在有人引你到一间屋子里，突然发现列奥纳多·达·芬奇正在里面画画，你的感觉怎样？和朋友在小城里转，走到斯台方诺的作坊里来。作坊附近的一座楼的墙上，写着令人生疑的“斯特拉地瓦利故居”。说实在，那座楼式样很新，也许是翻盖的。我很喜欢斯台方诺的小铺子，三张厚木工作台，墙上挂满工具和夹具，房沿下吊着上好漆的琴。斯台方诺先生还在提琴学院教课没回来，他的儿子俯在工作台上做一把琴，说他就要服兵役了。门口挂着一条中国学生送的字“心静自然凉”，多谢不是“难得糊涂”。斯台方诺先生把琴给我装好，又请我们到小街对面的店里喝咖啡，我当然要的是茶。我问他儿子去当兵了吗？他说去了。我和Luigi、乔万娜在馆子里吃过披萨，开车回维琴察。Luigi会突然地唱歌， 他会唱很多歌。他也是突然问我去乔万娜乡下的家好不好，我说好啊。于是在接近维琴察时下高速公路折向北面山上。山很高，但也许是云太低了，最后几乎是在云雾里走，开始下雨。乔万娜家的村子Fochesati只有四户人家， 乔万娜的妈妈星期天从维琴察回到这里来侍弄一下地里种的东西。 我和Luigi从外面抱回木柴，在壁炉里生火。我的生火技术很好，如果没有火柴，照样可以把火生起来，我在云南学会了钻木取火一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