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果有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常常是由于个别人的性格的原因，就好像麦田里总会有一些不是麦子的植物。我对知识分子不很重视，因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都可以用在其他的“分子”身上，例如“独立见解”，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会有独立见解。反之，许多恶习在自称知识分子的人身上并不缺乏，例如狭隘、虚伪、自以为是、落井下石。所以我重视的是每个人对知识的运用，而非谁是知识分子。Maurizio说，六月将有一个中国团参加波隆那的博览会，其中有几位四川来的厨师，于是相约到时候去吃川菜。二十一日还是风，略小，仍冷。中午去街上买菜，又忘了威尼斯人中午休息，无功而返。威尼斯古代的中午休息吗？威尼斯警察局的答复是，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一次入境签证为多次入境签证。法国因此不能去。二十二日米塔、安德雷从罗马坐火车晚上十一点十八分到威尼斯来，我去车站接他们。安德雷是大个子，很远就看得见他。米塔小巧，像一把阿玛蒂(Amati) 提琴，总是背一个大包，用胳膊夹住。穿过幽暗的威尼斯，我们走回火鸟旅馆。我给他们做汤面和豆腐吃，馋起来也给自己做了一碗。汤面按照中国南方阳春面的方法，料底加的橄榄油，这里没有香油和冬菜，亦无葱，加一些煎豆腐的汁，用开水冲开，面煮熟后捞在汤料里，再放几片这里的苦菜，味道鲜起来。煎豆腐则是切几片咸肉铺在锅底，再把豆腐切成片放在肉上，撒盐，淋一点辣椒酱，想想意大利人总要吃番茄酱，也淋上一点。煎出来还不错，可惜豆腐太硬了。请他们喝咖啡，但我买了用开水冲的美国式咖啡。不明此道，惭愧，于是给他们沏茶。闲扯起来，谈到芒克，米塔和安德雷与芒克很熟。我非常喜欢芒克的诗。八四年夏天，中国已经开始经济改革，我和芒克去秦皇岛与人谈生意，以为可以赚点儿钱。芒克一到海边，就脱了鞋在沙滩上跑，玩了很久。芒克人很漂亮，有俄国人的血统，我躺在沙滩上看着美诗人兴奋地跑来跑去，想，如果我们能赚到钱的话，可能是老天爷一时糊涂了。二十三日早上安德雷出去买报，买回来意大利人喝的咖啡。报纸中《共和国报》正好登了我为苏童的小说写的文字，其中谈的是他的“语气”。苏童无疑是现在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他的叙述中有一种语气，这种语气没有几十年以来的暴力，或者说，即使苏童描写暴力，也不是使用暴力语言来描写暴力。苏童的阅读经历应该是在几十年来的暴力语言的阴影下，他从阴影里走过来而几乎没有阴影的气息，如此饱满，有静气，令人讶异。如果了解多年来暴力语言的无孔不入，就可以明白苏童是当今自我力量最强的中国作家之一。厨子身上总要有厨房的味道，苏童却像电影里的厨师，没有厨房的味道。苏童的长篇小说《米》，写出了当代中国小说中最为缺乏的“宿命”，这个宿命与性格融会在一起，开始接续《红楼梦》的传统。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是排斥宿命的，同时认为艺术完全是工具，所以多年来文学里宿命消失了，从此任何悲剧故事都不具有悲剧意义，只是悲惨、诉苦和假阳刚，这一切的总和就是荒谬。苏童的许多小说都有宿命，例如《妻妾成群》，感人之处是隐藏在似乎是制度问题之下的命运。假如制度是决定性的，那么不同制度下的人怎么样互相感受对方呢？希腊悲剧的力量为什么能够穿越制度的更迭，仍然控制着我们的精神？《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改编在我看来，这一点上自觉不到。中国古典小说中，宋明话本将宿命隐藏在因果报应的说教下面，《金瓶梅》铺开了生活流程的规模，《红楼梦》则用神话预言生活流程的宿命结果，这样成熟迷人的文学，民国有接续，例如张爱玲，可惜后来又断了。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历史主义统治了中国文学，而“历史”这个字眼本来就很可疑。用文学反映所谓的正确的历史观，结果是文学为“历史观”殉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重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却避开小说最后的历史说教章节的原因，我不忍看到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沦为一个三、四流的历史哲学本科生。中国还有一位女作家王安忆，也是异数，她从《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到《米尼》，出现了迷人的宿命主题，使我读后心里觉得很饱满，也使我觉得中国文学重要的不是进化式的创新，而是要达到水平线。这样的作家，还有一些，像刘震云、李锐、余华、刘恒、范小青、史铁生、莫言、贾平凹、朱晓平、马原、李晓等等等等，也许我要改变过去的看法：当代中国内地只有好作品，没有好作家。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其实就是中国世俗精神。纯精神的东西，由诗承担了，小说则是随世俗一路下来。《红楼梦》是第一部引入诗的精神的世俗小说，之后呢？也许是我错了。三个人在威尼斯闲逛。威尼斯最好的就是闲逛。逛到格拉西宫，那里正举办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展览。意大利古代的素描，迷人的是浅浅的线条与纸的关系，产生一种银质的素丽与微妙。中国古典绘画重视的笔墨也是这种素描关系，墨用得好，也是银质的。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完整象征，科学、艺术、人文。现在是分类领域里的奇才，为人羡慕景仰，中国科技类大学教育谈不上人文教育，综合类大学也谈不上，毕业出来的学生其实是“残疾”人。逛到葛根汉现代艺术博物馆，老太太原来死后葬在这里，墓紧靠着花园的西墙，我以为她葬在纽约。旁边还有她死前三十年间的六条狗的墓，墓碑上刻的是“我的孩子们”。毕加索的“诗人”在这里。又到浮码头小饮，麻雀像鸽子一样不怕人。一个老人久久坐着，之后离开，笔直地向海里走，突然拐了一个直角沿岸边走，再用直角拐回原来的座位，立在那里想了一会儿，重新开始他的直角离开方式，步履艰难。老？醉？也许觉出一个东方人注意到他，于是开个玩笑？其实这个东方人在想，自己老了之后，能不能也拐这样漂亮的直角。二十四日米塔和安德雷傍晚回罗马，送他们到火车站，约好不久去罗马看他们。安德雷说不要在下个月底，因为米塔得了一个翻译奖，下个月底到南方去领奖。年初我得了NONINO奖，同时得奖的还有一个法国历史学家和一个意大利作家，他们领奖后的感言都非常好，我则说我的这个奖其实应该是米塔的，一定是米塔的译文好，才促成了十一位评委的决定。这不是客气。朋友木心在回答《中国时报》关于中国作家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一针见血：译文比原文好，瑞典人比中国人着急的时候。米塔今年其实得了两个奖。二十五日我可以分辨出谁是威尼斯人，谁不是威尼斯人。威尼斯人走得很快，任何熟悉自己居住地方的人都能飞快地直奔目标，而且通晓近道儿。威尼斯人经常会碰到打招呼的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猫和狗都会摸清你的脾气。我在威尼斯走路的速度开始快了，这不容易，每天经上万只鞋底磨过的街石像冰一样滑。街上卖东西的人开始知道我不是日本人了。克平从巴黎打电话来，讲既然我不能去，那么他这个周末来威尼斯。二十六日偏头痛，左边，右边从来不痛。因为右边不痛，所以更觉得左边痛。曾经去看过西医，医生说，偏头痛是一种幻觉，实际上你的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不要担心，吃一点阿斯匹灵吧。我想我自己脖子上的这颗头痛起来如此具体，不可能是幻觉。于是去看中医，大夫先号脉，之后看我伸出来的舌头，说，脉细弦尺弱，肾虚，阴亏，阴阳不调致虚火上升。开几副药罢，吃了若是症状减轻，再来摸一下脉，把药调整一下。坚持吃，若不过劳，两个月可以去根儿。我去看的这个大夫通西医，按他的解释是，头颅的颞骨处，有一个很小的洞，面部三叉神经通过这个小洞从颅内出来，若这个小洞处的肌肉或三叉神经发炎，就会头痛。发炎吃消炎药当然是对的，吃镇痛药也可以解决一时的疼痛，但都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炎。中医用阴阳概括人体内的系统关系，阴虚就是系统不调和了。不调和的结果是虚火发出来，导致炎症，例如牙床发炎，俗称火牙，脸上长痘等等等。一般人认为肾虚是房事过多造成的，其实“肾”在中医的概念里是一个系统，任何方面的过劳都可能伤害这个系统，造成“肾”虚。我的原因我自己明白，就是每天从半夜写到院子里的鸟叫了。你知道鸟在一天的什么时候开始叫吗？我现在知道威尼斯的鸟什么时候开始叫。它们在窄巷里叫，声音沿着水面可以传得很远。听到鸟叫，我就关上电脑，下楼，走到巷子里的一座小桥，下面是河水，其实是海水，在威尼斯你永远可以闻到咸腥味。威尼斯是一个海岛，海是亚德里亚海。桥头有一盏昏暗了整夜的灯。黎明前的黑暗中，鸟的嗓子还有点哑，它们会像人那样起床后先咳嗽几下，清理清理。现在它们已经清理好了，所以声音传得更远了。威尼斯的水手也是在小巷河中的船上唱歌，唱完了，船里的游客和站在桥上的游客一起拍手，掌声像歌声一样，在小河里传得很远。因为偏头痛，三年前把酒戒了。我曾与朋友说过，如果有一个人突然把烟或酒戒了，千万不要和他们交朋友，他既然狠心到可以戒烟戒酒，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如今我说过的话在我身上得到报应。我的人生就此失去一大境界。我的这颗头痛起来，人会失去平衡，什么事也不能做，只好躺下，虽然躺着一样是痛。天亮的时候，那个斜钟塔开始敲起钟来，好像记记打在我的头的左边。二十七日与马克去S.Giorgio Maggiore岛， 岛上有图书馆。 这岛上大部分是GirogioCini基金会租下的，去，要预约。基金会图书馆买了台湾中央图书馆藏书的微缩胶卷，有一本目录，翻检之后，知道是当年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书，一九四九年转移到台湾。大概北京图书馆现在也买了这套胶卷。图书馆里架上的中文书大多是丛刊集成和佛学、道教文献套装。我不喜欢北京图书馆，甚至不喜欢所有中国内地的图书馆。内地图书馆常常夸耀收藏了多少万册书，但需按等级申请借哪一类书，我不是这个等级系统里的人，所以只好读不到什么书。中国为什么要发明印刷术呢？可能是预测到可以印钞票吧。岛上有教堂，于是到钟楼上去看威尼斯。开电梯的是一个修士，知道我是中国人后，讲他有几个朋友到中国传教，甚为羡慕，因为自己选择做修士，所以不能到处走。在高远处仿佛看到的是古代的威尼斯，大部分现代的设备都被缩小以致看不见。俯览下的威尼斯好像是蓝玻璃板上的一块橘红色宝石。回到威尼斯本岛，头还在痛，马克正好带的有药，讨了一片，在街上却到处找不着水，平常闲逛时总是见到一直流水的龙头，这时都不见了。遇到小药房，买了一盒药，抠一粒出来，攒在手里汗都出来了。书店的Sergio先生介绍了一个做琴的Andrea Ortona先生就在附近， 于是去看他。进门后即向他讨水，将药吃下去两粒。Andrea是个年轻人，克雷莫纳提琴学院毕业，威尼斯只有他一个人制作小提琴。正有一个威尼斯音乐学院的教授拿一把大提琴请他粘裂开的地方，说晚上要用。两个人说了一会儿，教授走了。他苦笑着说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干透呢。药开始发生作用，头不痛，但是重。想吸烟，到处都是木头，于是出去在河边街旁拿出烟来吸。忽然看到河对面一幢华屋里有伙年轻人在打篮球，那屋子虽然大，但打球却嫌小了，而且墙上是精美的玻璃窗。于是怀疑是不是头痛得狠了，吃药有幻觉，回到店里唤马克和Andrea出去看，确实有人在打篮球。他们也觉得奇怪。今晚开始转播美国职业篮球季后赛(Play off)西区冠军争夺赛，之后，东西区的冠军队争夺全美冠军。不要以为还有亚军，没有，美国的职业球类比赛只有冠军。就像赢钱一样，你能说没有赢到钱的是“亚军”吗？美国的职业篮球也确实是在赢钱，明星级队员的年收入高得令人不能相信。有人问一个富翁为什么不看篮球，富翁说，我不愿意看千万富翁流着汗在许多人面前跑来跑去。幸亏我不是富翁，所以我看篮球。今天是西区队波特兰拓荒者对犹他爵士，拓荒者胜。二十八日东区队的芝加哥公牛对克利夫兰，公牛以一二二比八九胜克利夫兰。演员杰克·尼可逊到场，他永远是在场边观看。他原来是洛杉矶湖人队的球迷，季后赛每场必到，也许他现在追随公牛了。湖人的魔术强生去年宣布感染爱滋病毒退出球队，湖人的球迷甚受打击。我当然也是湖人的球迷，但不喜欢强生控制了湖人。明星队员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球队，可问题是强生将湖人的进攻速度压制下来。虽然湖人去年还赢了西区冠军，但是去年季后的比赛，只看到强生把球留在自己手上，其他的队员几乎无事可干。强生大概已经跑不快了，他的切入上篮惨不忍睹，毫无美感，但是能造成对方犯规，于是罚点球，强生到底是职业球员，他罚球很少有不进的。湖人去年与拓荒者的西区冠军争夺赛，到最后一秒时，强生上篮失败倒在地上，镜头里他笑得很快活，多年的职业经验告诉他，裁判将判对方犯规。果然是强生得到罚球机会，湖人赢了。美国人说，赢了就是赢了。美国人崇拜胜利，我则认为我没有看到运动，我希望富翁跑来跑去，我希望看到他们的运动素质值那么多年薪。二十九日王克平一早来，老样子，总是笑咪咪的。克平说在巴黎的家里种了许多竹子，没想到竹子要悉心侍候，浇水，除虫。我警告他竹子的根很厉害，最后能把房基穿透，整个房子因此倒掉，克平还是笑咪咪的。我又说注意竹子开花，竹子开花就是它们要死了，一死会全部死掉，因为竹子是靠根，也就是靠竹鞭发展成竹林的，克平这才有些慌，说，是吗？中午正好N先生请吃饭，于是拉了克平一道去。N先生谈起明年的威尼斯双年展，问我能否推荐中国的画家。不过中国画家常常搞“表现主义”，最好不要陷入他们的矛盾里，于是提了一些名字并嘱咐不要说是我提的。下午和克平在顶楼阳台上闲谈，漫无边际。人世一大快乐就是与朋友闲扯终日，不必起身。这一点欧洲人与中国人最像。美国人是在电视机前面，不断地用遥控器换频道。傍晚，威尼斯夏天的第一场大雨。波特兰胜犹他， 一零五比九七，取得全美冠军决赛权。波特兰的小个子Ainge与犹他的小个子Stockton打得精彩。篮球是长人的运动，我在美国看篮球赛现场，有时会错觉回到了史前，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看恐龙打架。今天几乎是矮个子决定了高个子的命运。三十日芝加哥公牛胜克利夫兰，九九比九五。公牛将与波特兰争夺全美冠军。这下有的好看了。 也有小个子， 公牛的小个子Paxson与克利夫兰的小个子Price。美国篮球运动要改变了吗？三十一日C先生告诉我威尼斯与中国的苏州是友好城市。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苏州城里有许多河道的关系吧。我在苏州住过一段时间。我做过摄影师，去拍过苏州的许多地方，就是没有拍苏州的河，原因很简单，当时苏州的河里几乎没有水了，于是河的两岸像牙根一样裸露出来。在水、桥与城市的关系上，类似威尼斯的城市还有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它有一千多座桥，一百多条运河。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十五个小岛被水隔开，又由许多桥连起来。非洲马里的莫普堤也有些像，但是城市所在的三个岛，缺少桥梁的连结。尼日利亚的首都拉各斯则号称“非洲威尼斯”。文莱的首都斯里巴驾湾和泰国的首都曼谷也都是与河道有密切关系的城市，但所有这些地方，据我的观察，独独威尼斯具有豪华中的神秘，虽然它的豪华受到时间的腐蚀，唯其如此，才更神秘。白天，游客潮水般涌进来，威尼斯似乎无动于衷，尽人们东张西望。夜晚，人潮退出，独自走在小巷里，你才能感到一种窃窃私语，角落里的叹息。猫像影子般地滑过去，或者静止不动。运河边的船互相撞击，好像古人在吵架。早上四点钟，走过商店拥挤的街道，两边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微笑着等你走过去，她们好继续聊天。有一次我故意留下不走，坐在咖啡店外的椅子上，她们也非常有耐心地等着，她们的秘密绝不让外人知道。忽然天就亮了，早起的威尼斯人的开门声皮鞋声远远响起，是个女人，只有女人的鞋跟才能在威尼斯的小巷里踩出勃朗宁手枪似的射击声。六月六月一日其实不妨将威尼斯与扬州做一个比较。先来说扬州。扬州正式被称为扬州，是在公元七世纪唐初，当然这之前扬州因为地处长江与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的交会处，已经非常繁荣。几乎唐朝的所有著名诗人，都到过扬州并有诗作，记忆中似乎只有杜甫虽然提到过扬州而终于没有去成。扬州的令人留恋，唐朝有个叫张佑的诗人甚至用“人生只合扬州死”来形容。到了公元十七世纪的清初，扬州因为成为全国盐运中心的关系，达到了繁荣的顶峰。据统计，当时，比如康熙年间，全国的年收入是二千三百多万两银，而扬州的盐商每年要赚一千五百多万两，超过国家的岁入的一半。乾隆五年(一七四零)，一个叫汪应庚的商人自己出钱赈饥荒，“活数十万人”，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当时一个村塾先生每月收入低到不足一两银。另一个为人熟悉的事是乾隆皇帝南巡到扬州，游大虹园，也就是如今还在的瘦西湖，说，“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喇嘛塔耳”。皇帝说的就是现在北京城中心的北海公园，清朝时是皇家园林 (现在这处园林的南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最南边的大门现在叫新华门)。公园里有一个很大的湖，湖中有岛，岛上有山，山上有白色巨塔，塔的高度大约和圣马可广场上的钟楼相等，按照西藏佛教的塔的样式建造。当时江南人没有见过这个塔，于是扬州盐商纲总，也就是现在称为商会会长的江春马上贿赂皇帝的随从，得到塔的图样，连夜造了一个同样大的。第二天皇帝再来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惊叹盐商的财力。而这之前，扬州的盐商们为了皇帝的到来，已经用二十万两银给皇帝建造了一个行宫。一夜之间造起了一个巨塔，固然说明盐商有钱，但也透露出扬州一地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召集到足够的工匠。我记得M先生说过威尼斯的古代有六千个石匠。盐商们还把钱用到建造私人花园上。首先数量之多，当时的中国没有一处比得上。再者，花园的精美与多功用，也是没有一处比得上的。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过罗聘的《程氏筱园图》，画的就是当时大盐商程伍桥的私人花园。这个花园据《扬州画舫录》的记载，仅面积就有三十多亩，其中芍药花十多亩，梅花近十亩，荷花十多亩，从取景的名称上推测，还种有松树和桂花树。另一个大盐商郑侠如，他的两个兄弟各有自己的花园，他自己的花园“休园”面积达五十多亩，除了住宅，还有四处不同用处的建筑，二十四处风景建筑和景别。现在扬州市内的一些当时的花园，如“个园”，已经令我们惊叹了，而在当时竟是毫无名气的私人小花园。这些都记载在清代李斗著的《扬州画舫录》里。“画舫”是说当时扬州的游船，意义相当于威尼斯河道里的弓独拉(Gondola)小船。《扬州画舫录》描述当时的“新河”两岸，都是著名的花园。这就要说到威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