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这一政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发展经济、稳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或为实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乌托邦梦想。如有分析所指出，与西方国家先发展轻工业、积累了大量资金再逐渐投资到重工业的发展模式不同的是，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客观使得轻工业没有为重工业提供积累的机会”，只能通过“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让他动弹不得，永远种粮食这种方式来实现资金积累”，从而演变为一场对农民的“掠夺”。对此，在1953年9月11日的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扩大会议上，时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漱溟直言不讳：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4. 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5）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以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视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是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转天，毛泽东批评梁漱溟，坚持认为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随后几天，毛还在会议上还对梁漱溟使用了“以笔杀人”、“伪君子”、“彻底反动思想”等词语。有意思的是，就在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辩的时候，梁每一开始便有人将他打断，到最后会议决定对是否让梁漱溟发言进行表决。结果，除了毛泽东等少数人举手赞成梁漱溟继续讲话外，绝大多数人都举手表示了反对。就这样，曾经在延安与毛泽东可以聊上几天几夜的梁漱溟被剥夺了言论自由。这个历史细节十分耐人寻味，由此可见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渐渐失去了反对的声音，既非一日之寒，也非毛泽东一人所能为。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政府反复强调失业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所以不顾一切追求“全民就业”，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中国政府很快宣布彻底消灭了失业现象，以至于在以后的19年间取消了关于城镇登记失业者的统计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公布。有一段历史渐渐被淡忘。在1952—1957年中国一五计划时期，大约有2000多万农民工已经自由流动进入城市。然而在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大约有2000万人从城里迁出。究其原因，从1960年开始整个宏观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到1961年甚至出现了高达％的负增长。而这里最有决定性影响的是粮食危机已经发生。当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了农业生产第一线，商品粮供应已经不能满足非农业人口急剧增长。说到城乡矛盾，刘少奇讲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谈到农民为工业化承受的负担问题时说：“现在地主阶级被我们打倒了，实际上是城里人跟农民争饭吃，争肉吃，争油吃，争鸡蛋吃，争棉花，争麻，等等。很多东西统统被收购起来，农民很不高兴。这样一来，就使工农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是很危险的。”按人均计算，全国农村拥有粮食消费量1957年为409斤，但到1960年只有264斤。过低的口粮，加之没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来弥补口粮的不足，致使农村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并且出现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据《当代中国的安徽》一书记载，1957年底安徽全省人口为3064万，到1960年底只有2557万，减少了487万。由于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考虑到不可能继续挖夺农民的口粮，中央政府决定精简城市人口以减少商品粮的供应。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一是鼓励职工返乡，三年间有近2000万人转回到农业生产，也就是上文提到的2000万人迁出城市, 只不过由于不能公开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三面红旗，这项涉及几千万人的大精简在当时执行得非常低调，没有作任何公开的宣传报道。二是开辟新的生产服务部门，使得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所发展；三是限制农民进城，劳动部门规定凡在城市的企业、事业单位用人，只能从符合条件的城市青年中招收，1961年之后，要成为国营企业工人一般首先要有城市户口；四是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2-1966年有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插队的为万人，到国营农场就业的为万人。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4. 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6）“狗日的户口”斯诺曾经感慨长城让中国人长年处于某种“戒严”状态之中。事实上，越来越苛严的户籍制度同样使中国进入了某种紧急状态。1964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户口迁移相关规定的基本要点时提出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1977年，国务院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此后公安部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费里曼、毕克伟、塞尔登合著）一书结语，作者这样写道：反市场的集体化教条主义把农民锁在村里，无视农民流动的要求和市场的力量，它们在有的地方已削弱了农民家庭文化中的保守成分。……由于贬低农民文化的价值，集体农庄看上去像一匹不能运货的跛驴。随着集体农庄与国家堵住了劳力流动的出路，不能充分就业的家庭劳力增加了。把额外的家庭劳动时间视为免费的农民家庭情愿辛勤劳动，谋取生计。因此，集体活动范围的无情扩大，使那些家庭感到家里像被盗了一样，而他们相信，他们的生活本可以过得更省更好。由于缺钱的集体农庄效益差且分配不公，农民家庭拼命地让某个家人在国营机构中谋得一份拿薪水的工作，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挣钱就行。为了勉强活下去，农民们只得适应这种环境。对于中国的城乡隔离，秦晖先生写过一篇《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将中国与南非历史上的暂住证做了简要的比较：“中国的市场竞争力，来源于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中国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当于朝鲜，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如果不是低人权，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欧国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奇迹——全球化和低人权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无法想象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两国有个共同的景观，就是大批的城管在街上巡查，可以将没有暂住证的人抓走。这也是当年孙志刚在广州死于非命的时代背景。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六七十年代自然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之间处于一种“隔离”状态之中。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如果想进入城市，只有考学、参军（提干）、招工（或者顶替在城市工作的父辈）、婚嫁等非常有限的几种。而这一切，无一例外地成为小堡村村民走出乡村、“鲤鱼跳龙（农）门”的具体途径。户口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很快在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农业人口因此沦为“二等公民”。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农转非”控制指标有所调整，一些地方开始规定农民交纳一定数额费用就可成为当地有效市民，户口交易也因此成为近30年年户籍改革变迁中的独特现象。据有关报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此项收入高达250亿元，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登记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若干年前，《新周刊》杂志为此做了一个名为“狗日的户口”的专题，为农业人口沦为城乡分治下的“二等公民”鸣不平。梳理这一差别，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直到1983年“严打”之时，许多罪犯的宣判词里仍有一条是“吊销城市户口”，其口吻颇似“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样悲哀的是，对于此时的中国农民来说，这种“政治权利”却是生而未有，连被剥夺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有朝一日进城打工，也像是这个国家的临时公民，不得不“暂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4. 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7）“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三年内有近2000万人口转回农村，在《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尽管该书为我写作此文提供了不少素材，但是个中部分观点着实不敢恭维。比如作者在结束语中说：中国人民是最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爱国情怀，没有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这样大规模的精简要顺利进行是不可想象的。这么多的职工和城镇人口回乡、下乡，相当于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精简工作结束后，毛泽东感慨地说：我们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啊！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掌权，哪个党能办到？！的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样的魄力，才有这样的群众基础。然而，在我看来，这次大搬迁所能反映的恰恰是一种强制下的无序。此时的计划亦不过是命令而已。当农民成为被驱赶的一群，只能服从而不能自主选择，所谓“政治觉悟”其实是和他们无关的。关于中国人口由乡村到城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张五常有十分精辟的论述，部分观点更可被视为对五十年代末农村人口“大跃进城市”的一种批评。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张五常这样写道：“中国十亿人口，八亿以上是农民。假若中国要在二十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保守估计，在这二十年间必须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但是张五常坦言，“我不是建议中国当局要开始策划一些庞然大计，招兵买马，引进外资，在城市盖上高楼大厦，然后上山下乡，用精明的干部从农民中大量挑选适宜于工商业的人材，然后以徙置的办法，把他们安置在城市，分派工作单位。这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变制度，让大搬迁由市场自动调节，由人民自己开动脑筋，自由选择，顺其自然地进行。一个骤然看来差不多是无法办到的大搬迁，只要制度一改，对症下药，其发展的顺利及神速，是会超出一般人所能想像的。”张五常开出的药方是要让资产有自由买卖的权利。这些资产不只包括土地及房屋，还包括劳力及知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将土地加上了转让权，农民及武士就大量涌到城市。明治政府事前并不知道这个大搬迁会发生，没有半点策划，但跟着的惊人经济增长率，一年之内就极其明显。在私产制度下的市场调整，反应之快之准，是远胜于任何政府策划的。这是因为市场是无数人的讯息组合，通过市价，不共谋而传达了可靠的信息。每个人看看油价，看看地产市价，看看就业机会，自作打算。归根到底，社会有自我拓展的秩序与生长的节奏，非权力一厢情愿所能单方面完成。这也是我在乡村生活所获得的有关生命与繁荣的最直接体验。走进山野，不用你安排，万物自会生长。而小堡村的农民，在社会渐次开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地走出乡村，体会杨万里写在《桂源铺》里的禁忌与解放：“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5.讨伐李四喜（1）前面关于“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的几篇文章被一些网站转载，有的网站在短短一天内便有近5000条留言，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惊讶，但并不意外。故纸堆里听惊雷。就在我梳理我的过往人生、乡村记忆以及所能接触到的与时代命运相关的材料时，总有一些细枝末节会让我不得不停下来。而且那里并非只有董时进这样能够以笔作战的人物。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更要谈到一些平凡的人，比如李四喜。五六十年过去，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早已经忘记了李四喜这个名字。然而，就是他，一位卑微而纯朴的农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而他的观点也被时人称为“李四喜思想”大加讨伐。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报》发表了长沙读者章正发的来信，信中称：我们乡里有一个同志叫李四喜，他做了十多年的长工，受了一辈子的苦，解放后才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小孩，去年我们乡里搞土改，他工作特别积极，又当选了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土改完成了，他分了田，就想专门回家生产，不愿意干工作，不愿意开会，干部去劝他，他急得哭起来说：“我一生受苦没得田，现在分了田，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还要干革命干什么呢？”该信认为，李四喜分了田就不愿干革命的思想是不对的，但不知《新湖南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希望给予答复。今天一些大权在握的乡镇干部一定很难理解李四喜辞官不做的行为。同样不难想象的是，在那个鼓吹“继续革命”的年代里这样一封读者来信将会引起怎样的重视。为此，《新湖南报》在“编者按”中着重指出：“章正发同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就我们所知道的，乡村干部在土改后不愿继续干下去，思想已经开始产生，甚至有个别区干部也有这样的思想。”与此同时，编辑部还提出了三个题目希望广大农民参与讨论：一、你对李四喜同志的思想看法怎样？你们那里的干部有没有这样的思想？二、只顾埋头生产不管国家的大事行不行？三、分了田是不是就算革命成功？革命革到什么时候才算最后成功？次日，该报以“分了田不干革命对不对”为题，号召广大群众参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读者们踊跃地参加讨论。从7月21日起，《新湖南报》第2版专门开辟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专栏，并选编了各地群众的来信，推动这一讨论的展开。7月24日，《新湖南报》发表长沙读者柳石泉的来信。柳石泉认为，李四喜同志要脱离工作、回家生产，这种思想也并不是完全不好的。在他看来，既然平常工作同志总是宣传说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人民政府奖励劳动生产，那么李四喜回家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也谈不上有什么过错。该信同时表明在当时有些乡村干部认为干革命工作是一种“负担”，应该“轮流干”。如柳石泉所说，“农村中的农民很多，大家都翻了身，都分了田地。李四喜分的田并没有比别人多，他在土地改革中已经做了几个月工作，为群众出了很多力。革命工作是大家的公共事，现在让李四喜同志回去生产，轮流别人来做一做，不让一个人吃亏，也是很公平合理的。”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最开始的讨论还力图保持观点平衡。不过好景不长，为引导农民深入讨论，《新湖南报》为读者来信加上了“编者按”——既能为讨论增加某种方向感，又能及时“医治”部分不合时宜的观点。为了让更多农民及乡村干部参与到这场讨论，1951年8月8日，《新湖南报》发表题为“广泛展开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社论，指出“讨论的规模还不够广大，对群众的思想教育还不够深刻”，所以“希望各地的领导机关、本省各地报纸、农村干部或农民出身的干部，以及广大农民群众都来开展这个讨论”。在其后的编者按里又强调：“李四喜思想主要根源，是农村小生产者自私、落后意识的反映，没有看清革命的前途，对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希望大家对这方面，继续展开深刻的批判和讨论。”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5.讨伐李四喜（2）是继续革命，还是安心生产？这场讨论最后被定格为政府与媒体对农民的思想工作，李四喜关于幸福生活的直觉开始让位于政治高高在上的说教。所谓李四喜思想被理解为“土地改革后农民的松气思想”，其主要表现是乡村干部分了田后，不愿再做工作，要求回家“埋头生产”、“发家致富”。对于这种思想，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的态度是明确的。8月25日，《新湖南报》发表王首道的《批判李四喜思想、加强干部思想教育》一文，指出像李四喜那样满足了现状，不愿继续努力工作去争取更美好的将来，只看到目前的个人利益，埋头生产，不关心国家大事，不过问政治，这种自私落后的松气思想，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一个月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指出：“所谓‘李四喜思想’不但存在于湖南的一部分农村干部中，而且也存在于土地改革完成了的其他农村的许多干部中。这些干部分了土地就心满意足，不愿意继续做革命工作了。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我们把王首道同志的论文转载在这里，希望各地读者普遍加以注意。”翌日，《人民日报》又刊文将《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经验向全国介绍和推广。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虚构了“潘晓”这个名字一样，“李四喜”同样是《新湖南报》编辑部虚构的名字，此人真实名字叫朱中立，是长沙县十五区乡村干部。之所以取了“李四喜”这个名字，是因为编辑部认为朱中立有四喜：翻身、分田、娶妻、生子。这个秘密直到1952年1月7日《新湖南报》刊发《过去是“李四喜”，现在是好干部》一文才为世人所知。此时朱中立已经成为从“李四喜思想”中被改造过来的典型人物，开始在一些县市做积极分子训练班报告，讲述他此前如何悬崖勒马，由“李四喜思想”的代言人转变成为一位合格的新社会的建设者。半年后的7月9日，新华社编发《农民朱中立加入了共产党》一文时作了如下按语：朱中立是湖南长沙县十五区的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他原是“李四喜思想”的代表人，在土地改革后曾产生了松劲、“退坡”思想。现在他克服了这种有害的思想，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最近他向长沙县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训练班报告了他由“李四喜思想”代表人转变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过程。透过这篇报告，读者了解到时年25岁的“李四喜”的一些身世：四岁半的时候，“李四喜”的母亲难产死了，做漆工的父亲将他寄养在外婆家七年。十二岁起，我就开始了雇工生活，一直做了十二年，换了六个主人。去春土地改革时，工作同志三番四复地把我喊醒过来，使我曾积极领导农民斗争地主，分配土地。后来，我分得了两亩多田、四间大瓦屋，还娶了妻子，生了小孩，毛主席给我成了家。解放、分田、娶妻、生子，真是“四喜临门”，我感到心满意足。我的个人发家致富的念头在土地改革刚胜利结束时就开始作怪了。去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全乡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上，我当选了副乡长，大红花挂在胸前，心里欢喜了一阵，但立刻就后悔起来。眼睛老是望着鼻子尖，担心干了工作会耽误家里生产。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5.讨伐李四喜（3）……干了个多月，生产没有结合工作，自己的生产果然落了后，眼望着人家田里禾苗“发乌”，自己禾苗“变黄”，心里更不耐烦，就干脆开什么会都不去了。工作同志找我谈，我就直截了当对他说：“要开会八升谷一天。”有人问起我：“假如大家都不干工作，反动派来了怎么办？”我说：“有毛主席在。”我忘记了自己翻身作了主人，忘记了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时刻在阴谋死灰复燃，忘记了保田、保翻身果实是每个翻身农民自己的事，更看不到革命的幸福前途。这自私落后的念头，一直害了我好几个月。??……但我开初转变时，我还只知道要“保家”，还看不清革命的远大前途。区委书记就介绍我看苏联《红十月集体农场》的画片，叫我到长沙市参观了许多工厂，还看了《锦绣河山》等影片，使我不仅到了长沙，还看到了祖国人民两年来的伟大建设和美丽的远景。当我第一次坐上工人老大哥制造出来的汽车，走进工厂，我心里更明亮了：工人兄弟是一天到晚和机器大生产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对革命事业坚决、勇敢、忠诚，毫无个人顾虑。这又使我联想起只有在共产党、工人阶级领导下，农民才能洗刷缺点，走向社会主义。于是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教育了我，挽救了我，使我没有做一个只看见自己鼻子尖下一点利益的糊涂虫，而且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我自己走了一段弯路，感到痛心。所以我常常用现身说法，耐心地帮助想“歇劲”的农民兄弟醒过来。“李四喜”现象并非孤案。土地改革完成后，在当时有许多农村干部产生了“革命成功论”，比如山西襄垣县一个党支部书记公开宣布解散党组织：“我们支部参加了抗日、打老蒋，现在分了地，日本、老蒋都打倒了，任务完成了，所以我们的支部宣布解散。”透过“李四喜思想”大讨论，不难发现建国初期部分农民与乡村干部有着怎样的简单与纯朴。对比其后岁月里农民群体乃至各个阶层所遭遇的挫折，这场讨论的本质其实是革命者如何退出革命的问题。这些人因为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参加革命，又因为不断革命回不到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本来只是需要土地，却被告知还有天堂。几十年后，当历史翻过国家全能而社会无能的一页，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早已领悟：让本国国民能够自由地生活与生产，自主地选择留在乡村还是进入城市，才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政治，也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最需要完成之革命。革命的目的不是革命，而是生活本身。任何高蹈理想的政治最终还是要回到可以感知的现实的大地上来。毫无疑问的是，每个人对幸福的体验源于切身感受，而非一堆有关主义与幸福的公式或者推理。正如你可以分析出一个柠檬有什么化学成分，却不能分析出它是什么味道。事实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些农民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组织生产、分田单干，同政治性生产或者命令型经济脱节，也正是基于农民自主的生活、理性与感受。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6.幸福的自留地（1）值得一提的是，在合作化过程中不少农民还有保留自留地的权利。1955年11月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除了规定“社员的土地必须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外，同时留了一个缺口，允许社员在不妨碍参加合作社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经营家庭副业。同时，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者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但要控制在全村人均所占土地的5％以内。简单说，自留地的作用“主要是给社员用以种植毛猪所需要饲料之用，及种植自食蔬菜之用”。（《关于自留地计产及与毛猪饲料关系问题的认识》，《江西粮食通讯》1957年11月19日）中国重新回到了一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时代，一个“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刘少奇语）的时代，直到后来进入“大公无私”的时代，连“我私”都没有了。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农民的主体土地已经收归集体所有，并由集体统一耕作，但是自留地的命运则出现了很大的反复与摇摆，一段时间内收归集体耕作，一会儿又下放给农民经营。在“只准大灶烧火，不准小灶冒烟”的“大跃进”时代，许多自留地直接变成了公共食堂的菜园。自留地效应小时候我不知道家里的自留地与生产队里的农地有什么区别。不过，每次听到父母谈到自留地，或顺着母亲的吩咐去菜园里摘辣椒或掰茄子、豆角、西红柿的时候，心里总是有着某种难以言状的温情,你仿佛在野外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及至年长，有了些阅读与阅历，渐渐了解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背景以及曾经发生过的饿殍遍野的惨剧，我才知道自留地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更像是一个个搁置在夜航船上的救生圈。广袤无边的原野，有一片属于你家的微小而唯一的土地，就像小王子在B612星球上有唯一属于他的一朵玫瑰花。遗憾的是，在一个权力压倒权利的年代里，没有谁能给绵羊画上一副嘴套，给玫瑰画上一副铠甲，而如果他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土地在那一刻都将失去光彩。自留地的价值并不止于浪漫，在现实生活中它更具有令人折服的效率。杜润生在《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一书中这样谈到“自留地效应”：“农民对自留地和集体统一经营的土地，所持态度不同，经济效益则大不一样。2分自留地等于1亩集体地的收入，种粮食产量起码要高出1倍，甚至更多。”据说，他山西老家不少地方自留地能达到亩产1000斤。同是在这本书里，杜润生为土地至今未能真正属于农民而深感忧虑：“没有长远投入的中国农民，在世贸组织中将更缺乏竞争力。几乎所有可与中国农产品在市场上竞争的国家，都没有土地调整一说，这些国家的农民，都拥有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权利，并能够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对其土地进行长期投资。”有自留地，小堡村的父老乡亲才可能像托克维尔笔下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一样等待收成，把他们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让公田长荒草吴思先生曾写过一篇《让公田长荒草》，将古代的井田与二十世纪中国的集体经济进行了对比，认为公田、私田就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大田和自留地，区别只在于各自的比例不同。井田制中公田不过九分之一，而在人民公社时期大田占了全部耕地的97％。前者只需要花费庶民的十分之一时间耕种，而后者却只能在业余时间种。但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相较于井田制里的公田与人民公社的大田，个人耕种的私田与自留地的产量却高出很多。原因很简单，现在是“社员在公田里不像在自留地里那么好好干”，而过去是“民不肯尽力于公田”。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6.幸福的自留地（2）对此，睿智的《吕氏春秋》早有论述：“凡人主必审分，然后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恶气苛疾无自至。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则臣有所匿其邪矣，主无所避其累矣。凡为善难，任善易。”（《吕氏春秋·审分》）意思是说，凡是君主，一定要明察君臣的职分，然后国家的安定才可以实现，奸诈邪僻的渠道才可以堵塞，浊气恶疫才无法出现。修养自身与治理国家，其方法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用许多人耕种土地，共同耕作就缓慢，这是因为人们有办法藏匿自己的力气，分开耕作就迅速，这是因为人们无法藏匿力气，无法缓慢耕作。君主治理国家也像种地一样，臣子和君主共同治理，臣子就有办法藏匿自己的阴私，君主就无法避开负累了。凡是亲自去做善事就困难，任用别人做善事就容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将田分给众人种，不仅是一种分权，也是一种分责，权责对应，大家种地的积极性也就高了。后来者小岗村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从这年5月上旬到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在5月13日的座谈会上，张奚若提出了反教条主义的问题。其后又将毛泽东及其倡导的时代概括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具体表现为：一、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二、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三、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做封建，都要打倒；四、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历史记住了安徽小岗村几位走进镁光灯下的农民，然而事实上分田单干并非在七十年代末才开始。“歃血单干”与其说是一个事件，不如说是一场持续了二十几年的运动。早在1956～1957年间，因为反对合作化，在不少省市有过一次“拉牛退社”、“包产到户”的风潮。1956年的《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提到了安徽芜湖地区生产组包工包产、四川江津包产到户，并认为这些做法“是完全对的”。（何成《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人民日报》1956年4月29日)当然，这些“资本主义主张”很快被批判禁止。六十年代，由于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包产到户在一些地方再度出现。农民说，远看1953年、1954年，近看自留地，这些都比集体搞得好。有些人还将单干称作他们的“总路线”，而政府之所作所为，是“张果老倒骑驴，一步一步退”。据杜润生回忆，1962年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70％以上的生产队在短期内解体，推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成为西北全区的一大政治事件。而全国各地陆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单干，据统计约占20％～30％左右。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也支持搞“责任田”，而这“责任田”在实行后亦被称为“救命田”。只是这个做法很快受到了压制。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严厉批评，并被免去第一书记的职务。相较而言，此时农民经营的“责任田”与其后小岗村村民顶风作案、按下的血手印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到了1978年万里当书记时，小岗村却在不经意间成了引领潮流的时代英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6.幸福的自留地（3）据说当时有老干部调查万里治下的包产到户，并责备万里脱离社会主义。万里便问他，“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答曰：“我要社会主义！”而万里的答复是：“我要群众！”农民还是那些农民，他们的思想既谈不上进步，也谈不上落后，他们所做的都依旧是相对于大时代而言显得近乎卑微的自救。区别只在于两个时代对村民自救与自治的态度。新时代的态度是“可以有”，而此前，从普通农民到改革者，因为没有获得国家的支持，他们的主张与实践稍一冒头，便像不但无用而且可能导致火灾的烟头一样被掐灭了。类似普通人成为先行者的故事有很多，比如赣南学生李九莲的悲剧。1969年，因为在给部队男友曾昭银的私人信件和日记里诉说了自己对形式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反感、对林彪政治动机和刘少奇政治结论的怀疑，李九莲被男友告发，迅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两年后，林彪倒台，李九莲不但未被平反，反而在盛行“两个凡是”的1977年，也就是“文革”结束之后被杀害，理由是自我鉴定上的反动言论。而就在此前一年的5月，李九莲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读到这个标题，读者一定倒吸一口凉气。因为这正是两年后引发思想解放大潮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核心议题与核心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并不伟大也非创新（以前我也曾在胡适的作品中读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伟大的是在逆境中坚持这一观点的人。当守卫常识的人变成了先知，悲剧不是正在到来，而是已经到来。董时进的预言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何博传提到1985年第5期《湖北财经学院学报》上的一张图表，上面没有任何坐标，全部的说明不过是一段结论——“上述曲线的差异，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之所在”。何博传将这种没有经过任何论证而直接得出政治结论的图表称为“神话式政治图解”。今日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再互相为敌，而是取长补短，对于类似“神话式政治图解”，人们往往一笑了之。然而其中有多少人可以当之无愧地声称自己没有生活在一个个未经推理的神话结论里呢？有一次聊天，柴静突然问我：难道你没有那么一天，如梦方醒，意识到现实生活和我们小时候通过教科书相信的美好社会不一样？我说没有啊，因为我很少通过教科书相信什么，我对时代的判断更多来自底层的经验与生活。拜改革开放之所赐，今日民众不再闭目塞听，大多能相对从容地正视本国体制的诸种弊端与不足，不再以一个笼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回避问题，这也是今日改革的动力或者民情之所在。在此，我想说明的是，自小生长在乡村，在中国的最底层，让我深知生活的艰辛，可以近乎本能地拂去时代的虚饰。而从经验出发，同样是人类理性的开端。八十年代后期，也就是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件事让我一直耿耿于怀，那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一张小时候的照片，而近现代历史上许多人物都有。这当然不是因为江南空气潮湿没有保存好，而是因为我生在农村没有机会拍照。是的，乡村贫穷、落后，但为什么滞步不前？事实上在二十里外的县城，早在南昌起义之前便已经通了火车。虽然年少无知，我还不知道追问中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走了怎样的弯路，但类似的经历让我对经验之外的说教与推理多少有了些免疫力。如果我正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我是断不能通过天花乱坠的概念推理出自己拥有酒足饭饱的幸福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6.幸福的自留地（4）说到饥饿，我已经没有多少切身的记忆。母亲偶尔会说起我小时候如何营养不良以及现在的小孩们如何油水足。不过，对于发生于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我从大人们那里还是了解了一些。据祖母说，她有个女儿便是因为营养不良夭折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十岁左右，每餐分到的口粮只有一两米，而大人是二两米。由于吃不饱，父亲只好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去挖野菜，或者跟着爷爷去山里剐柚树皮充饥。这不是个好差事，因为许多树皮都被别人剐干净了。而这些替补食物，早先都是一些猪食。人吃起来，不是出现解手困难，就是肚子会疼。我的父母一直患有胃病，恐怕和这场大饥荒不无关系。母亲常常和我提起的是她之所以没有念完小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饿得头晕，书包都背不起”，后来索性不去了。事实上，此时江西的饥荒还不算最坏。这场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灾害，死亡人数虽然民间有三千万或者四千万之争，但就官方公布的数字来看，至少也在千万之上。而在极端的年代，人们甚至被剥夺了最卑微的自救的权利，要饭还要乞讨证，否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不过，再严密的追堵，还是磨灭不了人们求生的意志。在我印象中，直到八十年代，仍然经常有来自安徽、河南甚至江苏等省的逃荒者路过小堡村要饭。后文提到的小堡村有位妇女，便是在六十年代初跟着她的母亲以及三个兄弟姐妹一起从江苏逃难而来的。说起这场大灾荒的起因，村民似乎仍停留于重复当年官方的解释：一是因为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被苏联逼债。当然历史并非那么简单，几十年间，有心梳理历史或者不忘过去的人注意到，灾难的起因在于当时的内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甚至，网上还有人在争论一个问题：在灾难发生的年份，中国是否同时在向苏联出口粮食？1755年，当伏尔泰为里斯本大地震中死去的四万生命愤慨不已时，卢梭则回应道：发生灾难，错误不在大自然，因为不是大自然“把两万家庭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卢梭接着说，假如居民散居开来或是以另外的方式居住，“那么地震的次日，我们会在20个不同地方看到他们高高兴兴地活着，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我是在《饥荒与政治》一书中读到上述材料的，这大概也是有关“风险社会”的最早论述吧。作者西尔维·布吕内尔认为，把眼前的困难归咎于自然环境、所谓的人口过剩或者食物产量降低等因素，就像许多外部观察家所言（他们或无知，或仓促，或不怀善意），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解释饥饿现象时无视政治因素在当时发挥着多么重要的决定作用。而按现在的危机干预理论，饥荒的发生通常都会有前兆，比如食物储存逐渐枯竭；市场上的食品价格提高，出现替代品（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动物）；最健壮和最有才能的家庭成员忙着为留在原地的人找寻食物；有社会意义或象征意义的物品被变卖；用于生产的牲畜被杀；等等。从食物匮乏到人口大量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制止一场饥荒只需几个星期。若非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场饥荒怎么会没有预警，又怎么会持续几年时间？毛泽东听说信阳死了许多人还不相信，以为是阶级敌人在造谣搞破坏。春种秋收，大量守着农地的农民活活饿死，不得不说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悲剧。他们有种粮食的义务，却没有获取粮食的权利。纵观全局，这次大灾荒源于一连串事件：兴无灭资、强制农民集体化、“大跃进”、强征农民余粮等，而最重要的一条是当时的社会反对意见已无立锥之地，这也是我在整理董时进相关资料时的一个最深感受。当政府或领袖开始统领一切、决定一切时，丰富的社会被国家装进一个篮子，如卢梭所说的，将所有人都“聚集到六七层的楼房中”的危机就会随时出现。前文提到，董时进在1950年前后曾经上万言书反对毛泽东主政的土改，并坚持认为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并从逻辑上推断出“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言路受阻后，1951年他继续在香港出版专业书籍，指出当年正在启动的农业集体化的种种弊端。对于呼声甚高的“苏联经验”，董时进的批评是，“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景均判若天渊。”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制度（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共产党的先生们，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云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有何比较的研究及经验（政府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无论成绩如何，都是不配称经验的），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曾经，他是孤独的。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历史所能赋予他的荣耀，恰恰是我们透骨的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