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死了，你还有什么？难道有谁能逃脱死亡这个冷冰冰的巨大的阴影对那些追名逐利之徒的嘲弄吗？有谁能摆脱这个亘古不变的命题对人生的叩问吗？死亡是一条鞭子，永远鞭打着每一个人的灵魂；死亡才是总路线——谁都不可能偏离这条亘古不变的道路！　　惟其如此，生命中才有一些东西更值得你珍视！　　我将我这些话语用眼神告诉了小北，我说：“小北，我爱你！”我将我的忏悔也用眼神告诉了小北，我说：“小北，我对不起你！”　　是的，我对不起这个晶莹剔透、冰雪聪明的女孩子。我再次欺骗了她，利用了她——我这次到上海，送她只是幌子，我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好长时间，我们始终没说一句话，就这样相望着，用心灵相望着。已到子夜时分，除过咣当咣当的声音，大地和田野睡着了，整个列车仿佛也都睡着了。这个软卧包房只有我和小北两人，两个下铺空着。我的身子突然被一个“千斤顶”顶了起来，被一缕风儿吹了起来，被一只吊车臂抓了起来。我被这只吊车臂抓到哪儿去了？原来是抓到空中去了，我以为它嘴一张，会将我扔山谷里摔死。可它却没有将我扔山谷里，而是扔到了陶小北那个窄窄的铺上。　　我真真切切地将她揽在了怀里。铺太窄，我没有办法不和她贴紧、再贴紧！薄薄的衣衫也变得那么厚，只能去掉它！“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这是苏东坡的词句。我一边用心吟哦，一边用眼睛、用嘴唇、用身体，用我的全部对小北说：“北北，我爱你！”　　我们成为一副自然天成的对联，我是上联，她是下联。还有一个横批——这个横批从此将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纵然天涯海角！　　在上海，我和小北缠绵了三天。　　三天后，我将小北送到学校，我告诉她，我要到北京去。　　我并没有立即到北京去，告别小北，我又在上海找个地方住下来，我又住了三天。　　这三天，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我将来上海前自己亲手在电脑上打印好的几封信，复印了若干份，在上海的邮局买了很多信封，将这几封信装进去，寄出去。收信人是我们紫雪市所在的那个省的省委省政府及人大政协的所有领导同志，以及一些部门和厅局的主要负责同志，省委组织部副处级以上的所有同志。比如，邮：某某省某某市某某路某某号某某省委某某书记收。等等。　　几封信的内容大体相同，只是反映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而且落款也不同。这封信的落款为“王盼”（我盼），“党丰政”（党风正），那封信的落款则为“金侯芬”（金猴奋）。还有“齐居豹”（齐举报），“党耀冠”（党要管），“潘青莲”（盼清廉），等等。这些化名里最搞笑的是“潘青莲”，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她的姐姐或妹妹潘金莲。　　也有部分信件，落款署名为“紫雪市部分老干部”。　　当然，发信时，信封上的地址不是手写体，而是电脑打印的一个白色纸条。　　我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戴着一双橡胶手套，为什么戴手套呢？和那些破案故事片里作案者的心理是一样的：我不想让公安局的同志查出，这些信件与紫雪市玻管局一个名叫鱼在河的同志有关。即使我在发这些信件时，“一不小心”误给自己也发了一封，待我这次“出差”完毕回到紫雪，那封我自己发给自己的信件已像雪片一样先我一步飘落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漫不经心地撕开信封，发现是一封反映某某同志独断专行，任人不唯贤，大搞派性并有严重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的匿名信时，我甚至会在心里奇怪地发问：这封信是谁发来的呢？这些人，真是无聊至极！　　作为某某同志任人不唯贤的一个例证，这封信里还提到了马方向局长。马方向局长怎么不“贤”呢？以马方向局长的才干和魄力，担当更重要的领导职务也是绰绰有余的呀！这我鱼在河最清楚。看毕这封信，我义愤填膺！我甚至会将这封信拿给公安局的同志，让他们调查一下，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揪出来，看到底是什么人在破坏我们紫雪市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在上海的这三天，我每天出去发几十封信。当然不是在一个邮局发，总是打车跑到很远的邮局。若我住在浦西，我就跑到浦东去发；若我住在静安区，我就跑到徐汇区发。我甚至在南京路的一个小邮局往邮筒里塞了几封信，然后便像过去电影里那些“特务”一样，左瞧瞧，右看看，将衣领翻起来捂住嘴和脖子，匆匆地汇入南京路熙来攘往的人流。　　三天后，我又来到祖国的心脏北京。　　随后，我又来到祖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　　离开深圳，我神不知鬼不觉返回紫雪。　《背叛》吴言 　　　　　　　　　　　　　　　　　 第三十七章　　余宏进副局长就要退居二线了。余宏进副局长比阎水拍局长小三岁，余局长退二线，意味着阎水拍局长将正式退休。　　余局长退二线，就又空出一个副局长位子。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出现扑朔迷离的局面，一切都很清晰。由谁来补缺，局里没有任何争议。大家见了我都说：“众望所归啊，非你莫属！”有人已经提前称呼我为“鱼局长”，或者“鱼总”。　　别人这样称呼我的时候，我表面上会“批评”一下别人，让他们不要瞎说。我正色对这些同志说：“局里比我能力强的同志多着呢！我算老几？况且上级还要下来搞测评，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考察，一切都是未知数呢！”我这样说时，有些同志仍然坚持他们的意见，认为非我莫属。我此时就向他们抱拳作揖，并赔着笑脸说：“你们饶了我吧，你们饶了我吧！”　　我说到上级“考察”时，有一个同志还鄙夷地撇撇嘴，说出这样一个“五子登科”：　　关系是金子，　　年龄是银子；　　考察是样子，　　群众是幌子；　　关键是票子。　　趁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这个“五子登科”，我赶忙抽身悄悄儿地溜走了，免得大家回过神来再缠着叫我“鱼局长”。　　我走进自己办公室掩上门，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不容易啊，我在玻管局竟然熬出了这种威信！人与人的差别这时候就看出来了。有人说，人与人没有多大差别，这话显然是错误的。人与人是有很大差别的。表面看，人与人没多少差别。都是一个脑袋，一张嘴，两只眼睛，两只手，两条腿；都会说话，都会使用工具进行劳动，都要吃饭拉屎。但内在的东西却有很大的不同，有时甚至会出现那种天壤之别。我刚调到玻管局来的时候，仅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人微言轻的小干事。可现在呢？当时有些当科长的，现在还是科长；当时和我一样是小干事的，现在有些人还是小干事，只有几个做了副科长和副主任科员。而我却一跃而出，成为无可争议的副处级提拔对象。　　仅此一点，就足以令我自豪！　　我们玻管局若是一块齐齐整整的萝卜田，八位局级领导是排在前面的八根大萝卜，现在余宏进副局长这根大萝卜将被拔出来，补哪一根进去已没有争议，只是看怎么个补法。　　共有四种补法。　　第一种：常规补法。即递进补法。这种补法本应将我补在陶小北之后，担任局里的总工程师。但小北在上海一年学习期间，总工程师职务未免。大家“循序渐进”的时候，小北不会再动。这样我就会补在小北前边，接牛望月担任行业工会主席。即：马方向局长，陈奋远主任，朱锋副局长，姬飞副局长，牛望月纪检组长，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鱼在河行业工会主席，陶小北总工程师，余宏进副处级咨询员（阎水拍处级咨询员已正式退休）。　　按这种补法，我是局里的“七把手”。　　第二种：非常规补法。即由我直接任副局长。这种补法一般情况下应将我补在朱锋副局长之后。即：马方向局长，陈奋远主任，朱锋副局长，鱼在河副局长，姬飞纪检组长，牛望月行业工会主席，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陶小北总工程师，余宏进副处级咨询员。马方向局长当年就是这样补进去的。　　采用这种补法，越过了姬飞、牛望月、赵有才三个人，由“七把手”上升为“四把手”。　　第三种：破常规补法。这种补法是将我直接补入余宏进副局长腾出的那个位子。越过朱锋，成为局里的“三把手”。　　第四种：超常规补法。这种补法是将我直接补在马方向局长之后，越过陈奋远，成为局里名副其实的“二把手”。　　这种补法其实也很简单，只须在任命文件里加一个括号，括号里写这样一句话即可：“列陈奋远同志前”。　　列前与列后大有讲究。我们紫东县有一任县委书记，看不上市里配来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就变着法儿通过“列前、列后”排挤他。这位副书记刚派来时，按照市里任命文件的排列次序，排在县长之后，是名副其实的三把手。县委书记若是张三，县长是李四，这位副书记就是王五。文件传阅单的传阅次序为：张三、李四、王五……可不久，县委书记却通过一番运作，突然将一名副县长提拔过来任县委副书记，任命文件的括号里注明：列王五同志之前。这样就将王五挤作了四把手。后来，这位新提拔过来的副县长调走，“王五”又还原为三把手。可没过多久，县委书记又通过一番运作，将另一位副县长提拔过来任县委副书记。这次若再在括号里注明“列王五同志之前”，恐怕王五同志会受不了，气量小一点的话，怕都挺不住。这就好比冲一个人脸上吐唾沫，第一次吐时人家没吭声，第二次再吐人家还会不吭声吗？县委书记苦思冥想，灵机一动，在括号里注明：列李四同志之后。据说王五同志看到这份任命文件后，就像小胡当初被我“挤”到小虎之后时那样，流着眼泪说：张三狠毒啊！没过多久，这位连续两次被挤对的县委副书记就像当年知识青年主动申请上山下乡一样，坚决请求调走了。　　这位被挤来挤去的县委副书记有点像我们玻管局的余宏进。阎水拍当初怎么看他都不顺眼，就将陈奋远放他前边，来个“列余宏进同志之前”。阎水拍退休前，原计划让陈奋远做局长，若陈奋远不超龄，真做了局长，那阎水拍就会再将马方向放余宏进前边，来个“列陈奋远同志之后”。余宏进也就只能像小胡和“王五”那样，泪流满面、捶胸顿足地说：“阎水拍狠毒啊！”　　一“前”一“后”，里边的讲究大着呢！学问深着呢！官场的玄妙、高深和莫测，尽在这两个字中了。　　对我来讲，现在也面临一个“列前列后”的问题。局里有一半人认为会是第一种补法。按照这种补法，我只能“列陶小北同志之前”，担任行业工会主席。这些人现在已开始叫我“鱼主席”。另一半人认为会是第二种补法，即我一步到位任副局长，但却会列朱锋副局长之后。　　小高和小牛小马在小酒馆喝酒时，喝高了还打了赌，赌注是一瓶五十二度的五粮液酒。小牛认为我将担任行业工会主席，小高认为我将担任副局长。小马做裁判。一瓶五粮液酒三百六十元。小马当即向小高和小牛各要三百六十元钱揣进衣兜：见分晓后赢者的钱退还，输者的钱自然变作那瓶酒，大家一起喝掉。　　我获悉小牛只想让我做一个工会主席时，心想：还得在他脑袋上再狠劲儿踩几脚！啥时候将他踩到“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那般地步，让他一听到“鱼在河”这三个字就浑身打哆嗦，像余宏进最终在阎水拍面前噤若寒蝉那样，即使喝醉酒和别人打赌时，第一个赌我会做副局长甚至局长，就可以考虑暂时不踩他了。　　认为会是第三种补法的，局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老板——即令人尊敬的马方向局长。他已向我透露了这个意思，但让我严格保密，他正在“运作”。　　马方向局长的用意一目了然，我若成为“余宏进”，上可以与他一起“夹击”、“扼制”陈奋远——当然这是建立在若陈奋远和他唱对台戏的前提下。可以这样设想：若某一天陈奋远公然和马方向唱对台戏，在党组会或局务会上，马方向一“唱”，我便有力地一“和”，陈奋远的咽喉即会被我们两人联手扼往，发出的声音将十分微弱。　　下还可以压制朱锋、姬飞、牛望月，包括赵有才，自从“摆平”邓世清后，姬飞已成为我的应声虫。若我成为局里的“余宏进”，局务会上他当然会看我的眼色行事——甚至我还没使眼色，他已“行事”了——当然是按我的意图行事。若姬飞成为我身后牵着的一条叭儿狗，“炮筒子”朱锋和“长舌妇”牛望月还不“集体投诚”？因此老板安排我做“余宏进”，确是计高一筹。我坐在余宏进那个位子上，宛若当阳桥头的猛张飞，或者长坂坡前的赵子龙，会有以一当十、当百之效。　　认为会是第四种补法的，即列陈奋远之前任常务副局长，也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鱼在河！　　包括马方向同志现在都不知道会是这样安排我，蒙在鼓里呢！鱼在河同志自己却知道了。跟着马方向，就会有方向。现在我却不知道是鱼在河跟着马方向，还是马方向跟着鱼在河？鱼在河同志，你真行啊！　　现在的鱼在河，已深谙为官之道，对某种“学术”之要害烂熟于心，了如指掌——这种学术就是“权术”。　　在为官之路上玩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玩法，概括一下，也就三种玩法。第一种：身在其位却玩不了。我们紫雪市有一位懦弱的县长，做县长时遇到一位强悍的县委书记；后来这位县委书记提拔了，这位县长做了县委书记，偏偏又遇上一位强硬的县长。按照县委书记和县长约定俗成的权力“分工”：县委书记管人，即安排任用干部；县长管钱，即给各单位批拨财政款项。这个县的干部对这位懦弱的县领导的评价是：当县长时不管钱，做书记后又不管人。我们紫雪市政府有一位局长，和这位既不管钱又不管人的县领导一样懦弱，树叶掉下来怕打脑袋，大小事情不承担责任。局里的事完全被别人摇着脑袋，摇脑袋的是局里的一位副局长。这位副局长不是摇自己的脑袋，而是摇局长的脑袋。由于这位局长一直被副局长摇脑袋，导致智力严重退化。每当副局长从各个角度讲述某件事情应如何处理时，局长只会说一句话：“那就这样去办！”所以这位局长当得十分轻松，因为他只需要说这一句话。　　第二种：身在其位就能玩得了，并能玩得好！阎水拍局长和马方向局长，就属于这种既能玩得了又能玩得好的人。　　第三种：不在其位也能玩得了。这是一个高难度动作，为三种玩法的最高境界。比如鱼在河同志。如果鱼在河同志任副局长后，能让马方向同志失去方向，那么鱼在河同志就成了一个“大玩家”。这还不同于第一种玩法里提到的那位副局长。那位副局长玩得好，是因为局长玩不了。而鱼在河同志玩得好，是局长本身玩得不错，可他却比局长玩得更好，甚至能让局长“玩完儿”！　　新闻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面对某个新闻事件，别人能想到的，你却想不到，你就当不了记者；别人想到的，你也想到了，你只是一个平庸的记者；别人想不到的，你却想到了，你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记者！　　我就是那种出类拔萃的记者。　《背叛》吴言 　　　　　　　　　　　　　　　　　 第三十八章　　投票是在一个暖洋洋的下午进行的。　　市委组织部来了一位副部长，连投票箱都是由组织部制作的，足见这次投票的严肃和慎重。组织部长反复给大家讲，这次投票完全是公开和民主的，不带框框，不画圈圈，不暗示，不先入为主，不搞“天气预报”或“节目预告”。局里凡是任正科长三年以上的同志，都在这次民主测评的范围之内。进入这个范围的，共有八个同志。在这八个同志中，推荐一名同志。八个同志的简历投票前全部发到大家手中。　　为使这次投票更具有权威性，将进行三轮投票：第一轮，由全体干部职工投票，为黄票；第二轮，由副科级以上干部投票，为紫票；第三轮，处级干部投票，为红票。　　整个投票过程只有半个多钟头。全局同志坐到会议室后，组织部副部长宣布了注意事项，然后开始发票。　　局里这些同志都已投过很多次票，显得十分老练。进会议室前大家每人手中拎一本书、一本杂志，或者一个硬纸片，一块薄薄的硬木板。书和杂志可不是准备投票时看的，那么点时间，哪来得及看书。硬纸片和硬木板也不是随手捡的，而是特制的。局里有十几个同志专门制作了这样的“投票板”：像一本书那么大，用胶带将四边的硬碴缠起来，摸上去十分光滑。平时搁在抽屉里，用的时候拿出来拎在手里进会议室。　　为什么要使用投票板呢？投票时，大家在大会议室四周的沙发坐一圈。沙发前面有茶几，但投票时从没有人放在茶几上写，因为那样容易被左邻右舍瞥见：你填的谁呢？所以票一发到手中，大家都是缩着身子，将膝盖当做“茶几”，将票放在膝盖上，以一只手捂着，用早已拧开的笔快速地在票上写下某个名字，然后尽快将票折起来，放在前边的茶几上，等着收票人过来收票。　　投票板的作用就是填票前放在膝盖上，填票时将票放在投票板上。你若想获知哪个同志是新调来的，投票时一目了然——那个不带杂志、书、投票板的人，就是新调来的，而且是第一次参加投票。他将票放在膝盖上，写名字时笔尖一上去，一扎一个窟窿，最后那几个字成了几个黑疙瘩，差点儿看不清。　　这个新调来的同志第二次参加投票时就老练了，即使不专门制作一个投票板，手里也一定拎着一本书或杂志。　　那天投票每人都拎着投票板或者书本杂志。第一轮发黄票，副科级以上的同志转一圈投完票后，再坐回来，等待进行第二轮投票。副科级以下的同志投完票后就直接出了门。有的人将票放进票箱时，冲我轻轻地点头；有的人将票放进票箱时，冲我重重地点头。因冲我点头、用目光在会场捕捉和寻找我目光的人太多，我应接不暇，只好低下了头。小牛将票塞进票箱后，就开始寻找我的目光，可我那时已低下了头，他想冲我点头，却只能看到我的脑门儿，看不到我的眼睛。他非常着急，投毕票出门后，在会议室门口站了有五分钟，直到我无意中抬起头来，他在门外捕捉住我的目光，冲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才放心地离去。　　三轮投票很快结束，当场计票。全局同志重新回到会议室，由组织部副部长宣布计票结果。组织部副部长说他搞了这么多年此项工作，这次算开了眼界。他当时有点惊奇地说了两个“没有料到”：“票数这么集中，没有料到；鱼在河同志在玻管局群众基础这么好，没有料到！”　　这次投票一个月后，我被任命为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第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柳如眉同志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　　自从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柳如眉便不在和一票“拍拖”，这一点我能感觉出来。女人一旦有了外遇，很难掩饰得住，眼角眉梢都会流露出来。对柳如眉来讲，她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局长夫人”的头衔，然后才是爱情的快乐。何况一票不是那种潇洒男人。对一票来讲，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柳如眉眼角眉梢全是爱，浑身上下都是情。男女之间的事情说到底就那么点事儿。好比解一道代数题，题解开之前，双方劲头蛮大的，越解越热火，越解越上瘾。可一旦解开，尤其是发现答案原来很简单时，便有点兴味索然，甚至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此时双方的情感便会降温，有时甚至会觉得有点好笑：真的，太好笑了！　　建立在婚外情之上的爱情，说白了只是一场“无聊的玩耍”——甚至所谓爱情本身，其实也只是一场“庄严的游戏”而已！　　一票与柳如眉这道代数题是否已经解开，我觉得并不重要。我只有一个心愿，柳如眉若是一块根据地，一票攻打它时即使不是尸横遍野，起码也应该有点伤亡才对。否则刚提起枪，跨上马，便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山头，那也太不好玩了。若本身就不好玩，再玩下去有什么意思？那就干脆不玩了吧，于是两个人就不玩了。　　在二十世纪世纪末这几年里，人们越来越觉得没有啥好玩得了。小姐应该是最好玩的吧？可人们却连小姐也不玩了。每当我在“蓝天”、“白云”、“迎惜探”看到那些落寞的妓女在电梯里上上下下时，我就非常同情她们，因为我从她们的目光里看到，她们没有将自己推销出去，或者出售了一次只挣了几十元钱。几年前，这项“朝阳产业”刚兴起时，她们何等身价？做一次可以挣三四百元，乳大一点、风骚一点、妖冶一点、发嗲一点的，有几分姿色的，一次甚至能挣六七百元。然后价格一路下跌，在一次百元这个平台上坚持了一段时间，然后“跌破”一百元，一直跌到五十元左右。这里还有成本：安全套加洁尔阴。妓女行当也像社会其他行业一样，倡导一种优质服务，她们手包里总备有安全套和一些消炎洗涤药品。妓女比嫖客更害怕患性病。患上性病，就将她们的“饭碗”砸了。啥时开始，女人的“那个”也成了饭碗？真令人啼笑皆非，好久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越来越发现人是一种极其有趣的动物，一旦经历过，便觉得没有意思，将目光像乡间小路一样伸向了远方。只有在那遥远的地方，才有一个名叫“希望”的好姑娘。比如陶小北，她走得再远，在我心中也永远是一轮皎皎明月，或者一个如西下夕阳一般燃烧的火球，将周围映照得一片璀璨！　　只有在陶小北身上，我才能感觉到那种“人生的美好”和“人生的疼痛”！睡里梦里，我都仿佛和她在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只要我俩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我鱼在河还算是一个洁身自好的男人，除过柳如眉和陶小北，尚未和第三个女人有过那种亲密的接触。克林顿向希拉里和美国人民坦白时，称作“不恰当的亲密关系”。　　我竟然没有和柳陶之外的任何一个女人有过“不恰当的亲密关系”。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在玻管局组织“三大战役”，实在是无暇他顾。现在我爬上了山顶，应该歇歇脚、喘口气了。我作出一个决定：找一个女人“慰问”一下自己，享受一次性的快乐，肉的满足。　　我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描写美国人性生活的文章，有一段话留下深刻印象：“在每一间卧室里，或者其他层出不穷无法一一提及的地方，别人正在那里做爱。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当儿，生活成了一次性的宴会，而且每个人都收到了请柬。”　　我也早已收到了请柬，只是懒得赴宴。现在我决定赴一次宴。　　以我的品位，当然不能去找小姐。而且我也不能在小饭馆蹲下吃一碗凉面。我应该到那种高档酒店去，找一个可人儿，倒一杯红酒，然后慢慢品味。　　一位女士的面容此时在我眼前浮现出来，准确一点讲，这位女士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她的面容，而是她丰腴的身段。从性伙伴这个角度讲，她是无可挑剔并且无与伦比的。　　她是蓝天大酒店商品部经理柳如叶。单从这个名字上看，她应该是柳如眉的妹妹——即我的小姨子。其实不是这样，柳如眉和柳如叶没有任何关系，她们甚至像张三和李四一样互不认识。　　自从我送柳如叶那部手机后，我们关系已很亲热。有时间会互相打电话问候一下，或者发条短信。“今夜星光灿烂，你在哪里浪漫？若有良心发现，给我手机来电。”这是她发给我的。“红花绿叶大苹果，几天不见想死我。你是一盏明亮的灯，照亮我的后半生！”这是我发给她的。她给我发：“风柔、雨润、花好、月圆，良辰美景年年伴——想你在心间。”我给她回发：“冬去、春来、似水、如烟，幸福生活天天随——人生须尽欢！”过节的时候，我们更会渔歌互答一般，将短信发来发去。她发：“因为有无价的爱情，所以一枝玫瑰比一棵小树值钱；因为有十五的月亮，所以一个月饼比一袋面粉价高；因为有真挚的祝福，所以一条短信比千言万语珍贵。”我回发：“提前送你一个月饼，第一层是体贴，第二层是关怀，第三层是浪漫，第四层是温馨，中间加层甜蜜。祝你有开心的一刻，快乐的一天，平安的一月，幸福的一年，美丽的一生！”　　有一阵儿，我们像林妹妹和宝哥哥在大观园里互相吟诗一般，玩短信玩得如火如荼、欲罢不能。有些短信内容甚至像好莱坞的性感明星一样香艳。有时，我们又像刘三姐和“阿牛哥”一样，通过手机短信“对歌”。　　我给她发——　　有一种感觉叫妙不可言　　有一种默契叫心照不宣　　有一种幸福叫有你相伴　　有一种等待叫望眼欲穿　　有一句祝福叫祝你平安　　她给我发——　　哪一种感觉叫妙不可言　　哪一种默契叫心照不宣　　哪一种幸福叫有你相伴　　哪一种等待叫望眼欲穿　　哪一句祝福叫祝你平安　　我当然知道，和这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脱胎培育出来的女孩子玩儿，得虚实结合，光玩虚的可不行。“天有情，地有情，此刻浪漫行不行？”若以为涎着脸发这样一条短信，她就会立马跑来钻你被窝里和你做爱，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于是我和柳如叶玩时，始终坚持“刀药并用”。从我担任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开始，每年召开全市玻管工作会议，我都会定在蓝天大酒店。其他几个大酒店也曾想将我们的会“拉”到他们那儿去开。可柳如叶早给我来过电话了，一声亲昵的“鱼哥”，就将问题解决了。每次开会，我都会提前一周入住“蓝天”，给局长起草玻管工作报告。饮食起居像袭人伺候贾宝玉那样，被柳如叶伺候得妥妥帖帖。　　每次玻管工作会议结束后，都是柳如叶和我结账。除过会议费用外，每次都有她个人的三五千元餐饮票据之类，我总是爽快地在上面签个字，打入整个会议费用。柳如叶见我对她如此慷慨，总是向她开绿灯，见了我越发妩媚了，找个机会就给我撒娇。她特别善于撩拨人。当她获知我爱人叫柳如眉时，不再像过去那样唤我“鱼哥”，私下里偷偷唤我“姐夫”。有一次她像平儿撩拨贾琏那样撩得我动了火，将她堵在门背后抱着亲了一下，可她很快便挣脱了，一边出门一边还冲我扮鬼脸，并用手指在脸上羞我。　　因此我决定找一个性伙伴庆贺自己担任常务副局长，非柳如叶莫属。这副重担怎么说也得由她来挑了。　　这年的玻管工作会议结束后，我留了一间房，多待了一天。傍晚时分拨通了柳如叶的电话。　　“有事吗？”她在手机上问我。　　“也没太大的事，到我房间来，咱们聊聊天，谈谈工作。”　　她当然知道我会找她谈什么“工作”，进门后没有往圈椅上坐，直接坐到了床上。　　房间里有两张床，我坐在她对面的床上，直言不讳对她说：“我有点喜欢你！”　　“是吗？”她冲我笑。接着说，“你当然应该喜欢我，谁让你是我姐夫呢？”　　“我想表示我对你的喜欢！表示的方式有很多种，我想尝试其中的一种！”　　“尝试哪一种？是发短信吗？”她故意调皮地问我。　　“不是。”我摇头。　　“那么请我吃饭？喝茶？或者跳舞？”　　“也不是。”我又摇头。　　“那就是要请我去旅游了！咱们去哪儿？国外还是国内？国外我可不想去日本和新马泰。国内嘛，咱们去西双版纳还是香格里拉？”　　“我是想去旅游，但我不想走那么远。我想去你那儿旅游！”我这样说着，已坐到她身边揽住她软软的腰，将脸依偎到她的脸上，并以一只手捂在她一个饱满的乳上。这些动作同时完成后，我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儿，看她会不会甩过来一个巴掌。可等了一会儿她却没有甩。于是我从容地伸手解她的衣扣，一边解一边在她耳边小声说：“我想和你‘唱歌’。”然后给她解释了“唱歌”的特殊含义。接着我又说：“我不但想和你‘唱歌’，还想‘打造’你！我早想‘打造’你了！”　　我俩很快脱光衣服钻进被窝。我用手指捏了一下她的鼻子说：“你这蹄子，招惹得恁多哥哥蜂狂蝶乱——郑向洋一见你眼睛就发直！”柳如叶哧哧笑着说：“你们男人真坏！没几个好东西。”我刚想进入，她却警觉地将两条丰腴的大腿一并说，“你没戴套？”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那不行！”她将双腿拢得更紧，她甚至将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形成那种“剪刀差”，将我吓了一跳，以为她要用剪刀剪掉我的什么东西。可我只是虚惊一场，因为我很快知道以两条美腿形成的这种“剪刀”，其实是什么也剪不掉的。　　“如果我不穿工作服，能不能去上班？”柳如叶指指她挂在衣架上的职业装，像老师启发小学生那样“启发”我。　　我扑哧笑了，觉得她一本正经提出的这个问题挺有趣的。我知道不穿“工作服”她是不会允许我“上班”了。想起那个《好男人八度》的段子：首先要有风度，下来是做爱要有力度什么的——现在该是我表现风度的时候了。正如孔子所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按照这位圣人的教诲，我“文质彬彬”穿上衣服，一边扣纽扣一边很有“风度”地对柳如叶说：“你看一会儿电视，我去买工作服，很快就回来。”口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待会儿回来再让你领略我的其余“七度”吧！保准叫你小女子欲仙欲死，像《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的三巧儿那样，被陈大郎弄得魂不附体，云收雨毕，仍欲罢不能，连着“丢”几次也未可知！这样想着，出门前又和正按我的要求慵懒地仰在被窝里看电视的“三巧儿”开玩笑。我以手指指她挂在衣架上的职业装说：“一会儿我穿上工作服回来，你可不能穿上工作服已经走掉了！”　　那天我买了三件“工作服”，回屋重新钻进被窝，迅速将工作服套上，伏上去从容滑入。柳如叶的门上连个持枪站岗的卫士也没有，我进入她和进入她姐柳如眉一样轻车熟路。进入后我扑哧笑了，柳如叶问我笑什么？我说突然想起了薛婆给三巧儿说的那个童女方：用石榴皮生矾两味煎汤洗过，那东西就变紧了，新婚时只张声势叫疼，就遮掩过去了。一边笑一边又逗柳如叶说：“看来你将来结婚时得用这个方子，只是不知你会不会‘张声势叫疼’？”柳如叶笑着用粉拳在背上擂我，这没心没肺的小蹄子竟果真闭上眼睛哎哟哎哟哼哼唧唧“张声势叫疼”，引逗得我欲火中烧，摆正姿势刚准备大动，她却轻舒玉臂将我的腰用力箍住，不让我动，然后说：“你刚才打电话叫我上来时怎么说的？”　　“我忘记怎么说的了。”我用舌尖挑了挑她的上嘴唇，在她红红的下嘴唇上吻了一下说。　　“你们男人的八大谎言是什么？我没有女朋友，我爱你，到我家只是聊聊，解开你的胸罩只是看看，我会放在外面不放进去，我放进去不会动，你不会怀孕，我是第一次。你打电话时不是对我说：上来只是‘聊聊’吗？”柳如叶说着哧哧笑。　　“那你们女人的八大谎言呢？我想你了，我不图你什么，我这几天不方便，我也是第一次，不要看那里，轻点，时间太长了，你真坏！”　　我说到这里，柳如叶早已像三巧儿那样情不自禁，长长的睫毛扑闪几下，闭上眼睛呢喃着说：“不要说了，咱们上班吧！”　《背叛》吴言 　　　　　　　　　　　　　　　　　 第三十八章　　我任常务副局长半年以后，老板将局里的工作交给我，他自己则像当年的孔夫子一样，周游列国去了。　　老板临行前对我说，他到外面（指境外）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市里的事情很无奈。　　陶小北已辞去公职，到了美国。偶尔给我来个电话。小北走后，空出一个总工程师位子。另外还缺两个正科长：政秘科长和督察科长。纪检副书记罗一强、李小南、冯富强、康凤莲、老宋以及张不错和王某某，这段时间工作特别卖力，到我办公室跑得很勤。　　罗一强眼巴巴瞅着那个总工程师位子，冯富强盯着督察科长，李小南意在政秘科长。若罗一强做了总工程师，李小南做了政秘科长，又会空出纪检副书记和工会主席两个正科位子。康凤莲想做工会主席，张不错和王某某则想争那个纪检副书记。　　若这几个人做了正科级，又空出几个副科级位子，同志们挨个递补，几乎人人有份儿。因此局里从上到下整个“动”了起来，大家工作都特别起劲，呈现出一种争先恐后的局面，上下班没有一个人迟到早退。只要我一出门，楼道里便会响起杂沓的脚步声，那是司机、通信员、政秘科副科长之类在楼道里跑：司机跑着去开车门，通信员跑着去我办公室打扫卫生，政秘科副科长跑着来提我的公文包。　　看着这么多人围着我忙前忙后，我不禁百感交集。我的“玻管十年”中，那些难忘的，有趣的，使我深受刺激、倍感屈辱的往事，像电影镜头一般，一幕幕从眼前掠过。我的眼睛不禁有点湿润，这些年，不容易啊！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诛文丑，终于由那样一个结结巴巴的鱼在河，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不怒自威的鱼在河。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用这句话“要求”过自己，将此作为毕生追求的人生境界，仿佛自己一生都能做一个“清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现在看来，这样的追求是多么的可笑和幼稚。对现在的鱼在河来讲，我会嘲弄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个“清者”呢？一个成熟和老辣的人，就应该变得像我现在这样：清浊难分，真伪难辨，扑朔迷离。这样才会有人一天到晚看我的眼色，揣摩我的心思，围着我像小兔子一样跑来跑去呢！　　孔子编《春秋》时，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我现在不已成为玻管局这么多同志心中的“尊者”、“贤者”甚至是“亲者”了吗？而我刚到玻管局那几年，能是这么多的“者”吗？那时我只是一匹东北挽马。这种马原产东北平原，后由顿河、卡巴金、奥尔洛夫、阿尔登等马与当地马杂交而成，兼具了这些马的优长，最主要的特点是“性温驯，抗病力强”。什么叫性温驯？就是鞭子抽在身上也不尥蹶子；什么叫抗病力强？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田里干活，从不向单位领导请病假，有个头疼脑热抗一抗就过去了。那几年，我给谁尥过蹶子？就是小牛那厮给我尥蹶子，我都是微笑着面对，即使被这厮踢伤，也只是默默地回家揉着自己身上隐隐作痛的地方。我啥时向阎局长请过病假？即使真的有病，我往往也能“带病坚持工作”。我受了多少委屈啊！问题是我却从不把这些委屈当做是委屈！委屈意味着你失去了什么——因为失去了什么，所以你感到委屈！而我恰恰把这种“失去”当做是一种“得到”——我甚至把这种失去当做是我获取得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如果说最初在玻管局那几年，我还真有什么“经验”向同志们介绍的话，那也只有两点，一是我始终注意不让局里的同志们反感我。我材料写得好，往往能文不加点，下笔千言，像张季鸾当年给《大公报》写社评那样倚马可待。局里有几个同志甚至称赞说，鱼在河那家伙，写材料就像喝矿泉水一样轻松，咕咚一口半瓶就下去了，给阎局长写一篇一万多字的报告只用小半天时间，而且念出来要多顺溜有多顺溜。有些懂得一点儿历史掌故的同志干脆将我比作晋朝的袁虎。正因为局里的同志们普遍认为我有一点儿才气，我才更是百倍地予以警惕，时时处处表现出谦逊的一面，从未将自己的那条小尾巴翘起来（我们每个人屁股后面可都有一条小尾巴啊！因为我们人类是从猿进化来的）。二是获得了阎局长的好感。阎局长认为我有才，我就多次在阎局长面前表白，不行不行，即使能写点材料，那还不是阎局长您手把手教出来的？阎局长听说您当年才是紫雪一支笔啊！您的笔锋当年市委市政府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当时市政府还有一个紫雪一枝花，您的一支笔和被称作一枝花的那个漂亮女同志，当年在市政府系统可是争奇斗妍、竞相开放呢！——而您凭的是本事，她靠的是脸蛋！有时阎局长在我写的材料上改一两个字，我会当着阎局长的面这样说，阎局长您真是我的一字师啊！瞧这个字改的！还有这句话！一个“审时度势”，一下就将整个材料“拎”起来了！我写的材料原本像一堆大白菜，散乱着放在那里，下手去抓，一次只能抓一棵，可您这一改，相当于给这一堆大白菜扎了一条绳索，一把抓下去，竟将一堆大白菜全抓起来了——这就是高下之分啊！那时我总是这样变着法儿往阎局长心坎儿上说好听的话，从未像建安七子的孔融那样恃才负气——恃才负气的人古往今来都不会有好结果，孔融最后竟触犯曹操，被曹所杀。还有杨修、祢衡。祢衡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去玩什么“击鼓骂曹”，能有好果子吃？阎局长当然没有权力像曹操杀掉孔融杨修那样随便砍掉我的脑袋，但我若触犯了他，他至少可以将我冷落在一旁，或者像闲置那些国有资产那样将我闲置在那里，那样的话还能有我的今天？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我们紫雪市某单位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副主任科员，这个人之所以临退休还是个副主任科员，主要原因是个人性格有缺陷，喜欢给领导提意见，并且和谁都相处不好，最后竟和自己的生殖器闹开了矛盾——几年时间有意不使用它，心里还幸灾乐祸地对那话儿说：让你再和我闹别扭，你越和我闹别扭，我越要闲置你——看最后吃亏的是谁！　　这个人和自己身体的一个器官赌气，最终吃亏的是谁不好说，可我若和阎局长闹意见，最终吃亏的是谁则是明摆着的。祢衡和曹操闹意见，最终吃亏的是谁？曹操倒是没有杀祢衡，备马三匹将他送到了刘表那里，可最后还是借黄祖之手杀了他。吃亏的不还是祢衡这恃才放旷的黄口小儿？正像一个父亲和儿子划拳，儿子说：哥儿俩好啊！哥儿俩好！父亲只得反复说：魁啊魁啊（亏啊亏啊）——祢衡死时才二十五岁，你说亏不亏？　　一时亏是为了一世不亏，当初亏是为了现在不亏！现在我还亏吗？过去是我在别人牙唾之余分残羹一杯，现在是别人在我牙唾之余得剩菜一碟。古人说，征战多方，攻心为上；牢笼有术，驯心实难。我的体会是，要驯别人的心，先得驯自己的心；正因为我当初驯了自己的心，现在才可以去驯别人的心。我曾经口吃过，可我现在早已不口吃了。即使我仍然口吃，玻管局的哪一个同志不会在我这个“亲者”面前“讳疾”呢！比如我刚在全局大会上传达毕市里的某份文件，并口若悬河地作了流畅的报告。散会后，局里的某一个“冯富强”点头哈腰端着我的水杯跑进我办公室，原本想拍拍马屁，对我深入浅出的讲话水平和令人艳羡的口才表示钦佩之情，“角度”没掌握好，脱口说出这么一句蠢话：“鱼局长，你怎么不口吃了？”　　我当时已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正像阎局长那样举在脸前看一张本省的日报，此时像挪动那种暗室的门一样将脸前的报纸移开，面无表情地直视他。我并不出声，只是用面部语言反问他：　　“我口吃过吗？孙子才口吃过！”　　“冯富强”见我面有愠色，早反应过来，迅速“听”懂了我的“表情”语言，在自己嘴上狠击一掌说：“对！对！鱼局长何曾口吃过！冯富强你才口吃过——你才是那个口吃的‘孙子’！”　　非人磨墨墨磨人，苏东坡曾如此感慨过人生被消磨于纸墨中。我现在“磨人”和“驯心”（驯别人之心）的水平早已超过了阎水拍和马方向。吴国的季札在鲁国看周代的乐舞，对各诸侯国的乐曲都发表了意见，从郐国以下他就沉默不语。“自郐以下”这个成语意即以下再不值得一谈。我在玻管局如今也会时不时来个“自郐以下”。譬如我说：“老乔同志不错！”“小高同志是个好同志！”“小虎同志挺能干的！”但对冯富强、小胡、小牛等人，我就给他来个“自郐以下”。我甚至会像曹操捉弄崔琰那样捉弄这几个不成器的家伙。曹操叫崔琰替自己接见匈奴使臣，自己却持刀站立床头，接见完毕，叫人问匈奴使臣：“魏王何如？”回答说：“魏王雅然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崔琰不管怎么说，在外人眼里还觉“雅然非常”。我若和冯胡牛玩这样的恶作剧，这仨家伙即使像崔琰那样扮作魏王，也是一副猥琐相，甚至比“东食西宿”的齐人之女还令人鄙夷。齐人有女，二人求之，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贫。父母疑不能决，问其女，其女云：欲东家食而西家宿。冯胡牛这仨家伙，在我眼里啥时不是露出这样一副“东家食而西家宿”的贱相呢！——问题是只要我一不高兴，他们就东家也食不得，西家也宿不成！　　相反，包括冯胡牛在内的局里的同志，对我则都会如匈奴使臣称誉曹操那样，竖起大拇指说：“此乃英雄也！”　　自从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一天到晚有多少人在我面前竖大拇指啊！我从早到晚看到的是张张笑脸，博我欢心的人不知凡几。奥迪成为我的专车。每天早上小苏将我从家里接过来。我背着手慢步向大楼门走去时，小苏早抢前一步将门推开。我做了常务局长后的最大感慨是：可以不用自己伸手推门，始终背着手那样慢慢往前走就行了，到了门前门自然会“洞开”。进了玻管局大楼，我沿着楼梯低着头慢步往上走。正是上班时间，身后跟着几个刚来上班的同志，他们怕打扰我，并不超过我向前走。要么跟在我身后慢慢走，要么折身到老乔的门房待一会儿。待我已到办公室了，他们才“噔噔噔”跑上楼。　　我上楼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下楼。比如小牛小马小胡。他们正轻快地拍着楼梯扶手，“噔噔噔”低着头往下跑，猛一抬头看见我，便不敢跑了。一手抓在扶手上，放慢脚步，望着我，将最生动的表情呈献给我。我知道他们在看着我，等待着接我的眼风，可我偏不给他们眼风。当然若是那些年龄大一点、资历老一点的科长、副科长，我会抬头冲他们客气地点点头。可若是小牛、小马、小胡这些人，我却始终不理他们，只顾低头往上走。他们迎面下来，在与我相距四五个台阶时，就停下脚步不敢动了。就像一只惊慌的老鼠，突然看见了一只硕大的猫。我知道他们在冲我妩媚地笑，可我就是不理他们。直到我超过他们几级台阶了，我还是不理他们。他们的脖子最初是冲我俯着，而后开始仰着。他们就那样仰着脖子用目光追随着我，直到我的身影快要转个弯儿看不见了，他们只得出了声：“鱼局长，你刚来啊？”或者：“鱼局长，你开会去啦？”此时我才仿佛发现了他们，并不说话，冲他们淡然地点点头。他们便会显出如释重负的样子，“噔噔噔”跑下楼去。　　有一次小牛喊出声后我都装作没听见，一声不吭继续向上走。这就等于我站在楼梯台阶上狠狠往下踹了他一脚，这一脚踹得够疼的。我当时没有听到他“噔噔噔”跑下楼去的声音。可以想得来，他当时腿一软，拖着沉重的脚步，心事重重地走下楼去。我知道他至少三天会心情不好，晚上甚至会“辗转反侧，不能成眠”，而我却睡得十分好——要想自己睡得好，就得让别人睡不好！这是我总结出的又一条人生经验。而成为“鱼局长”以后的我，用鼻子哼一声，或者一个眼神：瞥谁一眼，不瞥谁一眼，都可以让别人睡不着觉。　　我的眼神已练得十分了得。我有多种眼神，针对不同的人，我使用不同的眼神。　　第一种眼神是给陶小北的。小北从美国给我打来电话，我接她电话时的眼神闪现着动人的光芒，既炽热又柔和。虽然小北并不能看到我的这种眼神，但我却觉得她能看到。我的眼神越发炽烈、越发柔和。我的眼神就像初春的太阳光照在冰河上，冰河在这样的“阳光”下开始一点点融化，直至融为一河春水。这样的目光里还有一种纯洁。我的心灵在那一刻变得纯净起来。龌龊和卑劣不知跑哪儿去了。我成为一个可爱的鱼在河，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牵着陶小北的手在小河边戏水，在树林间奔跑，让小北欢快的笑声惊飞树梢头的鸟儿。　　第二种眼神是给柳如叶的。也有柔和，有时也炽热，但有时又有那么一点玩世不恭，有时甚至有一点孟浪，还有一种暗示和挑逗。有时我甚至直接用目光撩开她的衣服，甚至解下她的乳罩，直至抚摸她瓷实的乳房。我的目光若是风儿，她的衣服就是薄薄的纸张，吹一下，飞走一页；再吹一下，又飞走一页。直到将她吹得一丝不挂，然后任我锤炼和“打造”。　　介乎陶小北和柳如叶之间的第三种眼神，是给李小南的。　　第四种眼神是给郑向洋市长的。这种眼神里只有恭顺和敏捷。这种眼神是被动的，因为我总是像小牛小胡他们捕捉我的眼神那样，千方百计捕捉郑市长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的眼神一下就跳进了郑市长的窗户里去，因此我的眼神已变作了郑市长的眼神，我的眼睛变作了郑市长的“第三只眼睛”！郑向洋市长瞅茶杯，我这第三只眼也瞅茶杯，并迅速去给郑市长茶杯里注满了沸水。郑市长有点厌恶地瞥某一个人，我也便有点厌恶地瞥某一个人。郑市长若工作累了，用眼神告诉我，他想和我玩一玩轻松一下，我就赶快像崔琰那样扮作魏王接见那个匈奴使臣，让郑市长雄赳赳地执刀立于一旁。郑市长若喜欢柳如叶，但郑市长背着手走进蓝天大酒店大厅时，却不能用目光追随柳如叶。因为在任何公众场合，都有很多只眼从各个角度照射、窥视和观察着他。他的眼神若瞥向柳如叶，哪怕只是那种“一瞥”，也会被别人看出“端倪”来。尤其是惠五洲书记的秘书，就会将这样的目光放大，也许就会有一个系统针对这束目光做文章。于是一束目光就变成了一段故事。这样的故事累积多了，郑向洋市长屁股底下那把椅子就坐不稳了，哪一天甚至会被掀翻，让郑向洋市长美美摔一跤，或者栽一个大跟头。　　可郑向洋市长又实在想看看柳如叶那张俏脸，此时他的“第三只眼”便派上了用场。有一次，雷秘书打电话告诉我，他要随郑市长去省里开会。雷秘书这以后常与我通电话，我们已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保持着热线联系。我们甚至常常互发短信问候。比如：“我随郑市长在北京，你呢？”“我在局里上班。”我这样“回答”雷秘书。“问李小南好！”雷秘书又发过来。“她也问你好！”我再发过去。有时我们也发一些有趣的东西，但不一定是黄段，我们其实很少发黄段。有一次他随郑市长在三月十二日植树归来，坐在车上给我发来一首题为《植树》的打油诗：　　一路警笛声声，　　下车前呼后拥；　　栽了几棵小树，　　干活三五分钟；　　记者左拍右照，　　任务胜利完成；　　地方中午设宴，　　喝个迷迷瞪瞪；　　先去三楼桑拿，　　再去五楼歌厅；　　次日头版新闻，　　大幅照片刊登；　　市里领导植树，　　取得圆满成功。　　我当即给他回发了两个类似的短信，其一题为《领导的一天》：　　安排工作，翻着稿子念念；　　检查工作，隔着玻璃看看；　　群众上访，糊弄糊弄劝劝；　　接待上级，酒桌殷勤献献；　　项目动工，镜头前面站站；　　出了事故，藏藏掖掖按按；　　下乡扶贫，年末下去转转；　　主要精力，上级领导见见。　　其二题为《干部使用种种》：　　裤子改上衣：提拔使用；　　男裤改女裤：交流使用；　　衬衣改裤衩：降职使用；　　风衣改围裙：挂职使用；　　背心改乳罩：虽说是平调，但位置很重要！　　我和雷秘书互相发来发去的，大多是这样一些具有讽刺现实意味的东西。又比如：“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学校像宾馆，校长像老板，学生像大款”等等。　　雷秘书和我建立起这种亲密关系，使我随时可获知郑市长的行踪和去向。那次郑市长去省里开一周会，我是在第四天找了点差事赶到省城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柳如叶。我带柳如叶去省城秘密会见郑市长那一年，“性贿赂”这样的提法还远未在报纸上出现，可见我是“开风气之先”。我们在一个四星级酒店住下来，充分享受了高档宾馆的“人性化服务”。那天晚上，我拨通了郑市长的手机。郑市长没带秘书和司机，直接进了我提前预订的高档包房。我们在包房里唱歌，跳舞，喝啤酒，谈人生。我们说一会儿话，在柔美曼妙的乐声中跳一会儿舞；再说一会儿话，再跳一会儿舞。郑市长和柳如叶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啥时候借故离开。我知道离开太早不好，离开太晚也不好。正当我盘算何时离开恰到好处的时候，郑市长问到了我的工作，并且突然冒出一句，他想让我担更重的担子，将马方向调到“铜行办”或“能源办”去当主任。“这个家伙是惠五洲的人，现在惠五洲马上就要调走了，看他再逞能！”郑市长竟恨恨地这么说了一句。　　我们说这些话时，柳如叶出去了。我当时十分感激地望着郑市长，说我一定不辜负他的培育之恩。还能有比这更大的恩情吗？没有了！我差点儿就要对郑市长说出什么“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类话来，话到嘴边觉得我毕竟不是柳如叶，无法向郑市长“委身”，才又改口。　　为了使郑市长调走马方向的决心更坚决一些，也为了我担任玻管局长更快更保险更有把握一些，我当时几乎不假思索，毫不迟疑使用了“落井下石”这种手法。我对郑市长说：“马（指马方向）这个人品质就是有问题，有一次他亲口诬蔑过您呢！我一直想给您说，可这又有违我一贯的做人原则——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做人的基本原则，决不能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哪怕是一字不差地转述别人说过的话也不成！”说到这里，我脸上现出十分不情愿和沉重的表情，好像我只要将这句话说出来，就等于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你说嘛！给我说有什么关系！”郑市长用鼓励的目光看我。　　“为了对您负责，我就破一次例了！”我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对郑市长说：“一次他、他（我又结巴了！）跟我说，郑市长您气量不大，不是一个‘大人’，他当时原话怎么说的来着？总之不是说您‘不是一个大人’，就是说您是一个‘不大的人’。啊呀，我再不能说下去了，总之就是这个意思！”我这样说着，脸上的表情似在竭力回忆着马方向的“原话”。最后有点不好意思地捂了一下脸，然后低下头。　　郑市长想了一下，明白了，脸气得像柳如叶的脸一样白。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这个混蛋！”　　我心里暗暗叫好：有这几个字就行了，马方向死定了！　　这番话竟是我编造的！马方向有一次和我谈到市里一些事，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但不是说郑向洋。一次他去找市人事局长，想给局里再争取几个干部编制，再调几个同志进来，人事局长没有答应。他因此对人事局长很有意见，和我说起这事时，气咻咻地评价人事局长：那是一个不大的人（指小人）。我今天却灵感突至，移花接木，并当即嫁接成功。　　柳如叶进来时，我俩已“密谈”完毕。郑市长起身和柳如叶跳舞。一曲舞毕，重新坐下时心情已完全好起来，兴致蛮高地让我给小柳讲个故事。我想了一下就讲：“怀孕女人和坏了的萝卜有何共同点？有三种答案。不动脑筋的说：都没人要；及格的答案是：都是虫子惹的祸；满分的答案是：都拔晚了。”　　郑市长大笑，小柳也笑起来。我看他俩开心，又讲了一个。我对小柳说：“你知道李白的妻子和女儿叫什么名字吗？”没等小柳回答，我又接着说：“李白妻子叫‘赵香楼’，女儿叫‘紫烟’。为什么？有诗为证——日照香楼生紫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