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一个切入点,再采用那种“逆向思维”:如果李小南洁白的脸被灼伤了,谁会最心疼?当然是那个营长。可待营长从千里之外赶回来,李小南脸上的伤早愈合了,连个伤疤也不会留下。下来就是老局长了。 可以这样假设,如果老局长知道冯富强正在追求李小南,他心里会怎么想?他会很高兴呢还是很不高兴?他会像那些慈祥的老年人一样,淡淡地一笑说:唉,这些年轻人!然后就将这事置之脑后吗?如果他听说的是姬飞和康凤莲那档子事,也许会置之脑后,可李小南他会吗? 我们玻管局局长阎水拍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同志,这个同志虽已老迈一些,可对女同志还是蛮有热情的,尤其是长相好看一些的女同志。阎水拍认为,长相好看的女同志就是比相貌丑陋的女同志看着令人舒服一些,要不剪彩仪式的礼仪小姐怎么都选一些明眸皓齿的女娃娃?若好看与不好看没有区别,剪彩时就应该选一些诸葛亮的老婆去。诸葛亮的老婆阎水拍局长虽没有见过,但印象中这个女人十分丑陋,比嫫母还丑陋。阎水拍局长有一次还在办公室给我们讲了一个剪彩的故事:某县举行一个剪彩仪式,其他的县长、副县长都接到了通知,偏偏有一个副县长没有接到通知。这位副县长自己拎一把剪刀气鼓鼓地去了。站在那儿闷着头狠劲儿地剪那根绸子,一边剪一边恨恨地想:这么多穿大红旗袍的好看的女娃娃,你们看得我看不得? 那天阎局长讲故事时,我坐在阎局长对面的沙发上拼命笑,仿佛在对阎局长说,阎局长,你讲的故事太好笑了!当时听阎局长讲故事的还有马方向、赵有才、李小南、陶小北、冯富强等。我发现只要有李小南在,阎局长就兴致蛮高,有时还眉飞色舞的。那天阎局长在我们面前打开了话匣子,接连讲了几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有趣,都好笑。每讲完一个,马方向、赵有才就抱着胳膊耸着肩膀很有分寸地笑,他们抱着的胳膊在笑的时候会微微抖动,而那抖动的频率与阎局长讲故事的节奏显然是和谐的、合拍的,有那么一点儿心领神会的味道。那天牛望月不知啥时也涎着脸凑了过来,别人笑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在那儿干笑。只有我和冯富强是放声大笑。阎局长每讲完一个故事,我俩立即像拧开自来水水龙头一般强劲地放声大笑。冯富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笑得差点儿岔过气去。冯富强一边笑一边夸张地拍腿,我一边笑一边大张着嘴巴,不停地扶从鼻梁上滑下来的眼镜。有时我又笑得一手捂着肚子,一手狠命地击打沙发扶手。冯富强干脆一边笑一边以两手狠命击打沙发,而他的两脚同时还狠命地在地板上跺。我也就开始以两脚在地板上跺,并故意将冯富强正跺着的脚跺了一脚,而冯富强在那时候是根本感觉不到疼的。一会儿,我终于笑完了,可发现冯富强还没有笑“完”,还在那儿手舞足蹈底气很足地笑,于是我也便再次咧开可耻的嘴猛烈地笑起来。那天陶小北事后问我,你俩怎么笑得那么忘情,有那么好笑吗?我当时冲小北笑了笑,心里想:这死妮子,怎么也犯糊涂了?看不出我们是在制造音响效果吗?一台戏没有音响效果怎么成? 那天阎局长破天荒讲了那么多故事,其实都是讲给一个人听的。若那天李小南不在场,无论“音响”效果多好,阎局长早没兴致讲了。因此阎局长若知道冯富强正在攻打李小南,心里肯定会不高兴。他心里会想,这小子,一边在我面前使出吃奶的劲儿敲锣打鼓拍镲,跺着脚板大笑着取悦我,一边却在背后挖我的墙角呢!这与当年手举红宝书的林彪有什么两样!阎局长这样一不高兴,他对冯富强就没有多少热乎劲儿了。 正当我苦思冥想怎样才能确凿地让阎局长知道冯富强正像海边的浪花一般猛烈地拍打着李小南这块美丽的礁石时,我意外地获取了冯富强写给李小南的一封信。 这个周末晚上,我到办公室加班学习——自到玻管局以来,我几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这个良好的习惯。进门后,我照例会先到老乔那儿取一摞报纸杂志到办公室看一看。我们玻管局的同志订有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我们政秘科除公费订阅本省的日报和本市的日报外,自费订阅的报刊计有:鱼在河订阅一份《新华文摘》,陶小北订阅一份英文报纸和一份《南方周末》,李小南订了一份《上海服饰》,康凤莲订了一份《家庭》,冯富强订了一份《故事会》——当然是给他儿子订的。 其他科室还有订《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以及《收获》、《当代》、《十月》等杂志的。看来我们玻管局的文学爱好者也不少。 每个周末我去加班时,总有一些同志的报刊没有取走。或者就是这些同志下乡去了,出外开会去了,生病请假了。老乔知道我喜欢翻阅这些报刊,每次我去时,早将那一厚摞报纸杂志从小柜里取出来。我一撩那个白布门帘,他便将这些报刊向我递过来。就像一个新婚的妻子,丈夫刚一进门,就将一个热吻递上来一样。 这天有一份《当代》,我坐到办公桌前粗粗浏览了一下。接着有一份李小南的《上海服饰》,我又粗粗浏览了一下。这份杂志里有不少美女,尤其是她们身着各种服饰摆出各种姿势的大腿,放射出市场经济的动人光芒。我将《上海服饰》翻阅完放一边去,再翻阅《家庭》。《家庭》杂志每期的封面人物一般是一位正在走红的年轻影视明星,摄影师总是将她们的乳房照得惊心动魄。据我观察,她们的乳房大都为半球状,也有个别鸭梨状的。这当然是乳房中的上品和极品了。后来我发现包厢里的小姐其乳房大都为盘状,盘状当然算下品了。至于盘状之外,那些地梨状荸荠状、超小型下垂状、无脂肪大乳头的乳房,则为次品。 我当时将那本《家庭》杂志上下颠倒着掉过来掉过去看了几遍,主要是想研究一下那位香艳动人的女明星的乳房到底是半球状还是鸭梨状。可无论我怎么折腾那本杂志,还是看不清楚,乳房只能看到上边的二分之一,乳沟清晰可见,似乎深不可测,可我下意识地试图将手伸进“沟”里去时,却“伸”了个空,因为杂志封面是平面的,哪有什么“沟”。可见摄影效果何等逼真。 我再无兴趣和这位演员的乳房周旋,甚至有点生气地将这本杂志扔一边去。没想到下面一本杂志的封面又是一位当红明星隆起的乳房。可奇怪的是我只看到一只乳房。怎么回事?定睛一看,原来这本杂志的封面上放着一封信,是这封信将封面上的另一只乳房遮住了。 我抬手将这封信拨一边去,将女演员那只乳房扫了一眼,正准备将封面揭开,突然有什么东西招了一下我的眼。我以为是那位女演员十分完美的乳房在招我眼,急忙将目光重新移回来,可移回来才发现,招我眼的并不是女演员高高隆起的乳房,而是搁在乳房上的那封信。确切一点,是那封信上的字迹。 我急忙将那封信抓在手中。上写“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政秘科李小南女士亲启”字样,落款为“内详”。字迹虽经过伪装,但仍让我觉得十分眼熟。我的心怦怦跳了几下,急忙细看邮戳,果然是从本市邮局寄出的。 我有了某种预感,产生了打开这封信看一看的冲动。我将办公室门插死,将信拿在手中,开始思谋怎样变作一个小虫子钻这封信里去。我翻看信的背面,天助我也!背面信封底部的封口处,只粘连着一点点糨糊,我将自己的一个小指头变作一辆推土机,开着这辆“推土机”轻轻地沿着粘口处向前一推,封口就像李小南的嘴巴一样向我张开了,信封却没有一点点损坏。 信洋洋洒洒写了五页。我先翻到最后一页看落款。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落款为:“永远爱着你、匍匐在你脚下的小狗:富强!” 我如获至宝,来不及看信的内容,急忙冲到大街上将信复印了一份,又赶回来快速将信装进去粘好。然后将那封信重新放在两本杂志之间,将所有的报刊再给老乔拿下去。 我再次回到办公室,将门关死,仔细欣赏这封情书—— 亲爱的小南: 我不知怎样才能表达我对你像火山一样炽烈的感情!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心中始终在吟唱着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叫《不能没有你》! 小南,自从和你有过那惟一的一次吻后,我才知道,人世间还有这样香美的嘴唇!可你从那以后却再也不理我了,我不知我哪儿得罪了你,我真的不知道啊! 小南,如果你是延安的宝塔山,我就是那条永远流淌在你脚下的延河。“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是贺敬之的诗句。我心中每天、每时、每刻吟诵的诗句则是:“几回回梦里到‘玻管’(蹩脚!鱼在河按),双手搂定你——我亲爱的小南!” 在我给你写这封信时,电视里正在吟唱那首我最喜欢的《同一首歌》。我听得热血沸腾!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几乎都是代我向你倾吐衷肠,你听:“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大地知道你心中每一个角落,(我多么嫉妒大地啊!)甜蜜的梦谁都不会错过,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为什么我迎不来呢?)水千迢山万座,我们曾走过,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我们手拉手想说的太多!” 除过这些抒情的语言外,这封信里有一段话对我至为重要,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小南,我知道你有顾虑!我知道那个老家伙在纠缠你!我恨不得一棒子将那个老家伙打倒在地。老家伙再有半年就退二线了,你害怕他什么?小南,鼓起勇气来,让我们一起手拉着手,和那个老家伙进行坚决的斗争!” 接下来我需要考虑的是,怎样才能让阎水拍局长看到这封信?我要做得天衣无缝。 将信塞到阎局长门缝里,是下策。阎局长看到这封信,对冯富强产生恶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种恶感此生再也无法消除。但既要打击敌人,还要保护自己。阎局长冷静下来就会寻思:信是谁塞进来的?当然不会是冯富强,也不会是李小南。那么会是谁呢?阎局长就会缩小范围,将目光锁定到我身上来,因为我有作案动机,冯富强倒台最大的受益者是我! 如此,阎局长在踢开冯富强的同时也会疏远我,因为他觉得我这人太阴险从而开始提防我。至于选一个政秘科长,还不像拔一根萝卜一样容易,比拔萝卜更容易!萝卜还得亲手下田里去拔,想当政秘科长的人却会像一窝蜂一样往阎局长眼皮底下撞、挤、拥。即使他们一个个伸出毒刺,也只会互相蜇。采集和奉献给阎局长的,永远是那种甜甜的蜜。 我当时苦思冥想了若干种办法,均不是理想之策,都有露马脚的可能。如果能有一个办法,让老头自己看到这封信!我向李小南办公桌上看了一眼,突然一拍脑袋:有了! 阎水拍局长每周的双休日晚上会到办公室来处理一些公务。有时星期六来,有时星期天来。我最早发现李小南红肿着眼离开玻管局大楼那次就是一个周末的晚上。有时阎局长办一会儿公,会端着一个茶杯走进大办公室来。他见我常在办公室看书学习,或加班写材料,就会和我说一会儿话。他说:“小鱼还在加班啊!年轻人就应该这样。现在有些年轻人,一天到晚到舞厅蹦,问题是蹦了一时,能蹦了永远?人这一辈子年轻时是不能蹦的,年轻时蹦,年老时就会后悔!”每每说到这些地方,阎局长就会用很多形象的语言总结人生。形容人生短暂,他从来不说“白驹过隙”之类。他是这样说:“小鱼啊,要抓紧年轻时的好时光,人生就像一支烟,”他当时正抽一支烟,用眼睛瞅瞅红红的烟头说,“刚吸了几口,吸出点味道来,就到了尽头!”接着他又说:“人生又不像一支烟,烟吸完一支,还可以吸第二支,人生呢?”有时他又这么说:“人生就像流水,”他喝一口茶杯里的水,接着说,“刚伸手去抓,一生已流走了!”总之他随便抓住什么都能形象地譬喻人生,在六楼会议室里看到清水河畔盛开的桃花,他就会说:“人生就像这桃花,盛开了,很短暂,就凋谢了!”有一次他见我桌上放一根粉笔头,又说:“人生就像一根粉笔头,写啊写啊,不知不觉就写没了!” 阎局长这些话,对我有一种震悚感,我突然觉得这个老头可亲起来。也许他年轻时就像我这样,抓紧每一天时间学习,抓紧每一天时间工作。这老头时运不济,否则以他深厚的“功力”,也许就是我们玻管局出的第二个“省长”呢! 阎局长和我说一会儿人生的话题,就会端个茶杯信步走到李小南办公桌前,看玻璃板下压的那些照片。 李小南玻璃板下压着很多照片,都是李小南在各个年龄段留下的倩影。有十六七岁时的少女照,有二十三四岁时的少妇照,有三十岁左右的近照。还有一张和林青霞的合影。某年林青霞来紫雪拍电影,和这个漂亮的小妹妹留了一个影。李小南照片上的神态或浅笑,或凝神,或眺望远方。这些照片引人遐想,仿佛看照片时已伴随着她成长的足迹,跟着她走进了她的生活。阎水拍局长常常会出神地端详着李小南的照片。有时甚至会坐下来,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和我说话,一边继续端详。有一次他端详了一会儿照片扭头问我:“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说什么我早忘记了,但我又不能说我忘记了,信口胡诌了一个话题,他便又沿着这个话题说起来。 有时候阎局长甚至会拉拉李小南的抽屉。李小南中间那个抽屉是上了锁的,只能拉开一条缝。有一次我见阎局长半张着嘴觑着眼往那条缝里瞅,像个傻瓜似的。李小南大抽屉旁边那个小抽屉不上锁,里面放一些材料,还有一本小影集。阎局长每次临走时都要将那本小影集翻开看一看,看完再放进去。然后便端个茶杯心满意足地走了。 如果我将这封信放在那个小影集上面,阎局长进来后我找个借口离开,阎局长一拉开那个小抽屉,就会发现这封信…… 那天是周六,阎局长没到办公室来,那么第二天晚上他保准会来。我心里有数了。 接下来事情就简单了。第二天,我在阎局长进门前将那封信的复印件放进李小南的小抽屉。阎局长看到复印件还以为是李小南自己复印下的呢!李小南复印下原准备锁大抽屉里,临时有急事没来得及锁,随手塞小抽屉里便匆匆出了门,准备第二天再锁大抽屉里。 那天阎局长刚端个茶杯进门,我便装作有事匆匆出去了。我到我们局大楼对面一个小茶馆一边喝茶,一边像电影里那些侦察员一样观察对面。果然不到二十分钟,阎水拍局长匆匆从大楼门里出来了。虽然夜色中看不清他的面容,仍可以感觉出老头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确信阎局长离去后,我重新闪身进了楼。我将那封信取出来,重新坐在办公桌前欣赏了一遍,然后将信撕了个粉碎。我将碎片包在一张白纸里,去卫生间幸福地蹲了一会儿,一拉抽水马桶,让那包碎片和我的排泄物一起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暗中一闷棍,就将冯富强敲死了。以阎局长的城府,断不会将这件事在冯富强或李小南面前点破。我不仅将冯富强的政秘科长梦撕碎了,把这个坏蛋的一生都撕碎了!这个兴致勃勃的年轻人从此将在玻管局的政治斗争中像空气一样淡出,甚至永无出头之日。看来敲死一个人并不难,有时甚至很容易——敲死一个人一生也很容易!我鱼在河就要成为这样一个人——一个敲死我人生道路上所有挡我道的坏蛋的人! 我不仅敲死了一个人,更重要的是我又学会了一种“敲术”——杀人其实可以不用刀——傻瓜才用刀呢!有时用几张纸片也可以宰掉一个人。冯富强做梦都不会想到,他已经被我宰掉了。 那天我在办公室呆到很晚才离去,我浑身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我要在办公室独自一人静静地享受这种幸福。下去复印那封信的时候,我让复印门市的女孩开了一张发票。女孩当时很惊讶,眉毛一挑说:“拢共一块五毛钱还开发票?”复印一页是三毛钱,五页是一块五毛钱。“为什么不开呢?”我这样反问女孩。“收款收据行不行?”女孩还有点不甘心。我说:“不行!要正式发票!” 此刻我将那张发票拿出来,展开放在办公桌的一本书上,实在有点忍不住了,拿起炭素笔,在右上角模仿阎局长的笔迹写下两个字:“准报!”阎局长在条据上签字,有时写作“准报”,有时写作“准支”,有时写作“经费支”,有一次他笔误将“准报”写作了“准抱”,当时李小南当出纳员,我看到“准抱”二字,一个人偷着乐。 为什么要模仿阎局长的字体呢?我的字比他的字漂亮多了,我可是“庞中华”呀!“庞中华”再次拿起那支炭素笔,在右上角空白处,潇洒有力地写下两个字:“准报!”并签上名字——签得当然不是“庞中华”,而是“鱼在河”! 《背叛》吴言 第二十二章 在机关工作,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有点像过去女人缠小脚,得先将自己一层层包裹起来,然后迈着小碎步往前跑。这就叫做“不积硅步,无以致千里”。你若想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甚至像那些短跑健将那样进行百米冲刺,非绊倒不可。 冯富强绊倒了,赵有才虽然没有绊倒,正跑着却不跑了。赵有才为啥不跑了?他气馁了,因为他跑不过马方向。就像一个长跑运动员,别人都冲线了,自己还得再跑两圈,于是干脆信步走了起来,结果差不了多少——都是倒数第一名。 作为我们玻管局位次排在总工程师牛望月之后的一名“行管办副主任”,赵有才还能跑到谁前头去。跑陈奋远前头去?还是跑朱锋、姬飞前头去?要跑到这些人前头去,得像马方向那样——飞!可他又“身无双翼”。于是赵有才不仅打消了“飞”的念头,甚至没有了“跑”的心思,背着个干粮袋,跟在大部队后面慢腾腾地走了起来。 赵有才现在在我们玻管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下象棋。我们玻管局出过两届市直机关象棋比赛冠军。一届是朱锋,一届是姬飞。可现在这两届冠军却下不过赵有才。有时他们一下就是一个或半个工作日,到下班了还恋着不肯离开棋盘。有一次赵有才与姬飞下了个平局。两人已下班出门了,甚至已下楼了,就要出大楼门了,却又折回身上了楼,噼里啪啦又来了一盘。 赵有才后来开玩笑对人讲,不下最后那一盘,决出个子丑寅卯来,就像“唱歌”最后那一下,不出点东西就结束战斗,浑身憋得难受。 牛望月跳棋下得不错,可赵有才他们没兴趣和他下跳棋。他就去拉小马、小胡、小虎或小高。小马后来不愿和他下棋了。小胡要和小虎、小高玩扑克牌,要么“挖坑”,要么“拐三”,要么“爬山”。他就只好拉个小牛。一头老牛,一头小牛,爷俩关着门玩那几个玻璃蛋子。 我将冯富强击溃之后,(这小子现在还蒙在鼓里呢!)审时度势,觉得在老局长退居二线前不宜再有什么举动,须静观。所谓“动若脱兔,静若处子”。我那天跑着去复印那封信时多像一只“脱兔”,现在应尝尝做“处子”的滋味了。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起初几天,冯富强依然像往常那样,屁颠屁颠往老局长办公室跑,可出来后不再像过去那样兴高采烈。过去从老局长那儿出来,是“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即使没有朝霞,他脸上也燃烧着灿烂的晚霞。现在出来则布满了阴云。有时又像那种“丈二和尚”,半天摸不着头脑。坐在办公桌前长舒一口气,发半天呆,嗒然若失。可以想得来,他对老局长对他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百思不得其解。老局长待人的态度原本就有点捉摸不透。有时他对你很热情,有时不很热情,有时则很不热情,甚至很冷淡。他冷淡你的方式有许多。首先是不说话,他不仅不主动和你说话,你和他说话时他也不说话,最多用鼻子哼一下,或者干脆连鼻子也懒得使用。这样你就会局促不安起来,自个会寻思:我哪句话说错了?哪件事做错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并没有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就会再往远处想:最近我有得罪老局长的地方吗?你想破脑子也想不出老局长这是怎么了,又不能问,于是愈发忐忑不安。老局长冷淡你的第二种方式是不看你,就是那种“视若无睹”。问题是他有时候“视”都不“视”你一下,从你进门起他就始终不看你。他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你是谁,但他就是不看你。那他用手蒙着眼睛?没有,他也没有以手蒙眼睛。那他的眼珠子总得往个地方看啊!他当然往个地方看:他往办公桌的文件上边看,一边看一边还皱着眉头哗哗翻文件。老局长这种“目中无人”的功夫可坚持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以上。就是说,你若坐在他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他可以在这么长时间对你视而不见,瞧都不瞧你一眼。而你坐十分钟就坐不住了,有那种如坐针毡的感觉。老局长冷淡你的第三种方式是看你——这种方式更厉害!可不是像看李小南那样看你,让温柔的目光像水波一样淹没你。老局长看你的目光里注入了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那种冷空气从气象学的角度讲称作“寒流”。在老局长向你瞥过来那一瞬间,你眼前会觉寒光一闪,当你温热的目光和老局长寒气逼人的目光相遇时,你不禁会打一个哆嗦,仿佛有一把刀子,嗖地向你飞来。这一刀就将你砍得魂不附体,急忙找个借口站起身开溜。 老局长冷遇你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骂人。老局长当然不会骂你。老局长又不是当年被杨志一刀宰了的那个泼皮牛二,怎么会随便骂人呢?但他可以骂文件,骂桌上的茶杯,甚至可以骂办公桌,骂悬在半空中的吊灯。老局长骂哪儿眼珠子往哪儿瞅。可此时你的额头上已浸出细细密密的汗珠。让我感到乐不可支的是,从那天开始,冯富强从老局长办公室出来,常常是满头满脸的汗珠。有一次我见他刚从老局长门里出来,急忙以手背在额上和脸上抹,当时并不是伏天,即使是伏天老局长办公室也不热,因为有空调。那冯富强为什么这么热呢?他抹完后在楼道里甩下一把汗珠。我当时童心大发,竟想跑过去数一数他甩下的汗珠是多少瓣?后来一想,这可不容易数清楚,才作罢。 可以想得来,冯富强将老局长的所有招数都领教了,那段时间他内心里是多么痛苦啊! 这天早晨刚上班,阎局长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进大办公室。他瞧都没瞧眼巴巴望着他的冯富强一眼,径直走到我办公桌前,将文件放我办公桌上对我说:“小鱼,这是省玻管局的一个通知,省局将于近期组织各地市的局长赴欧洲考察学习,你负责与省局联系,按照省局的要求将我出国的手续办理好。”那天阎局长转身离开后,我发现冯富强脸色刷白。瞧着冯富强那副六神无主、如丧考妣的痛苦样儿,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更令我高兴的是,他的这种痛苦是我给他造成的,是我亲自将他置于刀俎、付诸庖厨的。我顿时明白:你要想得到快乐,就应去给别人造成痛苦,这才是那种颠扑不破的真理呢! 譬如袁长印,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久违的家伙。我才明白,当初他为何要将我捂在枯井里一捂就是十年,原来他是为了自己得到快乐。小时候,孩子们恶作剧,抓一把蚂蚁扔热锅里,然后快乐地伏在锅沿边看。蚂蚁拼命挣扎,很快又不挣扎了——因为它们已被烫死了。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要么做蚂蚁,要么做抓蚂蚁的人。当年在我们袁家沟乡,袁长印就是抓蚂蚁的人。乡里有一所中学,一所中心小学,还有十几所散布在大山褶皱里的村小学。袁长印高兴了,就可以将你从某所村小学“抓”到乡中心小学来。不高兴了则可以将你像从身上摸一个虱子一样,摸出来扔大山深处的褶皱里。在那些像“夹皮沟”一样的深山沟里当一名小学教师,你连死的心都有!尤其是那些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下来的女娃娃,每到晚上,就蒙着头在被窝里抽泣。 除了“调动权”外,袁长印还掌握着“去留权”。当时这些学校里有一半民请教师。袁长印那儿有一份全乡民请教师的名单。对哪个人有不好印象了,就掏出一支红蓝铅笔,用红的一端将这个人的名字一笔勾销,仿佛是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核准死刑似的。那时炭素笔还没有流行开,乡里的干部衬衣口袋里往往插着这样一支削开两头的红蓝铅笔。乡里的那些民请教师当时最怕袁长印“动笔”——尤其怕动红的那一端。袁长印动一下,就得有一个人卷铺盖回家。路遥小说《人生》里的那个高加林,就是这样被一笔勾掉的。因此那些民请教师一见袁长印,无不像现在的冯富强见了阎水拍一样,腿肚子直打哆嗦。据传言,那些青年女教师要从山旮旯儿调到乡上的中学和中心小学来,或者从乡上的中学和中心小学调回县里市里去,有点姿色的都得让袁长印“过手”。就像万里长征必须经过六盘山一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袁长印就像一个骄横而荒淫的皇帝,乡里的这么多学校都是他的后宫,那些女教师——尤其是有几分颜色的年轻女教师则都是他的妃子。他若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亲昵地揽揽谁的腰肢或拍拍谁的屁股,那是他宠幸你!袁家沟乡的教师那时都晓得,全世界人民都可以得罪,惟独袁长印不可以得罪。和袁长印过不去,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每一个教师到袁家沟后——无论是“公派”的,还是民请的,第一项工作不是玩那一盒粉笔头,而是到袁长印家“拜门子”——就像上海滩当年那些初加入青红帮的小泼皮,先得去拜拜“祖师爷”。当然去拜望袁长印不需要叩头,只要拿些好烟好酒就行了。那时还不时兴送钱,以送烟酒为主。不过烟酒也可以变为钱——袁长印的妻子开着乡上惟一的一家小卖部,以出售名贵烟酒为主。据说袁长印家那座贴着白瓷砖的耀目的二层小洋楼,就是用小卖部所赚利润盖起来的。有两瓶酒竟被反复出售了多次:甲教师从小卖部买走,送给袁长印,袁长印将酒拿到小卖部。乙教师再买走,再送给袁长印。你说有多好玩儿! 我当初分配到袁家沟中学后,一位好心的老师曾悄悄提醒我,快去看看袁长印。我当时想,我一个堂堂的本科大学毕业生,分配到这破山沟原本就够窝囊的了,为啥要去看他?我若分配到国务院,他想来看我恐怕都不容易看得上呢!这就是古往今来那些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包括屈原,这个中国古代很大的知识分子,最终的结果就是投进汨罗江。虽然我们现在包粽子吃时甜在嘴里,可当初屈原投江时却是泪流满面,仰天长啸,苦在心头啊! 我当时那样的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确实可笑——实际情况是我并没有分到国务院。虽然我有同学分到了国务院,但那是两码事。就像我们玻管局,我们局固然出过一任省长,挂在嘴边说说可以,却不能因此奢望玻管局的每一个同志都享有省长一般的待遇。牛望月或者姬飞,出行时也要求车队簇拥,记者随行,警车开道。 所谓“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我当时像屈原一样梗着脖子没有低头,后来想低头已来不及了。 这里有个“行规”问题。那些小泼皮当初一入帮即去拜望“老前辈”,说不准多少年后就是个黄金荣或者杜月笙。可入帮以后却去外滩逛去了,或到哪儿狎妓去了,将拜望老前辈这档子事忘了个一干二净,甚至丢到“爪哇国”去,说不准哪天就会被莫名其妙卸去一只胳膊或剁掉两个手指头。 我历经十年艰辛,终于调到了玻管局。从进入这个局的第一天起,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由一个蚂蚁变为抓蚂蚁的人!为此我不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陶小北、李小南这样两颗鲜桃搁嘴边,却不敢吃,眼睁睁看着别人吃,自己在那儿咽口水。抓蚂蚁的人才有吃鲜桃的资格。在我们玻管局,只有阎水拍局长是那个抓蚂蚁的人,他想把谁抓哪儿就抓哪儿。李小南倒是反抗过,那就把她抓起来扔到那些无人去的旮旯儿里去。啥时不反抗了,再拎回来。 在与冯富强这场斗争中占了上风,使我总结出不少人生的道理。我发现人生有许多门,得一扇扇推开,走进去才会有那种“别有洞天”的感觉。生活中的强者和成功者什么模样?就是一生都在坚定不移地、不停地推开新的人生之门,就这副模样!弱者和失败者就是那些根本就不去推门,或刚推开几扇便懒得再推的人。我在与冯富强斗争中推开的这扇人生之门,是我一生中推开的至为重要的一扇门!这扇门门外写着痛苦,门里写着快乐。走进去就找到了快乐,走不进去就充满了痛苦。冯富强没有走进去,这扇门则成为他一生中的“痛苦门”;鱼在河走了进去,这扇门即成为他人生中的“快乐门”。是的,要想一生不断地快乐下去,就要不断地以自己有力的手掌,推开诸如此类的门——就要不断地给别人、尤其是那些挡你道的人、欲与你抗衡的人制造痛苦!直至将其消灭! 我窃喜,我找到了真理!我欣悦,我找到了真正的人生真谛!那些教科书上所谓的人生真谛,都是骗人的鬼话!见你的鬼去吧,那些害人的教科书! 我仿佛已听到“真理”纷至沓来奔我赴我的脚步声,李小南、小柳等姣好的面容像影视画面一般从我眼前掠过。我像那个神行太保戴宗,腿脚生风,疾走如飞;又像逐日的夸父,手舞两条黄蛇,目如闪电,炯炯有神,向前追赶而去! 《背叛》34 柳如眉有一天告诉我,他们局长快要退二线了,退二线前将他们科长提成了副局长,一票当了科长。她现在是惟一的副科长,既管专项资金又管专项指标,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 这天,柳如眉给我打电话,她下午不回家吃饭了,晚上要加班。我知道这妮子又去和一票约会了。这俩家伙现在已快到“浓得化不开”的程度了。 柳如眉与一票情感升温的大体时间,我都能估算个八九不离十。有一天下班回家,柳如眉端着一盆花,她望着那盆花的表情有一种沉醉。我问花是哪儿来的?她说是单位同事送的。我没有再问,我已知道是谁送的了。 我敏锐地捕捉到,我家面临着一个红杏出墙的问题。我必须尽快作出决断:以何种姿态面对这个问题。 应对的方式有多种:扼杀在萌芽之中(跟柳如眉开诚布公谈谈);御敌于国门之外(跟一票严肃地谈谈);出示黄牌警告;掏出红牌罚下;或者像武大郎那样,每天黎明即起,晨出暮归,挑着担子自顾去卖烧饼,任那妇人和西门大官人在家中寻欢作乐。 我经过缜密的思考,决定采取最后一种方式——任其发展下去!这一点上我比武松他哥洒脱得多,即使有郓哥儿通风报信,我也会装聋作哑,更不会不顾一切地撞破那扇门。倒不是怕西门大官人飞起一脚将我踢翻在地,而是我要以此历练自己的意志。 是的!这是锻炼自己承受力和意志力的一个极好平台——原谅我使用了这么个蹩脚的词,因为这个词和“小姐”这个词当时在我们紫雪市刚开始流行。阎水拍局长传达市里文件,动不动就是“搭建某某平台”这样的句式。比如搭建创业平台,搭建开发平台等等。 一个男人,如果自己的妻子和别人“唱歌”,非但没有耻辱感,还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在一旁伴奏,这样的男人还有蹚不过的大河爬不过的高山克服不了的困难吗? 没有了! 对我鱼在河来讲,渴望权力已经胜过一切!难道还有比权力更令人神往、更值得去追求的东西吗?在光芒四射的权力面前,陶小北和李小南都显得黯然失色!拥有权力,就等于拥有了整个人生;相反,失去权力,也就等于失去了整个人生。每当看到局里那些四五十岁的老干事、老副科长、老副主任科员颠着老腿在阎水拍或者年轻的马方向面前跑来跑去时,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鱼在河啊,当你满脸褶子的时候,你愿意这样颠着腿在阎水拍或者马方向面前像个小孩子一样撒欢儿吗?人生其实就是一件瓷器,每个人都是一件瓷器。如果你拥有了权力,你就是一件年代久远、价值连城的瓷器,别人会把你当做“文物”来瞻仰、来供奉。所有的人见了你,都会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甚至屏声静气。刚想动手轻轻摸一摸,突然看见旁边立一小牌,上写:此物贵重,请勿触摸。于是伸出的手赶快缩回去了。而你若没有权力,只是一个看人眼色行事的老干事,就相当于超市货架上随处可见的搪瓷碗,谁都可以随意地将你拿在手中,掏几元钱就可以买回家中,盛饭时一不小心就会失手将你打得粉碎! 那些老干事、老副科长、老副主任科员,就是这样一些搪瓷碗,随时都有摔到地上的危险,随时都会变成一堆瓦砾和碎片! 同样是一只碗,放到博物馆就是文物,放在家中就是一件廉价而易碎的瓷器。为了不被人摔碎,你就得变作文物——千方百计拥有权力!权力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东西,它是烧制瓷器的熔炉,想把别人烧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碗、碟、杯、盘……权力可以让别人在你面前变形——鱼在河、冯富强,包括马方向、赵有才不都在阎水拍面前变形了吗?而我若拥有更高的权力,若我是惠五洲,或者郑向洋,我又可以让阎水拍在我面前变形! 权力不仅可以使人变形,还可以撕碎一个人:如果我是阎水拍,我就撕碎冯富强;如果我是杨远征,我就撕碎袁长印;如果我是惠五洲,我就撕碎…… 所以,为了得到权力,为了不变成一件易碎的普通瓷器,我还有什么不能舍弃的身外之物吗——包括柳如眉! 柳如眉若和一票——哪怕是和阎水拍去“唱歌”,我鱼在河即使不会“举双手赞成”,也会表示初步同意。我鱼在河已历练出一副刀枪不入的金刚不坏之身。柳如眉若和一票、抑或阎水拍哪怕是惠五洲、郑向洋“唱歌”,我也丝毫不会恼怒。我只是觉得,柳如眉不论与谁“唱歌”,都不能三下两下就被解除武装——不,解除服装!若他们刚开始“唱歌”,便又是“作曲”,又是“填词”,那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柳如眉若是一个阵地,敌人一进攻,就放弃了阵地,是说不过去的。怎么也得抵抗一番,哪怕是那种负隅顽抗!若还没分出个子丑寅卯来,便开始“唱歌”——这和婊子有什么两样!我和陶小北、李小南一块耳鬓厮磨了几年时间,她俩还没有为我解除服装,至今仍在我面前装模作样着正装。 柳如眉将那盆花端进家门的时间是1995年夏末。那盆花只有绿绿的几片叶子,我当时看着那几片绿叶想:“给老子端回来一顶和春天的树叶一样颜色的帽子呢!”我这样想着,却急急忙忙从柳如眉手中接过花盆,端出去放在阳台上,拿起喷壶给花浇水。我突然发现一票像“小人国”那种小人儿一般,坐在花盆里冲我羞惭地笑,我也没客气,拿起喷壶就在他“脸”上狠劲地喷了几下。 1995年的中国,已经对两性关系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小姐开始像蝙蝠一样在祖国的大地上飞来飞去,包厢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出现,甚至蔓延到那些偏远的乡镇。我们紫雪市的一些市级领导轮番飞往美洲或欧洲考察。回来以后就给大家讲,那些国家十分干净,爱国主义卫生运动搞得十分好,大街上走几天皮鞋都是黑亮黑亮的,根本用不着擦。那天召开市级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市长这样说时,我不禁看了看跟我坐在一起的冯富强的皮鞋,简直像我们局建房工地那些民工穿的鞋子一般污渍斑斑。那次大会召开的时间在我截获他情书之后,这小子正被阎局长折磨得死去活来,开会时胡子拉碴,蓬头垢面,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坐在那儿如丧考妣,喝敌敌畏或者跳楼抹脖子的想法都有,哪有心思擦皮鞋! 出国回来的领导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要求每一个干部都开动脑筋——仿佛我们这些干部的“脑筋”是一辆手扶拖拉机似的可以“突突突”开动——寻找我们紫雪落后的思想根源,与那些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在紫雪这样的落后地区,应该说我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脑子里虽还有一些封建思想的残余,但已不是很多。我们紫雪市某县某乡某村,竟发生过这样一件匪夷所思的真实事情。一个男人像安装“防盗门”那样在妻子阴道两侧“安装”了一把铁锁,他出外打工离家前就将铁锁锁住,打工回来再开锁。由于阴道大面积溃烂,妇女痛苦不堪,愤然告到法庭。我是在调往玻管局那一年看到这则消息的,发生的地点竟是我们紫东县。想到我在为我的调动奔波,而我的一位同乡(也许还同龄吧!)却在给其妻阴道两侧费力地安装“防盗门”,我比那种“丈二和尚”还摸不着头脑,看来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真是毫无道理可言。 对柳如眉的背叛,我持泰然处之的态度。这小蹄子以为我毫无觉察,被爱情的火花儿烧灼,回到家里脸儿红扑扑的,一瞬间像陶小北一样妩媚。柳如眉长相虽不及陶小北那样漂亮,可她皮肤像李小南一样白净,一白遮百丑,加之体态丰满,胸前还藏着两颗诱人的“鸭梨”,现在又被情和欲炙烤,脸盘儿越发白里透红,一举手一投足更有一种风情。自从有了一票后,她再不和我寻衅吵架,有时还会冲我妩媚地一笑。我发现她每天化妆占用的时间明显多了起来,晚上还要用黄瓜片做脸部按摩。有一天晚上她在卫生间涂了一层像石膏一样的面膜,我推门进去时冷不丁被吓得一激灵,以为孙行者一棒下去,将那个白骨精打到我家卫生间来了。还有一次,那时我家鱼小明还小,柳如眉在家做面膜,刚涂得满脸白就听有人敲门,柳如眉忙对鱼小明说:快去开门,妈妈这个样子是见不得人的。鱼小明开门脱口就说:我妈正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又一次,我突然发现她仰面睡在床上,却将脖子和脑袋长长地吊到床沿下,就像墙上挂着一个丝瓜。我又被吓得一激灵,因为我在“自杀大全”里还没有见过这种抹脖子的方式。再看她手里并没有拿刀,只是拿一些白色的膏状往脸上抹,我才放下心来,知道她并不是对生活丧失了信心,而是通过这一涂一抹,对未来更充满了憧憬。 柳如眉晚上总是这样将自己涂得真伪难辨,早晨却洗得白白净净,面对着镜子一边涂口红一边挤眉弄眼。有一天早上出门前,她接连换了三条裤子,最后选择其中的一条穿在身上,屁股绷得像一个碉堡或者炮楼一样,兴冲冲背着小包离家而去。 有一次她用一个小夹子将腿上和腹部的细毛一根一根往下拔,就像消灭那种阶级敌人似的。还有一次她接连换了三个乳罩,最后选择其中一个能将乳房露出面积最多的往身上勒。当时她站在地下勒了几次勒不上去,只得求助于我,让我从身后将乳罩钩挂起来。我一边挂一边想,挂这么紧人家往开解也蛮费力气的。还有一次她穿一件胸衣。这种衣服的主要用途是裹腹,即将女性的腹部用这种衣服勒起来,以免腹部像乳房那样隆起。据说现在一些大款对女性的腹部尤为挑剔,要求腹部平坦如砥——即像磨刀石一般平滑。有一次,我们紫雪市一个有名的大款在饭桌上一边剔牙一边对大家说(我那次代替阎局长赴宴,有幸在饭桌的一角占有了一个小小的位置),他选择“唱歌”对象,除过常人的标准外,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要求,要有三十岁的年龄和二十岁的小腹。我当时大惑不解:莫非这个大款要将一个二十岁女孩子的肚皮揭下来,像贴窗花儿一样贴在一位三十岁的少妇腹部?那也太缺乏人味儿了吧!随即侧耳倾听,该大款却说出一番道理来。他说,为啥要有三十岁的年龄?因为只有这个年龄段的少妇最解风情,最会玩儿(意指“作曲”水平高)。但遗憾的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腹部已开始像丘陵那样微隆,有的甚至呈山峰般崛起之状。而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之腹部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大款说这话的语气,给我的感觉仿佛他当时正潜伏在某个二十岁左右女孩子的肚脐眼儿里,像公路局的技术人员验收某条刚刚竣工的高速公路一般,眯缝着一只眼,用另一只眼“测量”该女孩儿腹部的平整度。而大款说话的神态,则又给我另一种感觉,仿佛他已阅尽了天下少女少妇的腹部。我当时恶心得差点儿喷饭,心想,中国还是少产生这样一些目空一切、无所畏惧的大款吧!天下父母幸矣!转而我又为陶小北担心起来,好在那天是我代阎局长赴宴,若是小北来,该大款恐怕当场就会用目光将她奸污,然后派几个弟兄饭毕即将她绑架(据传言,该大款与黑道还有点联系),因为陶小北完全吻合他那个选择“唱歌”对象的标准。 那天这个大款说完这一席话,用食指将那根在他口里戳了半天的牙签一弹,准确无误地弹进饭桌上一盆汤里。我当时又有点担心,万一这家伙“潜伏”到某个女孩子肚脐眼儿里时,也拿这样一根牙签,说不准会将女孩子戳疼,女孩子忍不住会叫唤起来的。后来又一想,大款的特点主要是钱多,往戳疼的地方扔一摞钱(有时这一厚摞钱足以买一辆“保时捷”),女孩子便不叫唤了,反会温顺地将自己变作赤裸裸的“真理”,小鸟依人般地偎在大款怀抱,任大款伸出一只手掌抚摸自己磨刀石一般光滑细腻的小腹。而大款仅用一只手就找到了“局部的真理”,更会目中无物,觉得人生其实比“唱歌”简单得多! 令人困惑的是,大款的价值取向,竟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以至于少妇用来裹腹的这种内衣虽价格不菲,却极为走俏。柳如眉那天让我帮她穿的那件胸衣(严格一点应叫腹衣)比乳罩要紧得多,且后面有一排密密麻麻的纽扣。我数了一下,竟有二十四道纽扣。刚扣好一个,另一个已自愿报名跑到手掌心里来,仿佛根本用不着移动手掌。我个子高,柳如眉站在地下,我只能扎个马步呈半蹲状自上而下给她扣这一排纽扣。扣到第八颗的时候,我偷了一下懒,将第九颗像牛望月和小牛跳那几个玻璃蛋子一般跳了过去,准备扣第十颗。没想到柳如眉很快觉察,带有威胁意味地“嗯”了一声,并将一只手弯屈到身后来,示意我将第九颗纽扣扣上,仿佛她脊背上像《封神榜》里的二郎神额头上那样长一只眼睛似的。而我此时已累得满头大汗。我一时性起,将她像拎一袋面一般拎起扔到床上,她以为我看到她光滑如砥的脊背引动情思,准备和她“唱歌”,急忙提出抗议,说马上就到上班时间,来不及了!而我此时早已扑上去,将她反扣在床上,不由分说骑在她肥突的臀部上,三下两下就扣住了剩余的纽扣。我试图将一只手从这件胸衣下端伸进去,可竟伸不进去,可见这件衣服是如何紧。我不禁对柳如眉大感佩服。这又不是唐僧那副价值连城的袈裟,也不是阿拉法特或萨达姆身穿的防弹背心,有必要像“紧箍咒”一样勒在纤弱的身上吗?同时我也深感纳罕:这样的“袈裟”何以走俏?莫非中国的少妇都已变作柳如眉?抑或中国的男人都已变作大款? 直至下床,我才有时间腾出一只手来,像冯富强那天从阎水拍办公室出来一般,以手背在额头抹了一把汗珠甩在地下。而此时柳如眉早穿着那件“防弹背心”出了门。我瞅着她的背影一阵坏笑,我扣纽扣时做了手脚:凡是逢单数的纽扣,我故意扭作“乘号”(×)扣上。逢双数的纽扣,则采用正常的等号(=)扣法。其用意有二:一是一票解柳如眉的这件“防弹背心”时,必然十分费劲,尤其是“乘号”扣法的纽扣,更得累他个贼死。加上他心急火燎,难免扯断一个扣索。这样他也许就不再试图解这件胸衣,也就无法像给县里拨指标那样尽兴地用指甲盖拨弄柳如眉那两个红红的乳头。两人将就着唱唱歌,草草收场。这种情况下他看到的只能是“局部的真理”。从我的角度看,受的损失就要小一些。二是晚上回来,柳如眉必然还要我来帮她解开这件胸衣,若两种扣法一旦发生错位,就证明一票解过这件胸衣。虽然我即使获知了这一点,仍会佯装不知。但孩子般的好奇心,还是驱使我想确凿无疑地窥知答案。 柳如眉和一票玩得如火如荼,我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据说男人在女人背后常干的两件事,一是替妻子拉上裙子上的拉链,二是替情人拉下裙子上的拉链。而我却可以做到替妻子的情人拉下妻子裙子上的拉链。一个可以看着自己妻子与别的男人“唱歌”而不动声色的男人,其阴险歹毒令我自己都有点不寒而栗。鱼在河,让你的血变得再冷一些吧!紫雪市的玻管事业需要你这个“冷面杀手”。只有这样,你在宰掉冯富强和袁长印这样的坏蛋时才会毫不手软!那位大款需要的是女性坦荡如砥的腹部,我鱼在河也需要“砥”和“砺”一般坚硬无比的磨刀石,将我的心磨得越来越硬,将我心中的那把无形的“刀子”磨得寒光闪闪,刀锋犀利,剑气逼人,挥一挥,动一动,兵不血刃,那些阻挡我前进道路的坏蛋便一个个在我面前萎谢跪拜,俯首称臣。 为今日之鱼在河纵情讴歌吧!我鱼某已成为那种道行极深的真正的武林高手,一招一式蕴含着千钧之力! 《背叛》吴言 第二十三章 阎水拍局长欧洲考察回来后,在局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因“工作需要”,将冯富强调到局工会任副主席,隶属陶小北“管辖”。这样我们局就有了三个工会主席:行业工会主席姬飞(副处);局工会主席陶小北(正科);局工会副主席冯富强(副科)。 阎局长告诉我,冯富强只一小会儿就在局里拉了三次屎,身体软得连一点劲儿都没有,这样的人哪里还能上阵带兵打仗? 取代冯富强挂帅上阵的人是我——我被任命为局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李小南被任命为政秘科副科长。 我掌握了局里的财务大权,所有的条据必须由我签字审核,再呈阎局长。包括副局长出差归来的条据,也得先由我审核,再呈阎局长签字,然后才能在出纳员那儿变为人民币。 我把握如下原则,局级领导拿来厚厚一沓条据,我看都不看,就会在单据封面写下一行漂亮的小字:“属实,请阎局长审批”;正科长拿来单据,我会翻一下,然后在封面上写下如上字样;副科长和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拿来单据,我则会略微多翻几下,一边翻看一边笑着说:“没办法,有个责任问题!”如没有什么大的纰漏,也会提笔写下“属实,请阎局长审批”字样。 科员和工勤人员拿来条据,我会翻得更细一点,有时就会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发现问题后怎么办?那就看对方是谁了。若是给我投过票的,我就会冲他笑一笑,看他有点局促不安,我并不说什么,拿起笔就在封面上写:“属实,请阎局长审批。”然后再冲他笑一笑,还不说什么话,只在他肩膀上重重拍一拍,或轻轻捏一捏,便将单据递给了他。此时对方就会十分感激地冲我点头,并迭口连声说:“谢谢鱼科长!谢谢鱼科长!”此时我再缄其口,仍不说什么,站起身冲他笑着扬扬手,意思是说:去找阎局长吧,去出纳员那儿领钱吧! 若是没有给我投过票的,我就会轻描淡写将条据中的问题指出来,然后说:“怎样?回去按规定重填一下?” 若是刁难过我的,摸过我头的,学过我说话的,我就黑着脸将单据甩给对方。有时我甩得劲儿大了一点儿,将单据“出溜”甩到地下,他们也会弯着腰捡起来。我知道他们弯下腰去时心里一定很难受,而我“甩”的目的不就是为让他们难受吗?你也许会担心,他们直起腰来若冲我嚷嚷怎么办?他们敢吗?除非他们以后的单据里没有一点儿水分,而他们的单据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水分呢?所以他们就永远不敢冲我嚷嚷。 尤其是那个小胡,那个摸过我脑袋的小胡。还有那个更可恶的小牛,那个将我儿子撵下车让我儿子蹭破脸磕掉牙的小牛,那个将我的包放在臭烘烘卫生间门口、并当面奚落我挤对我从人格上侮辱我的小牛,这下可犯在我手里了! 这天,这小子拿来一沓修车票据。我将票据扫了一眼便扔在桌上,眼皮也不抬对他说:“这会儿正忙着呢!先放那儿,明天我审核后再说吧!”其实我当时只是忙着看一张晚报。晚报上有一则消息十分有趣。标题为:“百万富翁身高一点一米,靓妹冲破世俗以身相许”。旁边配有一张大照片,那个“靓妹”足有陶小北和李小南高,而那个二十六岁的百万富翁还没我儿子鱼小明高。照片上他的脑袋刚到“靓妹”腰际。我当时目测了一下,他即使探起手,也刚能探到靓妹的乳房,而且不一定能探到那个“奶嘴嘴”。我想起冯富强以前讲的那个摸不到“奶嘴嘴”的故事,扑哧笑了。站起来将报纸拿给陶小北和李小南看,她俩看着也乐不可支。 我重新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时,小牛还弓着腰站在那儿冲我谄媚地笑,并用眼角的余光瞥我桌上的那沓票据,我将那沓票据拿在手中,像甩小牛耳光一样将票据在桌沿上重重摔了一下,硬邦邦地扔给他一句话:“票据丢不了,没看我这会儿正忙着嘛!我得有时间才能审核,明天再说吧!”见我这么说,小牛急忙哈着腰,一边冲我点头,一边后退着离开办公室。 第二天下午上班小牛再来的时候,我仍在看一张晚报。这张晚报有一则消息也挺有趣的。一位电子学博士,娶了一位美丽的娇妻,对她是否忠实于自己不放心,竟在她手提包夹层里和所有皮鞋的后跟里偷偷安装了微型窃听器,将妻子全方位监控起来。这与我们紫东县那位给妻子阴道两侧安装“防盗门”的农民有什么两样?我不禁愕然,随即又哑然失笑,将报纸拿给陶小北和李小南看。和她俩开玩笑说:“看来你俩得检查一下高跟鞋的鞋跟了!”我和小北小南逗趣的时候,早见小牛点头哈腰满脸堆笑进来了,像我儿子一样站在我的办公桌前,目光妩媚地追随着我。但我却瞧都没瞧他一眼,又和小虎小高说话。这张晚报还有一条有趣的消息,标题为:“是情色广告还是新颖创意?”文中举了几条因“一语双关”产生歧义引起争议的广告,这些广告都悬挂在闹市中心。其中一则为:“左右策划,把你搞大”——这是一个广告策划公司给自己做的广告,属于那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另一则为“泡泡漂漂”——这是一个洗衣粉厂家做的广告;“想占有我吗?那就上吧!”——这是一家路牌广告公司招租广告牌。 我和小虎小高讨论这些广告语的时候,始终没正眼瞧小牛那颗像保龄球一样愚蠢的脑袋一眼。只听见他在我们说到热闹处时夸张地大笑,笑声中还夹杂着一些“表扬”我的语言。诸如:“这些广告词太有趣了!”“鱼科长的知识面太丰富了!”(也亏他想得出“知识面”这个词,可这些污七八糟的广告词与“知识面”有什么关系?) 我至少和小虎小高就此讨论了一个小时,后来连康凤莲、罗一强、冯富强、陶小北、李小南也参与进来,像科里评先进工作者那样七嘴八舌说笑了一番,这才似笑非笑地望着像我孙子一样弓着腰站在办公桌前的小牛问:“找我有什么事?”——这一手也是跟阎水拍局长学来的——叫明知故问。你若想蔑视或玩弄一个人,这一手挺有效的。小牛胁着肩刚准备开口,我又不耐烦地摆摆手说:“哦,修理费的事,明天再说!我得去市政府开个会。”说着撇下发愣的小牛,冷着脸起身离开办公室。 我那天并没有到市政府开会,而是坐着小虎的车到修理厂做了调查——这小子也真敢开,不到千元的修车费,他竟开了近四千元! 第二天早上我拿着单据到阎局长办公室,如实向他汇报了此事。汇报完忧虑地说:“局里四辆车,一年的费用得三十五万元,今年恐怕三十五万元打不住!”阎局长生气地说:“驾驶员就像偷腥吃的猫,多开一点儿是心照不宣的事,哪个单位都是这样。但也得有个‘度’,不能太离谱,这个事情你去处理,总之有一点,车辆费用不能突破三十五万元,具体你去操作!”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只这一句话,我就对这三十五万元有了处置权。我迅速起草了一个《关于车辆管理的若干规定》,给几个驾驶员每人发了一份。规定是规定,操作在我。对谁松一点儿,对谁紧一点儿,全在我手中一支笔。连着将小牛的单据打回几次,这小子脸都急黄了。那天下雨,我儿子放学时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接他。当时几个驾驶员都在办公室,我刚放下电话,还没说什么,这小子便像兔子一样极其敏捷地跑下楼,去接我儿子,生怕别人抢了先似的。我在窗玻璃上探身向楼下张望,见这小子早开着红旗车冲进了雨中,比去接他父亲都跑得快! 当然我也不会滥施权力因小失大。我将阎局长说的那个“度”把握得很好。我心里十分清楚,我手里这支笔是用来“打击敌人,团结同志”的。而“团结同志”比“打击敌人”更重要,我得用这支笔给我换来更多的票数! 在我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几个月后,局里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这次测验只有一项内容:在全局现有的科长和副科长中推荐一个政秘科长人选。 这次印制的选票只有一个格,就是说,只能填一个人。大家都快速将选票填好后,折起来放在前面的茶几上。当时小牛恰好挨我坐,他将“鱼在河”三个字写在空格里时,故意没有折,推到我面前,用胳膊肘碰我一下,让我瞥了一眼,才放心地折起来。 小苏调局里后,我们局共有五十人。去掉两个下海的同志,为四十八人,老乔不参与投票,为四十七人。这次投票四十七人都到了,连陈奋远主任和小苏也从建房工地赶回来参加了投票。当久违了的陈奋远主任那天带着小苏风尘仆仆出现在我们局的大会议室时,我简直觉得他们就是抗战胜利前夕骑着一匹匹快马从前线星夜兼程赶回延安参加七大的陈毅贺龙刘伯承和他们的警卫员。毛主席在七大所作政治报告最后振臂疾呼:“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经过几年苦斗,我终于让冯富强这个坏蛋在我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从这次投票起,我在玻管局脱颖而出,一跃而起,成为局政秘科长的当然人选! 那天当场宣布投票结果:我得三十八票,李小南和冯富强各得四票,另外一个副科长得一票。 投票结束后,大家都回到各自科室。冯富强却神差鬼使撵到那个只得一票的副科长办公室,对副科长说:“你那一票是我给你投的,你得请客!” 那位副科长当时黑着脸,一声没吭。第二天早晨上班后,冯富强再次鬼差神使跑到副科长办公室,冲副科长嚷嚷道:“给你投了票,怎么连个表示也没有?” 当时恰好李小南也在那个副科长办公室。冯富强刚说完这句话,李小南便惊愕地瞪圆了眼睛:因为她看见,悲愤交加的副科长准确地将一口唾沫吐到了冯富强脸上——副科长当时已气昏了头,因为那一票是他自己给自己投的! 冯富强当然不会像小马那样扑上去和副科长厮打,但他当时那副狼狈样却让李小南“尽收眼底”。李小南有点厌恶地瞥了冯富强一眼,急忙低着头向自己办公室走去。李小南一边走一边还会懊丧地想:我怎么会和这么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去脉脉含情酒楼吃饭?从这一刻起,李小南将会对冯富强“冷若冰霜”。下次投票,她一定会将那一票投给温文尔雅的鱼在河。 我一石二鸟的目的达到了,李小南这只一度“迷途的羔羊”,重新回到了正确路线上来,回到了组织温暖的怀抱!如果有可能,我也许会带她到红海湖玩一圈的,她毕竟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姑娘。同时,我的第二个目的也达到了,冯富强这个曾经何其凶恶的敌人,现在终于被我踩在了脚下,成为一只破卵之鸠,再难衔木营巢。想到这小子像当年中举后的范进一样,突然在我面前“一跤跌倒”,“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我不禁大快朵颐。清代诗人黄景仁七言古风《圈虎行》,描述圈养的老虎随着驯虎人的指挥棒俯首帖耳,受人摆布,作各种表演以娱乐观众的情态。若冯富强是那个圈养的老虎,我就是那个驯虎人:“忽按虎背叱使行,虎便逡巡绕阑走。”“少焉仰卧若佯死,投之以肉霍然起。”而我现在即使给冯富强投之以肉,他也再难霍然而起——这一口唾沫,将冯富强在玻管局的前程吐了个一干二净,冯富强从此将一蹶不振! 原来投票竟是一件这么令人快乐、趣味无穷的事情!它竟具有如此多的功能!它不仅能鼓舞人,同时还能打击人、戏弄人、羞辱人!而羞辱有时比打击更具有力量。副科长吐冯富强一脸唾沫,比打他一拳更令他难受,同时令看到这一幕的李小南难过——为冯富强的无聊和低俗难过!而投票,有时就是给人脸上吐唾沫——若想羞辱谁,就设法让他在几十人投票时仅得一票!这完全相当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当脸给他飞去一口唾沫! 《背叛》吴言 第二十四章 阎水拍局长退二线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阎水拍局长退下来后,谁来接他的位子? 第一种可能是市里派一个局长来。这种可能性有,但不大。因为阎水拍局长在全局大会上向同志们讲,市里若派一个局长来,他就占着位子不退休,看他们能把我老阎怎么样。阎局长说,他的这个意见已向市委组织部长、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都讲过。阎局长接着说:“我退二线了,解甲归田了,可我不能对同志们不负责任啊。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将这个关口把好!”阎局长说到“关口”二字时,有力地挥了一下手,还真有那么点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再若派一个局长来,将大家一下就捂死了。从咱们局内部产生一个局长,大家又能跟着跑一圈。所以我必须将市里派局长来的想法堵死,这是我的责任。大家的责任呢,就是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在现有的副职里选一个同志出来,做我们玻管局的下一任局长。大家要站在我们玻管事业长远发展的高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要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摒弃个人恩怨,最终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阎局长说到这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继续讲:“从我们局近些年的干部使用看,我在选人用人上把握了‘德、才、绩’三字,基本做到了‘公’字当头,‘以德入围,以才入选,以绩取胜’。这几年使用了几个同志,马方向同志、赵有才同志相继走上了处级领导岗位,陈奋远同志更上了一个台阶。实践证明他们是完全称职的。还有一批同志担任了科长、副科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从心里讲,我对每一个同志都是爱护的,甚至是呵护的!一草一木总关情啊!”——阎局长信口借用了一句郑板桥的诗,用以说明他对全局同志的“呵护”程度,这句诗用在此处也算贴切,可惜他没引用准确——原诗是“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将“一枝一叶总关情”说成了“一草一木总关情”。虽然“枝叶”与“草木”形容局里的这些同志,区别不很大。可严格说来,还是有所区别的——枝叶在树上,草木在地下。 阎局长此时继续讲下去,他说:“在干部使用问题上,充分让大家行使了民主权利。马方向同志,赵有才同志,包括陈奋远同志,都是大家投票推举上来的。在这一点上我扪心自问,做到了襟怀坦白,不徇私情。大家不投他们的票,我使出吃奶的劲,马方向也做不了副局长,陈奋远和赵有才也做不了主任。当然对某个同志偏爱一点儿,平时看重一点儿,也是有的,谁能没个好恶?谁不想将一碗水端平?可端着水走的时候,脚步一轻一重,还是会洒出几滴嘛!可我个人的偏爱决定不了大家的意志,我纵有再大的权力,投票时也只有一票!我这一票和陶小北、鱼在河同志的一票有区别吗?没有!和小高小胡小牛小马小虎同志的一票有区别吗?也没有。实践证明,我们局这些年在干部选拔使用上,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坚持实行严格的民主测评,民主推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十分正确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我想今后不论谁做了局长,这一条都会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的!” 阎局长略作停顿,环视了大家一眼,又讲:“我阎水拍在玻管局这么多年,成绩不能说大,功劳不能说高,但在玻管事业整体下滑的严峻局面下,我们的事业还是发展了,起码摊子给大家守住了!这个事实我想大家也都承认。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有时专断一些,这些年来,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批评过一些同志,批评的过头一些,对被批评的同志的感情就是一种挫伤,甚至伤害,为此我深感内疚,借这个机会向这些同志道歉,希望你们不要耿耿于怀。但有一点我是坦然的,也是可以自慰的,无论批评谁,全都是为了工作,为了我们玻管事业的发展。没有从个人恩怨出发,打击报复过某一个同志,这一点,同志们也是有目共睹的。”阎局长讲到这里动了感情,声音有点哽咽。大家见阎局长眼圈发红,心里一热,也有点不好受。 在阎局长即将退居二线时,同志们才发现,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老头。虽然有时脾气大一点儿,生气了像刁德一一样“一点面子也不讲”,但老头在大事上把握得准。几年之内,修起两栋家属楼,分房方案已公布,同志们即将住上新房。按最初确定的分房方案,有五个人不具备分房条件:老乔、小高、小苏及两个下海的同志。恰好又多出五套房子,牛望月建议,将这五套房子卖掉,卖房子的钱局里留一部分公用经费外,其余给大家发福利。方案到了阎局长那儿,阎局长一看就否定了。局务会上,阎局长是这样讲的,他说:“任何事情,理上讲得通,情还要过得去。这个分房方案符合第一点——理上讲得通。局里建房之初确定的具体分房年限是某年某月某日,那时小高还是临时工,没有正式调进来,按理不给他分房,他也不能嚷嚷,任何事情得按规矩来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可现在小高毕竟调进来了,离那个规定时间也就差几个月。小伙当临时工时,找不下对象,那时候小伙是欲哭无泪啊!现在找下媳妇了,结婚了,可再哭还是无泪——在外面租屁大(屁大是多大?)一间破房子,媳妇天天跟他怄气,脸都抓破过几次了,大家没有看见?既然是局里同志,成为我们玻管大家庭中的一员,就是我们的孩子、兄弟,大家要设身处地去关心他,使他处处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工作起来才有劲头。局里没房子,不分给他理所当然。房子放在那儿,不给他分,让他看着眼馋,大家想一想情上能不能过得去?剩下这五套房子都在顶层,能卖几个钱?即使卖了,也不可能分光吃净,大家每人也就得两三千元,可深深伤害的却是这五个同志的感情!大家掂量掂量,哪个轻?哪个重?包括老乔同志,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同志,在玻管局看了一辈子门,分他一套房子有什么不应该!” 阎局长一番话,又将大家说哑了。牛望月甚至懊丧地拍了拍后脑勺,恨自己一些简单的道理,怎么总在事后才明白。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阎局长这些年,花了局里不少钱,有功也有过。此话不假,这些年局里是花了不少钱,有时简直有那种“花钱如流水”的感觉。可这些钱又不是阎局长一个人花了。修家属楼,局里从小金库里拿出近二百万元补贴进去,买了价格昂贵的土地。每套房子大家只出八九万元,转手能卖二十多万元,净赚十余万元。买两辆小汽车是花了六七十万元,可小汽车阎局长又没有开回他家。阎局长和大家开玩笑说,他已让儿子去给他选一辆结实一点的自行车,市里一宣布他当咨询员,他立即骑自行车上下班。每年局里招待费得开支二三十万元,可又不是阎局长一个人吃了!撑死他能吃了这么多?大家哪一个人没跟着吃过。包括老乔,就盼着节假日局里聚餐,他就不用在传达室那间小房子里那个小火炉上费力地做饭了。有时风向不对,小火炉向外冒烟,薰得老头泪眼婆娑的。有一次土豆片都切好下锅里了,听说局里聚餐,老头将刀扔在案板上拍拍手,眉开眼笑跟着大伙就往门外疾走。蓝天大酒店,白云大酒店,迎春大酒店,惜春大酒店,市里近两年来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这些大酒店,老乔哪儿没去吃过。初次去蓝天大酒店聚餐时,老头不敢乘坐电梯,以为那东西是个老虎,迈进那一步就一口将人吞没了。可老头现在多老练?进电梯后也像那些大款一样,腰板尽量向后挺,手扶在肚子上,气定神闲地看着楼层显示屏,一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表情。有时眼光不慌不忙向左一瞥,你从他眼神里看到的是“当家作主”四个字;有时眼光不紧不慢向右一瞥,看到的又是“舍我其谁”四个字。你将这八个字刚看完,老乔已步伐稳健下电梯了。门迎小姐笑容可掬,依傍着老乔带他向前走,嘴里甜蜜地说着“老板请”几个字。那时候的老乔,差不多有了惠五洲书记和郑向洋市长的神色——一副“五洲震荡风雷急”、“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表情,哪里还能看出龟缩在玻管局传达室那个老乔的神色——祥林嫂一般,眼睛间或一轮。 我刚调到玻管局时,紫雪市只有惟一的一家三星级酒店——蓝天大酒店。转年市中心又戳起一座更气派的大酒店——白云大酒店。十六层高的楼直刺云天,楼顶圆圆的造型仿佛阎水拍局长的两片嘴唇,伸长脖子要去与“白云”接吻似的。再看云端里,李小南那小蹄子正身披霓裳羽衣,脚踩祥云而至呢!阎水拍局长退二线的前一年,迎春大酒店和惜春大酒店又拔地而起。第一次去迎春大酒店聚餐时,看着大堂里那些服务员像《红楼梦》里的丫环一样跑来跑去,裙衩摆动,青春的大腿放射着诱人的光芒,我心里还在想:可不能再建一座“探春大酒店”了,那不就把“大观园”搬紫雪市来了?没想到被我不幸“言”中,转年我们紫雪市果然又有了“探春大酒店”。“蓝天”、“白云”、“迎、惜、探”,宛若五朵姊妹花,在我们紫雪市的白天和晚上争奇斗妍,将“市场经济”这张脸涂抹得五光十色,煞是好看!更有趣的是,“惜春大酒店”旁边又新开了一家“林妹妹理容院”(理容指理发美容)。某天我在“惜春大酒店”开毕会,小虎带我去“林妹妹理容院”的小包间里做了一次全身按摩。按摩小姐拿小拳头在我身上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敲打时,我突然将小姐光洁的脸蛋捏了一把说:“你告诉你们老板,我给你们这个‘理容院’对了一副下联,旁边再若开一个分店时,可用此联——‘宝哥哥打炮房’。” 这当然是我一时恶作剧,“宝哥哥打炮房”当然没有开,若开了,曹雪芹先生即使在阴曹地府,也会悲愤交加地将这个利欲薰心的老板告上法庭的——因为这侵犯了曹先生的知识产权——将贾宝玉变为粗俗不堪的薛蟠了! 令人惊异的是,“宝哥哥打炮房”没有开,我们紫雪市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西门庆大酒店”!千真万确,那天我按摩毕坐上小虎的车,正准备回玻管局,突然街道两侧林立的饭馆中间,有一块牌匾招了一下眼。我让小虎放慢车速,打下车窗玻璃一看,确实是一个“西门庆大酒店”,那牌匾十分扎眼。这也太不堪了!莫非我们紫雪市的妇女都成了潘金莲和李瓶儿?恰巧在我看到牌匾的前后几天,另一个人乘车路过时也看到了牌匾,这个人是郑向洋市长。郑市长当时皱了一下眉头,第二天工商局就去找茬儿,不知谁出主意,改作“喜门庆大酒店”了事。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阎局长不是“圣贤”,有点小的“过错”谁又能揪住不放?那次声势浩大的机构改革,别的局机构砍的砍,撤的撤;科室合的合,并的并,叫苦连天,怨声载道,阎局长却拼全力保住了玻管局的科室,并且乘势增设了“局工会主席”和“纪检副书记”两个职位,真是彼消我长、彼退我进啊!更令人叫绝的是借机成立行管办这一神来之笔,不仅安排了陈奋远、赵有才,还为局里凭空争来了二十万元经费。过去市财政除拨付局里“人头经费”外(每人每年两万元),每年只给玻管局安排三十万元业务经费。阎局长一次一次不辞劳苦跑市财政局,终于将业务经费增至四十万元。这可是财政拨款,旱涝保收。由三十万元到四十万元,阎局长跑了五年。没办法,市里财政紧张啊,有的县干部工资都发不出来呢。可成立一个行管办,不跑不争,市财政每年预算了二十万元业务费。一里一外,局里的业务费就成了六十万元。有了这六十万元,同志们报销差旅费才有了保证。否则阎局长签上“准报”二字,康凤莲那儿没有钱,还不等于一个破产的老板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 而且还有那个“小金库”。早年“一玻”、“二玻”红盛时,局里在小金库里“藏”了六百万元“管理费”。修家属楼征地用了二百万元,这几年“杂支”二百万元,现在“库”里还有近二百万元给下任局长留着呢。阎局长退二线前,又给同志们每人发了三千元“增收节支奖”。一桩桩、一件件,屈指数来,阎局长给大家办的好事还少吗? 因此局里同志对阎局长竟产生了一些恋恋不舍的感情,阎局长眼圈发红时,大家眼圈也有点发涩。 但大家眼圈很快不发涩了,因为大家已开始这样思考问题:阎水拍局长好也罢,歹也罢,已成为那种“历史”。“历史”是供人凭吊和瞻仰的。即使写在教科书上,轻轻一翻,也就过去了。玻管局的同志对康德的哲学思想还是有一些研究。康德认为,事物的本体和现象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只能认识处于鸿沟此岸的事物的现象,即知识的此岸性;而不能认识处于鸿沟彼岸的事物的本体,即知识的彼岸性。阎局长已搭乘一只小船,抵达玻管局的“彼岸”。既然“彼岸”是不可认知的,谁还会去劳心费神关注他呢!玻管局的同志现在关心的、放眼而望的只是“此岸”——谁将成为玻管局的“此岸”——谁将接阎水拍成为新的玻管局长呢? 既然市里不会派一个局长来,就会在局里产生。论资历,应该是余宏进副局长。余宏进虽已五十四岁,市里规定五十七岁退二线,还可以干三年。余宏进副局长此生时乖运蹇,官运不济,给两位局长做副局长,一做竟做了二十年!仅阎水拍局长,就在他头上坐了十五年。阎水拍1981年初任玻管局长,1995年底退二线,不是十五年是什么!难怪阎局长对别人说起自己这一生,常常感慨万千。或从十五北防河——想当年他曾何其风光——竟和省长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年轻就担任了正县级局长!每每说到这里,阎局长嘴角就会露出一丝欣悦、还有一丝得意的微笑,(共是两丝!)掰着指头细数他任过的职务:一年统计局长,一年丙县县长,三年丁县县委书记,三年戊县县委书记。阎局长已将四根手指头挨个掰了回去,剩下最后一个小指头却掰不回去了——因为这个微微弯曲的小指头若掰回去,阎局长就得像戏说乾隆一般,“细说”他的“玻管十五年”——这就到便至四十西营田了——不堪回首啊!与“北防河”的风光十足、风头正劲比起来,“西营田”这十五年真是黯然失色!由于一二三玻像多米诺骨牌一般相继垮台,玻管事业就像遭抄家之后的宁国府一样,江河日下,一蹶不振。阎水拍本应是一条在大江大海里腾跃的鲸鱼,现在却只能搁浅蛰居在玻管局这条小河沟里,与余朱姬牛这样几个没头没脑的家伙玩来玩去。这几个家伙凑在一块儿简直是那种“天作之合”。余宏进是装睡的人叫不醒,姬飞是咬人的狗儿不露齿,朱锋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牛望月是先下米儿先吃饭。这几个家伙虽了无趣味,却不是那种省油的灯——即使是那种省油的灯,也从来是灯台不照自,有理没理只管直着脖子和阎水拍嚷嚷,有时还像脑子缺根弦的婆娘一般胡搅蛮缠——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令阎水拍局长心生烦恼!所以一说到玻管十五年,阎局长嘴角就会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有时还会牵动面部神经,导致脸部横纹肌不易察觉地搐动几下。 对余宏进来讲,阎水拍简直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坐在他头上就不想下来了。十五年来,又是拉屎又是撒尿的。 在玻管局这么些年,阎水拍做事考虑过别人——比如余宏进的感受吗?余宏进会悲愤地回答:没有!玻管局多年来就是一个“一二三四”的“局势”:一手遮天,二犬狂吠,三朝元老,四面楚歌。一手遮天是阎水拍,二犬狂吠是某某和某某,三朝元老是余宏进,四面楚歌是余朱姬牛。余宏进岂止是玻管局的三朝元老,他从 弱冠之年一参加工作就在玻管局——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这个给余宏进“裹头”的“里正”,是他那位毕生在一所像“夹皮沟”一样偏僻的农村小学担任民请教师的卑微的父亲。余宏进作为邓世清(后面将提到这个目前对读者来讲尚显陌生的倒霉的家伙)的“同学”,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某一年,从紫雪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当时正如日中天的玻管局时,饿得身子发软的老汉从菲薄的民请教师补助中咬咬牙拿出一元八角钱,给儿子买了一顶当时十分时兴的鸭舌帽(也叫前进帽)。去玻管局报到上班这天,老汉将同样饿得小脸发黄的儿子拉到身边,虽未像古代那样以皂罗三尺作头巾为儿子裹头,却将那顶鸭舌帽端端正正给他戴到头上,语重心长地说:“宏进呀!乃父无能,一生窝囊,吃尽了苦,遭尽了罪,受尽了气!乃父惟感欣慰的,是勒紧裤带将你培养成才了!你现在分配到了玻管局,那可是紫雪市赫赫有名的大机关啊!一定要努力工作,天天向上;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做出成绩,早日进步——有朝一日即使当了局长,也不能忘本!而要时刻保持咱贫下中农的本色,保有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永葆革命青春,胸怀全球,放眼世界。要时刻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心红眼亮方向明,革命路上不松劲,泰山压顶不弯腰,勇往直前闷头冲!为打败美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余宏进周周正正戴着那顶鸭舌帽,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某一年某一月某一天走进玻管局政秘科那间大办公室时,年轻的心房里牢记着父亲的嘱咐,青春的面庞上闪耀着鱼在河和冯富强面对阎水拍那样的表情,像《围城》里方遯翁叮嘱儿子方鸿渐那样,在玻管局“咬紧牙关,站定脚跟”,终于干成了一名副局长。正当他像一名横渡长江或黄河的勇士一般,在激流中猛凫了一阵儿水,昂起头喘了几口气,挥臂俯首准备接着再凫——勇往直前闷头冲时——抬头一瞧,却见一只拦路虎,还有一块绊脚石——拦路虎是阎水拍,绊脚石是陈奋远。阎水拍到玻管局任局长时,还顺手从县里带来一个办公室副主任陈奋远——仿佛他不是到玻管局赴任,而是牵着小儿子的手到公园里玩。就像日后宋祖英唱的那首歌——余宏进的“好日子”至此到头!被阎水拍像公安人员抓小偷那样逐进一条死胡同,跑又无处跑,墙又跳不过。陪伴阎水拍这十五年,余宏进早已烦躁地将头上三尺皂罗做的那顶鸭舌帽扯掉。对余宏进来说,这十五年比万恶旧社会的长夜还要漫长——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难道阎水拍不是这个舞翩跹的魔怪吗?)这个魔怪简直把余宏进当做是《白毛女》中的喜儿了,又从那条死胡同里将他逼进那个黑森森的山洞,硬是将余宏进一头黑油油的头发在山洞里熬成个“白毛男”——自从阎水拍上任后,余宏进的头发渐白。(可真是归来头白还戍边!)八十年代还夹杂一些黑发——前半期黑多白少,后半期白多黑少。进入九十年代,放眼紫雪市,“蓝天”、“白云”出现了,“迎惜探”开始“竞春”了,“五朵金花”怒放了,可往玻管局大楼里一张望:余宏进的脑壳全白了! 每当看到余宏进副局长那个洁白的脑壳,玻管局的同志就更增添了对黄世仁的无比仇恨!难怪当年演出《白毛女》时,愤怒的观众会扔石子打台上那个扮演黄世仁的演员——该打! 面对人生的最后一次机遇,余宏进副局长表现出一种淡然:“让组织去决定吧,我已经无所谓了。”他对局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志说。 口里这么说,心里却在想:这次“组织上”总得给我老余点公道吧?莫非还要将我逼进山洞?还要让我再做一次喜儿——想到那个令人恐怖的山洞,余宏进不禁打了一个冷颤,心想:即使被黄世仁奸污,也不能再进那个山洞了! “是不是应该争取一下?”关心他的同志这样说。 “算了吧!该你的,是你的;不该你的,争也不是你的!”嘴里虽这么说,余宏进副局长早晨上班前在市委旁边的“世纪广场”练完“祥功”,还是去市委跑了几趟。据和他关系近的同志说,余局长该找的人都找了,该说的话都说了。 在玻管局的几个副职里,资历没人可与余宏进副局长匹敌。若完全按资历选拔这个局长,当然应由余宏进副局长来做。可若按目前在局里所处的位置选拔,陈奋远主任又占有明显优势。 自从上次机构改革阎水拍局长让陈奋远主任像跳木马一般,摁着余宏进的脑袋一跃而过之后,陈奋远主任就成为局里名副其实的二把手。论级别,陈奋远主任已是正处级。由行管办主任到玻管局长,只是“平移”,并非提拔,不需要组织部重新进行考察。有这一个行管办主任,陈奋远已“得风气之先”。年龄只有五十岁,虽不是年轻干部,但尚未像廉颇那样垂垂老矣,也算年富力强,据说饭量与年轻人并无多少差异,排泄功能也十分正常。这几年辛辛苦苦给大家盖起两栋家属楼。征地时为将地价由每亩五十万元降到四十九万元,连夜去找小苏他爸——那个村支书,一脚踩在下水道里,腰都扭伤了。盖房这几年,他风里来,雨里去,在工地上跑了多少趟。小苏没调来前,他和余宏进、朱锋、姬飞、牛望月五人共用那辆“二一三”,他用车多了,和其他人难免形成矛盾,牛望月眼睛瞪的“牛卵”那么大,其他人心里也有看法。陈奋远主任大人大量,后来干脆不再用“二一三”,骑自己的摩托车没明没黑在工地上跑。直到房都盖起半截了,才坐上小苏的桑塔纳。局里有不少同志直到分房时才第一次去工地呢!对这些同志来说,惊讶之情难免溢于言表,有的人就会像杜甫那样感叹——“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没有陈奋远主任,你们“呜呼”个屁! 因为这两栋家属楼,陈奋远主任“得风气”之时兼“得人气”——局里不少同志认为,新一任玻管局长非陈奋远莫属。家属楼交付使用后,陈奋远主任已回到四楼那间“尘封”几年的办公室,门庭竟有“若市”之感。 更重要的是,阎水拍局长给市委推荐的局长人选也是陈奋远,他的意见十分明确。市里领导询及余宏进,阎局长回答说:“余宏进同志是个不错的同志,多年来为玻管事业任劳任怨,只是年龄有点偏大!” 让陈奋远做局长,这是阎局长明的一手,他还有暗的一招呢。他已跟组织部长数次“沟通”,初步确定由马方向接任行管办主任。阎水拍局长私下已给马方向交了底。他对马方向说:“奋远做局长,你做行管办主任兼常务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奋远做行管办主任时,因当时机构改革,为减少职数,将他的副局长免掉了。从那时起我就没让市里再配党组副书记,一直给你留着——只有做了党组副书记,才是名副其实的二把手嘛——他余宏进啥时做过党组副书记?这次我又跟‘编办’(编制办)将上次减掉的那个副局长名额争取来了,让你一肩挑两头,再玩个一箭双雕:既解决了你的‘名分’问题(指副处升正处),又将余宏进再次‘镇压’,我阎水拍也就能安然退二线了。”接着阎水拍又指指墙壁(隔墙为余宏进办公室)对马方向说:“他还以为这次‘搬正’不存在啥问题了,即使陈奋远当局长,行管办主任怎么也该他做了!做?做梦去吧!再过三年,在‘副处’岗位上退二线吧!让那几个不成器的东西(指朱锋、姬飞、牛望月)做行管办主任,也不能让他余宏进做!”阎水拍局长一说到余宏进,就恨得咬牙切齿,说话的语气十分斩截,有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味道。 阎局长让马方向做行管办主任兼常务副局长,属于“秘密运作”,下面同志并不知情。因此,陈余之外,马方向有无可能做局长?下面也有议论。 一些同志认为,马方向也有可能做局长。人事任命的最大神秘之处就在于,常常会出现一些不期然而然的结果。但 大多数同志认为可能性不大。从组织的角度考虑,也不会如此安排。若如此,陈奋远主任和余宏进副局长就会“化敌为友”,联手与新局长作对。这两个人联起手来,力量还是不可小视,他们毕竟在玻管局经营多年。余宏进固然不足挂齿,但那是因他孤掌难鸣,一旦搭上陈奋远这个结实的梯子,双手依托在朱锋、姬飞、牛望月两肩,登梯而上时,双脚立马会有力起来。出现这种如鸡蛋直立般不稳平衡的局面,新局长纵有英雄本色,也难显其能,甚至会被掣肘。如此,工作怎么开展? 至于朱锋、姬飞和牛望月,当然毫无可能一步到位担任局长。他们若想一下跳到陈奋远和余宏进头上,至少得有孙悟空那样的本领,而他们不仅不是孙悟空,连个沙和尚也算不上。他们自己也毫无做局长的想法,只是想借机按部就班往前挪一挪。可阎水拍最初挪都不准备让他们挪,欲再踩他们一脚——将赵有才“跳”过来做副局长,一脚踩三人,这一招更狠。这三个人仿佛嗅到了一点味道,或者是相伴多年揣摩出阎水拍关键时刻善出狠招。三人一边“八仙过海”——暗中在上面做工作,阻止阎水拍出此招数,一边在局里对阎水拍笑脸相迎,顶礼膜拜,百依百顺。他们知道和阎水拍硬掰,再加三人也不是阎水拍的对手。所以在阎局长退休那一阵儿,朱姬牛又玩儿“两个凡是”——“凡是阎局长拥护的我们就拥护,凡是阎局长反对的我们就反对!”那段时间,阎局长几乎有一种做了皇帝的感觉,一天到晚如沐春风。人之将退,其心也善,其手也软。这一软,阎局长才打消了再踩三人一脚的念头,没有将这一构想付诸实施。 谁做新局长?“冰山一角”露出:陈奋远排第一,余宏进排第二。其他人退出。非此即彼,非陈即余,局里的同志们普遍这样认为。 我们玻管局的“局势”又有点微妙起来。 陈奋远主任和余宏进副局长各带一支人马猫着腰向我们玻管局大楼包抄而来。一边发起进攻,一边还在不停地喊话,做群众的鼓动工作。两人又像蓝天大酒店和白云大酒店的总经理,到我们局里来招大堂经理,一方给陶小北许诺月薪多少,一方许诺年薪多少。转而两人又招保安,一个给小胡小高表示,可挣高于玻管局两倍以上的工资。一个给小牛小马做工作,工资高且不说,酒店还给每人交付了数万元的养老保险。 局里的几十个同志间起了一阵骚动,骚动过后即是分化。然后兴奋地夹杂在两支队伍中,招展着各自的旗帜,在暮色中向远方挺进。 《背叛》吴言 第二十五章 市里对这次投票十分重视,准备在一天之内进行三次投票。 第一次投票,处级干部和正科级(含主任科员)干部参加;第二次投票,扩大到副科级(含副主任科员)干部参加;第三次投票,全体人员参加。 局里的同志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 陶小北得接连选择三次。小北戏谑地对我讲:“这样最好,不用动脑筋,给三个人各投一票。第一次投陈奋远,第二次投余宏进,第三次投马方向。”李小南此时有点紧张地问我:“咱们怎么投?咱们只能投两次!” “那还不好办,给排在最前边的投呗!”我这话的意思是两票都投给陈奋远。当时恰巧有另外一个科室的一位副科长,站在康凤莲桌边,低着头背对着我翻康凤莲桌上一本《家庭》杂志。我一边这样说,一边重重瞥了这个人的背影一眼。 小南也顺着我的目光瞥了那个副科长的背影一眼,像截获“密电码”一样截获并破译了我的目光,瞬间明白了我的含意,急忙配合默契地和我唱和:“那我跟着你投,你投谁我投谁!” 我俩这话其实都是说给那个副科长听、给他祛疑的。别看他此时心不在焉地翻着杂志,其实正支着耳朵听我们说话呢。这位副科长是局基建领导小组成员,跟着陈奋远奔波了几年。那次晚上去找村支书,陈奋远主任摔沟里,就是他将陈奋远背到医院的。我只瞥了一眼,就发现他冲着我们的脊背正中,像古代那种兵勇一般,大大写着一个“陈”字呢!这是陈奋远的一个“耳报神”呢!我和小南的对话,很快就会传到陈奋远耳中。陈奋远若当了局长,就会冲我们笑得格外柔和,格外迷人。 我早已对玻管局的局势了如指掌!即使四十多个同志轮流进来站在那儿翻杂志,我也能准确无误地看出他们脊背上大字的变换:“陈”、“余”、“马”……我甚至能看出他们手里操何种兵器。大刀还是长矛?短剑还是画戟?他们杀敌的第一招是举刀便砍呢,还是挺枪便刺?是舞剑直取咽喉呢,还是虚晃一枪抵住心脏?放箭是明箭还是暗箭?或者是那种没羽箭…… 我早已开始考虑给谁投票的问题。 我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只有一个,我必须有的放矢——将我的两票全都投给那个最终被市里的红头文件任命为局长的人。这个局长若是一面靶子,同志们纷纷举起枪,毫无疑问有不少人会打偏、打飞,而我打一枪,报靶员便会喊一声:“十环!”我再打一枪,报靶员会兴奋地再喊:“又是十环!”两枪过去,我“神枪手”的美誉便会不胫而走。只有成为神枪手,我打靶归来时才会“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一个神枪手,很少再有人和他较劲儿了。因为你随便一举枪,便能命中任何一个目标的心脏! 从传出市里要到局里来进行民主测评,到正式进行测评的一个月时间,我几乎到了“物我两忘”的程度,神经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一缕风吹,一丝草动,均未逃过我鹰隼一般敏锐的眼睛。我惊奇地发现,当举着写有“陈”、“余”两面大旗的两支人马厮杀的难分难解之时,突然从晚霞映红的小路上、草丛旁,另有一支阵容整齐、精神抖擞的人马悄然逼近!那面在晚风中猎猎招展、并像波浪一样有力地抖动的战旗上,竟写着一个斗大的“马”字!我眼前一亮,跃身上马,在马屁股上狠抽一鞭,带着在“陈”、“余”两支队伍中“拉”过来的一个精干的小分队,旋风般地向这支新出现的人马急奔而去…… 马方向副局长任局长的红头文件,是在1996年的初春下发到局里的。1996年是“九五”第一年,市里开始大抓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美好的年度里,两条高速公路在我们紫雪市境内破土动工。郑向洋市长在市直机关干部大会上报告给同志们一个十分振奋人心的消息:到“十一五”末期,也就是十五年之后,我们紫雪市将实现高速公路网络化,到时候将有“八纵八横”共十六条高速公路穿境而过…… 马方向任职的红头文件,就这样伴随着筑路机械的轰鸣声,似乎还有竣工通车剪彩仪式剪刀的“嚓嚓”声,喜庆、祥和、热烈地落在玻管局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鱼在河同志的案头。 经研究决定: 马方向同志任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局长,免去其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副局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