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吴言 　　　　　　　　　　　　　　　　　 简介　　鱼在河是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的一名年轻干事，他的志向是用十年时间获取局长的位置，进而向更高的“台阶”攀登。为了获取权力，鱼在河使出了浑身解数，不惜出卖灵魂，背叛爱情、道德和良知。鱼在河在“权力场”中迷失，在人生旅途中沉沦，这个“当代于连”式的人物的出现，令人警惕。　　本书在不动声色的描述后面，蕴含着惊心魂魄的权力纷争和千丝万楼的情感纠葛。同时塑造了栩栩如生的机关人物“众生相”。人物性格跃然纸上，矛盾冲突跌宕起伏，评议幽默风趣，新颖的比喻俯拾即是，读来令人耳目一新。《背叛》吴言 　　　　　　　　　　　　　　　　　 第一章　　我调到市玻管局报到的那天，恰好局里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局长让我也参加会。这样我这个新同志便在全局四十八个老同志面前露了脸。我脸上堆着提前准备好的笑容缩在会场一角，听局长讲话。　　局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讲话的声音不紧不慢。他讲话喜欢做手势。一会儿将双手伸出来，做一个弧形，向上举一举，像是抱着一个西瓜；一会儿将弧形向前平移，像是端着一个盘子；一会儿又将短而粗的五指并拢，向前推或者向下压；有时两个手掌又有节奏地向两边刨，像一个初学游泳的人在水里扑腾，又像一对恋人突然赌气：一个扭头向左走，一个转身向右行。　　第一次听局长讲话，我就发现局长讲话像吹号，稍不留心就吹哪个朝代去了。那天的全局大会只有一项内容：听局长传达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加快我市城市化进程。局长一边念厚厚的文件，一边即兴自由发挥。每翻一页文件，他至少得另外发挥两页以上的内容，这样一页就变作三页。如果市里的文件是六十页，到局里就变作一百八十页。　　我发现挨我坐的一个女同志十分有趣，局长每翻一页文件，她便在小本上写一横，局长再翻一页，她又在小本上画一竖，就成一个“十”字。会已开一个多小时了，她小本上才写下三个“十”字，就是说局长才翻了六页文件。局长有趣得很，每当一页文件快要念完的时候，他就提前将那页纸用胖胖的指头肚捻起来，有时手太干涩捻几下捻不起来，他干脆将指头肚举到眼前，“呸”地冲上面吐点唾沫，再捻。就仿佛战争年代我军攻打一个碉堡，冲了几次冲不进去，退回来重新制定一个作战方案，再一冲就冲进去了。　　问题是局长将那页纸捻起来并不急着翻过去。这时候再看那个写“十”字的女同志，就更有趣了。她眼巴巴地望着局长那只悬在空中捻着一张纸的胖胖的手，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动不动盯着局长那只胖手看的时候，神态专注极了，美极了，长长密密的眼睫毛像一排持枪肃立的警惕的哨兵，眨都不眨一下；又像一群在树梢头站成一排的小鸟，翅膀扑闪都不扑闪一下。突然她的眼神黯淡了，掠过一缕懊丧，顺势向局长悬在空中的胖手瞧去：原来局长又将那页文件纸翻回去了！　　我们局长念文件时，有点像那些叔叔阿姨逗馋嘴的小孩：弯着腰将一颗水果糖悬在孩子嘴唇上方，孩子正欲张嘴去噙，却又将水果糖向上提一提。局长每念一页文件，快要念完时总要这样向上“提”几下：分明看他蘸着唾液准备将那页文件纸翻过去了，却又突然不翻了，在空中停一下，竟又翻回去了。就像一个人从六楼下来，站在一楼楼梯口发现下起了雨，作一番思索，就又转身“噔噔噔”上楼取雨伞去了。又像一个人，从六楼的家中出来，站在一楼楼道口发现并没有下雨，作一番思索，又转身“噔噔噔”上楼取雨伞去了——万一出门后下雨怎么办？还像一个愚蠢的将军，指挥一队士兵气喘吁吁爬一座高山，爬到制高点后才发现错误地判断了敌情，只好指挥累个贼死的士兵再撤下山。　　我们局长将那页拟翻过去的文件再翻回来，是要“补充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他往往是这样说：“刚才这个问题我再补充说明一下！”这时候我发现那个写“十”字的女同志干脆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她闭上眼睛啥时候再睁开呢？那就要等到局长再“呸”地往手上吐唾沫的时候。　　总之那天开会我发现这个挨我坐的女同志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十分可爱，有一种内在的韵味儿在她周身溢动。包括她着急或生气的神态，也与别的女同志着急或生气的神态有所不同，有那么一种撩人的味道。就像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涌流出的一股清泉，往下奔突时即使湍急了一些，但飞溅起的水花仍是那么晶莹透亮。　　“局长传达文件比唱京戏还慢！”此时这个女同志可爱的嘴唇噘了噘，这样嘀咕了一句。她有点生气了，合上笔帽，小本啪的一扣，不再写“十”字了。我的眼光一瞥，刚好瞅见小本封面上写着三个娟秀的小字：陶小北。于是我知道这个女同志叫陶小北，这是我到局里“认识”的第二个同志。第一个当然是局长，局长叫阎水拍。　　那天阎水拍局长先是讲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他认为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了十年。局长喜欢用“滞后”这个词。后来我发现我们玻管局的局长们讲话时都喜欢使用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定的词。就像赵钱孙李几代中医世家，每人家里都珍藏着一个“祖传秘方”似的。我们的第一副局长余宏进喜欢用“超前”这个词。有一次余宏进副局长讲话，不到五分钟时间说了十五个“超前”，比阎水拍局长使用“滞后”的频率还要高一些。　　人在讲话时喜欢不断重复使用某一个词，是一种习惯。就像人在一生中除自己的妻子之外，总要在心里默默去爱另外一至两个女性一样。这一个年龄段爱的若是一个名叫“滞后”的女性，再一个年龄段就有可能爱上另一个名叫“超前”的女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阎水拍局长认为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了十年，当然得有个参照物。他是将我市与毗邻我市的其他几个省的地级市相比，而不是和省城相比，更不是和北京、上海相比。局长认为，若与省城相比，我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五十年。而与北京、上海相比，则要“滞后”一百年。他说：“一百年前的上海，也不过是个小渔村！”阎水拍局长这样说时，以手比画了一个“小渔村”模样，一边比画一边有点鄙夷地撇撇嘴。他比画出的那个“小渔村”也太小了一点儿，也就比一颗鸡蛋略大一点儿。我当时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一百年前的上海早已不是一个小渔村了！上海开埠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所以一百年前的上海显然比现在的紫雪市繁华得多，人口也不止三十万——我们紫雪市目前只有三十万人口。看来局长的历史知识还是欠缺一些，自由发挥时“想当然”的成分多了一些。　　由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讲到当年我市的十大城建工程，局长差不多用了一个半小时，难怪陶小北着急。我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已与陶小北有同感：听局长讲话像爬山，好不容易闷着头翻过了一座——以为要到目的地了，前面该是一望无垠的河川，甚至会看到袅袅炊烟，可翻过去才发现前面又横着一座山。局长讲一个问题就像带着全局的同志们翻一座山，若讲十个问题，就相当于翻十座山。翻十座山多累啊！尤其是像陶小北这样看上去有点娇弱的女同志，穿着那样讲究的高跟鞋。我瞥瞥陶小北的脚，那双脚与脚上的鞋子十分秀气，袜子十分讲究。有些女同志穿衣服猛一看很讲究，细看就露出了“马脚”。就像购买商品房，看上去外边瓷砖贴得很好，可进房间一看就不行了：要么厨房的地板砖翘了起来，要么卫生间顶板渗水，一拉抽水马桶又会发出一声巨响，冷不丁吓人一跳。这些穿衣服只注重“贴瓷砖”的女同志，给人的感觉有点像这种“金玉其外”的商品房，低头一瞧，会发现她们脚上的袜子皱皱巴巴的，而且褶皱之间的颜色不一样。而陶小北这样的女同志脚上的袜子则像一本漂亮的书上覆了一层质量很好的薄膜，考究极了！惹得人看着就想翻一翻。　　难怪要在小本上写“十”字，局长带同志们爬山，她是最累的！兴许一不小心就让山顶的风给吹山谷里去了。若将陶小北吹落到山谷里，局里的同志们就开不成会了，甚至晚上都不能睡觉，得打着火把跟着阎水拍局长到山谷里找这个可爱的小蹄子。　　局长那天至少翻了八座山（讲了八个问题）。在我听来，局长讲的十大城建工程没有一点儿宏伟感。不像北京、上海的十大城建工程，听着都有一种恢宏的气势。我市的十大城建工程也不过就是在流经紫雪城的清水河上修两座二三百米长的桥，硬化两条街道，新建两个广场和几个公厕之类。几分钟就能说清楚的事情，局长却山上山下绕了多久。　　十大城建工程之后是集中供热。局长说，我市准备年内上马建设一个小型热电厂和污水处理厂。他说：“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这句话相当于局长传达文件时加的“编者按”。毛主席当年特别喜欢给《人民日报》的社论加按语，没想到局长也喜欢在传达文件时加“按语”。我后来发现，我们紫雪市不少领导干部都有一种“按语情结”。那天局长加这句“按语”时眼睛放亮了一下。我那天首次参加我们局的全体会议，就发现了一个小秘密：我们局长的目光除了在加“按语”时放亮之外，再就是瞥到陶小北和另外一个漂亮女同志时目光会放亮。掌握这个秘密对我很重要。想那宋蕙莲，瞥见潘金莲在西门庆眼皮底下与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调情，一个把一个手背上捻了一把，一个把一个小脚儿踢了一下，就默默地记在了心里，想着日后以此拿捏潘金莲。我虽然不准备拿捏阎水拍局长，但我至少得了解阎水拍局长。常言道，咬人的狗儿不露齿，先下米儿先吃饭。我即使不做“咬人的狗儿”，但我至少得将我这把“米儿”抢先下到阎水拍局长的锅里去。“下米”的前提是首先得了解阎水拍局长，否则揭错锅盖，反倒会被蒸气烫伤手。　　我那天参加全局会议获知，我们局共有四十八个同志（连同我应是四十九个），其中有六个女同志。六个女同志中就有两个漂亮女同志，这在一般的机关单位还是不多见的。据我所知，我们紫雪市委、市政府下属的机关单位里，大多没有漂亮女同志，只有某局有一个漂亮女同志，但已年过五旬，虽然据说当年曾是“一代人的偶像”，但在我们这些年轻一些的同志看来，已全然没有感觉。　　我调到局里工作的第一天就参加全局干部职工大会，是我的幸运。因此我建议年轻同志调到机关单位，先去参加一次干部职工大会。就像我那天一样，坐在会议室里，来个“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局里共有几个女同志？其中有几个漂亮女同志？都能搞得清清楚楚。我们局里有两个漂亮女同志，就是说还有四个不漂亮女同志。四个不漂亮女同志中，有一个显得有点特别。这个女同志为什么特别呢？我再用“研究”的目光一打量，就找到了原因：原来她比较冷漠，坐在那儿几个小时面无表情，并且姿势一动不动，仿佛一座雕像。这个女同志细看并不很丑，而且她的冷漠给人一种高傲的感觉。因为腰特别细，她的胸和臀显得特别突出。我后来知道，这个女同志名叫康凤莲。我第一次参加局里的全体会议，那两个漂亮女同志使我有“惊艳”之感。康凤莲因年龄比那两个漂亮女同志大一点儿，显得有点“黯然”。但如果没有那两个漂亮女同志，康凤莲还是会吸引一些男同志的目光。一些思想不大健康的男同志甚至心底里会想：如果和她上床，她在高潮到来时是不是仍然这样绷着脸？　　我们局长的目光落到这六个女同志脸上时十分有趣。他的目光落到四个不漂亮女同志脸上时，显得十分坦然，好像一个男人下班回家后看到自己的妻子一样。一边看着妻子一边顺手脱下外套挂在门口的衣架上，有那么几分从容。局长的目光落到这几个女同志脸上时，有时候恰好说到严厉处，疾言厉色的神态像一根钉子，一下子从女同志皮肤里钉了进去，也不管女同志是否会有“痛”的感觉，好像女同志的脸皮是墙壁。局长的目光在这几个女同志脸上逗留的时间相对要长一些，但逗留时间再长也没有那种“温柔”和“缱绻”，反而显出一种匆忙和心不在焉。这几个女同志的脸其实是局长的跳板，局长像一个跳水运动员一样，上下晃动几下，很快就要翻到空中去了。果然，伴随着某一个手势，在讲话的某一个音节的间隙或片刻的停顿间，局长的目光不经意地一跳，便跳到了陶小北或另外那个漂亮女同志的脸上。局长的目光像蚊子一样落在这两个漂亮女同志脸上时，虽然时间短促，但内容却要丰富得多。首先局长的目光里有了一种躲闪，就像一个小偷，夜阑人静时潜入别人家的卧室偷看人家妻子的睡姿，并试图在那张光洁的面庞上印下两个轻轻的吻。或者像一个心怀鬼胎的男人，明知朋友出差在外，却去敲朋友的家门，不过是想去看看朋友漂亮的妻子。局长的目光落在陶小北和另外那个漂亮女同志脸上时，还有点像战争年代那些生离死别的场面：敌人已经在外面用枪托擂门了，一对革命的情侣还在屋里紧紧拥抱不忍分离。最后女情侣毅然将怀揣重要情报的男情侣藏上阁楼，镇定地打开门迎着敌人的刺刀挺胸走出。局长的目光在离开两个漂亮女同志脸上时，就像这个女情侣被可恶的敌人绑着双手离开自己的茅草屋一样，那可真是一步三回头、一步三回头啊！　　总之那天开会我发现我们局长就是这样一个爱美的老同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正如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一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爱美这个问题上，诚如蒋委员长当年所说：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总不能说年轻人爱美，老年人就不爱美；南方人爱美，北方人就不爱美。这样说是没有一点儿道理的。鲁迅先生说过：“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所以我们局长爱美也是没有错的，因为美是共享的。　　局长借开会宣读文件之机用自己的目光“爱美”，我则坐在一角观察局长如何“爱美”。局长就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个淘气的孩子，虽然没有票，却在电影院门外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在影院门外站一两个小时，只为最后十分钟随着人流拥进去看一看那场电影的收尾——那时候每到电影快要散场时，守门员就会放开门。两个漂亮女同志相当于那部影片，局长的眼珠在会场转来转去，只是为最后挤进去一饱眼福。或者像两个寒夜里赶路的旅人，袖着手疾走一晚上，只是为赶到百里开外一个路边工棚里暖烘烘的火炉前烤烤火。烤完火干什么？继续赶路。　　陶小北和另一个漂亮女同志，就相当于工棚里暖烘烘的小火炉，谁不想伸出手去烤一烤呢？　　局长“赶路”时显出一种笨拙，而他又在竭力掩饰这种笨拙，故意将目光在几个不漂亮女同志脸上“放”的时间长一些，而在漂亮女同志脸上“放”的时间短一些。但细心一点即可看出，其光强光弱还是有区别的。局长的目光在其他同志脸上瞟来瞟去时，显出黯淡和无动于衷的样子。而一落在那两个漂亮女同志脸上，就像一辆性能极好的小汽车突然提速，刷地开着大灯从夜色中掠过。或者又如高尔基在其名篇《海燕》里描写的那种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像黑色的闪电一样掠过的海燕一般。一道极强的闪电有可能照亮大半个中国，我们局长的目光虽然不可能照亮大半个中国，但在那一瞬间至少照亮了我们局原本有点幽暗的会议室。　　我们局长的目光若不是闪电，而是一个手电筒。那么这个手电筒照到其他同志脸上时发射出的是弱光，可瞥到陶小北和另一个漂亮女同志时，相当于将手电筒的开关推到了极致——即使推到极致局长仍然下意识地继续用力，就像一匹正在狂奔的骏马，猛然被勒住缰绳停止奔腾时，烦躁不安地在地上刨着蹄子。局长当时恨不得一把将那个开关推到陶小北脸上去。结果手电筒射出的光束立即变作强光，射过来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只得抬起手臂挡着。这样的目光射到陶小北这样细皮嫩肉的女同志脸上，说不准她们可爱的小脸会被灼伤。我不禁有点担心地向两个被局长灼视的女同志脸上望了望：所幸没有被灼伤。什么原因呢？原来局长的目光已收回去了，正在低头用比香肠还肥胖的手指翻文件。翻一下，抬起手在唇上沾点唾沫，再翻。毕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局长不可能长久地盯着两个女同志，“目灼灼似贼”般地放电。“主”和“次”局长还是分得清的：那天的“主”是开会，传达市里文件；“次”才是看两个好看的女同志。当然也有分不清主次的局长。据说我们市里有一位局长，喜欢可爱的女同志。有一天早晨刚上班，他就将局里一个女同志叫到办公室。女同志在局长办公室站了一会儿，局长竟一句话没说，只是笑吟吟地打量她。女同志很奇怪，问说：“局长，你找我有事吗？”局长说：“没啥事，就是想看看你，每天早上看看你，我这一天干起革命工作的劲头就更大一些！”女同志是一个十分正派的女同志，听局长这样说，心里有点着恼，但又不好冲局长发作。因为这个局有一条规定，下级不能随便顶撞上级，顶撞一次扣掉当月奖金。女同志转身从局长门里出来时还在恨恨地想：那你为啥不天天早上去看看你母亲？不是说儿不嫌母丑嘛！女同志这样想着，竟将自个儿想乐了，回头冲局长办公室的门扉瞥一眼，掩口一笑，千娇百媚的样儿。女同志离开局长办公室后，局长好不懊丧，心想，当言不言谓之懦，刚才她像一根葱儿一般直撅撅立在那儿，怎么只顾冲她傻笑，竟没敢将她撩逗一撩逗，眼睁睁把个机遇给错失了。你瞧她像支钢笔一样站在那里，笑模笑样的，画中人儿一般，眼睛里都会说话，好不惹人爱怜。以后这支“钢笔”再进来，即使不敢拧开笔帽儿写一写，也总得将她在自己的上衣兜里别一别，挂一挂，不能让她像平儿那样，一边和贾琏打情骂俏一边便轻易走脱！这样想着，局长更觉惘然若失，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从后边看这个女同志是不是像从前边看一样好看？于是急忙拉开办公室门扉向外张望，恰好看到女同志回首掩口笑，回眸一笑百媚生，局长当时半边身子就酥了。　　我在农村中学教书时就听说过这个笑话。当时只知道是紫雪市政府的一位局长，莫非这位局长就是我们玻管局局长阎水拍？他叫来“看一看”的女同志莫非就是我们局里这两个美女中的其中一个？这两个女同志一个叫陶小北，另一个我当时尚不知道她的芳名，因为她与我隔得远一点儿。虽然她手里也捏着一个小本，但我却无法看清她小本上的名字，只能展开想像的翅膀：也许她叫什么小南吧？一个小北，一个小南，挺有趣的，给人的感觉北边和南边都有美丽妖娆的女子。我一向认为，女同志在美丽妖娆之外，还应该坚贞不屈，无论是面对威逼还是利诱，都能做到质本洁来还洁去。如果这样，阎水拍局长这个老头拿她们能有什么办法？阎水拍局长又没权利给她们上老虎凳，也不可能派两个科长用皮鞭将她们抽得死去活来。所以在这些机关单位里，一旦那些漂亮的女职员与她们的上司有什么苟且之事，也不能全怪上司，很大程度上怪她们自己。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书时，有一个漂亮的女教师，为了评一个“工会积极分子”，就和校长有了一些暧昧之事。看来女同志还是经不住诱惑的多一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不再强调什么“操守”，女同志也不再像过去那些烈女一样，将贞节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巴金小的时候，看插图本的《烈女传》，看到一位年轻女子用刀砍断自己的手，不解，问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告诉他，因为一个陌生的男子拉了这位女子的手，她觉得自己“失贞”了，所以当着那个人的面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如果阎水拍局长拉拉陶小北或局里某位年轻女同志的手，这位女同志二话不说就将自己的手砍下来，还不把阎水拍局长的胆儿给吓出来？看他再敢不敢拉她们的手，再借他一个胆儿他也不敢了吧！　　真巧了！后来我知道另一个漂亮女同志真叫“小南”——李小南。那天开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李小南是最认真的一个，她当时不停地在小本上记。她将一个小本放在并拢的膝盖上，笑吟吟地抬头凝神看一会儿局长，咬着唇俯首记一会儿；再抬头笑吟吟地看局长，再咬着唇俯首记一会儿。从她钢笔的飞快移动中看出，她可不是像陶小北一样写“十”字，而是在记阎局长的讲话和市里的文件精神，足见这是一个对待工作十分认真的同志。她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和两片红红的小嘴唇，微笑时，会露出一排白白的小牙齿。按照《金瓶梅》这本书上的描述，李瓶儿这娼妇就有这样白白的小牙齿。当然李瓶儿身子也很白，当年西门庆对她就是因“白”而起奸淫之心。李小南和李瓶儿虽然五百年前是一家，但并不是说李小南就是李瓶儿。李小南其实是一个很端庄的女同志，虽然生得漂亮，却看不出有什么狐媚之气。我们局里这两个漂亮女同志气质都是不错的，不知她们是否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老校长对南开师生有一条校训。颜色：宜和，宜静，宜庄。陶小北和李小南给我的第一印象，符合张伯苓老校长的这个要求：也和，也静，也庄。李小南当时凝神听局长讲话的神态可爱极了——像陶小北不好好听局长讲话在会上“捣乱”一样可爱。从这两个女同志身上我总结出，可爱的女同志各有其表达可爱的方式。比如有的孔雀喜欢开屏，你随便逗一逗它，它便扎煞开了翅膀；而有的孔雀却不喜欢开屏，你围着它再逗，它就是不搭理你。可开屏的不开屏的都是孔雀，傻瓜才认为开屏的是孔雀，不开屏的不是孔雀。“开屏”只是她们的表达方式。比如林黛玉，她的表达方式就是动不动使小性子。而薛宝钗，则宽容和厚待上上下下的人。至于潘金莲，那娘们儿稍不遂意就会躺在地上放刁撒泼。因此我认为，李小南和陶小北只是天性中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李小南开会时的表现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羊羔，乖乖地卧在那儿，任局长已显苍老的声音抚摸。李小南平时在工作中肯定特别听领导的话，属于“党叫干啥就干啥”那一类。若她是科员，她就特别听科长的话；若她是科长，她就特别听局长的话。而陶小北的可爱则在她的调皮，还有那么一点点任性。高兴了可能很听领导的话，不高兴了就可能不很听领导的话，有时甚至还会没轻没重顶撞一下领导——当然领导被这样可爱的女同志顶撞一下也不会计较的，甚至会很宽宏地呵呵一笑。有首歌名叫《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被陶小北这样的女同志顶撞，有点像被“青春”撞一下腰，即使有点痛，但快乐大于疼痛。撞这一下还有“活血”功能，尤其是像阎水拍这样的老局长，被撞之后周身的血液循环会加快，有时甚至会热血沸腾，反倒会掩盖和消解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疼痛。　　若李小南是一只小羊羔，陶小北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狗。高兴了你兴许可以抚摸她，不高兴了就会“汪”地咬你一口。　　总之第一次参加局里的全体人员会，局长和两个女同志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当时正是小学生写作文时喜欢描写的那种“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记得那是1991年的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前一年，我就是在这个美好的年度里调到市玻管局工作的。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某一个春天或某一个夏天的某一天（当然也可能是某一个秋天或冬天），一次大的转折可以扭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秋收起义、遵义会议或者重庆谈判之类。而对一个人来讲，某一次看似不很重要的转折也可以扭转这个人一生的人生走向。比如在那个明媚的春天我调到玻管局工作这件事，还有那次我一调到局里参加的全体人员会。陶小北美丽的面容像那年春天格外明媚的阳光一样，照亮了我的一生！有了陶小北，我才知道，任何一个卑鄙的人，都会有明媚甚至是崇高的一面。　　我后来深切地体会到，在一个无所事事的行政机关工作，犹如走进一条漫长而黑暗的隧道里，有时会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如果玻管局是这样一条隧道，陶小北就是穿透这条黑暗隧道的一缕强烈的阳光！有了这缕阳光，我才有了走下去、走完这条隧道的决心。　　陶小北当时坐在我们局大会议室靠西一排沙发偏南的一角。顺着她俊俏的脸庞从我们局六楼会议室的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眺望到紫雪城西郊的一片桃树林，点点红花格外招人眼目。清水河畔，还有一片片白色的枣花和梨花，在河畔绿色的垂柳间若隐若现，就像陶小北和李小南在那儿冲你扮鬼脸，令你心驰神往，浮想联翩。我突发奇想，我们玻管局的阎水拍局长，有点像一名花圃的花工，拿一把大剪刀，这儿剪剪，那儿剪剪；脊背上还背着一个小药箱，这儿喷喷，那儿喷喷。即使老了也不肯放下那把剪刀和那个小药箱。我们局里开会，其实就是听任局长修剪树枝和喷洒药水。局里的四十多个同志就像四十多棵小树，局长在这个头上“嚓”地剪一下，在那个头上“嚓”地剪一下。在有的人头上手脚很重，在有的人头上手脚很轻，有时不仅仅是轻，几乎到了“轻柔”的程度。　　那天开会局长还讲到环境污染尾气排放大气指数之类，甚至说到我们紫雪市的饮用水污染也很严重，“大肠杆菌”已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数百倍。尤其是致癌物质“亚硝酸盐氮”超过国家标准若干倍。市里有一个水厂就建在国民党时期废弃的旧煤矿上，水源流经煤矿坑道后被严重污染。局长甚至说，煤矿坑道里有很多粪便、矿工丢弃的旧衣服和死人的白骨！听得大家毛骨悚然。　　总之听我们玻管局阎水拍局长讲话，好像在听一位历史教员授课。刚还在唐代，不知啥时就到宋代了。元、明、清之后到民国，你以为辛亥革命讲完该是八年抗战了，而一到抗战时期，全国解放就有指望了。可阎局长偏不，辛亥革命只说了一半，又折回春秋战国时期，再讲到辛亥革命得多久？性子急的人恐怕会产生从六楼跳下去的想法。可奇怪的是我们局的四十多个同志并没有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大家大都在认真听，至少有四十个以上的同志每人拿一个小本在认真记。只有五六个同志不拿小本，有时还互相悄声说几句话。但他们说话的声音一般都比较低，凑在一起耳语。有个别同志若没有控制好声音的分贝，阎局长便会咳嗽一声，突然停下不传达了。阎局长并不看这几个说话的同志，这几个同志却不敢说话了。就像一窝原本唧唧喳喳的雀，被雀妈妈一责备，便不敢吱声了。又像一个庞大的乐队，第一小提琴手突然停止了演奏，其他乐声亦戛然而止，会场一时鸦雀无声。阎局长此时摸出一支香烟点着深吸一口，才又低头传达。那几个说话的同志再不敢说话，怀抱着双手仰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开始假寐。　　那天参加局里的会议，我发现我们局里的会议秩序还是不错的。我刚调到局里的时候，紫雪市还没有手机，所以会场上听不到手机响。大家心平气和，即使有人听得颇烦，也只是闭着眼睛睡睡觉，过过“白日做梦”的瘾。大多数人始终坚持在小本上记，有的人小本记得密密麻麻。我当时因为没有带小本，不能将局长讲话记下来，有点不安。摸遍口袋也没有带纸——虽带一点卫生纸，可大家知道这种纸干别的还可以，记笔记却不行。最后我略作思索，干脆摸出一包香烟。这包香烟我只抽了一支。我将另外十九支烟取出，正欲抽出里边的锡纸记局长的讲话，突然有一只纤细白皙的手向我伸过来。我因注意力十分集中，被这只突如其来伸过来的纤手吓了一跳。定睛看时，才发现这只手里捏着一个小本，是陶小北将她的小本给我递过来了，当然她已将写下“十”字的那一页撕掉。我当时十分不好意思，加之我一只手里还握着十九支香烟，显得笨拙而慌乱。陶小北笑吟吟地望着我，悄声说：“我不记了，你记吧。”我于是一边悄声说谢谢，一边惶急地将十九支香烟重新塞进烟盒。由于用力过猛，至少折断了三支。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冲陶小北笑了笑，从她手中接过小本，低着头翻开记起来。　　我到局里工作之后，发现开会是最能锻炼人的忍耐力和意志力的。局长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有时一上午还讲不完我市的城建工作。问题是我们这个局并不是城建局，而是玻管局啊！那天传达文件到中午十二点，阎局长抬腕看看手表，对大家说：“上午就到这儿吧，下午三点接着开！”刚说完这句话，他又扭头征询局里办公室主任的意见，他对办公室主任说：“三点是不是有点迟？干脆两点半开吧！下午的内容还多。”他这样说着，并没等办公室主任回答，又将头转向大家说：“那就下午两点半，请大家准时与会！”　　局里的同志们像是从牢房里释放出来的一堆囚犯，纷乱地站起来。此时阎局长却又站着对大家说：“同志们再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忘记了。这（他指着我）是咱局里新调来的鱼在河同志，分配到办公室工作。”于是大家都笑着看我，我也笑着看大家。我的笑容有点僵硬——四十八束目光像导弹一样一齐射向你，你脸上会不会有僵硬感？而且我的脸还有点发烧——因为有六个女同志也笑吟吟地看我，其中就有陶小北和李小南。我打小在女同志面前就有点儿羞涩，在漂亮女同志面前尤甚。见了妇女略有几分颜色，手脚便不自在，有时没来由的脸会彤红。看电视时见那些领导同志在文艺晚会结束后健步走上台去接见那些花枝招展的女演员，我心里就发虚。心想，即使给我这样的机遇，我也不敢上去握那些女演员棉花一般的手，所以常认为自己是狗肉上不了抬杆秤。不过那天站在那儿，我还是硬撑着装出很有底气的样儿，仿佛刚从美女堆里钻出来一般，像贾宝玉一般不知见过多大的场面，对陶李二美女毫不以为然。不过只一瞥我就发现这两个女同志像姐儿俩。两人身材差不多一样高挑儿，至少有一米六八，陶小北又要比李小南略高一点，那就是一米七了，或者一米七二。而腰却细。这种女性一般被人们称作窈窕淑女。问题是我们局里并不都是君子。我这样想。其实窈窕淑女最终往往会落入小人之手，就像鲜美的肉总是落入虎口一样。当时陶小北和李小南恰好站在阎局长身旁。我才发现阎局长特别矮。如果用一张纸蒙住阎局长的脸，他就像她们手里牵着的一个孩子。我后来曾经思忖：若当时陶小北和李小南不看我，我的脸会不会发烧？我想也许不会发烧。僵硬是一定的，但可能不会发烧。漂亮女同志与不漂亮女同志给人的感应就是不一样。漂亮女同志的目光射过来，像通红的炉膛里蹿出的火苗一样燎烤你。你若是一口锅，锅里没水时锅底会被炙烤得刺刺作响，有水时一会儿就沸腾起来，直往上冒热气。不漂亮女同志的目光则与男同志的目光没有什么两样，就像一个瓦数很低的电灯泡，即使拉亮仍有一种昏暗感，对人体形不成多少刺激。　　那天局里开会之前，我只认识令人尊敬的阎水拍局长。这个老同志虽然讲话时间长一些，年龄大一些，头发少一些，脸上的皱纹多一些，可对人还是挺和气的。对我这样一个新同志也不摆架子，令我心里生出一些感动。　　开毕会的第二天，阎水拍局长叫我到他办公室，向我交代工作。同时还叫来了办公室主任赵有才。阎局长对赵有才说：“以后小鱼就在你手下工作。”又对我说：“以后有啥事随时向有才主任请示。”又对赵有才说：“小鱼这个同志笔头子不错，以后局里的会议讲话就由小鱼来起草。”又对我说：“你们主任的口才在咱局里是一流的。在市直机关举行的小平理论辩论会上得过第一，为局里争得过荣誉。”又对赵有才讲：“这两天你们办公室开个会，让小鱼和大家互相认识一下，便于以后配合工作。”　　我发现阎局长说话喜欢对这个说一句，再对那个说一句。就像说快板书，将这只手上的竹板拍一下，赶快再将那只手上的竹板拍一下；又像敲架子鼓，在这面鼓上敲一下，赶快再在那面鼓上敲一下，忙乎得不行。这样一递一句说话，从工作方法上讲，显出阎局长的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那就这样吧，啊？”那天阎局长只有这句话是同时对我和赵有才说的，意思是他的工作交代完了，我们可以走了。我正欲转身出门，阎局长却又说：“有才你先走，我跟小鱼还有几句话。”我以为阎局长还有啥事情给我交代，没想到赵主任出门后，他只是拍拍我的肩说：“小鱼啊，你这个名字叫得好，不过还有一点儿不足，‘河’是黄河还是清水河？若叫做鱼在江、鱼在海、鱼在洋，那气势就更大一些。当然若叫做鱼在岸、鱼在沟，意境就更差一些。你若有弟兄几人，从岸叫到洋，那多壮观啊！”阎局长仰头呵呵笑了两声又对我说：“不过话说回来，还是叫鱼在河更稳妥一些，也更中庸一些，凡事既不能太谦卑，也不能太张扬。太谦卑容易被人忽略，就像脚底下的小虫子，谁在乎你？踩死就踩死了！太张扬又容易忘乎所以，容易露出马脚，容易被人逮着，授人以柄。在行政机关工作，你这个名字恰到好处，里边蕴含着一种做人的玄机啊！”阎局长略微停了一下，又说：“我见到你这个名字就有一种亲切感：你叫鱼在河，我叫阎水拍，你在河里游，我在水里拍。这不，你这条鱼一下子就游到我这湾水里来了！”　　阎局长和我说话时挺着肚子背抄着双手，显出一副凡事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我一直含着笑谦恭地缩着肩站在他面前。阎局长个矮，我个高。我这样弓着腰缩着肩，倒显得阎局长个高我个矮。其实高和矮原本是相对的。你个高，能有泰山高？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常常不知天高地厚，在行政机关工作深一脚浅一脚的，说不准哪一天一跤跌倒就马趴下了，就是因为没把高低问题搞清楚，自以为自己个儿很高。你个儿高，能有泰山高？能有天高？所以那天我一直使劲缩着身站在阎局长面前，阎局长说完后我赶忙说：“阎局长您这么平易近人，还这么幽默，能在您手下工作真是一种幸运。”我当时险些将“幸运”说成“幸福”，又觉得“幸福”有点太夸张，话到嘴边才改作幸运。“不错，不错，今天就这样吧！”阎局长向我笑一笑，摆摆手，意思是我可以走了。出门后我还在纳闷儿：阎局长让赵有才主任离开，将我留下，就是为了谈谈我和他的名字？说说“鱼”和“水”的关系？这种关系我小时候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首歌里早就论述清楚了：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秧——我深知，从到玻管局工作的这一天起，我就再也离不开尊敬的阎水拍局长。　　不过我当时出门后还是觉得有点儿好笑：阎局长说我的名字与他的名字有相近之处，若将他的名字改作“阎拍水”，那才有趣呢！想到“阎拍水”这样一个名字带来的某种意境，我有点忍俊不禁，在走廊里兀自扑哧笑了。恰巧李小南从洗手间出来，她刚洗毕手，正低头往地下甩手上的水珠儿，有点儿奇怪地回头望了我一眼，仿佛在说：这个傻家伙怎么一个人偷着乐？　　赵有才主任是在局长找我们谈话的第二天召开办公室全体人员会介绍我和大家见面的。我们玻管局办公室共有十二名同志。主任赵有才，四十多岁。你若想知道哪个是我们赵有才主任，到玻管局这座陈旧的办公楼的三楼来看一看就知道了。我们玻管局这座办公楼修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几十年风吹雨打，伏卧在那儿像反映卫国战争影片里那种笨拙的苏联坦克，又像一个饱经沧桑、宠辱不惊的老人。就在这样一幢老态龙钟的办公楼里，每天从早到晚活跃着我们四十九个同志宝贵的生命。而在这四十九个同志中，就有可亲可敬的赵有才主任。那个身子瘦瘦的、总是像一条白灼虾一样哈着腰，手里总是拎一份文件（有时也会同时拎两份文件），在楼道里跑来跑去的人就是我们赵有才主任。我们玻管局的办公楼一、二层对外出租。一层是一些商业门市，二层是一个律师事务所和省里一家小报的记者站，三层以上是我们的办公室。每层有两个套间，六位局级领导分别在三、四、五楼的套间里办公。按市里发文时的排名次序，一二把手在三楼，三四把手在四楼，五六把手在五楼。难怪赵有才主任的腿细细的，一天到晚楼上楼下跑，腿不跑细才怪呢！　《背叛》吴言 　　　　　　　　　　　　　　　　　 第二章　　副主任陶小北，二十六七岁模样。古书里一写到这样的俏佳人，就说“年方三九”。大家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像林黛玉或者晴雯一样的可人儿。如果你没有见过林黛玉和晴雯，那也没关系，章子怡或者周迅你总该知道长什么模样吧？陶小北就有点像章周。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人见犹怜，而况令阃”。先生这里借用了一个典故：晋代桓温纳李势女为妾，桓妻性凶妒，知此事后，拔刀率婢女数十人前往杀李，但在见面后，却为李的容貌言辞所动，乃掷刀说：“阿姊见汝，不能不怜，何况老奴！”陶小北的举止容貌言辞做派与李势女无异，即使有人纳她为妾，悍妻持刀而来也会像桓温妻那样掷刀于地，并拍着她的肩膀说，我原准备一刀结果了你，可见面之后，发现你竟是如此惹人爱怜，竟连我也喜欢上了你，何况我家那个好色的老东西！　　“人见犹怜”的陶小北有一双明澈的眼睛，比我们紫雪市那条清水河明澈多了。对啦，陶小北的眼睛有点像我们紫雪市沙海深处那座红海湖水库。这里就得说一说红海湖水库。我大学刚毕业时，与几个男女同学骑自行车到那座人迹罕至的水库玩过。那水库里的水多清澈啊！一到水库边我们就被这种幽蓝幽蓝的清澈所震慑。水库四周是茂密的乔木和一眼望不到头的灌木丛。不时有野兔从灌木丛中箭一般掠过。据说市里为了开发我市的旅游资源，已将红海湖开发列入“议事日程”。但一些有识之士不赞成开发红海湖。一位颇通文墨的老先生甚至在《紫雪日报》撰文，认为开发就是破坏！老先生言辞激烈地说：“我们宁肯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去红海湖的水边静静坐一会儿，在万籁俱寂与烟波浩渺的湖边与湖水说说话，与灌木丛中奔来跑去的野兔说说话，与在湖水上空低徊盘旋的大雁和白天鹅说说话，我们的心灵因此会变得纯净美好起来，因为我们的心已经置放在了大自然母亲宽厚温暖的怀抱中。而所谓的开发，不过是修一条柏油路到湖边，湖里放几条破烂不堪的游船，湖边建一座像庙堂一样不伦不类的收费站。开发带给红海湖的，就是沙滩上随处可见的摔碎的啤酒瓶，以及卫生纸和避孕套。这样的开发将会让天鹅挥泪而去，大雁泣血而飞，野兔伤心地消失，紫雪市的市民再也找不到一个放牧心灵的处所。”老先生最后请求市上的决策者在开发红海湖问题上一定要慎而又慎，以免留下千古遗恨。老先生甚至警告说，若草率决策开发红海湖，就是践踏紫雪市全体市民的心灵！　　老先生言辞有点偏激，但表达的却是紫雪市民的心声。我当时看到陶小北那双波光粼粼的眼睛时，突然想到了幽深的红海湖。我觉得纯净的女子就像未被开发的红海湖，自有一种引人入胜令人怦然心动的味道。这样的女子会令你情不自禁向她走去，但走到“湖边”却会驻足止步，再不敢随意迈步，更不敢随地吐痰，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观赏。陶小北就是这样的女子，她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而女人一旦“放开”，就像红海湖被肆意开发一样，原有的美感会顿然消失。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书时，有一个绰号叫“公铺”的女人就是这样。“公铺”当年本是很漂亮的，很多人说她像某个影视明星，但因为阅人太多，三十多岁就变得衰败不堪。这种“衰败”一眼就能看出来。就像寂静的红海湖突然闯进一群强盗般的开发者，这儿修一条路，那儿建两处房屋，甚至会在湖边搭几顶帐篷，怎么看都觉得不舒服。　　陶小北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玻管局工作，我调来的时候，她是我们玻管局最年轻的副科长。　　我们玻管局办公室第三个同志就是李小南了。李小南与陶小北年龄不相上下，好像是同年生。至于哪个比哪个大出几个月或是几天，我始终没有搞清楚。其实我们在一起工作不久之后的某一天，在办公室里闲聊时她们就告诉过我，但我一直没有记住。倒不是我的记忆力很差，属于那种未老先衰的年轻人，而是我晓得，在这种行政机关工作，该记住的东西必须记住，不该记住的东西则完全没有必要记在心上。记住她俩谁大谁小干啥？我又不准备去追求她俩，更不会在心里嘀咕该娶年龄大一点儿的为妻呢，还是年龄小一点儿的做太太。那样柳如眉能饶了我？我不仅不能记住她们的生日，整天面对这两个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姣好的面容，还要做到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总之心中不能泛起半点波澜，更不能水波荡漾。我知道一“荡漾”总要坏事。男人的情感一旦决堤，首先淹没的往往是自己。由此足以说明当年我地下工作者面对美色的考验毫不动心，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情。后来我们紫雪市开始流行手机短信时，我曾收到一个短信，说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一个地下工作者因叛徒出卖被抓了去，敌人严刑拷打他没招，后来敌人使用了美人计，他招了。当他准备再招的时候，全国解放了。一个原本可以成为英雄的人物瞬间变作狗熊，或者像我们上小学和中学时写批判文章辱骂孔丘等人使用的语言一样：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而使一个英雄顷刻变为可耻的叛徒的，就是陶小北、李小南这一类美人。因此我要对她们百倍地予以警惕。就像另一个手机短信所描述：一男一女外出游玩，晚上不得已同居一室。女的画条线警告男的说：越线者是禽兽。次日女的发现男的果未越线，甩他一耳光说：想不到你连禽兽都不如！我刚调到玻管局工作时，在心里早已暗暗下了决心：我宁肯被陶小北或李小南甩一个巴掌，也不做那个禽兽！　　李小南是我们局里的出纳员，正在积极争取入党。她是那种很温柔的女性，也很妩媚。她脸上有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儿，笑起来像个洋娃娃，让人爱不释手。我们已经知道李小南皮肤很白，脸上闪耀着那种青春的光泽。若将李小南搂在怀里，定像搂着一根洁白的冰棍儿。也许搂一会儿这冰棍儿就化在搂她的人怀中了。如果用公文式的语言描述李小南，这是一个团结同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好同志。再换作文学语言，我们就会发现李小南很丰满，尤其是其胸部十分饱满，且上翘。陶小北胸部也饱满，也上翘。但她俩给人的感觉却有不同：陶小北的胸部像一个军事禁区，各类车辆路过那儿就得绕行；李小南的胸部则像一个国营农场，仿佛拖拉机都能“突突突”开进去。不知什么原因，我一到玻管局就对李小南产生某种偏见，这种偏见也许毫无道理。好在我只是心里这样想，别人又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所以也不影响我们玻管局的安定团结。　　我这样津津乐道地介绍我的两位女同事的某个敏感部位，会让别人认为我鱼在河思想趣味低下。一个思想健康的同志是不会总在两位女同事的胸部盘旋的——我又不是一只鸟，也不是一架准备给被围困的士兵空投食品的飞机。哪咱就不说这两个女同志了，说冯富强。　　冯富强是我们办公室的第四个同志，这个同志比我大一岁。如果冯富强、鱼在河、陶小北、李小南是胞兄胞妹，那么冯富强就是我们共同的兄长。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我是巴金，冯富强就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或三哥李尧林。冯富强对人很热情，无论对生人熟人，脸上从来没有一丝半点冷漠的表情。啥时见了这个同志，总见他眉开眼笑。即使在有一股异味的卫生间碰到他，或者在寒冷的冬天碰到他，他的笑容也会让你心里暖乎乎的，瞬间忘却了不好闻的味道和砭骨的寒冷。冯富强的一张笑脸和康凤莲总是绷着的脸恰好形成鲜明对比。想在康凤莲脸上看见一丝笑纹，比下着连阴雨的天气里看见一缕阳光都难。以至于我们局里暗暗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康凤莲一笑——千金难买。仿佛康凤莲是两千七百多年前周幽王时期的美人褒姒似的。　　总之康凤莲的脸总像绷紧的鼓，而冯富强脸上则总像正月十五闹秧歌时舞动着一块红绸。冯富强很会跟人套近乎。那天我们办公室开会，介绍我和大家认识时，因人生面不熟，大家互相都很客气。别人都称呼我“鱼在河”，赵有才主任更是口口声声“鱼在河同志”，惟独冯富强口口声声唤我“在河”，显得有多亲热，仿佛我们早就认识似的。　　冯富强是局里的打字员，一个男同志为什么干打字员？这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工人”，不像我们一样是“干部”。造成我们之间这种身份差别的原因是：赵有才、陶小北、李小南和我都是大学或中专毕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或中专毕业生国家都是要正式分配的。不管分配到哪个单位，身份都已成为“干部”。我们这一代人一生都在为改变“身份”而奋斗。我原本是农民，后来因为考上大学变为干部。作为农民的我，身份比冯富强卑微，因为他是城市户口。而我一旦变为干部，身份又比冯富强高了一些，因为他是工人。　　冯富强虽然是城里人，但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或中专，在社会上折腾了几年。那时已有“下海”和“大款”这样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字眼，就像我小时候总是听到“上山下乡”、“贫下中农”、“两报一刊社论”这样一些字眼一样。字眼即时代，时代通过字眼而变迁。冯富强原本想通过下海变作一名大款，就像当年的地主分子想通过改造变为一名贫下中农一样，其难度都是比较大的。冯富强在海里扑腾了几年，并没有变成大款，还呛了几口水，最后只好灰溜溜地爬上岸。那么爬到哪里去呢？他最终来到我们玻管局打字，因为他的父亲很多年前曾和阎水拍局长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好像是在市政府统计局。当时统计局要提拔一名副局长，阎水拍和另外一个科长竞争很激烈。上级部门下来考察，考察的主要方式就是搞民意测验，即让局里的干部们投票。冯富强父亲在关键时刻毅然将自己那一票投给了阎水拍，阎水拍因一票胜出做了副局长。　　冯富强虽然在人生道路上遭受过一些挫折，却并没有变得“苦大仇深”，仍是一副笑模笑样的表情，这一点就值得我学习。从进玻管局那天起，我就要求自己学习每个同志的长处，这样才能不断取得进步。　　赵有才，陶小北，李小南，冯富强，康凤莲。我已经介绍了我们玻管局办公室这么多同志。下面该介绍一下我自己了：鱼在河，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紫雪市紫东县某乡某村。八十年代初北方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教书，十年后调到市玻管局工作。　　下面六个同志分别是小牛、小马和小虎，老乔、小胡和小高。前三位是局里的小车司机。小牛开一辆面包车，接送全局同志上下班。小马开一辆“二一三”，供五位副局级领导轮番使用。小虎开一辆桑塔纳两千，是局长的专车。　　小虎当然不姓“虎”，但大家都叫他小虎，所以一到局里时，我也跟着叫他小虎。至于他到底姓什么，局里好像没多少人关心这个问题。没人关心的问题我就应该去关心。我很快搞清他姓穆，大名叫穆鹏程。　　后三位是门房老乔，通信员小胡，炊事员小高。小高是局里惟一的临时工，老乔是一位已退休的老职工。　　这就是我们办公室的十二位同志，刚好一个班的建制。　　那天赵有才主任将其他同志一一向我作了介绍后，又将我介绍给大家。说我是北方大学的高材生，恢复高考制度后考上的第一批大学生，水平硬得很！并说我在中学教书时一直带的是高中毕业班语文课，不少学生经我培养送进了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赵有才主任如此介绍我时，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工作十年的那所农村中学教学质量极差，不说北大南开，十年间没有一个学生考上正儿八经的本科，比如我的母校北方大学。每年只有一两个学生考入我们紫雪师专。当时我有点奇怪：赵有才主任为啥不说北大清华，而说北大南开？随即我才知道赵有才主任的女儿考取了南开大学。“周恩来当年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他对别人说起女儿时显得很骄傲，因为周恩来和他的女儿是“同学”——虽然年代隔得久远了一些。　　那天开会时告诉我赵有才主任的女儿在南开读书的是李小南。她对我说：“鱼在河你知道不？咱赵主任的女儿也在南开上学呢！”此时冯富强插了一句：“南开大学是不是在南京？”陶小北脸上一下乐开了花，对冯富强说：“不是南京，是另外一个‘京’，冯富强你猜是哪个‘京’？”　　“北京没听说有个南开大学啊！若在北京应叫‘北开大学’，为啥叫‘南开大学’呢？”冯富强看来真不知道南开大学在天津。　　陶小北向来很少评价局里的同志，但她却老早就对我说过，冯富强是“不学有术”。“不学”是指他不甚好读书，肚子里的知识是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可别的东西却不少！陶小北说，别看他一天到晚乐呵呵的，肚子里的水儿多着呢！当然他肚子里的水儿不是“墨水”，那么是什么水呢？那天我和陶小北讨论冯富强肚子里是什么水时，大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人。陶小北用娟秀的字迹在一张稿纸上的两个空格上方打了个引号，然后在后一个空格里先写下一个水字，让我在前一个空格里填一个字。说心里话我当时心中对陶小北充溢着一种爱意。最令我难忘的是她的一双玉腕。当时她伸手往空格里写那个“水”字时，将一只玉腕向我伸过来，差不多伸到我眼前。这样我看到的她的手腕长度就是平时看到的两倍或者两倍以上，因为她向前探手时，衣袖自然缩了上去。她的手腕既饱满又柔软，皮肤特别细腻，散发出一种体香（不是任何化妆品的香味），我不禁想起古诗里描述的：“有暗香盈袖。”我当时差点就产生将这只香腕拿到鼻子下嗅一嗅的冲动。当然我并没有嗅她的手腕，我毕竟是一个有着顽强的意志力的同志。我只是装模作样按她的要求往那个空格里填字。我先填一个“香”字，组合起来就是“香水”。冯富强肚子里显然不产香水，若产，他就不会到我们局里来打字了，早成大款了。填完这个“香”字我看陶小北，陶小北笑着摇头。我干脆不填了，和陶小北回忆起了上大学时的趣事。陶小北也毕业于北方大学，只是比我低四级，我毕业时她刚进校，我俩才应该算是同学，要比周恩来与赵有才主任的女儿相隔近得多。刚上大学时我们也填字玩。在“我”和“你”中间空一个字，让对方填。一般是男同学和女同学玩。在里边填一个“看”字，就是“我看你”。填“恨”字，就成“我恨你”。还有填“揍”、“打”、“骂”、“捆”的，有一个男同学干脆填个“咬”字，可绕来绕去就是不填那个“爱”字。大一和大二玩这种文字游戏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到大三大四很多同学都不玩了，真“咬”去了。一旦真的咬过，再玩就了无趣味。而我们班同学玩这种游戏在某一天戛然而止，却不完全是因为都去“咬”的缘故。那应该是一个完全的意外。一个平时性格有点倔的男同学，被一个长相很一般的女同学缠着玩这种游戏。男同学应付了两下不玩了，女同学却兴犹未尽，一边撒娇一边缠着男同学再玩。当时正上晚自习，男同学心里默默喜欢着的一个女同学正和另一个男同学热烈地讨论着一个什么问题。这个男同学一边心不在焉和这个女同学玩，一边偷眼觑那个心仪的女同学。突然那个女同学和那个男同学不讨论问题了，两人收拾书本站起来，很亲热地一块儿走出了教室。这个男同学的目光正酸溜溜地追随那个女同学而去时，和他玩填字游戏的女同学猛拽他的胳膊，要他继续填字。男同学气恼加厌烦，一股无名火从心中升起，抓起钢笔便在空格里填了个“操”字。女同学一看，掩面哭泣着跑出了教室，当即就向学校反映男同学耍流氓。这个男同学因此受了处分。此事发生后，班上再没有人玩这个游戏了。　　那天我和陶小北填字玩时，填完“香”字后又填了个“汗”字。陶小北扑哧笑了。她知道我不会写出那个“坏”字，也就作罢。两人之间又多了一份默契。　　这是以后的事了。那天办公室开会介绍我和大家认识时，我和陶小北当然还谈不上有什么默契，只是对她有一种好感，觉得这个同志值得信赖，从她开全局大会给我递小本时就有了这种信赖。战争年代一些革命同志互相信赖也是从一些小事和细节开始的，互相重重地握一握手，并不需要说什么话，能成生死相依的战友了，关键时为保护对方甚至愿意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那天开会同志们一边互相介绍，一边开玩笑，显得十分热闹。一下午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最后由我作一个表态发言。我发言时故意显得很腼腆，甚至有点语无伦次，还略微有点结巴。其实我一点也不结巴，我的口才特别好，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过的学生完全可以证明。但我深知，行政机关表面的嘻嘻哈哈后面，往往蕴藏着刀光剑影。明处舞枪者，暗中使棒者，说不准哪一天就会着一闷棍，不防着一点哪成。室里的十二个同志中，我的学历最高，只有小北是我“同学”。李小南毕业于紫雪师专。赵有才主任毕业于紫雪农林学校，是一个中专生。冯富强高中毕业。小虎和小胡初中毕业。小牛和小马初中未毕业。小高是小学毕业。老乔小学未毕业。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即使没有人“湍”我，我也要防着有人“湍”我。我到玻管局工作之初确定的方针是，像陶小北、李小南这样的女同志，不能跟她们黏糊，但也没必要处处提防。主要应该提防那些男同志。而我们局里却有四十三个男同志。我们办公室的十二个同志中，有九个男同志。若我第一次在室里同志面前亮相便“一二三四”侃侃而谈，必犯行高于众、众必非之的大忌！这方面我是有深刻教训的，我早已不再是刚从大学毕业的那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了！我深知，我的某个缺点或过失，室里的八九个男同志知道了，等于让全局的四十多个男同志都知道了。正像那个笑话里讲的：一男子对外出务工的儿子行前叮嘱，挣不下钱不要紧，千万不可把“那种病”带回来。若染上那种病，就害了你媳妇；害了你媳妇，也就害了你爸；害了你爸，也就害了你妈；害了你妈就把全村人都害了！　　因此那天我发言时故意前言不搭后语，甚至将“一二三四”说成“一三二四”或“一四二三”，显出思维混乱条理不清。我在室里负责政务工作，是一个重要岗位。局长和副局长大都是从这个岗位提拔上去的，局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据说这次调我到局里来专门负责起草会议材料，是阎水拍局长一手定的，其他几位局领导并不同意，认为局里别的科室还有几个文字水平不错的同志，选一个调整过来就行了，何必专为此调一个人进来呢？但阎局长坚持要调我进来。因为局里那几个同志写的材料，阎局长看不上：“就事论事，没有高度。”阎局长这样评价他们写的材料。阎局长年轻时也是“搞材料”出身，据说当年是市政府系统有名的“笔杆子”。阎局长对别人说：“搞材料关键是一个‘高’字，一入手就要站得高，高屋建瓴、高以致远嘛！”阎局长说起“搞材料”，话语间就有一种稔熟感，仿佛“材料”曾是他的一任妻子，就像王映霞之于郁达夫，陆小曼之于徐志摩一样，曾陪他们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在研究调我进来的局务会上，阎局长对几位副职说：“新来的市委书记为啥对我局工作留下不好印象？就是因为那份材料没有站到一定高度！”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瞥了余宏进副局长一眼，仿佛余宏进副局长就是那份没有“高度”的“材料”。点燃一支烟接着再说时，阎局长的语气就有点气咻咻的，他说：“那份汇报材料像什么？像一本流水账！市委书记又不是账房先生！市委书记就是市委书记，站得比我们更高！我们若在六楼，书记就在十楼、或者十二楼；我们若到十楼、十二楼，书记就到十六楼、十八楼去了！”　　阎水拍局长想起一份材料毁了他前程的事就窝火，好端端吃了一个窝心脚！当时市政协空出一个副主席位子，市里准备在阎水拍局长和另外一位老资格局长中间选一个报上去。阎水拍局长当时五十三岁，再上一个硬台阶（指担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已无指望，只能上一个软台阶（指任人大、政协的副职）。而且软台阶也只有这一次机会。新来的市委书记是一个不按部就班的书记，上任第二天就一个人悄悄去察访环境卫生，随即就以城市“脏、乱、差”为由免了城建局长的职。那段时间市里的局长们个个捏着一把汗。这天书记突然要玻管局两个小时后当面向他汇报工作。偏偏阎局长头一天到某县下乡去了。接到市委办公室通知是中午吃饭时间，赵有才主任哪敢怠慢，嘴里噙着一口饭就给阎水拍局长打电话。那天中午县里领导为阎局长接风，大家刚坐到席位上，阎水拍局长接到了赵有才主任电话，饭没来得及吃，向县领导说声对不起便匆匆往市里赶。可从这个县到市里最快也得三个小时，小虎都将桑塔纳车开到一百四十码了，阎局长还嫌慢。结果还是慢了：阎局长赶到市委，汇报刚结束，局里的二把手余宏进副局长手里捏着一份汇报材料正从市委楼里出来。阎局长将那份汇报材料看完便暗暗叫苦。果然第二天市委大院便传出新来的市委书记对玻管局工作不满意的说法。市政府别的局一些干部甚至说，市委书记指着鼻子将阎水拍那个老家伙训斥了一顿，老家伙从市委楼里出来时，脑门子上全是汗。阎水拍局长那天脑门儿上是有汗珠，但那是赶路急热出来的，却不是被书记“训”出来的。　　这件事过后不久，那个市政协副主席的名额就报省里去了。报得当然不是阎水拍局长。据说常委会上大多数人开始倾向报阎水拍局长，但新来的市委书记皱皱眉头，讲了他的意见，大多数人便又都附和市委书记的意见。开常委会仿佛像夫妻俩去商店选购某件电器——书记是极有权威、说一不二的丈夫，常委们只是一群妻子——妻子说这个牌子的电器质量好，丈夫皱皱眉头，说还是那个牌子质量好。温顺的妻子便小鸟依人般地同意买丈夫所说那个牌子的电器。　　阎水拍局长此生即与“地厅级干部”这个台阶诀别，只能再干几年到五十七岁时，在“县处级”这个台阶上退居二线。这件事成为阎局长心头的一个隐痛，因此对平时就不怎么看重的余宏进副局长更多了一番成见。第一次给领导汇报工作，有点像一个装扮一新的娇羞的新娘蒙着盖头去让新郎揭。领导就是新郎，汇报材料就是新娘的脸，看上看不上全在揭起盖头那一瞬间。你这个余宏进是怎么搞的？我阎水拍做了政协副主席，兴许你余宏进还有两天局长当。现在？想当局长？做梦去吧你！　　阎局长心里这样一发狠，余宏进副局长此生头上那个“副”字就很难去掉了。就像一个男人，从结婚那天起就盘算和妻子离婚，可直到咽气那天还没有离成。　　因此局务会上研究调我到局里工作，有几个副职持不同意见时，阎局长很不高兴，他当时不耐烦地打断一个副职的话说：“就这样定了！”随即他又转向赵有才主任说：“有才你明天就发调令，将鱼在河同志调过来！”　　我就像一件挂在商店里的衣服，阎水拍局长一句话，这件衣服便被挪到市玻管局这个“衣架”上来了。　　后来我对玻管局几位领导熟悉之后，发现他们和阎水拍局长之间的关系有趣得很，尤其是召开局务会的时候。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阎水拍局长总是让大家先讲意见。几个副职便唧唧喳喳讲半天。就像一窝小雀，在雀妈妈觅食归来前饿得喊作一团；或者像一个在乡间走街串巷说书唱戏的草台班子，吹拉弹唱各显其能。其中有一个最来劲儿：腿上绑着沙袋，一边在脚下使劲蹬，一边微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敲打着琴盘。可最后决定任何问题，都得阎局长出来重重地敲那一下。阎局长一槌下去，问题决定了，曲终人散，台上台下顿时鸦雀无声。　　从到局里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有如履薄冰之感。我调入局里工作之前，阎局长对我的“笔头子”赞许不已已风闻全局。若我“嘴头子”再好一些，必遭人记恨！因此我必须一开始就表现出我的不足：口才不好，甚至略微有点口吃（当然不注意听又听不出来，只是偶尔有点），书生气十足，有时显出呆板木讷，别人讲个笑话半天反应不过来，理事能力也差一些。果然那天我第一次亮相便达到了预期目的。开完我和大家的见面会后，我有点内急，急忙跑出去蹲到了卫生间。一会儿，小牛、小马和小胡进来撒尿，他们一边撒尿一边议论我。一个说：“这个鱼在河是个书呆子！”一个说：“讲两句话连个条理也没有，和赵主任的口才差得远，正说吃米突然就说吃面去了！”另一个说：“还是个结巴，虽然不很明显，可细心听还是能听出来。”一个又说：“见了女人还脸红，一下午看都不敢看陶小北和李小南那两个小妖精。”一个又调笑另一个说：“也许人家鱼在河真是那种目不斜视、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不像你，两个眼珠子像钉子，恨不得钉那俩美人脸上去！会开好没开好不知道，眼福是饱了！”另一个回答说：“这你不懂，饱眼福是一回事，关键是看得多了，她们就有感应，就会发热，兴许哪一天会主动用眼神撩拨你呢！”一个又说：“还撩拨呢！做梦娶媳妇——想得美！等你哪一天当了局长看人家会不会撩拨你！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吗？一男对一女说：我能追求到你吗？女笑着指指桌上的电话按键。男大喜，说：只要我不停地‘重拨’？女摇摇头说：不是重拨，是免提！”　　最后不知谁又说了一句脏话，几个人笑作一团。当时他们站成一排冲尿池撒尿，我从卫生间小门的缝隙间恰好看见几人裤脚渐次抖动着，嘻嘻哈哈说笑着离开。直到出了门，还听见一个对另一个说：“不过男人追女人，‘重拨’还真起作用！我追我老婆时就靠的这一手，要不早没戏了！”　　另一个说：“那你从今天开始，试着重拨陶小北，看能不能拨通？只怕拨到胡子白了，听到的还是忙音！”　《背叛》吴言 　　　　　　　　　　　　　　　　　 第三章　　那天在卫生间最后听到的那句话，让我怦然心动，想了许久。真是一句有意味的话！那天下午直至回到家，柳如眉将饭碗塞我手中，我还在寻思这句话。我不由得在心里想：假若我要去“拨”陶小北，能拨通吗？　　如果我要去“拨”陶小北，我就拨一生！即使最终听到的仍是忙音，也不遗憾。一个人一生中，重要的不是拨或者不拨，而是能否找到一个值得一生去拨的对象。找不到是不幸，找到了呢？　　那种“第六感觉”告诉我，我找到了！可我能去拨她吗——我不能！对我来讲，只有一心一意跟着阎水拍老头儿在玻管局干革命，才是幸运！或者干脆就是幸福！我那天在办公室向阎水拍局长表白心迹时，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幸运”这个词来过渡，而是直接表达为幸福——难道置身于玻管局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里，不是一种幸福吗？也许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关键看你如何理解幸福二字的含义。对我来讲，每天在阎水拍老局长领导下，和赵有才、冯富强、陶小北、李小南、康凤莲这样一些同志共同为我市的玻管事业而努力、而奋斗，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正如爱情，你若爱上一个人，就是她的缺点也会被你喜欢，比如陶小北。如果玻管局就是陶小北呢？我完全可以将阎水拍老头儿想像成不过是陶小北长长的颈项上的一个小小的斑点，或者修长的身体某个部位的一颗黑痣，那我怎么会不喜欢这个可爱的“斑点”或“黑痣”呢？　　是的，对我来讲，玻管局就是陶小北，我要全副身心去爱她！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玻管局，我来了！　《背叛》吴言 　　　　　　　　　　　　　　　　　 第四章　　我调到局里来的时候，已经三十一岁，这个年龄才在行政机关起步，已经没有优势。　　我从北方大学毕业后，原想分配到紫雪市委或市政府工作。当时首选的是市委办公室和市委组织部，其次是市政府办公室或者计划委员会，当然分配到经济贸易委员会也行。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市里还有一个玻管局。那时市政府的工作部门，就是计委和经委声名在外，这两个部门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刚刚在农村开始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不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饿得眼睛发绿，一手拖着衣衫褴褛的孩子，一手端一只搪瓷碗到处讨吃要饭。但城市改革尚未开始，市场经济这样的提法远未在报刊上出现。政府靠“计委”、“经委”这样的部门牢牢掌握着手中的权力。有一段时间，这两个部门几乎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程度。那时包括交通局这样的部门也归经委管。当然那时候的交通局可没现在牛逼，还像个粗使丫头，在市政府这个“大户人家”里根本走不到台前来，只负责洗碗和擦地板。交通局“吃香”是在“九五”期间，那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每年投入几十亿元修公路，像交通局这样的部门一下“牛”了起来，成为市政府最要害的局。这是后话。我毕业分配时刚刚进入“六五”，最牛的不是交通局，而是计委和经委。我发现无论计委、经委、交通局，还是我们玻管局，都有点像民国初年的遗老遗少，谁要强行剪掉他们头上的辫子，他们会一头撞死。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紫雪市的六次机构改革为啥都是先硬后软、不了了之？就是因为机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剪掉党政部门一些多余的辫子。你拿剪刀剪计委，计委不让剪；剪经委，经委不让剪；剪交通局玻管局，交通局玻管局也不让剪。硬要去剪，说不准这些部门就会像前清遗老一样护着辫子以死抗争。或者就像尤三姐，那样烈的性子谁敢去碰她！于是就不敢碰了，操剪刀的手缩回去了。经过六次机构改革，市上的“辫子”越剪越多。比如经委，就下属重工局、轻工局、化工局、纺织局，包括我们玻管局，当时称“一委五局”。后来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些铜矿资源，又成立了一个铜管局，叫“一委六局”。后来乡镇企业露出一些好的发展势头，成立乡企局，叫“一委七局”。又后来有一个名叫“紫雪市东方炸药厂”的全市最大的乡镇企业发生了特大爆炸事故，死亡人数近百——轰隆一声震天响，九十八人上天堂。安全生产于是被提上议事日程，赶快又成立安监局，隶属经委系统，称“一委八局”。“一委八局”时期是经委系统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经委主任被称作“二市长”，与紫雪市真正的市长形成对垒之势，紫雪市市长被称作“大市长”。　　如果说当时的经委、计委一类部门是一个极有权威的丈夫，包括我们玻管局在内的这些局就是它的一群姨太太。或者说，如果经委、计委是一把考究的茶壶，我们这些局就是摆在茶盘里、围绕在这把茶壶周围的一群茶杯。学贯中西的辜鸿铭老先生就有一个观点，这个有趣的老头赞成一夫多妻制，他用以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就是：一个茶壶都有几个茶杯！　　好在我们紫雪市不生产茶壶，如果要有几个茶壶生产厂家，经委系统又会多出一个局——叫“茶管局”或“壶管局”——那就成“一委九局”了。　　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后，经历了六次机构改革中的其中两次。总的感觉是机构和部门越改越多，像蚂蚁一样在市政府大楼里爬来爬去。大楼里装不下这么多部门，有些部门就设在外边，每个部门单独修一座办公楼。市政府就有“内设部门”和“外设部门”之分。若市政府是贾琏，内设部门就是王熙凤，像我们玻管局这样的外设部门就是尤二姐。　　其实我也认为“辫子”还是不要剪掉为好。若六次机构改革中的某一次将玻管局剪掉，我调到哪里去工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大学刚毕业时，我只是一根毛发，当时十分渴望“附”到某一张“皮”上去，但却怎么也附不上去。不说计委、经委这样炙手可热的部门，就连“壶管局”也拒我于门外。对一个无权无势出身农家的年轻人来说，当时要分配到“壶管局”一类部门工作，真是比登天还难。我的父亲母亲均不认识方块汉字，他们一生都像钱钟书先生晚年那样足不出户，从未离开过我出生的那个偏远的小山村。钱先生足不出户是为著书立说、启迪后人，我父亲母亲足不出户是因为他们没钱买车票，且一旦进入县城以上的“大城市”就辨不清东南西北。他们一生就像抗战末期的日本鬼子龟缩在炮楼里一样缩在我们村里。他们虽然生性胆小怕事却一生饱受欺凌。我们村只有“袁”、“鱼”两姓，袁姓是大姓，鱼姓是小姓。姓袁的想在我们姓鱼的头上拉屎就拉屎，撒尿就撒尿。我父亲母亲不认识任何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们认识的最大的一位领导干部就是我们村那位姓袁的支部书记，在我的分配问题上父亲母亲不可能给我帮上一点忙。　　我们班四十五个同学中，我的分配结果最差。其他同学有分到省委、省政府的，还有一个一下跑到了国务院。而我却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拿着写得工工整整的简历和自荐信以及大学期间所获“三好学生”证书，在紫雪市委、市政府的楼道里窜来窜去，最后却像一颗皮球一样，不知被谁踹了一脚，骨碌碌滚回了四年前走出的那条山沟。那条沟叫袁家沟。　　当我背着一个铺盖卷，像一个逃荒的难民一样走在我们袁家沟的乡间小路上，根本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首歌里唱的：“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恰恰相反，我当时心中的那种酸楚、痛苦和愤恨一点也没有随晚风飘散，反而在晚风中越聚集越强烈。一想到在国务院上班的那个同学，我就羞愧难当，恨不能将脑袋像鸡巴一样塞裤裆里去！悲愤交集的我，就这样在那所像婊子一样破败的袁家沟中学一呆就是十年，一直从六五初期呆到八五初年　　应该说我算是一个比较有志向的年轻人，并没有在生活的打击面前沉沦下去，反而有一种愈挫愈奋的劲头。当时正是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一炮打响的时候。《人生》当然是好小说，路遥也是我十分景仰的当代作家。我对《人生》开篇引用另一名作家柳青的那句属于“格言”范畴的话亦深有同感。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我大学毕业时像一袋垃圾一样被扔到袁家沟中学，就是这紧要处“几步”中的其中一步。不过后来当我人生阅历更丰富之后，我发现“紧要处”何止几步！人生的每一步都很紧要！比如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高官，年轻时也是一些有志青年，并且“紧要处”的几步也走得不差，可年老时却一步闪失，跌入了深渊。　　我分配到袁家沟中学教书时，虽没有随波逐流沉沦下去，但还是有一些悲观思想的。学校毕业叫“踏入社会”。“社会”是什么？社会只是一个黑洞，一个巨大而空旷的黑洞。踏入社会就是踏入黑洞，一步稍有闪失，就会碰在坚硬的岩壁上，让你头破血流。《围城》里那个好高骛远的方鸿渐，从国外留学归来，在那艘法国邮船上与鲍小姐风流一番后，一脚踏在祖国的土地上，无异于踏入了一个黑洞，从此四处碰壁。到三闾大学教书，回来在报馆做事，诸事不顺，只好一天到晚和他的妻子孙柔嘉吵架。当然若方鸿渐的妻子是唐晓芙，他就不会找茬和她吵架——男人对自己心爱的女人是有一种包容性的，只要她不做出墙红杏。我到玻管局工作后，发现陶小北在我心中的位置有点像方鸿渐心中的唐晓芙，只是陶小北比唐晓芙个子高一些。　　总之在袁家沟中学工作时，我觉得人生总的来说是一场悲剧，没有哪个人能喜剧一生。比如蒋介石，有宋美龄那样优雅美丽高贵的妻子，有过那样大的权力，把那些军长师长说砍头就砍头了，可最后却忧郁地跑到一个小岛上，临死都不能再回奉化老家看看母亲的坟茔。还是《围城》这部书的最后一句总结的好：“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好好理解这句话去吧，人生对于自己而言，就是两个字：感伤！这俩字够你咀嚼一辈子。对别人而言，也是两个字：讽刺！我鱼在河在玻管局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若画出来，让别人看了，不是一幅绝妙的讽刺图画吗？　　当然这些人生感悟我在袁家沟中学教书时，虽有所悟，却没有悟得这么深。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只是本能地在社会这个黑洞里作无谓的挣扎。那些年，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谋着调离袁家沟中学。可以这么说，从报到那一刻起，我就在盘算着调离。调离之后我就用不着看我们村那个支书袁长鸣的脸色了。这个坏蛋虽然对我比小时候客气了一些，可仍然动辄呵斥我已显老迈的父母亲。我们村离我工作的学校不过二三里地，但我不愿回家住，我住在学校。每天睡在袁家沟中学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被肆虐的老鼠闹得睡不着觉的时候，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那些北风呼啸的夜晚，我脑子里总会漫无边际地涌出一些联想：如果不努力向上奋斗，像个无赖或者二流子一样趴在袁家沟中学这个破婊子身上，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后，自己还是袁家沟中学一名辛勤的园丁，只是马齿徒增，由年轻园丁鱼在河变作老园丁鱼在河。突然有一天乡政府通知，国家教育部长或省教育厅长要来袁家沟中学视察工作。脸上的皱纹比袁家沟的沟沟岔岔还要多的自己像个老鼠一样和其他呆头呆脑的园丁立队拍着手欢迎“部长”或“厅长”时，突然发现“部长”竟是自己分到国务院的那个同学，或者“厅长”竟是自己分到省政府的某个同学，将会是何等的尴尬和失败。　　这些联想在一个又一个夜晚折磨着我。如果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是一批经检验合格的热水袋，分配到国务院和省政府的同学就相当于被陶小北或唐晓芙搂在了她们热乎乎的被窝里，肌肤相触，夜夜温柔，时刻缠绵；而我则被莫名其妙扔到了我们袁家沟中学号称“公铺”的那个女教师肮脏的被窝里，那些乡教育专干、供销社主任一类的嫖客随手就会将碍手碍脚的我扔到冰冷的土炕上。总之我觉得自己当时的人生毫无意义可言，如果我是一个热水瓶，这个热水瓶正被置放在一列高速奔驰的火车的顶部，随时都有摔下去的可能——弄不好我的一生将会被摔得粉碎！　　当然这些仅是我当时的一些联想。我在袁家沟中学工作的十年，别说“部长”和“厅长”，连个县教育局长的鬼影也没见过。有一次好不容易来了个县局的干事，校长召集全体教师到那间比“公铺”还破败的会议室里，让干事给大家做“重要讲话”。在全体教师热烈的拍手声中，县局的干事草草讲了几句话后便匆匆散会了。临出门时干事顺势踢了一脚卧在会议室门口也和大家一起“开会”的一条狗说：“你们学校开会狗也参加？”跟在后面的校长尴尬地说：“这个家伙，不知什么时候跑进来的！”说着便责备地看了我一眼，意思是说：你这后生坐在门口咋不把狗赶出去？我从那时起就懂得，只要是一个“领导”，关键时刻就可以随便地诿过于人。现代汉语词典对“领导”一词的解释是：“担任领导的人”。这个词解释的含混不清。比如解释老鼠，你总不能解释为：“担任老鼠的动物”。实际上应该这样注释领导这个词：“就是那种随时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人。”过去学校开教师会时，这条狗每次都“参加”。有时它还大模大样一边笑一边点着头从全体教师身边穿过，温顺地跑过去卧到正在讲话的校长身旁。总是穿一件黑呢子上衣、戴个圆圆的眼镜、脸蛋圆圆的校长，一边腾出一只手摸着狗光滑的脊背，一边继续给大家布置工作。那么今天这狗趁大家拍手时溜进来，因看到讲话的是个陌生人，便乖巧地蹲在门口聆听，怎么能责怪我没把它赶出去呢？这狗够懂事得了，若不识相一点，它当时兴许会像平时那样，笑着点着头跑到前边去，与干事一起“讲话”呢！　　在袁家沟中学十年，使我懂得一点：有时候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其实很难。我实现调离袁家沟中学这样一个理想竟用了十年时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玻管局局长阎水拍这个老同志真是有先见之明。他那天叫我到他办公室和我开玩笑时，说我也可以叫做“鱼在沟”，事实上我就是一个鱼在沟——被摁着头压制在袁家沟。实际那十年我不但是一个“鱼在沟”，还是一个“鱼在案”——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那么切割我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袁家沟乡的教育专干袁长印。　　袁长印是谁呢？他是我们袁家沟村支部书记袁长鸣的弟弟。　　十年间，我有几次机会可以调离，主要归功于我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那时候没有电脑，钢笔字写得漂亮不漂亮对一个年轻人还是很重要的。“字是门面”，我们学校的校长总是这样说。我们校长叫袁长有，是袁长鸣的哥哥。　　“门面”相当于人的脸面。比如陶小北和康凤莲。人们喜欢陶小北甚于康凤莲，就在于这个“门面”。她俩谁写得字好倒不重要。　　我的“门面”引起别人注意是在一个夏天。某年夏天，我们紫东县一位副县长到袁家沟乡检查工作。顺便到学校来看他中学时的一个同学，当然是女同学，而且当年“门面”也不错。看完女同学后副县长兴致蛮高，又顺便看了看我们学校办的“学习园地”。他的眼珠停在我写的“心得体会”上面不动了，随即抬手翻了一下说：“这个教师的字有点像庞中华！”回到县上后，副县长还记着“庞中华”，恰好县政府办公室准备调几个秘书，副县长就推荐了我。县政府办主任派一名副主任到学校考察我，可考察过后再无音信，后来才知是教育专干袁长印“不放”。　　那时我们紫东县每个乡镇都有一名教育专干，各学校的校长只负责教学业务工作，教育专干则负责教师的调动和分配。　　十年间我有数次调走的机会，都因教育专干不放而丧失了。我就像一只蚂蚱，被淘气的小孩在腿上拴了一根线，刚往前蹦几下，线一扯就被扯回来了；我又像被一根绳子拴在炕头的小孩，怎样使劲向前爬都挣不脱；我甚至像一条被主人用铁链拴在院子里的狗，刚汪汪叫着向前扑了两下，便被一脚踹了回去。　　刚到袁家沟中学工作时，我还心存侥幸，以为自己是锥处囊中，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可到后来才发现，这把“锥”不但没有刺穿长时间束缚我的“囊”，反而莫名其妙到了别人手中，刺的我鲜血淋漓。刺我之人就是教育专干袁长印。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得罪了袁长印。袁长印到我们学校检查工作，和别的老师有说有笑，尤其是和那些女老师，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可一见我脸就绷得像个鸡屁股，或者像一块板结的盐碱地。有一次我去上课走到教室门口，一只脚已跨进了门槛，孩子们已在里边喊了起立，齐刷刷站了起来。我扭头瞧见袁长印远远地走来，急忙将那只跨进门槛的脚抽回来，立在门口冲他笑成一朵花。可袁长印从我面前经过时，竟梗着脖子瞧都没瞧我一眼，我叫他袁书记他也没吭声——那时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叫他袁书记，其实他并不是书记，只是一个专干，但大家却只叫他书记，从不叫他专干。当时我的脸臊得刷地红到了耳根，进教室讲课时那失魂落魄的。那天我因受了刺激，晚上邀了几个平日交往不错的教师到我宿舍喝酒，借着酒劲儿发泄了几句，说这个袁专干从来不抓教学工作，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从来不闻不问，专门负责和年轻女教师打情骂俏，什么专干——专干坏事！可第二天这几句话就到袁长印耳朵里去了。几天后他在一次全校教师大会上敲打我说：“有些年轻教师不安心工作，成天想着要调离。以为自己是大学生，咱袁中这座小庙里安不下他的身。一些年轻同志可能还不知道，咱袁中这块地皮合作化时期是大队的牲畜棚，那时‘大牲畜’也拴过几十头，还拴不住你一个大学生？”说到这里，袁长印在众教师的哄笑声中端起水杯喝了口水，提高声调厉声说：“你一个大学生有什么好骄傲的？当初也不是我们敲锣打鼓将你请来的，八抬大轿把你抬来的，怎么说我袁长印不干好事，专干坏事，你这个定义倒给我下得好！张开口儿合不得，你年轻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袁长印说到此处时，好像还拍了几下桌子，而如坐针毡的我，恨不得用双脚拨开一条地缝钻进去。　　袁长印若是人中虎狼，我就是水中虾鳝。我知道我斗不过袁长印，和他硬掰结果只能是自己粉身碎骨。我才明白韩信当年为什么甘愿受胯下之辱！我才明白为什么大丈夫要做到能屈能伸！为了将来有一天得已“伸”，我必须今天在袁长印面前“屈”。其实要向一个人低头也很容易，只要你心里决定低头，肢体上的低头真的很容易，抹一把脸笑嘻嘻地往前走就成。我就这样抹一把脸后笑嘻嘻地往袁长印那儿走。为了博取袁长印的欢心，逢年过节我总要在菲薄的薪水中拿出一笔钱，买高级烟酒去孝敬他。他儿子结婚，“庞中华”主动跑去用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在大红纸上记账收礼。他家里盖新房，“庞中华”天天跑去义务做小工：和泥、背砖、挖土，脏活累活抢着干。如此奴颜婢膝十年，教育专干才发了慈悲，放我离开了袁家沟中学。我当时岂止是百感交集，我是怀着“恨”离开袁家沟的。十年的历练，我已能做到将恨转化为“爱”。拿着玻管局的调令办好手续离开的前一天，我去袁长印家，别以为我会指着鼻子臭骂他一顿，或者将他家院里用胳膊粗的铁链拴着的那条恶狗毒死。我满脸堆着笑拎两瓶好酒去看望袁长印。那时我才发现，越是恨一个人，越是可以向他笑得十分妩媚。我当时一边向袁长印殷勤地笑，一边说了许多感谢之类的话。袁长印也被我的殷勤感染，或者就是心中有愧，竟当着我的面将我送他的酒打开一瓶，和我称兄道弟喝了半斤。他当时还让他那个长得比一颗倭瓜还难看的老婆切了两根黄瓜和一根胡萝卜给我们下酒。直到晚上回到学校那间小宿舍时，我才发现，我其实恨不得一把掐死他！　　我当时没有扑上去直接掐死袁长印，是十分明智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会放过他！我得先扼住命运的喉咙，回过头来再扼住袁长印的喉咙。袁长印当时正在努力争取担任我们袁家沟乡分管教育工作的副乡长。而我离开袁家沟乡立下的志向是：通过十年卧薪尝胆般的努力，担任袁家沟乡所在的紫东县的县委书记！一个县委书记若想掐死一个副乡长，差不多相当于一辆坦克轧死一只蚂蚁！我背着铺盖卷离开袁家沟中学，再次走在那条乡间小路上的时候，就像一个战争年代正在急行军奔敌而去的勇士。我眼里喷着火，一边向前奔一边在心里对袁长印说：袁长印，等着吧，十年后的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在袁家沟中学十年，我忍耐的功夫已经历练得炉火纯青。袁家沟中学若是一个黑洞洞的下水道，教育专干袁长印就是捂着这个下水道的那个沉重的水泥井盖，而我就是站在下水道里不屈不挠地用脑袋往起抵井盖的那个人。历经十年工夫，将袁长印这个井盖抵开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抵不起的井盖！　《背叛》吴言 　　　　　　　　　　　　　　　　　 第五章　　我们玻管局共有六位局级领导，他们是：局长阎水拍，副局长余宏进、陈奋远，纪检组长朱锋，行业工会主席姬飞，总工程师牛望月。　　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属歪打正着。我原本想调到市里其他重要部门，当时是八五初期，交通局和城建局已像一个刚插上电源的电暖气，正在渐渐升温，在市政府的工作部门里变得重要起来。但这些重要部门都不需要人，只有玻管局需要一个“写材料的”。当爱才心切的阎　　水拍局长像古时候那些歌女一样，对我未成曲调先有情时，我却在犹豫：从玻管局一个小干事到紫东县委书记之间，是不是像白求恩从加拿大来到中国一样，距离有点远？我用十年时间能否走完？但后来我打消了这些疑虑，不是能否走完的问题，而是必须走完！　　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玻管局有个陶小北，如果知道，我就不会犹豫了。玻管局纵是王宝钏当年苦守的寒窑，有个陶小北在那里，也会顿生暖意，守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　　初到玻管局工作那段时间，我对阎水拍局长曾有过一丝愧疚：在他张开双臂欢迎我的当儿，我却没有欢欣鼓舞往他怀里钻，尚在朝三暮四。就像一个用情不专的新郎，结婚的前一天还偷着去约会了一个旧日的女友。　　玻管局内设八个科室，共有八位科长，八位副科长。另有四个主任科员和四个副主任科员。加六位局领导，局里共有三十位大小有点官衔的同志。剩余的十九个同志中，三名司机，一名门房，一名通信员，一名炊事员，这六个同志是工人身份，称作工勤人员。其余十三位同志，有十二位是干部，一位“以工代干”，这十三位同志被称作科员。　　我就是十三名科员中的其中一名。　　刚到玻管局工作，掌握了局里的“基本局势”后，我曾翻开《水浒传》查阅过，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比较好奇，并且善于钻研，对任何事情喜欢寻根究底。正像父母亲叮嘱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女孩子一样，遇事先要在脑海里画一个问号，并在心中问一个为什么。我跟我爱人柳如眉谈恋爱时，第一次见面是在夏天，她坐在我床上翻一本《大众电影》。翻一下，胳膊抬一下，高耸的胸上下蠕动一下，令人烦恼。我当时不假思索，伸手就去解她衬衣的纽扣。她很生气，脑子里迅速画完问号，心中问完“为什么”后，抬手挡我一下，脱口说：“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看一看。”随即又补充说：“不让你吃亏，我看完你的，你也可以看我的。”柳如眉当下愣住了。我于是从容地解开她薄薄的衣衫，用指甲盖将那两个葡萄般大小的红红的乳头拨了拨，又用拇指和食指的指头肚分别将两个小乳头捏了一下，然后亲自给她扣上纽扣。一边扣一边说：“我说话算数吧？说看一看就看一看！”随即我又视死如归地一把扯开自己的衬衫对她说：“你也看一看我的。”并拉起她的手让她捏我像两粒扁豆一样微小的乳头。柳如眉没有捏的兴趣，我就信口瞎诌着给她做工作，我对她说，当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一次五个苏军大兵喝醉酒后，越过国境线在我方领土走了二十步，我方鸣枪示警后才退回去。当晚我外交部照会苏联外交部，抗议这种侵略行为，两国关系陡然紧张，一触即发。不知是谁提出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我方也派五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去苏方国土上走二十步，苏方同意了，由此避免了一场战争。我对柳如眉讲完这番话后，十分严肃地对她说，我捏了你的乳头，相当于苏军大兵走得那二十步；你捏我的乳头，相当于我军战士走得那二十步，有个捍卫主权的问题。于是柳如眉顺从地捏了我的乳头。她应付差事般捏完后，又想捡起床上那本《大众电影》翻阅，我却要求她给我扣好衬衫纽扣。我对她说，苏军走了二十步后，第二天经我方同意，拿一把大扫帚后退着将两行脚印打扫干净。我方走完二十步后，也拿着大扫帚后退着将脚印打扫干净。扣纽扣相当于后退着打扫脚印，马虎不得。　　那次见面后，柳如眉和我的关系发展十分顺利。结婚后她对我说：“第一次见面你提出解开我衬衣看一看时，我觉得你这人很流氓，本来已经决定不再搭理你了，可你却说出那么一番有趣的话。更主要的是你看了我的乳房后，又乖乖扣住了衣服，让我觉得你这人挺老实的，反倒让我爱上了你。”　　我调到玻管局不久，即像当年翻阅柳如眉的衬衣一样翻阅《水浒传》。翻阅的结果令我沮丧：我是玻管局的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若再能前移一位，便是天损星浪里白跳张顺。而我的奋斗目标是前移三十位——去做那个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我们玻管局的全称是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我们紫雪市的紫东县和紫北县，建国初发现一种宝贵的矿产资源，叫石英砂，是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于是市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马建设了紫雪市第一玻璃厂，简称“一玻”。七十年代初期又上马建设了紫雪市第二玻璃厂，简称“二玻”。八十年代初期又准备上马“三玻”，成立起一个紫雪市第三玻璃厂筹建处，任命了一名副处级筹建处主任姬飞，并拨出三百万元前期费用。三百万元前期费花得只剩下不到三百元时，不好的消息传来了，南方玻璃打入北方，我们紫雪玻璃原本占据的北方市场大片丢失，就像当年的蒋委员长一样，打一仗丢一大片地方，最后一直退到宝岛台湾。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紫雪玻璃已丢失了除紫雪市以外的所有市场。本来紫雪市的许多用户也想用南方玻璃，市政府发了一个紧急文件，要求紫雪市的所有用户必须使用紫雪玻璃，否则将采取行政措施干预，才保住了紫雪这个小小的市场。两个玻璃厂产品大量积压，工人纷纷下岗。我调到玻管局前三年，一玻和二玻已停产放假，三玻筹建处解体，姬飞调到局里任行业工会主席。　　一玻和二玻兴盛的时候，我们玻管局在市政府五十多个局中是最牛逼的一个局。那时我们玻管局干部流动非常快，当一两年科长，便被任命到一玻、二玻担任党委副书记或者副厂长。五十年代我们玻管局有一位年仅二十七岁的政秘科长，被任命到一玻任副厂长，两年后任厂长，三十二岁时调局里任副局长，三十五岁时任局长，三十八岁时任市委副书记，四十一岁便担任了我们紫雪市的市委书记，四十六岁时任副省长，五十岁担任了省长。紫雪市市县两级机关的不少干部都知道我们玻管局是出过一个省长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玻管局被称作紫雪市的“党校”。　　那时我们局的辉煌表现在方方面面，并常常在一些细微处显山露水。市政府开会的时候，主席台上摆一溜儿小牌，最中间是市长的名字，两边依次是几位副市长的名字。主席台下面前三排是局长席，第一排最中间那个小牌上永远是我们玻管局局长的名字。左右两边依次才是其他局长。那时我们局长脾气大在市政府大楼里是出名的。市长护着他三分，副市长则让着他三分。局长“耍脾气”在开会时表现最明显，想去了就去，有时会开始了，他才端个茶杯走进来，坐到第一排最中间那个位置上，那个位置永远为他空着。别的局长开会很少有人敢迟到，一般是提前五分钟进会场。只有我们玻管局的局长可以迟到早退——有时他开一会儿会，突然抬腕看看手表，不给任何人打招呼，端个茶杯就走了。那任市长的威严在市里是有名的，别的局长若迟到了，看到讲话的是市长，在门外探头探脑不敢进去，即使硬着头皮蹑手蹑脚走进去，也低着头不敢看台上的市长。前三排的局长席若从主席台上看下去，就像齐刷刷摆着三排麻将牌，哪一张“牌”缺席，主席台上的人一目了然。有时会议开始了，市长在讲话间隙突然会扫一眼缺席的某张“牌”，询问市政府秘书长，某某局长干啥去了？迟到的某某局长此时正在门外着急的抓耳挠腮，听见市长点名更不敢进去了，可不进去更不行，急得像一位被我军围困的国民党军官长，在门外团团转。只有第一排中间那张“牌”——即我们玻管局局长，即使常常空着，市长仿佛也看不见。有时甚至会为我们局长打圆场，说：“这个王强国（指玻管局的某任局长），又为工作忙去了，真是个工作狂！”说着便扭头对秘书长说：“下去给王强国同志说一下，工作再忙会还是要参加的嘛！”　　市政府五十多名局长中，那时没有人与王强国局长攀比。凡是市长亲自召开的会，没有哪个局长会派副局长出席，除非局长本人生病住院或出差在外。只有王强国局长与众不同，几乎相当于有那种“外交豁免权”，他想去了就去，不想去了就派一个副局长去。　　从五十年代起，我们玻管局的历任局长，无一例外全部提拔担任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很多重要县的县委书记，在下面转一圈后，一般都会回到玻管局担任局长。干一两年，便被任命为市委副书记或市政府副市长。全市包括各县甚至一些乡镇的干部都知道，只要担任了玻管局的局长，不出两年就是市委、市政府领导。因此，玻管局长向来是被当做市级领导看待的，难怪没有哪个局长会与玻管局长攀比。　　当时的玻管局长基本相当于战争年代那种“老虎团”的团长，多少任师长都是从老虎团团长的位置提上去的。别的团长必须先当老虎团长，然后才能当师长。如同红军长征时大渡河上的铁索桥，只有从桥上经过，才能到达目的地。又好比长跑运动员转着圈奔跑，玻管局的局长位置就是接近终点那条冲刺的白线。别的局的局长在起跑线上起跑后，跑数圈或者数十圈后才能跑到白线位置进行最后冲刺。比如一个林业局长，调到甲县任县长，再调到乙县任县委书记，然后才能到达这条冲刺线的位置——担任玻管局的局长。　　阎水拍局长七十年代初期任市里的统计局长，当时是市政府最年轻的局长。阎水拍局长曾专门查过那位后来当了省长的玻管局长的简历：省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是三十五岁，阎水拍局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也是三十五岁。省长的生日在三月，阎水拍局长生日在九月，就是说阎水拍局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的实际年龄比省长升到这个级别时还要小半岁。可就因为省长三十五岁时担任的是玻管局局长，阎水拍局长担任的是统计局局长，以后的差距就越拉越大：“省长”担任玻管局长之后，历任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副省长，省长；而阎水拍局长担任统计局长之后，历任丙县县长，丁县县委书记，戊县县委书记，再然后才担任玻管局局长。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假设阎水拍局长和那位省长都是三十五岁时在江西创立革命根据地，那么那位省长就是毛泽东，阎水拍局长就是张国焘。毛泽东带红一方面军从井冈山出发，最后胜利到达延安，张国焘却不知带红四方面军跑哪儿去了。　　虽然张国焘犯了错误，可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都是好同志，比如李先念、许世友等人，最后又大都回到延安，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阎水拍局长也是这样，虽然“长征”时走了弯路，回到“延安”的时间晚了一点儿，可不管怎么说，最终还是挪到了玻管局长这个制高点上。正当他猫着腰准备冲刺的时候，一玻、二玻垮了，几千工人动辄到市委、市政府上访，玻管局长的地位一落千丈。市里开会的时候，再也坐不到正中间去了。在市政府的诸多局长中，玻管局长原本是喜欢使小性子的林黛玉，现在顿然变作逆来顺受的花袭人，心里的滋味不好受啊！　　玻管局的黄金时代从此一去不返。只有当工人上访的时候，市委书记和市长才会想起还有这么个部门。市委书记对市委秘书长说：“赶快叫阎水拍来一下，他这个玻管局长是怎么当的？”秘书长忙打电话叫阎水拍。阎水拍便急忙带上陈奋远和姬飞坐车往市委或市政府赶，有时也带朱锋和牛望月。当然每次都有赵有才，赵有才哈着腰跟在阎水拍后面。阎水拍局长若是一辆小汽车的驾驶员，赵有才就是这辆小汽车的后备箱。阎水拍局长的公文包、喝水杯、各种汇报材料全在这个后备箱里，阎水拍局长要什么，就伸手在后备箱里取什么。不过阎水拍局长从未带过余宏进。局里的同志都知道，这两个人一向是方枘圆凿，尿不到一个壶里。阎余二人有趣得很，就像一个对眼儿的两只眼睛，一只眼睛朝这边张望的时候，另一只眼睛却总是朝那边张望。　　有一次阎水拍局长去解决上访问题，竟被一个妇女吐了一口唾沫。这个妇女指着阎水拍局长鼻头骂：“你这个老滑头，每次花言巧语把我们骗回去，便丢下不管了！承诺给我们解决这问题，解决那问题，屁一放就啥事也没了！你说你说话是不是约等于放屁？！”　　被这个妇女大庭广众之下羞辱这件事对阎水拍局长刺激很大。直到几年后我调到局里工作，一次闲谈时对我说起这件事，阎水拍局长脸上还气咻咻的，并且端茶杯的手抖了一下。我当时急忙拎起热水瓶给阎水拍局长的水杯里添满水，并且显出一脸愤怒的表情诅咒那位妇女：“真是个泼妇！”随即又安慰阎水拍局长：“这种泼妇你根本没办法跟她讲理！”然后又说：“当时其他人哪儿去了？如果我在场，怎么说也要抢先一步挡在阎局长您前边，和那泼妇理论！”我这样表白时，刚显得有点平静的阎局长复又气咻咻地说：“那次是姬飞和赵有才跟我去的，我被人家围攻，他俩倒不知跑哪儿去了？赵有才这家伙，平时能说会道，可一和上访工人对话，舌头就不知被谁咬了一截，真是那种苗而不秀的银样镴枪头，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　　玻管局成为市政府众多部门里一个垂手侍立的小丫环，阎水拍局长自然再无可能升任市委副书记或副市长。退而求其次，去竞争那个市政协副主席，又像关云长一般败走麦城。阎水拍局长从此对市里主要领导有了一肚子气，工人再上访时便不再出面，随便打发一个副职去。后来副职一个个也不愿去了，只能由赵有才主任出面应付着。赵有才主任一个人有时不敢去，便带上冯富强。我调来之后，又顺手扯上我。每次去应对上访问题，赵有才主任就让我走在最前边，他跟在我后面。就像当年那些贪生怕死的国民党兵，缩着脑袋跟在美制坦克后面向我阵地冲锋。我压根儿没想到，我到玻管局工作后，很快成为局里的一辆坦克，抵挡那些上访工人射来的唾沫。　　在我们玻管局这间大办公室里，共有九个同志在一起办公。赵有才主任单独一间办公室，就在阎水拍局长门对面。我们玻管局这栋办公楼是一栋东西向的楼，阎水拍局长的套间在东边，赵有才主任的办公室和我们这间大办公室在西边。阎水拍局长的办公室和赵有才主任的办公室就像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向前走一步就可以接吻，退后一步仍然含情脉脉四目相“望”。而我们这间大办公室和赵有才主任的办公室则像一个人的两只眼睛——总在一个平面上，一只难以看到另一只。　《背叛》吴言 　　　　　　　　　　　　　　　　　 第六章　　夏天的时候，阎水拍局长将薄薄的白色门帘一挑，喊一声：“有才！”赵有才主任立即殷勤地答应着，弓着腰从自己的房间跑出来，转眼之间就蹿进了阎局长办公室，像一只十分敏捷的小兔子。一会儿他从阎局长办公室出来，就会走进我们这间大办公室。阎水拍局长若是一个人的一只胳膊，赵有才主任便是另一只胳膊。阎水拍局长那只胳膊摆一下，赵有才主任这只胳膊就会赶忙跟着摆一下。而赵有才主任若是一个人的一条腿，我们大办公室里的九个同志就是另一条腿：赵有才主任向前迈一步，我们就赶快得跟着向前迈一步。　　赵有才主任走进大办公室时，腰比进阎局长办公室时要直起来一些。他站在门口扫一眼，便会吩咐其中的一位去做某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则是阎局长刚才交办的。不外乎打印某份材料，去市委、市政府参加某个会议，或者派一个人随市里的某某检查组到各县检查工作。事情布置完了，赵有才主任的目光会从门口开始，在每张办公桌上挨个逗留。见谁不在办公室，他就会问：“冯富强哪儿去了？”或者“李小南今天上班没来？”或者“怎么不见鱼在河？”其他同志便告诉赵有才主任：冯富强被某某副局长叫走了，李小南打开水去了，鱼在河刚出门，可能是去卫生间了。即使某个同志“因私外出”，大家也会找个借口为他（或她）打掩护，体现了同志们之间的团结友爱。　　赵有才主任问一圈，和蔼而友善的目光最后在大办公室溜一圈，出门到他办公室去了。我们不妨随着赵有才主任的目光，将这间大办公室再次打量。　　一进门第一张办公桌是冯富强。冯富强的打字室在四楼，那间房子小一些。那间房子是这栋楼上最小的一间。局里的同志曾不止一次议论过，五十年代建的楼就是奇怪，别的房间都一般大，只有这一间特别小。就像一个英雄的母亲，生下的孩子个个高高大大，最后却生出一个小矮人，怎么也长不高个儿。这间小房子里放有一台四通打字机，一台复印机，一把椅子，一张床，再就放不下一张办公桌了。于是冯富强就将他的办公桌放到下面三楼的大办公室来。局里办公条件比较紧张，冯富强一只鸟儿占两个窝，同志们就有意见。小牛和小马曾联袂给赵有才主任反映过，应该让冯富强将办公桌搬到四楼去。冯富强说，搬到四楼往哪儿放？莫非把打字机抬楼道里去？小牛和小马对赵有才主任说，打字机当然不能抬出去，但应该把那张床抬出去——他冯富强放一张床在办公室干什么？除了六位局级领导的套间里有床，哪个办公室放着床？他冯富强莫非是局级领导？　　几个驾驶员中，小马笨嘴拙舌，不善言词，平时被小牛撺掇着，跟小牛去领导面前嚼点儿舌根搬弄点儿是非，也主要是小牛说，小马是肚子里裹枣核解板儿——没有几句，只是给小牛做个伴儿壮个胆儿垫个背儿。即使跟着小牛到赵有才办公室反映冯富强多占办公室的问题时，也站在后面只负责眨眼睛，很少说话，可说一句出来却又蠢又直。那天他就憋出一句，说冯富强将床放在打字室，是想“干坏事”。为了补充和印证他这个观点，后面又憋出一串儿话。他说，有一次冯富强把李小南叫到打字室，他坐在椅子上，让李小南坐在床上，两人头挨在一起说话儿。还有一次冯富强下班后，都晚上了，将一个女人（非法定配偶）带到打字室。不信你们去问老乔，那个女人那天十二点过后才离开，老乔开的门。小马那天为揭露冯富强，差不多把平时一年说的话“预支”完了。那天他说的带有总结性的最后一句话是：“总之冯富强那张床上常坐着女人！”　　冯富强听到这些话，很生气，向来晴朗的脸上蒙上了阴云。小虎后来对我说，那天他正在赵有才主任那儿，见冯富强气呼呼地走进来了。那天冯富强金刚努目，眼睛瞪得比鸡蛋大，对赵有才主任说：“我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李小南来了不坐床上让她坐地下？陶小北还在我床上坐过呢！咱局里哪个人没到打字室来过？这个拿来一份文件，那个拿来一份报告。我坐在椅子上打材料，他们就得坐床上。莫非让他们像延安时期听党课那样，铺张报纸席地而坐？我也想把那张床搬出去，可晚上打材料常要加班，没有床，让我加完班再铺张报纸席地而睡？水泥地板那么凉，能不能席地而睡？睡出病来谁负责？莫非让我将床搬出去，办公桌搬上去，我加完班就睡在那张办公桌上面？那不成烤全羊或者烤乳猪了！”　　冯富强的办公桌没有搬上去，但他因此对小牛和小马加深了成见。尤其对小马。冯富强想，小牛那没脑子货在领导面前臭我倒可以理解，那家伙横竖是一个顾前不顾后的人，只要能得到眼前利益或为逞一时之快，哪管日后跳火坑！只没想到小马这蔫不唧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家伙也跟在小牛屁股后面瞎起哄，嚼说人。还不是看我冯富强只是个打字员，一眼望出去在局里没什么发展前途，就不假思索胡乱上来踩几脚。俗话说，吹熄灯挤眼儿——后来的事看不见！我冯富强撂到路边草丛里的米粒也比你小马捡到口袋里的多！不拿快刀子剔剥剔剥你，哪天你还要骑在我脖子上拉屎撒尿，得出狠招治治这小子。时隔不久，局里便有传言，说小马给别人说过，六位局领导套间里放着床，是想在床上“干坏事”呢！尤其是阎局长，套间里还放着一张床头绣着花的双人床！小马听到这话，眼睛都吓直了。他想去找冯富强理论，可谁也没对他说，这些话是冯富强说得呀！只能一个人在那儿生闷气。小马才知一语不慎，遭了人家暗算。他在自己嘴巴上甩了一巴掌，从此话更少了。这次着了暗器后，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没说一句话，只是闷着头皱着眉使劲儿开那辆“二一三”。　　冯富强坚持不挪办公桌上四楼，是为了通过这张办公桌和阎局长“对话”呢！他的办公桌占据有利地形，离门口最近。阎局长有时喊赵有才。喊第一声时，冯富强便竖起了耳朵。若赵有才答应着跑进阎局长办公室，他的耳朵便垂了下来。若阎局长喊出第二声，还没有听到赵有才答应，说明赵有才不在办公室。此时冯富强便“哎、哎”答应着，眨眼便不见了。一会儿见他从阎局长办公室出来，若自己能办的事，就匆匆忙忙去办了，比如去市委、市政府送文件之类。若自己不能办，就赶快呼赵有才主任的BP机。这种时候，阎局长和冯富强仿佛是那种“串联”电路。阎局长的电流通到赵有才主任那儿，短路了，再通到冯富强这儿，冯富强就像一只刚还断电的数百瓦的电灯泡一样，霎时放亮了！　　冯富强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大大的女性照片。照片上的女性不是他的妻子——他妻子没有这么漂亮。也不是陶小北和李小南。那是谁呢？原来是凤凰卫视的女主持人吴小丽。一次陶小北笑着站在桌前看吴小丽的照片，一边看一边问冯富强，她说：“冯富强你说吴小丽脸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发现冯富强对陶小北总有点犯怵，从不敢和她斗嘴，也不知什么原因。当时冯富强回答陶小北：“吴小丽说新闻说得好。”这个回答答非所问，和他不知道南开大学在天津一样，令陶小北瞧不起。陶小北此时自问自答：“吴小丽脸部的最大特点是两只眼睛只向上看！”说着她的目光又越过冯富强，落在冯富强后面的李小南脸上，说：“小南你说是不是这样？”小南说：“就是就是，吴小丽漂亮就漂亮在那双向上看的眼睛，总像一个调皮的小孩子，特逗！”　　此时冯富强再不吭声，因和阎水拍局长“并联”在一起而放亮的电灯泡，熄了！　　冯富强身后是李小南的办公桌，李小南的办公桌和康凤莲的办公桌“抵”在一起。她俩的办公桌已到墙跟，旁边是一个长沙发和一个茶几。过来就是我和陶小北的办公桌。我和陶小北的办公桌处在办公室的“大后方”，就像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一样。如果丈量一下我们大办公室八张办公桌（我们大办公室共有八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与门的直线距离，我们这一组办公桌最远，其位置在门的对角线尽头。　　另外三张靠门近一点儿的办公桌，是驾驶员小虎、小牛、小马和通信员小胡的。小虎和小胡比小牛和小马调来早，他俩各占一张办公桌。小牛和小马调进来时，大办公室里只剩下一张办公桌。再要买一张办公桌放进来，显得太拥挤。于是赵有才主任就对小牛和小马说：“你俩共用一张办公桌！”这是那种老式办公桌，结构十分简单，上面一大一小两个抽屉，下面有一个小柜。上面两个抽屉，两人各锁了一个。下面的小柜，小牛眼疾手快，买了把锁锁上了。小马提出两人共用这个小柜，让小牛给他一把钥匙，小牛不同意。小马觉得吃了亏，再看上面两个抽屉，小牛锁着的是大抽屉，小马锁着的是小抽屉。小马当初锁上面抽屉时没有注意这一点，现在下面小柜被小牛占去，又发现上面抽屉面积不及小牛那个大抽屉的一半，心里更觉吃了亏，遂提出两人共用小柜，小牛又不答应。小马忍气吞声，对小牛说，小柜你占，但上面抽屉得换一换，这样才合理一些。没想到小牛是得理不让人、不得理也不让人的主，像以色列一样霸道，坚持要将小马挤到巴勒斯坦东南部那一小片贫瘠的土地上去。上面两个抽屉，小一点儿的抽屉靠墙角，小牛若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小马进来探半天手才能打开小抽屉取一包烟或别的什么小物件出来。小马是个茶壶里煮饺子的主，关键时刻哪会和有点胡搅蛮缠的小牛论理。现在一看自己是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干脆来个王婆子卖了磨——推不动老娘不推了！这犟驴索性一刀结果了阎婆惜，像阿拉法特那样，率巴解组织和以色列以死抗争——有一天他拿一把老虎钳子，将下面小柜上的锁撬开了，将小牛搁在里面的东西像小孩子掏麻雀蛋一样掏出来，把自己的一些杂物塞进去。我当时恰好在办公室，看见小马塞进小柜的杂物里，有一双胶底已经开裂的棕红色的破凉鞋，还有一把换下来的汽车门锁。令我觉得有点好笑的是还有一颗棕红色的小皮球，只比台球弹子和陶小北的拳头略大一点儿，比我的拳头略小一点儿。　　小牛走进办公室时，发现小马正率部向“耶路撒冷”挺进，当然不肯甘休，两人脸红脖子粗吵了起来。吵了一会儿，觉得再吵一会儿也不能解决问题，遂一前一后来到赵有才主任办公室。赵有才主任像公安人员破案一样过来勘察了现场，黑着脸对小马说：“怎么能随便撬别人的锁，把锁打开，把你的东西拿出来。”小马不敢和赵有才主任申辩，委屈的眼泪汪汪蹲下身，把那双破凉鞋和破锁从小柜里拎出来。拿出那颗小皮球时，在地下一蹦，蹦到陶小北脚底下。陶小北低着头用脚一拨，原本是想拨出来捡起还给小马，可拨得劲儿大了一些，骨碌碌滚到李小南那儿去了。这颗小皮球像十六世纪率一支船队完成第一次环绕地球航行的葡萄牙航海者麦哲伦一样，从李小南桌底下钻过去，又越过康凤莲的办公桌，最后才从冯富强桌下钻出来。当时我、陶小北、李小南、康凤莲，包括赵有才、小虎、小牛、小马的目光都追随着那颗小皮球，见那灵巧的小家伙越过冯富强的办公桌之后，尚未止步的意思，竟大摇大摆从大开着的门里滚了出去，被刚巧进门的冯富强顺手抓了起来。大家的目光停在冯富强手上，哄地笑开了锅。　　赵有才主任见小牛喜形于色地重新锁上自己的小柜，又黑着脸对他说：“你，和小马换一下抽屉！”见小牛在那儿发愣，又皱着眉头说：“听清楚了没有？将大抽屉让给小马！”　　赵有才扔下这句话出去了。小牛一脸沮丧地打开大抽屉，将里边的东西拿出来，小马脸上这才露出一点儿喜色。　　我调来局里比小牛小马晚几年。我使用的那张办公桌是另一个同志空出的。那个同志原是我们办公室的副主任科员，我调来前提拔到另一个科任副科长去了，给我腾出了这张办公桌。据说小牛和小马曾像某些国家觊觎我国的神圣领土钓鱼岛一样，觊觎过这张办公桌。小马曾试图将他那颗小皮球等杂物塞进这张办公桌的抽屉里，被赵有才主任喝住了。赵有才主任对小马说：“咱局里马上要调一个写材料的大学生进来，这张办公桌给这个同志留着。你将办公桌占了，这个同志来了在哪儿写材料？莫非让人家‘席地而写’？”于是这张办公桌就像一个独守空房的美丽少妇等待新婚又远行的丈夫归来一般，焦渴地企盼着我的到来。我调来后获知这张办公桌对我如此毫无二心，不禁心生感激，更加爱惜它了。想想也是，若没有这张办公桌，我就得伏在大办公室冰凉的水泥地板上“席地而写”，那滋味可不好受！　《背叛》吴言 　　　　　　　　　　　　　　　　　 第七章　　我这张心爱的办公桌和陶小北的办公桌“头抵头”挨在一起。这样每天上班时间，我就和陶小北面对面坐在一起。我一抬头，就能看到小北那张妩媚的脸。一看到她，我就像遇到了一股东澳暖流，心里热乎乎的。　　陶小北白天和我“挨”在一起，晚上回家和她老公“挨”在一起，让人不禁产生一些联想。人生原本就是这样，这个和那个挨在一起，那个和另一个又挨在一起。我们中国有十多亿人口呢！可无论在单位，还是回到家里，包括亲朋好友在内，和你挨在一起的，也就那么些人。所以对于每一个单个的人来讲，其实真的是很渺小的。一个人就像大海里的一颗小水珠。一颗小水珠与大海比起来，真是太微不足道了。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将一颗小水珠扔进大海，大海难道因此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显然不会。人也是这样，多一个，少一个，绝不会影响历史的进程。普通人是这样，包括那些伟人也一样，没有这个伟人，还会有那个伟人出现。就像大海里的波浪，永远是一波推着一波。　　我刚到玻管局工作时，就将自己定位为一颗小水珠。如果我是一颗白色的小水珠，陶小北就是一颗彩色的小水珠。两颗色彩斑斓的小水珠碰在一块儿，不发生点儿故事才怪呢！　　问题是我却不能让这样的故事发生。一个男人，有两样东西一生都放不开：权力和美色。我当然也不例外。令我沮丧的是，我现在为了得到第一样东西，必须暂时放弃第二样东西。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影片，片名叫《南征北战》。影片里，为了实现某个战略意图，我军主动放弃几块根据地，大踏步后撤。根据地的父老乡亲们站在村边挥泪送别子弟兵。虽然知道大军打几个胜仗还会回来，可乡亲们还是泪水涟涟，子弟兵也依依不舍。　　我眼下就是那支大踏步后撤的部队，陶小北则是被我忍痛放弃的根据地。我知道打几个胜仗后会重新得到她，可此刻后撤时还是心有不甘。想到我撤走后敌军会在她那里驻防，我的心情愈发沉重起来。可这妮子却没心没肺，也不臂挂一个小包袱到村头来送送我，将一双亲手做的军鞋塞我怀里，却不知跑到哪里疯去了。害得我背着背包急行军途中，还牵肠挂肚地频频回首张望。　　我们紫雪市是我国北方一个落后的地级市，“GDP”总量还不及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一个乡镇。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于男女交往这种事情仍然十分关注。尤其是在这些无所事事的机关单位里，如果哪个男同志跟哪个漂亮一点儿的女同志走得近一点，就会有人在背后议论你，无端生出一些风波。比如说要派人到县里下乡，派女同志下乡时就得格外慎重。派一个男同志，若再派一个女同志，这个女同志若是康凤莲或张雪梅——张雪梅是我们局里另一个女同志，也不会起什么涟漪。可若派陶小北或李小南，就会水波荡漾。局里一般很少派陶小北和李小南单独随男同志下乡，仿佛她俩是妖怪手中的那个宝物，孙悟空都难以骗得出来。因此我们局里若必须派女同志出差或是下乡，总是派康凤莲或张雪梅去。有一次本该李小南去的一趟差事，局里却派张雪梅去了。李小南有点纳闷儿，在办公室对我们生气地说：“怎么不让我去啊！”看着李小南一脸不解，我当时扑哧笑了，心想：你若像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时那些青年妇女一样，惊惶间在炕道里抓两把黑灰抹脸上，恐怕就会派你去了。　　康凤莲和张雪梅若是汽车的前轮和后轮，陶小北和李小南就是两颗挂在车屁股后面的备胎，看着人家跑得欢，干着急使不上劲儿。陶小北和李小南仿佛又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干部下乡时背的铺盖卷儿，局领导生怕一到村里就有人将她们铺床上。而康凤莲和张雪梅只是捆铺盖卷用的绳子，铺床时随手就将她们扔墙角去了。　　我们紫雪市所辖十六个县和几十个市级部门里，仅在1991年一个年头里，就有两个县处级干部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在全市闹得沸沸扬扬。其中有一个县长竟像英国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国王一样，宁肯不要县长位子，背着一个处分，扔下糟糠之妻，领着一个气质和教养远不及辛普森的小美人如黄鹤一般远走高飞了。　　这位县长已经功成名就，而我现在才刚刚起步，更得慎言敏行，做一位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这是在行政机关站稳脚跟的立身之本。　　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已迈得越来越快，纵然山花烂漫，满目春色，我鱼在河也得视而不见，万不可目迷五色。这样的例子太多啦！同样两个年轻人，同一学校毕业同一天分到同一机关。一个勤奋工作，一天到晚全神贯注察领导之言观领导之色，决不去观察任何一个女同志。即使与陶小北这样的美貌女子擦身而过，也毫不为之所动。如果有人私下议论：“陶小北长得真漂亮，是咱机关最漂亮的女同志！”这个年轻人就会从办公桌前抬起头来，扶扶小眼镜说：“是吗，我看陶小北长得并不漂亮！”说陶小北漂亮的另一个人颇不服气，反问他：“那你说咱机关谁漂亮？”这个年轻人就会说：“我看咱机关没有一个漂亮女人。”停了一会儿，他又抬起头说：“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漂亮的，我看张雪梅还不错！”　　这个以张雪梅为美以陶小北为丑的年轻人，在仕途上进步很快：副科长、科长、副局长、局长，像猴子爬树一样，出溜就上去了。而另一个年轻人，虽然工作能力也不错，也有一些聪明才智，但从进机关大院那天起，就在观察和寻访院里有几个陶小北。即使院里没有陶小北，只有一些张雪梅，这个年轻人也不会气馁，他会不辞劳苦跑到别的机关单位去寻访，简直像当年到处猎艳的西门庆一样。并且一有机会，就跑到单位的女打字员房子逗留片刻。单位的打字员即使没有陶小北那样漂亮，但起码比张雪梅年轻，脸蛋子绷得像吹足气的气球一样。有几次单位领导手里拿一份文件推门走进打字室，见这个年轻人正和女打字员脑袋挨得很近说话。领导不易察觉地皱皱眉头，放下需要打印的材料一声不吭转身出去了。结果十多年后，第一个年轻人已经当了局长，第二个年轻人却还是个副科长，而且往往是总务科的副科长。即使到退休的时候，也只能干到一个总务科科长——惟一的好处是到单位的大灶上打饭不掏钱。　　年轻时喜欢跟女同志接触的男同志，其结局大多是这样。不会有哪一位领导告诉你：不要跟女打字员头挨得很近说话，但你却得为这种行为付出一生的代价。　　因此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后要求自己过的第一关，就是面对美人而不思美人。即使天天和陶小北呆在一间办公室，也要做到心若止水。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书时，曾听一位同事吟唱过这样几句诙谐的乡间小曲：“三个小伙真大方，半夜里来到姑娘房，打开窗子望一望，原来是一位老大娘。”从我到玻管局工作的那天起，我就要求自己将陶小北视作“老大娘”，可这妮子倒有一点儿不管不顾的劲头，常常在办公室一边看书一边自个乐，乐毕就抬起一双波光溢动的美目给我讲故事。那天她对我讲，四岁的男孩亲了三岁的女孩，女孩很认真地问，你亲了我，会对我负责吗？男孩拍拍女孩的肩说：你放心，我们已经不是一二岁的小孩了！“鱼在河你说有趣不？”这妮子说完又追问我，我笑着说：“有趣！更有趣的是那小女孩若是你，男孩不知是谁？”　　这句明显带有“挑逗”意味的话一出口，吓得我吐了吐舌头。倒不是担心陶小北责怪我，而是这样的话说得多了，我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我赶快要求自己的思想意识重新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再不敢往邪处想。为了处罚自己，我在嘴巴上拍了一下，心里说：“让你再说疯话！”又拍了一下，心里说：“让你见美人而忘情！”接着再拍一下，说：“你怎么忘记她是老大娘了！”拍了几下后，将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过来，我再不和陶小北搭腔，像在追悼会上介绍死者生平的领导一样，一脸严肃地低着头专注地看摊在办公桌前的一本书，书名叫《紫雪市玻管事业发展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