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时语塞，他以为我是不想教。说他从小习武，得峨眉山一个老道的真传，秘不示人，但是可以教我，以换取我教他书法。说着一连做了几个动作，说了每个动作的用处变化和临阵禁忌，好像门精。他乐山人，家在峨眉山下，说不定真有点儿什么来头。我想学，就答应教他，让他先临帖。他让王超给弄来毛笔墨汁毛边纸，还有一本《九成宫》，天天临。我呢，教顿挫使转，跟他学武。但是越学越觉得，尽是花架子，不实用。建议比试比试，把他打倒了。连我都打不过，这种武术，学了还有什么用！！不，还是有用的——它打发了时间。二十、第一次审讯九月份的一个上午，监房的门哗啷啷开了，管教王超阴着脸进来。像往常一样，微驼着背，背着手，在室内转了一圈。一句话没说。临出门时，转身朝我，把侧过来的头微微向外一摇。这是叫我跟着他出去。他锁门的时候，指了一下地面，这是叫我站在那里等着。锁上门，一摆头，让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到要拐弯的地方，我回头看他一下，他就向该去的方向努一努嘴。在机关大院看守所办公室里，他把我交给了两个办案警察。然后拿出一个大本子，让他们签字，他自己也签了字。我瞟了一下本子，我的名字后面，写着年月日，几点几分，经手人等等。审毕交还时，又签了一次字。原来办案的来提审人犯，就像向看守所借东西，借和还都要登记。预审室同南京的差不多，只是大些，好像只有讲台没有课桌的教室。讲台下犯人的座位旁边，放着几把折叠椅。中间茶几上，有茶水香烟。坐着两个警察，都五、六十岁了。里面有到南京带我的罗兴雁。他微笑着站起来，说，高先生，请坐。我坐下时，想移动一下凳子，但是移不动。低头去看，才发现它是栽在水泥地上的。罗问抽不抽烟，说不抽就喝点儿茶吧。不要紧张，我们随便聊聊。他指着到办公室带我并签字的两个警察中年老的那个，说，他姓马，以后就叫他老马好了。此人花白头发，狭长的脸上皱纹深刻，两只眼睛相距较远，叫“老马”很像。罗旁边坐着的一个姓李，更年长，可能有六十多了。脸扁，鼻短，花白的头发胡子眉毛都粗硬而浓密。大黑边框的圆眼镜，下缘比鼻子还低。使我想起猫头鹰。此人很少说话，别人说话时，总是忧郁地看着地面。往后的每次审讯，大抵都是如此。另一个四十多，胖墩墩的，精力充沛，像个小熊。跟老马到办公室里带我的，是他。他面前放着录音机、记事本，和圆珠笔。罗手心朝上，划了个半圆，说，我们四个人，奉上面的命令（这是他第二次说这句话了），负责你的问题。我问什么问题，他说会弄明白的，你放心好了。但是，你得同我们配合才行。“放心”二字，好生奇怪。“配合”二字，什么意思？罗又说，我们已经把你的下落，告诉了浦老师。浦老师已经到成都来了。住在四川师范大学，在艺术系教课。正在争取探监，上面还没批准。我问“上面”是谁，他说这个，你就不要问了。浦老师托我带给你一些衣服和日用品，还有几本书、一封信，我已经交给看守所了。还有一个纸折的小鹿，也交给了看守所了。我说，什么小鹿？他说自从我“走了”以后，小雨每天折一只纸鹿，连起来挂在天花板下，越来越长。我一听就知道，这是真的，放心了。他说他向她要了一个，想带给我看看，这次带来了。以前来事，都是本单位的人办案，很善于以家人为人质。逼供之凶，只差没有用刑。听够了警察暴行，我意象中警察就是刑具。否则，有了那么多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还要警察做什么？这次绑架，更刑具化了警察的脸谱，以致他们越是不像刑具，我越是警惕。不断提醒自己小心些，再小心些。我只怕被打一针丧失智力，小心不了。我真没有想到，他们会真的让我放心，内心里有一份感动。但我没因此信任他们。我时刻都没有忘记，是他们绑架了我。在一个如此巨大的野蛮下面，任何小小的文明都显得可疑。问话很一般：姓名籍贯年龄单位经历之类档案里都有答案的问题之后，是北京认识谁上海认识谁之类不着边际的问题，答完了会提醒我漏掉了谁谁谁，表明他们知道得比我多。没有咄咄逼人的压力，但我弄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抓我。完了让我看记录，签字。记录上写着，审讯员李奇明、罗兴雁、马丁寿，记录员沈杰。马、沈二位带我到看守所办公室办理归还手续时，还是王超接收。我向王索要办案警察带进来的东西，王的回应是，盯着我看了一阵。这些东西，我一直没有收到。稍后我才知道，正如那三个人所说，办案警察和管教干警不是一回事。虽在同一系统，着装时制服相同，但分属于两个单位，谁也管不着谁。按照规定，办案警察无权给被审问者带进来或带出去任何东西。不论带什么进来，只能交给狱方，再由狱方转交给犯人。狱方有权转交，也有权扣留。我原来以为，国家机器各部件之间的权力制衡，是民主制度的要素。提审几次后，我才知道，它也可以是专制机器的故障保险装置。道理很浅显（独裁者搞权力平衡，不也是这样吗）。我没想到，是脑子简单。二十一、错位后来的几十次审讯，除少数几次例外，基本上是来两个人。纪录员沈杰以外，有时是罗兴雁，有时是李奇明（像猫头鹰的那位），有时是李德明，一个瘦高个儿，很有文化教养。谈话气氛宽松，往往像是闲谈，内容与案子无关。有一次，来的是马丁寿和沈杰，我谈到在南京监狱里打架的事，他们哈哈大笑。沈说，真想不到你高先生，还有这么一段生活体验呀。马丁寿说，小头那种人，叫狱霸。各处监狱都有，很普遍，很难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监狱管理工作方面的问题。管理和侦查，完全是两码事。侦查工作，也像你们搞学术研究一样，要大量占有资料。然后分类排比，去芜存精，去伪存真，还事物以本来的面貌。我说，你们把我抓起来，也是还我以本来的面貌吗？他说，你认为你本来的面貌是什么呢？五七年右派，六六年黑帮，八六年“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八九年坐在这里，怎么说呢？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五七年，我也是右派。我的每根神经都警惕起来，心想这是套近乎，得小心些。沈杰接着说，老马也挨过整，吃的苦可多啦。我更加警惕了，心想配合得这么好，可见有计划，得再小心些。出狱后我才知道，这些都是真话。但在当时，我没法相信。四十年来，人们已习惯于用制式套话交往。真话几已绝迹，何况是在警察和犯人之间。我很小心，但又困惑。是引我上钩吗？语言里并无陷阱。是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吗？眼睛里也没有那种冷光。是历史进步了吗？我在狱中。冷场片刻，沈说，前天，浦老师到公安局来了，给你送东西，打听你的情况。我们告诉她你在里面很好，让她放心。东西也都交给典狱长了。马说，我们说你很好，她还是不放心，最好你自己给她写个信，让她放心。她一直没有收到你的信，很着急。我说我写过好几封信了，她怎么会都没收到？我说你们几次说带了她的信和东西给我，除了一套棉衣一双棉鞋，我怎么一样也没收到？马说，是吗？这有可能。看守所有他们的考虑，我们去问也不好。这样吧，你现在就写，写了交给我。这次我不通过他们，直接交给浦老师。我说那不是违纪的吗？马说，他们不会知道的。知道了也不怕。推过来纸和笔、说，你写吧，我们可以等一等。说着他站起身，在预审室里踱起圈子来。沈杰往椅背上一靠，点上一支烟。我又大吃一惊，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我也不相信他们来是为了聊天，而不是迂回战术。是不是想从我的信上分析出什么？是不是要用我的信取得小雨的信任，以便从她口中得到我的什么？……否则，他怎么敢于说“不怕”？越想越觉得，这信不能写。踱着方步的马，站下来又说了一句，你要看什么书，也可以写上，我们给你带来。我把写了个开头的信揉成一团，塞进口袋，说，我今天脑子很乱，写不了信。冷场片刻，马说，那也行。语音迟缓。听得出来，他有点儿失望和伤心，看得出来，沈杰也有点儿惋惜。但我不为所动，警告自己，别犯傻：这是什么地方？面对的是什么人？另一次罗兴雁来，给了我一个纸包，说是小雨给的。我裹进棉衣，带回了监房，打开来是一袋荷兰奶粉，封口是拆过了重新封的。开视有异色，嗅之有异味，心里犯疑，倒掉了。但留下一小包，想将来有机会时，化验一下。出狱后才知道，是小雨把人参磨碎筛成细粉掺和在里面了。办案警察对她说，监狱里严禁带入药品，发现了要没收。小雨说我身体不好，要求他们帮助，他们就避开狱方，直接给了我。我打开留下的小包一尝，没错，人参味儿。可惜已经倒掉。在狱中，我有时胃痛。有一次审讯时，马丁寿和沈杰带我到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去看。在汽车上告诉我，他们找的医生，是医大著名的教授，肠胃病权威专家，很少到门诊部看病，他们是提前半个月，预约挂号的。一周后，诊断报告出来，是轻度浅表性胃炎。同以前北京医院的诊断（中度萎缩性胃炎）不同，我怀疑，警方为了不让我保外就医，做了手脚，把病情说得轻些。我想，说不定“医生”是假的，或者是和警方配合的。出狱后打听，权威医生是真的。后来往美国检查，也证明他诊断无误。警察纠正了北京医院的诊断。这种事情，谁能想到？二十二、顺位弄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摸着石头过河，错位的时候很多。这样几次以后，有一次，突然来了十几个警察，个个铁青着脸，怒气冲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之类，都来了，一扫诡谲。我舒了一口气。心里想，终于玩完了，来真格的了。刀俎和鱼肉的关系，终于正常化了。有些问题，只有五十年代的水平。如：哈佛大学（邀请我去讲学）是什么企图？我说邀请外国专家讲学，是他们的常例。有人吼道，正面回答！我说我被禁止出境，没去。又有人吼道，正面回答。有些问题，好像与“动乱”有关：“为什么说要吸取缅甸的教训？”“为什么说没有有组织的工人农民参加就没有希望？”我说那是泼冷水，不是煽风点火。又有人说，正面回答。仇恨的目光，像许多手电筒的光束一般，集中地在我身上徘徊。更多的问题，是与《新启蒙》有关。从办刊的宗旨，编委名单（问的时候，手里拿着铅印的编委名单），到去上海开会谁给的机票，谁到机场接机，住在哪个饭店，与谁同住一室之类的细节，都问到了。显然，他们知道的比我多。我想我也许因此，摸到了他们的一点儿底，猜到了一点儿，他们在干百万人游行请愿声中，找出一个沉默的、远离人群的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仅仅因主编个人的友谊，才参加了该丛书的编辑（见《王元化先生》）。官场里没背景，新闻界没关系，孤立无援，关杀没人管，是个薄弱环节。如果抓反党集团，从这个点突破最好……。但是这样的审问，次数不多，两种审问方式，看不出互相配合的迹象。又使我猜想，可能警察们内部有矛盾，他们中凶恶者的凶恶不是冲着我，而是冲着内部的不凶恶者而来。也不排除中央政法系统和行政系统，甚至党务系统高层的矛盾，表现为黑箱深处对八九民运六四事件意见不一的可能……也都只是猜想，全都无法证明。隔绝在大墙探处，没任何信息干扰，反而可任意乱想，不需对谁负责。这是另类“自由”，但我不想拥有。二十三、家信这以后，有两次，来的人较多，气氛较肃杀。后来又恢复了只来两个人，气氛较轻松。那天来的，又是老马和沈杰。老马从公文包裹掏出一封信递给我，说，这是浦老师给你的信。这是我入狱以来，第一次收到家信。信上说，以前带给我许多信和东西（附有清单，内有我在南开大学所带的几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提纲），怎么都没有回音？说我很好，高林在江苏也很好，可以放心。说探监的事，没批下来。常去公安局，听说你在里面，生活还好是吗？说看了电视连续剧《李大钊》，很感慨，如何如何。《读书》杂志上评论夏衍《懒寻旧梦录》的文章值得一读，如何如何……。我问老马，这信你看了么？他说看了。我说，她说得太多了吧？他说可能，这要看看守所里怎么看了。他说他经手转交给看守所的那些信和东西，应该说都没有问题，他们为什么扣下他不知道。“那是他们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我们去问也不好。但是你一定得给她写个回信。现在就写，写了给我，我直接交给她。”像上次一样，又推过来纸和笔，说，你写吧，我们可以等一等。我给小雨写了个回信，告知所有她的信，我一概都没有收到。以后写信，三言两语报个平安就行，别写那么多，免得被扣留。所有带来的东西，除了棉衣棉鞋，我也都没有收到，以后就别送了。我很好，每当从窗格子里看到蔷薇色的天空，就想起狮子山上的黎明和黄昏，祝愿你在那里，能享受一下这难得的孤寂和宁静。照顾好你自己，就是照顾我。我也是。我很会照顾自己，每天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你放心。老马看了，也给沈杰看了，装进公文包里。这是“分别”以来，小雨收到的我的第一封信。她的信，我带回监房，看了几遍。当天夜皇，王超打开门锁，带刘钧去喝酒。他们走后，我如厕，把信撕碎，冲了。深夜里刘钧醉熏熏归来，后面跟着王超，恶狠狠叫我起床，抖被子，掀草席，摸了每一件衣服的口袋。说，信呢？我说什么信？你们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信。他没回答，锁上门走了。二十四、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在狱中，本来可以看报。南京监狱里看到的是《新华日报》，四川省看守所看到的是《四川日报》。永远是十几二十天以前的和残缺不全的。管教干警们看过以后，传给劳改队看了，再从各个监房传过来。我们看过，还要传给别的监房。传递的方式，是由伙房的人在送饭时交接。隔几天一次，天数长短不定。每次好几份，份数多少不定。有时看过以后传出去了的报纸，几天以后又传回来了。报纸不管多旧，于我都是新的。我以前从不看报，狱中无事，看得就特别地仔细。透过谎言和宣传，也可以过滤或分析到一点什么，从而得到一些乐趣。那三个人看得比我还细，我不看的他们也看。比如广告、启事、影视等等。看完了还互相考试。征婚广告第几名何人？电影明星某某最近与谁“拍拖”……不过是消磨时间。论乐趣，还是我的更大。但是后来，报纸就不传到我们这个监房来了。这件事很奇怪。一天早上，王超来开二门时，我向他提出要求看报。我说报纸是党的喉舌，怎么能看不到报？他盯着我看了一阵，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没有回答，锁上门走了。刘钧非常开心，说，没有报看，憋得慌吧？似同情，又似幸灾乐祸。于是我知道了，这件事是他干的。我想，这种形式的狱霸，比小头那种，厉害多了。我在体育界的朋友郝勤，认识看守所副典狱长陈波（武术家）的师傅，拜托陈的师傅，嘱咐陈照顾我。因此陈有时开门进来，问一声我怎么样。我胃痛期间，他每天来给我推拿按摩，发气治疗。并教给我一套健胃气功，颇管用。慢慢地胃也就不痛了。但是我向他提出看报的要求时，他表示无能为力，说这个，你得给王干事说，他分管你们。办案警察干预，要狱方让我读书和看报。狱方答应了，但没兑现。只转交了一本已经扣留很久的《订正六书通》。我每天写一张“九三四要求看报”的字条，交给来开关二门的管教。从无回应。几个月后，我出狱时，狱方发还了全部扣留的物品。其中有一大摞书。每本书上，小雨都用报纸包了封皮。大都是用《参考消息》包的，其中有苏联和东欧的消息，她急于让我知道，但我全都没有看到。那本《订正六书通》上，也有报纸包的封皮，他们在转交该书时，把包皮纸取掉了。心思之细密，难以想象。我因此迟了好几个月，才知道苏联东欧发生变化。那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二十五、又见腊梅从一九八九年九月初到一九九〇年春节前夕，我在监牢里蹲了一百三十八天。最后一次审讯，是在大除夕前三天。审讯员李奇明，记录员郑伟。李告诉我，他们将争取让我回家过春节。但是这要做多方面的工作，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我当时以为，这不过是说说而己。大除夕，陈波来，通知我已被释放，让我收拾收拾，准备出狱。他找了一个会理发的犯人，给我理了发，刮了胡子。这是他个人的好意。但小雨很遗憾，她本想给我照一个，头发胡子很长的囚犯照片，留作他日的纪念。一百三十八天没刮胡子的脸是个什么样子，我没法知道。看地上一大堆黑白相间长长短短的狗毛，很吃惊。同大家握别后，他带我走出监房，回头又锁上了门。这个动作，让我心里一紧。四川师范大学保卫处处长帅希望（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平时只管治安，尽可能不问政治），开了一辆车来接我，说是书记袁正才和校长工钧能让他来的。郑伟陪同我到办公室，取回了被扣留的全部信件书籍物品。李奇明说他也去学校，见一下小雨。郑伟跟着他，四个人一同上了车。李的驾驶员开着他的空车，跟在后面。郑伟在前座回过头来，用脸指了一下李奇明，给我说，这是我们的领导，省公安厅二处的处长。周旋了那么长的日月，我竟然一直没有看出，这个人是办案警察们的领导。帅希望说，李处长在文革的时候，坐了十年大牢，吃的苦可大啦！要不然，哪里还是个厅级处长。李没说话，忧郁地看着脚下，如同在审讯我时那样。车子一直开到雨舍跟前，小雨在门前等着，拿着一大把腊梅。这花，我小时候很熟悉，自从离开家乡，已经四十年没有见过。李奇明下车后，同她握手，指着我，给她说：“我把他好好地交给你了啊。”原来他要见一下小雨，就是为了，说这么一句话。二十六、如是我闻出狱后，从各个方面听到的一切，使我十分吃惊。来自文化教育界的告密材料多加牛毛。反而是警察们的客观调查，排除了大量不实的指控。南大校长曲钦岳先生曾就我被捕一事，向江苏省委抗议。省委的回答是，他们不知道这事。但四川省委的朋友告诉我，直到要放我的那天，省委书记顾金池还打电话给省公安厅，教等一等。说他已向上请示，等有了回话再说。省公安厅回答说，已经放了，要是不行，可以再抓回来。小雨也曾在南大校园，见过那个穿便衣戴墨镜的家伙。我被绑架的那天她也被带走，刚被释放回家，那人就带着几个警察来搜查，让她在“搜查证”上签字。她告诉他，高尔泰是个病人，需要照顾。他讥讽地说：看来，你还挺同情他的吗？小雨说，为什么不？要是你坐了牢，你太太不同情你吗？他断然说，她不会的！话一出，似乎自觉不妥，忽然尴尬起来。小雨感到奇怪：这种东西，居然还会尴尬。罗兴雁参加搜查，发现了那本装满了小字纸的照片簿。是我五十年代被劳动教养时偷偷写下的记录。字极细小。他辨认了一会儿，低声给小雨说，这对你们，很重要是吧？几十年来，我为保存隐藏这些记录，付出的精力和承担的风险比写它们还大。在北京三年，是小雨替我保管。有多要紧，她和我同样知道。面对警察，不知怎么说。这时戴墨镜的过来了，罗把它丢到已看过的东西一边。他们把要带走的东西，登了记，分别装进了印着“南京市刑警大队物证袋”的牛皮纸口袋。有个清单，让小雨签字。小字纸照片簿不在其中。为防可能有的第二次搜查，小雨听从系主任许志英的劝告，把它寄存在中文系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直到我出狱。没有它，我就写不出《寻找家园》中的许多篇章。小雨常说，“警察也是人”。这使得她在同他们打交道时，不像我那样一再错位。当马丁寿给她说，“有落井下石的么，也有下井救人的么”。她立即就听懂了。这话，饱经风霜的老狼如我是听不懂的，必以为这里面隐藏着什么陷阱，一听到就要叫自己小心。事实上，如果他们真要怎么样我，再容易不过了：权力是天赋的，材料是现成的。无须拐弯抹角，更无须我这个土脑子所能想象得出来的那些下策。之所以有所不为，是因为马、熊、猩猩和猫头鹰们，都有一颗真正的人的心。去国十几年，与不同语言、肤色、异俗殊风的各国人等交往，最深的一个体验，就是人性的善恶。人这个物种的个体差异，和种族文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知识技能、社会制度和职业身分都没有关系。对于那些承担着制度的罪恶，戴着刑具的脸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减少无辜者的痛苦，而又不为外界所知，甚至不为受益人所知的人们，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和谢意。一直很想，不仅代表我和我的家人，也代表无数在绝境中因他们的看不见的、困难的和危险的努力而减轻了伤害的人们，衷心地说一声，谢谢。只因为怕我的感谢，反而会给他们造成麻烦，沉默至今。忽忽十五年就过去了。文中提到的诸位，该都已告老还乡，安全了吧？我在地球的另一边，头发也已经白了。但是每想起那些遥远的往事，仍然强烈地感到，那种对话的错位、那种人与入之间的隔膜之中，有一份深深的悲哀在。王元化先生一八十年代初，我甫出深渊，很少朋友。特别是与名流大家，更距离遥远。带着底层的傲慢，孤狼一般游荡。《论美》出版以后，《读书》杂志的董秀玉大姐建议我寄一本给王元化先生。给了我一个上海他家里的地址。说，“王元化先生，很好的。”回信长达六页，批评极其中肯。指出了许多具体错误，某个概念不明确，某个提法不周延，甚至错字别字，“应属手民误植”。没有应酬性的赞美，但很鼓励我的探索。还问及身世，有一种对命运的关切。我很感动，也很敬佩，从此开始通信。那时言路乍开，容易出轰动效应。人们习惯于用假套话交往，已经太久。说一句简单的真话，就成了深刻思想。摆一个平凡的事实，就成了重大发现。并且这是犯上，好像也算得上勇敢。又碰上美学热，书卖得可以。先生提醒我，忽冷忽热，是不成熟的社会的特征，当不得思想价值的量度。读之深自警省。在西单墙和民间报刊被取缔以后，官方媒体上依然热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争论、生产目的和党史禁区的争论，还有其他一些争论，都是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那么多社科院、中宣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首都高校的大人物出来表态，我觉得像党内斗争。先生提醒我，别小看了党内斗争。有时候，我们都只能寄希望于党内斗争，读之深受启发。先生治古代文论，学贯中西。其文其书，土厚水深。作为那个方面的权威专家，他同时也有一份公民的责任感。关心国事，致力反“左”。笔下有雷声，发聋振聩。（自毛“反右”以来，“左”“右”截然两分，概念颠倒模糊。但其引申义已被普遍接受，吾从众。）是周扬那个导致全国“清污”运动的报告的三个起草人之一。后又亲自撰文，“为五四精神一辩”，凌厉磅礴。以为人如其文，也凌厉磅礴。后来接触多了，才知他性格宽和，为人厚道。他曾被打成“胡风分子”二十多年，吃尽苦头。有一次偶然谈起舒芜（因“揭发”“胡风集团”而被众人辱骂）。先生说，人言可畏，舒芜其实是被人利用。个中委屈详情，非当事人不能尽知。舆论对他的惩罚，超过了他所应得，实际上很不公平。冯友兰先生逝世，我收到宗璞女士一信，说她父亲生前嘱咐，墓碑要我书写。我生也晚，无缘见一代宗师。唯读其书，高山仰止。听说他文革中支持毛、江，文革后成众矢之的。不明就里，打电话问元化先生。先生说乱世做人很难，冯友兰更不容易。设身处地，其情可恕。许多人（说了几个名字）都是那样，现在仍被尊敬。一边厢积毁销骨众口铄金，一边厢开口大师闭口文豪，也很不公平。公众舆论，往往人云亦云。个人身在其中，须得特别警醒。我恭敬书写了墓碑，和墓碑反面的“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十字，从此成了宗璞大姐和她的先生蔡仲德教授共同的朋友。时至今日，二位每有新著，必惠赠。文章观海波澜阔，学问游山泉脉多，受益匪浅。且喜燕南园里，三松依旧龙蟠。先生对我的教益，诸如此类还多。不止学问，也包括做人，我为人（据朋友们说）心胸狭仄脾气暴躁，言行乖戾不近人情。在先生的帮助下，起码许多事情，处理得比较得体。先生是国务院学术委员，顶尖名流。也做过宣传部长，周旋官场。没有沾染上那两个圈子里的腐朽习气，已属难能可贵。如此对待后进，更令人肃然起敬。他不光是对我如此，对别的青年也是一样。每看到可取的文章，必欣欣然逢人便说。即使作者是边远省份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也总要找到下落，去信鼓励帮助。陕西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尤西林，甚至得到一帧他的亲笔书法：“健笔凌云”。四个字元气淋漓，此四字，后生小子尤西林当之无愧。除了王元化先生，有谁肯说？二第一次见到先生，是一九八七年的事了。那年我在成都，去了一趟北京。为北师大的文艺美学博士研究生罗刚、刘晓波的毕业论文进行答辩。先生是答辩委员会主任。成员除我和他们的导师童庆炳、张紫晨外，还有北大的谢冕、人大的蒋培坤等。一般来说，委员会五六个人够了，通过论文和授予学位以后，即自动解散。罗刚的答辩就是这样。但刘晓波离经叛道，不受控制，有国家教委想治他一下，安排了几个他们认为是忠于党和马列的学者进入答辩委员会，使委员会的人数增加了一倍。消息传出去，来旁听的很多，有好几百人。以致不得不把答辩的地点，由会议室搬到了小礼堂。先生的学问人格，受到“左”、“右”两派共同的尊敬，经由他的整合，委员会事先取得了共识。会上气氛和谐，刘晓波顺利过关。在会上我读完评语，多说了几句话。我说现在不是五四时期，但仍然有一个救亡的问题。那时是救国家，针对外国侵略。现在是救自己，针对国家压迫。所以现在的文化运动，需要更多的刘晓波。这种能独立思考而且勇于犯上破禁的人才，越多越好。两年后形势逆转，刘晓破出事，有人在《文论报》（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五日）上揭发我说了这几句话，记性可真是好。那天散会以后，王元化先生约我晚上到他房间里谈谈。他说启蒙问题，不能光讲勇气。关键是启什么蒙，用什么来启。五四成分复杂，也未可一言蔽之。事实上早在一九一九年之前，中西文化论战、新旧文学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国故论战、科玄论战等等，都已经有了萌芽。也不光是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那时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也有其国际国内背景。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政治文化之脉络交错，都很典型。他说我们回顾以往，可以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认同科学与民主，但现在更需要强调的，是自由与人权。我说，是。他说比方说多数和少数的关系，国家主权和个人的人格独立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不讲清楚，其他的问题都很难讲清楚。现在有些人一讲民主，就说民主是目的，不知道民主只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有些人一讲自由，就热衷于反逻辑和非理性，不知道自由只能与规范共生，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关系，没搞清楚。我说，是。我说，现代自由主义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之处，在于它以个体为本位，而后者以群体为本位。但是承认特殊性和偶然性的价值，承认个体要求的合理性，哪怕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合理性，同时也就必须承认，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它需要某种制约和平衡。需要某种普遍性，哪怕是形而上的普遍性。反逻辑和非理性的思潮，恰恰是以不承认普遍性为前提的。消解了普遍性，也就消解了文明的内在结构，并且把自由问题，由外向的条件开拓，变成了内向的意义追寻。由向强权挑战的政治，变成了向虚无挑战的哲学，这是个新问题。先生说，是个麻烦。但是寻找普遍性，或者说重建普遍性，弄不好就是本质主义，回归古典，甚至回归宗教文明，更要小心。我说，是。三答辩完毕，我们在北京滞留了几天，各自看望朋友。先生在回上海以前，约我和小雨，还有《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夫妇，到西单的豆花饭庄吃饭。说这次来，见了几个老朋友，谁谁谁，都建议他办一个刊物。说谁和谁那里，还有一点儿钱，加起来也够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做，办一个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以理论研究为主轴的学术性刊物。不媚时阿世，不屈从权力。但适度保持与政治的距离，适度保持低调，以期起一种长远的作用。那时随着商业大潮的兴起，人文精神正在急剧衰落。知识分子们也相应地愈来愈重学问轻思想，重科技轻人文，有如乾嘉盛时。正需要一种人文努力，来赋予学问以思想，赋予思想以学问，以免二者偕同沦入市场，成为商业的附庸和政治的装饰。先生的想法，正符合时代的需要。虽然很难实现，我们都愿意试试。刊物叫个什么，颇费思量。“问路人”、“拓荒者”太文学化；“思想家”、“门”端着架子；“文化中国”过于专业；“启蒙”有古典味。那时我主编的《大时代》丛书出不了，问就叫“大时代”如何，先生说，空泛了些。先生倾向于叫《时与潮》。不久又来信，问改为《新启蒙》如何。这就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新启蒙事件”的原来。不久，“反自由化”开始，期刊登记困难。先生在上海，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最后只得以丛书的形式登记，叫《新启蒙》论丛，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和发行。这中间的曲折艰辛，一言难尽，都是先生一个人承担了，我在成都，若水在北京，一点儿忙都没帮上。先生独力准备就绪，并试编了创刊号《时代与选择》以后，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为期三天的编委会，叫“新启蒙笔会”。参加者有邵燕祥、金观涛、于光远、于浩成、李洪林、戈扬、阮铭……等大约二十多人。有人捅给香港报刊，被报道为“国内民主派的大结集”。立即就无法“低调”，也无法“与政治保持距离”了。先生十分生气，但已不能补救。散会后，先生留我和小雨，还有王若水夫妇在上海多住了几天，商量具体的编务。我们一致同意，刊物要有个性，但须合法。要勇敢真诚，但不硬闯雷池。商定我负责第二期和第三期，王若水负责第四期和第五期。先生转交给我一批稿子，都是他约来的。里面有不少好文章，挑选一下，基本上够两期用了。事后发现，会议记录和录音磁带神秘失踪。紧接着国家安全部和中宣部联手，派了两个人到湖南，秘密调查湖南教育出版社与《新启蒙》丛刊的关系。该社编辑龙育群先生从湖南省委得知消息，连夜赶到上海，告知先生此事。先生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管文宣的芮杏文询问，芮说他不知此事，可帮了解一下。紧接着湖南省委宣传部的一个什么人，因泄密受了处分。但先生作为刊物的创办人和主编，我们作为他的协助者，都一直未受干扰。编务照常进行。我们都更加小心翼翼。为了免得引起猜疑，先生还谢绝了一切来自海外的赞助。时值一九八九年春天，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我尽量保持低调，避免被潮流带着走。第二期《危机与改革》、第三期《论异化概念》，都总算是出来了。说来惭愧，我只是选了一下稿子。繁重的具体编务，主要还是先生和他的几位才华横溢的博士研究生承担了。王若水是一位温和的勇者。待人真诚、谦虚、平实，而又意志坚定。他办报经验丰富，但身在历史大潮的漩涡中心（北京），大学生走上了第一线，学者们要沉住气，太难了。他执编的第四期，名为《庐山会议实录》，很政治。出版时遍邀政界、学界和新闻界的明星名流，以及各大国际媒体的记者一百多人，在北京都乐书屋举办了一个《新启蒙》发行会。风云际会，引起轰动。那个会，我没参加。后来看到会上一些发言记录，火药气味很浓，就有要出事的感觉。果然，《新启蒙》被迫停刊，第四期成了最后一期。但是我没有想到，“左派”的批判文章会说，《新启蒙》是全国反动思想的总根源。中共中央委员陈希同曾在“平息暴乱”的报告里，指控它“煽动暴乱”。四更没有想到的是，在同仁们都没事的情况下，我会被抓进监狱，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关押和审讯了一百三十八天（见《铁窗百日》）。尤其没有想到，出狱以后，国家教委会把我赶出南京大学。南大顶了一阵，后来不顶了，收回了我的住房。我走投无路，再一次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滋味（见《回到零度》）。先生却不避嫌疑，邀我和小雨到上海他家，住了几天。先生的夫人张可大姐，是翻译和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一场大病以后，一直没完全康复。很少说话，多数时间只是静静地坐着，听先生和我们说。白发如雪，面带微笑，把优雅高华的气息，温馨亲切的感觉，散播到整个客厅。这种感觉，这种气息，给我们留下难忘的记忆。平时很少出门的她，也和先生一起，陪我们参观上海市博物馆、玉佛寺和龙华寺。还时不时指点我们，留心一些值得留心的东西。龙华寺住持明旸法师是全国政协委员，素食招待，并送了我们每人一本他的诗集。素食好吃极了。诗呢，大都是歌颂党的伟大，俗情更比僧情浓。我给先生说，没想到兰若精舍，也可以是终南捷径。先生说我少见多怪。说他的朋友某某某是共产党员又是佛教协会的主席，人很好。台湾的民主党里也有和尚。美国历届总统，好几个是基督教徒。我说美国价值和基督教价值有其一致性，佛教和共产党则不。他问我研究过没，我说没。他说，还是的么。我小时候喜欢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受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的影响很深，也因此，对经常翻译俄国文学及其理论的满涛和贾植芳这两个名字，熟悉而且喜欢。在那个只许用马列阐释政策或者古典的时代，杰出者通过翻译表达自己（序言中声明是供批判用的），无形中拓宽了狭仄的思维空间（我想这也是大陆那时的翻译水平，整体上高于现在和港台的原因）。我曾经把一些翻译家当作精神导师，包括满涛、贾植芳。说起来，才知道满涛是张可大姐的弟弟，贾植芳也是先生的亲戚。先生早年也喜欢俄国文学，给我们看了他那时写的小说。散文诗一般地优美。湖北农村泥土的馨香里面，掺杂着一股子契诃夫式的忧伤。我想，也许，正是这种没有说出来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同一，是我们之间心灵亲近感的来源。五在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亲近比观点一致重要。有些人一见面就能信任；有些人交往几十年，依旧知面不知心。这个差别，和立场观点无关。反之亦然，心灵的亲近，并不意谓着观点没有分歧。说到我的入狱，先生教我以平常心待之。说它只是人生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说不，是翻过去了的一页又翻回来了。但我的体验已经不同。从前在夹边沟，虽然与世隔绝，总觉得由于自己的价值观，我必然地和文化人类保持着某种看不见的联系。现在，我已经不这么看了。先生提到第一次见面，我曾把个体存在的意义，归结为同某种普遍性的联系。我说是。但我没找到这个价值本体。我说所谓“信仰”，所谓文明的内在结构，不也就是一个和价值本体的联系吗？如果除了通过外在的、人为的途径就找不到联系的线索，如果这线索只不过是舞台角色和道具之间的配合，所谓价值就成了虚拟的坐标，就像西西弗斯的石头。我说我有时候觉得，所谓意义的追寻，就像是被那个石头推着走，比之于我推它，更加要不得。先生说，这可是虚无主义呀。我说不是主义，是自然。就像人生的无常一样，我不得不与之面对。先生说，这只是你一时的想法，说不定你还会改变。我说是，思想是活东西，我只能听其自然。这是临走的前一天的对话。那天，他请了一位烹饪高手，来家里为我们做了一顿特别丰盛的晚饭。饭桌上还点上了蜡烛。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是我们逃亡以前，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六转眼十几年，一直没有和国内的朋友联系，怕影响大家的安全。同先生，也只是通过在香港的王承义先生（先生和张可大姐的公子），偶尔报个平安。好在中美之间，时有共同的熟人往来，情况并不隔膜。听说他仍每天读书写作，不断有新作品出来。很欣慰，也很感动。听说他已“重评五四”，观点略趋中道，我想这是好事。思想的发展变化，正是它生命力的确证。八十高龄，依然和时代潮流同步，更难得。这不仅是先生永不老去的探索精神使然，也和他宽厚仁慈的天性有关。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已经由主张和平进化，反对激进变革，发展到重评历史。从崇尚英美模式，否定法国模式，发展到认为没有五四运动更好，没有辛亥革命更好。我漂流异国，久居山野，日与草木鸟兽为伍，已经落后于这个潮流很远。纽约一家杂志的记者远道来访，问我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我竟答不上来。只能说，我没有那样想过。我说，要是那样想，应该说没有抗日战争也更好。因为在日本人的奴役之下，中国也会有繁荣和稳定。记者说妥协是手段，进步是目的。我说问题在于成本。为维持没有社会正义的稳定所付出的长期痛苦代价，是否应该作为历史的生产性开支放在一起核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术与道的关系问题。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说，以延长痛苦为代价，分期付款买民主，比较便宜。我说这就要看占便宜的和付代价的是不是同一群人了。还有，历史无序，谁来保证支票兑现？如果代价付了，支票不能兑现，或者兑现的是土耳其、南亚甚至南美的那种民主，又当如何？那时再来反思，岂不又是一个百年？百年不过一瞬，但是人生几何？采访录发表以后，很多人又骂我极端。困惑之余，不免要想，如能有机会再次向先生请教，深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该有多好。何日归舟横怒海，苍颜白发叩师门。我的岳母一我结过三次婚，有过三位岳母。第一位岳母，名字叫王淑真。甘肃武威人。武威古称凉州，我们都叫它凉州。边陲绝塞，历来兵家必争。两千多年间屡毁屡建，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依然荒芜小城。风沙兵燹xiǎn抹去了建筑物上的一切华饰，只留下不同层次的灰黄和黑褐两种颜色，望中一派苍凉沉郁，土厚水深。不知道什么时候，基督教传进了这个地方。五四运动的那年，一九一九年，我岳母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我的岳父李瑶圃医生也是基督徒，比她大十多岁，抗战中从河北沦陷区逃难至此。逃难途中，前妻死于日军的空袭，留下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不到两岁，都成了我岳母的孩子。在我岳母同他又生了两个女孩之后，他当随军医生走了，一去无消息。为养活七个孩子，岳母学会了各种生计。裁衣服、做鞋子、补锅补碗、磨刀磨剪、盘炉盘灶……许多男人的行当，她都干得麻利漂亮。还摆过地摊，卖自制的工艺品，兼代写书信。直到文革前夕，她们家箱子底下，还有一些那时候做了没卖掉的背袋、马褡、绣荷包之类。在厚实的、布满线疙瘩的灰黄色土布上以白麻线缝成的图案，粗犷古朴。配以黑、棕两色，沉静里略带忧郁，使人想起那个小城。我的妻子李茨林，是她亲生的两个孩子中大的一个。不记得小时候吃过什么苦，也不记得受到过什么特殊的照顾。她说那时候，哥哥姐姐们都上学，晚上回来，妈妈帮他们温课，完了还教背一段《圣经》。每餐饭前，八个人围桌而坐，一齐低头低声祈祷，感谢上帝的恩赐，求上帝保佑爸爸。她和她妹妹茨恩两个，从未穿过新衣，都是穿哥哥姐姐们穿剩的衣服。从未感到委屈，大家都欢欢喜喜。四九年秋天，李医生回来了。受过重伤，成了跛子。到人民医院当门诊大夫，拿国家的工资，由国家调配。十年间武威、兰州、陇西、张掖、平凉、庆阳都干过。几度妙手回春，逐渐声誉鹊起，成了河西一带的名医。但工资依然低微，难以养活十一口之家（回来后又生了一男一女）。我岳母竭力拉扯，得以维持温饱，并让老大老二到兰州上了大学。随着李医生的调动，全家也跟着搬来搬去。搬家的事全是我岳母的。关塞萧条，道路艰难。她一次又一次地，带着大包小包和一群孩子，在滚滚黄尘里上下汽车火车牛车马车。五八年出酒泉，过玉门，到了敦煌，生活才安定下来。敦煌和凉州同样古老，秦时明月汉时关。但是更加边远，平沙莽莽黄入天。初到的那几年，正碰上全国饥荒，那里更惨。她带着孩子们到城外挑野菜，挖草根，剥榆皮。回来仔细加工，掺和在配给的粮食里，照样地正式开饭。开饭前照样地全家围桌默祷，感谢上帝的恩赐。那时，茨林的小弟弟、小学生李武生问道，咱们找来的，咋说是上帝给的？她回答说，上帝不给你力量，你怎么找？上帝不给你野菜，你到哪里去找？后来（六二年）李医生当了敦煌医院的院长，大些的孩子们已在外工作，各有了自己的家，生活才开始改善。茨林、茨恩上高中，小弟上初中，妹妹念小学，成绩都优秀。为了他们的前途，父母亲都早已不再管他们的信仰。听任学校里所教的一切，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去指导他们的思想。开饭前的祈祷，也早已经取消。但岳母仍然坚持，全家要低头默坐片刻。六四年夏天，茨林跟着她爸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出诊。她爸看病时，她独自乱闯，好奇地在无数阴暗的洞子里穿来穿去，不知道害怕。我凭借着镜子的反光，在一个洞子里画壁画，天天面壁，都快变成达摩了。偶然相逢，成了朋友。第一次到他们家去，对她的母亲——我未来的岳母印象很深。她是西北人的形象，穿一身黑色的土布衣服，式样很凉州。出门系一条棕色头巾，结法也很凉州。说普通话，略带凉州腔。长圆脸，剪发头，古铜色皮肤，手大脚大。虽只四十五岁，看上去有五十多了。脸上深深的皱纹刻划着往日的风霜。目光沉静安祥，动作从容，质朴里透着优雅。她很少说话，只是微笑，在她跟前很自在。六六年初春我和茨林结婚时，李医生已在六五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不再是院长了，但还是医生。两个月后，文革爆发，我被揪斗抄家，茨林带着我的文稿，到娘家避风，发现她父亲正被重新算账，历史反革命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加上基督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挂黑牌，戴高帽，牵着游街，被打得死去活来。十几岁的李武生被捕入狱，判刑十年。这批人刚抄了家，那批人又来了。一直折腾到六七年秋天李医生被押送农村，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家里才没人来了。家中少了两个人，但是多了一个人——我和茨林新生的女儿高林。孩子在六七年元月初降生，正是恐怖的高峰时期，家里人来人往，革命群众红卫兵乱翻乱砸鬼叫狼号。混乱中岳母一直抱着初生的婴儿，轻轻抚拍，不断耳语，不让受到惊吓。孩子在她怀里，一直都很安静。岳母沉静的目光、镇定的语音，成了全家的慰籍。茨林说，吓人劲儿的时候，只要看看她妈的眼睛，她就不那么害怕了。那种处变不惊、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境界，我很佩服，也很想学，但是学不到。人潮过后，是冷寂。老爸小弟走了，生活无着，没人上门。邻居同学遇见，躲着走不骂一声狗崽子的，就该算是好人了。岳母带着茨林姐妹三个，清理劫后，检点残余，该洗的洗，该修补的修补，该放在哪里的放在哪里，一扫狼籍。窗格子拼凑复原，糊上了新的白纸。到我出了牛棚，可以请假进城来看望她们的时候，屋里窗明几净，又有了生活的气息。吃饭前，大家仍然低头默坐片刻，无声地，感谢上帝的保护，为受苦的亲人祈祷。姐妹三个，都失学在家。岳母叫她们别急，说别人上学，也是白上。都革命去了，串联去了，好老师都打倒了，还学什么学？她每天教三姐妹学做鞋，学裁剪，学编毛衣，学炒菜做饭补锅补碗各种家务。还为了织毛毯，打造了一个木架子。但是生活无着，前途茫茫，也不知道受害的亲人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再忙也盖不住心焦。一天中我好几次看到，三姐妹中的这个或者那个发呆。岳母说她们被惯坏了，经不起摔打。要不是她们离不开她，她就要到农村照顾岳父去了。她说，他爸一辈子治病救人，就是干不来个农业活。六十多岁了，又瘸着一条腿，没人做个饭洗个衣服，怎么能行？不久，党中央搞下放知识青年的运动。不知道有没有政策精神，实际上反革命家属首当其冲。三姐妹都被送到了农村。茨林带着高林，到了沙漠边缘东方红公社的向阳大队。两个妹妹到了跃进公社的延安大队。岳母不是知青，本可以留在城里。她主动向“下放办”提出要求，把她安排到红旗公社李医生所在的长征大队。那时街道里弄村庄，都是这一类名字，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分不清哪里是哪里了。只知道她那一带，原名郭家堡。在河西走廊，敦煌算是个物产丰富的县，郭家堡也算是县里比较富裕的地区。社员的劳动工分，属于全县最高标准。从敦煌到玉门的公路（据说原先就是阳关古道）打那里通过。长征大队离公路不是很远，交通也可谓方便。队里给了李医生两间土屋，门窗炕灶齐全。不会干农业活，就安排他放牛。队里有十几头牛，他每天赶到野外放牧，早出晚归。风吹日晒很苦，但是自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上帝祷告。不料有一天，一头老黄牛跌断一条腿。大队支部看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第二天收工以后，开了个全大队的斗争会，把他吊在篮球架上批判，打击反革命分子破坏生产的气焰。受伤的牛，大队宰了分了，没他的份儿。但要他赔一头牛，赔牛的钱，从他每日的工分中扣除。扣多少，扣多久，都不知道。总之他继续放牛，除了口粮再没工分。我岳母去后，为挣一份工分，和队里的劳动力一同出工。收工回家，洗衣做饭之余，自制土坯，改盘了炉灶，增建了杂物间，养了一群鸡，一头猪。哪个鸡猪有病，自己针灸治疗。屋前屋后，都种上了蔬菜。最不可思议的，是一点一点地，挖出了一口井，从此用水不必跑远。还挖出了一个地窖，可以把蔬菜储存在里面过冬。她常说，完了要到茨林那里和茨恩那里，都住些日子，也帮收拾一下。她常说，她们被惯坏了，二十多岁了还嫩生得很，怕她们吃不来这个苦。茨林带着高林，到那个沙漠边缘的小村，没能坚持下来，竟然一病不起。我从酒泉赶到时，她刚刚停止呼吸。岳母已几天几夜没睡，告诉我遗体尚温，要我摸一摸。我刚摸过，又要我再摸。一次一次，几乎不许我的手离开。声音里带着哀求，眼睛里固有的沉着冷静全没了，有的只是绝望和惊恐。我也绝望，我也惊恐。这时我才知道，悲痛是不能分担的。岳母所承受的，不会因为我也承受而减轻。反之，我也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全部，为了曾经有过的爱。入殓时，她把茨林生前较好一点的衣服鞋袜全都放进了棺材。但细心地剔除了所有的动物毛皮制品。她担心那些动物的鬼魂，会在地下向女儿索取。这种同她的宗教信仰完全没有关系的想象，其强度也就是爱的强度。我是无神论，也受了她的影响：事后想起茨林的皮带没换，不由得大吃一惊。丧事毕，我带着高林，要赶回酒泉。她半夜里起来，烙了些饼，给打在包里。赶着一辆队里借来的驴车，送我们进城搭汽车。我劳改时学会了赶车，要求执鞭。赶了半里把路，她说这样不行，还是我来吧。我刚从她手里接过高林，还没坐好，就听见鞭梢在空中辟啪一响，车子一下子就加快了很多。此后她一动不动，只偶尔吆喝一声，驴儿乖乖地直跑。时值残冬，寒风夹带着细沙，扑面尖利如刀。我们都紧紧地裹在老羊皮大衣里面，一句话不说。风声呜呜，蹄声得得，只觉得道路漫长。到得敦煌城，刚刚赶上汽车。高林睡着了，她嘱咐我小心，“别让孩子醒了，要哭。”车行渐远，回头望，她一直在目送我们。一动不动站着，铁铸一般。风沙漠漠，白杨萧萧，一片孤城万仞山。那年夏天，她给高林和我做了几件衣服，到酒泉来看望我们。我事先不知道，正在放了暑假的酒泉师范礼堂，给地区革委会主办的农业学大寨展览画画。她先到地区革委会打听到我的下落，一路问了来。带着高林，在一个教室里，把课桌拼在一起，住了几天。给我们把所有的脏衣服破衣服都洗净补好，才回敦煌去。八十年代中期，八十高龄的李医生获得平反，在敦煌城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名医悬壶，门庭若市。那时我在成都，茨林的妹妹茨恩来看我和高林，说她妈常叨叨，要是茨林还在，跟她爸学医多好。二我的第二位岳母，名字叫陈艾木。在我出生的那个江南小城——江苏省高淳县淳溪镇上，陈姓是第一大宗。陈家祠堂是城里有名的建筑，进去要先上很多石头台阶。重门深院，雕梁画栋。有不少狐仙鬼怪的传说。隔壁又是城隍庙，小孩子都不敢一个人在里面。我岳父姓樊，名字叫樊×卿，中间一个字记不清了。在城里开了一家药店，叫存仁堂，誉满江南。他早已去世，我从没见过。我只见过那药店。小时候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一条深长的窄巷。青石板地面，两边是灰色砖墙，墙根满是绿苔，叫陈家巷。一进巷就闻到丝丝药香，是墙那边在炮药。七里拐弯上了大街，就是店面。柜台和贴墙的药柜都是深色的，光线很暗，浓烈的药香弥漫到街上。店那边还有同样的一条巷，叫陈家水巷，一直通到河边。沿着河走，我也可以回家。一九五〇年我出外上学，想家。在故乡的忆象中，总有那药店，那巷，颇亲切。但是，十几年后再回去时，门巷依稀，药店已不存在。变成了“高淳县文化馆”。那个陈家祠堂和城隍庙也都不存在了，变成了“高淳县委招待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岳母生于一九一八年。她从小受儒家教育，熟读经书。真率诚实，思想正统，视忠孝贞节如天经地义。结婚不久，刚生了一个女儿，丈夫就去世了。家中有多少亲朋故旧，固不甚了了，继承了多少乡下的田产，城里的房产，店里的资金库存，也都没处捉数。母女俩深居药店后院，一切由本家账房料理。她最大的憾事是没有儿子，不能延续夫家香火。给女儿取名继卿，算是一种弥补。顶住改嫁的压力，亲自教育女儿。空院深庭，孤灯继书，集慈母严父于一身。院墙外，是四十年代的中国。内乱外患，遍地烽火。深重的民族灾难，萌生出不计其数抚慰人心的民间宗教。这些四十年代的民间宗教，也像八十年代的各种气功流派，掌门人都有一套宇宙人生的宏观理论，力图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一种救劫的法门，来安顿人们饱历沧桑的惊魂。层次各有高低，仪式五花八门，但又都共同地谨守着古老的传统价值观念。讲道德，重仁义，尚忠恕慈悲，信善恶有报。荦荦大者如一贯道，标榜儒释道三家精义，吾道一以贯之，信徒逾千万。同善社、无极门、先天道、圣贤堂……等等，也都有数百万、数十万之众。除去带有黑社会色彩的袍哥、青、洪帮之类不算，较小的地区性会道门，更多如牛毛，遍布全国各地。所有这些民间教派，都少不得要通过商业的途径设坛拓荒。有许多机会传到重门深院里索居独处的我岳母那里。孤寂中，她正需要一种心灵的寄托。终于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接受引度，参加了一贯道。非常诚信。以谨守儒家教义的那份虔诚，心无旁鹜，致力于自度度人。文雅沉静，不苟言笑。使命感强烈到摄人心魄。很快得到道长和道亲们一致的敬重，不到三十岁就当上了只有老前辈才有资格担当的点传师。随之她名下的存仁堂药店后院，也成了本地教门的道场。自古以来，每一个民间宗教，都是一个民间社会的凝聚力中心。都藉由某种神秘（梦、星象、童谣、扶乩、占卜、预兆……等等），自称受命于天，而不是受命于国家权力。因此是专制王朝的天然异端。自黄巾、白莲以来，历代朝廷都把民间宗教，视为异己的力量而力图剿灭之。明、清皇朝如此，国民党、共产党亦如此。共产党掌权后，把取缔会道门和镇压反革命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更是扫窟犁庭。岳母在一九五〇年被捕。政府把她所有的财产，全部没收归公。只在药店后院留了一间半房子，给她十一岁的女儿樊继卿居住。发一点儿生活费，让孩子自己管自己。岳母出狱后，身体极为虚弱，视力锐减。在那间半屋里，和女儿同住。四面是阶级斗争，亲友回避，邻里侧目，求告无门。用一张小桌子，在陈家巷口摆了个香烟摊，做一点儿进城乡下人的小本生意，供女儿上学。每天中午，女儿放学回来，吃过饭，都要替她看一阵摊子，换她吃了饭，才去上学。这样一直熬到女儿初中毕业，当了乡村小学教师。绝境中不向任何人求助，默无声息地保持着做人的尊严。这份看不见的崇高，早已被历史尘封。后来政府要用房子，把她迁到北门外陈家山坟地高淳医院后面居住。房门离医院的高楼只有三公尺，阳光全被挡住。她在阴影中出没，无声无息，也像个影子。也好。那些年大跃进、大炼钢、公社化、公共食堂、全民皆兵……折腾得人人直喘。她是专政对象，不准参加群众运动，不准享受公共食堂，反而生活比较平静。女儿想念她，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步行二十几里路，进城来与她同过一夜。这是无比珍贵的时刻，母女俩都极为重视。饥荒年代，踫到有什么好吃些的，各自都要留着，直到这时，才一同吃。不管有多么大的风雨和泥泞，都挡不住这每周一夜的相聚。女儿在学校里除了上课，寡言少语。只有在回到家中，别来多少事，同母亲说个没完。后来女儿得到一位同学好友（丈夫是公社秘书）的帮助，调回城里，到县农机厂当电工。依然独往独来寡言少语。文革中人们互相斗得不可开交，她们暂被遗忘，生活更加平静了，一种隐身人的平静，也算是因祸得福。反而是我的到来，破坏了她们的平静。七一年，我在甘肃酒泉的五七干校劳动。请了一个月的探亲假，带着四岁的女儿高林，从西北来到江南，看望我的母亲。自从父亲死于劳改，家里的房子被没收，母亲一直住在政府留给她的两间破旧小屋里面。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的姐姐，为了孩子们能上学，到城里和母亲同住，算是“黑人黑户”。乱世阔别，且喜重逢。但是想起死去的亲人（父亲和高林的母亲），欣喜中不免渗透着更深的悲哀，笑脸上又都带着泪痕。母亲和姐姐，都想把樊继卿介绍给我，她们都喜欢她。说现在像那种正派诚实、贤淑孝顺的人，已经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何况也是受害家庭出身，政治上不会歧视我们。樊在农机厂的电工师傅邢东泳，是我上小学和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也夸她多好多好，热心地要促成此事。我想见见。但母女俩听说我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就不想见。岳母还批评我守丧不满三年，续弦是一种不敬。责怪老邢把我这种人介绍给她的女儿，是瞧不起她们。老邢极力争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半个月后，他终于获准，带我去给她们看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岳母。她五十来岁，瘦高个。穿一身淡灰色的、布纽扣在侧面的那种大襟衣服。宽额深目，眉宇间有股清气，如方外人。女儿三十左右，形象气质作派都像她。穿一套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毫无华饰，一扫凡庸，活脱就是她的复制。在十五瓦的电灯光下，四个人围着一尘不染的小方桌，喝上好的泾县新茶，听老邢说些乡下琐事，倒也不觉得拘束。继卿倒茶和把桌上的茶水擦干净的动作，舒缓从容。这次见面，我留下温馨的感觉。第二天，老邢来，说岳母态度很明确：做个朋友吧，婚姻就免谈了。她说，他们两个人不合适。他是个烈性子，继卿也是个烈性子。一个要吃钢，一个要吃铁。两烈必相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免了吧。我说，我一句话也没说，她怎么就说我烈性子？老邢说，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说话也不好，说是“沉沉不语者不可输心”。他说这件事，恐怕只好算了。继卿本人倒是挺喜欢你的，印象非常好。但是她对老娘百依百顺，这事看来不成。我请老邢帮我约继卿出来，单独谈谈。谈了几次，互相喜欢，决定结婚。岳母坚决反对。继卿坚决不听。老邢说，这可是第一次，继卿对老娘不孝顺呀。我去拜见岳母，岳母仍然坚决。说，我是为你们好，与其将来后悔，不如现在死心。继卿也很坚决，请人帮弄到一张农机厂革委会的证明，寄到酒泉，让我在酒泉办结婚证。有了结婚证，就算是夫妻了。当她把这个既成事实告知岳母时，岳母意外地平静。说，我知道你，你是说一不二，早晏会有这么一着棋的。天命难违，我认了。结了婚就得好好地过。终身大事，不是试着玩的。不可以使性子，不可以说一不二。有事要商量着办，才能够逢凶化吉，知道了吗？从那时起，岳母接纳了我。七二年我回家探亲时，关心爱护我就像我母亲。结婚后，继卿提出，要到我们家去住。我家两间屋，老得快散架了。紧靠汽车路（泥土路面），很脏很吵。除母亲和高林以外，还住着姐姐一家三个，根本挤不下。我劝她别去。她坚决要去。说，“谁家的媳妇不进门呀？”说姐姐一家应当分开，“这么窝在一起，不像个正式人家。”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而且一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先凑合一下，将来再想办法。她说，这是不把人当人呢。我以前写了许多文章，要求把人当人。现在听说，我自己也不把人当人了，吃了一惊。但是牵扯到姐姐一家，分辩不清。她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名分大于实际。我是俗人，实际大于名分。这种名实之辩，只能“说一不二”。年复一年，继卿一直想改造我，我也一直想改造她。谁都达不到目的，就像青石板上钉钉。我向岳母求助，说光讲道理，不顾实际行吗？岳母说，你们一个要吃钢一个要吃铁，叫我能说个什么？人心别说是肉做的，就是个铁秤铊，在胸门里头吊了这么多年，也该有点儿人气了，怎么就这样子地一窍不通？实际要讲，道理也要讲。道理是根本，实际是枝节。人懂道理才是人。别人越是不拿我们当人，我们越是要活得像个人样，你说对吧？我提出要求离婚，岳母根本不信。说，吵归吵，这种气话，以后谁都不许再说。我要求协商解决，但是无法协商。岳母告诉我，人有良心才是人。不可以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一切由着自己，不拿别人当人。这个硬道理，我不能反驳。面对铜墙铁壁，决心逃避崇高。继卿坚决不离，事情拖了多年。我向法院起诉，缠讼又是多年。一九八七年法院判决离婚以来，继卿一直没有再婚。事实上岳母和她两个，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法院的判决是算数的。我和继卿生了两个十分可爱也十分聪明的女儿，但除了一年一个月的探亲假期，十五年间从未共同生活。她们很不容易。我和高林在外，也很不容易。那一切无可奈何，转眼已成历史。但是历史，有时候也很沉重。她们母女两个那种超凡脱俗的理想主义，那种在虚拟的世界里追求完美的努力，使我每念及之，都不免肃然起敬。同时又有一份，对于悲剧性崇高的恐惧。每想起她们为我所受的一切痛苦，以及孩子们因父母离异所受到的一切痛苦，我都有一份深深的负罪感。三我的第三位岳母，名字叫纪宇。一九二八年出生在北京城里一个基督教家庭，祖上有羌族血统。日本入侵、华北沦陷时，全家逃难，经武汉、西安，到了兰州。住在黄河边上的一个果树园里，日夜河声浩荡。她晚年写的回忆录，从这里开始。第一句是，“浓密的树林，遮断了漫天烽火。”她从小没心眼，大大咧咧。别的孩子很容易地就可以把她手里的食物哄过去吃掉。常丢东拉西,常独自爬上摇摇晃晃的羊皮筏子，或率先走上喀喀作响的冰河，不知道害怕。父母亲曾经担心，她是不是有点傻。后来上了学，功课很好，才放心。父亲在美孚石油公司做经理，常带她到他们的交易场所——茶馆、酒楼，有牌桌和大烟榻之类的地方吃饭。说等她长大了，要送她到美国留学。她都不感兴趣。战时后方，共产党地下组织活跃，学校里私底下流传着不少禁书。她到手就读，很投入。常床头点支蜡烛，一读就是大半夜。终于把“自由平等博爱”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为实现这个理想而改造世界的事业，当做了新的上帝。十六岁那年，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搞了个读书会。莫名其妙地，被国民党特务抓进了监狱。还是不知道害怕，同审问她的人对嚷。女监里有两个共产党员，一个叫王方玉，一个叫樊桂英，都对她关心爱护无微不至。从她们那里，她学到很多东西。也以小孩子的身分，用各种方法，帮她们同狱中的其他党员联络。大家都喜欢她照顾她，她对党更有了感情。解放后，王方玉当了铁道部劳资局长。烈士的遗孀樊桂英当了右派，带着在狱中出生的女儿黎黎，吃尽了苦。八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北窑岳母的家中，见过这两个人。命运虽迥异，一样都是，平平常常的老太婆。丝毫也看不出，那个英雄时代的传奇历史。父母亲用金条上下打点，把她救了出来。半年多的铁窗生活，损害了她的健康，却坚定了她参加革命的意志。康复后告别父母，一个人到了北京。一面上学，一面寻找地下党。后来做了学工委（中共地下组织学生工作委员会的简称）书记宋汝棻（后来当了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秘密交通员。就这样，一个没心眼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与学工委男同事李昌绍成了朋友，生死与共的那种。但是不久，她就同其他几个年轻人一起，被组织上送到解放区，上华北联大去了。去革命根据地，要偷越封锁线。大家都很兴奋，特别是她。乘车时把座位让给别人，步行时抢着帮掉队的同志背行李。休息时集体唱歌，她站着打拍子。歌词激动人心：“前进前进前进／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要推倒三座大山／填平苦难的深渊……”唱得热血沸腾，打拍子的两手，不觉都握成了拳头，紧得发痛。但是到达目的地以后，一切和想象的不同。土改斗爭会的血腥场景，同志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她觉得像是互相監督）。供给制食堂分大、中、小灶。高级领导吃小灶，时有龙虾河蟹，都是专门远道采购来的；一般领导吃中灶，也不乏鱼肉细粮；一般干部和普通学员一年吃到头的陈年仓底小米饭，都使她无法理解（不是说要消灭阶级吗？）。女同志统一的剪发头，她的辮子被说成小資產階級的尾巴。喜歡肖邦莫扎特，也受了不少批評……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不少同学情绪低落。不久以后，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心教育下，一一打通了思想，又都振作起来。四九年学校随军进京，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一股子理想主义气氛。教职员工无分尊卑，都是革命大家庭的一分子。浸沐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个个意气风发。她随学校回到北京，听闻昔日男友已另有情人，大病一场，几乎死去。学校把她送到协和医院，同志们轮流值班看护。每次需要输血，都有满满一卡车人来排队验血，更使她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出院后，与一位在病中照顾她无微不至的同事陆迅结婚，得一子一女。女儿小雨，后来是我的妻子，至今保存着一些父母当年的老照片。男女都穿着一式四个口袋的宽大军服。透过发黄的陈迹，依然看得出来，那时生活虽然简单，精神却很充实。陆在经济系，她在哲学系。五七年反右时，她是系总支副书记。经手把一个个同自己从前一样百无禁忌的青年送往京西煤矿劳改，开始感到不安。昔日男友李昌绍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也在外交学院（现在的外语学院）教授任上被打成极右派，更使她感到困惑。特别是到回龙观精神病院去看望右派学生刘大骁，回来后更有了一种负罪感，历久常存。几十年后在人大哲学系建系三十周年的庆祝会上，她作为嘉宾上台讲话，却是向大家道歉。说在座的各位，有许多是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受害者，我当时盲目执行政策，伤害了许多无辜，一直十分内疚，请求大家原谅。说着向台下深深鞠了一躬，在热烈的掌声中频频拭泪。下来有两个人找她，一个是主持会议的人大副校长罗国杰，一个是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都是她当年的学生。他们说，纪老师你今天不应该这么说，我们没必要向他们道歉。她回答说，我不那么认为。那是后话。丈夫是好党员，原则性很强，不爱听她的牢骚。五七年以后，两个人越来越没有话说。生活和工作变得乏味，精神上也越来越苦闷压抑。一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辆长途汽车里坐着些不知什么人，外面风雪茫茫。她裹着棉大衣，缩在后座，要到东北大兴安岭劳教农场，去找李昌绍，只为了说一声，她相信他是好人。车不停地开，变成一间屋，没门没窗，一地小动物，吓醒了。在回忆录中，她写道，分手几年，同李已毫无联系，梦揭开的秘密，把自己都吓了一跳。几年后，她离婚了。同哲学系同事齐一结婚，双双调离了人大。她调到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齐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家也先后搬到了永安里八号楼和大北窑一号楼。新生活并不更好，唯物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种种差别，使他们相处日久，相违日深。她依然寂寞。常假期里带着孩子，到各地走走看看。来回于乡土中国的苦难，和学院生活的单调压抑之间，不知舍此安归？文革开始时，她“靠边站”，安排一个被打得很惨的亲人，逃到她的一个朋友在山西的老家躲藏。亲人一到那里，就有村干部和民兵来问这问那，很害怕，又跑回北京，瞒着她，向红卫兵自首，把一切都招供了。她被揪斗时毫不知情，矢口否认一切。直到造反派说出她的朋友乌子瑞（前北京市铁路局局长）和他的老家、太行山深处那个偏僻小村的名字，才傻了眼。面对革命群众的怒火，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英勇不屈的她，低着头弯着腰任人推来搡去，跌倒了又爬起来，重新站好，像换了一个人。但是本性难移，依然没心眼，依然大大咧咧，依然生活在别处。“拨乱反正”以后，我初到社科院哲学所时，她先生是我的上级领导，常邀我到他们家吃饭，我因此认识了她和她的女儿小雨。她头发已经花白，目光依然单纯，虽然阅尽世态，待人依然真诚。凡有进京鸣冤的熟人或学生来访，她都鼎力相助。或供食宿盘缠，或代申诉陈情，忙得不亦乐乎。但是这忙，并不能充实信仰和爱情破灭以后留下的真空。我好几次发现，她只要一静下来，就陷入忧郁之中。眼瞳里映着，那个精神宇宙中的黑洞。我和小雨结婚时，她告诫我不要涉入政治。说政治太肮脏了，书呆子掺和不起。说小雨身体单薄,承受能力差，出了事也担当不起。我们走后，她提前离休，和先生分居，开始写回忆录。孤灯继书，废食忘寝。写到写不动，就喝浓茶。手指写麻了，揉一揉继续写，像一种自我施加的刑罚，但她觉得快乐。我们每次回去，她都有新东西给看。历史资料丰富，个体经验独特。文字清澈透明，就像她纯净的目光。但是读着读着，我忽然感到悲哀：这分明是为了抗拒黑洞的引力，在寻找失落的自我。她那个生活在别处的别处，已经从原先的虚拟战场，变成了一张张掩盖黑洞的字纸。八九年秋天，我在南京大学被捕（没有涉入政治，是政治涉入了我），不准探监也不准同外界联系。在狱中最着急的，也还是小雨的承受能力。出狱后才知道，这期间她每天给小雨写一封长信。家常琐事、往日经历、读书心得、传奇故事、剎那间的感觉，梦……除了政治（怕邮检）无所不谈。两纸箱信十几万字，正是小雨极需的精神支持。那年她骨折卧床，请了个保姆做家务。这些信都是在床上写的。为不让小雨着急，信上都只字未提。我出狱后和小雨去北京看她时，她还在卧床。人瘦了许多，眼睛更大了，但神采已不复奕奕。一直在床上写作，近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已经接近完成。她说精力不济，越写越慢了。楼窗外一面是立交桥工地，一面是国贸大厦工地，噪音轰鸣，沥青煤烟机动车废气和尘土混合的气味透墙而入，浓得化不开。只有在她的书稿里面，才能闻到清新的空气：奔河，秋林，万树梨花一片香雪海，沉沉雪夜里炉火的温暖；和漫长而又崎岖的献身路上，号角声声，红旗飘飘，马鸣风萧萧……我们走后不久，我的一个在报社工作的好朋友，带著新婚的年轻太太去看望她。太太拿走了她刚刚完成的书稿，说是要帮忙润色，看能不能帮找个地方出版。这以后，太太单独来过两次，第一次要求她补充人大反右部分的材料。第二次取走补充的材料。从此没了下文。家里没电话，又下不了床，无法可想。一年后，一九九二年五月，她借助安眠药，告别了这个世界。我们从成都赶到北京，见到的已是遗体。摆脱了黑洞的压力，她似乎感到轻松。遗容安详，嘴角上游走着，一个形而上的微笑。遗书也很平静，说我是自我解放，你们不要悲伤。还想到嘱咐我们，代她要回书稿。我带著遗书，去找我的朋友。多年来肝胆相照，朋友真诚依旧。诉说了许多外界不知的苦楚，让我直接找他的太太。比他小三十六岁的太太，记得书稿已经归还。我请她再仔细想想。好在大北窑离金台西路不远，那些天我一次又一次地找她，难为她终于“找到”。并说，找不到的那些，肯定是已经还掉。好在这事，已经于岳母无损。写作把她的人生，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这就够了。手段大于目的，过程大于结果。意义的追寻，大于意义本身。正如她小时候独自远行，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那份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早已把她所献身的那个乌托邦的幻灭，作为一个被扬弃的环节，变成了她的自我实现。那么美丽，又那么神圣。没有地址的信一孩子，我在给你说话，你听得见吗？我希望你能。但又怕，你不能。记得吗？你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深夜，我抱着你，到沙漠边缘她的新坟上探望。我们等了很久，她没来。我了解她，相信她只要地下有灵，一定会来。她没来只能证明，人死如灯灭。没有阴魂，没有轮回，物质的运动和熵潮的涨落就是一切。因此我怕。那时，你只有三岁。眼睛里含着，一种和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和忧郁。我至今记得你那眼神。我相信，你也一定记得，那清冷清冷的月光，和虚含在月光中的、无边无际的荒凉。那时我在酒泉搞展览，匆匆赶来。办完丧事，就得回去。我们搭便车，从敦煌出发，经安西、玉门、嘉峪关回到酒泉。路上都是戈壁，川原一望萧索。车子颠簸的厉害，你被震得头疼，晕车、呕吐、不吃不暍，又睡不安稳。夜里醒来，直哭。在展筹处熬过了一段乱哄哄的日子，我们到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是大人们接受思想改造的地方，做什么都是集体行动。你没有玩伴，没有玩具，没有图书，没有好吃的东西，没有好玩的地方可去，每天屁颠屁颠儿跟着我们跑。我们出工你跟到地边玩沙子和石头，灰头土脸像个泥人。我们开会你在会议室里钻来钻去，呼吸浓稠的二手烟……就像生长在铁皮屋顶上的一叶小草。开饭时你跟着我们进食堂，一个月难得吃上一、两次肉菜。有时菜里肉少，我把我碗里的肉往你碗里夹，每次你都要说，别，爸爸，你也吃。旁边的人听了，都要夸你懂事。西北常刮大风，黄埃漫天。那种日子，你就不能同我们一起下地了，自个儿在寸草不生的大院里东站站西转转。天黑下来，就到路边等我。收工路上，我老远就望见你垂着手朝队伍的方向眺望，小小的身影在苍茫的暮色里一动不动。近了就跑过来，仰起脸，张开手，要我抱。一次，我抱起你时，发现你嘴里含着一块肉，以为那是拾来的，不问情由大发雷霆。说你不怕脏吗不怕病吗不怕丢脸吗……恶狠狠吼叫一通，喝令你立即吐掉。你一直静静地看着我，吐掉以后你说，肉是中午我给你吃的，最后一块，含着吮吮滋味，玩玩么。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哭了。哭得那么委屈那么伤心，嘴唇都乌了。我一手抱着你，一手握拳在自己头上擂，说，爸爸坏！打爸爸！你哭着连连遮挡，说别打别打，反而哭得更凶了。我想，我真是个浑蛋！二后来干校领导照顾，给了我一个单间，有台子板凳，还有一个炉子。用你的话说，那就是我们的家了。虽然简陋，我们在里面制作玩具，讲童话故事，画彩色连环画，倒也快乐。可惜墙是土墙，那些画不能上墙。可惜早出晚归，能待在家里的时间太少。有一次，小秋收回来的路上，我们捉到一只小刺猬，只有拳头那么大，脸和脚都是粉红色的，眼睛大而亮，鼻子能动，一耸一耸的。给什么都爱吃，可爱极了。它长得很快，养了两个月，忽然不见了。门窗没破坏，地上和墙上也没打洞，不知道怎么地就没了。你猜是屋里有个无形的东西把它吃了，从此不敢单独在家。那年年底，干校排歌舞，出墙报，布置会场，准备庆祝元旦。没个会画画的不行，我也得去帮忙，跟着熬夜。我不睡你就不睡，在那里添乱。夜深了，我送你回家，你直到我答应了不再回去才上床。我和衣躺着拍你，你问我为什么不脱衣服，是不是等你睡着了还要出去？我说不会不会，等你睡着了我就睡。你相信我，不久就睡着了。我轻轻地起来，轻轻地封上炉子，灭了灯，穿过两个大院，又回到会议室。会议室的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冰花。虽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又烧着两个红红的大煤炉，烟囱呼隆隆吼叫，大家还是觉得，从门窗缝里钻进来的夜风，像剃刀片一般地锋利。突然大门洞开，涌进团团白雾，你大哭着冲进来，浑身上下光溜溜连鞋都没穿。满屋子人声顿息。我大吃一惊，疯狂暴怒，抓住你狠打屁股，狂叫着问为什么找死。你哭得张大嘴巴，好半天出不来气。几个阿姨上来开交，批评我脾气太坏。我不答，用大衣包起你，抱着在炉边烤。你坚持把手伸出来，捉着我的一个手指。透过老厚的羊皮，感觉到你在一阵阵颤抖。后来你睡着了，小手仍捉着我的手指。望着你冻得青紫的小脸，和微微地一动一动的手指，我想我真是个浑蛋。我想，深夜里一个小女孩赤身露体光着脚丫在冰天雪地里奔跑的景象，即使天上的星星见了，也定会骇然惊心。好在那一次你没感冒生病，也是大幸。第二天一觉醒来，你又说又笑，把这事忘了。我仍然感到惭愧和痛心，自称坏爸爸。你回答说，不，不是，爸爸好，爸爸好得很。那时的我，好像有点儿神经兮兮，不知怎么地，眼睛里就有了泪水。三你是一九六七年元月出生的。正逢灾难的高峰。暴政的原则已经推行到了极端，似乎隧道已到尽头。你的名字高林，取自陆游《残冬》诗中的一句：“已见微绿生高林”。是祝福，也是判断。历史是许多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无法预测。主观愿望影响客观判断，无异自欺。我不知道，你在母腹之中，是否能感受到母亲的焦虑和惊恐？是否能听见外面的吼叫和呻吟？我不知道，在你新来乍到混沌未开的心灵中，那些噩梦般的镜头，那些狰狞的笑，快乐的围殴，黑夜里在手电光下一闪一现的鲜红的血，以及每次试爆原子弹以后，那些戴防毒面具穿密封服、在大街上测量放射性微粒浓度的防化兵，会留下怎样的意象？你的几张婴幼儿时期的照片，我们逃亡时都带到海外来了。每当我凝视它们，都要注意到你那不像是儿童的眼神：那么严肃，那么忧郁。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意象集合的折光反映？原以为把你送回江南故乡，有祖母和二姑妈照顾，有表哥表姐作伴，你会过得舒适快乐一些。不料你一去就生病。疥疮、肾炎、肾盂肾炎、鼻炎，鼻窦炎，囊肿、头疼，接连不断。祖母和二姑妈一趟趟赶长途汽车，带你上南京鼓楼医院。每天背你进背你出，为你另做无盐而又营养的饭菜。由于有病，你比表哥表姐得到更多的关心。也由于有病，你不能像他们那么快乐。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我回到高淳，带你们到野外去玩儿，看到他们奔跑叫喊而你在后面慢慢地走，心里很难过。我的第二次婚姻，带来无数矛盾冲突。原以为这只是大人们的悲剧，没想到也是你的。我一年有十一个月在外地，那些争吵都听不见。到高淳卷进去，一个月都受不了。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受多少！封闭小城，没有隐私，街头巷尾流言蜚语不知凡几，更没有人想到要迴避小孩子。我一句都听不得，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听多少！记得那年回去，祖母姑妈为了息事宁人，要你改叫我舅舅，你不肯，坚持叫我爸爸，我很感动。但是这一切会使你多么伤心，却没好好想过。四祖母姑妈万不得已，带着你们离开淳溪镇搬到乡下。又是一番风雨，一番狼藉。好在到你能上学的年龄。除了有时头疼，病都好了。能每天带着午饭到城里上学。来回十几里地，大风大雨都不怕。那年我回淳探亲，在城里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乡下。你们正放寒假，个个争着学骑。大人的车，小孩骑不上去。抱上坐位，两脚悬空，没法教。你们天天把车子拖到稻场上，同几个邻居的孩子一起折腾。回来时别的孩子都好好的，只有你跌得皮青肉肿浑身土，脸上手上一条条擦痕透着血丝。叫你别去了，不听，赖着要去。旧伤刚好又有了新伤，这里那里涂着红汞像个大花脸。过年穿的新衣，也撕了几个破口。五六天后你能骑了。我到稻场去，见你握着把手站在踏板上，一只脚从车杠底下斜伸过去蹬另一个踏板，一扭一扭蹬着飞转。别的孩子都没练会，只能看着你骑。我想这就是不怕痛不怕跌的结果。有一天你离开稻场越骑越远，在田间小路上冲进一个池塘。回家来浑身湿透冷得直抖，坚决不许你再骑，你还是要骑。我和祖母都很欣赏你的勇敢顽强，但是祖母嘱咐，不要称赞你，免得你越加没个遮拦。我嘴上没说，心里为你骄傲。更为你骄傲的是，你在学校里，虽然有时头疼，总在班上名列前茅。祖母逝世后，你跟着我东奔西跑，进出陌生的城市和人群。北京十一学校，兰州大学附中，甘肃师大附中，四川师大附中，都是名牌重点中学，进度大于一般，中途插班很难，你都能很快赶上，并挤入前三名去。我真为你骄傲。五你仍然有时头疼，四处求治，找不到原因。北京天坛医院，据说是国内脑科最好的医院，×××大夫，据说是国内最权威的脑科专家，他们没查出器质性病变，诊断为神经性头疼。但久治无效，也令人生疑。后来你精神分裂症发作，头疼就好了。不知道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一九八五年夏天，一个闷热的黄昏，果果来帮我们修理电炉。你一直在旁边看，同他又说又笑。他走后，你叫我到三楼窗口，指着他肩膀宽阔的高高背影，说你看他，好英俊哦。我吃了一惊，好像是突然地发现，你长大了。那年你十八岁，在川师附中上高二。果果的父亲苏恒教授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全家都喜欢你。就问你是不是喜欢他，要不要我替你通个气？你说别别别，我不爱他。我要是爱他，我自己会说。我说我也觉得他很英俊，你说男人的价值不在英俊，而在头脑。我又吃了一惊：完全没想到你会说出男人的价值之类的话。你喜欢《约翰?克里斯朵夫》和《简?爱》，介绍你看了一篇评论它们的文章。文章写得非常好，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社科院研究马斯洛，年逾四十，头顶微秃，既矮且胖。以前来访，你从没在意。因为这篇文章你爱上了他，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告诉你，他在北京有女朋友。我说即使他没有，而且也爱你，文章如何也不等于人就如何。“千古高情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样的事多得很。这不是说他也那样，而是说他是不是那样你得先弄清楚。你不听，一封又一封写信，直到他同别人结了婚，仍然失魂落魄伤痛欲绝。我很心疼，但帮不上忙。幸好那时你高中毕业，即将去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明朗的前景冲淡了灾难的阴影。随着行期的临近，你洗补衣被添置用品收拾行李，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我很高兴。我完全不知道，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有人整理了我的材料，向国家教委告状。开学前夕，南开组织部长王堃和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刘福友先生先后告诉我，南开由于录取你，受到国家教委的批评，不得不取消了你的名额。你拒绝接受事实，坚持要去上学。几天后突然失踪。在车站找到你时，目光呆滞，言语异常，送医院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六第一次到精神病院去探望你时，你已清醒。脸有些浮肿，眼神忧郁，反应迟钝。两个脚后跟都破了，血肉模糊。问你脚怎么破了，你说你不知道。去问医生，说是你要冲出院门，他们抓住你打了一针，拖你回病房时，在地上和楼梯上磨的。我咬紧牙关，没有出声。记起那年你母亲下放去世，我带你离开敦煌农村，公社干部不给转粮户关系，说小孩子长大了是个劳动力。我据理力争，才办成了。“迁移证”上的“原因”栏里，用褪了色的墨水，潦草地写着“投父”两个字。虽是公文词汇，仍使我感动莫名。想不到“投父”的结果，竟然如此。“投父”以来，我一直没能好好照顾你。“平反”后虽把你带在身边，但基本上是你上学，我写作和教书，各自努力。我日夜写呀写，招来一连串新的迫害，离婚官司一打几年，生活一团糟，让你也跟着受罪。你是个好孩子，刻苦用功，成绩优异，我为你骄傲。但是你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心愿，我都没想到应该知道。生活上更是马虎。我不会做饭从不做饭，等你放学来，就一起到学校食堂吃大锅饭。从来都没问过，你爱不爱吃这个。有一次你告诉我吃馒头吃腻了，我都没往心里去。记得那年在兰大，听说师大附中的升学率比兰大附中要高，你坚持要我找关系给你转了学。师大很远，临走前夕，你一件一件检查我的衣服。把所有的破口都缝合了，所有缺失的钮扣都钉上了，所有肘、膝、领口、袖口磨烂之处，也都补上了颜色近似的布。看到你薄暮时分坐在开着的窗前一针一针缝补，我竟然没有想到，说一句感谢的话。许多年就这么过来了。甚至你出院归来，我痛心疾首之余，也还常要忘记，督促你遵医嘱按时服药。医生嘱咐，闲在家里不行，得做点工作分心。川师人事处瞒着我以照顾你的名义，向劳动局要了一个工作名额给了别人。这事我到南大以后才知道。南大答应给你安排工作，由于我被捕入狱，他们也没有兑现。这事我出狱以后才知道。知道了也没办法，只能怪自己无能。只能抱着深深的歉意，说一声：孩子，对不起！七曾经一度有过，你完全康复的希望。一九八七年夏天，法院在拖了七年之后，终于判决，许我离婚。那年年底我和小雨在成都结婚，她也从北京调到了成都。在你母亲去世十七年之后，我们终于，又有了一个共同的家。你阅历浅，但直觉非常好，评论我的朋友很准。在北京第一次见了小雨，你就我说宝姑姑这个人信得过。那时我和她，还仅仅只是朋友。你在玉泉路十一学校上学，我在建国门社科院哲学所上班，她在国子监街首都博物馆上班，三地相距遥远。你有什么困难，总是给她打电话，而不是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你能识人。你发病时她在北京，一直想给你找个心理医生。华夏研究院有个郭桦，自称专业心理医生并答应到成都给你治病，要了她很多钱。临走还把她的皮大衣、呢子大衣和毛衣毛裤全借走了。天冷起来她没有寒衣，只好穿她母亲的。但那人没来成都，不知去向。找到该院负责人谢滔，说人已失踪，他们也在找。你出院后，靠药物控制，倒也能维持清醒。药是抗忧郁剂和镇静剂，有副作用。久服伤肝，也使智力迟钝。你怕，常自动减药，病情难得稳定。我也怕你变笨，不知何去何从，任由你以身试药。甚至有时候，事情一多家里一乱就烦得不行，批评你这个那个，而不体谅你是个病人。知道小雨要来，你也非常高兴。那天我去车站接她，到家一进门，就看到原先空白的墙上，贴着“热烈欢迎宝姑姑”七个大字。一个字一种色，热烈而欢乐。我意外惊讶，小雨则高兴得直跳。一天三次，她要你遵医嘱服药。你的情绪稳定下来。家里也收拾整齐，窗明几净像个家了。我回来有热饭吃，你也有个人可以谈谈心。你爱谈心，她在艺术系教课，回来就同你一起，边做家务边聊天。同她说那些给谁也没有说过的心里话，你好像有一块郁积多年的堵塞物在胸中逐渐消散。那个由黑色闪电般的忆象，凝固的意识流，来自世外的呼唤，形而上的痛苦，颠倒的梦和绝望的深渊之类组成的心灵的地狱，由于曝光淡化而失去深邃，变成了一个个模糊的斑点。逐渐地，你愿意重新开始学习了。你仍然异常聪明。英语，电脑、绘画、钢琴，都学得很快。虽然烦躁难以持久，常要更换课程，但既已学过的都不会忘记。隔了一段时间，仍可从中止处继续。随着时日的推栘，中止期越来短，学习也渐渐有了兴趣，我们都很高兴。一次，我们谈到你将来想做什么，你的回答，石破天惊。你说你病好了要学医，将来当一个心理医生，专治精神分裂症。你说你病了才知道，这个病有多痛苦多可怕，好了才知道怎么出来。你说你立志要帮助别的病人，少受痛苦和早些出来。你说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都了不起，但又都缺少切身体验，读他们的书，总觉隔着一层。你说你将来要写一本书，补充他们留下的不足。再一次为你骄傲，这次是我们两个。那是快乐的日子。每天傍晚，我们出去散步。在校外的山野里，三个人齐步走踏着拍子，边走边唱歌。有些歌是我们临时胡编的，自己喜欢，就天天唱。记得吗：走过了东山坡走过了西山坡东山个西山咱们哪三个笑那么笑呵呵笑那么笑呵呵很可惜，到南京大学以后，校外就没有这样的山野了。八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大逮捕浪潮席卷全国，大学校园里人人自危。怕你受惊吓，送你到高淳二姑妈家暂住。我被捕后，警察搜查了我们在南大的家。我先是被关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后来又押解到成都四川省看守所。小雨为了探监，也从南京赶到成都。我的罪名，叫“反革命宣传煽动”。第二年把我放了，但无结论。我一出监狱，她就病倒了。住院三个月，瘦得皮包骨。这期间，在国家教委的压力下，南京大学不要我了，收回了我那套住房。我们回到南京，已经无家可归，能重回四川暂住，把你从高淳接到成都，继续那中断了的生活和学习，继续那每天黄昏山野里的散步，得力于师大的照顾。想不到命运又来敲门。两位被通缉的作家一一北明、郑义不期而至。他们被警察追捕，身无分文，走投无路。郑还有病，必须开刀。帮助他们的事，本应绝对保密，但为了替他们筹钱、寻找安全的住处和可靠的医生，不得不多方找人，骑着自行车整天在城里跑，碰了不少钉子。当这些问题解决，他们平安上路以后，我们已失去了安全。不是不相信朋友们。但我们清楚地记得，在狱中警察问到的事情，有许多除了朋友，没有别人知道。要是再进监狱，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来了。何况这一次是小雨和我一同“作案”。她的健康状况，断不能经受肖雪慧阿姨出狱后所谈的女监的情况。逃亡是冒险，但等待是更大的冒险。我想与其寄希望于敌人的疏忽、朋友的谨慎或者忠诚，提心吊胆过无能为力的日子，不如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生存能力差， 不敢上路，拖了又拖。后来两位作家逃到香港，把我们处境的信息带到那边。那边来人带我们走地下通道，才下了走的决心。拜托三姑妈照顾你。她是我亲妹妹，交给她我们放心。问题是她和三姑父都要上班，平时白天家里没人。所以又拍电报给高淳的二姑妈，请她来成都陪你。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你关心的只是我们的安全，一再叫我们路上小心。一再叫我们一到那边就来个信，好让你放心。不能照顾你，我们很歉疚。听你这么说，心里更难过。只能嘱你注意保重，只能希望，到那边能早些安定下来，把你也接过去，开始新的人生旅程。九虽然一直在想，真要走又觉得突然。行期行程都由营救者决定。二姑妈接到电报就上了路，路上要走三天，我们不能等。前途中转换乘，已有人买好票等着。来不及收拾家里，慌忙就上了路一一跟着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临走那天，宝姑姑准备行装，我送你到三姑妈家去，嘱你在路上别东张西望显得紧张。班车上有几个熟人，你又说又笑若无其事，下车后还批评我笑得不自然紧张兮兮，怕我在路上出事。我说没那么严重，你放心。我们在三十八路终点站双桥子下车。换乘三路车，要步行到牛市口。你抢着要提那个包，我说我力气大还是我提吧。你不肯，两个人抬着走。那段街没店铺，房屋路面一色灰不溜湫孔孔洼洼，车过处尘土飞扬污水四溅，行人都不驻足。走着走着，你突然说：爸爸，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说但愿是那样吧。你说：你最大的福，就是有宝姑姑。我说是。你说：你有她，我就放心了。我说你完全可以放心。话刚出口，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乎刚才的交谈，有一种诀别的意味，不由得心里一沉。把提包扛到肩上，我说，我们一到那边，就马上给你来信。你说：我等着。“我等着”，这三个字，至今在我的耳边回响。那一段偏僻的街路，也常在我的忆梦中出现。那地方，我以往只偶尔路过，疏远感都很强烈。打那天以后它变得非常亲切，连那渗透一切浸润到心底的灰色，也透着一股子土厚水深的乡土忧虑：好像“故乡”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都集中到这个小小的点上。那天，是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十七月十一日深夜，我们到达香港。船靠岸处，不是码头。营救行动的负责人朱牧师，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开车来接我们，安排我们住在立法局议员张文光先生家中。招待非常热情，一连十几天，夫妇两个把卧室让给我们，自己在客厅沙发上过夜。素不相识，落魄中厚爱如此，我们诚惶诚恐感动莫名。没给你写信，也没给任何人写信。主人要求我们，不要出门不要和外界联系。因为营救必须保密，没通过港英当局，我们是非法入境，不能暴露身份。为要转换身份，得先去投案自首，通过监禁审查才有可能。这是法律程序，朱牧师叫我们放心。他说，执法人员了解情况，一定会尽快处理。等你们休息几天，材料准备好了，我派人送你们去。就这样，我和宝姑姑一同，进了香港北郊的新屋岭盐狱。好像是命中注定要再坐一次牢，逃脱了一个又进了另一个。宝姑姑是第一次，我则是第三次了。三次坐牢，境遇都不相同。前后的对比差异，丰富经验不少。十几天后出狱，拿到两张合法居留的身份证。朱牧师接送我们，到海边一个渡假村暂住。他说香港地接大陆，形势复杂严峻。在获得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之前，安全仍无保障。虽可合法居留，还是不能曝光。除了他和他的助手，绝不能同外界有任何联系，特别是同大陆的联系。我们要求写一封简短的家信，他说不可以，这不光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和其他人的安全。住处离市区很远，我们难得进城，常在海边散步，常常谈起你。对于临别那天你在双桥子到牛市口路上的那些话，小雨特感动特感激。她说她总觉得对不起你，她说：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是她的亲生母亲，我会丢下她跑这么远吗？望着海那边隐隐一发青山，我们默默祝愿，一切都会好转，团聚的日子快些到来。十月初进城购物，遇到在大陆见过面的王承义先生。他是我极为尊敬的一位师长的儿子。我请他以他的名义，给你打个电话。几天后他来到我们的秘密住处，告诉我们你已不在人世。整整三个月，你在家里天天望信，愈等愈烦躁，旧病复发，来不及送院，突然失踪。第二天在郊外的树林中，找到你归还给大自然的躯壳，才知道你已在前一天走了。那年你二十五岁，和你母亲同年。十一二姑妈把你的牌位，供在了九华山地藏菩萨的身边。流光如水，我们来到美国，转眼已经五年。五年中我们换过不少住处。不管到哪里，我们房里的柜子上，总是立着一帧你的照片。小雨常拂拭镜框，使保持光洁明净。照片旁边的瓶花，也常常更换，使保持新鲜。每到清明，她都要给你点一炷香，表达我们的感谢（为了你给我们的爱），我们的负罪感（没能好好照顾你），我们的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谨守着遥远祖国古老的风俗，在清明那天，我们也要给你的母亲、小雨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点香。他们大家，直接和间接地，都是专制暴政的牺牲者与受害者。记着他们的恩情，但已不能报答；记着他们的苦难，但已无从复仇。“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苟能如此，我们已感激命运。倘大家地下有知，也都会比较放心。我不知道有没有所谓的“地下”？如果有，那必定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隧道，从那里也可以回到这个世界来。在现在物理学所描述的多维度宏观宇宙中，时间箭头的趋向取决于熵潮的涨落，因此它是可逆的。我想既然时间可逆，所谓“轮回“也并非绝对不可想象。也许什么时候，我们会再度相逢。至少，我们可以，存着这个希望。画事琐记一我生之初，碰上日军侵华。全家逃难，避居大游山中，转眼八年。头几年，我常生病。没医没药，不知何病。并无大痛苦，只是没力气，有时一连几天十几天下不来床。床头罗列着姐姐们采来的毛栗子覆盆子一类山果，母亲和祖母做的蜜饯楂糕一类小吃，还颇享受。特别是还有一块画板，和纸墨笔砚水，父亲放的。纸是那种棋盘一般大小的灰黄色草纸。战时山中，除了过年的红纸和描红的竹纸，平时只买得到这种纸。农家包东西，做冥钱，上茅房，卷火媒子，都是它。厚薄不匀，粗糙吸水，易留飞白，宜书宜画。且价格便宜，不怕浪费。我一天要画掉很多。把画板放在腿上，凭记忆，加想象，胡涂乱抹。不在乎像不像，主要是追求那种胡涂乱抹的快感。把浓浓淡淡的墨痕，想象成山、水、云、树……一张复一张，有滋有味。阳光透过木棂的小窗和棉纱的蚊帐，照在我的床头，模糊的树影，在画上摇曳。冉冉转移，由明转暗，一天就过去了。晚上父亲回来，一张一张地看。总是说我废笔太多，要我用最少的笔墨画出最多的东西。他说这个东西不必是实物，比方说这张柿子，你画成方的了，可以。但是没画出它的山野的气息、秋天的气息，这就没意思了。气息、意思这些词，我似懂非懂。但我相信，有这些东西。我感觉到古诗词中有些句子，就气息很浓。“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读着就像看见了一样，就想画。但是画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出来的东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以前画画，结果不重要，过程本身就是目的。现在过程变成了手段，怎么也达不到目的，不免沮丧。父亲说，诗词中许多东西，小孩子不会懂，所以也画不出来。古时候有个大画家，别人出了个题目，叫“手挥五弦，目送归鸿”，要他画。他回答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这个“目送归鸿”的问题，不光是个技术问题，还有个人生阅历在里面，所以难。大画家都难，小孩子哪能？画没有感觉到的东西，就是做作，要不得。我有感觉，更没做作，感到冤枉。幼小幸福，不等于无忧无愁。我怕黑夜，怕大阴天，怕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那时如在外面，就特别地想家，有一种害怕失去家的恐惧。如在家里，就要关紧门窗，害怕有什么危险可怕的东西要钻进来。因此古诗词中那些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离愁别恨一类的东西，读之感同身受。“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愁什么，人家没说，我填上了自己的。这种神经质心理，可能同我身体单薄有关。后来病好了，逐渐强壮，神经也变粗变硬，就没有那么多感觉了。听说某处闹鬼，照样去捉黄鳝，深夜里提着风灯，在水田里趟来趟去。还是喜欢画画，但已无纸。战时的自然经济，常调剂失灵。草纸难买了，每天只给一张练字，不许再浪费。门前有一块打谷场，地方上叫稻场，“新磨场地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的那种。收获季节一过，我就用小刀和铜笔帽，在上面画起来。笔帽画穿了，刀尖画圆了，破碗碎石一样好用。满稻场纵横交错，都是我留下的线条。线条宜画人物，不宜画风景；宜叙事，不宜抒情。工具材料的更换，也同身心健康的变化一样，可以改变绘画的形式、内容和性质。先是根据《西游记》、童话故事里的插图，画神仙妖怪。后来自己编故事，画想象出来的怪物，依然乐在其中。因为场地大，画也越画越大。后来嫌自家的场地小了，就到山下村上去画。村上有几块共用的稻场，大的有篮球场那么大。我把镰刀尖按在地上，倒退着往后小跑，留下一条一条的刻痕，组成画面。往往一个怪物，头在这边，脚在那边，我只能在想象里看到它的全貌。村上的人过来过去，有的说，画的什么呀你？有的说，累不累呀你？这些大画，最多存在三天，三天后就模糊了。要是下一场雨，立马全都没了。但是我不在乎，我快乐过了。依然是过程大于目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后来到父亲办的村学里上学，每天放学以后，都要画上一阵子才回家。父亲说，你那不是画画，是玩儿。我提醒他他自己说过，画画是玩儿的东西。父亲说那不等于说，一切玩儿的东西都是画画。我也糊涂了，不知道画是个什么东西。不管它是个什么东西，我喜欢，我就去弄，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