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寺却是道观，原名“三清官”，匾额犹存。位在狭长林带的北端，莫高窟山门之外。离上寺和中寺约一公里多路。据说很早以前，里面吊死过人。后来有个道士，在那儿被土匪打死。还有些狐仙鬼怪的传说。有几分神秘，几分恐怖，久已没人居住。廊柱油漆剥落，栋梁蛛网尘封，落叶堆庭，荒草芜径。出后门不远，就是著名的藏经洞，内有张大干题壁，字迹遒劲，略有板桥风。前门外不远处的山门上，有“莫高窟”三字，为于右任所题，已被刮除，并用石灰涂盖，然残迹犹存，细审之仍历历可辨。笔意位置，清气袭人，野逸中透着苍健。入山间行约半公里，有一牌楼，新油漆甚鲜艳。正反两面，各有“石室宝藏”和“三危搅胜”四字，蓝底金字，光闪闪特扎眼，是郭沫若手笔。搔首弄姿，我不喜欢。我喜欢三清宫的宁静，要求住在那里，办公室同意了。我扫净一间厢房，搬了进去，一住就是三年。后来所里决定将办公室搬到下寺，动手施工改建三清官，才搬到上寺，与大家为邻，享受往来应酬的热闹，还有鸡鸭儿童的欢叫。改建后的三清宫，面目全非，但也终于没做办公室。因为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上寺的居所，但也没有在里面住多久，文革一来就被抄家查封，带着个行李卷搬到牛棚去住了。牛棚常换地方，我们居无定所，值得后来怀念的，也还是那苍苔露冷的下寺三清宫。所里四十九个人，编制分为研究部、石窟保护部和行政部。研究部分为美术组、考古组和资料室。我所在的美术组，包括张大千留下的裱画师李复，共九个人。主要工作是研究和临摹壁画。按所里的年度计划，在年初把全年的任务分配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各自完成。七八个人加上考古组一共二十来个人，分散到近五百个洞子里，还是比较自由的。我白天在洞里临摹，或在资料室翻书，下班后在食堂吃过晚饭就回“家”。虽然工作并不乏味，我还是很爱回家一一回下寺三清官去。那是一个属于我个人的世界，离人群愈远，它愈开阔。房间窗子朝东，窗外有几十棵合抱的大树，当地人叫它“鬼拍掌树”，疏疏落落占了很大一片地面。疏林外是河滩，川流不息。河那边隔着荒芜的丛莽，可以看见高坡上几个古代僧人留下的舍利塔。再过去就是三危山了。傍晚回来，开门就可以看到，三危山精赤的巉chán岩映着落日，火焰般腾跃着一片金紫银红，烈烈煌煌。返照染红河水，还把蓝色的树影投射到房间里的东墙之上。偶有鸟飞鱼跃，墙上就会漾起，层层明亮的波纹。我常常凭窗站着，长久地一动不动，看山上的光焰渐渐暗淡，直到它变成深紫色，才点上那盏老式的煤油罩子灯，捣弄分配给我的专题。桌上一摞一摞，全是老得发黄的线装书。我知道在敦煌研究敦煌学，条件难得。我知道我的安全和利益都在于利用这个条件，钻进故纸堆里，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这是我想来敦煌的主要动机。想来而真能来，是一种幸运，我十分珍惜。我感激常书鸿先生帮助我来到这里，急于让他知道，他没有看错了我。利益的考虑加上急于求成，我在研究和描摹两方面都全力以赴。常常为了解决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比方说某句佛经和变文的异同、某窟某条题记的确切年代之类，花上好几天，甚至几十天的功夫。为临摹四六五窟元代密宗壁画，我在这个我所不喜欢的洞窟里耗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有天深夜，我渴了。到四六五洞去取我的暖瓶。巨树森黑，月影满地，足音清晰。唐、宋窟檐上，间或传来几声檐马的叮当。隔着密林，那古代的声音像就在耳边。甚至那些较大的沙粒从悬岩上落下，打在窟檐或栈道上的细微的声音，也都清脆可闻，使寂静更加寂静，静得像戈壁一般沉重。我穿过长长的沙路，爬上高高的梯子，进出黑暗的洞窟，没入阴森的古寺，一路上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幽灵。推开房门，看到昏黄的灯光照着那一桌子破旧的古书，我突然有一种，被活埋了的恐惧。无边的寂静就是坟墓，在其中那些古人虽然已经死了，好像还活着。我自己虽然活着，却好像已经死了。以前惊涛骇浪中浮沉，我曾经渴望寂静，梦想着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好安顿遍体鳞伤的身心。现在我得到了寂静，同时也就明白了，寂静不等于安宁。轻柔温软的寂静，有一个冷而且硬的内核：它是刹那和永恒的中介，是通向空无的桥梁。当我感觉到，而不是推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产生了逃避寂静的欲望。我翻出那些在夹河滩农场用很小的字写在各种碎纸片上的所见所闻所想，仔细地一张一张看起来。看着看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着劳役、饥饿和屈辱的生活。总觉得即使是那样的生活，也比现在这样，变成千年古墓里的行尸走肉要好。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又写了起来。写人的价值，写入的异化和复归，写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写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知是在玩火，但也顾不得了。除了玩火，我找不到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我需要这种联系，就像当初需要寂静与孤独。写起来就有了一种复活的喜悦。但同时，也就失去了安全感。写时总要把房门从里面拴住。有时风吹门嘎嘎一响。就会吃一惊，猛回头，一阵心跳。这批文章，文革中全部失去。大都落到革命群众手里，成了我的罪证。但我无悔，因为写作它们，我已经生活过了。花落知多少说起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等人对于敦煌文物的“帝国主义劫掠”，人们都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些劫掠的遗痕，至今被小心地保存着，作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直观教材。如果我们撇开这些什么什么主义，平静地衡量一下损失，心情就会宽缓许多。敦煌艺术的昌盛，以唐为最。唐以降，愈往后愈失掉昔年的高华与大气，一代不如一代。宋代的壁画都比唐代的草率粗糙。不但结构松散，笔墨缺乏功力和韵律，而且公式化、概念化，千人一面，走进去有种空落之感。好在色彩清旷萧散，还算是有自己的风格。元代除第三窟外，连风格都没了。剥皮抽筋（密宗内容）都入画，很不好看。清代几无壁画，少量彩塑皆鲜艳粗俗，更无美感可言。纵观一千六百年敦煌艺术，就像一条方外的长河寂静无声，气象万千，但是逆向而流（用古埃及人描述幼发拉底河的话说，是一条反向顺流的河，）直到流入市井（所谓世俗化），沙漠甘泉一般地没入地下。这个看不见的损失是怎么来的，至今没人研究。一代不如一代这样的事，并不稀奇。中世纪欧洲艺术，落后于古希腊罗马时代；苏联文学的水平，远低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且不问什么原因，起码敦煌艺术的式微，不是什么特殊的现象。奇怪的是，这样曲线运行的轨迹，会与内地（从中原到江左）的大致符合。例如魏窟粗犷略似建安风骨；唐窟华严正如盛唐之音；宋窟清空也像受了程、朱理学的影响；元以降愈趋世俗化的倾向，也同内地曲子词、小说家言的流行相呼应……敦煌孤悬天末，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都比中原慢好几拍，为什么其艺术基调的变迁，却能与之同步？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九六二年九月，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刘开渠、王朝闻等一行到莫高窟开专家会，策划石窟加固工程。参观洞子时。议论清代塑像，都说丑陋难看，竟在会上议决，把它们全部砸毁，从洞子里清除出去。我是跑腿的，没有发言权。只能看着雇来的农民抬着一件件砸下的断肢残躯往牛车上抛掷，然后拉到戈壁滩上丢弃，一任它雨打风吹一年年变成泥土。一条历史的曲线，就这样地被切掉了尾巴。这不算什么问题。如果说，有些被劫掠的文物还可以在大英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获得妥善保护和公开展览的话，那么在被劫掠以后的抢救过程中落入大小中国官员手里、沿途散佚、和被抢救者据为已有的大量文物，后来连影子都没有了。即使那些抢救出来，终于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卷子，据陈垣《敦煌劫余录》记载，有许多都是撕裂了拼凑的。那缺失的精彩部分，早已经杳无踪迹。平时的损失，是不引起注意的。历年来此牧驼、砍柴、敬香赶庙会的人来来往往，拴驴饮马、停车过夜、磕磕碰碰，撞断塑像一根手指或一条臂膀，磨掉壁画上一只眼睛或一个面孔之类的事，从来没人过问。当然这些人都是无意，不算破坏，就像走路踩死蚂蚁，不算谋杀。但后果是一样的。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当地政府安置白俄逃亡者五百多人到莫高窟居住，每天提供食物，任他们在洞内支床、安炉、生火做饭、刻划涂抹，敲取唐宋窟檐、唐宋栈道的木结构当柴烧。把大批壁画，包括著名的二一七窟《法华经变》和《观无量经变》大面积熏成乌黑。许多塑像上的贴金被刮去，只留下密密麻麻一条条的刮痕。后来（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马步芳军队驻扎在莫高窟，乱挖乱掘，损失更无法统计。抗战时期，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在莫高窟住了两年七个月，作摹本二百七十多件。期间给洞窟编了号，也曾呼吁政府筑围墙，禁炊煮，和派人保管石窟。摹本在重庆展出，引起轰动。弘扬敦煌艺术，功不可没。但是张大千的临摹，是用透明薄纸在墙上直接拷贝，方法一如描红，不可能不对原作造成损伤。尤其对于那些粉化、起甲、漫漶、易剥落的壁画来说，损伤很可能是严重的。由于内行人挑选的临摹对象，大都是壁画中的精彩部分，问题就更大了。况且这不是张大千一个人的问题，许多画家、许多美术院校的师生来实习，都这样。六二年以来，所里的管理逐渐严格。文革后，莫高窟成了旅游热点，研究所改称研究院，按照商业化旅游区的要求，重建了窟前环境，加强了洞窟管理，卖门票开放参观，设专人带队讲解，基本上杜绝了上述种种情况。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人潮带来的空气污染，环境改变造成的生态失衡，反而大大地加快了壁画酥碱、起甲、大面积脱落的速度，要纠正已经很难。所有这一切无心之失，都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我们不妨听其自然，要不，四十年来整个中国无端损失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和生活，又在滚滚商潮中失落了那么多的人文精神，我们又当如何？入世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于一九四四年，第一任所长是著名画家常书鸿先生。政权易手的翌年，一九五〇年，中共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接管该所，改称敦煌文物研究所，保留原班人马，仍由常书鸿当所长。一九六二年我到那里时，所里有四十多个人，分别在研究部、石窟保护部、行政管理部工作。所长常书鸿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在敦煌的时间不是很多。敦煌的日常事务，大都由他的夫人、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承仙负责。李承仙同时也是研究部主任，管业务，兼管人事、后勤、政治思想工作。她原先是画家，在敦煌临摹壁画二十多年，精通业务。入党后当了领导，政治热情特高，对每个人的要求都很严格。是个急性子，心直口快。有什么事，沉不住气，马上就问，马上就查，喜怒形于色。作为下属，你可以把她的脸，当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用不着猜闷葫芦，也难得。研究所名义上直属中央文化部，实际上在所里领导一切的党组织，是敦煌县委宣传部的一个支部，归敦煌县委领导。县上有什么活动，都要通知所里。所里有一辆中型轿车，我们全体一一党员和非党员——常常坐着它，到二十五公里以外的敦煌县城去听各种报告：传达某个会议精神，布置落实某项政策，动员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学某英雄某模范等等，回来后讨论落实，都不打折扣。我去以前，十多年来，一直如此。所以研究所虽深藏沙海孤岛，研究遥远的古代艺术，却并不与世隔绝。历次政治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皆火力充足。有时起步慢一拍，但没有走过场的。同事们相互揭批，积累下许多过节。表面上谦和礼让谈笑无间，骨子里都在较劲。大学毕业不久就去劳改的我，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经验，对外间世界却不甚了了。到这里，以为是到了世外桃源。面对千壁画林，古木寒泉，和所有这些温文尔雅的好好先生，直觉得像在做梦，如坠五里雾中。一天早晨，经过资料室门前，遇见史苇湘先生。他是所里资格最老的画家之一，四十年代就来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从美术组调到资料室至今。那天见到我，他热情招呼，急速忙乱地掏钥匙开门，同时告诉我他是因为什么所以来迟了，迟不到五分钟，并把手腕伸过来让我看他的表。从无时间观念的我，没细听也不想看，只是傻呼呼笑着示好。他固执地一定要我看了一下，说：“你看，不到五分钟，是吧！”我连说是是是，不明白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又一天，在林荫道上遇见考古组施娉pīng婷女士。她和她丈夫、研究部副主任贺世哲两个，都是军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在朝鲜打过仗，在大学教过书。觉悟高，见识广，工作能力强，是所里的业务骨干。那次遇见她时，她一手抱着一摞书，一手拖着一根枯树枝。招呼寒喧后，她说这根树枝已经枯了，是风吹下来的，她是顺便拾的。这不用说，一看就知道。我不明白，这为什么需要解释。像这样的事，经常都会发生。每次讨论报告，大家发言都很踊跃。学习英雄事迹，气氛也非常热烈。有一次学雷锋，大家全都感动得哭，会议室里一片唏嘘抽嗒之声。施娉婷、贺世哲都取下眼镜，默默拭泪。美术组组长段文杰更哭出很大的声音，哭得眼睛鼻子通红，频频站起来到门外擤鼻涕，擤得喇叭似地山响。我没见过这阵仗，简直懵了。下来李承仙把我叫到所长办公室，说，有人反映你没有阶级感情，学习英雄事迹，别人都感动得哭，你两只眼睛滑溜溜东张西望。是不是那样？——是？——那你想的是什么？后来又有一天，李承仙把我叫去，说，有人反映你到阅览室看报，总是先看《参考消息》，后看《人民日报》，是不是事实？我说记不得了，我是随便拿的。她说怎么每次都是先拿上《参考》？我说《参考》不能看吗？她说不是不能看，问题是为什么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宣传那么感兴趣，党的声音到反而不爱听？这是个什么问题，你想过没有？回去好好想想，也别背包袱，以后改正就是了。没过几天，她又把我叫去，说，有人反映你写反动诗，是不是事实？我没写，坚决否认。她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台宗悟后无来去，人道苍茫十四年”几个字，下面写着发现的时间、地点和作者高尔泰的姓名。李承仙把纸折掉半截，我看不到检举者的姓名，但我认得，那是我们美术组组长段文杰的笔迹。两天前到印稿房印稿，在落满灰尘的印稿台上，不经意用手指写了这两句龚自珍的诗。显然老段误以为是我的诗了。我到资料室找了一本《龚自珍全集》，翻到那两句，给李看。李说，不是你写的就好，说清楚就好了。你也别怪人家多心，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年（一九六三年），正好十四年，现在又正好在批判人道主义，而且你以前受过这方面的批判，人家以为是你写的，也很自然。你别计较那些个，无则加勉么。无则加勉，有则怎么得了哇！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了，史苇湘让我看表，施娉婷解释树枝的来源，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都挺自然挺正常。是我尚未入世，所以才大惊小怪。后来学王杰学焦裕禄，大家又都哭。我想学学不来，就两手按着脸，尽量低下头去。从手指缝里斜眼窥看别人，发现有好几双晶莹泪眼在闪闪地观察我。连忙把头垂得更低，低得都快碰到膝盖了。红与黑从六二年到六六年，所里的业务工作，包括研究、临摹、考古发掘、编辑出版和石窟加固工程，基本上都是为一项纪念活动做准备。据唐碑记载，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三六六年，到一九六六年正好一千六百周年。所里计划在这一年，邀请国际国内有关的学者专家和宗教界人士，到敦煌举行一系列大型纪念活动，以期进一步推动敦煌学的研究。一九六四年，报上越来越多地强调阶级斗争和突出政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历史主义、让步政策、活命哲学、合二为一论、利润挂帅论、战争恐怖论、形象思维论、现实主义深化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的批判，也越来越密锣紧鼓。中秋节前，常书鸿从北京赶回敦煌，传达了毛泽东指责文化部和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决定纪念活动要突出政治，增加一个大项目：开创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洞窟。经反复讨论，决定利用一个原有的、无壁画塑像的大洞窟，重新装修，在佛像的位置上塑一尊毛主席像，像后的正面西壁画中共党史，题为“万水千山只等闲”。南壁画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壁画新中国的伟大成就，题为“六亿神州尽舜尧”。窟顶画共产主义天堂的美好前景，题为“芙蓉国里尽朝晖”。议决后，常书鸿说，插红旗要寸土不让，新洞窟就是一面红旗，插进这些古老的石窟寺群中，恰好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美术组组长段文杰说，这是常所长交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要保证完成。通过创作学习党史，通过创作提高认识，也是我们思想改造的好机会。工程大，时间紧。美术组承担新壁画创作，任务最重。组会讨论时，常、李都来参加。要求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突出表现党的伟大。要求有装饰性，突出壁画的特点。集体讨论决定，由我先拿出一个小样，大家修改补充，再定稿。我没日没夜地赶了两个多月，赶出几幅示意图。但讨论会却一直开不起来。李承仙找我谈话，说有人要搞垮新洞窟，我们要坚持顶住。这事拖不得，讨论不成就不讨论了，自己满意了就定稿，我们再组织人放大上墙。一九六五年一年，我一直在干这件事，赶出了四壁和窟顶五个小样。一面墙数百人，动态异而形式一，满壁生风，也真不容易。然而画画出来，已经没用了。一直埋头画画，都不知时移势易。原来所长办公室里，挂着一幅邓拓手书的赠常书鸿诗：“危崖千窟对流沙，廿载辛劳万里家。发蕴钩沉搜劫烬，长将心力护春华”。报上一点邓拓的名，人们就发现了问题。文革尚未开始，抽调出去搞四清的人都还没回来，所里人就自发地起来揭发“常李夫妻黑店”了。天天开会，先是说常书鸿“业务挂帅”、“唯才是举”，后来连“要把一切暗藏的邓拓分子统统挖出来”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邓拓分子”一词，是发言人贺世哲的发明，可惜后来没有流行。但是他说的另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却同后来流行全国的那句话完全一样。贺世哲说敦煌研究所不是没有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筹备一千六百周年纪念，所有的项目都是黑的，都是宣扬封、资、修，很黑很黑。一看形势不妙，临时加上个新洞窟，说的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实际上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更黑了。说到这里，文质彬彬的他，突然直直地指着我，说，是红还是黑，只要看看新洞窟创作是由什么人挂帅，就很清楚了。他号召大家“解剖麻雀”，先弄清楚这个人的反动本质。接下来大家的发言，矛头都指向了我。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夹边沟逃出来的恶狼，带着花岗岩脑袋，我来所后写的文章，都是大毒草，平时一言一行，都坚持反动立场。甚至有人说，我曾经用朱红大笔，在毛主席像上打了个叉叉。这一条如果坐实，我就够枪毙的资格了。我刚结婚，渴望安全，十分紧张。常书鸿不在所里，急性子的李承仙，这次倒有静气，处变不惊，叫我安心工作。她问我新洞窟创作是不是革命文艺？我说是。她说那就对了，你怕什么！她说她前几天和窦明海（酒泉地委书记、四清工作团团长）谈过一次，窦说是红是黑，自有公论，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少数人的意见，不代表党的政策，叫她要沉住气。她说，本来么，这还用说。她的沉稳自信，还有窦的表态，使我安心不少。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到敦煌县委礼堂，去听窦明海作报告。一贯笑眯眯的窦明海，这次一脸的杀气，在讲台上挥着拳头，说要砍黑旗，插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且特别提到，“要砸烂敦煌文物研究所这个独立王国”。我瞟了一眼在座的李承仙，她面无表情。回头又瞟了一眼坐在后拌的贺世哲，他也面无表情。在回莫高窟的汽车上，除了李承仙和我，大家都很兴奋，齐声地、反复地唱一只歌：革命的风暴席卷全球，牛鬼蛇神一片惊慌——配合着汽车的颠簸，那“慌”字拖得很长很长，大家的脖子也扯得很长很长。头一抖一抖的，脚一踏一踏的，动作很齐，踏得车底板砰砰直响，车厢里灰尘弥漫。坐在我旁边的所长秘书、幽默健谈而善于放声大笑的李永宁，一面唱一面搂着我的肩膀，按节拍一松一紧一摇一晃，笑得满脸都是深深的皱纹。如歌的行板第一次见到施娉婷这个名字，是在兰州艺术学院教师宿舍的门上。我想象，这个人一定白皙颀长。后来在敦煌见到她，黧黑矮壮，江湖落气，总觉得不像。在四十来个人的全所会议上，她埋在靠墙的沙发里，两臂交叉着抱在胸前，伸直腿架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脚底朝着大家，像一个颠倒的八字。八字左右，分别放着她的眼镜、茶缸、香烟盒、烟灰碟和笔记本。发言时闭着眼睛，不急不忙，可言辞机锋百出。批评所里的工作，尖锐而又雄辩。她的丈夫贺世哲，倒真的是白皙颀长。带着大黑边近视眼镜，容止若思，温文尔雅有绅士风。总是端坐在会议桌旁，十指修长如音乐家的两手放在桌上，扶着一个紫砂小茶壶。发言低沉徐缓，用词平和周延，都是商量的口气。但观点与乃妻完全相同，很尖锐。听他发言，我常想，纯绵裹铁，此之谓乎？他们都是军人出身，抗美援朝出生入死，各有不少英勇事迹。后来到大学和研究所工作，教书做学问，也都各有创见，论文深刻严谨。但是书卷气不掩军魂，骨子里仍透着一股子大无畏战斗精神。婚后没孩子，精力除了做学问，都用来磨砺思想的刀锋。读书触类旁通，议事明察秋毫，论人入木三分，谈笑间常从鸡毛蒜皮上升到意义和价值的层次，理论素质如此之好，以致我常常觉得，他们不搞哲学来搞美术史考古，很可惜。一九六二年秋天，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带领刘开渠、王朝闻等一行十来个人，来敦煌开会，研究石窟加固工程的事。他俩递交了一份材料，说敦煌文物研究所民主革命不彻底，解放前的所长现在还是所长，旧班底没更新，党的政策贯彻不下来，成了沙漠里的独立王国。具体事例写了几万字一厚本，要求党中央派人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时机不凑巧，正值短暂的宽松期，党的政策强调团结。徐平羽看了材料，不置可否，在会上要求大家搞好团结，共同前进。此事不了了之，他们陷入孤立。我是新来的，其中提到的事，除了一件，我全都不知道。那件事使我们成了朋友。他俩要创办一份杂志，叫《敦煌研究》，要我给创刊号写篇文章，叫《敦煌艺术的人民性》。我说我不知道“人民性”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资料室里材料很多。我说我曾翻了翻，好像谈“继承”的文章，都必谈人民性。但是这个词的意思，从来就没有界定，它好像是从苏联来的，看苏联人的文章，好像更糊涂。那时中苏交恶的事还没有公开，施娉婷警告我：这话只能在我们家说。贺世哲笑道，我倒是很欣赏你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施说我也是，这不是叫你去到处乱说，小心别人抓你的辫子。这篇文章我终于没写，帮他们做了些审稿和编排的工作。但是杂志也终于没有出来，因为常书鸿不批准。在写给徐平羽的材料中，贺、施提到这件事，说常不批准，就是不许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判地研究敦煌艺术。我说这只是推测，假设不等于事实。他们笑笑说，你不了解情况。一天，在他们家吃饭，谈到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经历，贺世哲说，那是宝贵的人生体验，很难得的。他说鲁迅说过，有两种人要刮目相看，坐过牢的，上过战场的，有道理。我说，这话，可不像是你们说的。施说，你已经给我们铸好了模子了是吗？拿来看看。我说我不过是觉得新鲜而已。施说，这就是说，你认为我们不该新鲜对吧。我说，你别这样，何必呢，我没上过战场，对付不了。施说，战场的景象，你没法想象。我请她说说看，她说没法说，只能说个感觉：残酷。静场片刻，贺世哲一脸的严肃，郑重地又说了一句，战争是残酷的！我说，是，战争是残酷的。施娉婷说你说这话，同我们说这话，意义不同。就像小孩子说人生如梦，同老头子说人生如梦，意义不同。我说我也经历过一点儿战争——不是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吗？贺说，受政治的影响，不等于你就是投入了政治。我说我说的也只是感觉。三个人同时，爆发出一阵大笑。有很多很多年，我都没这样笑过了。也许，我从来就没这样笑过。多年没有工资，到敦煌，每月工资八十三元，除了伙食费，全都寄给母亲。贺、施一再劝阻，告诉我该寄多少留多少。说那边够用就行，你得有个机动：买书、添衣服、置用品，都要钱。粮食定量二十八斤，硬碰硬也不成。还有，你将来总要成家，一点积蓄都没，行吗？这些话，同我母亲说的一样，我感到亲切。新洞窟创作陷入困境，他们替我着急，又怪我多事。说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急什么。我说完不成是我的责任。他们说你既然完不成，当初就不该承担，承担了又完不成，怪谁。我说我没想到会这样，他们说你应该想到。我问怎么办，他们说很容易：放下就是了。给我说了一段禅宗公案：放下即实地。找李承仙撂挑子，才知道放不放下，是个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许多不明白的事都明白了，以前贺、施挑战常、李，如同蚍pí蜉fú撼树，大家都疏远了他们。毛主席责骂文化部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下达后，特别是报上点名批判邓拓后，大家发现常、李地位不稳，贺、施有先见之明，又开始向贺、施靠拢。一些平时经常向常、李汇报情况的人，都改为向贺、施汇报情况，或者同时向两边汇报情况。美术组讨论新壁画稿的会老是开不起来，不是偶然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无关是非的站队问题。受常深恩，我不能从众，除了竭尽全力搞好新壁画创作，别无选择。贺不谅解，提出一个“新洞窟创作什么人挂帅”的问题，我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人人喊打。怒火之猛烈，大有要食肉寝皮不可稍待的势头。有一种掉在鳄鱼池里的感觉。后来“文化革命工作组”进所，宣布我所文化大革命开始，才有了一点点安全感。工作组五个人，其中有两个现役军人。在他们的领导下，所里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贺世哲任组长。常书鸿被召回来了，抽调到外面搞四清的人也被召回来了。天天开会，中寺院内贴满大字报，揪出了一个“常、李、高、王黑帮”。高是我，王是王佩忠，老党员，所里的第三把手，前不久揭批常、李，他不遗余力，不知道怎么也进来了。作为打倒常书鸿的突破口，第一个批斗的是我。重新开始揭发，但都是炒冷饭了。工作组最重视的，是我在毛主席像上划了个叉这一条。他们当现行反革命案，追查得贼认真。恰恰这一条不是事实，揭发人段文杰的证词也前后矛盾，工作组定案时，没写入这一条。后来大家反工作组的时候，这成了工作组保护阶级敌人的一个例子，那是后话了。接下来批斗常、李、王。叫我在家写检查。我检查自己的错误之一，是反对文革组长，因为他公开场合指控我反动透顶，私下里却称赞我能独立思考；公开场合批判和平主义和战争恐怖论，私下里却说战争是残酷的；指控常书鸿不支持他创办《敦煌研究》是压制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但《敦煌研究》创刊号的内容，全是封、资、修。作为旁证，忆写了一份创刊号目录，和每篇文章的内容提要，一并交给了工作组组长、空军军官于家声。那天晚上如厕，遇到常书鸿先生。说了这事，他大吃一惊，连声埋怨我太冒失。说要是抓阶级报复，你就成了典型！我想想，也有些怕，颇后悔。半个月后又遇见常时，我告诉他对方毫无反应，看样子贺是毫不知情，说明工作组不信任他。常说，要是真的整他，也不会只是因为你那点儿材料，那事情就多了。又半个月后，八月的一天，开全所会，叫我们四个也去。去了才知道，是要我在会上同贺世哲当面对材料。看得出来，大家同我一样，毫无思想准备。但许多人立刻就敏感到了，文革组长同一个已结案的牛鬼蛇神对质意味着什么。不但纷纷出来替我作证，而且揭发出大量我所不知道的贺的问题。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定时炸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罪名比我的还重。贺世哲处变不惊，安详从容。据理力争，义正词稳。但说不上几句，就被别人打断。一停下又叫他说呀说呀。他先是瞟一下我，又瞟一下工作组。工作组始终沉默，个个脸上没有表情。他终于紧张起来，频频用手指梳理头发，动作过分用力。一再取下眼镜擦镜片，老擦不完，手也颤抖。我望了望那边沙发上的施娉婷，她不断变换着坐的姿势，左顾右盼，更明显地透露出，一股子在心底出现的恐惧。哦，勇士也恐惧。一丝复仇的喜悦，剎那间掠过心头，很快就消失了。沉淀下来的，是深重的悲哀。为自己，也为他们。离人泪十月下旬的一天，又叫我们参加会议。会场布置得很隆重，大红布横幅上，剪贴着十五个白色的宋体大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毛像两边，各有几面红旗。在座的还有几个陌生人，估计是什么上级。会一开始，工作组于组长就宣布了对我们的处理：常书鸿戴“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高尔泰工资降三级；王佩忠工资降一级、留党察看；贺世哲不予重新登记（清理出党）；施娉婷和其他几个人免于处分；还有几个受了批判的，不算犯错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他说，党的政策是批斗从严处理从宽。这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标志着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新生。现在我们可以交班了。我们走后，大家要团结在以何山同志为首的文革领导小组周围，紧跟党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奋勇前进！何山是中央工艺美院壁画系的学生，毕业分配来所不久。斗争性强，火线入党，取代贺世哲，当了我所文革组长。他说，我们所现在已经回到了社会主义的轨道，今后一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把毛泽东思想千秋万代传下去。会议气氛热烈，大家纷纷上台，道忠心表决心，笑口高张，泪湿衣袖。我有点纳闷儿，几次扫院子经过阅报栏，好像北京那边早已在赶工作组了，这里却又这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着几家欢乐几家愁，想起几个月前，那次听完窦明海的报告回来，他们在汽车上唱歌的情景，仍有毛骨悚然之感。结局如此，亦堪庆幸了。工作组走的那天，我们正在下寺割草。汽车从上寺下来，开得很慢很慢。车子两边，挤着三十多人，个个伸长手臂，侧身挪步，争相同车上的人握手说话。握上的手，久久不放。要说的话怎么也说不完。说完了还要再说，和这个说了又和那个说，旁边的人也争着说。七嘴八舌，推推搡搡，趔趔趄趄跟着车走。车上五个人，都半个身体趴在车窗外，两臂抻得很长，在众多晃动着的手中握一会儿这个又握一会儿那个。这只手被抓住不放，那只手又抓住了另一个人的手。同时听几张嘴说话，都不知能不能听清。这样车子和人群一同，徐徐向前移动。走了很远很远，直到出了山门，快到防风林了，才冉冉加快速度，扬起尘土。尘土里人们开始小跑，愈跑愈快，终于跟不上了，车子绝尘而去，才纷纷站住。喘着气，挥着手帕，翘首眺望。直望到尘土消失，茫茫戈壁上只有云影的时候，才黯然往回走。经过身边时，都没看见我们。一个个眼睛红肿鼻子通红，脸上闪着泪光，无语抽搭。工作组走后，我们被送到农村劳动，在农民家中吃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冬季日短夜长，农事无多。晚上到大队部文化室集合一阵子，就着飘摇的风灯，读《毛语录》，听支书训话、队长调度，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散了会就回冢睡觉。因为到处都很冷，只有炕是热的。这样一天天过着，都不知天外有什么沧海桑田。尽管刀光剑影记忆犹新，也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了。年底突然来了车子，拉我们又回到莫高窟。一下车就看到，两派对骂的大字报重叠覆盖，语言如火如刀。一派以何山为首，叫“革联”，一派以另一个工艺美院毕业生樊兴刚为首，叫“革总”。双方互相比赛忠于毛主席，互相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势如水火，誓不两立。据说文化革命工作组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所以对立双方，又一致地都反对工作组，都刷出大字标语“强烈要求把工作组揪回来批斗”。个人的大字报更强烈，特别是那些工作组最信任、最喜欢、跟工作组跟得最紧的人，都说是“肺都要气炸了”，要求“油炸×××”、“砸烂×××的狗头”、“把×××剥皮火烧”。这些×××都是工作组成员的名字，想起几个月前他们送别那些人的情景，我真的懵了。两派分别贴出大字报，勒令常、李、高、王四个阶级敌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号召其余被批斗者起来革命，揭发工作组的滔天罪行。这个敌我界线是怎么划的？为什么敌对双方那么一致？我都不知道。贺世哲一回来，就成了“革总”的领袖。他依旧那么温文尔雅，容止若思，从不使用暴力语言，有儒将风。众人信报，令出必行，大大压倒了何山一派“革联”。工作组的人早已回了各自的单位，没法揪。我们四个，成了两派共同的敌人，被轮流抄家轮流批斗。过去是文斗，现在是武斗。两派比赛革命，同时也就是比赛仇恨，比赛谁打人打得更凶。常书鸿、李承仙经常被打得血淋淋地满地爬。打他们打得最凶的，恰恰也是那些他们从前最信任、最喜欢、跟他们跟得最紧的人。牛棚志异一那些年所里乱得翻天，都搞不清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牛鬼蛇神没有信息来源，坐井观天，更是眼花缭乱。两派斗争，弱势的革联战胜了强势的革总。常常出现新面孔。军宣队、工宣队、农宣队、支左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来去去，都不知孰先孰后谁是谁。两派革命群众出去串联，外地的红卫兵进来串联。越串联越斗得凶。以为是你死我活了，却又“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为总算有了秩序，却又更乱了，出现了更多的阶级敌人，要来个“清理阶级队伍”……帽子五花八门。常书鸿叫走资派、三反分子；李承仙叫地主婆；樊兴刚叫坏头头、现行反革命；贺世哲叫漏网右派、摇羽毛扇的人物、翻案派；施娉婷叫变色龙、小爬虫；史苇湘、李其琼、孙儒涧和我一样，叫老右派；李贞伯有海外关系，叫特务；段文杰有断袖之癖，叫流氓；又曾脱党，叫叛徒。其余诸公，或为反动权威、或为文艺黑线代表人物，或为历史反革命，或为阶级异己分子，或为经济犯罪分子，或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各得其咎。除我们四个以外，他们在进牛棚以前，都参加过“大串联”，到全国各地跑了一趟，累得半死。那时不得不去，现在人家问他们为什么混进串联队伍，搞什么反革命串联去了。并要他们按里程退还“国家的”火车票钱。没工资，从生活费中分期扣除。牛鬼蛇神分男女两批，在两处集中居住。其中有好几对夫妻。除常、李，贺、施以外，尚有孙儒涧夫妇、张峨沙夫妇、万庚育夫妇。他们每天可以在一日三次的“请罪”、吃饭和晚上“政治学习”时见一下面。如有外头的红卫兵来串联，必开斗争会，那就免不了要彼此看到对方挨打了。一日三餐饭前，我们在食堂毛主席像前集合。排成两行，齐声背诵《毛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等等之类，约十数条。然后向毛像三鞠躬，同时大呼三声“向毛主席请罪”。常书鸿不能站立，跪着叩头请罪。在我们身后的六张圆餐桌上，有一些革命群众在吃饭。早上请罪毕，就围到管生产的孔金桌边，听他分配一天的劳动任务。晚上八点，再到饭厅集合，学《毛选》，互相揭批。起初，打人的和被打的坐在一起，颇尴尬。当着被打者的面骂自己反动，更难启齿。时间长了也就皮了，不在乎了。但攻防之间，也颇费精神。两个多小时下来，都很累。睡下以后，汽车司机王杰三常来叫我们去卸车。有时他去拉煤，后半夜才回，要我们卸完煤，把车子打扫擦洗干净。我们睡不到觉，第二天还得起床干活，很难受。有一次大家建议他通过孔金统一安排任务，他眼睛一瞪，说，通过他干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你们知道吗？天天学《毛选》，咋学的？！二其实除了他，别人有什么事，也爱叫我们做。电机房工人候兴，是所里学《毛选》的标兵，为证明工农兵无所不能，用雕塑室的材料，在院子里塑了一尊“毛主席像”。连底座高过三公尺，立正姿势，肩平体直如五根圆柱，上三下二垂直并立。对称地分贴在两边腿上的手指亦等粗等长。头略似毛像，但小如篮球。脚手架一拆，见者骇然．完了把我们通通叫去，轮流给此物喷漆。喷漆机锈得很紧，压起来很吃力。每人只能压五六下，力气小的只能压两三下。我们二十几个围着那物站成一圈儿，顺时钟方向徐徐移动，轮流压。常书鸿不能站立，跟着爬，轮到他时，也压一下。候兴拿着喷枪上下梯子，两眼放光，时不时大吼：“鼓劲压”，显然体验到了，作品出世的快乐。他喷了一层又一层。转身时喷枪偶或掠过我们，在我们身上、头上或脸上，留下薄薄一层水洗不掉的小白点。我用上衣包着头，从一个小孔里看世界，看那些海内外知名的艺术家们弯腰低头鼓劲努力的样子，像看西洋景。三这几年我一直在看西洋景。不光是有趣的事儿多，这些事儿也拉开了我同环境的距离。起初我是当事人，众矢之的，革命舞台上不可缺少的配角。后来主角们打起架来，把配角撇在一边，我就变成了局外人，得以观戏。开头，只有我一个敌人，其余都是人民。后来，揪出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队伍一天天壮大，由一个增加到四个，再由四个增加到二十五个。请罪的队伍浩浩荡荡，超过了所里人数的一半。敦煌县成立革委会那天，城里召开万人大会。把我们也拉去，同全县的阶级敌人一起，戴高帽，挂黑牌，站在司令台两边示众。长长的好几排人，高帽的森林，郁郁森林。我们这一排里，除了常、李、贺、施，还有酒泉地委书记窦明海，敦煌县委书记王占昌，以及一大批党政官员。看到他们都成了我的同类，我有一种怪异荒诞之感。台上的人讲话，都无不口口声声，要把我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永世不得翻身。但我知道，这已经做不到了。打击面如此广大，“万人丛中一身藏”，我有一种安全感。相信自己的命运，不会比一个此刻正塞满广场、挤坐在黄土地上朝我们挥拳头喊口号的人民群众，更坏到哪里去。我想，如果林彪、周恩来也像刘、邓那样倒掉，让红太阳脐脂自烧，说不定除了安全，自由也可能来到。那天天气很好。红旗飘飘像海涛，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我“众中俯仰不材身”，做着美丽的白日梦，居然也感到了一种节日的喜庆。四形势莫名其妙，只有不闻不问。反正叫咋咧就咋咧，等待处理就是了。政治学习完了，回去也就睡了。有一阵子，常常半夜五更，被外面的鞭炮声和锣鼓声惊醒，那是革命知识分子们在庆祝和宣传毛主席发表“最新最高指示”。最新最高指示，有的叫他们到农村落户；有的叫他们到干校改造；有的叫他们把被他们打倒的老干部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这些“特大喜讯”，使他们欢欣如狂，敲锣打鼓放鞭炮，又唱又跳。为了紧跟，为了别人都能紧跟，要尽快使它家喻户晓。什么时候从收音机里听到，就什么时候庆祝宣传，分秒必争。由于本地和北京的时差，他们常常在深夜里互相叫醒，飞快地起来行动。有一次凌晨两点，我们正在卸煤，他们庆祝宣传的游行队伍从不远处经过。两个人抬着一块黑板，上书最新最高指示，走前面。几个人敲锣打鼓走后面。再后面十几个人跳《忠字舞》跟进。黑暗中看不清舞姿，隐约像是京剧里的跳加官。配合着鼓点，舞曲的节奏似乎更为急促：忠忠忠、忠忠忠、忠于毛主席无限无限无限，永远永远永远每过六七十公尺就停一下，锣鼓歌舞齐息，一个人用手电筒照着黑板，把上面的字大声念一遍。然后一阵鞭炮，同时锣鼓齐鸣，队伍继续前进。这样停停走走，从中寺出发，上寺转一圈，然后到下寺，再转回来，起码得两三个小时。我们卸完煤回去，睡下以后才听到，隐隐然有锣鼓声自下寺而来，愈近愈响。我纳闷：那些地方根本没人，夜静山空，林深石黑，他们去向谁宣传？枕上琢磨，这必是上头的统一安排，城市农村都执行，他们不敢打折扣，所以就树林里转了一圈。我想象，那些夜游的小动物，狐狸呀，跳鼠呀，猫头鹰呀什么的，在惊逃到安全的地方以后，转过身来，侧着脑袋观察这惊天动地的一群，于无声处，一定也同我一样，纳闷儿捉摸不透，他们是什么意思。五按照最新最高指示，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因无老干部可以结合，主任暂缺。原文革组长何山当了革委会副主任，领导一切。从此所里的全部工作，除继续搞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以外，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迎九大。所谓“三忠于”，是“忠于共产党的领导；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谓“四无限”，是“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这项活动是仪式性的。他们把会议室四壁漆成橙色，东墙上画了个红太阳，放毫光。太阳上画了个毛头像，军帽红领章。下面一排向阳花托着三颗红心，三颗红心上写着三个黄“忠”字。每天早、晚各一次，他们在这里集合，立正，手捧红宝书（紧贴心脏部位），面对黄“忠”字，齐声大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连喊三遍毕，再喊三遍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然后唱语录歌，朗诵语录，学《毛选》。今天该做什么？从《毛选》寻找答案，也就是向毛主席请示。这个仪式的名称，就叫“早请示”。下来“抓革命、促生产”，办案的办案，消毒的消毒，事务繁忙。敦煌的宗教文化，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留着就得消毒。消毒就是革命，也是生产。做好消毒工作，就是对“九大”的献礼。大家把许多纤维板裁成报纸般大小，钉上边框漆成红色，再用黄漆宋体字写上毛主席语录，挂到洞子门上进行消毒。洞窟数百，工作量极大。语录不是从语录本抄的，是直接从《毛选》里找的，有针对性。比方针对二五四窟的萨朵那伺虎图，选了“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那段话；针对二八五窟五百强盗成佛图，选了“看看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那段话。为要选得合适，他们反复读《毛选》，反复讨论。为确定哪一条更适合哪一个洞，有时吵得面红耳赤，务必让将来的参观者进洞之前，先打个有效的防疫针。我去扫洞子，看到洞门上这种做工精细的语录牌慢慢增加，很佩服他们的细心和耐心。当然重复之处，牵强附会之处，甚至牛头不对马嘴之处，也还是很多。这不能怪他们，壁画丰富，毛思想贫乏，能够做到这样，已极难能可贵了。六所里的日常工作，还有一项“备战”。这项工作我们有份，挖防空洞的事全是我们的。他们每天下午，进行民兵操练，也很紧张。下班前还要到会议室，向毛主席像汇报一天的工作。这项仪式，叫“晚汇报”。“晚汇报”的程序，和“早请示”相同，只是学《毛选》一项，改为交流学习心得。早上学的，用了一天，有什么提高？有什么成绩？遇到什么问题？发现了什么敌情？哪些事没做好？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节目做完，往往晚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我们牛鬼蛇神们早已做过请罪仪式，吃过饭，准备晚上的政治学习了。那年冬天，进山开荒回来，我除了扫洞子，还得给所里的伙房备水。每天清早，挑着水桶，带着镐、锨、铁钎，到树林外的冰河上破冰取水。当冰河和它对面的雪山，依次从黎明前的蓝色变为紫罗兰色再变为银红色的时候，我就把伙房的水池子挑满了。胡子眉毛和帽沿子上结满冰花，浑身上下热气腾腾直冒汗。坐在炉子跟前烤一阵子，锁上门，把钥匙送还管理员，才进洞去。管理员在会议室参加早请示。门窗紧闭的会议室里，炉火通红热雾蒸腾，满屋子人挤人，一片朦胧。我一敲开门，就爆炸出一团团炎热酸臭、饱含人气煤气香烟气和强烈油漆味的云团，浓得化不开，像固体一样。每次，当门又关上时，我都要一下子跳开，心里想，幸亏我不是革命群众。面壁记从六二年到七二年，我在敦煌十年，但只工作了四年。六六年文革爆发，成了“揪斗人员”。六九年中共“九大”前夕，被派到酒泉作画，七二年调离敦煌，到“五七干校”劳动。文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形象。所里那些温文尔雅不苟言笑的好好先生，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猛的野兽，剧烈地蹦跳叫喊，忽又放声歌唱，忽又涕泗交流，忽又自打耳光，忽又半夜里起来山呼万岁，敲锣打鼓宣传伟大思想……。整个莫高窟地面上，只有洞中那些菩萨和佛像，依旧保持着往日的自尊与安详。被揪斗的人多起来时，我这个“死老虎”被撇在一边，常常被派去扫洞子。岩壁上落下的沙子，有时飘进洞里，久之积下或厚或薄的一层。我的任务就是把它扫出来，弄走。这是个没数的活儿，岩壁上上下下四、五层四百九十多个洞子，谁知道哪里进了沙子？如果哪里我没扫，我可以说是刚刚扫过就又落了一层。有好几年的时间，我都在扫洞子。每天独个儿拄着扫帚，仰头向壁与仙佛同游，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光暗看不清了，就到栈道上望远，“更无人处一凭栏”，也是难得的体验。林海外，一片斜阳，万顷荒莽，有时恍惚里，真不知今夕何年。这些洞窟壁画，以前都曾看过。但是拄着扫帚看到的，同拿着卡片或者画笔看到的，又不相同。作为佛教艺术，在佛教教义给定的框架范围内，敦煌艺术所展现的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作为经变（本生故事和感应故事）的背景，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耕种、蚕桑、纺织、建造、狩猎、捕鱼、畜牧、婚嫁、丧葬、教学、商旅、制陶、冶铁、驭车、推磨、炊事、战争、行乞、屠宰、练武、歌舞、百戏、早朝、宴会、帝王将相出巡、游猎、剃度、审讯……等等场景都有。其间宫殿城池、亭台楼阁、桥梁水榭、舟车寺塔、学校店铺、驿亭酒肆、衣冠服饰、宗教仪式具备。以致许多不同方面的研究者，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有用的东西。对于卡片来说它们是资料。对于画笔来说它们是范本。对于以待罪之身，手持箕帚，心无所求，依次从容不迫地看下去的我来说，它们成了心灵史，成了一个思维空间的广延量。都说唐代艺术最好最美，但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魏窟。十六国时期洞窟里的人物造型，一律矮壮质朴，唐代则一律丰圆壮肃。唯魏晋瘦削修长，意态生动潇洒。额广，颐窄，五官疏朗，眉毛与眼睛相距很远，恰如《世说新语》所说的“秀骨清像”，《历代名画记》所说的“变态有奇意”。也不以色貌色，绿马、蓝马、黑山、白山空无所依，蓝人、绿人、红人、黑人，都白眼白鼻，非人间所见。前呼后拥在黑色或土红色调子的背景上涌现出来，予人以一种奇幻神秘之感。最使我流连的是西魏二八五窟，直以粉壁为天地，空灵透明。星汉奔流、云气飞扬，涵虚混太清。佛教诸天：日天、月天、纬纽天、毗那夜迦、鸠摩罗天、天龙八部等等，还有佛经中没有，来自中国古代神话的伏羲女娲，朱雀玄武，青龙白虎，雷公雨师，飞廉羽人，东王公西王母，以及《楚辞?天问》中提到的许多怪物，奔腾竞逐于天空。或乘雷电，或踏飞轮。灵幡飘渺，华盖悬空。旌旗舒卷，衣带流虹。潇潇飒飒，满壁生风。所有这些，包括藻井、龛楣，以及分布全窟的装饰纹样，都用线条勾勒组成。无数纤细强劲、金属丝一般富有弹性，而又修长柔软如游丝的线条，在幽邃诡谲、光怪陆离的色块之中穿行，互相跟随互相追逐，时而遇合时而分离，轻悠下降忽又陡然上升，徐缓伸展忽又蓦地缩回。聚集、交错、相与旋转，以为要纠缠不清了，忽又各自飞散，飞散而又彼此呼应，相遇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像一组组流动的乐音，有笙笛的悠扬，但不柔弱。有鼓乐的喧闹，但不狂野。从容不迫，而又略带凄凉。凄凉中有一种自信，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也不是谦卑忍让或无所依归的彷徨。唐代的洞窟，特别是贞观、开元之际的唐窟，以华严、瑰丽、气度恢弘为特点。色彩鲜艳丰富、金碧辉煌。线描技法亦更为多样。用笔仍是中锋，但有轻重、快慢、虚实、粗细的变化，抑扬顿挫。兰叶、铁线、游丝、曹家样、吴家样错杂并陈。菩萨和供养人等，大都是周家样绮罗人物，曲眉丰颊，莹肌圆体，肩披长发，半裸上身，璎珞珠饰繁华缤纷。或静立，或歌舞，或飞天，或坐思，都妩媚生动，而又端庄从容。不是禁欲的官能压抑，也不是无所敬畏的张狂。佛国的庄严，都化作了人间的温馨。如此大气，又如此隽永。唐窟中最使我倾心的，还是塑像，特别是二〇五、一九四等几个洞的塑像。同为佛教诸神，却又各有个性。阿难单纯质朴；迦叶饱经风霜；观音呢，圣洁而又仁慈。他们全都赤着脚，像是刚刚从风炙土灼的沙漠里走来，历尽千辛万苦，面对着来日大难，既没有畏惧，也没有抱怨，视未来如过去，不知不觉征服了苦难。一三八窟的卧佛，是释迦牟尼临终时的造像，姿势单纯自然，脸容恬淡安详，如睡梦觉，如莲华开，视终极如开端，不知不觉征服了死亡。看到死亡的曲子，如此这般地被奏成了生命的凯歌，我想到西方艺术中那些以死亡为主题的雕像（如《拉奥孔》，米开朗琪罗的《死》，或者罗丹的《死》）都是悲剧性的。宽阔的胸脯隆起的肌肉，剧烈的动作紧张的表情，都表征着恐惧与绝望的抗争。相比之下，这些文弱沉静从容安详的塑像所呈现出来的，也许是更加强大的力量。这不是一个可以用阳刚阴柔之类现成的概念，或者十字架和太极图之类近似的比喻可以说明的差异，其中隐藏的消息，也为我打开了一个，通向别样世界的门窗。在那些小小的石头洞中面壁，我感觉到一种广阔。只可惜天黑了还得回到外面，和其他揪斗人员一起，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唱语录歌，听训话，互相揭发批判，和自我揭发批判，一如但丁笔下的鬼魂，互相撕扯咬啃。没处躲没处藏，直觉得四面都是墙壁。荒山夕照一从敦煌出发，往北是伊吾、笈笈台子、阿克塞。往东是玉门、酒泉、嘉峪关。往南渡过疏勒河，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往西通往楼兰、轮台、白龙堆。再过去就是罗布泊了。如果骑骆驼走，其间皆是七、八天的沙碛行程。一路上荒无人烟，流沙砾石无边。世界著名文化宝库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就在这无边大漠中的一个小小绿洲里面。绿洲很小，不到一平方公里。除了一个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别的单位。除了所内家属，没有别的居民。研究所一共四十九个人，文革中牛棚里进进出出，高峰期间到二十几个。剩下的分成两派，不共戴天。后来说是联合了，所内要办一个“五七农场”。一九六八年冬天，他们派我们进山开荒。带着很高的定额，冲着北方的严寒，到荒无人烟的深山里去，当然是苦差事。但我们被派的七个人，暗暗地全都非常高兴。我们已经被斗争会、训话、请罪仪式、监督劳动，和深夜里“学习会”上的互相撕扯，弄得精疲力尽。进山去，就有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起码可以暂时摆脱不安的感觉，松弛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是的，牛棚里的其他人，已经向我们投来了羡慕的眼光。七个人中，有一个不识字、没心眼的园林工人，叫吴性善。解放前是千佛洞的道士，自然算牛鬼蛇神。还有一个炊事员周德雄，不识字，精明能干，厨艺一级棒。因为从前开过饭馆，和“资”字沾了边。另外五个都是研究部的业务人员。霍熙亮先生专门研究石窟寺考古，是考古组组长。史苇湘先生治瓜、沙地方史，也精通西域文化，是这方面的权威。他书法也好，经体，有魏晋风。段文杰先生是我的顶头上司，揪出来以前是研究部副主任，美术组组长。揪出来以后是“揪斗人员”组长。文革以后，取代常书鸿当了研究所所长。他们三个打解放前跟随常书鸿来到敦煌，就一直不曾离开，在敦煌学方面的知识，都够得上做我的老师。李贞伯先生原是中央美院教师，到这里也有十多年了。那年我三十一岁，六二年才来，是这一群中年龄最小、资格最浅的。我们这些人，平时很少往来。除了每周的“政治学习”，几乎从不照面。揪出来后，虽然白天一同接受专政，夜里挤睡在同一个大铺上，心灵也并不相通。相反地，由于日夜密切接触，每个人都害怕不知不觉又被人抓住什么把柄，反而把自己包得更紧了。一个个战战兢兢规规矩矩，连睡觉也不得安心。我就是这样，总怕夜里说梦话自己出卖了自己。一张炕铺上睡十几个人。我左边是常书鸿，右边是史苇湘。史苇湘一睡下就打鼾，使我十分羡慕。但后来我发现，他并没睡着。假装打鼾是为了表示心里没有隐忧没有抵触情绪。也确实能造成这个印象。我想学，发现这很难。第一是很吃力；第二没听到过自己的鼾声，不知道学得像不像；第三是不能任意停止，除非装做又醒了：第四这样做时，是假定有人在暗中考察我，事实上未必有，全是白费，反成负担。我试了两三次，其难无比，其苦也无比，只得放弃努力。有一次我和他，还有孙儒涧三个人半夜里被叫出去卸煤。回来时听到段文杰说梦话，说“毛主席万岁！”，颇纳闷。第二天劳动时，老段变着法儿试探我们的反应，才知道他是装的。这就更难了。不过我们也坏，不约而同，都说没听见。现在要进山了，大家都很高兴。不过高兴归高兴，事实上，如果不是他们派了一个“革命群众”押队同去，监督管理我们，我们去了也不会更好些。我们一定会互相窥测互相监督，互相戒备互相咬啃。自己把自己折磨得比在所里时更惨。带队的叫范华，五十来岁。从小家里很穷苦，在我们所当勤杂工人三十多年了。一贯老实，勤勤恳恳服务，从不多说一句话。解放后政治运动不断，他作为贫农出身的工人阶级，没有伤害过一个人，也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五年前闹饥荒时，他看到一只被牧羊人遗弃的丑陋土狗饿得快死了，喂了它几次。没想到它从此跟定他不走了。那时人都没饭吃，哪养得起狗。大家劝他宰了吃掉，增加一点儿营养。他下不了手，一面叫苦一面养着它，被大家笑话了一阵子。派他押队，纯属偶然。因为差事太苦，别人都不愿意去。这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莫大的幸运。因为只有他不会虐待我们：只有他能够以平等身份同我们相处；也只有他敢以平等身份同我们相处。当他来通知我们准备出发时，我们都服从得起劲而高兴，很快就把开荒要用的一切都准备好了。自己的东西无须准备，我们的房间都被查封了，身边只有一副碗筷铺盖卷。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二千佛洞之所以成为大沙漠中的小绿洲，是因为有一股地下水冒出来，流经此地又没入地下。这股地下水的源头，在南面的丛山之中。山是祁连山的余脉，在戈壁沙碛中颠连起伏，直到消失在无边的旱海。我们的任务，就是上溯到水的源头，在那里开荒，为所里的“五七农场”打下基础。王杰三开一辆解放牌卡车，把我们八个送到山口。然后我们从车上卸下洋镐、铁锹、斧头、锯子、粮食、炊具，八个铺盖卷和一辆架子车。装载完毕，就进山了。我拉车，他们帮推。踩着一色灰黄的碎石，沿着一色灰黄的山沟，我们朝前走。天大地大，显得人很渺小。坡度和缓，不觉得是在上山。只是偶尔回头，才知地势已经升高。没有人说话。只有脚下的石头被踩得悉索悉索直响。还有车轱辘发出有节奏的、尖细悠长的声音，好像在说：好——了呀！好——了呀！……晚上打开铺盖，在苦口泉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进入一个比较宽广的河谷。在错杂着灰黄色、铁棕色和淡咖啡色的，精赤的山岩下面，开始出现一些有泥土的、长满芦草的丘陵。愈走愈开阔，愈走，山岩愈少丘陵愈多。傍晚时分，我们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一一大泉。大泉，是乱山深处一个荒凉的河滩，平旷空阔。河滩上长满了红柳，红柳墩一个接一个连成大片，迂回在许多簇拥着金黄色芦草的丘陵之间，茫无涯际。如果在夏季，远望上去就像希什金笔下蓝色的林海。秋天花开，却是一片粉红。现在是冬天，花和叶子都凋落了，它那细长、柔韧而又繁密的枝干，被夕阳一照，银灰里掺杂着金红，轻柔模糊如同烟云，渐远渐淡，和丘陵、雾蔼结为一体，变成了一片紫色的微茫。而在微茫的上方，悬浮着连绵不断的雪山的峰峦，在晚霞中闪着琥珀色的光芒。许多地下水从河滩上冒出来，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池沼和湖泊，在红柳丛中闪着天光。因为地气暖，这些池水不结冰，清澈见底。水底的鹅卵石上，长满了天鹅绒一般绿油油的水苔。成群的野凫在水面嬉戏，不时一阵阵惊飞起来，发出嘎嘎的叫声。池边的山岩上，有一所窳yǔ败的小土屋。没有门板，也没有窗棂。里面空荡荡的，左半边是一个大炕，右半边除角落里有一个倾圮pǐ的灶台外，什么也没有。这屋子，从前是骆驼客的驿站，因为别处修筑了汽车路，多年来已被抛弃和遗忘了。我们把车停在山下，一样一样把东西搬到山上屋里，将就过了一夜。第二天修好灶台，支起案板，清除了炕洞里的积灰，补好了墙上和屋顶上的洞孔，就分头去打柴和搜集干骆驼粪。窗洞子没格子，吴性善干脆用泥石把它封了。门洞上没门板，范华用麻包给它做了一个门帘。只留下屋顶上一个天窗，透亮透气，兼出烟。屋顶下吊油灯盏的麻绳子腐朽了，周德雄从麻包上拆下来麻线，搓了一根新的换上。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盏也擦得晶亮……到晚上，小屋里竟然有了一种整齐舒适之感。我们生起火塘，吹灭油灯，默默地围着火烤了一阵子，居然没有向毛主席请罪，径直就上炕睡觉了。从第三天开始，在附近的处女地上拓荒。这片土地是从前历次山洪暴发时留下的冲积层，平坦松软，不难开垦。只要刨掉红柳墩，顺着地势打上埂子，略微平整一下，然后挑开一道渠，把池水引入灌溉，就算是开垦出了一片荒地，开春后就可以在这里下犁播种了。据范华传达，“他们”说这片土地，将成为所里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的第一批成果。有范华带队，段文杰就不管事了。在所里每天严格执行的那一整套仪式制度，也就没人提起了。白天我们努力干，晚上黑咕隆咚的，大家围着火塘默默地烤一会儿，便上炕睡觉了。炕是干骆驼粪煨热了的，温暖舒适。早了睡不着，就躺着想想心事，或者抽一抽自制的香烟。段文杰不再说梦话，史苇湘也不再装打鼾。“此时无声胜有声”，说明我们的确是解放了。这样躺着，想到没有自我检查互相揭发的学习会，想到不会有人半夜里叫醒我们去卸煤，想到不必天不亮起来排着队向毛主席像鞠躬请罪，想到这里连个毛主席像也没有，就十分地开心，像过节一样了。尤其是，当屋上风声凄切，提醒我们外面是无边的寒冷和暗夜时，蜷缩在暖和干燥的被窝里，就不由得要感激命运。惟一的问题是粮食不够吃。在外面定量低，还可以有个蔬菜补充。山里没菜，肉更甭想。带来几个萝卜，金贵得不得了，只敢切成细丝洒一点在汤面里当调味品。二十八斤定量硬碰硬，着实难挨。不过（不知道范华是怎么想的）像我们这种人，不挨这个就得挨那个，哪有白享的快乐？屈辱换饥饿，也算值了。三过去星期日照常出工，现在星期日我们休息。洗补衣、被、鞋、袜，或者闭着眼睛袖着手，靠在外面南墙上晒太阳。范华带来一套理发工具，用白布包着，那天打开来，挨个儿给我们理发。吴性善一早就出去，到山那边挖来一背箩锁阳，给大家“改善生活”。锁阳是一种块根植物，学名苁蓉，状若男根，晒干了可入药。活血、利尿、健肾、壮阳。在外面稀少贵重，这里却要多少有多少。周德雄把它洗净煮烂，揉进包谷面里，做成一种略带甜味的饼子，让大家吃了一顿饱饭。饭后围着火塘，我们席地而坐，各想各的心事，享受饱的感觉。天还不太晚，但屋里已经很黑。没人说话，只偶尔有谁咳嗽一下。火塘里的柴枝时不时噼啵一响，爆出一把火花。周德雄噗夫噗夫地吧唧他的烟斗。“乌鲁木齐真是富得很哪！”范华没来由冒出这么一句。没人答话。闪动的火光，映照出八张忽明忽暗的、梦幻似的面孔。过了许久，李贞伯问：“你到过乌鲁木齐吗？”“到过一次，”范华说，“六二年开专家会，李承仙派我去买吃的。到了那里，什么都有……”“新疆是少数民族，当然要照顾些啦。”吴性善说。“到了乌鲁木齐，就像到了外国，啥子都异样着，”范华继续说，声音很低，像是自言自语，“房子也异样着。有尖顶的、有圆顶的、有平顶的，有四边有栏杆的，有带穹窿的。人也异样，高鼻子凹眼睛。有一字胡子的，有大络腮胡子的，有山羊胡子的，有胡子两头尖角往上翘的，有胡子两头尖角往下撇的，也有三绺胡子、五绺胡子像关公的。街上人挤人，西瓜这么大！葡萄这么大！到处都有小火盆在烤羊肉串，一角钱两串，拿在手里滋拉滋拉直冒油。”说着他停下来，拨了拨火。火光明灭，八张忽明忽暗的脸上，徘徊着忧郁的阴影。“满街的人，穿戴都不一样。各种光鲜的颜色，在一起好亮堂。”范华继续说，声调梦幻似的，仿佛也染上了忧郁。“有戴花帽子穿马靴的，有戴白帽子穿长袍的。袍子有的一身全黑，有的一身全白，也怪。姑娘们有的穿着绣白花的绿坎肩，有的穿着绣银花的紫红坎肩，有的穿着绣着金花的黑坎肩。配各色裙子，有淡黄的，有杏黄的，有大红的，有天蓝色的，都很短，光腿穿马靴，精神得很。嘴里哼哼哼的，满街是歌声……”“悄悄！”周德雄急促地说，食指放在嘴上。大家竖起耳朵。百静中，好像有些叮当叮当的声音，隐隐约约。“这是驼铃，”吴性善说，“骆驼队来了！”我们到门外观望，什么也看不见。落日苍茫，云山万重，天地间一派金红。无数雪山的峰顶，像一连串镶嵌在天空的宝石，璀璨辉煌。从乌黑浑浊的小屋里出来，突然面对这份庄严肃穆雄浑莽苍，我们都愕然悚然，一时没了言语。铃声越来越清晰，随之暝色里影子似地出现了七只骆驼，在岩石下池边跪成一纵列。有两个人从驼背上下来，把一件一件很大的东西从驼背上卸下。然后一个人吆喝着骆驼起来饮水，一个人抱着皮大衣朝山上走来。周德雄迎上去，接过大衣，把他让进屋里。这是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头子，独眼，缺了一颗门牙，笑起来很滑稽。可是声音洪亮，精力充沛，说话有股子丹田之气。那饱精风霜，皱纹深刻的小脸，拥在说不上什么颜色的大胡子和大皮帽子之间，发出健康的红光，那只独眼炯炯有神，溜来溜去的什么都注意到了。“妈的！真冷得够呛！”他一面在火塘前坐下，一面说。同时卷起帽沿，抹掉胡子和眉毛上的冰花。周德雄燃起灶火，开始烧水。一个高大壮健、剽悍阴沉的小伙子，提着一口袋面粉进来，不看人，砰地一声掷在案板上，向老汉问道：“咋吃？”“急什么！”老汉说，“人家烧水哩！”“给你们烧的，”周德雄巴结地说，“洗脸、洗脚、做饭，都有了。”此人开过饭店，很会应酬。在我们所里当炊事员，干净利落，饭菜好吃，很受欢迎。不过我们被揪斗以后，他常克扣欺侮我们，还要问我们是不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后来他自己被揪斗，又变好了。此刻他一面烧水，一面向那小伙子说，“你去烤火，我来替你做饭。你们有菜吗？”“没有，”小伙子说。“我们还有两个萝卜，给你们炒个菜吧。”范华说，一面拿了两个玉米饼子递给他们，“你们先吃这个，掺了锁阳在里面。”“不要客气，”老汉说，显然感动了。“我们有羊肉。羊呢？”“在下面。”小伙子说。“取去！”小伙子出去了。周德雄一面揉面，一面问道：“哪来的羊？”“打的野羊——黄羊。”“怎么打到的？”周德雄停止了揉面，认真地问。“夹铙夹的。”“什么夹铙？”“没见过吗？”老汉说着，站起来揭开门帘，向山下大声叫道，“喂，捎一个夹铙来！”他们是安西的农民，到这里来给生产队打柴。正要送柴回去，去了还要再来。范华说你们那边搞得不错吧，老汉说不一样，有的好有的不好。我们队还可以。说着小伙子进来，扛着一只剥了皮、冻得铁硬的黄羊，提着一个黑乎乎三角形的钢夹。老汉接过钢夹，打开，成菱形放在地上，用脚把当中的弹簧踩住，对旁边的吴性善说：“扳那个一一鼓劲！”，吴性善用力扳开弓形板，弓形板张开成了圆形。老汉用钩机把它钩住，然后小心地放开脚，拾起一根拇指般粗细的柴枝，轻轻地点了它一下。钢夹突然吧嗒一声凶猛地跳起来，把柴夹断了。大家齐齐吃了一惊，不约而同都后退了一步。饭后上了炕，他把油灯拿下来放在炕沿沿上，和周德雄两个就着灯火烧烟锅，讲他打黄羊的故事、打黄羊的方法、黄羊的习性和这一带的地形……直到不知什么时候。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走了。留下一个夹铙和一只羊脚。是周德雄出面向他们借的，约定他们回来时还给，同时给他们一只黄羊。四捉黄羊这事得两个人干。其一非我莫属，因为我最年轻。学者专家们跑不动，范要管事周要做饭，大家商量决定，吴性善同我去。我们住地附近，因为有人迹，羊群不来问津。据老汉说这一带另外还有四股泉。我们找到其中最近的一股，把夹铙下在水边羊脚印最多的地方。用细枝长草轻轻盖好，撒上沙土，扫平。再用那只羊脚像盖章一样，盖上许多羊脚印，使和周围的羊脚印混成一片。然后退着扫除自己的脚印，并在扫过的地方也盖上羊脚印。兴致勃勃地干完这阴险恶毒的勾当，我们就回来了。以后每天去远望一次，一连几天毫无动静。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操作程序不合格。不觉又是星期日了。大家休息，我和老吴一大早就起来，到山那边去看情况。发现夹铙没有了，下夹处留下一个空坑。估摸是被夹住的羊把它带走了。为了在满滩满谷的羊脚印中寻找“那只羊”的脚印（它该会特殊些吧），我们弯着腰低着头找了又找，腰都酸了。几乎绝望时，终于在百米以外的斜坡上，发现了一处像铲子铲了一下的痕迹。可以想象，夹铙只夹住了黄羊的一只脚；黄羊提起那只脚，以三只脚逃跑，所以地面上没有留下特殊痕迹。后来那只脚愈来愈承受不了夹铙的重量，拖了下来，夹铙便砸在地下留下这么个痕迹。顺着痕迹所显示的方向找过去，果然在不远的地方又出现了同样的痕迹，越往前越密，越宽。表示夹铙拧过来横着了。最后竟连成了一片，在沙地上刮出一条小路！路上还有血迹。我们不看前面，只看地下，顺着这条小路在乱山中转来转去，爬上爬下。不知跑了多远，终于在一处山腰上，看见了那个带鲜血的钢夹，和被夹着的一只断下来的羊脚。这个野东西用三只脚逃跑了。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如果猎人从上风接近中机的狐狸，狐狸就会立刻咬断被夹住的脚，用三只脚逃之夭夭。据说这种“三脚狐狸”比别的狐狸更残忍更狡猾。据说一切食肉兽都有这个本事。我想，黄羊因为没有尖牙利爪，直到等腿被拖断才能摆脱夹铙，多吃了多少苦头！也曾在另一本书上看到，黄羊时速一百一十公里，比马（八十公里）还快，仅次于猎豹（一百二十公里），而耐久力超过猎豹。现在既然跑了，哪怕只有三只脚，我想我们也无法追到。于是提议回去。吴性善满头大汗，坐在石头上喘气，连连说“唉呀可惜呀！唉呀可惜呀！”大红脸比平时更红了。这一带地势很高，可以望见干山万壑，像波浪一样奔涌；可以望见山那边淡紫色的大戈壁上，蓝色的云影追逐奔驰，一望无垠的朔风吹拂着银色的凤尾草。我望了一会儿，背起夹铙催促吴性善往回走。夹铙很重，拿起它的时候我才明白，那个野东西拖着它翻越了这么多的山岭，是一场何等惨烈的挣扎。由于地势高，这一带的山谷里不长芦草，全是褐色的岩石，每条山谷都一样，分不清这条那条。在这样的山谷里行走是令人沮丧的。走着，吴性善说：“等等，我去把那只羊脚拾来。”，回头又往山上爬。我坐着等他。他回来时手里拿着那只血淋淋的羊脚，说：“叫他们看看，多大的一只羊呀！”我没吭气，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唉呀，可惜呀！”下午回到大泉宿舍，大家听了吴性善的讲述，无不叹息。那只羊脚从这个人手里转到那个人手里，人人都看了又看，都说太可惜了。精干的周德雄一面揉面替我们做饭，一面盘问吴性善各种细节。案板在他的压力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这只羊能捉到。”他忽然说，口气斩钉截铁。大家一下子都坐直了，齐齐朝他望去。他头也不抬，边干边说：“老头儿说过，有些特别大的羊能把夹铙甩掉。可甩掉以后就没有力气了，就会在附近的一个什么角落里卧下。如果发现有人追它，还会起来再跑一阵，第二次卧下就再也起不来了——你们吃，吃饱了再去，一定能追到！”说着面已经下在锅里了。大家兴奋起来，七嘴八舌一阵热闹，都说是一定能追到。都叫我们吃饱，息好，“鼓足干劲”，把羊捉来。霍熙亮以洪亮的山东腔嚷道：“我们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史苇湘以浓重的四川口音接上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李贞伯说北京话，联句似地也来了句毛诗，“万水干山只等闲！”，段文杰摆了摆手，教他们放心，说这事没问题，“若要识英雄，先到艰难处（这是胡乔木的诗）么。”，说着转过身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你说对吧？这下子就全看你的了。”范华给进门就往炕上一躺的吴性善盖上一件老羊皮大衣，说，“出了汗，不能着凉。”又给坐在火边的我披上一件棉袄，然后坐下来，听大家七嘴八舌，一言不发。等我们快吃完饭时，他说：“你们要吃大苦了，还跑得动吗？”吴性善应声说，“我真的是一丁点儿也跑不动了！”“跑不动就别去了！”范华说，“忽忽天就要黑了。这么大的山，谁晓得里头有些啥子东西！别遭遇上个什么，就不好了。”“你息一息，我去！”周德雄向吴性善说。一面快速利索地用带子把裤脚管缚紧，腰上缠上几股粗麻绳，拿了一根杠子，一把电工刀，坐在我旁边，等我吃完。我们爬山越岭，又来到发现夹铙和羊脚的山腰上，在石头丛中辨识踪迹。一直跟踪到低处在泥沙和芦草的峡谷里，发现它混合到无数的羊脚印之中去了。这真是一只精力充沛的羊！于是又开始了一场磨人意志的寻找。在转了无数灰心失望的圈子以后，我们终于发现，一条像细棍子刮过似的新鲜痕迹，可以断定就是那只黄羊的断腿骨刮的。顺着方向找过去，不远处又有一条。越跑，这细线拖得越长，也划得越重，在下到有红柳的河谷里以后，竟连成一条不间断的长线了。这不是一条直线。它抖动着，弯弯曲曲，弯曲的幅度很大。有时甚至绕出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在有一个地方，甚至连续出现了两个大小不等的圆圈。这根抖动、弯曲、有时绕成圆圈的线条，生动地刻画出那个受伤的野兽是何等地痛苦和焦急。特别是那些圆圈，分明是它简单脑子里刹那间闪过的绝望留下的痕迹。有几个地方有血迹，说明精疲力竭的黄羊，曾经在那里停留，窥望和倾听我们的动静。然后又打起精神。挣扎着向前逃跑。我顺着线奔跑，阅读着这生命力运行的轨迹，灵腑为之震动。不知不觉已经把周德雄丢在后面老远了。突然，在前方一座巨石的后面，跳出一只毛色像狼的驴子。向我冲来。我猛吃一惊，站住了。那东西也站住了。两物对视，相距不到百尺，各自惊恐。不知过了多久，听到后面远处，周德雄一声大叫：“黄羊！”叫声惊醒了那只失措的动物，它掉头就跑。我立刻跟上去追。又开始了一场殊死的角逐。它跳过石头，我也跳过石头。它穿过红柳，我也穿过红柳。等我上了山，它已经下到山谷。等我到山谷里，它已经到了涧那边。但是它的速度越来越慢，我也越来越接近它了。后来它几乎没有速度了，我走近了它。它被夹断的那只后腿，已经在地上拖得稀烂了。另一只后腿，经过这番奔跑，也被伤口牵拉得拖到了地上。我看着它的后半身渐渐瘫塌，终于全部拖在了地上。但它还用两只前脚，一步，一步，拖着后半身走。不，不是走，是一种艰难、缓慢的移动，但它绝不停止！毛血模糊的后腿、臀部和下腹部在沙石上拖着磨擦，血泥里露出的肌肉和白骨，就像肉铺里的商品一模一样。——但是它，还在一步一步，向前移动。我慢慢跟着它走。这个既没有尖牙，也没有利爪，对任何其他动物都毫无恶意、毫无危害的动物，惟一的自卫能力就是逃跑。但现在它跑不掉了。爬到一个石级跟前，上不去，停了下来。突然前肢弯曲，跪地跌倒，怎么也起不来了。全身躺在地上，血不断渗入沙土。后半身血肉狼藉，可前半身毛色清洁明亮，闪着绸缎一般的光泽。它昂着稚气的头，雪白的大耳朵一动不动，瞪着惊奇、明亮而天真的大眼睛望着我，如同一个，健康的婴儿。我也看着它。觉得它的眼睛里，闪抖着一种，我能够理解的光，刹那间似曾相识。慢慢地，它昂着的头往旁边倾斜过去，突然砰地一声倒在了地上。它动了动，像是要起来，但又放弃了这个想法。肚皮一起一伏，鼻孔一张一合。严寒中喷出团团白气，把沙土和草叶纷纷吹了起来，落在鼻孔附近的地上和它的脸上。我坐下来。不料这个动作，竟把它吓得急速地昂起头，猛烈地扭动着身躯。我想我在它的心目中，是一个多么凶残可怕的血腥怪物呵！事实上也是的。我真难过。一道斜阳穿过山峡，把河谷照成金黄色。一时间不但黄羊，近处的岩石、红柳、芦草，我脚下的每一颗石子全都像镀了金。一道蓝色的阴影，摇晃着伸展到了我的脚下：周德雄到了。他也猛烈地喘着气，脸色发白，满头是汗。嘴唇一抖一抖的。“黄羊呢？”他问。我用下巴指了指地上。他顿时满脸放光，叫道：“哈呀，这么大！”扑上去把黄羊按住。羊挣扎着，发出一种奇怪而悲惨的叫声。周德雄用膝头抵住它，从腰上解下麻绳，把黄羊的四条腿，不管好的伤的，全部绑在一起，把杠子穿了进去。站起来扑了扑身上的土，说道：“要是那条腿不坏，有三条腿，就可以牵着赶回去了，现在只好抬了。”我没说话。他找了块石头坐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抽支烟吧。”我摇了摇头。他一面点烟，一面又说，“真他妈的把人跑炸了！——总算没有白跑！这下子省了不少粮了！冬天的羊肥得很，膘这么厚！——这张皮也不错，可惜后面磨烂了。”我从没见他这么高兴过。五峡谷已完全淹没在阴影中。只有古铜色的晚霞，还在精赤的山岩高头燃烧。我们抬起羊，要回去了。可是羊猛烈地扭动着，发出奇怪而悲惨的叫声。我放下我这头的杠子，要周德雄把羊宰了再抬。他一定不肯，说是宰了就冻硬了；硬了再化开，就不好吃了，而且皮也剥不下来了。“它痛得很呢，”我说。“痛什么！它是个菜么。”他说“你要是害怕，你抬前面来。”我们换了个头儿，抬起来走了不远，羊在绳子上跳和叫了一阵，自己死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仿佛自己没有罪了，仿佛生活又变得轻快了。加快了脚步，往回赶路。霞光犹在徘徊，月亮却已经上来了。很大很红，凄厉狰狞，把犷悍的大荒映照得格外神秘。往东望暗影浮动，往西望日月交辉，刹那间有如太极两仪。“老高，你别东张西望的好不好？”周德雄在后面叫道。“这东西血腥味儿大得很，要是招来了个狼呀、熊呀什么的，就麻烦了。”在黑沉沉的山影里，我们没命地走。不知走了多少时候，到“家”了。那些人早已睡熟。我们一到，全都风快地起来了。个个欢天喜地，燃起火塘，点亮三盏油灯，灯光映着火光，更加热烈辉煌。火星欢快地飞舞，浓烟起劲地翻滚，就像头上有个颠倒的黄河。大家剥羊的剥羊，提水的提水，烧灶的烧灶，和面的和面……我和周德雄什么事也不做，只坐着烤火，像客人一样。一忽儿有人端来洗脚水，一忽儿有人送来刚泡好的茶。茶刚喝了几口就有人来添满。周德雄兴奋地讲述着追捕的经过，完全忘记了疲劳。大家一面忙，一面起劲地听着，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什么细节都不放过。后半夜，羊肉烧好了，切成很大的块，用面盆盛着，放在炕的中央。八个人盘膝围坐，用手拿着吃。灯火通明，锅里发出噗通噗通的声音，预告着肉还很多。个个吃得半个脸都是油，眉飞色舞地话也多了。霍熙亮感慨地说，可惜没酒。李贞伯说他抗战时间在山西喝过一种酒，叫“女儿酒”。当地风俗，谁家生了女儿，亲戚邻居就送一些米作为贺礼，主人用送来的米做成酒，埋在地下，直到女儿长大出嫁时，才挖出来请客。“这样的酒你哪里也买不到，”他说，“我喝过一次，通红透明，像胶一样稠。用筷子挑起来，丝拉得很长，有这么长。”由各地风俗，说到本地风俗。史苇湘说，从前这一带，过年都要“打铁花”。大年夜人们把烧红的铁放在铁砧上打，比赛看谁打的火花最多最亮最高最远。老人小孩姑娘们都围着看，气氛热烈得很。他说他怀疑李白的诗“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就是写这个。李白是西域人，该熟悉这一带。他说他曾在唐代壁画里找印证，没找到。段文杰说，这种打铁花的风俗，直到解放前还保存着，他都看到过。他说这一带过年都吃饺子油饼花卷。西北人重主食不重副食，一种小麦面粉可以做出十几种食品，但副食没几样。南方相反。越到南方，副食花样越多，你看广东人，蛇、蛤蟆、生猴脑、活驴肉，都吃，连虫子都吃，蛆都炸了吃，北方人就不。霍熙亮反驳说：“咋不？我们山东人，还有河北人，都吃蚂炸。炸了吃。谁丢了饭碗，人家就说，油条蚂蚱。家里吃去。这是歇后语。”互不交谈的传统习惯突然打破了！人人都说东道西，高谈阔论起来。直到塘火渐渐小下去，罩上一层白色的寒灰，冷起来了，才一一钻进被窝睡觉。天窗里，已透进银蓝银蓝的曙光。我们一直睡到中午才起来。从此我们常去捉羊。都是我同吴性善去。我的狩猎经验愈来愈丰富，心也逐渐地变冷变硬，成了事实上的食肉野兽。然而生活却好起来了。变成野兽以后，生活就好起来了。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恶意也减少了，相处也容易得多了。兽性的东西居然生产出人性的东西，也大奇。六两个月的时间快满了，到时候王杰三要到山口来接我们，一天也不能拖。范华说，回去了他要提出建议，把另外几片河滩也开垦出来。“这样我们还可以再来。”大家一致支持。估计他的建议会被采纳。第一我们开荒愈多，他们功劳愈大；第二他们认为山里很苦，而我们应当吃苦；第三所里没有那么多重活可干，我们的存在是个麻烦。这些理由没人说破，但谁都心里有数。周德雄已经在计算着，下次来要带些什么：酱油、醋、生姜、大蒜、茴香、桂皮、花椒、八角、干红辣椒、料酒……最好还有烧酒。这些东西伙房里才有，还得靠范华的人缘。那天吃过晚饭，在屋里烤火的时候，范华对大家说，“捉黄羊的事，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了就麻烦了！我回去了不提这事，你们回去了也别提起来。”吴性善眼睛越瞪越大，应声说，“咋能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了可不得了呀！——反正我不会说。”没人吭气。这几句一个老实人不假思索说出来的体己话。在我们中间突然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就像无意中丢下了一颗精神炸弹。硝烟过后，一切改观。真的，谁能够保证，他们不会知道呢？难道可以相信这里的每一个人吗？何况都是些什么人！周德雄说只要别人不说他就不说，这就是说他估计别人会说；单凭这一点他就可能抢先说，争取主动。这话可以理解为是他的事先声明。声明的人可怕，但是不作任何声明的人更可怕。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出工以前，同我们一样进山以后从未摸过《毛选》的段文杰，拿着本《毛选》聚精会神地看起来，大家的神经一下子绷得更紧了。那种用肢体语言发布的“独立宣言”，其内容的丰富性远远地超出了捉黄羊的是非。但黄羊问题仍是大家首先必须面对的。每个人都千方百计用各种方式，表明自己对此没有任何责任。谈话中一有机会就把话题扯过来，暗示自己与捉黄羊的事无关。毫不经意地流露出来的一言半语，听起来随随便便，一琢磨意味深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每个人智慧的深度都呈现出来了。吴性善没有自卫能力。但他每次都不愿意去，是大家鼓着他去的，所以他的危险不大。只有两个人无法推卸责任，一个是范华。一个是我。他是押队的，责任更大。但他是革命群众，而且有工人阶级的身份，有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相反地我是右派、黑帮，没事都会来事。我这样做，不但可以说是抗拒改造，抗拒劳动，而且可以说是“破坏生产”，破坏“五七指示”。不是可以，而是一定会这样说。首先我周围这些人就会这样说。形势突然恶化了。我环顾四周，都是冷冷的眼睛：段文杰那淡眉毛下的三角眼睛，周德雄那浓眉毛下深眼窝里鹰一般锐利的眼睛，霍熙亮那拥在肉里的小眼睛，史苇湘那白净面孔上眼圈微微发紫的大眼睛，甚至李贞伯那被打掉了眼镜的近视眼睛，也都似乎在幽幽地发光。我一直在想：怎么办？一天，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说起打猎也是一种生产，并且建议，回去时给所里捎一只黄羊去，“让大家都改善一下生活。”吴性善听了一愣，说：“那怎么行！”范华感到自己被我出卖了。但还是说：“知道了对大家都不好。”我回答说：“我们越是在外，越是要自觉改造自己，一举一动都应当向毛主席汇报。捉黄羊是小事，不是个政治问题，可如果相约保密，倒反而会把事情弄大，成了政治问题了。”没有人说话。范华抬起眼睛来望了我一下，我也望了他一下。四目对视，刹那间我觉得，在他的眼睛里，闪抖着一种光，就像那只黄羊。我吃了一惊，心里一阵难过。很想说点儿什么，来缩短一下我们之间这个痛苦的距离。但我立刻清醒过来，明白了这样做就是发疯。告诉他我说的不是真心话吗？告诉他我心里很难过吗？告诉他我同他一样想法一样心情吗？告诉他我喜欢他敬重他感激他吗？这样奇怪的表白不但是危险的，也是对方根本无法理解的。不知何故，那老汉和小伙子没再来打柴，而我们已经不得不走了。山岩上那座阅尽沧桑的小屋，又被孤零零地抛弃在无边的荒山大漠之中。当我回头望它的时候，它那被封住的窗子就像两只塞满困惑和迷惘的眼睛，先是愕然地，后又漠然地望着我们，冉冉沉入了茫茫梦境。回程是下坡路，比较好走，而且粮食吃完，车子也轻了许多。但大家的脚步，好像更沉重了。同来的时候一样，踩着灰黄色的碎石，沿着灰黄色的山沟，我们默默地走。碎石在脚下悉索作响，车轱辘发出有节奏的、尖细悠长的声音，好像是说：“哪里去呀？——哪里去呀？……”窦占彪文革中，我在敦煌研究所当牛鬼蛇神，监督劳动，扫洞子。近五百个洞子，进去了就找不着人。凡外面的红卫兵来串连，所里的革命群众都要临时把牛鬼蛇神们找齐，让人家打一顿，作为招待，叫“现场批斗”。我在洞里，得以避免许多毒打。有时候，我的任务是给窦占彪当小工，也很愉快。石窟保护部的老工人窦占彪是个奇人。脸狭长而脑门特大，下巴向前抄出。个子瘦小佝偻，走路有点瘸。恰像是我的老师吕风子先生画的罗汉。读书无多，木讷寡言。但技艺高超，而且绝顶聪明。十多年来，在石窟保护和加固工程中出过许多好点子，也解决了不少专家们束手无策的难题。说到他，全所上下，没有人不敬佩。在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文革来得特别残酷；编制内的少数几个“工人阶级”，也显得特别权威。唯独他，还是老样子：木讷寡言，走路靠边。火热的斗争会上，他远远地坐在角落里，兀自打盹。一九六六年以来，从未发过言，也从未贴过大字报，跟着跑跑龙套。除了在斗争会上，没人敢当着他的面打人。他体弱力小，真要打他也挡不住。但不知为什么，要是他在一边静静看着，人家就不好意思动手了。虎背熊腰的汽车司机王杰三，块头比他大一倍。站在一起，对比强烈，画味儿十足。王爱打人，有一次，嫌我擦车没擦净，刚举起拳头要打，被老窦路过看到，“嗨”了一声，王应声顺势，把手往自己头上一按，用手指梳了梳头发，回头转身说，老窦哪里去？一天，全所下乡劳动，要带一块写着《毛语录》的黑板，放在地头以便随时学习。这是圣物，牛鬼蛇神不能碰。阔大笨重，革命群众没人愿拿。人都上到车上了，惟独它留在下面。它留在下面，车就不敢开走，直响直抖，一阵阵排气。大家各自盯着膝盖上的红宝书，一声不吭。老窦慢腾腾爬下卡车，把它拿了上去。到了地头，又是老窦把它拿下来。转移工地时，还是他背着。刚放过水，地里很湿，中午休息时，没处坐卧。大家有的蹲有的站，有的坐在并拢的锹把上，硌得难受。老窦找了四块石头，把黑板翻过来，架空放平，往上一躺，睡起觉来。如此大不敬，人人望之骇然。他坐起来，从容四顾，说，我背累了。复又躺下，众目睽睽之中，须臾鼾声大作。我给他当小工，他教我不少手艺，干什么教什么，热心而耐心。跟他，我学会了盘炉、盘灶，砌墙、打造门窗、驾驭骡马、钉蹄铁换轱辘补轮胎，以及在荒野里没有案板菜刀的情况下做出一锅好吃的拉面。六八年夏天，沿着莫高窟到敦煌城的汽车路边，要造一些大约两、三公尺见方的短墙，待写毛语录，叫做“语录碑”。“光荣的政治任务”交给了老窦。要求造得牢固，能“千秋万代传下去”。我当小工，先备料。用马车把砖头、土坯、水泥、石灰等等，运送到工地。老窦嘱咐：不着急，悠着点儿。我就悠着干。在所里两派斗得难解难分牛鬼蛇神一片惊慌之际，独自赶着马车，在空寂的沙漠公路上来往复来回，吹着口哨从草帽沿子底下望远。晴空万里，阵阵回风卷起的尘沙，像一些活动着的金色小树，在不息地流变着的云影蜃气中相与旋转，追逐，时隐时现。有时候，会有一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疾驰而过。然后又消失在这太古洪荒时代的背景之中。于是我知道，又会有斗争会了。老窦砌墙，速度很快。夏季白天的沙漠，火盆一般。头上太阳烧烤，脚下热沙烘焙，没处躲没处藏，还要劳动。汗出不来，直喘。拉来的水，数量有限。蒸发很快，很难把泥和匀。老窦叫别和了。他一点儿泥浆都不用，干码了几方短墙，把面子抹得光整平直，就完事了。我担心会被大风吹倒，他们会说我偷工减料。老窦说没事儿，几年之内不会倒。我说几年之后倒了咋办？他说不咋办，到那个时候就没人管了。停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这种东西，神得几年？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他当小工。第二年春天我离开敦煌，到酒泉搞展览，留在那边了，再没见过他，也再没通信联系。妻子去世以后，我带着三岁的女儿高林，在五七干校劳动，收到他托人捎来的一大包杏干和一小包炒花生米，说是给孩子吃的。在当时，这是稀有物资，正是我极其需要而又无法买到的东西。二十年后的一天，记不得哪天了，我在成都，突然心里一动，回忆起同他相处的日子，历历如在目前。和小雨谈他，谈了很久。十几天后，《光明日报》报导了他去世的消息，正是那一天，不免感到奇怪。报上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他的追悼会上，许多人都哭了。我相信。伴儿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刚到兰州大学不久，一个从敦煌来的棒小子来看我。临走时留下一包大红枣儿，说是他爸爸王杰三让他带给我的。王杰三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汽车司机。粗壮雄健，胸腹四肢杂毛连颊，一股子江湖豪客的剽悍之气。他当过国民党驻军廖师长的司机，跟着廖师长耀武扬威，人见人怕。到饭馆子里吃喝，如果廖师长对饭菜不满，他就把桌子掀翻。四九年后廖师长被枪毙，他坐了一年牢，出来后生活无着。常书鸿看中了他的驾驶技术，让他到所里开车，当了工人。六二年我到敦煌时，他在所里已有十年。工作认真负责，待人殷勤周到，爱帮忙，爱串门子摆龙门阵，大家都喜欢他。我也喜欢他。可他在家里，打起老婆来不要命。他因此常受批评。这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事情小，他又是工人，历次运动都没碰他。除了批评批评，大家也拿他没法，只有对那位永远遍体鳞伤的他的妻子，寄予无限的同情。“文革”时，强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要派进工农兵，叫“掺沙子”。所里原有的几个工人，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有的站这边，有的站那边，有的哪边都不参加。王杰三呢，两边都吃香。参加了几次斗争会，他发现除了老婆以外别的人也可以打，大大地开心大大地过瘾，容光焕发像换了一个人。他打人，和知识分子打人不同。知识分子打人，胳膊细，拳头小，道理大，怒火高。他不动感情，无言而有力，干起来就像宰猪剥羊一样。脚劲尤其大，老所长常书鸿常常被他踢得滚来滚去，血淋淋满地爬。他打人也不限在斗争会上，平时动手动脚也很随便。当然所打的都是已经揪出的“牛鬼蛇神”。这些人被监督劳动，什么都干，最怕干的就是被派去给他擦洗汽车。尽管如此，所里的煤烧完了，还得他开车到盐锅峡去拉。这件事无人可以代劳。他常去拉煤，每次都要到深夜两三点钟以后才回来，一肚子怒气。每次回来，都是一下车就来猛踢我们家的门。踢到我下了床开了门，他吼一声“卸煤去”，就走了。这完全是他个人加给我的任务。他只叫我不叫别人，也并不是特意同我过不去，而是因为他从煤场回家正好要经过我家。更深夜半，他累了，不想再费心绕道去找别人。茨林正怀着高林，白天为我担惊受吓，夜里突然被这巨响惊醒，就再也睡不着了，一个人害怕，开着灯等我回家。每次我回家时，都已天快亮了。浑身上下黑乎乎，得赶紧烧水洗澡换衣服，去参加牛鬼蛇神们早晨的请罪仪式，听候管我们劳动的孔金分配一天的任务。茨林在家。再烧水洗我换下来的那些衣服。要清好几道，才能干净。直到我家被查封，茨林回娘家，我进集体牛棚，情况才改变。王杰三仍然不通过孔金，半夜三更来叫人卸煤。但一叫就是三个五个，劳动量不那么重了。我也不必再为了连累孕妇胎儿受大惊吓，而深自愧咎焦急窝心，干起来不那么累了。一九六八年冬天，所里要办五七农场，派我们进山开荒。王杰三开车送我们到山口，半路上汽车陷在沙窝里出不来，得找一些东西来垫在车轱辘下面。大家分头去找。我和王杰三一路，在冷风里缩着头，袖着手，沿着河滩往上走。越走地势越高，回望我们的汽车，已经变得很小很小，几乎看不见了。从苦口泉下来的那股细泉，在河滩上结了冰，面积膨胀，白花花一片。忽宽忽窄忽左忽右，曲曲折折流经铁灰色的戈壁，像大地的裂痕。他似乎并不着急，一步一个脚印。转过几道沙梁，找了个背风的地方，蹲下来，从怀里掏出一片裁成小方块儿的报纸和一小布袋烟末子，熟练地卷起一支烟，点着抽起来。烟雾里眯缝着眼睛，很享受的样子。我更不着急，反正没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时间于我毫无意义。就也蹲到他的旁边，避避风。他回过头来瞟了我一眼，说，去去，快去找去。我没动，他又说，听见了没？听见了没？说呀你听见了没？一声比一声高。稍停，忽压低嗓门，面带微笑，凑过来款款地说，装聋卖哑的，刚一出了门就想翘尾巴啦？太早了点儿了吧？我劝你还是放老实点儿，叫你咋咧就咋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知道吗？快去！稍停，突然吼道，你去不去？看着我干嘛？不认识我了吗？你看什么看？说着把大半截没吸完的烟一下甩得老远，霍地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他在高处，我在低处。我后面是一个高而陡的流沙斜坡，他一拳头打过来没打着，两脚不稳栽了下去，竟然叽哩咕噜一直滚到谷底。他逆着沉重的沙流往上爬，不断下滑又重爬，到我跟前时，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喘。我也在他旁边坐下，两个人默默地一同望远。冷不防他猛一脚蹬得我栽到斜坡上。我在滚下去以前刚好来得及抓住那只脚，把他一起拖了下来。两个人撕扯着往下滚，一直滚到谷底。我愤怒得丧失了理智，在他已无力还手时骑在他胸脯上拼命打他的耳光。他是络腮胡子，刚刮过不久，胡茬儿扎得手掌心烧痛，我都顾不得了。刚停下来，想到他深夜踢门的情景，就又打。打打停停，不知道怎么收场，渐渐冷静下来，想到后果，害怕了。又把他拉起来，替他整理扑打衣服头发，找回他的帽子并替他戴上，戴上后左看右看，做着鬼脸，想把这件事弄成一个玩笑，但是不成。不管我怎么示好他都不买账，喉咙里兀自嘟囔：好哇你，阶级报复，咱们走着瞧。往回走，一路无话。他脸色阴郁，我心里发愁。走着我叫了一声：王师傅，他不答理。再走几步我又叫一声王师傅，他还是不答理。我说，王师傅，我今天犯了错误了，回去了做检讨，灵魂深处闹革命……他冷笑一声，加快了脚步，好像是急于要同我拉开距离的样子。我追上一步，同他并排走，说，王师傅，我听信了一个谣言，说你是廖师长的司机，反革命的走狗。这分明是恶毒攻击伟大的工人阶级，但我思想没改造好，革命警惕性不高，糊里糊涂信了，以为你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的阶级敌人，把工人阶级你当反革命来打，这不是毛主席说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吗，这个错误太严重了，必须重视。回去了我给军宣队、工宣队，还有全体革命群众做检讨。他仍然不理不睬，闷着头直走。走了很长一段路，突然说，我告诉你，你检讨对你不利。我说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怎么还能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要割尾巴，就不能怕痛么。他站住了，转身面对着我，说，你以为一检讨就没事啦？事儿越说越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劝你别来事——我这是为你好。我说我知道王师傅一向关心我，我很感谢，但是，要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怎么办？他说，怎么会呢，这是在戈壁滩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谁知！我说，那我就听王师傅的话吧。他高兴了，又说，我这是为你好。到汽车跟前时，发现人们己找来不少红柳疙瘩，塞在车轱辘下面，等了很久了。车到山口，我们卸下粮草继续赶路，王杰三就开车回所里去了。我琢磨，他会守口如瓶，但没把握，还是有些不安。没想到的是，我在山中的这两个月里，他比我还要不安，甚至到城里找过茨林，要她及时劝阻我，别去做检讨。更没想到的是，他如此小心，却在运动高潮过后，也进了牛棚。一九六八年底，清理阶级队伍以后，又清理财务经济。牛棚里除新老“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变色龙”“小爬虫”“混进群众组织的坏头头”……等等以外，又来了一批“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经济犯罪分子”，人数增加到二十四个。我们所一共四十九个人，我常想，要是再加一个，就超过半数了，那多有趣。没想到，这个人就是他。有人指控他搞地下运输，他一下子加了不少份儿，成了我们之中的一员。我是最初进来的一个，他是最后进来的一个。他之前陆续进来的人们，凡是打过我整过我的，见了都有一阵子尴尬。有的还端着架子，好像他是英雄失路而我是罪有应得。王杰三不，跑过来捶捶我的胸脯，说，你小子，我给你做伴儿来了。他一来，“备战备荒”就开始了。所里日夜挖防空洞，同开荒办五七农场一样，防空洞也都交给了“牛鬼蛇神”们去挖。洞深而小，在里面直不起腰，只容得下两个人同时干活。我们轮流组合，倒班下井。上夜班的，干通宵。大家互相监督，谁也不能偷懒。我发现，同王杰三一起，可以破这个例。在洞里不管我做什么，补衣服写信甚至蒙头大睡都没关系，他不会像别人那样，第二天跑去报告。我睡觉的时候他一点儿声音都没，醒了就来片闲串，无话不谈。我问他同别人是不是也这样，他说要看同谁了。最怕的是知识分子，都想立功赎罪。没有揭发批判的材料，难受死了。你送上门去，他高兴死了。有一次夜班，他给了我几颗大红枣儿，杏子般大小，皮薄核细肉厚，咬起来有韧劲儿，香甜而瓷实。他问我好吃么？我说好吃极了，他那张多毛的大脸，笑得像个孩子。大红枣儿是敦煌的特产，名闻遐迩。我在离开西北以后再没吃到过。听说由于商潮的冲击，工业污染和农药化肥的使用，国内许多地方特产都变了味儿。不知道敦煌的大红枣儿，还那么好吃不？给我大红枣儿的王杰三，现在也该有七十开外了。不知道他的身体，还硬朗不？常书鸿先生听到常书鸿先生逝世的消息，很难过。忙乱中一直想写点儿什么，谈谈我对他的尊敬与感激，歉疚与惭愧。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油画作品频获国际大奖，名盛一时。看到流落海外的敦煌艺术，深受震撼，遂与雕塑家妻子一同回国，决心献身于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在争取到必要的支持以后，于一九四四年战火纷飞之际，在敦煌莫高窟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带着一批人，骑骆驼进去，到那里当所长。黄风大漠，生活困苦，工作更是艰难。雕塑家妻子受不了，终于离他而去。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将该所易名为“郭煌文物研究所”，任命他继续当所长。他的第二任妻子，画家李承仙是所里的党支部书记，被任命为副所长。不久，他加入了共产党，成了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我同他无亲无故，比他小三十多岁。只是在书报杂志上看到过他的事迹，留下印象。一九六二年，从劳教农场出来，举目无亲，四顾茫茫。除了一卷破烂铺盖没有别的家当，除了四处找打零工没有别的出路。蓬首垢面，走在路上同乞丐没有两样。在靖远县城一家供驴马车歇脚的小客栈里，伏在炕上，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谈我对艺术、艺术史和敦煌研究的看法，毛遂自荐，要求到研究所工作。当然只是试试，没抱多大希望。信封上写着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收，连个寄信人的地址都没。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收到。没想到，他居然，认真仔细地看完了这封信。然后同甘肃省公安厅联系，调阅了我的人事档案。然后又着人找到一些我的画、我以前发表的文章和别人批判我的文章看了。然后给公安厅打电话，说他想用我，问有什么意见。接电话的人叫东林，回答说，只要你们那边没困难，我们没问题。果然，问题出在文化教育系统。我的右派身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历史，都成了我去敦煌的障碍。这事卡了很久。但先生决心大，争取到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的支持。公安厅给我摘了右派帽子。说好开除以前的工龄不算，以重新参加工作论处，问题才解决了。从此我的人生之路，拐了一个大弯，前景开阔起来。先生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那时正在兰州。我去敦煌以前，约我谈过两次，我才知道这些曲折。他说，国家忙了这几年，现在宽松了，百废待兴，敦煌研究也要重新上马，正是亟需人才的时候，没想到事情还是这么难办。他说，要感谢公安厅那两个人，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许多问题就解决不了。我说，也要谢谢徐平羽。他说，那还不大一样，他不过说了句话。要用人么，说句话也是应该的。常书鸿与李承仙在敦煌他说，你到那里，先要做大量的洞窟调查，积累起足够的卡片。佛经深奥多义，要尽可能吃透。要熟悉西域交通史和瓜沙地方史，许多经卷文书不能不看。我看你的信，少年气盛，锋芒毕露，怕你急于求成，没这份耐心，你要注意。画画也一样，敦煌壁画有敦煌壁画的基本功，不是用写生技巧画得很像就行了的，要参透，也得扎扎实实，下几年工夫。功夫是急不来的，你要沉得住气。一到敦煌，就没有这种同先生谈话的机会了。都忙得不得了。先生雄心勃勃，要筹办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纪念莫高窟建窟一千六百周年（三六六——一九六六）。光是准备论文，就不许从容，何况还要临摹，还要编辑出版《敦煌全集》。形势的发展要求突出政治，百忙中又加上一个开创新洞窟、创作新壁画的任务，纳入了纪念项目。文化部拨款数百万元的石窟加固工程已经上马，铁道部派来的三百多名建筑工人，正在紧张地日夜施工。杂事很多，先生常年在外奔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难得见上一面，见了也难得多谈。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差距，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都妨碍我和先生更深地交往。这很自然，也很正常。许多比我早来几十年的人，也是这样。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先生和他的夫人作为所里的领导人，执行党的政策，每次都少不得要整一些人。人就那么些，运动次数一多，就几乎都得罪完了。日积月累的怨恨，平时看不出来。文革一到，都爆发了。大家成了革命群众，先生成了革命对象。把我这个右派分子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反对革命的证明。我的问题都成了他的问题，因为我是他弄来的。大家以此为突破口，揭发出他更多更大的“罪行”。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他们的黑帮死党。开他们的斗争会时，有时也拉我陪斗。我当然也要挨打，但比起他们挨的，要少得多也轻得多了。打他们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而是那些他们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姓孙（纪元）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个儿高大，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像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同在全国各地一样，所里的革命群众，也分成了互相对立的两派。（孙纪元和文革组长何山同属一派叫革联与贺世哲、樊兴刚麾下的另一派革总相对立。）两派都忠于毛主席，指责对方不忠。比忠心也就是比凶狠，对先生争相批斗，轮流抄家。他俩被赶到一间狭小的废弃库房食宿。为寻找罪证，他家里的地面被挖得孔连孔，顶棚撕得七零八落。有些事不说要打，说了对方要打。身上旧伤没好，又加上许多新伤。先生满口的牙，被打得一个不剩。那是最困雄的时期，后来揪出来的敌人越来越多，日子才逐渐轻松一些。那天先生眼睛被打，伤势骇人，怕会瞎掉，半夜里溜进他们的小屋，看望了一下，才放心。回来睡不着，想了些话，押了个大致的韵，蒙着灯抄好，第二天夜里，送了过去：呈常书鸿先生昔年此地荒凉绝，寒日苍茫驼铃哀。山连大漠势欲沉，黄沙簇拥古楼台。十里危岩走狐兔，干壁丹青生霉苔。尊前别却繁华梦，先生辛苦万里来。野蔬充膳甘尝藿，卧听枪马忆佩环。惨淡经营白发生，茫茫去日如飞埃。大匠心事在笔端，不知祸从天上来。党祸株连及童稚，万人为鱼网不开。弟子入室搜藤篋，书成蝴蝶画成带。千古荒诞难遭遇，好戏过后欲看没。毁誉要须千载定，谁能一夕计成败。笑指山前风景异，雕拦石级通崔鬼。况复文章千古事，名山一卷有异代。华夏正声入画图，尺纸千金藏四海。凭寄语，劝加餐，诗情画意未可灰。且向冰天炼奇气，隐几萧条待春回。李承仙说，先生看了，直流眼泪。眼睛好起来时，他给我回了个信，说事情弄成这样，当初真没想到。一生追求真理，终于坚信马列，虽受冤枉，并不后悔。他说，老牛鬼这个称呼不坏，牛是善良的动物，“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我回信说，众生不饱，有目共睹。是谁致之，亦有目共睹。以小民为敌国，是这个政权的本性，事情弄成这样，是其原则推行到极端的结果，也应有目共睹，伏维先生三思。先生回答说，你们年轻人，不了解中国近代史，没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看问题容易简单化。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在莫高窟，即使是最恐怖的时期，秘密联系也不难。毕竟是沙漠中的一个孤岛，毕竟全所只有四十九个人，加上家属老小，总数也不到一百，平时都冷冷清清。文革中他们大叫大喊，也只在中寺院内一阵一阵，外面四周也还是冷清。大串联时，他们去走遍全国，只留下少数人看家，就更冷清了。说话仍不方便，但是约定一个地点，放置个信件是不成问题的。利用写信之便，我们有时通报一下情况，有时谈谈看法，想说什么说什么，也是一大愉快。这些信件，有的长篇大论，有的只是个便条。其中一些，保存至今。事过境迁，读来伤心。那时我们的工资都被冻结了，每人每月只给三十元人民币“生活费”，平时连肉菜都不敢吃。一九六八年初，旧历年大除夕那天，先生和李承仙邀我在夜深入静的时候，到他们的小屋里去，一同过个年。打开铁皮炉子上的沙锅，居然有一只鸡。热气蒸腾，浓香四溢。我惊喜之余，忽又惊恐：气味关不住、又传得远，如果引起注意，招来突击检查，后果不堪设想。有一阵子，我们研究商讨，如果来人，在这屋里怎么躲藏。发现哪里都藏不住，只得带上一只鸡腿，匆匆离去。留下一张字纸，给他们开开心。这篇只为两个读者写作的东西，底稿也保存至今：明年的新闻一一拟预言一月〇日 毛主席下令对苏联实行军管，军管组驻在位于中苏边境之赤塔。因此苏联的革命中心，亦已由莫斯科转移到赤塔云。一月一日 苏联《文学报》改名《卫东》杂志，复刊发行。刊文揭露托尔斯泰在雅斯那雅波梁纳放债收租，剥削农民的事实，并登出租契照片若干，使人看后，肺都要气炸了。该文编者按指出，列宁撰文纪念这个大地主，是严重的路线错误。六月六十日 湘潭中学全无敌战斗小组在席吕塞尔要塞的夹墙里搜出大量信件，证明马克思和思格斯企图通过一个叫梅西金的坏蛋，前往西伯利亚勾结一贯为沙皇效劳因而获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九月二十五日 为了迎接中国国庆，日本革命委员会和古巴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成立大会都拍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称为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红太阳照亮了富士山》和《加勒比海的春潮》两篇社论，表示祝贺。十二月二十日 纽约红卫兵抄家抄得黄金无数，决议在纽约港口被砸烂了的自由女神像原址，树一尊毛主席金像代之。十三月三日 牛津、剑桥、哈佛等校联合庆祝教改胜利，介绍经验云：基本教材是《毛选》四卷加农场劳动。百月五日 国际科学家协会举行学《毛选》模范授奖大会。给哥白尼、达尔文、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人发奖。因为一切创造发明，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成果。有人建议给马克思也发一奖，正在研究中。有人建议给香港马会的常胜马发奖，以别有用心罪被捕。这些文字，不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大陆人，看了会莫名其妙。可在那时，它确实使我们三个，快乐了小小一阵。一九六八年，先生的批斗会少了，除有红卫兵来串联，临时举行现场批斗之外，大都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所里有一头约克夏，养在伙房后院里，先生每天爬去，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这样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猪跟前，倒给猪，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了满足猪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日久他乌黑的形像，成了伙房后院景观的一部分。宰猪的那天，先生没事了，叫他来同我一起，给窦占彪做小工，在戈壁滩上汽车路沿途建造语录碑。我们的任务是备料，把土坯、水泥、石灰等等装上马车，送到工地。先生不能做，也无需做。但在毒日头四下烤得发烫的戈壁滩上跟车，也够受。他似乎并不在乎，很豁达。还说他晚上喂猪的时候，想起了李白的诗句：“跪进雕菰饭，月光明素盘”，相与大笑。但是接下去，他又说，两个儿子从兰州来看望他们，所革委会始终不让见面，他和李承仙两个，真是难过死了。车子出了山门，先生沉默了很久。透过打碎了又用橡皮胶布粘起来的眼镜，望着无边的大漠，他说，我们来的时候，还没这条路。我们是从老君庙那边，骑骆驼进来的，在第三洞前面下去。要什么没什么，难得很。但是看到那些壁画、彩塑、经卷，又高兴得很。后来说到张大千。他说张不知道爱护壁画，他很生气。张这个人很聪明，学得很快，变得很快。一变，学来的就变成自己的了。毕加索临摹非洲部落的原始艺术，马蒂斯临摹儿童画和阿拉伯图案，都有这个本事。所以他们画画不吃老本，到老都在变，也难得。我说张的有些泼墨山水很好，但是他的人物画很俗，特别是他的仕女画，一股子脂粉气。先生说，脂粉气不等于俗气，有俗气的脂粉气，也有不俗的脂粉气，我们挑好的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