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宁殿内，宋哲宗戴着帽子，穿戴整齐坐在御座上，虽然消瘦但神情安宁愉快，他和章惇、曾布交谈了几句，都是些询问病情、汇报工作等官面上的话。很快就散了。　　这是第一个机会的丧失。　　当天晚上，命运给了哲宗、章惇第一次警告。（1532）(2010-08-18 17:26:44)转载标签：御药院宋史高天宋哲宗福宁宫文化 分类：如果这是宋史　　初十夜，大臣们都没回家，留在皇宫深处，观察等待宋哲宗的病情。御药院好几次来通报，说吃药已经没效果，开始使用炙艾。　　炙艾是很疼的，可是宋哲宗失去了身体的知觉，直到炙五十壮的时候才感到疼，一感到疼之后立即无法忍受。　　他彻夜未眠，早上感觉极其废倦。这时天亮了，他没有旨意发出，宰执大臣们熬了一夜，开始回家休息。　　这是第二个机会的丧失。　　身体到了这步田地，稍有理智的人都会为身后事做准备了。他实在应该把章惇留住，几件最重要的事要去做啊。　　命运还给了他第三次机会。正月十一日，大臣们又回来了，由曾布率领进入内廷，他们又见到了宋哲宗。史书记载，这时哲宗头戴白色角冠，身披坎肩，拥被坐在床上。　　也就是说，他没法像前一天那样穿戴整齐，升座接见了。　　他更加的瘦了，病色憔悴，面色发黑，可仍然清秀镇定。他的呕吐好了些，能说话了，和曾布讨论了下病情，问了些祈禳、大赦的事，又散了。　　“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上苍给了他三次挽回命运的机会，这是多么的慷慨奢侈！可他都放弃了，那么就不能再怪别的什么了。　　正月十二日，命运日到了，大臣们仍旧留在皇宫里，到五更时分，天将亮未亮时，御药院突然传来了消息，让大臣们快速赶往福宁宫。说哲宗的病情急疾变化，从四更起就在急救了，这时非常危险。　　等他们赶到福宁宫时，发现宫门垂下了一道帘子，这是一道天堑，任何外臣都无法越过——宫里有皇后或者皇太后。　　章惇、曾布等人的心都凉了，这意味着他们无论怎样都没法再见到宋哲宗。而皇储是谁还没有确定，这是最重要的事，他们没法插手，连宋哲宗最后的遗言是什么都没法亲耳听到！　　在那片竹帘的另一面，福宁宫内部，一个老妇人终于现身了。向太后，之前她一直藏在皇宫的深处，不管宋哲宗得病也好、病重也好、见人也好、病危也好，她都忍住了，绝不露面。　　直到这时宋哲宗奄奄一息眼看要死时，她才突然出现。时机的把握像前面挽回追废高滔滔的诏书时一样的准确、及时！（1533）(2010-08-19 17:23:56)转载标签：太妃宋史高天太后宋哲宗文化 分类：如果这是宋史　　帘幕内的福宁宫，哲宗躺在床上呼吸微弱盗汗不止，这样子落在向太后的眼里一点都不出奇，更不可怕。在她的一生里，至少见过3个这样重病至死的人了。　　宋英宗、宋神宗、高滔滔。　　这3个人是她的公公、儿子、婆婆，身为儿媳和母亲，她全程目睹死亡的转变，到今天她能准确地把握住哲宗生命的流失。直到这时，她仍然保持着沉默。　　最后的关头还没有到来，还有最后一关没有通过。　　很快，她等的人来了。哲宗的生母朱太妃一路痛哭，赶了过来。到这一步，她才赶过来！明显地晚了，哲宗眼神涣散，还能认出这是母亲，他想说什么，可是身体不受控制，什么也说不出来。　　朱太妃痛不欲生，号哭着扑向了哲宗，她在病床上抱住了儿子。　　生离死别，人间惨剧，在他们的身后，向太后仍然冷冷地看着，仔细观察。到这时，她终于确定宋哲宗彻底失去了表达能力。　　向太后突然拉住朱太妃，把她从哲宗的身上扯起来，拉到一边，说——“他已说与我了。”　　他……他说什么了？　　悲痛中的朱太妃很懵懂，她快哭傻了，儿子刚才说什么了？说给向太后听了？自己听漏了？很多疑问中，她条件反射一样地问，仍然没意识到危险。　　向太后很庄严，一字一顿——“让我立端王。”　　这5个字像耳光一样把朱太妃劈醒了，端王，是赵佶，神宗的第11子，生母陈氏。平时很乖巧，对朱太妃很尊敬，可在这时突然间立他当皇帝，这简直不可思议。　　朱太妃不止宋哲宗这一个儿子，她还有另外一个！简王赵似，就算哲宗无子，兄终弟及，也轮不到别人，只能是赵似才对！　　可是这时向老太婆以太后的身份说，刚才宋哲宗对她亲口说的，要立赵佶做皇帝。（1534）(2010-08-19 17:26:14)转载标签：大行皇帝宋史高天太后章惇文化 分类：如果这是宋史　　什么叫后悔无及呢？前些天当断不断，章惇把写好的诏书送给哲宗，哲宗不同意，结果高滔滔没废成，连带着向太后也保住。　　现在哲宗眼睁睁地看着、听着向氏在他面前捣鬼，却说不出话，更没法阻止。　　哲宗，后悔否？　　前些天一路狂奔，跑向儿子阻止诏书成立，现在被向氏欺压，另一个亲生儿子即位的希望立即渺茫。　　朱太妃，后悔否？　　历史没有记载他们的心情，所以不能乱猜，只能从结果上去看。事情是很惊人的，在亲身经历这种赤裸裸的谎言，以太后之尊来骗人的把戏之后，朱太妃没有愤怒，没有想办法挽回，而是愣了一下，接着低下头转身就跑了。　　就连奄奄一息马上就死的儿子都扔下不管，跑了。　　她为什么要跑呢？也简单，联系前面她被长时间欺压，却转而为欺压她的人说话这一点来看，她就是个根深蒂固不可救药型的受虐狂。她的出身、她的经历决定了她只是社会规范的遵守者，哪怕被冤枉被欺负，也习惯了忍受。　　只有贵族，只有规范的制定者，才不遵守规范。如向太后。　　这女人目送着敌人跑远，再转回目光盯着宋哲宗咽下最后一口气，转身发布了一系列命令。令，殿外的宰执大臣们觐见；令，所有皇子进宫。令，为大行皇帝小殓。　　最重要的事是第一项，她很清楚，大臣里有刺头，掌权的新法集团一贯和她作对。尤其是章惇。她想做点什么，必须得和这人较量一番。　　见面时，向氏第一时间哭了，她边哭边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要立谁当皇帝，得早作决定啊。　　章惇厉声回答，当立大行皇帝的同母弟简王赵似。　　他是首相，有权力第一个回答。他有胆量，连第一老太婆高滔滔都敢废除，何况这个次等货色。由谁掌权太重要了，不是哲宗，怎么有新法集团的复兴，所以这个皇位，必须落在赵似的头上，只有这样才能杜绝旧党复辟。　　向氏很稳，她抛出了一个看似绝对正大光明的理由——“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多博大，我没儿子，所以谁也不偏向，所以什么同母不同母的，根本不是即位的首选条件。　　章惇郁闷，没法反驳。谁让哲宗亲政的6年里，居然没把生母提到太后的位置！他只好转移话题，说自古即位不嫡则长，现在没有嫡皇子，那么就要选年龄最大的，是申王赵佖。　　说出赵佖，在场的人都鄙视了一下章惇，首相今天很幽默嘛，这种事儿上也开玩笑。申王赵佖一只眼睛是瞎的，自古以来残疾人当大臣都不合适，谁听过瞎眼人当皇帝？　　果然，向氏很轻松就驳回了这一条，她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人选。（1535）(2010-08-20 17:23:16)转载标签：宋史高天端王旧党章惇文化 分类：如果这是宋史　　向氏说，有一个人福、寿、仁、孝俱全，是皇帝的最佳人选。这四字评语不容怀疑，不容反驳，不容抗拒，因为是大行皇帝宋哲宗亲口说的。　　这人就是端王赵佶。　　可以定论了，这句话里的含金量是超恐怖的。出于上任皇帝之口，由太后转诉，还有更高的规格吗，谁想搞事，简直是和太后作对，和刚死的皇帝作对，和马上就要即位的这位四佳皇帝作对。　　两个字，找死。　　但是真的有人跳出来了，章惇在这件事上都敢唱反调。他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轻佻，指不稳重不沉着。看似没什么。可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由此可以推断章惇的出发点。　　他和赵佶没有私怨，赵佶也不是旧党，他没有半点必要和赵佶过不去，那么为什么这么做？只能是对宋朝前途的考虑。　　机会出现了，在中国的古代，一个皇帝的诞生，哪怕是开国皇帝，都有一个必要的程序。那就是全体通过，不当不行，哭着喊着说不干也不行。例子请参考赵匡胤、郭威被黄布包起来的过程。　　和平年代也一样，除了有明确的传位遗诏，不然更得全体通过。现在章惇豁出一身剐，要把赵佶拉下马，向氏就算是皇太后也不好办，毕竟反对的人是首相，该首相手下还有整整齐齐的超庞大死党，这么多年了，改革派有多能折腾，谁都清楚。　　就在这时，就在章惇最需要帮助时，他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这声音的主人在这之前所有的岁月里，都以一个平和、仁厚、体贴、不过分、让旧党都普遍喜欢的形象出现的。曾布，这个在宋神宗时期和王安石唱反调，在宋哲宗时期和章惇打对台的人，在决定新党命运、宋朝命运的最关键时刻说话了。　　——“章惇，听太后处分！”（1536）(2010-08-20 17:26:38)转载标签：历史宋史高天流云章惇西夏文化 分类：如果这是宋史　　这句话决定乾坤，向氏、章惇两人立即冰火两重天，知道了各自的输赢。章惇输了，没有皇帝的支持，没有新党集团的支持，他再强硬能做什么！　　他退了下去，当天再没有说半个字。他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了，这时只能安静地等待着一个时刻。皇子们进宫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大臣们会被允许进入福宁宫，见哲宗最后一面。　　宫里的御榻上，躺着一套冠冕齐全的皇帝袍服，与平时不同的，是皇冠的下面，还遮着一块帛帕……那是遮脸布，下面盖着哲宗死后的脸。那套皇帝袍服，遮盖着他年仅25岁的遗体。　　大臣环绕，太监揭起了帛帕，据说哲宗神色平静，面如敷粉，没有什么特殊的痛苦样子。或许他真的解脱了，可是他知道他的帝国，他的事业，还有他个人的历史评价都变成了什么吗？　　帝国与事业太遥远，没发生的事不可以预知，更不能评论。这时看一下《宋史?哲宗本纪》里最后的“赞”。赞，是记录皇帝平生事迹之后的最终评价。为了方便，我为大家译成现代普通话。　　——赞曰：宋哲宗以儿童年龄即位，由高滔滔辅佐，共同治理天下。初期，任用司马光、吕公著等贤人，废除青苗法等苛政，恢复常平法等善政，开科取士任用言官，天下人心都很喜欢，元祐年间简直可以和宋仁宗时期相比。可惜熙宁、元丰时期的奸臣搞复辟，把前面的成就都毁了，列党籍分派系，打击贤良君子。导致宋朝的政治越来越惨淡。　　最后4个字是“吁，可惜哉！”　　知道什么是欺负死人了吧，一切的错都推在新党身上，推在哲宗的身上。元祐年间才是光明万丈的，完美无缺的，什么经济衰退，对外懦弱，压制皇帝，陷害大臣等等一字不提。相应的，哲宗击败西夏，威服党项更是半点没有。　　在这个时刻，历史真的是个任人妆扮的小姑娘。　　哲宗死了，他的一页翻了过去。新的皇帝带领宋朝走向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全新而未知，辽、宋、西夏等老三强都会变成配角，新生的强者主宰一切。　　而在宋朝一方，这位新皇帝本是极有希望的一个。他有宋朝之前所有皇帝，不包括赵匡胤之外的几乎所有的优点，他取得的成绩更是自赵光义以下所有皇帝都没能达到的，甚至是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梦寐以求的！　　可惜的是，他为什么生在了这个时代，这时代充满了矛盾、屈辱、死亡、新生、荣耀、激情！汉民族最屈辱的时段是这里，汉民族最伟大的英雄也出生在这时。　　它流光溢彩传说纷呈，明暗交错真假难辨……它是我们民族永恒的一堂课。（1537）如果这是宋史——夏未的玫瑰园卷　每一天，这个世界都在变化中。尽管变化，中国人却总在说，不管外界如何，他们都能坚守自我。　　自我是什么？他们具化出至少三句话，“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听着真提气，也很全面，只是似乎忘了说最重要的，坚持这3点之后，还能怎样活。　　或者说，还能不能活！　　这个问题在和平年代里提出来，比如公元2010年的今天，似乎没什么意义。可是如果我说，就是这点事导致了一个王朝的崩溃，一个民族的沦丧，有人相信吗？　　貌似危言耸听，那么开始回忆，从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开始。正月十二日那天，24岁的哲宗皇帝驾崩了，新皇帝赵佶登基。赵佶是宋神宗第11子，能当上皇帝，实在是各方面都太优秀了。　　首先他有个好妈妈，赵佶的生母陈氏，开封人，记载中她聪颖端庄，艳若桃李，在御侍身份时生下了赵佶。这一点很重要，意味着她出身很低，不会被高滔滔、向氏等贵族出身的后宫主宰猜忌。另一方面，和哲宗皇帝的生母朱太妃非常自然地接近。　　朱太妃也是开封人，同样出身很低，阶级、同乡的双重关系让她们走得很近，连带着各自的儿子也处得亲切。　　哲宗在没有亲政，被高滔滔压制时，就经常约赵佶到寝宫里玩。多年以后，当上皇帝的赵佶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十二三岁的哲宗款待弟弟，只能拿出一些寻常果饼，装在陶制的器皿里，一点都看不出皇帝的身份。两个小兄弟躲在帷幕里默默地吃着，很幸福，很辛酸……　　陈氏的好不止这些。这个平民出身的女子有着异常刚烈的一面。宋神宗年纪轻轻病死，只有37岁，陈氏当时更加年青，才32岁，正是女人一生中风华正茂的好时候，她却突然间凋谢了。　　陈氏搬进神宗陵殿的侧殿，终日里默默出神一动不动，很快形销骨立，容颜惨淡。宫里送来饭菜、汤药，陈氏挥手让人拿走，说“得早侍先帝，愿足矣。”　　没多久，陈氏就死了。（1538）　　她是真心地爱着神宗的，这一点哪怕是在封建年代里，也一样让人肃然起敬。她的死，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愿望，一方面给儿子留下了足够的印象分。　　爱屋及乌，对陈氏的敬，加重了整个后宫对赵佶的爱。就连高滔滔、向氏这样出身豪门士族，习惯了天家父子无亲情的人也对赵佶很照顾，更不用说朱太妃、宋哲宗母子俩了。　　赵佶在一片爱护中长大，哲宗即位后封为宁郡王，4年后以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加封为端王，再两年后加封为司空，改昭德、彰信军节度使。爵位之重，晋升之快，在诸位皇弟中首屈一指。　　他自己也很争气，宋朝发展到这时，他是八世祖了，他的皇兄皇弟们早已经是标准的太子党，每天里声色狗马烟柳雾花，他不同，限于宋朝祖规，皇室男丁的职业只能是吃喝玩乐，但同样的玩，他玩出了品味。　　赵佶喜欢的是笔研、丹青、琴瑟、图史、射御。　　这几样觉得如何，所谓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赵佶除了射箭、驾车两项之外，几乎无所不精，这让开封城的士大夫集团的眼前一亮再亮不停地亮，空前发现，十一皇子他是完美的化身！　　想想看，赵佶的住处摆满了珍品图书，每天里高人雅士不断，谈经论玄，调弦鼓瑟，兴至时挥毫泼墨，无论是作画，还是结字，都在弱冠之年达到了极高境界。这些还不是全部，赵佶身材修长，面目俊秀，谈吐风雅，行动春风，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流辉皎洁的焦点。　　这样的人谁不爱呢，何况他还特别的友善。　　宗室里的知名雅士赵令穰、驸马都尉王诜，这二位是能和文坛泰斗苏东坡拉上关系的人，为他在外界宣传；皇宫内部朱太妃、向太后两派系对他共同喜爱，几乎是唯一一个左右逢源，无往不利的人。　　做到这一步，哲宗不死，他繁华一生，高出同侪；哲宗死了，众多皇子他鹤立鸡群，哪怕到外界公选，都跑不了他的皇位。　　何况，这人在内地里还另有一张面孔。（1539）　　这张面孔藏得很深，除了对宋史有兴趣，细心钻研过的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毕竟在中国人的传统印象里，赵佶只是个含着金匙出生的顶级花花公子，突然被命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不由自主地当上了捞什子的皇帝。　　通常还会叹息一声，以他的才能，要是能终生醉心于书画之间，中国就会又多出一位了不起的丹青名家啊。让他当皇帝，真是既害苦了宋朝，也害苦了他本人。　　这是假的，赵佶有书画的才能，更有一颗膨胀的权力之心。　　首先，他的艺术细胞的构成就有问题。艺术，是心灵的外延，有什么样的灵魂什么样的欲望，才有什么样的表现。比如有的人淡泊，在无尽天地之中只选取空山灵谷幽兰雾松入画，越是淡雅越是入味；有的人雄烈，画奔马雄狮猛虎苍鹰，遒劲威凌肆意纵横，越是粗豪越是神俊。体现在赵佶，是极致的细腻，入微的贵气。　　有这两点的人，都毫无例外的自命清高，尤其是一些特殊的事发生在他身上时。　　在赵佶的端王府里，出过两件怪事。某一天，两只白鹤突然从天而降，落在他的庭院里，久久徘徊，且鸣且舞。　　自古鹤鸣于堂，是千年难得的祥瑞，尤其是发生在京都重地里。一时间全城轰动，很多知名的大臣都蜂拥而来。当然，为的不是看什么鹤，而是来拍端王的马屁。　　您祥瑞，您发财，您升官~~　　当时全王府的人都飘飘欲仙，只有管家杨震吓得满身冷汗。发财、升官……都是亲王了，再升是什么，难道是皇帝？！　　他立即站出来往外赶人，一边赶一边说，这是颧不是鹤，是颧不是鹤！　　仙鹤和人好容易都赶走了，没过几天，怪事又出现。在赵佶的卧室外边，突然间长出了一丛灵芝。这下子简直是加倍的祥瑞。　　鹤是从天而降的，有可能是飞得累了下来歇一会儿，属于流动祥瑞。可是灵芝草从地里钻出来，准确无比地在赵佶窗外安家，这无论如何都是专属于赵佶的祥瑞，顶级祥瑞。　　一时间全府的人都跑到赵佶面前贺喜讨赏，同时喜讯像插了翅膀一样，飞向全城各地，大有超过上次的趋势。关键时刻一只手伸了过来，瞬间把喜讯停播。　　管家杨震，他把灵芝草像狗尾巴草一样的拔了下来，扔到一边，说这是食用菌，根本不是灵芝！人群沮丧地散开，杨震松了口气，可是转过头来，发现赵佶的目光有点凝固，像是若有所思。（1540）　　自命不凡，怎么禁得住接二连三的灵异事件。这两件事之后，某天赵佶突然写了张纸条，悄悄叫来了一个心腹家丁。对他说，这上面是我的生辰八字，你拿到大相国寺去，每一个卦摊都算一次，看看什么结果。　　该家丁去了，一个个排头算去，钱花了不少，什么也没算出来，都是些常见型神棍的套话，直到最后，在一个角落里遇到一个破衣烂衫，快饿死的算命先生。　　这位先生看了一眼纸条，再看一眼家丁，突然间显得很郁闷，把纸条扔了回来。说老兄，我混得很惨了，你怎么还拿我开涮呢？　　家丁不解，问他啥意思。　　先生冷笑，这是天子的生辰八字，根本不是你的！该家丁大惊失色，跑回王府，报告给赵佶。赵佶深思了很久，要家丁第二天再去，把自己的名字告诉算命先生，看他有什么话。　　第二天，算命先生说，回去告诉亲王殿下，您是天子命格，日后要善待百姓。　　很套话是吗，很平常很虚构是吗，可是这位算命先生在历史中有名有姓有地位。他的话应验之后，赵佶让他平步青云，官居节度使，成了一位达官显贵。　　他叫陈彦。　　一连串的心理暗示之后，赵佶开始了主动出击。他是聪明的，一方面继续和哲宗、朱太妃一系搞好关系，一方面刻意地讨好向太后的身边人，以亲王的身份向一个个太监宫女示好，这是多么巨大的诚意，很快向太后就被一片片的歌功颂德声包围，所有人都说赵佶的好话。想想她一个没儿没女的孤寡老太太，正在失意落败中，有这样一个好儿子献孝顺，能不被顺利撂倒吗？　　之后才有了向太后为他争皇位的事情，要不然，九王神器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落到赵佶的头上。在那一天里，赵佶的人奔忙在王府和皇宫之间，把正在发生的每件事报告给他。向太后提名时，章惇反对时，赵佶的反应非常强烈，他时而仰天长笑，时而俯案沉思，得与失之间，天子与藩王之间，天差地远！　　他要这皇位，他要掌握天地万民生死的至高权柄。（1541）　　终于当上了皇帝，赵佶变得更冷静。万里长征才第一步，他不仅是要爬上这个位置，更要在这位置上坐得舒服。之后的一系列表现显示，他真是太聪明太理智了。　　第一步，尊敬领导。　　身为皇帝，他的父亲、哥哥两代人都和后宫刀兵相见，水火不相容。折腾的结果，抛开国家受损，两位皇帝本身也七上八下，活得难受死得憋屈。轮到赵佶了，他能怎么办呢？　　他选择感恩，以19岁完全成年的年龄，请向太后垂帘听政。怎样，当年高滔滔弄得鸡飞狗跳、“以母改子”才搞到的权力，他拱手让了出去；　　第二步，重组内阁。　　一朝天子一朝臣，赵佶得有自己的班底。可是时代太敏感了，他选择新党，还是旧党呢？选新党，让坐在帘子后面的向太后怎么想，她是新党的死对头；选旧党，旧党是哲宗的阶下囚，刚刚接替了皇兄的位子，就想破坏传统？　　两边都不讨好，但一定要两边都讨到好，这个结得怎么解开呢？　　赵佶有办法。他即位做的第一个人事任免，是把韩忠彦从大名府调进京升为吏部尚书；调真定府李清臣为礼部尚书；右正言黄履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　　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对立。韩忠彦是已故旧党领袖韩琦的儿子，李、黄两人是哲宗朝新党的风云人物，同时提拔起来，露出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潜台词。　　从此新旧党平衡，在赵佶的领导下不再敌对。　　这只是第一层潜台词，如果没有下文的话，是非常粗陋的和稀泥手法，在顶级官场搞这个，太俗。也根本没法取悦向太后。可是第二层表现出来时，就不得不让人佩服了。　　没多久韩忠彦的位置直线上升，成了新一届首相，李、黄两人原地踏步，离宰执位置遥不可及，成了曾布以下庞大的中层干部集团里的一员。这说明了什么，赵佶从最开始时就选择了向太后，以她的喜好为标准，决定权力层分配。　　同时，让人挑不出他背叛皇兄的短。（1542）　　第三步让全体旧党人叫好，赵佶把哲宗后期贬出朝廷的旧党新生派力量都召了回来。龚央、陈瓘、邹浩、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陈次升、张舜民等等从各处贬地赶到京城，全成了言官。　　这些名字很陌生，之前一来没空提他们；二来也是没法提他们。虽然在宋史里，这些人非常有地位，被旧党人捧得比天还高。　　比如陈瓘，就是在章惇入朝当首相的途中，上船讲课的那位隐居大名士。后来他不隐居了，重进官场，隐而优则仕，一步跨进了开封城，变成了太学博士，这个官可实在是太大了，也就是宋朝的皇家大学教授。　　这么个职位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呢？无非是出出题，监监考什么的，和国家大事不挨边嘛，让我写他什么？　　再比如邹浩，他是神宗朝的进士，开始时的工作是杨州颖昌府教授，相当于地方教育办成员。哲宗朝调进京城当上了言官，第一时间弹劾章惇，是个铁杆的旧党斗士。可惜没用，哲宗朝的扒皮?章举世无敌，这就遗憾了，邹浩没能成为期盼中的英雄。　　真正让他成名的，是废孟皇后事件。孟氏被废之后，邹浩的反应是世界末日到了，他不顾一切地上书，要哲宗收回命令，重立孟氏，杀掉一切站在孟氏对立面的敌人。如果不这么做，哲宗会遗臭万年，宋朝将国将不国，人民将内心失衡……这都哪儿跟哪儿，一个平民娘家的女人的婚姻啥时候重要到这地步了？哲宗一怒之下，把邹浩踢出京城到南方反省去。　　这就更了不得了，邹浩离京时简直成了万世楷模悲情英烈，成了世界上唯一有良知有爱心有正义感的人。当天的场面，被定格成旧党人心中的图腾，经久不熄的传唱。　　对此，实在是想让人问一句——至于吗？　　一个个都是这样的人物，除了别有用心的人谁会当他们是盘菜。没错，现在赵佶起用他们，就是别有用心的。　　紧跟着第四条命令发布，全体言官、全体官员、全体国民注意了，无论谁都可以畅所欲言，说什么都行，弹劾谁都行。说得对有奖，说错了没事，朕绝不食言。　　看着很老套是吧，无非是下旨求言，前几代宋朝皇帝哪个都做过。可是这一次不同，前面的都只是形象工程，这一次赵佶把它变成了一把刀，塞进了陈瓘、邹浩等人的手里，让他们尽情随意地去砍。　　砍倒赵佶的敌人，砍到向太后微笑满意。（1543）　　陈瓘、邹浩他们兴奋得浑身发抖，这竟然是真的？整个哲宗朝里旧党被两个人折腾得七零八落，现在可以报仇了？　　章惇、蔡卞，你们也有今天！　　全京城的言官，满天下的旧党分子齐心协力，弹劾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赵佶，很快量变就引起了质变，章、蔡两人可以定罪了。　　两人被贬职南迁，章惇很惨，同样到了海南。　　什么叫借刀杀人，一举三得。仁义的名声得到了，向太后的政敌搞倒了，反对自己即位的首相垮台了，赵佶达到了所有目的，一时间好评如潮。　　别忙，赵佶觉得还能再发挥下，让好评达到高潮。　　高潮由宫里、宫外两部分达成。宫里，忍了6年的向太后终于等到了全方位的快乐。说来她也是很不容易，日子很难的，为了熬到哲宗死、赵佶立，她都光着脚丫子在皇宫里狂奔，又哭又喊地搏同情，她容易吗？现在好容易盼到了好日子，要怎样继续下去，哪怕自己老得没法说话，到哲宗病危时那样都没危险，这要早做打算才行。　　通过仔细计算，她做了两件事。第一，复立孟氏。孟氏，她是由高滔滔选定的皇后，被贬有自己犯傻的原因，更有政治斗争的内幕。现在她在难中，把她提上来，她必将感恩报答。这样就形成了高滔滔——向氏——孟氏等三代皇后的利益链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她一定会像自己保高滔滔那样，保全自己。　　同时打压哲宗钦定的刘皇后。　　本来刘氏已经大获全胜，成了唯一的皇后。本来嘛，皇后与皇帝为敌体，自古以来每朝只有一位，可这时突然间孟氏复活，居然要并列了，这忍无可忍嘛。刘氏愤怒，为什么是并列，为什么是并列，我不要并列——————！　　又一个消息传来，向太后说了，你们不是并列，从今天起你叫元符皇后，孟氏叫元祐皇后，你们俩人见面了，你得先给她行礼，然后她才回礼……（1544）　　刘氏简直要气死，但想想自己还年轻，很可以像向太后那样熬下去，现在这年头，谁知道几年后又是什么样？　　她决定等了，向太后却不。她知道自己老了，身体也开始生病，很像是连续绷紧了6年，突然间放松之后没法支撑。见过太多死亡的她，没法不去想自己的身后事。　　如果她真的死了，孟氏能掌握大局吗？光是赵佶孟氏就很难控制，加上刘氏，情况不妙，再加上朱太妃，那是自己的死对头，本应是后宫第一巨头的人，一个废了再立的儿媳妇，能管什么用？　　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向太后的身体越来越差，很快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但就是这样，哲宗的生母朱太妃仍然死在了她前头！　　这是怎么搞的呢，没啥证据能证明这是谁做了什么手脚，可就是发生了。于是乎，在向氏死的时候，她是完全放心、非常妥贴、彻底愉快的。　　至此，鉴于上面发生的所有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真是很强大。　　这是宫里的事，再说宫外边发生的，在这件事上充分显示了赵佶的聪明。谁都知道做好事是很累的，有时还很危险很麻烦，赵佶做起来不花一个铜板，就让全天下人，乃到于之后近千年里的中国人都异口同声地叫好。注意，哪怕后来赵佶变成了宋徽宗，人们在这件事上对他的看法都没变。　　赦免苏轼、范纯仁，让他们从贬谪地北返。　　这两个人是特殊的存在，在宋朝人的心里，他们活着时，就已经是超越政党之上的传奇人物。苏轼的文章，近40年里以来独执天下之牛耳，是无可争议的文坛泰斗，中国人是敬重学者的，谁去管他是新党还是旧党，他所到之处，人们毫无保留地接纳了他。　　范纯仁要更高一筹，作为一代名臣范仲淹的儿子，他没有父亲的军事、文学才能，但继续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　　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的显出自己的可贵，甚至是唯一。　　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1545）　　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负责，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　　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　　和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　　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呆在政治漩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　　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止是开创者范仲淹的一生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　　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　　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生永不录用。　　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健康，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　　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要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谈不到，要怎样工作？最后致国家于何地。　　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章惇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　　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1546）　　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只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　　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　　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　　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启程。随州，在现在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平淡。　　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　　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就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　　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陈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　　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了上去。　　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8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　　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　　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　　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　　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不是公务员吗，就有豁免权吗？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处，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是杀人利器了？　　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　　如此而已。（1547）　　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　　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　　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　　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　　在这种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灵牙利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　　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　　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碟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　　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　　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儿片，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路途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　　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　　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1548）　　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　　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　　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70，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　　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　　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尽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　　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　　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远，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　　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　　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　　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止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　　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　　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它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　　“道德苦旅”。　　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1549）　　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族，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　　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　　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　　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飘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　　令苏轼到昌化军去报到。　　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偶，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　　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　　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　　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　　出乎意料的人，苏轼一路上读笑风声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是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待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止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　　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　　他在静静地渡过这度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1550）　　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是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误，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　　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　　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　　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　　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　　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　　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　　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生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　　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漩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　　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的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　　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　　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　　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7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再盼望再回什么朝廷。　　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1551）　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　　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　　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　　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　　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的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　　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的降临到苏轼身上。　　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他走到哪儿都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　　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呆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　　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　　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1552）　　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　　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但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　　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　　这三年是苏轼人生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存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单只一场秋雨之后，他居然在床帐里发现了足有一升的白蚁！　　平时的生活更不用说，日常的米、面、酒、糖等都要靠惠州方向从海上运来。这样一来价格昂贵，苏轼买不起；二来供应量太小，一但海上起风下雨，就只能挨饿。这时苏轼年过花甲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营养不良毁了他的健康，他和小儿子苏过都形销骨立瘦得脱相。　　挨饿中，无可奈何，苏轼苦中作乐，想起了一个传说，不禁哈哈大笑。那是晋武帝时期，全中国的人都在挨饿，某人头晕眼花摔进了一个大地洞里，更没饭了。可是他看到洞里有乌龟和蛇，每当阳光灿烂时就伸头到洞外，像是吞咽阳光。　　这人有样学样，居然身体强健，比吃了米面还要好。想到这儿，苏轼向小儿子一笑，过儿，我们也这样吃点阳光吧~　　这就是坡仙的精神内核，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就像一个英雄曾经说过的——“死亡向所有人微笑，人所能做的就是向死亡还以微笑。”　　在酷厉面前低头的是懦夫，回报以怒吼是战士，但仍然是落在了下乘，因为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像苏轼这样，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1553）　　不断的折磨，让苏轼的光芒更加明亮，他被贬得越远，离民众的心就越近。在他南迁的路上，有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线，是历朝历代从所未见的高情传说。　　他被贬到广东惠州时，苏州定慧寺的长老守钦派弟子卓契顺步行数千里来探望他；多年的老友，隐士吴子野不顾年老，舟车劳顿，赶来陪他住了几个月；贬过海南到儋州之后，吴子野、73岁高龄的眉山老乡巢谷、杨济甫又渡海来访，陪他渡过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时光。　　潮州人王介石，一路追随，像仆人一样帮助苏家生活，连盖房子这样的事都亲力亲为。更有很多各地的学子，向他请教学问，其中以海南人姜公弼的事最著名。　　海南岛太偏了，识字的人都少，怎么能论到文章呢，直到宋朝立国近140年，仍然没出过一个进士。这实在是没办法，学问是讲究传承的，就算是不世出的大天才苏轼，也得有出色的先生给他启蒙。　　姜公弼自学成才，等到需要拔高时，上天赐福，把苏轼贬到了他的家乡。苏轼耐心地指点他，临别时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一首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写完这两句之后，突然收笔不写。姜公弼不解，苏轼说，“候汝登科，当为汝足。”　　多年之后，姜公弼终于金榜题名，可惜那时东坡已经离世了。他不远千里，到许州找到衰老的苏辙，苏辙在扇子上为兄长补足全诗。　　——生长芸间已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坡翰墨场。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使信东坡眼目长。　　这首诗见证了海南岛第一位进士的成功之路，由八大家之中苏氏兄弟合力完成，如果存在，是中国文献界里不可多得的珍宝。　　以上的事很阳光，让人很佩服很激昂，似乎这就是苏轼的精神内核了。真的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苏轼就只是个精神胜利法的大师，在逆来顺受里让自己不哭出来罢了。　　何来伟大呢？（1554）　　苏轼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怀念着北方，坚信着自己一定会回去。在昌化三年之后，某一天苏轼若有所感，对苏过说。　　——“吾誓不做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　　为此，他洗砚焚香，向天祷告，书写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八篇赋，如果一字不错，即有北还之望。那一天64岁的苏轼凝神专注，挥毫泼墨，八篇名赋一一写就，居然一字不错。　　苏轼大喜，吾归无疑矣。　　归去来兮，哪怕再晚，也要等到那一天。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是真的。这八篇赋后来被一个妙人收藏了，这人是宋朝有史以来把太监这个特殊职业做得最成功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对外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而且是遗腹类的……　　苏轼在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结束了长达7年的文化苦旅，前方等着他的，终于是一片坦途，一片久违的阳光了。　　可惜，上天只留给了他短短一个月的时光来回味这一切。苏轼一路向北，沿途游故地会旧友，把一生中所有的恩怨姻缘都一一了断，甚至和章惇都通过信，表示并不太介意和子厚一生的交集。　　他死在七月十八日的夜晚。　　对于苏轼，我们忘了他的官场经历吧，要留意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北宋之后，中华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　　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他的每一点心灵波动，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瑰宝。　　苏轼之才，竟然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的明艳雍容。这一点，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拙。　　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气。　　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宁静地绽放。　　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宋朝命运、宋朝文化的缩影。（1555）　　善待范纯仁、苏轼之后，赵佶举动更加圣明，散布天下的旧党党徒们山呼万岁，真是宋朝自仁宗以来仅见的明君啊。　　他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梁焘等被钉上耻辱桩上的旧党元首们恢复名誉，赏还恩荫，把之前哲宗、章惇做出的决定都否了，让他们重新变成圣人。　　之后赵佶颁布诏书，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精神。他说，自今以后，国家对军国大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别，更无所谓新旧两党。做事时，只看是否可行，是否妥善；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　　一句话，同志们，我们要团结，要安静，努力地工作，把国家建设起来。为此，改新年号，为“建中靖国”。多么好的口号，很多人激动得浑身发抖，终于不搞政治运动了！　　看到了这些，向太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终于死了。　　截止到这里，这段历史被历代史书高调传唱，尤其是南宋阶段，为了突出这时的成绩，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小元祐”。　　真是非常的贴切，无论在哪一点上都像极了。比如说形象工程极其完美，成功地塑造了赵佶的光辉形象，更连带着把范纯仁、苏轼等名人的声望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些事和高滔滔执政时期更是一模一样。　　只有名声，对国计民生半点好处都没有。　　这就是小元祐了吗？熟知历史的朋友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对，非常正确，旧党执政怎么会少得了丑闻呢？怎么能不做几件亲者痛仇者快的猪头事件呢？　　在这短短的多半年时间里，赵佶像高滔滔领导下的旧党人毁掉宋神宗的政绩一样，把本是哲宗的荣誉给抹杀了。在宋朝的国都内再一次上演了一出丑陋的闹剧。　　为国杀敌，立威异域的英雄成了罪犯，抓回来的敌人居然高官厚禄耀武扬威地供着！（1556）　　事情发生在宋朝的熙河路，也就是从前吐蕃的河湟部。那片广阔的大地最初由神宗年间的名将王韶率军收复，本来已经打得吐蕃人服服帖帖了，可是在哲宗朝的初期宋朝自己人偏要多事。　　高滔滔、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崽卖爷田不心疼，把西边四寨无条件还给了西夏人，对更远的熙河路更是不屑一顿。一片看都看不到的蛮荒之地有什么大不了的？　　为了友邦的笑脸，也还回去~~~　　尽管司马光被明白人吼过后，不敢再零价钱卖国，可是对熙河路的支援一天不如一天，极需的兵力、给养、军饷等必要一直短缺，能不给就不给。　　熙河军的实力严重下降了，元祐时期只能在异域自保。到了哲宗亲政，宋朝的军事重心移到了西北，要和西夏掐个明白，一系列战争中，尤其是章楶领导的平夏城等战役，熙河军一直是主力。　　回国作战了，熙河路的状况可想而知，唃厮罗的子孙们死灰复燃，以新任吐蕃王溪巴温为首，重占青唐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熙河路短时间内几乎全境沦陷。　　哲宗大怒，刚好当时平夏城之战大胜，宋军腾出了手，那还等什么，在他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下令，由王韶之子王厚、西军大将王瞻率领，西军出境作战，再平河湟吐蕃。　　至于理由，哲宗还是很有幽默感的。他说，出于我对吐蕃人的爱护，他们的新任首领溪巴温太嫩了，我派人去安抚他一下。　　安抚得很成功，一个多月之后，西军攻进青唐城，河湟吐蕃部的所有大小首领除了溪巴温本人跑了之外，溪巴温的儿子陇拶、瞎征、嫁到吐蕃的契丹公主、夏国公主、回鹘公主等都被生擒，由西军押解横越千里戈壁，进入开封城。　　空前大捷，这是继平夏城、天都山大胜之后的又一次辉煌胜利。如果神宗活着，如果哲宗没病，不知下一步宋朝还会达到怎样的高度。　　可惜的是，这班俘虏到达京城时，哲宗已经病入膏肓，彻底不能执政了。他们被关押着，直到赵佶登基。吐蕃人自己都没法相信，命运居然可以这样改变。　　赵佶给他们集体封官，允许他们自由回国。并且许诺不用再担心了，攻打你们的王厚、王瞻等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尤其是凶残成性的王瞻，被贬为右千牛将军，回国内反省了。　　就这样宋朝获得了河湟吐蕃部的“友谊”。（1557）　　骗鬼去吧，从前王韶把他们打得更狠，哲宗时他们仍然反叛，现在只是一些小恩惠，居然觉得一劳永逸了？更何况，这种“友谊”是挥刀自残，废了自己的功臣，像谄媚一样讨好对方来得到的？！　　答对了，在旧党人的心里，在向太后的心里，这些就是很正常的，都是沿着司马相公走过的光明大路一脉相承的。谁敢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吗？小心奸邪的帽子立即扣下来压死你。　　当然，本着树立英武模糊污点的一贯方针，河湟事件、王厚王瞻的处理决定，都被选择性地隐藏了，一切以和平稳定为主。在大力宣传中只有大汉天子的恢弘之气、吐蕃人民的友好之情，至于二王怎样，熙河路怎样，都被彻底忽略，一般史书里根本见不着。　　这种好日子很短，旧党的命太苦了，好容易盼到了一位崭新的强力太后出现，却没能像高滔滔那样坚挺，不过多半年之后，向太后居然病死了。　　她死了，政治风标立即飘摇不定。十几年了，宋朝的政局一直在变。神宗死了，变一次，高滔滔死了，变一次，哲宗上台，变一次，哲宗死了，变一次，前后4次了，顶级官场里还剩下的这些人，早就都成了变形金钢。　　根据形势需要，谁都有N多种形态任意转换。这一次想变的人是曾布。他的一生很异样，按属性，他是新党。可做起事来，总会让旧党们打心眼里喜欢。　　王安石当政时，他第一个拆台，从内部瓦解新党；章惇当政时，他简直是旧党利益的代言人，明里反对，暗地里下绊子，各种招数用出来，让扒皮章相当的郁闷。　　这时轮到他郁闷了，国家的首相是名臣韩琦的二公子韩忠彦，他只是几位次相中的一个，没有任何特权，甚至还得加倍的小心谨慎，时刻老实，才能保住职位。　　其实就连这个职位，也是他在哲宗死时倒向旧党，帮着向太后压制章惇，拥立赵佶才得来的。现在向太后死了，他没必要再装孙子，首先第一步，就是搞倒韩忠彦，抢到首相位置。（1558）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得留神大宋官场的一条铁律——扳倒首相的人永远别想当上首相，哪怕多年以后当上了，也是因为别的事情。　　曾布很老了，他等不起。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借刀杀人。他要扶植起一个人，用这个人去搞倒韩忠彦。那么这个人就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必须有一定的身份，不然进不了顶级官场，没法对抗首相；　　2，这个人必须是新党，旧党人他指挥不了；　　3，这个人的根基要比他差，哪怕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也没法拒绝，更没法报复；　　4，这个人此时此刻必须处于官场低潮，这样他给这个人机会时，这人才能不得不抓；　　5，这人的性情要好，要能挑起来事，制造争端。可在关键时刻，还能听话，不让矛盾扩大，影响他本人的闪亮登场；　　纵观宋朝官场，符合以上5点的人真的不太多，可以说是太少了。他想了又想，终于惊喜，上苍还是爱他的，千难万选，居然还真的给他留了一个这样的人。　　这人听话，曾经对所有上级都零拒绝服务；这人能斗，亲手炮制过同文馆冤案，把旧党人连同高滔滔都抛上风口浪尖；这人有节制，以才情论，是宋朝官场里第一流的风雅人士，某些方面连首席文豪苏轼都不相伯仲；这人也很倒霉，一直努力工作几十年，这时被章惇连累，被贬到了南方，在杭州城里当闲散官。　　就是他了，种种条件都符合，可谓天作之合。说干就干，他悄悄地派人去联络，给这个人先通通气，一方面在开封城里给他做铺垫，官场上、新皇帝，各方各面都要打点到。　　帮他就是帮自己，曾布做得很来劲。　　他不知道的是，他根本就没看清楚这个人的本质。他失算了，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世上没人能看清这个人真正的底蕴。这是个妖孽，是近20年以来宋朝政局不断反复，从最初为信念、荣耀而战，到后来为党派为恩怨而斗，一系列的血腥龌龊中孕育出来的集大成者。　　在这个人的身上，再没有原则，曾经的荣耀、追求、信念都被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吹走了，他目睹了良臣如王安石被罢免；圣贤如司马光身败名裂，险些连坟墓都保不住；文豪如苏轼颠沛终生；长者如范纯仁衰败老盲；党魁如刘挚、梁焘、刘安世流放至死；强臣如章子厚也翻身落马。　　等等等等，这个世界还有平安吗？连安全都谈不上，还说什么荣华富贵？！这些例子把他刺激到了，阳光的人在逆境中变得耀眼，阴沉的人在逆境里皈依了黑暗。这个人渐渐地变得加倍的小心、谨慎、精致、风雅、和畅。　　他像一条五彩斑斓的毒蛇，花纹美得让人陶醉，让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什么，他是毒蛇人们还喜欢？呵呵，试问谁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就提防呢，夏娃也是在吃亏后才知道的真相！　　这个人，叫蔡京。（1559）　　蔡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这个时代在概率上一定会产生的动物。他是北宋连续20年不断升级的党争的终极产物。　　可以说，没有蔡京，也会有樊京~　　他的心灵和做事方式要由后面发生的事来一一剖析，在那之前，只有就事论事才能逐渐地看清楚他，而不是上来就下结论，武断是研究历史时最讨厌的事情。　　人需自救天才救之，在曾布想着提拔蔡京之前，蔡京早就展开了自救行动。说实话，他怕。他被贬到杭州了，这地方是美，在宋朝已经公论为天下第一风景区了，公职旅游休闲有什么不好的？好……好在哪儿啊，元祐之前这里是贬职的终点站，苏轼不止一次地到这儿了。可是元祐以后，这里只是块踏脚板，贬到这儿的仁兄贤弟们，十有八九个都会迅速上路，被贬到更远的天涯海角去。　　谁敢说他蔡元长与众不同，能在杭州城里静等官复原职呢？所以要自救，天随人愿，只是贬下来不到半年，机会就来了，只要抓住，不禁回京有望，甚至加官进爵也在把握之中。　　但是，这机会不好抓啊。真要和这个沾了边儿，以后就算飞黄腾达到了首相的位置，也有人指着脊梁管骂，一骂就是几十年，哪怕是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　　到底是什么事呢，说来很风雅，宫里的大太监来杭州城，给新皇帝挑名人字画了。说到翎毛丹青，举当时宋朝全国，连苏轼在内，蔡元长也足以排进三甲之内，以蔡元长之能，无论是亲自操刀，还是帮着搜寻挑选，该太监都会搞到精品中的精品，满载而归。　　如此一来，蔡京让该太监满意，该太监让皇帝满意，利益链条转动，蔡京的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后患也真不小，前面提到了，这会有骂名的，前名臣宰执文彦博就是例子，当年他只是送了一件蜀锦袄给仁宗的爱妃张美人，就被一直念叨到哲宗的同文馆之狱事件中，当成了文家的历史污点来参考。　　这怎么受得了，当宋朝的官，第一重要的就是名声。（1560）　　可时至今日，名声值几个钱。纵观帝国20年，名声越大的，被泼的污水越多，受的迫害最惨，新旧两党谁都没跑了，都在受害之列。　　蔡京早就想通了，名声，是这个时代里最没用最虚伪的东西！我不要，我要的是享受。注意，这是蔡京一生的终极目标，不管他后来造成的恶果有多大，他的本心并不复杂，连带着他的作为也不是那么的凶残血腥。　　这一切都要从这个机遇抓起，蔡京打点起十二分的精力，陪着这个大太监在杭州城周围寻觅，把散落在民间的高人遗迹挖出来不少，更精益求精，施展全身解数，创作了十几幅字画，托大太监带进宫去。　　蔡元长有十足的信心，用自己的作品打动新皇帝。政治上不说，在丹青笔墨方面，他清楚自己是活着的传奇，这一点，就连他的政敌们也没法否认。　　这位大太监满载而归，回京之后才知道他带回来蔡京的作品有多正确。赵佶作为古往今来所有帝王中文艺天赋数一数二的大天才，早就在珍藏蔡京的作品了。　　有记载，蔡京作京官时，有两个管事级的杂役对他非常恭敬，在最热的三伏天里，亲自为他挥扇乘凉。蔡京很满意，一时高兴，在两人的扇子上各提了一首杜甫的诗。小事一桩，过后就忘了，可是隔了几天，突然间这两个杂役衣帽崭新喜气洋洋，听人说各自的家里都重新装修了。　　一问才知道，当时的端亲王赵佶以两万贯把扇子收购珍藏了。　　这样一来，本来是给蔡京通关节的事，突然间对这个大太监也有了好处。活儿干得漂亮，很有办事能力，可以重点培养。　　从这时起，这个太监走上了宋朝的官场台面，成了赵佶的心腹人，在不久的将来，一次一次地决定了宋朝的命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给宋朝造成的影响，比蔡京更大。　　他叫童贯。（1561）童贯是个有来历的太监，在庞大的太监群落里，从出身上就高人一等。太监，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奴仆，可是在功能上来讲，就实在太恐怖了。　　功能正常的男人能做的事，他们做不了；功能正常的男人做不到的事，他们在宋朝做得风声水起。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在高滔滔病危时主持过宋朝国政长达数月的陈衍、张士良，当上幕后太上皇了，牛不牛？　　并不是最牛的。　　太监最风光的时代是唐与明两朝，唐朝时太监随便决定皇帝的生死废立，明朝时的厂卫像开屠宰作坊似的成批杀大臣，这都空前绝后，可是在一项对国家最重要的工作上，他们比宋朝的同行差远了。　　宋朝的太监是历朝太监里的战斗机，他们是武装太监！　　北宋一代，宦官在军中的地位、贡献堪称卓绝，远的不说了，宋神宗时期的一系列西征战事里，大太监李宪威风八面，最辉煌时率军冲上天都山，把西夏自李元昊时修筑的皇宫烧得片瓦不存。这是何等的战功，放在任何一位名将的身上，也是主要的军功章。　　可以说，在宋朝想当一位名太监，就要从军。童贯走上了这条路，他的师傅就是李宪。有这位显赫的师傅，加上这时赵佶的赏识，可以说一条光明大路已经辅在了他的脚下。　　战旗在向他招手，军功在向他招手。　　童贯高兴，兴奋之余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他可不像李宪，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军中宦官。他要的东西堪称这世上最终极的目标。　　出将入相。　　他可不想一辈子都泡在死人堆里，抱着冰冷的刀把子混到老。他要在军中有地位，朝里有实力，进可海阔天空，退能平安富贵。要达到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必须有政治班底。　　落实起来，就是要找到同党。（1562）同党，是一个神圣的名词，不是暂时的利益结合者那么简单。后者是一时的合作，前者要把身家性命纠缠到一起，荣则同荣辱则共辱，甚至会死在一起。　　能不小心地选择吗？　　要成为同党，起码要有几样基本条件。1，共同的追求；2，相近的性情；3，相似的手段；4，差不多的境遇。　　前三样好说，官场之大无奇不有，类型相似的人很多，很有机会因为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第4点才最重要，没有差不多的境遇，就不会是同党，而是上下级的关系。　　童贯在后宫刚刚展露头脚，蔡京在杭州忧心忡忡，两人都急于在开封城里站稳脚跟，这些把他们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在不久的将来，以这种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同党越来越多，童贯、蔡京作为核心，把触角伸到了宋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说新、旧两党的党争毁了宋朝的官场，那么童、蔡两人的同党则毁灭了宋帝国的一切。回到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的四五月间，童贯为这个小集团做了第一个贡献——拉蔡京回开封。为此他发动了皇宫里的能量，甚至动用了师傅李宪的老关系，让赵佶的耳边时刻若有若无地响着同一个声音。　　蔡京是好人，蔡京是能人，蔡京是风雅人，实在是怀念他，他在开封的时候，宋朝的品味都提升了好几个层次。　　赵佶心动。　　但仅仅是心动，蔡京是他刚登基时贬出去的第一批大臣，就算要招回来也要等个好机会，不然出尔反尔，皇帝的威信往哪儿放。　　眼看着童贯的努力只是埋下了一个让蔡京回开封的伏笔，短时期内难以见效。他实在是有些急，愧对同党啊。却不知蔡京对他的要求也仅仅就只是个伏笔罢了。蔡元长作为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灭国级妖孽奸臣，怎么会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一个人的身上呢，他有自己的招数。　　针对赵佶，只要他是宋神宗的儿子、宋哲宗的弟弟，他就别想逃出这个圈套。（1563）　　圈套一会儿再说，先要说的是由谁来用这个圈来套赵佶。这个人大有来头，无论是对旧党人的恨，还是对套人的手法，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尤其是套人的手法，更是家传渊源，非同小可。　　此人姓邓，还记得神宗变法的初期，有位从西北专程赶到京城，歌颂王荆公的人吗？对，就是那句千古名言“笑骂由汝，好官须我为之。”的邓绾。　　邓绾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前的人生前面介绍过，这时不赘述。要说的是他变法结束后的遭遇。他惨了，严格地说他既没有像吕惠卿那样背叛王安石，也没像李定那样痛殴苏轼，更没像章惇那样当廷向司马光咆哮，总之是个在金钱面前低头，在高官面前低头的偏软人类，可他居然是新党第一批元老最倒霉的一个。　　他在元祐年间被高滔滔踢出京城，到外地反省。本是很正常的事，谁不是这样呢，可他胆子小，身体差，被贬到第一站扬州之后，刚刚有命令再贬远点，到……滁州，他就死了。　　滁州是当年赵匡胤大展神威，组织那次空前威武的晨跑运动，从清流关跑到滁州城，砍倒皇甫晖的地方。本就在江淮一带，离着扬州很近的，你怕什么嘛。　　至于吓死吗？　　可他就是死了，年仅57岁。从此之后，他的儿子们对旧党，对高滔滔充满了刻骨的仇恨，抓住一切机会去报复。其中以他的二儿子邓洵武做的最成功。　　邓洵武，正牌进士出身，博闻强记精通历史，哲宗时期担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国史院编修，具体的工作是重编《神宗实录》。这太理想了，以他对高滔滔的仇恨，可想而知，他写的书里高滔滔能变成什么样。本就是老巫婆了，还不得头上长角脑后披毛，每晚吃三个小孩子当宵夜？　　写得狠了点，后遗症出现了，哲宗死后，他被向太后一伙儿盯住，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但没能造成实质伤害，只是调离了国史院，去起居舍人那儿报道，从写历史的变成皇帝的私人秘书。　　邓洵武很失落，关键时刻一个即将倒霉的重臣帮了他一把。（1564）　　蔡京，在贬职之前，力挺邓洵武，把他又保回到国史院。这看似一步闲棋，却对蔡京一生的命运至关重要。什么是聪明人，蔡京最高明的一点就在于善良。　　与他接触的人没一个不说他善良的。不管他做了什么，每个人见到他时，都会如沐春风。从最初他处在下位，对领导对同事零拒绝开始，到他日后权倾天下长盛不衰，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正在伤天害理进行中，都面带笑容。　　这就是所谓的态度决定一切。哪怕是金玉良言，连喝带骂地说出去，也没人接受，甚至可能结仇。而带着三分笑意，哪怕伤到了谁，都是“不小心”的~　　蔡京力保邓洵武就是这样，自己身在雪中，也给别人送碳，让对方感动到死。这样结到的朋友，就算不在一起工作，都会有大用。　　用处来了，邓洵武要把蔡京搞回到开封城来，这个想法是多么的疯狂。他只是个小官，父亲还死了，从哪一点来说，都不可能有童贯的能量大，可事情真的办成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特殊本领。　　——邓家的家传套人大法，外加邓洵武本人的历史功底。　　想套一个普通人都要大费周折，何况是诱惑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为了达到目的，邓洵武做了海量的准备工作，超级多的数字理论，完美的震撼效果，他相信只要抛出去，必定会让赵佶热血沸腾，无法自制。但是他仍然很小心。因为这些都得建立在一个前提下面。　　赵佶是不是跟他的父亲，他的哥哥有一样的灵魂呢，曾经让哲宗心动的东西，会不会也让赵佶怀念？这可真是说不准，从赵佶登基以来最初的大半年里，他是多么的旧党啊。　　……可是，谁又能忘记，哲宗从十岁起一直忍到十九岁，这期间任凭高滔滔为所欲为，坚忍的程度在历代帝王中极为罕见。　　思前想后，弟弟也许和哥哥有些相似。但就算不像，该做的事也要去做，尤其是向太后已经死了的现在。某一天，邓洵武终于找到了机会，单独接近了新皇帝。（1565）邓洵武：恭喜陛下。　　这种开场白很正规。　　赵佶：喜从何来？　　赵佶也习惯，每个皇帝每天都要被恭喜很多次的。　　邓洵武：陛下的宰辅选得好，韩相公、曾相公众望所归。　　赵佶沉默，这事儿前两天有人说过了，是中书舍人徐勣，很可能会因为这事儿在史书留名，现在邓洵武来，第二次贺喜没红包的。真是浪费时间。　　却听见邓洵武叹息了一声，说，真是可惜……　　可惜什么？赵佶立即警觉。　　邓洵武说了下面这段话。陛下是先帝之子，首相韩忠彦是已故宰执韩琦之子。先帝当年改革实行新法，韩琦反对，现在韩忠彦执政，继续反对新法。以此看来，是韩忠彦能继承父志，而陛下不能。　　赵佶神色大变，这是侮辱！为人子者继父业，这是起码的职责，是延续血脉的骄傲，是对父亲的认同。如果不能，不是承认父辈有错，就是自己无能。　　这让一个刚满21岁的聪明、好高、血气方刚的青年如何忍受？！可是又能说什么，之前他的所作所为，哪一样都真切地背叛了父亲和哥哥。　　难堪的沉默中邓洵武在坚持，他当然不是来特意地侮辱皇帝，现在局面良好，一切都在掌握中，皇帝的情绪在波动中。　　他紧接着说了一句，您想绍述父兄之志吗？　　赵佶更加沉默了，他怎能不想，这是个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的事情。作为一个21岁的青年，神宗时代怎样他当时太小，没印象不好评论，可高滔滔、宋哲宗都做了什么，他亲眼目睹。国家的党争是被哪方挑起来的，国家的利益是由谁争夺回来的，只要稍有理智的人，都会一清二楚。　　他是新党，他的心是奋发向上的。　　这非常符合以往历史的发展印迹，近20余年来，执行新党的，都是有血性、敢冒险、为国为家敢说话敢办事敢出头敢到外国砍人的人；而旧党一方，两代领袖都是从来没走出后宫的死老娘们儿，所有的党员都是些近近花甲甚至近过花甲的糟老头子。特点是对外妥协对内凶狠，一群弄不清国籍的妖孽。（1566）赵佶激动且犹豫着，他是谨慎的，之前为什么忍了向太后那么久，就是要把皇位坐稳了。现在哪怕再动心，也不能说什么。　　笑话，随便谁来激昂一下，就想让本皇帝走独木桥？新法是那么好实施的，俺的父皇、皇兄死那么早，都是变法累死的。　　那么多人帮着，还累死，作为一个脑子没炎的人，俺绝对不会没准备就走上去。　　他想到的，邓洵武在来之前都想过了。这时他决定把精心准备的最大底牌亮出来，是成是败，在此一举。邓洵武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纸卷轴，交给了赵佶。　　这张卷轴上没有画，是一张列表，形式和《史记》的年表相似，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一类分出左右两栏。　　左边的是新党，右边的是旧党。　　在旧党的一边，人名像密密麻麻的蚂蚁，上至宰执公卿，下至侍从舍人，满朝文武齐备，有100多人；另一边的新党很可怜，在宰执一栏里，只有一个人，叫温益。　　这就是当时的现状，新党被全贬光了，只剩下一个温益。温益是谁，谁知道啊，至于那位曾布曾大相公，他是新党吗？他是宋朝近20年以来最无耻的骑墙派，两面倒。　　这份席卷整个朝廷，给满朝文武划成分的纸轴，非常准确地体现了赵佶此时的心情。悲凉啊，想变法谁来帮？没有羽翼的皇帝，比一只鸡都不如。　　爱莫能助……是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爱莫助之图》，就是它点燃了北宋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党派之争。从那以后，没有党派了，所有的理念、理想、坚持都会变得荒诞，让越坚贞看了，越会感到可笑。　　回到这张卷轴，如果只是展示了绝望，当然不是邓洵武的目的。赵佶很快发现了个秘密，他看到在左边新党的名下，除了温益之外，还有另外一块被遮住了的地方。　　下面好像有东西，是什么？　　这时邓洵武走上来，把遮住的东西拿开，露出了下面的两个字。陛下，如果您想继承父兄之志，振兴宋朝的话，只有这个能帮你，非他不可。（1567）　　蔡京。　　看到这两个字，赵佶很犹豫。他对蔡京不了解，更加不能因为一个国家级的历史写手的话就托付国家命运。他想了想，背着韩忠彦，把曾布找来了。　　曾布是目前新党资历最深的元老，他的话应该是最权威的。赵佶问，有人说国家兴旺，非蔡京为相不可。卿以为如何？　　问得很玄妙，回答得很经典。曾布说，臣不便参与议论。　　这实在是个含蓄优雅的拒绝，既不露骨，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开玩笑，好容易出卖了新党才爬上了第二号首长的位置，现在弄蔡京回来平起平坐，甚至是顶头上司，还问我什么意思？　　当我受虐狂啊。　　赵佶却不生气，从他问曾布开始，心里就有了盘算。要不然为何不问韩忠彦呢？他转过头来向另一个次相温益说。　　温卿，就由你来操作这件事。温益很高兴地接受了命令，这实在是全体新党都喜欢的事，不为别的，能有人和曾布唱对台戏，没人不高兴。　　以上就是蔡京回开封城之前的形势，到了这一步，曾布既要掀翻首相韩忠彦，又要确保首相的位置必须落到他的手里，已经没的选择了。他只能隔几天之后，抢在上调蔡京回北方之前，写奏章表明立场，说他想通了，蔡京同志非常适合最高领导层的工作，我推荐他到宰执层任职。　　……贱人，出尔反尔，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蔡京回来了，之后发生的事满足了曾布一生的愿望。合蔡京、曾布之力，一个小字辈的韩忠彦算什么？没用什么大动作，只是日常工作里的小绊子，就把韩二公子挤兑得欲哭无泪，主动辞职了。　　首相空位，曾布以最高资历当选。　　如愿以偿了，曾布快乐、幸福，想想一辈子不断沉浮，总是站在山顶望天空，半步之上就是人臣巅峰，可就是上不去。简直郁闷死，他一直在猜，王安石是什么感觉，司马光是什么感觉，章子厚又是什么感觉……大权在手，快哉！　　为了深切地体会这种快乐，他决定为所欲为一把。（1568）一个很一般的人事变动，任命一个叫陈祐甫的人担任户部侍郎。这事儿真的不大，侍郎只是中层干部，京城里高官如云，官职调动的速度像蚂蚁搬家，是历朝历代里最频繁的一个。　　这点小事，只是一片浮云，谁去注意呢？应该说，曾布以这种级别的小买卖开张，魄力真是太渺小了。但他偏偏就倒在了这件事上。　　很乖的，以零拒绝服务著称的蔡京生平第一次与人作对，他以空前激愤的语气向赵佶控诉这种可耻的行为。陛下，爵禄者，陛下之爵禄，难道宰相可以拿来讨好亲戚？　　稍加一句，陈祐甫的儿子是曾布的女婿，两人是儿女亲家。　　被当众揭露，曾布怒了。他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是谁，是敢和章惇叫板的英雄好汉，章惇有多强，他就有多强。而蔡京呢，一个地道的软柿子，一个天生的附庸，居然敢反抗他？！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侮辱，绝不能忍受。　　于是他反击，他辩解，他喋喋不休，渐渐地声色俱厉……他掉坑里了，蔡京要的就是这个，他越失态效果才越好。就在曾大首相的高音唱得高亢嘹亮时，突然被打断。　　有人在旁边喝斥他——“曾布，上前安得失礼！”还记得他是怎么搞倒章惇的吗，这一声和他当初在哲宗灵前吼章惇是多么的像，报应！　　喝斥的人是温益，随着这声喝斥，赵佶拂袖而起，返回内宫。曾布完了，后面的事有御史台、知谏院的人接力，弹劾奏章一篇一篇接一篇，直接把他踢出京城，贬过江南。　　曾布的故事到此结束，他没有续集。他不会像章惇那样东山再起，在贬谪之后达到更高的巅峰，创造有他印迹的元符岁月；也不会像吕惠卿那样，纵然仇敌满京华，仍然高才可恃，在边疆守土保民。他是这个时代里最叫人厌恶的人，一个真正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没有原则的小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新旧两党20年间在最高领导层里最垃圾的一个，就算是挑起党争之祸的元祐大臣们都比他强得多。　　比如刘安世，不管政治见解多糟，不管执政能力多渣，他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我就是认为司马光是对的，我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哪怕再多的折磨，我甘愿。　　刘安世历经“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南方最险恶的8州中的7州，百死而不悔其衷，留下了很多让人动容的事迹。篇幅所限，只举其中一个。　　刘安世贬到英州时，有一个福康县（今福建福清县东南）的林姓书生奉命南下，要至他于死地。消息传来，满城的人都为刘安世发愁，尤其是他寄住的道观里的道士。该道士一边替刘安世熬每晚必喝的鸡肉粥一边流泪，说道观都被官军围住了，只等林书生到，您就难免一死了。　　刘安世厉声说：“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惧？汝出家学道，见识乃尔！”他说完倒头就睡，粥好了起床喝粥，从容写信安排身后事。　　这是何等的胆魄气度，就算是敌人也要佩服。每当看到这一段，我都会想起一段电影对白。那是一对海盗父子，儿子某天问。　　——你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你活了下来，一定有什么秘诀吧，生存的秘诀？　　父亲的回答是——目的不在于永久地活下去，杰克，秘诀是，你要活出自己的人样。　　活出自己的人样……刘安世有，曾布没有。（1569）蔡京当首相的那天是北宋史上最温馨动人的一刻。与之相比，王安石时争议太多了，司马光是负面情绪太重了，章惇时……下边是一片牙齿打战的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　　蔡京不一样。他是最风雅和善的，最通情达理的，是零拒绝的好同事，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最后这句不是乱讲，以扳倒曾布的理由，他是多么的光明正大啊。　　杜绝官官相护，杜绝私相授受！　　真是最正义的手段。综合来看，蔡京的案底和这次的上位，简直是宋朝近20年以来最雪白干净的大臣。由他来收拾乱到无可再乱的烂摊子，真是众望所归，不二人选。　　这一点不仅官场新人赵佶相信，连新党里的顶级元老张商英也认可，蔡京的拜相制由他执笔完成，史称极其褒美。　　登场完毕，全天下人擦亮了眼睛盯着，看蔡京有什么高招能把国事、党争梳理好。天知道，这是个多么巨大的、无解的难题！　　但蔡京都一一的解开了。在这个过程里，世界才逐渐地认识到，蔡京是怎样的动物。上任伊始，蔡京非常讲究传统，他对皇帝说，我们要沿着伟大的神宗皇帝、伟大的安石相公的足迹走。这样才会正确。　　赵佶点头。　　于是讲议司出现。它在名义上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仿制品，功能上也相近，国家的各项问题，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事情，都由它负责。　　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确很像，当年变法，也是由这种部门来决策怎么变的。但是最后有一条是额外添加的。蔡京说，讲议司做出的决定，宰执、台谏等官员不许干涉，连议论都不许。　　只此一条，天塌地陷，宋朝瞬间国已不国。　　国家是什么，无非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这几件事，把这些事归于一个衙门，那么全体官场都成了摆设，都被架空了。再不许宰执、言官过问，连半点的监督机构都没有，这不是国中之国，另立天地了吗？（1570）这是国家政事，蔡京一把抓住之后，再向意识形态开刀。20年间不是互殴不断吗，旧党骂新党是小人，新党骂旧党是奸邪，骂来骂去的没个定论。　　现在我来给你们终局。　　终点站到了，蔡京再一次把传统发扬光大。北宋党争的特点是列名单，从最初旧党人设立的元丰榜，到章惇报复时产生的旧党列表，都是大型代表作。真是力度强，影响大，一砍就砍倒一个时代。但是也有局限性。　　即100%的精确性。　　元丰榜里全是新党人，旧党列表里全是旧党人。两边泾渭分明，不冤枉一个同志，不放过一个敌人。这都过时了，根本没法满足蔡京的需要。　　蔡京要的是涵盖天下英杰，所有人都在掌控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赵佶刚登基时向天下求言，承诺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不罚。赵佶兑现了，真的给一部分敢说话的人升了官。　　一切从这件事开始。　　蔡京和他的班底把原始资料搬了出来，查奏章。把当时上书的582人，分成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共七等。　　七等中，正下以上只有41人，包括邓洵武等；其余“邪”等居然是534人！里面包括陈师道、邵伯温等，他们从此定性，再没法翻身。　　这只是开始，毕竟这些人只是一时因为某件事偶然凑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都是些官场的小杂鱼。是油炸也好，是活切也罢，都不能真正确定什么。　　几天之后才是官场的末日。　　又一张名单出炉，一共是120人，里面宰执官22个，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章惇、曾布；待制官35人，包括苏轼、范祖禹；普通官员48人，有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外加著名太监8个、武官4人。　　这些人的名字由赵佶御笔亲书，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它，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1571）党人碑是终极版的政治迫害，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一条之外，都用上了。比如上碑的人里，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他们，追回一切追封，打成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没死的，远远贬到南方烟瘴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可以预见，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范纯仁的操守，基本上是死定了。　　这只是普及型打击，下面是精确针对型的。　　碑上的名人们，谁是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嚎啕痛哭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不止变成了追命符，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噩运。　　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黄，黄庭坚，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内容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很好，他的著作手迹全部销毁；　　苏轼，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宋朝的荣耀，刚刚才赦回北方恢复名誉，这时上碑了，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保不住了。不止是他，三苏的文字、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禁之列；　　其余的像宋朝历史系名人，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也全毁掉。　　唯一幸免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由什么人写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乌及屋。　　可蔡京不管，毁，真要爱才的话，东汉的蔡邕还会死吗？人都能杀，何况一本书。烧，连印板一起烧掉。危急关头，有一个太学博士站了出来，他叫陈莹中，此人非常聪明，他没明着反对，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　　题目引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序文。　　安全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书。《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给官方写的皇帝教科书，当年写成时由宋神宗亲手写的序文。经过新政老祖宗认可的东西，还不是圣物吗？（1572）对《资治通鉴》有心无力，实在是有损蔡太师的威名，他在另一些方面找回了平衡。打击面扩散，辐射到党人的子孙后代身上。　　这是开一代之先河了，前所未有的事。之前最狠的章惇也不过是夺了司马光等人子孙的恩荫，让这帮富二代们不能出生就当官罢了。如果他们争气，自己能考出文凭来，还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在同文馆之狱案发前，还好好地当着官。　　这时蔡京宣布，凡上碑党人的子弟们，第一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已经定亲没举行仪式的，全部取消；第二，不管有官没官，都不许在京城居住。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盘审点，严格监控，有私自入京的，监审点人员与党人子弟同罪。　　这两点让原先含着金匙出生的高干子弟们比平民百姓的孩子还惨，他们失去了一切特权，不禁不能当驸马爷，连当官都成了白日梦。　　因为法令的无限延伸性。虽然明文规定中，只是强调了居住地的问题，可是实际操作里，被变成了党人子弟的人生终止符。　　比如一个叫程端彦的小官，只是鄢陵县的县尉，典型的芝麻豆大的官，萤火虫一样的前程，可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罢免了，变成一介白丁。至于原因，很简单，他的老爸叫程颐。　　再比如一个叫李阶的年青人，真是了不起，大考之年文章盖世，为礼部试第一名。真是一头绝世神牛，如果在往年，他的前程，他的名望，必将传遍神州，冠盖一时。可惜皇帝看了看他的出身，把第一名换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　　因为李阶的老爸叫李深，是资深型的党人，并且他舅舅更厉害，是上船给章惇讲课的陈瓘。这样的祸根怎么能留，直接摁到18层地狱里去。　　如此这般，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打击，应该算斩草除根了吧？不，蔡京想了想，根本以往丰富的党争经验，还不到位。　　还剩下一批人，差点漏网了。前面这些党人，都是元祐时期露头，截止到宋哲宗去世为止的造反派，在哲宗刚死到赵佶初立这段时间内的呢？　　那批堪称向太后嫡系的旧党人，他们怎么处理？　　这类人被整理出27个人，以刘奉世为首，被贬官、外放。注意，这次的贬官是一贬到底，连之前担任一些宫观之职，领点补贴金之类的待遇都没有，变成彻底的下岗无业人员，只能自食其力了。　　到这步仍然没完，不久后蔡京想出了新点子。根源在当年司马光等人在西京洛阳组成的顶级元老会，那时他们俨然是另一个小朝廷，论起资历、威望，简直比开封城的皇国班底还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行。　　这怎么成呢，现在好几百的元老贬了出去，要是再组成元老会谁负责？为了杜绝这一点，蔡京下令，所有贬出的官们，不许扎堆生活，个个都分开，散在不同的城市里。严格控制他们的行踪，不允许出城。　　……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　　这仍然只是开始。蔡京再规定，这些人不允许议论朝政，不准教授学生，不给任何一丝一毫的机会传播他们的危险思想、有毒的倾向。　　……这还让人活吗？　　这些事情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一条接一条，打得党人们晕头转向。他们痛苦之余很纳闷儿，这个蔡京是怎么了，他吃拧了还是被绝世冤种附体了？怎么变态到这地步，有这么虐待人的吗？！　　直到这时，他们仍然不能反躬自省，制造出蔡京的，正是他们自己。（1573）　　搞清这一点，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要怎样才能结束党争；二，怎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　　问题一，党争有20年了，要结束它，几乎所有人、所有历史书都说要温和、要不偏不倚。具体起来，要像赵佶刚登基时那样，从皇上开始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下面自然平静了。　　等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互相温柔，世界自然和谐了。　　好，按照这个思路推衍下去。某个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压哪一方。请问下面的大臣们会怎么样，就此安静吗？　　空口无凭，有实例为证。宋仁宗，这个世界里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对臣子们好吧，可偏偏正是党争的源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堂堂三百年第一人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这两点把宋朝的大臣们惯得无法无天，平时脑子里想到了就说，说啥也没关系，甚至说得多等于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　　这时要皇帝怎么办，只是温和就行了吗？人家拼着不当官儿了都要说的，一个温和、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开玩笑。　　所以以柔克钢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党争，一是长久的、不改变的支持某一方，保持政策不变；二是把两边都打倒，一个不留。　　世界才能安静。　　蔡京不是皇帝没法制定方针，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既然做了，就干票狠的，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他不分敌我，不分新旧，只要是有威胁的，全都打倒。　　比如章惇、曾布，本来这是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这就是新标签了，以党争的名义——去死！（1574）　　这样结束党争，蔡京算不上大仁大义，但绝对大智大勇。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如果还有，非流云所能逆料也。　　问题二，关于生存的事。党争到了这一步，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抡倒两次以上，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过，其间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倒台死亡。　　无一例外，谁都一败涂地。强如王安石、司马光也没法幸免。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要怎样活下来呢，这是个大问题啊。蔡京是个有心计的人，是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向往平安舒适的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绝服务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这样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就会得出一个绝望的答案。　　身在潮流里，浮沉不自由。不管是作党魁，还是作帮兵，都只是片刻的荣誉、永恒的悲剧！要想活，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下，唯我独尊，才能唯我生存。　　都是你们逼的！　　这是种顿悟，产生的后果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一点预兆都没有，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杀人最多、不问青红皂白斩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点。　　前面提到的张商英，新党元老，亲手为他写的拜相制，文字极为褒美。可以说对蔡京非常好了，可是元祐党人碑上就有他的大名。为什么，只因为他有威胁，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　　蔡京成功了，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他，成“蛊”了。　　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下面要说的是蔡京变成了什么。作为祸国殃民毁灭国家级的奸臣，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并论。这不对，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浅薄，非常实际。　　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去害人。后面发生的事，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1575）宋崇宁三年（公元1103年）的春天前后发生了一些事，传说这些事让几个宋朝大佬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过几段对话。　　王安石说：小京，有点过了啊。　　蔡京：首领，我想活下去。　　这是关于元祐党人碑的。　　司马光说：小京，有点奢侈啊。　　蔡京很郁闷：我想活得舒服些……谁让我之前受罪呢，谁让我怕来日无多呢。　　这是关于赵佶、蔡京等高级领导生活水平问题的。　　生活水平……这实在是最小，也最大的事了。说它小，小到了用餐的器具。某一天蔡京上朝，发现年青俊秀的皇帝呆呆出神。主忧臣辱，他当然要问清楚。　　陛下，您怎么了？　　赵佶羞涩又犹豫，他的面前摆着几只晶莹温润的玉盏、玉盘、玉卮，都是顶级的餐饮用具。他说，过几天要大宴群臣了，朕想用这些玉器，可是怕人说三道四，说太豪奢。　　蔡京笑了，他理解。中国是玉的故乡，自古以来礼器、冥器、国之重器如皇帝之玺，都以玉制成，哪一位皇帝身边不是玉器成堆。现在赵佶贵为天子，本身是追求完美的人，在刚刚登基大宴群臣的头几次宴会上，不使用玉器怎么像样？　　蔡京提了件往事。说，当年他出使辽国，辽国皇帝宴请他时，特意拿出了一只玉碗，说是五代时后晋石敬瑭的旧物，不知现在南朝还有吗？　　言外之意，辽国在炫富，在鄙视宋朝。　　说来这也是事实，宋朝虽然贵为有史以来最富有帝国，但是帝王的生活一直节俭。不仅是生前，以仁宗为例，他连螃蟹都舍不得吃；死后更是节俭得惊人。宋代皇帝的陵墓是正朔朝代里最朴素的，秦有始皇陵，庞大震惊天下；汉有武帝茂陵，也是巨大的群落；唐朝李治、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挖山为穴，以唐朝当时举国财富的一半陪葬；明有十三陵，以正朔朝代最微薄国力营造出系统的墓群；清朝更上层楼，康熙、乾隆等人都是从即位之初就开始修坟，一修几十年，落葬时墓穴富如国库。（1576）　　辽国一点不差，源于习俗，他们的墓都修在深山老林里。高官贵人死后身着金镂玉衣，其式样比汉人的更精致，陪葬以丰富著称，每一代的摸金校尉都知道，挖到辽墓等于挖到了金矿。　　宋帝陵是最寒酸的了，第一修建时间短，每一座都是在皇帝死后才修，最多不过两年就落葬。第二陪葬最薄，只有皇帝用金器，其余的后妃，哪怕到了高滔滔的等级，也只是镀金。　　所以赵佶面对玉器时很头痛，既流口水，又怕烫手，不知怎么搞才好。蔡京举的例子有些打动他，辽国用得，难道他用不得？思前想后，还真是用不得。　　他想起了老爸神宗，当年只是要造一座小台，就被言官们轮番问候了一个多月，那罪受的，就算挺过去，造好台上去玩，都没了兴致。　　怎么办呢？　　蔡京有办法，用辽国刺激不成，那么用中华文明的起始源头，最大的经典来证明怎样？他一共说了8个字，让赵佶如梦初醒。　　《易经》云：“丰、亨、豫、大。”　　《周礼》云：“唯王不会。”　　会，发“快”音。意思是说，皇帝的花费根本不用计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达到“丰、亨、豫、大。”等富贵繁华的效果才算好。　　赵佶悟了，他明白皇帝要怎么当了。古人诚不我欺啊，原来早有这样的前辈。是的，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为何那么多人争着皇帝，为何争得头破血流，只因为享受难得，无边无际不必计算的享受~~　　从这时起，赵佶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以天下养一人，糜全国乐一夫，怎一个快乐了得。回首前尘，这似乎可以命名为几只玉碗引发的悲剧，悲剧之大，要以整个神州的沦丧为代价！　　以上只是崇宁三年春天前后发生的事里的一件，另一件在当时很不起眼，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崇宁三年（公元1103年）3月24日，河南汤阴县，一家农舍里传出了孩子的啼哭声，一个生命诞生了。传说孩子的哭声响起时，一只硕大的鸟从天而降，巨大的羽翼遮天蔽日，在农舍上空盘旋飞舞。　　那是鹰，那是雕，是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　　那家农夫，姓岳。（1577）帝国崩溃、延续的种子都在这时种下。引发崩溃的一方是赵佶、蔡京、童贯等人，延续的种子以这位刚刚出生的岳姓孩子为分界，也已经存在这世上了。从这时起，我们要随时留意他们的成长，以最近的距离观察挽救一个时代的人，都是怎样的。他们怎样的出身，怎样长大，怎样壮盛，怎样凋零……或者怎样堕落。岳姓孩子是其中年岁最小的，他刚刚降生，其他的人早已长大。年纪最大的一个姓张，他出生在公元1086年，这时17岁。西北成纪人（今甘肃天水）。这是一个名将之乡，名将之乡，有时也等同于贫困之乡。天水地理偏僻，物产贫瘠，张姓少年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这样他的成长之路可想而知。必将艰难困苦。一般来说这是好事，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只要熬过这一关，心灵的坚韧程度，操守的坚贞程度，都将牢不可破。可是熬不过去呢，或者说，在熬的过程中让他的心灵受损呢？那就不好说了。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酷烈的西北阳光下，张姓少年默默地低着头，走向了自己的命运。他走进了军营，当了一名弓箭手。没人留意他的名字，偌大的军营，他只是其中一根矮得不能再矮的野草，他的前途？如果一切正常，一切平常，永远都是个兵蛋子。他叫张俊，字伯英；第二大的孩子姓韩，张俊是因为卑微而无人留意，这位韩姓少年却是因为名气太大了，没人敢不认识他。他生于公元1089年，老家在西北的延安（今陕西延安市），也是个平民子弟，这时只有14岁，却是当地的风云人物了。因为他实在混蛋。韩姓少年每天快活无比，没家没业，父母双亡，一人吃饱，天地开阔。当然，在他吃饱的过程里，延安当地的老百姓们实在是郁闷透了。（1578）　　韩少年天生神力，据传说10岁出头之后，延安当地的成年汉子们就都噩梦了。10岁的孩子，能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要知道那可是民风强悍的大西北，往往民间的爷们比军队里的大兵都不差。　　如果单单是暴力还好说，韩姓少年貌似粗鲁，其实精明得让人头晕，这就让人没法活了。不说想骗他，就连拿他开心都很凶险。在他14岁左右，发生了一件事，让当地人传为笑柄，又都深深地忌惮，面对他时更加的小心。　　那次的事本来应该名留青史，说话的、做事的，都是活神仙一样的存在，因为算得准啊。可是事情的发展过程实在是太意外了，让当事人没脸留下姓名。　　有人走近韩少年，说——君当大贵，位列三公。　　三公，是司徒、司马、司空。自古以来的朝中顶级三大佬。这样祝福的话谁不爱听，况且以后韩少年真的名留青史，国之柱臣，一点都没乱讲。　　可是韩少年一听之后突然暴怒，把那人当街拖倒，一顿暴打，打得遍体鳞伤。　　……丫的敢当面骂我！俺是谁，边远山区一个街头混混，居然三公，我打到你阿公都不认识你！　　这就是韩少年的风格，他拳头威猛，想搞谁都能让对方头破血流，就算以后面对的是超强民族的超强将领也一样。并且非常精明且冷静，什么阿谀、奉承、骗局、陷阱，基本上什么歪门邪道都瞒不过他，在以后的生命里，军界、政界两不误，既办了正事，还没倒霉。　　公元1103年的春天里，韩少年仍然快乐逍遥着，还要再过4年，他才会突然猛醒，厌倦这种无所事事的浪荡日子，跑去军营里当大兵。　　他姓韩，名世忠，字良臣；　　第三大的孩子姓刘，他也出生在公元1089年，从资料上没法比较他和韩姓少年谁大谁小，但出于种种原因，包括他的人品问题，从古至今，从来没人把他排在韩少年之上。　　刘少年是所有国之少年中唯一一个出身名将之家的将门之后，他父亲名叫刘延庆，官衔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保信军节度使。这意味着从小到大都接触到职业军人，以成为职业军人为目标接受训练。　　这样的出身，系统的学习，他本应该是众少年中最神勇最智慧最职业的一位军人，对国家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才对。可奇妙的是，教育型的人才永远比不了自我觉醒的人。　　因为自我觉醒，自我完善的，叫天才。　　他叫刘光世，字平叔，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人。（1579）　　上面3人加上岳姓孩子是30年之后神州板荡中原沦丧时汉民族最后的屏幕，他们是最强的英雄，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足以压倒世间其它豪杰。　　但是一对亲生兄弟除外。　　这是两位姓吴的少年，他们远远地站在国家西南边疆的丘陵高地之间，护卫着蜀川大地。这是最致命的地段。　　自古以来，中国各朝代如想统一天下，混成江南，必须先把长江上游的蜀川征服。如秦朝，得蜀川之后国力大增，再顺流而下，长江沿途地段势如破竹，迎刃而解。三国时晋先破西蜀再灭东吴就是这个套路。　　如果不这么做，就得在长江两岸列阵，强攻硬打，只有稍有闪失，就会像曹操、刘备一样把几十万人马扔在水里。　　蜀川如此重要，吴姓少年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前面四位将军发挥的余地，更没有汉民族得到喘息重新立国的机会。　　他们是闪耀在西南边疆的双子星座，一生战无不胜，是27年以后，全国精锐都在异族铁骑面前战栗丧失斗志时，与异族最先接战，战而胜之的人。　　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吴姓少年中的哥哥10岁了，还在老家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生活，不久后移成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这里距离蜀川大地太远了，他登上最高的山峰也看不到那里。正如他看不到自己后来的命运。　　他叫吴阶，字晋卿；弟弟叫吴璘，字子挺。　　综上所述6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北方人，除了岳姓孩子之外，其余的5个甚至全都是西北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们有着共同的出身，都是帝国西北军团的战士。荣耀的西北军、劳累的西北军、苦难的西北军。　　奇妙的是，他们的领导却是一个蜀川人。（1580）　　这个蜀川人的岁数很小，只比最小的岳姓孩子大6岁，生于公元1097年，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他是大有来头的，唐朝著名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是他的祖先。　　在公元1103年的春天时，他只有6岁，却已经是个孤儿。他和别的孩子截然不同，终日沉默寡言，门外的春光，小朋友的打闹都离他很远，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专心地读书。他要成名，走最正统的路，做最大的官。这是他的理想。不久之后，他会从蜀川出发，沿着当年苏轼走过的路，向京城进发。　　他会成为国立大学的学生。　　在那时，他自己都不会知道，以荣耀的文官为目标，发奋努力的自己，会在后半生和大兵们搅在一起，争着抢着做最大的头领，时刻打得头破血流。　　他叫张浚，字德远。　　公元1103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着，每个人都奔向着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无比宽阔的舞台上，主旋律仍然是赵佶。他的生活决定一切。　　在这一年的春天里，赵佶兴奋、雀跃，他的愿望一步步地实现了，最初的一步最重要，是后面的根基，所以务必要做好。　　盖新房。　　原来的皇宫虽然好，但不是他的风格。他住的房子不仅要豪华，更要功能齐全。不仅要功能齐全，更要喻义深刻。比如最开始修的两座宫殿，景灵宫、元符殿。它们一个有传承意味，从真宗开始就有景灵宫，刘娥时代烧毁了，这时他来重建；　　元符，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伟大的哥哥哲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新宫殿，代表着他沿着兄长光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决心。　　这两座宫殿迅速建成，在公元1103年竣工了。第二年，他有了新的创意。远古时大禹治水功在万世，创立夏朝时集神州之金铸造了九鼎，成为皇权的象征。可惜那都是好几万年前的事了，九鼎被抢来抢去烧来烧去早不知哪儿去了，历代的皇帝们对此都摇头，把它当传说一代代地往下传。　　赵佶不这样，轮到他当皇帝，要做经典中的经典，达到无缺程度的完美。　　他翻阅古籍重铸九鼎，铸成之后在太一宫的南面新建9座宫殿来安放它们。这9座宫殿各有城垣，上有巡视的短墙，名叫睥睨。各睥睨颜色不一，与殿中之鼎相呼应，比喻神州各处大地。在9殿之外又筑一条长垣，墙里边总称为“九成宫”。　　修完了这些，赵佶喜悦之余悄悄地问了下蔡京，俺的首相，手边的钱还有吗？蔡京很轻松——陛下，“方今泉币所积盈五千万，足以广乐。”　　君臣相视一笑，好，我们继续修。（1581）　　继续修，关系理不顺了。有人很不高兴，前面的工程你蔡京包了，下面的是不是要考虑下别的同志的感受了？　　宫里的太监们有意见。　　作为同党，童贯时刻都保持了尊严，他可不是隐藏在幕后当无名大佬的人，那种类型的大佬另有其人，他比不了。他要的是实权、风头两不误。具体到眼前，修宫殿这种好差使绝对不能被挤到外围。　　他联合起杨戬、贾详、何诉、蓝从熙等4个大太监提出了一个方案，刚一出炉，立即让赵佶眼露精光，让蔡京心底发凉。　　不愧是一直在皇宫内部工作的人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朝皇宫的缺陷，按这个方案进行，立即改天换地，宋朝的皇宫将提升一倍的魅力。　　开封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瑰丽、最富庶、最商业的都城，可宋朝的皇宫在赵佶之前的规模是历代正朔朝代里最小的。周长只有5里，折今2300米。这够干什么的，哪怕再雕梁画栋，也实在太局促了嘛。　　所以要扩。　　却不说是扩，而是补充。补充的建筑也很附合太监的身份，只是一座大食堂。这座食堂名叫延福宫，是皇帝专门用来和大臣们聚餐的，建在大内北边的拱辰门外。名头很大，规模很小，想想皇帝皇后住的面积只有2300米，就知道它能啥样了。　　5位大太监提出的方案是，推倒皇城的北面城墙，推倒原延福宫，以原来大内的整体面积为准，建一座宫殿群。　　这座宫殿群划分成5个区域，由5个大太监各包一区。这5位老兄一个个熟门熟路地跑到封桩库、内库、国库等各大藏钱的地方，什么叫不计工本啊，有多少钱就给咱家拿多少出来，这时候重要的不是钱，而是竞争机制，无论如何不能被比下去。　　这样子建成的延福宫是什么样子呢，列出些原始数据吧。（1582）　　新宫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亭台楼阁宫殿水榭，中国古代所有的建筑形式一应俱全。殿，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昆王、群玉七座；　　阁，分东西两群。　　东边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15阁；　　西边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方绮、绛萼、稼华、绿漪、瑶碧、清音、秋香、丛玉、扶玉、绛云15阁。　　在这之外叠石成山，另建两座超级大阁，高11丈、广12丈。如此高阁怎可不临水？阁下挖池注水，横400尺，纵267尺。　　这些都盖好之后，赵佶进来走了走，边走边摇头。景致虽好，过于雕琢，都是人工气象……烦啊，这群没艺术细胞的东西，没文化太可怕。　　面对皇帝的新要求，童贯等太监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不管他们有多大的信心，这种任务实在是他们搞不定的。童贯很不情愿地看向了蔡京，仍然只有这个人，才能满足陛下的才情欲求。　　装修一座宫殿群，和画一幅画是一样的，胸中之沟壑，眼界之高凛，缺一不可。这一点蔡京已经用两次实际行动证明过了，一次是在杭州为赵佶作画、选古董，另一次是前面建景灵宫的时候。　　历代修宫殿无非镶金嵌银，或者雕砖画瓦，都是人为艺术。蔡京独出心裁，他从江南的苏、湖两州运来了4600块太湖石。太湖石以千姿百态灵动天成著称，把它们巧妙地嵌入宫殿之中，立即在一片堂皇、中正、死板之中跳出了鲜活的气息。　　赵佶一下子入迷了，他一生没出过开封城，只读过万卷书没行过百里路，哪见过这些大自然的杰作？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他命令在江南设置专门部门，给他搜罗这些不值钱的石头。石头，从此伴随了他的前半生。　　这时延福宫建成，赵佶非常期待，蔡京还能再带给他什么惊喜。（1583）　　某一天，蔡京很清爽地进了宫，几乎是啥也没带，如果说有，只有两三个奴仆抬着一只竹床，上面盖着黄色帛帕。　　黄色盖着，很显然是贡给皇帝的。　　这种敏感时刻，童贯等大太监怎么会放过呢，一个个都跑了过来，近距离观摩蔡京要搞什么把戏。在他们看来，这只竹床很小很轻注定了抬不了重东西，里边的玩意儿绝对贵重不到哪儿去。　　猜对了，黄帕揭开，下边一片清翠，居然只是三两株小黄杨树。　　查一下字典，黄杨属黄杨科、黄杨属，是木本植物里的常绿灌木类。一般用在庭院栽培上，或者用来做绿色篱笆墙。有那么一点点的观赏性，毕竟它不开花不结果，实在是不入大雅之堂。　　童贯等太监泄气了，赵佶的眼睛却精光闪现……他天天都在大雅之堂里混日子，都快雅吐了，现在惜罕的就是乡土、自然，越是民间的才是越是高档的！　　他爱上了这一簇清翠，当场对蔡京表示，这种东西爱卿尽管多多地收集，朕爱它们。由此定下了基调，在新建的延福宫群里，一切以自然为主。　　于是在这片相当于整个大内面积的宫殿群里，植物千奇百怪，从国内四方源源不断地涌来，达到“寒松怪石，奇花异木，斗奇而争妍”的程度；动物集飞禽、走兽、水族于一园，建有“龟亭、鹤庄、鹿砦、孔雀栏、鳞池等”区段。　　光是这样赵佶仍然不满意，还是太皇家太主流了，蔡卿家，你再想想。蔡京又想了想，说陛下今天先逛到这儿，您先回去歇歇玩别的，过两天再来。　　几天之后再来，赵佶如愿以偿，他当时看见眼前景物时的样子，和传说中刘姥姥初入大观园时一样。彻底看傻了，啥也不懂，但就是爱看。（1584）　　他眼前的是一片错乱有致、低矮相间、竹篱茅舍式的房子，样式新颖极了，每隔一片还有几家挂着青色帐帘的乡村野店。　　这不是北方气象，这是传说中江南的小村庄……正是小黄杨树带给他的感觉，就是这个味道！赵佶在这一方新奇天地里满意了，觉得皇帝当成这样很成功。　　既没花什么钱，还彰显了独特的品味。　　截止到这一步，赵佶成功地享受到了物质生活（宫殿园林）、艺术生活（自然风光），接下来的是什么呢，毕竟生活要继续，享受要创新，以赵佶的天赋，他是停不下脚步的。　　很快，一个烦恼找上了他，说来该烦恼几乎是人类共有的，谁也逃不掉，谁也控制不了。但是赵佶居然成功地解决了它，并由此缔造了一个不朽的传奇。　　赵佶的儿子问题。　　他是皇上了，每天的工作除了上朝办公之外，回到后宫也得加班加点，太子了、皇子了都得多储备一些。毕竟太多的前车之鉴在提醒他，像真宗皇帝、仁宗皇帝、哲宗皇帝，都在儿子问题上载了大跟头，影响了国计民生。　　轮到赵佶，问题依然存在，就仿佛赵光义的子孙被诅咒了一样，生儿子就是费劲。危机中好运来降临，准确地说是活神仙降临，一位叫刘混康的道士在开封内外转了一圈，对赵佶说，只要把京城东北角的土地垫高，皇子就会成批的降生。　　……会吗？　　赵佶将信将疑，但又不用他亲手挖土，宁可信其有试试嘛。事情就是这么的灵异，自从东北角的地势变高之后，后宫的嫔妃们突然间集体怀孕，真的生出来一连串的男孩儿！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谁都要低头。赵佶服了，从此他有信仰，更想起了传统。真宗陛下，俺的祖太爷，您当初信奉道教真是有道理啊。　　为了表示对道教的感谢，也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变得更多，赵佶下令把已经垫高的京城东北角加倍的升高，让它变成一座山，再加长，变成一片山脉。　　由现任皇帝为继任皇嗣所修，故命名为万岁山；由于它地处东北角，以先天八卦方位推算，是“艮”位，又名艮岳。（1585）　　艮岳是宋朝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是集全国疆域之内土木、山水、禽鸟、走兽、珠玉、幻术为一体的大成作品，是以最高行政力量动员全国的当时最重大的一项全民运动。　　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瑰宝。　　它分三个步骤建成。　　第一步，在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破土动工。开始是粗活，也就是堆土成山，由行政官员户部侍郎孟揆负责。工程现场设在上清宝箓宫之东，山形走势参照杭州凤凰山，达到了广袤10余里，山高90步的程度。　　之后权力上交，第二步由后宫的一位大太监负责。　　这位太监的地位是超然的，他是赵佶时代的皇宫里独一无二的存在。好有一比，前面的延福宫群够炫人耳目非同凡响了吧，能主持它，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蔡京抢不到，以童贯之强，也得和4位同事分享。而艮岳之大，居然只由这人一人负责，他的地位如何还用说吗？　　该太监姓梁，名师成。悄悄地说，这名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很让人无语。在现代，每次看到这名字都让我抓狂般的疑惑，为什么呢？太古怪了，梁大太监也是名垂千古的一代名太监，为何民国时的大圣人梁启超会给自己才华横溢的二公子起了同样的名字呢？　　梁圣人不知内情？根本不可能，他本人写过《王荆公传》，纵论王安石政绩，是宋史的宗师级人物；还是他不爱自己的儿子？更奇怪了，梁二公子风度翩翩，学业大成，是新中国首屈一指的考古学家、建筑学大师，连娶的老婆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才女林徽因。　　到底是为什么呢？　　奇哉怪也。　　这样的问号还有很多，比如近年来有超多的父母给自己的爱女起小名、或者大名时，都叫圆圆。真是该死，他们难道不知道历史上叫圆圆的女孩儿，如陈圆圆了，李圆圆了，都是什么行业里的标兵吗？　　奇哉怪也。就算不看历史，至少看过《鹿鼎记》吧。（1586）回到宋朝，这名字在当时也让人头疼，几乎让整个宋朝文坛为之暴怒。梁大太监居然声称自己是大文豪苏轼的私生子。这简直就是亵渎圣像嘛，苏轼在人们的心中是完人。他不仅文才高、会生活、有爱心、能坚持，还是位用情专一的好男人。比如他为第一任妻子写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知把多少代的女士们都感动得号啕痛哭，恨自己没生在宋朝嫁给苏轼外加早死，好让自己当这首词的主角；比如他转身和第一任老婆的妹妹结婚，乌台诗案时该老婆一时发怒，把他的全部诗稿墨迹全烧了，也一笑置之。多大的胸怀啊。再比如晚年和宠妾朝云生活，朝云陪他远贬南疆，病死异乡……嗯，这是朝云对苏轼好，没什么可以证明苏轼伟大的。可他就是好，写出好诗好词的就是好人！所以，梁师成成了当时文化界的公敌。但是谁也不敢乱讲什么，一来因为他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大到蔡京得陪着笑脸去奉承，童贯得自觉地当小辈做鹌鹑样，皇宫内外最难惹的人在他面前都是美羊羊，谁还敢怎么样呢？二来他对苏家的人实在亲切。比如天下毁禁苏轼文章著作风头最劲时，没人敢说句公道话。梁师成站了出来，公然跪在赵佶面前喊冤——“先臣何罪？”先臣，是儿子对父亲的尊称，他以儿子的身份，在公开场合这样讲。由于他的努力，苏轼的禁条松动了些，开始露面了。苏轼之后，苏家的生活很艰难，他的儿子苏过在京城时，梁师成对宫廷内库的官员说，苏学士支钱在一万贯以下任其意，不必上报。亲兄弟之间也做不到这点吧。梁师成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他肯定是凶残的，因为他是这个时代里首屈一指当仁不让的第一太监，威慑天下，翻手云雨。可是他又有着足够的人情味，做出让正派人士心有戚戚焉的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他的权力之路说起，他的能力、职位同时包涵着正邪两种截然相反的属性。（1587）　　宋朝的太监到了梁师成这一辈，有必要追述一下他们的升级之路了。最开始时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皇宫里的清洁人员，并且数量很少，大约维持在50人左右。　　在赵匡胤的严格管理之下，他们的日子是非常灰暗的，唐朝老前辈们的辉煌根本无法想象。　　赵光义时期突然井喷，十全大太监王继恩横空出世，出京能带兵，杀进四川搞得血流成河；回京能政变，赵光义死时差点自己立出个皇帝来，只是太倒霉，遇上了衰神吕胖子，才功亏一篑；　　之后好运来临，真宗赵恒身体垮了，被老婆刘娥钻了空子，得到最高权力，连带着太监们也水涨船高，就算刘娥管得严，他们也形象高大了起来。到仁宗时，已经有个别的杰出人物如张茂则，能让仁宗头疼，在发病时披头散发地跑出皇宫向百官求救，说太监要害他；　　英、神两朝太监们的势力稳步增涨，武将方面李宪在西北军中地位超然，文事方面，一代名相王安石都在皇宫门口被太监们搞得灰头土脸，可以说非常威武了。　　但仍然在可控制范围内，真正失去控制是在高滔滔时期。这是宋朝史上第二位女性领袖了，皇权有时就像贞节，第一次被欺侮时，同情者很多、支援者很多，到第二次、第三次时，不管当事人怎样，旁观者都变得乏味麻木了。　　第二次高滔滔，第三次向太后，这其间大臣们敢在朝堂之上把后背和屁股对向皇帝，报告工作时只讲给皇太后听，根本不理会皇帝的脸色。这是什么样的局面啊，连带着太监们也无法无天。　　出现了陈衍等人，敢于在高滔滔病重未死，宋哲宗没能亲政的缝隙中篡改圣旨，当幕后黑手。太监做到这一步，已经隐约地有了晚唐时期太监群落的影子了。（1588）　　陈衍昙花一现，死得很惨，却给后辈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太监就要这样当，在宋朝做太监，并不是只有领兵打仗砍得一身血这一条路。　　梁师成就是这条路上走得最风光的人。　　走这条路需要一个特殊的头脑，要知道太监始终是皇帝的寄生物，想在皇帝健在、甚至健康中就暗中操控全局，做庞大帝国的幕后黑手，这是个多么大的命题，要解开它，连晚唐是随意操纵唐朝皇帝生死替换的太监群落都做不到。　　那些太监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太监的权势，只是守成。要第一代开创局面的太监，才能解开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　　梁师成就是第一代。他想在火中取栗，首先要做的是分析。要分析出新皇帝的特殊爱好，去投之所好，才能有他的生存空间。要知道，他在宋哲宗死亡时仍然是个无名小辈！　　历史证明了他的智慧是和童贯、蔡京在同一个层面的，童贯、蔡京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而操作时，他选择的方向、执行力比童、蔡两人更强。　　就像有人用煤去烧火，可以得到温暖；有人用煤去雕刻，可以得到艺术品。　　童贯分析出了赵佶喜欢书画丹青翎毛古玩，于是暂时放下了武装太监的根基，放着军队不去，而去遥远陌生的江南杭州，给赵佶寻找艺术珍品。　　蔡京机缘巧合，以自身才华帮了童贯也成全了自己。而梁师成更上层楼，他要做幕后黑手，要操控全局，那么战场就始终都在京城里，甚至就在皇宫里，他不能离开这儿，要在这块世间最机密最严酷的地界中脱颖而出，才能达到目的。　　他不能离开开封，绝不能。　　梁师成在自己皇宫外面的私人府宅里收藏了大量的名人书画，之后动用各层关系，请四方俊秀名士来品评观赏，他躲在暗处，听着看着，有哪位名士的见识高超，能引起他的共鸣，就成了他的猎物。　　一个又一个，他收集了很多，做这项工作时他非常用心，这是他的班底，是他的资本，是他接近赵佶，成为幕后黑手的最基本要素。（1589）　　有了班底，梁师成变得更加的低调。当他出现在皇宫里时，就像一缕亚麻色的清风。既吹得人们神清气爽，还带着一种其他太监所没有儒雅内涵。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有学识。这个有心的太监，当周围别的太监舞枪弄棒开口阵图闭口行军，准备到西北打仗时，他关注的是书本。哪怕永远没有进入科场，成为廷臣的可能，他仍然读了很多的书。　　书籍给了他别样的魅力和机遇，赵佶注意到了他。皇帝是寂寞的，走出宫门来到朝堂之上，有大臣们陪着，这些大臣和他受同样的教育，能陪他玩。比如蔡京，琴棋书画，无论哪一种，两人都有共同语言。可是回到宫里呢，一群群的太监除了端茶倒水的下人，就是些耀武扬威的阴阳人，搞得不伦不类，长此以往，赵佶的雅皮生活怎样完美？　　梁师成添补了这份空白。　　他先是稍微流露出点文采，让赵佶有了点好奇；渐渐地再多露些，赵佶把他升级成了玩偶，带着他在皇城里四处转转，随时聊天；时间再长些，赵佶发现这个太监的底子探不出来，居然不止是稍具文采，连国家政令也难不倒他。　　这就很难得了，以外面的大臣为例，一个大臣的培养过程是很长的，先是基础教育，从孔孟之道学起，到科举成功成为朝臣，这只是开始。之后还要接受公务员的规范进修，才能接手具体工作。以写奏章为例，在格式、内容方面，就和科考中完全不同。　　一个太监居然无师自通有了这种能力……真是太惊喜了，赵佶意识到这是让他跳出文山案海，全身心扑进艺术花园里尽情遨游的天赐良机。想一想多完美，一个太监按照他的意思批奏章写回复，写得又快又好，只有好处没半点的危害。　　能有什么危险？能像刘娥那样夺取最高权力，压制皇权吗？开玩笑，宋朝的祖宗家法是所有朝代里最完善细致的，赵佶本人青春年少身体健康，无论从哪一点计算，这个太监都只是一台人肉打字机而已。（1590）　　人肉打字机开始工作了，从开始的一刻起，成绩就一直良好，从没出过半点漏子。甚至在外界，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　　新皇帝的工作态度真是太好了，每天的工作量竟然越来越大，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帝国的很多细致末节的事，也都照顾到了。　　这是怎么搞的呢，说来很简单，梁师成只是让他庞大的班底人员每天多临几张字帖而已，这些对书画艺术有着深厚造诣独特理解的名人们，对该字帖深入体会集体求证，直到精益求精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字帖是赵佶的御笔。　　宋朝在根本点上乱了，皇帝的圣旨御笔居然被造假，想一想有多少的政令成了梁师成的个人意志，他几乎不需要犯罪同伙，就拥有了和国家平起平坐的权力。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皱眉，宋朝的政令机关层层叠加，互相牵制，尤其是圣旨御笔这一关，是当年赵匡胤、赵普最用心的地方，防的就是有人作弊，或者君王昏庸。　　比如一道圣旨的生成。　　先是中书省里的宰执们针对下面报上来的事做出判断，写个草稿，呈交皇帝。皇帝审批后把处理意见交回给宰执，宰执合议做出结论，再交给翰林学士或者知制诰写成正式公文。这其间，如果翰林学士、知制诰觉得内容有问题，他们有权力驳回拒绝书写。　　这样严密的流程是历朝历代最完美的，区区一个死太监敢搞鬼，纯粹是找死。并且圣旨根本不是由皇帝写的，太监就算想搞鬼也无从搞起嘛。　　这要拜新党所赐，实话实说，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宋神宗改革时，有些政令是没法颁布的。翰林学士、知制诰都是旧党人，上面颁下来的每一个政令都是改革新法，每一条都让他们火冒三丈，还让他们书写颁布？去死吧，毫无例外，条条驳回。　　次数多了，王安石也火了，没有张屠夫就吃带毛猪？在没选出来新的两制官之前，政令直接外放，绕过这一关。　　结果利弊两生，改革的步迈加快了，严丝合缝的体系也打破了。从那时起，总有人用种种借口不遵守原则，在流程上搞小动作。但是总体上讲，没人敢大规模的弄虚作假。　　梁师成之所以发达了，说来也是沾了些蔡京的光。（1591）　　前面说过，蔡京用讲议司把国家的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全部运营都垄断了，那么原有的职能部门也随之瘫痪，各种条例制度又怎能独存呢？　　梁师成一来有心，二来好运气，恰好撞中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裂缝，各大衙门连自身都难保了，连蔡京都不敢招惹，谁会突然神经发炎，抓着张圣旨跑去问皇帝——陛下，这张是您亲手写的吗？　　是嫌命长了吧。　　梁大太监手里握着御笔，随时颁布国家最高指令，有这一条在手，他简直是宙斯手里有了闪电，指哪儿劈哪儿，所向无敌。他劈得最多的，是人事任免。　　谁升官、谁罢免，正是原来两制官的权限，是御笔出现最频繁的东西，而这也恰恰是官员们的命根子。谁不想升官呢，谁就得去求梁大太监。　　梁师成手里牢牢地抓住了全体官员的命根子……嗯，我承认，这的确是有些恶趣味了，但就是这么回事，历史总在反复开一个玩笑，几乎在每一个封建朝代的末期，全体官员的命根子，都被一些失去功能的阴阳人牢牢地抓着。　　于是乎，梁师成控制了官场，控制得久了觉得单调，他寻找到了下一堆新鲜食品，开始向科考下手。科考，是士大夫引以为豪，是皇帝笼络天下英杰的至高手段，到这时也转嫁到了梁师成的手里，成了他的亲信速成班。　　他能把自己的亲信门吏储宏硬塞进考场里进行礼部试，很遗憾储宏不争气，落榜了。没关系，一次不行就两次，第二次时考官都发抖了，再不录取小心有第三次，或者自己官场生涯结束，到边疆去站岗。　　储宏成功了，他昂首走出礼部试考场，站在宋朝顶尖学子的队伍里，走进了议政大殿，成了天子门生。但他很乖，考中了也不去吏部报到候选当官，而是仍旧回到梁太监的府里听差。那么搞这一出是为什么呢，只为了到金峦殿上写到此一游吗？　　才不是，这是多么感人，多么华丽耀眼的主仆情义啊。　　主人满足仆人的功名心理，让他一跃龙门成为天子门生；而仆人忠义，一日为仆终身是奴，永远为领导服务~~（1592）　　上面只是特例，梁太监的覆盖面是全国性的，怎能只让自己家肥水反复回流呢，他要的是全天下的肥水都流向他。　　宣和末年，赵佶亲策进士800人，其中有100多人是特例的廷试。这些人以献颂上书为名，都是超级富商的子弟，特点是要命没有，要钱随便给。　　每人给梁师成差不多一万贯，就有机会在廷试上入选。这些人亲眼看到，梁大太监就站在皇帝的身旁，低声向皇帝说着什么，之后谁入取，谁黜落，都有了结果。　　……梁师成不仅暗中操纵国家，还当着皇帝的面左右官场走势！这样的事谁不服，几乎风传全国，宫里有个梁太监，他比宰执还好使。　　于是，梁师成有了个头衔——“隐相”。他终于成功了，大宋幕后的第一黑手，于无形中翻云覆雨，颠倒天地。做到了这一步，连蔡京这位正牌首相都低头了，带着长子主动拜访，拉近关系。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左右，梁师成的隐相地位初成，他深深地知道创业难，守业更难的真理，并没有躺在功劳薄上吃老本。要与时俱进，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　　于是他加入了艮岳的修建工作里。　　艮岳，这座山绝不仅仅是皇帝的一座花园那么简单。在当时，是最大的政府工程，参与它是地位的象征，掌控它是皇帝宠眷的体现，是每一个朝中大佬打破头都要争一次的好东西。梁师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伸手抓了过来，给自己在赵佶心里，在百官心里的地位加上了新的砝码。　　从此，他为艮岳呕心沥血，竭尽所能，营建出了一个人间所没有的，连世界公认的古代七大奇迹古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比不了的梦幻仙境。　　他、以及他的同伙们成功了，艮岳真的建成了……　　他不知道的是，艮岳是大宋朝的命运之山。它建立起来的过程，是宋朝崩溃的过程；它竣工之日，就是大宋的崩溃之时！（1593）　　在公元1117年左右，没人能想到这一点。梁师成全身心地扑到了建筑工地上，把艮岳的第二步骤完成。第二步骤，在原有山势走向上，把各处的景观点盖好。　　查原始资料，名目如下：　　艮岳广袤10余里，峰高90步。最高点建介亭。以此分山成两片，为东西二岭。　　东岭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磴、揽秀轩、龙吟堂；山南寿山嵯峨，双峰并峙，下有雁池、噰噰亭；西有药轩、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再向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　　岭上岭下设有关联，关下有平地，凿为方沼，沼中有两块陆地，东边建芦渚、浮阳二亭；西边建梅渚、雪浪二亭。　　由此沿磴道复上最高峰介亭，亭左有极目、萧森二亭，亭右有麓云、半山二亭。介亭之北临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间，迸珠溅玉，蜿蜒玉带。从介亭西行不远有一小轩，名为漱玉。漱玉轩再西，道路皆用碎石铺砌，路旁有炼丹亭、凝真观、圌山亭。　　圌山亭俯视江际，可见高阳酒肆、清虚阁雕、雾阁云窗。景龙江北岸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一字排开，其支流蜿蜒南去，另组成一座山庄，别有洞天。　　南山之外，又有小山，横亘二里，命名为芙蓉城。景龙江之外另建房舍，格局样式比芙蓉城更为精妙。　　以上就是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各处景地的原始状态。（1594）　　说它是原始状态，是因为还有第三个步骤。这最后一关才是艮岳的精华所在，前面的东西好有一比，是买好的清水楼。　　第三步是给清水楼盘装修。　　说起装修，是我等凡人个个头疼的问题，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对我哀嚎，说装修猛于外遇啊，比什么都废钱。相信大家都有同感，说装修，那是无止无休，100平的房子有价，最贵的也有个标签，装修就没谱了，只要你有钱，真来个白玉为堂金做马又如何？　　以赵佶的艺术品味，以宋朝的人文精华，以华夏大地的出产丰富，艮岳的装修能到什么程度，是能够想象的吗？　　至少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是想不到的，他们一来局促京城，眼界不广；二来京城的权势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有敌对党派兴起，以往的教训告诉他们，不仅要屠杀旧势力，更加严防新敌人。所以他们必须守在京城里，哪儿也不能去。　　赵佶也不行，他有的是品味，是鉴赏力，不是原创力。他没有行过万里路，没见过万样物，只能像个吃客一样坐在餐桌旁，等着大厨们把菜做好端上来，才能品得出好坏。　　这个任务在各位大佬的心目中盘旋，最后还是蔡京想出了主意。之所以是他，是因为这次装修的风格基调决定的。　　赵佶身为北方人，一直向往着美丽妖娆的南方，格于祖训，他没法像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那样游江南，于是他要把艮岳装饰成他的梦里水乡。　　在京城三巨头中，只有蔡京被贬过长江，在杭州西湖之畔生活过。这一段贬谪岁月当时是多么的难熬，但是在这时已经转化成了珍贵的财富。　　一路之上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人，都成了他的资本。他对赵佶说，陛下，装修分两步，第一步是采买材料。您喜欢江南风物，正好，我在南方接触过一个能人。　　他姓朱。（1595）这是蔡京在杭州结交的一个朋友，说实话，当初他身为一个朝廷大员，还真就没把一个南方土著放在眼里。可是稍微接触之后，蔡京立即服了。　　当时他在杭州呆得无聊，四处闲逛到了苏州。苏州多园林，让蔡京留连往返，沉醉中他觉得应该留下点纪念。做什么呢，他认为盖点宗教性建筑最好。　　宗教场所人的流动性最大，口碑相传最远，尤其是能一直留传下去，不像某个菜市场一样，今天盖明天拆的。　　他选中了一座大寺庙，想在里边加盖一座精致的僧舍。欲望是好的，但是钱、物从哪儿来？他是个贬职的京官，自身难保的。　　寺里的和尚给他出主意。本地有位大能人，叫朱冲。他如果出面，这事一准能成。朱冲……在接见前蔡京稍微了解了一下，知道他只是个富商，做药品生意。据说人品非常好，寒天舍衣、病人施饵，称得上为富很仁的慈善型有钱人。　　好，就见一下吧。　　见面后发现朱冲真是投缘啊，朱某很有蔡京当年零拒绝服务的风采，对京城里的高官，哪怕是贬职的，也竭诚相待，百般奉承。对于盖僧舍一事，更是微微一笑，说不必再找别人了，请给个薄面，些许小事，他一个人足够搞定。　　蔡京将信将疑，他要盖的房子是相当大的，不止是十几个和尚的宿舍而已。却不料才过去几天，朱冲就来请他到施工现场去，一到现场，蔡京被震撼了。他从京城来，是见过真正大世面的，可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效率，这样的能力。　　几千章大木料整齐地摆放在现场，只等工人到齐，立即就能开工。这个朱冲……不简单，蔡京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把人才收在身边。　　所谓上商揽人，下商揽财。人才永远是最重点的财富。而朱财富也再次让蔡京刮目相看，在他回京时提出把朱冲带进京去时，朱冲一点都没迟疑，把偌大的家业迅速安放，跟着他就走了。（1596）　　进京后蔡京把朱冲安放在童贯手下，成为武装太监军队里的在编人员。之后朱冲的作用迅速体现。蔡京能用几株小黄杨木让童贯等5位盖起延福宫的大太监自愧不如，都是朱冲的功劳。　　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官场上、商场上一招鲜的确能吃遍天，可是有时效性。谁能用一种款式、一种招式长时间地让对手吃憋呢？　　朱冲能。　　比如童贯能亲自下江南给赵佶搜罗艺术品，他接触到的南方玩家会少吗？有资料显示，当蔡京把南方的花木带进皇宫之后，很多势力都第一时间有样学样，派人到江南搜索新奇东西进贡给皇帝了，其中就有蔡京那位青出于蓝胜于蓝，对老爹像仇人一样凶残的大公子。　　大公子的最大愿望就是颠覆老爹取而代之，邀功取宠的机会怎能让老爹专美，他的人带回来各式各样的江南物件，可惜没一样能入赵佶法眼。　　归根结底，他没有朱冲的采办能力。　　艮岳的第二步工程完成，相当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打响，谁能在新一轮的装修之战中胜出，才能真正确立宋朝第一采办的地位，更能通过这个，把赵佶的好感牢牢拴在身上。　　到这时，朱家人没什么好遮掩的了，最好的采办的底蕴是什么？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吗？不，绝不是这样，只有深深了解朱家人底细的，才会知道朱家到底想做什么。　　这是出身决定的。宋朝发展到150年以后的这时，基本上各行各业都定型了，比如说最为人称道的商业。多少豪门富户与高官、贵族甚至后宫勾结，利益环环相扣，连王安石都拆解不开，形成了无比稳定的圈子。　　这种稳定让新人绝望，就像现在的中国年青人，谈起改革开放初期，那批最先富起来的人，他们是多么幸运啊，随便买点股票，半个月不到一万就变十万了，这是多快的速度。　　30年过去，什么位子都没了，什么空子都堵上了，让绝大多数想白手起家的人绝望。30年就这样，150年又如何？　　而朱冲，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最初的身份接近于赤贫，得靠给人佣工，才能勉强活命。（1597）　　朱冲做苦力时非常失败，能力就不说了，据说在苏州人里也不算是身强力壮，偏偏性格还有问题。此人聪明、狡黠、倔强、不安分。　　具体的表现就是不听话，简直到了桀骜不驯的地步。这就没搞头了，杯具的降临只是时间问题，当那天出现时，朱冲不仅丢了工作，还被狠狠地抽了顿鞭子。　　看上去很凄惨，不过这才是他新生命的开始。不这样，他只会是一个优秀的苦力，这个时代里的路人甲，凭什么当上后来宋朝最大的官办采买人？　　凄惨的朱冲带着一身的鞭痕逃出了家乡，到临近市县躲风头。天晓得为什么在芸芸众生中是他得到了好运，一次普通的躲风头，居然让他一步登天。　　他有奇遇了，一个奇怪的人给了他一些奇怪的药方。药，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是为数不多的迅速让一个赤贫者变成富豪的东西。　　成功的可能性，有件事可以参考对比。犹太人做生意，一直恪守着珠宝、饭店这两项赚钱祖训，理由是只要男人有钱，就会被女人掏出来买珠宝；是人就得吃饭，哪怕在战争中，饭店都有生意。　　于是长盛不败。　　他们错了，医药才是最赚钱的，因为它最必须。相比之下，不买珠宝的女人很多，吃普通食品的人更多，可药品就不同了，永远少不了，并且铁价不二，哪怕面对顾客时，药店、医生都是上位者。　　多牛啊，无论是宋朝还是现代，医药都能迅速地制造出富豪来。朱冲有钱了，却变得更清醒，他记得富人安全守则里有这样一条，“有钱无权被人欺”。没有坚实的背景，钱只是招祸的东西，带不来半点幸福。　　那好吧，索性把游戏做大，他攀上了蔡京的肩膀，到艮岳装修任务时，终于可以直接为皇帝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