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逵的能力是很大的，更大的是脾气。他几乎和所有的同僚都处不好。比如在西北秦凤地区，和后起之秀王韶就搞得相当不愉快。宋神宗要在那儿设置市易司收复熙河，就得先把他调走。　　类似的事很多，他渐渐地被定性了。战争时他是无价之宝，和平时他是个讨厌分子。这时面临比侬智高叛乱还要危险的局面时，宋朝终于想起了他。1320可是无论用谁，哪怕是狄青复活，都没法迅速解决南方问题。看进度，熙宁八年十一月间交趾人打了进来，年底时邕州城，也就是现在的南宁陷落。如此悲愤惨痛，举国激怒，也只能到第二年的夏天时军队才能越过长江，到达南方。　　这期间，整个岭南地区都处于无防守、甚至无政府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和当时军队的调动速度有关，也和当时广西方面的实际情况有关。宋朝这次征调的只有一少部分是开封城内的禁军，更多的是西北秦凤两州方面的部队。这是宋军的现状，禁军退化了，北线腐烂了，只有西北军团越来越强。　　强虽强，路太远。再半个世纪之后，西北军团又一次被派往江南平叛，之后马不停蹄赶回西北和异族人交战，来回折腾，终于让宋朝最珍贵的家底崩盘。　　广西方面的情况让人绝望。按考证，广西这时全境的人口不超过120万，只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到1ໄ之间。全境只有军队近万人，其中邕州2800，最多的桂林只有3000。这样的基础和实力，拿什么反攻，连拖住交趾人的脚步都做不到。　　所以说，交趾人没能冲出广西南路，打到长江南岸，真是件幸运的事。（1320）　　公元1076年的夏天终于到了，郭逵的征南部队越过了长江，进入岭南。第一个目标就是邕州，这时不再有昆仑关归仁浦之战了。郭逵完全不必有狄青当年的谨慎，他身率10万北军，是狄青的3倍多，而交趾人伤亡超过两万，陆军方面只剩下了两三万左右。　　实力的对比太悬殊了，邕州、廉州、钦州，一个个城池被收复，交趾人伤亡惨重，带着抢来的东西往老家跑。在他们想来，这事儿就算到此为止了。按宋朝的老传统来看，从赵匡胤、潘美开始，这两个人超级牛吧，也没杀过边境，到交趾这片儿砍人来。　　等他们回到老家，开始清点赃物作发财梦时，才发现自己这次错得有多厉害。郭逵脚前脚后就杀了过来，根本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宋军兵分两路，由副将燕达先攻打交趾的广源州（今越南广渊）。燕达一举攻破城池，俘虏5000多人，抓住了李乾德的军师刘纪。旗开得胜，不过没什么，这不是主攻的方向，只是为了防守自己的侧翼，顺便多抓几个人。　　主攻的方向是决里隘，在这里交趾人积集了重兵，配备了他们最重型的秘密武器——大象。这真是太不仁道了，每次越南人都会派大象出来和宋朝人打架。这真实地反映了古越南人缺乏历史知识。　　回忆一下当年潘美平定南汉的过程，就会知道在宋朝军队面前，大象只是些吃了过量生长素的肥猪。神臂弓、斩马刀上阵，大象被射得掉头就跑冲进了交趾人的阵地，跑得慢的被砍得血肉横飞，连鼻子都断了（强弩射象，刀断象鼻）。　　第一次兵团决战，宋军大胜，进占领门州（今越南同登）。（1321）(2010-03-13 17:14:53)转载标签：高天流云杂谈 分类：如果这是宋史大败之后，交趾设下了一个埋伏。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他们也想弄个像样的防线出来，可惜越南自古以来就穷得要命。一条稳固长久的防线，比如古代时中国的万里长城，现代时法国的马其诺防线，那都要动用超级庞大的资金、物力，再由卓越的设计能力、无数的人力施工才能完成。越南根本做不到。只能因陋就简，在一处穷山恶水的险地设下埋伏。在他们想来这就很安全了，想想宋朝军队从来没有进入过交趾，地理不明，一定上当。那样就会捞回来上次的损失。如果不上当？那就是宋朝撤兵了，一了百了，再好没有。这就是交趾人的悲哀，坐井观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本不知道地球上当时发生过什么事。比如宋朝的西北军团都干过了什么。在熙河战场上，在王韶的率领下西北军团曾经穿越天险，让吐蕃人在自己的地盘里被客军偷袭。这时战场换成了越南，这里的所谓险要，能和苦寒高原的熙河相比？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埋伏本身就是个笑话，试想身率10万重兵在客境作战，稍有点脑子的指挥官都会派出大量的刺侯探兵，四面八方所有的动静都得掌握在手里。想偷袭？换成是葛怀敏式的衙内还差不多。郭逵很快就知道了交趾人埋伏在哪儿，夹口隘。问题再简单不过，西北军团再次上演穿越好戏，他们从兜顶岭绕了过去，把埋伏甩在身后，直接扑向了富良江。富良江就是现在的红河，河的对岸不超过90里路就是交趾人的都城交州（今河内）。直接威胁对方的心脏，这一招郭逵把对方逼上了绝路，同时也让自己站在了刀尖上。宋军什么都有，只是没有船。这是没办法的，千里行军不停地打仗，怎么能背着船从宋朝国内一直杀到交趾的富良江边？　　现造船的话，时间根本来不及。想想10万大军加上必要的战械，得用多少船，多少航次才能运过对岸？这些问题让全体宋军变得沉默，能变魔术的人据说姓刘，不是姓郭，郭逵怎么也没法瞬间搞到百十艘大船吧。　　事实上就算搞出来了也没用，富良江宽阔的水面上漂着400多艘交趾人的战船，宋军的主力是西北人，他们基本都是旱鸭子，上了水面难保赤壁的故事不在古越南上演。　　种种猜疑之中，郭逵下达了几项命令。第一，派人砍大树，尽最快速度造超级大木筏；第二，收集大块石头，给投石器备粮；第三，全军在江边呆两天，然后退向兜顶岭。　　第一条命令让军队泄气，明显是临时抱佛脚，就算造出来够用的大木筏，难道想用这东西去跟战舰打仗？第二条命令忽略，宋朝军队一直在军械上领先于全世界，准备点石头砸交趾人，这活儿很开心；第三条最让人看不懂，全军退向兜顶岭，那是原路返回了。可就是撤军，也没必要抬着木筏、背着石头走路的吧？！　　尽管郁闷，大将军的命令还得执行。奇迹就在执行中发生了，等着宋军逐步原路退回，而且在退却的过程中人数显示越来越少时，突然间交趾人的军舰发疯似的冲向了北岸，上边爬满了交趾兵，他们快速过江，主动挑战来了。（1322）　　　郭逵等的就是这个。他算得准准的，以交趾人既贪又狠的性格，宋朝人如果强攻富良江，他们会一味死守；如果宋军示弱，像现在这样在天险面前退缩，想收兵回国，他们一定会贪小便宜过江追杀。如果杀得足够多，还会顺势再杀回宋境，来个二次抢劫。　　郭逵在山上冷冷地看着交趾人在江面上像蚂蚁搬家一样的忙，把壮丁运过来、运过来、再运过来，直到南岸没人了，他才觉得火候到了。事后证明他当时有多冷静，有多么的凶残。让所有的交趾人都过来，一个不留！　　总攻开始，宋军伏兵四起，分工明确。有抄敌后路分割包围的，过了江的交趾人被挡在江边无法回逃；有装弹发炮轰击交趾人军舰的，那都是些木船，在攻城军械的打击下像门板似的碎成满江的木片；大木筏最后上阵，一部分宋军乘筏追向逃走的敌舰，要一举覆灭交趾的水军。　　最激烈的战斗爆发在江边的陆军格斗里，交趾人过江的人数相当多，足有数万人，由李乾德的太子李洪真率领。宋军全军皆起，围住了狠狠打，郭逵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尽此一役，把交趾人的军队全杀光。战后清点他做到了，当天交趾人的死尸被扔进富良江里，江水被阻断近三日无法流动。　　那些死尸里，就有交趾太子李洪真，郭逵真正做到了寸草不留，唯有这样才能告慰邕州城里近8万百姓，还有苏缄……只是全胜之后，他还是要面对宽阔的天险富良江。世上有种人很奇妙，他们做事时总让别人看不透。其实原因很简单，世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向某个愿望狂奔，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在奔跑中提前看到目标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从而突然间停住脚步。比如富良江畔的郭逵。空前巨大的胜利，别人看到的是进一步越过富良江，杀进交趾都城，杀光烧光彻底覆灭这个养不熟的小国，来个一劳永逸。可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军队，心立即就冷了。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宋朝入交趾的作战部队大约近10万人，负责运粮的民夫有20万。这些人中战斗减员很多，更多的死于瘟疫、疾病、饥饿。严重的水土不服，让剩下的士兵也变得虚弱，这时不顾一切地强攻，过了江之后战况会怎样？什么是能做到的，什么是做不到的，一个指挥官必须心里有数。可要是不过江，他个人就惨了，宋朝派出这样规模的军队，付出这样大的代价，为的就是灭国，其它的所有结果都不考虑，他敢在这种叫劲的时候撤退，小心回国就判刑。（1323）就这样，宋军在他的沉默中留在了富良江北岸，像是休整，像是随时都能杀过江去。在这种平静中，郭逵等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李乾德紧急派人过江送来了投降书，连带着一船一船的物资、人口，那都是他在宋朝抢回来的。服得不能再服了，他发誓永远做宋朝的顺民。郭逵不再犹豫，下令撤军。这时全军高兴，只是有人好心地提醒，这样回去，将军你自己会很危险。郭逵一笑，我不能抓住李乾德报答陛下，这是天意。与之相比，我更不能让十余万将士、民夫为我的官运去冒险。当年酒楼读书的少年仍然洒脱倜傥，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问心无愧就好了。宋军回国，此战除了没能攻进交趾首都，抓到李乾德之外，所有的目标都达到了。战后盘点，交趾人杀了16万以上的中国平民，中国军队杀了他们近8万以上的军队。两相对照，两个国家的性质，两国军队的性质一目了然。这个讨厌的种族，到宋室南迁之后压力突然增大，那时才是他们受罪的时候。郭逵回国，果不其然被文官系统弹劾。用意是相当地善良，一来可以为死去的将士们讨个说法。在文官的心里，郭逵实在是指挥无方，耗费了如此军力物力，居然不能覆灭这样一个小国，实在是无能。必须严惩；第二，这也是对郭逵本人的爱护。他出征前就是宣徽南院使了，如果立功回来，狄青当年的枢密使位置还跑得了吗？为了防止这种悲剧重演，也要打压郭逵。尤其是这种呼声道出了宋神宗本人的怨气，他是满心满意要杀光交趾人为邕州百姓报仇的。试想他连辽国、西夏都不能忍受，怎么会包容交趾这个小丑国家？郭逵真是让他郁闷到死。郭逵被贬为左卫将军，西京洛阳安置，此后10年里不得升官。这样的结果很厚黑，和近7年以来宋朝的主流风气不符。王安石哪儿去了，他为什么不为郭逵讲话，身为首相怎能容忍这样的冤屈事发生？王安石已经不在了，郭逵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二月班师，在两个月以前，十月份时王安石罢相，回到金陵江宁府。（1324）重回南方当年初起步的地方，7年一梦终于醒来，王安石走了。这时的走，和当时的来，都是对宋神宗的支持。就像郭逵从富良江畔撤兵一样，王安石当时同样面临着决择。如果他想留，他仍然是大宋首相，天子阶下第一人，宋神宗绝对不会赶他走。他们的关系，仍然是牢固的。像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所编造出的“上益厌安石”，“安石叹息，天下事只从得四五分也得好矣”等谎言，根本不值一驳。就以王安石失去信任，哀叹宋神宗不听他的话了，四五分的听从都没有这句来说，就错乱无聊。他们在这段史书里为了抵毁王安石，同时还记载着另一件事。宋神宗和王安石那次为了天上闪慧星，民间有饥苦的事吵架，王安石立即称病回家，不再办工。神宗派人去请，王安石的亲信们就劝，为了获得权力，要把以往神宗不同意的事都报上去，逼他答应，从此确立权威。王安石照办了，宋神宗为了让他工作，全都照办。那么请问，既然全都照办了，王安石怎么会哀叹“天下事只从得四五也好”？矛盾百出，漏洞百出。王安石的离去，完全是为了宋神宗着想。这时王雱死了，助手离散，满朝大臣放眼望去都是敌人。他留下只会给帝国添乱，让反对派整天围着他吵架。活儿谁干？国家怎么办？那样真是贪恋权位，让人齿冷了。而他离去，一天的云彩都散了，留给宋神宗的是一片广阔清新的天地。国库充裕了，政令刷新了，军队强大了，熙河收复了……下面的路，要由29岁的宋神宗自己去走了。一点小随感　　过年时偶然才看到了于丹写的《论语心得》，有些话不吐不快。在说事之前，先得有个前提。我知道当时有近20多位学者，最差的名头也是教授，曾反驳于丹，说她歪曲了《论语》的本意。　　说于丹把那句著名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解释成儿童和妇女是需要爱护，得精心呵护的。　　比较雷人，我还没看到那儿，不知道于丹是不是真的这么说了。但是就算她说了，我个人也不想理会。因为我的前提是——《论语》的最终解释权只有孔夫子本人，以及集成这本书的最初传的弟子。除了他们之外，其他所有的人，包括历代的经学大宗师们，也都只是根据自己的意会来加以阐释。　　所以我看的不是于丹把《论语》解释成了什么样子，我看的是她通过《论语》想说明的那些道理。　　这些，才是她这本书的精要。　　好了，切入主题，先说一下她的头两章。一，天地人之道；二，心灵之道。　　这两章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学术的精华之所在，于丹先是这样开场：“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　　“神圣神圣，神基本上是接近天空的，是像李白那样的人；而圣是接近土地的，是像杜甫那样的人。”　　“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崇尚的是一种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论语》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这样一种审美理想的化身。”　　等等等等，不一一列举了。从上面可以看出，于丹很诗性，她的确写的是自己的心得，无论是什么，她都要从自己的出发点、感觉上去往上靠。　　李白是天空的，杜甫是大地的。无非就是想说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厚。她非得说成天、地之别……这通常上是距离名词，不是感性词好吧。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哲学是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　　这句话很让人无语，是凡看过点西方哲学的人，都要承认，其重点就在于庄严与理性，与中国所谓哲学相比（很遗憾，中国古代那点东西，最多只能是朴素原始型的哲学），就像中医与西医的区别。想看病？那就必须得拿手术刀剖开了研究，绝对没有半点按手腕子听脉跳，再拿心思去猜的可能。　　而我们的祖先们，喜欢的就是坐在大地上，庄重地声称要“天人合一”。至于天是什么，人家愿不愿意和人类合一，怎么合一，就不管了。　　哪个庄严，哪个理性？　　好了，这些都不必较真，还是那句话，跳过一切，看她想说明的道理。她着重说了心态。于丹说事，喜欢举各种例子。　　文章里的例子超多，比如——“小和尚跟老和尚下山化缘，走到河边，见一个姑娘正发愁没法过河。老和尚对姑娘说，我把你背过去吧。于是就把姑娘背过了河。　　小和尚惊得瞠目结舌，又不敢问。这样又走了二十里路，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老和尚说，师父啊，我们是出家人，你怎么能背着那个姑娘过河呢？　　老和尚就淡淡地告诉他，你看我把她背过河就放下了，你怎么背了二十里地还没放下？”　　于丹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故事的道理其实和孔夫子教给大家的一样，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　　所以什么叫“仁者不忧”呢？就是让你的胸怀无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失业，婚变，朋友背叛，亲人离去等等这些事情，它对你是大事还是小事，没有客观标准。”　　分析一下，先说这个小故事本身。它很老套了，各种心灵鸡汤类杂志，比如《读者》之类的早就广为流传。其实这是个骗局，只要是读点佛经，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摇头苦笑。为什么呢？老和尚看着很高，20里之前，过了河就把美女从身体到心灵都放下了。　　他用来教育小和尚，感觉很高明。　　可是，之所以要放下，根源在于当时放在了心里。也就是说，老和尚背美女过河时，他从心灵到身体都觉得这是个美女！　　这就出大事了，犯戒就是犯戒，那比犯罪还可怕。犯罪只要服刑就算了结，而犯了戒是要转入轮回，不得超脱的。　　正确的方式是，老和尚告诉小和尚，他从来就没背过女人，他背的是众生。和蚂蚁、母猪没区别的东西。何来放下不放下？当时就没注意过。　　再说她得出的结论，所谓的“心态”。让你的胸怀无限大，于是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这简直让人气得发疯。说来心态这个词真是万恶不赦。　　人生在世，只能凭着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性格，说到底就是自己的感觉去认知这个世界，去应付身边的每个人、每件事。从这个准则上，就可以得出唯一的结论——准确。小随感　　不准确，就必定会出错。　　像于丹说的：“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失业，婚变，朋友背叛，亲人离去等等这些事情，它对你是大事还是小事，没有客观标准。”　　借用圣经里的话，这真是恶魔才说得出口的谎言。无论是像“失业，婚变，朋友背叛，亲人离去”这样的大事，还是今天买菜时多花的两块钱这样的小事，都有它们的唯一性，决不会、更不应该去根据所谓的胸怀大小而有所变化。　　照她这样说，大富豪就不在乎几个铜板吗？两个实例，华人首富李嘉诚曾经在停车场趴到地上，把自己超豪华房车下面的一块硬币捡起来；目前纵横神州大地，无所不在的温州太太炒房团，她们都是身价超大的阔太太，可是在屋子里放着床，工人说要80块钱的手工费，她们二话不说，操家伙自己就干了。　　这才是真理。　　无论在谁的面前，一块钱就是一块钱。人生更是这样，必须直面。危险来临，问题到了，如果我们紧张了，说明它的危险性大到了让我们必须紧张。这种紧张是可贵的，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提高警觉，发挥力量。　　我也举个例子，说明讲究“心态”的操蛋。　　中、韩足球对抗。中国队上场之前，领导讲话，以我为主，放松心态，正常发挥……这真是个疯子！韩国人那边都两眼血红，不惜动用各种场内外阴招了，中国这边还要放松，这纯粹是找死。　　于丹在第二章“心灵之道”里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宋朝苏轼在《留侯论》中也曾经论述过勇敢，他把那种真正的勇敢叫做“大勇”。他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于丹得出的结论是——“在苏轼看来，真正的勇者有一种“过人之节”，他们能够忍受像韩信那样的胯下之辱，而成就辅佐刘邦决胜千里、扫平天下那样的大业。他不会像平常人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这是因为他的内心有一种在理性制约下的自信与镇定，这是因为他有着宽广的胸怀和高远的志向。　　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可以要求自己做一个有修养的道德君子，不去冒犯别人，但当别人没有任何缘由地时常冒犯你，你能做到不怒吗？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这种情况：　　比如一个人在星期一莫名其妙地遭了一顿暴打，他星期二就开始向各个朋友复述这件事，到星期三的时候，他已经郁闷得不想出去见人了，到星期四的时候就开始找碴儿跟家人吵架了……　　其实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每复述一遍就像又被打了一顿，意味着事情过去之后，你每天还在继续挨打。　　当一个不幸降临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尽快过去，这样你才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你才会活得更有效率，更有好心情。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　　苏轼是什么人呢？先不说，我会在宋史里一点点用真实事例来分析给大家看。看他说的道理，和于丹总结出的道理。　　既然“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是不足道的勇敢，那么下面所说的“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就是大勇了。　　于丹举了韩信受过的胯下之辱。　　说来这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毒瘤。韩信复活了都会痛哭流啼。他生前有那么多的牛B事大家都不提，非得用这件超丢脸的事来当他的人生标签。　　“他们能够忍受像韩信那样的胯下之辱，而成就辅佐刘邦决胜千里、扫平天下那样的大业。他不会像平常人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　　这说的都是哪儿跟哪儿，韩信的胯下之辱只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单兵做战能力太差，如果够强，直接杀了那个无赖小子，又有什么坏处呢？　　他以后就成就不了大业了？！　　开玩笑。　　至于苏轼所说的“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更是放屁的话。我的看法是，不管是匹夫，还是一个国家，必须得做到见辱即拔剑。这样才能保住起码的国格、人格不堕。　　至于为什么，看大家感不感兴趣，看大家同不同意。同意了，我就没必要多费笔墨，不同意，说出来为什么，我再接下去不迟~~~~~~~王安石来时是一块许愿石，满足了宋神宗所有的愿望；王安石走时变成了一块肥皂，经过反复搓洗，他自身变小了，混合着众多的污垢泥沙俱下。　　留给神宗皇帝的，是一个相对干净健康的宋朝。　　面对这样的局面，宋神宗显露了一个非常高超的心智。他的所作所为，真切地体现出什么才是纯粹的中国人。证据是两个概念。　　第一，请问职场中，最有想法的是谁？很有趣，不是一把手，通常是二当家。他们隐身在一人之下，外面广阔精彩天空，都隔在一张窗户纸的后面，与他们无缘。这个过程越长，他们的想法就会越多。　　觉得老大太笨，自己被埋没。　　于是乎只要机会到来，他们都会疯狂地表现自己。不管是多年压抑一朝释放，还是才华暴发不可遏制，其行为都是井喷效应。（1325）　　可宋神宗不是这样，他的行为非常符合中国最传统、最高深的审美观点。即第二条，花未全开月未圆。它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　　花全开之后就是枯萎，月满圆之后就是损蚀。只有将开未开，将满未圆之时，才是最美丽最长久最值得回味的时刻。　　这七个字是清朝末年挽回满清命运的汉臣曾国藩一生的信条，同时也是从远古就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心底里的准则，直到21世纪的现代仍然根深蒂固。　　比如中庸思想。　　不要左倾冒险，也不要右倾极端，力不可以出尖，思不可以不成圆。之后世界才是和谐的，人生才是幸福的。参照这一要点，宋神宗做得极其出色，他在王安石的背后当了近8年的二当家，突然面临一片巨大的天空，想到不是张扬自己，而是平衡。在他看来，王安石之前做得太猛太狠了，8年过去，纵观全局宋朝需要微调一下。怎么实施呢，当务之急是找个新宰相。　　以中国之大，俊杰浩如烟海，无法胜数，可千万人之中，唯有这一个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前首相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吴充。　　吴充是个老资格官员，标准的宋朝高官，同时也是职场中的另类。在生活里，总会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学问很高，人品很好，向任何人微笑，但没人能走近他三尺之内。在他们身上，冷淡和礼貌融为一体，在一大群人之中，显示出绵里藏针的个性。　　吴充就是这样，他面对司马光时表示尊敬，可不趋附；面对王安石时，敢于表现自己的想法，公开阐述新法的不便。这样的一个人，天生地造在这时上台，给宋朝各部位矛盾轻轻地淋下点清水。　　以吴充为主搭配的领导班子，都在为这个思想而服务，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上了首相的吴充突然间摇身一变。以前的谦谦君子，那轮未满的圆月、未开的鲜花变得尖锐了起来。（1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