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中兴儒家的人，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不知所宣扬的“纯”儒、“大”儒、圣人是从何而来的。　　话说几十年的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在当时，人们只是知道在合州府有一位小官，政事精绝，决断出众，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其余的官吏们不敢决断。别的嘛，就泯然众人矣。就这样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地老去，直到有一位有心人悄悄地发现了他的秘密。　　南安通判程太中。　　一位通判，也就是副市长，级别上算是周敦颐的上司，可对他非常的客气，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请他教育。这就是程颢、程颐两兄弟后来成为仅次于孔子、孟子，变成儒教第三四位圣人的开端。（1156）(2009-11-17 17:27:01)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青时，比如弟弟程颐24岁时起就开始了。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嵩阳等地讲学，效果怎样不大好说，因为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但是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些成果。他们被上层的领导们知道了，比如文彦博。领导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的住处、资金、环境都大大地改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非常的痛苦。他们当官了，以程颐为例，他当年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有了。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力，我要帮助他们！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在变法开始时，哥哥程颢还站在风口浪尖上。好了，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该出场的大人物们也简单地介绍这些。下面要进行的是一项非常考验智力的游戏。请问像北宋这样的大国，国事千头万绪，哪里都是问题。说声改变，要从哪里改？怎样才能在堆积如山的问题中找到那个最合适、最容易见效、也最稳妥的突破点？这是一个在历代史书里都被忽视了的问题，谁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变法的顺序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为什么王安石要从均输法开始动手，那与北宋的国情有关，与官场的安稳有关，与那个变法幕后的大秘密大宗旨有关。说官场，在熙宁二年七月份之前，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他在变法竞选中，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不同意见里，司马光说的是节约，必须节约才能有钱。那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的官员们受罪。而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意味着连民间再官场，大家都可以保持现有的生活。钱，会由他超凡脱俗，充满了魔力的脑子变出来。这是多么的诱人，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第一项法令就在这种氛围里出台，它完全满足了官场的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的官场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的税收成10倍的翻番增涨。可郁闷的是，仍旧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1157）(2009-11-18 17:22:43)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月，经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定，均输法出台。它迅速地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又巧妙的躲开了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古代国家最大的命脉。时机没到，绝不去动最敏感、最基础的东西。均输法很简单，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城市，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只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的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反过来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个部门，名叫发运司，由它的长官发运使来负责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的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那就是权力不足。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某些东西，而决定运什么的，比如说京城里三司部门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笔一挥，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好，发运使就到那儿摊派。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地里不要。浪费吧，别急，真正的浪费还在另一边。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大佬们都是些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哪有闲心去管市场上真正需要些什么鸡毛蒜皮？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为什么呢？稍后才说。针对于国家具体负责部门的无能，王安石变法的头一步就是改善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归根结底一句话——人治。法治与法治社会，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不管王安石的心底里是不是另有更好的主张，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良。具体做法，给发运使增加权力。（1158）(2009-11-18 17:24:25)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这其间朝廷就要花钱，同时也要考虑到把东西运回京城的路程，运费也要打进去。运回京城之后，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员、市民出售。大家看清楚了吗？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这既解决了以往的供需脱节问题，也让国家在买与卖之间赚到了钱。王安石完全没有违背自己的竞争宣言，没动官员们、百姓们半分的税收等好处，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在实际运作中也达到了这一点。王安石选中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叫薛向。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一把好手。薛向上任之后，以神宗拨给发运司的500万贯内藏钱、300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把这个国有的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第一轮的攻击波由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发起。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另类君子，他的一生总是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这时是熙宁二年，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18年之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不知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这时他的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在奏章里没有指出均输法任何一点的错处，针对的是君子小人分辨法的N次重复。在他看来，王安石一党无事生非残害百姓，所谓的富国之法，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子孟子等圣人的教诲。空洞无物，态度恶劣，他被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接下来出场的是位开封府的推官，职务不大，可必须得认真应付，因为他是苏轼。苏轼这时的文彩己经耸动天下，在全国读书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坛盟主欧阳修都相去不远了。这绝对不能小看，这是官场职务之外的另一种地位，就像每一个官员都是孔门弟子、天子门生一样，文坛地位高了，足以让一个人在宋朝笑傲人生。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要明白其中奥妙，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新法改革之前，京城的供需脱节了，为什么东京还能保持住有史以来人类最巅峰的繁华呢？为什么？（1159）(2009-11-19 17:21:49)　　那就是宋朝最为人所称道、羡慕的，整个世界截止在蒸汽机发明以前，最昌盛自由的东西——商业。它由宋朝的非官方发起，在中国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里版图最小的地域里，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　　像梦一样美丽繁华的东京汴梁城就是证据。　　但是它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可是另一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国库的旁边流走，跟国家不发生关系。　　为什么不发生关系，就要看是谁在经商，怎样经商。联系到苏轼的话，就是“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是因为均输法虽然没有明说是官办公司，但既然采买，必定出售，一定会和商人们争利润的。　　请大家鼓掌，他答对了。可以说苏轼是以一种空前愚蠢的脑子，百分之百的理解了王安石的主张。均输法要做的就是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商人们不敢动，正好证明了新法的成功。　　有人要说，这不是搞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这是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己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好生生地扼杀。　　对，这种也对。只是自由竞争、垄断主义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现代商业税。在宋朝时，不管商业怎样发达，都是相对于其它朝代而言，在主体上它仍然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它的产出相符合吗？　　更何况里面还有猫腻，大商人上多少税，怎样上税，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参考下后来为什么在名义上与商业半点都不粘边的大臣、深宫后院里的皇后、太后、太皇太后们，也都为大商人说话，内幕就太简单了吧。　　不收钱谁干活儿。　　说到底一句话，王安石们是发现国家的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大商人和他们背后的同伙们，是发现了国家的问题，享受、利用这些问题！（1160）(2009-11-19 17:23:40)　　苏轼之后，又有苏辙、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地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　　不知道所谓的秩序是宋朝哪条法律上所规定的，也不知道正确的法术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　　对此神宗没什么好脸色，当着国家的公务员，拿着赵家发的工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的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里，还只是些小打小闹，新法实行之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等久负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们还都没登场。也许他们在观望，也许他们在思考，设身处地在当时，处于均输法刚上台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没有谁会未卜先知地知道后来这些人的态度。　　另一边，宋神宗、王安石等变法人物，他们应该做的就是稳住脚步，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把均输法推广全国，让每一路都做起来。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给人们一个适应期，让他们僵化平稳了100多年的脑子能渐渐地适应改变。　　王安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奏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大家要集思广议，慢慢地来。变法派内部也是这样做的，新法的第二条法令关系重大，它涉及到了国家之本——农业。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个处理不当，就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改朝换代。　　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农业垮了，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当了暴民。　　这项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书里大大有名，甚至于成了王安石变法的代名词。要解释它的内容，史书上课本上一个概念接一个概念，一个数字接一个数字，实在烦得很。悄悄地说，我从学校出来后，也有点记不清。　　不过要理解，也很容易。说它，必须得跟另一个名词联系起来，那就是盛行于隋唐两代的“常平仓法”。这个法令可以说是一项百分之百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从哪一点上说，都没有半点的害处。　　它是杆国家特设的天平，当丰收时，国家出钱稳定市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当灾年出现时，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卖出，让人民能吃上饭。　　注意它的性质，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一种国办的公益事业。那么问题出现，既然这样好，为什么王安石还要变法呢？　　这再次验证了一条真理——世上没有坏事，只有坏人。无论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谁去实施。历朝历代，国家都由儒家学说统治，虽然有一些奖惩条例，可远远达不到监督的力度。常平仓法再好，也被底下的官员们给败坏了。　　这帮人里比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仓里粮，比较有经济头脑的是把仓里的粮拿出来，和奸商们勾结，在灾年时以屯积、提价等手段卖出，发的不是国难财，是人命财！（1161）(2009-11-20 17:26:01)　　同时作为农民来说，他们口粮都成了问题，种子粮怎么会剩下。于是开春之后，只能去借贷。向谁借，怎么贷呢？　　向富户借，借高利贷。　　高利贷是个可怕的名词，从古至今从来没消失过。就在我们的身边，仍然有。并且一直都保持着浓重的民间色彩，对，通常他们都是黑社会。　　借时容易还时难，不是卖儿卖女，就是倾家荡产。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嘛。讨来讨去的，兼并就形成了，富的越来越富，穷的一无所有，伦为佃户，变成了奴隶。而那些富户财主们，通常都很有关系，不是子孙中有人考中了科举，就是挂名到了一家庙宇上。　　有功名的，出家的，当官的，都可以不交租，不纳粮，不服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读书人那么多，出家人那么帅，当官的那么牛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想出了青苗法。首先，这个法令也和钱挂钩，朝廷要拿出本钱来，本钱从何而来呢？就是全国各地的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你们这帮贪官不是拿这个生财吗？现在朝廷收回来，给皇帝生财。　　具体作法是把这些粮食兑换成现钱，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分夏、秋两个季节，夏指每年正月三日以前，秋指五月三十日以前，把钱贷款给青黄不接的农民。　　不白贷，两季庄稼收成以后，加两成的利钱，即20%归还。考虑到是分两季操作，实际上，每年收回的是40%的利息。　　其它的还有很多细节上的规定，比如城乡居民都可以贷，除了游手好闲没有不动产的人；为了防止借了不还，甚至逃跑躲债，规定得有保人等等等等很多，我们不必都一一了解，那与整体构思无关。只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规定了，不许硬摊派。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青苗法和常平仓法作一个比较，答案很清楚，青苗法不是去救农民，因为40%的利息非常高了，俗话说利过三分就是贼，四分是什么我就不说了。可是只有比较才会出真知，当时宋朝民间的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呢？（1162）(2009-11-20 17:27:59)　　不要震惊，请淡定地看下面的数字，那不是五分，或者翻番，而是月息六分，即年息七十二分！这是什么概念，我实在没法形容……不相信吗？那么请参考现在，信不信就在我们的身边，民间的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比宋朝的只高不低。　　当然，是指某些地方。　　回到宋朝，青苗法的本质出现。它不是救农民，而是杀富户。出钱是最重要的，夺利是当前最重要的！利率的对比，国库的空虚，都让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定了主意，要实行这个法令。可是别忙，农业对当时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不小心，就会弄出没法收拾的大乱子。　　为此，王安石真正做到了虚心的，向有关人士请教，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而且绝对认真思考。具体的人，以苏辙为例。他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人，变法派当时的内部人员。青苗法刚一出炉，他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　　经过上面的解释，我们应该很清楚就看得出他说的话站在了哪一边。　　他说，这个法本意是救民没错吧（开篇就错），可是有二分利，这就有了大麻烦。要知道跟老百姓是不能讲信用的，见了钱谁都眼开，都会借，还的时候就难了，就算绳捆牵绑拿鞭子抽，都很难抠得出来。那时天下大乱，怎么收场？　　何况常平仓法尽善尽美，根本没必要改动，只是下边的办事人操蛋，我们只要加强吏治，就一切OK。何必兴师动众，没事找事？　　可以说他根本就不懂当时的国情，不知道变法的终极目的——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现在还提常平仓，国家都没钱给皇帝送葬了，居然还要白白拿出钱来给农民救急度命，白救，当国家是无底洞吗？！　　当务之急就是抓钱，能在抓钱的同时，把从宋朝初年就开始的兼并之风刹住，把富户财主们的不义之财掐死，都变成国家的收入，何乐而不为？　　道理都通，可王安石仍然不敢轻举妄动。他对苏辙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会从长考虑。之后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再没过青苗法三个字。　　只是变化永远都比计划快，改革的车轮相当于历史的车轮，一但转动起来，连最初推动它的人都没法控制。就在王安石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突然发生了。（1163）(2009-11-23 17:23:22)河北转运司有一个干部，具体职务是幹当公事，名叫王广廉，他上了一封奏章，建议在河北方面卖几千个“度僧牒”。以这个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实行青苗法。　　仔细想了想，这个提议至少包含了以下两个内幕。第一，青苗法己经广为人知了。不管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内部存在着怎样的争议，王安石本人的意向怎样，这条法令和它的内容己经走漏出去了。　　说实话，这有点失职。用富弼的话讲，就是当权者的好恶让下边人知道了，难免会有迎合。　　第二，“度僧牒”这个办法想得妙。这三个字代表着巨大的瞬间收入和超级的无穷后患。收入，先看怎样巨大。几千个这种度牒，就能聚敛到50万贯钱。基本上是宋朝每年给辽国和西夏岁币的总和了。说后患，可真是后患无穷。　　度僧牒就是和尚们的合法营业执照。说来奇妙，自古以来，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佛教总能遍地开花，繁荣昌盛，一点都不受时局的影响。比如说这时百年无事的宋朝，以及五代十一国时的后周。当年柴荣为了备战，一举裁撤消毁了多少佛寺，可见人家的发展。　　它为什么会这么多呢？求来世、求心安、求解脱等等都比较虚幻，重要的是有实利，和尚们经营免税。一但能得到度僧牒，不管您从前是什么人，从此就日进斗金、两袖金风了。长此以往，请想像国家的税收是什么局面。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承认宋史里对这件事评价。　　第一，钱的来路不正。未来的圣人程颢说，这不是王道之正，没有持久性。对此王安石不屑一顾，他说所谓的王道有正也有“权”，权，就是变化。几千道度僧牒，能买45万石米，在荒年时，能救活15万人，这样的事还要反对，根本就是拘泥不化！（1164）(2009-11-23 17:25:23)　　对此，很想对伟大的王相公说，您似乎也该买张逻辑卡去充值。这个例子举得跟现实没关系，荒年时为了救人可以不顾一切，卖度僧牒真的没什么。　　就算发兵到国外去打劫，也没人把你当暴君。只是请注意，现在是荒年吗？是在谈救人吗？至于王道长什么样之类的争辩更是瞎扯淡，这世界上有没有这种动物都一直在争议中。　　第二，王广廉是怎么知道有青苗法这回事的，并且迎合得这样及时。处身在这样纷乱复杂的局势里，只要稍微有点斗争概念的人都会冒出来个问号——王广廉和王安石什么关系，是不是王安石在上层建筑里吃不开，发动下面的群众造势，把法令推上去？　　说到这里，似乎我在说王安石的不是。他的法令不正，作法不对，概念不清。但是我得否认，我没这么想。改革的本质是一场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这个概念，就和战争同级别。所以采取一些所谓“不正”、“不清”之类的手段根本就无可厚非。　　想反驳吗？那么请问，这世上有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有没有不死人造就的新世界？例子我不再举了，我深深地信任当年教导我们的历史老师，他们说过的我就不重复了。所以，王广廉就算是被王安石暗中鼓动的，也没什么大不了，就算用的是卖度僧牒的钱，也没什么不对。　　至少没动用常平仓里的粮食储备。　　只是在真正实施时，变法派犯了新法里一贯的、最严重的错误——言行不一致。说是只在陕西试行，结果扩大到了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说是用度僧牒的钱，结果动用了1500万石的常平仓、广惠仓的粮食；说是“青苗法”，立足于农业，结果城镇居民也可以借贷；说是不许硬摊派，结果为了政绩、升官、本人发财、搞垮王安石等等正反两方面原因，摊派的硬度比金刚石不差太多……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作人尚且不能无信，何况要取信于天下的法令。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里，没法分得清这是王安石的主张，还是神宗本人的决定。但是，它既然以宋朝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以上的两个人就都脱不开干系。　　为何这样急于求成，在青苗法到底有没有漏洞，官场上的理念还没有理清的情况下，就这样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这实在让人没法理解，毕竟王安石此前不久才刚刚说过“变法易缓不易急”的话。　　他到底是充满了自信，只要青苗法实行就可迅速见利，堵住保守党的嘴。还是预先判断到和司马光等人永远水火不相融，根本就不存在理顺理念的机会，才强行通过，让青苗法成为现实，让变法大面积铺开？　　不得而知。能作出结论的是，随着青苗法的出台，变法本身、变法与守旧的对抗，都骤然上升到水深火热你死我活的程度。（1165）(2009-11-24 17:20:04)　　王安石走在公元1069年九月的开封城里，盛夏的阳光照耀着他，阳光炽烈，心情奋悦。他的青苗法终于出台了，推广之后的效果会怎样，与他本人的命运直接挂钩，正常想来，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可相反，它这时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考虑也是白考虑，每一个做事的人都清楚，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总会有意外发生的。那就省下来点心神，去应付那些挑事的。　　王安石每天都抱着这样的心态走进办公室。政事堂里坐满了顶级高官，一个个都面目可憎不知所谓，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思跟他唱对台戏。他有点奇怪，难道这几个月里他的打击力度还是不够吗？比如说，气死唐介，赶走吕诲，把他之前宋朝最牛的吵架王一个个都PK掉，还是震不住这票人？　　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四个月间、一个月前。　　唐介总是和王安石吵架，两人之前没什么过节，基本上就近办公的机会都不多，可他从人品到能力，把王安石看得一文不值。于是吵架发生。结果可能是唐介老了，还有神宗不是仁宗，对他不是那么的小心呵护，他被王安石气得背上生疽死了。　　这成了王安石的一大罪状。也就是说，大家要小心了，以后在工作上生活里，无论什么事，有什么想法，都要看准了对方是谁再说。老弱病残的一律直接认输，不然对方出什么意外你要负全部责任。对了，有一点得提一下，唐介死时61岁，这个年纪了还一贯的热衷吵架，气死了是不是件心满意足的事呢？　　吕诲事件比较灵异，具体说来跟变法没什么关系，所以一直没写。它的起因和母爱的神圣博大有关。话说未来强大无比的英宗老婆，神宗的妈妈高太后最爱的儿子并不是长子，而是岐王赵颢，爱到了每天必须见面，甚至形影不离的程度。具体地做法，就是把成年的赵颢一直留在皇宫里，不赶到外面住。（1166）(2009-11-24 17:24:44)　　她犯天条了。真是公公（仁宗）死得早，丈夫死得早，婆婆脾气好，惯得她无法无天。历代皇朝用血的教训总结出了一个准则，就是皇宫里只能有一个皇帝，外加一个皇太子，这两个与皇位有关的男人存在。　　其他的皇子一律赶到外面住，甚至赶到外地去住，越远越好。不然小心政变随时发生。　　可高女士就是不在乎，她的喜好，她的意志，比国家安危都重要！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以此类推，留个心爱的儿子就近居住有什么大不了？　　于是有个叫章辟光的大臣上书提醒之后，她勃然大怒，命令神宗治罪，从重从严的处理！神宗没办法，当孝子是要听话的，只好命令把章辟光外放。这时满朝文武没人敢说话，只有王安石站了出来。章辟光没有任何错误，不必处理。　　吕诲就在这时，用这件事弹劾王安石。　　平心而论，王安石错了吗？只是说了句公道话而已，和之前英宗朝吕诲反对濮议时一个性质，都是对皇帝对道理负责，那么为什么吕诲会反对王安石呢？答案在他写的弹劾奏章里。　　里面充满了大道理，总结了王安石十大罪状。具体是，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徇私报怨，怙势招权，专威害政，凌铄同列，朋比为奸，动摇天下。大得吓死人的罪名，罪状自然更经典，因为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　　之后的事就不用说了吧，吕诲被踢出京城，滚得越远越好。真是不知所谓，这种指责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王安石至少在外表上保持了大忠大信朴野等优点，这难道还有别的说法吗？　　以上就是王安石干掉此前最著名的两位吵架王的经历，按说这种战绩换在神宗朝之前，足以让他睥睨天下，咳嗽一声都压倒宋朝官场了。但是这时不行，没人服他。比如他每次谈到新法都要引经据典，说是周王、孔子、孟子等大圣人的主张时，都被人嗤之以鼻。　　当天他走进了政事堂，映入眼帘的是一派海边渡假村的风光，大臣们三五成群正在闲聊，见他进来，几句话就开始了唇枪舌剑。这时王安石感叹：“公辈坐不读书耳！”吃饱了闲坐没知识，都是一群文盲。　　参知政事赵抃慢悠悠地回了一句：“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气死你。（1167）(2009-11-25 17:24:08)标签：长篇历史 高天流云 情感 分类：如果这是宋史　　这段对话出自《续资治通鉴》，不用多高深的考证就知道有水分。注意称呼，王安石说“公辈”，这在当时是超级尊称，是对有身份的，皇帝职位以下的男子，最尊敬的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