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他至今犹存的余痛，他淡然地说——我和你们不一样，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工作意外；就像任何一个战地记者，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事故。但是对你们而言，是骨肉深处的隐痛，我们远没有你们那种深刻。 是的，那一刻我并未出现在广场，我的血也未曾浸透方砖，我为何要如此孜孜矻矻地计较那一段岁月呢？因为良知在暗夜生疼。也许罪错，任何一个政府都可能在某个时代犯下；就像《光荣与梦想》中的美国史，开篇记载的就是对示威者的镇压。再如台湾的二二八事件，那都是历史不能绕过的一篇。我们在自己的祖国，卑微得不敢要求追诉责任，只想不被抹杀血痕。在没有道歉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只能私下纪念。那些死难者既不是我的至亲也不是我的熟人，但他们是我的同胞，是一群和我一样对自己的国家心怀善意的好人。既然政府文告都改称风波或事件了，那就应该重新定义那些亡灵。 但是就在昨天上午，成都一个因为在博客里撰文纪念那一年的好人谭君，却因此获刑五年。这个全国人民涕泪援助的灾区，主官们就能如此冷血，我再次感到彻骨心寒。在这样划时代的审判面前，我的天良告诉我——我必须在此供罪，如果纪念有罪，那我就是那个也在每年的忌日，一定要焚香遥祭的人。我不敢在谭先生面前，隐匿我的同罪。 八 上文提到20年前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阿渡，是我真正该要好好感谢和写一写的人物。一个文人像他那样参与并见证台湾政局的巨变，本身就是一个大时代的传奇。 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国际书展，书商的我曾经在传说中刘亚楼的大宅院里，主办过一次冷餐派对，招待国际国内书界的朋友。阿渡便是那时随着沈昌文郝明义先生进来的。人与人交往，我常常相信有一个气场。无论男女，我几乎用鼻子都能闻出谁将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于是，我们一见如故了，那时的他，似乎还是时报的总主笔。 职业使得他不时出入大陆，每来总要给我带一瓶金门高粱；那是烈性燃料，总能在北京冬夜点燃我们的狂欢。那时台湾的媒体前辈大佬高信疆先生，也正好移居埋名于京城。这个像古龙一样的文侠颇负酒名，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捉杯厮杀，常常呈现出月黑风高的壮烈。阿渡是80年代的诗人，在台湾没有解除戒严的时代，他也是著名的学领，经常组织民运反对专制，并因此频遭打压。 我们算同代人，对诗歌的激情往往带来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民主政治的参与热情。我们都在80年代初从大学走向社会，而那时的大陆和台湾，都一样处于极权松绑阶段——那时的台湾民主，并未比我们走得更远，只是略为人道一些，远非今日之悬殊。他在那时就开始参与了他们的“党外刊物”运动，发起了向国民党独裁的挑战。而我们那时，却只敢油印地下诗刊吟风弄月。 阿渡远祖早在清朝中叶就从福建移居台湾，他也该算台中出生的“原住民”，但他却不是阿扁吕秀莲的同志——虽然反独裁的立场一致。台湾在各路人马的推进下，蒋经国终于决定在1987年7月解除戒严。这标志着独裁执政党在人民的施压下，决定自行主导的和平演变开始。报禁党禁顿开，炎黄子孙的一支终于迈向了真正划时代的民主征程。 民主时代的降临，并不意味着民运战士的退役。我曾经说过，民主是龙种，但也许会生出跳蚤。陈水扁时代的阿渡，我能想象他的苦笑和愤怒。连施明德这样的民进党人，最后都知道这不是他们曾经舍身追求的自由主义民主，阿渡这些和他们并肩战斗过的理想主义者，自然会再次成为脏污时代的批判者。 九 2006年台湾著名的“九九”倒扁运动爆发，民主再次显示了它的自我纠错功能。身患癌症的施明德率领百万红衫军走向街头，一场宣示以“礼义廉耻”为主题的群体行动超越了蓝绿阵营的党争立场。是啊，政客无礼义，似乎还能想象，到了无耻之时，那就一定会被自己的人民所羞辱。 而那时，我因如云而南，久疏了阿渡的消息。但我在电视画面上，窥见了人群背后他的影子。他虽然只是一个清瘦的书生，一个在寻常日子里谦卑得近乎羞涩的男人，但是他有缘站在大时代的前列之际，他一定会是忠于理想的战士。忠于纯净理想的人并没有固定的敌人，没有党派之别，谁玷污一个民族的正义之梦，谁就是他的敌人。 果然后来，他选择了重新支持他曾经的宿敌——现已在野的国民党以拯救梦想。马英九先生锐眼灼灼，发现了这个合符他的人品趣味的晚生，亲自绍介他加入了国民党，并很快简任为文传委主委。我们2008年在北京重逢时，他已经成功地帮马先生打赢了选战，被媒体誉为马府的文胆。 多少文人的梦想都是辅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阁拜印实现生命的世俗价值。我向他恭贺并问他如何选择出处时，他平静得像只是参加了一次派对回来。他说他不打算入阁从政，我问为何，答曰从政了就不能自由出行了，也不能来大陆找我喝酒了。多么绝妙的想法，深得我心，我立马表示了支持。和朋友喝酒，这才是我辈在今生的正事。只要能收获一个清明民主的时代，可以容下我辈的性情文章，即便天子呼来，自古也是有不上船的传统的。 早在1967年我们大革文化命之时，蒋中正先生决定要以一岛之孤，赓续中华文化命脉。因而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总会，例由总统担任会长，秘书长负责事务。到了解严时代，这个总会改为了民间社团法人，但会长依旧由历届总统担任——但这已经不是政府组织了。马英九入府之后，将秘书长聘书送到了阿渡面前。这时名称已经被阿扁的“去中国化”时代改为了“国家文化总会”，出于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兴趣，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也因为这一民间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大陆和我推杯换盏了。 十 台湾的民运历史，远比大陆要漫长。早在国军溃退彼岛之时，就有知识界领袖胡适和政界高官雷震等联手，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而金岳霖的弟子，我们鄂省乡贤殷海光先生，正是凭借这个阵地，而成为了五十年代台湾的民运教父。 国府因为战败，觉得有必要控制意识形态和民众生活而宣布台湾戒严，这一可悲的军管时代竟然长达三十几年，可谓人类政治生活的奇观。在那个时代，民运人士可以遭到军事法庭审判，也因此发生了许多和大陆一样的臭名昭著的判例。但是比较而言，具体的管制仍然不如此岸的严酷。 比如出版书刊，台湾民间从来就允许，只是规定印刷出来之后要审查，违法了要惩处。如果还没有装订成册，军警都只能等在印刷厂外面。80年代的阿渡他们搞“党外刊物”运动时，就可以组织弟兄和军警一起等在印厂外面，书刊一出来，双方就开始像橄榄球运动一样拼抢，抢到手的就拿出去私卖。这样的画面在大陆的今日，恐怕都是难以奢望的。 根据两岸的历史来看，1987年之前并无本质差异，都信奉极权，都不允许民间挑战一党制。但是具体对待挑战的做法，却又有怀仁与怀恶的差别。1979年的台湾，曾经爆发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集会群众在施明德吕秀莲等人的鼓动下，与军警严重冲突。施明德是曾经在金门策划军事政变而被判十五年刚出狱的累犯，这次极有理由判死刑。但是蒋经国先生在海内外舆论影响下，终于决定公开审理，允许媒体现场报道和律师辩护，并邀请岛内著名学者精英旁听。陈水扁和谢长廷就是因为这次辩护而从此步入政坛的。 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就是旁听者之一，蒋经国召见他询问对此案的处置意见时，他斗胆直言云——不宜流血，因为流血制造烈士；影响国际视听；我们终究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血流进土地，再也收不回来。要以德化怨，以理释惑，以法制暴——就是这样一些忠勇善良的幕僚的犯颜进谏，挽留了台湾的民主火种。 可是这一事件十年后，此岸的学潮又是怎样的结局呢？同样都有一个威权大佬在主宰政局，我们怎么就能杀机顿现呢？这一事件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一连串审判还在继续发生，且依旧不许公开审理。 当我和阿渡踟蹰在台北街头，目睹艰难奋争得来的看不见军警的和平市井，我遥望夜色弥漫的故国清泪盈眶。我们活得真他妈失败啊，可是他们却抓住了胜利。他们在那一审判之后四年多，就由李登辉特赦了所有无辜者。施明德拒不出狱，他不要特赦，他要宣判无罪，他们终于获得了无罪改判。为民族之争民主，我们罪从何来啊？当年共产党的领袖，不就是因为要争民主，才带着我们的父辈驱赶了民国的吗？ 十一 淡水河是台北周边的主要水流，据说有一道临河小街蜿蜒在水岸边，是一个休闲去处。南方社的于雯带着我打了一个挂着台湾省车牌的的士径奔而去，我想要去了解一下台湾独立书店的运作状况。 台北的的士司机似乎不少老人，好奇便一路闲话。他说在台湾没有出租车公司，都是个体经营。只要不超过65岁，都可以去考试出租车牌照，考到了便可以运营，而且政府不征收任何管理费，甚至所有的税全免。我问为何要免税，那都去开出租，市场不乱了吗？他说目前经济不好，政府要解决就业率，于是就出台这些鼓励性政策。至于都来跑出租也不可能，因为车多了，生意自然就下滑，大家就会退出。看来一切都是市场可以调节的。对他们而言，实在无法想象大陆那种把车牌发给某些公司，由公司再来盘剥司机的事情。更不能想象司机要是组织罢工，最后会视为黑社会打压。民国和共和国究竟谁像社会主义，还真是个问题。 淡水小镇的河边，坐满了闲人。河水清且涟漪，排列了无数钓竿。满街卖小吃的，地上却一点污渍全无。一家小书店取名叫有河，就寂寞地坐在一个铺面的二楼上。沿着狭窄的楼梯上去，很小的空间装置得十分雅致舒服。一看那些书，就知道这家主人的趣味——他们只卖文学、电影和生态旅游之类书籍，而且排满了很多书店拒绝出售的诗集。 有河的老板叫詹正德，也是个作家，其妻是诗人。一对神仙眷侣，就这样偕隐在此古老河岸的寻常巷陌之中，收养着几只流浪猫，然后为这个世界越来越稀少的文艺读者准备着过夜的食粮。我的书有幸也在他们案头，他拿出一本请我签名，令我内心温软。书架上也有不少大陆原版书，两岸在艺文方面，其实原是可以彼此知音的。 独立书店是区别于其他连锁书店的一种个性卖场，早在戒严时期就为台湾的民运发挥过巨大作用。他们的货源纯粹来自于自己的采购，不接受那些中盘商的配送。台湾人口太少，书业不算太兴旺。最大的诚品书店连锁，倒是游人如织；以人口比例来看，比大陆爱书的人还是要多一些。因为人人皆可登记出版社，一些社有好的选题就出，没有就闲着，倒也不存在格外的亏损和债务。 坐在有河书店的露天阳台上，端着一杯浓香的咖啡俯瞰逝者如斯的河流，内心忽觉怅然。故国河山无数类似的古镇水涯，都曾容留过我的倦足。沧浪之水，清浊有别，而河清海晏的日子，我们却至今未曾见着。前人诗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一百年前我的乡贤在武昌打响的首义，没有换得真共和；之后几辈人的血漫大地，还是没有换得。难道这真是对吾族的一个毒咒吗？ 十二 罗大佑率领的纵贯线组合从台北首演出发，在世界巡回一年之后，刚好又回到台北做最后的告别演唱。然后，他们就解散了。我们这一代是唱着罗大佑的歌走过来的，阿渡说——我们也去告别一下这个时代吧。于是我们就坐上了嘉宾席。 像这样的流行音乐演唱会，一般来说都是年轻人的盛宴。但是那夜，我看见主要的坐席，多是被中年夫妻占据着。许多阿渡的老友邂逅于此，彼此寒暄仿佛共同在挥别青春轩昂的岁月。我看见他帅气沉稳却已鬓角杂霜，想象当年这个台中山区的农家孩子，也曾有过和我一样的苦难童年。那时他父母因为负债欠税而不得不四处躲藏，甚至母亲也曾入狱，他不得不小小年纪就提篮探监。 他的青春时代是左翼的自由主义者，当我们在此岸偷偷阅读胡适之时，他在台北的独立书店和图书馆到处寻找《资本论》和鲁迅。我们都怀抱着改造世界的梦想去都市求学，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诗歌作为最初的壮阳药。当我1980年写出长诗《为了历史——致毛泽东》而被校方警告时，他的长诗《刺客吟》却因为鼓吹“既然改革无望，那就去当刺客”，而获得时报文学大奖。当他深入黑煤窑去写底层苦难的报告，甚至去揭露被关了三十年的政治犯这一重大社会问题时，我正随着中科院的科考队漂流在长江上。 80年代在两岸都是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在戒严的阴影下参与鹿港环保运动，组织反核演讲；我在1986年的学运中走向街头声嘶力竭。他们的美丽鹿港保留了，我们却把胡耀邦先生牵连下台。1989我流泪誓言脱去警服的那一刻，他正眼看着无数同胞的血，在广场边上嚎啕大哭。那是他14岁之后的第一次恸哭啊，他是在为我们而哭，为同文同种的华族而痛心疾首。 罗大佑的一些老歌，时不时唤起我鼻根发酸。童年没了，隔壁班的小女孩没了，皇后大道东依旧还游行着手捧灯盏的纪念或抗议队伍。他们走进了他们可以自由高歌的时代，而我们呢？我们还有无数的狼孩在叫嚣着要不惜核武收回台湾。是什么样恶毒的教育，会把一国之儿女训练成嗜血的野兽？我们拿什么去收回啊，除了核武你还有什么？龙应台先生一句话——请用文明来说服我。面对此语，稍有人味的就知道该为如此强国而脸红。 纵贯线演出结束大家兴犹未尽，便去街边夜酒。“纵贯线大哥”在台湾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黑帮词汇，专指那些超帮派南北通吃的角头大佬。刚才张震岳不时在台上说，跟着几位纵贯线大哥走世界很有趣，学到了很多东西。台上台下就一起会心地笑。恰好和我对酌薄酒的一位兄台，就是前著名大佬。看他儒雅谈吐，端坐如山隐然另有一份江湖舵爷的厚重，问起来竟然也是台大的出身，不禁心生敬意。一晃都到了白发江湖忆旧游的时光，眼前的江湖还在，而心底的江湖却渐渐冰封了，剩下的似乎只是无边的寒意荡漾。 十三 次日就要辞别民国了，书展的沙龙活动安排了我和阿渡的一个对话。香港作家老友陈冠中、自由亚洲电台梁冬和贝岭兄等皆来捧场。邂逅相逢了梁文道和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彼此一番惺惺相惜；感谢梁兄节目中的推介拙著，相约北京酒聚。有时常想，这个世界其实真小，该要相识的注定就要相逢。 晚上的饯行酒局在一个深巷小店里，阿渡说这是全台北最好的鲁肉饭吃点，他前些日带马悦然也是在这里大快朵颐的。鲁肉饭是台湾的一种民间美食，味道确实不错。书展基金会主席林载爵先生和大奖评委陈浩兄也来对酌，我的老友台湾出版界大佬郝明义也坐着轮椅赶来，陈冠中和胡忠信以及时报的杨泽兄皆一起来凑兴。一番觥筹交错，我不禁有了几分薄醉。 宴罢酒兴未阑，大家又一起去邻家一个朋友的独立书店青康藏书房品茶。主人何新兴也是性情中人，再开两瓶红酒火上浇油。这样的燕聚，也算是民间的两岸三地吧。因为一场文字缘，就这样五湖四海地汇合了。那一刻，在我们心中，应该早已没有那道伤口般的海峡了。 深夜扶醉回到酒店，检点行囊，面对着朋友们的赠书和拙著，不禁犯难起来。这些书，哪些是可能带进祖国的海关的呢？我自己的书要带进自己的祖国，都要面临被没收的风险，更不要说另外那些炎黄子孙的文字了。同文同种是我们统战的口号，即便这样同文同种的港台书籍，却要面对大陆祖国的搜查和严禁，请问我们的领袖——这，究竟是谁的主意？ 一篇文字，一本书，甚至一个民间的建言性宪章，真的就那么妨碍你们的独占春风吗？我们如此深爱自己的母土，我们不想逃亡或者流放。我们愿意和自己的父老乡亲分担这个国家的苦难，哪里受灾了我们愿意为政府解囊相助。你们奥运阅兵要我们离开，我们就乖乖地离开，不凑你们的欢宴。可我们是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我要带几本自己的书回家，竟然就会令我如此绕室徘徊，我们真是莫大的悲哀啊。 别了，台北；别了，民国。梁园虽好，我只是过客。我不想留下，虽然你是我外祖大舅流血奋斗过的社会。正如英国诗人彭斯诗云——我的所爱在高原，这里没有我的心。我要回去，我哪怕像冯正虎那样死乞白赖地也要回去。我的祖坟犹在，我的慈母未回，我今生今世就算是在长夜守望星星，我也要等到黎明。 我毅然走向机场的时候，加缪的声音从天空隔着一个世纪传来——流放者终将归来……为的是重新经受考验并且夺取他应该拥有的东西——他田亩里的微薄收入，对这块土地的短暂爱情。在一个人诞生开始，他就必须留下时代和他青春的狂怒……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必将重造一个什么也不驱逐的世界！2010-3-18让记忆抵抗昆德拉曾经在小说中感叹——在黄昏的余晖下，万物皆显温柔；即便是残酷的绞刑架，也将被怀旧的光芒所照亮。此即谓，人类本质上是善于忘怀的动物。伤痛抑或仇恨，都容易被时光所风化；尤其当作恶者易妆登坛，化血污为油彩粉墨之后，曾经的呻吟抽泣竟可能变声为娱乐的淫浪。就像那些此刻正沉醉于某歌中的某些人，他们似乎也在怀旧，但他们已不再记得那些恐怖旋律下的人性践踏；在温饱的余年，支离破碎的青春被重新缝补成一道轻薄肤浅的抒情诗——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诞。我只是这一堕落时潮中的反动者而已——在狂飙盲进的岁月里逆向而行，固执纠结在洪荒之初的草莽上，乃因这个盛装的时代如此可疑，美轮美奂的华表下一切显得那么鬼祟。我企图返回其纪元的元点去打量这一切的来历，努力在琴箫和谐的假唱中窥探其本该知耻的原罪。曾经有学者谓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圣贤强调知耻近乎勇。然则当世的荣光，是连耻亦不被确认的；仿佛诸恶不曾，骨血狼藉之后一切都万劫不复了。于是，我深信，汉字的起点是忍辱负仇者在暗夜的刻划——他们在坚硬的龟甲青简上用石刀铁笔记录深埋于心的余痛。那些卜辞爻言中暗藏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祷告，以至于信史成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只有在这些痛史面前，恶霸被千古追诉而令来者警悟，善良无辜得以表彰，得以列队于苍天下昭雪沉冤。二每一个人的记忆都会有个起点。就像每一幅泼墨写意的巨画，只有作者才能分辨它的始笔一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冬夜，我总是倦依墙角，面对着钢条密布的窗户，独自追索着自己人生的起点。某市监舍赫然坐落在闹市之中，自由人间的灯火，还能在那些玻璃窗上闪耀出恍若隔世的温暖。那时，家父刚刚去世，狱警带着我千里奔丧，他亲眼目睹了囚首蓬面的我，却面对着党旗覆盖下的父亲向几百吊客叩首答谢。面对众多官民，我哽咽致祭曰——这里躺着我的父亲，多年前，他怀抱理想投身革命，至死保持着他那一代党人的朴素理想和本色，两袖清风地走完了他的一生。这样一些凡人的基本正直和高尚，在越来越成为稀有品质的今天，我相信父亲可以俯仰无愧地坦然辞别这个世界了。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是——怎样去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让我知道良知和荣誉高于一切功名利禄。在那一刻，我再次意识到生命是如此短暂而死神又是这样权威，一个好人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好而得以长寿。大地掩埋了所有的善恶是非，父亲平静地走到了道路的尽头。在岁月长河中，所有的悲哀和创伤都会被时间抹平。如果没有记忆和历史，一切都将显得虚无。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家族历史。父亲留给我们的遗嘱中说，希望将骨灰洒向面前这朝夕与共的清江，希望流水能送他归去。我知道这条江将远远地经过他旧居的门前青山，然后流向长江大海。父亲的游魂将消散于这波涛不息的水面上，如果我不为他记录的话，他的毁家灭门之痛，将从此遁入时代的黑洞——在那个忘川里，一切都被漂淡了。于是，我开始检讨历史，我必须从被遮蔽的往事中找到一代人的苦衷。三每一个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雨果这一说法，仅仅针对的是文学。事实上，文学在历史面前其实是苍白的。文学因其虚构的特征，似乎弱化了苦难的严肃性和沉重。在我们的土地上，历史，从其诞生之初，肩负的就是文史哲乃至宗教的使命。一个人的生与死，并非华丽的文学所能概括，其生存背景才是历史的领土。每个人都将最终消逝，无论早夭或者寿终。但是留下墓碑的永远只是少数，而一望无涯的孤坟却如遍地荆棘般刺疼我们的眼睛。更可悲的则是填沟转壑的无名之死，连骨殖都未曾开出花来。命运予我寒薄，而立未几则已亲长尽逝，使我得以在泪干眼枯之后，平静地检索他们隐忍平生的坎壈。我将父系和母系家族的跌宕，置于二十世纪之大背景下考察时，我惊秫地发现，一切都像在劫难逃般的宿命——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战争政争与党争——这也几乎是中国多数世家的相似命途；家族往事之戏剧化，并不更悲于整个华族的酸辛。整整几代人的追求、背叛、搏杀与幻灭，都在现世的升平花腔中湮没无闻了。如果没有民间私史的刊刻流布，则无数歌泣生动的先人，仿佛从未经过斯世。而那些割头戮颈惨绝悲烈的疼痛，很容易就被正史掩盖而为来世淡忘。窃以为，不长记性的民族是可耻的。当海量无辜的死亡连姓名都无存之时，美与善变得毫无意义，恶行也都被提前原谅。善恶即便难以在当世分享奖惩，原则上应该被历史鉴定荣耻。否则，恶无忌惮，辄善亦不被鼓励矣。那这样的民族，又何德何能进化于世界？四没有文字的民族是可怜的，如我的父系巴人土家族——其历史徒余传说。有文字而不许真实记录的民族，则是可恨的，盖因它在退化人类的品质。没有文字的语言，绝对无法永久流传。不能真实纪事的文字，则丧失其造字之初令鬼神夜哭的尊严属性。语言文字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当这种外壳被歪曲甚或阉割时，思想则必然萎缩，族性亦将愈加猥琐。三千年以来，华夏各族之烈烈志士，皆求以文字固化记忆，此乃为天地存心也。司马迁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而这一切，其根本价值原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长歌当哭，温故知新，纪史的内在动机是要抵抗遗忘和歪曲。任何一个民族的记忆，都不仅仅是由官修正史所构成——在那里，太多的秘辛被曲意掩藏和改写。我在我的阅读里发现，更为滑稽的是祖国的古史，都似乎要比当代史清晰，有无数前人的野史笔记在那里佐证。然而今天，一个家族的亲历都往往变得扑朔迷离，更不要说一个国家的编年大事纪，其中竟然充斥了无数虚构与抹杀。于是，我想藉由对过往亲友的命运检索，来揭示上个世纪平民生活史的一斑。任何政治史都只是虚张的宏大叙事，只有在这些具体姓名背后的遭际，才可能更多的窥见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本相。事实上，这样刻骨铭心的家史，不独吾家特具。我经常在酒肆邂逅的野老遗民口中，知悉更多系骨裂肉的惨痛。大地深雪，埋葬了太多无辜。竹帛难罄的遗事，荒芜在黄土垄上。这样的复述，于我并非艰难，只须秉承天良，便足以还原那些破碎的陶片。五历史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实际等同于一姓子孙对家谱族书的珍重——其本质乃在对父系血缘的崇仰。崇父意识是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厘清来历的暗怀渴望驱策我们要探索、书写和研读甲卜金籀，以穷通生命的源流去向。作为党人一员的家父，平生兢兢，临渊履薄守口如瓶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在他身前，我竟然基本不知其来历。他很好地与他所在的组织一起合谋，扼杀了自己的记忆；以至于我这个儿子，都无从问脉他深怀不露的苦痛。也许是因为他寥寥的遗言——要我为祖父将那抛尸的天坑盖上——我才开始去追索当年的灭门惨剧。他似乎还能想象，盖掉一个天坑是多么巨大的工程；但他未能想到的是，我开始揭开另一个历史天坑的秘密，这才是真正浩大且远未竣工的作业。拙著《地主之殇》便是我对父系历史的勘察，在那里我发现了当年几百万生灵莫名涂炭的枯骨。偏远乡村一个农夫之家的悲欢，在亚细亚从来对应着京畿某个独夫的喜怒。个体的生活史自古便是国家叙事不可或缺的构件，虽谓以蠡测海，却也足见其沧桑咸腥。无论史学意义，抑或社会学价值，皆不输于那些假言涂鸦的鸿篇巨制。六人生之短相对历史之长，无法不令人顿生虚无。在漫长的史前和史后，个体的生死际遇实在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人类何以要如此在意历史呢？如果世界真是无神的，生命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行。人类潜意识里畏惧的并非身体的死亡，而是对恍惚没有来过此世充满了隐忧。于是，我们有了史官文化以及对历史的拜祭——因为历史的存在，才可能让过往的生灵，复活在人类的共同记忆里。就像我祖父的横死，曾经的暴尸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他被用来证明恶世的传说并非虚拟，用于警醒来者不要让恶重复。也因此，他卑微的生命才在帝王将相的起居注之外，走进了自己真正的永恒。我的写作本质上传承的正是中国民间修史的伟大传统，是历朝历代那些冒着株连九族的风险，在枭首流放的长路上排队仍不肯掷笔的先烈们，遗传了我们以史证伪的渴望和冲动。想想当年那些夜雨孤灯下的荒江野老，斧钺相加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惧，这才是这个民族真正可歌可泣的品质。尽管这一品质也在寒酷的现代，在血液里稀释；但是它依旧还能在苍凉乱云的天空，耀如星灯般召唤代复一代的苦吟血书者。2011年3月2日目录区别——风住尘香花已尽一后半夜发来的短信清晨才看见，想必是急事便赶紧打过去电话——那端一个男人哭着说，我的妹妹自杀了。我的心顿时感到了揪疼，在这个寒冷的春天，死亡几乎无处不在了。哭着的男人是我若干年前聘用培养出来的一个编辑，一个来自湘南的农家孩子，忠厚而谦谨。我不经商之后，多年难有联系；此际能想起我，可想他在这个首都，该是怎样的绝望而无靠啊。他说希望我去参加晚上的善后商略，我立马便应承了。当晚终于知道，他的妹妹——那个我从前见过的清纯羞怯的女孩，随他来京打工，之后与一个男孩相恋，且赁屋同居了七年。但是男方的家里是干部，因为门户之见，坚决反对儿子的婚约。男孩是爱这个女孩的，但是不敢面对父母的决裂威胁，于是女孩选择了自杀。——丧宴上，男孩及其父亲和当警察的叔叔，就坐在我的身边，他们的表情也都沉痛和尽量沉痛着。我深知，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乡下，那是肯定要掀起纷争的。对于这样的江湖风波，我实在无力摆平。即便我这位兄弟及其亲友如何的愤恨不平，事实上，死者长已矣，法律原本是无从还一个公道的；而其他一切，更不能换回一个鲜活的青春生命。我只能说——善后之事，以善为先；双方尽量尊重死者善待生者，不要将悲剧再次扩大。二面对随时发生在身边的不预之死，很多时候心渐木然。他们来过了，他们走了，他们给后死者留下一些伤痛、愤怒抑或遗憾，但似乎都无法减轻这个世界的恶。我的朋友给我发来他怀念妹妹的文字——大妹脸色红润，安详地躺着，有如熟睡。我细细地察看大妹脸上的每一个细节，稍舒的细眉，轻合的双眼，微乱的黑发……我似乎还能听闻那隐不可及的呼吸声，似乎她一会就会起身，然后惊喜地叫我“哥”。——我熟悉这些残酷的道别场面，我能隐隐听见那些无处不在的哭声，哭声充盈着我们的时代，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主旋律。无助的朋友说——你看看大妹的QQ空间吧，她在清明节决定了这一切，在五一实现了她的诀别。我于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姑娘原本无话可说，当我读了她唯一留下的简短的十几篇日志后，突然悲从中来。我隐约看见了她二十几年的生命，活得那么委屈和纯净；她和无数被命运驱赶来此都市的寒门女孩一样，内心盛开着美丽的百合，戛然委地时往往都无人发现。正如她策划死亡之时换上的空间留言——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这些强烈想要挣脱贫困和歧视的乡村孩子，也曾怀抱爱与生的梦想，在别人的城市盘桓挣扎。她们默默地劳作，殷勤而卑微地爱，不甘像父母辈那样将贱命再传给子孙。直至诸梦幻灭，再自己掐断自己的花茎——风住尘香花已尽，这句李清照的词，是我在她的空间看见她读李清照的文字的标题。我所熟悉的词句，似乎在此刻被她引用时，我才真正读出其中的悲哀和无奈。这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农家女这样理解着李清照——只是不知道上天为什么要折磨这个女人，既给了她绝世才华，一个美好的开始，却又忍心给了她一个“国破家何在”的凄凉收场。也许是为了看她会不会被尘世的惊涛骇浪湮灭，家破人亡的哀痛会不会将她摧毁；浮生浮世，她最后会不会拔节而出。毕竟上下千年的岁月，这样出色的女文人，除了易安，再没有第二个了。面对这样一个短命女孩的这些文字，我深感内心恻然。三这个国家对穷人的歧视由来已久，一个微吏之家都不愿与农户联姻——这，几乎不算是一个格外可以苛责的事情。尽管干预婚姻自由作为一种罪名写进了法律，但现实中这样的父母之命，却往往无从违背；即便催生了死亡，也难于问责。大妹从小在哥哥的背上长大，他们的父母很早就开始背井离乡南下打工。长期的分开打工，导致了离异，她甚至都不熟悉自己的母亲。哥哥来北京成为了编辑，把失学而渴望自己奋斗的她也带进了这个都市。他们都不曾想过，这个祖国的首都，最后会成为她的坟场。她那老实贫寒的爸爸来北京看病，这个第一次来京的农民党员，像所有沦陷在这个红色时代的草根一样，渴望拜见那个给他们带来“翻身解放”的蜡像。她在日志中写道——今天中午去天安门陪老爸逛逛，刚下车，就被一穿警服样子的人给叫住，让我拿出身份证，让我有点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身份证在哪，想了一下，拿出给警察，警察看了一眼，用生硬的口气说，怎么还用一代身份证，过段时间不能用了，我说，没有回家办理。警察看了一眼，还给了我……去广场那边的都设了围，只有几个口子可以进，进去以后，先检包，检了包，再检身上……经过这一番检查，让人感觉怪怪的，游玩的兴致荡然无存。这一番检查让我这个经常出入地铁受到检查的人感觉有点不舒服，更何况那些初次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天安门，瞻仰无比敬爱的毛主席……这一番检查搞得像恐怖分子似的，真是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这个可怜的姑娘一直还以为自己是人民，她无法想象，人民在这个时代，很容易被视作是恐怖分子。她的小男友的父母对她的歧视，她隐忍了数年，依旧善良地企盼着爱能融化隔膜。至于这个国家的歧视，她则已经司空见惯了。四理想，爱情，以及对一个国家的平等渴望，也许都有彻底幻灭之际。当真正的绝望来临时，这个春天，一些倾向恶的男人，选择了屠戮别人的孩子。而一些倾向善的女孩，则选择了扼杀自己的生命。这个冷酷的春天，男友的父亲摊牌制止这场苦恋。大妹万念俱灰，让男友搬出了那个租来的寒舍，然后开始冷静地登陆自杀网站，悄悄地学习自杀的艺术。一念既生，便再也难得放下。萌动此念时正好是清明，小小的她忽然有了许多怅惘。她写道——清明节到了，一些“不思量，自难忘”的愁绪，难以回避的涌了上来。想想远在在天国的亲人们，慈祥和蔼的奶奶，背影瘦削的爷，驼背的外公，以及从未谋面的外婆…… -那些永远疼爱我们的长辈，那些永远也抹不去的温馨记忆，仿佛还留在昨天…… 在这素淡的日子，在心里默默焚上一抹素香，追忆他们，追忆那些悠远而温情的记忆，希望他们在“天国”都过得快乐。-我可以想象，她独自敲打这些文字时的低泣。她已经决意要追随她那些逝去的老人了，那个她自己都略显怀疑的天国，似乎还寄存着她的一点快乐的奢望。她淡定地买来胶布，严密地封闭了所有漏风的门窗。在劳动节假日别人的笙歌中，点燃了特意买来的炭火，之后独酌人世间的悲苦。末日之夜她像卖火柴的小姑娘一样，在自己营造的温暖火焰和梦幻中，悄然入睡，在死亡的宁静中她终于完成了她尘世一行的爱与自尊。五她的QQ空间里一直播放着周杰伦谱的一首歌曲，那是一个叫容祖儿的女孩低吟浅唱着。方文山的歌词仿佛为大妹量身定做——回忆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过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撑，稚嫩的唇在说离分。这个因为贫穷而辍学的乡下孩子，如果生于城市，生于富贵之家，那该又是怎样一种命运呢？她在哥哥的影响下，一直在读书，毫无目的地书写着自己的感慨；她从许多名著中读出了自己的身世之叹。她在情人节写道——《简爱》的故事我们不会忘记，这是爱的尊严的最好演绎。简在面对爱情时的独立而充满尊严的姿态震撼了我们每个读者的心灵，我们看到了尊严的价值所在。读完《平凡的世界》，她写道——在他们患难与共的日子里，他们演绎了恬淡平静的爱情，他们应该是最幸福的人；孙少平在最后和惠英走到了一起，历经了磨难的他终于在惠英身上找到了归宿，找到了慰藉。这份爱让人为之震撼和动容。人生本就平凡，不平凡的只是一颗坚持不懈、永不退缩的心。正是因为这些不平凡的爱，让我们更加理解了爱，让这些爱变得更加的不平凡。但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似乎给了她宿命的暗示。她在读后中说——她为了心爱的王子，喝下了能让鱼尾变成双腿的药水，忍受着每一步如走在刀尖上的疼痛，来到王子身边，但她最终也没有得到王子，得到自己的那份爱情。为了心爱的人的幸福，她又一次的牺牲了自己，宁愿自己变成泡沫也不愿去杀死王子让自己活下去。她为了爱勇于牺牲自己，来给对方幸福的爱，让我们为之流泪和哭泣。这种暗恋的情怀苦涩而美好，正如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他们的爱总能给自己留下理由和芬芳。这份爱的一缕如童话般的干净和充满阳光，但同时又洋溢着简单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就这样，幻想破灭，她成全了这个世界对她的不公和歧视，而独自远行了。她只是加入了无数个这样的悲剧，之前和之后，都肯定一直有这样卑微而纯净的死。佛经云——汝爱我心，吾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犹自缠缚。我们都在这样的缠缚之中，历经我们各自的劫难。2010年5月12日依旧当年旧酒徒——默默诗集《七无律》小序野夫许多时候，我都坚信——诗，本质上更近乎一种宗教，有其神祗、信条和令人迷狂之处。在诗人心中，语言是一种符篆，是一道魔咒，为其驱使而要在百丈红尘中诵唱；仿佛为了自我救赎，也仿佛为了召唤另一些胸怀使命的信众。在这片荆榛满目的棘野里，摩顶放踵的使徒似乎已日渐稀少；然而放眼深林大荒，却依然可见少数肩负琴剑的行者，在尘海孤独放歌。而诗人默默，在我看来，正是这样一位执着的圣使。作为文体的诗，其是非不难辩识。而作为族类的诗人，其真伪则往往容易模糊。当这个世界充斥着无数排列长短句去谋名谀世的人时，我们常常羞于确认这种称谓和血型。我常以为，诗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生活方式。一个真正的诗人，必能在其性情和命途中，发现其先天的烙印；而这，才是难以模仿的密码。因此，我有理由去质疑一些鸟人，同样也有依据去认同我的兄弟。诗歌几乎从初次梦遗开始，就进入默默的生活主题；及至而今开始尿糖，诗则依旧是他唯一的悲苦和甜蜜。诗歌护持着我们这一代近三十年，我们见证着这个国家的大笑与低泣，见证着周边人生的沉浮和荣枯。假若没有诗，也许我还可以随俗众生一样沉默吞声，而这个唤作默默的兄弟，则必将自断筋脉，其生命的穹窿也肯定早已坍塌。默默爱诗，像爱诗一样爱书，像爱书一样爱朋友，像爱朋友一样爱人类——这是我在半生的阅历中，极为鲜见的一例。我不想在这里描述他的诗意生涯，也所幸这个诗坛多数人对其并不陌生，因此我才可以断言，除开其惊世之量的作品外，其活法本身，就已然是一部不朽绝唱。痴迷于语言，持重于道义，这都是这个颓世浮生中日趋珍稀的品质。而默默则确如盛唐时代幸存的遗孑，在无道江湖中传颂着古风的华章。这本叫着《七无律》的诗集，表面是对古典格律的一次戏谑和反动，骨子里则仍旧传承的是小令短歌的灵性。这是他多年所写短诗的合集，吉光片羽之间闪现的是他沉思顿悟的偈句。诗和音乐，其优雅美妙之处全在各人的体悟，原本无从点评。我喜欢其中的佳语妙谛，仿佛喜欢一个女人的唇红齿白。当他说——“春天里我要自杀一千次/二十岁的春季我以死的方式活”——我从内心感到彻骨寒意。当他说——“孤独的时候/别去欺负宗教/别去和祖国吵架”——我则又感到会心的苦笑。“我们坐得像悬崖/眼神充满危险”——这是我们曾经的爱恋，那些让我们一次次撕心裂肺的陷落。“一个男人就是一种尾声/逃不远/所以辛酸地写诗”——我能从中分担其绝望的挣扎。是啊，谁将我们弃置于此大地上，又让我们用诗来饮鸠止渴呢？八十多年前，胡适先生在上海推出了他的《尝试集》，从此中国有了新诗及其代代不绝的殉道者。这部诗集实际上也包括了他用白话写的旧体诗词——非常的有趣。其中一首词写他一个朋友来上海看他，一起饮酒作乐，他说是“春申江上，两个狂奴。”又说是“依旧当年旧酒徒”。我在此际，默念着这些旧句，遥想着那些异代知己，心底泛起十分温暖的感觉。我深知，我们永远珍视着这样的人和生活，永远在心里温着这样一壶老酒，留着陪故人歌唱。野夫：无边的门和一个诗人 一 在名城，在这样一个著名的年代，我赁居市井深巷的门被轰然撞开，一个诗人裹挟着二十世纪末代初春的黄昏滚滚而来。 他象金庸笔下的暗器名家一般不断从怀中腋下发射出二锅头、花生米、即食面、烟诸如此类足以击倒任何一个流浪汉的东西；而最终使我受伤的则是他的这本诗集——这致命的袖箭以最诡异的手法和刁钻的角度扑面而来，足以洞穿每一个猝不及防的英雄。 不宣而战，挑灯夜斗，仿佛中世纪的武士裸体对阵性命相搏，关于诗、关于文、关于青春革命醇酒妇人，竟至于一时间杀气弥天悲风四起…… 在名城、在这样一个充满金属喧嚣的年代，我不知道除此之外更有几人还能这样陶然于草草杯盘和昏昏灯火中，去玄谈一些干卿鸟事的话题。诗人啊，这荒年中最丰盛的晚餐就这样开始罢！ 二 人类的文明始自于门——在遥远的野蛮而又最本真的年代，那些巢居于莽林中不断自我放逐的初民们，当整个世界和他们都裸裎相对时，何曾需要门的卫护？那第一个在洞穴前结扎篱笆把爱情和财富深锁的人，必是人类罪恶的始祖——然而文明也正从此诞生。我们开始通过一扇菲薄的门认识父亲，我们在门上刻下了光荣的族徽和神性的脸谱。 只有在门的概念形成之后，才会诞生家、诞生爱、诞生隐秘、诞生杀伐与仇恨，最后诞生城堡以及无数动人的诗篇。在此一切之后，门不再是门，只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存在着，也只有灵性的诗人才拥有那解码的锁钥，才能穿过一扇扇不同形式的门抵达世界的深处。 三 全部历史就由这样一些城以及必不可少的门所构成。我们面对每一个时代、检索每一段汉帛秦简，无非都是在叩击那些语词背后的城门。 每个世纪都有它的巨匠，每个巨匠都用生命筑起了他自己特有的城门。每个城都让隔世的人感到高不可攀，每扇门都使异代的人觉得深不可测。 我们生得太晚，我们无法不去直面这些高山仰止的名城，无法绕开这些形而上的豪门去深入堂奥，无法不去反复推敲以期登堂入室。 四 门啊！使我想起无数催泪的典故—— 望门投止的末路英雄； 立雪程门的求知书生； 大笑出门的蓬蒿高人； 重门深锁的深宫怨女…… 无论门内或门外，人类都是如此尴尬、无奈和勉强。 五 在这样一册薄薄的诗卷里，他为这个时代和文化地图标出了一串值得造访的名城。他以他独有的密码敲打着这些高耸的门，然后推启，然后告诉我们在那木质的肢体之后隐藏着什么谜语。 我根本无意去重复他的发现。 他的语言烛照之处，是每一个具备眼睛的人，都能看到光明、美以及鲜活的生命的。事实上，永远有那么一些城门矗立在道路的尽头，成为芸芸众生始终不能破译的隐秘。 六 当他孜孜矻矻地摧毁着一些门时，却无意中又在树立起自己的城。我绝望地发现，一代复一代的跋涉，极少有人真正穿过卡夫卡的城堡，洞悉钱钟书的围城…… 一切都象但丁在地狱之门前所刻下的那句话——到此来者，应该放弃一切希望。 一切都象金斯堡的哭喊——惠特曼啊，我们今夜将走向哪里？ 太多的城太多的门使我们反而感到无路可走无枝可栖。 七 酒瓶罄尽时，我虚掩的门为风所开，他行走在月光下，越过道道重门将回到他的城——那是我尚未洞悉的世界，那里只有他，横行在大地上，诗一般地说着酒话…… 1996年3月于朝内小街南拐棒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