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盟員，是《光明日報》總編輯，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他曾經莊嚴地舉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參加了國家領導人的選舉。他現在公開反對他自己參與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並且把責任推給全國人民所擁護愛戴的毛主席和周總理，誣蔑毛主席和周總理有『黨天下』的清一色思想。這不是要挑撥煽動全國人民對領導我們的黨和毛主席周總理引起惡感，還是什麼呢？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還是什麼呢？已經有人這樣說，儲安平敢於做這樣反動的言論，要是背後沒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設想的。因此，我主張我們民盟中央必須明確表示，和儲安平劃清界限。如果我們中間有誰支持儲安平的，應當公開站出來。我們容許批評，也容許反批評，這才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內部矛盾不轉變為對抗性的矛盾，也只有通過公開的批評反批評的方式才有可能。我們反對當面一套背後又一套的陰險做法。」說到此，史良話鋒一轉，進入了最為重要的、矛頭直指父親的第三段：「在這裡我要向章伯鈞副主席提一點意見。在上次中央小組座談會上，伯鈞的發言中，對儲安平的批評，我認為是很不夠的，是含糊其詞、模稜兩可的。昨天看到伯鈞在《光明日報》上所寫的文章，對儲安平的批評，態度和立場仍然是不夠明確的。雖然伯鈞的文章裡說：『儲安平反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論，絲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報》。他的黨天下的論調是和《光明日報》的立場完全背謬的。』但是伯鈞並沒有說明他自己對儲安平的發言，採取什麼態度？也並沒有分析儲安平的錯誤在哪裡？充其量，伯鈞只聲明了儲安平的發言不能代表《光明日報》，而沒有說明儲安平是在散佈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論調，企圖『達到從根本上動搖人民民主專政和黨的領導，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總而言之，伯鈞對儲安平的批評，並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本質。「我要問伯鈞，你是不是也有所顧慮，所以故意含糊其詞，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儲安平的本質呢？儲安平的發言，是以《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身份發表的。伯鈞是《光明日報》社長，社長應當負報社的政治責任。因此儲安平的這一篇發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鈞請示商量，發表以後伯鈞有沒有向他追問，你有沒有向他表示過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意見。像這樣的關鍵性問題，我認為伯鈞是有責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記得上星期六晚間（六月八日）伯鈞來找我談話，我是問過伯鈞的。我問他儲安平的發言稿，事前和你商量過沒有？他說：『沒有，羅隆基是看過。』伯鈞又說：『有人對我說，儲安平的話擊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著寫社論的（社論即指《這是為什麼？》）。而且一再掮出盧郁文來２。盧郁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丑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是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的。』當時伯鈞說這樣的話，我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現在看了伯鈞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講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須請伯鈞說個明白。我懷疑伯鈞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在這次鬥爭中『不夠堅定，認識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鈞也有兩套做法，在群眾面前講的是一套，在背後講的又是一套呢？前天《人民日報》大字標題寫著：『可注意的民盟動向』。不錯，全國人民正在密切注視我們民盟中央在目前這場思想鬥爭中的動向。我們都是民盟中央領導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我們再不能對於對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心懷異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會議上要求伯鈞表明立場和態度。」史良的結束語，是落在了曾與自己最為親密的人的身上：「羅隆基現在出國，等到他回來以後，我也希望他能夠有所交代。」史良的講話是按照要求，適時順勢而發。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yao，從內部炸開民主黨派的圍牆，炸出一條預先設計好的線路，使民盟這支進入反右運動祭壇的領頭羊，在這條路上蹣跚而行。會散得很晚，在夜色中父親回到了家。他只對母親簡單地說了一句：「今天民盟的會，以史良的發言為主，她很有準備。」見他神情沮喪，母親沒好再問。第二天近午時分，同時送來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均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刊載了史良發言的全文。這篇新華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態度劃清界限，質問章伯鈞是不是也有兩套做法」為通欄大標題，並將父親在史良家中說的那段「……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作為內容摘要，以黑體字排印。母親看罷，幾乎難以相信洋洋數千言，竟是從史大姐嘴裡說出來的。但是，她更加責怪的是自己的丈夫：「那天，你說去史良家談談，我滿以為你是聽聽她的意見，請她幫你分析一下當前的形勢和自己的處境及問題，誰知道你跑去講這些！你鳴放得還不夠嗎？嫌人家手裡的辮子還少嗎？」母親氣得滿臉通紅。父親一句話不講。吃午飯了，父親平時吃飯就快，今天吃得就更快。吃完，把筷子一放，對母親說：「我相信，史良發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為她在決定開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從此，章史二人再無往來。這件事，我不知道在他二人心中，各自佔據著怎樣的位置，留下多深的刻痕。我只是吃驚於三十年後的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初，全國政協舉行委員活動，母親和史良在禮堂前廳談天。民進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見此情景，特意將我的姐夫拉到一邊，憤憤地說：「你岳母怎麼還能和史良有說有笑？當年就是她出賣了章先生，我們心裡都明白，誰也忘不了，難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眾多右派，被逐一處理。萬不想左派們也跟腳一一做了長篇書面檢查。這其中既有從一開始就積極投入的吳□、鄧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殺手鑭的史良，還有交叉身份（中共黨員、民盟成員）的薩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見在毛澤東眼裡，不僅章（伯鈞）羅（隆基）是右翼，整個民主黨派都是右翼。後來，有人告訴我：在反右後期史良批判「章羅聯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連那個「六六六」教授會議，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劃鋪排的。只不過臨到開會，他借故走掉。而且運動的收尾時刻，他把具體操辦這件事的幹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調離北京，驅趕到大西北。我聽了，先是震驚，後也不覺奇怪。在民盟中央，別看沈老（鈞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幟性人物，可中共黨員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當然，還有統戰部在後面指揮胡愈之。再後來，我又聽說：大躍進時期，史良見一批黨外人士光榮加入了中共，也向周恩來提出了入黨的要求。但毛澤東不同意，周公稱她是一名黨外布爾什維克，不入黨，作用更大。　　一九六五年，羅隆基因突發心臟病，半夜死在了家中。他的許多日記和一箱子情書被有關單位收走。母親偷偷對我說：「你的羅伯伯收藏的情書可多呢，據說還有青絲發。寫給他情書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劉王立明，史良……」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我幾次從四川溜回北京。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冬，我第一次返京，住在已被紅衛兵佔據的家中，陪伴著體質虛弱且終日擔驚受怕的父母。一日，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父親去王府井東廠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眾的大批判。會開了整整一個上午，焦急憂慮的母親，煮了稀飯等他回來。下午一點多，年邁的父親徒步而歸。他喝完稀粥，把母親和我招呼過來，說：「我滿以為民盟是批鬥我，到了會場才知道，我是個陪鬥。原來今天批鬥的對象是史良。她血壓高，那些民盟機關幹部，偏要她把腰彎得低低的。開初的批判，不過是些口號和空話。後來，他們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寫給老羅的情書拿出來當材料宣讀，並質問史良到底和這個大右派是什麼關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愛他。』在中國，一個女人能這樣做，是很不簡單了，也可以說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像又回到了從前。」顯然，父親所說的從前，是指一九五七年以前。父親接著說：「當初，他倆的戀愛失敗，史良曾經向老羅索討自己寫的書信。這個努生（羅隆基的字）就是不給，把流風餘韻繫於紙墨之間。現在它們都成了罪證和炮彈，投向這些從前愛過他、現在還活著的女人。」「健生」父親喚著母親的名字，又道：「今天這個會，最讓我心痛的是，民盟會墮落成這個樣子，一個批鬥會搞得如此下作。」而這個如此下作的批鬥會，成了他們最後的會晤。一九六九年父親病逝。一九七八年，我從四川省第二監獄釋放回京。母親說，為了我的出獄，她找了許多關係，托了許多的人。現在要帶我去拜見、面謝他們。在這些人當中，有三個老大姐：史良、雷潔瓊、李文宜。我們母女先看李文宜，再看雷潔瓊，最後去的是東總布胡同二十三號。在路上母親告訴我，小陸已經去世。去世的情況非常意外：一九七六年周總理逝世，在外交部召開的追思會上，小陸談到總理對他的關懷時，激動萬分引發了心臟病而猝死的。我們與史良的會面是在一樓客廳。幾十年未見，身著白衫青褲的她，略顯老態，但依舊是儀態雍容。光澤的肌膚、白皙的面龐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難相信她已年逾七十。母親把我朝史良的面前一推，說：「喏，這就是剛從四川回來的小愚（我的小名），沒有你的幫助和搭救，她恐怕至今還蹲在大牢呢。」我趕緊補充道：「數千人的監獄，我是平反釋放的第一人。這都得謝謝史阿姨了。」史良擺擺手，說：「不要謝我，我沒有起關鍵性的作用，也不可能起到這個作用，不過就是找找人，反映你的情況。我跟他們講，章伯鈞的女兒怎麼就一定是反革命？她在日記裡寫幾句對時政的看法，就算犯法？從法學觀點看，簡直不成道理。所以，我要替你講話。在這方面，史阿姨是有原則的。我史家有個遠房的侄子，前幾年犯了罪，判了刑。他的家人後來找到我，想讓我為他開脫。我把這個遠房侄子的情況一摸，發現他不但品質不好，而且是真的有罪。我對他的父母說，這個忙我是不能幫的。孩子從小游手好閒，現在勞動幾年，恐怕對他今後的一生都有好處呢。」吃午茶的時候，母親關切地問：「小陸走後，你的生活還好吧？」不料母親尋常問語，引出史良眼淚無數。一邊拿出白手帕擦拭，一邊抽噎著說：「小陸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沒有好過。他的房間，他的東西，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那裡。我每天都在懷念他，回憶從前的日子。」她哭聲淒婉，而那樣子又很像個冷不防被搶走了心愛的洋娃娃，一個人坐在大房子裡傷心抹淚的小女孩。母親後悔自己不該提到小陸，說了許多勸慰的話，隨後告辭。史良從沙發上站起來說：「我就不遠送了。」母親和我走出大門，便聽見有人在喊母親的名字：「健生！」回頭一看，原來是上到二樓寢室的史良靠在臨街的窗前，手裡左右搖動著那條擦拭過淚痕的白手帕。我倆走一段路，就回頭望一眼，那白色始終在陽光下晃動，閃耀。我一向認為人老了，簡單的衣食住行，都是無比的沉重與艱難，他們的內心自不會再有熾熱之情或刻骨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憂傷表達出的至愛，令我感動不已。當我跨入老齡，生活之侶也撒手人寰的時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記憶，便愈發地生動起來，也深刻起來。是的，脆弱的生命隨時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轉瞬即空，歸於破滅，唯有死者的靈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遠的存在。不管父親的右派帽子摘不摘，不問一九五七年的事平不平反，母親都決意要給自己的丈夫寫一點文字的東西，留給後人。在搞「章伯鈞生平」的同時，她還想搜集一些父親生前的照片。現在誰還保留著與章伯鈞的合影？數來算去，唯史良矣。一九八三年二月，趁著春節拜年的喜慶日子，母親帶著我又去東總布胡同。這時的她已身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要拜晤（包括拜年）均須提前聯繫，獲得同意。這次見面被安排在二樓的小會客室，樓梯的轉彎處是一株葉大如盆、油綠烏亮的龜背竹。上得樓去，便從一間敞開的房間牆壁上，看到懸掛著的小陸遺像。像很大，拍得也好，他一生的溫厚樸訥都印在那上面。我想，這間屋子就是史良珍藏愛情、持守亡靈的聖地了。雖是冬日，穿著一件藍色對襟絲棉襖的史良，卻坐的是把籐椅，好像在我們未到以前，她已經坐在那裡很久、很久了。此時的她，完全是個老邁之人，稀疏的頭髮，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佈著星星點點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遲緩、冷淡。見此情狀，母親盡快地說明來意，在重複兩遍以後，她聽明白了，對母親說：「這些事由我的秘書處理，他們會告訴你的。」秘書的答覆是：「史委員長的包括照片在內的所有資料都很珍貴，概不外借。很對不起，請李先生原諒。」我們不便久留。聽說我們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顫的手從棉襖的口袋裡，掏出一個小紙卷，遞到我的面前，說：「小愚，今天是春節，史阿姨要送你壓歲錢。」我接過來，展開一看，是五元的鈔票。剎那間，心頭泛起縷縷難以名狀的傷感：是傷感於母親要求的被拒？是傷感於史良的垂暮之態？還是傷感於她視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婦人？——這一切，連我自己也無法辨析。「清禽百囀似迎客，正在有情無思間。」歲月飛逝，留給我們的只有記憶，好在我們還有記憶。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母親執意要去八寶山參加追悼會。進得大廳，母親便痛哭失聲，站立在遺體前，幾乎跌倒在地，情緒難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個在職部長低聲問身邊的人：「她是誰？」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鈞的夫人。」另一個民盟中央機關的幹部，問：「章伯鈞是誰？」老者無語，一片沉默。數年後來，我去民盟中央機關的宿舍，替母親探望她的幾個老友。閒談中，對其中的一位問及史良身後之事。他告訴我，史良無子女，她的幾個侄輩認為史良的首飾可能值些錢，便提出分割、繼承的要求。經過請示，決定由他代表組織拿著全部的首飾，領著這些親屬先去珠寶行鑒定其價值。鑒定出的結果是：所有的戒指、胸針、耳環、項鏈加在一起，也就值個三千塊。聽到這個價碼，後輩一律表示放棄要求。當然，珠寶行的鑒定者，不知道這些漂亮的假首飾所有者，是一位全國人大的副委員長，國家首任司法部部長，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全國婦聯副主席——一個叫史良的女人。我想，即使曉得了姓名，他們也未必知道史良是誰。二Ｏ零一年七－九月於守愚齋註釋：１香雲紗俗稱拷紗，即茛綢，是中國一種古老而傳統的天然絲料。它是將原色天然面料，直接用野葛（茛）莖中提取的汁液浸泡並經過淤泥塗封，放置一段時間後，經太陽爆曬等特殊工藝製成。由於是純手工生產，生產量很少，所以十分珍稀。夏天涼爽，冬天輕柔，穿洗越久，手感、色澤越好。２盧郁文時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是一九五七年夏季黨外人士中最早站出來回擊右派言論的人，他的回擊行為立即以醒目位置刊於中央各大報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