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懷疑的他，真的寫起詩來。他一做詩，便感吃力，便想起做詩比說話還要利索的張伯駒，便要自語道：「這對夫婦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父親的詩，絕句為多，都是信手寫來。樹上的麻雀，窗外的細雨，爐上的藥罐，外孫的手指，他都拿來入詩，唯獨不寫政治。一個搞了一輩子政治的人，由政治而榮，因政治而辱，而最終超然於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應為他悲傷，還是該向他祝賀？ 1969年5月17日父親走了，離開了這個世界。他走時，我正關押在四川大邑縣劉文彩的地主莊園。一年後，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四川省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宣佈為現行反革命罪犯，從寬處理：判除有期徒刑20年。獄中產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場勞改。苗溪茶場地跨天（泉）廬（山）寶（興）三縣。那裡與我同在的，還有一個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風夫人）。我站在茶園，遙望大雪山，覺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 1979年5月17日，父親去世後的整整十年，我丈夫走了，離開了這個世界。我被宣佈：無罪釋放。宣讀時，我無喜無悲，宣讀後，我面對一紙裁定書和滿屋子公檢法，拒不說「感謝政府感謝黨」之類的話。因為我覺得是政府和黨長期虧待了我，有什麼可感激的？ 1979年10月，我穿著四川省第一監獄發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襖布褲，回到北京。我從擁擠不堪的火車車廂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見一面的女兒，親睹我的醜陋憔悴，嚇得躲在我姐的背後，別人拖也拖不出來。 為慶祝我的無罪釋放，也為歡迎我回歸故里，母親將晚餐定在東安市場的「東來順」，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紅紅亮亮規規正正地橫臥在潔淨的青花瓷盤裡。我彷彿有一個世紀沒見過沒吃過酒席了。看著圍坐在我身邊的至親的興奮面孔，我很想說點什麼，但我什麼也說不出；至少我該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虧在至親當中有個老公安，他以極富經驗的口吻，低聲解釋道：「關久了剛放出來的人，都不會說笑。以後會好的。」 謝謝他的理解，我可以專心致志地吃東西了。我的那雙紅漆木筷，千百遍地往返於肉盤與火鍋之間。我一個人干了六盤，每盤的羊肉片重小四兩。 「小愚吃了一斤八兩（老秤說法）！」不知誰報出了數字。 這個數字把全席震了，也讓我笑了，當然是那種傻吃後的傻笑。我想，這時和我一起高興的，還該有我的母親。可扭臉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墮出的滴滴老淚，而她面前的那盤羊肉，紋絲未動。 這一夜，母親和我和我的女兒三代，共眠於一張硬榻。女兒上床後便昏然大睡。我與母親，夜深不寐。 這一夜，我要問清十年人間事。 我問的第一件事，就是父親的死。母親敘述的每一句話，我都死死記住，記到我死。 母親告訴我：首先得知死訊的，是梁漱溟和張申府。那日，父親死在了北京人民醫院。母親從白塔寺大街出來，走到西四的時候，便碰上了迎面走來的梁、張二人。 在街頭，他倆問道：「伯鈞現在怎麼樣了？」 母親說：「他去世了，剛剛走的。」 張申府，這個與父親從青年時代就相識，一道飄洋過海去歐洲留學的人，滿臉淒愴，低頭無語。梁漱溟，這個同我爸一起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號，又先後被民盟摒棄在外的人，佇立良久。爾後，梁公說：「也好，免得伯鈞受苦。」 接著，母親又告訴我：父親死後，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懇請搬家。好不容易上邊開恩，給了建國門外永安裡的兩居一套的單元房。早就搬進樓住的蔣光鼐夫人，蔡廷鍇夫人，龍雲夫人，李覺夫婦，以及陳銘德、鄧季惺夫婦見到母親居然有些吃驚。 母親說：「自搬到建國門，我就清靜了，誰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嗎？是誰第一個來看我？」 我從親戚系列裡，說了一長串名字。母親說，不是他們。 我從「農工」系列裡，挑了幾個名字。母親說，不是他們。 我從民盟系列裡，揀了幾個名字。母親說，不是他們。 我說：「如果這些人，都不是的話，那我就實在想不出，還有誰能來咱們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連我也沒想到。那天下午，我一個人在家，揀米準備燜晚飯。忽聽咚咚敲門聲，我的心縮緊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們家地址，找上門來打砸搶。我提心吊膽地問：『誰？』門外是一個女人的聲音：『這裡，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話帶有江浙口音，我一點也不熟悉。忙問：『你是誰？』門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來看望李大姐的。』我趕緊把門打開，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裡，我一把將她拉進門來。我更沒有想到的是，她身後還站著張伯駒。幾年不見，老人家身體已不如前，頭髮都白了。腳上的布鞋，滿是泥和土。為了看我，從地安門到建國門，不知這二老走了多少路。」 聽到這裡，我猛地從床上坐起，只覺一股熱血直逼胸膛—— 我是在關押中接到父亡的電報，悲慟欲絕。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而我卻不能。獄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親淒苦而死，母親悲苦無告。有誰敢到我那屈死的父親跟前，看上一眼？有誰敢對我那可憐的母親，說上幾句哪怕是應酬的話？我遍尋於上上下下親親疏疏遠遠近近的親朋友好，萬沒有想到張伯駒是登門弔慰死者與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萬遍地問：張氏夫婦在我父母的全部社會關係中，究竟佔個什麼位置？張氏夫婦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著多少份量？不過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過是看看畫，吃吃飯，聊聊天而已。他怎麼能和父親的那些血脈相通的至親相比？他怎能與父親的那些共患難的戰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親提拔、關照與接濟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親相關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墜逝，如浮雲飄散。而一個非親非故無干無系之人，在這時卻悄悄叩響你的家門，向遠去的亡靈，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遞來撫慰與同情。 母親又說：張伯駒夫婦在我家只呆了幾十分鐘，恐怕還不及他倆走路的時間長。 母親要沏茶，潘素不讓，說：「伯駒看到你，便放心了。我們坐坐就走，還要趕路。」 張伯駒對母親說：「對伯鈞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雖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鈞先生。他不以榮辱待己，不以成敗論人。自己本已不幸，卻為他人之不幸所慟，是個大丈夫。所以，無論如何也要來看看。現在又聽說小愚在四川被抓起來，心裡就更有說不出的沉重。早前，對身處困境的袁克定，憑著個人的能力還能幫上忙。今天，看著李大姐的痛苦和艱辛，自己已是有心無力。」 「張先生，快莫說這些。伯鈞相識遍天下，逝後的慰問者，你們夫婦是第一人。此情此義，重過黃金。伯鈞地下有知，當感激涕零。」話說到此，母親已是淚流滿面。 母親問潘素：「這些年，張先生受到衝擊沒有？」 潘素說：「伯駒因為兩首金縷曲，和小愚一樣，成了現行反革命。關了八個月，最後做了個『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遣送舒蘭鄉下。人家農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們什剎海的家，也不像個家了。抄家時紅衛兵，造反派，街道居委會串通一氣。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進來住。四合院一旦成雜院，日子就難了。你家來什麼人，你說什麼話，家裡吃什麼東西，都有眼睛盯著。」 母親則叮囑潘素：「如有機會，就給伯駒先生弄點好吃的吧。年歲大了，身體要緊。」 告辭的時候，張伯駒握住母親的手，說：「李大姐，我們都得活下去。」 倍受感動的母親，送他們夫婦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燈，一盞盞地亮了。他們的背影，在漸沉的暮靄中遠去…… 母親還告訴我：原來張伯駒是從一張報紙上，讀到了父親去世的消息。翌日，他和潘素即去東吉祥胡同10號看母親。剛進胡同口，便見10號的大門敞開著，有輛小轎車停放在那裡，不少人進進出出。潘素上前打聽，問章伯鈞的家人是不是還住在這裡？人家說已經搬家了。他們是給新首長來看房的，早就曉得這所宅院極好。接著，張伯駒就讓潘素四處打聽母親的新址，可一點線索也沒有。後來，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門大街一家古董店的店員老樊，托他去打聽。老樊去農工黨北京市委會，假托要和李健生核對章伯鈞生前所欠帳目，人家才把住址寫給了他。 母親的敘述，令我心潮難平。革命吞沒人，尤其像中國的各種政治運動和『文革』，其吞沒與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當然，知識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難消化的部分。張伯駒自然屬於最難消化的一類人，而他的硬度則來自那優遊態度、閒逸情調、仗義作風、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飽滿個性與獨立意志。他以此抗拒著革命對人的品質和心靈的銷蝕。任各種潮汐的潮漲潮落，張伯駒都一如既往地守著做人的根本，過著他那份生活。張伯駒的一生見過許許多多的昂貴之物。而我所見到的昂貴之物，就是他的一顆心，一顆充滿人類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春節，我對母親說：「咱們去給張伯駒、潘素夫婦拜年吧。」母親同意了，我們還去友誼商店買了上等的水果。 當我見到潘素的時候，她比我們還要高興，特意拿出當時還是稀有之物的雀巢咖啡加伴侶，給我和母親各沖一大杯。沖好後，又往杯子裡放了滿滿三勺白糖。她讓我倆趁熱喝。 喝的時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著看著眼圈就紅了，喃喃自語道：「小愚可憐，怎麼也沒想到在牢裡一呆十年。」 我問：「張伯伯呢？在家嗎？」 潘素笑著說：「他現在比我忙，他供職的中央文史館事情不多，可其他單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麼詩詞學會，書法學會，畫院，京劇院，昆曲社，文物學會，文史資料委員會，都來請他，甚至連那些雜七雜八的事，也都來找他。今天，又不曉得讓什麼人請走了。」 潘姨的口氣裡，不無抱怨，但也裹著一點小小的得意。我認識的國民黨太太和共產黨夫人不算少。潘素是恐怕是最有資格為丈夫得意的，只是這種得意來得太晚了。 潘素問我是否還想繼續學畫？並說：在我走後還有個唱京戲的，叫楊秋玲的女演員跟她學了一陣子畫。 我告訴她：自從四川調回北京，被文化部分配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戲研所。它的前身就是我當年就讀的中國戲曲研究院。同事不是師長，便為學友。然而，我的遭遇與歸隊，未得他們多少的同情和歡迎。工作上，人家或拿研究課題，或進入國家項目。領導給我的任務不外乎做記錄整理，拿著錄音機跟在別人屁股後頭。一個好心人偷偷對我說：『令尊大人還是頭號右派，你雖說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說敢做，思想犀利，政治上不安分是事實。講老實話，你能從四川調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夠吃驚的了。』」 講到這裡，我自己的情緒也激動起來，竟大聲地說：「潘姨，共產黨虧待了我章家兩代人。我不背叛這個政權，就算對得起他們。眼下人家如此輕賤我，我就必須自強。所以，我顧不上跟您學畫了，先得把業務抓起來。」 潘素對母親說：「小愚被關了那麼多年，性情絲毫未改。」 坐了一個多小時，見張伯駒仍未回來，我們母女便告辭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機關下班食堂開飯的時候，我竟在單位的二門口，看見了張伯駒。他已是龍鍾老態，非往昔丰采。手持枴杖，緩緩而行，身著寬大的絲棉衣褲，越發顯得單薄。他老人家在這個時刻出現，我估計肯定是院領導請包括他在內的院外學者，參加什麼座談會。一個清水衙門請一群無官階的文人開會，當然只有清談，談到肚餓為止。此刻，我覺得自己當請他老人家吃頓飯。哪怕是去斜對面的小麵館，我倆各吃一碗晉陽刀削面，也好。於是，我一邊向張伯駒招手，一邊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沒有看見我，只顧使勁地拄著手杖，逕直奔向自己的目標。順著他奔走的方向看去，有個小伙子站立在大門口，扶著輛自行車。仔細辨認我才看出，那推車等候的青年是他的小孫孫。小孫孫伸手接過張伯駒的枴杖，一把將他扶上自行車的後架，叫他坐好，即蹁腿蹬車，馱著自己的爺爺，走了。我癡癡地立在院中，研究院領導乘坐的小轎車，一輛輛從身邊掠過。不知為什麼，我心裡酸酸的。在張伯駒「發揮餘熱」的夕陽情調裡，含著一點傷感，一縷悲涼。 翌年春節，我和母親去什剎海給張伯駒夫婦拜年。大家好高興，天上地下，啥都聊。話題自然又談到了戲曲。我向張伯駒談出了自己對繼承傳統，振興戲曲的看法。我說：「經過幾十年的實踐，現在的理論界對傳統亦有了新的認識。傳統的價值恐怕不僅是針對藝術而言，它對於人，有著絕對的意義。傳統究竟是導致社會進步還是退化？傳統的對立面是否就是現代化？『推陳出新』裡『推』是指推開、推倒？還是也包含著推廣的意思？其中的『陳』，是否就是指傳統而言？這些問題現在下結論，恐怕為時過早。我們最大的問題不在傳統，而在沒有把人的創造力充分激發出來。」 張伯駒對我的看法，反應冷淡。他只是歎息：「現在對中國文化上的老傳統，懂得的人是越來越少了。就拿戲曲來講，能在舞台上掌握戲曲傳統的人，就不多。今後的戲曲為何物，也只有後來人才曉得。」顯然，他對戲曲的發展前途，表示出茫然不可測的悲觀。 我向張伯駒請教：「今後搞戲曲研究，我該從哪方面入手？」 他的回答是：「不知舊物，則決不能言新。你要從研究傳統入手，而且越具體越好。」 話說了一陣子，張伯駒忽然問我：「我好幾次在你的那個單位開會，怎麼就看不到你呢？」 我說：「張伯伯，我尚無資格參加您所參加的學術會議。」我心疼他，始終沒有勇氣提及二門口曾經見到的坐自行車後座歸家的情景。 我和母親品著香茶，彷彿歲月全溶化在漸淡的茶水裡。我甚至覺得張伯駒的經歷，就像中國純正的茶葉。不管怎樣的烘製和壓縮，只要遇上了好水，再遇到識貨的好茶客，便會舒展自如，輕輕浮起，滲出舊日的湯色來。 1982年2月27日下午，潘素托人打來電話說：張伯駒於昨天去世了。 我和母親全嚇呆了。因為此前從未聽說他老人家患病生疾的事，怎麼一下子就突然撒手歸去？ 第二天清晨，母親帶著我趕到張宅。跨進已變為靈堂的客廳，失魂落魄、老淚縱橫的潘素撲向我的母親，二人抱頭痛哭。 母親問：「張先生不是好好的嗎？怎麼回事？」 潘素哭道：「伯駒是好好的，只不過得了感冒。幾天不見好，才把他送進醫院，他不願意去，是邊勸邊哄的。我原以為送他進去就能把病治好，那曉得我把他一送就送進了鬼門關。」說到這裡，潘素不住地用拳頭捶打胸口，痛悔萬分。 「張先生住的什麼醫院？」母親又問。 潘素說：「後庫的北大醫院。伯駒走進病房見是八個病人住在一起，就鬧著要回家，而且這幾個病人的病情都比他嚴重。我好說歹說，才把他安頓下來，跟著我就向院方請求，能不能換個單人或雙人病房？誰知醫院的人說：『張伯駒不夠級別，不能換。』兩天以後，同房的一個病人死了，伯駒的病情也不見好，反而比進來時重了。他情緒更壞，鬧得也更厲害，就是要回家。我再跟醫院的人請求換病房，人家還是那麼講，說我們伯駒不夠格。過了兩天，又死了一個。這時伯駒想鬧也鬧不動了，他從感冒轉成肺炎。」 潘素又告訴我們：「伯駒死後，有人跑到北大醫院，站在大門口叫罵：『你們醫院知道張伯駒是誰嗎？他是國寶！你們說他不夠級別住高幹病房？呸，我告訴你們——他一個人捐獻給國家的東西，足夠買下你們這座醫院！把那些住高幹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個的貢獻，能趕上張伯駒？』」 擔任北京市衛生局顧問的母親感歎道：「醫院壓根兒就不該這個樣子。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們的醫院就認部長、局長、紅卡、藍卡，不認得張先生的真正價值。」 其實，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個民族對文化的認識尚未達到成熟的話，像張伯駒這樣的文人，其社會地位就一定會排在要人，貴人，闊人及各色成功人士的後面，甚至在末尾。 張伯駒的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悼者無數，輓聯無數。我代表母親赴會，在人群中被推來搡去，根本無法去貴賓室慰問潘素。薩空了和千家駒看見了我，一把將我塞進了他們倆個當中，叫我別再亂跑，安心等候開會。在等候的時間裡，三人不禁對張伯駒的逝世，深感痛惜。我心裡知道：薩、千二位在（19）57年是民盟反右的積極分子。 薩空了說：「伯駒先生是我們民盟的驕傲。說句老實話，把我們現在的三個部長的作為加在一起，還抵不上張伯駒一個人的貢獻。」 千家駒講：「這幾年，我參加的八寶山追悼會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人的悼辭上都無一例外寫著『永垂不朽』。依我看，並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的不朽者，張伯駒是一個。」 不久，潘素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據說是當時的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宋振庭的提名。六十年代初張伯駒在長春，擔任吉林省博物館第一副館長，也是他的安排。那時，他的身份是中共吉林省委書記。這一點，恰恰應驗了父親生前說的一句話——「你們的才學，靠我們這些民主人士欣賞是沒有用的，要等到中共裡面的伯樂去發現，才能發揮出來。」 張伯駒晚年患白內障，極少出門。閒坐無聊，便回憶起自七歲以來所觀之戲、所演之戲、以及菊苑佚聞。於是，「拉雜寫七絕句一百七十七首，更補注，名《紅毹記夢詩注》」□。張伯駒還特意說明這本書「其內容不屬歷史，無關政治，只為自以遣時。」□不想，書流入民間，即獲讚譽。1978年，「詩注」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 八十年代初，吳祖光從香港將此書帶回。他請我的同事轉呈給中國劇協副主席、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張庚先生，看看是否可以出版。 張庚看了，對我的同事說：「這是在用沒落的情緒去看戲。這樣的書，怎麼能出版呢？」 直到張伯駒去世後的第四個年頭，《紅毹記夢詩注》才由寶文堂書局出版。 然而，也有讓我感到寬慰的事。一次，我參加一個戲曲學術會議，旁邊坐的是京劇名演員袁世海。 我的學友低聲問我：「你認識袁老嗎？」我搖搖頭。 學友不管我是否同意，便說：「我來介紹介紹吧。」 當介紹我是中國藝術研究院戲研所的研究員的時候，袁老不過點點頭，很有些冷淡。當介紹到我的父親叫章伯鈞的時候，袁世海的態度大變，變得熱情而恭敬。他握著我的手說：「令尊大人是我們非常景仰敬佩的專家、學者。他對我們戲曲界的貢獻是我們這些演員所不及的……」 頓時，我心裡明白了：袁世海是把章伯鈞當成了張伯駒。而這樣的錯認，是我後來常碰到的。每遇此情景，我都聽到許多令人感動的話。 張伯駒去世後的第一個春節，母親和我一起看望潘素。潘素見到我們，特別高興。說清晨起來，就聽見喜鵲叫了。 那時，北京正在搞政策落實。潘素指著兩件造型獨特、工藝複雜的硬木雕花古舊傢俱，說：「這是抄家退還的東西。算是落實政策了。不過，在退賠的時候，人家還問：『你認領它們，有什麼證據嗎？』我也發火了，說：『請你去打聽打聽，除了張伯駒之外，誰家還有這樣的東西？』」 母親問潘素今後有什麼打算。 她說：「我想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把這所宅院搞成伯駒的紀念館。」母親非常支持她的想法。兩個老人越談越投機。 我坐在一邊沉思：無論從什麼角度去看，張伯駒的這所私人宅院都應該開闢為紀念館。但在我們今天的意識形態背景下，有關方面是不會批准的。儘管公認張伯駒是愛國的，卻不會像某個受寵作家，其作品大部已被歷史淘洗，其故居卻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儘管張伯駒是中國第一收藏家，但他已不可能像現在的某些文化商人，在家中擺滿藏品，搞成私人博物館。因為張伯駒早把天下絕品統統捐了出去。 有人說：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觀賞月色，古往今來的月色。可如今，收藏不再是個單純愛好，它還是個一夜致富的行當。於是，張伯駒的價值便更多地體現在獻寶上了。我不這樣看。他的一生，比捐獻的文物生動得多；他的為人，更比國寶珍貴。我和他相處，感受到的是人的氣息和光澤。而這，才是永恆之物。張伯駒絕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評價的——僅僅是個把「平復帖」「游春圖」捐了出去的有愛國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脫的他，在新社會是很有些孤獨和落伍的。然而他的孤獨和落伍，要透過時間才能說明其含義。他在時代裡消磨，但卻由時間保存，不像某些人是在時代裡稱雄，卻被時間湮沒。張伯駒富貴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這樣的特殊的經歷，演示了一個「人」的主題，一個中國文人的模樣和心情。 在潘素去世後，我便再沒有去過什剎海，更沒有勇氣去叩響後海南沿（今）26號的小門。 後來，聽我的一個朋友說：北京東城燈市口附近有一家很不錯的文物小店，是張伯駒孫輩開的。 最近，聽我的一個同事說：北京西城黃城根附近有一家江浙風味的餐館。裡面裝修得像書齋，擺設似徐文長故居。去就餐的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介紹說，老闆是張伯駒的孫輩。 這兩條信息，我無法判斷真假，卻令我想起潘素對我說的私房話：「我的孩子都很聰明，可惜了，沒能讀太多的書。女兒的琴彈得好，也沒能堅持下去。人哪，要有一技之長，才可安身立命；無論世事怎麼變，心裡也是踏實的。」 她的話，令我長久地記憶。我想：張伯駒夫婦把數億元的私人財富給了國家，卻把一個文人的清貧留給了後代。應該說，後輩們在精神上繼承了張伯駒夫婦的遺產，他們不依附於權勢，憑一己之力去營造自己的生活。 2002年4—6月於守愚齋註釋: 註釋１ 張伯駒(1898—1982)原名家騏，字叢碧，別號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項城人。系張錦芳之子，過繼其伯父張鎮芳，幼年入私塾，後就讀天津新學書院。1916年入袁世凱混成模範團騎兵科學習，畢業後曾在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部任提調參議等職（皆名譽職）。因不滿軍閥混戰，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歷任鹽業銀行總管理處稽核，南京鹽業銀行經理、常務董事。秦隴實業銀行經理等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一度去西安，後致力於寫詩填詞。抗戰勝利後，曾任國民黨第11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議、河北省政府顧問、華北文法學院國文系教授，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北平美術分會理事長等職。1947年6月在北平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臨時委員會委員，參加北大學生會助學運動、反迫害反飢餓運動、抗議槍殺東北學生等愛國民主運動。北平解放後曾任燕京大學國文系中國藝術史名譽導師、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副社長、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藝研究社理事兼總幹事、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研究會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公私合營銀行聯合會董事、第1屆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財務委員會委員、文教委員會委員、聯絡委員會委員。1956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館副研究員、副館長。「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誣陷。1972年周恩來得悉後，指示聘任他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晚年還擔任過北京中山書畫社社長、北京中國畫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理事、京華藝術學會名譽會長、北京戲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昆曲研習社顧問、民盟中央文教委員等職。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2歲。1958年劃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一生醉心於古代文物，1956年與夫人潘素將其收藏的西晉陸機《平復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圖》，唐李白《上陽台帖》，杜牧《贈張好好詩》卷，宋范仲淹《道服贊》卷，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諸上座帖》，元趙孟頑《千字文》等珍貴書畫捐獻國家。在任吉林省博物館第一副館長期間，積極徵購古代文物字畫，使流落於社會的許多優秀文化遺產得以妥善保存。著有《叢碧詞》，《春遊詞》，《秋碧詞》，《零中詞》，《無名詞》，《斷續詞》，《詩鍾分詠》，《叢碧詞話》，《叢碧書畫錄》，《亂彈音韻輯要》，《宋詞韻與京劇韻》，《紅毹記夢詩注》，《洪憲記事詩注》，《續洪憲記事詩補注》，《張伯駒潘素書畫集》，《張伯駒詞集》，《中國書法》，《京劇音韻》，《中國楹聯話》，《素月樓聯語》，《春遊瑣談》等。 註釋２ 關於民國四公子，張伯駒在《續洪憲記事詩補注》一書中曾著這樣寫道：「人謂近代四公子，一為寒雲，二為余，三為張學良，四、一說為盧永祥之子小嘉，一說為張謇之子孝若。又有謂：一謂紅豆館主溥侗，二為寒雲，三為余，四為張學良。 註釋３ 劉海粟（1896—1994）字季芳。江蘇武進人，祖籍安徽。6歲讀私塾，喜愛繪畫。1905年入繩正學堂。1909年赴上海，入畫家周湘主持的佈景畫傳習所習西洋畫。1912年在上海創辦中國第一所美術學校上海國畫美術院，任院長。1919年赴日本考察繪畫及美術教育。回國後創辦天馬會。1925年任江蘇教育會美術研究會會長。1931年—1940年先後在德國、法國、英國、印尼、新加坡舉辦畫展。講授中國繪畫。1942年被日軍逮捕，解送上海。1952年任華東藝術專科學校校長。195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8年任南京藝術學院院長。1979年任院長。1884年任名譽院長，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 註釋４ 朱光潛（1897—1986）安徽桐城人。幼年入私塾，15歲升入桐城中學，次年考入武昌高等師範中文系。1918年考取香港大學。1922年畢業，應邀赴上海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教授英文。1925年考取安徽官費留學英國，入愛丁堡大學學習文學、哲學。1929年畢業後轉入倫敦大學學院。翌年轉入法國巴黎大學斯特拉斯堡大學學習，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1933年回國。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並在清華大學、中央藝術學院兼課。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赴四川大學文學院，任院長。越一年，任武漢大學外文系教授。1941年9月任教務長兼外文系主任。按國民黨大學裡「長字號」人物必須參加國民黨的規定，參加了國民黨（朱光潛對這段歷史感到終身遺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北京大學一級教授，第2、3、4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第3、4屆中央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後任第6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民主同盟第6屆中央委員，中國美學學會名譽會長等職。終年83歲。著有《談美書簡》《文藝心理學》《給青年十二封信》等。 註釋５ 楊虎(1889—卒年不詳)字嘯天，畢業於南京將弁學堂。1915年袁世凱稱帝時，任江蘇軍總司令，海軍陸戰隊司令兼代理海軍總司令。1918年任廣州大本營參軍，後任鄂軍總司令。1922年任廣州非常大總統府參軍。1924年任北伐討賊軍第二軍第一師師長。1926年赴江西，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特務處處長。1927年任上海警備司令。1931年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監察委員。1936年1月，授陸軍少將。4月任淞滬警備司令。1945年授陸軍中將。1946年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948年任監察院監察委員。1949年寓居北京。五十年代初，被捕。後病逝於復興醫院。 註釋６ 關於袁克定的晚年生活，當代紅學家周汝昌在《承澤園軼事》一文裡曾這樣寫道：承澤園位於海澱暢春苑的稍西北，本是果親王胤禮的賜園，故名「承澤」。我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其址即今北京大學），它是張伯駒先生的居處。其內有小樓二重，樓上住的是袁大公子——即世凱洪憲稱帝后的「大太子」。袁張兩家是至親，此時大公子孤身無依，故張先生養之。 註釋７ 此句見張伯駒《紅毹記夢詩注》第84頁。 註釋８ 摘自1957年4月25日《北京日報》題為《放！放！放！除四怕——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閉幕》的通訊。 註釋９ 京劇《寧武關》，一名《別母亂箭》，又名《一門忠烈》。寫闖王起義，明將周遇吉失守代州，突圍回寧武關探母。母令其再戰，周出戰後，其母令媳、孫自殺，然後放火自*。周遇吉死戰，被亂箭射傷，自刎。 註釋十 京劇《祥梅寺》寫祥梅寺內了空和尚從陰間小鬼那裡得知黃巢起義時，要用他試刀。便藏於樹內。黃巢見四周無人，即以樹試刀，結果了了空的性命。 註釋□ 京劇《馬思遠》，一名《海慧寺》。清末實事。王龍江在北京馬思遠飯肆充廚司助手，三節歸家。其妻趙玉不甘寂寞，閒遊海慧寺，遇賣絨線之賈明，由調笑而私通。年終王龍江自京歸家，中途飲酒大醉，遇故友甘子遷，向其借貸，王拒之。甘見其行囊沉重，跟蹤至家，擬乘夜偷盜。趙玉見夫歸，急使賈明藏匿缸中。乘王醉臥，用廚刀將王劈死，並埋屍，甘子遷驚逃。趙玉恐王久不回飯館，啟人疑竇，反至京向馬思遠索人，誣馬害死其夫，到官成訟。問官不能明，展轉上控至巡城御史，時甘子遷因犯夜被押，乃將目睹之實情說出。堂官逮捕賈明，嚴訊趙玉，馬思遠冤情得雪。 註釋□ 筱翠花（1900——1967）京劇演員，字紹卿，北京人，原籍山東登州。9歲入鳴盛和班，別名小牡丹花，旋入富連成第2科，後改名於連泉。1918年出科，在北京、上海、漢口等地演出，聲譽日隆。他扮相艷麗，眉目靈活，做功細膩，蹺功尤佳。擅演潑辣旦。以《坐樓殺惜》、《紅梅閣》、《戰宛城》等劇目見長。藝名筱翠花，系蕭長華所取，因其首次登台在梆子《三疑計》中扮演翠花一角而得名。解放後致力於收徒傳藝工作。著有《京劇旦角表演藝術》一書。 註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