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張伯駒把這些最好的藏品，捐給了國家。我們只能見到文化部長沈雁冰發給他的一張獎狀。」 父親認為：張伯駒此舉雖行於一時，其事卻足以傳後。 我繼續追問：「爸爸，那張伯駒曾經擔任過什麼職務？或做過什麼工作呢？」 父親笑了，說：「他曾是鹽業銀行的董事。其實公子哥兒，就是他的工作。」這個回答讓我吃驚不小。 父親隨即解釋：「別以為說個公子哥兒，就等於游手好閒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國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統治階層裡沒有出息的子弟們創造的。張伯駒就在玩古董字畫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貢獻。」 經過洪秘書的聯繫，與張氏夫婦會面的時間定在週日上午。如果說，頭回去拜望陳半丁是懷著尊敬和不安的話；那麼，我這次去拜望則是揣著興奮與好奇。 我家住在地安門，張宅位於什剎海。兩地相距不遠，我們還是驅車而往。老「別克」小轎車馱著父親和我，慢慢駛出慈慧殿，經地安門，向西拐入前海西街。路過一座王府式的堂皇建築：高高的灰牆緊鎖園內的美景，大門正面精緻壯觀的影壁，足以顯示出主人的尊貴地位與□赫身份。「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司機告訴我們：「郭老（沫若）搬到這裡來住了。」 父親聽後，默不作聲。我知道，這個從1926年留德歸來便相識，一起參加北伐戰爭、南昌起義，一道流亡日本，搭檔數十載，合作默契的朋友，如今已形同陌路了。 車繞過銀錠橋，便是後海。岸邊的垂柳在風中搖曳，蕩漾的湖水在陽光下閃亮。這兒像是一個不收門票的公園，據說是「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叫「銀錠觀山」。老「別克」在一扇朱漆斑駁的小門旁邊停下。 警衛員按按電鈴，沒有響動；拍拍門環，無人應承；再伸手一推，那門便開了。我心想：家藏豐厚的張伯駒，不設門房罷了，怎地連大門也不關？ 跟著父親走進去，發現這座宅院不大，也不規整，既非中規中距的四合院，也不是錯落有致的小洋房。小院地勢挺高，座北朝南。進門是個小天井，東頭有個門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間起脊北房，西邊是一間偏廈。南頭，一張石桌兩個石墩依牆而立。東牆，挖了個月亮門，門裡另立一棟小閣樓，高高在上，並以石階將閣樓與北面的正房連接起來。院子裡，有幾棵桃樹，還有一棵大芭蕉。看來，這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設定的。 一位四十來歲年紀，身著藏青色華達呢制服的女士從北房快步走出。她體態豐盈，面孔白晰，雙眸烏黑，腮邊的笑靨，生出許多嫵媚。惟有開闊而優雅的額頭上，刻著光陰碾過的印痕。 「章部長，歡迎您光臨寒舍。」雖然說的是北京話，卻帶著吳音。溫聲細語，吹氣如蘭，而這恰與她的端麗玲瓏的容貌相配。我斷定，她不可能是別人，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著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著我，還沒等爸介紹，便說：「這就是女公子吧？」接著，把我們引入了北房正廳。 她見廳內無人，即轉向西側的裡屋，喊道：「伯駒，章部長來了。」 與正廳相連的西側裡屋，是畫室。張伯駒穿著古銅色中式裌襖，站在闊大而周正的畫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傾，雙手背在腰後，眼睛半開半闔地打量著鋪展於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畫作。聽見夫人的喊話，他不緊不慢地離開畫室，跨進正廳，把目光投向了我們父女，並用手勢招呼我們坐下。 與陳半丁的熱情相比，張伯駒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親發問，他作答，且措辭簡短。倒是滿臉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了許多話。夫人的巧於酬酢，越發地顯出張伯駒的閒散平淡。父親是第一次登門造訪，西服領帶，高車駟馬，極其鄭重。而張伯駒似乎就沒把父親當做貴客、遠客或稀客。好像我們這一老一少，是三天兩頭來這裡串門聊天的。 父親很快與張氏夫婦切入正題，說：「我這個讀高中的女兒，想學點國畫。不知潘先生可願收這個學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語幾句，爾後一團和氣地說：「既是章部長的女公子願意向我學，我自然也就願意教啦！」 潘素一句一個章部長，彷彿不知中國有反右，不知父親是欽定天下第一右。 父親問潘素：「小女該如何拜師？」 沒等她回答，張伯駒把手一擺，說：「不用。」 「小愚，快，快給老師鞠躬吧！」 父親令下，我立即雙腳併攏，雙手垂直，向初次見面就有好感的潘素，深鞠一躬。遂問：「潘先生，我什麼時候到您這裡來學畫呢？」 聽了我的問話，潘素且不作答，走到丈夫的身邊，兩人又在低聲交談。父親大概以為他們有什麼不便之處，就主動開口：「貴府如有不便，我可以用車接潘先生到我家去教。」 和剛才的情形一樣，沒容夫人說話，張伯駒把手一搖，說：「不用，不用。」 潘素大概怕我們誤會這「不用」二字的意思，連忙帶著歉意和解釋的口吻說：「有個中央音樂學院彈古琴的學生，也在跟我學畫。他叫李泠秋（又叫李祥庭，後改李祥霆），是查阜西先生介紹來的。我在與伯駒商量，是將你們兩人合起來教，還是分開來學。伯駒的意思是分開好。」 事情談妥：我隔周來一次，時間定於禮拜天的上午。那位音樂學院的學生也是隔週一次，時間也定於禮拜天的上午。潘素特別強調：如果我是本周日來學習，那麼就讓彈琴的孩子，下週日來。 心願了卻，心情便放鬆了，驀地想起那些名貴得令人頭暈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張口結舌的捐獻。我坐在太師椅上，環顧四壁，很想找到父親說的「獎狀」。牆壁張有潘素新繪的青綠山水，懸有張伯駒的鳥羽體詩詞，還有日曆牌，就是沒有嘉獎令。也許，它被置於臥室，畢竟是耗盡一生財力、半輩心血之物，彌足珍貴。 一會兒，父親起身準備告辭。我向張氏夫婦執弟子禮。然而，我禮畢抬頭之際，眼睛向上一瞥，卻發現「獎狀」高高而悄悄地懸靠在貼近房梁的地方。「獎狀」不甚考究，還蒙著塵土。這不禁使我聯想起另一位頗負盛名的文人柳亞子來。父母曾帶著我去他家吃晚飯。從黃昏到夜深，我不記得大人們喝了多少壇紹興老酒，說了多少古今閒話。我只記得：他家大客廳裡有四幅用金絲絨裝幀的、與毛澤東等人唱和的詩詞手跡。這兩個文人做派很不同：一個把極顯眼的東西，擱在極不顯眼的地方,浪漫地對待；一個將極重要的物件，作了極重要的強調，現實地處理。 此後，我每半月便去張伯駒家學畫，從臨摹開始。在一點一滴的臨摹中，潘素向我講述國畫的基本法則與技巧。在教學的時候，張伯駒不進畫室。他做自己的事；沒事，就閒坐在客廳。他家不像我家有那麼多報刊雜誌，似乎只訂有一份《北京日報》。而且，張伯駒看報，再大的新聞、再長的文章也是一晃而過。 我把第一幅完整臨摹老師的山水習作，呈上。潘素仔細看後，連呼：「伯駒，你來看，這孩子畫得蠻可以。」 張先生聞聲進來，瞧了瞧，點點頭。他沒有妻子的那份激動、那種肯定。 我每畫完一張，潘素看後，都要拿給張伯駒過目。潘素總說我有慧根,好教。張先生總是點頭而已，既不誇獎，也不批評。 他的模糊態度，叫我忐忑不安。忍了好久，我終於開口了：「張伯伯，我的習作您也看過不少。能說說嗎？」 張伯駒對我說：「你的每張習作都有進步，足見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能力。一個人即使聘請再好的老師，若無這些條件，是學不了畫的。但是藝術和其他門類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傳授的。她（指潘素）當老師，僅僅是向你講解一些繪畫的規則、技法罷了。拿作詩填詞來說，也是一樣。老師只能講些格律音韻，或者告訴你，什麼樣的詩才是好詩。至於能否畫出一張好畫、寫出一首好詩，那就是學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養、悟性和創造力。」 我與張氏夫婦混熟了。潘素不讓我稱她為先生，於是，我一口一個地喊著：潘姨，潘姨。說來，中國的稱呼也怪。人的稱謂變了，人的關係跟著也就變了。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姨是親熱的。除了授課，我們還說閒話；後來，除了說閒話，我們還說私房話。潘姨說我不僅懂畫，而且懂事，她喜歡懂事的女孩兒。 在張伯駒面前，我保持著敬重，但不再拘謹。我漸漸發現，在授課之後張先生時不時地要和我閒聊一陣子，談棋、談詩、談字、談戲，其中尤喜談戲。孟小冬的名字、余叔巖的故事，我都是從他嘴裡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標準中州韻，話又說得極專業，很多地方我聽不大懂。可我從不打斷他的話頭，也不發問，更不會對他說：我聽不懂。我自己常納悶兒，一位飽學之士，怎麼能和一個毛丫頭聊天呢？琢磨來，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為在「三面紅旗」「大躍進」「政治掛帥」、「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時代烈焰之中，還有我這樣一個女學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聽被時人冷落的老話、舊話、無用之話。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牽動出他的熱情。另一方面是出身，修養，稟賦，學識，品行，愛好，趣味等諸多因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自覺不自覺地要充任一個文化的傳播者。而後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些。 漸漸地，我看出這對夫婦相處，是完全以張伯駒為軸心的。一位與之相熟識的老中醫告訴我，潘素對張伯駒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麼都依從他，特別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後張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畫，出手人要價不菲。而此時的張伯駒，已不是彼時的張公子。他不供職於任何一個政府部門。而所擔任的北京棋藝社理事，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副社長，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會理事，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國民主同盟總部文教委員等等，皆為虛職，並無實惠。潘素作為家庭主婦，支撐日常生活的諸多開支，應付昔日名門的瑣細關係，並將家裡家外維持在一條不低的水平線上，就夠她操心費勁的。每月不僅把所有的工資花光，而且尚須從「家底兒」中掏點出來，以為貼補。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畫雖好，但想到現實的經濟狀況和未來漫長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猶豫。張伯駒見妻子沒答應，先說了兩句，接著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麼拉，怎麼哄，也不起來。最後，潘素不得不允諾：拿出一件首飾換錢買畫。有了這句，張伯駒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覺去了。 一個晴朗的週日，我向潘素學習「淺絳」。畫得正起勁，張伯駒把妻子叫出去，耳語幾句。沒過多久，張伯駒又進來，又看看我倆。不大功夫，張伯駒再進來，再看看我倆。如此往複數次。 我問：「潘姨，張伯伯有事嗎？」 「就是有事，他才這個樣子。」 「那您和張伯伯去辦事吧。今天我就學到這裡，告辭了。」 潘素笑道：「什麼事呀，是你張伯伯叫我們吃飯去。」 正說著，張伯駒又進來。潘素邊看表，邊對他說：「剛十點多，還早。」 「走。」張先生聲音不大，可語氣堅定，一點沒商量。潘素忙著收拾畫具，儘管嘴裡還在嘟囔。 張宅沒有電話，我無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訴父母了。心想，反正時間還早，等我飯畢歸來，可能家裡的菜還沒做得呢。順便說一句，（19）57年前，父母公務繁忙，飯桌上即使見不到我們，也極少問及。自戴帽後，骨血之間，親情大增。別說是吃飯，就是佐以餅乾或麵包的午茶，父親無論如何也要等我放學回來。「小愚兒，快來喝熱茶，我和老媽媽都在等你呢！」第一次聽父親這麼說，讓我好感動，也好感謝「反右」。 我們師徒三人，從細窄細窄的煙袋斜街穿出，沿鼓樓大街向南走去。我以為不過是在這條北城最熱鬧的街上找個飯館，就近而餐罷了。可看張伯駒雙手背在身後目不斜視，大步疾行的樣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標。我們走過地安門南大街，又走過景山東街。張伯駒遠衝在前，像只領頭羊，潘素和我則緊緊尾隨於後。天氣轉暖，太陽高懸，幸好我穿得不多。 體態豐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額角的汗珠，對我說：「只要上街，你張伯伯就是這樣走路，一個人像在打衝鋒，不管別人。」 「我爸走路和張伯伯一個樣兒。有一年春節全家逛廠甸的書肆，我爸帶著警衛員把我和媽媽甩出半里地遠，害得我們母女啥也沒看，只顧拉直脖子，活似兩隻呆頭鵝。四隻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兩下走岔了。回到家裡，我媽大大發了一頓脾氣，說今後不再與他同行。我爸二話不說，滿臉陪笑。我媽回到寢室，他跟到寢室；我媽躲進書房，他跟到書房；直到消氣為止。」潘素聽了我這一番話，略感自慰。原來天下男人的許多毛病，是一個模子「磕」出來的。 我們三個人，繼續南行。我忍不住問：「潘姨，咱們這是去哪兒呀？」 「去歐美同學會（曾改為政協的文化俱樂部），你張伯伯喜歡吃西餐。」 從後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邊就有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車，咱們幹嘛不坐車？我心裡這麼想，嘴上可不敢說，乖乖地跟在張伯駒的身後，走著，走著。 阿彌陀佛，終於走到了。我們剛踏進門，歐美同學會西餐廳的男侍便迎了上來。看來，他們都認得張氏夫婦。在吩咐幾句之後，涼菜、湯菜、熱菜、麵包、黃油、果醬依次端上。 這裡，也是父親常帶我來的地方。每次在點菜前，父親要問我和姐姐：「想吃點什麼？」 我便舉著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張伯駒，沒有問我想吃什麼。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屬於自己的那份西餐，並恭敬地向他倆道謝。 三人剛走出歐美同學會的大門，張伯駒立即對我說：「小愚，你趕公共汽車回家吧。」 我問潘素：「那您和張伯伯呢？」 「張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車。隔著玻璃窗看見他們夫婦在便道上，一前一後地向北走著。張伯駒的鬢髮在正午的陽光下，呈現出近乎透明的色澤。坐在汽車裡，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腳板脹。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覺得累嗎？——看來，喜好與興致對張伯駒真是個極其頑強的東西。 回家即對父親描述了這頓拉練式的西餐。父親聽後，大為不安。說：「事情被顛倒了。學生居然吃起老師來了，該請客的是我們。」 父親決定讓廚師備上一席佳餚，回請張氏夫婦。我家的這位大廚師姓梁，東興樓出身，是高崗出事後調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戲。聽說來客是名票張伯駒，便發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沒請客，作為掌灶的他，早就手癢難耐了。 一個週末的下午，父親叫司機用車把張氏夫婦接到家中。張伯駒穿的，還是那件中式舊裌襖。一襲剪裁得體的黑絲絨套裝，將潘素的白晰嬌好，映襯得分外動人。離吃晚飯的時間尚早，大人們開始閒談。由於我是名正言順的學生，自可一側旁聽。況且聽大人的談話，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暄和閒談之後，父親拿出張大千的畫，請他過目。 張伯駒比較欣賞其中的十二幅黃山山水圖，說：「東西不錯。雖然屬於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構思、佈局別具匠心。筆法也很空靈。」張伯駒又轉身對我說：「小愚，你在家要跟著父親多看。因為繪畫作品的真價，不是從認識、而是從直觀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親的臉堆滿了笑，別提多高興了。他告訴張伯駒：「我主要是藏書，其次才是藏畫。買書畫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為（19）49年從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馬路上看到一車車的線裝書送往造紙廠，心疼得不得了。於是乎，趕快把情況告訴了鄭振鐸，請他制止這種行為。西諦回答說：『文物局要辦的事太多。這樣的事，一時顧不過來。伯鈞，你發動黨外的朋友，大家都來收藏一些吧。』這樣，我除了日常開支，所有的錢就都用來買書、買畫。健生也很支持。」 「書畫還算幸運，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來，恐怕就困難了。」 「你是指城牆，大屋頂和牌樓吧？」父親問，張伯駒點點頭。 父親慨然道：「對中共的某些領導人而言，他們沒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這樣一來，從昨天延續到今天的許多偉大之物，如城牆、牌樓，自然也就不屑一顧了。」 談到當代畫家，父親用請教的口氣問張伯駒：「你覺得劉海粟的畫，水平如何？」 「他和謝稚柳，都不錯。」 父親說：「我也覺得他的畫很好。劉海粟３和朱光潛４，一個是畫家，一個是學者，兩個都是我們安徽人。解放前，他們就已經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後，因為政治歷史問題，兩個人都抬不起頭。連人都不好做了，還怎麼做畫，做學問？（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國的時候，跟他談了談楊嘯天（即楊虎）５的問題。我聯絡任公（即李濟深）和其他幾個黨外人士願意做擔保，希望能把他放出來。那次是全國人大代表團，走訪的國家特別多。日程排得滿滿的，幾乎沒有私下交談的時間。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國後，再找專門的時間，約上羅瑞卿一起討論這件事情。我打算在談楊虎問題的時候，也反映一下劉海粟和朱光潛的處境。有政歷問題的高級知識分子，到底應該如何對待？怎樣使用？中共有關方面負責人和黨外人士能否坐下來，共同研究研究。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關係到人的後半輩子，關係到中國的藝術和學術發展。」 「後來呢？」張伯駒關切地問。 「（19）57年春，我們這個人大代表團才回國。回來就是整風，接著便反右。我失去了說話的資格，替誰都講不了情。我現在和今後的情況，可能比劉海粟、朱光潛還要槽糕。」 而後，他們話題又不可繞避地轉到了「反右」。 父親說：「共產黨可以不需要我們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學家、藝術家。（19）56年因為文化部和中國美協有輕視國畫的傾向，我聯絡努生（羅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濟深），向周恩來反映了這個問題。後來又與葉恭綽、汪慎生、王雪濤、徐燕蓀等人，一道發起成立北京畫院，為的是把國畫創作和研究獨立出來。結果凡是與此事有關的畫家，除齊白石外其餘一概劃為右派。葉譽虎（葉恭綽）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畫院當院長的，不想也給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劇院的葉盛蘭，葉盛長兄弟、李萬春等人，也因為參加農工（即中國農工民主黨）或參加農工組織的鳴放座談會，也都劃了右派。總之，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難消卻。但我很不理解的是——為什麼你捐獻了那麼多有價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沒有起到作用？」 張伯駒擺擺手，打斷了父親的話頭：「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講這些話。你是個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麼，我這個不懂政治的人劃成右派，也就不足為怪。再說，右派帽子對你可能是要緊的，因為你以政治為業；這頂帽子對我並不怎麼要緊，我是個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書畫。共產黨用我，我是這樣。共產黨不用我，我也是這樣。」 那時，到我家做客的，已多為同類。無論是博學雄辯的羅隆基，還是北伐名將黃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劃右」，不是憤憤不平就是淚流滿面。沒有一個像張伯駒這樣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會主義政治課教給我們對待挫折的一句豪邁的話語是：「跌倒了，算什麼？爬起來！再前進。」可跌倒了的張伯駒，怎麼給人的感覺就好像沒跌倒，所以，張伯駒不必「爬起來」，而我父親，羅隆基，黃琪翔，就要「爬起來」，他們自己也很想「爬起來」。 父親聽罷翹起大拇指，讚道：「張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親想到另一個公子──袁克定。父親問：「袁克定後來的情況怎麼樣？想必張先生是清楚的。」 父親的提問，使不太愛講話的張先生有了話頭兒。他開始侃侃而談：「克定大半生隨父，為袁世凱出謀劃策，自己也身受榮華富貴。到了抗戰時期，克定的家境就每況日下，手頭拮据。那時他還想通過關係，請求蔣介石返還他被沒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產。老蔣沒答應，克定只好以典當為生。華北淪陷，有一次曹汝霖勸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園賣給日本人。袁家的親戚聽說這個消息，也都議論紛紛。贊同的、慫恿的頗多，其目的無非是每個人藉機能分得些「條子」（金條）罷了。克定堅決不同意，說這是先人發祥地，為子孫者不可出售。當時佔領華北的日本陸軍長官土肥原賢二，由於從前與老袁認識，所以在網羅到吳佩孚、靳雲鵬之後，還想攏絡袁氏之後，尤其是長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華北偽政權任職，恐怕對北洋舊部還能施加些影響。克定曾幾次向我談到這事。他掂量再三，說出任則從此有了財源，但也從此當了漢奸，得不償失，決計不幹。所以，一直住在頤和園內。」 張伯駒講到這裡，不無感慨地說：「人知梅蘭芳蓄須明志，其實北京淪陷八載，克定身處困頓之境，拒任偽職，也是有氣節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後來，我看他家產耗盡，生活難以為繼，便將他從頤和園接到我的承澤園寓所。他住在樓上，滿屋子的書，以德文書最多。他這個人，儒雅正派，每日讀書譯述。我們家裡的詩詞書畫，絃歌聚會，他是不下樓的。後來，我把承澤園賣了，把家搬到了城裡。（19）58年克定八十大壽，他是在我家過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６」 「他的生活由誰負擔？有經濟來源嗎？」父親問。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資吧。這還是行嚴（即章士釗）以中央文史館館長身份，在文史館給克定弄個名義，按月發下的生活費。他每次拿到錢，都要交給潘素。我不讓潘素收他的錢。我既把他接到家裡住下，在錢上就不能計較了。」 張伯駒說話的口氣，平靜如水，清淡如雲。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張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個七、八十歲的垂暮之人。這樣一件天天費神化錢、時時勞心出力的事要是輪到我，說什麼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我家的廚師把晚餐伺弄得極其精美，連盛菜的盤碟，也一律換成了官窯清（代）瓷。席間，張伯駒只是吃，既不評品菜餚的窳劣，也不留意杯盤的質地。喜歡聽兩句好話的父親和站在那邊廂等著叫好的梁師傅，算是白費了心機。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著點點頭，連連誇道：「這個菜做得不錯。」 飯後，他們夫婦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辭。爸叫洪秘書通知司機將老「別克」開出來，送客歸家。 潘素聽後，忙說：「不用叫車。地安門離什剎海很近。」而此刻，張伯駒什麼客氣話也不說，背著雙手走出大客廳，一個人站在庭院當中，打量起我家的這座四合院來。 從此，父親每年都要在家請張、潘夫婦吃幾次便飯。其中的一次，是固定在春節初五至十五之間。我想，這頓飯，是在替我謝師了。父親若是新購得幾件字畫，飯前必拿出來請張伯駒過目，說說真假，評評優劣。他們不談政治。 父親曾問：「你認為徐邦達的鑒定水平如何？」 張伯駒搖著頭，說：「不行。他的毛病是把真的說成假的。」 張伯駒在看過父親的藏畫目錄後，認為爸的收藏除了盡量搜集皖籍文人、畫家的作品，顯示出明確目的之外，其餘的藏品過雜，建議今後以明清佳品為主。他說：「現在想找宋元字畫，已經很困難了。如今，有了什麼好的東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給康生、鄧拓。你莫說買，連見都見不到。」 父親苦笑著說：「我哪有野心和財力去買夏圭、馬遠，能弄到一兩幅石濤、八大，就很滿足了。我現在是右派，好東西更不易搞到，工資也減了很多。就是當部長的時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畫，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領導幹部，或者直接送到他們的家裡。對他們，價格也是出奇地低。所以，不要講康生、鄧拓，就我所知道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畫不比我多，卻比我好。而他們化的錢，卻要比我少。有時候，一幅字畫在跑了幾個中共首長之後，人家不要，才送到我們這些人手裡。價錢嘛，標價是多少，我們大概就要掏多少。乃器（即章乃器）算有是錢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資了。（19）57年以後，我的工資大減。有時買些古書，字畫就很少問津了。再說，從前還能借些錢，現在誰借給你？」 說到字畫的價錢，父親遂問張伯駒：「你的那些名貴字畫，聽說全是用金條、房產換來的？」 張先生點頭，對我們講：「陸機《平復帖》是用四萬大洋從溥心畬的手裡買的。這個價錢算便宜的，因為溥心畬開口就要二十萬大洋。買展子虔的《游春圖》，是我把公學胡同的一所宅院（據說是李蓮舊居）賣給輔仁（大學），再用美元換成二百二十兩黃金，又讓潘素變賣一件首飾，湊成二百四十兩，從玉池山秀老闆那裡弄來的。那老闆張口索要的黃金是八百兩！《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陽台帖》、唐寅《蜀官妓圖》，當時老袁的庶務司長郭世五願以二十萬大洋賣我。我一時也搞不到這麼個數目的錢，只好先付六萬大洋的訂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給郭家。范仲淹手書《道服贊》是我用一百一十兩黃金購來的。」 講到這裡，張伯駒喟歎道：「不知情者，謂我搜羅唐宋精品，不惜一擲千金，魄力過人。其實，我是歷盡辛苦，也不能盡如人意。因為黃金易得，國寶無二。我買它們不是為了錢，是怕它們流入外國。唐代韓干的《照夜白圖》，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賣給了外國人。當時我在上海，想辦法阻止都來不及。七·七事變以後，日本人搜刮中國文物就更厲害了。所以我從30歲到60歲，一直收藏字畫名跡。目的也一直明確，那就是我在自己的書畫錄裡寫下的一句話──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潘素還告訴我們，抗戰爆發以後，他倆為保護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畫一一縫入衣被，全部攜往西安。一路的擔驚受怕，日夜的寢食不安。怕土匪搶，怕日本人來，怕意外的閃失，怕自己的疏忽，時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動靜，氣不敢大出，心跳個不停。總之，為了這些死人的東西，活人是受夠了顛簸和驚嚇。 我知道，朱自清、聞一多是極有氣節的愛國者。可我翻來覆去地想，怎麼都覺得張伯駒也是個極有氣節的愛國者。我搞不懂：為什麼像「民革」裡和共產黨動過刀槍的人物，在57年風浪中被認為表現良好；而「民盟」裡傳播知識的教授，如潘光旦；「農工」裡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眼前這個把用黃金房產買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兒都捐獻給國家的張伯駒，倒成了右派？其實，我的搞不懂，也是父親的搞不懂。 客人走後，我對父親說：「聽張伯伯講買字畫又捐字畫的事，心裡很不是滋味。把你劃為右派，你到底還說過共產黨的長短，可人家張伯駒呢！把家產都拿去共產了，共產黨也給他扣上個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給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對他高抬貴手？」 父親用一句話回答了我：「老毛的動機從來不是出於私人的。」 在中國的文化裡，詩的地位是最高的。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也是詩的。張伯駒在任何場合，都忘不了詩。隨時可吟詩，可賦詩。這風度，傾倒了包括毛澤東、陳毅在內的許多中共高官。別說是外出作客、看戲歸來，他有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風，也能引出詩興。於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作詩吟聯填詞，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於幾還快。我隨便出個題，他張口就來。既合格律又切題，真叫絕了。這是什麼？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與他的詩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獨創一格，人稱鳥羽體。我甚至覺得張伯駒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詩作中的人物。或者說他的詩作是一面鏡子，裡面映照出來的一個風流俊賞之人，那便是張伯駒自己。 張伯駒瘦削的臉型和冷漠面容所顯示的一種尊貴神情，常使人感到難以接近。其實，素不相識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愛好的領域，便可體味到一個詩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與理想主義的熱情。正是這個天性，讓張伯駒在一般中國人尚不知書法、韻文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組織了「北京中國書法研究會」「北京中國韻文學會」等民間團體。他經常親自出面，辦展覽，開講座。不僅在北京搞，還跑到濟南、青島去搞。因為活動內容的高質量，單是書法研究會的會員在1957年就從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張伯駒這樣做，無非是希望喜好詩的人，能寫出合乎規範的好詩；但願喜好書法的人，能通過指導寫出好字來。反右時，那些左派說他如此賣力是在擴大個人影響和共產黨搶奪文化陣地，實在是冤枉。 父親也好詩。在他的藏書裡，單是杜甫詩集的版本，就不下幾十種。反右以後，就更愛讀詩了，而且開始學寫詩。偶爾謅幾首絕句、律詩什麼的，就舉著塗改得一塌糊塗的詩作，從書房裡狂奔出來，大呼小叫地讓我和母親都來聽他的吟誦。 我對父親說：「怎麼張伯駒作詩填詞，連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詞譜》放在書桌上，翻來翻去，顛來倒去，也沒當成詩家詞手？」 已是一張老臉的父親，被我說得還真有點不好意思，不無辯解地說：「我怎麼能和張伯駒比？他九歲就能詩，人稱神童，是極有天賦的。寫出來的東西，頗有納蘭之風。你的爸爸本科讀的是英語，留學攻的是西方哲學，以後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學詩呢。」 父親寫的詩，僅用於自我欣賞。他拿給母親和我看，也是為了能獲得我們對他的欣賞。他有一首題為《車歎》的五言絕句。 軸與輪相輔，方可成器宇。二者去其一，行旅徒呼苦。 這詩一讀，便知父親還處在練手階段。 寫在這同一張紙片上的，還有題為《我說》的另一首五言絕句。 先我原無我，有我還無我。我既非常我，今我實非我。 這首詩，有點意思，不過與其說它是詩，倒不如講更像是一段哲學短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