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不如煙-2

路上有沒有風浪。  但要是她真的說出了這話:  「謝謝你,用不著先生——  這樣關切,這樣忙,」  怕我又會像挨近了絕崖般,  一萬分的失神,一萬分的慌張。——  父親真的是「一萬分的失神」,半晌才說出一句話:「如蒼,他不是出走,而是去死。」  「那字條是什麼意思?」  「那字條是向你我訣別。」  李如蒼聽了這話,真是「一萬分的慌張」,急匆匆道:「他是不是昨天半夜把字條從門縫裡塞進來後,就投了什剎海?」  父親彷彿從迷惑中猛醒過來,走到李如蒼跟前,說:「快,快回去,守著什剎海。如蒼,死也要見屍呀!」說罷,父親已是老淚縱橫。  李如蒼收好字條,出了家門。他走了兩步,又跑回來,低聲問:「伯老,要不要把字條的事,告訴九三或民盟?」  「不!」父親表情冷峻,口氣決絕:「人活著的時候,他們都不管;現在,還會管嗎?再說,民主黨派還有能力管嗎?」  「那麼,要不要告訴街道、派出所或公安局?」  「不!」父親依舊是冷峻的表情,決絕的口氣:「共產黨,你不要它管,他也會管的。」  李如蒼走了,在什剎海守了七天七夜。每天晚上,他便偷偷跑到東吉祥胡同10號,對父親重複著一句同樣的話:沒有見到儲安平。  父親色如槁,心如灰。而在他內心深處,是很欽佩歎羨儲安平的。  「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父親始終確信他的死,並說:「儲安平不能容忍自己適應奴役,一定是這樣做的。因為死亡在他看起來像是得救,他是被共產黨製造的恐怖嚇壞了。所以,不但要用這樣的方式結束痛苦,他還要用這樣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卓越和尊嚴。再說,儲安平已沒有什麼事可做,只有吹滅生命的殘焰。」  許久,父親枯瘦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說:「我的小愚兒,你的老爸爸也早已是無事可做了。」我一頭撲進父親的懷裡,大哭。  儲安平之死,是我在1966年冬季從成都偷跑回家後,由父母親講述的。聽著,聽著,我的靈魂彷彿已飄出了體外,和亡者站到了一起。  我獨自來到後面的庭院。偌大的院子,到處是殘磚碎瓦,敗葉枯枝,只有那株馬尾松依舊挺立。走在曲折的小徑,便想起第一次在這裡見到的儲安平:面白,身修,美豐儀。但是,我卻無論如何想像不出儲安平的死境。四顧無援、遍體鱗傷的他,會不會像個苦僧,獨坐水邊?在參透了世道人心,生死榮辱,斷絕一切塵念之後,用手抹去不知何時流下的涼涼的一滴淚,投向了的湖水,河水,塘水,井水或海水?心靜如水地離開了人間。總之,他的死是最後的修煉。他的死法與水有關□。絕世的莊嚴,是在權力加暴力的雙重威脅的背景下進行的。因而,頑強中也有脆弱。但他赴死的動因,決非像某些人口袋裡揣著手書「毛主席萬歲」的字條,以死澄清其非罪或以死自明其忠忱。我是同意父親看法的:死之於他是摧折,也是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證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通過「死亡」的鏡子,我欣賞到生命的另一種存在。  明末一個學者曾說:「人生末後一著,極是緊要。」(19)27年國學大師王國維的「人生末後一著」,是自沉於頤和園魚藻軒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他的遺書開頭四句當是自沉原因的準確揭示。可以說,追求精神孤潔的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選擇極端決絕的方式告別人世,都是為了「義無再辱」。諍言直腹的儲安平也是這樣的。他用死維持著一種精神於不墜,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魯迅認為:「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魯迅的結論是:中國沒有這樣的知識階級。解放前的魯迅屬於「真的知識階級」;解放後的儲安平屬於「真的知識階級」。這樣的人,過去為數不多,今天就越發地少了。  任何願望都帶著這個願望的反面,當這個願望本身消失了的時候,它的反面可能還活著。《光明日報》不再屬於民主黨派。可父親到死一直都自費訂閱《光明日報》。我不明白這是為什麼?或許為了儲安平;為了他倆一度攜手在「光明」。  父親曾經讓我替他到虎坊橋,看看新蓋好的《光明日報》大樓是個什麼樣子?裡面的辦公條件好不好?  後來我去了,嚴肅的門衛問:「你找誰?」  「誰也不找,只是想進去看看。」  「不行。」  我沒有告訴父親自己被阻在門外的情況;而我至今也未能了卻父親的這樁心願。  父親去世後,母親繼續自費訂閱《光明日報》,一邊看,一邊說:「怎麼比《人民日報》還難看了。」  八十年代初,吳祖光訪美歸來。他特地打來電話,說要告訴我一則消息。我去了座落於東大橋的吳宅。  紅光滿面的吳祖光,興沖沖地說:「詒和,有個老作家在美國某個小城鎮的街道散步,忽見一人酷似儲安平,即緊隨其後。那人見有跟蹤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錯過良機,便連呼:儲先生。聲音也越來越高。那人聽後,竟飛奔起來,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儲安平可能還活著,在美國。要不然怎麼死不見屍呢?這個消息太珍貴了,你回去告訴李大姐(即指我母)。」  我把這個消息轉述給母親。母親說:「這不是儲安平的消息,是儲安平傳奇。」  1990年5月,母親病逝。我整理她的遺物,發現了李如蒼的那個咖啡色漆皮《全國委員會手冊》,裡面沒有那張絕筆小紙條。  李少春也已去世,但舞台上仍有《夜奔》。不管誰演,不管是舞台演出還是電視播放,我必看,看必想念儲安平。  儲安平沒有安息。他正在復活。  2002年1月於守愚齋  註釋1  儲安平(1909—1966)江蘇宜興人。出身於宜興望族,出生後6天喪母,14歲喪父。依賴祖母撫養,生活節儉。1928年入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1932年畢業。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報》任副刊編輯。1936年赴英國倫敦大學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國至重慶,先後擔任《中央日報》撰述,編輯,復旦大學教授,中央政治學校研究員。1940年8月,在湖南省安化縣藍田鎮國立師範學校任教師。《英國采風錄》《英人法人中國人》為這一時期作品。《英國與印度》一書則是其講授英國史和世界政治概論的講稿。並在桂林《力報》任主筆。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國晨報》任主筆。日軍侵佔桂林後,在重慶創辦《客觀》週刊,共出版了17期。1946年春赴上海,9月1日創辦《觀察》半月刊,任社長和主編,同時兼任復旦大學教授,開設比較憲法,各國政府與政治等課程。1948年12月25日被國民黨查封停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國家出版總署專員,新華書店副總經理,出版總署發行局副局長。1954年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並當選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報》總編輯。1958年1月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1966年逝世。死因不明。年57歲。  註釋2  1941年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成立。成立後因在國統區沒有合法地位,不能公開活動,決定派中央常委梁漱溟去香港辦報。同年,9月18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機關報—《光明報》,在香港正式出版。梁漱溟為社長,薩空了為經理,俞松華為總編。1943年民主政團同盟領導人紛紛出面主辦刊物、報紙。先後創辦的有黃炎培創辦、張志讓主編的《憲政》月刊;左舜生主編的《民憲》(此刊於1944年11月由中國民主同盟接辦);章伯鈞主編的《中華書屋》;聞一多、李公樸創辦的《自由評論》;成都民盟成員負責編輯出版《華西晚報》;民盟西北總支部主辦《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版》;民盟雲南省支部於1944年底創辦《民主週刊》(吳□主編);1945年民盟重慶支部創辦機關刊物《民主星期刊》(鄧初民主編);1946年2月民盟總部在重慶創辦《民主報》;3月民盟廣東支部創辦《民主》(陳此生主編)和《民主與文化》(黃藥眠主編);9月千家駒、胡仲持、張錫昌在廣西昭平辦《廣西日報》。另有民盟海外組織支持和主辦的馬來亞《南僑日報》《風下》《新婦女》,緬甸《人民日報》,暹羅《曼谷商報》、《民主新聞》,英國《民訊》,印尼《民主日報》,越南《中華日報》等。  註釋3  《文匯報》,中國綜合性大型日報。1938年1月25日由嚴寶禮等在上海創辦。抗日戰爭期間,此報堅持抗日立場,在上海「孤島」和淪陷區有廣泛影響。1939年5月18日被迫停刊。抗戰勝利後,於1945年9月復刊。1947年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以後,部分記者、編輯和職工去香港,於1948年9月9日創辦香港《文匯報》。解放後《文匯報》上海版於1949年6月21日復刊。1956年4月,遷北京與《教師報》合併。同年10月1日,回上海再度單獨出版。  註釋4  謝泳在所著《儲安平——條河流般的憂鬱》一書中認為,儲安平到《光明日報》,是胡喬木推薦的。書中(第46頁)是這樣寫的:1956年6月,王謨給於毅夫的一封信中說:「張際春同志說,一些民主人士對《光明日報》辦得很不滿意,是否我們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調出來,由前《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接任《光明日報》的總編輯。這樣我們可以更主動一些。際春同志要我把這個意見轉告統戰部,並徵求統戰部意見。」可見當時中央是想讓徐鑄成去,儲安平出事以後,常芝青在一份材料上曾說過:「我個人以為,喬木同志對儲安平的一些看法與估計看來是未必符合實際的,有一些同志反映,這樣一些人到《光明日報》是未必恰當的,我也有同感」。由此可見,儲安平能到《光明日報》確實是胡喬木推薦的。  註釋56  陸小曼編輯《徐志摩日記》一書第15頁,曾這樣寫道:「前天乘著潮專車到斜橋,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經農,莎菲的先生EIIery,叔永介紹了汪精衛。1918年在南京船裡曾經見過他一面,他真是個美男子,可愛!適之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精衛的眼睛,圓活而有異光,彷彿有些青色,靈敏而有俠氣。」  註釋7  袁翰青(1905—1994)江蘇南通人。1929年入清華大學化學系,1929年畢業赴美國伊利諾大學研究院從事有機化學研究,1931年獲博士學位。1932年回國,任南京中央大學化學系教授。1939年起,在蘭州擔任甘肅科學教育館館長,並在西北師院任教。1946年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和化工系主任,並在北京師範大學和輔仁大學兼任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文化部科學普及局局長。1952年起,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1955年籌組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並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6年任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代理所長兼研究員等職。著有《中國化學史論文集》等。他1945年加入九三學社,歷任九三學社第二屆理事、第三屆至第七屆中央常委。第一屆至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  註釋8  樓邦彥(1912-1979)教授。浙江鄞縣人。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政治系,同年留學英國。曾任西南聯合大學副教授,武漢大學、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教授。建國後,歷任北京大學、北京政法學院教授,北京司法局副局長,九三學社成員,是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長期從事司法行政和政法教學。專於行政法和憲法。著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知識講座》。1957年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  註釋9  孫承佩(1915—1990)山東桓台人。肄業於北京大學法商學院。曾任《新蜀報》主筆,北平中外出版社社務委員。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部長、秘書長、副主席兼中央執行局主任,《光明日報》總編室副主任,《新建設》雜誌代主編,北京文化局副局長,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著有歷史劇《官渡之戰》等。  註釋十  王鐵崖(1913—卒年不詳)原名慶純,筆名石蒂。福建福州人。1929年畢業於福州第一高中,考入復旦大學英語系。一年後轉政治系。1931年轉入清華大學政治系三年級,1933年畢業,獲法學學士學位;同年入清華大學研究院,為國際法研究生。1936年畢業,獲碩士學位;同年考取清華留美生,在美研究一年。1937年赴英國,入倫敦政法經濟學院學習和研究國際法。1939年返國。1940年任國立武漢大學政治系教授。1942年轉任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教授。1946年又轉任國立北京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後兼任系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仍任北大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於1952年改任北大歷史系教授兼國際關係史教研室主任。1957年轉任法律系教授;同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1957年至1959年,為北京市政協委員。1980年後,又為北京市政協委員。後兼任中國外交學院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北大美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國際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政治學會顧問等職。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著有《新約研究》、《戰爭與條約》、《國際法》等。  註釋□  儲安平1957年6月1日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讀的「黨天下」發言稿,在5月19日徵求過羅隆基的意見。有人為了加重他的罪名,硬要說成是與羅隆基共謀。民盟中央批判會上,父親在緊逼之下,亦說:「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發言稿,事先經羅隆基看過。」羅否認此事;儲只承認是受了羅的影響。後來為了這件事,父親向羅隆基正式道歉。  註釋□  康澤(1904—1967)四川安岳人。1925年黃埔軍校第三期受訓,後入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3年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隊長。兼任中央軍校特訓班主任。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復興社總社書記。1939年為派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幹事。1947年被選為立法院立法委員,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受陸軍中將。1948年任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同年在湖北襄樊戰役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獲。1963年被特赦釋放。曾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1967年在北京病逝。終年63歲。  註釋□  宋希濂(1907—)別號蔭國,湖南湘潭人。幼年讀私塾、小學。1921年考入長沙長郡中學,1924年畢業,同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11月畢業,入教導團第2團第4連任副排長、排長、副連長、連長。1926年北伐時,任國民革命軍第21師營長。1927年,赴日本留學,入陸軍步兵學校。1930年歸國。1931年任國民政府警衛軍第1師第2旅旅長。1932年淞滬抗戰後,任副師長兼旅長。1933年調升第36師師長,兼任撫州警備司令。1937年,任西安警備司令,第78軍軍長。兼任第88師師長。1939年,兼任第34集團軍副司令。1941年調升第11集團軍總司令,兼任昆明防守司令。1945年當選為第6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調兼西北行轅參謀長。後任新疆省警備總司令。1948年,任華中「剿匪」副總司令兼第14兵團司令官。1949年8月,任川陝湘鄂綏靖公署中將主任,12月在大渡河畔沙坪被俘。1959年12月4日特赦釋放。1961年至1966年任全國文史資料專員。第4屆全國政協委員,第5、6屆全國政協常委。1980年赴美探親,後定居美國。  註釋□  現居澳大利亞的鋼琴家儲安平之子儲望華在《父親,你在哪裡?》一文中說:「父親『失蹤』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與作家老捨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龍橋邊潮白河自殺未遂後一個多星期。當時他從關押他的九三學社後院小屋回家,看到家裡已是被『紅衛兵』第二次抄家。居室、客廳均被洗劫掠奪一空,除滿地碎紙亂片外,已一無所有。面對這般情景,父親的心便整個地絕望了。於是他踽踽離開家中,走了出去。……到了9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當時主管九三學社中央機關日常事務的梁女士打來的電話,她問我:『你父親有沒有到你哪裡去?』『你知不知到他目前在哪裡?』我說:『父親不是被你們押管著嗎?你們不是正籌備批鬥他的大會嗎?』到了9月20日,中央統戰部下達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國慶之前找到儲安平,『以確保首都的安全!』於是九三學社派了一名幹部(中共黨員),並要求我和我二哥協助。我們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東、西城不少街巷轉了好幾天,查訪了過去與父親曾有往來的朋友們,卻毫無結果。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幾個穿著軍裝的幹部來找我,說他們是『奉周恩來之命,由公安部、統戰部等組成儲安平專案組,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查尋儲安平的下落。』」(台灣《傳記文學》第55卷第2期,第59、60頁)  又據謝泳《儲安平——一條河流般的憂鬱》一書第61頁載:「1982年6月,他(儲望華)準備去澳大利亞留學時,單位的一位領導才匆匆拿來一份文件,告訴他:『剛剛接到中央統戰部來函,對你父親正式作出『死亡結論』。這時儲安平已經失蹤16年了。」  附 儲安平作品篇目  著作  〔1〕說謊者(小說集) 上海書店1992年12月影印版  〔2〕給弟弟們的信(散文集) 開明書店1936年出版  〔3〕英國風采錄 商務印書館1945年出版  〔4〕英人法人中國人 觀察叢書1948年出版  〔5〕英國和印度 科學書店40年代出版  〔6〕瑪納斯河墾區—新疆旅 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出版  〔7〕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 作家出版社出版1957年出版  散文  〔8〕關於「睡廟求醫」的故事(1928年) 原載《語絲》第4卷第18期,1928,4月30日  〔9〕小病 原載《真美善》第6卷第6期,1930,10月16日  〔10〕殘花(1930,5月) 同上  〔11〕母親(1930,8月13日) 原載《真美美》第7卷第1號,1930,1月16日  〔12〕牆(1930,11月28日) 原載《新月》第3卷第7期  〔13〕一條河流般的憂鬱(1931年) 原載《新月》第3卷第12期  〔14〕一段軍行散記(1932年1月1期) 原載《新月》第4卷第1期  〔15〕悼志摩先生 同上  〔16〕施用悶藥前後的心理與感覺 原載《觀察》第2卷第9期  〔17〕來京記(1933年2月) 原載《語絲》第3卷第14期,1933,4月1日  〔18〕豁蒙樓暮色 原載《新月》第4卷第7期,1933,6月1日  〔19〕記田漢先生 原載1935年《中央日報·文學週刊》第38期  〔20〕我們的志趣和態度 原載《觀察》第1卷第1期,1946,9月1日  政論和報告書  〔21〕布洛克及其名著—《十二個》 原載《北新》1928,5月16日  〔22〕《新評論》發刊詞 原載《新評論》1940,1月  〔23〕論劇本—西南劇展獻言之一 原載1944,2月15日《力報》  〔24〕論劇人—西南劇展獻言之二 原載1944,2月16日《力報》  〔25〕論觀眾—西南劇展獻言之三 原載1944,2月17日《力報》  〔26〕《客觀》政論 原載《客觀》第7期,1945,12月22日  〔27〕失敗的統治 原載《觀察》第1卷第3期,1946,9月14日  〔28〕我們對於美國的感覺 原載《觀察》第1卷第11期,1946,11月9日  〔29〕論上海民亂 原載《觀察》第1卷第16期,1946,12月14日  〔30〕論張君勱 原載《觀察》第1卷第19期,1947,1月4日  〔31〕辛勤·忍耐·向前 原載《觀察》第1卷第24期,1947,2月8日  〔32〕中國的政局 原載《觀察》第2卷第2期,1947,3月8日  〔33〕三百二十位讀者意見的分析與解釋 原載《觀察》第2卷第12期,1947,5月17日  〔34〕大局浮動、學潮如火 原載《觀察》第2卷第13期,1947年5月24日  〔35〕論文匯、新民、聯合三報被封及大公報在這次學潮中所表現的態度,原載《觀察》第2卷第14期,1947,5月31日  〔36〕學生扯起義旗,歷史正在創造 同上  〔37〕讀孫科談話 原載《觀察》第2卷第18期,1947,6月28日  〔38〕政府應對〈紐約下午報〉的攻擊採取步驟表明態度,原載《觀察》第2卷第22期,1947月7日26日  〔39〕艱難·風險·沉著 原載《觀察》第2卷第24期,1947,8月9日  〔40〕「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刊出後的響應,原載《觀察》第3卷第5期,1947,9月27日  〔41〕白報紙! 原載《觀察》第3卷第9期,1947,10月25日  〔42〕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 同上  〔43〕評《出版法修正草案》 原載《觀察》第3卷第15期,1947,12月6日  〔44〕論全國專科以上學校開除學生全國專科以上學校不得准其入學之不妥,原載《觀察》第3卷第16期,1947,12月13日  〔45〕我們建議政府調查並公佈白報紙配給情形,原載《觀察》第3卷第19期,1948,1月3日  〔46〕風浪·熬煉·撐住 原載《觀察》第3卷第24期,1948,2月7日  〔47〕論程夢明案兼社會有心人能否合攏來做一點事情 同上  〔48〕國大評論 原載《觀察》第4卷第9期,1948,4月24日  〔49〕第二個「聞一多事件」萬萬製造不得 原載《觀察》第4卷第10期,1948,5月1日  〔50〕評翁文灝內閣 原載《觀察》第4 卷第15期,1948,6月5日  〔51〕政府利刃指向〈觀察〉 原載《觀察》第4卷第20期,1948,7月17日  〔52〕吃苦·苦鬥·盡心 原載《觀察》第4卷第23、24期1948,8月7日 〔53〕一場爛污 原載《觀察》第5卷第11期,1948,11月6日  〔54〕政治失常 原載《觀察》第5卷第13期,1948,11月20日  〔55〕我們的自我批評·工作任務·編輯方針,原載《觀察》第6卷第1期,1949,11月1日  〔56〕中央人民政府開始工作 原載《觀察》第6卷第2期,1949,11月16日   〔57〕在哈爾濱所見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監獄工作,原載《觀察》第6卷第4期,1949年12月16日  〔58〕旅大農村中的生產、租佃、勞資、稅制、互助情況,原載《觀察》第6卷第5期,1950年1月1日  〔59〕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 原載《光明日報》1957,6月2日  二: 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  自打反右運動一起頭兒,父親(即章伯鈞)就開始琢磨著反右的結局和自己的下場,甚至在毛澤東還沒想好怎麼處理他的時候,他就在家裡把自己處理了一回——讓警衛秘書王鎖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員召集到東客廳,請他們圍著平時吃飯的圓型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親客氣又鄭重地對他們說:「你們大概已經從報紙上知道了,我現在犯了政治錯誤。所以,請你們不要再叫我章部長了,可稱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於一側的王秘書趕緊聲明:「在我們沒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須繼續稱呼您為章部長。」  此後,父親不止一次地對家人說:「我們準備過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1958年1月底,父母雙雙獲得「又劃又戴、降職降薪」的處理。好像上邊對父親特別寬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報社長等九個職務之後,特意保留了「全國政協常委」的職務。在由行政三級降至七級後,又特別保留了四合院、小轎車、司機、警衛、廚師、勤雜、秘書。國人社會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於權力所給予物質待遇之厚薄上。父親既受政治貶損,又得生活厚待。如此發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預想。  斗轉星移,歲月悠悠。慢慢地,父母開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與中國歷史同樣淵遠流長的世態炎涼。親近的、親切的、親密的,一個接一個地疏遠、疏隔、疏離了。而且,越是親近親切親密的,就越發地疏遠疏隔疏離。諸如,二十年代一起參加北伐戰爭的老友,三十年代共同發起「國民黨臨時革命行動委員會」的第三黨人,四十年代參與籌措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民盟元老。好像他們當初當年當時結識章伯鈞,便是一種錯誤。唯有(19)57年的政治風雨,才撥正了他們所在黨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著他們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樣子,父親也跟著替他們心痛。  一日,戴帽的母親到農工黨北京市委會去參加政治學習。在回家的路上,大老遠便瞅見個老熟人。這也難怪,五十整的年紀,眼神正好。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副秘書長,叫辛志超。他不僅和父親、母親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的門坎兒,他是跨進跨出的。每每在與父親談正事之前,都要給我姐妹倆講上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說的是燕都舊話,再與那滿嘴的京腔京韻相搭配,我倆聽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從沈鈞儒開始往下數,來家裡開會、談事、作客、聊天的,不下幾十個。要論個生熟鹹淡,眼下這位離母親不遠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內。所以,我很能想像母親認出他時的那股沖動、那般欣喜及那份熱情。  母親揮動著手,向他飛奔過去。辛副秘書長停住腳步,四下裡張望。當他那雙近視加老花的眼睛透過厚重的鏡片,終於辨清來者為何人的時候,即毫不猶豫地轉身180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親傻站在街沿。她對老熟人或許有很多的話要說,或許只想問聲好。她有如一個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家中眼淚便撲簌簌地滾落出來。在父親的詢問下,母親講述了街頭剎那間的經歷。  站立一旁的我,簡值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辛伯伯,怎麼會不理我們的媽媽呢?」我為如此熟識的人能做出如此絕情的事而憤怒。心底還有一種母親受辱自己也跟著受辱的感覺。  母親為自己的不識時務、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歎道:「解放前看的《紅樓夢》和解放後讀的馬克思,都算白費了。連熟識的人才專做絕情事的起碼常識,都沒能學到手。」  父親則勸母親心放寬些、看得開些,語重心長地說:「大到一個政黨的背信棄義,小至辛志超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國官場的傳統。」不過,父親也從中預見到自己的未來,必是孤獨自處的末路。除非欽定的章羅聯盟和反右運動被欽定者推翻,而這個「推翻」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憂心忡忡的我問道:「爸,人當了右派,怎麼別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難過了?」  我的問話,使父親激憤起來,滔滔不絕:「只有在中國當右派,才是這個樣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裡曉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體面的。議會裡,還有他們的席位呢!與左派僅僅是表明政見之不同罷了。議論國家大事的時候,左派、右派、中間派各自發表看法,陳述主張,申明立場。因為各派所持立場、主張、看法不同,它們之間勢必要有激烈的辯論、爭執以及相互攻擊。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現像,並受法律保障。西方國家的官方政策,往往也都要經過這些辯論、爭執和攻擊的考驗或矯正。現在,老毛把右派定性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還劃了個資產階級成分。那麼,左派與右派便不屬於思想差異,而視為革命與反動的政治對立了。在我們這個國度,誰一旦成了統治者的政治對頭或被看做思想異端,日子就很難過了。國家、權力、輿論、黨派、社會、朋友、甚至家庭,都會糾合成為一股力量,不斷地打擊、迫害、除滅這個對頭和異端。在這個問題上,我原以為新社會要比國民黨做得好一點。現在看起來,和過去沒有太大的不同。」我自幼就愛聽父親說話。因為他說的,和報紙上登的、收音機放的、課堂裡講的,都不一樣。他不從屬於別人,他只屬於自己。  或許因為情緒激動,父親說話的聲調越來越高。母親不讓父親繼續往下講,打斷他的話頭:「當著孩子的面,不要說這些,而且一句一個共產黨,一句一個老毛。從前你可以這樣說話,現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這樣講了。你在家裡講,萬一傳到外面,人家真要說章伯鈞反動到家了。雖然我們看不慣黃炎培,兒子劃成右派,自己跟共產黨反倒更加親近。但是你也沒有必要和過去一樣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說出來。」  我知道母親「訓」父親,是因為母親疼父親。特別是在眼下,知他疼他的人沒剩下幾個。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的批判大會,父親就像吞大魚大肉一樣,全部嚥下。而母親這番雨絲風片般的「訓」,對父親來說,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碟清炒苦瓜。父親聽完「訓」,一不反駁,二不申辯,三不堅持。自己一個人回到書房。我也緊跟著進去。當父親坐在寫字檯前的皮轉椅上,他的臉色分明陰沉了許多。俗話說:樹怕剝皮,人怕傷心。我在想,社會上已經失去「面子」的父親,是不是覺得在家庭裡開始失去「裡子」了。父親失去的再多,哪怕父親在外面的存在等於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一聲不吭,站立在父親的身後。父親也一聲不吭,雙手交叉於胸。他的外表是平靜的,然而心裡必定很難受。六十多個年頭的人生,在心窩子裡一次次跌宕翻騰。  父親面對政治壓力和應付社會環境的唯一選擇,是獨處,也只能獨處。假如他是個埋頭做學問的,面壁數十載,獨處一輩子,也算不得什麼難事。偏偏父親從中國私塾讀到柏林大學,也沒能塌心做學問,而是起勁兒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靜,得參與,得活動,得鬧騰。開會,講演,結社,游行,擬指示,呼口號,寫文章,直至發動戰爭(可惜父親的本質是書生,他搞的政治始終未能上升到拿槍桿子的高級階段)。父親以此為生活,以此為追求,以此為樂趣。如今這種生活、追求和樂趣,給撅折掐斷,戛然而止了。這番光景,好似一個有名氣的演員,戲唱得正帶勁兒的時侯,被轟下了台。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奮的鑼鼓,絲竹,燈光,油彩,底班,龍套,跟包,觀眾,也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現在一大早起床,父親不必忙著漱洗用餐,既沒有機關讓他去上班,也沒有單位請他去講話。上午到下午,父親不必忙著東奔西跑,既沒有事情等候他處理,也沒有會議需要他參加。從早到晚,父親不必忙著前庭後院的穿梭,既沒有人按動大門的電鈴,客廳裡也沒有響動的電話,書房裡更沒有擺放好的文件、報告、公函、書信,亟待拆閱。父親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從洪秘書手裡接過當天的報紙——《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厚厚一疊,他的眼睛像架掃瞄儀,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掃」完了。唯有每日分三版的16開大小的《參考消息》,讀得仔細,看的時間也最長。  父親說:「只有『參考』上,還有一點消息。」有時侯《參考消息》送進門,正巧父親要去方便。他能拿著它,在衛生間裡呆上幾十分鐘。要不是母親催我也叫喚的話,不知他坐在馬桶上還得看多久。老實講,能得到這一點消息,也來之不易。因為父親在必須接受右派帽子時,向中共中央統戰部提出的唯一請求,就是希望今後自己能夠繼續看到一份《參考消息》。  把看「參考」的事做畢,父親也就終日無事可做了。在以往雜亂忙碌辛苦勞累疲憊困乏的時侯,他多麼嚮往安寧清靜恬淡閒適的日子。現在,他向往的日子來了,卻沒能給自己帶來安寧清靜恬淡閒適。(19)57年以前,那時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親每隔一、兩個月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帶到郊外去散心。香山、頤和園、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現在,每天都可以搞郊遊,父親卻呆在家裡,不愛動彈。說來也是,父親乃職業政治活動家,現在打發他去過既無政治、又無活動的生活,他渾身上下能得勁兒嗎?父親常一個人獨坐書房。黃昏時分,書房內一片幽暗,他也不開燈,淒敗之色在臉上盡情地鋪展,猶如把自己自覺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顧茫然……  年輕的我很難體會出父親內心的複雜感受,但我發現自己的日子過得也不痛快了。填好的入團申請書,被告知作廢。政治課老師拿我的思想小結或學習心得作為批判材料,在全班散發抖落。班幹部和積極分子都不怎麼搭理我;幹部子女身份的同學把我從圈內踢到圈外;出身不好的同學又不敢把我從圈外劃入圈內。一個先是團支部書記後當上學生會主席的同學,時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並抓緊一切可以抓緊的機會,隨時向我發動攻擊。站在學生官兒的位子上,她的每次行動又總能糾集到同夥。一旦我陷入挨批的處境,就覺得自己也當上了爸。這時我心裡也著實納悶兒: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只要懷上一顆革命的心,怎就窮凶極惡起來?下午自習課後的自由活動,是我最難挨的時光。看著同學三三兩兩的閒聊天,拉幫結伙的搞活動,就好像一支行進中的浩蕩隊伍單把我拋撇在外頭。我孤零零地佇立於操場東頭的老楊樹下,看著漸褪的夕陽,即使什麼都不想,只要鼻子一酸,那眼淚就流成了行。為了排遣空虛,我能借個藍球,一口氣玩它幾個小時。  我的同學、已是北京青少年業餘體校籃球隊員的洪鈐,瞧我投籃的興致如此之高,便對我說:「你那麼愛好體育,找個機會我推薦你去業餘體校學打藍球吧?」  我回家把這事兒跟父親說了。父親這下可找到一個分析事理的機會。他口若懸河地講起來,認為洪鈐的通脫,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響。然後,告訴我戲劇家洪深出身官宦門第,且畢業於哈佛。再後,又向我講述了其父洪述祖因宋教仁一案,而如何改變了兒子的人生道路。最後,父親建議我去看看曾樸的《孽海花》,說那裡面影射了許多中國近代史上的名人,很有意思。由此,我發現講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親的話頭。他,真的寂寞。  時間一長,我打球的熱情開始消衰,決定不再去體校。下午放學回家,把功課做完,就和父親一樣地無事可做。東翻翻,西看看,從北客廳遛到南書房,又從東客廳逛到西臥室;再不,打開收音機,從孫敬修娓娓道來的童話故事,一直聽到鬥嘴架勢的歌曲《社會主義就是好》。  無事可做的父親看不慣無事可做的女兒。他問:「你的心上是不是長了草?能不能安安靜靜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個複雜的東西,像父親僅在(19)57年一個夏季,就能給官方提那麼多條的批評意見;而我跟他生活了幾十年,除了以疑問句方式批評我「心上長草」之外,至今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父親是否還教訓過我什麼。  為了能安安靜靜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親鄭重提出要學書畫。理由是:「如果我不學的話,將來你死了,你買的那麼多的字畫由誰來欣賞呢?」聽後,父親大驚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奮,情緒之昂揚,活像當天我要給他做大壽。  父親立即張羅起來。首先讓母親把她的西書房騰給我,然後給我送來文房四寶、鎮尺印泥、碑帖、畫譜。他自己充當搬運工,不叫洪秘書插手。什麼康熙時期造的墨,給乾隆爺進貢的紙,紫檀的筆架,端溪的硯台,還有祝允明、文徵明、吳昌碩、金農、鄭板橋、吳大澂、康有為等人,以及我當時就認不得、現在也記不起的許多名家寫的立軸、手卷、冊頁。父親每搬來一樣寶貝,都要數落給我聽,抖落給我看。  見他兩手灰塵一臉汗,我心疼得叫:「爸,別搬了。」他卻樂此不疲,止都止不住。  母親被父女倆昂揚的熱情所感染,也陪著我們高興。可一旦發現父親有時亮出的寶貝是她壓根兒沒見過的,便有些憤憤然,對父親說:「你這個老頭子!居然藏了這麼多好墨好紙。我給你抄了多少稿子,替你寫了多少書信,你都不把好紙好墨給我,現在小女兒只說了一聲要學書畫,八字還沒見一撇,你就把好東西都擺出來了。」  母親說這話,最初只是嗔怪,後來她還真的嘔了點子氣。父親趕緊陪笑。  繼而,是關於請誰來當我的老師問題。  父親說:「教你寫字的人不用請,你媽就是最好的老師。」  母親的書法特棒,這是黨派圈內眾人皆知的事。抗戰時期「民盟」給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親用正楷謄寫的。她正經八百一手顏體楷書,連周恩來都知道。五十年代初國家決定在天安門前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母親接到被聘為紀念碑建築委員會的委員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築家,又非美術家,怎地成了委員?後來遇見周恩來,周說是他提名的,說:李健生懂書法,對碑文的設計可以出些力。  母親從如何握筆提腕運氣開始教我練字,讓我從篆隸練起。挑了一本鄧石如的《石鼓文》冊頁,叫我天天臨摹、反覆書寫。說什麼時候練熟了,寫得像個樣子,才能歇手。我愛練字,更愛父親給我佈置的書房和他給我的每一支筆、每一張紙、每一塊墨。每天做學校老師佈置的作業之前,先練字。母親不怎麼看我寫,寫完後她用硃筆批閱。整個字都寫得好,在這個字上勾個大圈圈;字的某個局部寫得不錯,就在這個局部畫上小圈圈。一張大字經母親的批閱,變得像人工繪製的地圖。  父親則是個持久的看客,我只要展紙提筆,他便在我身後走走停停、停停看看。管我寫得好歹,父親是一概欣賞。他在不停地誇獎我的同時,還不斷地自責,說從小沒有把字練好,現在眼瞅著女兒超過了自己。其實他的自責,仍舊是對我的欣賞與疼愛。在我寫字、母批字、父看字的工夫,我們忘記了各自的不幸和共同的寂寞,一起感受著快樂。尤其對於父親來說,無論是給我佈置畫室,還是看我練字,都是他枯寂生活中的甘泉豐草,潤澤著他的心田。  誰來教我畫畫兒呢?父親決定給我找最好的國畫老師:「你看,陳半丁怎麼樣?」  我說:「當然好啦,只怕太高,我夠不著。」  父親笑了,說我傻。因為投師皆投於高門之下。  父親把洪秘書叫來,讓他與陳半丁聯繫,問問:這個星期天陳半老是否住在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帶著他的女兒登門拜訪。不一會兒,就有了回話兒,說半丁老人非常歡迎章先生和女公子。  聽到這「非常歡迎」四個字,父親實在舒心。  我問:「咱們去之前,幹嘛要打聽清楚陳半老住不住在西四?」  父親答:「他有兩個家。」  我後來才弄懂父親說的「兩個家」,是個啥意思。  陳宅,是一所很普通的四合院。陳半丁,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老頭,面部所有的線條都流暢圓潤,眼睛炯炯有神。「面如銀盆,目如朗星」,是評書裡形容男性的慣用詞語。我覺得把這個慣用詞語套在他身上,「銀盆」略有些過分,而「朗星」卻很是得當的。  沙發前面的茶几上,擺著用玻璃杯沏好的兩杯熱茶,這顯然是給我們的。望著杯子裡尖細的茶葉載沉載浮和澄清的茶水染綠染濃,我怎麼也沒有想到杯水之間,能呈現如此的清幽和美麗。它的誘惑,簡值有如餓漢面對著一道美食。實在忍不住,自己先就喝開了,一口、兩口、三口,直至喝乾,然後興奮得對父親叫嚷道:「爸,我喝的這是什麼茶呀!會這麼香?」  陳半丁說:「這茶叫洞庭碧螺春,是我特意給你們預備好的。」  父親見我如此牛飲,便道:「陳半老,請莫見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為何事,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道紅茶罷了。」  父親細細啜飲,對茶味的醇和與茶香的綿長,讚不絕口:「這裡的茶,讓我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詩句和因喫茶把家產吃空的故事了。」  從這話裡,我能感受到父親因獲得碧螺春規格的禮遇而產生的快慰。父親曾說過:如到別家作客,從外國人給你預備的杯盤刀叉和從中國人為你沖泡的茶水裡,大半能判別出這家主人對你歡迎和尊重的程度。  父親問陳半老最近在做些什麼,陳答:「我在大躍進。」  父親困惑不解:「畫家怎麼大躍進?」  「畫家的大躍進,就是把畫越畫越大。」陳半老從沙發上站起來,指著自己的畫桌說:「這張桌子夠大了吧?不行,不夠大,要畫更大張的,我就挪到地上畫。後來,這樣畫也不行了,要求畫更大更大張的,我就搬到院子裡畫。」  講到此,他把我們父女帶至客廳門口,讓我們目測這所四合院的庭院橫有多寬,豎有多長。父親聽得直搖頭。  陳半老說:「因為大躍進的緣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這個院子的尺寸。躍進到最後,院子有多大,我的畫就有多大了。」  爸又困惑不解了:「這樣大的畫,該如何畫呢?」  陳答:「脫了鞋,站在紙上、蹲在紙上或趴在紙上畫。西南角畫它一棵松,東北角塗它一架籐,松枝旁邊添石頭,籐蔓底下開菊花……。至於這幅畫的全貌,我也難知。因為畫完以後,我家無法張掛。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懸掛這樣的畫。」  一陣閒談後,父親將女兒想學畫的事說了。  陳半老一口答應收我為徒。父親向陳半老請教,畫壇收徒有何規矩及禮儀。陳半老說:「你家是下午喝紅茶的洋派,那些規矩就免了。」  我問陳半老,今後是怎樣個教法?答曰:「畫好一張或數張,拿來我看。」  在歸途,興致不減的父親還帶我到西單商場的舊書店逛了一圈。回家見到母親,我還沒來得及說個子丑寅卯,他老人家便搶先一步「報導」。我很知道父親足足高興了一天的原因是什麼——陳半丁沒把他當右派。  父親自己也看出來,要陳半老一枝一葉、一山一石地教我這個一竅不通的學生,幾乎是不可能的。他決定重新物色個更加適合於我的老師。這時,父親想到女畫家潘素。  我問:「誰是潘素?」  「張伯駒1夫人。」  「誰是張伯駒?」  父親說:「此人大有名氣。他的父親張鎮芳,曾當過直隸總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過軍界,搞過金融,最後成名在詩詞文物。你看的舊小說裡,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詩詞歌賦,無所不曉,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嗎?張伯駒正是這樣的人。他與張學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稱為『民國四公子』2。家中的收藏,多為罕見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條、首飾乃至房產換來的。別看爸爸有字畫五千多件,即使都賣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真的嗎?」我不是不相信父親,而在是我的腦袋裡,想像不出有什麼東西能這樣地值錢。  「你從小背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這是李白的詩。」  「張伯駒就藏有李白的真跡,叫《上陽台帖》。他把這個帖送給了毛澤東。」  「你的羅伯伯(指羅隆基)不是常愛嘮叨『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麼?這詩句是誰寫的?」  「杜牧。」  「對,張伯駒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陽樓記》裡的,我們中學的課本裡有。」  「張伯駒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親一路說下去,我聽著,聽著,彷彿覺得他不是在陳述某個事實,而是在編造一個神話。這個神話王國,該是什麼樣子的?想必張伯駒是風流倜儻,器宇軒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滿堂。  可父親又說:「我們去他家,這些東西都看不到了。」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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