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跟赵楚的事有关，这事情就麻烦了，”戈珊低声说。“不过刘荃决不会贪污的，”黄绢焦急地说：“我可以替他担保，他的事我全知道，他什么话都对我说的。”戈珊听了这话特别刺耳，就像是在她面前炫示他们的亲密。“哦，他的事你全知道，”戈珊想。“我们的事你就不知道！”她一时气愤，差一点要立刻替他揭穿那秘密，叫这女人且慢得意。但是再一想，这样做似乎迹近无聊。结果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只冷冷地说了声：“现在这时候，谁还能替谁担保，自己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问题。”黄绢听她这口吻彷佛是拒绝帮忙的意思，刚才看她很热心的样子，怎么忽然变了态度，也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说错了话，把人家得罪了。“我不知道，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一个人也不认识，也没处去打听。”她说到这里，嗓子已经硬了起来，别过头去擦眼泪。“无论如何要请戈同志给想想办法。”戈珊半晌没作声。然后她说：“要不然，你试试看，去找申凯夫。他虽然是搞文化宣传的，跟政保处的关系很深。”“不知道见得著他见不著。”“要不，我先打个电话去试试，给你约一个时候。”“那真是……费心了，”黄绢十分感激地说：“你跟他熟不熟？”“也谈不上熟，认是认识的。”黄绢踌躇了一下，自己觉得是得寸进尺，但是终於鼓起了勇气说：“要是你能够陪我去一趟，那更好了。”“我才犯不著呢，”戈珊心里想。“刘荃是你的私有财产，我凭什么要去钻头觅缝救他？将来让他知道我跟黄绢这样双双地『联袂』四出求救，倒让他笑话，想著我就这样痴心！”她嘴里只说：“我想你还是一个人去的好。我们报社的社长给撤职查办了，这两天我们这些同事们大家都得谨慎著点，那儿也不便去。”她掏出一本记事簿来撕下一页，在路灯下写出申凯夫办公处的地址，交给黄绢。黄绢再三向她道谢，想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但是她正忙著把记事簿归还原处，自来水笔也仍旧插到口袋上，就根本没理会人家伸出来的那只手。而且随即大声唤著“三轮车！三轮车！”马路对面有一辆三轮车，被她喊了过来，她跳上车去，略向黄绢点了点头，就这样走了。黄绢虽然觉得她这人有点奇怪，一方面很肯热心帮忙，却又是这样冷淡得近於憎恶的神气。但是她积有一年多的工作经验，也曾经接触到许多老干部，一切都见怪不怪了。在北京流行著这样的话：“五个老干部，倒有两个是疯子，两个是肺病患者。”她想到这里，如果不是现在心情这样沉重，几乎要微笑。戈珊很费了点事，和申凯夫通了个电话，居然替黄绢约了个时间去见他。她觉得她已经仁至义尽了。再要为刘荃的事操心，她也未免太傻了。但是有一天她见到一个公安局的朋友，又忍不住向他打听刘荃的事，据这人说：大概不碍事。有人检举刘荃是赵楚的心腹，有两件贪污的事都是由他经手的。不过检举人对於赵楚的罪状根本也不清楚，指控刘荃与他合作，也提不出具体的证据。不过因为涉及赵楚，上头余怒未息，所以郑重其事地抓了来。戈珊听了这话，方才放下心来，也就把这件事撩在脑后了。有一天她夜里从报馆回家来，看见有一个黑影缩成一团坐在那露天楼梯上。起初她以为是她的一个爱人在那里等她。三反还没有结束，大家实在是应当小心一点。她很不高兴，皱著眉问了声，“谁？”那人没有立刻答应，却慢慢扶著铁阑干站起身来。“戈同志，是我。”是黄绢的声音，她似乎在啜泣著。“啊，真想不到，这样晚了你会来找我。”戈珊从容地走上楼梯，拿出钥匙来开门。她向自己微笑著，心里想：“申凯夫侮辱她了？这样半夜三更跑了来向原介绍人哭诉。”黄绢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你等了我多久了？冻僵了吧？请坐请坐。”“戈同志！”黄绢大概哭得时间太长了，虽然停止了，仍旧抑制不住一阵阵轻微的抽噎。“刘荃完了，”她说。“什么？”“这时候说不定已经轮毙了。”她脸上现出奇异的微笑。“你哪儿听来的这些话？”黄绢无精打彩地说：“今天见到了申凯夫。”“你今天才去找他吗？”戈珊气愤地说。“去过好几次了。”“回回他都接见？'喝，我的面子倒真不小！”戈珊突然狂笑了起来。“怎么──他怎么说？”“他很热心，答应去调查一下，叫我再去听回音。去过两次，今天忽然说得到了消息，已经内定了要处死刑。”“怎么我前两天还听见说不要紧的──奇怪不奇怪？”戈珊才点上了一支香烟，又心神不属地在桌上揿灭了它，而且揿了又揿。“你听见谁说的？”黄绢突然兴奋起来。“靠得住吗？”“靠是靠得住的，不过事情可能起了变化。”戈珊向空中凝视著，忽然把她那红嘴唇微微向上一掀，做出一种原始的残酷的神气。“大概老申去说过什么话了。他要干掉个把人还不容易。”“他为什么──”黄绢惊惶地问：“他顶多不帮忙，为什么反而──”“还不是你得罪了他。”“我没有，没有，”她发急地辩白著：“他也始终很客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有点家长作风，问了许多话，也问起我和刘荃认识的经过──”此外还问了许多与刘荃完全无关的话，她认为他是旁敲侧击，要明了她的思想状况。他还问起她的年纪，他说他对年轻人最感到关切。她又想她临走的时候，他把手臂圈在她肩上，送她到房门口，替她拉开门钮，那亲热而随便的态度很像一个欧化的医生对待女病人。其实这也不算什么，但是这些话她都不愿意告诉戈珊。尤其是第二次她去见他，临走的时候他和她握手刚巧电话铃响了，他用另一只手拿起电话来听，一直握著她的手不放，就像忘记了似的。她回想到他那苍白浮肿的侧面，鸦翅似地斜掠下来的黑油油的鬓发，眼角下垂的黑框眼镜。他的手是胖墩墩的，一个温暖潮湿而气闷的陷阱。她整个的人都透不过气来了。但是她竭力忍耐著，最后虽然挣脱了手走了，仍旧是妩媚地笑著走了的，在她已经算十分委曲求全了。这一类的事她遇见的次数实在多了，已经养成了自卫的能力，从来没肯像这样让步。“如果我得罪了他，”她突然说：“那就是上次，他说他或者可以介绍一位李同志和我见面，李同志是直接负责这一类的案件的，可以约他一块儿吃饭，让他当场问我些话，了解情况。”“唔。”戈珊又点上了一支烟吸著，仰著脸眯著眼睛望著那烟雾。“你没去？”她可以猜想到申凯去请吃饭一定是在一个僻静地点的公寓里，他占有好几处这样的房子，随时可以去休息，地址向不公开的。把黄绢约了去吃饭，那位李同志当然不会出现──如果实有其人的话。“我跟他打听李同志办公处的地址，让我到他办公处去见他，我觉得那样比较好，”黄绢烦恼地用极低微的声音说：“他──他也许是有点不高兴，说李同志很忙，得要先问过他。”“这还不明白么？”戈珊纵声笑了起来。“你一直跟他不即不离的，到了要紧关头又这样弩扭，当然他认为症结是在刘荃身上，只要刘荃活著一天，总不能称心。”黄绢半天说不出话来。“不会的，”她终於执拗地说：“在这三反的时候，凭他是谁，总得有点顾忌──”“所以他不能有太露骨的表示。偏碰见你这人，会一点都不觉得──我真不相信！”黄绢苍白著脸坐在那里，眼睛呆呆地向前面直视著。她哭得连嘴唇都红肿起来了。戈珊看了一眼，心里想凭她这副相貌，也不见得是什么绝色，老申倒真为她著了迷，这样小题大作起来。当然申凯夫喜欢年轻的女孩子是出了名的。戈珊介绍她去见他，本来也就是这意思：“一石杀二鸟，”牺牲了这女孩子，又救了刘荃。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害了刘荃的性命。她一方面对自己生气，看见那黄绢，更觉得可气，终於把满腔怨愤都移植到她身上。“也许他不过是恐吓，”黄绢低声说，像是自言自语。“这样一件小事，他不会失信的，”戈珊冷冷地说。黄绢啜泣起来了。“我是真没有想到……”“不管你是真没想到，假没想到，反正是你害死了刘荃，”戈珊吐出了一口烟，轻松地说，心里也感到了某种满足。10一间屋子里挤了二三十个人，在黑暗中默默地席地坐著。今天晚上九点钟就关了电灯。外面马路上响著汽车喇叭，自远而近，又渐渐远去。车灯的白光倏忽地照到这黑暗的房间里来，窗上铁栅的黑影沉重的棍棒落在人身上。狱室里装著一个播音器，在墙的高处。播音器里突然发出一阵沙沙的响声，然后有一个低沉的喉音开始说话了：“坦白是生路，抗拒是死路。”悄悄地，声音放得极低，但是带著很重的呼吸的声息。隔有两三分钟的沉默。“坦白是生路，抗拒是死路，”又轻声重复著。一遍遍地说了七八遍，终於停止了。在绝对的黑暗中，身体挨著身体。偶尔听见那垢僵硬腻的棉衣摩擦著，发出轻微的声响。偶尔有人变换坐的姿势，腿骨格格作声。有人抑制不住他的咳嗽，秽恶的乾燥的热风一阵阵在别人面部掠过。半小时后，有一个人再也忍不住了，沙沙地搔著身上被蚤子咬了的地方。但是房门底下忽然出现了一线黄光，那沙沙声立刻冻结住了。门外有人开了锁，房门一打开，就有一只手电筒的光射了进来，在人堆里扫来扫去。大家张开盲人的眼睛，木然地让那白光在他们脸上抚摸著。电筒拨过来照到刘荃脸上。那粗而白的光柱一触到脸上，立刻使人浑身麻木，心也停止了跳动。然后那道白光又旋了开去，落在屋偶一只铅桶旁边坐著的一个人身上。“姚雪帆！站起来！”门口有两个人大声叫著，随即从人堆里跨了进去，把他拖了出去。房门又锁上了。一队杂沓的皮鞋声，拥到别的房间里去了。大约陆续叫了好几个人出去。大家侧耳听著。在一阵沉寂之后，突然在房屋的另一部发出了几声轮声。太像舞台的音响效果了，刘荃心里想。但是身当其境的人，即使看穿了这是戏剧化的神经攻势，也无法摆脱那恐怖之感，正像一个人在噩梦中有时候心里也很明白，明知道是一个梦，但是仍旧恐怖万分。半小时后，忽然灯光大明。“抗拒坦白的顽固份子已经都枪毙了！”播音器明朗地宣布：“大家赶快坦白！再仔细反省一下，赶快彻底坦白！”电灯忽然又灭了，重新堕入黑暗世界。如果这是一出戏，那实在是把观众情绪控制得非常紧，不让人透过一口气来。房间里声息毫无，不知道是不是都在反省。刘荃进来了十几天，对於同室的犯人知道得很少，因为禁止谈话。但是每次进来一个新犯人，坐在旁边的例必要轻轻地问一声：“哪里来的？”有时候那新来的只是垂著头坐著。但是也有时候可以得到简单的回答。一部份似乎是国营机构的高级留用人员，被指控贪污，目的大都是借退赃的名义榨取他们的财产，此外就是像刘荃这样的非党员的干部了。刘荃本来也听见说，这次三反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清理中层”。非党员的干部数近千万，需要作一次清理。称他们为中层，是因为他们介於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立场不够明确。经过这一次三反，有许多是要被淘汰的。刘荃关进来之后，已经提出去问过两次话，他矢口否认有贪污情事。他早已下了决心，无论他们用酷刑也好，用心理战术也好，他决不滥认罪名，把他没有做过的事也“坦白”了出来。并不是充英雄好汉，而是事实上办不到。承认了贪污就得退赃，他哪里来的钱？家里是绝对赔不起，也没有阔亲戚可以告贷。现在这时候大家都为难。他自己至多一死，不能再去害别人。“坦白是生路，抗拒是死路，”播音器又低声说起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著。窗外有一辆汽车驶过来，车灯的光照到窗户里来，一瞥即逝，就像整个的世界在他眼前经过那样亲切、温暖，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机缘。刘荃想起他过去二十几年间的经历。不快的事情例都不放在心上了，只想起一些值得怀念的事与人。他想起黄绢。同时也不免想到戈珊，她究竟是给了他许多愉快的时光。似乎是白白地送给他的，然而结果他还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也是人生吧？如果他被杀，他希望黄绢永远不知道他致祸的真正原因。假使她知道他是为了另一个女人的缘故，所以被人陷害，她一定觉得他欺骗了她，他们之间的感情完全被污辱损害了。别让她知道，这是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房门突然又打开了，电筒的白光射了进来，在人堆里搜索著。“刘荃！站起来！”有人喝叫著。刘荃扶在隔壁一个人的身上，艰难地站了起来。坐得太久了。电筒的白光终於找到了他的脸。“出来出来！”他没有等他们进来拖他，就在人丛里挤了出去。有两个难友匆勿地握了握他的手。在黑暗中也不知道是谁。如果他来得及分析他自己的心情，他实在憎恨这两个人，因为这时候也只希望无牵无挂，而他们像是生命自身，凄楚地牵动他的心。两个警察押著他在甬道走著，下了楼。当然是不会用汽车押赴江湾刑场了，为了“杀鸡吓猴子”，就在监狱里处决。在楼下又穿过了一个很长的甬道，他以为应当到一个院子里，但是转来转去还是在户内。还要经过验明正身的手续。他猜想那是典狱长的房间，远远看见房门开著。里面灯光很亮，陈设著玻璃面的圆桌，沙发椅、茶几、花瓶，像一个会客室。他看了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他已经忘了一个普通的房间是什么样子，人们是怎样生活著。警察带著他走进房去，里面只有一个穿解放装的年轻女人站在灯光下。黄绢两只手拉著他，微笑著向他脸上望去。她眼睛里异样的光变成泪水，流溢了出来。他一定是在做梦，而这梦已经快醒了，因为已经到了饱和点。他可以觉得它颤抖著，马上就要破了，消溶在黑夜里。“你怎么能够来？”他轻声说：“我以为一概不准接见。”她没有立刻回答。“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可想的，”她低声说，她向门口的两个警察微微瞟一眼。两个警察闲闲地负著手站在那里，斜伸著一只脚，很耐心地，像是预备久立的神气，并且故意向空中望著，表示不干涉他们谈话。这样优待，刘荃实在不能相信。他紧紧地抱著她，凑在她耳边说：“你一定得告诉我，为什么能够让你来。不然我总当是做梦。”她被他逼得没有办法，只得含糊地说了声：“是戈珊。她很帮忙。”刘荃没有想到戈珊竟这样神通广大，尤其觉得奇怪的就是她居然这样大量，竟去替黄绢设法取得“特别接见”的权利，让他们见这一面。她对他的这一片心，实在是可感。虽然追根究底，这一次的事还是她害了他，但是她自己未必知道，而且也不是她的过失。“你怎么样？”黄绢轻声问。“还好吧？”她胆怯地抚摸他的肩膀与手臂，她不知道他是不是遍体伤痕。“我很好，一点也没有什么。”黄绢偎在他身边，恋恋地望著他的脸。“你又跟我认生了。”“怎么？”“又像我们在那下雨天看黑板报的时候，”她低声说。刘荃笑了。於是他不管有没有人在旁边，就热烈地吻她。她今天很奇怪，她那样迫切地抱著他的脖子，但是她是冰冷的。她像一个石像挣扎著要活过来，但是一种永久的寂静与死亡已经沁进她的肌肉里。他彷佛觉得他是吻著两瓣白石的嘴唇，又像吻著一朵白玫瑰，花心里微微吐出凉气来。他直觉地感到她今天是来和他诀别的。一定是她得到了消息，知道他要被处死了。“你听见什么消息没有？”他问。“你别著急，耐心一点。你不要紧的。”他没有作声。“我们说点别的。”她做出愉快的神气。“说什么呢？”刘荃微笑著说。她的眼睛里已经又汪著眼泪，他不得不很快地想出些话来说：“哦，有一桩事情一直忘了问你。”“什么事？”“我离开韩家坨的时候，你叫我寄一封信，那封信是特意写的还是本来要写的？”黄绢不禁微笑了。“你当我是诚心要你知道我的住址是不是？”“你不承认？”“当然不。”“好好，那是我以小人之心，使君子之腹。”他把脸贴在她面颊上揉搓著。“从前的事想著真有趣，”她说。“你记得在卡车上唱歌，你始终没唱，就光张张嘴？”刘荃说。“你还说我唱得好听。”“真的，我就从来没听见你唱过歌。”他觉得很意外，她竟伏在他胸前，用极细微的声音唱了起来。她的嗓音太单薄，但是这样低声唱著，也还是有一种韵味。唱的是他们在中学时代就很熟悉的一支歌：“天上飘著些微云；地上吹著些微风。啊……微风吹著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她突然停止了，把脸压在他衣服上，半天没抬起头来。刘荃也没有作声。“底下不记得了，”她终於说。“我也不记得了，”刘荃微笑著说。警察突然开口向刘荃说：“喂，得走了！时候已经过了。”但是黄绢紧紧地抱住他，她的眼泪流了一脸，她疯狂吻著他的眼睛和嘴。她又像一个石像苦痛地挣扎著要活过来，一个冰冷的石像在凄迷的烟雨中。“刘荃！”她哽咽著说：“刘荃，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她从前不是不许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她？她认为这话是不祥的，彷佛他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刘荃像触了电似的，站在那里呆住了。她这是太明显地表示他们从此永别了。“走走！”两个警察走上来拉他，刘荃本能地就扳开了黄绢的手，很快地走了出去。他不愿意在她面前被这些人横拖直曳。警察又把他押回原来那间黑暗的房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执行，”他想。挨著他坐著的一个人悄悄地问：“哪里来的？”他起初没有回答。然后他说了声“我是刘荃。”那人惊异起来。“我还当是个新来的。”他彷佛有点难为情似的。“怎么？没有怎么样？”“不过时间问题罢了。”“坦白是生路，”播音器又鬼气森森地轻声念诵著：“抗拒是死路……”大概接近午夜的时候，突然灯光通明。看守人打开房门，分给他们每人一份纸笔，限他们在天明以前把坦白书写好。刘荃很用心地写了他的坦白书，但是他知道他等於交了白卷。天亮的时候，把坦白书收了去。他们的政策向来是一张一弛，玩弄著对方的神经。经过那样紧张的一夜，第二天竟是极平淡地度过。陆续又新添了几个人，都是别的房间里调来的。屋子里已经坐不下了，一部份人只好站著，大家换班。刘荃一直等到第三天上午，仍旧毫无动静。直到那天下午三四点钟模样，忽然把他叫了出去，带到楼下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一个穿黄色制服的同志坐在一张小条桌前面。这比较像“验明正身”的场面了。“你是刘荃？”那人翻阅著厚厚的一叠文件。“是的。”“现在经过调查研究，你和赵楚的关系相当密切，那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的反人民罪行你决不会一无所知，很有互相包庇隐瞒的嫌疑。无论如何是警惕性不够高，立场不够坚定。但是人民政府特别宽大，还是要争取你。你现在可以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工作，但是暂时还是在群众的管制下，让群众监视考察你的行动。乱说乱动，马上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明白不明白？”刘荃一点也不明白，被他这一席话说得如堕五里雾中。难道就这样把他放了出去？一个警察又领他到另一个房间里，把他入狱的时候口袋里抄出来的几样零星物件交还给他，然后把他送出了大门。那铁门在他后面豁朗一声关上了。他茫然地站在街沿上淡淡的阳光中，一边一个站岗的黄衣卫兵，无表情地扶著步轮望著他。他到了电车上才稍微心定一点，觉得他逐渐离开了危险地带。总像是他们随时可以反悔，再抓他回去。电车过了桥。迎面来了一辆三轮车，那年轻的车夫似乎还带几分孩子气，在他的扶手棍上栓著个红红绿绿的小纸风车，迎著风团团转。刘荃不由得微笑了。到底是春天了，他想。他摸了摸他的头发和下颔，决定先到理发店去一趟，免得像这样囚首垢面，跑到哪里人家都用骇异的眼光望著他。还应当去洗个操，但是他等不及要去找黄绢，有那么些话要问她。他以为她知道那天见面是永诀，那当然是他神经过敏。那天见面，也不怪她要伤心。他赶到文汇报馆。三反期间一切国营机构里都有一种特殊的空气，冷清清地彷佛门可罗雀，而同时又是紧张紊乱，大家都心不在焉。黄绢不在那里，报馆里的人说她两天没来了，是否生病也不知道，有没有请假也不知道。他想她一定是病了，立刻到她的宿舍里去。“黄同志搬走了，”女佣告诉他：“你来晚了一天，昨天刚搬的。”“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心直往下沉。“不知道，没听见说。”他要求见宿舍的管理员。管理员是一个中年妇人，上身穿著件蓝布棉制服，下面却不伦不类地系著一条黑布单裤。她的平板的长方脸像一块黄肥皂。她告诉他的也还是那两句话，不过比那女佣脾气坏些，也更多疑，直查问“你是哪一个单位的？”“你是她什么人？”末了她说：“你上报馆去打听吧，我们不知道。”刘荃从那宿舍里走了出来，觉得他要疯了。一定是他刚从监狱里出来，神经不大正常。一个人怎么会就这样失踪了呢？他决定再到报馆去一趟，坚持要找他们的负责人谈话，总可以问出一点端倪来。再问不出什么来，那只有等到晚上，等这宿舍里寄宿的女干部都回来了，再来向她们一个个地打听，总有一两个和黄绢比较接近的，会知道她现在的地址。他第二次到报馆里去，半路上忽然想起来，黄绢不是说这次的事，戈珊非常帮忙吗？听上去她这一向和戈珊很多接触，她搬家戈珊一定也有点知道。她这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一定有理由的。他走过一家店铺，看了看里面的钟。他自己的手表在出狱的时候还了他，但是早已停了。他也来不及拨表，就又匆匆地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戈珊向来到报馆去得很晚，这时候也许还在家里。他在暮色苍茫中赶到戈珊那里，她正锁了门走出来。她看见他似乎并不怎样惊异。“啊，你出来了，恭喜恭喜！”她笑著说：“进来坐。”她把皮手套脱下来，拿钥匙开门。初春的天气，入夜还是严寒。“什么时候出来的？”她问。“今天下午。”“一出来就来看我？不敢当不敢当，”她半带著嘲笑的口吻说。“我听见黄绢说你非常热心帮忙，我真是感激到极点。”刘荃很快地明来意，表示他仅是来道谢的。“那没有什么，我的力量也有限得很。”“黄绢怎么从她的宿舍里搬出去了？”刘荃忍不住马上接下去就问：“报馆里也有两天没去了。”戈珊坐在那里，拿著她的一只皮手套嗒嗒地抽打著桌子的边缘。“怎么，她没跟你说吗？她前天不是去看你的吗？”她很平淡地说。“她什么也没说。”刘荃望著她，心里突然充满了恐惧。这恐惧其实一直在那里的，只等待证实。戈珊略微顿了一顿。她不一定要告诉他实话，但是他早晚会知道的，不告诉他，他也不死心。“她跟申凯夫同居了，我听见她说。交换条件是要他替你想办法。不然你想，有这么简单就放出来了？本来你的情形非常危险。”“申凯夫？”刘荃低声说。彷佛在开会的时候看见过这人的，见过不止一次了，但是这时候一点地想不起来了，脑子里只是一片空白，轰轰作声。“申凯夫很有一点潜势力的。有人说他每天晚上和毛主席通一次电话，也不知这话有根据没有。”刘荃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她突然怜悯他起来。她走过去在五斗橱上拿起一瓶酒，找了两只玻璃杯，把残茶泼了，倒上两杯酒，递了一杯过来。“来，乾杯！你出来还不值得庆祝么？”他机械地接了酒，但是并没有喝。“你别这么著，”戈珊说：“看开点吧。你也不用替她难受，申凯夫这次倒真是认真得很。当然他们的关系不能公开──老申的爱人是个有地位的老党员，在全国妇联里坐第二三把交椅的，他要离婚，党不会批准的。”“他把黄绢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刘荃突然问。“谁知道。反正你不用想再跟她见面了，除非有一天申凯夫垮了台。”“或是共产党垮了台，”刘荃说。“怎么，你有变天思想？”戈珊笑著问。刘荃摇了摇头。“我没有那么大胆。有那么一天，也许我们这一辈子也看不见了。”他举起玻璃杯来，一口气喝了大半杯。是一种劣质的白兰地。“你这种话少说两句吧，可别喝醉了上别处去乱说。醉了就在这儿躺一会。”“我没醉。喝完这杯就走了。”他有一点眩晕。室内比外面暖和，玻璃窗上罩著一层水蒸气，完全不透明了。对街的霓虹灯从那蒸气里隐隐透过来，成为惨红与惨绿的昏雾。窗廉杆上挂著一只衣架，正映在那雾蒙蒙的背景上。衣架上陈著一条淡红色的丝质三角裤。在戈珊的房间里，这似乎是一种肉欲的旗帜，高高地挂在那里。他想著黄绢这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和申凯夫在一起。他想到她的流泪，她的冰冷的惨白的脸，想到另一个男子的贪婪的嘴唇与手加到她身上，他心里像火烧似的，恨不得马上死掉。他的生命是她给他的，但是生命对於他成为一个负担。“是你介绍申凯夫给她的是不是？所以她说你非常帮忙。”他把玻璃杯沉重地搁在桌上。“你不用赖。──不然她怎么认识他的。”“我赖干什么？”戈珊微笑著说：“是我介绍约又怎么样？不也是为了救你！你恨我吗？”刘荃静静地向她看著。那奇异的静止似乎是强暴的序曲！她有点害怕起来，但是这对於她也有一种刺激性。“恨我怎么不杀了我？”她格格地笑著纠缠著他，想把他的手搁在她喉咙上。“叉死我得了，你怕什么，反正你现在有人撑腰了！”那柔艳的眼睛瞟著他笑。“唔？恨我不恨？”她喃喃地说。“我恨不恨你，我自己也不知道，”刘荃说：“可是我讨厌你，我想连你也该知道。”这种话一出口，就像是打碎了一样东西，砸得粉碎。刘荃原意是要它这样的，但是说出口来，心里也未尝不难受。“下次知道了，”戈珊说：“让你枪毙去，谁再救你不是人！”她端起她的一杯酒，一仰脖子全喝了，但是淋淋漓漓泼了一身。“对不起，我喝醉了，”刘荃微笑著站起来说：“我这酒量真不行，不该给我酒喝的。”他自己开了门走出去。外面非常寒冷，乌蓝的天空里略有几点星。他不想回宿舍去，在马路上乱走，走了许多路。糊里糊涂倒已经走到国际饭店附近了。那高楼的顶巅上插著一面红旗，旗杆下大概安著几盏强光的电灯，往上照著，把那红旗照亮了。它在那暗蓝的夜空里招展著，红艳得令人惊异，像一个小小的奇迹。他仰著脸，久久望著那明亮的小红旗。它像天上的一颗星，甚想把它射落下来。11大车笨重的木轮辚辚地在那泥土路上滚过。在这无数的马车的夹缝里又有许多挑夫，扁担上挑著一箩筐一箩筐的军火。人丛里挤著许多白袍的韩国人，一个个都背著一种奇异的Ａ字式的木架，人钻在那框子里，把它架在肩膀上，上面堆满了东西，一袋袋的粮食，一捆捆的军衣、军毯、各种军用品。这种Ａ字架在朝鲜是一种主要的运输工具，号称“朝鲜的吉普车”。黎明的天空是澄明的淡碧色。东线有战事在进行，可以听见炮声隆隆，和爆炸的声音。几颗照明弹挂在降落伞上，降落得异常缓慢，悬在半空中几乎一动也不动，青荧荧的。每一辆马车上装载的军用品总有一吨重，黑压压地堆得像一座小山。赶大车的戴著三块瓦的破皮帽子，老羊皮袍子敞著衣领，他们都是东三省人，从他们村子里被动员来了，“志愿支前”。车子和牲口都是他们自己的，说不出的心疼。军队里的民夫人数非常多，大都是强徵来的东北农民。抬担架的排成一个极长的行列，长得出奇。士兵们排著队在他们旁边走，看著实在有点触目惊心。难道今天等一会这些帆布架上会统统睡满了伤兵？也许上级计算错误，徵来的夫子太多了。这支军队是昨天晚上开拔的，走了一夜。行军向来是在夜间，因为避免空袭。天一亮就怕飞机轰炸，这样大的目标，多么危险。但是这条路上挤满了骡车，一来就堵住了，所以走不快。但是一晚上也已经走了四五十里路。中共的军队承袭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传统，是以善走著名的。判断一个士兵是否合格，第一先要问他能不能忍受长途行军的辛苦，其次就要他把轮械擦得非常乾净。对於射击的准确倒不怎么注意，主要也是因为节省子弹，不大肯让士兵有机会练习打靶。所以到了紧急的时候，动员炊事员医务员上前线，也并不嫌他们外行。刘荃是营部的一个文工团员，这次前方死伤过多，所以他也一同开赴前线。他到朝鲜来，是自动要求上级把他调来的。要求派到别处去，那是“强调个人兴趣”，什九不会批准的；要求到朝鲜去，却是很快地就批准了。他仅只是觉得他在中国大陆上实在活不下去了，气都透不过来。他只想走得越远越好。他也不怕在战场上吃苦，或是受伤、残废、死亡。他心里的痛苦似乎只有一种更大的痛苦才能淹没它。他比普通的士兵多穿一件棉大衣，但是也一样佩著子弹带和一只长长的搭裢，腰间的皮带挂著一只布包著的饭碗。扛著轮的手臂又酸又麻，自由地甩旧的手臂像秤锤一样沉重。在半山里新辟出来的这条路，两旁都是一层层的荒废的梯田，再往上看，即是白茫茫的一片晨雾，那高山只是白雾中的一个淡蓝色的影子。到底是身在异国了，他想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是微妙的，有时候的确彷佛时间即空间，隔开了一万里路，就像是隔开了五年十年，过去的那些事已经往事如烟了。有一辆大车的轮子又陷到泥潭里去了，许多士兵在后面帮著推，还是推不动它。队伍又停顿下来。背著Ａ字架的朝鲜人把身子往下一蹲，把那木架后面的两根桌腿往下一扳，支在地下，那架子就自归自站在那里。背它的人轻松地钻了出来，倚在架子上休息著，带著漠然的脸色。内中也有老头子，戴著马鬃编的半透明黑色小礼帽，帽子非常小，顶在头顶心。他们一律穿著白布长袍。“妈的，给谁戴孝，”一个兵士恨恨地吐了口唾沫，轻声说：“跑到这丧气的地方来！”“又要『说怪话』了，王锡林，”另一个兵士说：“当心挨检讨！”“你的冻疮怎么了？”王锡林说。“新发下来的这种皮靴不顶事，还是他们东三省的侉皮鞋好，里头塞上些稻草，暖和得多。”“脚上全破了，疼得心作呕。”王锡林又往地下吐了口唾沫。刘荃记得这王锡林有一天深夜放哨回来，曾经向他的伙伴说起他怎样志愿参军的。那天晚上大家寄宿在当地的民家，刘荃被臭虫咬得失眠，恰巧听见他们在板窗外悄悄地说话。王锡林说他是山东人，今年他们村上闹抗美援朝，开大会，村干部预先向他劝说“你要争取第一个参军。”他心里想：他凭作什么要千山万水跑到朝鲜去打仗？为了谁打？他拚著得罪干部，无论如何不肯。后来那干部说：“这么著吧：只要你肯第一个站起来，决不把你派到朝鲜去──派到四川，四川是个好地方。你第一个站起来，村上这些小伙子都服你，知道你是个精细的人，有你带头，自然大家都跟上来了。”王锡林被逼得无可奈何，也只好昧了昧良心，在这骗局中串演一个角色。大会上号召大家参军的时候，他就第一个走上台报名。他不知道一当了兵就失去了自由，结果还不是派到朝鲜来了？有苦说不出。心里像吞了一块火炭一样。这一个师团里像他这样的新兵占极少数，都是久历戎行的中共基本部队，与新收编的傅作义的兵搀杂在一起，便於监视他们。这一支军队从内地调往东北，路过上海的时候，才向他们宣布。他们真正的目的地是朝鲜。也并没有发动他们“志愿援朝”。乾脆就是把他们派到朝鲜去了。到了鸭绿江上的安东，中国境内的一个小城，士兵们得到了命令，把他们胸前缀著的写明姓名与部队番号的白布条子拆下来，一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的证章统统销毁掉。“你们现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了，”长官告诉他们。刘荃有时侯想：“在这许多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倒是真正的志愿军。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来了。作家魏巍写了一篇歌颂志愿军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假使他知道真正的答案只是一个三反期间几乎被枪毙的我，大概会觉得爽然。”他不禁微笑起来。前面的军队又停住了，来到了河边，河上没有桥。水面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在朝阳中亮闪闪的。“走走！走走！”几个下级军官赶上去叱喝著。手榴弹掷到冰面上，砰然爆炸起来。连去了十来个，把冰炸开了。大家涉水过去，水不很深，但是奇寒澈骨，简直火辣辣地咬人。辎重与民夫留在山凹里，没有过河。晓雾已经散净了，前面是一片马粪纸似的黄色平原，四面围著马粪纸色的荒山。头上突然有嗡嗡的飞机声。有紧急的命令，大家分散成为四五个人的小组，继续前进。轰然一声巨响，地面震动了一下，左方涌起棕色泥土与火焰的喷泉，冲天直射上去。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前面的一座小山。这座山头已经得而复失好几次。前面的原野就像一脸麻子似的，密布著一个个炮弹炸出来的坑穴。掘的壕沟一道又一道，把土地像搅冰淇淋一样搅得稀烂。作为目标的那座小山也只是满目荒凉，没有什么树木，也不看见人。近山巅略有几棵高而瘦的白杨，很像倒竖著的扫帚，那一根朝天生长的枯枝在晨风中摇摆著，在天上扫来扫去，把那淡青色的天空扫得乾乾净净的，一无所有，连一朵云彩一只飞鸟都没有。“轰！轰！轰！”接连几声巨响，就在他们背后。是他们自己的迫击炮开始放射，掩护进攻。但是仍旧看不出它们射击的目标是什么，前面只是一座空山。头上的飞机又多了两架，呜呜地绕著圈子。但是部队冒险集合起来了，后面的大炮一声一声沉重地响著，如同古代的一个巨大得不能想像的战鼓，在后面催著他们进攻。正在纷纷爬上山坡，飞机投下了油酱弹，轰然一声，一蓬火往上一窜，队伍的右翼已经成了一片火海。红红的火焰四面溅射出来，只听见一片惨叫的声音，闻见一股布毛臭，火焰在人们身上像飞云缭绕，从这个人身上跳到那个人身上，满头满脸烧了起来。在混乱中，一部分人也仍旧继续往山坡上爬。这时候忽然吹起军号来了。现代化的军队在进攻的时候早已废除吹军号了，但是中共仍旧有时候利用它作为一种心理战术，造成一种异样的恐怖气氛，可以影响到对方的军心。那喇叭声由徐转急，是冲锋的调子，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凄厉紧张的感觉。“同志们！冲呀……！”连长高举起一只手臂，往前一挥，嘶声喊叫著，把末了一个字拖得很长很长。“冲呀！”许多人机械地齐声响应。大家开始奔跑起来，只顾气喘吁吁往前跑，此外什么都不理会了，眼睛也视而不见。刘荃的心在他喉咙管里敲打著。每一次呼吸一下，都快要绷破了肺。到了半山上，在可以看见山形的边缘上险陡的地方有人──头与肩的黑色剪影。子弹的小小的火光像一口痰似地直吐下来，在刘荃耳边掠过，发出蚊子的营营声。士兵们跑得快的和刘荃擦身而过。他们弯著腰，如同迎著大风奔跑，横绰著步轮，轮上的刺刀在日光中银光闪闪。他们呐喊得一个个的脸都走了样。“冲呀！……杀……杀……”刘荃的左臂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突然一阵麻木，他不得不用右臂去抱著它，像孩子们抱著洋娃娃的姿势。他明白他是中了一轮。这一停顿下来，刚才跑的时候不听见的声音全都听见了。简直像死而复苏一样，耳朵里轰然一声，突然听见那密密的机关枪声轧轧轧轧，枪弹的尖声呼啸，敌方的迫击炮发出那迟钝而可怕的“喀尔隆！喀尔隆！”四周喊杀的声音如同暴风雨似地沙沙响著。他觉得大家都疯了，张大了嘴叫著，歪著脸，脸庞像切掉了一瓣的西瓜。后面来了个大个子，差点把刘荃撞了一交。那人向刘荃看了一眼，带著一种绝望的神气，彷佛他是一个木桩，站在那里挡著路。然后那人又呐喊著跑了过去。刘荃被他这一撞，借著这势子就又绰著枪往前跑，也不管那只受伤的手臂了。他发现只要继续移动著就不要紧，因为跑的时候一切感觉都停止了，也不大听见什么，也不大看见什么。他不断地践踏著那些躺在地下的人。那些人就像是跑不动，躺下了。但是他看见一个熟识的兵士，头脑的前半部完全没有了，脑浆淋了一脸。也有些只是坐在那里，捧著肚子或捧著一条腿呻吟著，脸庞扭曲著，大颗的眼泪挂在腮颊上。大家跑得更快了，彷佛这些人有传染病。现在更是一片“杀……杀……”喊声震天。他先还不明白，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自己也在呐喊著，像疯狂一样。崖上忽然用橡皮管子似的东西，隔著七八十码远向下面喷射红红的火焰。刘荃也曾经听见说过联军有这种喷火器，大家提起来都谈虎色变。山坡上成了火焰山。人声沸腾，但是那悲惨嚎叫不像人的声音，而是像马厩里失了火。里面关著许多马匹。刘荃在火光中看见大家往山下跑，他也跟著跑。这里已经溃退下来了，后面的人还是蜂拥著往上爬。上面的火海泛滥蔓延著，像是要追下来，枪声也更密了。在那大混乱中，刘荃已经跑到山脚下了，忽然接连两声“嘘！嘘！”鬼啸似的，两颗炮弹落在他几尺外的地方，忽然炸了开来。刘荃只觉得脑后和背上腿上都挨了沉重灼热的一拳。他倒下地去。许多人在他身边跑过。“担架！担架！”他叫喊著。有两个兵认识他，停下来把他拖到壕沟里去。他曾经教他们打霸王鞭，他们对他感情不坏。“刘同志，你在这儿等著吧，我们回去就叫担架来。”轮声由稀少变为沉寂，显然这边的军队已经完全退去。刘荃面朝下躺在壕沟里，在那寂静中，他的创口的剧痛更加猖獗起来，痛得他一阵阵眼前发黑。那血腥气也使他作呕。那凸凹不平的土墙上停留著一抹阳光。他抬起眼睛来向前面望过去，突然震了一震。有一个笑的脸，离他没有两尺远，左颊贴在地下，眼睛似乎向他望著，又像是没有看见他。刘荃第一就联想到小时候听到的那些人首蛇身的蛇妖的故事。这张脸是完好的，而且是一个俊秀的年轻人，但是耳朵背后就什么也没有了。躺在地下的身体也只剩下了骨骼，骨头上血渍模糊。没有肩臂，没有左胁，腿骨却是完整的。大概是炸死的。爆炸的时候的一阵狂风把他卷到这壕沟里来。那张眉清目秀的脸微微仰著，机警地，唇上带著一丝笑意，彷佛正要发言的神气。那甜甜的血腥气更加浓厚了。刘荃一阵眩晕，失去了知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一片漆黑与死寂，连犬吠声都没有。在那接近零度的寒冷中，他的创口痛得像刀割一样。担架竟没有来。壕沟上的天空像一条墨黑的小河，微微闪著两点星光，在云中明灭不定，也像灯光的倒影一样。他想到两尺外的那张微笑的脸，似乎向他嘘著冷气。他也想到野狗会被战场上的死尸吸引了来。朝鲜想必也有狼。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野兽。也许应当感谢他那几处创口，那痛苦永远唠唠叨叨嘀咕著他，一刻也不停，使他没有多少机会想到别的事。天终於亮了。战场上声息毫无，抬担架的到这里绝对没有危险的，但是仍旧没有来。他们忘记了他了。忘是不会忘记的。他相信那两个兵一定会把话带到。乾脆就是他们丢弃了他。在这荒原上，因为毫无荫蔽，到了日中的时候，太阳竟是很热。他口乾得难受，像是嘴里可以喷出火来。那微笑的脸开始腐臭起来。由天亮到天黑，由天黑又到天亮，倒已经好几次了。这世界完全遗忘了他，唯一没有忘记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伤口，永远无休无歇地虐待他，给他受酷刑。现在又加上了口渴的苦刑。挨到第五天上午，他彷佛整个的人只剩下一只肿得多么大的舌头，像一只极大的软木塞，含在嘴里。天气非常晴朗，壕沟上露出一条碧蓝的天，正像一道深深的溪涧，水流得很急，水面上漂浮著一层层浪花似的白云。他仰著脸望著，几乎可以感觉到那冰凉的白沫溅到他脸上来。他忽然像是听见齐整的步伐。在地底下听脚步声的确是比较清楚。渐渐地，他可以辨别那脚步声的方向了。是从后方来的。是他们自己的人。人数很多，想必总是再一次要攻占这座山头。他紧张得又进入半昏迷状态。已经有许多人乱烘烘的跳到这壕沟里来。他很愿意闭著眼，仅只让这温暖的人潮在身上冲洗著，但是他不得不勉强使自己开口说话。他心底里有一种恐怖，怕他们把他连那微笑的死尸一同扔出去。“同志，你是哪一连？”他微弱地说。“一百三十三营七连，”一个青年说，一面俯身望著他。这人眼睛深而黑，长长的脸，穿著黄布棉大衣。“我是八连的。有水没有，给我一点。五天没喝水了。”“我们路上喝完了，一滴也没有了。”他们都很惊异，他一个人留在壕沟里五天之久。那青年是一个班长，名叫叶景奎。他看了看刘荃身上的伤，没说什么，拿出一卷不甚乾净的纱布来，替他包扎了一下。“痒得很，出了蛆了吧？”刘荃说。“还好，可是不能再耽搁了。”一定溃烂得很厉害，叶景奎很快地摸出香烟来，在土墙上划著一根洋火，点上了抽著，驱除那腐烂的气息。“你渴，自己溺泡尿喝吧──没办法，”他说：“有床没有？”他嘴里衔著香烟，帮著刘荃把腰带上系著的饭碗解了下来，又扶他起来，小心地将尿溺在那只碗里。刘荃喝了一碗，稍稍解除了舌头与喉咙的烧痛。过了一会，他又喝了一碗。士兵们还在那里打扫壕沟，阴郁地，清除那一堆堆的粪便和尸骨。“都是新兵。”叶景奎向他们看著，眼睛里带著落寞的神气。“这回是百分之百的补充，七连整个的牺牲了，”他低声说。“我们八连大概也没剩下多少，”刘荃说。“人家的火力真厉害。我们这完全拿血肉去拚。”叶景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里面包著几块军用饼乾。他估量了它一下，拿出了三块递给刘荃。“你这些天都没吃东西吧？这比炒面强，有营养。”他所说的炒面是一种焙热的面粉，他们常带著作为乾粮。“你留著自己吃。”“唉，吃吧。”叶景奎叹了口气。“大家都是一样。”他的叹息像老年人在冬晨的咳嗽一样，只有一种寒冷之感，并没有感情的成分。“你多留两块。”“吃吧。”叶景奎硬把那饼乾塞在刘荃的手里。刘荃缓缓咀嚼那铁硬的棕黄色的饼乾也辨不出滋味来，但是到了肚子里，像烧酒一样地暖肚。“有什么消息吗？叶同志？”他问：“打得怎么样了？”叶景奎坐在地下，把他那暖帽的两只护耳的翅膀翻了上去，疲乏地微笑著说：“还在这儿攻这座山头。这次我们有命令，要打到最后一个人。”刘荃默然地吃完了他的饼乾。“你是哪儿人？”叶景奎说。“河北。”“我是河南人。”“你是不是党员？”刘荃问。他没有立刻回答。“不是，”他的声音变得冷淡而僵硬起来，彷佛被触著了什么隐痛似的。然后他说：“你呢？”刘荃摇了摇头。叶景奎把手搁在他肩膀上，像是要说什么话。稍稍沉默了一会，他说：“我劝你还是爬回去吧，回到后方去。趁现在还没开火。”“好，我可以试试。”“还渴吗？再喝碗尿。”“溺不出来了。”“试试。”试了一会，一点也没有。“你要真拿我当自己的亲弟兄，真要救我的命，你给我一碗尿喝，我喝了马上就走。”刘荃这样说著的时候，不知怎么竟流下泪来了。叶景奎什么也没说，就照办了。他把自己身上的皮带解下来，帮著刘荃把棉大衣用两根皮带绑缚在身上，爬行的时候免得皮肤被擦伤。“快走吧，”他说：“自己当心。”两个兵帮著把刘荃托起来，送到壕沟外面。刘荃也没有说再见，就挣扎著向阵地外爬去。这区域整个地像一个庞大的拖拉机刨过了，把泥土全部彻底地翻了一遍。一根草都没有。遍地都是烧焦了的苍黑色。一望无际都是那黑苍苍的原野。他想起叶景奎来。在这样无边的荒凉中，还会有人间的温暖，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事。他想他这辈子不会再看见他了。但是谁知道呢，人生何处不相逢。也许他们都会活著回来，又会遇见也说不定。但是他想起崔平与赵楚，又觉得还是从此不再遇见的好。再来一次三反、整风，他们说不定也会互相诬告陷害，自相残杀。往前挪动一步都是痛彻心肺，但是他竭力忍著痛往前爬。那荒原上光塌塌的，一点标志也没有，他疑心他一定已经迷失了方向。有时候隐隐听见炮响，他就停下来仔细听著，辨别前线在哪一方。他到哪里都被痛楚的火焰烧灼著。原野那样广阔，但是似乎是有一条蜿蜒的火的小径在前面等著他。爬到广原上燃烧著的一缕野火，静悄悄地在地面上延烧过去，有时候像是熄灭了，却又冒出一缕红红的火焰，蜿蜒前进。但是终於熄灭了。两个放哨的南韩兵士走过那里，看见地下躺著一个人，仅只是一捆烂棉花浸透了血。但是他还呼吸著。两个兵士抬著他走的时候，他渐渐清醒过来了。他们正在过河，那小河蓝汪汪的，水面上浮著的一块块薄冰流得很急，叮当作声。他知道那水一定是寒冷得啮人。那两个兵士自己涉水过去，却把他举得高高的，不让水溅到他身上。刘荃当时也并不觉得惊异。他只想喝水。他喉咙完全喑哑了，想做一个微弱的手势也力不从心。那小河在他下面，也就像壕沟上的蓝天一样地遥远。他一阵天旋地转，又失去了知觉。在南韩军队的司令部，有看护给他把伤口消了毒，包扎了一下。他们给了他小半碗饭，半杯水，警告他不能多喝水。由译员问了他的名字，又问他怎么会往联军的阵地后方出现。然后他们用吉普车把他送到汉城，那里有一个联军的医院。医院里的人把他的衣服全脱了，周身洗涤过，伤口腐臭得可怕。刘荃自己以为决无生望，在共方看见伤势比他轻得多的，也都被认为无法治疗，不给医治。他照了X光，经过验伤的痛苦，又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他是躺在床上，病室里排列著许多床，都是各国的伤兵。他身上已经换了一套乾净的衣服，和联合国兵士穿的一样。他隔壁床上也是一个中共的战俘，是广西人，彼此言语不大通。那人似乎伤势比他还要沉重，一点东西都不能吃，但是他们不断地给他血浆，一天给他打许多次针。他们两人都打了许多配尼西灵针。医院里对他们的待遇完全和联军的伤员一样。他们吃的维他命丸与安神药只有比别人多，因为他们伤势比别人严重。医生和看护都是外国人，各国的都有。他们对自己的伤兵常常喜欢说两句笑话，但是对战俘永远是冷漠而认真的态度。“你不能喝水。”一个女看护说，她拿了一句口香糖来给他。“把这个放在嘴里嚼著，就不想喝水了。不要咽下去。”她大概是美国人，砖红色的瘦削的脸，眼镜后面的眼睛像淡篮的磁片。她契力地做出咀嚼的样子，怕他不懂。医生给他箝出了几块榴霰弹片。他身体还太虚弱，禁不起脑部开刀。装伤兵的火车把他转送到釜山的战俘医院。他背部有一个创口顽强的不肯合口。在釜山，联合国的医生从他腿上割了块肉下来，移植到背部。手术经过良好，两三个月后，医生认为他已稍稍康复了，脑部可以施手术，就给他开刀，取出一块炮弹片。他在这间房间躺了这样久，一切都十分熟悉了。墙与天花板都是木板搭的，漆成乳黄色。有时候他无聊到极点，竟去数天花板下的铁钉。有些钉子没有十分敲进去，凸在外面，又有些钉上的漆剥落了，可以看得出钉头来。根据它们排列的方式可以计算出整数来，但是数著数著就糊涂了，又得重新来过。他不能翻身，但是背后那排窗户与窗外的景物也都在眼前，历历如绘。那铁丝网，那木板搭的了望塔，架著机关枪。场地上从早到晚都有卡车轰隆轰隆开出开进。有太阳的日子，阳光照到房间里来，每天淡然地按时前来，也像医生与看护一样。但是刘荃注意到那阳光渐渐地越来越早了，也照得更深入。他觉得这很重要，表示光阴是在消逝著，已经由冬入春了。他虽然无法知道眼前这条狭路究竟有没有走完的一天，但无论如何，只要知道时间的确是在过去，也就感到一种安慰。他的过去是悲哀而遥远的，他的现在是空无一吻，他的将来又是那样不确定，靠不住。在这样的日子里，只有很少的几件事常在念中，对於他是像宝石一样地珍贵。他时时想起叶景奎对他的友情，还有那两个南韩兵士高举著他渡河，在浮冰中走过。这间病室里有两个新开过刀的，除了他，还有一个人锯掉了一条腿，刚从麻醉状态中醒过来。最初发现的一刹那总是最可怕的，他大哭大喊，昨天闹了一夜，吵得大家都没法睡。白天也拒绝吃饭。“把腿还我！”他狂叫著：“我情愿死，死也落个全尸！成了废人我情愿死！”另有一个战俘在医院里充任工役。他推著小车子进来送饭，收碗碟的时候就慨叹著说：“咳，同志，落了他们手里还有什么说的，有本事叫你死不得活不得！妈的比坐老虎凳还厉害，好好的一条腿就给斩掉了！”那锯了腿的人想起在军中听到的宣传，说被联军俘虏了去，一定要受尽酷刑然后被屠戮。他呜呜地哭了起来。“他妈的，这些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今天斩掉条腿，明天锯掉胳膊，还不看他们的高兴！”那工役说：“你哭有什么用，同志，我们要团结起来反抗，打倒帝国主义，不能由著人家宰割。”“打倒帝国主义！”那人悲愤地高举著一只手臂叫了起来：“共产党万岁！”“同志，你冷静一点吧。”刘荃实在没有力气说话，但结果还是忍不住岔进来说：“要不是为救你的命，人家干吗费那么大事给你开刀？要是诚心给你受罪，干吗给你上药？──也是怪他们不跟你预先说明白了，可是你想，这儿医生一天得开多少次刀，言语又不通，一个一个都去解释也办不到──”“妈的，你这帝国主义的走狗，”那工役瞪著眼睛骂了起来：“你是中国人不是？倒帮著帝国主义说话！”“我是中国人，”刘荃安静地说：“可是我不是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那锯了腿的人狂喊著：“打倒投降分子！”那工役逼近一步，像是要伸手就给刘荃一个耳刮子，但是又制止住了自己，只轻声说：“你别以为到了这边来就由著你胡说八道了，你小心点！”用不著他恫吓，刘荃本来也就觉得共产党的眼睛永远在暗中监视著他。只要是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永远无法摆脱这被窥伺的感觉。这工役也许是一个党员，有计画地执行他煽动俘虏的任务。但是刘荃想，也说不定他仅只是感到恐惧，感到共产党的眼睛在监视著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虽然在现在的境地里也还梦想著立功。下午五点钟，这工役送晚饭来。这里的饭食相当复杂，战俘里有肺病的占很大的成分，医生给肺病患者规定一种特别的膳食，肠子里有寄生虫的人又吃另一种饭。这工役一份份分配给他们，刘荃防著他要报复，或者饭里搁上点死老鼠死蟑螂之类，但是他倒并没有掏坏。饭后依旧给大家送了凉开水来，刘荃的一杯里面插著一只弯曲的玻璃管子，用不著昂起头来就可以喝水。晚上看护来给刘荃打了一针，因为他新开刀，需要安定神经。照例还要吃安眠药片，工役送药片来，却是每人一份，他说因为他们被那锯了腿的人吵得睡不著。刘荃却没有吃，他不愿意睡得太沉，心里想宁可创口疼痛得一夜失眠，明天白天再睡。他已经养成了时刻戒备著的习惯。熄灯以后半小时，又有“床位检查”。两个兵戴著钢盔拿著警棍走进来，用电筒四周扫射著。刘荃觉得这条规则有点滑稽，两个兵这样手执棍棒并排走著，彷佛怕被袭击一样。像他这样刚开了刀的人，浑身软绵绵的，连伸手去拿一杯水都要用最大的努力，还会逃走么？他隔壁床上那人也是锯断了腿，还没学会用拐杖。剩下的那一截肉桩，神经不受控制，一感到紧张，那半条腿就在被单里直竖起来。刘荃听见他咕哝著，痛楚地把它揿下去。那两个兵去后，就没有人来了，夜班看护要到夜里三点钟才上班。中间长长的一段时间，完全是无人之境。刘荃也不知道他等待著什么，但是他似乎是在等待著。吃了安眠药的人们发出重浊的轩声。在后半夜，刘荃也蒙胧起来，大概是他打的那一针起了作用。刚阖上眼睛没有一会，忽然觉得窒息，他立刻挣扎起来，但是一只枕头紧紧地压在他脸上，再也掀不掉。他一只手伸出去乱抓，抓到隔壁那人倚在墙上的一只拐杖，但是这时候人已经神志不清，力气地快用尽了，把那拐杖拚命一挥，它就脱手飞了出去，隐约听见豁朗朗不知打碎了什么东西。枕头仍旧揿在他脸上。彷佛有人惊惶地锐叫著，但是那新开刀锯了腿的人反正彻夜地狂叫著，谁也不会理睬他。他脸上的压力忽然消失了。他推开了那枕头，却被一片强烈的光辉逼得睁不开眼睛。那青白色的光破窗而入。而那玻璃窗也的确是砸破了。是他把那拐杖抛出去打破了窗户，了望塔上的探海灯常常四面搜索著可疑的痕迹，刚巧被它发现了。外面嘘嘘地吹著警笛。几个戴钢盔的兵拿著棍子与沉重的橡皮管子作为武器，冲了进来。他们已经在甬道里发现了那工役，他虽然抵赖著，而且那惊叫的人也并不肯站出来为刘荃作证，但是医院当局认为刘荃的话是可信的，因为这一类事件实在多得很，亲共战俘殴打以至企图杀害反共战俘。第二天就换了另一个工役来。在这以后不久，不愿意回大陆的伤病战俘与少数愿意回大陆的也隔离了起来，不再在一起治疗。那两个锯了腿的人都属於愿意遣返的一类。刘荃后来听见说，失去一只手或腿的人，因为开刀后没有人对他们解释，大都误会这是变相的酷刑。他们都要回到共产党那边去。刘荃不久就出院，进了战俘营。这时候联军根据“志愿遣俘”的原则，把愿意遣返与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已经分别集中起来。战俘们称这一个步骤为“四八大分家”，因为是四月八日起施行的。刘荃在医院里的时候已经经过甄别，问了他许多问题，但是现在出院的时候又再三地问他，“你明白不明白，你拒绝回去，你家里人会遇到什么后果吗？”“你要求到台湾去，我们目前并没有法子保证什么时候可以实现。”“韩战如果结束了，回大陆的可以立刻遣返，也说不定你们还得在战俘营里耽搁几个月，我们也不能保证以后的待遇有现在这样好。而你仍旧选择反共的立场吗？”“无论怎么样，我不愿意回大陆去，”刘荃说。他被送到济州岛木索浦的战俘营。营中用双层铁丝网圈出一块块广阔的场地，因为是新辟出来的广场，上面寸草不生，只是一大片铲平的黄土，灰沙特别大，一阵风吹过，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就连在荒凉的朝鲜，也很难找到这样荒漠的所在。一个“联队长”，是战俘们自己选出来的，他告诉刘荃这广场上住著有八百人上下，每五十个人住一座小小的铅皮顶石屋。他带刘荃进去，屋子里长长的两排小木床，收拾得很乾净。然后又带他去看场西新辟出来的菜园。在斜阳中，四周的群山变得蒙胧而渺茫，像一个个淡金色的沙丘。在这里忽然听见胡琴声，刘荃很感到意外。悠扬地拉著一段摇板。“哪儿来的胡琴？”他笑著问。“自己做的。用装啤酒的洋铁罐子做的。哪，你来看，这种啤酒罐什么都能做。”他们走近一座石屋，檐下坐著一群战俘，有一个人把那橄榄色的洋铁罐剖开来摊平了，改制一只灯罩，又有一个人用啤酒罐做成一只小坦克车，大家都围在那里互相传观，连屋子里都有人从窗口伸出头来看。联队长给他们介绍了一下。那倚在窗口的人一抬头看见刘荃，突然脸上呆了一呆。刘荃也呆住了。他再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叶景奎。沉重的喜悦使他们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里遇见，不但是重逢，而且立刻可以知道彼此的立场是一样的，因为这里只有反共的战俘。“我们是老朋友了，”叶景奎说。他迟缓地向窗口跨了出来，握住刘荃的手。“你换了这身打扮，差点不认识你了，”刘荃说。他们都穿著太长太大的橄榄色美军制服，头上戴著美军的便帽。一提起衣服，大家都有点著恼地笑了起来。似乎这是他们这里的一个老笑话。“你没看见陶全海冬天穿上大衣，走路真得摔交。”叶景奎指著一个身材矮小的同伴。“早上做早操，两只胳膊往上一伸，脑袋就不见了。──喂，陶全海，怎么不叫你妈给你多缝上点，明年等你长高了再放出来？”他不断地大声说著笑话，似乎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陶全海是被他们取笑惯了的，鼓著脸没说什么。“你瞧这鞋这么大，也真弩扭，”另一个人说：“一个个战俘都是走路踢哩塌噜的，倒是好，不用想逃跑。”“都成了小脚老太婆了，鞋里塞上些烂棉花，”叶景奎说。“你们都是皮鞋，我是靴子，”刘荃说。“也有一批人领到靴子。他们把脚背上这块铁拆下来，”叶景奎弯下腰来指点著：“做成一把小刀子，又快又经用，真不错。做锉子也行。”大家背上都有白漆写的ＰＯＷ三个大字。一个眼不见，陶全海用粉笔把叶景奎脊梁正中的那O字添上头尾与四只脚，成了一只乌龟。大家发现了，又哄笑起来。刘荃觉得他们简直像一群天真的无忧无虑的中学生。但是当然并不是无忧无虑的。谁也不喜欢在铁丝网背后过日子。而且前途的暗礁正多，板门店会议仍旧为换俘问题在争执著拖下去，拖下去。大家都恐惧著联军当局最后在外交压力下还是会牺牲他们，把他们交还给共方。吹哨子召集大家吃晚饭。在餐室里，大家拿著自己的碗排著队走上去，一个当值的战俘从一只庞大的洋铁罐里一大匙一大匙舀出饭来，米饭与蔬菜碎肉煮在一起。“他妈的，真像猫饭，”陶全海咕噜著。“听说这还是由医生每天算好了『热量』，开的菜单子，”叶景奎告诉刘荃。“这饭倒是营养丰富，就是不大配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刘荃笑著说。“可不是，大家每月磅一磅，倒是体重都增加了，可是还是抱怨吃得不好。”晚饭后他们看著别人下棋，看了一会。叶景奎送刘荃回屋里去，两人在那石屋的门外站著抽著香烟谈话。叶景奎也是在争夺那座山头那一役受伤被俘的。他从他们别后的情形谈起，把他过去的事统统告诉了刘荃。在他的故乡河南，一直从抗日战争的时候起就有共军来来去去，常常盘踞一个时期，又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退却了。在一九四六年，他十九岁，正在读中学，共产党占领了他那村庄，立刻开始徵兵。唯一的逃避方法是到一个共党办的学校去读书。叶景奎的父母就让他转学转到泰兴第八中学，是共产党新开办的。同年七月，共军撤出这个区域，把学生全都带了去，在山西的共区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的训练，这一批学生毕业后就全部“下部队”服务。他离家的时候，共产党对富农的态度还很好，毫无敌意，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他父母的田地全部充了公，老夫妇俩流落为丐，相继死去。叶景奎工作非常努力，一九四八年入了党，一九四九年被任为第十五军文工团团长，负责经管士兵思想改造。他随军南下，除了管文牍，还要主持无数的检讨会议，在万分紧张疲倦情形下，一时疏忽，丢了一笔钱，是连部的伙食费，约合港币二十八元。这是一个严重的过失，他被处罚，送到第十五军的一个特殊的学校去，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学习，才又派到云南去，在第四军司令部服务，担任新改编的卢汉的军队的思想改造。在云南，他看见云南出产的锡，大量经由亚洲内部运往苏联。他又被派回第十五军服务。那时候第十五军驻在四川。韩战已经开始了，在秘密的党员会议里，赴朝作战保卫东北成为讨论的课题，但是大家都以为这行动将是出於志愿方式，没想到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第十五军就直截地被派赴朝鲜。大部分的士兵连“志愿军”三个字是什么意义都不知道。路上经过老共区。本来一直听见许多宣传，说老区怎样富庶，像乌托邦一样。但是叶景奎看见许多老百姓吃糠。乘火车到东三省去，他看见一车一车装满粮食，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都是经过东三省运到苏联去的。军队在中朝边境上的安东驻扎了几个星期，因为士兵情绪低落，没有斗志，需要积极训练他们的思想。叶景奎寄住在当地民家，屋主人是一个孤老太婆，他问她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她说她儿子七年前跟著共军走了，从此就没有音信。她说起他的年岁性情和小时候的一些琐事，她静静地啜泣起来，再三重复著说：“你们谁都不想家！你们谁都不想家！”刚巧这时候有个村干部来访问，看见她在流泪，第二天就把所有驻兵的人家都叫去开会。会上说了些什么，叶景奎也不知道，只知道那老太婆从此不敢和他说话了。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但是他那时候心里还是很矛盾，仍旧不肯让它破坏他对於党的信心。他只归罪於“过左”的干部。在朝鲜，叶景奎一直在后方担任第一百三十三营政工部的人事工作。第十五军连打了五个大败仗，在一九五二年春天调回后方。他自己那一营人死了三分之二。疲乏而消沉的残余部队回后方休息，又要加紧思想训练。叶景奎正是工作得最紧张的时候，忽然三反运动“反”到他们部队里来了。军中有些大学生出身的党员干部，初露头角，对於文化程度较低的先进干部排挤得很厉害。他们抓住这机会打击叶景奎。旧案重翻，他在一九四九遗失了合港币二十八元的一笔款子。并且他处理连部的党务工作者家属救济金，也太浪费。这是因为他工作太忙，而且因为体谅有些家属急待救济，所以迳自批准了，没有请示营部党小组。部队开全体大会，在会上控诉叶景奎贪污浪费的罪行。政工部主任站出来说他从前遗失的那笔钱是嫖妓用掉的。叶景奎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全心全意献身给党，他节俭到洗澡洗衣服都不用肥皂，倒诬赖他浪费。而且他是纯洁的，他的道德观念几乎近於清教徒的严厉。说他嫖妓，他就连现在提起这件事还十分愤慨，屡次说：“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们会说这种话！”他面对著几千个士兵为自己剖白。如果他肯认错，倒也许不过罚他再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改造。他不认错，难道倒要党向他认错？於是政工部主任更是加强火力攻击他。叶景奎知道他是没有希望了。他第一吹尝到了党内的黑暗。他完全为党生活著，而它倒过来恶毒地咬他一口。他那俭啬可怜的生命突然失去了意义。他连一个妻子与小孩都不能有，因为他的工作不容许他结婚。叶景奎找出手枪来自杀。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扳枪机，讲台上坐著的同志们就把枪夺了过去。这企图自杀的举动更是犯罪的铁证。叶景奎被开除党籍，革去一切职位，判了三个月徒刑，期满再派赴前线。在这三个月里，他挖沟渠，挑担子运军火，同时改造思想。但是他实在“改造”够了。“我老对自已说：『共产党并不要我这样的人。共产党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要。』”他恨恨地说著，流露出那样一种年轻人的天真的骄傲，刘荃看著他，不由得心酸起来。他被释放之后，立刻派往前方，以一个新入伍的士兵的身分挑担子运军火。他受不了这个，并不是这工作太辛苦，而是他实在不愿意为共产党工作了。他要求上前线作战，他希望战死。他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在争夺山头的拉锯战里，共方损失惨重。叶景奎竟当上了一名班长，纯粹是因为其他能当班长的全死光了。在他遇见刘荃的后一天，联军占领了一个小山，正俯瞰中共阵地。在炮火下他们全军覆没了。叶景奎受了重伤怕被敌军发现，爬到一个炮弹穴里躲著。一连躲了三天，下起雪来了，他舐著雪止渴。但是失血过多，他想他不痛死也要冻死了，不冻死也要饿死。太阳出来了，他看见南韩兵士在上面山坡上站岗。党虽然把他像一口痰似地吐在鞋底下踏来踏去，他绝对没有想到背叛它。他没有想到有选择的可能。他深信落到联军手里一定要受酷刑然后被杀。所以他躺在那洞穴里，又挨了六天。最后他被饥寒与痛楚磨折得发狂了。他决定向守兵喊叫，心里想：“如果他们是不人道的，索性一刺刀戳死我，也免得我再受苦。”南韩的士兵听见他微弱的呼喊，跑下山坡来看。他们救了他，把他送到医疗站去，然后转送医院。此后他的经历也和刘荃差不多，但是对於他的影响只有更大，因为在他完全是第一次与外界接触。他渐渐知道铁幕外的世界是怎样的，知道他以前受了多么大的欺骗。他只要一提出共产党三个字，就愤恨得全身都紧张起来。他说话仍旧沿用著共党的辞汇，但是说起苏联人来总是用“大鼻子”的名称。他断断续续说了许久。战俘营外的守兵正吹著军号。今天晚上月亮很圆，那黄土的广场在月光中成为一种苍淡的黄白色。四面的荒山筋纹毕露，都浴在那清光里。苍蓝的天空上白隐隐的像罩著一层霜。那月光下呜呜的喇叭声，很有一种塞外悲茄的意味。刘荃也说起自己的经历，也提起三反的时候下狱的经过，不过没有提到任何女人。“你有爱人没有？”叶景奎问。刘荃略微顿了一顿，才说“没有。”但是这样回答了之后，却觉得往事如潮，顿时都涌上心头。他向西南方望去，隔著那一层层的山岭，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那一年七月，韩战结束了，联军忠实履行他们对战俘的诺言，坚持到底，终於在停战协定中规定“志愿遣俘”。但是原则上是如此，手续方面却没有说清楚，在九十日的“解释”期间，一切都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这叫战俘们怎么能放心呢？五个中立国，倒有两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波兰与捷克。其余三个，瑞士、瑞典、印度，又都是承认中共的国家。联军把战俘交给印军监管，他们全部迁移到不设防区新划定的一个“印度村”，这村落仅只是在山冈上搭著许多帐篷，外面围著铁丝网。迁入不久，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就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战俘：“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不让你们受任何胁迫……向你们保证你们要求遣返的自由，那是你们的权利。”又说战俘“绝对必需”听取解释。解释员“会告诉你们，你们回国后可以度和平生活，而且完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