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刘荃随即想著：“真要是那样倒又好了，至少可以觉得中国的地面上并不是死气沉沉。但是恐怕不见得有这样的事。不过，也不怪共产党这样神经质──不要说中国才解放了一两年，就连苏联，建国已经三十年了，尚且是经常地紧张著，到处架著机关枪，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每一个国民都可能是反动分子与奸细。”广播机还在那里莺声呖呖欢天喜地庆祝列车安渡黄河铁桥。跟著乘务员就出现在车厢里，提著水壶替乘客们的茶杯添水，也彷佛寓有“压惊”之意。这乘务员是个瘦长身材的青年，穿著一身稀绉的蓝灰色布人民装，精神萎顿，一路斟茶斟过来，不住地冲著乘客的脸打呵欠。大家都厌恶地别过头去。“看他瞌睡的那样子，”张励微笑著用肘弯推了推刘荃。“今天白天走过的一个小站，你看见没有那黑板报，表扬这条路上的乘务员，爱国加班，连续工作二十七小时以上的，不算一回事；三十小时以上的，从月初算起有三次，三十五小时以上的有两次，”他满意地背诵著：“甚至於有三十九小时的。”刘荃看著那乘务员踉踉跄跄一溜歪斜地走过来，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样单纯地追求效率也不对，工人的健康也要注意。”“这是工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热情嘛，领导上也拿他们没有办法。现在各处工厂里都是这样的情形。”那乘务员睡眼朦胧站在他们桌子前面，一只手揭开了张励的玻璃杯盖，一只手高高提著那糊了煤烟的黑色硬壳的大水壶，远远地朝著那玻璃杯灌下去。那一尺长的水苗发射得不够准确，统统浇到张励的腿上了。张励是一个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但是这袭击实在来得太突然了，顿时粉碎了他的钢铁意志。“嗳呀──嗳哟嗳哟──疼死我了！”他跳起身来，那乘务员猛不防被他一撞，一壶滚水失手掉在地下，都泼在脚上，也有一部分溅到张励的脚背上，等於火上浇油。那乘务员也大喊起来了。“他这是诚心的！”张励红著眼睛嚷著：“好家伙，这样飞滚的水，闹著玩的呀，瞪著眼朝人身上浇！这要不是诚心的才怪！找车上负责同志说话去──出了特务了！”那乘务员疼得蹲在地下直哼哼，也顾不得答辩。张励也疼得眼中落泪，脸上直颤抖，心里像火炙著似的。“妈的准是特务！妈的。老子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一条命差点送在你手里！革命还需要我，你知道不知道？”“算了算了，张同志，快到医务室去，找卫生员给上药，包起来，耽搁了倒不好！”刘荃拼命解劝著：“这家伙交给我，放心，跑不了！”张励也不敢耽搁，骂骂咧咧扶墙摸壁的，也就挣扎著到车尾的医务室去。两个卫生员倒都是女的，长得也不坏，替他数上药，包上绷带，陪著他聊了回子天，又约著明天再来换药，张励的气也就消了一半。他回来的时候，车厢里已经搭上了卧铺，大家都躺下了。刘荃特地把下铺留给他，因为他伤了腿，爬梯子不方便。地板上湿腻腻的，刚用拖把拖过。“妈的，非向铁路局提意见不可！”张励站在那里解钮子，向睡在上铺的刘荃说：“什么爱国加班、突击加班、竞赛加班、义务加班、无限制地拖长工时，闯出祸来谁负责？领导上只晓得要求『消灭事故』，照这样怎么能不出事？乘客的生命安全一点保障也没有！”刘荃没有作声，似已经睡熟了。全车都沉入不习惯的静默中，因为那广播机终於静默下来了。只剩下那轰隆轰隆的轮轨声，於单调中也显得很悦耳。一节节的火车平滑而沉重地抽搐著，颠耸著，向无穷尽的黑夜中驰去。6刘荃坐在写字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等候著。桌上的电话铃叮铃叮响了起来。没有人接。一个戴著黄色玻璃框眼镜满脸面疱的青年从旁边一张桌上站了起来，走过来代接。“解放日报馆。”他说：“戈同志不在这儿，一会儿再打来吧。”他把耳机搁回原处。外面天还没有黑，这庞大的房间里已经需要点灯了。桌上一盏碧绿玻璃罩的台灯，照在一张粉红吸墨水纸上。那吸墨水纸非常鲜艳而乾净，上面没有一点墨水渍。“资料组的工作想必比较清闲，”刘荃想。也许别的部门也是一样。“听说现在报馆里的人根本没有什么事可做，”他想：“一切新闻都由新华社供给，用不著出去采访。编辑拿到了新华社的稿子就照样发下去，一个字也不能改，连标题都是现成的。”然而这广厅里依旧空气很紧张，无数的写字台上时时有电话铃响著，工作人员轻捷地跑来跑去。抑低了声音谈话，充份表现出“党报”的森严气象。刘荃是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派他来的，要求报馆里供给他们朝鲜战场上美军的暴行的图片，作为宣传材料。这里的资料组长到资料室去找去了，叫他在这儿等著。电话铃又响了。隔壁桌上那小夥子又跑了过来。“戈珊同志走开了，一会儿就来。……嗳，一会儿再打来吧。”刘荃已经等了很久很久，觉得很疲倦。向那边望过去，一盏盏绿莹莹的台灯，在那广大的半黑暗中像荷花灯似的飘浮著。然后他看见那资料组长戈珊远远地走了过来。刘荃略有一点诧异地看著她。刚才没注意，这女人原来长得很漂亮，像一个演电影或是演话剧的。是在舞台与银幕上常看见的那种明艳的圆脸，杏仁形的眼睛。鼻子很直，而鼻尖似乎锉掉了一小块，更有一种甜厚的感觉。但是她年纪似乎不轻了，颔与腮的线条已经嫌太松柔，眉梢眼角也带著一些秋意了。她的头发是烫过的，养得很长，素朴地向耳后拢著，身材适中，藏青呢的列宁装里露出大红绒衫线的领口。刘荃站起身来。她向他的椅子略伸了伸手，表示让坐，一方面也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翻阅著她带来的几张照片。她递了给他。照片拍得很清晰，而且一望而知是实地拍摄的。第一张就使人看了触目惊心，是一个半裸的女人被捆绑在一棵树上，一个淡黄头发的青年兵士叉著腰站在旁边看著，另一个兵士俯身拾取树枝堆在那女人脚边，显然是要放火烧死她。“没有美国兵的照片，”戈珊说：“只有德国兵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刘荃问。戈珊略点了点头。“是在什么地方？”他注意到那被缚在树上的女人也和那兵士一样是黄头发，脸型也显然是高加索人种。“在欧洲，”她简短地回答著，随即探身过来指点著，“女人的头发需要涂黑，兵士的制服也得稍微修改一下。──这儿这一张是美国兵在那儿上操，制服的式样照得很清楚，可以做参考。”“可是──”刘荃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那一个部门里没有会修照片的，”他终於说。“这也并不需要什么专门技术，”戈珊笑著说：“而且事实是，照相馆里修照片的也就管替女人画眼睫毛，叫他改军装，也不一定在行。”这女人似乎过过长期的都市生活，刘荃心里想。她又用铅笔指指了照片上那女人的胸部。“这儿可以涂黑，表示乳房被割掉了。”刘荃怔了一怔。“完全涂黑么？”他不能想像。那变成像乳罩一样。“不是。斑斑点点的黑迹子，看上去像血淋淋的伤口。”她看他彷佛很为难的样子，就又耐心地解释著：“很简单的。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现阶段的印刷技术还需要改进，这照片在画报上登出来，不定多么糊涂。能不能看出是个女人来，还是个问题。主要还是靠下面的图片说明，要做得醒目。”刘荃虽然唯唯诺诺，似乎有些不以为然，戈珊也觉得了。她顿了一顿，把脸一仰，用空蒙的眼睛淡淡地望著他。“你也许觉得，这跟帝国主义的欺骗造谣有什么分别。”“那当然两样的，”刘荃红著脸说。“有什么两样？”她微笑著追问。“本质上的不同。”她仍旧淡漠地微笑著望著他，带著一种嘲弄的神气。然后她把铅笔倒过来，不经意地用尾端的橡皮轻轻敲著桌子，用平淡的语气说：“是的。首先，我们确定知道美军的暴行绝对是事实，而我们宣传这件事实，单靠文字报导是不够的。群众要求把报导具体化。所以照片是必要的。”“对。我完全同意。”刘荃很快地拍照片收了起来，立刻站起来准备告辞。她依旧坐在那里不动，含著微笑。他发现她似乎用一种鉴定的眼光望著他，使他感到不安。“以后我们经常地保持联络。”她突然欠起身来，隔著书桌伸出手来和他握手，脸上现出典型的共产党员的明快的笑容，露出整排的洁白的牙齿。刘荃伏在书桌上改照片。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张励到医院里去看褪去了，他腿上烫伤的创口溃烂了，到现在还没有痊愈。忽然有一个勤杂人真走了进来。“刘同志，周同志找你。”“在楼上？”刘荃问。“嗳。叫你上去一趟。”周同志是办公厅副主任周玉宝，也就是办公厅主任赵楚的爱人，刘荃可以说是他们的直接下属。他们夫妇俩就住在楼上。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的会址新近迁到这座花园洋房里，地方既幽静又宽敞，於是一些领导干部都搬了进来住著，按照地位高下，每人占据一间或两三间房间。周玉宝是管照顾的，房间与家俱的分配自然也在她经管的范围内，因此他们夫妇俩虽然只分到一间房，却是位置在二层楼，上下很方便，而且是朝南，墙上糊的粉红色花纸也有八成新。房间并不大，搁上一套深红皮沙发，已经相当拥挤了，此外还有一只桃花心木碗橱，与书桌、书架、双人大床、两用沙发、衣橱、冰箱、电炉、无线电，这都是玉宝的战利品。单是电话就有两架，一只白的，一只黑的。冰箱的门钮上牵著一根麻绳，另一端系在水汀管上，晾满了衣裙与短袜。水汀上也披著几件湿衣服。一进门，只觉得东西满坑满谷，看得人眼花撩乱。近窗还有一架大钢琴，琴上铺著镂空花边长条白桌布，上面搁著花瓶与周玉宝的深蓝色鸭舌帽。为了这只钢琴，刘荃听见说周玉宝和主持人事科的赖秀英还闹了点意见，赖秀英是秘书处处长崔平的爱人，她也要放一只钢琴在卧室里。据刘荃所知，两位太太都不会弹钢琴，不知道为什么抢夺得这样厉害。玉宝是山东人，出身农村，一张紫棠色的鸭蛋脸，翠黑的一字长眉，生得很有几分姿色。头发是新烫的，家常穿著一套半旧的青布棉制服，腰带束得紧紧的，显出那俏丽的身段。她有两个孩子，大的一个是男的，有两三岁了，保姆抱著他凑在粉紫花洋磁痰盂上把尿。玉宝自己抱著那周岁的女孩子在房间里来回走著，一面哄著拍著她，一面侃侃地责骂著炊事员孔同志。孔同志站在房门口讪讪地笑著，把帽子摘了下来，不住地搔著头皮。孔同志因为革命历史长，全面胜利后虽然仍旧是当著一名炊事员，已经享受著营级干部的待遇。“你不能总是这样老一套，搞工作不是这样搞的！”玉宝扳著脸说：“现在城市是学习重点哪，路也该学著认认！”“唉，就吃亏不认识字呵！”孔同志说：“早先在部队里，生活苦，也顾不上学文化。行起军来，背上背著三口大锅一气走七八十里路──是指导员真说的：『你当炊事员的，保护大夥的饭锅就跟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得了得了，别又跟我来这一套！一脑袋的功臣思想，自尊自大，再也不肯虚心学习了，犯了错误还不肯接受批评！”玉宝的声音越提越高，孔同志不敢回言了，把鸭舌帽又戴上头去，一只手握著帽檐，另一只手却又在脑后的青头皮上抓得沙沙地一片声响，这似乎是他唯一的答辩。刘荃在孔同志背后探了探头。“周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哪，刘同志，你告诉他，八仙桥小菜场在哪儿。──早上已经白跑一趟了！”“八仙桥小菜场──”刘荃想了一想。“离大世界不远。”孔同志不认识大世界。“靠近八仙桥青年会，”刘荃说。刘荃对於上海的路径本来也不很熟悉，也就技穷了，不知道应当怎样解释。“我给画张地图吧？”“掩不会看地图。”孔同志眼睛朝上一翻，满心不快的样子。玉宝对他尽管像排揎大侄儿似的，他也能够忍受，那是服从纪律；要是连这些非党员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也要骑在他头上，那却心有不甘。他把帽檐重重地往下一扯，这次把帽子戴得牢牢的，头皮也不抓了。“他不会看地图，你让给他听吧，”玉宝说。现在轮到刘荃抓头皮了。“算了算了，掩去找个通讯员带俺去一趟，下回不就认识了。”孔同志不等玉宝表同意，转身就走。有刘荃在场，他的态度比刚才强硬了许多。玉宝把孩子抱在手里一颠一颠。“乍到上海来，过得惯吗，刘同志。”她每次见到刘荃，照例总是这几句门面话，却把语气放得极诚恳而亲热。“这两天忙著搬家，也没空找你来谈谈。我很愿意帮助你进步。”“希望周同志尽量地帮助我，不客气地对我提意见，”刘荃敷衍地说。她的意见马上来了。“刘同志，你文化程度高，孔同志现在进识字班了，他年纪比较大，记性差，你有空的时候给他温习温习──”刘荃不觉抽了口凉气，心里想这又是一个难题。孔同志怎么肯屈尊做他的一个绿窗问字的学生。“──你帮助他进步，我帮助你进步，好不好？”玉宝向他嫣然露出一排牙齿，呈现著典型共产党员的笑容。“好。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请周同志多多指教。”刘荃只求脱身，匆匆走了出去，下楼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在房间的中央站住了，茫然地向写字台望过去。这不是他的写字台。起初他以为走错了一间屋子。新搬了个地方，容易走错房间的。但是他在窗台上看见他的笔砚与台灯，还有张励敷腿伤的一瓶药膏。刚才都是搁在书桌上的，显然是书桌被人搬走了，东西给随手挪到窗台上。原来的那张书桌很大，两人面对面坐著。现在代替它的是一张破旧的橘黄色两屉小条桌，桌面上横贯著一条深而阔的裂缝，那一道裂缝里灰尘满积，还嵌著一粒粒的芝麻，想必是烧饼上落下来的。刘荃忽然想起他正在修改著的几张照片？刚才收在写字台抽屉里。他急忙抽开那张小桌子的抽屉，两个抽屉里都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他著急起来了。他那几张照片是非常宝贵的，也可能是“海内孤本”，绝对不能被他失落了。搞工作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对解放日报也无法交代。他可以想像那位戈珊同志的那双眼睛空蒙地嘲弄地向他望著的神气。他走出办公室去找勤杂人员打听，桌子是谁搬走的。谁也不知道。他再到楼上去问。保姆带著周玉宝的孩子在楼梯口玩。那保姆说：“刚才看见两个人搬了张书桌上来，送到赖同志屋里去了。”赖秀英住在二楼靠后的一间房间。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她和她丈夫都把办公室设在卧室隔壁。办公室的门开著，刘荃探头进去看了看，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在里面，爬在窗槛上悬挂那珠罗纱窗廉。迎面放著一张墨绿丝绒沙发，紧挨著那沙发就是一张大书桌。刘荃走了进去。“这张书桌是刚才楼底下搬上来的吧？”“你问干什么？”赖秀英突然出现在通卧室的门口。她抱著胳膊站在那里，身材矮小而肥壮，挺著个肚子，把一件呢制服撑得高高的，颇有点像斯大林。她到上海来了一年多，倒还保存著女干部的本色。一脸黄油，黑腻的短发切掉半边面颊。“我有点东西在这抽屉里，没来得及拿出来，”刘荃陪著笑解释，一面走上前去，拉开第二只抽屉。赖秀英仍旧虎视眈眈站在那里，显然怀疑他来意不善，大概是追踪前来索讨书桌，被她刚才那一声叱喝，吓得临时改了口。刘荃从抽屉里取出那一包照片。“是要紧的文件，”他说。“要紧的文件怎么不锁上。”她理直气壮地质问：“楼梯上搬上搬下的，丢了谁负责？”刘奎开始解释：“我刚才不过走开一会，没想到桌子给搬──”“下次小心点！在一个机关里工作，第一要注意保密！”刘奎没有作声。他走出去的时候，她站在书桌旁边监视著，像一只狗看守著它新生的小狗。他回到楼下的办公室里，把笔砚搬过来，又来描他的照片。但是劝杂人员又来叫他了。“周同志叫你上去一趟。”刘奎只得又搁下笔来，把照片收到抽屉里，打算把抽屉锁上。但是这抽屉并没有装锁。他想了一想，结果捻开台灯，把照片上的墨渍在灯上烘乾了，用一张纸包起来，揣在衣袋里随身带著，这总万无一失了。玉宝在她的房间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等著他。“刚才你问那张书桌是怎么回事？”她说。一定是那保姆报告给听了。“搬到赖同志屋的那张书桌是你的？”“是的，给换了一张小的。”“干吗？”玉宝愤怒起来。“你马上给换回来！去叫两个通讯员来帮著你搬！”“我认为……还是先将就著用著吧。”刘奎觉得很为难。“现在那一张，小是小一点，也还可以对付，就是抽屉上要配个锁，为了保密──”“配什么锁，那么张破桌子！楼底下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万一有国际友人来参观，太不像样了！你马上去把那一张给我搬回来！”“赖同志一定不让搬的，刚才我去问了一声，已经不高兴了，”刘奎只得说了出来。“你这话奇怪不奇怪，凭什度自己屋里的东西让人家拿去了，还一声都不敢吭气？”玉宝瞪著眼向他嚷了起来：“青天白日的，有本事就把人家的东西往自己屋里搬！成天只听见他们嚷嚷，说现在机关里『正规化』，『正规化』，不能再那么『游击作风』了，这又是什么作风？──成了强盗？也不是什么游击队！”她立逼著刘荃去和赖秀英交涉。刘荃在革命队伍里混了这些时候，人情世故已经懂得了不少。他知道赖秀英这样的人决不能得罪，但是上司太太还更不能得罪。他终於无可奈何地向赖秀英的办公室走去。房门仍旧大开著，迎面正看见秀英坐在书桌前面，低著头在那里办公，也不知是记账。她的短而直的头发斜披在脸上，她把一绺子头发梢放在嘴角咀嚼著，像十九世纪的欧洲男子咀嚼他们菱角须的梢子。刘荃在门上敲了敲，引起她的注意。“赖同志，”他硬著头皮说：“关於这张书桌──”赖秀英万万没有想到，刚刚才把他吓回去了，他倒又来了。“怎么著？”她大声说：“是我叫搬上来的──你打算怎么著？东西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东西！我是不像有些人那么眼皮子浅，什么都霸著往自己屋里搂──什么钢琴呀，冰箱呀，沙发呀……你瞧瞧我们这沙发，弹簧都塌了！分给我们的汽车也是旧的，好汽车轮不到我们坐！我是一声也没出──我才不那么小气！可是你不出声，真就当你是好欺负的！”她越说越火上来，翻身向书桌上一坐，弯著腰把桌子拍得山响。“有威风别在我跟前使！什么东西！解放上海的时候要不是我们崔同志救了她男人一条命，她还有今天这一天呀？就凭她那块料，要是没有她男人她也当上了副主任，我把我这『赖』字倒过来写！”刘荃走出去，周玉宝早已抱著孩子站在她房门口等著。“在那儿嚷什么？”她皱著眉问。“赖同志坚决地不让搬，”刘荃又笼统地回答了这样一句。她其实是明知故问，早已都听见了：“什么旧汽车新汽车──还有脸说！他们崔同志拿了去就给漆了一通，里里外外都见了新，这该多少钱，你算算！这不是铺张浪费是什么？又是什么崔同志救了我们赵同志的命──告诉你，当初在孟良崮，要不是我们赵同志救了他一命，那崔平早就死了，她也嫁不了他，也抖不起来！要不然，哼，就凭她赖秀英，什么人事科。连人屎也轮不到她管！”刘荃没有作声，在楼梯口站了一会，转身下楼去了。玉宝却又唤住了他。“等孔同志回来了，叫他帮著你去搬书桌。非换回来不可！这会儿我没那么大的工夫搞这个，一会儿还有民主人士来开会。”刘荃猜她也是借此落扬，当时也只有含糊答应著，走下楼去。“还没有体验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先感到了大家庭的苦痛。”他想。他回到办公室里，张励刚从医院裹著了腿回来，一看见他就问他们的写字台到哪里去了。刘荃只约略地说了两句。他这种地方是寸步留心的，话说多了要被称作“小广播”，要被检讨。但是刚才听周玉宝赖秀英提到她们的丈夫过去的历史，不免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谈话间就随口问了一声：“赵楚同志和崔平同志是不是都曾经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是呀，他们都是团长，他们那两团人并肩作战，都是由虹桥路进上海的。”张励虽然也是初来，他神通广大，已经把上司们的来历打听得一清二楚。那是因为他没事的时候常找著那炊事员孔同志套交情，孔同志看他是个党员份上，也很乐意和他聊天。孔同志是赵楚的老部，所以源源本本把赵楚的全部历史都讲给他听了。“说起来真是可歌可泣，”张励四面张望了一下，很神秘地把椅子向刘荃这边挪了挪。“像赵楚同志跟崔平同志、真够得上说是生死之交了。在中学时代就是最要好的同学，一块儿考进大学。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块儿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在半路上崔平害痢疾，非常危险，幸亏赵楚日夜看护他，总算保全了性命。到了延安，两人都进了抗日大学。毕业以后，毛主席派他们俩化装穿过沦陷区，到江南参加新四军，在军队里干政治工作。又遇到皖南事变，赵楚的腿上了一枪，没法逃走，崔平舍命忘生地去救他，两人一同被俘，囚在江西上饶。然后抗日战争发生了，大批的囚犯都得往里挪。半路上走到赤石，犯人暴动起来，赵楚受了伤，崔平背著他逃跑，从福建的赤石镇一直背到福建江西边境的武夷山顶。”刘荃默默地听著。他所知道的赵楚与崔平，已经是一副“革命老油子”的姿态了，但是他也能够想像他们是两个热情的青年的时候。“在一九四七年的孟良崮战役里，”张励继续说著：“赵楚是华东野战军里的一个营长，崔平是他那一营里的政治指导员。崔平在火线上受了伤，赵楚又冒了生命的危险爬上去，把他救了回来。一九四九年解放上海的时候，他们一人带了一团兵由虹桥路进上海，赵楚受了重伤，又是崔平舍命忘生救了他的性命。”刘荃不由得为这故事所感动了。无论如何，这两个人是为了一种理想流过血的，而他们的友情是这样真挚。这两个人的妻子彼此嫉恨，也是人情之常吧，因为她们的丈夫屡次为了救朋友，差一点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做妻子的对这样的朋友当然没有好感。她们只是极普通的女人，刘荃心里想。他最初见到她们的时候，的确是觉得惊异而且起反感，因为她们身为『革命干部』，而竟是这样世俗、贪婪、脑筋简单。现在也看惯了。她们是精明的主妇，不过因为当干部的永远是东调西调，环境太不安定，所以她们是一种犷悍的游牧民族的主妇……“真是伟大的友谊。”张励忽然把声音压得极低，秘密的说：“甚至於同爱一个女人，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谊。”然后他连忙解释：“当然这也是因为一个干革命工作的人。工作的热情比爱情更──”“那女人是谁，是周玉宝吗？”刘荃有点好奇地问。张励一句话说了一半，被打断了，略有点不高兴，微微摇了摇头。“难道是赖秀英？”也许那时候他们是在一个极荒凉的，女人非常稀少的地方。“不是。──是他们在抗大读书的时候的一个女同学。两人同时追求她，后来是崔平胜利了。可是那时候他还是下级干部，没有资格结婚。后来他跟赵楚两人被派到江西去了，那女人在延安，由组织上给做媒，嫁了个老干部。”这一类的故事刘荃听得多了，常常有年轻的男女一同参加革命，两人发生了爱情，但是男方不能结婚，需要耐心等待，慢慢地熬资格。然而事实却不容许女方等待那样久。无论她怎样强硬，组织上总有办法“说服”她，使她嫁给一个老干部。每逢听到这样的事情，他总是立刻想起黄绢来。她能够等他等多么久呢？自从来到上海，已经陆续地接到她三封信，但是信的内容是那样空虚，仅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韩家坨的土改已经胜利完成，她已经回北京去了。因为土改工作努力，已经被批准入团，最近被派到济南的团部里工作，生活虽然苦，精神上非常愉快，对於他也仅只是勉励他努力工作，完全是一派乐观的论调。他明知道她信里不能够说真心话，因为组织上随时可以拆阅一切信件。不但信里不能发牢骚，信写得太勤或是太像情书也要害他挨批评的。其实他自己写给她的信也是一样！永远是愉快积极而空洞的。但是每次收到她的信，总是感到不满。这样的信，使人越看越觉得渺茫起来，彷佛渐渐地不认识她了。也甚至於现在已经有人对她加以压力，要她嫁给一个有地位的干部。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他知道她的信里也决不会透露的。当然这一类的话也在不能说之列。同时，她一定也不愿意让他感到烦恼。但是因为他知道是这样，反而使他一直烦恼著。被派到上海来搞抗美援朝工作，也许他应当觉得他是有前途的，被重视的。张励大概也曾经这样想过。如果他们当时曾经被“冲昏了头脑”，来到这里不久，他就清醒了过来，感到自身的渺小了。现在全国的宣传员的队伍有一百五十万之多。单说在这机关里，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压在他们头上，一个个都是汗马功劳的。他们在这里的地位还抵不上从前衙门里的一个师爷。隔壁房间里忽然地板上咕咚咕咚，发出沉重的响声，震得他们这边桌上的茶杯都在碟子里霍霍响著。是隔壁办公室里的一个职员因天气太冷，在那里蹦跳著取暖。窗外的天空是纯净的一色的浅灰。外面园子里，竹篱笆圈著一块棕黄色的草地，红灰色三角形的石头砌的一条小路穿过草坪，一块块石头因为天气潮湿，颜色深浅不匀。在那阴寒的下午，房间里的空气像一缸冷水一样，坐久了使人觉得混身盐潮卤滴，如同吃食店里高挂著的一只卤鸭。刘荃与张励每人在棉制服里穿著两套夏季制服，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住。张励找了点废纸，在铜火盆里燃烧著取暖，然后索性把整卷的朱丝栏信笺稿纸都加上去。办公室里别的没有，纸张是丰富的。他们这边屋里分到这么一只火盆，大概也还是沾了周玉宝的光，因为她是管照顾的。听说这座房子本来是一个阔人的住宅，沦陷时期被日本人占用了，胜利后也就糊里糊涂当作敌产接收了下来，解放后又被共产党接收了去，所以饱经沧桑。像楼下这间办公室，就破坏得相当厉害，白粉的天花板上有一块块煤烟薰的黑渍子，是烧饭的煤球炉子薰的。地板上也是斑斑点点，都是香烟头烫出的焦痕。那粉蓝色糊壁花纸上也抹著一条条臭虫血，又有没撕乾净的白纸标语。刘荃瑟缩地向著火，忽然想起黄仲则的两句诗：“易主楼台常似梦，依人心事总如灰。”以前在学校里读到，倒也觉得平常，这时候却颠来倒去放在心里回味著，觉得和自己的心境非常接近。怎么会忽然耽溺在旧诗的趣味里，真是没有出息，他想。但是也许并不算没出息，现在从毛主席到陈毅，不都是喜欢做诗填词吗？动不动就要横菜赋诗一番。似乎中共的儒将特别多，就连这里的赵楚崔平两位同志，不也是知识份子出身的军官吗？──他们并没有作了歪诗送到报上去发表，刘荃认为这也是他们的好处。但是也说不定是因为他们只做到团长的地位，官还不够大。他看到赵楚与周玉宝的家庭生活，不免有时候想像著，不知道他自己和黄绢有没有这样的一天。他现在虽然消极得厉害，总仍觉得做和黄绢如果处在赵周的地位里，多少总可以做一点有益的事，因为现在根本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有许多措施完全是由个别干部决定的。当然一方面仍旧不免要造谣、说谎，做他现在干的这一类的工作。但是至少晚上回到家里来，有黄绢在那里，在他们两人之间，不必说违心的话，不会觉得是非黑白完全没有标准，使一个人的理性完全失去凭依，而至於疯狂。要是有一天能够和她在一起，也像赵楚与周玉宝一样，有孩子，有一个流浪的小家庭，也就感到满足了。然而这是一个疲倦的中年人的愿望，在一个年轻人，这是精神上的萎缩。这样的愿望，已经最没出息的了。然而，还是没有希望达到目的。火盆里那一点红红的火光很快地已经要熄灭了。刘荃心里异常灰暗。张励又去找些纸来烧，背著身子站在那里寻找燃料。刘荃突然从衣袋里摸出黄绢最近的两封信，连著信封用力团成一团，丢到火盆里。火焰突然往上一窜，照亮了他的脸。他倒又觉得空虚起来，开始计算著几时可以收到她下一封信。7五十万人参加五一节大游行，锣鼓喧天，军乐队铜乐队吹吹打打。马路上断绝交通，一个贩羊的人牵了一群羊，等了半天，无法穿过马路，把羊系在路边的一棵树上。羊们披著一身肮脏褴褛的发毛，低著头把鼻子嗅来嗅去，在那棵洋梧桐下小小的一方泥土土寻找可吃的东西。它们对於人们的喧嚣的世界完全不感兴趣，只偶而对另一只羊淡淡地看一眼。游行的队伍停下来了，因为前面在那里耍龙灯。其实也并不是灯，只是一个布制的龙身，店员们新学著耍弄，像京戏票友拙劣地舞动飘带。远远望过去，只看见许多黑压压的人头上涌现一个蚯蚓式的白布圆筒，在空中一上一下。舞了一会，白布圆筒扯直了，暂时休息一下，那边一个淡青色的布筒又蚯蚓式地波动起来。刘荃站在队伍里，无聊地望著路边的羊群。他很想抚摸它们，搔搔它们颔下含黯的鬈毛。马路旁边一个看热闹的小孩子忽然在一只羊面前蹲了下来，在它颔下捞一把了。刘荃很意外地高兴起来。“可见是『人同此心』，”他想。那孩子蹲在那里对著羊的脸望著。“羊妈妈！”他突然叫了一声，把声音压得很扁，像羊的叫声。“羊妈妈！”那只羊淡然漠地著了他眼，“咩！”了一声，随即掉过头去。队伍又开始向前移动。刘荃和机关里的一个通讯员一同推著一辆囚车，囚车里是孔同志扮的杜鲁门。另一辆囚车是张励扮的反革命。乐队的调子一变，杜鲁门与反革命从槛车里冲了出来，戴著巨大的彩色面具跳跳踪踪，像西藏的“跳神”仪式。各种卖吃食的小贩都挽著篮子，在游行的队伍里穿来穿去，轻声吆喝著，兜售油条、麻花、麻球、奶油面包、黄松糕。有时候拥不进队伍的中心，就在旁边陪著他们走。只有这些小贩，倒真是自动地参加游行。游行者为了经济起见，大都是预先备下了早午餐两，揣在口袋里带著面包、冷馒头、山东千层大饼、白煮鸡蛋。排在刘荃这单位前面的是一家百货公司的职工。刘荃看著他们带来的食物大家交换著，每样尝一点，有时也彼此开玩笑，你抢我夺吃得津津有味。“中国人反正无论做一件什么事，结果总是变成大家吃一顿，”刘荃想：“即使是像今天这样，大家都认为是苦役，也还是带著些野餐性质。”然而无论怎样善於苦中作乐，从早上走到中午，中午走到下午，面前依旧长途漫漫，也就撑不住这口气了。“我不行了，老陈，痔疮要发了！”刘荃听见他前面的一个店员在呻吟著：“早上三四点钟起来了，天还墨黑，就从家里出来──电车还没出厂，只可走──走到公司去集合。你算算看有多少路！家里住在提篮桥──足足穿过半个上海！”“我也不懂，要那么早集合干什么？”那老陈说：“排著队站在那里，一等等了三个钟头才出发。下次带张小板凳来坐坐。”“操那，”那人轻轻地骂了一句：“哪里带得了这许多东西？十里路走下来，一斤重也变成了十斤重。”“谁说不是呢，连件雨衣都不好带。拿在手里累死了，穿上身上闷死了。这天气也说不定的，出起大太阳来，热得你走投无路。”“雨是一定要下的。哪一次游行不下雨？”这是一个老笑话了，说自从共产党来了，每一次大游行都碰到雨天。学习小组里早已指出了这是一种要不得的“变天思想”，分明是说老天与共产党不合作，共产党一定站不长的。老陈没敢接口。老陈高高举著竹竿，竿顶缀著一只银纸飞机。他那患痔疮的同事也擎著根竹竿，上面却是一只纸糊的小白猪，像狄斯耐卡通中的人物，不知是什么寓意。担任舞狮的一个学徒把那纸扎的青色狮子背在背上，疲乏地埋著头前走。那狮子完全直立了起来，腰身很长很长，屁股圆圆地坠在下面，虽然不十分像人，反正毫无狮意。人们手里举著的红绿纸旗渐渐东倒西歪，如同大风吹折了的芦苇。大家一步拖一步，时而向地下吐口痰，像大出丧的行列里雇来的乞丐。萧萧地下起雨来了。刘荃看见老陈与他那同事互相望了一眼，脸上同时泛起了苦笑。虽然是苦笑，也仍然带有一种满意的神情。刘荃看到那笑容却有些憎恶，他觉得那是阿Q式的满足。前面三叉路口有一个慰劳站，在那里大声喊著：“向大兴公司的同志们致敬！大兴公司的同志们。加油呀！向大兴公司的同志们致敬！”大兴公司的职工们微窘地苦笑著。雨越下越大了。红绿纸旗只剩下了一些光杆，一根根旗竿却都直竖了起来。慰劳站的店员同志们用洋磁漱盂从大缸里舀出冷茶，在密密的雨丝中递到他们唇边。队伍继续前进。一个撑著大黑洋伞站在街沿上看著热闹的女人忽然走上前来，“喂”了一声，把一件旧雨衣向老陈手里一塞。“咦？陈家嫂嫂给老陈送了雨衣来！”职工的队伍里腾起一阵哗笑。“嗳，老陈，你太太真心疼你呀！你看，下这样大的雨还等在这里，怕你淋了雨受凉！”“有孟姜女送寒衣，就有陈师母送雨衣！”大家七嘴八舌取笑他，老陈涨红了脸说；“门人家老夫老妻了，吃什么豆腐！”他把竹竿挟在胁下，腾出两只手来，一头走一头扣雨衣的钮子。黑洋伞已经走开了，游行的队伍已经走过了十几家门面，同事们也已经停止打趣他了，老陈却还在那里红著脸分辩：“我们是一点感情也没有的。回去从来一句话也不说的。”又打了个哈哈，说：“哪是什么心疼我──怕我伤了风过给小孩子们，那还差不多！”没有人接口。大家都是又冷又湿又疲倦。只有老陈旁边那人苍白著脸嘟嚷了一声：“痔疮一定要发了！我晓得不对──一定要发了！”“吃什么豆腐！”老陈还在那里脸红红地抗议著。他显然十分得意，眼睛里闪烁著快乐的光。刘荃跟在他们后面走著，把这一幕看得很清楚。这些人都是在时代的轮齿缝里偷生的人，他怅惘地想著。眼前他们不过生活苦些，还是可以容许他们照常过日子，可以在人生味中得到一点安慰。像土地改革那样巨大的变动还没有临到他们身上。迟早要轮到他们的，他们现在只是偷生。但是虽然是偷来的，究竟是真实的人生。想到这里，刘荃突然感到一阵难堪的空虚。前面的队伍转了弯。他远远看见前面火炬的行列在寒雨中行进，火炬头上的黄红色的火舌头缩得很小，在雨中流窜著，舐著那灰色的空白的天，像狗舌头惘惘舐著空碟子，有一下没一下。刘荃大概是因为工作过度，那天淋著雨游行回来，就患感冒躺下了，热度久久不退。他们这机关里的人生了病，都是包在一家市立医院里诊治。刘荃到医院里去了一次，医生说有肺病嫌疑，叫他明天再来透视一下。青年学生与干部患肺病的本来非常多，由於生活太苦。“个个干部身上都生臭虫，就称臭虫为『革命虫』──那么肺痨菌应当叫『解放菌』，”刘荃曾经这样想著。终於轮到自己头上了。那医院的门诊非常挤，早晨七点钟就得去排班挂号，站在那里等著，下午二时起诊，轮到刘荃看了病出来，天都黑了。走到枫林桥那里搭公共汽车，车站上还有两个妇人站在那里等著，一老一少，刘荃觉得她们似乎有点眼熟，大概她们也是刚从医院里出来，不是病人就是探病的家属。两人虽然也一问一答地说著话，似乎并不是一路来的，也是在医院里认识的。那少妇穿著一件旧花布旗袍，十分寒素。另一个妇人有五十来岁，戴著眼镜，胖胖的身材，手里提著一只洋磁食篮。这地段相当荒凉，桥边只有一盏黯淡的街灯，照著那灰白色的广阔的桥身，此外什么都看不见，连桥下的水都看不见。刘荃忽然听见一阵息息率率啜泣的声音。是那少妇。“郑太太，快不要这样，”那老妇人在旁边劝著。“卢太太，你说他说的这种话叫人听了难受不难受，”那年轻的女人一面哭一面说：“今天又在那里说『我不中用了，丢下你们怎么办，真得饿死！你无论如何要答应我，马上就嫁人，孩子一个也别留下，统统献给国家。』”她在呜咽中忽然发出一声笑声来。“我没好说的──这么点大，献给国家，国家要吗？真不要了！非得要等你把他们养活大了，哼，那时候一声说要，你不给可也不成！”那老妇人起初没有作声，再开口的时候，声音却意外地强硬刺耳：“可不是吗？要等到十六七，十七八，中学毕业──那岁数的孩子，正是最傻的时候，真肯卖命，送了命都不哼一声！就是这时候最有用！我这孩子不就是这样，去年参了干，吃不了那苦，害了场大病，一生病马上给送回来了。嗳，有什么办法，我就是当当也得给他请医生吃药，好好的调养。后来总算好了，天天吃鸡汤呀，牛肉汁呀，养得他胖胖的，跟他回来那时候简直换了个人。与兴头头的走了。这回又害伤寒，又给送回来，反正做父母的就是傻，自己哪怕喝粥，也得想法子让他住医院，天天熬了鸡汤给他送去。这两天总算见好了。好了他又要走了！”说到这里，不由得也淌眼抹泪起来。他们三个人只是三条黑影，映在那大桥的灰白色的驼峰上？刘荃稍稍走远了几步。很奇异地，他的第一个感觉仅只是：“上海人真是──还一点也不知道害怕！大概一直对他们还算是特别宽容。在乡下或是别的城市里就绝对不敢这样乱说。──知道我是什么人？可能是政治保卫处的特务，马上可以逮捕她们。”“非得逼著我，要我马上答应他！叫我说什么好，你说！”那少妇抽咽著说。“不要难过了，郑太太，生病的人说的话怎么能当真？”那老妇人劝著别人，自己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了。她一只手提著食篮，一只手挽著皮包，提著食篮的手又抬起来擦眼泪，那空的洋磁屉子往旁边一侧，滑了出来，豁朗一声响。她低著头整理那食篮。“唉，好了倒又要走了！”她说。洋磁屉子又豁朗一声滑了出来。“我也和这老妇人的儿子一样，”刘荃想：“我们是幸运的，国家『要』我们。现在全中国这样无家的青年总不止几千万，都是把全生命献给政府的。中国是什么都缺，只有生命是廉价的。廉价的东西也的确是不经用，”他悲愤地想：“许多人都是很快地就生了肺病，马上给扔到垃圾堆上去。”明天他再到臀院里去透视，就可以知道他的命运。公共汽车终於轰隆轰隆驰来了，摇摇晃晃载著一车的灯光。刘荃挤进那昏黄的灯下的车厢，方才觉得他又回到了人间。刚才那黑暗中的灰白的桥边，那两个妇人呜咽的声音，实在不像人境。车上非常挤。现在一般人每天回家的时候都延迟了，工时延长，下班后还要学习，所以每天公共汽车要拥挤到八九点钟，才渐渐空下来。那桥边的两个妇人正挤在刘荃旁边。那少妇眼睛红红地向前面直视著。那五十来岁的妇人脸上倒还薄施脂粉，嘴角浮著习惯的微笑，只是眼镜玻璃的下缘汪著一抹泪痕。她们在车上一直没有交谈。那洋磁食篮的边上黄黄的腻满了鸡油，正抵在那少妇身上，随著车身的震动，在她衣服上挨挨擦擦的。她憎厌地用力一堆。“嗳──嗳──”老妇人生气地说，急忙托住了那滑出来的洋磁屉子。卖票的油嘴滑舌在人丛中沙著嗓子喊叫：“哔，大家往里轧轧！都挤在门口干什么？里面又没有老虎吃了你！──嗳，请进去，请进去，客堂里坐坐！”有人嗤嗤地笑了。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理会，只是攀著车贡站著打盹，把车票衔在嘴里。疲乏的苍黄的脸，玫瑰红的狭长的车票从嘴里挂下来，像缢鬼的舌头。第二天！刘荃又是早晨七点钟就到医院里去排班。内科病人排成一条长龙，在那暗绿粉墙的广大的候诊室里折来折去，转了好几个弯，一直排到甬道里。到了中午，排班的人有些就有家属来替换他们出去吃饭。下午的门诊终於开始了。刘荃忽然看见解放日报的戈珊匆匆地挤了进来，笔直地朝著诊室的门挤过去。难道她有优先权？太不民主了！“怎么这时候才来？”一个排队的年轻人叫了起来。“我等得急死了，眼看著就要轮到了。”“你看我把时间扣得多准，不早不迟，刚巧这时候来，”戈珊笑著说。她挟著一只深黄色硬纸大信封，里面像是装著Ｘ光照片。大概她也是肺病。那青年生著一张白净的小方脸，肥厚的小小的口与鼻，永远攒著眉。刘荃记得刚才一直看见他焦急地向外面张望著。他也可能是报馆里的工役，一早到医院里来代替她排班。现在大家一律穿著解放装，也看不出他是什么身份与行业。但是他掳起袖管来，却露出腕上戴的一只游泳表，一个工友是买不起的。“你看你看，都快三点了！”他把表送到她脸跟前，带笑抱怨著：“人家好容易请了半天假。下午还又要迟到──”“谁叫你来的，叫个工友来不是一样？”“老妈子们懂得什么；待会儿排班排错了，排到组织疗法那儿去，或是外科、产科，不是害你白跑一趟！”她噗嗤一笑。“你倒是不会排错到产科那儿！排错了自会有人把你赶出来！”旁边的人哄然笑了起来。那青年脸色微有些发红，也跟著笑。“得了得了，还不快走！”她不经意地把那黄纸大封套像赶苍蝇似地拂了两拂，把他赶开了，她自己站到他的位置上。刘荃虽然排在她后面，隔得很远，那队伍却是曲曲折折的，他就站在他们附近。戈珊一扭过头来，刚巧看见了他。“咦，刘同志！好久不见了！”她立刻跑过来握手。“我正找你呢，打电话给你打不到──”“哦，对不起，我这两天请了病假。”“怎么病了？不严重吧？”“没什么，有点热度。”戈珊一跑开，那青年只好又站到她的位置上去。他不耐烦起来了。“嗳，戈珊，我真得走了！”他向这边嚷著。“戈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刘荃连忙问。她把声音低了一低。“现在计画著要编几本小册子。最好能够突击一下。”“哦。”“你今天待会儿上报馆来一趟。我七点钟以后总在那儿的。”她向他点了个头，随即回到她的岗位上。那青年现在可以脱身了，倒又站在旁边不走。“问得仔细一点，”他嘱咐著，彷佛怕医生诊断得不够详细。戈珊只管把那大信封当扇子搧著，像是没听见他说话。然后她转过脸来，彷佛忽然看见了他，立刻把眉毛一皱，眼睛一瞪。“还不走！”那青年忙在人丛中挤了出去。刘荃看他们这神气，显然关系不同寻常。这青年男子却不像一个干部，而像一个普通的薪水阶级的人。当然也可能是被戈珊特别垂青的一个新干部。以她的资历与地位，也许也够得上像丁玲那样蓄有一个小爱人。诊室的门呀的一声推开了，一个病人挣扎著往外挤。轮到戈珊进去了。几分钟后，戈珊又匆匆地扣著胸前的钮子，走了出来。门上装著半截乳白玻璃，映出她的剪影，蓬乱的长发披在背上，胸脯挺得高高的，青灰色布的夏季列宁装，袖子卷到肘弯上，露出腴白的手臂。她真不像一个肺病患者。除了她的面颊似乎特别红艳，有一种“北地胭脂”的情味。她别过身来，把她那黄色大信封略略向他扬了一扬，作为打招呼，然后就在人丛中不见了。替戈珊排队的那青年从医院里出来，叫了一辆三轮车，赶到他服务的中纺公司。他一走进办公室，近门一张写字台上的一个会计马浩然就嚷了起来。“陆忠豪来了！──嗳，你这位老兄，你倒写意的！今天大家帮著清点布疋，累得腰酸背痛，倒正好给你躲过了！”陆志豪还没来得及回答，另一个同事徐子桐便在旁边代他解释：“人家是正事，陪他令堂太太上医院去看病。”大家玩笑惯了的，陆志豪一时放不下脸来，只骂了声“别胡说！”搥了他一拳。一个红帮裁缝看见陆志豪来了，走过来向他收账。他们这里的职工上上下下统包给这裁缝，每人做了两套夏季解放装。马浩然也还没有付钱，掏出皮夹子来，嘴里不断地抱怨著：“这趟真冤枉，都是为了游行，关照下来叫大家都穿新解放装──后来不是说，北京都是穿了西装游行！早晓得这样，压箱底还有两套旧西装，也好拿出来派派用场！”“你知道北京为什么改变了政策？”那徐子桐是“天文地理无所不晓”的，立刻把肩膀一耸，头往前一伸，凑上来轻声说：“都是上次苏联作家爱伦堡到中国来，参观大游行，看见游行的人统统穿著解放装，就问旁边的译员：『这些人都是干部吗？』译员说：『不，是老百姓。』爱伦堡说：『老百姓应当穿老百姓的衣裳，太整齐划一了反而不好，像操兵似的，不像是自动自发地参加游行。』所以北京这次游行，喝！男的穿西装，女的穿旗袍，高跟鞋，旗袍而且越花花绿绿的越好，听说那两天上理发店电烫，简直挤不上去。”“唉，早晓得──”马浩然一面咕噜著，一面数出一叠钞票来递给那裁缝。“嗳，老马，跟你商量，”陆志豪嘻皮笑脸把手臂圈在他肩上。“这两天有一笔急用，你通融个十万八万的，月底发薪一定奉还。”马浩然忙摇著头把皮夹子揣了起来，笑著在口袋上拍了拍。“这点钱借给了你，家里开不出伙食了！”“何至於？发了薪才几天？”“哪，你不信，算给你听：按月的抗美援朝捐献──这也是你老兄指名向我挑战；民主挑战，我也只好民主应战，每月认捐一百个单位，一直到把美帝赶出了朝鲜为止。”“对不起对不起，”志豪笑著说：“这回还是要请你帮帮忙，帮帮忙──”“哪，一共剩下一百五十个单位，领了薪水走出这间屋子，人民银行就在过道里摆著小摊子，等著接受存款──算准了我们是哪一天发薪水。”“现在真是无孔不入，”徐子桐也岔了进来。摇著头叹息著说：“人民银行在电影院门口也摆著摊子，专门吸收存款。这还不够，你看见没有，那种卖糖人儿卖吊袜带的玻璃柜二把手小车，也让人民银行租了去当作活动柜台──推著满街跑。”志豪半天插不上嘴去，只得搭讪著走开了。徐子桐悄悄地把肘弯推了推马浩然。“老马，你也是的──『财不露白』，明晓得他这两天逢人就借钱，见了他逃跑还来不及，你倒大把的钞票拿出来馋他！”马浩然皱著眉说：“我就不懂，他有什么大漏洞，拖了这么一屁股的债！”“还不是为了女人！”“为个把女人，又何至於闹得这样焦头烂额。现在上海滩上，什么都不便宜，就是女人便宜。”“你不知道，他这位对象，提起此马来头大──”徐子桐急忙住了口，回过头去四面张望了一下。“什么大来头？最出名的交际花，现在也迁就得很。”“嗳，你不知道，他这位未婚妻是个党员，以前在苏北搞过工作的，生著很厉害的肺病。现在在解放日报当编辑。自从认识了小陆，就搬了他家去住著，把二楼辟作病室，医药费也完全由他担任。”马浩然有点将信将疑。“他们组织上不是管照顾么？怎么堂堂解放日报的编辑，生了病都不给医？”“舶来品的针药该多贵呀。靠组织上给治，顶多来个什么『睡眠治疗法』、『运动治疗法』，指望不药自愈。”马浩然闭著嘴吁了口气。“想必总是非常砾亮了，”他终於说。“那当然了。不过听说脾气挺大。动不动抬出马恩列斯来把小陆训一通。”“小陆这人也真傻。太不值得了。”“我说他就像那些信佛的人『请经』一样，把半部马列主义请到家里去供著。”马浩然不住地摇头。“太不上算了！”徐子桐却点头摇脑地微笑著。“据我所知，也并不完全是不上算。”马浩然倒是一听就明白了，也向他作会心的微笑。志豪看他们俩鬼鬼祟祟挤眉弄眼的神气，也猜著一定是议论他。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实在有点坐不住，看看表已经快六点了，今天索性迟到早退，滥污拆到底，大不了受检讨。早一点回去，在戈珊上报馆以前还赶得及见她一面，说两句话。天天总是他回去的时候她已经出去了。他站了起来，去拿他的上衣。这两天天气乍暖，大家在室内都穿著衬衫，把上衣挂在墙上的一只衣钩上。重重叠叠一件件蓝灰色的列宁服，完全一式一样，无法辨认。他把手在一只衣袋外面捏了捏，听见一包香烟的纸壳微微发出响声，掏出来一看著，并不是他抽的那种牌子。连摸了几只口袋，才找到一条蓝白格子大手帕，是他自己的，当然那件上装也是他的了。偶尔一回头，却看见一屋子人都向他望著。他不由得涨红了脸。“不摸口袋，简直不知道哪一件是自己的，”他一面把衣服拿下来，穿上身去，一面喃喃地说著。没有人接口，大家都又低下头去办公，但是似乎对他的行动仍旧很注意。志豪觉得他无形中受了很大的侮辱。他默默地走了出去。到了家，他母亲听见他回来了，在楼下起坐间里喊了一声：“今天回来得早！”他唔了一声，怕她唤住他说话，改作两级楼梯一跨，三脚两步上了楼。戈珊在灯下坐著，把一只小电筒拆开来装乾电，像是正预备出去。志豪挨著她在沙发上坐下来。“刚才医生怎么说？”他问。“还不是那一套。”她把电筒一扳，对著外面的阳台。酒杯口粗细的一道淡黄色的光，穿过那黑暗的小阳台。他觉得她已经跟著这道光出去了。“又要出去了！”他用嘴唇轻轻地咬著她手臂上的温软的肌肉。“在家里休息休息吧。医生不是说的，顶要紧是静养。照你这样成天跑来跑去，吃药打针都是白费的。”“白吃了，白打了，你心疼了。”她把电筒的光收了回来，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扫射著。“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噢，我说错了，你不是心疼钱，是心疼我，是不是？──少肉麻些！”她突然用力把他一推，沙发旁边的一盏台灯被撞翻了跌下地去，乳黄色水浪纹玻璃灯罩砸得粉碎。“这是干什么？”志豪大声说。戈珊索性捞起一只茶杯来往地下一扔，当朗一声响，茶杯碎成三四瓣。“你不是心疼钱么？不心疼你嚷些什么？”“志豪！”他母亲在楼底下喊著，似乎有些惊慌起来。“志豪！”戈珊又抓起一只厚玻璃烟缸，对准了穿衣镜掷去。“倒要看你心疼不心疼！”她说。志豪走到洋台上去站著，靠在铁阑干上望著下面的小院子。戈珊把电筒揣在口袋里，走到那有裂纹的大镜子前面掠了掠头发，把腰带抽一抽紧，然后走出房去。她下楼，陆老太太上楼，正在楼梯口遇见了。“怎么了？”陆老太太微笑著问。“吓我一跳，听见唏玲晃朗响。”“是我砸碎了两只碗，”戈珊笑著说。“哟！让李妈来扫出去吧，在屋子里穿著拖鞋，别踩在碎磁上。”随即叫了声“李妈！”又说：“戈小姐不吃饭出去？就要开饭了！”陆老太太见了面总是客客气气，但是她对於戈珊搬进来住是非常反对的，认为这样的人“惹不起”，等於引狼入室。然而反对无效，儿子也有这样大了，管不住了，又赶著这婚姻自主的年头儿，对方又是个共产党，现在正是得势，她也只好自己譬解著，倘若有这样一个媳妇，在这乱世倒也是个护身符，不失为“以毒攻毒”。她这种心理，戈珊非常明了，并且就连志豪也不免有类似的思想。人类是奇异的动物；即使是最隐秘最真挚的感情里，有时候也会夹杂著一些势利的成分，在志豪的眼中看来，她是这城市的征服者，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是神秘英勇浪漫的女斗士。他不免有一种攀龙附凤的感觉。而最使她感到难堪的是：事实上她绝对没有他想像的那样重要。她的政治生命不过到此为止了，她自己知道。过去她为了党，把自己的健康毁了，而在全面胜利后的今日，她还得靠出卖她一点残余的青春给自己付医药费。这是她连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她总告诉自己她并不是不爱志豪。不过她实在讨厌他那种婆婆妈妈的温情。永远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的，认为於她的健康有碍。她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毁灭她的蚀骨的欢情，赶在死亡前面毁灭她。而他不断地使她记起死亡。有时候他使她已经死了，他是个痴心的婴孩伏在母亲的尸身上吮吸著她的胸乳。她是这衖堂里唯一的一个“夜归人”，隔邻都听见她每天深夜回来揿铃，叫门。今天却回来得特别早，还不到十一点钟。而且不是一个人回来。她约了刘荃到报馆里谈话，商量著编写一些抗美援朝的小册子，第一本暂名“美帝侵华史”，把近百年中国历史上一切不幸事件都归罪於美国。“美帝的爪牙是隐藏著的，不像德日帝国主义那样的显露，”戈珊解释著。他们费了很多的时间商讨怎样证明美国是德日的幕后主使人。戈珊那里有一本书可供参考，但是刚才从家里吵了一架出来，匆忙中忘了带出来，所以这时候叫刘荃跟著她回去拿。“你住在你们宿舍里么？”刘荃问。“不，我住在亲戚家里。”刘荃也没有再问下去。所有工作上接触到的同志们的底细，都不应当多打听，那是触犯纪律的。但是刘荃不免在心里忖量著，她所谓亲戚是否就是今天医院里的那个青年。他觉得很有趣。今天他在医院里透视过了，肺部完全健康，所以突然感到轻松起来，彷佛白拾到了几十年的光阴，心情很闲适，到哪里都像是观光性质。戈珊这家亲戚住的是半西式衖堂房子，由后门进出。有一个女佣来开门。戈珊领著他进去，一同上楼，一面听见楼下房间里一个老妇人高声间：“李妈，是谁呀？”“是戈小姐，”那女佣回答。称戈小姐而不称同志，可见是一个标准小资产阶级家庭，刘荃心里想。楼下的穿堂里放著一只旧式的衣帽架，两边的房门都开著，射出灯光来。有一间屋子里开著无线电，是提琴独奏，那音乐很是凄凉宛转。戈珊一听见志豪的屋子里开著无线电，就知道他算是负气，不在楼上等著她。那乐声越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越使她觉得讨厌。到了楼上的房间里，戈珊把电灯一开，看著地板上的碎磁片倒是都已经扫乾净了。她让刘荃坐下，把那本书找了出来递给他。“你先大略地看一遍吧，有什么疑问，可以现在就提出来，大家研究研究。”她掏出香烟来敬了他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烟，向一张沙发椅上一坐，身子直溜下去，像是疲倦到极点，两只手插在裤袋里，两只腿平伸出去，伸得老远。那女佣忽然出现在门口，但并不是送茶来。她咳嗽了一声，说：“戈小姐，听电话。”戈珊一看她那尴尬的脸色，而且明明没有听见电话铃响咎，就猜著一定是志豪派了佣人来，借著听电话的名义把她叫到楼下去，好和她吵闹。她知道他一定觉得很刺激，时间这样晚了，她还把男朋友往家里带，已经过了十二点了，他的无线电也已经停止了。当著刘荃，她自然不便说什么，只得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却随手把房门带上了，就在门外向李妈说；“不管是谁，你去替我回掉他，就说我这会儿办公呢，叫他明天再打来。”“我搞不清，您去跟少爷说一声吧，”那女佣嗫嚅著说：“是少爷叫您出来──”戈珊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告诉你人家这会儿忙著呢，还尽著罗唆！给我回掉他就是了。”这两天天气炎热，一关上了门，房间里就感到闷热，刘荃心里想她出去的时候带上门，大概一定是他们的电话就装在二楼的过道里，她不愿意让人家听见她说话。等到她进来的时候，仍旧随手关门，他却并没有注意到，因为这时候另有更可注意的事发生。她一进来就走到他旁边，在他的沙发扶手上坐下了，低下头来看他那本书看到了什么地方。这本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她那件列宁服里面似乎没穿衬衫，又少扣了一只钮子。从这角度过去，看得非常清楚那深Ｖ字形的衣领里掩映著的两只白腻的圆球。那是阳光晒不到的地方，皮肤由微黄泛入洁白，正像蛋卷里托出的雪糕球。刘荃当时仅只是感到震动与恍憾，像一个小孩在橱窗里看见奶油蛋糕，忽然发觉橱窗上并没有装玻璃，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了。他如果马上赧然站起来就走，他觉得未免太滑稽了。而且他也像一切天真的人一样，有一种好胜的心理，不愿意被人家知道他的天真。他要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彷佛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然后借一个藉口，很自然地站起来告辞。戈珊彷佛嫌坐得不稳，伸出一只手臂来搭在沙发背上，另一只手伸到刘荃前面来替他掀著书页。那本书渐渐地越写越不通了，莫名其妙，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刘荃的肩背上彷佛热烘烘地贴著两只灯泡。然后他忽然发现她掀书的那只手被他握住了。他听见她笑。她的笑声那样近，近得只是一阵暖热的鼻息，然而那声音听上去又像是异常遥远，像是云里雾里隐隐听见一种金属品的叮当。她挣扎著不让他抚摸她的手臂，但是越是挣扎，接触越多，他甚至於可以分明地感觉到那两只乳头，像柔软的掀起的小嘴，钝钝地在他背上擦来擦去。他突然阖起书站了起来说：“我得要走了。”“为什么突然要走了？”她微笑著望著他，搭在沙发背上的一只手臂折过来，把香烟送到嘴里去吸了一口，不经意地弹了弹身上的烟灰。“回去太晚了，宿舍叫不开门。”他检点刚才记的笔记，折叠起来夹在那本书里。有一张纸，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风吹到阳台上去了，吸在铁阑干脚下贴著。他走出去拾。戈珊把他的帽子从桌上拿起来，顶在手指上呼呼地旋转著玩，也跟到阳台上来。刘荃伸手来接帽子，她却把手一缩，藏在背后。他伸手来夺，她从这只手递到那只手。他抢帽子的结果却是抱住了她，他自己不知道抱得多么紧，只觉得在黑暗中她压在他胸膛上，使他不能呼吸，像一个绮丽而恐怖的噩梦。“为什么突然要走了？”她仍旧问。他觉得她在笑他。当然她知道他要走是因为冲动得太厉害。他一次次地吻著戈珊的腮颊与耳朵，与肘弯里面。他自己觉得很奇怪，在这样的狂热里，仍旧有一部分的脑筋清醒得近於冷酪。他不吻她的嘴唇，因为她有肺病。刚才在她房间里看见许多瓶瓶罐罐，PAS与肺病特效药。同时他也感到不安，那阳台上虽然黑暗，房间的灯光正把他们的剪影映在一个明亮的背景上，而且他开始注意到楼下的小院子里的人──黑暗中现出红红的一点火星，是香烟头上的火光。的确是有一个人吸著烟走来走去──现在似乎倚在铁门边。“楼底下有人，”刘荃低声说：“看得见我们。”“去把屋里灯关了，不就看不见了？”他真的去关灯。“你知道开关在哪儿吗？”戈珊一路笑著，也跟了进来。“别揿错了叫人铃。”“你就说得我那么糊涂。”一片黑暗拍地打在脸上。戈珊不知道在哪里。他几乎绊倒了一张椅子，终於在房门边上捉到了她。然而这间房间里电灯一灭，简直像一个信号似的，立刻把楼下的志豪召唤了来。有人在外面敲门。“你看，一定是你刚才揿了铃，把佣人叫上来了！”戈珊吃吃地笑著。“没有没有，我没有！”敲门之外又霍霍地旋著门钮。幸而刚才电灯一灭，戈珊就去把钥匙转了一转，把门锁上了。“什么事？”刘荃轻声问，心里却已经明白了一大半。“失火了？”他嘲笑地问。“也许，”戈珊说。“那是什么人？”“管他是谁！怎么，你害怕？”“我怕什么？”“不怕，那你老问干吗？”蓬蓬蓬，更加疯狂地拍著门。这样才够刺激，戈珊想。她在黑暗中像是关闭在一只丝绒垫底的神奇的箱子里，在波涛险恶的海洋上飘流著。真正的危险是也没有的，她知道志豪的为人。小资产阶级的文明限制了他，他失去理性也只到这地步为止，徒然在仆役面前出这么一场丑，决不会再进一步拿斧头来砍破房门。明天一早她送刘荃出去，也不怕楼梯口有人握著手轮躲在阴影里等候著，但是也难说，有时候狗急跳墙，把人逼到真正无法下台的时候，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她喜欢危险的气氛，它使她身上每一根神经都苏醒了过来。刘荃这小傻子也实在是可爱。而且她知道，对於他，她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女人，至少是第一个裸体女人。她做了他的夏娃。此后刘荃没有再去找她。他告诉自己这仅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如同汽车肇事。但是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想到她。不一定想到她这人，而是单纯作为一个女人的肉体。他对自己这种心理觉得惊讶、羞惭，但是也拿自己没有办法。戈珊曾经打电话给他，说她搬了家，把她的新地址告诉了他，他也没有打算去。但是有一天终於还是去了。戈珊在一家白俄咖啡馆背后赁了一间房间住著，那白色的房子后面架著个小楼梯，绿漆铁阑干，水泥梯级，一直通到她房门口，所以也可以说是独门独户。大概她也就是图它进出方便。房间是阴暗而不整洁的，苍绿的粉墙，椅背上与床阑干上永远挂满了衣物。到处是污秽的玻璃杯，一撮撮的烟灰。阳光蒙蒙地从紫红布的窗廉里透进来。在那薄明中，这一切是有一种浪漫气息的。刘荃每次抽空溜来一遍，永远是在上午或是午后两三点钟。戈珊这样干报馆工作的人是以昼作夜的，他来的时候她总是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来开门。他走的时候她又在酣睡著。他觉得他只生活在她的梦境中。一天到晚昏天黑地的鬼混著。想到黄绢的时候，他觉得说不出来的惭愧，但是心里的矛盾太多了，不愿意想到的事情也太多。也就像“蚤多不痒，债多不愁”一样，日子也就这么过下来了。这一天下午，他为了一点公事，到楼上赵楚的办公室里去，在房门上敲了两下。里面一只摇头电扇嗡嗡响著，他彷佛里面叫他进去，只是被风扇的声音盖没了。他把门一堆，却怔住了，看见赵楚与周玉宝夫妇俩郑重地握手。这赵楚生就一张赤红的长方脸，粗浓的眉毛，也说得上一貌堂堂，他微微躬著身，放出那最诚恳最热烈的笑容向他太太望去，玉宝也浓浓地堆出一脸笑容，眼睛里射出愉快的光辉，两人紧紧地握著手，一上一下用力摇撼著。刘荃急忙把房门轻而缓地掩上，没关上之前，听见玉宝在说，“再来一遍。”“来，拥抱一下，”赵楚说。刘荃知道他们演习的是俄罗斯式的拥抱，很快地把两边面颊各吻一下，这是现在通行的国际友人间的仪节，讲究的是抱得要紧，吻得要快。难处就在谁先吻谁，不经预先约定，而又一味要快、快、快，很容易双方的动作起冲突，撞痛了脸和鼻子。在宾客众多的大场面里，大家蜂拥而上，一连换上一二十个人，都是刮辣松脆左颊一个响吻，右颊一个响吻，把头左一转右一转，真要转昏了。的确需要事先下一番苦功练习。刘荃并且听见说，中共最重视的就是酬应苏联友人的礼节，一点都错不得。中级以下的干部，稍有一点失仪的地方，当场就会吓得魂不附体，知道要受最严厉的处分。就连赵楚这样有军功的人也不是例外。想必他们夫妇总是要赴什么重要宴会，所以在这里私下演礼。刘荃捏著一把汗走下楼去，心里想幸而没有被他们发觉。如果知道被他看见了，不一定马上当面发作，但是总有办法收拾他的。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有一会工夫，忽然有个通讯员来叫他。“周同志请你上去一趟。”刘荃不觉皱眉，心里想到底还是被她发现了。他惴惴地走上楼去，来到玉宝的办公室里，她却是一个人在那里，此外还有一个裁缝。玉宝这一向常常叫裁缝来做旗袍，在举行晚会的时候穿，特别是有国际友人在座的场所，这也是最近一般政府首要的爱人间的一种风气。这裁缝是苏州人，和玉宝言语不通，所以总是把刘荃叫上来当翻译，刘荃勉强可以说几句上海话。这一类的差使总是落在他头上，张励还因此取笑过他，屡次说：“上司太太这样离不了你，你小心，上司要吃醋了。”“上司倒不一定吃醋，”刘荃心里想：“同事倒吃醋了。”这一天他看见那裁缝在那里，方才放下心来。裁缝送衣裳来，他那大白包袱里还包著些别的主顾的衣服，内中有一件织锦缎旗袍，被玉宝看中了，叫刘荃问他这衣料什么地方有得买。那裁缝身材矮小，一张柿子脸，又是黄橙橙的横宽的“铜盆柿”？脸上永远是一种微带讽刺性的微笑，穿著一身旧绸衫裤，背剪著双手站在那里。“这种花样外面没有的，”他酸溜溜地微笑著说：“毛主席太太在杭州一家厂家定织了一件。一共两丈料子，剪剩下来还够做两件，这是此地一个银行经理太太买到了一件。”刘荃觉得替他照翻不大妥当，但是玉宝一味追问，刘荃只得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又说：“这话毫无根据。可能是个那主顾吹牛。”玉宝却说：“听说北京她们是穿得非常讲究。应该的嘛──一天到晚有国际友人请客应酬，不然气派不够。现在人民生活改善了，大家穿得好些也是应当的，上级应当起带头作用。”她把那件旗袍摊了开来，仔细翻来覆去看著。“国际友人尤其赞成织锦缎，”她说。这是件黑缎子上面织出小小的金色花瓶，隔得不远不近，八四平八稳一只只一寸来高的金瓶。空处穿插著一些金色云头，与短短的金色飘带，排列得很扳滞。但是就连刘荃这样外行的人看来，也觉得确是花样别致，似乎从来没有看见过。那裁缝的话大概是可信的。裁缝早已把玉宝新做出来的那件花绸旗衫拣了出来，放在沙发上。“好，好，你们都出去，我试衣服，”玉宝说。她撵他们出去，那裁缝却先忙著把那件名贵的织锦缎袍子折叠起来，收到包袱里，把包袱一扎，提在手里匆匆地往外走。“干吗带出去？这么一会儿工夫，搁在我屋里不放心呀？”玉宝生气地嚷了起来。那裁缝也确是怕她要拿著穿一穿试试，他尴尬地苦笑著，喃喃地连声说“哪里哪里，”把一个柿子脸撮得像个柿饼似的，灰暗而有深的皱摺。刘荃乘她那一撵，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黑色的背景上，小金瓶的图案……他常常想起它。其实毛主席的爱人在杭州定织几件衣料，又算得了什么，究竟他们并没有像满清的皇帝制定一个“江南织造”的官衔，专司供应御用衣料。他们这并不算怎样豪奢的享受，不过他想到他们这一点享受是无数中国青年的血换来的，他不由得痛心。玉宝积极准备著参加的那宴会，就在这两天内。在宴会的次日，玉宝又为了要出席一个会议，叫刘荃给她拟一篇演说稿。他拟好了给送上楼去，却老远就听见赖秀英的声音在玉宝的办公室里，两人一会率率索索，一会又大说大笑的，似乎亲热异常。刘荃非常诧异，因为一向知道这两个人是水火不相容的。“真没瞧见过……”“还扭上去朗诵普希金……”“──进『破鞋』！”老区称荡妇为“破鞋”。她们似乎是在议论著昨天宴会上的一个浪漫的女性。有了一个共同的攻击目标，无怪她们同仇敌忾起来，忽然谈得这样投机。“真不要脸！你看见她对那苏联专家那神气？”周玉宝说：“净找著他闹！”刘荃走了进去，玉宝就接过那篇演说稿来看。赖秀英还在旁边说：“她自己也灌了不少伏特加。”刘荃一离开那间房，又听见赖秀英带笑高声说：“是他们社长说的：『我们的戈珊同志不会说俄文哪？──人家眼睛会说世界语！』”“还他妈的怪得意的呢！”周玉宝说。刘荃怔了一怔，心里想原来是说戈珊。“他们社长”总是解放日报的社长了。他虽然明知道戈珊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听见这些话，不免总觉得有点刺激，当天下午就借了个藉口溜出去看她。已经快到她上报馆的时候了，她还没有起床。“酒醒了没有？”刘荃微笑著说，在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也没喝多少。”她咳嗽得很厉害。“你消息倒灵通，怎么知道的？”“那苏联专家告诉我的。”戈珊稍稍呆了一呆，随即笑了起来。“别胡说八道了！”“怎么？就不许我认识个把苏联专家？”戈珊恨恨地横了他一眼。“我不懂世界语，”刘荃笑著说。“什么？”“世界语我没学过，你用眼睛对我说话是白说了。”戈珊探身过来打他，用力过猛，往斜里一裁，倒在他的身上格格地笑。“你这家伙真可恶，越学越坏了！”“跟谁学的？”戈珊嗤嗤地笑著。“我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她把头枕在他膝盖上，仰著脸望著他，伸手抚弄著他的面颊。他扳开了她的手。戈珊知道他心里仍旧感到不痛快，就噘起了嘴说：“不行，你得告诉我，是哪儿听来的这些话。”“我不是告诉你了么，是那苏联专家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