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棵梨树是一九六六年被移进这个院子的，九年后，七五年，他出生。它是一棵生长迟缓的树，所有关于种树的农事谚语在它身上统统没能应验，而它之所以没有被早早砍掉，是因为人们终于习惯了它的存在，当然，也不排除一点小小的好奇心。在前十四年当中，它经历了三次冰雹，一次火烧，还有一次，它差点被羊啃断。一九八一年，它开始开花，以后也还是每年开花，却从不结果。一九八二年，他七岁，它已经长到近四米高，春天的时候，花开得密不透风。他家是在一九八年搬来这个小院的，那时他已然进入小学，他是个苍白、乖巧、听话的小男孩，从不和人打架，提前入学除了使他变得沉默寡言、信心不足之外，似乎没有更大的影响。然而它一开始就感觉到了：他是那种人，或者，终将变成那种人，一部分在这里，一部分不在这里。这种想法使它期望被他注意，一年后，它开了花。在这期间，这个院子里发生了许多事，男女主人每隔三天的争吵，女主人进了医院，又生下一个男孩，男主人的侄女搬来和他们同住，他们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小男孩进入二年级，开始记日记，写作文，第一次作文，他写了它，题目是《我家院子里的梨树》。他还会做出一些不属于这个年龄的事，比如，在旷野里独自游荡，对着坟墓说话，用一把铅笔刀试图自杀，还有，那种对父亲威严的惧怕，每当他听到门口传来父亲的脚步声，他就开始紧张不安，试图找个地方躲起来。它在四米高处俯瞰着这一切，它知道这种威严的阴影将笼罩他一生，使他只可能爱上哪些强健、专横、深不可测的事物。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改变了它和他的关系。那天夜里，他从外面回到家里，看见了它。他看见它的枝条不再像平时那样服服帖帖，而是像通了电，像海中生物的触须在海水中摆荡一样，带着醉意，狂乱地伸张翕合，它的每一片叶子都在痉挛，每一朵花都在扭曲着脸嘶叫，天空中好像密布着涡漩，而涡漩的中心就是它，它看到了他，却不能自制，它知道他已经感受到了秋天的炯炯、清寒的气息，感应到了在清炯的荒野和幽深的山与海中间，有些事物在滋长，在酝酿，有些阴郁的力量，在逼视着灯火辉煌、浑然不觉的城市，他终将变成一个忧郁的人。事实上，他所感受到的比它想到的还要多，首先是恐惧——那恐惧不是因为弟弟的出生，不是因为害怕失去爱，失去庇护，而是对于这棵梨树所代表的未知的力量的恐惧，他的脸变得煞白，而后又变得青紫，呆立片刻之后，他踉踉跄跄地撞进屋子。随后，屋中的人一拥而出，来到树下查看，当然，他们一无所获，人们开始嘲笑这孩子胆小，没出息，看见树的黑影都会害怕，有人说老人常说孩子会看见些大人看不见的东西，但随即就被人否定了。那孩子站在人群里，眼睛格外明亮，他感受到了它的沉默所表达的蔑视：你告诉了他们，他们也不会相信，你带领了他们，他们也不会知道。几天之后，屋子里一如既往地暴发出争吵，他被撵了出来，伴随着屋子里的吼叫：“滚出去，再别回来！”他站在院子里，远远望着它。后来，他走过来，抱住它，把身子紧紧贴在它身上，把手指伸进每一道裂缝探寻。它以它的繁茂、强壮、深不可测赢得了他，征服了他。这样的争吵越来越多，他的拥抱也越来越熟练。一九八四年，夏天。院子里开始有陌生人出入，他们要搬走了。秋天，它第一次结了果，只有一个，青红，发硬，最后落在树下的草丛里。他拣到了这个果子。冬天，他们离开。十三年之后，九七年，他开始写作，却从未写过它，经历了生病，绝望，爱，他已经如它所愿，变成为一个抑郁的人，他无法和人建立亲密的联系，无法通过通常的途径来了解人，除了拥抱，炯炯地睁着眼的拥抱，和永恒的、对隐秘爱情的饥饿感，他混迹在人群之中，努力地使自己不被发觉。χ米χ花χ在χ线χ书χ库χ BOoK.MihUa.nET而它还停留在北方，停留在北极星炯炯照临的地方，饱含着汁液，在夜空下，在大地上招展。他爱它，这隐秘的爱至死不渝。钢铁工厂“走，跟我拉石头去！”“在哪？”“沙漠里。”七岁的时候，暑假的某一天，住在我家的小舅舅，开着他的卡车，拉着我，去策勒县城外的沙漠里拉石头。走出县城，走过防风林，继续往前，直到县城变成天空下面一撮小小的墨绿色。一个小时后，车停在了沙漠里一片小小的绿洲外面，绿洲边上，有一条干掉的河，河床里满是鹅卵石。穿过河床，是白杨树、榆树、槐树、沙枣树、核桃树组成的绿荫，绿荫里，有一些高大的房子，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个池塘。舅舅指挥着工人们从河滩里抱起鹅卵石扔到车上，开始，是鹅卵石砸在铁皮上的声音，然后，是鹅卵石砸在鹅卵石上的声音，那种声音，让人非常不舒服。每砸一下，耳朵和心脏都会随着那声音激烈地跳动一下。我离开卡车，向着那片绿洲走过去。池塘的水非常浑浊，深绿色，看不到底。我在池塘边蹲下，往水里看，一些虫子在游动，像鳖，黑色，有很多脚，我拔了一根草棍，拨动那些虫子，那些虫子开始拼命划动那些脚，我顿时觉得非常恶心。池塘边的房子是一个小型铸造厂，厂房很高，墙壁涂成青灰色，第二层的玻璃都是破损的。一些榆树从破损的地方，把枝条伸了进去。我推开一扇沾满油污的小门，等到眼睛适应了里面的黑暗，慢慢走进去。许多我不认识的机器，许多地沟，还有巨大的轰鸣声，人说话的声音掺杂其中。我小心地绕过那些机器，觉得自己不该往前走了，但一种让我反感的力量却推着我继续走下去。厂房是狭长的，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工人们穿着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工作服，站在通道两边，当我走过的时候，他们回过头来，漠然地盯着我看，脸上沾满尘土和泥灰，颧骨高耸，嘴唇厚实，眼睛晶亮。我走过很多门，很长的通道，通道两边，永远站着一样姿势的工人，穿着一样脏污的工作服，缓慢地转过头来，漠然地看着我。最可怕在，我知道哭是没用的，我已经被看到的一切吓得魂不附体，却还是身不由己地走下去。还是相似的机器、通道，相似的工人，和漠然的眼光，这个工厂也许是一节节无限重复的空间。直到小舅舅的手突然拉住了我。当天晚上，这个梦来了，从此再没离开我：我在一座高峻的钢铁工厂里行走。我要说的是，它也许在每次出现时，会有细节上的差异，但总是在那种光线下，在那种地点：晦暗之中的，无人的钢铁工厂。最起初,我总是身处一座空旷无人的城市，它们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异常宽阔的、足够几十辆车并行的马路。我被一种令自己反感的吸引力催促着往前走，知道无论怎样都会到达那个地方。我努力地记下路两边建筑物的所有特征，同时却有一个恍惚的、来历不明的想法告诉我：我不可能第二次走上这一条路。它仿佛具有博尔赫斯笔下那些路径的迷宫性质，连路两边的建筑也只是为了我的这次经过而存在。在我行走的过程中天色开始变得昏暗，这种昏暗好像不是因为日落或是天气的阴晴，而是一种被操纵和被调解的光线——有种力量始终在注视着我的行动。我再努力地追忆我当时的衣着也是枉然，梦在那里缺失了，被擦掉了，尽管我的衣着或许能说明我当时扮演的角色，并为我行动的动机提供线索，但梦在那里被擦掉了。钢铁工厂就在天色最晦暗的时候出现。它的形貌——厂房异常高大——灰色——窗子极为狭长——玻璃破损——还有那无处不在的灰色。它所引起的感觉，犹如爱伦-坡在《厄榭古舍的倒塌》中描绘的：“不知怎么回事——第一眼瞥见那座府邸，就有一种令人难受的忧伤感渗入我的心灵。我心头有一种冰冷、低沉、要呕的感觉——一种不可填补的思想上的阴郁……”天色在这种哀愁与荒寒之中变得更为阴沉，此时我已经置身于工厂内部——进入的过程也缺失了。厂房的穹顶，犹如在外边所看到的那样，极为高远，隐没在黑暗里，从窗子里透进了蓝灰色的光线，光线中的灰尘是静止的，绝无涌动的可能。我绕过那些沾满油污——而不是铁锈——的机器，地上同样有沾着厚厚油污的枕木、钢管，以及用水泥砌出的沟渠和深井，同样地，也被乌黑的油水覆盖。在我专注于在这些障碍物间行走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恐慌，然而稍后，这种恐慌就如滴水进入了油锅，在刹那间便扩散到我身体各处，那不是苦痛，也不是焦虑，那是一种被禁闭的预感，近似于被窒息致死前的抓挠。一些我所熟悉的面容和记忆片段在那一刻轰然前来，成团，成块，不可辨识，发出种种不可言说的、杂乱的、混沌的声音，起伏，旋转，并且在它周围形成涡流。这种窒息感达到顶点的时候我的愿望得以达成，我或者醒来，或者已然离开了厂房内部。天色更为晦暗，四处是污水、沟渠、粪迹、沾满油污的手套和工作服。我望望远处，大气中有深蓝色的、半透明的、宛如果冻的物质，无声地、颤动着下落，落在远处荒凉的山上。我开始留恋那种濒死般的、窒息的快悦。醒着的时候，我四处寻找我在梦中所见的那个城市，那个工厂，我总疑心，那是关于我的生活的一个重大的预兆。我在许多城市见过相仿的道路，见过相似的工厂，但没有哪个，和我的梦境完全相符，在德尔沃的画里，也有相似的地方，但那还不是我的梦境。但是我又怎么能肯定，那只是一个梦境呢？也许，那是另一个空间，另一个世界，我正生存在那里，梦见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的我。我是被别人梦见的。我对那个梦见我的人满怀眷恋。但是，也许他像那些早已死亡的星辰，早已不存在，但光芒却在宇宙间漫游，并且终于被我接到。我满心都是凄凉的温柔。我知道我的光芒还在宇宙间孤独地奔走，在亿万光年之间，在星辰和陨石之间，终于没有落脚的地方。不是普通的纸，这种足以引起我的迷恋的纸，我对它有质地上的要求，我希望它是挺括的，坚硬的，洁白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只有这样的纸张，在被揉皱之后，才会有轮廓清晰的折痕，在这些折痕的边缘，向着较为平展的地方延伸的部位，还会有一种冷色调的、逐渐变淡的阴影，这种阴影会因为纸的质地、光线的影响，有时候呈现为淡绿色，有的时候呈现为浅蓝色，而呈现为淡棕色的那种，最不为我所喜。纸张具有的某种诡异、凛冽、发散般的灵性，只有冷色调才足以代言，一旦它有了那种淡棕色，立刻显得愚笨、沉重。这还没完。如果仅仅是一张揉皱了的、洁白的、坚硬的纸，还不足以让我对它大肆言说。我为什么要求它是被揉皱的，这意味深长。我希望那是一张擦拭过血迹后被揉皱，团成一团的洁白的纸。1米1花1在1线1书1库1 t血迹必须隐藏在这个纸团的核心，不将这个纸团全部展开，就无法看到这些血迹。先把纸团掰开，像掰开一个纹理错综复杂的大脑或者核桃，如果有血迹，在那时候就可以看到一点了，多半是血迹的边缘，擦拭伤口的时候，最后留下的一点擦痕。纸团在手底下发出轻微的悉簌的声音，血迹一点点展开，沾到血迹的地方，纸张说不定会粘连在一起，不得不把它小心地撕开，血迹的完整会被破坏一点，这是我最无法忍受的。终于，纸张带着折痕在手下展开，纸张上的全部的血迹，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令人有轻微的不适感。这些血迹，因其形状，常常让我联想起地图，如果是新近擦拭过伤口的，血迹就是鲜红的，时间越久远，颜色越深沉，血迹渗进纸里，把纸的质地显现出来，丝絮，或者大小不一的颗粒，这是一张紫红色或者桃红色的地图，令人作呕的地图，恬不知耻地居住在一张洁白的纸上，指示着它擦拭身体的时候，伤口的位置，大小，手指旋转、抹拭的方向，以及皮肤以下的薄膜、肌肉被异物接触的疼痛。它必须居住在洁白的纸上，它的下贱、被遗弃和纸张的高贵、洁白之间，有个刀锋般的距离。它连累了纸，成了纸团中间肮脏的秘密，甚至，替代了纸张的诡异、凛冽的灵魂，成为这个纸团的肮脏而兴奋的灵魂。从纸张的这样被使用，你可以想到，这种迷恋绝不是诞生于这个物质丰裕、连最细小的生活需求都被照顾的时代，它很久了。在我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胶布，没有药水，我们是一群干净的穷孩子。我们很容易使自己受伤，被课桌碰到，树枝刮到，带倒钩的铁丝网刮到，立刻在身体上划开口子，身体里的这种暂时被包裹着的液体，立刻汩汩而出。我们还处在对身体着迷的年纪，一旦发觉这个躯体由自己指挥，归自己使用，就全盘接受了这个第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来自身体内部的一切东西，我们都不觉得污秽。身体上的伤口，我们统统用纸张来擦拭，作业本上随意扯下来的一页，甚至书的封皮，都可以用来擦拭血迹。擦拭过血迹的纸，有人团成一团把它扔到教室后面，有人把它久久地放在铅笔盒里。有个粗壮的男孩子在我们班上，他是菜农的儿子。在家里干农活，然后每天走很远的路到学校来，所以，他有着我们都没有的粗壮的小腿，皮肤也晒成棕黑色。在我们都还留着长度适中的头发的年纪，他就像成年人那样，剪着刚硬的寸头。他自己也很知道他所应该骄傲的是哪些地方，所以，他经常挽着裤腿来到学校，在炎热的夏天尤其如此。他常常给我们看他腿上留下的伤口，那是在菜地里被红柳枝刮到以后留下的，或者是在爬树时候蹭到的。他指着这些伤口，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表示，那样一点也不疼痛。毫无疑问，他也用纸张擦拭血迹，我不止一次看到他擦拭血迹的样子，他总是把平展的纸接在伤口下面，任由血液流到纸上，那些血液流动的速度真是惊人，很快，一张纸就盛不下那些血了，他立刻再换一张纸，要不了多久，他的身边，就丢满了沾着血的纸张，他从不把这些纸团成团，像我们那样对血有种带着羞耻和污秽的自尊。他也保留擦染有血迹的纸张，大方地展示给别人看。保留这些东西，也许还有一种隐秘的因由，我们希望来自身体内部的东西，能够留下它的形状、气味，小孩子是最彻底而自然的自恋者。还有，血液所代表的勇气，产生血液时候的疼痛，是小孩子所追求和用来炫耀的一种小规模的男子气概。也许是这样。妈妈在政府当秘书，我从来没有缺过白纸，我用白纸擦拭血迹，毫不吝惜，然后，再用一小块纸贴在伤口上。沾染着我自己的血迹的纸，都被我久久收藏，我用手指沾着唾液，化开一点血迹，让后把手指送到嘴里去，那种腥气的确不同于我们所应该送进嘴里的一切东西，但我忍着，心里有点秘密的喜悦，我感觉到了自己对自己的好，自己对自己的亲密。在知道了人会死去之后，我无比需要这种亲密感，来暂时破解一下我的孤独感。我还会等到血迹全干结以后，用铅笔细细地在血迹上勾上轮廓。带血迹的纸张是这么肮脏而亲密的一件玩具。但是，那种想要知道他人的血是怎样的感触一直是在的，想要窥看他人擦拭鲜血的欲望也是一直在的，那些血迹在纸团上留下了什么样的形状，还有，那些血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和它的被丢弃之间，那种肮脏的联系，一直令我着迷。把自身的血丢在外面，和把自己最不可告人的秘密丢在外面是一样的。久久凝视一个擦拭过血迹的纸团，我分明感到，他的主人把最不应该泄露的情报遗留给了他人，任由他人处置。我站在那些纸团前面，已经想象到了自己打开纸团之后的轻微的恶心，仅仅是这种带着想象的凝视，已经让我对它的主人有所了了解，而且，因为对方不知道这种了解的存在，我更加安全，更加肆无忌惮。某天下午，菜农的儿子带着伤口回到教室了，撕扯纸张的声音之后，我知道他留下了些什么。打扫卫生的时候，我从教室的后面扫起，先把那些纸扫进簸箕里去，用灰土和各种垃圾盖在那些纸的上面，污染来自他身体的东西的快乐难以言喻。被他霸道地推搡和嘲笑的不愉快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些被同伴们丢弃在一边的纸团，和我想要打开那些纸团的愿望却是一直在的，直到很多年后，直到别的东西取代了它。壹：1号病1982年秋天，一个传说在和田和周围的几个县城悄悄蔓延：1号病来了，有人死了。病来自旱獭、血红的天空。在这个据说能够生产出全中国最甜美水果的地方，苹果突然卖不出去，葡萄也没人敢吃。和田街头，出现了一群背着喷雾器喷射药水的人。但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的置若罔闻，我们怀着一种奇怪的自信，我们确信，死亡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我们的世界是干净、清爽的，似乎，我们在面对瘟疫时候的那种傲慢，就是一种保证、一种隔膜，能够确保我们被隔离在干净的此端。妈妈照旧上班、下班，带舅舅们去相亲。洗得晶亮的水果照旧每天摆在桌子上。两个月后，传说平息。贰：肺结核1983年秋天，和孩子们在河边打闹的时候，有个顽皮的邻居家的孩子——他叫刘一多，现在是和田地区十大杰出青年——把一桶水泼到了我身上。晚上，我开始发烧，但三天后，妈妈和姐姐（她是医生）发现，我晚上的体温总比下午高。去医院检查，我得了肺结核，每天要去医院打链霉素，吃雷米封。医院就在我们大院隔壁，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整个院子因此阴森森的，白杨树林子边上，种满了玫瑰树，见不到阳光，所以从不开花。我们也从不去医院院子里玩。但那半年里，我却得每天穿过白杨树中间的小路，去医院打上一针。时隔二十七年，我都记得，打针的屋子，是在走廊尽头。但护士的面貌，却已经模糊了。班上也有同学得肺结核，是本地人，女孩子，没去医院治疗，而是沿用土方，在背上涂满鸽子血，翻单杠的时候，她的衣服翻了上去，露出了干硬的、紫黑的血迹。在家里，我获得了空前的待遇，家人对我说话都变得柔声细语，我经常可以吃到各种好东西，而且独我一份。有一次，妈妈炖了一锅肉汤给我喝，味道鲜美到至今难忘，她告诉我，那是天山上的雪鸡肉。半年后我病好了，她告诉我，那其实是刺猬肉，他们听来的偏方。肺结核以及这种待遇，使我产生一种奇怪的虚荣：我和周围的同学是不一样的，我有一种他们没有的东西，不显眼，但是惹人注目，无害，但足以自矜。多年后，我都为自己的这种虚荣耿耿于怀，直到我读到三岛由纪夫的《盛夏之死》，男主人公的妻儿在海中游泳时丧生，他在去办丧事的路上，在悲伤难抑的同时，却也在想，他的遭遇使他和周围的人不同，他有一件隐秘的、值得自炫的事情附着在身上。2003年，非典期间，身处西部内陆的我们的日程，是这样的：早上去单位点卯，或者干脆不去——大部分日常事务都被取消了，中午午睡之后，就去河边喝茶，晚上去赴饭局，然后去酒吧——以前我们从没这么热衷于玩乐过。非典给我们造成的便利就是，去任何地方都不需要提前预定和占座，甚至给我们的狂欢和放纵提供了借口——因为有惘惘的威胁，所以要尽力提取欢乐。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人身上会酿就不同的反应，因为刺激的程度绝不相同，也或许是，在觉察到世界的威胁时，我们会尽力将这种威胁扭曲、将它原来的意图曲解，以此形成一种保护性的隔膜。当非典看起来不是原来的样子，甚至促成了狂欢的时候，它的伤害就变小了。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得距离它很远。在2003年夏天，在兰州，我们确实貌似离它很远。直到夏天的某一天，我感觉到了它的近。那天，我和朋友去近郊的地方游走，那个地方，叫刘家堡、崔家庄、桃林村，那里有几千几万亩桃林和枣林，我曾经在小说里描述过那里：“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些小巷和果园，还有那条大河。在我意识到它之前，它已经存在了许多年。它为两岸带来了淤泥、垃圾、动物的死尸、奇异的植物，它带走了泥沙、种籽、在水面漂浮已久的污油，它也给两岸带来了适于种植果树和蔬菜的土地。一棵桃树的长成需要三年，一棵枣树的长成则需要稍长的时间。在它们再也结不出果子的时候，它们将被砍下，它们深黑色的枝干在房前屋后沉默着，在夜里像是些巨大的怪兽。他们，刘家堡所有的居民，都是些菜农或是果农。起初，他们还能控制那些树苗，可最终，每棵树都长成了巨大的、深不可测的怪物，它们仿佛和地下某种可怕的力量接通了，在清晨或是黄昏紫色的微光里，它们缓缓摇摆枝条，发出种种不可辨别、无从模拟的声音。人们从那些树间走过去，就像是被那浓绿吞噬掉了，被生存吞掉了，被自己吞噬了。”“还有，就是那随处可见的垃圾。废弃的地膜塑料、农药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废轮胎、胶皮桶、动物死尸在整整一个夏天的腐烂过程中从不间断地发出臭味。西红柿、茄子、番瓜的菜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被堆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那上面没有被摘掉的果实发臭、腐烂、干枯。”而那天，我们从公路边上的白土路走进枣林的时候，并没有人拦住我们，那还不是枣林的核心，枣树都非常矮小。渐渐地，枣树越来越高大，我们快要靠近村子了，就在那里，在路口，摆着一张小小的木桌子，一个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坐在后面，用一种慎重的语气，向我们发问：“你们要去哪里？”我们告诉他，我们是来散步的。他照旧用那种慎重的语气说：“不能进村子，村子不让外人进。”我们简单地解释了几句，他加重了语气：“绝对不行。赶快走。有狗呢！”我们转身离开，沿着来路返回。我回头看了看他，深绿到近乎黝黑的巨大枣树下，他坐在那里，小小的桌子，小小的人，还有他那种慎重的语气，等待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在枣林深处的，下一个闯入者。肆：牛瘟2007年，我频繁地回到当年暂居过的小镇。四月的一个晚上，我乘着出租车再去那里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告诉我，那里爆发了牛瘟，但不会传染给人，问我是不是还要去那里。我说去。在唯一的一个路口，搭着一个临时帐篷，吊着一盏灯，有三五个中年男人住在那里，登记来往车辆和行人，一架收音机在嗡嗡地放着秦腔。帐篷前铺设了很多草垫子，喷洒了浓浓的药水，车辆和行人必须在那些草垫子上走过，算是消毒。我做了登记，司机是本地人，不必登记，他在车上抽着烟，等着我。在填写经过理由时，我写：探亲。车又开了，我回头看，漆黑的旷野里，四下无人，只有那个帐篷亮着灯。在这世界上，我们所能控制的领域，大概也只有那个帐篷那么大吧，而周围，都是未知的、漆黑的荒野。愈禁忌，愈甜蜜“你连筷子都不会抓！”爸爸用他的筷子打在我抓筷子的手上，那种类似于肿胀的疼痛似乎有点惬意，但是再自找一次又不可能。我看一眼自己抓筷子的手，再暗暗看一眼他们抓筷子的样子，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等了几秒钟，我又伸出筷子。爸爸毫不犹豫地再一次把筷子打过来：“什么时候学会抓筷子，再吃饭！”我六岁，看上去只有四岁，刚刚能在饭桌上探出头来，双腿悬空在高高的方凳子上，一点着落也没有。手上的疼痛终于没有了刚开始那种突如其来的快悦感，落实为踏踏实实的疼痛，火辣，挣扎着，皮肤也盛不下，乱蛇一样丝丝缕缕地往里面渗。我终于确信饭不能再吃下去了，开始盘算着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不被注意的时候吃到。a米a花a在a线a书a库a boOk.MihuA.NEt大弟刚刚被接回家，比我更没有地位，他丑、黑、瘦，不像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给英俊的父亲抹了黑，他不会说话，嘴不甜，更不讨父母的欢心，他胆怯地看我一眼，不知道是不是该同情我，又担心自己的筷子也是抓错的，看了又看。小弟两岁，看到我被打了，高兴地笑了。他是家里的孩子中，惟一一个由父母亲手带大的，也是最健康的一个，有一张胖脸，这是我和大弟都没有的。他看到我们被父母惩罚，通常都非常开心，一直到他19岁。一直如此。我始终没有学会抓筷子，这样一直持续下去，到16岁，我也没有学会抓筷子，26岁，也没学会，36岁，我想还是一样，这辈子我看我学不会抓筷子了，我趁早绝望吧。被筷子打到的疼痛感始终在那里，那种难以启齿的快悦感也在那里，在手背上。一直到多年以后，我找到另外一种东西，代替了它，代替了那种被惩罚、拒绝、打击所带来的快悦感。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我们生活在新疆的南端，新疆策勒县农机公司的大院里，和这里所有的人一样，我们住在政府分配给职员住的房子里，那些房子，通常都是一种格局，每家都有一个单独的小院，房屋的前面，有很大的一个院子，可以随心所欲种点东西，梨树、苹果树或者枣树，大一点的院子，还可以种植蔬菜，在靠近屋子的地方，还会有一棵繁茂的葡萄树，被木头架子引着，一直长到屋顶上去，葡萄架下面的那块地方，异常宽敞，足够全家人乘凉、吃饭。一年有三个季节，葡萄树都在那里，荫蔽着整幢房子，只有冬天例外，到了冬天，葡萄藤就被收起来，盘卷着，用疏松的沙土，埋在院子里。谁家埋藤埋得晚一点，就是懒人，要被人耻笑。霜降之前，葡萄藤都要被埋在土里。埋在土里的葡萄藤，有种令人心缠的脆弱，惹人怜惜。我们家通常都是按时埋葡萄藤吗？我不记得了，我想应该是的吧。在这个家里，凡是能长出叶子、结出果子，生出鸡蛋，产出肉类的东西，都值得关心爱护。家家似乎都一样，藏在葡萄树后面，被墙壁和玻璃窗隔开，夏天在葡萄树下乘凉，冬天把葡萄树埋起来，劳动的时候，笑声在冬天那寒冷白亮的天空下听起来格外愉快。但是，我始终有个疑心在那里，担心别人家和我们家不一样。别人家是什么样的？我想也想不到。除非隐身偷偷去看一看，但是那毫无可能。在我们家，一切都在禁忌之中。屋子，每天至少要清扫两遍，先洒一点水，用扫把把所有的地方轻轻扫一遍，然后再洒多点清水，在水迹渗到铺地的青砖里，只留下一点潮湿的痕迹之后，再扫一遍。这样，扫把就不会弄得满是泥浆，也不会把灰尘扬在家具上。一周一次大洗，所有的东西都要洗。还有，我们不用油漆过的筷子，那会致癌，不用铝制品做炊具，那会引发神经系统中毒症状，饭前洗手要在三遍以上，洗过之后自然晾干，不能用毛巾擦，因为毛巾上有数以亿计的病菌。&米&花&在&线&书&库& t吃饭时绝对不可以讲话，有飞沫，飞沫传播许多许多病，筷子只能夹自己面前那一区域的菜，不能在盘子里乱搅，不能站起来夹菜，那是不要脸，吃饭的时候不讲话，其他时间也少有言语，基本上不讲话，对于大声说话，爸爸概括为：作鬼样的叫！这句话是一张封条，或者是穿着羊肠线的大针，足以把我们所有人的嘴封上。这个家的人，逐渐长出了猫脚上的软垫，走起路来轻手轻脚，悄无声息，舌头也失去了功效，偶然说一句话，把自己都会吓一跳。坐过沙发或者床之后，起身之前要把坐皱的布纹抚平。拉窗帘的时候，要拉到最展，不让那上面有一点皱褶。一叠书放在一起的时候，书脊一定要向着一个方向，所有的边角对齐。手绢要叠成最小的正方形放在口袋里，再把口袋抚平，直到看不出里面装了东西。光抚平一次，是不管用的，要时不时地看看，口袋是不是鼓起来了。这些还不是最大的禁忌。身体才是。妈妈是《当代》和《大众电影》的订户，每到杂志上出现较为裸露的图，她就用了一种代为解释的语气说，人的身体是最美的。但是，这种最美的东西，是不可以被看到的。我们家，从来不去公共澡堂洗澡，我们沿袭着南方老家的习惯，用一只大铁盆盛满热水，洗澡，在那里进行。我们也从来不被允许到遍布这个城市的河流和湖泊去游泳，孩子被淹死的悲剧性新闻始终挂在爸妈的嘴上，持续一个夏天。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说出他们真正的恐惧，看见别人的裸体，是件万劫不复的事情。妈妈的口头禅是：十八岁，十八岁你们就离开家，你们要干什么，我都不管。这句话意义重大，似乎也包括了，可以去经历一切万劫不复的事情，包括，看见别人的身体，或者裸露自己的身体。十八岁还有多远，小学的数学不够算。要不了多久，这种精致的、干净的生活被打破了。我们离开了那里，流落到一个荒凉的小镇上。妈妈，逐渐变成了可以在街道上和村妇吵架的人。但是，新的铁盆子又打起来了，每到周末，家里就热气腾腾。十六岁，我考上了大学。入学的第一天，我到学生会在迎新的现场摆设的摊位上，买到了洗澡用的一切东西。但是，立刻我就生病了，我还没有用上自己买的洗澡用具，就回到了家里。十八岁，我再一次离开了家。果然是十八岁，甚至没有早一天。妈妈的话是咒语。离开之后，我没有再回去。浴室的门被打开，一阵预料之中的凉爽空气灌了进来，笼罩着浴室里的那股蒸气被吹散了一点，一个年轻的男子在门口迟疑地站了一小会，随后，他慢慢地走了进来。他看上去非常苍白，像是许久不曾见过阳光，还有，他所携带着的用具全都是新的，蓝色的毛巾，拖鞋，提篮，全是蓝色，簇新。他们想着：嗬，像是第一次来洗澡呢！他小心翼翼地走到一个没有人的喷头下面，站了一小会儿，在那片刻，他屏住呼吸，看看别人是怎么使用这些用具的，怎么样打开水龙头，怎么样让温度适度。这个过程在他头脑里，被无限制地放大，放大到了难堪的地步。终于，好了，他站在了水流里，水流让人觉出了安全。在这中间，水突然停了。浴室中的水汽全部消去，温度也突然降了下来，那一刹那在他头脑中变得异样地清晰，洗浴用品的气味，人的体味，那些喧哗、笑骂和打闹，那些丰腴的、圆硕的、健壮的身体，黝黑或者白皙，正立或者侧立，他们任意支配自己的身体，将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任意袒露，视之为当然。浴室是有窗户的，开在靠近屋顶的地方，整扇的玻璃窗，被铁架子支着，向外打开，玻璃窗上污迹斑斑，窗架子也掉了漆，满是铁锈，但窗子外面却有青碧的白杨树，叶子是新发的，油香浓郁，那是四月，星期天。生活，从不曾如此质地细密、踏实、生气勃勃。禁忌都已被打破，欲望滚滚而来。痛苦，快乐，甜蜜，死亡的诱惑也尾随而至，那不能停止的写作、倾诉，滚滚而来。幽闭的快悦那是我四五岁或者更早，我对农场附近那些幽深的林子着了迷，沙枣树、红柳、枸杞，长得无比高大、茂密，树下又杂生着乱草、荆棘，偶尔会有人或兽的粪迹，或是一只遗落的破雨鞋，半截埋在沙土里的裤子。我心惊肉跳地、不断地想避开家里人，回到那些林子里去。我已经懂得掩饰自己的企图，不让他们洞察自己的秘密，我有一个有异常人的喜好，我有一个可耻的退身之所。再大一些，我拖了一只大木箱子放在花园的角落里，蜷曲着身子坐进去，在突如其来的黑暗和滞重的空气里，我打开一本书，发狠地阅读着，全然不顾母亲和伙伴在外面焦急地呼唤、寻找。后来我知道那是什么，书里说，那是因为恐惧和不安而生发出的愿望，一种想要重回胎儿期，重回母体寻求温暖和庇护的愿望。他们称之为“幽闭的愿望”。黑塞在《纳齐思和戈德蒙》中谈及母性的复杂和神秘：“他在母亲那里所发现的不只是世界美好的一面：充满爱的温柔的眼光的蔚蓝，微笑的优美，幸福的预诺，慈爱的话语的慰安；在这慈祥之下还藏有另一面：一切大恐怖，一切阴暗，一切贪婪的欲求，一切焦忧，一切罪孽，一切绝望，一切生和死的铁律。”母性的神秘其实在于最初最始在母亲那里经历的一切：声音、气味、姿态，一句极度不安的呵斥，一些与某个事件有了关联的物体，经过我们无数次经验的迭加，记忆的错失，以及所有性质相近的事件的累积——就好像磁石的互相吸引，因而变得来历不明、难以辨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惧怕空旷的广场，为什么对幽密的林子感到眷恋，更不知道为什么有时眼前的一切仿佛曾经经历，为什么会在看见白色的、圆硕的火蛋石时感到恶心。线索已然迷失，回到过去的路已经断绝，我们像站在黑暗旷野里，因为失去了对过去的记忆而变得无知。对幽闭的喜爱无疑是这些神秘的遗留中比较容易辨识的，在电梯间、在密林中、或是在游戏时头上蒙上了布块，都能让我们体会到一种甜蜜的恐慌。卢梭的画里随处可见这种甜蜜与恐慌，叶片宽大的羊齿植物，树干滑溜、叶子厚重的树木，绚烂的花与果，深不可测，布置起了一个温馨、自足的小天地，像画中人物的一件衣服一样紧紧包裹着他们，画面上弥漫着一种被深深伤害后的隔绝欲，然而我们却被一种预感，一种因为知道画中世界不能永久而带来的紧张所切割着。去年在武威雷台的汉墓，我又重新体验到那种幽闭的快悦。在那阴暗、隔绝的墓穴里，当我想到如果甬道一旦坍塌，我就可以留在这小小的、封闭的世界里时，一阵近乎热病的快悦突然来临，使我几至颤抖，甚而使我对有那么多人与我一起分享这本应为我独有的世界感到了不满。而另一个世故的、人间的我同时觉醒了，在提醒我这种念头的危险程度。我快步地跑出了墓穴。站在阳光里，我才来得及回想自己刚才面临的是怎样愁惨的诱惑。照遍全身的、早秋的阳光让我觉得幸福，我知道我暂时不会再回去了。而那幽黑的洞口，提醒着我对自己的无知。晚祷在我七八岁的那几年，每年夏天，妈妈都会带着我，离开策勒，到和田去住几天。那时候，我那几个住在和田的舅舅都已经三十出头，却都没有合适的婚姻对象，妈妈被手足之情驱使着，一旦打听到谁家有待嫁的女子，就闻风而至，一有合适的机会，她就赶到和田去，劝说舅舅们，并安排舅舅们和那些有可能的女子们见面，这在策勒小城都出了名。每次去和田，她都带着我。八十年代初的那几年，她就是这样兴致勃勃地在每年夏天去一趟和田，在出发之前，她用印着“策勒县农机公司”或者“策勒县政府”字样的红格子稿纸给她的同学们写信，并预先说定要搭乘的汽车，还要准备给舅舅们带的东西，甚至连缝被子的针线也不曾遗漏，她就这样满怀兴味地准备着这趟并不遥远的旅行，而爸爸在一边沉默着，时不时冷冷地敲她几句，表示着他的不满。每年夏天，这情景都要重复一次，甚至，八二年的那场瘟疫也没能阻止她的行程。z米z花z在z线z书z库z bOhUa.nET瘟疫是怎么来的？有人说，是因为有人打猎时，在芦苇荡深处打到了带着病菌的旱獭，也有人说，在引水冲刷沙丘，使之变成田地的过程中，埋在沙下的尸体被水冲了出来，它们身上带着四十年前的病菌，最先染上瘟病的人，是冲刷沙丘的人。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和每年秋天的奇异景象有关——天空变得通红，秋天的晚霞都不能让天空变成那种可怖的红色——天黑得比任何时候都晚，好像有不属于自然的光线将天空照亮，靠近地平线的天空像被火烧得通红后还没冷却下来的锅底，泛着灰白的颜色——某些东西在这些异常壮丽而且长久不变的颜色里翻滚，你看不到任何灰尘、云雾，但却能感觉到那翻滚，极其缓慢、霸道。但妈妈的世界是完整的，旱獭、沙丘、血红的天空，腹泻、呕吐和死亡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妈妈的世界是无懈可击的。尤其是夏天，夏天可是很短暂的。就在这样的夏天，妈妈一股脑把家里的床单桌布全部洗干净，晾晒上一整天，再在晚上把它们铺在床上和桌子上，她坐在床边上，把最后的一点皱褶抚平，轻轻地吐出一口气，第二天早上，她终于能够带着我，搭乘早就说好的军车，到和田去了。她穿着她自己裁剪和缝纫的浅颜色的衬衣，我还记得其中的几件，有一件淡绿色的，有一件，在白色的底子上有蓝色的小花，还有一件，是她自己做的小领西装，灰白色，这些衣服，有的在多年后被丢弃了，有的在她下葬的那天，在坟头焚化了。这些衣服，再也不存在了。而我，同样穿着她剪裁的衣服，样式全部来自一本名为《上海服装式样》的16开的彩色图书里。在八十年代初，那些衣服，足够吸引路上所有人的目光。她的心灵手巧，我一点也没有继承下来，因为，她从来没有给我们机会，她骄傲而悲哀地包办了一切。军车等在大路上，妈妈和司机打过招呼，拉着我上了车，反复几次，把笨重的车门关严实。我们的车消失在了被白杨树荫蔽着的大路上，把策勒县农机公司家属院远远地丢在身后。妈妈和我到达大舅工作的和田运输公司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而当我们还在车上的时候，妈妈就在不断地做出她的预测：“你那几个舅舅都木鼓（我们兰州老家的方言，指一个人干事不利索、不懂得变通、不善于迎来送往）得很，根本不知道到停车的地方接一下人！”车停下的时候，我们看看车外，大舅果然和妈妈所预料的一样，没有站在门外迎接。妈妈拉着我下了车，走进和田运输公司的大院。一九八二年的和田运输公司大院里种满了新疆杨，春天的时候，院子里落满了从杨树上掉下的青碧的小果子，一串又一串，一会儿就可以捡上满满一口袋。夏天的时候，地上就什么都不会有，白胶泥铺出的地显得非常干净，而杨树的叶子油亮油亮，被夏天的阳光晒得发黑，树下的屋子，因此会非常阴暗，整个夏天都是这样。舅舅的屋子在一幢二层小楼上，一楼是车库，二楼是办公室兼宿舍，小楼在这个大院里地势稍高的地方，四周也被高大的白杨树包围，从他的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见别人家的后院和杨树间的小河，院子边缘，有杂乱的小树林和生锈的机器。夏天的黄昏，在孩子们嬉闹追逐过之后，总会有男人们脱得只剩一条短裤，在河边擦洗，他们棕色的身体在黑亮的树叶间时隐时现。九点以后，什么声音也不会有了，什么人都不会去河边了。妈妈拉着我，迅速走上二楼，在经过二楼楼梯口的天台时，她目光敏锐地在晾晒在衣服中扫了一眼，立刻发现了大舅的衣服，语气里带上了赞赏的意味：“还知道洗衣服……蓝格子床单也是你大舅的。”她准确地找到了大舅的办公室，开始敲门。大舅和我母亲这边家族里的所有人一样，都不善于表达感情，他看到我们，脸上并没有出现热烈的表情，只是微微笑了一下，好像我们每天都在见面一样。走进他的屋子，立刻发现，床铺上没有床单，一切均如妈妈所料，世界尽在妈妈的掌握中。妈妈是这么安排的，大舅的工作比较轻松，打个招呼就可以出去，所以下午就可以去相亲，三舅是汽车修理工，只有下班后才有时间，就把他安排在晚上，五舅在邮政局工作，也只有晚上有时间，就只好排在第二天晚上了。同时，她已经根据三个舅舅的现实情况，对人员状况进行了初步筛选和调配，来自四面八方的介绍人一共介绍来五个女子，有两个已经被无情地排除了，一位是个年轻的寡妇，“而且脸上有颗大痣”，另一位年轻貌美，已经和三舅见过面了，但后来听说名声不佳，甚至有个绰号叫“黑牡丹”。剩下的三个女子，一个是学校老师，年龄稍长，据说是因为家庭出身影响了婚姻，妈妈认为她比较适合大舅，另一个是医院护士，相貌清秀，性格比较内向，刚从卫校毕业，在地区医院工作，介绍人本想把她介绍给五舅，但妈妈认为她更适合相貌英俊、有严重洁癖并且喜欢流行歌曲的三舅，而第三个女子在地区纺织厂工作，已经和五舅见了一面，两边都还满意，特意邀请妈妈上她家去吃饭，算是两家人进一步接触。需要介绍一下我母亲的家庭情况了，这有助于了解我的舅舅们的择偶观是如何形成的。五十年代前，我姥爷一家生活在兰州附近的村子里，是个大家族，很有几亩水地，算是富户，因此颇有点书香门第的派头，家中子弟能够研习书画医药以及练习拳脚功夫，姑婆妯娌甚至可以为一些金银首饰的归属而展开暗战，这一切随着我姥爷在一九三六年参加革命、并将几个弟弟先后带上革命道路而宣告结束。革命后来结束了，人却要在高潮后活下去，五十年代后，我姥爷进入劳改系统工作，因为耿直、“木鼓”，或者过分追究自己当初的理想的下落，渐渐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一九五六年劳改系统西迁，一直迁移到新疆去垦荒以免饿死人，我姥爷全家跟着劳改系统迁移到了于田。被打成叛徒、平反都是后来的事。我妈妈和舅舅们成长于这样的家庭，有点小清高和小智慧，以及一点不识时务，读书、工作和终身大事都很受我姥爷的牵连，但那种小清高和小智慧始终不改。我记得有一年过年，我们全体去姥爷的同事家拜年，那家人的墙壁上挂着一本题为“金陵十二钗”的挂历，由十三个女孩子（还有一个负责在封面上反串贾宝玉并和林黛玉读《西厢记》）穿上古装扮演《红楼梦》人物，我妈妈和舅舅们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熟读《红楼梦》的人，站在挂历前面，一页一页翻开来看，边看边评价，“这个林黛玉五大三粗的，像个女举重运动员”、“这个薛宝钗简直像个烧火丫头”、“王熙凤的脸简直像鞋帮子”，在孩子听来，这简直是最幽默的了，于是我在一边咯咯地笑个不停，他们越发得意了，一直批评到最后一页的惜春还是巧姐“简直都有三十岁了”，全然不顾屋主人的脸色。这种尖刻一直伴随着他们的整个择偶过程，所有的女子都有幸获得了他们不大善良的评判，妈妈有时候也跟着讥讽几句，但她迅即意识到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立刻抽身出来，严肃正色地批评我舅舅们：“你们也不看看你们的现实情况！”只有“黑牡丹”获得了几个舅舅一致的好评，认为她比另一个全城著名的“白牡丹”还要漂亮，但妈妈在详细打听了她的趣闻轶事后，以一句话结束了舅舅们的念想：“只有旧社会的那种女人才有外号！”我总是被带到相亲现场，发挥各种作用，当两家人都在场的时候，我被拉出来进行背唐诗宋词表演，顺便展示妈妈为我做的新衣服，给女方家庭以震慑，在舅舅和相亲对象单独相处的时候，妈妈则会要求我陪在一边，既充当他们的共同话题，也可考验一下女方在孩子面前表现出的亲和力，还可以使现场不至于升温过快，更能偷听他们的现场谈话。而当他们的相处变得自如起来以后，我就被合理地打发出去，等在门外的妈妈，立刻迫不及待地扑过来，向我询问他们的谈话内容，详细到“舅舅说这个话的时候看她了没”、“她是笑着说的还是生着气说的”地步，最后还要被追问“你喜欢她不？为什么？”遇到她和舅舅都不喜欢的女子，“连大刚都不喜欢她”就等于是最终鉴定。鉴于我出席相亲场面的次数和对舅舅们的了解，那天下午一见到中学老师，就意识到大舅绝对不会喜欢她，更不可能被调配给三舅和五舅。见面的地点是她的宿舍，要穿过一个很大的操场才能到达，在夏天的午后，穿过放假后的、空寂无人的学校操场，感觉十分怪异，这种怪异感觉让我们怀疑那些宿舍里有没有人，然而她确实在宿舍里，一听到敲门声就开了门——就好像手一直握在门把手上一样。她的相貌实在太平凡了，短发，戴眼镜，皮肤很白，看上去有点憔悴，穿着也过分素淡，衬衣和碎花裙子显得很陈旧，更重要的是，她非常拘谨和紧张，而妈妈一直希望舅舅们的对象性格开朗一点，可以成为舅舅们沉闷木讷性格的补充。她搬过两把椅子让我和妈妈坐下，抱歉并局促不安地表示这里只有两把椅子，准备到教室里去搬一把椅子来，并且拿出一串钥匙给我们看：“我有教室门上的钥匙”，妈妈一边表示客气，一边把舅舅推到她的单人床边坐下，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她一直坐在床沿上靠近书桌的位置，一只胳膊架在书桌上，另一只胳膊则用来显示她有多么紧张：一会儿撑在身后，一会儿握住另一只手。┄米┄花┄在┄线┄书┄库┄ boOK.miHUa.NET妈妈、舅舅和她的谈话，始终围绕她的工作和她的家庭来进行，一周上几节课，上课累不累，假期有多久，学生是否顽劣，谈到她的同事怀孕七个月的时候还要站讲台时，妈妈表示了感叹，看到她的桌子上有本杂志，妈妈顺手拿过来翻看，然而，妈妈只翻了几页，我就知道这个中学老师不会讨妈妈的喜欢，因为，这本杂志到处都是水和蜡滴的印迹，页角还有标记阅读位置的折页！而这一向是妈妈的大忌！我紧张地瞅着妈妈，看着她不动声色地把折页抚平，已经想到了她将怎么评价她。更糟糕的是，舅舅在这个时候一起身，把床角的褥子和单子掀了起来，一双压在褥子下面的脏袜子立刻掉了出来，妈妈依旧不动声色地，一边装作生气地批评舅舅：“屁股上长刺”，一边拈起那双脏袜子，又塞回了原来的位置，并压上了褥子和单子，还好心地把床单抚平。走出中学老师的宿舍，走过整个操场，妈妈都没有说话，似乎是空旷的操场和教室给了她压力。终于走出学校大门，她回头看看学校的牌子，对舅舅说：“跟和田一中简直不能比，也就操场大！”晚饭前，妈妈和三舅会合，去医院见另外一个女子。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她的名字叫灵芝。灵芝姑娘果然如介绍人所说的那样“相貌清秀”，可也有点清秀过了头，清秀到了柔弱苍白的地步，整个人像是一匹较为细致的白布，但她始终带着一点微笑跟人说话，远较中学老师看起来和气。她同样住在医院配给的宿舍里，屋子非常小，光线也不够好，但她把屋子收拾得非常干净，当妈妈问她“平时怎么吃”的时候，她指指屋角的一只煤油炉子，含着微笑说：“有时候揪点面片下点挂面什么的！”妈妈也微笑着说：“总要放点菠菜叶或者鸡蛋吧，回头让我弟弟给你拿点鸡蛋过来。”显然，她已经得到了妈妈的喜爱。相亲的那些日子，白天通常都这样度过。晚上，则交给漫长的散步。我们在八点前后吃完饭，走出运输公司大院。通向街道的小路上空无一人，路两边尽是巨大的核桃树。核桃树长到那么巨大，需要多久呢？没有人知道，在我们看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已经是那样了，树干粗壮，树叶遮天蔽日，椭圆形的叶子，有的嫩绿，有的墨绿，每片叶子的叶脉都清晰可辨，走近一点的时候，叶脉的清晰，那种局部的清晰，似乎又滑稽，又慎重，走远一点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在晦暗的光线里，核桃树像是深不可测的怪物，核桃树形成一个迷宫，或者甬道，甚至可能是一个世界。我远远地跟在妈妈和舅舅身后，听到他们在说话，妈妈的声音被黄昏的空气割出小小的齿豁：“灵芝还不错，一到家里就知道干活，别的姑娘没有这么有眼色”，“不要太挑，你也不看看你们的自身情况”，“光文的脾气，没人能受得了”，突然，一个拐弯，他们不见了，连带着齿豁的声音也没有了，路的尽头是核桃树低垂的枝叶。心脏一阵抽搐，我赶上他们，和他们并列行走，心有余悸地不时地回头看看，空空的小路上，什么也没有。没有风，核桃树的枝叶也不摆动。n米n花n在n线n书n库n BOoK.mihUA.nET核桃树的树干，到底有多粗壮？我们曾经试图弄清楚这一点。几个孩子，把身体紧紧地贴在核桃树干上，用手臂把树圈起来，看看需要几个人才圈得过来。我把身体贴到树干上，把手臂尽量伸展，下巴顶到了树干上，头使劲向后仰。可能是错觉：手指似乎变长了，可以一直伸长一直伸长。时间也变慢了。有一刻突然特别安静，别人的手臂还没有接过来，一阵恐慌袭来，那边的孩子不见了？被什么不知名的东西吞噬了？软软的、温热的手指突然爬进了我的指头缝，我们的头仰得太厉害了，大口喘息着。妈妈不知道核桃树小路是多么令人惧怕，一点都不知道，她还在教训着舅舅：“你们不想五十岁才去幼儿园接孩子吧”，但她的声音马上就被和田市中心公园里的喧闹淹没了，这里有和田河上无数个水闸中的一个，浪花从水闸里喷泄出来，水闸上有个俄罗斯风格的泵房，泵房前的水泥栏杆上，爬满了孩子，害怕掉下去的，就紧紧抱着柱子头。波斯菊、八瓣梅、兔子花、太阳花、萱草、菖蒲种在公园里，整个夏天都开满了花，羊角奶因为也能够开花，没有被当作野草拔掉。再远一些的空地上，靠近人行道的地方，防疫站的职员，摆着木头桌子，向过往的行人递送印着疾病常识的传单，有人在发放免费的药水。他们穿着白色的衣服。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商店已经亮起了灯，照着鲜艳的布匹、糖罐子。妈妈的话题在那里被她自己打断了，她心神不宁地看着街道，说一些别的事：“苍蝇……医院过道的长椅子上都坐满了人……眼睛特别大……不准吃苹果……”直到穿过公园、广场，走到城市的边缘，她也没再提起舅舅的事。就在那里，就在城市的边缘。一座高大的屋子矗立在大地上，它实在太高大了，站在它的脚下，总感觉它在向你俯下身来，屋子的背后，是一片空地，再远一点的地方，就是沙漠了，天还没有全黑下来，还是灰蓝色，越靠近地平线，颜色越淡，淡到近乎灰白色，在接近地平线的地方，还残留着一点晚霞。音乐课唱颂的声音在屋子里响起来了。开始，像是询问，清新的、单纯的询问，像是一根青藤，悄悄地从泥土中探出了一点头，向着苍穹仰望，这询问似乎很快就得到了回应，这回应让那声音逐渐确定起来，由询问成为诉说和祈祷，那声音又洪亮又苍老，苍老的、洪亮的声音，带着回响，像根青藤，向着天空悠悠地生长上去，一路伸展着叶片，有时显得柔韧，有时候又高亢嘹亮，有时候越来越快，越来越急切，随即又变得舒缓，似乎要为自己的过分急切作一点回旋，这样反反复复许久后，那声音变得沉着、坚定，并不断递进，最后带着悲悯到达它极盛的顶峰，并且在那里停止。就连它的回响也终于消失的时候，最后的一点晚霞迅速变成了紫黑色，惊慌失措地被吸进了天地相接的地方，夜晚来了。街道上起了一阵风，低矮的房屋像是歪歪斜斜地，向着一个方向倾倒，人影都墨黑墨黑地，被来历不明的天光拉得异常狭长，废弃的纸张，追着人飞。什么地方，有人“砰”地一声，把门关上。大颗大颗的星星，一瞬间布满天空，在它们也终于停稳后，世界安静了下来。音乐课↘米↘花↘在↘线↘书↘库↘ http://boOK.MIhUA.neT老师在粉笔盒里挑选一下，选出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1”，粉笔灰簌簌地落下来，有一部分落在了黑板的木头边框上，显然，那是一支比较酥软的好粉笔，然后，她教我们唱：“do——”，全班的孩子跟着她一起唱：“do——”。策勒第二小学一年级的教室宽大明亮，窗台低低的，几乎和课桌持平，从窗户里望出去，可以看见校园里的花园，波斯菊、金盏花、八瓣梅正在开花，花园边上，是高大的新疆杨，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块属于学校的蓖麻地，蓖麻的叶子被一个夏天的阳光晒得油黑锃亮，像一群手掌一样伸向天空。唱歌和念书的声音停下来的间隙，可以听到所有新疆人在离开新疆后都念念不忘的，风吹白杨树叶子的声音。我焦躁不安地坐在课桌后面，跟着大家一起唱“do”，在快下课的时候又跟着唱“re”，但身体始终在凳子上挪来挪去，一会儿把手背在背后，一会儿放在桌子上，一会儿压在大腿下面。老师反复地叫同学起来示范唱的时候，总是有人会唱错，老师于是不厌其烦地纠正他的发音：“你看，要唱得平平的，不要把尾音坠下去”，“是‘do’，不要唱成‘多’，你听，是‘do’，你听不出来有什么区别吗？”对这一切，我都感到厌烦透了，有一刹那，在这种厌烦达到顶端的时候，眼前的一切，突然变得格外清晰：桌子上的木纹，地上静止不动的一片纸屑，他们的声音也变得遥远了，带着空荡荡的回响。我始终被这种焦躁包围着，我的焦躁是因为，这些音分明一下就唱会了，却要用一节课来学习，然后，还要慢慢地学习它们最简单的组合，等到能完整地学习唱一首比较长的歌曲，至少也要三年级以后的事了。一年级的音乐课本刚一发下来，我就迅速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只找到一首歌，还非常短：“蓝蓝的天空，飘着那白云，白云的下面，是成群的牛羊”。可我会的要稍微多一点，在伯父家过寒假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表哥和表姐学会了一些正在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例如《小茉莉》、《小橄榄》、《捉泥鳅》、《兰花草》，还有《蜗牛和黄鹂鸟》。他们不敢把那些浓情蜜意的歌教给我，因为算是黄色歌曲，但还是被我学会了一首：“那天我俩相见一面没有结果，谁知你又来找我你又来找我，谁说世上没有一见钟情，一见钟情我俩开花又结果。”我并不知道“开花又结果”是什么意思，但格外喜欢这一句，因为实在顺口，一有时间我就唱“开花又结果”。t同样使我焦躁不安的，还有语文课、数学课，那么简单的字，看两眼就学会写了，却一节课也学不了几个，那么简单的数学题，也要一遍一遍地重复讲述其中道理，用兔子、鸡鸭、胡萝卜比来比去，按照这样的速度，用文字来自由地写日记，用数字做运算，几乎是太遥远的事情，我预想的进程要比这个快得多：我要马上写日记、写作文、写小说，看各种“演义”，几个数字在我面前念一遍，我就把结果说出来。愿望不能马上实现，都是因为“他们”——我分得很清楚，“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是“他们”耽误了我的时间、延误了我自由表达自己的进程，我几乎能感觉到自己的不满，并对这不满感到骄傲，时刻不忘记表现出来。在音乐课、语文课上，我的不满表现为有气无力的唱和念，对数学课的不满，我表达得貌似精致一点。我的算术作业，凡是需要写数字的地方，一律被我画上各种替代的物品，三个胡萝卜，或者五个桃子，或者六个灯笼，而且一律用彩色铅笔填上彩色，因为它对于我实在太过简单，我有充裕的时间做这些多余的事情，我的算术课本，令人叹为观止地画满了粉红色的桃子和碧绿的胡萝卜缨子，以及红灯笼和手榴弹，有的地方太用力，连纸也画破了。期末的评语上，小学生手册里，一年一年，我被写上“太骄傲”、“容易骄傲”，大概就是因为这种不耐烦和这种不满，还有这些粉红的桃子。我已经忘了终于可以唱完整的歌的那天，我有没有表现得过度喜悦。许多歌一下来了，《海鸥》、《我们的田野》、《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我尤其喜欢《我们的田野》，那是一首多么美丽的歌啊，我一边唱，一边想象着歌中的情影，碧绿的田野，明净的湖水，没有边的芦苇荡，一边兴奋地东张西望，看看有没有人和我感受一样。我始终焦躁不安，在此后任何一个学习的过程中，都被轻微的，像刀子轻割一样的感觉骚扰着，始终不能释怀。多年后，我在一部电影里找到了相同的焦躁，《春风化雨》（《死亡诗社》）里的老师，对学生们说：“抓紧时间，让你的生命不同寻常”，年轻的伊桑·霍克，鬓角墨黑，整齐得像刀裁，脸红红的，鼻尖沁着汗珠，一次又一次地写着：“seizethetime”，一次一次地和他的同学聚在一起，即便什么都不做，只是激昂地空谈着，也能填满些什么了吧。时不我待，必须烟尘滚滚地飞奔，没命地向前，才能让内心的紧张，稍稍得以缓解。然而，焦躁分明是没有用的。终于有我想要的音乐课可以上，终于可以缓解内心紧张的幸福并没持续多久，我们很快离开了新疆，离开午后风吹白杨树叶子的声音，来到内地的小镇，那个地方叫夏官营，经过艰苦的努力，那里的小学同意接受我。但那里没有音乐课。6米6花6在6线6书6库6 http://bOoK.mIhuA.nET因为彻底没有希望，所以反而不那么紧张了，连等等看的念头都没有了，然而还是等下去了，一直等到小学毕业，进了深山里的二中，终于等来了音乐课，却多少有点木然了，还是万分欢喜，幸亏有那种木然掩护着，不至于给人看出在乎。但校长这样介绍他引来的音乐老师：“她是我们聘用的待业青年”，底下的同学纷纷八卦着她的身世，指出，她爸爸是镇上的裁缝，“她就是李裁缝的女子嘛！”她穿着当年十分流行的，白到透明的紧身裤子，教我们唱一些曲调生涩的流行歌，还动不动就被气哭了，有时候她没心上课，就唤一个会唱歌的同学上台，给大家教一两首歌，她自己先是走到教室门口去，看着外面的白杨树，或者和来往的老师打招呼，然后渐渐走出去，到别的老师那里去喝茶烤火了。多年以后当我扎进台湾民歌的海洋，才知道她亲口教给我们的那些歌，大多是陈淑桦在海山唱片时期的作品。大概是，他们家，只有这样一些录音带吧。接下来念的一中，也有音乐课，但老师永远有事，匆匆地露下面，就离开了课堂，我们非常失落，就自己唱歌，终于越唱越大声，隔壁班上的英语课上不下去了，老师转来干涉，他一走，我们唱得更加歇斯底里，终于唱累了，全都无趣地停下来。音乐课从此和我阴阳两隔，我的音乐老师，从此是我妈妈，她教我唱谱子，是吉他，教我写歌，是所有听两遍就能记住的那些歌，教我体会人生况味。我甚至录了几首自己的歌，小范围流传，但“音乐课”再也没了可能，已经在我生活里被彻底斩草除根。一直到多年以后，2007年的“五·一”假期，我回到老家，在母校一中的操场上，看我的师弟师妹们的文化周演出，演开场第一个节目的，竟然是一支摇滚乐队，他们唱的第一首歌，居然是许巍的《时光》。演出持续了有一周那么久，每天晚上，准时在操场上那个新建的舞台上开演，我每天去看，看那些独唱、音乐剧、街舞，看他们走下舞台后，脸色绯红，沁着汗珠，表情又严肃又矜持，小声地互相埋怨着，想象着他们如何紧张地商议、如何在放学后的教室排练、如何去找演出服、如何找同学为自己拍摄演出照片，再也不像我们当年那样张皇失措鬼鬼祟祟，也不必像我们当年那样，连失望后的失落感都不敢有，因为那实在太过奢侈。我站在晚风中，内心激荡，听他们的歌听到摇摇晃晃，我知道世界会越变越好，这世界会变出我想上而没上到的音乐课，变出我想要却恐怕等不到的药，变出我们想也想不到的自由，越变越好的世界，我们伸长了手，也够不到。我们永远焦躁，永远知道时间有多珍贵，却永远生不逢时，必须学会被搁置、被拖延、被消耗、被放弃，被当作实验、铺垫和引子，犹如越热爱，越激动，却越会被搁延的音乐课。青春元年将近三十，回过头看，记得最清楚的，念念不忘的，反倒是那些我没得到的东西，没做成的事情，或者在不应该的时候失掉的人和事。例如，五岁的时候，妈妈送我去考小学，老师笑吟吟地在黑板上出了十道数学题给我做，唯一没做出来的一道，至今我也记着，是13+7等于多少。尽管后来还是考上了小学，但我把这事记了许多年，始终耿耿于怀，恨不能乘个时光机器回到一九八年的新疆策勒二小，在黑板上填个“20”上去。还比如，小学二年级，有一天，爸爸似乎心情特别好，一定要带我去书店买书，而且一定要买一套《三国演义》的连环画给我，而我偏偏就要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西游记》，那套连环画是三块四毛三，而《西游记》是三块四毛二，我坚持要，却没有便宜多少，所以更心虚了，一记就是二十二年，现在又为自己的一直记着，多了些不好意思，更会一直记下去了。t没有得到的东西，还多着。那时候家里的环境还算好，订着许多杂志，《大众电影》、《当代》、《报告文学》、《青年一代》、《八小时之外》、《生活与健康》等等，妈妈还会零星地买些《春风》、《十月》、《科幻世界》回来，属于我的杂志，有一本《看图说话》，后来是《好儿童》。但是，我就非常想要一本专门刊登儿童文学的《巨人》杂志，妈妈嫌贵，更不相信我能看得懂，始终没有订给我，我不得不到隔壁同学家去看，又不能拿走，必须当场看完，所以耿耿于怀地一直记着那杂志的价钱，当时是八毛三分钱一本，而当时的鸡蛋是两分钱一个，我用今天鸡蛋的价格换算了一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二十块钱，的确是不便宜。没得到的，就记着，也真是有点贪。《巨人》上面，通常都是些长篇的儿童题材小说，我记得的有一个，讲的是一个小男孩找妈妈的故事，那孩子叫“黎明”，似乎吃了很多苦，但最可恨的是，那小说是连载的，我没看到后面的，一直不知道他找到妈妈没有。二十多年了，即便真有这么个叫“黎明”的孩子，恐怕也做了别人的爸爸了，但我就是一直惦记着他找妈妈的事情。《看图说话》至今我也记得，非常沉厚美丽的一本书，里面的图片非常疏朗，文字也淡淡的，大大的宋体字，一撇一捺都有种特别的韵味。大概那时候的房子不挤，又不要钱，所以画画做版的人心境也宽敞，一页大纸上，有时候只放一张画，却非常耐看。有时候他们也用故事讲道理，但绝对不冬烘。有一期里，画的是三个孩子，在路上捡到了西红柿和黄瓜，思想斗争之后，终于没有洗了吃掉，而是追上失主，还给了他。里面的西红柿和黄瓜都用浓浓的颜色，画得非常大，不成比例，却不突兀，三个孩子，捧着颜色那么好看的果实，走在宽敞无人的路上，路两边尽是用水墨画出来的疏淡的树，有种萧萧的秋意。而那杂志，似乎永远有那么一种疏淡的、温暖的秋意，那是那一代的书生身上的秋意，他们老了，走了，这秋意就再没了，我们这一代，也算是书生吧，却不得不个个都张牙舞爪的，像日光灯，不得不亮晃晃地挺着，刺目，紧张，难堪。有一期《看图说话》的封面，是两个女孩子，裹着红头巾，站在一棵长满手掌形的红叶子的树下，往篮子里装红叶子。采红叶子做什么？二十多年后我也还是不知道，但我活多久，就有多久忘不掉。妈妈一点不担心我们会学坏，家里的杂志都放开给我们看，根本不像别人家那样藏着掖着。那时候闹小说荒，《当代》上的小说，无论长短，过不几天就会给改编成电影，我记得的有丛珊演的一个《恋爱季节》，是拿《春夜，那双凝视的眼睛》改的，电影里她穿着白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又加了一件浅色风衣，不系扣子，从长满古树的林荫道上走过去，背后配着钢琴曲，典型的八十年代那种沉着的浪漫。电影里，她演一个攻读硕士学位的女子，去看一场足球赛的时候，遇到了个生性开朗的普通工人，却犹豫着该不该和他在一起，最终还是决定抛开一切世俗成见去找他了。大概那时候，工人和读书人的地位刚刚开始有了掉头的苗头，而且这读了许多书的，还是个女人，更加值得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电影电视，因为刚知道浪漫，不得要领，格外张狂，一旦要点情调，格外偏爱海边，动不动就虚构出一个“滨海市”来发展故事。年轻的归国女华侨（有的时候是女特务），穿着一身的白，系着红纱巾，戴着遮着半个脸的太阳镜，在海边走来走去，终于给她遇到一个在海边写生的男画家，两个人在慢镜头里追来追去，挥着红纱巾，白皮鞋也沾满了沙子，男的永远追不上女的，最后跑不动了，往往又能及时地摘到一支野花噙在嘴里。因为非要穿着白衣服在海边追逐，有时候就不得不以丧失真实性为代价，上一个镜头还分明是在北方，下一个镜头就到了海边，这种场景终于因为太虚假造作，被人诟病，终于渐渐消失掉了。八十年代以后的电影电视，就略微务实些，挪到大多数地方都有的林荫道上去，依旧是追来追去，但是这一次是在树林里，有了苍黑古朴的树干做底子，终究沉着些。《恋爱季节》等等电影，还有后来中央电视台的《外国音乐》，画面上常常有林荫道，而且常常是秋天，满地的黄叶子，而且会有一个穿风衣的人踩着叶子走过去。我妈妈留下的照片里，也有这么一张，是一九六六年她到北京去照的，照片里，她坐在一张长椅子上，微微地笑着，背后尽是松树柏树，光线很暗，但是还可以看到那些粗大的古树一棵棵排列着，一直延伸到很远很深的地方去。她跟我说，那照片是在中山公园拍的，当时他们是一大群中学生，走累了，在那里休息一下，就拍下了那照片。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也有这么一段，写的是过去的北京，还宽敞凉爽的年月，林荫道上漫天漫地的金黄的叶子。所以，从那时候，直到现在，我一想到“浪漫”两个字，首先想到的就是一条秋天的林荫道，金黄的叶子落下来，被风吹着，又像潮水一样涌上去。路边又有空空的长椅。在那金黄的叶子上，走一生一世似乎也没什么不妥当。所以我买了许多件风衣，长的短的，黑蓝的米黄的，却难得有穿的机会。首先是林荫道太少，其次是我不够壮，穿着风衣，空荡荡地走在这务实的年代里，像是精神有问题。精神有问题，也不是不可以，恋物狂，紧张症，跟得上时代的，都可以被原谅，但绝对不能是八十年代后遗症。而林荫道、风衣、沉静、理想，似乎都是八十年代后遗症。没药治，也再没营养来补充，像是杜冷丁上了瘾，那药却再也不生产了，心里痒痒的，却没个挠处。=米=花=在=线=书=库= http://BoOK.MIHuA.Net而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还来不及想自己的喜好会不会在将来变成人人暗地嘲笑的落伍习惯。因为先看过小说了，我们全家都非常得意，一定要告诉别人，那电影是什么小说改的。似乎我们看过的小说改成的电影还格外多，《赤橙黄绿青蓝紫》等等都是，我们一看到电影杂志上有介绍，说电影已经拍成了，就立刻把小说原著翻出来再温习一遍，看电影的时候，也格外理直气壮，似乎自己和这电影已经提前发生过什么关系了。《春风》上，也常常有些好文章，有那么几期，长篇大论地讨论《女俘》，因为里面写了所谓的“人性”，所以，十几年后，我上了大学，看到我们的教材上还在讨论“人性”该不该写，就非常不耐烦，逃课到图书馆去自己看书和写小说，再也没进过课堂，大概因为老师也有几分欣赏我，而班长也暗地里替我遮掩着，所以我的逃课始终也没东窗事发。《春风》上，我记得的还有一篇非常惆怅的文章，叫《女友阿蛇》，写的是旧社会的事情，里面有个苦命的女孩子，非常深沉抑郁，她母亲生病，没有钱治，她和“我”听了别人的传说，把铜钱埋在地下，指望着能一个变俩，再挖出来的时候，却还是那么多，那阿蛇颓然地说了一句我至今也忘不掉、至今也在咀嚼的苦涩的话：“几个小钱，也救不了命。”偶然她也展露孩子的天性，把菜地里的一棵葵花头打掉，然后葵花就会生出两个头来，再打掉，就会生出四个来，终于，一株葵花就变成了一个花头累累的怪物。因为我在农场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一直记得。《青年一代》是上海的杂志，非常骄傲，算是那些年的“小资”刊物，登些明星故事、美化居室、养花集邮收集火花的文章不说，还经常会有“上海滩黑帮”、“今日霞飞路”一类的明目张胆的怀旧文章。王安忆《长恨歌》的故事，在那时候就被人写出来过，题目好似叫“上海小姐之死”什么的。有时候，也触目惊心地登着《姑娘！你要警惕》一类的案例。杂志的最后几页，还会有读者来信和漫画，有一期，有热心的读者建议说，现在电影里人倒下的场面实在太难看，尤其是革命者，僵硬地倒下去成什么样子，他建议了一个姿势，并且绘了图，详细地描绘了倒下时应该先放哪只胳膊，然后另一只胳膊放在身体的哪一侧。大概因为是在一种“复苏狂欢”般的气氛里，所以，那里面有一种大事小事“人人有份”的真诚态度，如今想起来，就像在头脑的黑暗荒野里打着雪亮的探照灯扫了一扫，一霎那光芒里，什么都比现在鲜活，争着吵着要涌到那光线里，声音扰嚷，却不敢说是心酸。我看到的，也不尽是杂志，妈妈有图书馆的借书证，经常借些名著回来，别的我都不耐烦看，所以都不记得了，不过，有一次她借了本《情仇》没有还，因为一直看见，那书我倒是记着。那个小说后来也拍成了电影，就是张金玲演的《黄英姑》。还有一本《括苍山恩仇记》，里面我唯一记着的一段，是富豪把复仇的农民捉了去，倒吊起来，血都聚到那人头上，终于把那人给折磨死了。不能不说《大众电影》。自从它复刊，家里就一直有，我所记得的那个时代的明星，都是从那里看来的。每个月《大众电影》来的那天，等于是小型的节日，大家都隐隐地有种欢喜，因为有《大众电影》可以看，全家通通看过后，妈妈就收回去，临睡觉前，点着床边的灯，再细细看一遍。妈妈这临睡前看《大众电影》的习惯，我一直觉得有种难言的优雅和自信在里面，但是学也学不来。周末的时候，妈妈还搞些聚会。南疆的汉人少，所以非常团结，又没有什么娱乐，经常找些理由聚在一起，野餐，春游，打猎，包第一顿韭菜饺子，或是水果下来了，或者是晚上有新电影，都是聚会的好理由，妈妈人缘好，一叫就都来了，大家聚在一起，谈的无非是刘晓庆，《我的路》，《画皮》，各自老家的旧事，新来的《大众电影》和《当代》就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新疆天黑得晚，大约九十点钟却也就散了，送客出去的时候，天边还隐隐地有点晚霞的红黑的灰烬，各自道着别，在晚风里，声音似乎很远了，不过送个客，转个身，一会儿的工夫，天一下就黑了，清凉顿至。那情景我一直记着。后来我们流离失所，频频搬家，住在内地的乡下，经常要和村妇吵架，再也看不起电影，环境很差了，妈妈也用一只大木箱子把以前的杂志统统装着，花了运费运到一万里外的新家来，而且，又开始省吃俭用地订着《大众电影》和《当代》，有人要借，她也非常舍不得的样子，偶然丢失了一期，她就非常不开心。这里面依然有种优雅和镇定，我能体会，说不出来，也学不来。一九九九年妈妈去世，留给我们一大箱子《当代》和《大众电影》。二四年，我接到《大众电影》的约稿，开始给他们写稿子，对我来讲，这是荣誉。妈妈要知道，不知多高兴。后来“法制文学”泛滥成灾的时候，我已经上了初中，同学手里都是那种卖两块五一本的杂志，封面都是一色的粗陋花哨的图，里面鱼龙混杂，什么都登。但是，毫无疑问，我被这杂志迷住了，那里面那些谋杀故事、民间恐怖传说，那种浓郁、阴郁、黑色、疯狂的气氛，即便是和后来我听到的尼克·凯夫的《谋杀歌谣》相比，也毫不逊色。我至今也在地摊上搜罗这些旧杂志，又怕脏，戴着乳胶手套看。那些杂志上的故事，文笔都好，又懂得营造气氛，很少有哪个是直奔主题的。印象最深的有个短篇，写的是知青故事，开篇引了一首民歌叫《紫花地丁》，故事讲的是两个知青，在乡下插队的时候，女的被支书强奸，愤而跳崖，男的多年后重返乡村，用离奇的手段复仇，从头到尾都不忘记描写落日下的紫花地丁和小乡村阴暗压抑的生活。还有个故事叫《猩红的姐姐梅》，也是谋杀案起头，随后，小县城里的有头脸的人都牵扯进来，又有个女心理医生，给嫌犯心理分析，爆出他当年和母亲乱伦的经历，也是有景色描写，落日照着那种叫姐姐梅的花，血一样的红。还有些好看的民国故事，最有气氛的是写两个大家闺秀，郊游的时候迷了路，夜里远远地看见一座楼房亮着灯，敲门求宿，就有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举着蜡烛来应门，睡到半夜，就有惨叫声、木门吱呀声、磨刀声，四处一看，却原来这楼房住的是个心理变态的医生，为避开仇人远走他乡留学，回来之后大开杀戒，先杀仇人，逐渐什么人都杀，楼房里尸体内脏堆积如山，后来的故事是好莱坞恐怖片里常有的，年轻女孩子跌跌撞撞到处逃跑，终于跑了出去。带着人再回来，小楼却已经火光冲天。这些故事根本不讲道理，也不寻求什么意义，里面的人物要么面目性格模糊，要么故意有个俗套的形象，不过用来承载一个故事，用这故事完成一个气氛，在读的人心上留下些印记。如果要拍成电影，大概只有于仁泰能拍出那气氛来。那一类的杂志当年实在是多，几乎是铺天盖地，书商有时也找不到那么多的作者来写，就把琼瑶、金庸、梁羽生的小说和“三言”“二拍”拿出来登上一段，最早看到的琼瑶小说《六个梦》，就是在一本这样的杂志上。还有就是些案例选，最早是刊登在那种很厚的报纸上，专门卖给坐火车的人看。当年频繁搬家，经常乘坐火车的时候，爸爸妈妈可真是没少买过。最早看到的一篇，写的是青海的一个高干子弟枪杀不肯就范的女友的案子，文章标题是《黄河边那座哭泣的坟茔》，因为离兰州实在近，所以看了以后一直记着。后来这类东西也成了风潮，过不两天，就出来一本《当代奇案选》，我还记得些标题，什么《追捕“二王”》、《鱼网里的女尸》、《雨夜狂魔》、《5·31特大碎尸案侦破记》，里面的杀人狂，动不动就把大卸八块的尸体装在一只有着“上海”字样的黑色人造革皮包里，后来我一看到黑色人造革皮包，就有反胃的感觉，却忍不住浮想联翩。多年后，看斯蒂芬·金的小说，发现他也有对这一类物件和颜色的难言的喜好，他笔下的人，总是穿着颜色犯冲的衣服，红头发就配绿衣服，再不就穿嫩黄的橡胶雨衣，而最经常出现的，就是黑色的橡胶制品。有些故事非常奇特，例如一个杀人狂，专门谋杀肉联厂的女工。还有一个，一个深山乡村的男人新婚之夜，发现他的新娘不是处女，几经追查，终于知道这女人先后跟五个男人半推半就地有过关系，其中一个还是这女人的弟弟，于是他把这五个男人骗了来，灌醉，运到山上，绑在松树下，用雷管统统炸死，因为实在是真实，所以作者尽管并不十分有写作天赋，只是一一道来，就写出了深山里那种幽闭沉闷和近亲相奸的混乱，尤其是那女人那种苍白、寡淡、无知、柔顺，那男人的暴虐、有心计。我的小说《一个死气沉沉的夏天》和将要写的《怒河春醒》就是这个故事。看过的案例里，最恐怖的是一个简单而荒寒的故事，里面的杀人狂是个小村子里的光棍，先后把十几个贩卖杂货的女人杀死，然后扔在深山的枯涧里。那案例写得非常简单，却有种西北阴天下土时候昏沉沉、土苍苍、严峻寒凉的感觉。爸爸也借这些杂志，又在图书馆办了一个证，借些欧文·华莱士、谢尔顿的书回来，他把这些书偷偷藏在柜子顶上，我装作不知道，等他一走了，就拿下来看。又要提防着爸爸突然回来，所以看得飞快，一本三百页的书，我至多看一个多小时，跟同学借看他们租来的武侠小说，也是有时限的，这就练就了我，现在在书店里遇上那些不值得买但又想弄清楚怎么那样畅销的书，我都通常是坐在那里一口气看完，一下午看完十本也不是问题，因为不花钱，又学习到了畅销书的诀窍，格外觉得有得赚。有件事情我也一直记着。那时候我十一岁，我的几个舅舅正在纷纷谈恋爱，有一次，有人给我三舅介绍了个对象，他就带着我到那户人家相亲去。大概带个孩子显得不那么赤裸裸，而且孤男寡女在一起，有个孩子在一边，既是个共同话题，也等于是个不那么难堪的监管。但是他们一旦谈得入港，我就被打发出去，不是看电视，就是给看连环画，而那一次，我是给领到那女子的哥哥屋子里去，那男人非常高大英俊，说话也爽爽朗朗的，穿件鸡心领的白毛衣，在那里捣鼓航模，他给我一堆连环画，但我其实早不看那些东西了，应景地翻了一下之后，我就开始看他屋子里的杂志，《海外文摘》、《大众电视》、《健与美》，还有好些男性服装书和那些年难得一见的港台杂志，不知道怎么带回来的，但是，几乎每本杂志里，都会有大量英俊健壮男人的照片，还有《国外同性恋一览》、《同性恋的悲剧》这样的文章，每本都有，而且，每种杂志都只有一两本，显然不是订的而是零碎地买回来的。我看着看着，再看看眼前这男人，就有点明白了。离开他家的时候，他母亲还在那里向我三舅感叹：“你看，他哥哥三十的人了，一点也不着急，光我们在这里瞎操心，你说可怎么办？你说说看！”我默不做声地听着，真是觉得他们都没我聪明。哪个年代也没有八十年代的曲折别致，风华盎然，也没有八十年代这样果断干脆，悲哀决断，在这个十年将要结束的时候悠然地收住了尾，连一点余韵都没留下，让下一个十年没一点点铺垫，因此显得没头没脑，嘈杂苍白。八八年，八九年，张蔷到澳大利亚去留学了，《八七狂热》满街都是，西北风开始流行，欧文·华莱士《玫瑰梦》给禁掉了。但是，有一天夜里，刚满十三岁的夜里，我突然被自己的悸动惊醒，梦境还有点残留，身体的潮湿也还温热，我没有害怕，我看过杂志，我知道那是什么。我知道青春甜蜜地、无从压制地呼啸而至。黑夜号渡轮我所听过的最好的电台节目，是二十多年前在新疆的运油卡车上听到的。运油卡车，是世界上最孤寂的卡车，它们通常是东风牌或解放牌汽车，拖着一个大油罐，由国营运输公司的司机掌管。卡车从新疆南部的和田或者策勒、民丰出发，历时十天，穿过沙漠、戈壁，一直到达乌鲁木齐，后来，这趟旅程缩短成七天、五天、四天，但来回仍然需要十天半月，司机们仍然需要每天早晨六点发动汽车，夜里一点休息。卡车行走在沙漠、戈壁上，景色永远没有什么变化，有变化的只有天空，朝霞变成晚霞，落日变成月牙，还有，就是收音机里的电台节目，它一直在变。那时候的卡车上是很少自带收音机的，司机们通常自己买一个，再配几节电池，就带着上路了。我跟着我的小舅，策勒县运输公司的卡车司机，在运油线路上奔走的那些时间，就听着那个小小的、沾着油污的、有个黑色皮套的红梅牌收音机里传出的节目，《新疆新闻》、《农村大戏台》、《世界名曲》、《小说连播》、《评书连播》、《广播剧》、《小喇叭》，能够记着的，有时候是一首圆舞曲，有时候是一段西班牙的吉他曲，有时候是《杨家将》。在一九八三年，有一期新闻节目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时候正在提倡“能挣会花”，号召老百姓多消费，那期节目做的就是“能挣会花先进典型”，记者尽情嘲笑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陈旧观念后，走访了一个当年最风光的“万元户”家庭，赞美了他家的摆设、他全家人的着装，以及饭菜的丰盛，激情洋溢地作出结语：“像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时隔二十年，我还记得，那时，我们的卡车正停在阿克苏附近的戈壁深处，等待车队的其他卡车从一个兵团农场出来与我们会合，正是中午，烈日灼人，那个铿锵的女声停下来的时候，可以听见戈壁里那种浩渺的风声。有一次是秋天的夜里，车队在沙漠里休息，司机们点起一堆火，默默地围在周围，卷烟和军用水壶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谁接到就拿一支烟，喝一口水，有人拿了收音机出来放，歪歪曲曲的声音过后，突然出来一段弗拉明戈，欢快、热烈，裙摆似乎都要从收音机里探出来了。都是司机，并没学识，却似乎都知道这音乐和这气氛最相合，频道就停在那里。后来，多少年，一听到弗拉明戈，想到的都是黑夜的沙漠里，油抹布和木板点起的一堆火后面，几张眼窝深陷颧骨高耸的脸。对于运油线路上的卡车司机和乘客们来说，收音机节目意味着什么呢？也许，那相当于在夜航的飞机上所看到的人间的灯火，就像圣·埃克苏贝里写下的那样：“这些人以为他们的灯光就是照亮了他们自己简陋的桌子，殊不知在离他们八十公里远的地方，有人已被这灯光的召唤所感动，就好像他们是从一座荒岛上对着大海绝望地摇晃着这盏灯一样”。此后多年，听电台节目的时间在变，地点在变，电台节目给我的感觉始终是那样：我在夜航，而它是我所看到的灯火，是我在置身人间感到独孤的时候，“人间”向我伸来的触须。犹如当年在运油航线上所感受到的那样。一九九年，大城市的晚上，全家人在客厅里欢声笑语的时候，我独自在一间屋子里听收音机；一九九二年，高考前的某个晚上，我守着收音机，等着八点的《听众点录的文艺节目》准时播出，好录下那首苏芮演唱的《北西南东》；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六年，整个大学时代的背景声音里，少不了寻找某个频道的电台节目的那种杂乱的声音，那时候，我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负责每天转播《午间半小时》。后来，我甚至脱离时代，让我小说里的人听收音机：“你在深夜里独自听过收音机吗？躺着，把那小小的匣子摆在颈子上，用下巴顶住一点。无论是怎么样快乐的曲子，在那时候听来，多少有点凄凉。”“外面是一城的灯火，大路上有夜班车不断地驶过，重重地，机器一样声音的女人闷声报着站名，稍稍一静下来，远处就又有少年们高声地唱着歌了，又是谁，踢到一个破饮料罐子，哐啷哐啷的声音，一直响到黑夜深处去。紫苏关掉收音机，两眼盯住房顶，眨也不眨。黑暗的角落里，一些像零件一样细碎的东西，组装着让人惊恐的物件，然而它始终不能成型，紫苏耐心地等着——她有的是耐心。”似乎就这么定了，最早听到电台节目的感受，将笼罩此后对电台节目的所有感受，人生始终如夜航，我们用尽一切方法与人间发生一点联系，用尽一切方法，摇晃自己的灯火。英吉沙“多少钱一把？”“两块五。”“不便宜吗？”“就是两块五。”那人的语气已经有些不确定了。他把手中的那个人造革皮包放在桌子上，扒开敞着的口，任我们挑选。是很旧的人造革皮包，黑色，许多地方已经掉漆，凡是有接线的地方，也都开裂，露出里面灰白色的布。男人也是陈旧的，三十岁，已经对生活无动于衷，矮，瘦小，黑，没有表情。我甚至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他们究竟买不买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