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树之丘》（One Tree Hill）则提到了智利的传奇左翼民谣歌手维克托?加拉——他在皮诺切特将军上台后被上刑然后处死。在这首歌中，波诺对加拉的描述正是他自己一贯的音乐哲学：“加拉把他的歌曲当作武器，手中紧握着爱”。《红山丘下的矿城》（Red Hill Mining Town）则是一首关于工业衰败城市的哀歌，歌名来自一本纪录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英国矿工大罢工的同名书。对波诺来说，对拉丁美洲的关注本质上就是对美国的困惑。“美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地方。你必须跟他不断搏斗。”的确，在这个美国精神上最荒芜与贪婪、音乐上缺少真诚性的八○年代，曾经怀有美国梦长大的U2，用一棵“约书亚树”去反省美国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替美国人召唤他们遗忘的理想国度。3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结束，世界进入新的时代。但相对于天真的历史终结论，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要进入的是什么时代，且历史的古老残酷问题依然继续纠缠着这个新时代，不论是战争或贫穷。U2的音乐也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他们在九○年代制作了三张加入更多电子音乐的专辑。但正如新历史时代中总有永恒主题，U2的新音色也维持他们一贯的时代关怀。一九九○年十一月U2到柏林录音，做出新专辑《注意点宝贝》（Achtung Baby）。这张专辑中出现他们在九○年代后最重要的政治歌曲，并被英国《Q》杂志选为史上一千零一首最佳歌曲的第一名 ：《合一》（One）。歌的概念是来自一个叫做“合一”（Oneness）的音乐节。他们没去参加，但在回信里，波诺说他们追求的是：“合一，但不一样”（One-but not the same）。所以“one”不是关于“同一”，而是关于“差异”；有了差异，才能结合为一。另一首U2在九○年代的重要政治歌曲、也是他们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参与表现，与萨拉热窝相关。南斯拉夫瓦解后，波斯尼亚（Bosnia）追求独立，但塞尔维亚部队反对他们独立，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六年包围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这是二十世纪持续最长时间的围城。战争前，萨拉热窝是一个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回教徒一起居住的地方，是一个能体现宗教与种族多元共存的城市；但现在这里成为一片炼狱。塞尔维亚部队终日以炮弹与子弹攻击萨拉热窝的平民，狙击手刻意攻击小孩和妇女以制造恐惧。人们每天起床不知道今天房子是否会被炸毁，是否会死于枪下。西方国家对于要如何帮助城里的人们没有共识，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只是在此地观察。事情日益恶化，火焰不断然烧，而世界只能无能为力地旁观。一个美国人卡特（Bill Carter）在一九九三年冬天去萨拉热窝提供人道帮助。他认为西方媒体忽视战火下生活的人们，所以和U2接触，希望可以在他们的演唱会上播出萨拉热窝人们生活的真实画面。卡特看到在萨拉热窝的庇护所中，年轻人听着摇滚乐，并且把音乐放到最大声，以对抗外面的炸弹声。他们也看MTV频道，看着和他们一样年纪的西方快乐青年，但没人在谈论他们面临的困难处境。于是，卡特每天在市区中寻找愿意接受访问的当地人，然后在U2演唱会上现场播出片段，让世人了解这些战火中的脆弱生命。U2当时正在进行的Zoo TV巡回演唱会主题本来就是对媒体的讨论。于是， 当每天夜间新闻成为一种娱乐，U2的演唱会却在娱乐场合呈现波斯尼亚的悲惨真实新闻。这使得U2成员深感情绪难以转换：在演唱会上观看了十分钟的苦难，见到战火猛烈、人们四处逃窜的街头后，他们很难轻易地回到演唱会的欢愉。他们几度觉得无法夜夜如此下去。最糟的一夜是在英国温布尔顿体育馆中的演出。镜头前三个萨拉热窝年轻女子哀戚地说：“你们正在享乐，而我们却这么不快乐。你们到底可以为我们做什么？”当波诺正要回答时，女孩却打断他说：“我知道你们会怎么做，那就是你们什么都不会做。你们只会回到你们的摇滚音乐会。你们甚至会遗忘我们的存在，而我们全都将面临死亡。”全场无声。U2、观众，与摇滚乐自以为是的政治介入，都遭到最重的一击。一九九五年，U2与制作人布莱恩?艾诺（Brian Eno）合作了一张专辑《原声带一号》（Original Soundtracks 1），并特别写了一首单曲：《萨拉热窝小姐》（Miss Sarajevo），男高音帕瓦罗蒂也在歌曲中献唱。这首歌是批评国际社会没有能力去阻止这场战争，并赞美人们如何在苦难前拒绝放弃他们的日常生活，例如有一个女子不愿意去避难所，只想继续在家中弹奏她的钢琴；还有一群女性自己举办选美比赛，并且说“我们要用口红和高跟鞋跟他们对抗。”歌曲MV中最震撼人的画面，也是这首单曲的封面照片，是这群选美小姐在台上举起布条，上面写着：“不要让他们杀了我们。”（Don’t Let Them Kill US）他们要跟世界说，世界或许遗忘了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坚强地活着 。围城之战结束后，U2在一九九七年来到萨拉热窝举办演唱会。他们是围城结束后第一个在此举办演唱会的西方乐队。台下的听众包括几年前彼此要杀害对方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而现在他们在这里一起高唱：“One”。第二天，当地报纸说，“萨拉热窝围城在这一天结束了。”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一九九八年五月北爱尔兰要针对各政党协商出的“星期五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进行公民投票。投票前一天，U2在贝尔法斯特举行演唱会，呼吁大家投下赞成票。演唱会进行到一半时，北爱两个敌对政党的领袖一起走上台。第二年，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只不过，就在公投后的三个月，激进力量因为反对这个协议，又制造一起爆炸案，二十九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在二○○一年的爱尔兰演唱会上，U2再次演唱《血腥星期天》，并且提到三年前的这个爆炸事件。在唱到“不要”（No More）这句歌词后，波诺带着全场观众喊：“不要军队、不要炸弹、不要IRA、我们不要再回到那里…… 擦干你的眼泪……我们已经受够了，战争还没开始，我们已经死了这么多人，告诉我到底是谁赢了……”最后，他用尽力气地念起了二十九个死难者的姓名……这一年他们也发行了新专辑《无法遗忘》（All That You Can’t Leave Behind）。专辑名称和其中歌曲《继续前行》（Walk On）都是献给被囚禁的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在歌词内页也提醒歌迷要支持国际特赦组织、绿色和平、以及支持战争中的受难儿童组织“难民儿童”（War Child）。这一年，也发生了“九一一”事件。在二十一世纪初，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定义正在被重写。4一九八五年的Live Aid结束后，不像大多数人只是参加一场公益活动， 波诺和妻子去了埃塞俄比亚六周，实际了解当地状况。他慢慢发现饥荒固然和内战及旱灾有关，但非洲的贫穷问题更是结构性的。在二十世纪末，他开始面对、解决这个问题。“两千年大赦联盟”（Jubilee 2000 Coalition）是由超过九十个 NGO 、教会、工会所组成的联盟，主要目的是要推动西方国家以及世界银行等组织在公元两千年前勾销五十二个较贫穷发展中国家无能力支付的外债。他们在一九九七年找上波诺作为代言人。从“大赦两千联盟”，波诺了解到非洲的问题固然和当地的政治腐败有关，但也和西方国家的腐败有密切关系。“西方国家为了战略理由，在冷战期间大量贷款给非洲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是坏人，但只要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就能拿到大笔钱。这些独裁者拿这些钱肥了自己，但西方国家却要让现在的小孩的生活成为当时独裁者借款的质押。”波诺对于自己角色的认识是：“摇滚乐是好的沟通者。我们用PA、录像带、歌词和T-shirt去传播信息。我曾经参加过绿色和平和国际特赦组织的行动，我的工作是鼓励乐迷成为这个计划的草根运动者。‘大赦两千联盟’在欧洲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但在美国则比较少人知道。然而在九八、九九年时，我们已经来不及去推动一个广大的草根运动，所以只能直接去寻求和决策者沟通。” 于是，波诺开启了摇滚乐的全新政治介入方式：成为一个穿梭在权力走道中的游说者。波诺拜访了前后任美国总统，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教宗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从历任财政部长到最保守强硬的共和党大佬赫尔姆斯（Jess Helms）。他还认真向知名经济学者萨克斯（Jeffrey Sachs）学习相关知识。“大赦两千联盟”在二○○一年结束。但波诺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反而是花了更多精神去推动解决第三世界的贫穷问题。此时，三分之一的穷国外债已经计划被勾销，美国、英国、法国都勾销了穷国欠他们的外债，但是穷国仍然积欠世界银行和IMF的外债。另一方面，运动人士也开始认为公平贸易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更重要，因为贸易比外援更能让非洲走出独立自主的道路。同时，非洲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艾滋造成的死亡，因为有两千五百万的非洲人民是艾滋病带原者，每天有六千五百人死于艾滋；估计到了二○一○年，全球将有四千万个艾滋孤儿。“这是每日都在发生的大屠杀。”波诺说。对他来说，非洲的贫穷与死亡颠覆了西方人的许多传统观念：关于文明、关于平等、关于爱。“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些东西，我们就不会让两千三百万人死于艾滋病。你不能享有全球化的利益，却不承担责任。”尤其是，“如果我们真的认为非洲人和英国人、美国人或者爱尔兰人是一样平等的，我们根本就不会坐视每年有几十万非洲人死于最愚蠢的理由：钱。”所以波诺和原来“大赦两千联盟”的部分成员在二○○二年成立一个组织DATA，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债务（Debt）、贸易（Trade）、艾滋（AIDS）、非洲（Africa）。从另一个角度说，西方愿意拨款给非洲国家时，也希望后者可以做到D、A、T，亦即民主（Democracy）、问责（Accountability）和透明（Transparency）。这一年，波诺出现在《时代》杂志封面上，标题是：“波诺可以拯救世界吗？”二○○五年是对抗贫穷的关键年。联合国高峰会在这年评估“千禧年发展目标”报告，且由英国所领导的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议（G8）将把优先议题放在帮助非洲发展上；该年十二月在香港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的重点也是如何结合第三世界发展和贸易自由化。因此，推动扶贫的民间团体把这一年称为“让贫穷成为历史”（Make Poverty History） 年；在美国，同样性质活动则称为“One”。他们要在这关键的一年全力推动西方国家致力于解决非洲贫穷问题。针对当年夏天在苏格兰举办的G8高峰会，波诺和之前主办Live Aid的歌手鲍勃?戈尔多夫（Bob Geldof）决定再次号召英美知名歌手，在欧洲和美国等六大城市举办Live 8现场演唱会。这一年，正好是一九八五年Live Aid演唱会的二十周年。这次活动并非重复二十年前的Live Aid演唱会，仅是以募款来解决非洲问题。Live 8演唱会是免费的，目的是要唤醒民众的政治意识，给八大工业国领袖施压以改变政策，并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如果Live Aid活动需要的是音乐人的悲悯之心，Live 8 则需要改革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和制度。他们说，这不是一种慈善，而是追求正义，是“朝向正义的长征”（The Long Walk to Justice）。运动的具体目标是要求西方国家将对非洲的外援增加到五百亿美金，删除非洲积欠国际金融组织和西方强国的外债，并且建立一套更公平的贸易制度。二○○五年，波诺和比尔?盖茨夫妇被《时代》杂志选为年度风云人物；U2也获得国际特赦组织授予“良心大使奖”。波诺和DATA的鲍比?施莱弗（Bobby Shriver）接着成立“红色产品”（Product Red）这个品牌，和各大企业如苹果计算机、GAP合作，推出红色产品来为艾滋、疟疾病人募款。波诺成为当前地球上对贫穷问题、对非洲议题，讲话声音最大的人之一。5“作为一个摇滚乐队，你必须抓住时代精神，并且介入。”尤其，“如果摇滚乐不敢质问大的问题，那还是摇滚吗？”波诺说。的确，三十多年来，U2与波诺始终在思考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战争与和平、人权、环境、贫穷等，并且积极与NGO组织合作介入这些议题。U2成员中持有这个信念的不是波诺一人。“在爱尔兰，我们只谈宗教与政治。我也认为摇滚乐是不能和政治分开的。”U2鼓手拉里?马伦（Larry Mullen）如是说。吉他手艾奇则说：“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总有摇滚乐试图关注政治和社会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做的只是延续我们从音乐中所学到的——从那些具有生命力并且与世界相关的音乐、那些具有政治和社会意识的音乐。”U2在六○年代的音乐和反战与民权运动中认识到了爱与非暴力的哲学，以及摇滚乐必须与现实相关的理念，并且在七○年代的朋克运动和冲击乐队的吉他声和歌声中相信自己，相信音乐可以试图改变世界。某个程度上，U2的政治影响力超越了他们这些前辈，达到音乐人从未企及的政治影响力。冲击乐队主唱乔?史特拉莫曾反省说，可惜当时他们没有结合一个运动，不然可以改变更多具体政策。相对于此，波诺则深知组织群众发起运动的重要：“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我们必须有能力伤害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向政客们说明他们砍掉的不是钱，是生命，是正在死去的母亲和孩子们。”问题是，如今的波诺和其他抗议歌手如比利?布雷格的不同是，虽然他和草根组织合作，他却不是站在街头的斗士，而是更多和政治以及商业精英合作。他已经是一个达沃斯人。“一个摇滚客站在街头路障旁拿着汽油弹，当然比拿着皮箱的世界银行报告更性感。”这意味着他知道去研究问题、游说政客，比起革命者的姿态是更不讨好的，但他认为这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他也相信摇滚迷自六○年代后已经成长了：他们知道革命不是在转角；世界的改变必须是一点一滴的。波诺说得没错，我们不能只是活在革命的浪漫想象中，而是要有更多基础和扎实的工作要做。但是这不代表这些工作只能是在权力的走道中和精英握手。毕竟他是一个摇滚乐手。吊诡的是，当过去十年他的影响力变得无比巨大时，U2的音乐却不像第一个十年总是用音乐抒发政治关怀。他们大部分的音乐是与波诺的政治行动无关的。二○○四年发表专辑《如何拆除原子弹》（How to Dismantle a Atomic Bomb）时，波诺说“原本这张专辑会很政治，因为这个世界是如此剧烈不安，你会以为有必要响应这些时代的问题。但是过去几年，我都在乐队工作之外、在不同场域的肥皂箱上发言，所以我不太想把U2当作我的肥皂箱了。”当然，这不表示他放弃音乐作为动员群众的工具。U2至今为止的任何一场演唱会仍然是用高科技的灯光、用高度设计过的演出，来传递他们的政治信息 ；他们在二○○九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还与国际特赦组织最新的“尊严运动”（Dignity Campaign）合作。只是，原本朋克革命是欲重新建立与群众的联系，一如深深影响U2的帕蒂?史密斯所不断强调的，但现在，当波诺以代表歌迷的声音在权力场域交涉时，他其实早已与群众疏离了。U2在九○年代用Zoo TV Tour和Pop Mart两次大型巡回演唱来反思世界的娱乐化与商业化，波诺也一反他们在八○年代的素朴，穿上了最华丽的造型、戴上了墨镜来颠覆摇滚明星的形象。人们知道那是一种反讽。但事实是，他们的演唱会从此一场比一场光鲜华丽，而波诺再也没拿下过他的墨镜：仿佛当他扮起摇滚巨星后，就再也无法脱离那个身份，就被演唱会穿上的浮士德魔鬼服永久附身。IMF主席一度讽刺波诺说：“你是个摇滚巨星。你是不是先赚了很多钱，然后发现了自己的良心？”波诺回答说：“不，我是先有良心后，才成为摇滚巨星。”或许他是一个有良心的摇滚巨星，但他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摇滚巨星，U2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乐队。他们已无法逃离金钱与虚荣的魔鬼迷宫，他们已经成为朋克最要斗争的对象。如果说，当年冲击乐队曾经鼓舞包括U2在内无数的年轻人成立自己的乐队，让他们相信三个和弦可以改变世界，那么，现在的U2似乎只让年轻人觉得遥不可及。社会改革需要政策论述、政治游说，也需要草根组织、街头抗争。摇滚的政治行动也可以是多重的。U2确实展现了音乐的政治力量，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局限，看到一个摇滚巨星/政治明星与真诚的抗议歌手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还好，U2之外，我们还有比利?布雷格、帕蒂?史密斯、九十岁的皮特?西格，以及更多在不同角落、用不同音乐类型追求改变世界的音乐行动者，在不断提醒我们音乐的力量。而音乐之外，从乔?希尔到U2，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还是乔?希尔死前的那句话：“赶快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