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一些的那个人一下子从裤后口袋里抽出一个笔记本，很快在舌头上蘸湿了食指，翻动着，找出一页，然后一边用指甲盖从上往下捋，一边念着。他抬起头看着拉班，他现在又谈论着棉线价，目光也没从拉班身上挪开，就像人们盯着一个方向看，以便不忘记要说的话时一样。他说话时眉毛往上扬。他的左手拿着半开的笔记本，姆指放在要读的那一页，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很容易地找到。笔记本不断地抖动，因为他的胳膊没支在什么地方，而行驶着的火车就像锤子一样击打着铁轨。　　另一个人的背靠着，他边听边有节奏地点着头。看得出，他并不对那人所说的一切都表示同意，过一会他会说出自己的意见。　　拉班把空手掌放在膝盖上，弯着腰坐着，他从旅客的头中间看到窗户，又通过窗户看见外面掠过的和远去的灯光。讲话的旅客说的话他听不懂，另一个人的回答他也听不懂。要想听懂得好好作一番准备才行，因为这两个人从年轻时起就和货物打交道。要是手里经常摆弄个棉线轴，并且经常把它递给顾客，就会知道行情，就可以谈论价钱。火车在飞快行驶，村庄迎面而来飞奔而去，拐向田野的深处，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这些村庄都住了人，也许去那里出差的人正走村串户作买卖呢。　　车箱另一边，从角落里站起一个身高马大的男人，他手里拿着一副牌喊道：“喂，玛丽，你把细平布衬衫装起来了吗？”　　“装了，”坐在拉班对面的那个女人说。她睡着了一会儿，当这个问题把她弄醒了时，她就这么随口答了一句，像是在对拉班说话。“您到勇不村劳的那个市场去，是吧？”那位活泼健谈的乘客问她。“是的，到勇不村劳。”“这是个很大的市场，是吗？”“是的，是个大市场。”她很困，把左胳膊肘支在一个蓝包裹上，头沉沉地架在手上，她的手紧贴着脸上的肉直扶在脸颊骨上。“她多年轻，”那位旅客说。　　拉班从背心口袋里掏出售票员找的钱数着。他把每个硬币都用姆指和食指展开，用食指指尖在姆指内侧转来转去。他长时间地望着皇帝的头像，后来他注意到皇帝头上的桂冠，想着这桂冠究竟是怎么用一个缎带打上扣和花结，再固定在脑后的。最后他觉得钱数对，于是把钱装进一个黑色的大钱包。正当他想对那位旅客说：“这是一对夫妻，您说是吧？”车停了。行驶时的嘈杂声止住了，列车员大声地报着一个地方的名字，拉班什么也没说。　　车慢慢地起动了，人们可以想象车轮在怎样转动，可它马上忽地越过一片低洼地，窗前，一座桥的长栏杆似乎冷不防地被撞得分开，接着又合拢到一起。　　拉班很高兴车开得这么快，因为他本来就不打算在前一站停留。“要是那里已经黑了，谁也不认识，离家又这么远。那么白天那里一定很可怕。下站情况会不会变，早到或是晚到了，情况会是怎么样？我要去的那个村子情形会怎样呢？”　　那个旅客说话声忽然大了起来。“还远着呢，”拉班想。　　“先生，您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那些厂主让人到最小的地方去出差，他们低头哈腰地和最卑鄙的小商贩套近乎，您以为，他们会和我们这些批发商出的价钱不一样？先生，您打听打听，跟这个价一模一样，昨天我看得一清二楚。我把这叫作苦差使。要把我们累死，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根本不能作什么生意，他们要把我们累死。”他又看着拉班；他眼里流着泪，并不觉得难为情；他用左手指关节抵住嘴唇，因为他的嘴唇在发抖。拉班身子往后靠，左手轻轻地捋着胡子。　　坐在对面的女摊贩醒了，她笑着用手摸了摸额头。那个旅客说话轻些了。那个女人又挪动身子准备睡觉，她半倚在包裹上叹着气。她的裙子紧紧地绷在右大腿上。　　女摊贩的身后坐着一位先生，头戴一顶旅行帽，正在读一张大报纸。坐在他对面的姑娘显然是他的亲戚，正求他——她说话时头侧向右肩——打开窗子，因为天气太热。他头也没抬地说，这就开，只是他先得把报纸上的一段看完，他指给她看是哪一段。　　女摊贩睡不着了，坐起身来朝窗外看，后来她看了好久放在车箱台子上煤油灯的黄火苗。拉班闭了一会眼。　　他睁开眼时，女摊贩正吃着一块抹着褐色果酱的点心。她身边的包裹打了开来。那个旅客默不作声地抽着一支雪茄，他不断地弹着手指，像是要掸掉烟头上的烟灰。另一个旅客用一把小刀的尖来回地转着一支怀表的轮子，弄得别人都听得见。　　拉班差不多已经闭上了的眼睛模模糊糊地看见那位戴旅行帽的先生在拉窗闩。一股冷风吹了进来，一只草帽从衣钩上掉了下来。拉班觉得他睡醒了，所以他的脸颊显得这么精神，要不就是有人打开了门把他拉进房子，要么就是他怎么给弄错了，接着很快，他深沉地呼吸着睡着了。　　Ⅱ　　拉班走下车箱扶梯的时候，梯子还有些颤动。雨落在他那刚从车箱的气息露出来的脸上，他闭上了眼睛。——雨哗哗地打在火车站站房前的铁皮房顶上，但在广阔的田野上，雨却使人好像觉得听见一阵阵吹着的风一样。一个赤脚的男孩跑了过来——拉班没有看见他是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上气不接下气地请求拉班让他提箱子，因为下着雨，拉班说：是的，下雨了，反正他要乘公共汽车走。他不需要他提。那个男孩做了个鬼脸，看来他觉得在雨中走路让人提着箱子比乘车显得更有身分，然后他马上转身跑了。拉班想叫住他时，已经来不及了。　　两盏灯亮着，一个铁路职员从一扇门里走了出来。他毫不犹豫地穿行在雨中走到火车头附近，两臂交叉着静静地站在那儿，等着火车司机弯腰钻过栏杆和他说话。一个勤杂工被叫了过来又被打发走了。几个车窗旁边站着乘客，由于他们看见的是一幢普普通通的车站建筑，所以他们的眼光暗淡，眼皮像在行车途中一样直打架。一个姑娘打着花阳伞从公路那边过来，急匆匆地跑上站台，把张开的伞放在地上坐了下来，把两条腿撑开，好让她的裙子干得快些，她还用指尖在撑开的裙子上捋着。只有两盏灯亮着，看不清她的脸。走过来的勤杂工抱怨说，伞底下积了一滩水，他用胳膊划着圆圈，表示水坑的大小，接着又像沉入深水的鱼一样，用两只手在空中比划着说，这把伞也阻碍了交通。　　车开动了，像是一扇长长的推拉门消失了，在铁轨那边的白杨树后是使人喘不过气来的黑魆魆的大地。那是一片漆黑还是一片树林，是一块池塘还是有人在里面睡觉的房子，是一个教堂的钟楼还是山间的沟壑，没有一个人敢走到那里去，可谁能留在这儿不走？——　　拉班又看见了那个铁路职员——他已经走到他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便跑到他的跟前挡住他：“请问，这儿离村子还远吗，我要去那儿。”　　“不远，一刻钟，可坐马车——正下着雨哪——您五分钟就到了。请。”　　“下雨了。这个春天可不怎么样，”拉班接着说。　　铁路职员把他的右手叉在腰上，从胳膊和他身体形成的三角形中，拉班看见那个姑娘已经把伞收了起来，坐在长椅上。　　“要是现在乘车去避暑，在那儿呆下去，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本来我以为会有人来接我。”拉班朝四周看了看，好让他说的话更使人相信。　　“我担心您会误了车。车不会老等着。不用谢。——走那条灌木丛中的路。”　　火车站前的马路没有灯，只有从房子一层的三个窗户里射出一道暗淡的光线，不过光照得不远。拉班踮着脚尖穿过烂泥，喊着“马车夫！”“喂！”“马车！”“我在这儿！”喊了好几遍。他走到黑暗的马路那边时，陷进一个又一个的水坑，不得不用整个脚掌踩地，一直走到一匹马的湿鼻子突然碰到他的前额。　　这就是那人说的车，拉班很快走进空无一人的车箱，坐在赶车人座位后边靠窗口的地方，背弯着靠到角落里，他做了该做的一切。因为要是车夫睡着了，他天亮前会醒来，要是他死了，会来一个新车夫或是店主，要是他们都不来，那么随着早班火车会来乘客，那是些急急忙忙吵吵嚷嚷的人。不管怎样，都可以静下心来，可以自己把窗前的帘子拉上，等着车起动时的那猛的一下。　　“是呀，我做了这许多事情以后，明天肯定能到贝蒂和妈妈那儿。谁也阻挡不了。这是对的，我也估计到，我的信明天才能到，我本来还可以在城里好好呆着，在埃尔维那里舒舒服服地过一夜，不必为往常使我倒胃口的第二天的工作担心。看，脚都湿了。”　　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节蜡烛头，点上并放到对面的椅子上。烛光足够亮，外面的黑夜使人觉得能看到没有窗户的涂成黑色的车子内壁。当然用不着立刻想着脚底下有轮子，前面还系着马匹。　　拉班在椅子上仔细地蹭他的脚，穿上干净袜子，坐直了身子。这时他听见有人从火车站朝这边喊：“嘿！”并且说，要是有客人在车里，就说一声。　　“有，有，这个乘客愿意这就走，”拉班从开着的车门探出身子，右手握着门框，左手张着搭在嘴边答应着。　　雨水哗地灌进他的衣领和脖子。　　车夫披着两只剪开的亚麻袋子跑了过来，他马灯的反光在他身后的水坑里闪烁着。他闷闷不乐地作开了解释：听着，他和雷伯拉打牌玩来着，他们刚打得正热闹时火车到了。他根本不可能走出来看，可他不愿把那个不理解这一点的人骂一通。另外，这里脏得要命，不明白这样一位先生到这儿来做什么，并且这位先生过了一会还进来了，他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刚才皮尔克斯霍费尔先生——对不起，他是助理员先生——进来说，他认为，一个长着金黄头发的小个子要坐汽车。他立刻就打听了，也许他并没有立刻打听？　　马灯挂到了车辕前端，车夫闷声闷气地给马一声命令，马拉动了车，车顶上被搅动的水一滴滴地从一个裂缝中慢慢地滴进车里。　　路很可能凹凸不平，泥浆一定会溅到车辐上，转动着的车轮使水坑中的积水成扇状，哗哗地向后甩去，车夫松松地拉着马缰绳，驾着湿淋淋的马。——这一切难道不是对拉班的遣责吗？许多水坑突然被绑在车辕上的一闪一闪的马灯照亮，在车轮下面分成几处，形成水波。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拉班要去找他的未婚妻贝蒂，一个年纪不轻的漂亮姑娘。要是有人愿意提起这个话题，谁会赞赏拉班在这儿有什么功劳，他值得称赞的只不过是忍受了别人的责备罢了，不过并没有谁会去公开谴责他。当然，他愿意去乡下，贝蒂是他的未婚妻，他爱她，要是她因此而感谢他，那就令人讨厌了，但谢总还是比不谢好。　　他的头常不由自主地碰倚着的车壁，后来他抬头看了一会儿车顶。有一次他的右手从靠着的大腿滑了下来。但胳膊肘还呆在肚子和腿之间的弯弯里。　　车已开到几排房子的中间，车内时不时地照进一间屋子的灯光，一个楼梯——拉班要想看见它的头几级得站起身子才行——通向一座教堂，一个公园的门口处点着一盏灯，火焰很大，不过一个圣像只在一个小杂货店灯光的照射下才显出了它那黑魆魆的影子，现在拉班才看见，蜡烛烧完了，从椅子上流出的蜡油一动不动地悬挂着。　　马车停在客栈前时，听得见雨下得很大——也许是有一扇窗户开着的缘故——也听得见店里客人的声音，拉班问自己，马上下车好呢，还是等着店主到车这边来好。这个小城的习俗是什么他不知道，不过贝蒂一定谈起过她的未婚夫，他的亮相是光彩照人还是不大得体，这将会影响到她在这里声誉的大小，而这也牵扯到他自己的声誉。而他，既不知她现在的名声如何，也不知她散布了有关他的什么名声，因而事情就显得更别扭更难办。　　多漂亮的城市，多方便的归途！要是家里那儿下雨，就乘电车穿过湿漉漉的石子路回家，而在这儿得坐着马车经过一片泥浆来到客栈。——城里离这里很远，哪怕我现在想家想得要死，今天也不可能有人把我送回家去。——嗯，我也不会去死——不过在那儿的家里，今晚会有人给我端来我想吃的菜，右边，盘子的后面放着报纸，左边放着灯，而在这儿，端给我的准是油腻腻的饭菜——这儿的人不知道，我的胃消化不好，要是他们知道就好了——，还会有一张从未看过的报纸，我听说过的很多人都会在场，一盏灯供所有的人使用。那是一种什么灯光啊，打牌足够了，可看报行吗？　　店主没来，他一点不想着客人，看来他是个不大友好的人。或者他知道我是贝蒂的未婚夫，可这难道是他不到我这儿来的理由吗？在火车站，马车夫让我等了那么久倒也应该。贝蒂常讲，她老受下流男人的欺侮，她如何拒绝他们的纠缠，也许这儿也是如此……　　爱德华·拉班穿过走廊走进开着的大门时，看到下雨了。　　雨下得不大。　　人行道上，尽管下着雨，在他前面不高不低地走着许多人。间或有个人走出人群，横穿车行道。　　一个小姑娘两只胳膊托着一只灰色的狗。两个男人正在互通着一件事情的信息，有时他们的整个上半身相互靠近，然后又慢慢地分开；这情形使人想起在风中开闭的门。其中一个人手心向上，有规律地上下摆动着，好像他悬空拿着一个重物，要掂掂它的重量似的。然后又可以看见一位身材苗条的妇女，她的脸轻轻地抽搐着，就像天上的星星在眨眼，她戴着扁平的帽子，帽子直到帽沿都用不知什么东西装饰着，堆得老高；无意之间，对所有从她身旁走过的人来说，她显得那么陌生，就像一道法令把他们隔开似的。一个拄着一根细拐杖的年轻人匆匆走过，他的左手像是瘫痪了似的平放在胸前。许多人都去上班；虽然他们走得很快，可人们看他们的时候比看别人的时候长，他们一会走在人行道上，一会走下人行道，他们的外衣很不合身，举止平平，他们被人推搡着，同样也推搡着别人。三位先生——其中的两位在弯曲的下臂上搭着薄外衣——从房屋的墙边走到人行道边上，看看车的和对面人行道的情况。　　透过往来的人群间隙，先是可以粗略、后来可以很方便地看到车行道上砌得整整齐齐的砖头，车行道上，车子在轱轳上摇摇晃晃，被伸着脖子的马拉着快速前行。倚坐在车内软垫上的人默不作声地看着行人、商店、阳台和天空。一辆车超过另一辆车向前行驶时，马匹便挤靠在一起，马嚼子的皮带来回地晃动着。牲口拉拽着车辕，车轮滚动着，摇摇晃晃地向前赶路，直到绕过前面的车，并排走着的马儿之间才又拉开了距离，只有瘦长的马头还靠在一起。　　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很快地向房门口走去，在干燥的拼花地面上停了下来，转过身。然后他望着乱纷纷地落进这条窄胡同里的雨。　　拉班稍微弯着右腿，把缝了一层黑布的手提箱放下。雨水沿着车行道的边哗哗地流着，像是绷紧了似的冲向更深的下水道。　　拉班倚着木门框，那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站着，时不时地朝拉班看看，尽管他得为此扭动脖子。不过他这样做只是出于自然的需要，因为他眼下无事可做，至少在他周围的一切他都得看个仔细才行。他就这样来回地、毫无目的地张望，结果很多东西他都没看见。比如他没发觉拉班的嘴唇苍白，不亚于他领带那完全褪了的红色，他的领带从前有着明显的摩尔式的花样。要是他觉察出了这点，他的内心深处肯定要发出一声喊叫，可这也不对，因为拉班的脸色一直很苍白，尽管最近以来有些事情使他特别感到疲倦。　　“这是什么天气，”那位先生小声地说着，他虽然是有意识地、但却是有点老态龙钟地摇了摇头。　　“是呀是呀，尤其是要出门的时候，”拉班说，他很快地站直了身子。　　“这天气不会变好，”那位先生说，为了最后再审视一遍所有的情况，他探出身子看看胡同远处，又看看胡同近处，然后又看看天空，“这样的天气可能持续几天，可能持续几个星期。就我所记得，六月和七月初也没预报过什么好天气。嗯，没有一个人会高兴，比如我就得放弃散步，而散步对我的健康来说十分重要。”　　接着他打了个呵欠，显得很疲倦，因为他听着拉班的说话声音，只顾着说话，对别的都不感兴趣，甚至连谈话本身都不感兴趣。　　这给拉班的印象相当深刻，因为是这位先生先跟他打招呼的，因此他试图对自己稍微炫耀一番，哪怕对方发觉不出来。“说得对，”他说，“在城里大可以放弃对健康不利的事情。要是不放弃，只能对出现的不好的后果进行自责。人们会后悔，因此才会明白下一次该怎么做。要是每次……”〔此处缺两页〕……“我这样说没有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拉班急忙说，他愿意原谅这位先生的心不在焉，因为他要对自己炫耀一番。“所说的这一切仅仅出自于我刚才提到的一本书，像其它书一样，这本书也是最近以来每天晚上读的。我常常是独自一人。这些是指以前的家庭情况。除了其它的一切，对我来说，吃过晚饭以后，看一本好书就是最高兴的事。一直是这样。不久前我在一个宣传品里读到摘录的一个作家的一段话：‘一本好书是最好的朋友，’这是真的，是这样，一本好书是最好的朋友。”　　“是呀，要是年轻的话——”那位先生说，他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不过想说，下雨了，雨又下大了，停不下来了，但拉班听了他的话却似乎觉得，这位先生六十好几了还觉得自己年轻力壮，倒过头来却把三十岁的拉班不放在眼里，并且如果允许的话，他还想说，他三十岁时可比拉班明事理。他认为，就是像他，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无所事事地在走廊里站着观雨，也是浪费时间，要是再加上说闲话打发时日，那就是浪费了双倍的时间。　　现在拉班觉得，一段时间以来，别人怎么议论他的能力或观点对他毫无影响，相反，他正式离开了那个以前他听命于一切的地方，这样一来，人们现在不管说他的好话还是坏话都只是胡说八道。因此他说：“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因为您想不到我会说什么。”　　“说吧，说吧，”那位先生说。　　“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拉班说，“我指的是，不管从哪方面讲，书都有用，尤其是在人们并不对它抱期望时，它的用处特别大。要是打算做件事情，那么正是其内容和所做的事毫不相干的书最有用。因为要采取行动的那个读者头脑一发热（哪怕完全是由于书的作用使他头脑发热），读书便会激发他产生好多有关他的行动的想法。而由于书的内容毫不相干，读者的思想便不会受阻，我要说，他的内心就像犹太人曾经渡过红海一样，在读书的时候会把他的想法整个地在头脑中过一遍。”　　拉班对这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整个的人很是讨厌。他觉得，这人离他特别近，——但这没有什么……〔此处缺两页〕……报纸也是如此。——我还想说，我只是到乡下去，只去两周，我在休假，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即便不是如此我也很需要休假，但尽管如此，一本书，比如我提到的那本最近看完的书，对我这次的短期旅行的指导比您能想象的还要多。　　“我听着，”那位先生说。　　拉班什么都没说，他正站着，把他的两只手插进外衣的显得有点高的口袋里。　　过了一会，那位上了年纪的先生才说：“看来这次旅行对您来说至关重要。”　　“您看，您看，”拉班说着，又把身子靠在门上。现在他才看清，走廊里挤满了人。连门口台阶上都站着人，一位公职人员和拉班租用同一位女房主的房子、他下台阶时，不得不请求人们给他让路。拉班正用手指着雨，这人隔着几个朝拉班转过身去的人的脑袋对拉班喊着“一路平安”，他重复着一句显然是以前发出的承诺，下个星期天一定去拜访拉班。　　〔此处缺两页〕……有一个他自己也很满意的舒适的职位，这个职位一直在等着他。他有毅力，内心快活，所以他消遣时不需要任何人，但所有的人都需要他。他的身体总是那么健康。嗨，您别说了。　　“我不争论，”那位先生说。　　“您不争论，但您也不会承认您的错，您为什么要这样坚持错误呢。您现在还记得这么清楚，我敢打赌，如果您和他谈谈话，就会把一切都忘掉。您会责备我，说我现在不能更好地反驳您。要是他只谈论一本书的话。他立刻会对所有美好的事情都那么高兴。”……　　（吴麟绶　译）乡村教师　　见到一只平平常常的小鼹鼠就恶心的人（我就属于此类），若是看到几年前在一个小村子附近观察过的那只巨型鼹鼠，恐怕便会恶心得死去活来。这村子也曾因这只鼹鼠一度颇有名气，不过现在早已又遭遗忘，因而它仅能分享着整个现象的默默无闻。这一现象至今依然未得到解释，不过人们也没怎么花费精力去解释。那些本该关注此事的人实际上为了许多微不足道的事忙得不亦乐乎，由于他们的令人难以理解的疏忽，这一现象未经详细调查即被遗忘了。村子远离铁路线绝不能成为托辞。有许多人出于好奇大老远地赶了来，甚至还有从国外来的，只有那些不该仅仅表示好奇的人没来过。是呀，若不是个别普普通通的人，若不是那些让平凡的日常劳作压得几乎连口闲气都没功夫喘的人，若不是他们无私地关心这件事，关于这一现象的消息恐怕连几里地也传不出去。必须承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差一点给封起来的消息偏偏步履艰难，对它简直就是硬推硬搡，否则也传不开来。然而这绝对不应是对此事一无所为的理由，恰恰相反这一现象本应进行调查研究。可人们却将有关此事的唯一的文字记录交给了那位上了年纪的乡村教师，在其本行中他虽然出类拔萃，但他能力有限，受教育不足，不可能提供一分具有永久价值的全面描述，更谈不上提出一种解释了。小册子印了出来，在来村里的观光者中卖出了不少，而且也得到了一些好评，不过这位教师凭自己的聪慧足以看出，他那得不到任何人支持的个人努力毫无价值。可他丝毫没有松懈，就其特性来说此事的希望一年比一年渺茫，但他却把它当作自己的毕生事业，这一方面证实这一现象所能产生的影响有多大，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在一个默默无闻的老乡村教师身上，会蕴藏着怎样的毅力和对信念的忠诚。有份简短的补充材料证实，他曾因那些权威人士的拒绝态度吃了不少苦头，他把它附在自己的小册子后面，不过那是在若干年之后才附上的，也就是到了几乎谁也记不起小册子的内容时。在这份补充材料中，他或许不是用技巧，而是用令人信服的真诚抱怨说，在那些至少可望得到理解的人那里，他却找不到理解。关于这些人他一针见血地说：“不是我，而是他们说起话来像些老学究。”另外，老还引用了一位学者的名言，为了自己的事业他特地登门拜访了这位学者。这位学者姓名不详，但从各种琐碎小事中不难猜出他是何人。老教师费尽周折才获准进了这位几星期前就已预约了的学者的家门，可在寒暄时他已察觉到，对他的事业，这位学者囿于一种不可克服的偏见之中。当老教师依照自己的小册子做着长长的介绍时，他是那样心不在焉地听着。经过一阵装模作样的思考之后他解释说：“您那个地区的土嘛特别黑，特别肥沃。嗯，因此嘛它给鼹鼠提供了营养特别丰富的食物，它们才得以长得特别大。”“可也没有这么大！”教师提高嗓门说，由于气愤他略带夸张地在墙上比划了两米。“噢，会的。”学者回答说，显然整个这件事让他觉得很开心。教师就带着这样的答复回家了。他还讲述了那天晚上他妻子和六个孩子如何冒着雪在大路上等候他，他只得向他们承认，他的希望终于破灭了。　　当我读到关于那位学者如何对待老教师的描述时，我还没看过教师那本小册子的正文。可我当即就做出决定，自己去搜集整理所能了解到的一切。既然我不能去教训那位学者，那至少我的文章该能保护这位教师吧，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这种文章并不比一个正直但却无足轻重的人的愿望更能保护这位教师。我承认，后来我真后悔作出了这种决定，因为不久我就感觉到，若执行这一决定必然要使我陷入一种特殊的境地。一来我的影响力远远不能为这位教师改变那位学者或者舆论的看法，二来那位教师肯定注意到，和维护他的名誉相比，我更关心他的主要意图和证实大鼹鼠现象，而且他觉得他的名誉是理所当然的，是用不着保护的。这到最后必然是我想与老教师同舟共济，但却得不到他的理解，可能我帮不了什么忙，自己却需要一位新帮手，而这位帮手的出现恐怕是难上加难。另外，做出这一决定使我担负起一项巨大的工作。若要说服别人，我就不能引证那位教师的东西，因为它们从未能说服别人。了解他那篇文章只能使我迷惑，因此在我自己的工作结束之前我得尽量避免读它。是的，我从未和这位教师进行过联系，然而他却通过中间人知道我在调查，但他并不清楚我的工作是依照他的意思还是违背他的意思。是的，他似乎猜出是后者，尽管他后来矢口否认这一点，因为我有证据证实他曾给我设置过种种障碍。这对他来说太容易了，因为我不得不将他已做过的所有调查再重复一次，因而他总能抢在我前面。不过这是对我的方法进行的唯一恰当的责备，另外也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责备，可以通过小心谨慎和自己否定自己的结论淡化责备。我的文章没有受那位教师的任何影响，大概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显得极其难堪，似乎在我之前谁也没有调查过此事，似乎我是第一个听耳闻目睹者讲述的人，是第一个将这些材料编排起来的人，是第一个得出结论的人。那位教师的文章有一个非常罗嗦的题目：《一只鼹鼠，其巨体为前人见所未见》，后来读它时我果然发现，在几个基本问题上我们观点不一致，尽管我俩都认为已经证实了最重要的事，即那只鼹鼠的存在。这些个别的意见分歧一再妨碍着我与那位教师建立友好的关系，那种即使如此我仍在期待的关系。他几乎产生了某种敌意。他对我虽然一直谦虚恭敬，但我却能更清晰地观察出他的真实心境。他认为，我大大危害了他和他的事业，我能帮助他或也许能帮助他的看法充其量也只能算幼稚，也可能是狂妄或诡计。首先他多次指出，他以前的所有对手从未显露过敌意，或是仅仅在两人之间，或是仅仅在口头上显露过，而我却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批评立刻全部印出来。另外，为数不多的那几个对手的确调查过这件事，尽管很肤浅，但在开口说话之前，他们至少都认真地听完他这位教师的意见，即此事的权威意见，而我却从零乱收集起来而且有些部分纯属谬误的材料中推出种种结论，尽管它们在主要方面正确无误，但也毫无可信之处，无论是对大众还是对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如此。即使是显示出一点点不可信也是这里所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　　这些指责尽管形式隐蔽，我毫不费劲就能回击它们，例如恰恰他的文章恐怕才是不可信的顶点，但对付他其它的疑心则不大容易了，这就是我为何从整体上说对他采取克制态度的原因。他暗自认为，我存心败坏他的荣誉，他那作为那只鼹鼠的第一位正式代言人的荣誉。现在对他个人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荣誉，真正存在的只是笑柄，而且是仅仅限于一个小圈子里的笑柄，我无心谋取的笑柄。另外在我那篇文章的导言中我明确声明，这位教师在任何时候理应被看作鼹鼠的发现者——不过他从来就不是发现者——仅仅是同情这位教师的遭遇才促使我撰写这篇文章。“此文的目的是”——我在结尾慷慨激昂地写到，不过这的确符合我当时的激动心情——“帮助这位教师的文章得到应有的传播。一旦达此目的，我那暂时仅在表面上牵扯进此事的名字应立刻从中抹去。”凡是与此事有较大牵连的事我都尽量不沾边，好像我通过某种方式已预感到这位教师会这样不近情理地指责我。尽管如此，他却偏偏在此处抓到了我的把柄。我不否认，在他所说的话里，或者说在他含沙射影的话里，似乎也会有那么一点儿合理的东西，我已多次注意到，在某些方面，他的眼光在对付我时几乎比在他的文章中更为敏锐，因为他认为我的导言是虚伪的。倘若我的目的当真只是宣传他的文章，那我为何不只提他和他的文章，为何不指出它的长处和它的严密，为何不仅仅限于强调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并让人们理解它，为何完全忽视他的文章却热中发现本身。难道发现还不是事实？难道在这方面还有什么余事可做？可是若真的认为必须再重复一遍这一发现，为何还要那么郑重其事地在导言中宣布绝不染指发现？这可能是虚伪的谦虚，但也令人气愤。我在贬低这一发现，仅仅是为了贬低它，我才想让人们注意它，我研究了它又将它弃之不管。这件事大概已有所平息，现在又被我搞得沸沸扬扬，而且同时我又使这位教师的处境比以往更加艰难。对这位教师来说，维护他的声誉到底有何意义！他所系念的是这项事业，只是这项事业。可我却在出卖这项事业，因为我不理解它，因为我没有正确地估价它，因为我对它没有感受力。若我的理解力在地上，它则在九天之上。　　他仿佛就坐在我面前，用布满皱折的老脸对着我，静静地看着我。他的看法真的仅此而已。然而这根本不对，他并非只系念事业，甚至可以说他的虚荣心相当强，而且还想捞些钱，如果考虑到他的家庭人口众多，这倒不难理解。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我对这项事业的兴趣比较小，所以他认为，装出一副毫无私心的样子是可以的，只是别撒大谎。我对自己说，此人这些指责说到底无非就是，他用双手紧紧攥着他的鼹鼠，任何想挨近它的人，哪怕只是想用指头挨近它的人，都被他称作出卖者，可这样也不足以使我的内心得到满足。事情并非如此，他的行为不能用贪心来解释，至少不能单用贪心来解释，倒是更宜用神经质来解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却一无所获在他内心引发的神经质。但即便这种神经质也解释不了一切。或许我对此事的兴趣确实过淡。对这位教师来说，别人毫无兴趣已属常事，对此他能从整体上承受，但具体到某一个则不能容忍。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个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关心此事的人，可此人也并不理解这项事业。我丝毫不想否认，我曾被迫这样做过。我不是动物学家，如果是我发现此事，可能我会打心底里激动万分，然而我并不是发现者。一只如此巨大的鼹鼠无疑是件引人注目的事，但也不能因此就要求全世界总是关注它，何况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这只鼹鼠的存在，至少还无法将它展示给人们。我也承认，即使自己是发现者，为只鼹鼠我恐怕绝不会像为这位教师这样心甘情愿付出心血。　　假如我的文章获得成功，我和教师之间的分歧大概很快就会消除，可它偏偏就没有成功。也许是这篇文章写得不好，不足以令人信服，我是个买卖人，撰写这样一篇文章大概远远超出了给我划定的圈子，超出的程度比那位教师还大，尽管在所有必须具备的知识方面我远远超出这位教师。这次失败虽可以另做解释，但失败得也许太不是时候。鼹鼠的发现未能引起广泛的关注，但一方面逝去的时间还没使人将其忘得干干静静，因而我的文章也没让人们大吃一惊，另一方面，逝去的岁月还不够完全耗尽那点原本存在的兴趣。有些人非常为我的文章担心，他们用一种左右过几年前的那场讨论的悲观口气说，现在可能又要为那件无聊的事情瞎费功夫了。有些人甚至将我的文章与那位教师的混在一起。在一份重要的农业杂志上出现了下面这样的评论，幸亏它登在最后，而且印得很小：“关于大鼹鼠的这篇文章又寄给了我们。记得几年前它曾惹得大家痛痛快快地开了一次心。从那之后它并未变聪明，我们也没变愚蠢。我们不能再笑第二次。因此我们要问问我们的教师联合会，除了追逐那些大鼹鼠，一个乡村教师是否再找不到更有益的事干了。”一次不可原谅的混淆。他们既没看过第一篇，也没看过第二篇，匆匆忙忙偶然听到了两个可怜巴巴的词，大鼹鼠和乡村教师，那帮先生就觉得足以让他们代表公众的兴趣大出风头了。对此我本可有效地采取各种措施，但与教师之间缺乏理解却使我不能这样做。我千方百计不让他看到这份杂志，能瞒多久就瞒多久。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了它，在他那封允诺圣诞节期间来看望我的信中，我已看出这一点。他在信中评论道：“这个世界真糟糕，而人们对此却无动于衷。”他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我即属于这糟糕的世界，但我并不满足于我本身所具有的劣性，我也对这世界无动于衷，也就是说，为了诱出共同的劣性并帮助它获胜我才在工作。现在，种种必不可少的决定我已做出，我可以泰然自若地等待他，心地坦然地看着他到来，问好时甚至比平时更没礼貌。他默默地坐在我对面，小心翼翼地从他那独特的棉外套的口袋中抽出那本杂志，打开推到我面前。　　“我看过了。”我说，一个字没看便又推了回去。　　“您看过了。”他叹了口气说。重复别人回答，这是他当教师的老习惯。“当然我不会毫不反抗地容忍此事。”他接着说。他一边激动地用手指在杂志上敲着，一边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我，似乎我与他的观点截然对立。他大概已预感到我想说什么。以往我可不相信从他的言语中比其它迹象更能觉察到，他对我的意图的直觉常常准确无误，但他却没有服从这种直觉，听凭自己被引向它处，当时对他说的话我几乎能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因为谈过话不久我就做了笔记。　　“您想怎样就怎样吧，”我说，“从今天起我们分道扬镳。我想，对此您既不会感到意外，也不会感到不合适。杂志上登的这条消息并非我做出这项决定的原因，它只是最终坚定了我的信心。真正的原因是，我本以为我的出现会有助于您，而我现在只能认为，我在各个方面都伤害了您。为什么成了这样，我也不知道，成功与失败的种种原因总有多种含义，别尽寻找那些不利于我的解释。想想您自己吧。如果从整体上看，您有极好的意愿，但却遭受了失败。这些我并不是说着玩的，这也针对我自己，如果我说，就连与我的关系可惜也属于您的失败之列。我现在退出此事既非胆怯也非背叛。若非战胜自我甚至不会这样。我的文章已经表明，我是多么尊重您个人，您在某一方面已成为我的老师，我甚至觉得连那只鼹鼠也似乎变得可爱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退出，您是发现者。无论我想怎么做，总在阻碍您得到可能得到的荣誉，同时我还在招致失败，再将失败引向您。至少您是这样看的。够了，不说了。我能够接受的唯一惩罚就是我请求您原谅。如果您要求，我可以重复我在这里向您所做的表白，公开重复也行，比如说在这份杂志上。”　　这就是我当时所说的话，它们并不完全坦城，不过从中很容易推断出坦诚。我的声明对他的影响和我预料的大致相同。大多数老年人对年轻人都具有一些迷惑性和欺骗性，这是他们的本性。在他们身边，人们过着平静的生活，都以为这是一种有保障的关系，他们了解各种主要看法，不时得到生活和谐的证明，他们认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可一旦发生什么具有决定意义的事，而且早已准备好的宁静应当发挥作用时，这些老年人突然间令人刮目相看地挺身而起，他们的观点更深刻，更有影响，他们这时才亮出他们的旗帜，在那上面人们大吃一惊地看到了新的口号。之所以感到吃惊，首先是因为这些老人此时说出的话确实更合理，更有意义，似乎那些理所当然的事又升了一级，更加理所当然了。这种无可比拟的迷惑性就在于他们现在说的其实都是以前一直在说的，而且一般来说都是无法预料的。想必我对这位乡村教师已了解得很深，因此他现在并没令我感到特别吃惊。　　“孩子，”他边说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亲切地搓着，“您怎么会想到参与这件事情？——我一听说，马上就和我老伴说起来。”他离开桌子，摊开双臂，望着地面，仿佛那下面站着小小的老伴，仿佛他在与她说话，“‘这么多年了，’我对她说，‘咱们一直孤身奋战，不过好像有个城里的上等人现在出来为我们说话了，一位城里的商人，名叫松德索。现在咱们可该大大高兴一场了，不对吗？一个城里的商人可非同小可。若是一个低贱的农夫相信我们并用言语表示出这种信任，那对我们没有丝毫用处，因为农夫做的事总是不体面的，无论是他说这位乡村老教师说得对，还是很不得体地吐几口唾沫，两者起的作用一模一样。如果站出来的农夫不是一个，而是成千上万，那效果可能更加糟糕。而一个城里的商人就不大一样了，一个这样的人有着各种关系，即使他随便说点儿什么，也会在一个很大的范围里传来传去，新的资助人将纷纷支持这项事业。比如有一个人说，即使是乡村教师也能向他学习嘛，第二天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低声议论起来，若按他们的观点来推断，人们大概绝不会料到他们会这样。这下这项事业的资金也就有了，一个人募集，其他人把钱交到他手里。大家说，那位乡村教师也该从村子里接出来。大家都来了，根本不在乎他的外表，把他围在中间，因为他割舍不下老伴和孩子，他们也给带上了。你观察过城里人吗？他们总是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如果让城里人站成一排，那就会从右唧喳到左，再又唧喳回来，传过来又传过去。他们就这样唧唧喳喳地把咱们扶进车里，咱们几乎没有时间对所有的人点点头。坐在车夫高座上的先生扶正他的夹鼻眼镜，挥舞起鞭子，我们上路了。所有的人都挥着手向村子告别，似乎我们还在那里，似乎咱们并没坐在他们中间。城里驶出几辆马车迎着我们奔来，上面坐着特别性急的人。当咱们驶近时，他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伸上脖子看我们。募款的那个人安排好了一切，提醒大家保持安静。当咱们驶进城时，车队已经成了长长的一溜，咱们本以为欢迎仪式已经结束，可到旅店门前这才开始。只听一声呼唤，城里马上聚集起许许多多的人。只要有一个人关心什么事，马上就会有第二个。他们用气息相互抢夺对方的观点并据为己有。这些人并不是全都有车坐，他们在旅店前等着，另有一些人虽然能坐车，但由于自信他们没有坐。他们也等着。真是无法理解，募款的那个人是如何统揽全局的。’”　　我静静听他讲着。是的，听他讲着我越来越平静。我将印着我那篇文章的小册子，只要是还在我手里的，全堆在桌子上。散落在外的只有极少数，因为前不久我写了一封连锁信，要求将我寄出的文章退还给我，大部分人都退了回来。另外，还有不少人很有礼貌地写信告诉我，他们实在回忆不起来曾收到过这样一篇文章，如果它的确曾寄到了，那么很遗憾，那肯定是丢了。即便是这样也无不妥之处，其实我也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个人请求我允许他将这篇文章作为珍稀之物保存起来，并许诺一定按照连锁信的意思，二十年内不拿给任何人看。这封连锁信乡村教师还没有看到。我真高兴他的话使我如此轻松，我真想把它拿给他看。不过在此之前我也可以毫无顾虑地这样做，因为这封连锁信我写得十分谨慎，并没有无视乡村教师的利益及其事业的利益。这封连锁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之所以要求退还文章并非因为我已经放弃在文章里所支持的观点，也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可能有个别部分属于谬误或无法证实。我的请求纯粹出于个人原因，但十分紧迫。请勿从这一请求推断我对此事的观点。如愿意，请传下去。”　　我暂时用双手遮住连锁信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您想指责我吗？您为何想指责我？我们可别因为分手而互相怨恨。您应当试着看清楚，虽然您有了一项发现，但这一发现大概并未超出任何其它的发现，因而您所遭受的委屈也不是最大的委屈。我不了解学术团体的章程，但我相信，即使在最友好的情况下也不会为您举行一个欢迎会，一个算得上欢迎会的欢迎会，就像您也许曾给您那可怜的老伴描述过的那样。如果说我对这篇文章的影响有所期待的话，那就是我认为，也许它会使一位教授注意到我们这件事，也许他会委托一位年轻的大学生调查这件事，这位大学生来找您，以他的方式将您和我的调查再审核一遍，最后，如果他觉得这种结果还值得一提——这一点可以肯定，凡是年轻的大学生总是疑心重重——他便会发表一篇自己的文章，您所写过的将在他的文章里得到科学的论证。然而，就算这一愿望实现了，收获也不算大。大学生的文章为一件如此奇特的事情辩解，也许会遭到嘲笑。从农业杂志的例子上您也看到了，这种事情多么容易发生，科学杂志在这一方面更是毫无顾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教授们对自己，对科学，对后世担负着许多责任，他们不可能立刻投身于每一项新发现。我们其他人在这方面就优于他们。但我不考虑这种优势，我现在想假设大学生的文章获得了成功。随后会怎样呢？也许您的名字会被恭恭敬敬地提到几次，这对您的处境可能会有好处，人们会说：‘我们的乡村教师有一双慧眼’，这份杂志如果记性好而且有良心，必然会向您公开道歉，随后也可能出现一位好心的教授，为您争取到一份奖学金，人们的确有可能会设法让您迁到城里，给您在城里的学校里找个位子，这样您就有机会使用市里提供的供您深造的科学资助金。但如果要我坦城相告的话，那我就得说，我认为人们只是这样试一试而已。人们把您请到这里来，您也来了，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申请者，没有任何隆重的欢迎仪式，人们和您谈话，承认您踏踏实实的努力，然而同时也看到您上了岁数，像这种年纪才开始搞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前途，您的发现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出于偶然，而不是按照一定的计划，除了这个个别情况，您从未打算继续干下去。由于这些原因，人们或许会让您留在村子里。然而您的发现将不会被搁置起来，因为它一旦得到承认，就不会小到随时会被遗忘的程度。不过您再也不会了解到多少关于它的情况，而且您能了解到的您也几乎理解不了。每一项发现都将立刻纳入科学的整体之中；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它已不再是项发现，它化入整体之中，它消失了，要想再辨认出它，必须具有经过科学训练的眼光。它立即就与各种原理联系起来，而这些原理我们均闻所未闻，在学术争论中它也依照这些原理被扯到了云中雾里。我们如何能理解这些呢？如果我们听一次学术讨论，我们以为是在讨论这一发现，可人家说的完全是另一码事，到下一次我们以为谈的是别的事，不是这项发现，可人家说的恰恰是它。　　“您听懂了吗？您若留在村子里，就可以用得到的那笔钱让您的家人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但您的发现已经易手，您找不出任何理由进行反抗，因为只有在城里它才能得到真正的重视。也许人们对您也不是没有感激之情，也许人们会在发现地建个小博物馆，它将成为村子的一处名胜，而您将成为钥匙的保管人，为了在表面荣誉方面也不要留下什么缺憾，人们将授予您一枚可以佩带在胸前的小奖章，就像科学院所的仆人们经常佩带的那种。这一切都有可能。但这些是您所想要的吗？”　　他没有花费时间来回答，而是非常得体地反问道：“您是否打算为我办到这些呢？”　　“也许吧，”我说，“我那时做事太欠考虑，所以现在不能明确地回答您。我本想帮助您，但却失败了，甚至是我平生最大的失败。因此我现在想退出此事，并尽一切力量挽回此事。”　　“那好吧。”乡村教师说，他掏出他的烟斗，开始往里塞他哪个口袋里都有的散装烟丝。“您自愿关心这件出力不讨好的事，现在又自愿退出，这都完全正确！”　　“我不是个固执的人。”我说，“您觉得我的建议也许该受责备吧？”　　“不，一点儿都不。”乡村教师说，他的烟斗已经在喷烟了。我受不了这烟叶的味，因此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自谈过几次话后，我已经习惯了这位乡村教师坐在我对面一言不发，而且一旦进来，就不想出我的屋子。这让我时常感到十分奇怪。他还有什么事有求于我，我总是这么想，就拿出钱给他，他每次都接受。可哪一次都是到了他想走时他才离开。一般总是等到抽完他的烟斗，围着扶手椅转上几转，不慌不忙恭恭敬敬地把它移到桌边，拿起放在墙角的手杖，热烈地和我握握手，然后这才出门。可今天他默默坐在那里却叫我厌烦透了。一般来说，若向别人表示彻底分手，就像我做的那样，而且别人也称其为完全正确，那就尽快处理完必须共同了结的那点儿事情，可别让别人毫无目的地陪着你受那份相对无言的罪。只要从背后观察一下这位矮小结实的老头，你就会相信，要把他从这间屋子请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　　（周新建　译）老光棍布鲁姆·费德　　一天晚上，老光棍布鲁姆费德上楼到他的房子去，这是一件吃力的事儿，因为他住在七层。他像常常做的那样，爬楼梯时想着，这种孤独寂寞的日子实在难熬，他简直是秘密地走过六层楼，才能来到楼上他那空无一人的房间，到了屋子里又是秘密地穿上睡衣，叼上烟斗，看上几眼他几年以来一直订阅的法国杂志，喝上一杯自己酿的樱桃酒，最后过上半小时去睡觉，睡前还得把被子彻底整理一番，不管怎么教女仆都没用，她老是随心所欲地把子那么一叠。无论谁能陪着他做这些事，谁能看着他做这些事，布鲁姆费德都会欢迎。他已经考虑过是不是该买只小狗。这样一个动物很有意思，特别知恩图报和忠实可靠；布鲁姆费德的一个同事就有这么一条狗，它除了主人谁也不跟，要是有一会它没见着主人，便会立刻大叫地扑上来，显然这是在表示它又打到了主人，又找到了这个极其慈善的人。不过狗也有坏处。哪怕把它搞得这么干净，它也会把房子弄脏。这是绝对避免不了的事儿，不可能每次让它进屋子前都给它洗个热水澡，再说狗的健康情况也受不了这么折腾。可屋子脏了布鲁姆费德又受不了，屋子保持干净对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事情，他一星期要和在这点上可惜不那么认真的女仆吵上好几次。由于她的耳朵重听，一般他都要拉着她的胳膊到屋子里他找出来的不那么干净的地方去。由于要求这样严格，他才使屋子的整齐程度大致符合他的愿望。要是来一条狗，自然会把迄今为止如此精心抵制的肮脏带进屋里来。狗的随身伴侣虱子会生出来。要是有了虱子，那么离布鲁姆费德把那间舒适的屋子让给狗、自己另找一间屋子住的时候也不远了。而不干净还只是养狗的一个缺点。狗也会生病，而真正懂得狗生病的人根本没有。那时这畜生就得蹲在角落里或跛着腿走来走去，哀呜、咳嗽、在肮脏的地方干呕，你得用毯子裹上它，对它吹口哨，把牛奶推给它，简而言之，照顾它，希望它的病会好起来，这也是可能的，然而这也可能是一场严重的、讨厌的传染病。即便狗健康不生病，以后它总会老，你会不能决定及时地把这个忠实的动物送人，那么以后总有一天，你会从流着泪的狗眼里看出自己实际的年龄。那时就得和这个半瞎的、肺有毛病的、肥得动弹不得的动物一起受罪，以此为过去这只狗给人带来的快乐付出沉重的代价。不管现在布鲁姆费德多么想要一条狗，他还是情愿独自一人爬三十年的楼梯，也不愿以后受这么一条老狗的罪，这条狗比他自己喘气叹息的声音还大，在他身边拖着步子爬上一层一层的楼梯。　　就这样，布鲁姆费德还是一个人过日子，他没有老处女的心思，要在身边养一个隶属于自己的活物。她可以保护它，对它温存体贴，老愿意侍候它，因此为了这个目的可以养一只猫，一只金丝雀，或者甚至几条金鱼都行。如果这也做不到，甚至在窗前养上几盆花也会使她感到满意。而布鲁姆费德只想要一个能陪伴他的动物，他不必太多地照应它，有时给它一脚也不要紧，必要时它也可以在胡同里过夜，但它应该在布鲁姆费德需要的时候，马上会叫、会跳、会舔手掌。布鲁姆费德想要的是这样的东西，可由于他看到，有这东西而没有大的弊端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放弃，可是，和他那细致认真的天性有关，时不时的，比如像今天晚上，他又回到这同样的念头上来了。　　当他在楼上门前从口袋里掏钥匙时，房子里的一个响声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种奇怪的、热闹的、很有规律的啪嗒啪嗒的声音。因为布鲁姆费德正想着狗的事情，所以这声音使他想起了狗爪子交替着在地上拍打的声音。可是爪子并没有啪嗒的声音，这不是爪子。他急忙开了门，打开电灯。他没有想到会是这番情景。这简直是在变魔术，两个小小的、白色带蓝条的赛璐璐气球并排在地板上一上一下地跳；一个挨地，另一个就抬起，它们不停地作着自己的游戏。在中学时，布鲁姆费德有一次在一个著名的电器试验里看见过类似的小球跳动，可这是两个相当大的球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跳，并不是在做电器试验。布鲁姆费德朝它们弯下身子，以便仔细地看看它们。毫无疑问，这是一般的球，也许它里边还有几个更小的球，是这些小球发出了啪嗒啪嗒的声音。布鲁姆费德朝空中抓去，看看它们是不是拴着什么线绳，没有，它们完全是自己在动。遗憾的是布鲁姆费德不是小孩子，要不然两个这样的球对他来说一定是个惊喜，而现在这一切只能更使他感到不快。作为一个毫不引人注目的单身汉只是秘密地活着，这并非毫无价值，现在有人，不管他是谁，泄露了这个秘密，给他送进来这样两个奇怪的气球。　　他想抓住一个，但它们躲着他，在屋子里把他诱到自己背后。这太傻了，他想，在气球的后面跑来跑去，他停下来看着它们，由于看来没有人追他们了，这两个球也就停在原地不动。我还是要把它们抓住，他又想，于是去追赶它们。两只球立刻逃开了，可是布鲁姆费德用叉开的两腿把它们赶到一个屋子的角落，在放在那儿的箱子前他终于抓住了一个球。这是一个凉凉的小球，在他的手里转动着，显然想拼命溜走。另一个球好像是看到它的同伴面临的困境，比刚才跳得更高，跳的力度更大，直到它触到布鲁姆费德的手掌。它向手掌击去，击打得越来越快，改变着它的进攻点。后来，因为它对着手掌拍击，手完全把它包围，它不能对准方向了，于是它便跳得更高，兴许要跳到布鲁姆费德的脸上。布鲁姆费德本可以把这个球也抓住，把两个球关在什么地方，可他觉得现在对这两个小小的球采取这样的措施太有损他的人格。再说占有这么两个球也很有意思，它们一会儿也会累得够呛，会滚到柜子底下安静呆着。虽然布鲁姆费德这么想着，可他仍旧生气地把球往地上一扔，奇怪的是这时这两个柔软的、几乎通体透明的气球并没有碎。两个球又紧接着进行刚才的那种低低的相互协调的跳动。　　布鲁姆费德从容地脱了衣服，把衣服在柜子里放好，他每次都要仔细地查看女佣是不是把东西都收拾停当了。他回过肩头看了一两次气球，看来，他没理它们，可这两个球现在甚至在跟着他，它们追着他，紧紧地跟踪在他后面跳。布鲁姆费德穿上睡衣想到对面的墙那儿去取挂在一个托架上的烟斗。他转身以前不由自主地用一只脚向后踢了一下，可球却知道躲开，没被踢着。当他快走到烟斗那儿时，两个球立刻把他围了起来，他趿着拖鞋，步子有大有小，可他每迈一步，球差不多都不停歇地击一下，它们的行动和他同步。布鲁姆费德突然来一个转身，想看两个球怎么办。可他刚一转过身，两个球就划了个半圆，又到了他的身后，只要他转身，球就重复这样的动作。它们就像手下的陪伴者一样避免在布鲁姆费德前面停留。看来在这以前它们只敢向他作一番自我介绍，而现在它们却已经在为他效劳了。　　在这之前，遇到自身力量不足以控制局面的特殊情况，布鲁姆费德总是用装作看不见的办法对待。这种权宜之计常常奏效，多数情况下至少能使局面得到改善。因此现在他也照此办理，他站在烟斗托架前，撅起嘴，选中一个烟斗，从放着的烟叶袋里取出烟叶仔仔细细地装烟，他任随身后的两个球去跳。只是他要到桌子跟前去，这使他犹豫，听到球的跳动和他自己的脚步合成一拍，几乎使他感到痛苦。因此他就这么站着，把装烟的时间不必要地拖长，估算着到桌子的距离。最后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的弱点，踏着使自己听不见球跳的步子走完了这段距离。可当他坐下来的时候，又听见两个球在他的坐椅后像刚才一样在跳跃。　　桌子上方，在墙上手够得着的地方安着一块木板，上面放着那瓶樱桃酒，周围有几个小杯子。酒瓶旁边放着一摞法国杂志。（正好今天刚到一期新杂志，布鲁姆费德把它拿了下来。他把酒忘得一干二净，他甚至觉得好像今天只是聊以自慰，不让别的事妨碍他的习惯才这么做似的，他也并没有真正的阅读欲望。他一反往日一页一页仔细翻阅的习惯，随便翻开一页，看到上面有一张大照片。他强迫自己看仔细些。照片拍的是俄国沙皇和法国总统会唔的情景。会唔是在一艘船上举行的。船的周围，一直到很远的地方，还有许多其它的船，船烟囱的烟雾消散在明亮的天空之中。沙皇和总统两人都迈着大步走向对方，互相握手致意。沙皇和总统身后各站着两位先生。沙皇和总统笑容满面，而他们的随员却板着面孔。两边随员的目光都各自盯着他们的统治者。显然这一切都是在船舱甲板的最高处进行的，在船的下面很低的地方，站着几排行礼致敬的水兵，长长的列队画面到了照片的边缘被剪断了。布鲁姆费德越来越有兴致地看着这张照片，然后把它往远挪一点，眯起眼睛来看。他从前总是很能理解这样的大场面。他觉得首脑人物这样无拘无束、热烈真挚并且漫不经心地相互握手符合实际情况。而随员——顺便说说，他们当然都是位高任重的先生，他们的名字在照片下面登着——　　的举止要保护这一历史时刻的严肃性也同样正确。）　　布鲁姆费德没把他所要的东西取下来，他静静地坐着，看着仍未点着的烟斗。他就这样暗中守候着，突然，他一下子不再发愣，忽的在椅子上转过身来。可两个球也相应地作好了准备，或者说它们漫不经心地按照所掌握的规律，在布鲁姆费德转身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位置，藏在他的背后。就这样，布鲁姆费德背对着桌子，手里拿着冰凉的烟斗坐着。这时气球跳到桌下，因为那儿有块地毯，所以听不到它们的什么声音。这是个很大的好处；只有很微弱的低沉的声音，得非常注意才能用耳朵听到它们。布鲁姆费德全神贯注地、仔细地听着。不过只是现在这样罢了，过一会儿他可能就听不见了。布鲁姆费德觉得气球在地毯上出不了什么声音是它们的一大弱点。只要把一块或最好两块地毯推到它们下面，它们便几乎无能为力。但只不过是在一定时间之内无能为力，再说它们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它们还有某种力量。　　现在布鲁姆费德很是需要一条狗，这样一个小小的野性动物一会儿就能把气球对付了，他想象着那只狗怎样用爪子去抓它们，怎么用爪子赶它们，把它们赶得满屋子跑，最后用牙咬住它们。很可能用不了多久布鲁姆费德就会买一条狗。　　不过气球暂时只能害怕布鲁姆费德，他现在没有心思把它们弄破，也许他缺少的只是把它们弄破的决心。他晚上回家时疲备不堪，而在他需要安静的时候，给了他这么出其不意的一着。他这才感到他是多么累。他肯定要把气球弄破，并且就在最近动手，可现在还不，也许明天才弄破。再说，要是客观地看整个情况，气球的举止也够谦虚的了。比如它们可以时不时地跳到跟前，显示显示自己，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或者它们也可以再往高跳，碰到桌面，把自己搞破，免得在地毯上出不来声音。可它们并没有这么做，它们不想惹布鲁姆费德生闲气，显然它们仅把自己限制在必不可少的范围之内。　　可这些必不可少的跳跃也足以败坏布鲁姆费德在桌旁的兴致。他才在那儿坐了几分钟就已经想去睡觉了。之所以要去睡觉的一个原因，也是由于他不能在这儿抽烟，因为他的火柴在床头柜上放着。就是说，他要抽烟得拿火柴，可要是他已经走到床头柜那儿，最好就呆在那儿，然后躺下。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内心还有个想法，他认为，气球盲目地热中于跟在他身后，会跳上床，要是他一躺下，不管他有意无意，也会在床上把它们压坏。他不认为碎气球的剩余部分也还会跳。即便是非同寻常的现象总也得有个限度。往常，整个的球会跳，哪怕它们不能不间断地跳，可破了的气球决跳不起来，因此也不会在这儿跳。　　“起！”由于有了这种想法，他几乎是故意地这么喊着，他跺着脚和身后的气球一块走到床上。像是要证实他的希望似的，当他有意地靠近床时，一只气球立即跳到床上。与此相反，出乎人们预料之外的是，另一个球跳到床下去了。布鲁姆费德根本没想到球在床下也能跳动。他对这只球感到气愤，尽管他觉得这有失公正，因为也许这只球在床下跳比在床上跳的那个球能更好地完成它的任务。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球决定选择什么地方了，因为布鲁姆费德认为它们不会长时间地分开。而过了一会儿，下面的球真的跳到床上。现在我可以抓住它们了，布鲁姆费德非常高兴地想着，他从身上解开睡衣，以便扑到床上去。可与此同时，这个球又跳到床下。布鲁姆费德失望已极，垂头丧气地瘫坐在那儿。看来，这只球只是到上面看了看，它不喜欢上面。这时另一只球也跟着它，当然也呆在了下面，因为下面更好些。“这下整夜我都得听响声了”，布鲁姆费德想着，他咬着嘴唇，点着头。　　他闷闷不乐，其实他并不知道两个气球夜里会怎样妨碍他。他睡觉极好，这点小声音他很容易克服。为了完全有把握，他按照所得到的经验给它们往下边推了两块地毯。好像他有一只小狗，他要给它垫得软些似的。两只球也仿佛累了困了，它们跳得比刚才更低更慢了。布鲁姆费德跪在床前面拿灯往下照时，有时他觉得地毯上的气球好像永远要呆住不动似的，它们那么弱软无力地落下去，那么慢悠悠地往前滚一点点儿。可是接着它们又尽职也抬了起来。布鲁姆费德早上往床下瞧时，可能会很容易发现两个安静和谐的儿童气球。　　可这两个气球好像不能坚持跳到第二天早上似的，因为当布鲁姆费德躺在床上时，他一点也听不到它们的声音。他费力地听着，从床上抬起身倾听着——无声无息。——地毯的作用不可能这么大，唯一的解释就是，两只球跳不起来了，或许是碰到软软的地毯，它们没有足够的反跳力，所以暂时放弃了跳跃，或者，更可能的是，它们永远也跳不了了。布鲁姆费德可以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他对终于安静下来感到满意，所以他宁愿躺着不动，他不愿用目光去触动那两个安静下来的气球。他甚至愿意放弃吸烟，他把身子转向一边立刻睡着了。　　但是，如同往常一样，他并非睡得踏踏实实；他这次睡觉也没作梦，但很不安稳。夜里他无数次地被惊醒，总以为有人在敲门。他也知道得清清楚楚没有人敲门；谁会在半夜敲门，而且是敲他一个孤独的单身汉的门。尽管他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却总是一再地惊起，好一会儿紧张地盯着门，张着嘴，睁大着眼睛，湿漉漉的前额上抖动着一撮头发。他试图数着被搅醒的次数，但被那些大的数字搞昏了头，于是又睡了过去。他觉得自己知道敲门声从哪里来，不会是在门上敲，肯定是在其它什么地方敲，可他睡得稀里糊涂想不起来他的猜测有什么根据。他只知道，在大的敲击声产生以前，有很多细小的难听的拍打声聚在一起。要是能够避免大的敲击声，他本来愿意忍受所有难听的小的拍打声的，可由于什么原因来不及了，这会儿他不能采取行动，机会错过了，他说不出一句话，只能张着嘴不出声地打着呵欠，生气地把脸往枕头上撞，就这样过了一夜。　　清早，女佣的敲门声将他唤醒，他以一种被解脱的叹息对这种轻弱的敲门声表示欢迎，以往他总是抱怨敲门声听不见，他刚要喊“进来”时，听见还有另外一种轻快的，虽然是微弱的，但却完全是一种打仗似的敲击声。这是床下的气球。它们醒了，难道和他不一样，它们在夜里聚起了新的力量了吗？“就来，”布鲁姆费德朝女佣喊着，跳下床，小心翼翼地、好像他的背上有气球似的，一下子坐在地上，背一直对着气球，他转过头来看着它们——他差点要骂起来。就像孩子夜里推开讨厌的被子一样，也许两个球由于整夜进行小小的不间断的抖动，把床下的地毯推开得这么远，以至它们自己又能置身于空地板上制造声音了。“回到地毯上去，”布鲁姆费德板着脸说，当气球由于地毯的缘故又安静下来以后，他才把女佣叫进来。这个肥胖的、迟钝的、老板着身子走路的女人把早饭放到桌上，并递给他一些必要的东西，布鲁姆费德一动不动地穿着睡衣站在床边，抓着下面的球。他的目光跟着女佣走，看她是不是发觉了什么。她的耳朵重听，不大可能发觉什么，布鲁姆费德把自己的过度敏感归结于没睡好觉，他以为自己看见女佣在这或那儿磨磨蹭蹭，在一个什么家具边上站着不动，扬起眉毛偷听。要是能使女佣快一点干完她的活儿他就高兴了，可她几乎比平时还慢。她拖泥带水地拿着布鲁姆费德的衣服和靴子到走廊上去，好长时间不回来，从外面传来她那单调的、一下一下拍打衣服的声音。这整个时间里布鲁姆费德不得不呆在床上动弹不得，要是他不把气球弄到身背后，他爱喝的，并且尽可能热着喝的咖啡就得放凉，他只能呆呆看着拉下的窗帘，窗帘的后面，天渐渐发白高了起来。女佣终于干完了，道了一声早安要走。可她还没完全离开，又站在门口停了一会，动了动嘴唇，远远地看着布鲁姆费德。布鲁姆费德正要质问她时，她终于走了。他真想打开大门冲她喊，她是个愚蠢的、年老的、迟钝的女人。可当他考虑着他到底讨厌她什么时，他只是觉得她毫无疑问什么都没发觉，却装出发觉了什么的样子很荒谬。他的思想多混乱！只是因为一夜没睡好觉！他为睡得不好找出了一个小小的解释，那就是他昨晚没照老习惯办事，没有抽烟没有喝酒。要是我有一次没有抽烟没有喝酒，我就睡得不好，这就是他思考的结论。　　从现在起他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这从他挂在床头柜的的家庭药箱里拿出药棉，用两个棉球堵上耳朵开始。然后他站起来，试着走了一步。气球虽然跟着他，但他几乎听不见它们的声音，再塞一点药棉就完全听不见了。布鲁姆费德又走了几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现在他们，布鲁姆费德和气球，各自为政，互不相干，他们虽然相互挨着，但互不干扰。只是当布鲁姆费德快速转身，而一个气球向相反方向的动作不够快时，他的腿才会碰到它。这是他们之间的唯一冲突，其它时候，布鲁姆费德可以安静地喝他的咖啡。他饿了，好像这一夜他没睡觉，而走了很长的路似的，他用冰凉的、令人清醒的水洗个脸，穿上衣服。这以前他没有把窗帘拉起，而是出于小心的心理，宁愿这么半明半暗地呆着，为了这两个球，他不需要陌生的眼睛。可当他现在准备走出去的时候，他得防备着两只球胆敢——他并不相信——跟他走到胡同里去。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打开那个大衣柜，背对着它站着。气球像是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似的，它们怎么也不肯进到柜子里面，它们充分利用布鲁姆费德和柜子之间的任何一个小空，实在不行时，它们就跳到柜子里一会会儿，但又因为柜子里太黑立刻往外逃，从柜子角那儿根本把它们弄不到里面去，它们宁愿违背它们的义务，几乎呆在布鲁姆费德的身边。不过它们的雕虫小技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现在布鲁姆费德一转身自己进了柜子，两只气球只得跟着他。可有一点却对气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在柜子底下放着很多小东西，如靴子、纸盒、小箱子，这些东西虽然——现在布鲁姆费德感到很可惜——都放得整整齐齐，但却很碍气球的事。布鲁姆费德差不多要把柜子门关上了，他跳了几年来都未曾跳过的一大步，离开柜子，关上门和转动钥匙时，气球锁在里面了。“成功了”，布鲁姆费德想，他擦掉脸上的汗水。气球在柜子里的声音多大啊！好像它们绝望了。而布鲁姆费德却很得意。他离开房间，觉得连空荡荡的走廊都使他感到惬意。他把耳朵从棉球里解放出来，苏醒过来的房间的许多声音使他欣喜若狂。只是看不见什么人，时间还很早。　　楼下过道里，穿过低矮的门，就到了女佣的地下室住房，门前站着她的十岁的小儿子。他和母亲长得一模一样，老女人的丑陋原封不动地再现在这个孩子的脸上。他弯着两条罗圈腿，两只手插在裤袋里站在那里大叫，因为他长了一个甲状腺瘤，只能艰难地呼吸。平时布鲁姆费德在路上遇见这个男孩时都要快步几步，尽可能地避免看到他，今天他几乎想在他的身边多站一会儿。即便这个男孩是那个女人生的，并且保留着原物的所有特征，但他目前还是个孩子，在这个未成形的脑袋里还是孩子的想法，要是用他懂得的话和他打招呼，问他点什么，他很可能会用响亮的、童贞的恭敬的声音回答问题，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你也会摸摸这张小脸。布鲁姆费德这样想着，可还是从孩子身边走了过去。到了胡同里，他觉得天气比他在屋子里想象的要好。晨雾正在散去，劲风吹过的天空现出蔚蓝。布鲁姆费德把他比往常从屋子里出来得早得多归功于气球，他甚至连报纸都放在桌上忘了看，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他赢得了很多时间，现在可以慢慢地走。奇怪的是，自从他和气球分开以后，它们没怎么使他伤脑筋。只要它们跟在他身后，人们就可以把它们看成他的一部分，看成在评价他个人时也得作些考虑的东西，而现在它们只不过是家里柜子里的一个玩具。这时布鲁姆费德想起，也许最好是按照气球本来的用途处理它们才不会把它们损坏。那个男孩还站在过道里，布鲁姆费德要把气球送给他，不是借，而的的确确是送给他，而这肯定就意味着命令他去毁坏它们。哪怕它们能好好地保存下来，它们在男孩的手中还不如呆在柜子里，整座楼房的人都会看见，男孩怎么玩气球，其他的孩子也会一块玩，一般的人会认为，这是玩具，而不是布鲁姆费德的生活伴侣，这种看法不会动摇，不可抗拒。布鲁姆费德走回房子。男孩正走下地下室台阶想把门打开。布鲁姆费德得叫住男孩，叫出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和所有与这男孩有关的一切同样可笑。“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他叫着。男孩迟疑了好久。“过来呀。”布鲁姆费德喊道，“我给你点东西。住房勤杂工的两个小姑娘从对面的门里出来，好奇地站在布鲁姆费德的左右。她们比男孩子理解得快得多，她们不明白，他为什么不马上过来。她们朝男孩招手，同时眼睛也不离开布鲁姆费德，不过她们想不出来是什么礼物在等待着阿尔弗雷德。好奇心折磨着她们，她们两只脚来回地跳着。布鲁姆费德朝小姑娘笑，也朝男孩笑着。看来男孩终于弄懂了这一切，他呆板而迟钝地上了台阶。在过道里他连出现在楼下地下室门口的自己的母亲都假装看不见。布鲁姆费德喊的声音特别大，好让女佣也听得见，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她可以监督他委托办理的事情。“我在楼上房间里有两个好看的气球。你要吗？”男孩子只是咧了咧嘴，他不知该怎样做才好，他转过身，带着疑问的目光看着下面的母桥　　我僵硬而冰凉，我是一座桥，我横卧在一道深渊之上。这头扎进泥土的是我的足尖，另一头是我的手，我死死咬住正在碎裂的粘土。我上衣的下摆飘向我的两侧。深渊里冷森森的福雷伦河发出阵阵喧嚣。没有一个旅游者曾迷路来到这座行步艰难的山上，这座桥在各种地图上还未标出。——我就这样卧着，等着，我只能等待。一座桥一旦造好，只要不坍塌，就依然是座桥。　　那是在傍晚时分——是第一个还是第一千个傍晚，我就不知道了——我的思绪总是乱糟糟的，总在兜圈子。夏日的傍晚时分，小河里的流水声更加低沉，这时我听到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朝我走来，是在朝我走来。——伸展你的四肢，桥，站立起来；没有扶手的梁木，挡住那位托付给你的人。快悄悄打消他脚步的顾虑，可他还在犹豫，好就让他认识认识你，学山神的样子把他扔到岸边。　　他来了，用他那根手杖的铁尖头敲打着我，然后用它撩起我上衣的下摆，理好放在我身上。他将尖头一下戳进我的浓发之中，在里面放了很久，好像是让它疯疯癫癫地四下里张望。我正梦想跟随他越过高山和山谷，他却双脚一蹦，跳到了我身子的中央。我毫无准备，剧烈的疼痛使我浑身战栗。这是谁？是个孩子？是个梦？是个拦路抢劫的强盗？是个寻短见的？是个诱惑者？是个毁灭者？我转过身去看他。——是桥在转身！还没等转过身来，我已坍塌。我在坍塌，我已破裂，先前一直在湍急的水流中静静地凝视着我的那些尖利的卵石刺穿了我的身子。　　（周新建　译）猎人格拉库斯　　码头的墙上，有两个男孩坐在上面掷骰子玩。那尊挥舞着战刀的英雄投下的阴影里，有一男子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在看报。井边有位姑娘正在往她的大木桶里灌水。一个水果商躺在他的货物旁，两眼望着湖面。透过门窗上无遮无掩的洞，可以看到小酒馆深处有两个男人在喝葡萄酒。店主坐在前面的一张桌子边打瞌睡。一只平底船仿佛被托在水面上，悄然飘进这个小港。一个穿蓝色套衫的男人跳上岸，将缆绳套进铁环。另有两个男人身着缀着银钮扣的深色外套，抬着一副尸架出现在水手身后，尸架上那块带鲜花图案和流苏的大丝单下面，分明躺着一个人。　　码头上谁也不关心这些刚抵达的人，甚至当他们放下尸架等候还忙着系缆绳的船长时，也没人走近他们，谁也不问他们问题，谁也不仔细打量他们。　　这时甲板上出现了一个头发松散怀抱孩子的女人，船长因为她又耽误了一阵儿。后来他过来了，他朝笔直竖在右手水边的一栋两层黄楼一指，抬尸架的人便抬起尸架，穿过了那道低矮但却是由细柱子构成的大门。一个小男孩打开了一扇窗户，正好看到这队人消失在那栋房子里，他又赶紧关上了窗户。连大门现在也关上了，它是用深色橡木精心装修的。在此之前，一群鸽子一直在围着钟楼飞，现在它们落在了那栋楼房前面。仿佛它们的食物存放在屋里，鸽子全挤在大门口。一只鸽子飞上二楼，啄着窗户玻璃。这些浅色羽毛的动物机灵活泼，养得很好。那女人兴冲冲地从甲板上朝它们抛撒着谷粒。它们啄起谷粒，然后朝女人那边飞去。　　有好几条又窄又陡的小巷通向港口，一个头戴大礼帽臂带黑纱的男人顺着其中的一条走了下来。他细心打量着四周，什么他都操心，看到一个角落里堆放的垃圾，他的脸都变了样儿。纪念碑的台阶上扔着些水果皮，他路过时顺手用手杖把它们挑了下去。他敲了敲房门，同时摘下大礼帽拿在戴着黑手套的右手里。门立刻开了，大约五十个小男孩在长长的走廊里夹道而立，行着鞠躬礼。　　船长从楼梯走下来迎接这位先生，领着他上楼。到了二楼，他带着他绕过一个由简单小巧的敞廊围成的院子。孩子们敬畏地隔着一段距离拥在后面，他俩却走进了顶后头的一间凉爽的大厅，这栋房子对面再没有别的房子，只能看到一堵光秃秃的灰黑色岩壁。抬尸架的人正忙着在尸架上首摆放几支长蜡烛并点燃它们。然而这并没有带来亮光，只有酣睡的黑影被惊醒了，摇着晃着跳上四壁。丝绸单子已从尸架上揭开。一个男人躺在那里，头发胡须乱成一团，肤色黝黑，看样子是个猎人。他躺着一动不动，双眼紧闭，好像不喘气了。　　尽管如此，也只有周围的环境表明，他可能是个死人。　　那位先生走向尸架，将一只手放在躺在那里的人的额头上，然后双膝跪下祈祷起来。船长示意抬尸架的人离开这间屋子，他们走出去，赶开聚在门外的小男孩，然后关上了门。可那位先生似乎觉得这种寂静还是不够，他望着船长，船长明白了他的意思，从一个侧门走进了隔壁房间。尸架上的人立刻睁开了眼睛，露着痛苦的微笑将脸转向那位先生说：　　“你是谁？”　　跪着的先生并不惊奇地站起来答道：“里瓦市长。”　　尸架上的人点了点头，软弱无力地伸出胳膊指着一把扶手椅，待市长顺从他的邀请坐到椅子上后，他说：　　“这我以前知道，市长先生，可我总是立刻就把一切忘得干干净净，一切都在和我兜圈子。最好还是由我来问，尽管什么我都知道。您大概也知道，我是猎人格拉库斯。”　　“毫无疑问，”市长说，“关于您的事是昨天夜里告诉我的。当时我们早已睡下。午夜时分我妻子喊道：‘萨尔瓦托尔’——这是我的名字——‘快看窗边的那只鸽子！’那的确是只鸽子，不过大得像只公鸡。它飞到我耳边说：‘已故猎人格拉库斯明天要来，请以本市的名义接待他。’”　　猎人点了点头，舌尖在双唇间闪了一下：“是的，那些鸽子是在我之前飞来的。不过市长先生，您认为我该留在里瓦吗？”　　“这我还说不上来。”市长回答说。　　“您死了吗？”　　“不错，”猎人说，“正像您是一个所看到的。那还是很多年以前，不过这很多年肯定是个大数目，在黑森林，那是在德国，在追一只岩羊时，我从一块岩石上摔了下来。从那时起我就死了。”　　“可您也还活着。”市长说。　　“在某种程度上，”猎人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也还活着。我的死亡之舟行错了航线，一次错误的转舵，船长走神的那一瞬，我那美丽的故乡的吸引力，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依旧留在这世上，我那小舟从此就行驶在尘世的水域里。我就这样漫游着，本来只想住在自己山里的我，死后却遍游世间各国。”　　“您有一半在那个世界上吧？”市长皱起眉头问。　　猎人答道：“我总是在一个通往高处的巨型台阶上。在这广阔无涯的露台阶上，我到处游荡，一会儿在上边，一会儿在下边，一会儿在右边，一会儿在左边，永远处在运动之中。　　猎人已经变成一只蝴蝶。您别笑。”　　“我没笑。”市长辩解说。　　“非常明智。”猎人说，“我总是处在运动中。可就在我最振奋时，就在高处那座大门已经朝我闪闪发光时，我却在我那只寂寞地滞留在尘世某一水域里的旧船上醒了过来。当年我死亡时犯下的原则性错误在船舱里不住在嘲笑我。尤莉亚，就是船长的妻子，敲了敲门，将早晨的饮料给我送到尸架旁，那是我们正沿其海岸航行的那个国家早晨用的饮料。　　“我躺在一块木板上——观赏我可不是一种享受，身穿一件肮脏的尸衣，灰白色的头发胡子乱得梳都梳不开，腿上盖着一块带花卉图案和长流苏的披巾。靠头这边竖着根教堂里用的蜡烛照着我。我对面墙上有幅小画，画的显然是一个布须曼人①，他用一根投枪瞄着我，并尽量隐蔽在一块画得极美的盾牌后面。乘船时人们总会碰到一些愚蠢的画，而这幅则是最愚蠢的之一。除此之外，我那木笼子里空空荡荡。侧面的一个舱口吹进温暖的夜南风，我听见浪花在拍打着那条破旧的平底船。　　--------　　①布须曼人：非洲南部的土著人。　　“前猎人格拉库斯在故乡黑森林追猎一只岩羊时摔了下来，打那以后我就一直躺在这上面。整个过程有条不紊。我追猎，失身摔下去，在一个山谷里流尽了血，成了死人，那条平底船本该将我送往冥界。我还记得，第一次在这块木板上伸展四肢时我有多么高兴。当时还朦朦胧胧的四壁听我唱的那种歌，故乡的群山从未听过。　　“我活得愉快，死得高兴。踏上小船之前，我终于抛掉了那可恶的小盒子、口袋和猎枪，以前我总是自豪地带着它们。我迅速套上尸衣，就像一个姑娘穿她的嫁衣。我躺在这上面等着，后来就发生了那件不幸的事。”　　“可真倒霉。”市长像是抵挡着什么抬起手说，“对此您就没有一点过失？”　　“没有。”猎人说，“我曾是个猎人，这能算一种过失？我是黑森林的猎人，当时那里还有狼。我潜伏起来，开枪射击，击中猎物，剥下猎物的皮，这也算一种过失？我做这些是受过祝福的。‘黑森林伟大的猎手’就是我。这也是一种过失？”　　“我没资格就此做出决断，”市长说，“不过我觉得过失不在于此。可到底是谁的过失呢？”　　“是那个水手的。”猎人说，“谁也不会看到我将在这里写下的东西，没有人会来帮助我。假若帮助我成了一项任务，那么所有房子的所有门窗都将紧紧关闭，所有的人都将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一家夜间客栈即是整个世界。这样倒好了，因为谁也不会知道我，即使知道我也不会知道我的逗留地，即使知道我的逗留地，他们也知道不可能将我留在那里，他们不知道如何帮助我。要帮助我的想法是一种病，必须治愈才能下床。”　　“对这些我一清二楚，因此我从不呼喊别人来救我，尽管我在某些无法自制的时候非常想这样做，比如现在。然而只要我环顾一下四周，具体想象一下我现在所呆的地方，几百年来一直居住的地方——大概我可以这样说——恐怕就足以打消这个念头了。”　　“非同寻常，”市长说，“非同寻常。……您打算留在我们里瓦吗？”　　“不想留。”猎人微笑着说。为了冲淡嘲讽的味道，他将手放在市长的膝头上。　　“我现在在这里，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能做。我的小船没有舵，它靠从冥界最深的地方吹来的风行驶。”　　（周新建　译）修建中国长城的时候　　中国长城是在其最靠北的地方竣工的。此项工程分别由东南和西南开始，最后交汇在这里。在东西两路筑墙大军中，又在更小的范围里实行这种分段修筑的方法，于是修筑城墙的人就被分成一个个二十人左右的小队，每个小队负责修筑出五百米，然后一个相邻的小队再朝他们修筑同样长的一段。可是当这两段连通之后，却并没有接着这一千米的头继续往下修，更确切地说，这两个小队又被派往完全不同的地区去修筑长城。采用这种方法自然就产生了许多大豁口，它们是逐步缓慢地填补起来的，有些甚至到长城宣布竣工之后才填补上。是的，据说有些豁口根本未被堵上，虽然这是一种大概只能在围绕这项工程而产生的众多传说中见到的看法，但由于这项工程规模太大，靠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标准是无法核实这些传说的，至少单个的人做不到。　　起初人们认为，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连起来修，至少两大部分各自连起来修更为有利。谁都在说，谁都知道，修筑长城是出于抵御北方诸族的考虑。然而一道未连起来修筑的长城如何进行抵御。不能，一道这样的长城不仅无法抵御，而且建筑本身也总是处在危机之中。处在荒凉地区无人看管的一段段墙很易遭受游牧民族的一再破坏，由于修筑长城他们受了惊吓，像蝗虫似的飞快地变换着居住地，因此他们大概比我们修筑者更能了解整体的情况。尽管如此，这面工程的实施大概只能采用这种实际采用的方法。若要理解这些必须这样考虑：此长城应当成为几个世纪的屏障；绝对认真的修筑，利用各朝各代和各个民族的建筑智慧，修筑者持之以恒的个人责任感，这些都是修造长城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那些粗活虽然可以使用无知的民夫，男的、女人、少的、都是为了挣大钱而自荐其身，但指挥四个民夫的伍长则应是个有头脑、受过建筑业教育的人，应是个能从心底体会出此事意义何在的人。要求越高，成效就越高。实际上，虽然当时这种人才的数量满足不了工程所需，但也十分可观。　　当时动工并不轻率。在此项工程开工前五十年，在大概已用墙圈起来的整个中国，建筑技术，特别是泥瓦手艺已被宣布为最重要的科学，而其它各业仅仅在与其有关联时才能获得承认。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还是在做小孩的时候，我们的小腿刚能立稳，就站在先生的小花园里，得用卵石砌起一种墙，当先生撩起长衫撞向那堵墙时，它当然全倒塌了，先生训斥我们砌得不牢，吓得我们哭着叫着四下跑开去找自己的父母。虽是一桩小事，但却典型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　　我很幸运，当我二十岁完成了初等学校的最高级考试时，正好赶上长城开工。我说幸运，那是因为有许多人早已完成他们所能享受的学业，但多年没有用武之地，胸藏宏伟的建筑构想，但却徒劳地四处奔波，大批地潦倒了。不过那些终于作为工程领导者——尽管属于最低等级——来从事这项工程的人，事实上是堪当此任的。他们是对这项工程进行过许多思考而且还在继续思考的泥瓦匠人，自打第一块基石埋入土中，他们就感到已与这项工程融为一体。当然，除了渴望能够从事最基础的工作，驱使这些泥瓦匠人的还有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工程终于完美无瑕地竣工的心情。民夫可没有这种心情，驱使他们的只有工钱。至于高层领导者，甚至中层领导者，为了保持精神方面的强大，他们讨厌工程多方展开。然而对那些地位较低、才智未尽其用的人，则必须采取别的措施，例如不能让他们一连数月、甚至数年在离家千里的荒山野岭一块又一块地砌墙砖，这种辛勤的劳动可能干一辈子也没什么结果，若对它失望就会使他们丧失信心，最重要的是会使他们在工作中愈加失去作用。因此人们选择了分段修筑的方法。五百米约五年即可完成，此时这些小头目自然已是精疲力尽，对自己、对工程、对世界都失去了信心。所以当他们还在为一千米城墙连通典礼而欢欣鼓舞时，就又给派往很远很远的地方。旅途中，他们不时看到一段段竣工的城墙巍峨耸立，路经上司的驻地时，他们得到颁发的勋章，耳中听到的是新从内地涌来的筑墙大军的欢呼声，眼里看到的是为做手脚架而伐倒的森林，一座座石山被敲成了城砖，在各个圣地还能听到虔诚的人们祈求工程竣工的歌声。这一切都缓和了他们焦急的心情。在家乡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们变得更加健壮。修筑长城的人享有的声誉，人们听他们讲述修长城时的虔诚敬意，沉默的普通老百姓对长城终将完工的信心，这一切又绷紧了他们的心弦。他们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一样辞别了家乡，再为民族大业尽力的欲望变得无法抑制。他们还没到时间就从家里出来，半个村子的人一直把他们送出好远好远。每条路上都能看见一队队人，一面面角旗，一面面彩旗，他们从未发现，自己的国家这么辽阔，这么富裕，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每个农人都是兄弟，要为他们筑起一道屏障，为此他将用他的一切感激一辈子。多么协调！多么一致！胸贴着胸，一种民间轮舞，血液不再被禁锢在可怜的体内循环之中，而是在无边无际的中国甜蜜地往复流淌。　　通过这些分段修筑的方法就变得容易理解了，不过它大概还有种种其它原因。我在这个问题上停留了这么长时间并不奇怪，它是整个长城工程的核心问题，它暂时好像不那么重要。我要介绍那个时代的思想和经历，并让人们理解它们，而我无法深入探究的恰恰是这个问题。　　人们大概首先得告诉自己，那时取得了许多成就，它们仅略略逊色于巴别塔的建造，然而在虔诚方面，它们简直就是那项建筑的对立面，至少按照人的打算是这样。我之所以提起这些，是因为在长城工程开始时，有位学者写了本书，十分详细地进行了比较。他在书中试图证明，巴别塔的建造未达目的绝不是由于众人所说的那些原因，或者说，至少首要原因不在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列。他不仅写文章和报道进行证明，而且还想亲自去实地调查，同时他认为，那项工程失败于根基不牢，而且肯定是失败于根基不牢。然而在这方面我们这个时代远远超过了那个早已逝去的时代。如今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专业泥瓦匠人，在地基问题上都不含糊。可这位学者根本没有论及这些，他声称，长城在人类历史上将第一次为新的巴别塔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先筑长城后造塔。这本书当时人手一册，不过说实话，直到今天我还没完全弄明白，他怎么想象出了这座塔。长城并没构成一个圆，而是只构成四分之一或半个圆，难道它能作为一座塔的基础？这只能算作智力方面的平庸。然而作为一种实实在在存在的长城，付出无数艰辛和生命的结果，它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何在这部著作里要描绘那座塔的规划，虽然是朦胧模糊的规划，为何要为在这项新的大业中如何统一协调民族的力量提出种种具体建议呢？　　这本书仅仅是一个例子，当时人们的脑子里极为混乱，也许这恰恰是因为许多人力图尽量聚向一个目标。人的天性从其根本上来说是轻浮的，犹如飞扬的尘土的天性，它不受任何束缚。如果受到束缚，那它马上就开始疯狂地摇撼束缚它的东西，将围墙、锁链连同自己统统晃得飞向四面八方。　　在确定分段修筑时，领导阶层可能并非没有重视与修筑长城截然相反的考虑。我们——在这里恐怕我是以很多人的名义这样说，其实我们是在抄写诏书时才互相认识的，而且我们发现，如果没有最高领导集团，无论是我们的书本知识，还是我们的见识，都不足以应付我们在这伟大的整体中担负的那点小小的职责。在领导集团的密室里——它位于何处以及里面坐着谁，我问过的人谁也不知道，现在仍不知道。大概人的所有想法和愿望都在那间密室里盘旋，而人的所有目标和愿望都在反向盘旋。透过窗户，神界的余辉洒落在领导集团描绘各种规划的手上。　　全线同时修筑面临着许多困难，领导集团就是真想克服也无力克服，这种说法有主见的观察者是不会接受的。这么一来就有了这样的推断，即领导集团故意实行分段修筑。然而分段修筑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不合适的。于是就有了这种推断：领导集团要的就是不合适。——奇特的推断！毫无疑问，即使从另一方面看它也有一些自身的合理性。今天说这些大概毫无危险了。当时有许多人暗暗遵循着一条准则，甚至连最杰出的人也不例外，这就是设法尽全力去理解领导集团的指令，不过只能达到某种界限，随后就得停止思考。一个十分理智的准则，它在后来经常提起的一个比喻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并非因为可能会危及于你，才让你停止思考，不能完全肯定就会危及于你。在这里简直就既不能说会危及，也不能说不会危及。你的命运将与春天的河流一样。它水位上升，更加势壮威大，在其漫长的河岸边更加接近陆地，保持着自己的本性直到汇入大海，它与大海更加相像，更受大海的欢迎。——对领导集团的指令的思考就到此为止。——然而那条河后来漫出了自己的堤岸，没了轮廓和体形，放慢了向下游流淌的速度，企图违背自己的使命，在内陆形成一个个小海，它毁掉了农田草地，但却无法长久保持这种扩展的势头，只好又汇入自己的河道，到了炎热的季节甚至悲惨地涸干。——对领导集团的指令可别思考到这种程度。　　这个比喻用在修筑长城期间大概特别恰当，但对我现在的报导的影响至少是十分有限。我的调查只是一种历史调查。已经消散的雷雨云不会再喷射闪电，因此我可以去寻找一种对分段修筑的解释，它要比人们当时所满足的解释更进一步。我的思维能力给我划定的范围可是够窄的，但能纵横驰骋的区域却无边无际。　　长城该用来防御谁？防御北方诸族。我来自中国东南部。没有一个北方民族能对我们构成威胁。关于他们我们都是在古人写的书中读到的，他们出于本性犯下的暴行害得我们的在宁静的亭子里长吁短叹。在艺术家们一幅幅写实画里，我们看到了那些该罚入地狱的面孔，咧开的嘴巴，插着尖牙利齿的下巴，闭拢的眼睛，似乎特别眼馋将被嘴巴咬碎嚼烂的猎物。如果小孩子调皮捣蛋，只要把这些画拿给他们一看，他们就会哭着扑过来搂住我们的脖子。关于这些北方国家，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么多。我们从未见过他们，呆在自己的村子里，我们永远也见不到他们，即使他们跨上烈马笔直朝我们奔来，——国土太大了，他们到不了我们这里，他们将永远留在空中。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要离开家乡，离开这条河这些桥，离开父母，离开啼哭的妻子和急待教诲的孩子，前往遥远的城市求学，我们为何还要想着北方的长城？为什么？去问问领导集团。他们了解我们。总在考虑忧心的大事的领导集团知道我们的事，清楚我们这小小的手艺，他们知道我们全坐在低矮的棚屋里，傍晚父亲当着家人做的祈祷他们或许满意，或许不满意。如果允许我这样想领导集团的话，那我就得说，按照我的观点，这个领导集团早就存在，但却不碰头，大概是受凌晨一个美梦的刺激，朝臣们急急忙忙召开了一次会议，急急忙忙作出决定，到晚上就叫人击鼓将百姓从床上召集起来解释种种决定，尽管那无非就是为了办一次祭神灯会，那神昨天曾向这些先生显示过吉兆，可到第二天街灯刚刚熄灭，他们就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被痛打了一顿。其实这个领导集团可能一直存在着，修筑长城的决定也一样。无辜的皇上以为是他下诏修筑的长城。我们修过长城的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沉默着。　　从修筑长城一直到今天，我几乎一直单攻比较世界史——有些问题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到它们的神经——我在研究中发现，我们中国人对某些民众和国家的机构无比清楚，而对其它机构又无比模糊。探寻这些原因，尤其是探寻后一现象曾一直吸引着我，如今也一直吸引着我，而这些问题就涉及到长城的修筑。　　至少皇室就属于我们最不清楚的机构之一。当然在北京，或者说在宫庭侍臣中，对它还清楚一点，虽然这种清楚虚假大于真实。就连高等学府的国家法教师和历史教师也装作对这些事了如指掌，装作能将了解的情况介绍给大学生。学校的等级越低，对自己的知识当然就越不疑心，而浅薄的教育则围着少数几个数百年一成不变的定理掀起扑天盖地的巨浪，它们虽然不失为永恒的真理，但在这种云天雾海中恐怕永远也分辨不出来。　　不过根据我的看法，关于皇室的问题该去问问百姓，因为百姓是皇室最终的支柱。当然在这里我又是只能说说我的故乡。除了各位农神以及全年对他们丰富多彩、非常出色的祭祀活动，我们脑子里装的只有皇上，但不是当朝皇上。其实，如果我们了解当朝皇上，或是知道他某些具体的情况，我们脑子里就会装着他。当然我们总想得知这方面的什么事，这是我们仅有的好奇心，然而说起来是那么离奇，要了解到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游历众多的朝圣者那里了解不到，从远远近近的村子里了解不到，在不仅在我们的小河里行过船、而且闯过大江大河的船夫那里也了解不到。虽然听到的很多，但从中什么也推断不出。　　我们国家如此辽阔，哪个童话也出不了它的国境，上天也才刚刚罩住了它……北京仅仅是一个点儿，而皇宫仅仅是一个小点儿。然而皇帝却反而大得充满这世界的每一层。可当今皇上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他像我们一样也要躺在一张床上，那床虽然量时绰绰有余，但可能还是又短又窄。和我们一样，他有时也伸伸胳膊展展腿，十分困倦时就用他那细嫩的嘴打打呵欠。可这些我们怎么会知道，在几千里之外的南方，我们几乎处在西藏高原的边缘。另外，就算每个消息都能传到我们这里，那也到得极晚极晚，早就过时了。皇上周围簇拥着大批显赫却难以看透的朝臣——臣仆和朋友的衣服里面是恶毒和敌意，他们是帝制的平衡体，他们总想用毒箭把皇帝射下称盘。帝制是不朽的，但各个皇帝却会跌倒垮台，即使整个王朝最终也会倒在地上，咕噜一声便断了气。关于这些争斗和苦楚百姓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就像迟到的外地人，站在人头攒动的小巷的巷尾，静静地吃着带来的干粮，而前面远处的集市广场中央，正在行刑处决他们的主人。有那么一个传说，它清楚地反映出了这种关系。皇上，故事就是这么讲的，给你，给你个人，给你这可怜的臣仆，给你这在皇上的圣光前逃之夭夭的影子，皇帝临终前躺在床上偏偏给你下了一道诏。他让传诏人跪在床边，对着他的耳朵低声下了诏。他非常重视这道诏，所以又让传诏人对着他的耳朵重复了一遍。他点了点头表示重复的诏毫无差错。当着所有目睹皇上驾崩的人——一切障碍均被摧毁，在高大宽阔的露天台阶上，站着一圈圈帝国的大人物——当着这所有人的面，皇上把传诏人打发走了。传诏人马上动身。他身强体壮，不知疲倦，一会儿伸出这只胳膊，一会儿伸出那只胳膊，在人群中奋力给自己开路。遇到抵抗时，他就指指胸前，那里有太阳的标记，因而他比任何人都更容易往前走。可拥在一起的人是那么多，他们的住地一眼望不到头。如果面前展现出一片空旷的原野，那他就会疾步如飞，你大概很快就会听到他的拳头擂你的门。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的汗水会付诸东流。他依旧还在内宫的房间内拼命挤着，他将永远也挤不出来。即使他能挤出来，那也没用，他还得奋力挤下台阶。即使挤下台阶，也还没用，还须穿过好几处院落，穿过院落之后又是一座圈起来的宫殿，又是台阶和院落，又是一座宫殿，如此下去得要几千年。当他终于冲出最外面那道宫门时——然而这种事永远永远也不会发生，京城才出现在他面前，这世界的中心处处塞满了高处落下的沉积物。谁也别想从这里挤出，带着遗诏也不行。——然而每当黄昏降临时，你就坐在窗边梦想着那道遗诏。　　我们的百姓就是这样看皇上，既那样失望，又是那样满怀希望。他们不知道谁是当朝皇帝，甚至对朝名也心存疑问。学校里依照顺序学着许多这类东西，然而人们在这方面普遍感到疑惑，因而连最好的学生也只能跟着疑惑。早已驾崩的皇上在我们这些村子里正在登基，只在歌中还能听到的那位皇上不久前还颁布了一道诏书，由和尚在祭坛前宣读了它。最古老的历史战役现在才打起来，邻居满脸通红冲进你家送来这个消息。后宫的女人被奢养在锦垫绣枕之中，狡猾的侍从使她们疏远了高尚的品德，权欲膨胀，贪得无厌，恣意行乐，一再重新犯下一桩桩罪行。时间过得越久，一切色彩就越是艳丽得可怕。有一次全村人在悲号中得知，几千年前曾有一个皇后大口大口饮过自己丈夫的血。　　百姓就是这样对待过去的君主，但又将当朝君主混进死人堆里。有一次，那是某一代的某一次，一个正在省内巡视的皇室官员偶然来到我们村子，他以当朝皇上的名义提了某些要求，核查了税单，听了学校的课，向和尚询问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在上轿之前，他对被驱赶过来的村民长篇大论地训诫了一番，将一切又总结了一遍，这时大家的脸上都掠过一阵微笑，你瞟我一眼，我又瞄他一下，接着都低下头看着孩子，免得让那位官员注意自己。怎么回事，大家暗想，他讲死人就跟讲活人一样，可这位皇上早已驾崩，这个朝代也早已覆亡，官员先生是在拿我们开心吧，不过我们装作并未觉察，以免伤了他的面子。可人们只能真正服从当朝君主，因为其它一切都是罪孽。在匆匆离去的官轿后面，某个被从已经坍塌的骨灰坛中搀起的人一跺脚变成了这个村子的主人。　　同样，我们这里的人通常很少与朝政的变更和当代的战争有什么关联。我还记得少年时代的一件事。一个邻省，虽是邻省但相距却十分遥远，暴发了一场暴动。暴动的原因我想不起来了，而且它们也不重要，那地方每天早晨都会产生暴动的理由。那地方的人情绪激动。有一天，一个游遍那个省的乞丐将一份暴动者的传单带到我父亲家里。当时正好逢节，我们家里宾客满堂。和尚坐在正中间仔细看着这份传单。突然大家哄然而笑，传单在你抢我夺中扯碎了，收受了不少东西的乞丐被一顿棍棒赶出了门，大家四散而去，赶着享受那美好的日子。为什么会这样？邻省的方言与我们的完全不同，这种差异也表现在书面语的某些形式上，对我们来说，这些形式带有古文的味道。和尚还没读完两页，大家都已经做出了判断。老掉牙的东西，早就听说了，早就没搁在心里了。尽管——我记得好像是这样——乞丐的话无可辩驳地证实了那种可怕的生活，可大家却笑着晃着脑袋，一个字也不想听了。我们这里的人就是如此乐意抹杀现在。　　如果能从这种现象中推断出，我们的心底根本没有皇上，那就离真实不远了。我得反复地说：也许再也没有比我们南方百姓更忠于皇上的百姓了，不过这种忠诚给皇上也带不来益处。虽然我们村口的小柱子上盘着神圣的龙，有史以来就正对着北京方向崇敬地喷吐着火热的气息，但村里的人觉得北京比来世还要陌生许多。难道真有那么个村子，那里房屋麟次栉比，布满田野，站在我们的小山上怎么看也看不到，房子之间昼夜都站着摩肩接踵的人，真有那么个村镇吗？对我们来说，想象这样一座城市的模样太难了，还不如就当北京和皇上是一回事，或许就是一片云，一片在太阳底下静静漫步在时间长河中的云。　　这些看法的结果就是一种比较自由、无羁无绊的生活，但绝不是不讲道德，我在旅途中几乎从未遇到过像我故乡那种纯真的道德。这是一种不受当今任何法律约束、只遵从由古代延续给我们的训示和告诫的生活。　　我得避免一概而论，我并不认为我们省上千个村子的情况都是这样，中国的五百个省就更不用说了。不过也许我可以根据我读过的有关这个题目的文字材料，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修筑长城期间人的资料尤为丰富，观察者借此机会可以探索几乎所有省份的人的心灵——根据这一切也许我可以说，各个地区关于皇上的主要看法显示出的基本特征与我家乡的总是一致的。我毫无将这种看法作为一种美德的意思。它主要是由统治集团造成的，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里，统治集团直到今天也没有能力或忽视了将帝制机构训练得如此清晰，以使其影响力能持续不断地直接到达帝国最远的边境。不过另一方面，百姓的想象力或猜测力欠缺也与此有关，帝制仅在北京是活生生的，只在北京才能让当代人感受到，百姓没有能力将它拉到自己这臣仆的胸前，他们的胸膛除了感受一下这种接触并在这种接触中消亡，再也别无所求。　　这种看法也许并不是一种美德。更为奇特的是，这种欠缺似乎正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凝聚剂之一，是的，如果允许表达得更大胆的话，那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上的这片土地。在这里详细说明一种指责的理由并不是在震撼我们的心灵，而是在摇撼我们的双腿，这更加糟糕。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暂时不想再搞下去了。　　（周新建　译）敲门　　那是在夏季，一个炎热的白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妹妹从一家庭院门前经过。我不知道，她是出于恶作剧还是由于思想不集中敲了那扇门，或者她仅挥了挥拳头吓唬了一下，根本就没敲。往前再走一百步，在大路拐向左边的地方，就是村头了。我们并不熟悉这个村子，但我们刚刚走过第一家，人们就纷纷走出来和我们打招呼，有的和善友好，有的发出警告，有的甚至惊慌失措，有的慌得弓起了腰。他们指着我们经过的那家庭院，提醒我们曾敲过那家的门。那家庭院的主人将控告我们，调查将会马上开始。我十分镇静，我也安慰着妹妹。她可能根本就没敲，即使她敲了，这世上到哪里也找不出证据。我力图让围着我们的人也明白这一点。他们认真听我说着，但却不愿做出判断。后来他们说，不光我妹妹，连我这当哥哥的也将受到控告，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我们全都回头望着那家庭院，就像观望着远处的浓烟，等着看大火。果然，我们很快就看见几个骑马的人进了那家洞开的院门。尘土高高扬起，遮掩住了一切，只有长矛尖在闪闪发光。这队人马刚刚消失在院子里，似乎立刻就调转了马头，沿大路朝我们奔来。我催妹妹离开，我将一个人了结一切。她拒绝把我一个人丢下。我说，可她至少也该换换衣服，穿件好点儿的衣服去见那些先生。她终于同意了，踏上了漫漫的回家之路。骑马的人已经到了我们身边，他们骑在马上打听着我妹妹的去向。她现在不在这里，回答小心谨慎，不过呆会儿就来。回答被漫不经心地录了下来。最重要的好像是他们找到了我。主要是两位先生，法官是个活泼的年轻人，他的助手沉默寡言，被称作阿斯曼。他们要我到农舍里去。在诸位先生锐利的目光的注视下，我摇头晃脑，手指拨弄着裤背带，慢慢地挪着脚步。我还以为，只要一句话就足以使我这个城里人摆脱这帮乡巴佬，甚至还是很光彩地摆脱他们。可当我迈过农舍的门槛时，跳到前面等着我的法官说：“我为这人感到惋惜。”毫无疑问，他这话指的不是我现在的处境，而是我以后的命运。这屋子看上去是个农舍，可更像一间牢房。大石板铺的地面，光线昏暗，光秃秃的墙壁，墙上有个地方嵌着一个铁环，屋当中放着那既当木板床又作手术台的东西。　　除了这监牢的空气，我还能闻出别的空气吗？这是个大问题，说得更确切点，如果还有望获释，这问题就来了。　　（周新建　译）隔壁　　我的生意全靠自己的肩膀撑着。前厅里是两位小姐以及打字机和帐簿，我的房间里摆着写字桌，钱柜，客桌，安乐椅和电话，这就是我的全套工作机构，是那么容易通览，那么容易掌管。我还正年轻，生意滚滚而来。我不抱怨，我不抱怨。　　从新年起，一个年轻男子毫不犹豫地租下了隔壁空着的小套房，而我却傻乎乎地犹豫了那么长时间也没租它。它也是一室一厅，不过另外还有间厨房。正室和前厅大概我用得上——我的两位小姐有时已觉得负担过重，可那间厨房我用来做什么呢？让别人占去了这套房子，全怪这一小小的顾虑。现在坐在那里的是那个年轻的男子。他姓哈拉斯。他到底在那里干什么，这我就不知道了。那门上写着：“哈拉斯，布雷奥”。我设法打听，人们告诉我，他做的生意和我一样。谁也不敢直截了当地警告别人别提供贷款，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奋发向上的年轻人，他的事业也许大有前途。谁也不敢直截了当地出主意贷款，因为目前他好像没有任何财产。当人们一无所知时，通常都是这样答复你。　　有时我在楼梯上遇到哈拉斯，想必他总有十万火急的事，拘谨地从我身边一晃就过去了，还没等我仔细看看他，他手里已经准备好了办公室的钥匙。顷刻之间他已打开了房门，像只老鼠尾巴似的一闪就进去了，我又站在那块写着“哈拉斯，布雷奥”的牌子面前，那上面的名字我已毫无意义地念过不知多少次了。　　这薄得可怜的墙壁总是出卖做事诚实的人，但却庇护狡诈的人。我的电话装在那堵将我和他隔开的墙上。我可只是将它作为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加以强调。即使电话机挂在对面墙上，隔壁照样能听到一切。我已经养成打电话时不提顾客姓名的习惯。不过要从谈话中那些特征明显却又无法避免的措辞中猜出这些名字，当然也不需要多少机灵。有时我惶惶然如芒刺在背，我将耳机捂在耳朵上，踮起脚尖围着电话机蹦来跳去，可这样也防止不了秘密给泄露出去。　　自然，我在生意上的抉择因此而变得没有把握，我的声音变得瑟瑟颤抖。我打电话时哈拉斯在干什么？如若我想特别夸张——为了说清什么事，人们不得不经常这样做，那我就可以说：哈拉斯不需要电话，他在用我的，他将他的长沙发移到这扇墙边偷听电话，而我呢，电话铃一响，就得跑向电话，接受顾客的要求，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进行大量的说服——可最要命的是在整个时间内无可奈何地隔着这扇墙向哈拉斯汇报着一切。　　也许他根本就没有等到电话打完，而是一听到足以使他明白此宗生意内容的地方后就站起来，按他的习惯迅速跑遍全城，在我挂上听筒之前，也许他已经下手阻止我了。　　（周新建　译）一只杂种　　我有一只奇特的动物，一半像小猫，一半像羊羔。它是我从父亲的财产中继承来的一件遗物，不过它到我手里之后才发育长大。以前它羊羔相多而小猫相少，但现在两者基本相等，猫头猫爪，羊羔个头，羊羔体型，眼睛与两者都像，闪闪发亮，充满野性。毛很柔软，紧贴在身上。动起来不但会连蹦带跳，还会潜伏而行。它蜷伏在窗台上的太阳地里打呼噜，一上草地便疯跑起来，几乎再也抓不住它。见到猫它便逃之夭夭，但却喜欢袭击羊羔。月夜里屋檐沟是它最喜欢走的路。它不会喵喵叫，极为厌恶老鼠。它能在鸡圈旁潜伏几个小时，却从未趁机谋杀。　　我用甜牛奶喂养它，这对它的身体很有益。它大口大口将牛奶吸进嘴里，它那食肉动物的利牙派不上一点用场。对孩子们来说，它当然是一大奇观。星期天上午是它的会客时间，我将这小动物抱在怀里，邻家的孩子全围着我站着。　　一到这时就会提出些谁也回答不了的怪问题：为何只有一只这样的动物，为何偏偏是我拥有这只动物，在它之前是否曾有过一只这样的动物，它死后将会怎样，它是否感到孤独，为何它没有小崽子，它叫什么名字等等。　　我从不耗费精力去回答，而是满足于不做进一步解释地展示我所拥有的东西。有时孩子们带来一些猫，有一次甚至带来了两只羊羔，然而却没有出现他们期望的相认场面。这些动物用它们动物的目光相互静静地望着对方，显然他们相互承认对方的存在是神赐的事实。　　在我怀里，这动物既不知道害怕，又不懂得追捕的乐趣。依偎在我身边是它最惬意的事情。它忠于养大它的家庭。也许这并不是某种非同寻常的忠诚，而是一只在这世上虽有无数姻亲但大概没有一个血亲的动物的真正本能，因此它觉得在我们这里寻得的保护是神圣的。　　有时我忍不住要笑，它围着我左闻右闻，在我胯下钻来钻去，和我难舍难分。做猫做羊还不够，它几乎还想做只狗。有一次——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这种事，我的生意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已无一点出路，我只好听任一切垮掉烂掉，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坐在家里的摇椅上，怀里抱着那只动物，当我偶然往下看时，我看到一颗颗泪珠正顺着它那粗大的胡须往下滴。——这是我的，还是它的？这只羔羊心肠的猫难道还有人的志气？——我从父亲手上继承的东西并不多，不过这件遗物还是拿得出手的。　　它身上有两种焦虑，猫的焦虑和羊羔的焦虑，它们是那样截然不同。因此它觉得自己的皮囊太紧了。——有时它跳上我身边的椅子，两支前腿搭在我肩上，嘴凑到我耳边。它好像在对我说什么，而实际上却是弯下头看着我的脸，观察它的话给我留下的印象。为了让它开心，我装作听懂了什么似地点点头。随后它蹦到地上，围着我跳来跳去。　　对这只动物来说，屠夫手里的那把刀大概是一种解决办法，可它是继承来的遗物，我只好拒绝这种办法。因此它必须等待，等到喘完最后一口气，尽管它有时似乎在用理智的人的目光注视着我，那目光在要求采取理智的行动。　　（周新建　译）日常困惑　　平平常常的一件事：它总是忍受一种日常的困惑。甲和h地的乙做了一笔重要的生意。他前往h地进行预备性协商，来回各用了十分钟，为了这种极快的速度他在家里还炫耀了一番。第二天他再次前往h地，这一次将拍板成交。因为预计这次得要好几个小时，所以他清晨早早地就出了门。尽管一切情形——至少按照甲的看法是这样——与前一天完全一样，可这次他在去h地的路上却花了十个小时。傍晚他精疲力尽地赶到那里时，人们告诉他，乙因甲迟迟不到十分生气，半个小时前到甲的村子找甲去了，他们在路上本该能碰上的。人们劝甲等一等，可甲担心那笔生意，立刻起身往回赶。　　这回他对这条路并不特别重视，可偏偏眨眼功夫就到了。到家后他得知，乙来得同样早，甲刚走他就来了。是的，他在大门口碰到了甲，还提醒甲别忘了那笔生意，可甲却说，他现在没有时间，他现在有急事得出去。　　尽管甲的举止令人费解，乙还是留下来等甲。虽然他已多次问起甲回来没有，不过现在还在楼上甲的房间里。幸好现在还能和乙谈谈，向他解释一切，甲连忙跑上楼梯。就在马上就到楼上时，他给绊了个踉跄，腱被拉裂，疼得他几乎昏厥过去，几乎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在暗处悲伤地听着乙——说不清楚在远处还是从他身旁——怒气冲冲地踏着重重的步子走下楼梯，终于走掉了。　　（周新建　译）关于桑霍·潘萨的真相　　另外，桑霍·潘萨从不炫耀。通过提供大量的骑士小说和绿林小说，他这些年在傍晚和夜间成功地将后来被他称作堂·克维克锁特的魔鬼从自己身边引开了，因此他这个魔鬼后来毫无理由地干出一件件最疯狂的勾当，不过由于缺少一个预定的对象——恰恰桑霍·潘萨本该是这个对象——这些勾当没有危害任何人。桑霍·潘萨是个自由自在的人，也许是出于某种责任感，他沉着冷静地紧紧追踪着堂·克维克琐特，并将此作为一种有益的大型消遣，直到他的终日。　　（周新建　译）塞壬的沉默　　即使是不完善的、甚至幼稚可笑的方法也能用来救命，其证据如下：　　为了免遭塞壬①的伤害，奥德修斯②用蜡塞住双耳，并让人把自己锁在桅杆上。当然，自古以来所有的游人都能这样做，除了那些离得老远就已被塞壬迷惑住的人。但世人都知道，这样做不可能管用。塞壬的歌声可以穿透一切，被诱者的激情能打碎比锁链和桅杆更坚硬的东西。可奥德修斯没有想到这些，尽管他也许曾有所耳闻。他对那点儿蜡和那捆铁链深信不疑，为自己的小计谋洋洋得意，驾船向塞壬驶去。　　--------　　①古希腊传说中住在海中小岛上的女妖，用歌声迷惑航海者触礁毁灭。　　②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特洛伊战争后在海上漂泊十年才回到故乡伊塔刻。　　然而塞壬还有比歌声更为可怕的武器，这就是她们的沉默。就算能够逃过她们的歌声，但绝对逃不过她们的沉默，虽然还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但却可以想象出来。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她们的那种感觉，由此而产生的藐视一切的自豪，世俗之人谁也经不住它们的诱惑。当奥德修斯驶来时，威力无比的女歌手们其实并未唱歌，可能她们认为只有沉默才能制服这个对手，也可能是看到唯独想着蜡和铁链的奥德修斯脸上洋溢的喜悦，使她们忘记了所有的歌。　　然而奥德修斯并未——权且如此表达——听见她们的沉默，他以为她们在唱歌，只是他已有防范，才没听到歌声。他起初隐约看到她们的脖子在转动，她们在深深地呼吸，眼中噙满泪水，嘴巴半张，可他却以为，这正是唱咏叹调的动作，在他四周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的咏叹调。不过这一切很快都离开了他那远眺的目光，由于他的果敢，女妖们消失了，就在他刚到她们身边时，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可她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漂亮，展肢舒腰，翩翩旋转，散开令人生畏的头发任其在风中飘舞，把她们的钩爪御在山岩上。她们不愿再诱惑人，她们只是想多看看奥德修斯那双大眼睛的反光。　　难道女妖们意识到，她们当时要被消灭掉。不过她们依然如故，只是奥德修斯逃脱了她们的诱惑。　　另外，关于此事流传下来还有一种补充说法。奥德修斯，人们这样说，是那样诡计多端，是一只狐狸，就连命运女神也看不透他的心。也许当时他——尽管人的智力无法理解这一点——的确发现了女妖的沉默，上述的假象只是被他作为盾牌用来对付女妖和众神。　　（周新建　译）普罗米修斯　　关于普罗米修斯有四种传说。　　根据第一种传说的说法，由于他将神出卖给人，因而被锁在高加索山上，神还派出兀鹰，啄食他那时刻在长的肝脏。　　根据第二种传说的说法，面对啄食的鹰嘴，普罗米修斯越来越深地避入岩石，最后与它合为一体。　　根据第三种传说的说法，几千年过去后，他的背叛行为已被忘却，神忘了，兀鹰忘了，他自己也忘了。　　根据第四种传说的说法，对这已是无根无由的事大家已经厌倦，神厌倦了，兀鹰厌倦了，伤口也精疲力尽地长合了。　　依旧存在的是那无法解释的石山。传说总想解释这解释不清的事情。就因为传说是出自一种探究真相的动机，所以到头来它只能是解释不清。　　（周新建　译）城徽　　修建巴别塔之初，一切还算井然有序。是的，这种井然有序大概太过分了，人们过多地考虑什么路标呀，译员呀，筑塔人的食宿呀，交通道路呀，仿佛眼前还有几百年的时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当时普遍流行的看法甚至认为，建造的速度大概根本就不慢。人们大可不必十分夸张地表达这种看法，可能是他们特别畏惧打地基。人们是这样论证的：整个事业的精髓即修建一座通天塔的想法。除了这个想法，其它一切均属次要的。这个想法一旦形成就不会消失。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将这座塔修到底的强烈愿望。不过由于有将来，人们不必在这方面担忧，而是相反。人类的知识日益高深，建筑技术已大大进步，而且将继续进步，过上一百年，一件现在得费时一年的事大概只要半年就能完成，而且质量更高，更经久耐用。既然如此为何今天要累死累活地使尽力气呢？只有可望在一代人手上建成此塔时，才值得这样尽力。然而这绝对没有希望。更易推想出来的是，知识完善的下一代将认为上一代干得不好，将把已建好的拆毁，以便重新开始。这种想法泄了大家的劲。比起建塔来，人们更热中于营造筑塔人的城市。每个同乡会都想占据最漂亮的营地，因此便产生了无休无止的争执，直到升级为流血冲突。这些冲突再无平息之日。对于首领们来说，它们成了一个新论据，因为他们认为，由于缺少必不可少的集中，此塔须造得十分缓慢，或者干脆等到缔结全面和约之后再造。不过人们并未将时间全都用于这些冲突，在间歇中他们也美化城市，但这又引出新的忌妒和新的冲突。第一代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不过以后数代也没什么不同之处，只是技巧更为熟练，随之也更加好斗。到了第二或第三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建造通天塔的愚蠢，但此时他们已经彼此紧紧联在一起，再也离不开这个城市了。　　在这座城市里，借助传说和民歌表现出来的一切都充满了一种渴望，对已有人预言的那一天的渴望，到了那一天，这座城市将被一只巨拳连击五下，它将被砸得粉碎。因此，这座城市在城徽上有了这只拳头。　　（周新建　译）波塞冬　　波塞冬①坐在办公桌旁算呀算呀。掌管天下水域使他得没完没了地工作。他本能配备助手，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实际上他也有许多助手，但因为他对本职工作非常认真，所以一切帐目他都要重算一遍，因而助手们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　　①希腊神话中的海神。　　不能说这种工作能让他感到无穷的乐趣，他这样做其实仅仅是因为他承担着这些工作。是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常想另谋一份更有乐趣的差事，可在各种各样的提议里，依旧是现在的职位最合他的意。给他另做安排也太难了。总不能派他去掌管某一个海洋吧。除了计算工作在这里并非数量减少而是更加琐碎，伟大的波塞冬得到的只能是一个掌管之职。如果给他安排的职位不是掌管水界，他便会因这种安排而生气，他那神的呼吸会失去常态，他那威武不屈的胸膛会急剧地起伏。另外，他的抱怨也没被当回事。如果是一个大人物来找麻烦，无论事情多没有希望，似乎也得尽量迁就他。谁也没有想过当真要解除波塞冬的职务，既然最初他被定为海神，那就再也不得更改。　　他最生气的莫过于——这主要起因于他对职位的不满——听到别人指责他总是手执三叉戟驾车破浪而行。其实他那时正坐在大洋深处不停地算呀算，只有偶尔去找朱庇特①时才中断一下这单调乏味的工作，而且归来时大都是窝着一肚子火。因此他几乎没看过所有的海洋，匆匆赶往奥林匹斯山时也只是草草看上几眼，从未真正在海洋中巡行。他常常说，他就这样等着世界毁灭，那时也许能安静片刻，等算完最后一笔帐，抢在末日来临前，他或许还能快快地来上一次小小的巡行。　　--------　　①罗马神话中的主神。　　（周新建　译）集体　　我们是五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先后走出一所房子，起先出来一个，站到大门一边，随后出来第二个，更确切地说，像水银球似的轻轻滑出大门，站在离第一个不远的地方，然后是第三个，然后是第四个，然后是第五个。最后我们站成了一排。人们注意到我们，指着我们说：“那五个人现在从房子里出来了。”自打我们生活在一起，若不是一个第六者常常插足，倒也是一种宁静和睦的生活。他没做对不起我们的事，但却令我们讨厌，这也就够了。为什么他要往别人不喜欢他的地方钻呢？我们不认识他，也不想接纳他。从前我们五个彼此也不认识，只要愿意，我们现在也可能彼此还不认识。但在我们这里是可能的和可以容忍的，在第六个那里却是不可能的和不可容忍的。另外我们是五个，我们不想是六个。总聚在一起到底有什么意义，对我们五个也没有意义，可我们既然已经聚在了一起，就不想再分开，不过我们不想来一个新的组合，这是基于我们的经验。可是该如何将这一切告诉第六个，长长的解释几乎就意味着接纳进我们的圈子，我们宁愿不做任何解释，我们不接纳他。无论他将嘴唇撅得多高，我们都用胳膊肘将他撞开，但无论我们怎样将他撞开，他还是照来不误。　　（周新建　译）夜　　夜幕低垂。就像有时低头沉思一样，夜幕紧紧地闭合起来。四周睡的都是人。一个小小的花招，一种毫无道理的自我欺骗：他们睡在屋子里，睡在牢固的床上，睡在坚实的屋顶下，或伸或蜷睡在床垫上，睡在床单上，睡在被窝里。实际上他们是聚在一个荒凉的地区，以前曾有一次，以后将还会这样，一个露天营地，一望无边的人群，一支大军，一个民族，头顶冰冷的天，脚踏冰冷的地，在站立的地方就地卧倒，额头枕在胳膊上，脸冲着地，静静地呼吸着。你醒着，你是哨兵之一，你从身旁的枯枝堆中抽出一根燃烧的木棍，晃动着它找到离你最近的人。你为什么醒着？必须要有一个人醒着，这就是回答。必须要有一个人。　　（周新建　译）拒绝　　我们这座小城根本不靠边境，绝对不靠，它离边境还老远老远，这座小城的人大概谁也没有去过那里，那得横穿荒凉的高原地带，不过也要经过辽阔的富饶地区。仅仅想象一下那条路的一部分就会感到疲倦，而除了一部分路人们再也想象不出什么了。那条路上也有几座大城市，比我们这小城大得多，即使十座这样的小城一字排开，再从上面扣上十座，也不如一座那样的大而拥挤的城市。就算在去那里的路上迷不了路，到了那些城里也肯定会迷路，由于它们太大，想绕过它们是不可能的。　　然而还有比离边境更远的地方——如果我可以拿这种距离进行比较，这就好比有人说，一个三百岁的人比一个两百岁的人老——这比边境更远的地方就是京城。关于边境的战事我们有时还能听到些消息，而京城的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指的是我们这些市民阶层的人，因为政府官员与京城联系密切，每两三个月都能获得一次那里的消息，至少他们认为是这样。　　真奇怪，我不断感到新的震惊，在这小城中，我们竟一声不响地遵从京城来的一切命令。我们这里几百年来从未发生过由市民自己发起的政治变革。京城的上层统治者依次更迭，旧王朝被推翻或废掉，新王朝又开始了，上个世纪甚至连京城也给毁了，在离它很远的地方又建起一个新都，后来这新都也给毁了，旧都又重建起来，而这些对我们的小城竟然毫无影响。我们这里的大小官员总是各尽其职，高级官员均来自京城，中级官员至少也得是外地人，而下级官员则出自于我们这些人，一直都是这样，对此我们也心满意足。最高官员就是那位最高税务员，他有上校军衔，人们也这样称呼他。如今他已是一个老人，不过我认识他倒有些年头了，因为当我还是孩子时他就已是上校。起初他升迁很快，到后来似乎便停下不动了。对这座小城来说，他的衔位已经足够了，衔若再高我们这里可就容不下了。每当我打算想象他时，总能看到他坐在他家的平台上，身子向后靠着，嘴里叼着烟斗。他家屋顶上飘扬着帝国国旗，平台非常大，有时还在那里进行小型军事操练，平台两边晒着衣物。他家面朝集市广场，身穿漂亮绸衣的孙子们围在他身边玩耍，但却不准到下面的集市去，其他孩子不配和他们玩，不过广场总在吸引着他们，他们至少可以将头从栏杆间伸出去，当其他孩子在下面吵架时，他们在上面也一起吵。　　也就是说，这位上校统治着小城。我想，他还从未向任何人出示过那份赋予他权力的文件。也许他并没有这样一份文件。也许他的确是最高税务官。然而这份文件就是一切？难道它就能赋于他统治所有辖区的权力？他这职位对国家至关重要，但对市民却不是最要紧的。在我们这里，大家几乎都有这样的印象，即人们好像在说：“我们所有的全给你拿走了，那就请连我们也一块拿去吧。”其实这统治权并不是他夺到手的，他也不是个暴君。最高税务官就是首席官员，这是自古形成的，上校和我们一样，都是遵从这一传统。　　他生活在我们当中，虽然地位之差还不属于天壤之别，但他依然完全不同于一般市民。如果一个代表团带着一项请求来到他面前，他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堵阻隔世界的墙。他身后其实什么也没有，人们却在想象中听到那边有低声说话的声音，这大概是错觉，他就是将我们与整体分开的隔绝物，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在这样的接见中只有见他。在我小时候，有一次一个市民代表团为得到政府资助前去见他，因为最穷困的城区被彻底烧毁了，那回我也在场。我父亲是个马掌匠，在乡里很受人尊敬，他也是代表团的成员，是他带我去的。这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可像这样的热闹，所有的人都挤过来看，在人群中几乎分辨不出谁是真正的代表团。因为这样的接见大都是在平台上进行的，因此有好些人从广场上搭梯子爬上来，隔着栏杆看着上面的事情。当时是这样安排的，整个平台约三分之一留给他，剩下的地方全挤满了人。几个士兵监视着所有的人，他们站成一个半圆将他围在中间。其实只需一个士兵就足以应付一切，我们十分惧怕他们。我不大清楚这些士兵来自何地，反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彼此之间十分相像，根本就不需要军装。他们个头矮小，并不强壮，但却十分敏捷。他们身上最惹眼的就是那口将口腔占得满满的粗齿大牙，还有他们的细眉小眼中射出令人不安的目光。因此他们便成了孩子们眼中的恐怖人物，不过也是他们的乐子，因为孩子们总想让那口牙和那种目光吓一吓，然后拼命跑掉。这种孩提时代所受的惊吓到成人后似乎也没有消失，至少它还在起作用。当然还有其它原因。这些士兵说一口我们根本听不懂的方言，而我们的他们也听不惯，因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隔绝起来，冷漠得难以接近，不过这倒挺符合他们的角色。他们是那样寡言，那样严肃，那样呆板，虽未做过真正的坏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坏得令人几乎不能忍受。比如说有个士兵走进一家店铺，买了点小东西，然后靠在柜台边听着店铺里的谈话，他大概什么也听不懂，但却装作听懂了，自己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会儿盯着说话的人，一会儿又盯着听话的人，手扶着挂在腰带上的战刀刀把。这十分令人厌恶，大家失去了闲聊的兴致，店铺里渐渐没什么人了，直到铺子里人走空了，这位士兵才走。这些士兵一露面，我们活跃的百姓立刻鸦雀无声了。当时的情形也是这样。与所有隆重的场面一样，上校站得笔直，两手前伸握着两根长竹杆。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它的意思大概是说，他这样支撑着法律，法律也这样支撑着他。此时每个人都知道那平台上将发生什么事，但人们总习惯于重又感到吃惊。当时那个被指定讲话的人不愿开口，他已经走到了上校对面，可又失去了勇气，找出各种理由挤回了人群中。另外再也找不出一个愿意讲话的合适人选，而自愿出面的几个又都不合适，那可真是乱成了一团，人们赶忙派人给几个市民送信，他们是有名的演说者。在整个时间内，上校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只是在喘气时胸部明显地陷下去。他并非呼吸困难，只是呼吸动作特别清晰，比如说就像青蛙，不过青蛙总是如此，而在他身上就成了特殊。我悄悄地从大人之间穿过去，通过两个士兵之间的空隙打量着他，直到有人用膝头把我撞开。在这期间那个事先确定的讲话人又恢复了勇气，由两位市民紧紧搀扶着开始了讲话。在描述那场大灾难的严肃的讲话中，他一直在微笑，一种极其谦恭的微笑，非常感人，可这微笑召募军队　　b此残篇也属短篇《中国长城》。——德文编者注。　　召募军队常常是必要的，因为边境从未断过战事。召募是以下面的方式进行的：　　任务下达了，某一天在某一个城区，所有居民，不分男女长幼，都必须呆在自己家里。天刚露亮，一小队士兵——步兵和骑兵——就守候在此城区的入口，大多要到中午，那个受命召募的年轻贵族才出现在这里。他是个年轻的男子，身材很苗条，个头不高，体质虚弱，穿着邋遢，眼神疲倦，他总是感到不安，就像一个病人总是冷得发抖。他谁也没看，用他的鞭子——他身上唯一的装备——示意了一下，几个士兵立刻跑到他身边，他走进了第一栋房子。一个熟悉此城区所有居民的士兵宣读了这所房子住户的名单。一般来说所有的人都在，已在屋里站成一排，眼睛紧紧盯着那位贵族，仿佛他们已经成了士兵。不过也会出现偶尔缺一个的情况，而且缺的总是男人。这时谁也不敢说出理由，更不敢撒谎了，人们一言不发，垂下目光，几乎忍受不了在这所房子里违背了命令的压力，但那位贵族默默地站在那里使所有的人一步都不敢离开。贵族示意了一下，这示意绝不是点一下头，它只能从眼神中看出来。两个士兵开始搜寻那个未到场的人。这根本就没费什么劲。他压根儿就没出这所房子，他从未存心逃避兵役，仅仅由于害怕他才没到，但对他造成障碍的并不是对兵役的恐惧，而是对抛头露面的羞怯，这项命令对他来说简直太大了，大得令人疲倦，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然而也是因此他才没有逃掉，只是躲了起来。当他听到贵族进了这栋房子时，他大概悄悄从藏身地走了出来，又悄悄溜到那间屋子门边，刚好被出来的士兵抓住了。他被带到贵族面前，贵族用两只手握住鞭子——他是那么虚弱，用一只手什么也干不成——抽打那个男人。这样打上去也没有多疼。后来一半是由于精疲力尽，一半是出于厌恶，他扔掉了鞭子。挨打的人必须将它捡起来递给他，然后才能站到其他人的队列里去。另外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他将不会被接受入伍。有时到的人会多于名单上的人，而且这种情形常有发生。例如有个别处的姑娘也站在那里望着那位贵族，她是外地人，也许是外省来的，是这次召募把她吸引来了。有许多妇女抵御不住这种在外地进行的召募的诱惑，而在家乡的召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奇怪的是，当一个妇女为这种诱惑所驱使时，绝不会被看作是丢脸的事，恰恰相反，按照有些人的观点，这是某种妇女们必须经历的事，这是一种她们向自己的性别偿还的债务。还总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一个姑娘或媳妇听说在什么地方，也许离得很远很远，在亲戚那里或是朋友那里，正在召募军队，她便请求家人允许她去，家人同意了，这是不能拒绝的，她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兴，同时也像平时那样镇静，和善，冷淡，而在这所有的镇静和和善后面却隐藏着不可接近，就像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即将归乡而且什么其它事也不想的陌生人。在那将进行召募的家庭里，她受到的款待完全不同于一般客人，所有的人都围着奉承她，她得转遍房子里的所有房间，得从所有的窗户探出头看一看，她若将手放在谁的头上，那就比天父的赐福还重要。当这家人准备召募的事时，她得到的是最好的位置，即门边的位置，在那里她被贵族看得最清楚，而且看他也看得最清楚。不过对她如此看重也就到贵族进来为止，随后她便被冷落了。他看她和看其他人一样少，即使他的目光对准某个人，此人也不会有受尊重的感觉。这她可没有料到，或者还不如说她肯定料到会这样，因为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但驱使她来到这里的期望并不与此相反，这无非就是现在自然要见分晓的事。她感到羞愧，一种我们的女人在一般情况下也许永远也感觉不到的羞舵手　　“我不是舵手？”我大喝一声。　　“就你？”一个高大魁梧的神秘男人问。他用手轻轻在眼睛上面摸了摸，仿佛在驱赶一个梦。　　刚才，在沉沉的夜色中，我凭借着头顶上方一盏昏暗的灯把着舵，这个男人走了过来，想把我推到一边。因为我不退让，他就用脚踏住我的胸口，慢慢把我往下踩，因为我的手一直没有松开舵轮的把手，所以倒下时将它完全转了过来。但那人抓过舵轮又转了回去，可我却被撞开了。不过我马上就明白过来，快步跑向朝向水手舱的舱口大声喊道：“船员们！　　伙计们！快点来呀！有个陌生人把我从舵轮边赶走了！”　　他们慢慢腾腾地来了。舷梯口冒出一个个东摇西晃、疲惫困乏的魁梧身影。　　“我是舵手吗？”我问。　　他们点着头，但目光却盯着那个陌生人。他们站成一个半圆围住了他。　　他用命令的口气说：“别打扰我！”　　话音刚落，他们就拥在一起，朝我点点头，又从舷梯下去了。这是一群什么人？他们也在思考吗？或者他们只是趿拉着鞋毫无目的地来这世上走上一遭。　　（周新建　译）鸢　　有那么一只鸢，在啄我的脚。它已撕开靴子和袜子，这会儿在啄我的双脚。它不停地猛啄，然后围着我焦躁地飞上几圈，接着又干它的活儿。有位先生从旁边经过，旁观了一会儿之后问道，我为什么容忍这只鸢。　　“我无力抵抗，”我说，“它来了就开始啄，那会儿我当然想赶走它，甚至还试图掐死它，可这种畜生劲足力大，它已经准备往我脸上扑，那我宁愿牺牲我的双脚。现在它们差不多已被啄烂了。”　　“您竟然会忍受这样的折磨。”那位先生说，“开上一枪，这只鸢不就玩完了。”　　“是这样吗？”我问，“那您愿意做这事吗？”　　“愿意，”那位先生说，“只是我得回家取我的枪。您能再等半个小时吗？”　　“我不知道。”我说。　　我疼得僵直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无论如何请您试一下。”　　“好。”那位先生说，“那我就赶快点儿。”　　我们谈话时，那只鸢静静地听着，目光在我俩之间转来转去。现在我看出来了，它已听懂了一切。它飞起来，为获得足够的冲力使劲弓起身子，学着投枪手的样子将它的利嘴从我的口中深深刺入我的体内。向后倒下时，我像得到解救似的感到，它无可挽回地淹死在我那填平所有洼地漫过一切堤岸的血泊里。　　（周新建　译）考试　　我是个仆人，可却没活让我干。我胆子小，不出风头，甚至从未和别人争过高低，但这只是我无所事事的一个原因，也可能与我无所事事根本无关。这主要原因无疑是我没被叫去听差，其他仆人都被叫过，都不曾像我这样一心想去做事，也许他们连被叫去做事的愿望也未曾有过，而我的这种愿望至少有时候十分强烈。　　我就这样躺在仆人房间的木板床上，望着顶棚上面的房梁，睡着了，醒过来，然后又睡着了。有时我就去那边的酒馆，那里卖的是一种酸啤酒。有时我厌恶得真想倒掉那杯酒，可后来又把它灌进了肚子。我喜欢坐在那里，因为躲在那扇紧闭的小窗子后面，我可以观望对面我们那栋房子的窗户，谁也不会发现。从那里看临街的一面也看不到多少东西，我想，能看到的只是走廊的窗户，而且还不是通往主人房间的走廊。不过可能我也会弄错的，曾有那么个人，我也没问他，他就一口咬定我没弄错，那栋房子的正面给人的总体印象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些窗户很少打开。如果窗户开了，那就是某个仆人干的，随后他也许还会伏在窗台上往下看上一会儿。这么说那该是他不会被人抓住的走廊。另外，我也不认识那些仆人，老在上面做事的仆人睡在别处，不是我那个房间。　　有一次，当我来到酒馆时，我的观察位上已经坐着一位客人。我没敢仔细往那边瞧，一进门就想转身离去。可那位客人把我叫了过去。看样子他也是个仆人，我可能在什么地方曾见过他，不过从未和他说过话。　　“你干嘛要走？过来坐，喝点什么！我付钱。”于是我就坐下了。他问了我几个问题，但我却答不上来，我连问题都没听明白。因此我说：“大概你现在后悔请我喝酒了，那我就走了。”说着我就想站起来，但他隔着桌子伸出手按住我说：“别走，这只是一次考试。谁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谁就算通过了考试。”　　（周新建　译）陀螺　　有个哲学家总是在孩子们玩耍的地方遛达来遛达去。只要看到一个有陀螺的男孩，他便潜伏起来。还没等陀螺转起来，这位哲学家就盯住它准备抓住它。孩子们大叫大嚷，竭力不让他挨着他们的玩具，他可不理这些，只要陀螺还在转，他就抓住它，他十分高兴，但只是很短暂的时间，然后他便将它扔到地上走掉了。他认为，认识每一件小东西，比如说认识了一个旋转的陀螺，就足以达到普遍的认识，所以他从不研究大问题，他觉得那样不经济。如果这最小的小玩意儿被真正认识了，那也就认识了一切，因此他只研究旋转的陀螺。只要有人准备转陀螺，他就有希望，就能成功，陀螺一转起来，他就觉得那希望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向他，变成了确信无疑，他却将那件无聊的木头玩意儿抓在手里，他觉得厌恶，孩子们的叫声他在此之前一直没有听到，此时却突然钻进他的耳朵里，将他赶走了，他就像在一支笨拙的鞭子抽打下的陀螺跌跌撞撞地走了。　　（周新建　译）小寓言　　“哎，”老鼠说，“这世界变得一天窄似一天。当初它是那样辽阔，辽阔得我都害怕了，我跑呀跑呀，我真高兴，我终于看到远处左左右右出现了一道道墙，可这些长长的墙以极快的速度靠拢过来，我已到达最后一间房子，角落里有个陷阱，我跑了进去。”——“你得改变奔跑的方向。”猫说，伸出爪子抓住了它。　　（周新建　译）归乡　　我归来了，我大步跨过厅堂，四下张望着。这是我父亲的老宅院。中间是个小水坑。破旧无用的器具堆得乱七八糟，堵住了通往去顶楼楼梯的路。猫潜伏在栏杆上。一块破碎的布——那是从前做游戏时缠在一根木棒上的——在风中高高扬起。我来了。谁将来接待我呢？在厨房里等候的会是谁？烟囱里升起了炊烟，正在煮着晚餐的咖啡。你觉得神秘吗？你有归家的感觉吗？这我不知道，我非常没有把握。这是我父亲的家，可一件件东西全冷冰冰地立着，似乎每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那些事有一半我已经忘记，有一半我从来就不知道。我对它们有什么用处，我对它们来说又算什么，尽管我是父亲——老庄主的儿子。我不敢去敲厨房的门，只是从远处偷偷地听，只是站在远处偷偷地听，这样我才不至于被当作窃听者当场抓住。由于是从远处偷听，因此我什么也没听到，我只听到一声轻轻的报时钟声，或者只是我以为听到了它，那是由童年时代传过来的。厨房里发生的其它事情，都是坐在那里的人对我保守的秘密。在这门前犹豫的时间越长，人就变得越加陌生。如果现在有人打开那门问我些什么，那将会怎样。但愿我自己以后不会像一个想保守自己秘密的人。　　（周新建　译）启程　　我吩咐将我的马从圈里牵出来。仆人没听懂我的话。我自己来到马圈，给我的马备好鞍具，然后跨了上去。我听见远处有吹小号的声音，我问仆人这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他什么也没听到。在大门口他挡住我问道：“你这是去哪儿，先生？”　　“我不知道，”我说：“只要离开这里，只要离开这里。不停地离开这里，只有这样我才能到达我的目的地。”　　“那你知道你的目的地啦？”他问。　　“知道，”我回答说，“我说过：‘离开这里’，这就是我的目的地。”　　“你没带干粮。”他说。　　“我不需要，”我说，“旅程是那么漫长，如果在路上什么也得不到，那我必定饿死无疑。干粮救不了我的命。幸亏这是一趟确实不同寻常的旅行。”　　（周新建　译）律师　　我是否有律师，这还真没把握，关于这一点我了解不到任何详情。所有的面孔都带着拒绝的表情，迎面过来以及我在走廊上一再碰到的人，看上去大都像上了年纪的胖女人，他们戴着遮住全身、一道深蓝一道白的大围裙，抚摸着自己的肚皮，身子笨拙地转过来扭过去。就连我们所在的这座建筑是不是法院我也无法得知。有些人说是，许多人说不是。撇开所有的细节，最能使我意识到这是法院的是一种隆隆声，随时都能从远处听到的隆隆声，说不清它来自哪个方向，它充满了所有的空间，因此可以认为，它来自四面八方，或者——似乎这样说更为恰当——人们偶尔站立之处正是发出这种隆隆声的地方，不过这肯定是一种错觉，因为它来自远处。这些走廊细窄，带着缓缓的弯度向前延伸，上面是简易的拱顶，旁边是没什么装饰的高门，它们好像是专为深深的寂静而造的，一家博物馆或一家图书馆的走廊就是这样。然而这如果不是法院，那我为何在这里寻找一个律师？我四处寻找着律师，到处都少不了他，可法院不该比别的地方更需要律师，因为法院根据法律做出判决，人们应该这样认为。如果认为这里做事不公正或草率，那就不会有活命的了，我们必须信任法院，相信它使法律显得无比庄严，因为这是它唯一的任务，就法律本身来说，起诉、审理、判决就是一切，一个人若独自插足则是犯罪。不过一项判决的事实依据就不同了，它是建立在各种调查的基础上，在亲戚和外人那里，在朋友和对头那里，在家庭里和公众中，在城里和乡村，总而言之，在各处进行的调查。在这种情况下，有律师就是当务之急了，要有许许多多的律师，最好的律师，一个紧挨着一个，一道活人组成的墙，因为律师依其本质来说是难以撼动的。可起诉人都是些狡猾的狐狸，都是些机灵的黄鼠狼，都是些看不见的小老鼠，即使最小的缝子他们也钻得过去，他们能从律师的胯下嗖的一下溜过去。那可得注意！因此我现在才在这里，我在搜罗律师。然而我还一个都没找到，来来往往的只有这些上了年纪的女人，总是她们。我若不是正在寻找，恐怕就会打瞌睡了。我找的地方不对，可惜对这种印象我不能不理睬。我应该去那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人聚会，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出身各种阶层，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属于不同的年龄层。我应当有机会从大量的人中谨慎地挑选出一些有用的人，友好的人，对我感兴趣的人。大概大集市是最合适的了。然而我却在这些走廊上晃来晃去，在这里只能看见这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人数也不多，而且总是相同的人，即使是这为数不多的人——尽管她们动作缓慢——我也拦不住，她们离我而去，就像一块块雨云在飘动，全都忙碌着莫名其妙的事情。我到底为何冒冒失失地跑进一所房子，连大门上方的字都没看，立刻就来到这走廊上。我是那样固执地留在这里，以致我简直回想不起来我是否曾在这所房子前面停过，是否从这台阶上来的。可我不能回去，我无法忍受这样浪费时间，我无法忍受承认走错了路。怎么办？在这短暂的、匆忙的、伴随着一种难以容忍的隆隆声的一生中跑下台阶？这不可能。属于你的时间是那样短暂，如果失去一秒钟，你就已经失去了你整个一生，因为它不会更长，它总是只有你所失去的时间那么长。一旦你开始走上一条路，就要走下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能成功，你不是在冒险，也许最终你将坠落，但若刚走出几步就回身跑下这台阶，那你在一开始就坠落了，这可不是也许，而是肯定。如果在走廊上什么也找不到，那你就打开那些门，如果在这些门里什么也找不到，那还有新的楼层，如果在上面什么也找不到，那也别着急，你再跃上新的楼梯。只要你不停地向上走，一级级楼梯就没有尽头，在你向上走的脚下，它们也在向上长。　　（周新建　译）一只狗的研究　　我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啊，可从根本上看也没什么改变！当初我也生活在狗类当中，狗类所有的忧虑我也有，我只是狗类中的一条狗，当我现在将那些岁月重新唤到自己面前，当我回想起那些岁月并进一步观察时，我发现，在这里自古以来就有什么东西不对头，在这里有个小小的断裂处，在最令人起敬的民众集会中我会稍稍感到不适，甚至有时在最亲密的狗当中也是如此，不，不是有时，而是很频繁，只要看到一只我所喜欢的狗伙伴，只要看到以某种方式新见到的伙伴，就使我感到难堪，感到惊慌，感到束手无策，感到失望。我尽力安慰自己，凡是我告以实情的朋友们都帮助我，这样随后的一段时间就比较平静了，在这段时间里，虽然不乏那种意外，但我却能比较沉着冷静地对待它们，能比较沉着冷静地将它们接纳进生活。这段时间也许会使我悲伤疲倦，但它却使我从整体上来说真正在做狗，虽然我这条狗有些冷漠，拘谨，胆怯，精打细算。如果没有这种休养时期，我怎能活到我现在这把岁数，我怎能在观察我年轻时代的恐惧和忍受老年时期的恐惧时获得平静，我总能靠我那可悲的天资得出这些结论并依照它们生活。我承认我的天资很可悲，但为了表达得更谨慎些，我应该说它不十分出色。隐居荒野，孤独，仅仅从事一些毫无希望、但我却离不了的小研究，我就这样生活着，不过同时我也没有停止从远处观望我的人民，常常有些消息传到我这里，我也时不时地让他们了解一下我的情况。狗们对我怀着敬意，他们不理解我的生活方式，但却并不因此而讨厌我，就连那些年轻的狗，我时常看见他们在远处经过，他们是新的一代，我还能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他们的童年，就连他们也不会不恭恭敬敬地向我问好。　　不容忽视的是，尽管我有种种显而易见的怪僻，但根本没有变种。每当我思考这些问题——我有时间，有兴趣，也有能力做这些，我就想，狗类的情况还是满不错的。除了我们狗外，四周还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可怜的、无足轻重的、沉默的、只能发出叫喊的生物，我们狗中有许多狗在研究他们，给他们起了名字，试图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想使他们高贵起来，还有诸如此类的事。即使他们不试图打扰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我老是把他们搞混，我也就不管他们了。不过有一点特别明显，因此我不可能注意不到，这就是与我们狗相比，他们很少同心协力，总是怀着某种敌意默默地相互从身边走过，只有最普遍的利益才能把他们稍稍在表面上连在一起，而且就连这种利益也经常引发仇恨和争执。我们狗则完全相反！也许可以说，我们全都生活在一个唯一的群体中，另外，由于在时间的长河中产生的无数巨大差异，我们又是那样各不相同。全都生活在一个群体中！这就迫使我们相互走到一起，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对这种强迫心满意足，我们所有的法律和机构，无论是我还依然了解的一小部分，还是我已忘却的绝大部分，都源出于对我们有能力获得的最大幸福的向往，源出于对温暖地相聚在一起的向往。然而现在却恰恰相反。据我所知，没有一种生物像我们狗这样远远地分散开来生活，没有一种生物有如此众多的、一目了然的等级差别，种类差别，职业差别。尽管如此，我们在充满激情的时刻依然成功地一再相聚在一起。我们怀着相聚在一起的愿望，而远远地分散开来生活的恰恰也是我们，我们从事着古怪的、连邻狗也难以理解的职业，恪守着不属狗类规定的规定，更确切地说是针对狗的规定。这是些多么困难的事情，谁都不愿沾边的事情——我理解这种观点，与我的观点相比，我更理解它——我完全沉迷于其中的事情。我为何不像其他狗一样行事，和我的人民和谐地生活在一起，默默地忍受破坏这种和谐的一切，把它们当作大帐单中的小小失误忽略不计，时刻笑迎能将我们与民众幸福地联在一起的事，对那些非得让我们脱离民众的事——当然它们总是无法抗拒的——则不予理睬。　　我还记着我少年时代的一件事，当时我正处在一种极度幸福又难以解释的兴奋之中，就像每只狗在孩提时代都要经历它一样。当时我还是只年幼的狗，什么都令我欢欣，什么都与我有关，我觉得，我周围发生着许多大事，而我便是它们的统帅，我必须将我的声音借给它们，如果我不为它们奔跑，不为它们晃动我的身子，它们只能痛苦地伏在原地。现在，孩子的幻想随年岁的增长已无影无踪了。不过当时它们非常强大，完全左右住了我，到后来自然还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它似乎理所当然要引出一些狂热的期望。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这种事和更为奇怪的事到后来我常常看都懒得看了，然而它当时给我的印象极为强烈，不可磨灭，它是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为以后的许多印象定向的。事情是这样，我遇到了一伙子狗，更确切地说，不是我遇到了他们，而是他们朝我走来。当时我已在黑暗中奔跑了很久，我预感到将要发生大事，那是一种很容易落空的预感，因为我总有这预感。我在黑暗中奔跑了很久，漫无目的，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到，引导我的仅仅是模模糊糊的渴求。突然我停了下来，因为我感到我已经到了地方。我向上望去，已是明亮的白昼，只是稍有点儿雾气，一切都散发着四下翻滚的醉人气味。我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向清晨问了好，这时，就好像是我用魔法召来似的，从某一暗处出来了七只狗，同时还发出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可怕的喧闹声。如果我没看清他们是狗，如果我没看清这喧闹声是他们带来的——尽管我还分辨不清他们是怎么发出来的——可能我会立刻跑开，但我却停住了。关于那种仅仅赋予狗类、富于创造性的乐感，当时我几乎是一无所知，我那慢慢才形成的观察能力在此之前当然也没有觉察到它。如果自襁褓时代起音乐就是我生活的一个自然而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时刻充溢着我的四周，什么东西也不能迫使我将它和其它生活分开，只要暗示一下，只要设法用适合孩子理解力的方法向我暗示一下，那这七个大音乐艺术家就会令我更加意外，简直就令我五体投地。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唱，他们几乎是靠一种顽强的毅力保持着沉默，但却由空空如也的空间变幻出冉冉上升的音乐。无论什么都是音乐，投足抬脚，回首转头，奔跑休息，彼此之间的位置，彼此间的依序排列，它们大概是一个将前爪搭在另一个的背上，就这样排列起来，因此最前面的得挺直身子承受着其他狗的所有重量，他们或是将身子贴近地面头尾相缠，而且从不出差错。最后那只狗还不太有把握，他并不总能马上跟上其他的狗，有时也基本上能按着旋律晃动，不过没有把握只是相对其他狗有十分的把握而言的，即使他的把握性再差一些，甚至没一点把握，也丝毫影响不了其他狗，即大师们沉着地保持着节奏。然而我几乎看不见他们，几乎不能一个个全看到。他们走了出来，我从内心把他们当作狗来欢迎。我虽然被伴随他们而来的喧闹声搞得稀里糊涂，但他们的确是狗，和你我一样的狗。我按习惯观察他们，就像观察在路上遇到的狗。我想靠近他们，和他们互致问候，他们也离得非常近。他们的岁数虽然比我大许多，不属于我这浓密长毛类，但在个头和体型上也并不完全陌生，或者是相当熟悉，我认识许多此种类型或相似类型的狗。我这样沉思时，这音乐声渐渐大起来，简直就抓住了我，把我从这些真正的小狗身边拖开，我完全违心地竭尽全力直立起来嚎叫着，好像我感到了疼痛，我什么别的也不能干，只能听这从四面八方，从高处，从地下，从所有的地方传来的音乐，将听者围在中央的音乐，令人压抑的音乐，劈头盖脑而来的音乐，近得要命也就如同在远处的音乐，似乎还能听见铜号声的音乐。我又被放开了，因为我过于精疲力尽，元气大伤，虚弱得不能再听下去。我被放开了，看着那七只小狗列起他们的队列，看他们跳跃。我想和他们打招呼，想请他们教我，想问他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可他们却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我是个孩子，总以为无论何时都能提问题，而且谁都可以问。但我刚要开始，刚刚感到与那七只狗建立起了亲密良好的狗的关系，他们的音乐又开始了，搞得我晕头转向，打起了转转，似乎我自己也成了这些乐师中的一个，可我仅仅是他们的牺牲品，我扑过来又扑过去，拼命祈求怜悯，最后终于逃脱了它的控制，因为它把我逼进了一堆放得横七竖八的木头里，那木堆在四周耸起，而我一直没发现，此时它紧紧围住我，压得我低下了头，尽管音乐仍在外面轰鸣，我却有了一个稍稍喘口气的机会。的确，我惊叹那七只狗的艺术——我理解不了的艺术，不过我不能理解它也不仅仅是由于我的能力——更惊叹他们坦然地将自身完全置于自己制造出的东西之中的勇气，更惊叹他们泰然自若地承受着这些而没被压断脊梁骨的力量。可当我从我的避难所更仔细地观察时，我看出来，他们奏乐时与其说是镇静，倒不如说是极端紧张，他们的腿在移动时似乎稳健，其实每走一步都因惶恐而不停地抽搐，瑟瑟发抖，他们似乎很绝望，一个个目光呆滞地望着另一个，舌头刚被控制住立即又疲惫无力地夫妇　　生意总的来说十分糟糕，因此只要在办公室能抽得开身，我时常自己拿着样品袋上门拜访顾客本人。另外，我早就打算去看一看n，以前我和他常有业务联系，但不知出于何因去年这种联系几乎中断了。出现这种障碍肯定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在如今这动荡不定的情况下，在这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常常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或一种情绪，同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一句话，也能使整体复归正常。不过要见到n稍稍有点儿麻烦。他是位老人，最近一段时间身子很虚，尽管他依然将生意上的事都揽在自己手里，但他几乎不再亲自洽谈生意，要想和他谈事，就得到他家去，而这种业务程序大家都想推迟。　　不过我昨天傍晚六点过后还是动身上路了。那时当然已不是拜客的时间，但这件事不应从社交角度，而应从生意人的角度进行评判。我运气不错，n在家里。在前厅有人告诉我，他和妻子刚刚散步归来，此时在他那卧病在床的儿子的房间里。他们要我也过去。开始我还犹豫，但后来还是尽快结束这令人厌恶的拜访的欲望占了上风。和进屋时一样，我穿着大衣，手里拿着帽子和样品包，被人领着穿过一个黑乎乎的房间，走进一间灯光暗淡的房间，那里面已聚集着几个人。　　大概是出于本能，我的目光首先落在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商务代理人身上，他基本上算是我的竞争对手。这么说他是在我前面悄悄上来的。他无拘无束地紧挨着病人的床边，好像他就是医生。他穿着他那件漂亮的、敞开的、涨鼓鼓的大衣趾高气扬地坐在那里。他的狂妄真可谓登峰造极。病人可能也这么想，他躺在那里，脸颊因发烧略微发红，有时朝他望一望。另外，老n的儿子已不屑年轻人之列，与我同龄，短短的络腮胡子因生病有些零乱。老n肩宽个高，但由于渐渐恶化的疾病，消瘦得令我吃惊，他腰弯背弓，缺乏信心。他回来还没脱他的毛皮大衣，正站在那里对着儿子嘟囔着什么。他妻子个头不高，体质虚弱，但特别活跃，尽管仅限于涉及到他的范围——她几乎不看我们其他人，她正忙着给他脱毛皮大衣，由于他俩个头上的差别，这还真有些困难，但最终还是成功了。另外，真正的困难也许是在于n特别心急，老是急着伸出双手去摸那把扶手椅，等大衣脱下来后，他妻子赶快把它推到他跟前。她自己拿起毛皮大衣，几乎被埋在里面，她抱着它出去了。　　我觉得我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其实还不如说，它并没有来到，也许在这里永远也不会来到。如果我还想试一试，那就得赶快试，因为根据我的直觉，在这里谈业务的条件只会越来越糟。那个代理人显然成心要时刻守在这里，那可不是我的方式。另外，我丝毫不想顾忌他的身体。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开始陈述我的事情，尽管我已觉察到n正想和他儿子聊一会儿。遗憾的是我有个习惯，只要说得稍有些激动——这种情形一般都出现得很快，而在这病房里出现得比往常还早——我就会站起来，边说边来回踱步。在自己的办公室这倒是种相当不错的调节，可在别人家就有点讨人嫌了。但我却控制不住自己，特别是当我没有抽惯了的香烟时。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坏习惯，与那位代理人的相比，我还是赞美我的。比如说，他把帽子放在膝上慢慢地推过来推过去，有时突然大大出人意外地戴上，虽说他马上又摘了下来，好像是出了个差错，但毕竟还是在头上戴了一会儿，他就这样不停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对此人们该怎么说呢。像这种举止的确应该说是不允许的。这些干扰不了我，我来回走着，心思全在我那些事情上，对他视而不见，不过可能有那么一些人，看到这种帽子杂技就会极其心烦意乱。当然情绪激动的我不但没有理会这种干扰，而且根本就没注意任何人。虽然我看到了眼前发生的事，但只要我还没说完，只要我没直接听到异议，我就不怎么去管它。比如我已清楚地觉察n的感受能力很差。他双手搁在扶手上，身子不适地扭来扭去，没抬眼看我一下，茫然瞪着似寻似觅的眼睛，他的面部显得那样无动于衷，好像我说的话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在这里没引起他的一丝注意。这些使我感到希望渺茫的非正常举止虽然我全看到了，但我还是照讲不误，就好像我还有希望，就好像我的言辞、我的好建议最终将会使一切再恢复平衡，对自己的这种宽容我甚至感到吃惊，谁也没希望我宽容。我在匆匆投去的一瞥中发现，那位代理人终于让他的帽子歇下了，把双臂抱在胸前，这让我感到某种满足。我的所述所论有一半是冲他去的，它好像对他的企图是一个明显的打击。老n那一直被我当作次要人物而忽视的儿子突然之间在床上欠起身子，挥舞着恐吓性的拳头让我闭上了嘴，否则在由此而产生的快感中我大概还要讲很长时间。显然儿子还想说什么，还想让人看什么，但力气却不够用。一开始我以为这都是烧糊涂了所致，但当我不由自主地随即向老n望去时，我就更加明白了。　　n坐在那里，瞪着呆滞、肿胀、再只能用几分钟的眼睛，身子颤抖着向前倾着，就像有人压着或击打着他的脖颈，下嘴唇和裸出好大一部分牙龈的下颌软弱无力地搭拉下来，整个面部都失去了常形。尽管很艰难，他还在喘气，但随后就像得到解脱似的仰面倒在靠背上闭上了眼睛，他脸上又掠过某种非常吃力的表情，可随即就不见了。我急步奔向他，抓起他那只无力垂下的、冰凉的手，它让我浑身发颤，已经摸不着脉搏了。瞧瞧，就这么完了。当然，是个老人。但愿这死亡别给我们添太多的麻烦。然而现在有多少事得做呀！首先得赶快做什么？我环顾四周寻求帮助，但他儿子已用被子蒙住了头，只能听见他在不住地抽噎，那个代理人神情冷漠，四平八稳地坐在n对面的两步远的沙发椅上，显然他决心除了坐等时间流逝什么也不干。那干事的就是我了，也就仅剩下我了，那现在马上就做最难办的，即用怎样一种尚可承受的方式，就是说以一种世上还没有的方式，将这消息告诉他妻子。我已听见隔壁房间传来了踢踢踏踏的急匆匆的脚步声。　　她取来一件已在炉子上烘热的长睡衣，准备给丈夫穿上，她还没来得及换衣服，依旧穿着外出穿的便服。“他已经睡着了。”她看到我们如此安静，便微微笑着摇了摇头说。她怀着一个纯洁的人才具有的无限信赖，拿起刚才我又惊又怕勉强握住的那只手，就像在爱情小剧里那样吻着它——我们其他三个人简直都看呆了！……n动了起来，大声打着呵欠，让她给换上睡衣，听任妻子面带嘲怪的表情柔情地责备他在长时间的散步中过于劳累，然后反驳说，他那是换了个方式向人们宣布他睡着了，还稀奇古怪地说了些有关无聊的话。随后他暂且躺到了儿子床上，以免在去另外房间的路上着凉。他妻子连忙拿来两个垫子放在儿子脚边，让他把头枕在上面。待事情过后我再看不出任何特别之处。这时他要来晚报，将客人丢在一边开始看报。不过他并没认真看，只是东看一眼西看一眼，同时一边以一种锐利得令人惊讶的商业眼光就我们的建议进行着让我们颇觉不适的评论，一边用空着的手不停地打着蔑视的手势，还咂着舌头表示他觉着嘴里味道不好，这动作来自于我们的商人派头。那位代理人忍耐不住做了些不合适的解释，大概他在他那粗浅的意识里感觉到，在出了这种事后必须进行某种补救，但用他那种方法当然行不通。我赶紧告辞了，我几乎还得要感谢那位代理人，若没有他在恐怕我就没力量决心离开。　　在前厅我又遇到了n夫人。看到她那可怜的外形，我不由地脱口说出，她使我略微想起了我的母亲。因为她始终一言不发，我补充道：“无论人们对此怎么说，她有创造奇迹的能力。凡是叫我们毁掉的东西，总是又被她补救过来。我在童年时代就失去了她。”我故意说得特别慢，特别清楚，因为我猜测这老夫人重听。不过她大概已经聋了，因为她径直接着问道：“我丈夫看上去怎么样？”另外，我从几句辞别的话中发现，她把我和那位代理人搞混了。我很乐意相信，她从前还要温顺一些。　　随后我走下台阶。下台阶比先前上台阶更加困难，而上台阶本来也不那么容易。咳，不管世上的生意之路多么坎坷，也得继续挑着这副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