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很明显，苏巴尔在表演，他不得不如此。他要较清楚地向先生们表明与伙夫针锋相对的另外的意见。所有这一切启发了卡尔，所以卡尔现在至少要充分地利用时间，至少在让人们到来之前；否则，他们将淹没一切。但就在这时，船长示意苏巴尔结束谈话，因为他的事似乎是要往后推移一些时候，苏巴尔立刻让到一边和侍者搭上了话，他们开始了小声的交谈，谈话中苏巴尔不时地偷看着伙夫和卡尔以及那些令人信服的手势。苏巴尔似乎在酝酿着第二次伟大的演说。　　“您要对这位年青人问点什么吗？雅各布先生！”船长平静的向手持竹杖的先生说。　　“当然，”这位先生说，他略微躬着身子，对船长的重视表示感谢，并再次询问卡尔：“您到底叫什么名字？”　　卡尔觉得，这位顽固的提问者，节外生枝的弄出来的插曲，如果能很快地得到解决，那将对主要事件是有利的，所以他一反往常的习惯，将护照递过去，并简短地回答：“卡尔·罗斯曼。”　　这位号称雅各布的问话者，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微笑着，后退一步，并且说：“不过。”这时船长、主管出纳、轮船军官、甚至侍者，对卡尔的姓名都显出了极大的惊讶。只有海关当局的先生们和苏巴尔表示冷漠。　　“不过，”雅各布先生重复说，并且以僵硬的步子朝卡尔走来，“如果这样，那我就是你的舅父雅各布了。而您则是我的亲爱的外甥。”“刚才整个时间我都在想这个问题，”他对船长说，然后他默默地拥抱和亲吻卡尔。　　卡尔感到雅各布先生松开以后，他便非常客气地但并不感动地问道，“您叫什么名字？”卡尔正在认真地观察这种后果，即这一新的情况给伙夫可能产生的后果，暂时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苏巴尔会加以利用。　　“您可得理解您的幸福，年轻人！”船长说。他认为卡尔的提问有损于雅各布先生个人的尊严。雅各布此时站在窗口，很明显，正用手帕轻轻地擦着他那激动的脸颊，不想让其他人看见。　　“这就是议员爱德华·雅各布，他作为您的舅父已经认识您了。也许完全出乎您的意料，从现在起您就有了一个光辉的前程，您试着看看，从一开始，情况就会美好起来，您得礼貌一些！”船长接着说。　　“我在美国是有一个雅各布舅父，”卡尔对着船长说，“不过，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雅各布只是议员先生的姓。”　　“原来如此，”船长充满期待地说。　　“我舅舅雅各布，也就是我母亲的兄弟，他的教名是雅各布，至于他的姓，当然和我母亲一样，母亲原姓本德迈尔。”原来在窗口养神的议员，现在活跃起来了，他走回来，对卡尔的解释大叫一声：“先生们！”这时，除海关官员外，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有的人似乎受了感动，有的人则表现得讳莫如深。　　“这么可笑，我说的就这么可笑！？不可能！”卡尔想着。　　“我的先生们！”议员重复说道，“大家违心地参加了一场小小的家庭姓氏的争论，这也不是我所情愿的，但我不得不向各位解释一下。这里，我认为，只有船长先生”——他这么一说，大家都有点莫名其妙——“最了解。”　　“我必须认真注意每个字。”卡尔心想。当他朝侧面望过去时，他注意到伙夫全身又开始恢复了活力，卡尔感到很高兴。“在美国逗留期间，我长年以来独自生活着。——我在这里说‘逗留’二字，对美国公民来说，不大合适，我是一个全心全意的美国公民——长年以来，我和欧洲的亲戚分开生活，这是有某些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我在这里不便谈，第二个原因，说来话长，也颇为伤神，我想，这个时候，我还得被迫地给我亲爱的外甥说说，要说得坦率，就难免要涉及他的父母和他父母的亲眷。”　　“那是我舅父，毫无疑问。”卡尔心里想，一边静听着。　　“也许他已改了名字。”　　“我的亲爱的外甥，现在被他的父母，我用‘父母’一词，实际上反映了事情的真实。可以说是被他父母凉起来了，像有人发愁时，将猫扔到门外一样。我完全不想对我外甥所作的事进行粉饰。他受到了惩罚，但他的错误不过如此，他的名字就包含了宽恕。”　　“这倒值得一听，”卡尔想，“不过我可不愿意他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些事，此外，他也不可能知道这么多，这些事他到底是从哪儿知道的？”　　此时的舅父支撑在他前面的那根定了位的手杖上，身子向前微倾，事实上他也是真话真说，并未进行美化。他说：“卡尔被一个名叫约翰娜·布落梅的女仆勾引上了。这个女仆大约35岁，是勾引，我用‘勾引’这个词，完全没有伤害我的外甥，但很难找出一个同样合适的其它词来了。”卡尔正走向他的舅父，距离已经相当近了，这时他转过身来，以便看看各位先生听了以上叙述后脸上的表情，然而大家都在耐心、严肃地听着，没有人笑，直到最后也没有人笑话议员的外甥，哪怕笑料出现了，也没有人笑。然而可以这样说，卡尔不久前却笑过，他微笑地看着伙夫，一来他觉得伙夫是新生活的代表，他高兴，所以笑了；二来伙夫和他卡尔争论，这错误是可以谅解的，所以当时伙夫气势汹汹，而卡尔嘴上却挂着友好的微笑，当时伙夫在小船舱里对卡尔所发的牢骚，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卡尔卷进了伙夫的事，伙夫要对舱房里的这段经历作特殊的保密。　　“这个布落梅，”这位舅父继续说道，“她和我外甥生了一个小男孩，很健康，他的教名就是雅各布，毫无疑问，这是对我本人的怀念。刚才我谈到了我的外甥，现在我必须谈谈这个女仆，给大家留个深刻的印象。亏得我说出来。卡尔的父母，为了避免支付抚养费和其它麻烦，以及避免丑闻的传开——我必须强调指出，我既不了解当地的法律，也不知道他父母的情况——他们为了避免支付抚养费和担心丑闻传播开来，他们就让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亲爱的外甥来到美国，像各位所看到的一样，他行装简薄，没有迹象表明他具有在美国生活的能力，这样的男孩，靠自己独立谋生，他很快就会在纽约的某个小胡同里变坏。这个女仆给我写了一封信，几经周折，昨天才到我手里。这封信叙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并且对我外甥进行了描述，信中还考虑周详地提到了轮船的名字。各位先生，如果要和盘托出的话，我可以将信中的几段在这里读一下。”他从口袋中掏出两张大的，写得很密的信纸，并且将信纸摇了摇。议员继续说道：“这信肯定要产生效果，因为信里充满了善意的机警和对孩子的父母的热爱。然而我既不想聊天，也尽可能地不想伤害我外甥的感情，我可不能用这种办法接待我的外甥。我只想作些必要的说明。我的外甥可以在接待他的房间里读读这封信，以吸取教训。”　　然而卡尔当时对任何女孩都没有兴趣，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女仆总是坐在厨房里碗柜的旁边，她总是将双肘支撑在木板上，每当卡尔到厨房里来为他父亲取一杯水或传达他母亲的意图时，女仆便盯着他，有时她在厨房旁歪着身子写信，就从卡尔的脸上寻找灵感。有时她用手捂着眼睛，然后不招呼便向卡尔冲过去，有时她跪在厨房旁边的小房间里，向着木制的十字架祈祷；卡尔在经过她厨房时从略微开着的门缝里羞怯地看着她，或者当卡尔挡着她的道时，她便在厨房里赶来赶去，像女巫一样大笑，然后退回去。有时候，当卡尔进厨房时，她就把厨房门关上，长时间按住门的插口，直到卡尔要求，才放他出去。有时她拿着东西硬是塞给卡尔，并且默默地吻着他的手，有一次她说，“卡尔，”接着便把他带到她的房间去，并且将房门关上，卡尔对她这种出人意料的要求感到惊奇，皱着眉头叹着气。她用劲地搂着卡尔的脖子，使他喘不过气来。当她要卡尔替她脱衣时，她也真的替卡尔脱了衣，好像卡尔现在就是她的了。她抚摸着卡尔，侍候他的全身。她叫着：“卡尔，啊！我的卡尔？！”好像她看着卡尔，证明了她是卡尔的占有物，而卡尔一点也不看，在那么厚的燥热的被盖下，感到不舒服，这是她给卡尔盖的。她向他靠拢，想知道他的隐私之处，但他不告诉她，她生气了，既讽刺，也认真，摇晃着他，将耳朵贴在他胸口听着，接着又是胸贴胸的动作。然而这也不能动摇卡尔，于是她用光溜溜的小腹靠着他的身子，又用手来寻找，使人大为反感。卡尔从被盖中伸出头颈，她的手伸向他大腿之间，然后在他小腹上顶了好几次，卡尔觉得她就是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也许正因为这样，他这时急需帮助。在女方多次要求重新见面之后，卡尔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床上。当然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这位舅父却善于从中构思出一篇伟大的小说来，而这个厨娘也想念卡尔，并且把卡尔来美国的事告诉了议员。她这事干得还真漂亮，议员或许会一再地感谢她的。“而现在，”议员大声说道，“我倒要问问你，我到底是不是你的舅父？”　　“你是我的舅父，”卡尔说着吻了他舅父的手，而议员又吻了他外甥的额头。卡尔接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你，如果你认为我的父母只说你的坏处，那你就误会了。除此以外，你刚才的叙述中有些不准确的地方，也就是说，我认为，事实上，发生的事情并不都如你所讲的那样。另外，你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对此事的评价的确不怎么好。我还认为，各位先生知道了事情的细节，即或有些叙述不大合乎实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因为他们并不多么重视这些。”　　“说得差不多了，”议员说着将卡尔引向明显地参与了此事的船长并且问道：“我是不是有一个很出色的外甥？”　　船长以训练有素的军人风度鞠了一躬，说道：“我很荣幸地结识您的外甥，议员先生，能够在这里聚会也是我们轮船的光荣。不过这次航行，您外甥屈居下等舱的确是很不好受的事情，可谁又知道会出现这种事情呢？我们也曾经作过一切努力，想使下等舱的旅客能尽可能的方便一些，例如我们就曾经想使德——美这条海上航线的旅行成为一种享受，但我们一直尚未作到。”　　“不要紧。”卡尔说。　　“他不要紧，”议员重复卡尔的话，哈哈大笑起来。　　“我只担心我的箱子丢了。”卡尔说着，回忆起丢失箱子的全过程和他所采取的补救措施以及后来误入伙夫船舱等等一系列情况，他环顾四周和在场的先生们，这些人出于重视和惊奇，沉默地坐在原来的座位上，他们都在看着卡尔。听说箱子丢了，大家又都看着海关官员和放在他们面前的一只怀表。海关官员严肃自满的脸上露出了一些可惜之情，不过，这种表情来得并不是时候。至于那只表，也许比起目前发生的和尚待发生的事情更为重要。　　在船长表示关怀之后，第一个讲话的是伙夫，这倒是令人注目的事，“我衷心地祝贺您，”他说着便握了握卡尔的手，正当他要向议员表示同样祝贺的时候，他往后退了几步，好像他的告状要移交了，要撤诉了，于是苏巴尔也向卡尔祝贺，卡尔也接受了并且表示感谢，房间里重新恢复平静。这时，卡尔向海关官员走去，并且跟他们说了几句英语，使人觉得顶滑稽的。　　议员现在的心情完全是在品味认出卡尔的这种乐趣，在这剩下的，不怎么重要的时刻，他重新提起刚才的情况，使大家不但顺水推舟而且乐于听取。他着重说道，女仆在信中提到卡尔的外貌标志，他在笔记本里已尽可能地作了必要的记录。当伙夫正在唠唠叨叨使人难以忍受时，议员转过身去掏出笔记本。当然，厨娘的观察并不怎么准确，议员此时就试图根据厨娘的描述来印证卡尔的外貌，以此当作玩儿，“于是找到了我的外甥！”议员就这样结束了他的讲话，他说话的声音，使人觉得，好像还希望有人再次向他祝贺似的。　　“那伙夫的事怎么办？”卡尔在他舅父讲完最后一句话时问道，他认为以他目前新的地位，他是能敢想敢说的。　　“伙夫的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议员说。“船长认为怎样办好就怎样办，我觉得，伙夫够了，够够的了。我相信，在坐的各位都会同意我的看法。”“问题不在这里，应该主持公道。”卡尔站在舅父和船长之间，他想，以他的地位施加影响，掌握决定权。　　尽管如此，伙夫似乎不再希望什么，他把双手一半插在裤腰带里，由于这一动作太重，裤带和衬衫的破烂之外都露出来了。可伙夫一点也不在乎，他已将全部苦恼倒出来了。何妨再看看他褴褛的衣裳呢。卡尔想，苏巴尔和侍者在这里，地位是最低的，他们也应该向伙夫表示一下最后的善意。苏巴尔安然无事，像主管出纳表示的神情一样，不再失望。船长本来就可以让罗马尼亚人担任职务，现在到处都在谈论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人任职，也许情况真的会好起来，伙夫也不会再到总会计室胡闹，他刚才的一阵唠叨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因为这事情如议员明确解释的那样，间接提供了认识议员外甥的机会，而这位外甥原先也试图一再为伙夫辩护，作为报答伙夫，卡尔做的已绰绰有余。伙夫也想不起再向他提什么要求，说不定他也想作议员的外甥呢，要当船长还得很长的时间。但是船长的嘴里最后可能会吐出不吉利的话。——出于这种考虑，伙夫也不朝卡尔望去，可惜在他的眼里，上司们的这个房间，不是一片净土。“不要误解了此事，”议员对卡尔说，“既要主持公道，也要维护纪律，两者，主要是后者要由船长来评价。”　　“是这样，”伙夫嘟哝着，谁要注意并听懂了伙夫的话，他就会惊奇地笑起来。　　“此外，船进纽约港，船长的公务令人难以置信地繁忙，我们已经干扰了他的公务，是该离开轮船的时候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介入两个师傅之间的微不足道的争吵之中，把这当作一回事情，过多的影响船长。顺便说一句，亲爱的外甥，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和作为，正因为这样，我有权领你立刻离开此地。”　　舅父的话体现了一种谦谦君子的风度，使卡尔感到惊奇的是，船长对舅父的话并未提出丝毫异议，他说：“我让人立刻为您准备快艇。”主管出纳立刻匆忙地走向写字台，向快艇领班挂电话，传达了船长的命令。　　卡尔心里想：“我不整一下这些人，我就不走。舅父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我，我现在不能离开他。船长固然很客气，但仅此而已，在纪律上他就不客气了。我不想给苏巴尔说话，令人遗憾的是我还和他握过手呢，至于其他那些人都不算什么东西。”　　卡尔就这样想着，慢慢走向伙夫，从腰带上抽出伙夫的右手，并将它放在自己手里玩着，“你居然不说话了，为什么？”　　他问，“为什么你对一切都喜欢？”　　伙夫只是皱着眉头，好像他正在寻找表达的词汇，他也看着卡尔的额头并朝下看着他的手。　　“船上还没有一个人受到像你一样如此不平公的待遇，这我很清楚。”卡尔的手指在伙夫手指之间移来移去。伙夫明亮的眼睛向四周扫去，好像他异常地兴奋。而这种兴奋，别人是不会给他的。　　“你必须保卫自己，说行或者不行，否则人家不知道真情实况，你必须答应跟我保持联系，我有很多理由担心我今后一点也不能再帮助你。”当卡尔吻着伙夫的手时，他哭了。他拉着伙夫的巨大的、苍白无力的手，如同拿着一件宝物，而别人是不会拉这只手的。卡尔将伙夫的手压着自己的额头。——这时议员舅父站在旁边，拉着卡尔，虽然那强迫性是很小的，但他还是要拽着卡尔走的。　　“伙夫把你给迷住了。”议员说，他心领神会的眼光越过卡尔的头朝船长望过去。“你曾经感到孤独，于是找到了伙夫，直到现在不感谢他，这表现实在值得赞赏，我很喜欢。但是不宜走得过远，要善于理解你的地位。”　　房门外人声鼎沸，可以听到叫喊声，甚至好像有人被挤，而且猛烈撞击着门。一个海员进来了，带点野气，系着一条女人的围裙。“外面有人！”他叫着，晃动着胳膊，好像他仍然处于拥挤之中。终于他若有所思，他要向船长敬礼，这时他意识到自己系着一条女围巾，他便将围裙扯下来，扔在地上，并且叫道：“这的确很讨厌，他们给我系上一条女围裙。”把脚后跟拍地并拢，敬了一个礼。有人想笑，但船长严厉地说：　　“我把这称之为‘心情愉快’，外面到底是些什么人？”　　“外面是我的证人，”苏巴尔上前一步说。“他们表现不好，我诚恳地请求谅解。这些人航行达港以后，有时候就像发疯一样。”　　“立刻叫他们进来！”船长命令道，并且转向议员，亲切但快速地说：“尊敬的议员先生，请您和令甥一起跟着这个海员，他会把您带到快艇上去。也许可以这样说，结识您议员先生对我来说极为愉快，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希望很快能有机会和您，议员先生继续我们这次中断了的、关于美国舰队情况的谈话，然后，也许将像今天一样的愉快。”　　“目前，我的这样一个外甥对我来说已经满足了。”舅舅大声笑着说，“对船长的盛情，我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您生活愉快。我们在下次的欧洲旅行时说不定还能有段较长的时间在一起呢！”说着他将卡尔诚挚地拉向他自己。　　“那将使我高兴。”船长说。于是两位先生握手道别，卡尔也只好默默地、敷衍地将手伸向船长。因为船长现在忙于接待大约15个所谓的证人。在苏巴尔率领下，这些人固然有的吃惊，但进来时响动很大。那位海员请议员先行，然后为他和卡尔开道，他们就在这些躬身致敬的人群中走过。好像这些人怀着愉快的心情把苏巴尔和伙夫之间的纠葛当成一种游戏。甚至在船长跟前他们仍然面带微笑。在这些人中，卡尔也发现了厨娘妮丽，她向卡尔高兴地眨眨眼睛。她系着海员扔下的围裙，因为那是她的。　　议员和卡尔正跟着海员离开办公室，接着便拐入一个小的过道，经由过道再走几步就到了一张小门，再从小门往下是一张小梯直达快艇。　　快艇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快艇领班跳上快艇，艇上的海员起立致敬。当卡尔在梯子第一级大哭起来时，议员提醒卡尔下来时要小心。议员的右手端着卡尔的下巴，拉着他紧紧地靠着自己，用左手轻轻地抚摩着他。他们就这样慢慢地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往下走，紧挨着走到艇上。在艇上议员为卡尔在自己的对面找到一个好位置。根据议员的示意，海员们将快艇撑离轮船后便开始全力划艇，艇离轮船不过几米远，卡尔意外地发现小艇就在轮船的那一边朝着轮船总出纳室的窗口前进。所有三个窗口全是站的苏巴尔的证人。这些人向小艇致敬并且眨眼睛，甚至舅舅也表示感谢，小艇在继续匀速前进，一个海员用手向上面窗口的人群发出一个飞吻，这是他的一个杰作。窗口上那些人中好像已经没有伙夫了，这是真的。卡尔拉着舅父，他们两人的膝盖几乎碰到一起了。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卡尔心里升起了一股疑虑，这个领他们上快艇的海员是否已经取代了伙夫，舅父也回避他的目光。只看着海上的波浪，波浪使小艇左右摇摆。　　（陆增荣　译）变形记　　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他的背成了钢甲式的硬壳，他略一抬头，看见了他的拱形的棕色的肚皮。肚皮僵硬，呈弓形，并被分割成许多连在一起的小块。肚皮的高阜之处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下滑趋势，被子几乎不能将它盖得严实。和它身体的其它部位相比，他的许多腿显得可怜的单薄、细小，这些细小的腿在他跟前，在他眼皮下无依无靠地发出闪烁的微光。　　“我怎么啦！”格里高心里想道，那不是一个梦。他的房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凡夫俗子的房间，只是略为小些罢了。房间里静静的，四周是熟悉的墙壁，桌上摊开着收集得来的织物样品，往上看挂着一幅画，那是他不久前从画报上剪下来的。镶嵌在一个美丽的镀金的相框里，这是一幅夫人的画像。画上的夫人头带毛帽，颈脖套着狭长的毛围巾，一幅端坐的姿态。胳膊的下部隐藏在毛暖筒里。这幅画高高在上，对来访者显示出一种俯临人世的气派。　　格里高望着窗外，那是一种灰暗的天气——可以听到雨点打在窗棂上——这使他心情抑郁。“如果我现在睡一会，忘记所有的傻事，那会怎么样呢？”他心里想。但是这根本实行不了，因为他习惯于朝右侧睡，而现在却是仰天睡的，翻不到右边，尽管用了很大的力量，仍然无济于事。他试了上百次，闭着眼睛，免得看见那些活崩乱跳的小腿。当他开始感到一侧有些从未有过的轻微的钝痛时，才停止了翻身的努力。　　“我的天哪，”他想，“我选择的是多么辛苦的职业啊，我日复一日地处于旅途之中。在外面，业务上的刺激，比起在家、在公司要大得多。此外，还要承受旅途的劳累，要考虑火车的联运，吃饭没有规律性，伙食又差，频繁更迭的车马交通，一点也没有人情味，没有温馨之感，让这种旅差劳务见鬼去吧！”这时，他觉得肚皮上都有点痒，于是他让背部慢慢移动到床柱附近，以便于抬起头来。他看见了痒的部位，那上面全是小白点，他弄不清那些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想用腿来摸摸这个部位，但他立刻缩回来，因为摸的时候，他打了一个寒战。　　于是他又滑回原来的位置，“早起，”他想，“使人愚钝，人要睡觉，其他的旅行者像闺阁妇女一样生活。例如，当我上午这段时间，走回接待室，记下已经分配到的任务时，先生们才吃早饭，要不信，可到我上级那儿去试一试，我立刻就飞出去；可是谁知道，这样做对我是否很有好处呢？要不是由于父母的原因我早就该声明辞职了，我早就该去上级跟前彻底倾诉我的肺腑之言，他听了我的话肯定要从写字台上跌倒下来；他坐在写字台旁的姿势也很特别，他总是居高临下地和职员谈话，由于他的听力不好，职员说话时必须离他很近。现在，希望还是有一点的，我已经积蓄了一点钱，为了向他还清父母的债——这债恐怕要还五、六年——我是绝对要还清的；然后可以获得厚利。目前，我无论如何要起来了，因为我乘的是五点的车。”　　他向闹钟望去，闹钟正在一个箱子上滴滴答答地走着。　　“我的妈呀！”他想，“现在已经是五点半了，指针还在静静地走着，甚至已经是五点半多了，接近于五点三刻了，闹钟没有闹过吗？从床上看，钟停在四点没错，肯定响过铃。对，这震动家具的闹钟声，居然休息了，这有可能吗？现在，他格里高虽然安静，但并没有睡着呀！不过或许他睡得更熟了，那现在他怎么办呢？下一趟车是在七点，那就要火速加快行动了。他必须将些样包起。他觉得自己并不特别的机敏和精力充沛。虽然赶上火车，也免不了上级要大发雷霆，因为五点正助手已经在车站等格里高了，他肯定已经向上级报告了他的误车，这个助手是上级的走狗，毫无骨气和理智。如果他报告格里高生病呢，那也是特别使人尴尬而值得怀疑的事情，因为格里高在五年的任职期间一次病也没有生过，上级肯定要和医疗保险医生一起来，并责难父母，说他们的儿子懒惰。指示医生提出各种异议：说他身体健康工作懒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公道可言么？格里高觉得，他的情况除了睡过了头，还是睡过了头。他本人完全健康，而且甚至还特别的饥饿。　　当他匆忙地思考过这一切后，来不及作什么决定，就离开了床铺——闹钟响了，正好是六点三刻。这时有人敲床头旁边的房门，“格里高，”——这是母亲的声音，“现在已经六点三刻了，为什么你还不出发呢？”这声音是如此的柔和，他也回话了。但当他听到自己回话的声音时，大吃一惊，这声音是他以前的声音，这是准确无误的，但参杂了一种来自下面的，未被压低的虫声，这虫声只有开始的瞬间是清楚的，其拖音却是模糊不清了，听起来，使人惶惶然，不知道自己是否听准没有。格里高要详细回答母亲的问话并解释这一切，但由于他的声音发生了变化，只能回出如下的话：“是的，是的，谢谢母亲，我已经起床。”门外并未察觉到声音的变化，也就安心地踢踏着拖鞋离去了。不过，通过这场谈话，家里其他的人却听出来了，格里高不是大家期待的那样已经起床，而是仍然留在房间里没有行动。　　父亲在一个边门上轻微地敲起来了，但却是用拳头敲的。他叫道：“格里高，咋回事呀？”过了一小会，他又以一种低沉的声音提醒道：“格里高，格里高，”在另外一张边门，妹妹却在关心地问道：“格里高吗？你不舒服吗？需要什么东西吗？”格里高向两边回答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格里高这次发音很仔细，并且是一字一字吐出来的，好让人听清楚，父亲也吃饭去了。但妹妹还在悄声说话，“格里高，开门吧，我求你。”格里高根本不想开门，昨晚，他已小心翼翼地将房间所有的门锁上了。　　首先他得安静，然后起床穿衣，并且先吃早饭，接着才考虑别的事情。因为他注意到，在床上考虑问题不会有好结果，他回忆起来，过去在床上经常感到有些轻微的疼痛，这或许是由于睡眠姿势不良引起的。在起床时又觉得这种疼痛完全是一种幻觉。这次他在床上也觉得有点痛，而且声音也变了，但起床时，却没有什么幻觉了，都是实在的事。他很警张，这种声音的变化不是别的，而是受了凉的表现，是一个旅行者的职业病的表现，这是毫无疑问的。　　掀开被子，那是很简单的事，不费吹灰之力，被子就掉下来了，但接着而来的事就很麻烦，特别是要站起来，就是显得更麻烦了。因为他身体已是不同寻常地宽阔，这就需要胳膊和手的帮忙；他现在没有这两样东西，只有许多细小的腿，而且还不停地乱动，他又控制不了小腿乱动的情况。如果要将其中的一条腿弯曲起来，首先得将它伸直，这件事他终于办成了，他就用这条腿做他想做的事。这时其它各条腿，像获得了解放一样，也这样工作起来了，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并且极为痛苦。格里高心里想：“离开得了床吗？”　　首先他用下身离开床铺，然而自从他变成大跳蚤后他没有见识过他的下身，这个下身是怎么样，他还无法想象，但行动起来非常笨拙，走得很慢，当他最后发疯似的，不顾一切地往前走时，真是竭尽了全力；但方向却是不准，狠狠地撞着了床杆的下部，他感到烧灼似的疼痛。这使他了解到，他的下身或许是全身最敏感的部位。　　于是他试着上身先离开床，将头小心地转向床沿，这事他轻易地办成了，尽管他下身既宽又重，但随着头部的转动身子最后也转动了，但是当他终于将头在床外支撑起来时，他吓了一跳，不敢用这种办法继续进展了。因为再继续进展的话，最终必然要掉下去，头不受伤才怪呢？这样下去是不值得的，他最好还是留在床上。　　不过当他同样费劲地回复到躺在床上的原来姿势时，他叹息着，更加生气地看着他那些小腿互相碰撞，斗争。对于小腿们的骚乱想不出办法加以治理，他心里又想，这床上也是躺不得的。要不顾一切地从床上解放出来，即令解放的希望很小，也是值得一干的。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期间他同时没有忘记：安静的思考比起鲁莽的决定要可取得多。这时他把眼光尽可能盯着窗户，可惜他只看到晨雾将窄狭街道的对面裹住了，从中他并没有获得多少信心和开朗的心境。闹钟重新响起来了。“已经七点钟了，”他想道，“已经七点了，还总是这样的雾。”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呼吸安详而微弱，好像他期待着从完全的安静中回复到真正的，自然的状态。　　然后他又想到：七点一刻以前，我必须无条件地离床，到那时公司必然来人问我，因为公司是七点以前营业。他开始将他的整个瘦长、匀称的身子摇晃出床，如果采用这种办法，他得高昂着头，估计头部不会受伤。至于背部，似乎是硬的。　　掉到地毯上也不会发生什么异常，最大的考虑是响声，这响声虽不致引起恐吓，但也要惊动门外所有的人。响声必然是有的，风险不得不冒。　　当格里高向床外冒出一半时——这种新方法与其说是艰辛，还不如说是一种游戏，他总是要往回摇晃——这时他忽然想起，如果现在有人来帮他一把的话，起床是多么简单的事。有两个人就绰绰有余。——他想到了父亲的厨娘——他们只要把手臂放在他弓形背下面移动，这样就可以将他弄出床外，由于身体有重量，他们必须弯着身子，耐着性子，小心翼翼地移动；这样格里高就可以在地板上翻过来，但愿小腿在地板上，注意不要胡蹦乱跳。除此以外，门还是锁着的呢！他要不要真的叫人帮忙呀？当他想到这点时，他不顾一切地抑制了笑容。　　事情还差得远呢！他虽然强烈地摇晃自己的身子，但仍然觉得不平衡，于是立刻作出最后的决定，因为现在离八点只差五分了。这时有人敲门，格里高想到，“公司来人了，”他几乎目瞪口呆。而这时小腿跳“舞”跳得更欢了。一会儿一切都安静了。他想，“您不要开门，”他下意识地希望。他想这次一定像往常一样还是女仆，她踏着坚定的步子直趋房门并且将它打开了。格里高只等着听取来人入室打招呼的声音，并且已经知道谁来了——原来是公司全权代表本人。唉！为什么只有格里高注定要在这个公司服务呢？在这里只要有一点点微小的失误就要受到询查，难道公司里的全体职员都是废物吗？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忠诚可靠的分子吗？而这个人仅仅在一个早晨只有几个小时没有为公司办事，出于良心的谴责变得神经衰弱了，以致于离不开床铺了，即使如此，派一个学徒来问讯一下也就可以了——如果有必要问讯的话——可不这样做，偏偏是代表本人来了，向他无辜的家庭宣示，代表本人才有能力追究此事，果真如此吗？——格里高想到此事就激动起来，代表来之前，他就决定要起床了，一方面出于激动，更多的是出于他本人正确的决定。于是他竭尽全力一摇，摇出了床。滚到地上时的确响了一下，但声音并不多大，一方面是地毯使声音有所减弱，另外，背部的弹性比格里高原来想象的要好，所以掉到地上的声音根本不是那么响亮。只有头部，由于注意不够抬得不高，因而受到了一点撞击，这使他懊恼和痛苦，于是转动头部并在地毯上抚摸它。　　“这房间里肯定掉了什么东西；代表在左隔壁房间里说。格里高寻思，代表是否也发生了类似今天在他格里高身上发生的变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时代表在隔壁房间里踱着沉重的步子，漆皮靴子格登格登，有如对这个问题作出粗野的回答；在右边房间里妹妹却悄悄地报告：“格里高，代表来了，”“我知道。”他回答的声音也很小，不过他妹妹可能听见了。格里高不敢将声音提高。　　“格里高，”父亲在右边房间里说，“代表先生已经到了，他要询问一下你为什么没有坐早班车出发。我们也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此外，他还想和你个别谈话。你开门吧，房间没有收拾他不会计较的。”“早晨好！萨姆莎先生，”这时代表友好地说。“他身子不舒服，”正当父亲在门口说话时，母亲插进来对代表说，“他身体不适。代表先生，请您相信，要不然他怎么能误车呢？这孩子一心扑在生意上，别的什么也不干，我正生他的气呢。他晚上哪里也不去，到现在他在城里已经呆了八天了。每天晚上都在家里，他就和我们一起吃饭，安安静静地看报或研究火车时刻表。他制作的细木工活，那才算是一种分心呢，例如他用两个晚上制作了一个小木框，代表先生，您一定会惊奇，那个小木框是多么漂亮啊！它挂在房间里，格里高一开门，您马上就可以看见的。另外，代表先生，您来我们这里，我感到很荣幸。我们早就要他把门打开，他没有照办，他很固执。他肯定生病了，但他早晨还说他没病。”“我马上就来。”格里高慢慢地，而且谨慎地说。他说这话时没有动弹，生怕说话时漏掉一个字，“好心的夫人，我不能作什么别的解释了，希望情况并不严重。”代表说，“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我要说什么的话，我只能说，我们商人，——有人说好，有人说坏，随人怎么说吧——我们商人，由于商务上的考虑，我们对一些小小的身体不适，经常是要顶着点儿的。”无辜的父亲这时又敲门了，并且问：“代表可以进来吗？”“不行！”格里高说，左边房间里是难堪的沉默，右边房间的妹妹开始小声地哭泣起来。　　为什么妹妹不到其他人那里去呢？她也许才起床，甚至还没有穿衣服吧？但为什么她要哭呢？因为格里高没有让代表进入房间，因为他处境危险，很可能丢掉饭碗；因为上司又要老调重弹，向父母重新算过去的老帐，为了这些才哭吗？这也许是多虑了。格里高还在这里，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要离开家里。目前他就躺在地板上，了解这一情况的人不会苛刻地要求他让代表进入房间。但是由于这一小小的失礼行为，以后很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将格里高解雇，没有好结果的。对格里高来说，目前似乎最好是让他安静，别用哭泣或找他讲话来打扰他。但目前这种尴尬的僵局使其他人感到烦恼，他们的关心是可以理解的。“萨姆莎先生，怎么搞的？”代表提高了声音，“您在房间里设防吧，只要回答一声行或不行就可以了。您给你父母带来了不必要的严重的不安，并且耽误了——这我只是顺便提一下——以前所未闻的方式耽误了工作，我以您父母的名义，以您上司的名义严肃地跟您说话，要求您现在明确地解释一下。我一向相信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理智的人，可是您现在似乎突然地变了，非常任性，今天早上您误了车，上司已经指示我，要我让您将不久前赊出去的帐收回，我为此说了许多好话，认为这个指示是不恰当的，不过现在我看到您这种顽固劲，我已毫无兴趣为您效劳，您的地位是极不牢靠的。我原本想和您私下谈谈，但是因为您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连您父母也不知道您的情况。您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的工作成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然，现在不是作大生意的季节，我们承认，但是也不是一桩生意也作不成。那根本不可能，萨姆莎先生，决不可能。”　　“不过代表先生，”格里高有些失态地叫起来了，由于激动就不顾一切了。“我马上开门。有点不舒服头痛，我就没有起床，我马上就起床，我还躺在床上，不过现在精神又好了，我就起来吧，只要一小会儿，请耐心点！身子还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美气，不过已经好了，真是病来如山倒呀！昨天晚上我还是好好的，我父母是知道的，确实如此，甚至可以说他们了解得更清楚，昨天晚上我就微微有点预感。知道今天必然会有人来看我，为什么我不去公司报到呢？总是有人认为，生了病可以不必留在家里休息，会顶过去的。代表先生！请不要为难我的父母！您对我的一切指责都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人指责过我。也许您还没有看过我刚刚发出的订货单。再说，我坐八点的车，多休息几个小时能使人精力充沛，代表先生，请不要再耽误了。我自己立刻到公司去，请您给上司转达一下。”　　当格里高很快说完以后，他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然后他轻快地靠近了箱子，之所以能轻快，可能是由于在床上练习的结果，接着他试图依靠箱子站起来。他要开门，要让别人看见他，要和代表说话。他急于想知道，那些对他有所要求的人在见到他时会说些什么。如果他们大吃一惊，那格里高就不再有责任了，就可以安心了；倘若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现状，他就没有理由激动了。抓紧时间，八点就在车站了。首先他好几次滑离了外表简朴的箱子，最后他终于完成了一次摆动，因而直立起来了。下身的疼痛再也不注重了，即令是疼痛他也不在乎了。现在他朝着附近椅子的靠背落下去，他用那些小腿紧紧地扣住椅子的边沿，这样他就坐牢了，他静静地呆在那里，因为他已经听到了代表在说话。　　“你们二位是否听清了他讲的哪怕是一句话？”代表问格里高的父母，“他不是在耍我们吗？”“我的天呀！”母亲叫着，她已经在哭了。“他可能得了重病，是我们把他折磨成这样子的，格蕾特！格蕾特！”然后母亲叫喊起来。“母亲？”妹妹从另外一边也叫着。她们母女对着格里高的房间通话了。“快去找医生！格里高生病了，快，你必须马上找医生去。您听见他讲话了吗？”“这是虫子的声音！”代表说，和母亲的叫喊相对照，代表的讲话的声音是轻轻的。“安娜！安娜！”父亲的叫喊通过前房直达厨房，他还拍着手。“马上去取钥匙！”两个姑娘跑步穿过前房时，可听到裙子的窸窣声。——妹妹穿衣服怎么这样快呢？——有人用力把门打开了，可没有听到关门的声音，他们可能让门开着吧，像家里通常那样。但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发生了。　　不过格里高变得安静多了，人们已经听不懂他的话，尽管如此，他觉得他们的话是清楚的，比以前还要清楚，这可能是听惯了的原因，不过人们总还是认为他不大正常，并准备帮他。一方面出于安全，另外，他们也相信能帮他，从这两点出发，他们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这对他是有好处的。他感到自己又进入到人类的圈子里了，并且希望通过这两个人大大改进他的声音，这就是通过医生和钳工，其实不必分得太仔细，以便在行将到来的会谈中能发出清晰的声音。他略微咳了一会，想努力咳掉虫声。因为他的咳嗽听起来也可能不完全同于人的咳嗽声，格里高也不敢再自行作主咳嗽了。这时隔壁房间里变得完全的沉寂。也许父母和代表正坐在桌子旁边窃窃私语，或许他们正靠在门内偷听。　　格里高连同单人沙发一起朝房门移动，到了门边他就直扑房门，这时他站直了。——他那一团小腿带有些微的粘性——略事休息。然后他开始用嘴转动着锁孔里的钥匙。可惜他根本没有牙齿——他用什么把握住钥匙呢？——当然，他的下颔是强有力的，用下颔可以真正地转动钥匙，格里高不顾一切地这样做了，毫无疑问他付出了代价，因为棕色的液体从嘴里流出来了，流到钥匙上，滴到地板上了。“你俩听！”代表在隔壁房间说，“他在转动钥匙。”这对格里高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但这样一来，大家都对格里高鼓劲了。父亲、母亲也参与叫喊：“加油！格里高，”他们都叫了。“再靠近一点，靠紧锁子。”可以想象大家都在紧张地注视着格里高的艰辛和努力，他也竭尽了全力，可控制不了，他居然咬住了钥匙，每转动一下钥匙，锁也跟着晃动，现在只有他的嘴还可伸直，按照转动的需要，他把自己挂在钥匙上了，锁子反弹，激出相当响亮的铿锵声，这使格里高真正地清醒了。他喘着气，心里想，我干脆不在锁上下功夫了。他把头搁在门的把手上，使门完全敞开。　　因为他用这种方法开门，门缝就开得相当的宽了，可人家还是看不到他，他必须绕着门扇慢慢转动，他担心由于别人进来时他恰好笨拙地掉到地上，弄个脚朝天，所以他转动时小心翼翼。他还正在艰难地奋斗，没有时间注意其它事情，可就在这时，他听到代表一声响亮的“啊”，脱口而出。这声音有如风声飒飒。格里高也见到了代表，代表是第二个在门口的人了，他用手压住已经张开的嘴，慢慢地又收回去，好像一种不明显的、均匀的、很有后劲的力量在驱动着他。这时母亲也来了。她不顾代表在场，头发还是昨天晚上散开的样子，蓬松高耸，她首先看看两手互握的父亲，然后朝格里高走了两步，并且跪在她那向四周展开的裙子的中央，她的脸不甚明显地朝胸口垂了下来。父亲的表情带有敌意，他握紧双拳，好像要把格里高踢回他的房间，然后他很不安地将房间扫视一遍，接着用双手捂着眼睛哭起来了，他的有力的胸脯在抖动。　　格里高根本没有出房间，而是靠在门扇上，这样就只能看到格里高一半的身子和上面侧偏的头部。他也就这样看着其他的人。这时屋里屋外已经明亮得多了，街道对面，立着无穷无尽的，灰黑色的房子的一部分——那是一座医院——这一部分房子上有规则地排列着坚实的、已经打开了的窗户，雨还在下，下得很大。每一个雨点，很明显的，是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早餐的餐具数量很多，摆在桌子上，因为对父亲来说，早餐是一日之中最重要的一顿，他吃饭时要看各式各样的报纸，早餐要延续一个小时，对面墙上挂的是格里高在军队服役的照片，当时他是少尉，照片上的格里高手扶佩剑，脸上挂着无忧无虑的笑容，他的制服，仪表令人起敬，通向前房的门是开着的，由此望去，住宅的大门也是开着的，一直可以看到前院，看到前院的楼梯向侧面拐过去。　　“现在，”格里高说，他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这些人中唯一能保持安静的人。“我马上穿衣，包好货样，然后出发。你们让不让，你们让不让我走呀？现在，代表先生，您看到了，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我喜欢工作。旅行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不旅行就不能生活。您到哪里去，代表先生？是到公司吗？对吧？您会将这一切真实地汇报吗？有人现在不能工作，那就应该回忆和思量一下他过去的业绩，以便他以后轻装前进，更努力集中精力的工作。我对于上司是非常忠于职守的，这您很清楚，一方面，我的父母和妹妹也需要我尽孝悌。我很为难。我是以工偿债，只有工作才有出路。不过，请您不要过分为难我。在公司里请您要为我说话。有人不喜欢我们这种出差的人，我知道。他们以为出差的人在外面赚大钱，过美好的生活。他们没有特别的理由深入思考这种偏见。但是您，代表先生，比起其他人来，您对于这种情况看得清楚一些。推心置腹地讲，您甚至比上司本人要看得更清楚。上司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对职员判断容易失误，总是循着不利于职员的思路判断。您也很了解，出差的人成年在公司外面，他很容易成为流言蜚语、偶发事件和莫名其妙的病痛的牺牲者。他也无法与之抗衡，因为他多半不了解他们的情况，而一旦他精疲力尽不能完成出差任务，在家又身患重病，他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什么病，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当牺牲品了。代表先生，您不给我一个说法，就不要走，我至少总是有一小部分是对的吧。”　　但是就在格里高说头几句话时，代表就转过身子，他努着嘴，肩膀抖动着，回过头来盯着格里高；格里高接着讲下去，代表站在那儿没有一刻的安静，但始终盯着格里高。他非常缓慢地朝门走去，好像冥冥之中他不得不离开这个房间，而且事实上他已经到了前房，一个突然的动作之后，他的脚已最后迈出了客厅。可以认为他现在急于要有别的行动了。不过在前房时，他的右手远远地伸向了楼梯那儿，似乎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格里高明白，如果他在公司的职位不会因此遭受特别打击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让代表走掉。父母对此并不十分理解，在长年累月之中，他们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想法，即格里高在公司里能自食其力。此外，只知道目前要帮格里高多做解围的工作，以致缺乏先见之明。而格里高就不一样了，他认为代表可能会留下来，被安抚，被说服，最终被战败。格里高和他家里的前途就有赖于此了！妹妹刚才在这儿，那多好啊，她很聪明，当格里高安静地躺在地上的时候，她还哭过。这个代表，这个女人迷，肯定会被她控制，她可以把大门关了，在前房对他说些吓唬人的话，但妹妹现在不在这里，格里高必须自己应付了。但他并没有想到，他现在根本连行动的能力都没有。他也没有考虑到，他现在说的话，人家根本不可能听懂，或者有可能人家听不懂。他离开门扇，通过出口移动身子，他要朝代表走去。代表微笑着，已经用双手牢牢抓住前厅的栏杆。格里高马上就要落下去，他停了一会，像找什么东西，小声一叫，那许多小腿就落到了地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早晨他才第一次感到身子的舒畅，那许多小腿之下是坚实的地板，格里高注意到小腿们完全顺从地听指挥，落到地板之后甚至正在努力负载他前进，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看到这种情况格里高很愉快，他相信身上的各种病痛终于彻底痊愈了。他的动作缓慢了，他摇晃着身子，在离他母亲不远的地方，正对着他似乎在沉思的母亲，他就躺在这儿。这时他母亲突然伸开手臂，撑开手指跳了起来，并且叫道：“救命呀，我的天哪！救命啊！”她低了头，好像要仔细看看格里高，可与此相反，下意识地倒退了几步。忘记了她背后就是桌子，当她来到他跟前时，她坐下来了。由于分神，她根本没有注意到她旁边的咖啡壶打翻了，咖啡大量地流到了地毯上。　　“母亲，母亲，”格里高轻声地说，向上看着她。他此时此刻忘记了向代表走去，他不能眼看着流着咖啡的壶不管，他用下颔向空处咬着。对此母亲再次喊叫起来并且迅速逃离了桌子，扑向正朝她走来的父亲的怀里，但格里高现在没有顾及他的父母，代表已经到了楼梯，他的下巴搁在栏杆上，正回过头来看最后的一眼，格里高加快步伐，以便尽可能赶上代表。代表已经有所察觉，于是三步并作两步走，他消失了。　　“啊！”他还在喊，叫声响彻整个楼房。父亲在此以前，一直还是很冷静的；可惜代表的逃走却使他糊涂了。父亲本人不但不追赶代表，而且还阻止格里高追赶。他左手拿着代表的手杖顺便说一句，代表戴着帽子，披着外衣曾经坐在单人沙发上，将手杖搁在那里，父亲左手拿着手杖，右手从桌子拿了一张报纸。蹬着脚，扬着手杖和报纸将格里高往他的房间里赶。格里高请求父亲不要这样，但无济于事。父亲也听不懂他的请求，格里高顺从地摇着头，父亲一个劲地蹬脚蹬得更欢；在那边，母亲不顾天气寒冷打开了窗户，将头伸向窗外，用双手捂着脸，在街道和楼房之间有一股过堂风，风将窗帘吹起，桌上的报纸被吹得呼呼作响，有的报纸还吹到地板上。父亲像个野人一样，毫不留情地挤出了嘘嘘之声。格里高虽已能走动，但未训练过后腿，如果他能拐弯，就立刻到了他的房里。但他担心拐弯，要花很多时间，这会使父亲不耐烦。每时每刻父亲都可能用手里的手杖将他往死里打，或者打在背上，或者往头上打。格里高此时终于走投无路，因为使他惊奇的是他后退时连方向都掌握不好，所以他胆怯了。开始不停地从侧面看着他父亲，心里想尽可能快地拐弯，但事实上很慢。也许父亲注意到了他这种可怜的用意，这其间并没有打扰他，而是用他的手杖尖，远远地指挥朝这里朝那里，要是没有父亲的这种不可忍受的嘘嘘之声那该多好啊！脑子一时间不管用了，他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拐弯的动作，因为老是听那种嘘嘘之声，他糊里糊涂地又拐回来一段，当他的头终于幸运地处于门口时，发觉身子太宽，根本不可能通过入口，当然，以他父亲目前的心境也决不可能想到打开另外一扇门，让他有一个可行的通道。父亲，原本想到的只是，格里高应该尽可能快地回到他的房间里去。根本就没有想到要费心为格里高的需要作些准备，以便他能直立起来，就能直接进入：更多想到的是将格里高在这样吵闹的情况下往前赶，这时格里高背后有一种响声，那不是父亲的声音，这可不是玩笑。格里高加紧行动，——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了——赶快进入门里，他将身子一侧抬高，斜着通过入口，他的胁下已经受伤，白色的房门留下了脏的痕迹，他马上擦身而过，终于不再能动弹了。一侧的腿在空中抖动，另一侧的腿落在地上疼痛不已，这时父亲从后面给了他真正解除痛苦的一击，这一击是沉重。他猛烈地一跃，跃进房间很远，父亲还在用手杖敲门，最后一切都沉寂了。　　格里高直到黄昏时才从深沉的昏睡中醒来。而且肯定醒来得很迟，他不是受到打扰才醒来的，因为他觉得自己休息得很好，是睡醒的。可他又似乎觉得醒来时他听到了外面浮躁的脚步声和关门的声音，那是一种小心翼翼地关上通向前房的门的声音。他觉得是被这两种声音惊醒的，街上的路灯都是电灯，苍白的光反射到房间的天花板上和家具的顶部。不过格里高所在的下面，那光线还是昏暗的。他慢慢地移动着，用触角试探着朝房门爬去，依旧是那么的不熟练，但他现在认识到这东西的可贵之处。他朝门行进，为的是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身子的左侧似乎有一道长长的，不舒服，绷紧的伤痕，他只好靠着两行腿真正地跛行，一条小腿在上午的事件中受了重伤——那简直是一个奇迹，居然只有一条腿受了伤——这条腿已经毫无生气地在后面拖着。　　到了门那儿，他才注意到，本来就有点什么东西引诱着他向门那儿走去，这就是食物的香味。因为那里搁着一个碗，里面是甜牛奶，浮着一片片小白面包，由于高兴，他几乎要笑了，因为他比上午还要饿。所以他马上将头伸向碗中，除眼睛外，都和牛奶碰上了。然而他又很快地撤回来，因为他那尴尬的左侧使他吃饭时很不方便，除非全身气喘嘘嘘地配合——牛奶是他最爱喝的饮料，味道太美了，这肯定是妹妹端进来的，接着，他又认为不是妹妹端的。他几乎是违心地离开了碗，他爬回房间的中央。　　在客厅里，像他从门缝中看到的那样，已经点上了煤气灯。要是平常这个时候，父亲总提高了声音给母亲，间或也给妹妹读下午出版的报纸，但现在却没有读报纸的声音。也许这种读报最近变得稀疏起来了。往常妹妹总是要将读报的内容给他叙述一番或记录下来。现在不但没有读报，四周也变得如此寂静，尽管这样，屋子里并不是空荡荡的。“这个家过着多么宁静的生活啊！”他想。当他凝视着眼前的一片黑暗时，他感到一种莫大的自豪，他的父母和妹妹在如此漂亮的住宅里过着这样的生活，这都是他为他们创造的。难道现在所有这些宁静、幸福和安乐就要令人吃惊地结束了吗？为了继续这一思路，格里高宁愿活动着自己，他在房间里爬来爬去。　　在这漫长的夜晚，一会儿这个边门打开了，一会儿那个边门打开了一条小缝，一会儿又被关上了。或许有人要进来解决问题，但又有顾虑，格里高干脆守候在门口，决心无论如何要把这个想进来而又有顾虑的人拽进来，或者至少要知道他是谁，但是门再也没有被打开。格里高的守候，白费力气，以前，当门要上锁时，所有的人都要进来看望他，而现在他已经打开了一张门，其它的门很明显白天就打开过了。然而没有人进来。钥匙从外面插在锁孔里。　　客厅的灯到深夜才熄。很容易判断：父母和妹妹长时间未睡，因为仔细一听就知道，他们三人都是脚尖点地离开客厅的。直到明天早晨肯定再也不会有人来这儿，这样他就有充分的时间不受打扰的考虑，考虑他现在怎么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他被迫躺在房间的地板上，这房间高大而且空荡，这使他有些害怕，他也弄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因为这是他住了五年之久的房间——他自己的这种变形是潜意识的，由于这种变形，他不好意思地匆忙钻到长沙发下面，尽管他的背受到一种轻微的压迫，头不能抬起来，但他感到很舒服。可惜的是，他的身子太宽，不能充分地舒展。整个晚上他都呆在那里，一部分时间处于半睡眠状态，一种饥饿感总是让他睡不好。一部分时间他处于忧虑和模糊的希望之中，忧虑也好，希望也好，结论都是一样：他目前应该表现得安静。要耐心和充分体谅家里，使得大家都能容忍目前发生的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在他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不愉快是由他引起的，虽然是被迫，终究是他引起的。　　格里高得出结论时，也就是他作出决定的时候，已经是黎明时分，几乎还是夜里，机会来了。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验证这个决定的力量，因为妹妹这时正从前房开格里高的房门，她几乎全都穿好衣服，神情紧张地往里看。她没有立刻找到他，及至在长沙发下发现他——上帝！他真是什么地方都可安身，可他不能飞走——妹妹大吃一惊，不能自制，立刻重新从外面关上了门，但似乎有些后悔失态，马上又打开了房门并且走进来，像进入重病人房间或来到生人这里一样，是用脚尖点地走进来的，格里高将头移到刚好沙发的边沿之处观察她。看她是否注意到，牛奶基本未动而且他也并非不饿，看她是否带了新的适合他口味的食物进来，如果不是她亲自带来的，也不提醒她，宁愿饿着。虽然他现在有一种巨大的冲动要从沙发下面钻出来，要跳到他妹妹的脚边，求他发善心弄点吃的东西。他终究没有动弹，不过妹妹立刻很惊奇地注意到，牛奶还是满满一碗，仅仅有少许溢在周围，她马上端起来，但不是直接端起，而是用了一张破纸夹着碗边，把它带出去了。格里高急于知道她会换些什么进来，对此，他有各式各样的想法，不过他从来未想过，以妹妹的善良真会做些什么。事实上她带来了很多食物供他选择，这些食物摊在一张旧报纸上。有泡菜，晚餐剩下来的排骨，周围摆着白色的肉冻，一些葡萄干、杏仁、一份干酪，两天以前格里高说过干酪不好吃；还有一份干面包，一份抹了黄油的面包，另有一份抹了盐的黄油面包，除了上面这些食物以外她还提供了一碗开水，这或许是规定格里高必须喝的。妹妹非常细心，她知道，格里高不会当着她的面吃东西的，所以她很快就离开房间并且还将门锁上了，以便他能察觉到，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用餐。这时，小腿胡乱抖动，好像要去吃饭了。此外，伤口似乎也全好了，他很惊奇，并且想到一个多月以前他是如何在使用刀子时将手划破了一点点，以及前天他受伤时的疼痛情况。“我现在体贴别人是不是太少些呢？”他想。他最先急于取食的是干酪，贪婪地舔吸着，由于一种满足感，他眼睛里噙着泪水，他啃着干酪，泡菜，嚼着肉冻，相反，他觉得新鲜食物并不好吃，连它们的味道他都不堪忍受，甚至于把这些他原本要吃的食物挪开。他花了很多时间吃完了这餐饭，这时他妹妹将钥匙慢慢地转动，这暗示格里高应该撤席了。他急匆匆地赶快回到沙发下面，懒洋洋地躺在原来的地方。但是他躺在沙发下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委曲，尽管时间很短。这时妹妹已经在房间里了，因为他吃了很多食物，身子未免略有鼓胀，他躺在沙发下面那低矮的空档之处几乎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他鼓着眼睛看着他那并不知情的妹妹是如何用扫帚将残羹剩饭甚至连格里高还未动过的食物扫到一起，好像这些没有碰过的食物也不能吃了，他看到妹妹是如何将所有这些东西匆匆地抖进桶里，并且用木盖盖好，提出去了。几乎都没有回过身子。这时格里高从沙发下钻出来，他舒展着身子，得意洋洋。　　他的妹妹每天就是这样给格里高送饭的，早上送一次，这时父母和女仆尚未起床，第二次是午餐之后，父母这时也要睡一会，这时妹妹有意将女仆支开，当然父母和女仆也不愿意让他挨饿。但他们只是听听妹妹关于他的饮食情况的汇报，而不愿亲自去了解，这或许是他们不忍目睹吧。另外也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妹妹在讲述情况时故意隐瞒了一些令人难受的细节。因为父母心灵上受到的折磨是够多的了。　　第一天上午，他们把医生和钳工请来，以后又说了些什么话将他们打发走了。格里高并不知道；大家听不懂他的话，但他们并未想到，包括妹妹也没有料到，他却能够听得懂别人的话，所以每当妹妹进得房来，格里高能听清她不时的唉声叹气和对神明的祷告，妹妹以后对送饭的事慢慢地习惯了一些，——要全部地习惯当然是不可能的——直到妹妹习惯了一些以后，格里高才有时捕捉到片言只语，这些话有时显示一种手足之情，或者具有确定的意义。要是格里高某次把食物吃得精光，她就说：“他今天味口真好，”要是情况相反，她就伤心地说：“又是原封未动。”　　不过当格里高从他妹妹的嘴里听不出新的信息来时，他就会偷听隔壁房间里的一些谈话，当然，他只能听到声音，哪个房间一有声音，他就立刻跑到与那个房间相通的房门那里。他的身子紧贴着房门，开始时，没有任何涉及到格里高的谈话。哪怕是秘密的谈话，但是后来在吃饭时他们对此进行了讨论，讨论怎样处理这件事。吃饭前后也有同样的话题，每次讨论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家庭成员，这种磋商持续了两天。没有一个人愿意单独留在家里，而事实上也不可能全都留在家里，女仆第一天——格里高不了解她对这个突发事件知道些什么，和知道多少——她在第一天就跪在母亲跟前，请求辞工。当一刻钟以后她向主人家告别时，并没有人向她提出什么要求，她自己提出了一个惊人的保证，那就是关于这种事，她不向任何人透露一丁点儿。　　母亲和妹妹共同烧饭，然而并不怎么费事，因为大家几乎不大吃什么。格里高老是听说，这个叫那个吃饭，回答没有别的，只是：“谢谢，我不饿”或是类似这样的回话。妹妹经常问父亲是否喝点啤酒，并且真心诚意地起身取酒，当父亲沉默时，她便劝他喝一点儿，她可能请女管家去取；接着父亲大声说不要，然后客厅才归于寂静。　　发事的当天，父亲就向母女讲述家庭财产情况和她们的前途问题，他不时从桌旁起身，从他的钱箱里取出单据和记事本，五年以年父亲的公司曾濒临崩溃，这个钱箱就解救过当时的危机，格里高听到父亲的开箱手续是如何的复杂，在取出东西后又锁上了。父亲讲述家庭财政情况，格里高在房间里听到的那部分是最令人高兴的，他认为，父亲从那个公司里得到的并不少，至少父亲没有说到相反的情况，格里高当然也没有问他，以前他考虑的只是尽力让全家忘记那次商业上的失败，那次失败破灭了全家的希望；于是他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他从一个小伙计升到公司的外勤，外勤当然有其它赚钱的门道，此外，他工作上的努力使回扣变成了现金，这些现金摆在桌子上使全家感到惊奇和幸福，那曾经是家庭中辉煌的时代。虽然格里高以后赚了许多钱以供全家的开销，但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辉煌。家里人和格里高取钱的时候，都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这已经成了习惯，他很乐意供家里花钱，但不再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只有妹妹和他的关系贴近，他妹妹和他不一样，很喜欢音乐，而且小提琴拉得很动人。格里高有个秘密计划，到下一年，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付出代价从这年开始，钱是可以通过别的途径赚回来的，从下一年开始，他要将他妹妹送到音乐学院去深造；格里高在城里作短暂停留时，曾经常向他妹妹提起音乐学院，但总认为那只是一个美好的梦，要实现这个美梦是不可想象的事；父母则毫无兴趣，连听都不想听这种无稽之谈。但格里高已经想好了，准备在圣诞节那天郑重宣布这件事情。　　当他竖着粘在门上偷听的时候，这些在目前情况下，毫无用处的思想涌进了他的脑海。有时候，由于太累，他的头不小心磕在了门上，他立刻重新粘紧门扇。因为他引起的任何微小的响动，都可被门外面的人听到，使大家归于沉默。　　“他又在干什么哪？”响过之后不久，他父亲说，并且转动身子对着房门，然后继续他们中断了的谈话。　　格里高已经知道了足够多的情况——因为父亲在叙述中习惯于经常重复他说的话，一来父亲自己长期来并未亲自经手家庭经济收支，二来母亲开始总是听不懂，要提问——父亲再说一次，就重复了。但格里高终于知道，尽管家里发生过各种不幸，以前挣得的少量财产依然还保留住了。这笔财产可以在此期间按规定生出不少的利息，此外，格里高每月除给自己留少许钱外，其它所得都交给了家里，这一部分钱家里并没有全部用完。格里高粘在门背后赶紧点头，很高兴家里能如此量入为出，节约开支，本来他可以用这些多余的钱来还父亲对上司的欠债，他被辞退的日子为期不远了，但现在看来，如同父亲安排的那样，毫无疑问，情况会美妙一些。　　靠钱生利息养家，家里目前这些钱肯定是不够的，这些钱也许能维持家里一年，顶多两年，再多就不行了。这笔钱是不能动用的，要存着以备不时之需，如要应付日常开销，就必须去赚钱。父亲身体虽然还好，但已经老了，何况又是五年没有工作了；他的信心不是很大，他一生劳碌，却并没有什么成绩，这五年是他一生之中第一次长期休假。五年之中他胖子，也变得相当的磨蹭。老母亲也许可以赚钱吧？她可是患哮喘病，在家里走一圈都觉得累，每隔一天，在开着窗户的情况下，她坐在沙发上也觉得呼吸困难；妹妹可以赚钱吧？她还不过是个十七岁的孩子，她如今的生活还真是老天赐给她的呢，想穿得漂亮一点，睡个懒觉，经济上作个帮手，参加一些简朴的娱乐活动，特别是拉拉小提琴，这些构成了她的生活方式，她这样一个人能赚钱吗？一想到赚钱的必要性，格里高就离开了门，扑到门旁边的皮沙发上，因为他由于羞愧、伤心而浑身发热。　　他通宵躺在那里，一刻也睡不着。在皮沙发上蹭来蹭去，长达几小时。或者他不惜花出艰辛的劳动将单人沙发推到窗口，他爬上窗墙，以沙发为支撑，倚着窗口浸沉于回忆。他想到解脱，这，他前些时候以来就获得了。他望着窗外，事实上他看近处的东西也总是不清晰，对面的医院，以前他经常很讨厌看到它，如今也看不清了。要不是他明确无误地知道他是住在安静的，颇有城市气息的夏洛特大街的话，他会以为这是荒郊野外，在这里，天是灰色的，地是灰色的，天地连成一片，灰蒙蒙的，天地之间毫无区别。有两次，他妹妹已经发觉到了，沙发移到了窗口，当她第二次打扫房间以后，发现沙发不仅移到了窗口，甚至连窗户也打开了。　　要是格里高与妹妹谈谈话，那该多好啊！他会感谢妹妹为他所做的一切，会更加迁就妹妹服务中不周之处。现在他正为此而苦恼。妹妹当然想尽可能地抹去整个事件带来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痛苦果然是淡化了。她进来为格里高服务已经稀罕得使人惊奇，她几乎难得进来。她急匆匆地跑去关门，生怕别人看到了格里高的房间。她迳直走到窗前很快地把窗户打开，好像生怕窒息似的。虽然天气还很寒冷，她站在窗口好一会，进行深呼吸。她这些动作弄得房间很不安宁，她以这种方式使格里高每天受惊两次，在这两次的全部时间里，他就俯伏在沙发下发抖。格里高很清楚，在他所处的房间里，关上窗户，如果能使妹妹逗留在这里，妹妹就会谅解他。　　格里高变成大跳蚤，已经一个月了。妹妹对他的外形已不再惊奇，有一回她来得比平常早一些，这时，格里高站立起来了，正朝窗外看，那样子相当可怕，妹妹一进来就看到了这可怕的样子，况且他的位置，挡住了她立刻开窗的动作，这是格里高始料不及的，但这时她不但不进来，而且退了出去，还锁上了门。外人可能以为，格里高要伏击他妹妹，要咬她。格里高当然立刻躲到沙发下面，但他等到中午，他妹妹还没有进来，她好像比往常不安一些，他知道，她还是看不惯他的外形，以后也看不惯，如果她看到他的一部分，哪怕是在沙发上拱起的那一部分，而不致于逃开，也要作很大的克制。为了不让她看到他的身子，有一天他只得仰天睡着，——这样翻一个身，他需要四个小时——他将一块麻布挡住沙发下的空隙，这样他便全身都被掩盖起来了，而且他妹妹即使弯着腰也看不见。如果按照妹妹的意见，这块麻布没有必要吊在那里，那她便会取掉，须知，格里高的这种自我隔离并不是一种消遣活动。然而情况很清楚，她并没有去动那块麻布，这时格里高投去了感谢的眼光。他小心翼翼地将头略微碰开了一下麻布以便观察妹妹对格里高的新设施是怎样的态度。　　当格里高的外形发生变化两周的时候，父母依旧不忍去他那里。他经常仔细地窃听他们对妹妹的工作是否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他们却常常对妹妹发脾气，说她是个没用的女孩，不过当妹妹在格里高房子里进行清扫，并且好久不出来时，他们，父亲和母亲就等在门外，而且妹妹出来后要详细向他们汇报，房间里是什么样子，格里高吃的什么东西，他这次表现如何，是否好些了。母亲还要立刻去见格里高，但父亲和妹妹说服了她，这一点，格里高听得很清楚并且同意他们的意见。母亲可是要进去，她说：“让我去见格里高吧，他是我不幸的孩子！我要去他那里，你们怎么不理解我呢？”然后格里高想道：如果母亲进来，也好！当然不是每天，而是一周进来一次，她毕竟比妹妹要懂得多。妹妹虽然有勇气，但到底是个孩子，她只能以孩子的粗疏来对待这一沉重的工作。　　格里高要见母亲的愿望很快实现了。考虑到对父母的影响，他白天不再到窗口露面，在那个几平方米的地板上也不再爬来爬去，可晚上很难安静地躺着。饮食不再使他感到一丁点儿愉快。晚上，他只得爬来爬去，在墙上，天花板上到处爬行，把这当作一种消遣，一种习惯。他特别喜欢挂在天花板上，那和躺在地板上完全不一样，呼吸自由，可以轻微地摇晃头部，这几乎是一种幸福的消遣。格里高居高临下，正在感到幸福的时候，“砰”的一声掉到地板上来了，当然这种重力现象比起前些日子加之于他身上的暴力大不一样，虽然天花板距离地面很远，也没有受伤，妹妹很快发现了格里高自个儿发明的这种新的消遣方式。——他在爬行时一路上还留下了粘液的痕迹——这些，妹妹就记在心里。她要尽量扩大格里高的爬行面积，要把挡路的家具搬掉，首先要把那口箱子和写字台搬掉，但她一个人单独完成不了这些活，她又不敢请父亲帮忙，女仆肯定不会帮忙。以前那个厨娘不干了，而这个十六岁的姑娘还是勇敢地留下来了，但她要求平常总是锁着厨房，只有特别召唤才打开。有时候父亲不在，妹妹无可奈何只有呼叫求母亲了。这一次，妹妹也只好叫母亲了。随着妹妹的那种使人愉快的呼叫，母亲静静地来到了格里高的房门前，首先当然是问妹妹。看房间里是否正常，这时妹妹才请她进来，格里高这时急急忙忙地将麻布往下拉，并且拉出更多的折叠来，但外表上看起来完全像是随便扔在沙发上的一样，格里高这次停止了在麻布下面的窥探工作，他也放弃了利用这次机会看看母亲。他很高兴，母亲到底来了。　　“你过来，现在看不到他，”妹妹说。明显的是拉着母亲的手领她进来的。格里高在听着，这两个没有力气的女人怎样将这样沉重的箱子挪动。妹妹又怎样不听母亲的话，而承担这工作的大部分力气活，母亲担心她完成不了。事实上持续了很长时间，大概干了十五分钟，母亲说，这柜子最好不要动，因为第一，它太重了，父亲回来前还完成不了，箱子挪到中间还挡住了格里高的每条通道；第二，很难肯定格里高就喜欢挪动家具。她们的看法似乎不一致。格里高一看到空荡荡的墙壁就揪心得很。为什么格里高觉得不要挪动家具呢？因为他长期以来就习惯了房间的摆设，若移出家具，就有一种寂寞的感觉。母亲很轻地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难道不是这样吗？”母亲对妹妹几乎是咬着耳朵说的。　　母亲并不知道格里高藏在什么地方，母亲虽相信他听不懂她的话，但为避免格里高听出她的声音来，所以她悄悄地说。“我们一挪动家具，好像表明我们放弃了对格里高病情好转的希望，我们是在任其自流，难道不是这样吗？对于家具，我们最好还是维持原状，以便格里高再回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房间里依旧是原样，他就能更容易地忘记这段经历。”　　听了母亲的话，格里高认识到，就在这两个月里，就是家里这样单调的生活，由于缺乏人与人之间的谈话，他的理解力也有点糊涂起来了，因为他不能说明他是否曾经严肃地想过将房间挪空，但他的房间是温暖的，继承下来的家具将这里布置得很舒服。如果他真有兴趣将这房间变成洞穴，在洞穴里他虽然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爬来爬去，但同时这不意味着他将迅速地全部地忘却他作为人的过去的生活了吗？好久没有听到母亲的声音了，母亲的话使他清醒了，什么都不要挪动，一切保持原样，他不能缺少家具对他所起的良好作用，家具的存在并不阻碍他无意识地爬行，而且是有益的。　　可惜妹妹持相反的意见，每当谈到格里高事件时，妹妹已经习惯于以一种特殊身份，以一种内行的身份，反对父母的意见。当然，从妹妹来说也不无道理。她原来自个儿想出来的，要搬走箱子和写字台，后来又发展到搬走除了不可缺少的沙发以外的所有家具。母亲对于不需挪动家具的理由其实很充分，但妹妹却不同意母亲的看法，这当然不仅仅是妹妹的一种孩子似的固执，这种固执，在最近一段时间来说，是出人意料的。她反对母亲的意见还出自于一种自信，这种自信，难能可贵。它使妹妹确定了必须搬出家具，事实上她也看出了，格里高需要大面积的地方爬行，相反，这些家具，只要人们看到这个情况，这些家具就毫无用处。另外，她这种年龄的姑娘经常头脑发热，这种发热，这种冲动，一有机会就要寻求满足，妹妹格蕾特就受这种冲动的支配，要把格里高的房间弄得更加引人惊奇，为的是替他作比以前更多的事情，在这个房间里格里高单独自行统治了各面墙壁，那么，除了格蕾特以外，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敢进来了。　　妹妹不想因为母亲的意见而改变自己的想法，母亲在这房间感到不安而犹豫不决，很快就不作声了，帮妹妹将箱子挪出去，格里高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只得让她们搬走，不过写字台还在，这两个女人伏在箱子上气喘嘘嘘的，然后很艰难地搬走了箱子。当格里高将头从沙发下向外探出一点点来，以便看看他怎样能小心谨慎地干预此事。但是不幸，这时他母亲刚好回到房子里来了，而格蕾特正在隔壁房间抱着箱子，一个人将它左右摇晃，当然也无济于事。格里高看母亲进来了，担心她看不惯儿子的外表，这可能使她弄出病来，所以，格里高赶紧惊恐地缩回来，撤到沙发的另一端。这时沙发自然略有动静，这足以引起母亲的注意。她愣住了，沉默地站了一会，然后跑回格蕾特那儿去了。　　尽管格里高一再想到不会发生什么特殊事情，只不过搬开家具罢了，然而他不得不很快地承认，这次家具大搬动对他来说，有如一次大骚动。两个女人走来走去，她们小声的叫喊，家具在地板上的摩擦声，他的头和腿缩成一团，整个身子压在地板上，无可否认，他不会支持多久。她们替他腾空房间，搬走所有他喜欢的东西，例如里面放着锯子和其它工具的箱子搬走了，现在正松动已牢固嵌入了地板的写字台，在这个写字台上，他作为商学院的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在这里写过作业——格里高现在真是不再有时间验证母女俩的良苦用心了，他已忘记了她们的存在，她们精疲力倦，正在默默地劳动，只听到沉重的脚步声。　　母女俩正在隔壁房间里靠着写字台休息，他冒出来，四次变换方向，他这时真不知道首先要怎样应急，这时他看到挂在空荡荡墙壁上那个显眼的像框，里面嵌的是穿着皮装的一位夫人像。他匆忙爬到像框上将自己压在玻璃板上，扣得紧紧的，使他温暖的腹部感到舒服，这个像框现在完全可以掩盖他，肯定不会被人拿走，他把头部转向房门以便等母女们回来时好进行观察。　　她们没有休息多久，又回来了，格蕾特用手臂挽着母亲的腰，几乎是扶着她。“我们现在还拿什么呢？”格蕾特说，并且环视周围。这时母女俩的目光和格里高的目光碰到一起了。也许仅仅是由于母亲现在劳累，妹妹保持了克制，她低下了脸，向着母亲，为了打破僵局，她毫不犹豫并且声音颤抖地说：“我们最好还是回客厅去吧？”　　格蕾特的意图，格里高很清楚，她怕母亲受不了，先将母亲送回客厅，然后将他赶下墙壁。她终归是要这样干的！他坐在像框上，不让取走它，他真想蹦到格蕾特的脸上。妹妹的话开始还给了母亲相当的安慰，母亲向旁边走去，看见了印有花枝图案的墙纸上有一团棕色的东西，她以为那就是格里高，她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大叫一声，那是一种沙哑的，撕心裂肺的叫喊：“啊上帝！啊上帝！”她伸开双臂，把一切东西扔到沙发上，她倒下了，不动弹了。“你这个格里高！”妹妹带着焦急的眼光高举拳头，自从格里高变形以来，这是妹妹直接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她跑到隔壁房间去取急救药，这种药可以使母亲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格里高也想帮忙。——拯救画像以后还来得及——他原来牢牢地粘在玻璃上，他用劲脱离了它。接着跑到隔壁房间里，如同以前一样，好像要给妹妹什么指点。他就站在妹妹身后，格蕾特正在各种各样的瓶子中寻找，当她转过身来时，大吃一惊；一个瓶子掉到地上，打碎了，碎片伤了格里高的脸，一种腐蚀的药溅了他一身。格蕾特没有停留，拿了一切能拿的小药瓶，带到母亲那里去，用脚把门一蹬，门关上了。格里高等于被母亲关在房间里了。由于他的原因，说不定母亲快要死去，他打不开门，他也不想去追赶必须留在母亲那里的妹妹。他现在除了等待以外，无事可做。由于内疚和忧虑，他开始爬行，到处爬行，墙上，家具上和天花板上。当他觉得整个房间在他周围旋转时，他在疑虑中终于掉到了大桌子中央。　　过了一会，格里高疲倦地躺在那里，周围是一片寂静，这也许是一个好的征兆。门铃响了，厨娘当然窝在厨房里，所以妹妹必须去开门。父亲回来了。“出了什么事？”这是父亲的第一句话，父亲也许从格蕾特的脸上知道了一切。格蕾特回答的声音很低沉，显然，她的脸扑到父亲的胸口上了。“母亲昏倒了，不过现在已经好些了，格里高很特别。”“我早就料到了，”父亲说，“我一直给你们讲，但你们母女都不听。”格里高很明白，格蕾特过于简略的汇报捅了乱子。父亲以为格里高使用了暴力，犯了错误。所以格里高想向父亲解释并安慰他，但他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作这种解释，所以他逃到房门那儿并且粘在那儿，这样他父亲从前房进来时就会明白，格里高只想回自己的房间去，并无恶意，也不需要撵他出去，只要将门打开，他就会立刻消失。　　可父亲没有心情注意这些细节，他进来时立刻叫了一声，那声音听起来，好像他马上要发作了，是喜是怒难以捉摸。格里高将头从门那儿转回来，朝着父亲站了起来，没有向父亲解释他为什么现在站在这儿，格里高没有考虑在别的房间怎样爬行，如今他要慎重对付已经变化的情况，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原来的父亲吗？平常，格里高早晨出门办事，父亲还是疲倦地裹在床上，晚上他回来时，父亲已穿着睡衣坐在带靠背的沙发上和他打招呼，父亲几乎不能站起来，他把手臂举起来就是表示高兴。格里高，父亲和母亲在一年的某几个星期天或节日里难得三人出去散步，父亲总是走在中间，大家都走得慢，但父亲总是要更慢一些，而且总是将自己裹在一件旧大衣里，支着一根手杖，小心翼翼地前进。如果他要说什么话，他得站着，将他的陪同人员召集起来。眼前的父亲还是这个样吗？他现在站得相当的直，穿着平整的、带金链扣的蓝色制服，像商业学校的侍者穿的衣服一样。衣服的领子高而且硬，上面露出一个有力的夹下巴。浓密的眉毛下一双黑色的眼睛射出神采奕奕的光辉，他的零乱的白发向下梳理，梳得十分精细而且光亮生辉。沙发离他较远，他把帽子扔到沙发上，帽子飞越房间呈抛物线。他的帽子上绣有金线交织的字母，这也是一个银行制作的。这时父亲把长制服的下摆往后一掀，两手插在裤兜里，脸色阴沉，朝格里高走来，他也许甚至不知道要干什么。他终于不同寻常地跷起了双脚，他的靴底很大，这使格里高感到惊奇，但他没有停留，他深知，自从他开始新生活的第一天起，父亲对他总是最为严厉，并且把这看成是理所应当的。父亲一会儿停着，一会儿急步向前，一会儿又不动弹，格里高总是逃着，就这样，父子两个在房间里兜圈子，但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也没有因为他的速度很慢而出现追赶的情况，所以格里高暂时就停留在地板上。有时候，他担心由于父亲的狠毒会挡住他逃往墙上、逃往天花板上，格里高心里想，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也支持不了多久。因为父亲每走一步，他的腿就得运动无数次。像以前一样，格里高对于自己的肺并没有多大的信心，很明显，他的呼吸变得困难起来了。他摇摇晃晃，集中力量准备急步爬行，这时他几乎没有打开眼睛，思绪迟钝，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除了急步爬行逃跑外还有什么自救的办法。他几乎忘记了墙壁是广阔的天地，当然，这里的家具都配有许多精细雕刻的尖利的边角——这时飞过来一个什么东西，刚好经过身边，轻轻地滚了几滚，滚到他跟前，那是苹果；紧跟着，第二个苹果向他飞来，格里高由于惊呆了，他站着不动，继续逃跑已经没有用处了。因为父亲已经决定轰击他。父亲从餐具柜上的水果盆子里取满了一袋子苹果，他并不计较准确与否，只是向格里高一个一个地扔苹果，这些红色的小苹果像带了电一样在地上互相滚到一起，又互相撞击开来，一个扔得较轻的苹果擦着了格里高的背，但没有伤着他。紧接着而来的一个则打中了他的背，格里高要继续爬着前进，好像由于地点的更换，这种令人惊奇的、不可置信的痛苦可以消失，然而他脑子完全糊涂了，感到像钉在地板上一样，他躺下了。在躺下以前，他仅仅看了最后一眼，母亲抢在叫喊的妹妹之前出现了。她穿着衬衫，因为她在昏迷中，妹妹给她解开了衣服，以便呼吸畅通一些。母亲朝父亲跪下。母亲的裙子本来是向上卷着的，她跑着的时候一束一束地掉到地上，挡着路，她就这样跌跌撞撞踩着裙子奔向父亲，抱着他，抱得那么紧——但以格里高的视力，看不到这幅情景。她的双手抱着父亲的后脑，求他饶儿子一命。　　格里高得这种严重的变形病已经一个多月了——苹果依旧还在地上，因为谁也不敢去取走。苹果搁在那里作为一种虐待的纪念——这似乎使父亲自己想起，尽管格里高目前变成这个可怜讨厌的样子，但还是家庭的一个成员，不可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他。应该对他尽家庭的义务。家里应该吞食这个苦果，应该容忍，除了容忍，不能有别的。　　虽然由于格里高受伤，也许永远失去了活动能力，像一个伤残人一样，横穿房间暂时需要好几分钟——往高处爬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按照他的看法，他也得了一种足够的补偿，靠近晚上时，客厅的门被打开了，他已经习惯于进行敏锐的观察，可长达一二个小时。这时他躺在黑暗中，从客厅往外看，看不清楚，他就躺在他的黑暗的房间里观察，而全家则坐在桌子旁边，全都处于灯光之下，他可以看着他们并听他们的谈话，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家里人在某种程度上对他是听之任之。　　当然，往日的谈笑风生没有了，这使他有点神往的想起了以前出差在外的情况，他住在小旅馆房间里，劳累不堪，一头扑向潮湿的被褥。客厅里现在变得非常的安静，晚餐后父亲坐在单人沙发上很快睡着了，母女俩相约保持安静。在灯光下母亲向前弯着腰，继续缝制模特公司的高级内衣；妹妹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当售货员的工作，晚上正学速记和法文，以便能谋得一个更好的职位。有时候，父亲醒来了，好像他根本不知道他睡着了，他对母亲说：“你今天又缝制了多久？”然后他又立刻入睡了。而母亲和妹妹则相视而笑，可她们显得疲倦。　　父亲在家里也穿着他那一套侍者制服，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顽固，他的睡衣挂在衣钩上毫无用处。他穿得整整齐齐，靠在沙发里假寐。好像随时都在准备着对付差使，等待上司的吩咐；这样一来，他的制服也就很快失去了开始时的鲜艳，虽然母亲和妹妹精心洗涤也无济于事。格里高经常整个晚上看着他父亲那件越来越肮脏的衣服，不过那制服上的镀金钮扣由于经常的擦拭倒显得光辉夺目，这位老人就是穿着这种极不舒服的衣服，安详地睡觉。很快就十点钟了，母亲小声地给父亲说着什么，想把他弄醒，说服他到床上去，因为这里睡不好，他明早六点就得上班，睡个好觉对父亲来说是必要的。但父亲很固执，这是他当侍者以来养成的脾气，他坚持还要在桌子旁边睡一会，尽管他入睡是很有规律的，但要他从沙发上移到床上去得费很大的劲。这时母亲和妹妹想小声劝说他挪窝，一刻钟过去了，他还是慢慢地摇着头，闭着眼睛，不起来。母亲拽着他的袖口，在他耳朵上说了些柔声细语。妹妹也离开了作业本帮母亲的忙，但这对父亲来说都不起作用，他在沙发里睡得更熟了。直到母女两个抓住他的腋下，他才睁开眼睛，一会儿看着妹妹，然后说，“这是一种生活，是我的晚年的安静。”在两个妇女的扶持下，他很费事地起来了，好像他本身具有重量，他由两个妇女引他到房门，在这里向她们表示：自己走。他就这样自行继续前进，妹妹急忙放下钢笔，母亲也将手中的缝纫机具放下，紧跟着在父亲后面，准备继续帮助他。　　在这样一个人人都忙于工作，非常劳累的家庭里，除非绝对必要，谁有时间来关心格里高呢？家庭开支日益紧缩，厨娘已经开销掉了，一个高大的，骨瘦嶙峋的老女佣满头白发，在早晚最忙的时候各来一次。母亲除了缝纫工作外，包揽了其它所有的家务事。甚至连母亲和妹妹以前只在重大活动和节假日才戴的各种各样的首饰也都卖掉了，这是格里高在母女俩平常谈话提到首饰价钱时听到的。不过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不能搬家，这套房子就目前情况而言是太大了，现在不能搬家是由于没有找到怎样迁居格里高的办法。但格里高看得清楚，这不仅仅牵涉到他，迁居格里高的困难并不能阻拦搬家的事，因为可以为格里高找一个合适的箱子，上面钻几个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运输了。阻碍家里更换房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彻底绝望。他们认为在家里的亲戚和熟人圈中还没有一个人像他们那样遭受到如此重大的不幸。基于这种情况，他们也不想搬家。世界对于穷人所要求的，他们都照办了，做到了极限。父亲和银行小职员共进早餐，母亲作出牺牲为外人作内衣，妹妹依照顾客的吩咐在柜台内忙来忙去。　　但家庭的力量只能到此为止，格里高只觉得背上的伤口又痛开了。当母女俩送父亲上床后返回时，她们就不干活了，坐到一起，相互对视。现在母亲指着格里高的房间说：“格蕾特，把那儿的门关了。”格里高又在黑暗之中，而旁边的母女俩却泪水交流，或者流干了眼泪互相凝视。　　格里高白天和晚上都睡不着，有时候他想在下次开门时他要对家中事务像以前一样重新负起责来，他的这种思想，经过一段长时间后，又出现了。老板，公司代表、店员、学徒以及好些反应迟钝的仆役，他还想起了其它公司两三个朋友以及省里一个旅馆的同居女友。他还有一种美好的浮光掠影的回忆：就是那个鞋帽公司的女出纳，他曾经严肃地向她求过婚，但太迟了——所以这一切都和陌生人或者忘记了的人搅到一起了，这些回忆帮不了他，也帮不了他的家，毫无意义，如果自己消失掉了，他才真是高兴。接着，他又没有关心家庭的心情了。他感到愤怒，家里给他的给养太差了。虽然不能想象自己的胃口如何，但他有一个计划，就是怎样进入餐室，即令不饿，无论如何要去那里找点合适的东西吃，不要想象人家可能帮什么大忙。妹妹早上和中午去公司上班之前，总是用脚将一些随便什么样的食物，踢进格里高的房间，不管格里高喜欢不喜欢吃——大多数情况是原封未动——晚上妹妹将扫帚一摇，这些食物全部扫地出门。房间的清扫工作总是在晚上进行，但不再是很快就完了。这里一堆尘土，那里一堆废物，沿着墙壁留下的肮脏的线条。妹妹进到房间时，格里高爬入专门画好了的墙角，为了是通过这个位置使妹妹有内疚的感觉。他也许躺在那里一周之久，妹妹也不会给他打扫，她和他一样也看到了那些脏东西，但她下决心要撵走他。妹妹有一种新的感觉，即打扫格里高的房间，只是她的工作，全家也有这种看法。有一次，母亲对这个房间进行了一次大扫除。她用了好几桶水才扫干净——房间里的潮气影响了格里高的健康，他宽展着自己，痛苦地躺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这次扫除使母亲自己也受到了惩罚，还没有到晚上，妹妹已经注意到格里高房间的变化，她好像受到严重的伤害，不顾母亲举起手来恳求她不要这样，她还是冲到了客厅，气得发抖地哭了起来。在沙发里的父亲当然大吃一惊，先是一惊，其后也无可奈何地看着，等他们回过神来，母亲右边的父亲就责怪母亲，没有让妹妹自己去打扫房间，左边的人则对妹妹大声叫喊，今后不准妹妹打扫那间房间。父亲由于激动而不知所措。母亲便拖他去卧室。妹妹正抽泣着。格里高在里面则出于愤怒发出丝丝的响声。谁也没想到关门，让他看到了这场家中的风波。　　妹妹工作劳累不堪，但还和以前一样侍候格里高，尽管很不耐烦。母亲再没有代妹妹进过格里高的房间，然而他却并未受到忽视。因为老女佣，这个在长期生活中得力于身子骨硬朗的寡妇已经承担了这头痛的工作。她毫无任何好奇心，有时偶尔打开格里高的房门，她一看到格里高就吃惊地将双手交叉搁在小腹上，站着不动。格里高被生人看见也大吃一惊，虽然没有人赶他，自己却开始这里那里胡跑，自此以后她总是在早晨或晚上将门打开一点，看看格里高，她一直这样做，从未耽误。开始她也叫他过来，并且说上一句她认为是表示亲切的话，如：“过来一下，蜣螂！”要末就是：“看看这个老蜣螂！”对于这样一种招呼，格里高总是不予回答，而是不动地停留在原地，好像这房门压根儿没有开过。她没有任意打扰他，而是每天打扫他的房间！有一次大清早，外面下着滂沱大雨，也许这是春天到来的信息，雨打在玻璃窗上，这时这个女佣又开始了她认为亲切的称呼。格里高很愤怒，他慢慢地，步履蹒跚地转向女佣，这是一种攻击的姿态，但女佣并不害怕，仅仅举起了在门旁放着的一把椅子张大嘴巴站在那里，好像她手里的椅子砸在格里高的背上时嘴才闭上去。当格里高又拐弯时，她说：“啊！不再过来了吗？”说着将椅子静静地放回墙角。　　格里高现在几乎什么也不吃，只有当他偶尔经过食物旁边时，他才好玩似的尝那么一口，含在嘴里达一小时之久，然后大部分又吐出来。开始他觉得这是他的房间的现状的悲哀，这使他吃不下，但是随着房间发生的变化，他又很快释然了。他们已习惯于将人家不吃的食物搁进来。这类东西多得很。因为家里已将一间房间租给了三个人，这房间的第一批房客。——有一次格里高从门缝中看到，三个都是络腮胡子——他们很讲究整洁。因为他们租了一间房间，不但在他们的房间里，在全家，特别是在灶房里都被他们占满了。他们不能忍受垃圾和废物。此外，他们还带来一些自己的家什，由于这些原因，就出现了许多剩余的东西，既没有人要，又不愿意扔掉。所有这些东西都移到格里高房间里，而且厨房里的炉灰箱，废物箱也搬到这里来了。凡是现在不用的东西，女佣总是很快地一古脑儿挪到格里高的房间里。格里高总是有幸看到这些废物和女佣那只挡着他的手，女佣可能想以后有时间或机会，便将这些东西取走，或者总的一回清理出去。但这些东西从第一次挪进来以后，始终原封未动。开始他被迫地放弃在这些废物之间的空地上爬行，要爬行，没有这些空间是不行的；后来由于消遣的需要他就在这些空地上漫游，之后又劳累不堪并且感到伤心，只好不动弹了。一休息就是几小时。因为房客有时在客厅里用晚餐，所以客厅通向格里高的门往往是关着的。不过格里高也不在乎这张门开或不开。有时候，门是开着的，他也不利用这个机会进行观察，而是躲在最黑暗的角落，家里人对此自然没有注意到。有一次女佣将这张门打开了一点，当房客晚上进入客厅，把灯点着时，门仍是开着的。他们高高地坐在桌子旁边，这在以前是父亲、母亲和妹妹坐的地方。房客们展开餐巾，手上拿着刀叉。门里立刻出现了母亲，她端着一碗肉，紧跟着的是妹妹，她端着一碗土豆，土豆切成片，叠了许多层，叠得很高。这些菜肴热气腾腾，房客们弯着身子察看端到他们跟前的菜，像是看看到底是什么内容。实际上坐在中间的那个房客还用刀子割了一块，似乎向其他两人显示自己是内行。他要确定肉煮烂了没有，是否还要送到厨房里加工，他满意了，母亲和妹妹紧张地对视之后，开始松了一口气，笑了。家里人在厨房里用餐。父亲回来了，他在进入厨房之前，摘下帽子，先到客厅向房客们作了一个优美的弯腰姿势，表示致意，并绕桌一周，房客们全体起立。长满胡子的嘴，喃喃而语。父亲走了，他们都默默地吃着。使格里高惊奇的是在各种吃饭的声音里最突出的是嘴嚼声，他们好像在向格里高显示，若要吃饭，就得有牙齿，只有漂亮无牙的下颌什么也吃不成。“我想吃东西，”格里高满怀忧愁地想，“但不想吃这些东西，要像房客们吃的那样。我要死了！”　　恰恰在这个晚上。——格里高没有回忆，在整个晚上听到了演奏小提琴的音乐——这音乐来自厨房，房客们吃完了晚饭，那个中等个儿的房客拿出了报纸。他给另外两个房客每人一张，他们正在靠着椅背看报，并且抽着烟。当小提琴开始演奏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了，他们站起来，用脚尖着地走向前房门，他们挤在那里，他们就在那里听厨房里传来的音乐。父亲在叫喊：“拉提琴会不会影响先生们的休息？不拉了吧！”“相反，”那个中等个儿的人说，“可不可以请这位小姐到我们这儿来，在房间里演奏不是更舒适更愉快吗？”　　“啊！好的，”父亲叫道，好像他本人就是小提琴的演奏者。房客们退到房间里等候。很快，父亲拿着乐谱架，母亲拿着乐谱，妹妹抱着小提琴，他们一起出来了。妹妹静静作好演奏的一切准备。父母，以前从未将房间出租过，为了表示客气，也不敢坐在沙发上。父亲靠着门，右手插在制服的两个钮扣之间，一个房客递给母亲一把椅子，母亲把椅子搁在房客偶尔搁过的地方，那是在边边上，一个角落里，她坐下来了。　　妹妹开始演奏，父亲和母亲从两旁注意她的手的动作，格里高受琴声的吸引，也敢于冒进了，他的头已经出现在客厅里。　　最近他很少顾及会不会被别人看见，关于这一点，他已经无所谓了。以前他对此很注意，并且为此而骄傲；其实，现在他更应该躲起来。因为他房间里到处都是尘土，小小的动作也招来满身的脏物。粘液、头发和剩饭盖满了他的背，沾满了他的周身，他以前，白天的时候，好几次在地毯上仰面朝天也很胆怯，如今他满身脏物，还在客厅干净的地板上活动，他也太无所顾忌了。　　自然也无人注意他，家里人完全忙于小提琴的事，房客们则相反，他们开始将双手插进裤子口袋，从后面靠近乐谱架，以便能看清乐谱，他们注意到肯定有什么东西干扰了妹妹，他们立刻小声议论，低着头回顾窗口，他们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房客们停在窗户那里，果然出现了清楚不过的场面：好像他们是在假设听一场优美的、轻音乐似的小提琴独奏，可是很失望，他们显得听够了的样子，只是出于礼节，在默默地忍受着，他们抽着烟，烟雾从他们鼻孔里冒出来，他们将烟雾朝上空吹去。表现了极其的不耐烦，似乎要求停止演奏。但事实上妹妹演得多出色啊。她的脸向旁边低去，伤心地、考证似地看着乐谱。格里高又向前爬了一段，将头和地板保持一个很近的距离，以便和房客们的眼光相遇。他想，他要是一个甲虫，音乐能如此感到他吗？他好像觉得再往前爬就是朝看见了的、但不认识的食物那儿爬去。他决定向他妹妹那儿爬去，在他妹妹的裙子上拉扯，暗示她应该回到他的房间里去，因为她不值得替他们演奏，这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感谢这种演奏，他不会让她再走出他的房间，只要他活着，他就不会让她再走出他的房间。他的令人可怕的外形第一次发挥了作用，他要出现在他房间的各个门边并且向不满意小提琴演奏的房客们发出怒吼。　　妹妹不是被迫地，而是自愿地留在他格里高身边，她会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倾听他的意见，他也愿意向她提供自己的看法，他就曾经毫不动摇地要送他妹妹上音乐学院深造。要不是发生这种倒霉的事，他肯定在圣诞节——圣诞节已经过了吗？向大家宣布他的决定，而不考虑任何反对的意见。宣布以后，妹妹一定激动得泪流满面。我要站起来吻她的脖子，她自从到公司工作以来，脖子上既无衣领，也无饰带。　　“萨姆莎先生，”中等个儿的房客对父亲喊道，不多说一句话，用食指指向正在慢慢爬行的格里高，小提琴沉默了。中等个儿的房客先是摇着头看着他的朋友们，然后又向格里高看去，父亲觉得目前急需要做的事不是赶走格里高，而是先安抚房客。尽管如此，和讨论小提琴的演奏相比，房客们并不更急于讨论格里高的出现，父亲急匆匆向房客们走去，张开双臂想把房客挤回他们的房间，而同时又以他的头部的动作将房客们的视线引向格里高，这样一来房客们便有点儿生气了。他们事先并不知道有一个像格里高这样的邻居，他们是为此而生气呢，还是因为父亲态度不好而生气呢？弄不明白，他们要求父亲解释，举起手臂，不安地捋捋他们的胡须，慢慢地退向他们的房间，妹妹由于突然中断了小提琴的演奏而神思恍惚，她的那漫不经心悬着的手依然拿着琴和弓，看着乐谱，好像她还在继续演奏，好一会她才回过神来，将乐器放到母亲的双膝之上，跟到隔壁房间去。母亲由于哮喘病，肺的负担太重，仍旧坐在原位上。房客们在父亲的推搡之下很快就靠近隔壁房间了。可就在他们进入房间之前，可以看到这个房间床上的被褥，经过妹妹的熟练操作，扬起来了，很快整理好了，人也溜出来了，又是由于太故执，父亲忘记了对房客们应有的尊重，他继续推搡他们，直到进入房门；中等个儿的房客大发雷庭，跺着脚，以此阻止父亲继续前进。他还说：“我声明，”这时他举起手来看着父亲，也看着母亲和妹妹，“考虑到这个住宅，这个家里存在着这样令人厌恶的情况，”——这时他朝地板上坚定地啐了一口——“从现在起解除租房协议。当然，我住了多少天，我也决不少付一个子儿。但是，我还是考虑是否向您提出一些——请您相信——可以理解的要求。”他沉默着，向前看着，好像他在等待着什么。事实上他的两个朋友也插上一句：“我们从现在起也解除协议。”于是中等个儿的房客拉着门的把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父亲踉踉跄跄，以双手探索着走向沙发，坐下来。他伸展着身子，好像他要和平常一样坐在沙发上小睡一会儿。但他频频点头和摇晃不定，这就表明他根本没有睡着。在整个时间里格里高安静地躺在原地，房客们就是在这里发现他的。格里高没有实现他的计划，他很失望。他又感到很虚弱，这可能是饥饿引起的，失望和虚弱使他不可能行动，他又担心，下面将要发生一场针对他的风暴，他等待着，有恃无恐。连小提琴演奏出事他也不在乎。母亲发抖的手指将小提琴从膝盖上抖出来了，提琴咔嚓一声掉下来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妹妹说，作为开场白，她用手往桌上一击，“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了。如果你们没有看到，我可看到了。在这个怪物面前，我不说出我兄弟的名字。我只说，我们必须试试，要摆脱它。我们把它当人侍候，容忍。我相信，没有人会责备我们。”　　“你是绝对正确的，”父亲说。母亲还是呼吸不利索，带着一种张惶失措的眼神开始向她前面支撑的手气闷地咳嗽。　　妹妹急匆匆走向母亲，扶着她的额头，父亲由于妹妹的话似乎有了一定的思路。他坐下了，摆弄着桌子上他那顶侍从帽，这顶帽子从房客吃饭时，就搁在桌子的两个茶杯之间。　　他间或看着安静的格里高。　　妹妹专门对着父亲说：“我们要试试，要摆脱他。”因为母亲正在咳嗽，什么也没有听见。“他会将你们两人折磨死的，我已看到了这一天，这一天要来的。我们大家都这样辛苦工作，可不能在家里忍受着这种没完没了的痛苦，我再不能忍受。”说着，她嚎啕大哭，以致她的眼泪流到了母亲的脸上，她用手机械地将眼泪从母亲脸上擦掉。“孩子，”父亲同情地说，带着明显理解的表情。“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妹妹耸耸肩膀，表示没有什么办法。刚才嚎啕大哭时，她好像很有信心，有办法摆脱格里高，而现在却相反，显得无计可施。　　“要是他能懂我们的话就好了，”父亲半提问似地说。妹妹在哭泣中有力地举起手来表示：“那是不可想象的。”“要是他能听懂我们的话，”父亲重复着。他闭着眼睛，虽然内心接受了妹妹的说法，但他还是说：“那我们也许可以和他达成协议，但是这样——”“他必须走人！”妹妹叫喊起来，“这是唯一的办法。父亲，只能寻找摆脱他的办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他就是格里高，这种看法就是我们的不幸，但是他怎么可能是格里高呢？他要是格里高，他就会看出人和这样的动物生活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他就会自愿地离开。我们虽然没有兄弟，但还可以继续生活下去，我们将怀着敬意想念他。可这个怪物跟踪我们，驱赶房客，很明显，他要霸占全家，让我们到街上去过夜。父亲，你看！”她忽然大叫起来：“他又开始了！”这时她甚至以一种使格里高莫名其妙的吓人动作离开了母亲，从沙发上走开了，好像宁愿让母亲去牺牲，也不愿意坐在格里高的旁边，她急匆匆地走到父亲后面，由于她的表现，父亲也激动起来，也站起来了，将手臂抬起了一半以示保护妹妹。格里高根本没有想去吓唬谁。他只是开始爬回自己的房间，而这些动作又很显眼。因为他很痛苦，拐弯的时候头部必须帮助进行。他好多次将头抬起来，又磕在地板上，他停下来扫视周围，大家似乎都很明白他要爬回自己的房间，那实在是一个可怜的时刻。大家沉默而伤心地看着他。母亲躺在沙发上，由于疲倦，眼睛几乎是闭着的。父亲，妹妹坐在一起，妹妹的手搁在父亲的脖子上。　　“现在我也许可以拐弯了，”格里高想，并且重新开始往回拐。这个动作使他气喘吁吁，这里、那里他都得休息一下，况且也没有人催他，一切都由他自己调度。他奇怪，为什么到他房间的距离这么远，他弄不明白，以他这么虚弱的身子，刚才爬了同样的距离，怎么并没有注意到距离的远近。他只想到快点爬行，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时家里人既没说话，也没有叫喊，他可以不受干扰地爬行。直到爬到门口，他才回过头来，也没有全回过来，因为他觉得脖子发硬。他还在看着他后面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只有妹妹站起来了。他对母亲看了最后一眼，他几乎已经完全入睡了。　　他还没有进入房间，门立刻就关上了，还上了门闩，锁上了。背后这一系列的动作吓了他一跳，吓得他的那些小腿往里紧缩。这样迅速关门的人正是妹妹。这时她笔直地站起来，脚尖点地，往前一跃，格里高根本没有听到她过来的声响，当她将钥匙在锁孔里转动时，她对父母叫喊道：“终于进去了。”　　“现在怎么办呢？”格里高问自己，并且环视四周。他立刻发现，他目前根本不能动弹了，他以前觉得用那些细小的腿爬行前进很不自然，如今也不以为怪。此外，他还觉得很舒服，他原来的确全身都很痛，但他现在觉得这疼痛越来越缓解了，终于都消失了。他的背碰到了腐烂的苹果，苹果的霉烂点波及周围。他带着爱心和感动回忆家庭，并坚定地认为他必须从这个家里消失，这种看法的坚定性比起他妹妹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他陷入了空洞而安静的沉思。教堂已第三次敲响了晨钟，黎明开始了，他正经历着窗外破晓的时光，他的头无意识地完全地低垂，他已经鼻息奄奄了。　　大清早女佣来了，她和往常一样，急速地，有力地敲着各个房门——以前就有人请求她不要这样做，她一来，大家就不能睡个安静觉了——女佣像往常一样，先要去格里高的房间简单地看一眼，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她想，他有意安静地躺在那里，回味自己的遭遇。她相信，格里高或许是有某些理解能力的。她将长扫帚拿在手中，想用它将格里高从门里往门外扫，让他感到痒兮兮的。她稍为动了一下格里高，但格里高此时已无反应，没有任何抗拒，也没有移动位置，这时女佣才有所感觉。当她了解真象以后，张大了眼睛，嘘了一口气，但没有停留多久，立刻撞着卧室的门，在黑暗中大声叫喊：“你们来看一看，死了，他躺在地上，完全死了。”　　萨姆莎夫妇端坐在床上，还没有弄清女佣报告的内容，他们端坐床上努力镇静自己。然后他们各从自己这一边急速地下床。萨姆莎先生披着被子，他的太太穿着睡衣一起走进格里高的房间。这时客厅的门开了，自从家里招了房客后，格蕾特就一直睡在客厅里。她已穿好了，好像她根本没有睡似的。她的苍白的脸似乎就证明了这一点。　　“死了吗？”萨姆莎太太说，并且疑问地望着女佣，虽然她亲自来验证了，并且事实上也无须验证就可以了解。“我是这样看了，”女佣说，并且为了证明她的看法，她用扫帚将格里高的尸体向旁边掀动了好长一段距离，萨姆莎太太做了一个动作，好像要拿回扫帚，但终于没有拿回。“现在，”萨姆莎先生说，“现在我们要感谢上帝！”他在胸前画十字，三个女人也画十字。格蕾特，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格里高的尸体，她说：“你们看，他多瘦啊！他已经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什么食物拿进去都是原封未动地退回来。”事实上格里高的身子完全是一种扁平的样子，而且显得枯干。大家现在才知道，他已不再能伸腿了，也不能转动他的目光了。　　萨姆莎太太带着忧伤的微笑说：“格蕾特，你进来一下，”格蕾特看了一下尸体，便走进父母的卧室。女佣关上了门，将窗户打开，并将窗扇全部敞开，尽管是大清早，新鲜空气里还夹杂着一种温暖的气息，那已是三月末了。　　三个房客从他们的房间里出来，他们吃惊地扫视周围，寻找早餐，“早餐在哪儿？”中等个儿的房客愁眉苦脸地问女佣。女佣将手指放在嘴边，迅速而且默默地向他们示意目前发生了事故，他们想进入格里高的房间，而且事实上也进去了。　　他们双手插在那快要穿破了的背心的口袋中，这时房间里已经完全亮堂了。他们站在房间里，站在格里高的周围。　　这时卧室的门开了，萨姆莎先生穿着他的侍者套装，左手边是他的太太，右手边是他的女儿，脸上有些微哭过的痕迹，女儿的脸间或压在父亲的手臂上。　　“请你们立刻离开我的家！”萨姆莎先生指着门对房客说，这时母女俩还站在他的左右。　　“您这是什么意思？”中等个儿的房客有点惊慌地说，并且甜甜地微笑着。另外两位房客双手搁在背后，并且两手互相摩擦，像在等待着一场大论战，而这场大论战肯定以对他们有利而告终。“像我说过的那样，我的意思很清楚。”萨姆莎先生回答道。并且和立于左右的母女形成一条线，一起走向这个房客。这位房客首先安静地站在那里，然后看着地板，好像他要将整个事情在脑子里重新整理一下。“那我们就走吧，”这个房客说，并且看着萨姆莎先生，好像他在突然而来的谦卑之中要求萨姆莎先生为自己的决定作出新的和解，萨姆莎先生张大眼睛，仅仅是频频点头。紧接着这位房客立刻大步走向前房。他的两位朋友双手也不动弹了，听了一会儿，就跟在中等个儿房客的背后蹦跳着前进。萨姆莎先生不无担心，于是他赶在两位房客之先进入前房，这样就隔断了他们与中等个儿房客之间的联系。到了前房，三位房客从衣架上取下他们的帽子，从放手杖的地方取了他们的手杖，他们默默地鞠躬致意，然后离开住宅。像前面表明的那样，一种无法解释的不信任感使萨姆莎先生和两个女人一起走到了过道，他们靠在栏杆上看着这三位房客虽然慢慢地，但连续地下了楼梯，看着他们在每一个拐角处消失，然后又重新出现，越往下走萨姆莎一家越是失去了对他们的兴趣。这时迎着三个房客而上的是一个肉店的伙计，头上顶着东西，高傲地循梯而上，已到了房客们的上面。萨姆莎先生和女人们立刻离了栏杆，大家轻松地回到了家里。　　他们决定今天休息和散步，他们今天也理应休息了。这甚至是绝对的需要。他们坐在桌子旁边写着三封信，萨姆莎先生写给经理部，太太写给户主，女儿写给老板，一齐告假。这时候女佣来告诉他们，她要走了，因为她早上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开始，这三个人只是点点头，也没有注意什么。及至女佣仍然一直不走，大家才生气地往上看。“怎么啦？”萨姆莎先生问。女佣站在门里微笑，倘要问个究竟，好像她给这家报了个大喜讯，事情才得以处理。她帽子上一小撮鸡毛向各个方向摇来晃去。萨姆莎先生在她来家帮工的整个期间，对她帽子上的这一小撮鸡毛非常讨厌，萨姆莎太太问：“您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在萨姆莎太太跟前，女佣一般来说还是很自重的。“这个，”女佣回答，她脸上挂着友好的微笑，不能立刻继续说下去。她终于说了：“关于这个，怎样处理隔壁的东西，你们就不必考虑了，已经收拾好了。”格蕾特和母亲俯伏到信纸上好像要继续写信的样子。萨姆莎先生注意到了。女佣正要详细叙述全过程，萨姆莎先生手一伸，坚决要求她不要说下去了。因为不让她说，她就急了，这是她历来的性格，她一幅受气的样子，叫喊道：“再见，各位！”掉头就走。将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她离开了这所房子。　　“晚上就解雇她。”萨姆莎先生说，但她的太太和女儿都没有回答他。萨姆莎先生所以要解雇她，因为他认为，女佣又打扰了他们难得有的宁静。母亲和女儿起身走向窗口，呆在那里彼此抱着，萨姆莎先生坐在沙发上朝她们转动着身子，并且观察了一会儿她们母女二人。然后喊道：“过来，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你们现在得稍为照顾一下我了吧。”两个女人立刻顺着走到他跟前抚慰他，很快将信写完了。然后三个人离开了家，几个月来没有做的事也搁在一边，他们坐电车到城里去。电车里射进了温暖的阳光。他们舒服地靠在座位上谈话。他们的前景，经过仔细推敲，完全不坏，因为三个人都有工作。这是不成问题的，也是有利的，特别对以后是有保障的；目前最能改善状况的办法当然是更换住房，他们要一套较小的、便宜的住房，这住房的地点要更好一些。而且要比格里高找的目前这一套住房更实用。当他们聊天时，萨姆莎夫妇看到他们变得更加活泼的女儿，几乎同时想起她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所受的折磨，两颊变得苍白了，尽管如此，女儿变成了更漂亮和更丰满的姑娘。萨姆莎夫妇由谈话转为沉默，两人的目光相碰，彼此都会意了，他们想到，是为她找一个好对象的时候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他们新梦想的一个印证。当达到目的地的时候，女儿第一个站起来，显现出了她年轻的身材。　　（陆增荣　译）流放岛上一幕　　“这是一架奇特的机器，”军官用带有几分赞赏的目光看着那架自己十分熟悉的机器对科考旅行家说。看来旅行家只是出于礼貌才接受了营地司令官的邀请，来观看对一个因不服从上级、侮辱上级而被判处死刑的士兵执行处决的。整个流放地上对这次处决似乎也没有多大兴趣。反正，在这个四面被光秃秃的山岗隔绝、遍地黄沙、深深的小山坳里，除了旅行家和军官之外就只有这个犯人和一名士兵了。犯人长了一张阔大的嘴巴，头发纷乱、面孔不洁、表情麻木。士兵手里拽着一根沉重的铁链，其下分出几条细点的链子，分别捆在犯人的脚腕、手腕和脖子上，这些小铁链之间又有铁链相连。犯人看起来像只奴性十足的狗，叫人以为可以放开让他在周围山岗上随意乱跑，而临刑前只要打个口哨他就会转回来似的。　　旅行家对这架机器兴趣不大，在军官忙着做最后的检查时，他有点漠不关心地在犯人身后踱来踱去；军官一会儿钻到深深埋入地下的机器的底部，一会又攀着梯子去检查上边的部件。这些本来都是可以让机工干的活，可这位军官，不管他是这架机器的忠实崇拜者也好，还是由于其他原因这种工作无人可派也好，他却干得非常起劲。“现在一切就绪！”他终于喊道，从梯子上爬了下来。他疲惫不堪，张着大口呼吸，还把两条女人用的手绢塞在军服的领口里。“在赤道地区，这种制服实在是太厚了。”旅行家说，却没有像军官所期望的问问机器的事。“那是，”军官说，一边在一个准备好的水桶里洗着他那油污的双手，“可它代表着祖国，我们不想忘记祖国。——不过，现在请您看看这架机器，”他马上接着说，一边用毛巾擦着手，一边指着机器。“到此为止，前边还离不了人去动手，往下都是机器自个儿干了。”旅行家点点头，跟在他的后面。为了留有余地，军官又说：“当然啦，故障还是会有的；虽说我今天不希望出现任何故障，毕竟要对之有所估计。机器要连续运转十二个钟头，就是出点故障，也是些小毛病，立马可以排除。”接着，他从一堆藤椅中抽出一只，递给旅行家，问道：“您坐下吗？”这位不好推辞，就坐了下来。他坐的地方是个坑缘，不经意地朝坑里看了一眼。坑不太深。挖出的土在一边堆成了一堵墙，另一边上就是这架机器。“我不清楚，”军官说，“司令官是不是已经给您解释过这架机器。”旅行家做了一个不置可否的手势，这可正中军官的下怀，因为这下他可以亲自做解说了。“这架机器，”军官握住他依着的连杆说：“是我们前任司令官发明的。一开始实验我就跟着他干，事无巨细，一直到机器搞成，我都参加了。当然了，这个发明的荣誉完全归于他一个人。您听说过我们的前任司令官吗？没有？那么，要是我说整个流放地的建立都是他的杰作，也并不为之过分。我们，他的这些朋友还在他在世时就相信整个流放地已经十分完美，他的继任者脑子里就是有一千套新构想，至少在他死后多年也别想对之有丝毫的改动。我们的预言果然应验了：新任司令员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可惜您没有见过前任司令官！——不过，”军官停了一下说，“我在这儿东扯西扯，却忘了说面前他的这架机器。您看见它有三个部分。随着时间的前进，各个部分都有了通俗的名称。底下的部分叫做‘床’，上边的部分叫‘绘图员’，而中间这个悬浮部件则叫‘耙子’。”“耙子？”旅行家问道，他并没有十分专心地听。阳光热辣辣地洒在这光秃秃的谷地上，人很难把精神集中起来。他觉得军官更加令人敬佩。虽然他身着可以参加阅兵式的军上装，肩上扛着沉甸甸的肩章，身上挂满了绦带，却神采飞扬地讲解着。而且一边说着话，一边拿着一把螺丝刀这儿拧拧，那儿紧紧。那个士兵却和旅行家一样，显得心不在焉。他把锁犯人的铁链绕在新来的律师　　我们这儿新来了一位律师，他是布采法卢斯博士。从他的外表很难看出他曾经是马赛多尼亚的亚历山大的战马，不过要是了解底细，就会发现一二。前不久，在露天台阶上我亲眼目睹到，一个极平凡的法院勤务员以职业赛马迷的眼神吃惊地注视着那律师高抬大腿拾级而上，脚踩得大理石台阶登登作响。　　办公室基本上同意聘用布采法卢斯。人们对他的看法有点离奇，说是因为布采法卢斯在当今社会制度里处境困难，同时也由于他的世界历史价值，所以他无论如何值得帮助。如今——这无可否认——不存在伟大的亚历山大。虽然有些人知道怎么杀人，也不乏越过宴桌用长矛刺中对面的朋友的灵巧；另外，许多人嫌马赛多尼亚大小，所以都咒骂父亲菲利浦。然而，没有人，根本没有人能带领大家到印度去。当年，印度的大门就可望不可及，但是，它的方向却被国王之剑所指明。今天，这些大门的方向已完全不同了，而且变的更宽、更高。没有人指出其方向，许多人虽然握剑在手，但只是为了挥舞挥舞而已，顺着其所指，一片茫然。　　因此，像布采法卢斯那样，一头钻进法典堆里也许的确是最好的办法。他自由自在，像骑士的两腰无拘无束，借着宁静的灯光，远离亚历山大战役的隆隆声，一页一页地翻阅研读着我们古老的典籍。　　（温仁百　译）乡村医生　　我陷于极大的窘境：我必须立刻启程到十里之外的一个村子看望一位重病人，但狂风大雪阻塞了我与他之间的茫茫原野。我有一辆马车，轻便，大轮子，很适合在我们乡间道路上行驶。我穿上皮大衣，提上出诊包，站在院子里准备启程，但是，没有马，马没有啦，我自己的马在昨天严寒的冬夜里劳累过度而死了。我的女佣现在满村子里跑东跑西，想借到一匹马，然而我知道这纯属徒劳。雪越积越厚，行走越来越困难，我茫然地站在那里。这时那姑娘出现在门口，独自一人，摇晃着马灯。当然，有谁在这种时候会借他的马给别人跑这差事？我又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不知所措。我心烦意乱，苦恼不堪，用脚踢了一下那已经多年不用的猪圈的破门。门开了，摆来摆去拍得门枢啪啪直响。一股热气和类似马的气味扑面而来，里面一根绳子上一盏厩灯晃来晃去；低矮的棚圈里有个人蜷曲蹲在那里，脸上睁着一双蓝眼睛。他葡匐着爬过来，问道：“要我套马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弯下腰，想看看这圈里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女佣站在我身旁，说道：“人们都不知道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我们两个都笑了。　　“喂，兄弟！喂，姑娘！”马夫喊着，于是两匹健壮的膘马相拥而现，它们的腿紧贴着身体，漂亮的马头像骆驼一样低垂着，仅靠着躯体运动的力量从与它们差不多大小的门洞里一匹跟着一匹挤了出来，但马上它们都站直了，长长的四肢，浑身散发着热气。“去帮帮他，”我说，听话的女佣便急忙过去给马夫递挽具。可是，不等她走近，马夫就抱住了她，把脸贴向她的脸。她惊叫起来，跑到我身边，脸颊上深深地留下两道红红的牙印。“畜生！”我愤怒地喊道：“你想挨鞭子吗？”但转念又想，他是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而且在大家拒绝我的时候自愿来帮助我。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并不计较我的威胁，只是向我转了一下身体，手里不停地套着马车。“上车吧，”他说。一点不假，一切已准备就绪。我发现这套马车非常漂亮，我还从来没坐过这么漂亮的马车呢。我高兴地上了车，说道：“不过，车我来驾，因为你不认识路。”“那当然，”他说，“我压根就不跟你去，我留在罗莎这里。”“不！”罗莎直喊，然后，预感到无法逃避的厄运的降临，跑进屋里。随后，我听到她拴上门链发出的叮铛响声，又听见锁子被锁上；我看见她还关掉了走廊的灯，又迅速穿过好几个房间，关灭了所有的灯，以使自己不被人找见。“你跟我一起走，”我对马夫说，“否则我不去了，不论怎样急迫。我不能想象为此行而把那姑娘送给你作为代价。”　　“驾！”他吆喝一声，又拍拍手，顿时，马车就像激流之中的木块一样奔出。我听到马夫冲进我家里时屋门震裂的声音，然后，我的眼睛、耳朵以及所有感官只觉得一阵呼啸风驰电掣般掠过，但这瞬间即逝，因为，那病人家的院子就好像紧挨着我家的院门，我已经到达了。马儿静静地站在那儿，雪也不下了，只有月光撒满大地。病人的父母急匆匆迎出来，后面跟着他姐姐。我几乎是被从车里抬出来的。他们七嘴八舌，而我却不知所云。病人房间里空气污浊，令人无法呼吸，废旧的炉子冒着烟。我想推开窗户，但首先我要看看病人。他消瘦、不发烧、不冷、也不热，两眼无神。小伙子没穿衬衣，盖着羽绒被。他坐起身来，抱住我的脖子，对着我的耳朵悄声说道：“医生，让我死吧。”我看了一下四周，发现没人听见这话。病人的父母躬着身子呆站在一旁，等候着我的诊断。他姐姐搬来一把椅子让我放下诊包。我打开包，寻找工具。小伙子不断地从被窝里向我爬过来，提醒我别忘了他的请求。我抓出一把镊子，在烛光下试了试，然后又放回去。“是啊，”我渎神地想：“在这种情况下众神相助，送来了需要的马匹，又因为事情紧迫而送来第二匹，更甚者，还送来了马夫——”这时，我才又想起了罗莎。距她十里之遥，而拉车之马又无法驾驭，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救她，怎样才能把她从马夫身下拉出来呢？现在，那两匹马不知怎么已经松开了缰绳，又不知怎么把窗户从外边顶开了，每匹都把头伸进一扇窗户，不受那家人的干扰，观察着病人。“我要立刻返回去。”我想，好像马儿也在催我动身。但我却任凭他姐姐脱掉我的皮大衣，她以为我热得脑胀。老人给我端来一杯郎姆酒，并拍了拍我的肩膀。献出心爱的东西表明他对我的信任。我摇了摇头，在老人狭隘的思想里我感到不适，仅鉴于此我拒绝喝那酒。他母亲站在床边叫我过去，我走过去，把头贴在小伙子胸口上，他在我潮湿的胡须下颤抖起来。那边，一匹马对着屋顶大声嘶叫。我知道的事已被证实：小伙子是健康的，只不过是有点供血不足，他那忧心忡忡的母亲给他喝了过多的咖啡。然而他却是健康的，最好干脆把他从床上赶下来。我并不是救世主，让他躺着吧。我供职于区上，忠于职守，甚至于过分；我薪俸微薄，但却慷慨大方，乐于帮助穷人，另外，我还要负担罗莎的生活。如此看来，小伙子也许是对的，我也想去死。在这漫长的冬日里，我在这里干什么呀！我的马死了，而且村子里又没人借给我一匹。我得从猪圈里拉出马来，如果不是意外得马，我就要用猪拉车了。事情就是这样。我向这家人点点头。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他们也不会相信的。开个药方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与这些人互相交流沟通，却是件难事。现在，我的探诊也该结束了。人们又一次让我白跑一趟，对此，我已习惯了。这个区的人总是在夜里来按门铃，使我备受折磨。然而这次却还要搭上罗莎。这个漂亮的姑娘，多年来生活在我家里而没有得到我多少关心——这个代价太大了。我必须马上认真考虑一下，以克制自己，不致对这家人发火，虽然他们不管怎样也不会把罗莎还给我。但当我收拾起诊包，把手伸向我的皮大衣时，这家人站在一起，父亲嗅了嗅手里那杯朗姆酒，母亲可能对我深感失望——是啊，大家到底想要什么呢？——她满眼泪水，紧咬嘴唇；他姐姐摆弄着一块血迹斑斑的手帕，于是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承认这小伙子也许真的病了。我向他走过去，他对我微笑着，好像我给他端来了最美味的汤——啊，这时两匹马都叫了起来，这叫声一定是上面所安排，用以帮助我检查病人——而这时我发现：的确，这小伙子是病了。在他身体右侧靠近臀部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马戏团顶层楼座上　　假如是一位体质纤弱，“呼哧”喘气的女马术骑手坐在晃动着的马背上、面对情绪高昂的观众、一连数月毫不间断地让狠心的班头挥动马鞭赶着在马戏场上颠簸奔跑、在马背上呼呼作声、扭动腰肢、频频抛着飞吻；而且，假如这种场面在乐队与风扇那毫不停息的嗡嗡声中，在那气锤似的手掌击出的、此起彼伏的掌声伴随之下一直迈向那不断敞开着的灰色未来——或许就会有一位顶层楼座上的年轻看客穿过楼座顺着长长的楼梯急急向下跑去，冲进马戏场，在那始终力求与场上合拍的乐队的铜号声中大吼这么一声：停！　　因为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是一位肤色白皙、面颊红润的漂亮女士在那充满自豪感的拉幕员为她打开的幕布之间飞速而出；由于全神贯注地捕捉她的眼神的团长像动物一样迎着她呼着粗气；把她小心翼翼地扶上灰斑白马，就像是在送自己最钟爱的孙女登上前途莫测的旅程；下不了决心举起鞭子；又终于狠下心，“叭、叭”地发出了信号；大张着嘴巴，跟在马旁边跑着；一双眼睛紧盯着女骑手做各种跳跃动作；又无法理解她的艺术技巧；操着英语呼叫着试图对她发出警告；怒气冲冲地提醒手持藤圈的搭档们要千万留心；在女骑手做三连空翻前，大张着双手招呼乐队停奏；最后把小美人从颠策的马背上扶下来，吻着她的双颊，不歇气地接受着观众的敬意；当女骑手本人由团长扶着、高高地立起脚尖，在扬起的灰尘包绕之下，仰起小巧的头颅、大张起双臂，邀马戏团全体人员与她分享自己的幸福的时候——因为场上实况如此，顶层楼座上的这位看客便将脸往护栏上一搁，如同沉浸在一场沉重的梦境之中，在全体演员登场谢幕之际不知不觉地哭了起来。　　（萧培生　译）往事一页　　看样子，保卫祖国的时候许多事情被忽视了，至今，我们也没有予以认真思考，而只是忙于各自的事情。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令我们十分担忧。　　在皇宫前的广场上，我开了一家鞋店。这天清晨，我刚打开店门，就看见所有通向这里的巷口都被武装人员占领了，而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士兵，显而易见，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长驱直入进入京城，这里可是远离边境啊。不论怎样，他们依然来了，而且，看样子人数会与日俱增。　　由于习性所致，他们讨厌房屋。他们磨刀削箭，练习骑术，忙个不停，把这块平时宁静的、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清洁的广场弄成了一个真正的马厩。我们曾几次试图冲出店门，想至少把那些令人恶心的垃圾清理掉。但后来这尝试越来越少，因为这不仅徒劳无益，而且还给我们带来野马坚蹄或者蛮人利鞭的危胁。　　与游牧民进行交谈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语言他们不懂，他们又没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互相交流如同野鸟。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设施，他们既不理解，也待之漠然。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手势语言，他们也表示反对。哪怕你下巴错位，手腕脱臼，他们也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而且也永远不会明白。他们经常做出鬼脸，眼白翻出，口吐白沫，但他们这样既不想表达什么，也不想吓唬谁，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习性如此。他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你不能说他们使用暴力。遇到他们干什么，大家都退避一旁，任其自便。　　从我的库存中他们也拿走了一些好东西，但我不能有所怨言，因为我看见其他人的遭遇，比如对面的肉铺老板，他刚一进货就被游牧民一抢而空，吞食下肚。他们的马也吃肉，经常看到骑士躺在马的旁边，与马同食一块肉，各啃一头。肉铺老板恐惧万分，而且不敢停止供肉。我们理解他的处境，募集了一些钱来援助他。如果游牧民吃不到肉，天晓得他们会想到干什么；而又有谁知道，即使每天给他们肉吃，他们又会想到干什么啊。　　后来，肉铺老板想，他至少可以省去宰杀的辛苦，于是就在早晨送来了一头活牛。他千万再不能这么干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我趴在店铺后面的地板上，把所有的衣服、被子和褥垫一古脑儿捂在身上，只是为了听不到那牛的惨叫声，游牧民从四面八方扑到牛身上，抢着用牙齿从它温暖的身上撕下一块肉吃。等一切早已平静以后，我才大着胆子走出来。只见他们就像酒桶旁边的醉鬼一样躺在牛的残骸旁边。　　恰在这时，我相信我看见了国王本人站在皇宫的一扇窗户边。平常他从不到这外间来，而总是深居内院，但这次至少我相信他站在窗户边，低头看着自己皇宫前发生的这一幕惨剧。　　“事情将会怎样呢？”大家你问我，我问你，“这种重负和折磨我们还要忍受多久呢？惹来了游牧民，但却没有办法将他们退去。宫门仍旧紧闭着，以往那些总是盛气凌人地进出皇宫的卫兵这时却被锁在铁窗之中。于是，我们这些工匠和商人就肩负了拯救祖国的使命，然而这样的使命我们却担负不起。我们也从来没有夸过口，说自己有这般能力。这是一场误会，而我们却要毁于这场误会。　　（温仁百　译）法律门前　　在法律门前，站着一个门卫。一个农村来的男人走上去请求进入法律之门。但是门卫说，现在还不能允许他进去。那男人想了想，问是否以后可以进去。门卫说：“那倒有可能，但现在不行。”看到法律之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而且门卫也走到一边去了，于是那男人弯下腰，想看看门内的世界。这一切被门卫看见了，就笑着说：“如果它那么吸引你，那你倒是试试冲破我的禁锢进去呀，但是请记住，我很强大，而且我只是最小的一个门卫。每道门都有门卫，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大，那第三个门卫就连我也不敢看他一眼。”困难如此之大是那农村男人始料未及的，他以为法律之门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敞开的，但是现在当他仔细观察了那穿着皮大衣的门卫，看见他那尖尖的鼻子、黑而稀疏的鞑靼式的长胡子，就决定还是等下去为好，直到获准进去为止。那门卫递给他一只小板凳，让他在门旁边坐下。他坐在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了很多尝试想进去，并不厌其烦地请求门卫放行。门卫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又问他家乡的情况以及许多事情。他这样不痛不痒地提问着，俨然一个大人物似的，而最后却总是说还不能允许他进去。那男人为这次旅行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他用一切值钱的东西来贿赂门卫。门卫虽然接受了所有贿赂，但却说：“我接受礼物只是为了使你不致产生失去了什么的错觉。”多年过去了，这期间，那男人几乎是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门卫，他忘记了其他门卫的存在，似乎这第一个门卫是他进入法律之门的唯一障碍。他咒骂这倒霉的遭遇。开始几年，他的举止还无所顾忌，说话嗓门高大，后来日渐衰老，就只有咕咕哝哝、自言自语了。他变得很幼稚，由于长年观察门卫，所以连他皮衣领子上的跳蚤也熟识了，于是他也请求它们帮忙，以改变门卫的态度。最后他目光黯淡，搞不清楚是四周真的一片黑暗呢，还是他的眼睛出了毛病。不过他现在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丝亮光，它顽强地透过法律之门照射出来。现在他命在旦夕，临死之前，过去的所有经历在他的脑海里聚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至今还没有向门卫提出。他示意门卫过来，因为他身体僵硬，已经不能站起来。两个人身高的变化使那男人相形见绌，矮了一截，所以门卫必须深深地弯下腰，然后问道：“现在你究竟还想知道什么？”又说：“你太贪得无厌。”那男人说，“大家不是都想了解法律是什么吗？为什么多年以来除了我再无别人要求进入法律之门？”门卫发现那男人已行将就木，为了能触动他失灵的听觉器官，就吼叫着对他说，“其实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从这里进去，因为此门只为你一人所开。现在我要关门走人了。”　　（温仁百　译）亚洲胡狼与阿拉伯人　　我们宿营在一块绿洲上，旅伴们都睡了。一个阿拉伯人，他高高的个子，白白的皮肤，从我身旁走过去。他刚安顿好骆驼，正向睡铺走去。　　我仰面躺在草丛中，总想睡觉，却又睡不着。远处，一只亚洲胡狼在哀嚎。我又重新坐起来。刚才还很遥远的东西，现在一下子近在眼前。一群胡狼向我涌来，它们眼睛一闪一闪地放出黯淡的金光，细长的身躯，像是在鞭子的指挥下有规律地、灵活地运动着。　　其中一只从背后挤过来钻在我的臂下，跟我紧紧地贴在一起，好像它需要我身体的热量，然后走到我面前，几乎贴着脸面对我说道：“我是这一带最老的亚洲胡狼，很幸运还能在此向你问好。我几乎已经气馁了，因为很久很久以来我们都在期盼着你，我母亲等待过你，她的母亲以及母亲的母亲以至全部亚洲胡狼的母亲都等待过你。请相信这一点。”“这使我感到吃惊。”我说，同时却忘记点燃那堆木柴，用它的烟可以吓退胡狼。“听到这些我感到十分吃惊。我来自遥远的北方这只是巧合，现在做短暂旅行。胡狼们，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好像是受到我那似乎过分友好的答话的鼓舞，它们更紧地围在我身边，都短促地喘着气。　　“我们知道，”那只最老的开始说，“你来自北方，这正是我们的希望所在，那里有理解，而这在此地的阿拉伯人中间是无法觅到的。他们冷漠傲慢，毫无理解可言，这你也知道。他们戕害动物以为食，而对于腐烂的动物尸体则不屑一顾。”　　“说话声音别这么大，”我说，“阿拉伯人就睡在附近。”　　“你真是个外地人，”那亚洲胡狼说，“否则你该知道，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胡狼害怕阿拉伯人的事。难道要我们惧怕他们吗？我们被下逐与这样的民族为伍，这难道还不够倒霉吗？”　　“可能，有可能，”我说，“但对于与我毫不相干的事情，我不敢妄做评论。这好像是一场由来已久的争吵，它已经与双双的血液融为一体，因此，也许只有血流尽了，矛盾才能解除。”　　“你太聪明了，”那个老胡狼说。所有胡狼呼吸更加急促，尽管一动不动地站着，胸脯却起伏不断。一股苦苦的、有时只有紧咬牙关才能忍受的气味从它们张开的嘴中涌出。“你真是太聪明了，你所说的正符合我们的古训。那么，我们就喝了他们的血来结束这场争吵。”　　“哎！”我异常地惊叫道，“他们会保卫自己，他们会用他们的火枪把你们成群成群地杀死。”“你误解了我们，”它说，“看来这种人在北方高地也是有的。我们是不会杀死他们的，况且尼罗河水也不够清洗我们身上的血迹。只要看一眼他们活着的躯体我们就会跑开，跑到干净的空气里，跑到沙漠里去，那儿因此就成了我们的家。”　　这期间，从远处又跑来许多胡狼。所有的胡狼都把头低下来夹在两腿之间，用爪子擦洗着，似乎要掩藏一种厌恶的心情，这厌恶狰狞可怖，我恨不得一纵身逃出它们的包围圈。　　“那么你们想干什么？”我问道，并试图站起来，然而我不能，因为两只小胡狼在身后紧紧地咬住了我的外衣和衬衣，我只好继续坐着。“它们咬着你们的衣襟呢，这是尊敬的表示。”那老胡狼认真地解释道。“它们应该放开我！”我吼道，一会儿对着那老狼，一会儿又对着那两个小狼。“它们自然会放开的，如果你这样要求的话。但是需要稍等片刻，因为按照习俗它们咬的很深，必须慢慢地才能松开牙齿。利用这点时间，请你听听我们的请求吧。”“你们的做法并未怎么使我动心。”我说。“我们再不要这样因为行为笨拙而互相报复。”它说，第一次以其自然的声调哀求道：“我辈乃是可怜的动物，无论好事情还是坏事情，我们都只能使用这副牙齿。”“你究竟想要什么？”我问道，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先生啊，”它叫道，同时其他胡狼都嚎叫起来，远远地听起来好像一首曲子。“先生啊，你可要来结束这场使世界分裂为二的争吵啊！你正是我们祖先所描述的那位肩负这使命的人。我们一定要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和平，我们一定要得到可呼吸的空气以及未受阿拉伯人玷污的环顾一切的视野，我们不要听到羊遭到阿拉伯人屠杀时的悲哀鸣叫。所有动物的死都应该是平平静静的。我们要毫无干扰地喝尽它们的血，吃尽它们的肉。我们只要纯洁无瑕，除此而外，别无所求。”——这时，所有的胡狼都抽噎地哭起来——“为什么这世界上只有你还能忍受这种事？你灵魂高贵，内脏甜美。他们的白衣服肮脏不堪，他们的黑衣服污秽至极，他们的胡须狰狞可怖，看一眼他们的眼角令人作呕，他们抬起胳膊时，腋窝里肮脏得如同地狱。因此，先生啊，因此，尊贵的先生啊，请用你万能的双手，请用你万能的双手拿这把剪刀剪断他们的喉咙吧！”随着它的头猛地一转，走过来一只胡狼，用尖牙叼着一把满是老锈的小剪刀。　　“这把剪刀终于出现了，那么事情可以结束了！”我们旅队的阿拉伯向导喊道。他迎风悄悄地摸到了我们跟前，现在正挥舞着他那巨大的鞭子。　　胡狼们顿时作鸟兽散，但在不远处又停住了。这么一大群动物紧挨着呆呆地蹲在一起，看起来像一条窄窄的栅栏，被鬼火包围着。　　“先生，你现在也耳闻目睹了这出表演，”那阿拉伯人说，他愉快地笑着，但不失其民族的矜持。“你现在知道了这些动物想要什么吗？”我问。“当然，先生，”他说，“这个妇孺皆知。只要有阿拉伯人存在，这把剪刀就会在沙漠上游曳，跟踪我们直到天边。它们会把这把剪刀交给每一个欧洲人去完成这一重大的使命，而每个欧洲人都可能是它们的合适人选。一种荒谬的企图附着于这些动物身上，它们是笨蛋，十足的笨蛋。因此，我们喜欢它们，它们是我们的爱犬，比你们的要好。看着吧，一头骆驼在夜里死了，我叫人把它弄来。”　　四个人把一具沉重的尸体抬到我们面前，扔到地上。不等它落地，胡狼们就叫了起来。每只都好像被绳索牵着一样顺从地、时断时续地爬过来。它们完全忘记了阿拉伯人的存在，忘记了仇恨，那具散发着浓浓的气味的尸体使它们着了魔，忘记了一切。一只已经抱住了死骆驼的脖子，一口就咬住了动脉血管。像一台疯狂的小水泵不顾一切而又无望地想扑灭一场大火一样，它浑身每一块肌肉都被扯动、都在抽搐。转眼间，所有的胡狼扑过去，像座小山一样压在那具尸体上，干起了同样的事情。　　这时，那向导挥起坚利的鞭子，左右开弓，用力向它们抽打过去。它们抬起头，似醉似昏，看见阿拉伯人站在面前，这才感觉到嘴被鞭子抽打的疼痛。于是后跳一步，又向后跑了一段距离。但是那骆驼的血已经流得满地都是，还蒸发着热气，躯体已被撕开了好几个大口子。它们抵挡不住这诱惑，又扑上去。那向导又举起了鞭子，这次，我抓住了他的胳臂。　　“你是对的，先生，”他说，“让它们继续它们的营生吧，而且，我们也该出发了。你已经看到它们了，奇怪的动物，不是吗？它们是多么恨我们呀！”　　（温仁百　译）视察矿井的先生们　　今天，一流的工程师们来到我们井下。矿上头儿们下达了一项任务：铺设新坑道。他们此番就是为此进行一些最基本的测量工作。他们看起来是多么的年轻和有个性呵！他们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自我发展，年纪轻轻就已经无拘无束地表现出鲜明的个性。　　其中第一位，头发乌黑，充满活力，双眼观察着一切。　　第二位拿着笔记本，边走边记。他这儿观察观察，那儿比较比较，再记录下来。　　第三位则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衣服绷得紧紧的，走起路来身子挺得笔直，保持着一种尊严，只是不时地咬咬嘴唇，暴露出一个急躁的、不受压制的年轻人形象。　　接下来的这个小伙子不知给第三个解释着什么，而后者似乎并没有请他这么做。他个子比较矮小，紧跟着人家后面跑来跑去。他总是把食指举在空中，像是喋喋不休地向那人报告着这里所看到的一切。　　不要任何人相陪的这第五位看上去级别最高，时而在前，时而在后，其他人都根据他而调整着自己的步伐。他脸色苍白，身体虚弱，过度的操劳使他眼窝深陷。他思考问题时，经常用手按着额头。　　第六位和第七位走路时微微弯着腰，头贴着头，手挽着手，亲密地交谈着。倘若这里不是我们的煤矿，倘若不是在我们工作所在的深深的坑道里，人们可能会以为这对瘦骨嶙峋、未留胡须、大鼻头的先生是年轻的神职人员呢。其中一个笑的时候总是像猫一样呼噜呼噜的；另一个也是微微带笑的，说着什么，并用另一只闲着的手做着相应的手势。这两位先生对他们的职位肯定抱有无限的把握，他们虽说年轻，但肯定已经为煤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他们才可以在这种场合、在如此重要的时候，又当着上司的面，只于自己的事情，或者至少是与眼下工作不相干的事，而且还这样毫无顾忌。莫不是他们在欢声笑语、漫不经心之中已经仔细地看到了所有重要的东西？对于这样的先生，可不敢信口雌黄。　　但是另一方面又确实毫无疑问的是，第八个人对工作特别投入，其程度胜过上面两位，甚至胜过其他所有人的总和。所有的东西他都要摸一摸，并用一把小锤敲一敲。他不时地把这把小锤从口袋里拿出来，又装进去。时而，他又不惜弄脏那身漂亮的衣服而跪在脏兮兮的地上，敲敲地面，然后又一边走一边敲敲墙壁或头顶上的坑道顶。有一次他躺在地上，久久地一动也不动，我们以为发生了意外，但后来他灵巧的身体轻轻一跳，又站了起来。原来他又完成了一项检查。我们自以为熟悉我们的煤矿以及矿石，但这位工程师以这种态度在这里不断地研究的东西，却是我们十分陌生的。　　第九个人推着一辆童车，里面装着测量仪器。这些仪器特别昂贵，被深深地放在柔软的海绵里。推车这活本来应让勤杂工去干，但又不放心，所以必须由一位工程师来做。大家也看到了，他很乐意。可能他年纪最小，也许对仪器还一窍不通，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因此，时常险些连车带人撞在墙上。　　不过，另一个工程师不离左右地跟着车子，阻止险情的发生。这人显而易见很精通这些仪器，似乎是保管员，车子一边走的时候，他不时地取出仪器的一个部件，瞧一瞧、松一松或紧一紧螺丝，摇晃摇晃、敲打敲打，又贴在耳朵上仔细听听，最后，当车停下来的时候，再把那从远处几乎看不清楚的小物件小心翼翼地放回车里。这个工程师多少有点嗜权，不过都只是受仪器的驱使。一个无声的手势，我们就得在距小车十米之遥的时候给它让开道，尽管有时就根本无道可让。　　在这两位先生的后面，跟着一个无所事事的勤杂工。就像工程师们具备渊博的知识一样，理所当然，他们也早已摈弃了一切傲慢。然而，这个勤杂工似乎反而傲气十足，他一只手倒背在后，另一只手抚摸着制服上的镀金纽扣或者精制的帕子，还不时左右点点头，好像我们给他打了招呼而他在回答我们，或者好像他接受了我们的问候，但由于高高在上，无法一一回复。我们当然并没有问候他。不过，看看他那神气，就不能不相信：给煤矿头头们当勤务员一定很了不起。在他身后我们笑了起来，然而即使响了一声炸雷他也不会转一下身，结果弄得我们不知道该不该尊敬他。　　今天没干什么活，干扰太大。这样的考察使任何工作的念头化为乌有。这些人消失在黑暗的试用坑道里，其情景令人神往，但不等到他们返回来，我们就该下班了。　　（温仁百　译）钦差　　你，孤单单的一个可怜的仆人，渺小的影子在皇帝这轮太阳前被甩出老远。所谓的皇帝病入膏盲，从病榻上特意给你传来一个旨意。他让钦差跪在榻前，对着耳朵悄声传授了圣旨。这是一道对皇帝来说至关重要的圣旨，所以，他让钦差对着他的耳朵复述一遍，然后点点头，示意一字不差。所有挡道的屋墙都已被拆除，在硕大无际的台阶上，帝国的大臣们恭立于周围，当着这些探望圣上龙体者的面，皇帝打发钦差上路。钦差随即出发了。他身体健壮，从不知疲倦，两只胳膊交替着拨开人群，开出一条道路。如遇抵抗，他就亮出胸前的太阳标志，于是便畅通无阻，其势无可比拟。然而人群如海，漫无边际，房屋也一望无边。若是遇到一块空地，他巴不得想飞起来，紧接着你可能就听到他的双拳在猛打你的家门。然事非如此。他虽然不停地左冲右突，却怎么也冲不出内宫房屋的包围。他也决不会冲破它们的包围，即便冲出去，也徒劳无获。他必须冲下台阶，而即使成功，也将一无所获。还得穿越那些庭院，庭院之后又有二道皇宫包围，然后复又台阶、庭院以及皇宫，如此以往，以至千年。纵使冲出最后一道门槛——此乃妄想，永不可及——还有皇城横挡于眼前，它乃世界之中心，沉渣堆积如山。没有谁能够越过这个地方，更不用说一个带着死人旨意的人。——然而，你却凝坐窗前，在暮色中梦想着那道圣旨的降临。　　（温仁百　译）家父之忧　　有些人说，odradek这个词源自斯拉夫语，他们试图以此为根据来论证该词的结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源于德语，而斯拉夫语对它只是有些影响。两种观点皆是莫明其妙，无不令人觉得它们确实无一为是，尤其因为不能用其中任何一种给该词定义。　　如果的确不存在一种叫做odradek的东西，那么自然也就不会有人去做这样的研究。它初看上去像一枚低矮的星状的纱芯，而事实上其表面好像就是被纱线裹盖着，不过那只是一些残断破旧、互相连接而又乱作一团的各色各样的线段。然而它又不只是一根线芯，从星的中间横突出一根小棒，在其右侧还有一根。这后一根小棒在一侧，而星的一束光芒在另一侧，可以像两条腿一样使整个尤物站立起来。　　人们试图相信，这东西以前会因为某种目的而具备一定的形状，而现在只是被打碎了。但这似乎又不大合乎情理，至少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如此，也没有这方面的痕迹或裂缝。整个东西显得荒诞离奇，但却自成一体。再具体就不好说了，因为odradek特别灵活，无法捉拿。　　它居无定所，或屋顶，或楼梯间，或人行道，或走廊。有时又几个月见不到它，或许迁居到别人家里去了，但是，过后它一定又返回到我家里来。有时，如果人走出屋门，而它又恰巧靠在下面楼梯的扶手上，人们就想跟它说说话，当然人们不会给它提出复杂的问题，它娇小可人，所以人们对待它就像对待一个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人们问它。“oadradek”它说。“那你住哪里？”“飘乎不定，”它说，并且笑了，那笑就像嘴里没有舌头发出的笑，听起来类似纸张落下时发出的唰唰声。一般情况下，交谈就此结束。另外，就是这样的回答也不是总能得到，因为它经常闭口无言，默不作声，如同一块和它相似的木头。　　我徒劳地问自己，它将来会怎样呢？它会死吗？大凡会死的，生前都有一定的目标，有一定的事情去做，并因此而操劳致死。o－drade不是这样。那么它将来会拖着纱线在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的脚下再滚下楼梯吗？很显然，它并不伤害别人，然而，一想到它会比我活得长久，我就痛苦不堪。　　（温仁百　译）十一个儿子　　我有十一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丑陋不堪，但做事认真，头脑聪颖。尽管如此，我不大看重他，虽然我像爱其他儿子一样爱他。在我看来，他思维方式太简单，目不左右，也不眺望远方。他总跳不出他那狭隘的思维模式，换句话讲，他总是在那狭隘的思维圈子里绕来绕去。　　老二长相漂亮，身材修长，体格标准。他击剑的姿势令人心醉神迷。他也很聪明，而且经验还很丰富。他见多识广，因此就是对于家乡的一草一木、自然风光，他都显得比那些呆在家里、足不出户的人更为熟悉、更为亲切。然而这一优势肯定不仅仅、更谈不上主要归功于经常外出旅游，更多地是因为这孩子具有独一无二、别人无法模仿的本领，比如每个想模仿他那连续翻滚、炉火纯青的跳水动作的人都很欣赏他这一特点。模仿者最多走到跳板尽头，然后便勇气丧尽、兴趣全无，再也跳不下去，而是一屁股坐在地上，举一举双臂，表示抱歉。尽管如此，我与他的关系也并非毫无阴影、无可挑剔（对于这样的孩子我本应该感到满意）。他左眼略小于右眼，而且还老是眨巴着。当然这只是个小小的缺陷，这甚至使他的脸比没有它看起来更为帅气。比之于他非常孤僻的性格，再没有人责备那只小眨巴眼了。我这个做父亲的却要这样做，当然并非这个身体上的缺陷令我感到痛苦，问题在于他精神上某种与此相应的小小的怪异、某种深入他血液的怪毒、某种使他身上那只有我才能看到的禀赋无法充分发挥的无能。但是另一方面，正是这点却使他成为我真正的儿子，因为他这个缺陷又是我们全家的缺陷，只是在他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已。　　第三个儿子也很漂亮，但这却不是我所喜欢的那种漂亮，那是歌唱家的漂亮：弯弯的嘴唇、扑朔迷离的眼神，脑袋必需一块帷幕衬托才能显出其美，他胸脯挺得老高，双手频繁地举起来又放下，两条腿软弱无力、忸怩造作。另外他五音不全，只能迷惑一时而令行家全神贯注，转眼便又无声无息。尽管一般情况下我按耐不住想炫耀这个儿子，但我更喜欢将他深藏不露。他自己也无意抛头露面，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了解自己的缺陷，而是因为他清白无辜。他也深感与时代格格不入，虽然身为我家里的一员，但却属于另一个对他来讲永远失去了的家。他经常百无聊赖、无精打采，怎么也提不起神来。　　我的第四个儿子可能比其他几个为人更为随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时代产儿，人人都理解他。他站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人人都想给他点头致意。也许是这种普遍的赞许，使他的性格有点放荡不羁，行为无拘无束，言论随便、无所顾忌。他的某些话语人们百说不厌、津津乐道，但仅仅是某些，因为总的来说，他又失之于过分随便。他就像一个人，下跳动作优美动人，像燕子一样在天空中飞翔，最后却在荒漠之中可悲地了却残生。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这种思想使我看都不想再看他一眼。　　第五个儿子善良、可爱，凡是许诺的他就不折不扣地兑现。他微不足道，以致于人们站在他身边却感到孤独一人似的。可是他倒也赢得了一些声望。如果有人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则无言以对。也许清白无辜最能冲破世间万物的喧闹，脱颖而出，而他恰恰是清白无辜的，或许太无辜了。对每个人他都友好相待，或许太友好了。我承认，如果人们在我面前夸赞他，我会感到很不舒服。这说明，如果表扬像我儿子这样毫无疑问值得表扬的人，那么表扬也未免太容易了。　　我的第六个儿子看来比其他几个性情忧郁，至少第一印象如此。他整天垂头丧气，却又絮絮叨叨、废话连篇，因此，人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他才好。如果处于劣势，那么他就会陷入无尽的悲伤之中，无法解脱；处于优势时，他又喋喋不休，以此来保持这种优势。不过我并不否认他具有某种忘我的激情。天气晴朗时，他苦思冥想，犹入梦境。他并没有病——相反，他健康状况极佳——但有时，尤其在早晨，他感到阵阵眩晕，可是无需帮助，他也不会跌倒。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他身体发育情况引起的，就他的年龄而言，他个子太高了，这使他整体看来不很漂亮，尽管某些部位特别美，比如手和脚。另外，他的前额也不漂亮，皮肤和骨架都有些干瘪。　　与其他儿子相比，我更喜欢老七。人们不懂得去赞誉他，不理解他那与众不同的幽默感。我并没有过分夸他，我知道他微不足道。假若世界不是唯独犯了不赏识他的错误，那么它就仍然完美无缺。在家里，我不能没有这个孩子，他既带来不安，又带来对传统观念的敬畏，而且至少在我的感觉里，他把两者融合为一个无懈可击的整体，然而他自己却不大懂得怎样去利用这个整体。他虽然不会使未来的车轮转动起来，然而他的这一天赋却是如此令人鼓舞，如此充满希望，我希望他子孙满堂，代代相传。可惜这一愿望看来无法实现。他勇敢地面对周围的议论，表现出悠然自得，对此我虽能理解，但却不喜欢。他倒是怀着这种自我满足的心情独来独往，对姑娘不屑一顾，尽管如此，却从没有心情不愉快的时候。　　我的第八个儿子叫我头痛，但我说不出为什么。他像个生人似的看着我，而我却觉得自己身为其父，与他亲密无间、密不可分。岁月治愈了许多创伤，以前只要想到他，我都会不寒而栗。他走自己的路，断绝了与我的所有联系，而且，他头脑固执永不回头，身体矮小而健壮，肯定会闯遍所有他所喜欢的地方，（只是年轻时双腿很弱，但现在可能已经长好了。）我经常很想叫他回来，问问他究竟怎么啦，问问他为什么如此地疏远父亲，以及他到底想要什么。但是现在，他已发展成这个样子，这么多时间都已经过去，就只好这样了。我听说，他是我的儿子中唯一蓄着大胡子的人，这对于一个如此矮小的人当然并不美观。　　我第九个儿子风度翩翩，天生一双对女人甜甜蜜蜜的眼睛。有时甚至能把我迷住，虽然我知道，这不凡的风采用一块湿海绵就足可以抹去。但这小子的不寻常之处是他压根没有诱惑人的意图。一辈子仰卧在沙发上，目光盯着天花板，他会感到心满意足；或者，闭目养神更是美妙。每当进入这样的美妙境界时，他便话匣大开，而且，高雅不俗，用词简练，直观明了。不过话题仅限于狭小的范围，而他又不可避免地要越出这范围的限制，一旦超越，话语便空洞无味。但是，如果人们还有一线希望觉得能被他那睡意浓浓的目光注意到，就会示意他就此打住。　　我第十个儿子不诚实。我不想完全否认这一缺点，也不想完全承认。可以肯定，谁要是看见他带着超越他的年龄的威严神态走过来，看见他穿着礼服，纽扣总是扣得紧紧的，戴着一顶陈旧而过分仔细地擦洗过的黑礼帽，看见他面孔呆板微微凸出的下巴，眼皮沉甸甸地耷拉在眼睛上，有时伸出两个手指摸摸嘴唇——如果谁看见他这样，就一定会想，这是个极其伪善之徒。但是，让我们听听他怎样说话吧！他讲话明白易懂、措辞谨慎、言简意赅，回答问题尖刻而生动；他能够惊人、自然得体、愉快地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这种相融的本领往往能使人引颈抬头，洗耳恭听。许多人自以为聪明过人，又因此觉得他的外表令人恶心，但却为他的言辞所深深地吸引。然而现在又有一些人不去理会他的外表，但却觉得他的话语伪善不堪。我作为父亲不想在此取此舍彼。但我必须承认，第二类评论者比第一类评论者无论怎么讲更值得重视。　　我的第十一个儿子弱不禁风，恐怕在我的儿子中最为体弱。然而他的弱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有时候他表现得很坚强果断。不过，即使在这种时候他的体弱也是某种带有根本性的东西。这并不是令人羞愧的弱点，而只是某种在这个世界上表现为弱点的东西。难道像类似起飞状态这种事不算弱点吗？它可是一种摇曳不定、摆动不止的状态呀。我的儿子正是类似这样。这些特点当然不能令父亲高兴，它们显而易见是企图毁掉这个家。有时，他看着我好像要对我说：“我要带上你，父亲。”然后我想：“你是我最不相信的一个人。”他的目光好像又说：“那么我权且当你最不相信的人吧。”　　这就是那十一个儿子。　　（温仁百　译）兄弟谋杀案　　已经证实，凶杀案是这样发生的：　　凶手名叫施马尔。在一个月光明亮的晚上大约十点钟的时候，他来到那个街头拐弯的地方。而被害者韦泽从他办公室所在的巷子里回到他住的那条巷子就要经过这个拐角。　　夜里，寒风凛冽，但施马尔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蓝衣服，上面外套的扣子敞开着。他不感到寒冷，还不停地走来走去，手里明目张胆地紧握着一把半是刺刀、半是菜刀的凶器。月光下，刀光闪闪，可是施马尔仍嫌不够，于是，用刀在路砖上砍了几下，使它冒出火花。可能又后悔这样做，为了弥补过错，他把刀子在靴子底上来回像琴弓一样擦了擦，发出噌噌的响声，同时，他单腿立地，躬身向前，一边听着刀子擦在靴子上的声音，一边仔细听了听那命运攸关的侧巷里的动静。　　在附近三楼上，普里瓦特·帕拉斯站在他家窗口目睹了这一切。他怎么能够容忍这些呢？请研究一下人类的本性吧！他衣领竖了起来，肥胖的身体上，睡衣系着腰带。他一边摇着头，一边观看下边的动静。　　与他相隔五栋房子的斜对面，韦泽太太在睡衣上又披了件狐皮大衣，在急切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他今天怎么这样磨磨蹭蹭。　　韦泽办公室的门铃终于响了，传向天空的声音之大简直不像是门铃在响，整个城市都能听到。听到铃响，韦泽这个夜间工作狂走出房间。不过，在这条街道上还看不到他，只是钟声告诉人们他的到来。紧接着，路上便响起他那慢悠悠的脚步声。　　帕拉斯把身子往前倾了倾，他不想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韦泽太太听到钟声放下心来，于是啪的一声关上窗户。而施马尔跪在地上，这时他身体再没有其他裸露的部位，所以，把脸和双手帖在石头上。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而施马尔周身灼热。　　正好在巷与巷相交的地方，韦泽站着不动了，只把拐杖伸进了这条巷子里面。这时他来了兴致，夜里深蓝色和金黄色的天空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出神地仰望着，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不知不觉地稍稍掀起帽子，摸了摸头发，脑子里压根没有去想自己下一刻命运的吉凶，一切依旧荒唐可笑、令人费解。韦泽继续向前走去，这本来非常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施马尔的刀子。　　“韦泽！”施马尔吼道。他抬起脚跟，高举起胳膊，将刀子猛扎下去。“韦泽，朱丽叶白白地等待着你！”然后，他向韦泽刺了过去，左一刀刺进脖子，右一刀刺进脖子，第三刀深深地捅进了肚子。韦泽像水鼪被撕开了身体一样发出一声惨叫。　　“成功啦！”施马尔说，那把刀子随即也就变成了无用的血淋淋的累赘。于是，他把刀子扔到紧挨着的房前。“杀人真是快活！别人的血在流淌，这使人感到轻松，受到鼓舞。韦泽，你这个老夜游子、老朋友、酒鬼，你还是消失到这街道黑暗的地里去吧！为什么你不是一个装满血液的气球，让我坐到你身上？这样你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并不是一切都令人满意，并不是所有的美梦都能成真。你沉甸甸的尸体躺在这里，一动也不动。你这样无声地提问究竟是为什么？”　　帕拉斯满腔怒火，站在他家大开的双扇门前，“施马尔！施马尔！一切我都看到了，每一个细节我都看到了。”帕拉斯和施马尔互相审视着，帕拉斯感到心满意足，而施马尔仍然百思不得其解。　　韦泽太太吓得脸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她急奔过来，身后跟着一大群人。狐皮大衣敞开了，她向韦泽身上扑去，将整个身躯压在他身上。她贴身穿着睡衣，众人只看到那狐皮大衣像坟墓上的草皮一样覆盖在韦泽夫妇身上。　　施马尔脸被按在警察的肩膀上，强忍着最后的痛苦，被毫不费力地带走了。　　（温仁百　译）梦　　约瑟夫·k做了一个梦。　　那天天气很好，k想去散散步，可当他刚刚迈出两步，就已经到了墓地。　　那里有几条蜿蜒曲折的路，看起来若隐若现，扑朔迷离。他就在其中的一条路上急速地滑行，犹如在湍急的水流上稳当地漂浮。远远地，他就已经注意到了一座新的坟丘，并且想在那儿停留片刻。这座坟丘好像对他有种特别的诱惑力，他想以最快的速度靠近它。可是，偶尔他几乎又看不见那座坟丘了，因为有一些旗帜挡住了它。那些旗帜舞动着，相互用力撞击着，虽然看不见旗手，但那里似乎还充满了欢呼声。　　当他将目光再次投向远处时，突然看到刚才的那座坟丘就在他身边的路旁，几乎就在他身后。他急忙跳进草丛，但脚下的道路在继续飞奔，他左右摇晃着，几乎把握不定，然后正好跪倒在刚才的那座坟丘前。坟丘的后面站着两个男人，他们正举起墓碑，几乎没等到k出现，就把这块墓碑深深地戳进了泥土里，于是，墓碑便像被紧砌了似的稳稳地立在那里。这时，从灌木丛中立刻走出第三个男人，k一眼就认出他是一个艺术家。那人只穿了一条裤子和一件没有扣好扣子的衬衫，头上戴着一顶金丝绒帽，手里握着一只普通铅笔，在靠近坟丘的时候，他在空中画着图形。　　艺术家拿着他的笔开始在墓碑上写字，墓碑很高，他根本不用弯腰，但是得将身子前倾，因为这座他不愿践踏的坟丘，正好将他与墓碑隔开。于是，他踮起脚，左手撑着碑面，右手做了一个特别熟练的动作，这支普通的铅笔便在墓碑上写出这样一行金字：“这里安息着——”。每一个字都是那么清晰、漂亮、入木三分、而且是纯金的。当他写完这几个字之后，回头看了看k，而k这时正焦急地等着看碑文下面的内容，他根本没有注意那男人，只是盯着墓碑。果然那男人又开始继续写，但不知出了什么故障，他无法再写下去。于是他放下笔，又一次转向k。这时，k也正看着艺术家，他发现艺术家的神情中满是窘迫与尴尬，令人莫名其妙。此时，先前所有的活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k也因此陷入了窘境之中。他们互相交换着目光，是那样的无助和无奈。有一种讨厌的误解将他们无情地隔开，谁也无法解除。墓地教堂的小钟也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艺术家挥动了一下举起的手臂，钟声就停了下来，然而片刻之后，它又开始响起来了。这次声音很小，而且没有人制止，自己就立刻中断了，好像只是想检验一下它的声音是否跟从前一样。k对艺术家的这种处境感到难过，他开始哭泣，长时间地用手捂着嘴呜咽着，抽泣着。艺术家等待着，直到k渐渐平静下来，他才决定继续往下写。因为他只能继续写下去，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他写下一小笔，这对k来说是一种解脱，然而，艺术家好像极不情愿地才把这一笔完成，字体已不那么秀丽，而且也失去了金光，变得苍白无力，模糊不清，只是无把握地延伸着，但是字母却很大，这是一个字母“j”。刚刚写完它，艺术家就暴怒地伸出一只脚向坟丘跺去，跺得周围的土不断地向上飞扬。　　终于，k明白了他，然而想要求得艺术家的原谅却已经晚了。艺术家用十指挖着泥土，泥土似乎很顺从。一切像是准备好了似的，一层薄薄的泥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挖开表土，立即出现了一个墙壁陡峭的巨大墓穴。这时，k感到有一股轻柔的气流从背后推动着他，随即便坠入墓穴中。当地被无底的深渊吞噬的一瞬，他还直着后脑勺呢。这时，他的名字带着显赫的装饰被刻在了石碑上。　　他欣喜若狂，然后，他醒了。　　（王敏　译）致某科学院的报告　　尊贵的科学院的先生们：　　承蒙诸位盛情厚爱，邀请我向贵院写一份我所经历过的猿猴生活的报告，我深感荣幸。　　然而，遗憾的是我恐怕难于满足先生们的要求。我告别猿猴生涯已近五个年头。这一段经历在时间的长河中仿佛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我仍感到，时光真的流逝起来却是极其漫长。诚然，我生活中不乏好人、忠告、喝彩和音乐的伴随，但是总的说来我还是孤独的，因为所有的伴随者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都远远地停留在铁栅前。倘若我当初死死抱住我的本族不放，执拗于少年时期的回忆，那么我如今绝不会成绩辉煌。“力克固执”正是我始终不渝的最高信条，虽然我是只自由猿猴，却心甘情愿受此羁绊，如此一来，对旧时的记忆也日渐模糊。只要人类许可，我原本可以跨过苍天造就于大地之间的门槛，重新返归本族之旅，然而这扇大门却随着我受到鞭策而产生的进步和发展变得日益狭窄低矮，而我倒觉得生活在人类的世界里更加惬意舒畅。跟随我身后的那股昔日岁月的狂风愈来愈弱，如今它只是轻拂我脚踵的微风了。远处的“洞穴”——那是狂风和造就我的地方——已变得如此狭小，即使我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回去，在重新穿越它时也非得掉一层皮不可。老实说——尽管我也喜欢选用委婉的表达方式——老实说，尊贵的先生们，你们过去的猿类生涯（如果诸位有此经历的话）和你们现在之间的距离不见得就比我与我的本族之间的距离大多少。要说在脚跟上搔痒的癖好，那么地球上的生物莫不如此，不论是小小的黑猩猩还是伟大的阿契里斯。　　然而从最狭义上讲，我似乎可以给诸位一个答复，我甚至乐而为之。我所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握手。握手意味着坦率、诚恳。今天，正值我生涯发展高峰之际，我乐意坦然地谈谈那第一次握手的情形。其实，我要讲的事情对贵院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自然会远离诸位的要求。我纵然有意也实难表达。虽然如此我还是能大致说明，一只昔日的猿猴需要经过什么途径才能步入人类世界并取得安身立命之道。倘若我今天仍不自信，我的地位在文明世界的大舞台上尚未得以巩固，那么我是绝然不会陈述以下细节烦劳诸位倾听的。　　我的祖籍在黄金海岸。至于捕捉到我的全部过程我都是后来听人说的。那是一天傍晚，我们一群猿猴到河边饮水，当时哈根贝克公司的一个狩猎队恰好埋伏在岸边的丛林里——顺便说一句，后来我和公司的头儿一起喝过许多瓶红葡萄酒——他们开枪了，我是唯一被击中的猿猴，身中两弹。　　第一枪打在我的面颊上，伤虽不重，但留下了一大块不生毛发的红疤。从此我得到了一个令我恶心、与我毫不相称、而且也只有猿猴才想得出的“红彼得”的外号，好像我与那只被驯服了的猿猴彼得唯一的区别就仅在这块红疤上似的。捎带提一下，猿猴彼得在远近还有点小名气，他不久前才死去。　　第二枪打在臀部下方，这伤可不轻，时至今日，我走路仍有点瘸。不久前我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它出自某位轻率地对我横加挑剔者的手笔，这样的人何止成千上万。文章说我还没有完全克服猿的本性，证据是我有客人时，总喜欢脱下裤子让人看子弹是怎样穿进去的，真该打断写这种文章的家伙的手指头。至于我，只要乐意，我当然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脱下裤子。人们除了能看到整齐干净的皮毛外就是——在这儿我们为了某种目的而选用一个不会被误解的词——那颗罪恶的子弹留下的伤疤。一切坦然磊落，一切无需隐瞒。当真实是说明一切的万能时，任何一位明智之士定会摒弃所有文雅的举止。反之，假如那位作者先生胆敢在客人面前脱下裤子，那可就大失体统了。他不这么做我以为是理智之举。既然如此，我请这位先生不必“体贴入微”地干涉我自己的事！　　我中弹醒来后，才发现自己被关在哈根贝克公司轮船中舱的一只笼子里。我就是从这时开始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回忆。那只笼子固定在一只箱子上，三面是铁栅，第四面就是箱子。笼子又低又窄，我既难站立又难坐卧，只有弯着不住颤抖的双膝半蹲在那里。大概是我当时不愿见任何人，只想呆在黑暗处的缘故，我总是面对着箱子，这样一来，笼子的铁栅都戳进了我后背的皮肉里。人们认为在捉到野兽的初期用这种方法囚禁它们是可取的。我通过体会也无法否认，这一囚禁方法以人类之见确实卓有成效。　　可当时我不这么想。我生平第一次没有了出路，至少往前走行不通。直对着我的是那只箱子，一根根木条连在一起，虽然木条之间有缝隙，我发现它的时候还狂喜地叫了一声，可那缝子细得连尾巴都塞不进去，就是用尽猿猴的气力也无法将缝隙扩大弄宽。　　据说我当时安静极了，人们因此断定，要么我会马上死去，要么日后训练起来很顺手，而问题是我能否成功地度过最初的危险期。我活了过来，闷声闷气地啜泣，痛苦不堪地找捉跳蚤，无力地在一只椰子上舐来舔去，用脑袋撞击木箱，见到有人靠近我就朝他吐吐舌头，这就是我新生活开始的全部内容。然而，随之而来的只有一种感觉：没有出路。当然，我今天只能用正常人的语言描绘我当时作为猿猴的感受，因此难免出现差错，但是即使我如今再也达不到昔日猿猴的“境界”，那么我刚才追述的事情至少不是瞎编乱造，这一点敬请诸位深信不疑。　　这以前，我是多么的神通广大，可现在却是穷途末路，寸步难行。假如就是把我钉死在某个地方，我行动的自由或许比现在还要大些。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你扯开脚趾间的肉找不到答案，就是背顶铁栅几乎被勒成两半仍寻不到原因。我走投无路，但一定要为自己开辟一条生路，否则就没有活下去的希望，老是贴着笼壁我非送命不可。可是哈根贝克公司认为，笼壁本来就是猿猴呆的地方。那么，我只得向猿猴生涯告别了。一个清晰而又美妙的念头就这样在我的肚子里油然升起，因为猿猴是用肚皮思想的。　　我担心人们不理解我所说的出路是什么意思，其实我用的是它最基本最完整的含义。我有意不用“自由”这个词，我指的并非是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的感觉，作为猿猴我领略过此种感觉。我也结识了一群渴望获得这种感觉的人。但是就我本身而言，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从不对自由有任何奢望。顺便提一下：人类用自由招摇撞骗似乎太多了一点。正如自由被视为最崇高的情感之一，其相应的失望也变得最崇高。我在马戏班子虽登台演出之前经常看到两个艺人在屋顶下的秋千上作空中飞人表演，他们摆动着身体飘来荡去，时而跃向空中，时而扑向对方的怀里，一个用牙咬住另一个的头发，我直纳闷：“如此炫耀自己而不顾他人的运动居然也称得上是人类的自由？”这真是对神圣大自然莫大的嘲讽！猿猴若是看到这种表演肯定会哄堂大笑，戏园子不被笑塌才怪哩。　　不，我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出路，左边或右边，随便什么方向都成。我别无他求，哪怕这出路只是自我蒙骗，我的要求极低，蒙骗不至于太惨。向前，继续向前！决不能抬着胳膊贴在一块木箱板前一动不动！　　今天我算明白了，若不是内心极度镇静我是无论如何逃脱不了的。我能有今天确实要归功于我船上头几天的镇静，而我得以镇静的功劳应当属于船上的人们。　　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些好人。时至今日我仍乐意回想起他们那曾经在我半梦幻状态中萦回的沉重的脚步声。他们习惯慢腾腾地做事，有人想揉眼睛，他的手抬得很慢，好像那手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他们的玩笑很粗鲁，但很开心，他们的笑声里混杂着让人听着害怕实际上却并无恶意的咳嗽。他们习惯吐唾沫，至于吐到什么地方是无所谓的。他们总是抱怨，说我把跳蚤传给了他们，但是从不因此真生我的气，因为他们知道我的皮毛里很容易生跳蚤，而跳蚤总是要跳的，他们大度地宽容了我的“不是”。空闲时有些人围成半圆坐在我的面前，他们话很少，彼此间咕噜几声，伸展四肢躺在大柜子上抽烟斗。只要我有纹丝小动，他们就拍打膝盖。时而还有人拿根小棍给我搔痒。假如今天有人邀请我再乘此船游弋一番，我一定会拒绝，但是我也可以肯定地说，那条船的中舱留给我的回忆并非完全可憎可厌。　　我在这些人当中获得的平静打消了我逃跑的念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似乎也预感到，要活下去就一定要找到一条出路，但出路绝不是靠逃跑能够获得。现在我仍说不上来，当时逃跑是否真的可能，但我想是可能的，逃跑对于一个猿猴来说总是办得到的。今天我用牙咬一般硬果都得小心翼翼，可那会儿我稍用时间准能把门锁咬开。可我没那么做，就算成功了，结果又能怎样呢？可能还不待我探出脑袋就又会被人捉住，关进一个情况更加恶劣的笼子里；我或许能悄悄地跑向其他动物，比如说我对面的巨蟒，然后在它的“拥抱中”死去；或者我会成功地溜上甲板，蹦出船舷，跳进水里，那么我只能在茫茫大海中晃动片刻即葬身海底。这纯粹是绝望的愚蠢举动。当时，我可不会像人类那样精细算计，但在环境影响下，我的一举一动仿佛都是深思熟虑所驱使。　　我虽然没有精打细算，但却把一切都观察得清清楚楚。我眼看着这些人走来走去，老是那些面孔，动作千篇一律，我经常感到，他们不是一个群体，而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或者说是这群人不受约束，不受干扰地来回走动。一个宏传的目标朦朦胧胧地在我脑海里升起，没有人向我许诺过，只要我变得和他们一样，笼子的栅栏就能拆掉。显然，这类不着边的许愿不会出现。如果梦想果然得以成真，那么事后人们会发现，曾经梦寐以求的结果竞和早先的许愿不谋而合。现在，这些人本身对我已失去了吸引力，假如我真的是前面提及的自由的信徒，那么我的出路就是遵循这些人阴郁目光的暗示而投身浩瀚的海洋。不管怎么说，我想到这些事情之前就已把他们观察得很细，正是大量观察的结果才使我踏上特定之路。　　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些人模仿得维妙维肖，没几天我就学会了吐唾沫，然后我们就互相往脸上吐，所不同的是我事后把自己的脸舔得一干二净，而他们却不这样做。很快我就成了抽烟袋锅的老手，每当我用大姆指压压烟袋锅时，整个中舱就响起一片欢呼声。不过，空烟袋锅和装满烟丝的烟袋锅的区别我迟迟弄不明白。　　最恼火的当属学喝烧酒，那玩意儿的气味真叫我难受，我强迫自己使出浑身解数，用了好几个星期才总算过了这一关。说来也怪，人们对我内心的斗争格外重视，甚至超过了其他方面。我凭自己的记忆很难把他们的模样辨别清楚，但有一位不分白天晚上老是到我这儿来，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和同伴一起。他总是带着一瓶烧酒在我面前摆好架势开导我，他对我大惑不解，要解开我身上的谜。他慢慢地打开瓶塞，然后瞧着我，看我是否明白他的意思。我总是狂热而又聚精会神地望着他，我敢说，地球上没有一个老师有过像我这样的学生。打开瓶塞后，他把酒瓶举到嘴边，我紧盯着他直到喉咙，他点点头，表示对我满意，把瓶口放到唇边。我为自己逐渐开窍而欣喜若狂，一边狂呼乱叫，一边浑身上下乱挠一通。他高兴了，举起酒瓶喝了一口。我急不可待，甚至近似疯狂地想竭力效仿，忙乱中在笼子里弄了自己一身尿臊，这一举动又使他快活地开怀大笑。随后他伸直拿着酒瓶的胳膊，又猛一下举了起来，用一种夸张的教训人的姿势向后一仰，一口气把酒喝了个精光。我被不可抑制的激情折腾得疲惫不堪，有气无力地斜靠在铁栅上再也无法学下去了。而他呢，摸摸肚皮笑了笑，从而结束了全套理论课程。　　随后，实践开始了。我不是已经被理论调弄得精疲力尽了吗？是的，确实太累了，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尽我所能抓起了递到我眼前的酒瓶子，颤颤悠悠打开瓶塞，成功的喜悦又给我注入了新的力量。我举起酒瓶，和老师的动作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把它放到嘴边，然后厌恶地、极其厌恶地把它扔到地上，尽管酒瓶是空的，只有一股酒气往上翻。这使我老师伤心，更使我自己难过之极，虽然我在扔掉酒瓶后还没有忘记用最优美的姿势笑着摸摸肚皮，但这也未能给师徒俩带来好心绪。　　我的训练课往往就是这样宣告结束。我尊敬老师，他并不生我的气，只是有时他把点着了的烟斗塞进我够不着的皮毛某处，以致于那儿都起了烟火，随后他又用慈爱的大手把火压灭。他的确没有生气，因为他晓得，我们共同在为根除我的猿猴本性而不懈斗争，特别对我，更是任重道远。　　有一天晚上，大概是什么节庆日，留声机里传来阵阵歌声，一个当官的在人群中来回踱着步子，我趁人没注意，抄起一只人们无意中放在铁笼子跟前的烧酒瓶子。这当儿，人们的目光已颇有兴趣地集中到我身上，我在众目之下老练地打开瓶塞，毫不犹豫地把酒瓶举到唇边，眉不皱、嘴不歪，瞪大眼珠，放开喉咙，活像一个喝酒老手，一股脑儿把一瓶酒喝了个底朝天。这一举动对于老师和我来说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胜利啊！紧接着，我就像个艺术家，而不再是绝望者把酒瓶一扔。这回我虽说忘了摸肚子，却干了件更漂亮的事情，由于力量的推动，意志的轰鸣，我竟用人的声音清脆而又准确地喊了一声“哈罗！”就是这声呼喊使我跃进了人类的行列，随之也招来了人类的回复，“听啊，他说话了！”我顿时感到，这回声像一个亲吻霎时传遍我大汗淋漓的身体。　　我再重复一遍，模仿人类对我来说并无吸引力，我模仿他们的目的只是寻找一条出路而已。就说刚刚取得的胜利也并无太大进展，紧接着我人的嗓音又失灵了，几个月之后才恢复。我从此对烧酒的厌恶感越发强烈，然而，我的方向却从此确定。　　当我在汉堡被送到第一个驯兽人手里的时候，我很快就意识到，有两种可能摆在我的面前：要么进动物园，要么进马戏团。我毫不迟疑地告诉自己，要全力以赴进马戏团，这就是出路。动物园只不过是一个新的铁笼子，一旦进入，便失去一切。　　先生们，我在拼命地学啊！人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在想寻找出路的时候才玩命地学习。学习要不惜代价，要用鞭子督促自己，即使有些小的不到之处也要撕心裂肺。猿猴的天性滚动着离我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的第一个老师自己却险些变成了猿猴，他不得不放下教鞭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好在不久他就出院了。　　可我累垮了很多老师，有几个甚至是同时被撂倒的。我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公众目睹着我的进步，我的前途一片光明。这时我就自己聘请老师，把他们安排在五间相通的房间里，我穿梭于各个房间同时听他们讲课。　　我的进步一发不可收拾！知识的光芒从四面八方照进我开化的大脑。我不否认我感到了幸福，我也敢说，我并没有把自己看得太高，当时没有，现在更不会有，我付出了世人所没有过的努力才使我获得了欧洲人具有的一般文化水平。这件事本身似乎不足挂齿，但又有些不同寻常，因为正是它帮助我走出铁笼，为我开辟了人生之路。德语有句俗语叫做“溜之大吉”，这俗话说得太精彩了，我恰恰是这么做的。在无法选择自由的情况下我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回眸我走过的道路和迄今达到的目标时，我既无抱怨又无得意。双手插进裤子口袋里，桌子上放着葡萄酒，我半躺半坐在摇椅中目视窗外。来访者光临，我照章接待。我的代理人守在外屋的接待室里，我一按铃，他便进来听候吩咐。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演出，我的成就简直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当我深更半夜从宴会、学术团体、或是愉快的聚会回到家里时，总有一只半驯化的小母猩猩在等着我，我又如猿猴一般在她身边获得舒心的快乐。白天我可不愿见她，因为从她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半驯化野兽特有的不知所措的凶光，这只有我才看得出来，对此我无法忍受。　　总的说来，我达到了我想要达到的目标。我所付出的努力不能说是不值得。此外，我不想叫人去作某种评判，我只想传播知识，我仅仅是作了个报告，对您们，尊贵的科学院的先生们也只能如此回复。　　（贾一诚　译）苦难的开始　　众所周知，在马戏场舞台上飞来荡去的空中飞人技艺是所有技艺中人们最难掌握的一门。只要空中飞人在马戏班子里谋生，他总是这样设计自己的生活；昼夜呆在高挂在空中的秋千架上，起先是为了追求技艺的完美，后来则是出于专横的习惯。他的一切生活需求（顺便提一下，都是些微不足道的需求）是由底下轮班的勤杂人员满足的。他们守在秋千下，不停地把上边所需的东西用特制的容器递上拉下。空中飞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给周围的环境并未带来特别的困难，只是对其它节目在演出期间有点干扰。尽管他在别人演出时静静地呆着，却还是由于高空秋千架上无处藏身而不时招来观众的目光。然而马戏团的头儿们都能原谅他，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不可替代的艺术家。大家当然也看得出来，空中飞人如此生活并非不怀好意，而是使自己始终处于训练状态。只有这样，他才能使自己的技艺尽善尽美。　　另外，呆在高空秋千架上也有益于健康。当温暖季节来临，打开拱顶四周的窗子，阳光连同新鲜空气强烈地射进暮气沉沉的剧场，这时，呆在秋千上面甚至感觉很美。当然，这种生活方式限制了空中飞人与人们的交往。只是有时某位同事顺着绳梯爬上来，那么他俩就坐在高空秋千架上，一左一右靠在秋千绳子上聊起天来；或者某个时候建筑工人上来修理房顶，他们通过敞开的窗子和他闲谈几句；再者就是消防队员在检查顶层楼座的应急照明设备时毕恭毕敬地朝他喊上几句模糊不清的话。除此之外，他周围寂静冷清。偶尔，某个职员下午时分误进了空荡荡的马戏场，凝视着视线几乎不可及的高空，看着他练习技能或者休息，然而空中飞人却不知道有人在观察自己。　　假如没有那些不可避免的东奔西跑的巡回演出，那么空中飞人似乎就可以这样不受干扰地生活，而旅行恰恰是空中飞人最讨厌的事。演出经理不惜操劳，尽量为他排除一切多余的延长他痛苦的因素：在市内他们开着赛车，在夜里或一大清早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以最快的速度行驶。尽管如此，空中飞人还是觉得速度太慢。在火车里，他们包了整节车厢，让空中飞人在行李网架上度过行车时间。虽然行李网架作为他平常生活方式的代用品难免有些寒酸，但它毕竟也算是一件凑合的东西。在下一个演出地点，高空秋千在空中飞人到来之前早已在马戏场里准备就绪，通往马戏场的所有大门全部敞开，各条通道畅通无阻。当空中飞人脚踏绳梯，眨眼功夫终于又出现在高空秋千上时，这对于演出经理来说总是他一生中最为赏心悦目的时刻。　　虽然一连串的此类旅行都使得经理获得满足，但是每一次新的旅行又给他带来痛苦，因为一次次旅行（撇开别的不谈）对空中飞人的神经系统无疑都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　　就这样，他们又一次一块儿上路了。空中飞人躺在行李网架上进入了梦乡，经理靠在对面的窗脚埋头看书。过了一会儿，空中飞人开始和他低声说话，经理马上凑过来听候吩咐。空中飞人咬着嘴唇说，迄今为止他只有一副高空秋千，为了他的空中飞人运动，他现在一定要有两副高空秋千，两副秋千要相互对应。经理立即表示同意。但是空中飞人却又说，从现在起，他绝对不在一架高空秋千上作空中飞人表演，他那股劲儿似乎想表示，经理在这里的赞同毫无意义，倒有点抗议的味道。他一想到说不定还会发生在一架秋千上表演的事就感到浑身发抖。经理犹豫片刻，仔细看了看他，又一次表示了他百分之百的赞同，两副秋千确实要比一副好得多。此外，这种新颖设计的优越性在于它会使演出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时，空中飞人突然哭了起来。经理大吃一惊，一跃而起，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空中飞人沉默不语。经理站在座位上，抚摸空中飞人并且把脸贴在他的面颊上，以致于自己的脸也被泪水弄得湿淋淋的。经理问了半天，又说了一大堆奉承的话，这时，空中飞人才啜泣地说：“手里只有一根秋千棒子——我这样怎么能生活呢？”经理于是松了口气，他安慰空中飞人说，等到了前面一站，他马上给下一个演出地拍电报。接着，他不停地自责，自己怎么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让空中飞人只在一副秋千上表演呢？他感谢空中飞人，极力赞扬他终于指出了自己的错误。这样一来，经理成功地使空中飞人逐渐平静下来了，他又坐回到那个角落。然而自己却不得安宁，他的目光越过书本上端，忧心忡忡地悄然注视着空中飞人。如果这些念头开始折磨他，它们会有朝一日完全消失吗？它们难道不会变得越发强烈吗？它们对空中飞人的生存不会构成威胁吗？就像看到他现在停止哭泣，表面平静的睡眠一样，经理确信将会看到，最初的皱纹已经开始在空中飞人孩子般光滑的额头上烙下印记。　　（贾一诚　译）小女人　　有一个小女人，天生一副苗条的身材，可她还是把自己的胸束得很紧。我看见她总是穿着同一条连衣裙，布料颜色灰不灰，黄不黄，有几分木头的颜色，连衣裙上挂着几个缨穗或扣子形状、颜色相同的装饰物。她总是不戴帽子，那失去光泽的金发光滑整齐而又很蓬松地披在肩上。虽然她紧束着胸，可她的动作还是轻盈敏捷，自然，她夸张了这种灵活性，爱把双手叉在腰间，然后上身猛地一下转向侧面。如果要我描述她的手给我的印象的话，那么我只能说，我还从未见过这么一双细嫩修长、手指界线如此分明的手，然而，她的手绝对没有任何可供人体研究的奇特之处，这完全是一双平平常常的手。　　这个小女人对我特别不满，老是对我有所指责，总觉得我待她不公，时时处处惹她生气。假如人们能把生命划分成若干个最细小的部分并对它们分别加以评判，那么，我生命的每个细小部分对她都意味着烦恼和不快。我常想，她为什么感到我在气她，可能是因为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同她的美感、正义意识、传统习惯以及她的期望格格不入。世上人们本来就存在着相互对立的本能，可是她究竟为什么要受此痛苦？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由于我而使她痛苦的关系，她本该认定，视我为一个陌路人，其实我本来就是。我对于她的决定不但不会反对，反而会双手赞同，她只需做出决定，忘掉我的存在。过去，我从未强迫她接受我的存在，而且今后也不会这样做，这样一来，一切痛苦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我会全然不考虑个人得失，也不会计较她的所做所为。自然也使我难受，我不在乎这些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不快与她的痛苦相比不足挂齿，况且我当然清楚，这不是爱的痛苦。她绝对没有兴趣促使我变好，而同时她指责我的所有不是也不会影响我的进步。可是，我的进步同她又没有关系，她关心的只是她自己的利益，只想着为我给她带来的痛苦复仇和阻止今后威胁她的痛苦。有一次，我试图向她暗示，如何才能以最好的方法结束这没完没了的烦恼，可是恰恰这使得她陷入感情冲动，以致于我打消了再试一试的念头。　　我当然（如果人们要这样想）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因为即使这个小女人对于我来说十分陌生，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唯一关系就是我给她造成的烦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让我造成的烦恼，但是，如果她的健康也由于这些烦恼而受到损害，我似乎不该漠然置之。时而有消息传到我耳朵里（近来越来越多），说她早晨起来又一次脸色苍白，失眠过度，头痛难忍，几乎丧失了工作能力，她的家人为此焦虑不安，大家不断猜测她身体不好的原因，可是至今仍不得而知。原因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就是旧的烦恼和新的不快。我当然不会替她的家人分忧。她坚韧刚强，谁有能耐生气，谁大概也就能克服生气带来的后果。我甚至怀疑，她表现的痛苦是在装模作样，至少部分如此，想以此方式引起世人对我的怀疑。坦率地说，她自豪的是我如何以我的存在折磨她。以我之见，她不会向他人求援，这样，她会感到是对自己莫大的耻辱。她只是出于厌恶——一种持续不断的、永久驱动她的厌恶同我打着交道。把这种不体面的事情向公众说清道明，她感到害臊；但是对此完全沉默，置身于永无休止的压力之下，她又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她以女人们特有的机灵试图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她默不作声，只是想通过一种悄然痛苦的表情把事情推向公众法庭。或许她甚至期望，如果公众把全部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这样就能引起社会对我的公愤，而社会将会用它巨大的威慑手段对我又快又狠地做出最终判决，这种判决比起她那微不足道的个人烦恼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后，她将“收兵回营”，大松一口气，对我置之不理，她若是真这么想，那她可就搞错了。公众不会接受她所扮演的角色，即使大家用最大倍数的放大镜，从我身上也找不出可以无休止指责的毛病，我不是她所想象的那种无用之辈，我无意炫耀自己，更不想在这件事情上自吹自擂。假如我不是有特殊用途的大好人，那么我也不会引人注目。只有在她看来，在她那双眼白几乎泛光的眼睛里我才是个窝囊废，她不能说服任何人去相信她那一套。那么，我能在这一点上无动于衷吗？不，当然不能！因为说不定这事哪天确实被张扬出去，说她得病是我的行为所致，另外，几个传播消息最起劲的“密探”正准备洞察一切，或者他们起码会装腔作势，似乎她们已经明察秋毫。这时世人就会来质问我，为什么我本性难移地折磨这个小女人，我是否存心要置她于死地，我何时才能获得理智和常人的同情心从而停止我的所作所为？如果世人这样问我，我将很难回答，我难道能说，我并不大相信她真的得病，这样说会不会给人造成一种开脱罪责、怪罪他人的坏印象呢？并且以如此不巧妙的方式？另外，我似乎可以完全坦率地说，我就是没有同情心（就算我相信她的确有病），因为这个女人我从来就不认识，而且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由她制造的，仅仅是她的一厢情愿。我不想说，人们会不相信我的话，确切地说，人们又信又不信，他们还根本顾不上考虑这些事情，而只感兴趣于我的答复——有关一个体弱患病女人的答复。这样一来，似乎对我稍有不利。这时无论我怎样回答，世人的无能将顽固地妨碍我在某种情况下，比如我在目前所处的情况下，要避免和那个女人之间存在爱情关系的嫌疑，尽管这种关系显而易见压根就没有。假如我们之间存在爱情关系，而且还是由于我产生的，那么，我的确会佩服这个小女人判断事物的非凡能力以及进一步完成此事的契而不舍的精神；再假使其上述优点没有增加我的苦恼，那我就更会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她身上绝对没有一丝对我友好的迹象，在这一点上她是诚实可信的，在此也寄托着我最后的希望。假如要人相信我们之间有爱情关系是她的战略计划，那么她就会难于自控地放手去做这件事，可她一次也没有做。但是，在这方面过于迟钝的公众将固执己见，始终作出指责我的决定。　　看来，我能做的事只能是趁着世人尚未插手此事时尽量改变自己，我虽然做不到彻底去掉她的烦恼（这绝不可能），但我想设法减轻她的烦恼。我确实常常自问，是否我的现状使我如此心满意足，以致于我根本不想去改变它；假如我自己不作努力，是否没有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某种改变。我想改变自己，并不是觉得自己有改变的必要，而只是为了使这个女人能够平静下来，我真诚地作过这种尝试，并不是轻轻松松、漫不经心，这甚至使我满足，几乎叫我开心。随后，某些改变出现了，而且很明显，我无需提醒她注意这些改变，这类东西她发现得比我还要早，她能觉察到我骨子里的意思。然而，我的努力是徒劳的。怎么可能见效呢？现在我算看清楚了，她对我的不满是根深蒂固的，任何东西也不能消除这种不满，就是我死了她的不满也不会平息，甚至她听到我自杀的消息后仍会盛怒不已。现在，我不可想象，她——这个感觉敏锐的女人——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真正意识到她努力的无望、我的无辜以及我甚至尽了最大心愿满足她要求的无能。她一定意识到了这些，但是作为斗志旺盛的人，她把一切都忘记在斗争的狂热之中。我可悲的特性（天生如此，我无法选择）就在于我想对失去感情控制的人低声提醒他们注意，我们以这种方式自然永远也不会取得相互理解。每当我在一大早的幸福时刻迈出家门时，总会看到这张由于我而愁眉苦脸的面孔，她闷闷不乐地撅着嘴，用一种审视的、而且在考试之前就能看出结果的目光瞟我一眼，即使任何最容易消失的东西也逃不过这一瞥，她姑娘般的面颊上带着苦涩的微笑，一双控诉的眼睛仰望天空，为了稳住身子，她双手叉向腰部，紧接着，在暴怒中脸色变得苍白，浑身开始颤抖。　　前不久，我第一次向一个好朋友暗示了这件事（连我自己对此也颇感惊讶），只是轻描淡写，随便说说而已，为了向外界表明这件事情对我微不足道，我一字未提自己苦恼的真情，然而不同寻常的是，这位朋友并未敷衍了事地一听了之，他甚至还从自己的角度强调了这件事的重要性，说得极其认真并且坚持自己的看法；而更为不同寻常的是，他尽管如此却还是在重要的一点上低估了这件事本身，因为他郑重其事地建议我外出旅行。他的建议比任何一种建议都更缺乏理智。事情虽然简单，每一个接近它的人都能认清，但是，它们也并不是简单地能够通过我的离开而全部、或者哪怕是最重要的部分得到解决。恰恰相反，我不能离开。我若要实施任何一项计划，那么这项计划无论如何要将这件事情保留在截至目前狭小的、外界尚未介入的范围之内，这项计划能使我无论在哪里都得到安宁，阻止发生大的、由于这件事而引起的惊动视听的变化，它当然也包括我不向任何人谈论此事。可是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它是什么阴险的密谋，而是因为它是一件纯粹属于个人并且毕竟容易承受的小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应该继续存在。从这层意义上讲，那位朋友的忠告并非无益，他虽然没有教授给我新的东西，但却坚定了我的基本看法。　　仔细思考不难看出，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变化并不是事情本身的变化，而是我对事情认识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认识一部分变得更为冷静，更具有男人的自信与理智，更接近事物的本质；而另一部分则表现为在某种程度上的焦躁不安，这是由于持续不断的情绪波动的影响，虽然这种波动相当微弱，但还是无法克服。　　我在这件事情面前将更加镇定，因为我相信某种裁决还不会到来，尽管有时让人感到它似乎就在眼前。人们往往喜欢过高估计各种裁决降临的速度，年轻人尤其如此。每当我的小女法官被我的目光弄得虚弱不堪，斜坐在安乐椅上，一只手抓着安乐椅的靠背，另一只手摆弄着她的紧身胸衣，愤怒和绝望的泪水布满面颊时，我就总想，现在是裁决到来的时候了，我会马上被唤“出庭”，为自己辩护。可是，没有裁决，也没有辩护。女人们太容易受到刺激，而世人却没有时间去注意这一切，这些年来究竟都发生了什么事？除了时多时少重复这些事情外一无所有，并且这类事情越来越多。有些人只要能找到机会总是爱在这类事情周围游来荡去，乐于参与，可是他们什么机会也找不到，至今只是依赖于嗅觉，嗅觉虽然足够使它们的占有者忙来忙去，却没有其它用途，可是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总有那么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和无所事事之辈以狡猾之极的方式（他们最爱用的手段是通过亲属）为他们凑近他人的事情辩解，他们总是暗中窥探，满鼻子里全是嗅觉，然而结果只是一无所获。但是所不同的是，我渐渐认清了他们，能辨别他们的面孔。以前我认为，他们逐渐从各处聚到一起，事态的规模会扩大，从而使得裁决自然产生；今天我才得知，一切历来就已存在，同裁决的到来很少相关或根本无关。至于裁决，我为什么要给它取上这么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倘若有朝一日——绝对不是明天、后天，或许永远也不会——公众介入此事（其实这件事跟他们并不相干，我一直会这么说），那么，我虽然不会免受伤害地脱离诉讼，但是人们肯定也会注意到，我并不是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一向生活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充满自信并且赢得了信任。鉴于此，我顺便提一下，这个事后出现的痛苦的小女人充其量只能在别人的奖状上添上几个蹩脚的词藻，而我则会被公众视为奖状上值得人们尊敬的一员；或者某个不同于我的人早会把这个小女人看作是一个专爱纠缠别人的讨厌女人，并且用他的皮靴把这个女人踩得粉碎，而这在公众当中也不会引起反响。这就是事态的现状，我没有理由感到不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有点心神不定起来，但是这种现象和事情本身没有关系。长期折磨别人使自己难以忍受，即使自己知道她如此生气毫无根据。我变得更加焦躁，开始在一定程度上用躯体窥视等待裁决，尽管从理智上我不相信裁决会到来。部分说来，这也是衰老的征兆，青年人把一切都装扮得漂亮美丽，丑陋的东西消失在他们无穷力量的源泉之中。可能某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曾有过窥视等待的目光，而他对此不以为然，没有人发现这种目光，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察觉。然而，岁月流逝，留给老人的仅仅是部分残余，每一部分都很必要，每一部分都不会更新并处在人们的监视之下，一个走向衰老的男人的窥视等待的目光才是真正的清晰可辨、容易被人发现的窥视等待的目光。然而即使如此，这也并不是真正的事态的恶化。　　无论我从任何角度观察，事物的现象总是如此，虽然我用手对这件小事遮遮掩掩，但是我也要始终如一、不受外界干扰地继续我现在的生活，任凭女人狂怒和咆哮。　　（贾一诚　译）饥饿艺术家　　饥饿表演近几十年来明显地被冷落了。早些时候，大家饶有兴致地自发举办这类大型表演，收入也还不错。可是今天，这些都已毫无可能。那时的情形同现在相比确实大相径庭。当时，全城的人都在为饥饿表演忙忙碌碌，观众与日俱增，人人都渴望每天至少观看一次饥饿艺术家的表演。临近表演后期，不少人买了长期票，天天坐在小铁笼子跟前，就是晚上，观众也络绎不绝。为了看得不失效果，人们举着火把。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就把笼子挪到露天，这样做是为了孩子，他们对饥饿艺术家有着特殊的兴趣。大人们看主要是图个消遣、赶赶时髦，可孩子们却截然不同，他们看到这位身穿黑色紧身服、脸色苍白、瘦骨嶙峋的饥饿艺术家时神情紧张，目瞪口呆，为了壮胆，他们互相把手拉得紧紧的。饥饿艺术家甚至连椅子都不屑一顾，只是一屁股坐在乱铺在笼子里的干草上。他时而有礼貌地向大家点头打个招呼，时而用力微笑着回答大家的问题。他还时不时把胳膊伸出栅栏，让人摸摸瞧瞧，以感觉到他是多么干瘦。随后又深深陷入沉思，任何人对他都变得不复存在，连笼子里那对他至关重要的钟表（笼子里唯一的东西）发出的响声也充耳不闻，只是那双几乎闭着的眼睛愣神地看着前方，偶尔呷一口小玻璃杯里的水润一润嘴唇。　　除了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观众外，还有被大伙推举出来的固定的监督人员守在那儿。奇怪的是，这些看守一般都是屠夫，他们总是三人一班，日夜盯着饥饿艺术家，防止他用什么秘密手段偷吃东西。其实，这不过是安慰大伙的一种形式而已，因为行家都晓得，饥饿艺术家在饥饿表演期间是绝对不吃东西的，即使有人强迫他吃，他也会无动于衷。他的艺术的荣誉不允许他这么做。当然，不是每个看守都能理解这一点。有些值夜班的看守就很马虎，他们坐在远离饥饿艺术家的某个角落里埋头玩牌，故意给他一个进食的机会，他们总认为，饥饿艺术家绝对有妙招搞点存货填填肚子。碰到这样的看守，饥饿艺术家真是苦不堪言，这帮人使他情绪低落，给他的饥饿表演带来很多困难。有时，他不顾虚弱，尽量在他们做看守时大声唱歌，以便向这帮人表明，他们的怀疑对自己是多么的不公道。但这无济于事。这些看守更是佩服他人灵艺高，竟在唱歌时也能吃东西。所以，饥饿艺术家特别喜欢那些“秉公执法”的看守人员，他们靠近铁栅坐在一起，嫌大厅灯光太暗而举起演出经理提供的手电筒把自己照得通明。刺眼的光线对他毫无影响，反正他根本睡不成觉，但是无论什么光线，也不管什么时候，就是大厅里人山人海，喧闹嘈杂，打个盹儿他总是做得到的。他非常乐意彻夜不眠和这样的看守共度通宵，喜欢同他们逗乐取笑，给他们讲述自己的流浪生活，然后再悉听他们的奇闻趣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看守们保持清醒，让他们始终看清，他的笼子里压根儿就没有吃的东西，他在挨饿，不论哪个看守都没有这个本事。而最令他兴奋的是早晨自己掏腰包，请看守们美餐一顿让人送来的早饭。这些壮汉子们在艰难地熬了一个通宵之后个个像饿狼扑食，胃口大开。然而，有些人却认为请客吃饭有贿赂之嫌疑，这纯属无稽之谈，当别人问到他们是否愿意兢兢业业值一夜班而拒吃早餐时，这些人却溜之大吉了，可要让他们消除疑心并不容易。　　诸如此类种种猜疑，饥饿艺术家似乎也难于摆脱。任何一位看守也做不到夜以继日、丝毫不间断地守在饥饿艺术家身边，因此无人亲眼目睹过，他是否确实持续不断地挨饿。只有饥饿艺术家自己心里最清楚，只有他才算得上是对自己的饥饿表演最为满意的观众。但是由于另一种原因，他又从未满意过。或许他干瘦如柴的躯体根本就不是由于饥饿所造成的，而是对自己不满所致，以致于有些人出自于对他的同情而不来观看饥饿表演，因为这些人不忍心看他那被折磨的样子。其实他自己明白，饥饿表演极为简单，是世上最容易做的事，这一点恐怕连行家也不清楚。对此，饥饿艺术家直言不讳，但人们死活就是不信。善意的说法还好，说他谦虚，可大部分人认为他自吹自擂，更有甚者说他是个骗子手，他当然觉得挨饿是件轻松的事，因为他懂得如何能使挨饿变得轻松，而他竟然厚颜无耻，不肯百分之百地道出实情。所有这一切，饥饿艺术家都得忍受着。天长日久他也习以为常，然而内心深处的不快总搅得他不得安宁。每当一轮饥饿表演结束时，饥饿艺术家没有一次是自愿离开笼子的，这一点，人们一定要为他作证。演出经理规定每轮表演最高期限为四十天，期限过后，他绝不让饥饿艺术家再继续挨饿，即使在世界大城市里也是如此。经理这样做不无道理，因为根据以往经验，全城人的兴趣会通过四十天里越来越火的广告充分被激发出来，而四十天后，观众就会感到疲倦，看表演的人数随之锐减。在这一点上城市和乡村当然有些小小的区别，可是四十天最高期限已经成了一条通用的规律。在第四十天，笼子的门被打开，笼子四周插满鲜花，半圆形露天剧场里人海如潮，观众兴高采烈，军乐队奏着乐曲。两个医生走进笼子为饥饿艺术家作必要的检测，检测结果通过高音喇叭传遍剧场。随后，两位女士走上前来，她们乐滋滋的，庆幸自己能被选中去搀扶饥饿艺术家离开笼子走下前面的台阶。台阶前的小桌子上早已摆好了精心准备好的病号饭。在这种时刻，饥饿艺术家总是加以拒绝，虽然他还是自愿地把自己皮包骨头的手臂递向前来帮忙的女士，但是他不愿站立起来。为什么刚到四十天就停止表演呢？他本来能长期地、无休止地饿下去，为什么恰恰要在他表演最紧要的关头停下来呢？他还没有真正精彩地表演过一回哩！他还能继续饿下去，他不仅能成为空前最伟大的饥饿艺术家（他或许已经是了），而且还要超越自我，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因为他感到自己的饥饿表演能力永无止境。可是人们为什么要夺走他继续挨饿的荣誉呢？为什么这些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多一点耐心都没有呢？他都能坚持继续饥饿表演，为什么这些人连耐心当观众都做不到呢？唉，他也累了，本该坐在干草上好好歇一会儿，可现在他得立起他那又高又细的身躯去吃饭。他一想到吃就感到恶心，只是想到女士在自己旁边才把要说的话咽了下去，他抬头看了看表面上和蔼其实残忍的两位女士的眼睛，摇了摇耷在他无力的脖子上那过于沉重的脑袋。紧接着，老一套又来了。演出经理登场，他像哑巴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女歌手约瑟菲妮或耗子民族　　我们的女歌手叫约瑟菲妮。谁没有听过她的歌声，谁就感受不到歌唱艺术的魅力，没有谁不被她的歌声所吸引。这一点，尤其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因为我们这一代整个都不喜欢音乐。宁静平和算是我们最喜欢的音乐，我们的生活很艰难，即使我们有朝一日摆脱了日常生活的一切忧愁，我们也不可能达到如同音乐所能达到的境地，因为它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遥远了。但是我们却不会对此有过多的抱怨，我们还未曾走得那样远，我们现在亟需的是某种务实的精明，而这正是我们最大的优点，无论遇到什么事，我们都惯于以精明的一笑聊以自慰，即使有一天我们真的渴望得到来自音乐的幸福。但是，这种情况现在还没有出现。唯独约瑟菲妮是个例外，她喜欢音乐，并且也懂得传播音乐。她是唯一的一个，假如她死了，音乐也将随之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不知会消失多久。　　我常常考虑：这种音乐到底怎么样？我们确实不懂音乐，我们怎么听懂了约瑟菲妮的歌唱呢？或者说自以为是听懂了呢？（因为约瑟菲妮不承认我们的理解力）最简单的答案可能是：她的歌声太美妙了，以致于连最迟钝的感官都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不过，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当大家一听到她的歌声肯定会觉得与众不同，而且这种感觉会持续永远，仿佛从她嗓子里发出的声音是我们以前从未听到过的，而且我们也根本没有能力听到，只有这个约瑟菲妮能够使我们听到它，除她之外谁也做不到。然而，在我看来，情况却恰恰不是这样，我没有这种感觉，同时觉察同类也没有这种感觉。在朋友的圈子里，我们坦率地承认：就歌唱而言，约瑟菲妮并没有与众不同之处。　　这究竟是不是歌唱？尽管我们不懂音乐，却有着歌唱的传统。在我们民族的古代就有了歌唱，传说里是这么讲的，甚至还有歌曲被保留了下来，当然这些歌曲现在没谁再能唱了。所以，何为歌唱，我们还是能够想象的。可是约瑟菲妮的艺术与我们所想象的却格格不入。这究竟是不是歌唱？莫非仅仅是吹口哨？吹口哨我们都很熟悉，这是我们民族固有的艺术本领，或者确切地说，这根本不算是什么本领，而是一种独特的生活表现形式。我们大家都吹口哨，但是，当然没有谁会想到把它冒充为艺术，我们吹口哨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是的，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甚至我们许多同胞根本不知道：吹口哨属于我们的特性之一。假如约瑟菲妮真的不是在唱歌，而只是吹口哨，或者说，至少在我看来，根本没有超越普通口哨的界线——或许她连吹一般口哨的力气都没有，而一个普通挖土工人却能一边干活、一边轻松地吹上一整天——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约瑟菲妮的所谓艺术家身份就会被取消，而其巨大的影响之谜更应被解开。　　但是，约瑟菲妮所发出的声音的确不仅仅是吹口哨。如果你站到距她很远的地方并全神贯注地细听，或更好的办法是：如果你想考查一下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比方说，当约瑟菲妮同大家一道唱歌时，你去分辨一下她的声音，然后你肯定无疑听出的不是别的，而是普通的口哨，至多由于柔和或纤细而稍显突出。然而，当你站在她面前，却会感觉到她不单单是在吹口哨了。要了解约瑟菲妮的艺术，不仅仅要听她唱歌，而且必须看她唱歌。虽然这只不过就是我们天天所吹的口哨，但其不同之处却在于：她郑重其事地做着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砸核桃肯定不是艺术，因此也不会有谁敢于召集观众并当众砸核桃，以娱乐他们。但是，如果有谁这么做了，并且达到了其目的，那么，这就不是单纯的砸核桃了。或者说是砸核桃，但它却说明了：由于我们对此很熟练，因而忽略了这一艺术，而这个砸核桃新手却向我们揭示出艺术的真正本质。假如他砸核桃的本领比我们中的大多数稍稍逊色，那效果甚至可能会更好。　　也许砸核桃与约瑟菲妮的歌唱有着相似之处，我们对她的这一本领赞叹不已，而对我们自己所具备的同样的本领却视而不见。在这一问题上，她同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同。有一次我正好在场，当一个听众提醒约瑟菲妮注意这就是普通的民族口哨时（这类事情自然常有发生），他虽然说得很婉转，但是，这对于约瑟菲妮来说已经太过分了。她马上露出了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的冷笑，这还是我从未看到过的。她本来外表看起来格外柔弱，虽然我们民族不乏此类女性，但她还算是突出的。她当时表现得却很粗野，不过，大概她自己马上敏感地觉察到了，便控制住了自己。不管怎样说，她不承认在她的艺术和普通口哨之间有着任何联系。对于那些持有不同见解者，她嗤之一鼻，并可能还怀恨在心，但她自己并不承认。这不是一般的虚荣心，因为这些反对派（我也半属于它）对于她的钦佩程度肯定不比别人的低。但是约瑟菲妮想得到的并不只是被钦佩，而是要大家严格按照她所规定的方式去钦佩她，单是钦佩对她来说毫无价值。总之，如果你坐在她面前，就会理解她；只有在远离她的地方，你才会反对她。当你坐在她面前时，你便懂得：她所吹出的并不是口哨。　　由于吹口哨是我们不加思索的习惯，因此你可能会认为：约瑟菲妮的听众中可能有吹口哨的。在享受她的艺术时，我们会感到心情愉快，而我们愉快时，我们就吹口哨。然而，她的听众是不吹口哨的，而是保持缄默，一声不吭，似乎我们已经享受到了那期盼已久的宁静平和，而它正是我们自己吹口哨所不可及的。因此，我们沉默着。究竟是她的歌声使我们心醉，还是那细弱的小嗓子周围那庄严肃穆使我们神迷？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约瑟菲妮正在唱歌时，不知哪个傻女孩竟无恶意地开始吹起了口哨，而且和我们听到的约瑟菲妮的歌声竟一模一样，前面是尽管绝对熟练但一直还是谨慎的口哨声，而观众这里则是忘我、出神、天真的口哨声，要想区分出它们之间的同异，大概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我们还是立刻向这个小捣蛋发出了嘘嘘声，尽管这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当约琴菲妮得意扬扬地吹着口哨、忘乎所以地张开双臂、并把脖子伸得不能再长的时候，她一定会又羞又怕、无地自容。　　她一贯如此，每一件小事，每一次偶然事件，每一回不顺心的事，如正厅前排的嘎吱响声，咬牙的格格声，以及灯光故障，她都认为是提高她歌唱效果的极好机会。在她看来，她是在给一群聋子唱歌，虽然观众中不乏热情与喝彩，但是她早就不指望真正的理解了。对她来说，各种干扰的发生恰恰最合适，稍作斗争，甚至不需斗争，仅仅通过对比就可以战胜那些外来的、与她唱歌的纯洁性相对立的所有干扰。这有助于唤醒民众，虽然不能教会他们去理解她，但却能使他们对她肃然起敬。　　小事尚且能够对她如此有利，大事就更不必说了。我们的生活很不安定，每天都有各种意外、忧虑、希望和恐惧出现，假如谁不能得到同伴的朝夕相助，他便不可能独自承受这一切。但是，即使得到了帮助也常常相当艰难：有时成千个肩膀共同承担着一个本应由一个肩膀去承担的重负，甚至还颤颤巍巍的。这时，约瑟菲妮就认为她的机会到了。她早早就站在那里，这个纤弱的家伙，胸脯下面的地方吓人地抖动着，仿佛要将全身的力量都凝聚在歌声中，仿佛把不能直接有助于唱歌的一切，每一点力量，每一份生机都使出来，仿佛她已一无所有，全部献出，只有善良的神灵保护着她。当她付出整个身心痴迷唱歌时，仿佛一股冷风就能将她吹上西天。然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些所谓反对派却习惯地说：“她连吹口哨都不会，如此费劲，并不是为了歌唱——我们不讲歌唱——而是为了勉强吹出全国流行的口哨来。”我们觉得是这样。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虽不可避免、但犹如过眼烟云很快就烟消云散的印象。我们即刻便淹没在大众的热情之中，大家身子挨着身子，热乎乎地挤在一起，屏息倾听。　　我们这个民族具有活动的特点，经常为一些不很明确的目的四处奔波。为了把这一帮子聚集到自己周围，约瑟菲妮大多只有一个办法：向后仰起小脑袋，半张着嘴巴，眼睛向上看，摆出一副她即将唱歌的姿势。只要她愿意，就可以随时随地这么做，不需在一个老远就可以看得到的地方，任何一个偏僻的、由于一时高兴所选中的角落都行。她将要唱歌的消息立刻会被传开，大家马上蜂拥而至。然而有时也会出现意外。约瑟菲妮喜欢在一些不安定的时候唱歌，而这时生活上的艰难与困苦又迫使我们不得不四处奔波，大家无论如何也不能按约瑟菲妮所希望的速度聚集起来。但她已摆好了姿势，过了很长时间，听众却寥寥无几——于是，她大发雷霆，双脚跺地，破口大骂，甚至咬牙切齿，简直不像一个少女。但是，即使这样的所做所为也丝毫无损于她的名声。对于她过分的要求大家不但丝毫不限制，反而极力去迎合适从，他们瞒着她，派信使召集听众。于是在周围各条道路上便可看到布置的岗哨，他们向来者点头致意，催他们快走，直到最后凑齐了说得过去的听众数，他们才做罢。　　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这个民族为约瑟菲妮如此卖命呢？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比弄清“约瑟菲妮是不是在歌唱”容易，并且二者确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假如断定：这个民族是由于约瑟菲妮的歌唱才无条件地顺从的话，那么就可以略去第一个问题，把它合并在第二个问题中。然而情况恰恰不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几乎不晓得何为无条件顺从，这个民族最喜欢的是耍耍小聪明、说说孩子般的悄悄话、扯扯无什么恶意只不过为了动动嘴皮子的闲话。这样一个民族不可能使自己无条件地顺从的，这一点约瑟菲妮肯定也感觉到了，因而她用那纤细的小嗓子竭尽全力地斗争着。　　当然在这种一般的判断上又不能走得太远。其实，这个民族对约瑟菲妮还是顺从的，只不过并非无条件罢了，他们或许没有能力去嘲笑她。大家也承认：约瑟菲妮身上是有些可笑之处，并且就笑其本身而言，它距我们又总是那么近，尽管我们的生活艰难，可轻轻一笑在我们这里总是很流行的，但是我们不嘲笑约瑟菲妮。有时我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个民族是这样理解自己与约瑟菲妮之间的关系的：她是一个脆弱的、需要爱护的、出类拔萃的小家伙（在她看来是由于唱歌而出类拔萃），她是托付给他们照管的，所以他们必须照料她。其中原委谁也搞不清楚，只是事实的确如此。对于一个托付给你的人，你是不会嘲笑的；假如你嘲笑了他，便是失职。我们中间那些最恶的对于约瑟菲妮最大的恶意是当他们说：“看到约瑟菲妮，我们就笑不出来了。”　　这个民族以父亲对待孩子的方式照顾着约瑟菲妮，那孩子将小手伸向父亲——不知是请求还是要求。你可能会觉得，我们民族不会履行这种父亲的义务。然而，事实上我们是这么做了，而且至少在对约瑟菲妮的照顾上无可挑剔。在这方面，没有哪个独自可以完成这件由整体才能办到的事。当然个体与民族之间的力量悬殊是巨大的。这个民族有足够的力量将被保护者拉到自己身边，给她温暖，使她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大家却不敢对约瑟菲妮说这些事。“我才不要你们的保护呢。”她会这么说。“对，对，你不在乎，”我们心里想，而且事实上这也并非是在违抗，与其说是违抗，倒不如说是孩子般的感谢。因此，父亲的态度则是随她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更难以用这个民族与约瑟菲妮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解释。因为约瑟菲妮的意见恰恰相反，她认为：是她在保护着这个民族。她的歌声可以把我们从政治经济的困境中拯救出来，歌声的作用就在于此。即便它不能驱赶不幸，至少也能给我们以力量去承受不幸。她虽然没有这么说出来，也没有用别的方式表达，她本来就很少说话，在这群喋喋不休者中，她是沉默寡言的。但是，这一点从她那双眼睛里已流露出来，从那张紧闭的嘴上——我们这儿只有少数人可以闭上嘴——我们也可以觉察得到。每当坏消息传来（有时这种消息接踵而来，其中也搀杂着一些假的和半真半假的消息），她立刻会挺身而起，而往常则是无精打采、就地而卧。她挺起身子，伸长脖子，试图像牧羊人在暴风雨来临时察看羊群那样把自己的同伴尽收眼底。当然，孩子们是会放肆、冲动地提出类似的挑战，可约瑟菲妮做起这些事情来倒不像他们那样毫无道理。不消说，她拯救不了我们，也不可能给我们以力量。扮演这个民族救星的角色是轻而易举的，因为这个民族惯于忍辱负重，毫不顾惜自己，当机立断，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只不过他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争勇好斗的气氛中，表面上看起来胆小、懦弱。此外，这个民族的繁殖力也很强——我是说，事后装扮成这个民族的救星是轻而易举的。这个民族始终在以各种方式自救，尽管要做出牺牲——牺牲之大足使历史学家触目惊心（我们民族总是忽略历史研究）。然而，事实上在各种危难时刻我们都恰恰能更好地倾听约瑟菲妮的声音。大难临头使我们更加安静、谦恭，对约瑟菲妮的指挥更加百依百顺。尤其当磨难我们的大事即将出现时，我们愿意聚合在一起，挤作一团，仿佛我们还要在战斗前匆匆地共饮一杯和平酒——是的，必须抓紧时间，这一点约瑟菲妮常常忘掉。这又不大像是一个演唱会，而更像是一个群众集会，除了前面那轻轻的口哨声外，到处一片寂静。这种时刻太庄严了，以致于谁也不想再对她瞎嚼舌了。　　当然，约瑟菲妮对这样一种关系是根本不会满意的。由于她的地位从未完全明确，因此她总是神经质地感到不快。尽管这样，她还是常常受自信心的迷惑而看不到一些事情，并且，不费力气就可以使她忽略更多的事情。于是，一帮谄媚者便不断活动，起一些有利的作用，——但是他们只让她在一个集会的角落里唱歌，而且是随便附带的，并不受重视。她肯定不会为此把她的歌声奉献出来，尽管这根本不算是轻视贬低她。　　但是，她也不必这样，因为她的艺术并非不受重视。尽管我们考虑着其它事情，会场上的宁静不仅仅只是为了听歌，有的根本不抬头，而是把脸贴在同伴的毛皮里，好像约瑟菲妮在上面是白费力气，其实——不可否认——她的口哨声或多或少地灌进了我们的耳朵里。口哨声一响起，全体都要保持沉默，好像民族对个体发出了重要信息。约瑟菲妮那尖细的口哨声面对的是难以做出决定的我们，就像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生存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之混乱中。约瑟菲妮坚持着，尽管她的声音并非与众不同，尽管她的成绩微不足道，但她还是坚持着，打通了连接我们的道路，使我们去思考。假使这时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们是肯定不会容忍的，而且会认为他的表演是瞎胡闹并一同加以抵制。但愿她没有认识到：我们愿意听她唱歌这一事实证明了她并非是在唱歌。对此她一定有所感觉，否则为什么她总是极力否认我们在听她唱歌呢？但她又总是在唱，将这种感觉抛至一边。　　但是，她还总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们一定程度上确实在听她唱歌，就像在听一个艺术家演唱。她达到了一个艺术家在我们这儿竭尽全力也达不到的效果，并且这种效果仅仅恰巧是因为她的方法欠缺所致。这大概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我们这个民族不知何为青年，大家也几乎没有青年时代。虽然不断地提出这种要求：应该保证孩子一种特殊的自由和一种特殊的照料，让他们有权利稍稍自由些，稍稍过分地胡闹几下，并多多少少地玩一玩。应该承认孩子们有这一权利，并帮助实现它。提出这类要求时个个都赞成，再没有比赞成它更值得赞成的了。可是，也再没有比我们现实生活中更不能兑现的东西了。大家赞成这些要求，但是过不了多久，一切就又变成了老样子。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只要他刚刚学会走路，刚刚稍微能辨认四周环境，他就必须像成年人那样照顾自己。由于经济原因，我们分散居住的地域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不能让孩子避离生存竞争，假使我们这样做了，那孩子们将会过早地夭折。除了这些可悲的原因外，自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这个民族的繁殖能力极强。一代紧接着一代，每一代都不计其数。孩子们没有时间当孩子。而在其它民族，孩子们会受到精心的照料，并为他们建立学校。从学校里每天蜂拥出来的那些孩子们是民族的未来，在较长的时间内日复一日从那里出来的都是同一批孩子。我们没有学校，但在最短的时间间隔，却会从我们民族涌现出一群又一群孩子，不计其数。当他们还不会吹口哨的时候，便快活地发出尖细的嘶嘶声；当还不会跑的时候，便打滚或挤在一起滚个不停；当还看不见东西的时候，便合伙笨拙地将一切都拖走。我们的孩子哟！不像那些学校里的同一批孩子，不，我们的孩子不断涌现，没有止境，没有间断，一个孩子刚出世不久，他便无法再做孩子了，他的身后又涌出了新的孩子面容，他们匆匆出世，欢欢喜喜，数量之多，无法辨认。当然，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其它民族会因此而嫉妒我们，但是我们却无法给孩子一个真正的童年。这事自有其后果。我们民族渗透着某种消除不掉的、根深蒂固的孩子气，这同我们可靠的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这一最大优点恰恰相矛盾。有时我们的行为极其愚蠢，跟孩子们干傻事一模一样，没有意义，浪费，慷慨，轻率，而所有这些经常仅仅是为了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当然我们从中得到的乐趣不如孩子们的多，但肯定还是有那么一些。约瑟菲妮就一直从我们民族的这种孩子气中得到好处。　　我们民族不仅只有孩子气，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未老先衰，我们这里的童年和老年与别处不一样。我们没有青年时期，我们一下子就成年了，而且成年阶段又太长，所以，某种厌倦和失望就会在我们这个如此顽强和自信的性格中划上痕迹。我们缺乏音乐才能大概与此有关。我们太老了，搞不了音乐，音乐的激情与亢奋与我们生活的艰难不合拍，我们疲惫不堪地拒绝了它，回到了我们的口哨上。偶尔稍微吹几声，就会感到恰如其分，心满意足。谁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音乐天才，即使有，肯定也会在他们的才能得到发挥之前被我们同伴的这种性格抑制扼杀掉了。与此相反，约瑟菲妮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吹口哨或者说是唱歌——她愿意怎么讲都行——这并不妨碍我们，正适合我们，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它。假如这里包含着丁点儿音乐成分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的。某种音乐传统被保持了下来，但它却丝毫没有加重我们的负担。　　然而，约瑟菲妮带给这个具有此种心情的民族的要更多一些。在她的音乐会上，尤其是形势严峻的时候，只有那些男孩子们会对约瑟菲妮本身感兴趣。他们只是惊异地看着她怎么撅起嘴唇，从小小的牙缝之间吹出气来，欣赏着她自己发出的声音，然后又放低声音，再利用它达到一个新的愈来愈费解的演唱高潮。但是显而易见，多数观众只顾低头沉思，大家在这短短的战争间歇做着自己的梦，仿佛他们的四肢都松开了，仿佛不得安宁者终于可以在民族的温暖大床上尽情地伸展四肢躺下了。有时约瑟费妮的口哨声会传到梦中，她称之为珠落玉盘，我们则称之为声如裂帛，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声音此时此地都恰到好处，而别处则不行，音乐就几乎从来没有这种机缘。约瑟菲妮的口哨中有我们那可怜而又短暂的童年；有我们那失去的、无法寻找回来的幸福；也有我们日常生活中那小小的、不可思议的、但又实实在在、不可抑制的欢乐。这一切肯定不能用洪亮的声音而只能用轻柔的、耳语般的、亲切的、偶尔有些沙哑的声音表达出来。当然这是吹口哨，怎么能不是呢？吹口哨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语言，只不过有一些同胞吹了一辈子口哨而不明白这一点，但这里的口哨却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束缚，也使我们得到了短暂的解脱。　　当然这种演出我们是不会错过的。　　然而，这与约瑟菲妮所声称的她在这样的时候给了我们以新的力量等等，还有相当的距离。当然这是对一般听众而言，而对那些约瑟菲妮的谄媚者来说，却完全不同了，“怎么能不是这样？”——他们厚颜无耻地说——“对于演出时门庭若市、听众云集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尤其是灾难临头时，这种现象有时甚至阻碍了必要的和及时的灾难防范。”不幸的是，最后这句话正好言中，它可不能算是为约瑟菲妮歌功颂德。尤其是再补充这样一些情况：当这种集会突然被敌人的暴力驱散时，我们一些同胞不得不为此而丧命，约瑟菲妮本应为此负全部责任，是的，是她的口哨声引来了敌人，但她这时总是躲在最安全的地方，然后在她的追随者的保护之下，悄悄地以最快的速度第一个逃离现场。这些事情本来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当约瑟菲妮下一次随心所欲在某时某地演出时，他们却又匆忙奔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约瑟菲妮几乎不受法律约束，她可以为所欲为，即使让全民族遭殃，也不会追究她一点责任。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约瑟菲妮的一些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是的，从这个民族给予她的自由中，从这个特殊的、别个谁也得不到的、根本与法律相违背的馈赠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这个民族并不理解约瑟菲妮，正如她所说，他们无力地对她的艺术表示惊异，感到自己不佩欣赏它，同时他们又拼命努力，企图补偿由此而带给约瑟菲妮的痛苦。然而，正如她的艺术已超越了他们的理解力一样，他们把约瑟菲妮及其愿望都置于他们的管辖权之外，这当然肯定是完全错误的。或许这个民族的成员会轻易地拜倒在约瑟菲妮脚下，但是，正如这个民族不会无条件地向任何人屈服一样，他们也不会拜倒在她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