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吧。”他说着，连头也不抬，继续作自己的事。这是他的习惯，——他召来的下属到来时，他从来不中断自己没作完的事情。他认为，中断工作有失自己的威信。　　沙布洛夫已习惯团长这个作风，于是淡然地向巴柏琴科请示一声，让他出去吸烟。他刚走出门，在掩蔽部第二间房里就碰见迎面走来的通讯连连长叶列明上尉，这人从战争开始时，就在本师里作过战。　　“您好。”叶列明向沙布洛夫说，同时紧紧地和他握手。“我马上要走了。”　　‘到哪里去？”　　“调我去学习。”　　“到哪里去学习？”　　“到交通学院附属训练班。真奇怪，为什么把我从斯大林格勒调走，但命令终归是命令，我只得去，我特来向中校辞行。”　　“什么时候走？”　　“现在就走。快艇一到就走。”　　沙布洛夫想了想，虽然他的到来不能让巴柏琴科放下工作，但是巴柏琴科早就熟悉的叶列明来辞行一定会迫使团长放下笔，于是他跟着叶列明走进房间。　　“中校同志。”叶列明说，“能向您报告吗？”　　“好。”巴柏琴科应了一声，没有停笔。　　“我要走了，中校同志。”　　“什么时候走？”　　“现在就走，特来辞行。”　　“介绍信准备好了吗？”巴柏琴科问，眼晴仍然没有看叶列明。　　“准备好了，在我手里。”　　叶列明把介绍信递给他。　　巴柏琴科的视线依然没有离开桌子，他在介绍信上签字后，交给了叶列明。　　一阵沉默。叶列明进退维谷，站在原地，停了一会。　　“那我就走了。”他说。　　“您走吧。”　　“中校同志，我特来辞行。”　　巴柏琴科终于抬起眼来，说道：　　“好啊，希望您努力学习。”说罢，他向叶列明伸出手。　　叶列明同团长握手。他还想说点什么，但巴柏琴科和他握过手后，再也不理会他，又埋头写东西去了。　　“中校同志，再见。”叶列明又一次犹豫不定地说道，并望了望了沙布洛夫。他的神色并不是生气，而是失望。老实说，他也不知道怎样与巴柏琴科告别，为什么要告别，总之他没想到，这里气氛竟这样正式。　　“再见，中校同志。”他最后一次小声说。　　巴柏琴科没有听清楚。他把一个图表认真地摆在报告跟前，仔细地用尺子在上面画线。叶列明又停了一会，慢慢向沙布洛夫转过身去，深情地同他握了握手，就走出去了。沙布洛夫把他送出门，在掩蔽部门口紧紧地拥抱他，接吻。随后沙布洛夫又回到巴柏琴科这里来。　　他还在写战斗报告。沙布洛夫生气地望着他下垂的脸和开始秃发的前额。沙布洛夫很不理解，中校与叶列明一同度过一年的战斗生活，出生入死，同吃一锅饭，如果需要，在战场上还会救他的命，此刻怎能这样无动于衷地让他走。这样冷酷无情地对待他人，对一个离开部队的人的命运漠不关心，沙布洛夫在军队里时而遇见这种情况，他为此感到惊讶。沙布洛夫切身感觉到了叶列明的痛楚，所以当巴柏琴科想从他嘴里打听集团军情形，终于开口问他的时候，他一反常态地回答得很枯燥，很克制，几乎很粗鲁。他只希望赶快结束这场谈话，让巴柏琴科再去钻研他的文件，免得他像对待离去的叶列明那样对待他。　　沙布洛夫回到本营的途中想道：真是怪事！战斗如此紧张之时，竟然从斯大林格勒调人到交通学院去学习，表面看来，这似乎并不需要，但他同时又感觉到，这里蕴涵着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惊人的事变进程，感觉到国家领导人的镇静风度。　第十章　　　在营部，有个客人在等候沙布洛夫。这位中等年龄、戴着眼镜、领章上带有两颗长花的不识之客，与营政治委员对面坐在桌旁。沙布洛夫进来时，他们两人都站起来了。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阿弗杰耶夫同志，中央机关报通讯员，从莫斯科来的。”　　沙布洛夫同他握手问候。　　“从莫斯科来的，来很久了吗？”他兴致勃勃地说。　　“昨天早晨还在莫斯科中央飞机场。”阿弗杰耶夫说。　　“我记得，有时能在《消息报》上读到您的文章，对不对？”　　“对，主要是在那份报纸上发表文章。”　　“昨天还在莫斯科，今天就到了这里。”沙布洛夫带点羡慕神情地说。“莫斯科的情况怎么样？”　　阿弗杰耶夫微微一笑。因为他所遇见的人，没有一个不提这个问题。　　‘没有什么，莫斯科情况依旧。”他说。“以前怎样，现在还是怎样。”他对所有的人都这样回答。“您是莫斯科人吗？”　　“不是，我在那里学习过。您到我们这里很久了吗？”　　“你刚走，”瓦宁说，“他就来了。我们已在这里谈了一些…… ”　　“谁派您到我们营里来的？”　　“你们师长。我到前线时，就有人劝我，一定要到您这里来。”　　“真的吗？”沙布洛夫说。　　“是的，就是到您沙布洛夫营里来。”　　’我们居然已经得到了正式命名。“沙布洛夫说，极力用这粗率的诙谐语句，来掩饰内心的喜悦。　　”派您来时，他们对您说过什么？“他直率地问，“不妨说说。”　　“他们说，你们经过决定性的冲锋，一举攻下三座楼房和广场，十六昼夜来没让德寇前进一步。”　　“这是真的，没让他们前进一步。”沙布洛夫说，“但是最近一星期来，敌人没有特别凶猛地来攻占。如果你七八天前来到我们这里，那就有意思了，现在这里很平静。”　　阿弗杰耶夫微微一笑。在他的战地通讯员生活中，他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您要是早些来就好了”。人们总觉得，此刻他们那里的情形不是最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事情不是已经发生过，就是即将发生。　　“没有关系。”他说，“我在您这儿呆几天，收集一点材料。平静也不错，可以同人们谈谈。”　　“是的。”沙布洛夫同意地说，“不然就没有时间谈了…… ”　　他俩对视了一下。　　“关于斯大林格勒的情形，人们一般地写些什么，说些什么？”沙布洛夫带着很久没有看报的贪婪心情问道。　　“写的很多。”阿弗杰耶夫说，“说的更多，想的更多…… 不久前，我到过西北战线，那里很多军官不耐烦地说：我们坐在这里，而斯大林格勒那里却…… 您知道，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并不怀疑这里是地狱，他们是真心真意地想到这里来。”　　“您准备在我们营里逗留很久吗？”沙布洛夫问。　　“不，只呆一两天，然后还要到南面阵地上去。”　　“对的。”沙布洛夫说，“此刻那里的战斗激烈得多。”　　“你看，我要同你们营里什么人谈谈好？”　　“同什么人谈呢？可以同孔纽科夫谈谈。他是我们营的老兵。也可以到各连走走，同一连连长哥尔坚科，或者同马斯林尼可夫谈谈，他是我的参谋长，人虽年轻，但是个很好的军官。你也需要同军官们谈话吗？”　　“当然。”　　“那您就同马斯林尼可夫谈谈好了…… ”　　“我也想同您谈一谈。”阿弗杰耶夫说。　　“同我？也可以同我谈谈。”沙布洛夫回答，“只是要放在最后，请你先到各连去认识认识。因为只有先了解营里状况，才能了解营长的情形。至于营长关于自己说些什么，这是次要的事。政治委员，您看对不对？”他向瓦宁微微一笑。　　“对的，”瓦宁说。“如果营长忘记说到自己时，我来提醒，”他向阿弗杰耶夫点头示意。　　“什么时候了？”沙布洛夫看看表。“４点钟了。我忙活很久了…… 该睡觉了。您怎么样？”　　“是的，我也想睡。”阿弗杰耶夫同意说。　　“如果您留在我们这里，我们明天就给你抬张床来，今夜就请你同参谋长或政治委员挤一挤。他们的个子都不太大，能够睡下。我也可以请您同我睡在一个床上，但怕您不方便。”　　“是的，我也有点害怕。”阿弗杰耶夫望了望沙布洛夫那魁梧身躯，同意地说道。　　沙布洛夫已经完全收拾停当，准备睡觉，但他却站在房子中间，想从什么地方替客人找个毯子。忽然间，他看到桌子上的军用水壶，顿时酒兴大发，这在平常是很少有的事，他正想这时喝点酒，然后再坐下谈一会儿，索性把一时没有想起的各种问题，都提出来问问这位从莫斯科来的客人。　　“您很想睡觉吗？”他问。　　“不太想睡。”　　“那么，也许，总还是要…… 政治委员，你请他吃过东西吗？”　　“请过，吃的不多。”　　“既然不多，就等于没有请，没有招待。如果不太想睡，我们就来吃点夜宵吧。”　　别佳还没有端来食物之前，沙布洛夫接连问了阿弗杰耶夫几个简短而突如其来的问题。　　“怎么样，莫斯科还有街垒吗？”　　“没有，已经拆除了。”　　“防御工事有吗？比以前增多了些吗？”　　“我觉得多了些。”阿弗杰耶夫说。　　“那里还有人守着吗？”　　“我想是有人守着。”　　“这就好。这才真的是防御工事…… 随时都有人守着吗？”　　“我想，随时都有人守着。”　　“这就好。您常看歌剧吗？”　　“也看。”　　“看什么歌剧？”　　“叶甫根尼·奥涅金”。　　“很有趣的。”沙布洛夫说，“倒不是我非常想看戏，有趣的也不是歌剧本身，而是戏还在演，仍旧是观众满座，我对这一点感兴趣。那怕看它一眼也不错…… 不过，您知道吗，其实我并不爱看歌剧。”　　“我也是一样。”阿弗杰耶夫说。　　“演唱的女人都胖胖的，扮演的角色都是姑娘。怎样看也提不起劲来，也许现在因为战争的缘故，她们都变瘦了些，是不是？”　　“不，并没有瘦。”阿弗杰耶夫微微一笑。　　“那也没有关系。”沙布洛夫说，“我闭起眼睛来听，唱的还是不错的。总之，我还是想听听。民警还是同从前一样，带着白手套吗？”　　“这一点我却没有留意。真的没留意。”　　“这不重要。”沙布洛夫说，“但同时，或许，也很重要。莫斯科街上的汽车，大概少了些吗？”　　“汽车是少了些，但街上的人，不像去年１２月那样，却又多起来了。１２月时，您在那里吗？”　　“在那里。１２月时真好…… 我有一次逛了一天。那时莫斯科街上很空旷，非常寂静。 ”　　别佳端来了一炒锅罐头肉。　　“这是美国罐头。”沙布洛夫说，“请吧。我们大家常开玩笑，称这是‘第二战场’。您能喝酒吗？”他把一个“炸弹”杯摆在阿弗杰耶夫面前，并带点犹豫的神色说道。　　阿弗杰耶夫已习惯了别人经常问他这样的问题，甚至在前线上也是如此；但照通常的习惯，是不问“您能不能喝酒”的。究竟是因为他这副中年科学工作人员的外表，还是因为他那副厚厚玻璃的眼镜渲染了知识份子味道，抑或是他谈话时那种从容不迫慢慢吞吞的风格，——也许是这几种特点总合起来，才迫使这些初次结交的人们，认为他是个严肃的人，甚至是个枯燥无味的人。在这样的人面前，开点难堪的玩笑，骂上两句，或者多喝几杯，好像是不大合适。于是阿弗杰耶夫在回答沙布洛夫“能不能喝酒”的问题时，狡猾地微微眯缝着戴着眼镜的眼睛，轻轻一笑，说道：　　“当然，能喝。”　　他们每人喝了一杯，然后又喝了第二杯。　　这一天来，沙布洛夫疲倦极了，但是，伏特加不仅没有像平常那样刺激大脑，反而使他突然觉得此刻掩蔽部里的一切都那么温暖，舒适，亲切动人。　　“我劝您明天到二连去，那里有我营非常好的人；特别要同孔纽科夫谈谈。您亲自到各处看看。您要知道，”他说着又停了一下，仿佛脑子里突然出现一种思想，“您知道，虽然一般说来，我们在这儿面临的危险比你大，但是在战争中您会更加感到可怕。”　　“为什么呢？”　　“您回到莫斯科以后，在电报局或在司令部才能做自己的事情，到这里来只不过是观察情况，收集材料，回去后才能写作。为什么我不觉得那样可怕呢？我每时每刻都在奔忙，连休息时间都没有，子弹射击和迫击炮弹爆炸在这里从没有间断过，而我还要随时打电话——我要打电话报告，但话务员又听不见，我急得骂他，您知道吗，因为这样忙乱，似乎连迫击炮弹轰鸣也忘了。可是您在这里没有具体事可做，只是坐着等待，看炮弹能不能打到头上来，所以您会更加感到可怕。我说的对吧。”　　“也许您是对的。”阿弗杰耶夫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　　“我们还是躺下睡吧？”沙布洛夫问。　　“现在就躺下呀？”阿弗杰耶夫不大情愿地回答。　　他不想中断这次谈话。战争爆发一年来，他坚信人们在战争中变得更质朴，更纯洁，更聪明了。也许他们在本质上依然还是从前那样，但外表上现出好的迹象是，大家不再按照种种模糊的标准发表议论，例如：这人参加过会议没有，发表些什么意见，他是否有礼貌，是否受人尊敬，是否健谈，是否关心人，是否和蔼…… 战争一爆发，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了，人们在生死关头已经不去想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被认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既没有时间想，也不想去想这些。　　“躺下睡吧，”沙布洛夫说，“早晨的脑筋比晚上更清醒些，明天您去同其他人谈谈，您可以找到许多合适的人谈；我们营里有很多出色的人，差不多全是出色的人。大概您经常从军官嘴里听到这样的话吧？”　　“常常听到。”阿弗杰耶夫如实地说。　　“那又怎样，这话很对。我虽不知道这些人在战前怎样，战后如何，但是他们现在确实几乎全是好样的。我想将来他们大多数人也会是好样的，当然，如果谁还活着的话。您知道吗？我相信会活着…… 好，我们睡吧。”　　沙布洛夫走近瓦宁床边，看到他早已摊开身子睡着了。沙布洛夫把他稍微托起，移到床的一边。　　“为什么这样呢？”阿弗杰耶夫急忙地说。“别弄醒他了。”　　“不，”沙布洛夫说，“不会弄醒他的。如果电话铃响，他马上会醒来，不然，就是翻他三两次，也不要紧，这我知道。您躺下吧，半边床是空着的。”　　阿弗杰耶夫脱下皮靴，不脱衣服，盖着军大衣躺下了。　　沙布洛夫坐到自己床上，脱下军服军裤，叠得整整齐齐，放好皮靴，包脚布搁在皮靴上面，然后盖着毯子，抽起烟来。　　“我在有条件时，总是脱衣服睡，”他说，“从前我在边防军服役，所以我总按边防军老习惯，把服装摆得整整齐齐，十秒钟左右就可以穿上衣服，计算过的。我看，战争还会持续相当久。所以我不得不盖着毯子睡…… 怎么，不赞成吗？”他微微一笑。　　“我很赞成，”阿弗杰耶夫说，“赞成，并祝您晚安。”　　沙布洛夫倒在枕头上，一连深深吸了好几口烟。他没有入睡。掩蔽部的门大概开着，从外面传来凄凉的雨声，也许这是今年最后一场雨吧。　第十一章　　　清晨，阿弗杰耶夫和瓦宁到第一连去了。沙布洛夫留在营部，想利用战场上平静的机会把平常来不及做完的事情处理完。从清早起，他同马斯林尼可夫一起，花了两三个钟头来拟制各种军事报告，其中一部份确实是有必要的，而另一部份，沙布洛夫觉得是多余的，完全是迎合和平时期的种种文牍主义。　　马斯林尼可夫出去后，沙布洛夫开始处理拖得很久、使他窘迫不安的事情：回复牺牲者的家信。几乎从战争开始以来，他就承担起回复这些信件的艰巨任务。他不满的是，一个人死去时，我们总有些人力求尽可能久的不把这个消息通知其亲属，并尽可能拖延不答，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干脆不回答。这种所谓仁慈心，在他看来，其实就是无视别人的痛苦，免得自己苦恼。　　第一封信是帕尔费诺夫的妻子写来的。　　“亲爱的别佳，——帕尔费诺夫的妻子写道（原来他名叫别佳，沙布洛夫以前不知道）。——我们都很想念你，我们都在等待战争结束，等你回家。女儿佳丽娅完全长大了，已经会走路，差不多不摔交了…… ”　　沙布洛夫仔细地把信读完。信并不长，家里人在信中问候他，有几句话是谈工作，希望尽快歼灭法西斯，后面两行是小孩的粗笔迹，这是他大儿子写的；再下面是母亲撑着小孩手软软画上的几笔，并补充说：“这是佳丽娅亲手写的。”　　回答什么呢？沙布洛夫平时在这种情况下，知道只能这样答复：“他已牺牲”或是“他已不在”，但是每一次他总在思索如何回答的问题，好像是第一次写回信。回答什么？怎样回答呢？　　他想起帕尔费诺夫躺在水泥地上时的短小身姿，他苍白的脸和垫在头下的两个战地挂包。他是在第一天的战斗中牺牲的，以前沙布洛夫对他了解得不多，他是沙布洛夫的战友，是沙布洛夫许多许多并肩作战和阵亡的战友之一。沙布洛夫习惯了战争，看惯了这件事。他可以简单地说：他叫帕尔费诺夫，已经牺牲了。但在奔萨城马克思街第二十四号，“他牺牲了”这几个字就是灾难，就会使人丧失一切希望。在马克思街第二十四号，这几个字的背后意味着妻子不再是妻子，而是寡妇，孩子们也不再是普通的孩子，而是孤儿了。这不仅仅是痛苦，这是整个生活的变化，前途的变化。每当他写这类信时，最怕读信的人觉得，写信人心里轻松。他希望读信的人认为，写信的人是带着与他们同样的悲痛写的，——那样才能使他们读到这封信时不那么伤心，那么委屈，那么悲痛欲绝……　　人们有时需要谎言，这一点他知道。这些人非常希望自己心爱的人牺牲得很英勇，或者像报刊上写的：死得很勇敢…… 他们希望他不是简简单单地死去，而是干出了一番重大事业后牺牲的，而且他们希望，他在临死前还想到过他们。　　于是沙布洛夫在回答这些信件时，总是力求满足这种愿望，必要时，他也撒点谎，——这是他唯一坦然说出的谎言。他从日记本上扯下一页纸，拿起钢笔，用洒脱的笔法，开始写信。他写到他同帕尔费诺夫共事很久，帕尔费诺夫怎样在斯大林格勒夜战中英勇牺牲（这是真话），他在倒下之前亲手射死三个德寇（这是假话），并且写到他死时，沙布洛夫还在他的身旁，他临死前惦记着儿子沃洛佳，请沙布洛夫转告儿子，要他记住他的父亲。　　沙布洛夫写完信，拿起面前一张照片，在未放入信封以前，看了看照片。这是在萨拉托夫市他们队伍组建时，在街上由摄影师拍照的。小个子帕尔费诺夫雄赳赳地站着，一手抓着手枪套，大概是摄影师建议他这样照的。　　另一封信是一连塔拉索夫中士的家信。沙布洛夫隐约知道，塔拉索夫也是在这里的第一次战斗中牺牲的，但是他怎样牺牲，在什么情况下牺牲的，他却不清楚。这是一封从农村写来的信，在一张格纸上用大字写的，信上谈到全家人的情形，在这封简短而普通的信里，虽然文字表达得并不流畅，但仍然能够感受到强烈的爱和思念…… 沙布洛夫在回复这封信时，虽不知塔拉索夫牺牲时的情形，但还是写道：他是个好战士，死得很英勇，指挥官以他为自豪。　　沙布洛夫写完这封信后，又写第三封，他把第三封信写完，就打电话到一连，此刻政治委员与阿弗杰耶夫刚刚到过那里。　　“他们已经回营部去了。”连长哥尔坚科在电话里说。　　“他们去过很多地方吗？”沙布洛夫问。　　“去的地方不少。 ”　　沙布洛夫听到哥尔坚科在电话里笑了，于是放下话筒，轻松地吁了一口气。　　四个人在一块进午餐：除政治委员与阿弗杰耶夫外，马斯林尼可夫也到了。瓦宁还是平时那样。阿弗杰耶夫很疲倦，但是他回到营部后感到轻松愉快，当一个人在战争中已经觉不出危险，只感觉到相当安全时，才会表现出这种愉快的情绪。　　他在吃午饭时谈到了这个问题。　　“你们知道吗，坦白地说，怕危险和怕死的感觉是很沉重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人疲倦，你们说对吗？ ”　　“对。”沙布洛夫说。　　“有时我觉得，”阿弗杰耶夫说，“士兵好像潜水员，当他被一点点地放到水里时，压力逐渐增大。这里也是一样，危险逐渐增大，对危险也越来越习惯。后方的人往往不了解，他们以为，并不总是那样危险，前线上一切都带有相对性。譬如，士兵攻击后回到战壕时，他觉得战壕是安全的；我从连里回到营部时，觉得战壕简直是个要塞；如果您到了集团军总指挥部，您一定觉得那里平静无事，至于在伏尔加河东岸，虽然敌人也向那里炮击，您一定认为那简直是，或者几乎是疗养所，但是一个从后方刚刚到这里来的人，即使在东岸，也觉得有莫大危险。您认为我这话对不对？ ”　　“对，当然对。”沙布洛夫说。“不过在斯大林格勒这里，情况却不同，在这里，连集团军总指挥部有时也同我们一样距离敌人很近，处境很危险，如果按今天我们这里的平静气氛来衡量，它甚至比我们更危险。”　　饭后，沙布洛夫穿上大衣，坦白地说：　　“我到二连去…… ”　　可是阿弗杰耶夫感觉这是在请他一同去，或许甚至是在向他挑战。他也站起身来，一声不响地穿上军大衣。　　“您到哪里去？ ”　　“同您一块走。”阿弗杰耶夫说。　　沙布洛夫向他疲倦的脸上望了望，本想反驳，但随即明白了，既然这人把与他无关的话理解为请他一同去，现在就阻止不了他，所以沙布洛夫懒得费话，只是简单说道：　　“好，那就一起走吧。 ”　　二连连长仍旧是西伯利亚人波塔波夫。他看见沙布洛夫带着一个也许是从某司令部来的生人，就按照前线战士的习惯，请他们到他掩蔽部去吃点东西：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东西可吃，只有点我们西伯利亚的饺子。”　　沙布洛夫晓得，如果波塔波夫有饺子，一定是最好吃的。波塔波夫所说的“没有什么特别东西可吃”的口气，是前线下级军官请上级军官吃饭时都喜欢讲的话，从连里一直到集团军总指挥部，无一例外。只要环境允许，他们总是力图找到比上级司令部更好的厨师，准备出更好吃的东西来。可以说，这一点他们常常是做到了。　　沙布洛夫与阿弗杰耶夫谢绝了饺子，到各战壕去了。　　孔纽科夫带领的一班人，就在该楼房墙外的战壕里，战壕就在墙边，沿墙脚一带挖掘的，并用倒塌的砖块和沙土隐蔽得极好。　　战壕后面，有两条很好的交通壕，从墙脚下通进楼房内，那里挖有一个地窖，地窖顶上盖着战火烧过的大木料。两个机关枪巢修筑的特别精致，射击手的地方也布置得很妙，左边挖了许多土隔板，那里放着士兵们常用的东西：小锅，烟草等等。　　“抽吧，抽吧。”当聚集在一块吸烟的战士们看见营长来到，急忙立正的时候，沙布洛夫说。　　“老乡，卷支烟抽吧。”孔纽科夫拿腔拿调地说，周围的人都笑了，沙布洛夫感到，孔纽科夫讲话的语调不是偶然的，他常常以此炫耀自己。　　“您好吗，孔纽科夫？”沙布洛夫问。　　“很好，大尉同志。 ”　　孔纽科夫还是那样纪律严明，但是经过半个月的战斗之后，原先的乡土气减少多了。虽然处在危难中，他仍然感觉到不能与首长讲话太随便。　　“怎么样，对飞机炸弹习惯了吗？ ”　　“是，习惯了。如果在这里再不习惯，报告大尉，——那就该淹死在伏尔加河里。既然他…… （“他”是士兵的普通话，经常指德寇），既然他总在扔炸弹，逼得你适应，你又怎么能不习惯呢。”　　“这就是孔纽科夫上士，”沙布洛夫转向阿弗杰耶夫说，“因为他作战勇敢，我已在27日替他请功了。 ”　　孔纽科夫幸福地微微一笑。本来，他已经从连长口里听说为他请功了，但此刻营长正式当着他全班战士的面，大声重述这一点，他感到心里特别舒服。像所有的人在兴奋时刻的心情一样，这时他脱口而出的，并不是此刻应该说出的“效忠苏联”的话，却是高呼道：“誓死效劳…… ”说到这里，他很难为情地咬一下舌头，没说出“大人”二字。　　“这位营政治委员是从莫斯科来的，”沙布洛夫说，“孔纽科夫，你把27日的战功讲给他听听，把望远镜暂时给我用一用。”　　孔纽科夫摘下挂在胸前的德国望远镜，这是他在占领这座楼房的头一天搞到的。他一刻不离地挂在胸前，几乎像一个军官，至少不完全像个士兵了。他自己也感觉到这点，所以他此刻把望远镜交给沙布洛夫的时候，心里有几分惶惑不安，因为他从第一次大战时就知道，凡是有意义和有用的战利品，上级首长总爱从部下的手里拿去供自己使用。　　沙布洛夫站在墙壁突出部分，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邻街倒塌的地方，孔纽科夫则不慌不忙地开始讲述这段经历。甚至他自己也认为27日是他最得意的一天，他讲起这一天的事情总是非常高兴。　　27日这一天，他担任通讯员，在从二连到一连去的开阔地上，当时其余的通讯员都被打死了，而他却在白天来回爬了七次。他带着老兵们讲话时的一种特别风度讲述这件事。　　“我爬着，子弹老在我头上飞，我背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的是烟叶和食品，本来丢掉这些东西爬起来要轻松些，但是不能丢下——不晓得向哪里爬，万一需要往回爬又爬不回去时…… 在半路上可以抽点烟，吃点面包…… 还有，我的包袱上系着一个小锅，如果不带锅，就得不到吃喝，”他又拿腔拿调了，“我一面爬，锅往两边晃着叮叮当当地响，这并不是系得不紧，是因为锅悬在上面，子弹打得它乒乒乓乓响…… 我爬着爬着，突然觉到背上热辣辣的……我连忙掏出刀，在皮带上一撩，割掉了那个包。包落在我身上，黑烟直冒，这是燃烧弹搞的，我在那里忍不住笑，我觉得好笑是因为他们把我当成坦克了，把我的包当作坦克塔来烧…… 我丢下包，继续往前爬，糟糕，火烧着了烟草。我再往前爬…… 平坦的地上到处是泥巴，我紧靠着地上爬，连靴筒里都钻进了泥渣。他还在开枪打。逼得我只好紧贴在地上。 ” 他说到这里，向周围那些聚精会神听他讲述的战士们望了一望。他们并不是第一次听他讲述，可是当他说到这里时，大家脸上都露出了笑容：他们已预见到，马上就会讲到众所周知的笑话了。　　“我爬着，紧贴在地上，连新婚第一年，在我那位年轻的老婆身上，都没贴得这样紧…… 上帝啊！”孔纽科夫在哄堂大笑声中，庄严地连连画着十字。“后来我爬过一块废墟，他的机关枪打不中我，又不愿意让我活着爬过去；真把他气坏了，第二次战斗中也打我，但总打不中，子弹都打飞了。他马上又向我开迫击炮。周围都是泥…… 迫击炮弹接二连三地炸，弹片在我周围乱飞，好像一群绵羊在污泥里践踏一般…… ”　　“你们继续谈吧，”沙布洛夫打断孔纽科夫的话，“我一会儿就来。”他把望远镜还给兴致勃勃的孔纽科夫，钻出战壕，到其他排去了。　　经过三十分钟左右，当沙布洛夫准备转回去时，听到左边孔纽科夫班那边响了几排“马克西姆”机关枪声。他还没来得及考虑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德寇接连打来五六个迫击炮弹，从他头顶上吱吱飞过，大概就在孔纽科夫所在的地方爆炸。沙布洛夫待了半晌，又爬回原地。他见到孔纽科夫与阿弗杰耶夫，还面对面地坐在战壕里谈天。　　“看，我说的对吧。”孔纽科夫煞有介事地说。“我们打了他，所以他也来打我们。”　　“对的，”还有点兴奋的阿弗杰耶夫回答说，“对的，应该这样…… ”　　“怎么回事？”沙布洛夫问。“没有打到人吧？ ”　　“没有，只是把他的军帽打烂了。”孔纽科夫说着，同时站起身来，笑着用两个手指拿起倒放在战壕边缘上的阿弗杰耶夫的帽子。“他们开始瞄准时，就瞄准了帽子，并且击中了，德国人就像把鸡蛋放进提篮里一样，把炮弹投向这里。 ”　　果然，军帽底下有两粒迫击炮弹的弹片，弹片落下来时已经没有力量，没把帽子打穿，只是擦破了点，好像是虫子吃了似的。沙布洛夫扔去弹片，看了看帽子。　　“谁都会以为这是虫子吃的，如果您说是弹片打的，任何人也不会相信。 ”　　“我也不能向别人讲。”阿弗杰耶夫说。　　“这么说是您开的枪吗？”沙布洛夫问。　　“是的…… 我向那片废墟开了枪，都说那里有德寇…… ”　　“没错，”孔纽科夫证实说，“是有德寇，因此才回击了。 ”　　“您看，”阿弗杰耶夫说，“本来很平静，一下子就不平静了。为什么你们很少射击？是为了节省子弹吗？ ”　　“节省什么子弹，”孔纽科夫回答，“我们并不是节省子弹，而是没看见德国人，又何必开枪呢？只要一发现，我们就开枪，要是没有发现…… ”　　“话谈完了吗？”沙布洛夫问。　　“谈完了吗？好，那我们走吧。”　　当他俩朝波塔波夫连走去的时候，阿弗杰耶夫扭转身来，忽然对沙布洛夫说：　　“您知道吗，我是故意打机关枪的。”　　“怎么，您想亲自打死几个德寇吗？ ”　　“不，请您不要生气，也许我干扰了您的事情，但我觉得，这样不对…… ”　　“什么不对？ ”　　“这样平静。好像休战一样。”　　“为什么？ ”　　“不，”阿弗杰耶夫说，“也许这是对的，没有发现德国人，就用不着射击，但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