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像这样的书竟是一本也没有.旧书店的老板回答我的询问时,说:"没有."脸上毫无表情,连头也不抬一抬,好像对这门生意一点兴趣也没有.其余的书也找不到什么可看的,我想:跑上峨眉山,天一黑,点上油灯,便不能在山上活动了,最好找点适合山上情调的书读一读.我就想到了《聊斋志异》,谁知成都的书店里连《聊斋》也是没有的.我跑了两天才在人民公园(即是从前的少城公园)对门一家联营的古籍书店里买到了残缺了的半部《聊斋》.解放以后,加以整理注释的许多古典名著都出版了,譬如《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等.惟独《聊斋志异》迄今为止只出了一部为专家或收藏家用的手迹影印本,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由于广大的读者喜爱这部书,所以现在是很难买到这部书了.至于在成都买不到介绍成都的书,这在别的城市我后来也碰到同样的情况,譬如在昆明也是买不到谈昆明的书.像这样有悠久的历史,有优美的风景、名胜的著名城市,外来的客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们都想在来到的时候能够认识当地的风貌,找不到这样的书是很不愉快的.相反,我记得在解放以前,这样的城市倒是大都有一部厚厚的无所不包的《游览指南》的.到了乐山,去拜访了乐山专区区委,才在宣传部借到了一部《峨眉山志》,还是"民国二十三年"在苏州出版的,距离现在二十多年了.捧着半部《聊斋》,两本山志上峨眉.来到山下的第一座大庙报国寺已经是黄昏掌灯时候.天气热得很,我们一行五个人趁着天色已经暗下来,就在庙门外边的小河里洗澡.附近的农民牵着牛从桥上走过,点点头和我们打招呼.这假如是在城市里,几个人在路旁光着身子洗澡就会变成奇闻了,可是在这儿简直是这样自然,谁也不觉得新鲜的.巍峨的报国寺油漆一新,虽然天黑了,也感觉得到那壮丽辉煌的气派.我被安置在后殿里的一间客室里,全部是新式的家具,藤沙发、写字台、弹簧床.除了那一盏油灯之外便像是城里的大旅馆一样了.九点钟准备睡了,临睡之前,我到屋外走了一走,才发现这一排卧室就在后殿的廊前,对着房门是一排高大庄严的佛像.天黑了,只凭着佛前的油灯看不清楚佛像的面目；我站在地上也就只及得佛前的须弥座一般高,还够不到佛的脚面；数了数,有七盏佛灯,影影绰绰地就是七尊大佛.佛殿当然也是高不可攀的.就在这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一阵恐怖之感袭来,好像回到了那不可知的远古的年代.昏昏的大殿里只有我一个人,远远传来几阵鼓声也是那般深不可测,随后便是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人都到哪里去了呢?常年住在大都市里的人是永远也体会不到这种境界的.殿后草地里的秋虫又叫了起来,我慢慢地退回屋里把门关上了.躺在床上睡不着,怕大佛会走进来.我顺手拿一本《聊斋》来看,一翻开就是《画皮》,这个厉鬼食人的故事可不敢看；再翻到《连城》,这个生死缠绵的爱情故事在这样深夜的古庙里也只是徒然增加恐怖.我把书扔了,但是睡不着,帐子外面"嗡嗡"的声音,好似远远的轻雷；伸出手去捉住一个蚊子,就像是苍蝇那么大,古人说"聚蚊成雷"真是不错.我紧闭上眼睛,不知道过了多久才睡着的.第二天早晨走出房天已大亮,才知道这座后殿叫做"七佛宝殿".七尊大佛都是满面慈悲,显然他们是保护人的而不会伤人的.真是很奇怪,这种害怕的心情还是在十几岁时有过,宗教的魅力原来是这么震慑人心的；我想起了十几岁在北京东岳庙里看见天王、鬼判、七十二司里受罪的冤魂时的惊悸的情景.我把在成都市奔走两天才买到的半部《聊斋》收进了行李袋,决定在峨眉山再也不看这部书了.双飞桥下水在报国寺又住了一天,第三天我们才上山去,我们走过了伏虎寺、雷音寺、华严寺、纯阳殿、会灯寺、大峨寺、中峰寺,来到清音阁投宿.清音阁下面就是峨眉山最幽静的去处双飞桥,这是我曾经住过不短一个时期的地方.我和宋之的同志住过的惠民图书馆就在清音阁的旁边,现在已经拆掉了；但是"双桥两虹影,万古一牛心",两条石桥下面的黑、白二水奔腾飞跃而来；两水当中的牛心石和奔泻下来的急流激起白浪如雨,溅到石上的杉树枝头,凝聚了一层冰花；道旁的幽邃,遮天的峭壁,都能找到十二年前的痕迹.水流过牛心石,水势便缓下来,雷鸣一般的声音也低下来；水清得可以看得清楚水底的白色的石子.这里是从前我们每天来洗脸、洗脚和洗澡的地方.即使在夏天,这里的水也清凉得叫人打战.现在已是秋天了,但是趁着忽然从云里伸出来的一缕阳光,我还是跳到水里去洗澡去了.好凉啊!好凉啊!可是又是多么爽快!这种清凉的、叫人头脑清醒的感觉,我到今天——过了四个月之后,还能感觉得到.我相信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因为双飞桥下的水尽管千秋万古不断地流,但是我却不一定再来第三次了.还有,尽管之的同志已经死去,而1944年那两个月的山居生活我也是再也不会忘记的.吃过晚饭之后,坐在清音阁的正殿上记日记、写信.正殿实际是三面的敞厅,正面虽然有门,两旁却是露天的.夜里天很黑,没有月光,只听见水声像疾奔的马群.山风很大,点着的一根蜡烛火焰摇摆不定；蜡泪不停地流下来,蜡烛很快地就变短了.烛光招来了无数的蛾子,飞蛾投火,一个一个烧坏了翅膀落了下来；蛾子身上沾着蜡油把我的日记本和信纸上都染上了油迹.赶也赶不掉,赌气我把蜡烛给吹灭了.睡在清音阁,听了一夜水声.猴子的故事早晨起来,匆匆地就出发了.临走之前我又到小河边去了一趟,因为昨天洗澡的时候,我把手杖忘在河岸上了.这么可爱的水,真是舍不得走啊!我用手捧起河水把头发和脸都浇湿了,就这么水淋淋地去赶上我们的队伍.就是这样,一会儿水就干了,一点水印子也没有留下.离开清音阁,一路都是上坡,没有昨天好走了.像九十九倒拐,年轻小伙子也会走得气喘吁吁的.太阳缩在云缝里,有时也出来一下,这总比没有太阳强多了.一路上风景可是真好,说一句老话吧,那就是:人在画图中.三点半钟,我们快到九老洞了,忽然有人喊:"猴子!"远远望去,果然看见有两个猴子在半山大树间缠着的藤蔓上打秋千,但是一下子就钻进树阴里不见了.峨眉山的猴群是出名的,十二年前我到山里来没赶上看见猴群.看见猴群也得碰运气,以前峨眉山的猴群有一二百头猴子,由一个猴王率领着；它们常去的地方是九老洞和洗象池一带.我记得从前上山的那回,在洗象池看见一间客房里的窗户上钉着木条条,就像监牢一般.问老和尚,说是有一对新婚夫妇游山,晚上睡在这间屋里；男人出去了一下,回屋时新娘不见了；原来是一群猴子从窗外跳进来把新娘抢走了.新娘找回来没有,不知道,但是猴子特别喜欢女孩子,我在别处也是听说过的.头一次上山时我就没有看见猴子.我知道有些人一路追赶猴子,可是猴子总比追它的人跑前一步；人家赶到九老洞,它们刚离开九老洞；再赶到洗象池,它们又离开洗象池了.当然也有迎面遇见猴子的人,那可真是教人高兴的事情.这一回我从家里出发的时候,儿子抓着我的衣服说:"爸爸,你到峨眉山,给我带个小墨猴儿回来."我是答应了孩子的,虽然我也没见过小墨猴是什么样儿,但是这显然不易办到.这晚上我们住在九老洞.九老洞庙前面的一块黑油油的峭壁像刀削成的一样,这么大,大得挡住了半边天,把我们的住房挡得特别阴暗.我们到洞里去了一下,又到著名的看日出的天皇台去了一下；没有太阳,只有看看远远的千山万壑,也教人心怀舒畅.山上一片浓绿,石板缝里时常有一朵朵的小花还在开放.花是小的,但是生命力是这么强,它从这样坚硬的石缝里也要开出花来；花的茎和叶都非常纤小,但是花的颜色红得像早起的朝阳.时间离睡觉还早,我们去问老和尚,猴子会不会来?老和尚说,猴子现在不会来,因为现在正是收包谷的季节,猴子都到包谷地里吃包谷去了.老和尚告诉我们,猴子现在不多了,山上的一个猴群只有二十几个猴子,还是这两年才组织起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老和尚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四川解放的那年,峨眉山也来了解放军.解放军不用说有多好,他们很快地就把过去山上的许多黑暗不平的事情处理得顺顺当当.把当年的坏和尚、地主、恶霸,镇压的镇压,管制的管制；把峨眉山改造成了真正的清净的和平的安静的佛教圣地.有一回,一个解放军的排长在九老洞前面和老和尚谈话,一大群猴子跑来找吃的,和尚和游客们把许多食物扔给猴子吃.人们都看见猴群当中有一个特别孔武有力的大猴子,总是跑在许多猴子的前面,把扔来的食物自己飞快地吞下去.有小猴子来抢东西吃的时候,它总是拦着,常常一巴掌把小猴子打得老远.排长同志不明白了,他问老和尚:"这个猴子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这么凶?"老和尚告诉班长说:"这是猴王."排长一听就火了,说:"猴子里也有恶霸行为,这可不行!"他想到了革命的目的,他不能容忍这种封建压迫,他要为被压迫的小猴子求得解放.他掏出手枪瞄个准,把老猴王一枪打死了.没想到的是,一两百个猴子一见猴王死掉,顿时一哄而散；转眼之间,一个也不见了.可正应了一句俗语,叫做"树倒猢狲散".老和尚叹息不止,说:"你打得冒失了.老猴不让小猴到人前去抢东西吃,是怕小猴被人抓走.是保护小猴子的意思.猴子脖子底下有一个口袋,它回到家里会把东西吐出来哺给小猴吃的."可是老猴死了.群猴无首,猴群作"鸟兽散".这群猴子远不及《西游记》里花果山水帘洞的猴子；水帘洞里的猴子,自孙悟空走了之后,还能保持团结.而这一散,猴子们便从此不见,直到最近一两年才重新集聚起来,可是比原来的规模就小多了.猴子会吃庄稼,其食量或不会下于麻雀,但是它们是名山之点缀.排长打猴子的理由完全无可非议,问题只在事先了解得不够,有点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就是这么一打,给峨眉山猴子的历史上留下了这一点波澜.上了金顶下峨眉从九老洞再上去,沿途的美景就不是我能写出来的了.整整二十里路,我们不停地在爬坡:钻天坡、阎王坡、七里坡,一个坡接一个坡.在雷洞坪后面看见浩荡无边的云海,一层一层,不见边,不见底,云在脚下翻滚.艺术家到了这里我看只有叹气了.因为用什么艺术手段也记录不了这样的奇观,峨眉是梦里的仙山.山上有一个小庙叫做"遇仙寺".在这里我们当然没有遇见神仙,连仅有的一个和尚也不在庙里.庙里柱上挂了一块木板,木板上贴一张黄纸,用墨笔这样写着:游山的同志们本寺僧人上山搞生产去了庙内无照应同志们请你们大家要原谅峨眉山是风景区人人要爱护公共财物现在灶房内有茶水请你们自便山高风大小心火烛千急千急本寺和尚白这个告白没有标点,直行写,又是从左到右,所以看了半天才看清楚.但是从这几行字里教人亲切地感到峨眉山在解放以后所起的本质的变化:僧人搞生产去了,房门没有上锁,为游客准备了茶水,叫游客小心火烛,爱护公共财物……我走到灶间,炉火尚温；揭开锅盖,水是热的；我喝了一口水,把锅盖盖好,觉得水里有一丝甜味……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有点像《镜花缘》里的"君子国".在过去,这只是文学家的愿望；而今天,这是生活里的真实.这一天我们上了峨眉的最高处:金顶.金顶冷得很,站在岩头可以远望见西方的大雪山,站在这里就像是在过冬天了.苏东坡有《峨眉山》诗: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春风日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冻如蚁.何况这时已是阴历的八月了,寒风夹雨,透体生凉.峨眉金顶的佳景是"云海"、"日出"、"佛光"和"远望雪山".但是秋天一到,便雾满乾坤.这四种景色除了"日出"本是太阳的事之外,其他三种也都需要太阳作主要的陪衬,可是据说在这个季节里太阳是不愿出来的了.因此"云海"只剩下一片空蒙,"雪山"模糊不清,在日光偶尔出现一下时的薄弱的"佛光"里也只能隐隐地看见我们的人影.我们等了两个早晨,太阳没有出来.应当说明一下,即使是这样的天气,金顶的云海也是令人神往的.那样无边无际的白云的海啊!再也没有比这更宽广的世界了.从北京到四川有这么远,我们想再来一次峨眉是很困难的了.可是我们来迟一步,该看到的美景,该享受的阳光便都不属于我们了.我们本想拍一些美丽的彩色的电影镜头回去,只因没有阳光和群芳零落——峨眉山有上百种的奇花——我们一个镜头也没拍成,只好怀着无限惆怅下山了.在金顶的留言簿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欲为银幕留奇景,千山万水上峨眉；四日不晴三日雨,趁兴而来败兴归.说"败兴"是指的我们的影片没有拍成,这主要要怪我们自己不了解情况,事前没有做必要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一回我们明白了峨眉山的规律,写下来告诉要去峨眉而还没有去的人:春天四月,满山百花齐放,山顶的云海最好看.五、六月山下晴朗,山顶多雨；满山游客,农民最多.六月到八月是知识分子学生游山的季节.冬天十一月到一、二月,山顶经常晴朗.云海,日出,日落,佛光,雪景都是最好的时候.雪景的最大特点是白雪压在绿树上.在别的地方的冬天,雪下只有枯萎了的枝条.多巧!正确地说,应该是:多不巧!我们来的时候,正是什么也不是的时候.更不幸的是我在金顶上碰见了我平生最怕的东西:跳蚤.而且不止一个,把我咬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捉也没法捉,因为我知道,捉了一个又会来一个；而且天气太冷,穿了不少衣服,捉起来很不方便.我问金顶的和尚,为什么有跳蚤?他说:"是你从山下带上来的."我说:"不是.山下没有跳蚤咬我."他说:"这里从来就没有跳蚤.你看我."他做了一个很舒服的表情.这个辩论很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我只好认输,不谈了,决心喂跳蚤.我们在一路斜风细雨中下山,跳蚤跟我下山才罢手.雨把我全身浇得透湿.可是在路上我们还遇见不少上山的游客.最使人感动的是有两位老太太,一步一步挨上山去,她们是去拜佛的.一共八天,我们上了山,又下了山.尽管我们来得不是时候,可是峨眉山的秀丽终是不可及的.峨眉山的和尚,和我们相处多日的普超、演观和我们没有见面的遇仙寺的留下告示的和尚,他们都是那么有修养；待人亲热,对祖国和我们的社会那样热爱和充满信心；为新生的峨眉抹上无限光彩.我怀着希望下峨眉.希望成都到昆明的铁路快修好,那时火车就会在峨眉山下经过,就会有更多的人上山来.希望峨眉山在不久之后会装上电灯,那时殿上的大佛就不会吓人了.希望开一条上山的公路,让年老的人(像我们遇见的老太太)可以少爬点坡,可以坐着汽车上山.还有重要的一条:不要有跳蚤!实践证明,跳蚤绝对不是我从山下带上去的.这样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1956年7月近半个月来,北京风日晴和.本来新年过后、春节未来最是严寒的时节；可是每天除了一早一晚,走在街上时间长了觉得有点冻耳朵之外,白天在阳光之下,竟有春天感觉.日历上已经写着"初五日立春",没有几天就要过春节了.的确是残冬将过,春天就要来了.宋人黄庶有一首《探春》诗说得好:雪里犹能醉落梅, 好营杯具待春来.东风便试新刀尺,万叶千花一手裁.东南风吹面不寒,不久以前刚下过的一场大雪没有几天已经了无痕迹；看来"万叶千花"是可以计日而待了.春天就是幸福,就是希望；每一个严寒的冬天过去的时候,春天就给人们带来了欢乐.草就要绿了；花就要开了；冰就要化了,大雁就要从南方飞回来了.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当他回忆起儿时,那最快乐的记忆总是属于过旧历年——春节的.尽管我们的国家有这么大,各地方的风俗不尽相同,但是没有一个孩子在过春节时不是欢天喜地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色彩浓烈的国家,人们印象中的春节就是一片鲜红的颜色；它是那样的温暖,那样的充满喜气:春联是红色的,灯笼是红色的,蜡烛是红色的,桌围和地毯是红色的,女人的裙子和戴着的头花是红色的,男人的瓜皮帽的结子是红色的,孩子们穿的衣服是红色的,鞭炮是红色的,压岁钱的纸包也是红色的……从腊月初八那晚上吃腊八粥起,过年的气氛就一天一天浓起来了.到二十四送灶王上天,三十晚上接灶王下界,守岁,辞岁；过年,拜年；一直到十五过元宵节,孩子们有多么长的一段时间都沉浸在幸福和欢笑之中啊!在过去悠长的年代里,谁都知道,快乐和苦难是紧紧相连的,往往在快乐的底面就是苦难,大红大绿的喜气的后面就是漆黑一团的愁苦.在我们走过来不久的这一段年月里,那悲哀多于喜庆的社会是不会教人容易忘记的.不论是城市也罢,农村也罢,有几家人家不是忍着泪、咬着牙度过这样艰苦的日子的?新年来了,当然要含笑去迎接它,然而:爆竹千声岁又终,持灯讨账各西东……除夕晚上,讨账的人到处找人要账,欠账的人到处设法还账或是藏到澡塘子等等地方去躲账；而讨账的人大都又是欠了别人的账去讨了账去还账的,这样紧张的欠债还债真是一场恶战；因为一过午夜,就不许再讨债了.这不是法律,但却是大家都要遵行的生活习惯；任凭亏欠再多,只要你逃过了除夕夜,就是明年再说了.这叫:夜深不管浑闲事,检点衣裳且过年.光绪三年(1877年)出版的《都门杂咏》中的这两首"竹枝词",内容是"讨账"和"搪账",说明了那时的社会现象.这样的现象实际上又延长了很多的年头,我至今还记得过去三十晚上债主盈门,家里大人应付为难的光景；等到我也长大了之后,社会上的人情就变得更加浇薄,"午夜以后不许讨债"的人情习惯没有了.春节过后的报纸上经常登得有"年关难过,逼债致死"的新闻,在旧时严冬的新年新岁里,"恭喜"的声音是掩不住哭声的.孩子们之所以幸福,就在于他们不必负起生活的担子；他们自己就是担子,只有被人挑而没有挑人的义务.我们在许多古旧的年画里,在街头巷尾都看见那样愉快、那样兴奋,可又是那样战战兢兢、掩着耳朵去点燃爆竹的孩子们.我们小时候也大都有这样地去放爆竹的经验,可是谁知道大人们是用什么心情来听爆竹的响声的.贫穷人家,在过年时候也许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但是即使去要饭,也要凑钱去买一串或者哪怕是一个单头的爆竹；全家老老小小围在一起,像进行一个什么典礼一般地隆重地把爆竹放掉；崩一下,崩掉穷气；把穷神崩走,把财神接进来；今年过了,明年发财.自然,明年还是不会发财的,但是明年还有明年啊.我们的旧社会里是有那么多的人只凭着这不可希冀的幻想讨生活的.他们说:"过年比过关还难!"那时候的春节的另一个名字是"年关".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为的是告诉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人知道,在过去的社会里春节对于人们的意义.那堆积在你们的爸爸、妈妈,以及祖父、祖母身上的生活的重债,曾经是世世代代也还不清,而是到了解放以后才真正地还清了的.我们的国家过去一直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家,春节是农历上最大的节气.春耕、夏锄、秋收、冬藏,四季的辛苦换来年终岁首的休息.这个充满着劳动的气息的原始的古老的又是普遍为人喜爱的节日具有着丰富的生活魅力.那灯笼、红烛的光芒,那爆竹的声响和划过黑夜天空的流星焰火,将在这春节的夜晚里,把我们这样美丽的祖国织染成彩色斑斓的神仙世界.北京的春节自然有北京的颜色.譬如厂甸吧,这个最能代表北京春节特色的地方.我刚刚看到琉璃厂的二希堂书店的掌柜,他对我说:"今年的厂甸可不比往年,去年厂甸摆了五百个摊子,今年增加到八百个了.我过去没在厂甸摆过书摊,今年公私合营了,我得把最好的书都摆出来.您可千万去逛逛.初一到十五,吃的、玩的,什么都有,甭提有多热闹!"假如说:旧日的春节,欢笑之中夹着眼泪,那么今天的春节就只有欢笑了.也只有今天的春节,才会给中国人民真正的幸福.这才应了那句老话:普天同庆.让大人也和小孩子一块儿尽情欢乐!1957年2月28日杂志约我写一篇关于"二流堂"的文章.令我感慨万千.原来不过是朋友们之间日常生活里互相交往的一些细事小事,但是居然被那些别有用心、惯于无事生非、小题大做的政治运动家们把它渲染、夸大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什么"反革命政治集团".从昏天黑地的1957年"反右"开始,到那个贻笑万邦的十年"文革"中闹得鸡飞狗跳尽人皆知,都等着要爆出个什么特大新闻来,而最后浪费了不知多少时间,多少人力财力,到处内查外调的结果却是一场瞎胡闹,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更无论其为什么"政治问题"了.想想真教人又可恨、 又可气、又可笑、又可悲.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也寻常；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上面这首七言律诗做于1972年夏天的河北省静海县独流河畔地名团泊洼的一处犯罪人的劳改农场,当时这片宝地乃是所谓中央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在那几年当中,这个干校不知表演了多少悲剧、惨剧,更多的是闹剧和滑稽剧."二流堂"群落之一:丁聪1942年末,我在两年前完稿的第二个大型历史剧、以南宋宰相文天祥抗元殉国为题材的《正气歌》,将由抗日战争大后方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剧团在成都和重庆两地上演.导演由陈鲤庭先生担任,这部戏的主要演员有魏鹤龄扮演文天祥,顾而已扮演贾似道,谢添扮演翁应龙,阵容十分强大.而剧中的服装设计者画家丁聪成为我一生中最亲密的好朋友中的一个.1988年9月吴祖光(右一)、黄苗子(左一)、丁聪(左二)丁聪比我大半岁,今年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了,他的作品至今署名小丁,七十五岁的小丁无论就其外形和性格而言都依旧符合"小丁"这一称号；永远坦诚快乐,永远笑容满面,一片天真.小丁是漫画名家,从30年代起以锋利的笔触勇敢地冲击反动统治的壁垒,到40年代以后又以幽默辛辣的方式针砭社会生活里的丑陋落后现象.他独具特色的画笔使他的作品即使混杂放置在千百个画家的画幅里也可以教人一眼识别出来.丁聪系出名门,他的父亲丁悚是20年代便名扬上海的老画家,在上海滩上交游广阔,是上海文艺界深受尊崇的前辈.丁家的客厅里经常坐满上海知名的年轻艺术家们,由于家庭的艺术熏陶,小丁不仅绘画当行,而且是一位有弦拉成调、有孔吹成曲的出色乐手.从40年代起,我和小丁有过多年合作乃至一同生活的经历.从重庆到成都,上青城山,去青衣江；又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合编过刊物,到香港在一家制片厂搞电影工作.更大的因缘是在新中国的1957年,虽然不在一起合作了,却同其命运地被一网打成"右派",因此,又在极北边陲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异地重逢,共同接受过"改造"……近年来由于居处较远,难得见面,但从60年代"文革"以后,我的具有"特异功能"从文盲变成作家的妻子新凤霞奇迹般地写出了数百万字的生活短文,小丁给她绘制的插图为她的文章增添了声色.插图不知已画了几百幅,看来他们还要长期合作下去.小丁和我——如今加上了妻子,将是永恒的兄弟."二流堂"群落之二:凤子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电影事业发展困难,而大批曾在上海成就非凡的电影从业人员云集重庆,大量加入了话剧队伍,因此使话剧艺术在战时的陪都得到空前——甚至是绝后的发展.在《正气歌》演出之前,我虽然已经有了《凤凰城》的演出,但我的交往大致没有越出当时国立剧专的范围；从《正气歌》上演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从与丁聪密切相契的开始,我才广泛地接近了我所向往的"海派"影剧界同行们,从而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认识丁聪以后,他带我去到他住的地方,地在临江门下,一个小院,两间平房,一间房里住的是绮年玉貌的女作家、演员凤子,另一间住的是三个独身的男子汉,除小丁之外,还有音乐家盛家伦和仰光华侨唐瑜.这间房里没有床铺,三个人合睡在一条非常漂亮的高级地毯上；地毯是唐瑜买来的,房子也是他租来的.封凤子是散文作家,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又是著名的话剧演员,是曹禺名剧《原野》主角金子的第一个扮演者.只是由于性别的原因,两间房子她独占了一间,而把三个男人挤在另一室的地下睡觉；女同胞毫无歉意,男同胞也毫无怨言.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这是几位重文明、有礼貌、讲义气的朋友."二流堂"群落之三:盛家伦盛家伦学贯中西、堂堂一表,永远西装笔挺,打着领带.他是著名的音乐家,但他的学问远远超过音乐的领域之外,多少学术界知名人士把盛家伦当做咨询、解答问题的大家,可以坐在他的大书桌对面倾谈终日.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定居的北京东单西观音寺楼上那个大房间里,桌上、床上、地板上全是书；中文书、外文书、线装书,一堆堆垛得像小山一样.琉璃厂的个体书商三天五天地给他送书来,外出归来,也很少不捧着或挟着书的.任何时候闯入他的房间,你总会看见他或坐或卧,或在窗前、或在灯下,一定是在看书.除了朋友之外,他只有与书为伴.他是个鲁男子,只有男朋友.对于女性,他从来无动于衷,多少个好事者、好奇者热心地为他作过介绍配偶的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谁都承认,并且尊重他作为音乐界专家学者的崇高地位,但他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也从不附和别人.无论是中国的、东方的,或是西洋的音乐家、音乐史……他都具有渊博的知识；但是朋友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写作.他没有留文字材料,或许他曾经有过研究、写作的计划,然而未及着手便在他的壮年的1956年,也即"反右派运动"的前夕因病逝世,给人留下永远的遗憾.他在高兴时喜欢吹口哨,吹得十分轻盈、流动,很好听.他也是歌唱家,30年代初期上海出品、金山主演的电影《夜半歌声》轰动一时,片中那支主题歌就是盛家伦主唱的,不是男低音,也不像男高音,或许就是罕见的男中音吧!"谁同我等待着天明?……"的歌声流传了多年,但是奇怪的是我同家伦同住在西观音寺大宅院的近两年当中,从未听见他唱过一首歌,很难想象他的歌声曾经震撼和感动过万千个听众.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我和家伦接触不多,和他日夕过从是在我和新凤霞结婚之后的50年代初期.他十分喜欢凤霞的表演,也知道这个演员出身贫民窟,自幼失学,没有文化.他热情地主动提出来愿意教她学点乐理,最低限度要她学一点简谱,最好能进一步学会五线谱.这太使我们夫妻俩高兴了,我还从未见过家伦对别人如此热心过.在这以前我就经常去后院把家伦——这个光棍汉请到楼下,让他在我家吃饭.由于他生性懒散,晚睡晚起,懒得出门,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出去买一个大面包,就点开水就能吃几天.所以我家只要吃点好的,就常常请他来,他是个美食家,很讲究吃喝,但作为一个光棍汉,又很能将就.我见过他躺在床上看书,床头上放着一大桶奶粉,过一会儿就伸手进桶抓起一大把奶粉送进口里干嚼,连个勺子都懒得拿.他的一颗门牙掉了,据他自己说是一次张口咬一个大苹果时崩掉的.他的绰号叫"大食国王",大家叫他国王.我非常喜欢他,欢迎他来教凤霞识谱,这样他就是我们的家庭老师了.然而事与愿违,尽管我郑重其事地去买了一个小黑板,钉上钉子,挂在墙上；又去买了学习简谱和五线谱的书,希望这位民间艺人出身的大演员学会识谱,长点本事.但是事情真教人灰心失望,凤霞演戏、唱戏玲珑剔透,天才横溢；对于学识谱却其笨如牛,家伦费了很大劲,她可就是学不进去；大约只学了不到三次,师生二人都泄了气.家伦对许多女性朋友都是很不客气的,但对凤霞却一向优礼有加,这回也只是把两手一摊,就算打了退堂鼓.我自己回想在当年北平最新潮的孔德学校上学时,音乐老师教五线谱时也是一点学不进去,别说五线谱,至今连简谱也不懂,于是连责备妻子的勇气也没有了."二流堂"群落之四:唐瑜再要提到的一个人,实际是所谓"二流堂"的最关键人物,没有他就没有"二流堂".他就是唐瑜.仰光华侨唐瑜,两年前出国,现在侨居加拿大,年纪应在八十岁左右了.我虽在1942年才与他相识,但他早在30年代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的电影界.据说他是由于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的.和众多的海外华侨一样,他热爱祖国,反对当时的封建反动的统治者,因此回到祖国便投入左翼的亲共反统治的行列,他和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夏衍、光未然,以及著名的进步电影导演蔡楚生,还有陈荒煤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上海编小报、副刊,写影评,并先后在几个电影厂担任宣传工作.除此之外,他有一个属于经济方面的优越条件,就是在仰光的胞兄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尤其这个富有的哥哥特重手足之情,对兄弟关怀备至；只要兄弟提出经济上的要求,兄长都予以满足.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瑜大概是从上海回到仰光,然后经缅甸到昆明的公路来到重庆的.唐瑜曾约略说过,他哥哥给了他两部大卡车和一部小轿车,卡车上装有当时可以畅销的物资,让弟弟做点赚钱的生意,但是另一辆卡车上这位弟弟却装上了一满车的食品,到了重庆便和朋友们共享美食,需要钱用时便卖货,最后卖车.记得我有一次和他一同走在重庆中一路近四德里时,远远开过来一辆十分豪华而崭新的小轿车,唐瑜忽然停步不走了,当时大雨初晴,路上积水很深,汽车飞驰而过,我们两人躲避不及溅了一身水,尤其是唐瑜满脸都是泥水.他仍旧不动地望着汽车走远才回过神来,对我说:"这车是我的."朋友们大多来自内地,缺少较为舒适的住处,唐瑜租房都是与友人共享的.从租房开始,他对建房发生了兴趣,重庆当时外地来客云集,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屋,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住房,都是提供给朋友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其中还有一次被包工头把他预付的建房款卷逃而去,无处查找,只得算了.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冬夜架柴燃烧起来,有又红又暖的诗一般的情调,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漂亮的壁炉.重庆的朋友当中,只有书画家、诗人、才子的黄苗子和画家郁风有一幢真正的漂亮洋房,由于苗子是当时政府的财政部机要秘书,人家有求于他,存心讨好而向他进献的.但是苗子的别墅也没有碧庐那样款式的大厅.碧庐落成之后,住在里面的客人里男的是盛家伦、高集,还有我.女客是方菁、高汾和吕恩.后来唐瑜还接待过一对名叫刘德铭的两夫妇和一个落生不久的婴儿,这个刘原来是个招摇撞骗的家伙,住进来之后就大发请帖大宴宾客,请帖信封上写的都是重庆当时的高官显贵,而且故意放在桌上,目的是让我们看见,显示他的来历非凡.这样便激怒了我们,当天趁他出去的短暂时间,把他准备酒席上使用的唐瑜所有的一套名贵西洋瓷器盘碗酒盅等等全部搬走,一件也没留下,然后我们也全部走掉.可以想见客人到了之后,这席菜饭盛不出来的狼狈相.他是请了一家著名的餐馆大师傅来做菜的.刘的恼火亦可想象.不久他和他的秘书沈求我先生又发生了矛盾.一天夜晚,沈先生来和他谈话,二人先是谈论,变为争执,声音由低至高,后来竟动了手,刘德铭弯腰抓起痰盂向沈的头上砍去,顿时头破血流.这下子祸闯大了,刘竟连夜偕同妻与孩子落荒而逃,再也没有回来.不久以后,刘德铭成立了一个"军之友社",骗局更大了,再往后"军之友社"搬到了台湾,我们没有再见他.后来剧作家宋之的把刘德铭的事写成一个话剧本,叫做《两面人》.唐瑜是潮州人,朋友都叫他阿朗,他自己在写信时署名也叫朗,是否是小名,我不清楚.有时亦写成阿聋,他确实有点聋,别人讲话常常听不见.亦有人说他是装聋,不想听的话就装聋作哑.阿朗造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坐坐,聊聊,自由自在.在我记忆里,年节时候,不止一次开过舞会,大家兴致很高,十分热闹,作家、演员常常跑到这里来.中央青年剧社、中国制片厂剧团、中华剧艺社都离这里不远,所以演员们来得更多.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在曾家岩的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常设机构.和重庆的进步文艺界有紧密的联系,我在这里就多次见到过周公以及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林彪和一些从延安来到陪都的同志,也常在这里听到一些政治或政策、文件等的传达报告,也收到过从延安带来送给朋友们的毛衣料、小米和红枣……这些传达、通知和馈赠都是大家敬爱的夏公(夏衍)转来的.给大家较深印象的是从延安来了一个小型的秧歌剧表演,演出的节目是《兄妹开荒》,两个演员是欧阳山尊和李丽莲,这种表演形式大家都未之前见,感觉十分新鲜.在剧中的对话里,听到一个很新鲜的未之前闻的陕北的名词,就是妹妹送饭,原在开荒的哥哥假装在地里睡觉,妹妹生气了,骂哥哥是"二流子",就是光吃不干的懒汉.这个有趣的名词把大家打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大都没有规律,夜里不睡,早晨睡懒觉,吃饭不定时都是常事.尤其是盛家伦,生活太没规律,而且读那么多的书,却一个字也不写,大家说他"光吃不拉",叫"二流子"是从他开始的.有一天郭老(郭沫若)和徐冰同志等到碧庐来,听见大家在互称"二流子".郭老说:"好,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徐冰叫大家拿纸笔来,请郭老当场题字做匾,但是找了半天,无笔无墨,更无大张宣纸,只得罢了.但是"二流堂"这个名字却从此叫开了.这个"二流堂"简明、响亮、好叫、好记.不久就名传遐迩,文艺界、新闻界、演员们把这里当做休息、聚会的地方.说心里话,我对这个名词没有什么好感,我写作一直很勤奋,也不爱过多地聊闲天,除了初期叫着新鲜之外,后来我就很少跟着起哄了.抗战胜利之后,大众纷纷复员,各奔前程,历经上海,再去香港,到1949年内战结束,国民党蒋介石败走台湾,当年流亡重庆的朋友回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重新团聚.北京的"二流堂"我是1949年10月2日,即建国大典第二天回到暌别十三年的北京的.那时演员戴浩与虞静子夫妇在东单西观音寺三十四号(后门是栖凤楼六十一号)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进门是一排六间平房,相连一幢宽大的楼房,分租一间楼房给盛家伦,楼下一大间住的是音乐家邬析零全家,另外还有一个跨院的两间平房由黄苗子和郁风租住,另外还有楼下一间大厅和两间侧室由我介绍给迁来北京的新民报社作北京总管理处.我则租住了进门那六间一排的平房.我和凤霞就是在这里结婚的.老朋友又在这里聚头了,而且基本上还是当年碧庐旧人,增加的黄苗子、郁风夫妇更是多才多艺讨人欢喜,房主人亦即经租人戴浩、虞静子夫妇都是演员,平素交游广阔人缘特好.唐瑜已经结婚成家,成为这里的常客,于是马上就传播人口,都说是"二流堂"在北京重建起来了.我家本来客人就多,眼看着客人更多起来,我住的一排平房又是在院子最外边,来人一进大门就敲我家的房门.就在这时,我们大院的斜对门开了一家叫做益康的川菜馆,很地道的川味.女老板姓金,据说是清皇族的一位格格,又说是川岛芳子的妹妹,为人很豁达灵活,开张不久便生意兴隆,去吃饭的客人常常要排队等候.这么一来,我家更热闹了,熟朋友来益康吃饭,碰上要等候,索性到我家一边聊天一边等.吃完饭也来我家坐一会儿再走.无论是本市的,来自外地的,经常能听到"去‘二流堂’走走……"这样的话.日以继日,真教人受不了,我们俩即便是再好交友,也经不住这样的疲劳轰炸了.而且我确实是不喜欢"二流堂"这个名字,我的嘴里也从来不叫这个名字,如今身受其累,我和凤霞就计算着搬离这个地方.1954年我决定把住在上海的父亲和母亲接来北京同住,那时父亲已中风卧病多年,母亲除去照顾父亲,还要为我照顾不足两岁的儿子欢欢,为此我求得北京市东城房管局的帮助,买了一所坐落在帅府园马家庙九号(后改称北帅府胡同二十一号)有十八个房间的一所四合院,并在这年秋天把他们接来北京.这样我们一家算是在北京定居下来了.住处在王府井大街帅府园协和医院北侧,正是北京繁华区的中心地带,来访客人仍不在少,但是毕竟不同于在益康饭馆对面,总是安静些了.那三年我为京剧艺术两位大师梅兰芳和程砚秋拍摄了一共四部影片,工作够紧张的,但和两位大师的合作关系都极和谐融洽,尤其是程砚秋先生资质颖异坦率天真,虽然年事已高,却富有青春气息,使我永生难忘."小家族"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连拍摄几部重头的京剧,又是新中国拍摄彩色片的开始,从筹备,到建组,导演的设计,美术处理上写意与写实的结合,乃至于重新编写剧本；还包括与苏联专家的合作,工作十分繁重.时间又拖得这么长远,连我这做导演的有时也不免感到烦倦,这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使我感到十分惶惑的事情:一天夏衍同志找到我,要我抽个时间去看一下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田方,和他谈一下抗战期间重庆"二流堂"的"事情".这个问题提得太奇怪了!"二流堂"是个什么?还有什么"事情"?我实在没法谈,只觉得莫名其妙.但忽然想起几天以前在街上偶然遇见一对新婚伴侣,过去常来我家的,这是一伙六七个自幼孤苦失怙、乱世中备尝艰苦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其中一个是我在电影局工作的同事田庄,常到我家来,并且渐渐地把他的这些小伙伴们也带来,有时就在我家吃饭,并且管我和妻子称为大哥大嫂,称他们自己这一伙为"小家族".他们之中有画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大都年轻有为,生机活泼,我和凤霞都很喜欢他们.遇见他俩之后我才觉得:为什么有一段时间他们都不到我家了?他们告诉我,就在几个月以前开始的一个叫做"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他们出了事:"小家族"里发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里的成员,所以他们几乎都受到了审查,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外围组织,如今审查还没有结束,但他俩却不顾一切地结了婚.我怎么也不能想象,这样可爱的一伙年轻人会是一群反革命分子?至于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我也难以想象.可是忽然要我去找厂长谈"二流堂",会不会和"小家族"发生类似的情况了?但我在直觉上完全不相信"小家族"会是反革命.在我印象中,这群年轻人对共产党衷心爱戴,没有半点虚假；连这样的青年都要怀疑,那就太愚蠢了.我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去看田方,田倒是十分平静、客气,叫我不要多想什么.说"二流堂"谁不知道；还说"二流堂"是郭老取名,周总理都知道.这使我也想起,听人说,建国初期,周总理在一次文艺界的集会上大声问:"‘二流堂’的人都回来了吗?"这样我就没有什么顾虑的了,连一点点的不祥之兆也全都烟消云散；但对那些青年朋友们的不幸遭遇却一刻也难忘怀,总觉得难以理解.拍完了梅兰芳,又拍程砚秋,待程砚秋的《荒山泪》拍完,又结束了全部后期制作,已经是1956年的秋天.由于我早已和北影厂达成协议:梅兰芳影片的拍摄是我做电影导演的最后作品,只是由于程砚秋的《荒山泪》是周总理亲自交下的任务,而且又指定要我导演,不能推辞,只得接受.拍摄结束,北京电影厂代厂长钱筱璋说,为了慰劳我,要我带领一个小小的摄制组去拍一部两本篇幅的风景片,实际上就是任我选择一个风景胜地去作一次旅游.主要的原因是有一批为数不多的彩色片再不用完就要过期成为废片；那时彩色片十分珍贵稀罕,决不能白白浪费掉.这样我带着一共四个人的队伍先去四川,但由于时届深秋,只有一片浓绿,没有彩色了；然后再去云南,到昆明拍了一部《春城秋色》,从此结束了我的电影导演生涯.实际上影片的后期制作结束已经是1957年,即使我平时对政治毫无兴趣也感到了国际国内的风云动荡.在苏联共产党的"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了斯大林,波兰出了问题……国内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党中央提出了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处处使人感觉到春天来到了,文艺界的春天也来到了,整个国家社会生气勃勃,使人感觉到有一股清新之风吹进生活；报纸刊物上议论风生,精神振奋,文艺界一洗沉郁之风,戏剧界也呈现一派生机.1957年3月毛主席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我也应邀去听了讲.他老人家从容挥洒,妙语如珠,听得大家十分振奋,但是后来发表的讲话定稿却作了大量的改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年5月间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要人们消除顾虑,大胆地敞开地发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时我正在创作新的话剧本,我为停止我一向不感兴趣的电影工作而十分振奋,急于写出新的话剧本,已定名为《吹皱一池春水》.但是家里不断来人,屡屡打断我的写作,有很多报纸杂志的记者,有很多议论当前形势的朋友,甚至有老前辈担任文化领导的人物拉着我,要我陪他去民间小剧团"放火",更有说明白是奉命来要我发表意见,写文章给领导提意见的……这样的记者远不是一个两个,而我对文艺的领导也确是意见不少；然而在我家里却产生了很大的阻力.阻力来自妻子新凤霞,她听到我的一些意见,十分反感,甚至害怕.她认为,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多亏共产党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领导方式尽管有问题也比旧社会强多了.我说:"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她说:"那也不许你提!"她叉着腰站在门口不许我出去,那是5月31日,全国文联周扬、阳翰笙两位邀我出席一个小会,而且派人派车来接,汽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接我的人在一旁催我,一向温顺的妻子却一反常态坚持不肯放行.事情毫无转弯的余地,我狠劲一把把妻子推开就走了.听见妻子哭了,我头也没回,跑出院子,出了大门,上了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女人这么粗暴,真够我一生后悔的.但那时我想的只是:为了党的事业.从后果来说,妻子的拦阻是对的.那天与会者只有马思聪、金山等五六个人,我的发言后来被前辈田汉先生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为反党的铁证.后来的遭遇可想而知,我受到的大小会批判有几十次,自己也记不得了；检讨也作了一次又一次,反正是作不好,因为立场转不过来嘛!不计其数的过去老朋友好朋友都上台批判我,甚至一位后来自己由于道德败坏犯罪劳改的楚辞家文某上台发言,历数吴某如何黄色下流,指为当代的西门庆云云……接着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这么多的会,无尽无休的会,我已经被批得头脑麻木了.但是其中的又一个会使我更加意外.开会之前,几位专案组的同志问我:"你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交代.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不应当再隐瞒了."什么问题呢?我实在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多的问题.让我回家去想也想不出来.相持很久之后,才告诉我:"二流堂!"啊!原来又是这个"二流堂".有什么问题?告诉了我我也不知道.于是我又成了说谎者,骗子……让我写我也写不出来,连我也觉得自己实在太糊涂了.最后领导方面召集了一次会,参加者全是当年重庆陪都时代的朋友,这些当年老朋友聚于一堂,如今不得不刮目相看,居然都把我批判得头头是道.最后是这位文化部的副部长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超过三万言的长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历数"二流堂"的反党实质、思想、表现,为"二流堂"作了高度概括的总结,同时发表在当时的《文艺报》和《戏剧论丛》上.我的罪行这回就又正式加上了这个一直"隐瞒"的反革命组织"小家族".接着我被打成"右派分子",还得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召开的全厂大会上宣布的.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戴浩.巧不巧,他也是"二流堂".还是那位副部长,把我的妻子新凤霞召到文化部,命她与丈夫划清界限.怎么划清界限呢?副部长叫她看一份当天的《人民日报》,记载一位被划"右派"的男人的妻子断然和丈夫离了婚,紧跟着入党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这就是划清界限了."部长说,"你应当向她学习."但是一向见官就怕的这个民间艺人、贫民窟出身的新凤霞不知怎地,竟然拒绝了部长的指示.她说:"党要改造知识分子,他会改好的.""他能改好?""能改好.""我们要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我可以等他回来.""噢!你能等多久?""王宝钏等薛平贵等了十八年,我能等二十八年."部长勃然大怒:"你给我出去!"新凤霞出了副部长的办公室,大声哭起来,跑出很长的楼道,跑下楼,一路哭着跑出文化部.随后就是我在家听候处理了.1958年早春的一个凌晨,大雪纷飞,我到父母亲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别.我要和一个有五百人的庞大队伍的右派大队去到极北边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早在几个月前我开始受批判时就把一切有关的报纸刊物收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因此病中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分别时他是对我笑着的.那时我也不知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父亲在第二年去世,我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我在三年以后,即是1960年底回到北京,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现在梦还未醒,可是全国闹灾荒,老百姓苦不堪言,家家甚至为吃的发愁.我发现最苦的是我的妻子,新凤霞三年中忍辱负重,发奋图强,在巨大压力之下排了许多新戏,尤其是一出《乾坤带》所独创的新腔,为评剧的唱法和腔调划了一个时代.而这些新作却是在受到许多冷遇和不平等的对待中创造出来的.尽管由于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很短期间就给她摘掉"右派"帽子,但在剧院里,从领导起就一直在压制她,给她种种的歧视,同行演员除少数人同情她与她合作外,随时对她压制排挤经常不断.惟一给她安慰和鼓励的是广大热情的观众.每次演出结束,观众欢呼为她鼓掌时,她却被安排刷痰盂、清扫厕所去了.甚至在去外地演出时,剧院在后台张贴大标语:"大右派吴祖光的老婆新凤霞不要翘尾巴",除了羞辱新凤霞外,为的是叫外地的记者或观众朋友不要接近她."四人帮"横行时,江青看了新凤霞一次演出,戏不终场便离座而去,叫着:"新凤霞不会演戏!"于是剧院领导便遵旨停止了她的演戏,约在三十八岁时就这样被迫离开了舞台.然后就开始了长时期的体力劳动,在地下十几米深处挖了七年防空洞.1975年患高血压,虽然医生开出证明,但领导不准休息.终于在背着行李准备到平谷山区去劳动时中风病倒,送医院又被误诊,将"血栓"断为"溢血",左肢瘫痪至今已经十六年.伟大的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国家引向崩溃,而"文革"刚刚开始,"二流堂"就又成为一些"革命造反派"的一个焦点,无数的大字报、小报、标语纷纷把矛头指向"二流堂",我再次成为"现行反革命",我的住宅附近的著名的协和医院院墙上用几乎两米见方的大字写着"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的大标语.我家大门上也用白灰写上"吴祖光二流堂"的大字.新凤霞的中国评剧院的造反派给她加上一个头衔:"二流堂堂嫂新凤霞"……"反右派"运动中,黄苗子、丁聪也被打成"右派".盛家伦在"反右"前逝世,假若他活着,他也跑不了."文革"中的"二流堂"在这段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居然有人告诉我一件令人感叹的事情.前面提到的那位为"二流堂"写文章作总结的副部长,在这场十年浩劫中竟也成为被审查的对象.有一天他被提出去接受审问,提出的问题是教他说明"二流堂"的形成、发展、性质、影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他竟张口结舌,一点也回答不出.这样便激怒了造反派,指出他曾经写过三万言专论,详述和分析"二流堂"的一切,如今怎么推个干净?但他仍不能回答,于是挨了一顿毒打.审问进行了大半天,被拖回关押的住处时,狼狈委顿不堪的副部长瘫倒在地,委屈得放声大哭……可怜的副部长一定会后悔当年对"二流堂"过分的关心,而那篇专论显然是教秘书或其他哪位专家学者写的只是署了部长的大名罢了.副部长已经去世,我已没有机会去慰问他了."文革"十年,我在"五七干校"消磨生命大概达七年之久,1972年12月7日至13日有两名身穿人民解放军军服、自称为"中央专案组"的人来到我受锻炼的河北省静海县独流河南畔的团泊洼劳改农场、我们的文化部干校,向我查问"二流堂"问题,要我写交代材料,目的明确,要我说明"二流堂"是政治问题.这种凭空捏造的问题我怎能回答得出来?于是当然说不清楚,于是就一天一天软磨硬泡下去.不过这两位解放军倒是比较文明的,不像学生造反派那样动辄打骂.不过问来问去,使我感觉到来人是有目的的,也是有对象的,显然他们想把"二流堂"的后台说成是周恩来总理.看样子是江青"四人帮"派来的……当然这是我的臆测.他们这种毫无依据的胡猜乱想纠缠了我整整七天之久.倒好,我歇了七天工.他们两位的审问结束之后,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开头的那首七言律诗.再说一件教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央专案组"两名解放军到团泊洼审问我之后,又到北京审问新凤霞,要她交代重庆"二流堂"的材料.凤霞说:"重庆那段没有我.我是解放后才在北京见到吴祖光的."但来人不依不饶,说:"不管你怎么说,文件上说你是‘二流堂’堂嫂,你不交代不行!"居然就有这样水平的专案组,真是活见鬼!我的"右派"帽子是1961年末在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的全团大会上宣布摘掉的,因为当时这个剧团要去上海演出,文化部认为我和上海的新闻界、文艺界和京剧界关系都熟,需要我帮助这些青年演员打开局面,所以赶在出发前夕为我摘帽,并且在《人民日报》上发布消息.新凤霞是在1957年被剧院戴上"右派"帽子,但不过几个月后摘了帽子,而"摘帽右派"实际仍是"右派",长年受到精神上、人格上、身体上的严重迫害,终于受害致残.到70年代,据查她的档案里根本没有戴"右派"帽的材料,完全是少数几个剧院领导的蓄意迫害,尽管这些人都还健在,但这笔账没法算了.1979年2月6日中国共产党北京电影制片厂委员会发给我一份《关于吴祖光同志1957年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通知我当年"被划为右派,属于错划,应予改正".1979年2月23日中央文化部政治部复字第5号文件,对北京电影制片厂作出决定:"撤销1958年1月8日定吴祖光同志为‘右派’的结论,撤销1958年2月电影局整风领导小组给吴祖光同志撤职、监督劳动的处分.在有关部门群众中宣布,消除影响,恢复名誉."1979年6月19日中共文化部党组文件文党字第99号,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近年来我们对所谓"二流堂"及"小家族"问题进行了反复调查研究,证明所谓"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一些同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过去曾被怀疑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一些同志,也都查明没有问题.而没有一个是跟林彪、"四人帮"跑的.因此1955年原文化部党组所作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把它定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是完全错误的.为了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实现安定团结,党组织决定将1955年以"文化部党组"名义发出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予以撤销.凡受到与"二流堂"、"小家族"等问题牵连的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销毁有关材料(本人写的退还本人)并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宣布.家属子女受牵连的,应将本人复查后的结论,通知家属所在单位.本件有附件:《所谓"二流堂"的简况》(调查报告).1979年7月27日中国共产党文化部党组文党字第119号文件致中共中央组织部,将文化部党组(79)文党字第99号《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送上备查,至于原"中央专案组"中有关"二流堂"问题而受审查的唐瑜、吴祖光两同志,我们将按照此"通知"的精神,分别予以结案……1980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文化部党组文党字第15号文件致中组部:"送上撤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对吴祖光的审查结论》的决定,请准予备案."决定全文如下:吴祖光,男,1917年生,汉族,江苏常州人,家庭出身官僚,本人成份自由职业,1949年10月参加工作,原中国戏曲研究院编剧,1968年3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审查了吴祖光同志,在1975年6月7日的结论中称:"经查,吴祖光是反动集团‘二流堂’的骨干分子……1957年他公开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被划为右派分子……吴祖光犯有严重路线错误……"经复查:"根据(79)文党字第99号《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根据1979年2月6日中共北京电影制片厂领导小组《关于吴祖光同志1957年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及文化部政治部同意改正的批示；根据经中宣部批准的中共文化部党组所做的对所谓十七年中有一条文艺黑线问题予以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撤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975年6月7日所做的《对吴祖光的审查结论》,予以彻底平反.""二流堂"经过了三十多年,有些往事记不清楚就不写了,也犯不上苦思冥索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两个五言句咱们中国人尽人皆知,用来概括50年代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再准确也没有了.建国后第一起受批判的是"红楼梦研究",那时采取的方式还比较文明,尚未作人身攻击；但是前辈大师俞平伯先生亦被批得灰头土脸,黯然无光.接下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就是一场暴风骤雨自天而降,胡风和一伙有成就的作家竟致锒铛入狱,被株连者竟是成千上万,胡风本人系狱达二十余年之久.然后是1957年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被戴"反革命右派帽子"的无正式统计,估计恐不下百万,划为右派分子的家属亲友少有不受株连者,可说死伤累累,包括我一家在内,令人痛心疾首.十年"文革"则是尸横遍野,玉石俱焚,把国家糟践到濒临灭亡……所有这一系列的运动,全错了,没有一个是对的,心灵的创伤、生命的毁灭、文明的摧残、物质的损失将是永世也不能弥补的.第一位受创的俞平伯先生在他销声匿迹垂垂老矣、生命即将结束之前有幸得到了寓有平反性质的一次礼遇算是得到了一点安抚.胡风在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后,身体和神经接近崩溃幸得生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右派分子"都幸得平反,没有平反的几个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只得罢了.至于最恶毒残忍的十年"文革"则由英明的党中央作了惟一的一个"彻底否定"的结论的运动,而且还作了以后不再搞运动的决定,阿弥陀佛,大彻大悟了.最后再说一下我们这个倒霉的"二流堂"吧.在我最后一次长达七日的接受审查时,那两位"中央专案组"的同志在审到最后,对我的交代表示极为不满之后,无可奈何地宣布审问即告结束了,并且非常感慨地对我说:"为了审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反反复复不知经过多少周折……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到底该谁惭愧?这个"文革"期间,不说我进了干校之后,在这之前我就被外调"二流堂"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组织弄得昏了头.记得一次在那个帅府园四合院的家里,一群上海来的中学生把我从我的住家里揪出来,连骂带推,要我"低头认罪",弄得强行搬入我家南屋居住的一家工人老刘师傅都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保护我,把那群学生喝退了.这些青年学生来自上海某中学,我的小弟祖昌是这家中学的校长,看来他也被学生专了政,知道校长有个大"右派"哥哥,于是引起这帮学生极大兴趣,反正全国大串联,吃、喝、旅行都不花钱,于是北京一游,来找吴祖光开心.这些只是"文革"时期的事,"文革"十年前的"反右"我就领教了专案组和好事者的审问、交代,没完没了……真是替咱们的国家心痛,浪费了多少钱!就说我前面摘引的那五个国家正式文件,又要浪费国家多少人力、物力,文件的拟稿人、审核者、最后签字批准发出者要花费多少精神!风风火火,兴师动众,最后是一场空对空的胡闹,什么问题也不存在."小家族"里的汪明,剧作家,备受折磨,死于安徽劳改地.博闻强记、天资颖异的戏剧家田庄,熬不过年年苦难,英年早逝.想到他们就教我悲伤不已.而我呢?不觉早过了古稀之年,七十余年的岁月,却被这个"二流堂"搅掉我过半的生涯.尤其是我的妻子,一个不世出的天才演员,满腔对共产党的感恩图报之心,只为了这点夫妻情义,既被赶下舞台,又受长年凌虐,终至半身瘫痪至今十六年之久,令我终身歉憾,赎罪无从.二流堂!二流堂!叹光阴之苦短,哀人生之过速；无理取闹,胡搅蛮缠,上海话所谓"缠夹二"是也.1991年3月北京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 从很早的年代起,人类就与酒结下不解之缘.酒的发明是聪明人的天才创造,她象征欢乐,亦体现哀愁；能排解寂寞,更能给人幸福；因此她又是文学艺术的诱因和媒介,使人生诡奇美妙,多姿多彩.有鉴于酒对古人、今人、他人、个人的神奇魅力,我接受中国酒文化协会的委托主编一本关于酒的文集,暂定名为《解忧集》.夙仰足下文苑名家、酒坛巨将；文有过人之才,酒有兼人之量,敢祈惠赐宏文,抒写您与酒的一脉深情.为江山留胜迹,为儿女续姻缘……1987年8月1日早晨八点钟,我家小小寒舍忽然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大驾光临,由于警车开道,扈从随侍,不仅蓬荜生辉,亦且四邻震动.虽然匆匆来去,为时短暂,却把素日见官胆怯的荆妻吓得一病几殆,也急得我几身冷汗.直到晚间妻子思想通了,心情恢复正常,才放下心来.想想为此着急亦属无谓,于是按照我原来的打算,在灯下草拟了上面的一纸为《解忧集》而做的征稿信.这封信是我在头一天定下在次日定要写完的,没有因为突然发生的事情而改变我的计划.酒文化丛书编委周雷同志在这之前不久要我写一本关于酒的书,字数在十万左右,但是被我谢绝了.理由是我完全算不上是个嗜酒者,当个"酒客"都不够格,遑论其为"酒鬼"、"酒仙"乎?就如我一生当中为人处世一样,一贯都是被动应战而从未主动出击过.我喝白酒,约有半斤之量,但却没有自己独饮的习惯,都是在他人殷殷劝酒之下才举起酒杯来的.回忆小时在家,父亲是有酒瘾的,晚饭时常常要喝点酒,贤慧善良的母亲能喝酒而很少喝；父亲喝酒会红脸,而母亲酒后脸更发白.我至今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用筷子蘸酒,叫我抿一抿,我虽觉得很辣,但却能忍受,连眉都没皱一下.父亲很开心,夸我长大定会饮酒,母亲则反对这样"惯"我,而我心里很觉得意,像得了奖那样快乐.父亲在家里请客的时候,喝酒时要划拳,平时温文尔雅的伯伯叔叔公公们这时扯开嗓子叫得一片山响,小孩们当然只能扒在门缝往里看,也感到特别高兴.至今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是我家邻居住着一个拉洋车的老王大爷,他是一个孤老头,我上了中学之后,每天下学回家,和一群同学在大门外一片空场上踢小皮球玩的时候,王大爷也拉了一天车回来休息了.他常常端一个白瓷茶杯,拿一包花生米,杯里装的是白干酒,坐在我家大门前雕刻着兽头的上马石上.把花生米放在衣袋里,喝一口酒,吃一粒花生米,还把花生米去了皮,一扔老高,然后仰起头张开嘴,花生米稳稳当当落进嘴里,扔得非常准,从来没见他失过手.这一手绝技让我和同学们看傻了,连球都忘了踢.然而最叫我不能忘记的是那一阵阵白干酒的香味,怎么那么好闻!到我长大之后,自己也能买酒宴客的时候,即使饮的是茅台、五粮液、特曲、大曲……总觉得似乎也比不上王大爷的廉价白干酒香.在日寇侵华战争的前一年,我以偶然的机缘参加了一项工作,从此便离开了我只读了一年的大学,再也不能恢复孜孜以求的学子生涯了."误落尘网中",一去竟逾半个世纪,老王大爷的白酒回味犹有余甘；而我自己至今尚不知品酒,更没有酒瘾,想想深感惭愧.但即使如此,我的一生酒史当中竟有三次大醉,便我永远难以忘记.那就是每次醉后都十分难受,像害了一场大病一样.第一次是在1943年我随一个话剧团从抗战陪都重庆来到成都,全团演员及工作人员七八十人住在五世同堂街华西日报社内,过集体的游牧生活.行装甫卸,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却有友人来访,是由某位长者介绍相识不久的中年人、新任的四川一位县长.他初长县篆,春风得意,正在和我高谈阔论之时,跑进来一个剧团的女演员,进门也没打招呼,就跑到这间集体宿舍的屋角她自己的床铺前脱下外衣和罩裤,换起服装来.我发现这位县官老爷不断地扫视正在更衣的女郎,话也不说了.直到姑娘换好衣服又匆匆跑出去他才恢复了正常神态.看来他明明是被女演员的风姿镇住了,但是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们的生活真是浪漫主义啊!"这句话本不算什么,但不能容忍的是他那低俗的语气和表情,这使我想起当时社会上有那种对戏剧界的轻薄、鄙视的歪风邪气,而对这位友好的来客我竟想不出用什么语言来回答他.热情的县太爷可能发觉了我的不快,极力邀请我去一同晚餐.川菜举世无双,那家餐馆——"不醉无归小酒家",每只菜都做得精美无伦,我闷着头喝闷酒,不知不觉两个人喝了一斤宜宾五粮液,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出门时县长给我叫了一辆人力车,我回到五世同堂下车后只觉得两条腿完全软了,两只脚踩在棉花堆上一般,东摇西晃地走进自己住的那间水阁凉亭——是用布景片搭起的四面墙和门窗的简陋房间；衣服都来不及脱,倒在床上便人事不知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悠悠醒转,浑身瘫软,有如生了一场大病一般,至少到三天以后才逐渐正常.这是头一次让我领教了酒的威力.1947年秋天,我应聘从全国内战爆发的上海匆匆出走到香港,就任一家香港电影公司的导演,住在公司总经理蒋先生的九龙界限街的住宅里.同时住在这座宽大的花园洋房二楼上的还有作曲家陈歌辛,著名的女明星孙景璐、李丽华、陈琦、陈娟娟和她的形影不离的婆婆.总经理在那年冬天举行过一次宴会,在楼下餐厅内摆了两桌酒席,大部分都是公司内外的电影从业人员.很多人都会闹酒,筵席上又是划拳,又是敬酒,十分热闹,小咪李丽华和孙景璐尤其叫得厉害.对于喝酒,我从来是不积极的,但是在这一顿晚宴里,我竟被灌得烂醉如泥,耳边只听见娟娟婆婆的一口四川话说道:"吴先生真好酒品.看,他喝醉了一声不响……"又听见她对别人说:"他醉了,不要再叫他喝了."从这以后我便再也没有感觉,直到第二天醒来,发现我睡在二楼房间里自己的床上,头疼得很厉害.我苦苦地寻思,才想起昨天晚上参加的这场宴会……最不可解的是我全身换上了睡衣,不知是谁给我换的衣服,脱下来的衣服全都好好地放在墙角的沙发上,这件怪事我连问都不敢问,至今不知道这个细心的好心照顾我的人是谁.当然,像生了一场大病的那个难受劲儿和头一次醉酒完全一样.1956年是我回到新中国做了我既不胜任又不情愿的电影导演的第七年.我最后拍摄的一部电影是已故周恩来总理下达任务的著名京剧演员、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先生的名剧《荒山泪》.这个我本来极不想接受的任务由于可爱的天才艺术伙伴程砚秋先生的有效的、愉快的合作而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幸福.热情的、坦率的程先生在摄制工作完全结束的那天忽然提出要由他个人设宴招待摄制组的全体人员,并且一言既出便绝对不能辞谢的.酒席设在颐和园的听鹂馆.程砚秋先生,这位京剧大师,专工青衣,以扮演贞淑烈女,尤以悲艳形象为擅长；程腔的幽怨哀思,缠绵婉转至今为京剧旦角唱腔艺术的巅峰.而在生活中已临近老年的程先生早已失去往昔的苗条纤细的身材而成为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经常口衔比手指还粗的雪茄烟.在这个宴会上,所有比他年轻的客人又发现他是个豪饮无敌的酒家.那天程先生十分高兴,对每一个客人频频劝酒,而我成了他对饮的第一人,结果是待到宴会结束,我连路都走不动了.由于很多人都醉成了我的模样,那天大家都是乘坐了一只大游船穿过昆明湖,然后走出颐和园的大门的；其中惟独我一个是仰天平躺在船头甲板上,眼望蓝天上的白云.后来是怎么回家的,也是至今不知道.我的醉酒史只有三次,到此为止,再未醉过,弹指不觉三十二年了.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醉第四次,因为每一次醉后的那几天实在是十分难过.前面我说过,提起饮酒感到惭愧.为什么呢?只缘半世未断饮酒,而从来没有领略到酒之佳趣何在,以至于分辨不出茅台、五粮液、特曲、头曲、大曲、二曲……之区别,喝酒时未觉过美,喝醉时苦不可言……饮至微醺似乎也有点陶然之味,但舌头却要被辣多次,所以终于未能养成自斟自饮的习惯,辜负了连年以酒相赠的友情.因此,我内心真是羡慕那些嗜酒如命的朋友们.记得1956年著名的词章家许宝驹先生突然来访,并拉我去逛琉璃厂,两人沿着琉璃厂街的古玩店、旧书店一家一家地浏览、闲步,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忽然发现宝驹先生讲话时舌头有点大,看他的脸也红了起来,而在我家未出发之前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真叫人纳闷,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引起我的注意,才发现他在观看墙上的字画时,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扁平的酒瓶,打开盖,喝一口,又盖上送回衣袋里了.我想,这才真叫酒瘾发作吧?而我确是未之前见.分手时我感到先生已迈步不稳,是我送他回家的.还记得在香港时,有一次电影界聚会,敬酒罚酒几成一场混战,好多人都喝醉了.明星陶金醉得寸步难移,由于家住九龙,要乘轮过海,但陶金被剥夺了买二层楼轮渡票的权利,因为他是被人抬上船的,被抬着的东西只能作为货不能算人,大家只好给他买了货船票过海.大英帝国执法如山,毫无通融余地.解放前的多年好友话剧作家宋之的,好酒成癖,后来发展到每饭必酒,解放后终以长年贪饮,引起肝硬变,不治而逝,正值壮年,令人思之伤感.当然也有例外,在好友行列之中的杨宪益先生,当代英文权威,而且是学贯中西,旧体诗下笔成章做得呱呱叫.以我有生经历而言,他当得起是当代第一名的酒家.只要你走进杨家客厅,首先是倒一杯酒待客.喝到吃饭的时候,饭桌上再是一杯一杯地喝酒.饭后回到客厅,再喝第三次酒.看来宪益先生对于水已不需要,而全以酒代之.英籍夫人戴乃迭与宪益有同好,对坐对饮是两夫妻的正常生活；真乃是天配良缘,幸福家庭.已经有医学界的专家看准了杨宪益先生这个对象,打算在适当的时候解剖检查先生身体里的酒精含量,查一查他具有什么超人的特异功能使能致人死命的酒精无奈他何!鉴于衮衮诸公之嗜酒,反顾我行年七十而不知酒中之趣,实为天生鲁钝,缺少慧根而绝不是酒之过.中外历史上酒仙酒神不计其数,酒终于是人类的天才创造,所以在我发出不足百份征稿信之后,竟收到宏文五十余篇,篇篇充溢酒香,令人愧感.不少作者除著文之外,还给我写了信,铭记下这一历史时代的厚意隆情,使人永不能忘.集子的名字取为《解忧集》曾使我斟酌再四.杨宪益大师信中说:"喝酒只为了好玩,无忧可解."他是反对这个题目的.但我回信给他说:"忧国忧民,得无忧乎?"他也就不再反对了,而且写了文章.1988年春节五十多年以前,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老祖母教我读唐诗.每天下课回家,祖母就逼着我把她指定的一首或两三首诗读二十遍.她在桌上放一叠共二十枚铜板(当时市面上使用的货币),读一遍移开一枚,二十枚铜板完全移到另一边,便是全部都读完了,才准许给我活动的自由.那时读过的唐诗,虽然年深日久,却至今大都记得. 因此我很喜欢这种最精炼的、美化了的,却又包含了最丰富感情的文学形式；因之也就特别崇拜和羡慕诗人.这主要的原因是我不会写诗,十几、二十岁左右的年纪时,我曾试着写过一些旧体诗词和新体诗；但都写不好,不成样子,拿不出手,对自己很失望.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已经五十岁了.革命一开始,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理所当然地我难逃作为"黑帮"的命运.这样,我度过了名叫"隔离审查"的五年劳动生涯.和那些不计其数的被残酷迫害致死的同志们相比,这也许是最轻微的迫害了.受过这样待遇的人所在即是,司空见惯,毫不足怪,因此不值一说.提到劳动,我素来也不反对,甚至是热爱劳动的.但是对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们的那种以劳动作为惩罚、折磨、发泄的手段,我则是十分抵触,十分反感.回想这五年的经历,真是终身难忘:前一段在机关里被拘留,后一段转移到干校.难得的是我有一个相依为命的伙伴——我素来十分尊敬的前辈戏剧理论家张庚同志,我们两个人是受到特殊待遇的人物:不准回家.别人都有一些规定的假期和行动之自由；惟独我们两人被剥夺了这一切权利,连通信权也没有.甚至连问一问"为什么这样"的权利也没有.……后来,大概是到了1973年左右吧,又逐渐放宽,乃至可以请假回家了.为什么又给了自由,也不明白.身体没有自由了,但是人总是会思想的,头脑里的活动却是任何力量、任何暴君无法剥夺的一种自由.作为一个几十年来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我们最大的弱点乃是再也改造不了的那种爱动笔杆的习惯,心有所思定要形诸笔墨,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我在这几年里学做旧体诗,因为它短小精炼,易于发抒一时一地的感情.虽然它又要讲究格律,有点束手束脚,但在必要时也可以不必管它.在这里旧体诗使我找到一些消磨时间、消除烦恼的乐趣.当然,用这几十个字来捕捉这瞬息即逝的思想感情也很不容易,有时一首小诗几天几夜也写不成,甚至一字无成,那也只有自叹低能了.社会地位被剥夺,也失去了和家人亲友见面的权利.但是有个家还是被承认的,因此就该有权抒发思家之感情,这就是我为什么写这种题材的诗最多的原因.对家庭、亲人的怀念是永恒的主题；在那个可怕又可憎的环境里,应该说,这是一种最温柔敦厚的题材了.自然有些诗超出了这个范围,也在所难免.唐代诗人高NCACA"五十而学诗",在"五十岁"这一点上,我找到了一个学习的典范；然而他"每一篇出为时称颂",这一条我就只有望尘莫及了.就是由于缺乏幼功,我的诗还是不像样子.一场漫长的、恐怖的梦魇终于过去了.能够看到今天的天日重光,山河明丽,真是使人振奋,教人高兴.但是却不由得回想起那些受气受难的日子,那时写这些小诗也只能是一种秘密活动,是见不得人的,写完只能藏在枕头底下,因此命名为"枕下诗".以后,我得集中力量写剧本,心里的怨气和委屈没有什么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诗好写了.1980年1月1957年"反右"运动,吴祖光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北大荒劳动三年.1972年又被送到河北省渤海之滨团泊洼文化部干校劳动三年,1975年才北京.从1957年到1980年,吴祖光蒙冤二十三载,1980年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这里选录吴祖光在干校写的纪实诗词二十首,供读者了解吴祖光和他的同伴在干校的生活情况.(诗词二十首)环顾沪港渝荒古燕幽,"荒":北大荒也. 风云花雨少年游；何期蚁聚团泊洼,环顾于今尽白头.团泊拾粪翁春节休假,赠张某五十二句.独流南畔减河下,方圆百里团泊洼；隆冬寒雾凛冰霜,道旁枯木莹树挂.树挂:冬天枯树枝上结的冰花,本地人名为树挂.雾里迷离来者谁?双轮铁车人轻驾.推车老汉年花甲,散光远视豁顶发.老汉之色若古铜,老汉之称曰张庚；橘子洲头为故里,本姓姚氏雨玄名.张庚同志本名姚雨玄.是"革命同志"在大字报上的揭发.卅年沪渎始发轫,延安鲁艺为主任；建国之年当院长,戏曲专家搞评论.往迹斑斑记档案,翘然脱群一高干；只说趁得顺风船,其奈年年跑"黑线"?薄今厚古是非颠,灭无兴资罪万千；八亿神州处处红,大寨之路举国同；自来农以粪为宝,请看团泊拾粪翁.感怀眼高于顶命如纸,生正逢时乃至此,行船偏遇打头风,不到黄河心不死.别绪三月春末,读汉·秦嘉《赠妇诗》,奈何愁结至此?别绪离怀古有之,何堪岁岁阻归迟；魂销咫尺京南路,肠断秦嘉《赠妇诗》.寄内"内":指新凤霞,从旧俗也.寄凤一绝,惜寄不出也.城火殃鱼莫认真,五年禁闭见情深；感君珍护高堂健,况有明珠掌上亲.家书收到一封经过检查的家书.又是春来绿柳丝,花开陌上雁归时；NBB3B惶满眼思亲泪,一见家书便似痴.大田平地身世如云幻,蹉跌莫自伤；无心成"右派",不意作黑帮.久涉风涛险,来亲稻谷香；挥锨平大地,春色化文章.棉衣渤海风来白日昏,独流三月不成春；棉衣不尽缠绵意,既暖还寒又上身.失眠长夜思亲梦不成,愁听一室尽鼾声；狂风窗上移枝影,又送晨鸡噪五更."五一"有感二首一心逐杨花柳絮飘,京津唇齿比星遥；春阑不见猩红色,渤海风来似剪刀.二今古谁能断藕丝,万家惆怅怨别离；烟波去去江天阔,岂独乡思只自知.端阳读李白《横江词》"一水牵愁万里长",五年羁泊又端阳；麦收过了风如火,何日明驼归故乡?清平乐良宵良宵独睡,酒也难成醉；萧条一枕思家泪,辗转是何滋味?不堪回首前尘,上天入地无门；落得这般光景,岂缘一往情深?春光春光浩荡好吟诗,绿遍天涯两地知；看取团圆终有日,安排重过少年时.鹧鸪天感事盈颠华发五旬些,入土应须大半截；后浪从来催前浪,小结还当作总结.云中月,有圆缺,锻炼年年不信邪.喜闻儿辈登台唱,乐得人尊老大爷.七夕七夕夜色明如玉,一带银河泪似泉；法海于今胜金母,年年牛女不团圆.感怀三首时乱别亲入世途,十七生小闯江湖；繁华落尽归平淡,惆怅顽童变老夫.啼笑皆非十五年,风风雨雨奈何天；"张公吃酒李公醉",典见南宋程大昌《演繁露》,是武则天时民间谶谣.君子云何防未然.运动势如失驭马,流光疾似下坡车；六年引领悬团泊,俟河之清寿几何?蛛网团泊洼中秋,室内蜘蛛到处结网；茶杯放在案头,转顾之间亦有蜘蛛牵丝.因作小诗,盖纪实也.秋月三圆照减河,客心夜夜唱离歌；至今身在盘丝洞,处处蜘蛛结网罗.九月感事九转洪炉百炼金,千军易得将难寻.翻天覆地真英主,明辨秋毫不识林.有寄绿野清川待罪身,等闲无赖作诗人；独流河底盈盈水,不洗心头一点尘.干校三年十月,干校三年矣,五言律诗颂之.一场大革命,雷霆震九洲(州)；老头下地狱,小将上高楼；荡荡五七路,悠悠三四秋；颂诗千万首,绝唱"百琴侯".上级派来的军宣队×部长,爱作诗,乃是一员儒将,诗云:"笔,唤起工农同心干,顶天地,百琴侯永占!"用彩色粉笔大书于黑板报上,末句人人不得其解,留质高明.我和许许多多的老北京人一样,从出生到长大成人都没有走出北京的胡同.又由于父母亲来自江南,在这个旧时皇都没有丝毫前代的根基；加之当年精力十分旺盛的父亲有见异思迁的癖性,所以在我不过十多岁的青少年时代竟从一条胡同搬到另一条胡同,搬了六七次之多.据我现在的记忆,我家住过的胡同约有:小草厂胡同、东四四条胡同、班大人胡同、遂安伯胡同、金钩胡同、葡萄园胡同、太平街胡同等处.到我十八岁那年去了南方,先去武汉,再去南京,本打算次年即回北京重度我怀念中的北京胡同的学生生活.谁知道爆发了久所 盼望又十分凶险的全民抗日战争,从而迫使我中断了学业,转眼过去了十三年.1949年我结束了长期漂泊的生涯,回到朝思暮想的北京,也就是又进了北京的胡同.从新中国建国当年开始,到1954年我住过三条胡同,就是:西单舍饭寺胡同、西长安街石碑胡同和东单的西观音寺.终于在第四次搬进了属于我个人私有的家,地点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北帅府胡同九号,在东安市场的背后.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用自己从海外挣来的钱买一所属于自己的私宅.主要的原因是把我一生正直的父亲和为众多子女费尽心力温柔善良的母亲从上海迁居到感情十分深厚的北京来.也为了使我的作为演员的妻子和三个子女能得到很好的休息和工作、学习的环境,我尽力把这个有十八个房间和大小两个院子的四合院装修得舒适整洁.院子里原有一棵大海棠树,树叶张开能遮没院子的一半；我把院子的另一半栽了一棵葡萄和一棵合欢树.院子当中树阴下放着梅兰芳先生为祝贺新居送给我的一个大金鱼缸……这里是我的小小的安乐窝了.北帅府胡同的许多住户,我爱的邻居,承袭我过去住家的传统——远亲不如近邻,都是亲如一家的好朋友.我们家还是街道上指定开会传达事情的场所,每天出来进去碰头见面的邻居都有亲人一样的感情……但是无论如何料想不到的是,这样的生活只不过是三年,一场"反右派"斗争便把我驱赶到千里冰封的北大荒,过了三年我回来重整家园,而六年之后等待着我的是更大的风暴——血腥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文革"开始,我被关押在机关里不准回家了.父亲早在我去北大荒当年春天便已故去,这时使我牵挂的就是衰年的母亲、受尽折磨的天才演员的妻子和幼年连遭不幸的三个子女.关押期间,我两次被造反派通知回家.第一次是被押送回家的,到家后只见院子、屋里一片混乱,院子里满是从屋内扔出来的凳椅杂物,而北房屋里遍地是书籍、衣裳、文具……显然是刚被抄了家,叫我回去收拾的.母亲和孩子关在西厢房没有出来,只有妻子正蹲在地上清理.由于身旁有人监视,她连话也不敢多说一句.我也只是在清检完毕又被押回了东四八条胡同监管我的戏曲研究院.临行时我发现地下的瓷砖被挖开了几块,还挖了一个坑,天花板也被打穿一个洞,东墙的壁橱也被挖开了.第二次通知我回家,只告诉我天黑前一定回来,却没有派人跟我,我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心中七上八下,不知是吉是凶.待我走进胡同"近乡情更怯"的时候,见胡同里竟是静悄悄的,却听见身后有人叫了一声,我回头看见是邻居马大妈,她一把拉我进了她家小院,非常紧张地说:"你不能回家.来了一群人等着斗你呐!"我说:"我去看看……"马大妈死死地拉着我不许我去,说:"不能吃眼前亏,这些人畜牲不如."但是我担心的是家里的亲人.大妈说:"您别怕,他们就是等您一个人."她叫她的儿子小弟到我家去了解情况,小弟一趟一趟地跑,告诉我那群人只是在骂我,乱翻东西,孩子们都走了,只是母亲和妻子在对付他们.我放了心,直到两个小时以后,小弟高兴地跑回来,说那群坏蛋终于等不及走了.跟着来的是妻子,她一点也不惊慌,不害怕,这一段时间,把她也锻炼出来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她便拉着我,叫我回家看母亲.还没走进家门,便看见两扇大红门上用墨笔写着的几个大字:"大右派吴祖光之家",吴祖光三个字上打着大叉子……到家之后,母亲只说了四句话,是:"胡同里街坊好.凤霞好.孩子都好.你不要担心,我会替你看好家的."我告诉凤霞,马大妈母子对我的保护.凤霞告诉我,我家的三条通道,两条是出胡同往西,走帅府胡同出王府井,或走协和医院北墙进三条胡同；另一条路是出胡同往东经煤渣胡同到东单.每次我家来了开斗争会的或抄家的打手们,马大爷、大妈和小弟就分别在三个路口等我下班回来,叫我避开他们……胡同街坊就是这样地照顾我家,只是孩子们被外祖母带出去了没有看见.而天色黑下来我必须回到单位,我才明白这回为什么要我单身回家的原因.此外,我知道的另一情况,就是这条胡同十二号的另一个"挨斗"的人家是来自延安的赵树理,他没有被关起来,所以斗得更惨.过了一个月,我得到了自由,回到家里,才发现我家搬进来两户人家,一家是萃华楼饭庄的书记和经理老姜,一是某工厂的工人刘某.两人中的姜的妻子是本街道的干部,由于最熟悉我家的情况,便真会投这个"大革命"之机.姜住了我三间一排西厢房,刘住了三间一排南房；占我家房子,用我家家具,不付房钱,不付水电费,用强光大灯泡,而我家被集中在北房和东房里,被批判、被管制,连灯泡也只敢用小烛的.当然,想他们还允许我家住了宽敞的北屋和东屋,格外施恩,已经该感激不尽了.情况如此,怎么办呢?我只好和妻子商量把照顾我们生活的淑贤嫂,把哺育女儿双双长大的奶娘凤容,把每天送凤霞上下班、剧场演出的三轮车夫老何同时解雇；尽当时最大的可能厚礼遣送.告诉孩子们,从此都要自力更生,照顾自身了；而当年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母亲就承担了最沉重的劳动.她辛苦一世,经历过数之不尽的灾难,难得在今天本该是太平欢乐的年月竟会碰上这样的"人为"大难!尤其是她的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除我一人是在受苦受难之外大都平安无事；虽然多少都受了我的牵累,但总算都过得去；母亲本可以去任何一个子女的家里安享清福,但却坚决和最能惹事招非的我家生活在一起.记得有一天的早晨,我乘坐公共汽车出门,刚坐下来,并坐一起的却是京剧小生叶盛兰,免不了互相问起近况.盛兰告诉我,不止一两家置有私宅的人都发生同样的情况.住房被强占了,从此安静的四合院一下成了大杂院；这些"工人阶级"搬进来,不仅强占了住房,而且欺侮房主人."住不起可是躲的起"呀,盛兰劝我找到北京市房管局,把现有的住房换到相应的新建楼房."关上门没有干扰,求个安静吧."这是个好主意.这样我把我现住的八个大房间,外加厨房和洗澡间换了和平里的两套两居室的单元楼房.然而,不过一年时间,由于两个儿子"上山下乡",我又进了"五七干校"；和平里的街道主任——一个永远面无笑容的中年女干部以她的儿子要结婚为理由,又强占了我住房的四分之一,一个大房间.从此我离开了住过数十年的,消磨了半生的北京胡同.感觉十分遗憾的是在受到长年不断的粗暴无理的屈辱之下结束了这段胡同生涯的.甚至于那一所地处王府井的黄金地段的十八间房屋的四合院也就此白白送掉.许多人都认为不应就此作为结束,但我从来不能设想居然会做出和国家讨债这样的行为,就这样结束了罢.说1966年和胡同告别,开始了楼居的生活,那就是另一种生活的方式了.纵使告别得悲惨,但是我前面提到的一条条胡同的经历毕竟还是能够回忆起昔时无限的温馨.纵使老年健忘:头一天的事情,当天早晨发生的事情,转眼忘得干净；然而幼年、少年……的回忆却记忆犹新.再说楼居和胡同小院相比当然是一种进化,当年的北京人口只不过七十万,而今天的北京人口已超过千万.人口猛增,而土地只会减少,当然只有往高空发展.不知不觉我的楼居生活也转眼快三十年了,楼居亦自有和胡同不同的温馨,足以使我忘却那些无谓的纠缠和不快,随时得到更多的朋友和更多的快乐,那就另外再写了.1993年10月30日1972年的夏天,我在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劳动,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年,干校学员绝大多数都早已得到自由,即是逢年过节的假日可以回到北京的家里休息几天,甚至很有些人杳如黄鹤一去不返了.但是在我们所属的这一连里还留着两个从来不准回家、和家人通信还要受班长和排长检查的人.这两个被视为危险人物如江洋大盗者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素来尊敬的——那时谁也不尊敬他——书生气十足的前辈戏剧史家、理论家张庚同志.因为他是"走资派",我是"大右派".我们这两个"派"不仅没有旁人那样的自由,连劳动都和旁人分开了.那些革命同志不爱干脏活,而把脏活都交给了我们这两个老头.首先是掏厕所(包括女厕所)和拾粪,其次是喂猪……我觉得这样也好,可以对"革命同志"敬而远之,免得招他们生气,由于不和他们在一起,从而也得到了一种相对的自由.于是我在那时就自己学习做旧体诗,原因是这种最简练的文学形式易于表达一时一地的抒情,后来我把那时做的诗收集一起,定名为《枕下诗》,因为诗成之后只能藏在枕下之故.偶尔我也把做成的诗念给张庚听听,有时他听了很开心,有时也会警告我说:"不可以做这种诗."张老是正直、忠实和可靠的朋友,他从来不曾像某些人惯做的那样,把这种事向任何"领导"汇报过；假如他那样做,可能他会得到好处而我会受到惩罚.我们两人同命运、共患难,经常在被关锁住的小屋深院里,一灯相对,论古谈今；并没有订过什么"攻守同盟",却谁也没有卖友求荣.我至今还在感激和珍视我们这一段长达八年之久的难得的友谊.当然,我没有把我的习作全部念给张庚同志听,对朋友还留了一手,我也至今还感到抱歉和内疚.说这些干什么呢?我是为了引用下面的一首七绝:啼笑皆非十五年,风风雨雨奈何天；张公吃酒李公醉,君子云何防未然?要申明一下,诗中"张公"显然不是指的张庚同志.这一句典出于南宋程大昌《演繁露》,是武则天时代的一句民间流传的谶谣,以其生动而形象,按我编剧的本行来说,具有动作性,故移用之.至于"十五年",则是从1957年算起的,到1972年是整十五年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