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走的不还,当场被我捉住的,无可抵赖；而事后追问的他大都不认账.至于房门和自行车的钥匙已经无从统计他一共丢了多少.大概在五年前,我出门回家时,见门框旁边墙上出现了一处缺口,原来是一次儿子把钥匙锁在屋里了,进不去怎么办?他不耐烦等哥哥或者妈妈回家再开门,而是狠命把门撞开,因此把墙撞缺,弹簧锁撞断.纯粹是搞破坏!带有更大危险性的是,欢欢有一天忽然积极起来,自己去厨房间烧一壶开水,但是点上煤气灶便忘得干干净净,于是始而把水烧干,继而把壶底烧通.假如一阵风来把火吹熄,或者煤气熏人,或者燃烧起火,弄个不好,会出人命!事情当然还远不止此,他住的那间屋子同时还是我们家的小客厅.但是只要他在家的时候,屋里永远是乱糟糟的:袜子、裤子脱在桌上,每张椅子上都放着东西,床上被褥零乱,床下皮鞋拖鞋横七竖八；他前脚出门,后脚就是我去收拾房间.他的衣橱抽屉是关不上的,因为里面的东西堆得太多；其实如果每件衣服都叠整齐的话,完全可以放得很好,而他的每一件衣服都是随便往里一塞……有人对我说:"抽屉里你也管,你也未免太爱管闲事了!"但我实在不甘心,就管不了他!另外还有一个情况,那个五屉柜虽是个红木的,因为太老旧,抽屉不好关,应该请个巧手木匠来修一修了,可是就这么一件事,难道也要我做父亲的来张罗!漫画家华君武曾对我说过他的苦恼,他感觉到他的儿子抽烟抽得太凶了.我对他说,应当强行制止,不准儿子抽烟.他无可奈何地说:"不行呀,我自己就抽烟."看来君武是一个具有民主作风的,以身作则的父亲.从这一点说来,我的条件比他好,我家是个无烟之家,我和妻子都不抽烟,我们的两位老娘也不抽烟.我们的大儿子吴钢和女儿吴霜也不抽烟,而惟一抽烟的又是这个欢欢.对此我就振振有词了,和欢欢作过不止一次的严肃谈判,因为发现他常常抽烟,原因是我们家里经常准备着待客的烟.我向欢欢提出,假如你非抽烟不可的话,希望你不要和我们一起生活.我是声色俱厉地这样提出警告的,但仍发现过他偷偷抽烟的迹象；尤其是他来了朋友,关起门来吞云吐雾.朋友走后,烟灰缸里烟头一大堆.他的朋友是别人家的儿子,我如何管得?我哪有这么大的精力管这么多?从朋友那里还听到这样一件事,儿子骑爸爸的自行车把车丢了,这个儿子一怒之下偷了别人一辆车,偏偏被警察捉住……这个祸闯得不大不小,但做父亲的恼火是可想而知的.我这个欢欢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他骑了我的车出去,回来时把车铃丢了.问题还不在此,而是丢了车铃他根本不知道,还是我发现的.受了我的责备,他也发火了,很快就发现车铃又安上了.不用说,是他在街上偷的别人的.这下子把我气疯了,我对欢欢发了一顿平生没有发过的脾气,逼他立即把车铃送还.他非常委屈地把车铃拿走了,我知道他决不可能送还,肯定是出门就给扔掉了.我这样严厉地责备他,无非是希望他印象深刻,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这件事比偷车要轻得多,但性质却是一样的.使我伤心的是,根据欢欢的性格,这件事他早就忘记了,他没有知过必改的习惯,他只觉得委屈.因为即使是丢自行车对他也并不新鲜,他曾经丢过两次自行车.第一次丢了几天又找到了；第二次则是他要出去取一样东西,正好他的一个同学刚买了一辆新车来看他,便叫他骑新车去,但是奇怪的是他竟一去不复返了,待人们去找他时,才知道就在他上楼找人时,转眼之间车被偷掉了.由于无法交待,他赖在朋友家里不敢回来.于是爸爸妈妈只好拿出一百七十元来赔车.吴欢在自家四合院内丁香花下辩证法教导我们一分为二,欢欢不是没有优点的.对外而言,他对人热情,乐于助人,我的许多朋友都把他当做最好的劳动力使用.敬爱的夏公、天才的画家黄永玉,在搬家的时候都请欢欢去做最有力的帮手,他是全心全意地为人家操劳的；大人小孩全喜欢他,都愿意和他在一起,说他可爱,说他有趣味……对内而言,他对妈妈忠心耿耿.妈妈病了,行动不便,凡是出去开会、看戏,以及一切出门活动,都是他背起就走.妈妈病后长胖了,分量越来越重,但欢欢背着妈妈一口气上四楼,或是走得再多再远,都是心甘情愿的.而且对人说,他是妈妈的"小毛驴".对爸爸呢,在适当的机会他也要表一表他的孝心.有一次家里只剩下我和他时,他说:"爸爸,今天我做饭给你吃."将近半小时之后,他来叫我吃饭了,做的是芝麻酱面.但是拿上饭桌时,实在叫人哭笑不得.面接近于黑色,那是酱油放多了；一碗面成了一团,芝麻酱显然也放得太多了.去厨房看时,一缸芝麻酱、半瓶酱油,都几乎被他用光了.最难想象的是给我的一双筷子,从下到上糊满了麻酱,根本无法下手.味道之咸可想而知,不但我没法吃,他自己也受不了.由于他的动机是好的,我没有责备他,父子两人面面相视,只能叹气.所有上述他的缺点方面,说来都是生活小节,没有原则问题,更不是政治问题；但却都叫人无法容忍,随时招人火冒三丈.我这个最豁达的乐观主义者,曾经受过很多人无法经受的苦难,我都能泰然置之,但只有欢欢能气得我浑身发抖.我对他说过,我虽然身体健康,但有很大可能将来会被他气死.我希望他考虑别再和我一块生活,但是看来他似乎又很爱爸爸妈妈,他不干.神人共鉴:我从来不是一个爱骂人的人,但是和欢欢共同生活的日子里,骂人成了我的日常习惯,我真为此感到十分疲倦.这就出现一个情况,所有接触过欢欢的我的朋友,无一不对他交口称赞,说他是一个好儿子.当他们知道我几乎每天要为欢欢生气,以及知道或听到我在骂儿子时,都来劝我不要骂他.当听我说了我骂他的理由时,几乎都这样说:"咳!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譬如那位乐队大指挥李德伦对我说:"我那儿子在屋里穿大衣,袖子一甩,桌上的茶杯茶壶,全都扫到地下摔个粉碎!"这也完全是欢欢的风格.天地太窄,房子太小,远远不够这一代气冲霄汉、声势浩大的孩子们施展的,处处都碍他们的事.按道理说,我们全家的清洁卫生理当由这个浑身力气使不完的小伙子包下来吧,我对他说得嘴都快磨破了,但是,休想!他自己住的那间屋还得靠我去收拾呢.我又在想,假如胡德勇丢在路上的东西被吴欢拾到,他能像胡德勇这样做吗?我何等希望他能这样做呵!但是看来不可能,第一,他根本不会发现丢在街上的东西；第二,人家胡德勇也不会那样粗心丢掉女朋友千里迢迢送来的东西.因此使我不得不联想到他的又一个可恨的作风:不知有多少次在他要出门的时候,让他顺便去发信；他把信接过去,满口答应.但在他走后常会发现,信丢在桌上,或是椅子上,或是别的地方.就在昨天,我又发现一封别人托"吴欢同志转交"而且封面上画了地图说明的信摆在他的桌上,而他却去了上海.应当告诉儿子的女朋友,将来你如果做了他的妻子,你将比他的爸爸还要倒霉.因为你要和这个不负责任、不顾一切、目中无人的家伙生活一辈子,而做爸爸的究竟是日子不会太多了.假如你一定要嫁给他,我希望你具备一种特殊的威力或神奇的法术,能镇压他和改造他.在这方面,爸爸是个失败者.儿子被一家电影厂特邀写剧本去了.这个毛手毛脚的愣小子,居然有人邀请写剧本了——可怜他该读书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读到,全是"四人帮"害了他.——这是他自己努力的成果,我为他高兴,也希望他做出成绩.至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当然主要是希望他能改变作风,虽然根据我多年的实践经验,改变的可能是极少极少的.另外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提醒和刺激与欢欢同样类型的青年人,因为许多朋友们对我说的这句话太使人惊心动魄了!这就是:"咳!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当然,"都这样"不可能,但是,我听到这样的话实在太多了.假如真是青年人都是这样的话,怎么建设我们的国家?写到这里本该结束了,再要提一下的是刚刚收到一封儿子从上海的来信,当中有一段话是:"我有许多错误,心里很难过,我一定好好改."这很难得,使我很感动.但是这封信上又有一行写的是:"请在我的抽屉里找一下,我的学生证忘记带来了,请用挂号信寄到这里来."学生证是中央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的证件.亲爱的儿子呵!你说你可怎么好?吴欢小时以上是8月中旬在北戴河西山宾馆写的,写完之后恰好一位报社记者来看到,他认为文章很好,且有普遍的典型意义.但是他说:"你家欢欢目前正在上升时期,在从事剧本创作,如果发表这篇文章,对他的打击太大,应当慎重."我尊重记者的意见,同时也应当听听欢欢的意见,因此就把它放下了.一直等到现在,儿子回家来了,我让他看了一遍,我发现他开始时在笑,但是看到后来就不笑了.看完之后,他说:"呵!‘惊心动魄’!……爸爸,发表也行,既然有典型意义,会有助于我的改变作风."我不怀疑儿子有改正生活作风的诚意和决心.我忽然发现我有一个多月没有骂人了,在儿子离家的这一段时期,我过得多么太平安静呵!罄香祈祷,祝愿欢欢福至心灵,能够生活自理,别再让爸爸妈妈着急操心了.1980年10月3日北京注释:这是吴祖光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吴霜是我最小的孩子,也是惟一的女儿.女儿小的时候,是被人们称之为"天才儿童"的那种孩子.她画画,画得很有自己的特点,画的全是舞台上的古装仕女,当然这和她的妈妈是戏曲演员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她那种不管不顾的勇敢的线条曾经引得美术学院著名的教授带着一群学生到我家里,目的是要学生们从一个自发爱画的孩子身上看到什么叫做艺术家的"性格".后来随着女儿年龄的增长,不知何时她在绘画上的天赋逐渐消失了,离开了"画家"的道路,曾使那位美院的教授很久都惋惜不尽.画画之外,她还爱唱爱表演,唱歌演戏全都行.五六岁时能把妈妈代表剧中的大段唱腔毫不费力地唱下来,唱词和唱腔比妈妈的学生记得还清楚.那时家里最有趣的一景是她给来做客的客人开"个人晚会",一人兼顾报幕、朗诵、独唱、演戏、舞蹈于一身,手舞足蹈两三个小时没完没了,弄得客人们都受不了求她停下来,她却为受到客人"冷落"而很为生气.这个才能一直持续她的人生里."文革"后随名歌唱家郭淑珍学习西洋美声歌唱,读了音乐学院,后来又读到美国跟随驰名世界的名家习乐,成了名副其实的音乐专家.但是,不知何时,唱歌的女儿又在唱歌以外写起了文章,写起散文并且写起了剧本,还和朋友们合作独立制作甚至登台表演自己写的话剧.现在经常有人对我说:你的女儿是一个才女.看到她经常和朋友们说笑逗闹,总觉得她仍然是个嘻嘻哈哈的孩子.可是几天前,她少见地严肃起来对我说:爸爸,请你为我写序,我要出书了.吴霜在自家四合院内就是说,女儿的第一部作品集要出版了.从年轻时候起,我和妻子的教子之道就是自由放任顺其发展,几个孩子的个人兴趣都是他们自发定位的.而吴霜出国之后发展什么更是做父母的鞭长莫及无法控制的了.她写了许多文章,有在异国他乡生活十几年的感受和经历,也有不少是写她自己的家庭和家人.我当然高兴女儿写出了这样多的文章,也很欣慰女儿成了一个能够写出不少好文章、出了自己的专著并且开始拥有自己读者的作家.吴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有她在的地方常常是欢声笑语气氛昂扬,这是家人朋友们都知道的.她希望生活到处都是欢乐和开心,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这是她对人生的愿望和祝福.女儿身处在一个很好的时代,在她充满活力的年岁里,她可以自由地做很多事情.她对我说,她所写的作品都是要告诉人们生活中有无数美好的图画,人们应该随时看到这些图画,她想帮助人们展示这些图画,尤其是帮助那些对生活感到悲观失望的人们.女儿的愿望很像理想中的神话故事,但是应该得到提倡.我对她说,照着你的感觉写下去吧,虽然我怀疑你说的能否真正实现,但是却会得到人们的喜爱,因为没有人会拒绝欢笑,就像没有人会拒绝晴朗的蓝天一样.1999年2月25日于北京东大桥女儿出国留学已经六年,今年是第三次回家探亲,而且待的时候特别长.在我家的三个孩子当中,女儿和爸爸的关系最好,她性格爽朗,心胸开阔,当机立断,从不拖泥带水,比两个哥哥都坚强,有气派.在这些方面,我认为她最像我.我和女儿处事看问题也常常是一致的,但有时也有争论,甚至大吵大嚷,使她妈妈在一边十分害怕.可是吵过就没事了.她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老一辈就是爱管人.我们早就长大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自己都知道.不用你们管!" 女儿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音乐学院学歌剧,唱花腔女高音.学唱歌,看来一定很轻松,然而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才知道原来远非如此.她对父母诉苦说:"这几年上大学可真把我累死了!你们不知道我那位老师,世界著名的权威黑人女教授对学生有多么严厉.她很喜欢我,可是越被她喜欢负担就越重,何况还要学那么多的课程:不单学音乐专业的乐理、和声、音乐史……还得学数学、微积分呐!"这种情况使我意想不到.我念大学的时候正是国难当头,强邻入寇；社会上有志之士号召"科学救国".我去报考理科学院,结果物理得了十分,化学得了五分,数学只得了一分.教师说:"本来一分也不能给,为了留点面子才给加了一分."看这够多刻薄!因此知道女儿居然通过了数学和微积分的考试,怎不教我肃然起敬.正是由于自己在科学方面的低能,或曰弱智,在娶妻生子之后,我一直梦想女儿和她的两个哥哥当中至少应当有一个是学理工科的.然而归根到底,哥哥学摄影,弟弟搞编剧.妹妹本想继承妈妈衣钵做评剧演员,可那时她不幸而为"黑帮子女",虽然考上了也不许进戏校；还是得了音乐家叔叔的帮助,向婶婶偷学钢琴和投师学唱而唱了洋歌.孩子们在入学受教的道路上布满坎坷不平和重重障碍.和两个哥哥相比,妹妹是惟一受到全过程教育的,但却付出了比正常的学生更多的时间.原因是在整个学习当中不能按部就班,曲折的过程延缓了岁月.女儿这次回来,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筹备她毕业后的第一个独唱音乐会.这是她在六年前出国时就立下的心愿:"头一个音乐会必须在北京举行."这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她出国在外从没有一天忘记祖国."把中国民族音乐的精华介绍给全世界"是她毕生的志愿.想到这里面有她的父母亲自幼灌输的直接影响,使我感到愉快和骄傲.意料不到的是,筹备一个音乐会有这么多麻烦:订园子；节目单的设计和印刷；和钢琴家的堂弟联合举行的这个独唱独奏音乐会虽只有两个人的班子,却要进行艰苦的练习准备；还有种种经济方面、事务方面的繁忙……女儿性格奔放,从小就嫌女同学小气、多心、多是非,所以她的好朋友更多的是男同志.这一回的音乐会,那些哥儿们可就帮了大忙.这一通忙甚至把我这爸爸也卷进去了.就在忙乱之中的一天晚上,孩子却来对爸爸妈妈讲起她离开美国这一个多月当中有两个朋友使她放心不下.女儿说:"一个是丽丽,我的多年同学,到了美国又是同学.丽丽是一个温柔听话的美丽女孩,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她的美妙的声音就是被公认的第一流质量.在美国大学里,学校校长和教授们也都认为她将来必有大发展.但是在美国社会里,唱歌却难以成为一个正式职业,必须以另一种工作来保证音乐.一个年轻女孩要以多大的决心和毅力来从事声乐艺术啊!当然,假如只是为了生活,道路还有的是,而丽丽选择的是最简单方便的一条路,就是结婚."对方是来自台湾的华裔商人,年纪大了些,可是还算得仪表堂堂,和丽丽站在一起也还般配；脾气也不错,稳重,不爱说话.但是他提出的条件却是非常苛刻的,就是:结婚以后再也不许妻子做演员,绝对不许再登台演唱.真是可惜呀!在美国五年,加上国内的三年,八载寒窗,苦学苦练,这一下子不是全部付诸东流了吗?"在我即将离开美国,登机起飞之前,丽丽开车到机场送行.她正处于下定最后决心的关口,可怜的丽丽已经几天几夜吃不下睡不着了.那个貌似宽厚的男人平时温文尔雅,尤其对女人格外有礼貌,然而一肚子从娘胎带来的封建专制思想深入骨髓,一言既出决无转圜的余地.而且还表示了决不会放弃这个即将到手的美人儿,要唱也只给他一人唱.从我离开美国那天起,丽丽那双不断流泪的眼睛至今好像还留在我眼前.看来她只有向命运屈服的一条路了.当然,这种事情假如放在我的身上,根本不是问题.要跟我一起生活就得听我的.不听我的,你就给我滚!"女儿说完还"呸!"了一口."另一个不放心的是青年小慈,他约在半年前来到美国.小慈原是中学的英语老师,两年前娶了一个在旅游业工作的如花似玉的妻子,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儿.经过长时间的左思右想,小慈夫妇都认为当个中学教员将永无出头之日,惟一的出路是出国干一番事业,站定脚跟之后再把妻子和女儿接出去；即使不在国外团聚,学成归来也会今非昔比.主意打定之后就展开了为出国奔走的努力.打通关节、走后门、请客、送礼；又要请已经在美国的哥儿们朋友联系出去后如何挣钱吃住的一切问题.大家真没少给他操心费事,可说是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了.好不容易小慈终于到了美国.刚出来两眼漆黑,怎么办呢?只好在我们家住下了.第一桩事就是给他找个打工的地方,好解决吃饭问题呀!但即使打工也要取得一个合法的身份,没有这个身份只能打个不能公开的‘黑工’,譬如在餐馆服务,就得躲在厨房隐蔽处干点力气活,做些搬运、清扫之类的事情,一天下来累得四肢发软,两眼昏花,一个文弱书生哪儿受过这个呀!"当然,老住在我们家也不是个事儿,所以就得为他找个管住处的老板.再苦再累也得挨过去这个难以适应的阶段.我每次看到小慈那副可怜的狼狈样就想:你这是何苦来?把年轻的妻子、女儿扔在家里,自己落得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活受罪!果然,一阵艰苦奋斗,刚刚习惯点了之后,几乎是爆炸性的痛苦发生了:小慈生起了强烈的怀乡、思亲病,想老婆想得几乎发了疯,见到熟人朋友,还没来得及说一声妻子‘小莎’的名字就是满眶眼泪,真可说是声泪俱下.那么大个男子汉就是这样的没出息,丢人现眼.这叫我怎么说呢?连开始有的一点同情心也被这不作脸的眼泪冲掉了."这半年以来,小慈就是以这种凄凉、痛苦的情绪在美国靠卖力气生活,这种倒霉的情绪不能不影响他的工作.人家美国老板可是不留情面；他干得不好当时就被辞退,害得朋友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东奔西跑为他找工作.我们都劝他:‘干脆回国吧!’‘那怎么行!这么回去岂不脸面丢尽?’说得也是,确是不能回去啊!"在美国要上大学,外国学生必须考上‘托福’,英文这关通不过就休想取得入学资格.小慈在国内是个中学英文老师呢,可是到了美国之后,竟是连考了三次‘托福’都名落孙山,这和他的心力交瘁、情绪低落大有关系.但是这个忙却是谁也帮不上的.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不知如何是好……"这回回来我倒是见过一次小莎.小莎有点没心没肺,听我提起她的丈夫种种表现,只是一味傻笑.她只和我说了一件事,就是她在结婚前的一个男朋友现在和她是同事,几乎每天都会见面,有一次她给丈夫写信,无意提了一下,谁知丈夫大吃飞醋,回信把她臭骂一通.她也急了,回答他一顿骂.不久又收到丈夫的回信,流泪忏悔,赔礼道歉……唉!这个没出息的小慈呀,真叫我没法说."女儿回家第三天晚上对我和她妈妈讲了这么一段话,以后就再没提起了.这两个年轻人的遭遇不大一样.一个是前途美好,但缺少主宰自己命运的精神,轻易地被一种腐朽的力量压服了；另一个则是完全缺少自知之明,走错一步,吃尽苦头,至今没得个结果.两个人都叫人同情和惋惜,但对他们又无能为力."文革"以后,国家有了脱离愚昧,走向大治的迹象,但有些情况也使人担忧.譬如对西方世界的向往.近年来我和不少的年轻人交谈中,很多人都有一旦出国便不想回来的表示和打算.因之使我不由得想起我年轻时的情景:那时的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乃至于战乱频仍,灾变迭作.至于生活水平、物质条件和现在更无法相比.但是爱国主义的情操、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心和今天的一些年轻人却是大不相同.譬如那时古老颓败的北平和上海租界上十里洋场的繁华确是相差甚远,然而一般人对于上海的印象完全不像现在人们对于能去一趟香港那样的渴慕和向往.40年代后期爆发了一场驱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在上海的大批文化人由于国统区的白色恐怖纷纷出走香港.为了维持生活,大部分在当地就业.两年之后战争结束,新中国即将成立,从上海或其他城市前往香港暂住的人们,除极少数由于一些原因留居香港之外,大多数人都是怀着无限激奋的心情争先恐后回到上海,回到北京的.再说到我们上一辈的亲长和师长们,很多人留学海外,这一些专家学者大多亲身经历了祖国大陆的兴衰,重重国难为他们所耳闻目睹,但他们也大都学成归来,以挽救危亡、为国效命为自己的天职,博得后人的钦佩.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历来就是国家民族的顶梁柱,是民族的骄傲.说来惭愧,我的亲爱女儿由于两年前和一个大陆赴美的青年结了婚,如今也定居海外了,但是她的一片爱国爱家的亲情不变,已经三次回到北京来过春节,如今又在考虑明年春节回来将做些什么的计划.更为主要的是她在想着:什么时候把家搬回北京来?她说:"在外头没有一刻不想家,我太爱咱们的中国了."女儿上飞机之前,留了一张纸条在我书桌上,写的是:爸爸: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的折磨还太少?遇到事情处理起来总显得脆弱和幼稚!你常说你们那一代人很年轻就挑起家庭生计的担子,很早就成熟起来.无疑这对人的一生有绝对的好处.可是我们毕竟生长在新的时代,我们该怎样让自己更坚强起来呢?如今科学大发展,物质条件一天天更好了,难道人和物质成反比,会一代不如一代吗?真是这样的话,岂不太可悲了吗?我回答不了女儿的问题.1987年4月21日我生于1917年,是在北京长大的,岁月流逝,忽然就变成1997年,似乎是一下就到了八十岁.这当中自然有许多流落他乡、飘零异域的枝节,但是峰回路转、叶落归根,最终依然回到北京.由于生命到了晚期,从前的小朋友,不知不觉变成了老朋友,如同昔年盛开的鲜花一棵,逐渐成了残花枯叶以致凋谢.一生中曾经长期相处的朋友一个个离开了,越来越加稀少、 寥落……这都是使人无可奈何的事情.于是就日甚一日地教我产生怀旧的心绪；尤其是一个月以前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产生了更加无法排遣的异样情怀.事情是非常触动心弦的.年轻朋友,老友徐盈和子冈的哲嗣徐城北、叶稚珊夫妇通知我:著名杭州楼外楼餐馆邀请十名左右的以写作为业的老人去杭州西湖一行,虽然近来事情多,繁忙得紧,但把我打动了；愿意去,即使再忙,也放下手里的事.然而太不凑巧,我由于检查身体,发现一年前查出的脑血栓又有出现,虽然并不严重,可是正要开始请医生到家里来为我静脉输液,只得放弃了这次西湖欢聚,而又知道这次同行者,我是年纪最长者,我不去,就把最长者让给了黄宗江老弟.想想也实在可怕,我这当了一辈子的小弟,怎么变成了最老的?跟着父亲算我是江苏常州人,跟着母亲算我就是杭州人了,可是命运又把我形成北京人.这三个地区我都喜欢,但是在北京住的时间最长,常州去过几次,而杭州去的次数最少最短,一直就成为我最渴望再去的地方.何况今天又是"山外青山楼外楼"的邀请,我的感觉就是亲情的召唤.我生活在一个多兄弟姐妹的家庭,父母之外有十一个兄弟姐妹,十一个孩子都由慈祥可爱的母亲周琴绮亲手带大,然而每个孩子都没有吃过母亲的奶.小时都请了奶妈,我是男孩里最大的,至今记得小弟妹们最多的时候家里竟请了四个奶妈,加上祖母一个从常州带来的小丫环,一个做粗活搞清洁卫生的女仆,一个烧菜做饭的大师傅,一个拉洋车的车夫,一个看门接待客人的夫役；在母亲的总管之下,永远和睦相处,秩序井然.每天晚饭之后、临睡之前,总是看见母亲和奶妈、女仆坐在一起谈心、说笑,一团和气.佣人们私下说起母亲都是:"太太好,好脾气,待我们和亲人一样……"由于我家长年在北京生活,离南方的家乡就感觉分外遥远了；无论是常州或是杭州,都是使我常常思念的家乡.我的外祖父周栗斋先生,曾任湖北应县的县令和清末锐行新政的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只在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曾来过北京我家住了很短的几天.虽然时间已过去非常遥远,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但至今还有隐约的记忆.母亲是他最小的女儿,我家杭州的亲戚,交往最多的是母亲的侄女周行素,由于丈夫早逝,曾长年寄住我家,她最大的喜爱就是看戏,常常带我去戏园子,我那时已经是十几岁的初中学生.我家曾迁居南京、武汉,抗战时期又迁重庆,她都住在我家.我陪她看的大都是京戏和各种地方戏,话剧有时也看.我逐渐长大之后变成一个真正的戏迷,发展到初中升入高中的一年每天下午逃课看戏是和表姐一起看戏的直接影响；直至以戏剧为终生不易的事业都是二表姐请我看戏的后果,这却是她不会知道的.母系亲属中还有她的两个侄儿,我叫他做周二哥的周子春和周三哥的周子炎,常常来我家和我们一起玩,但时间没有二姐那么长,什么时候离开我家,后来下落何方,现在都不记得了.印象之中都是十分亲热,至今回忆,犹有温暖的亲情.为什么把这几位表姐表兄写得这样清楚,只是为了在这样垂暮之年记下这一段永难忘怀的亲情.二表姐已在50年代故世,两位表兄则久已音书杳然.大约在几年之前我曾有一次到过杭州,我竟然忘记是谁邀请?还有谁人同去?但曾经雇了一乘小车独自巡走了一趟苏堤、白堤,目的是寻觅一下昔年母亲的足迹,重温一下往日的情怀.近年来,惟一在杭州和我保持联系的母亲的亲人就是叫我做"表舅"的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著名教授、卓越的油画大师蔡亮和他的同等功力的夫人张自NE85A了.蔡亮前两年英年早逝,自NE85A仍在校执教,蔡亮给我画的油画像和自NE85A给凤霞画的戏装油画《临江驿——潇湘夜雨》至今挂在我们各自的书房墙壁上熠熠生光陪伴着我们.见到这两张油画像,便产生无限思念,写到这里,恰巧收到甥媳寄来的贺年片,我也祝贺她和两个孩子芄芄和萌萌在湖山明丽的杭州家里快乐、幸福.时至今日一个多好的还乡机遇竟如此轻易失去真是教人惆怅、伤怀……所以给楼外楼写了一首小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旧梦在心头；亲情友谊萦怀久,吴郎八十负杭州.1997年12月16日北京收到"五四"和"北京大学一百周年纪念"征文的信件,我的感受十分复杂,有一些意外,又有一些亲切却一言难尽,不知从何说起.首先,我不是北大的学生,但是和北大却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从六岁起被送进"幼稚园",然后进小学到高中一年级是在一所从幼稚园、小学一年至高中一年共为十年级的"孔德学校"完成的.这个初小三年、高小三年,加上初中三年、高中一年的学校名叫孔德,并非孔子之德,而是用的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的名字,而名为孔德,却从未学习过一丝一毫孔德的哲学,所以我至今也不理解为什么学校用这个名字.孔德学校念完十年之后,高中后两年的学业是在中法大学附属高中完成的.读罢中法高中,升入的应是中法大学的孔德学院,但孔德学院是一个理科学院,而我升入的是文科的服尔德学院；却由于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举家南迁,从此中断了学业,那时我年纪十九岁.孔德学校不是北京大学系统,但是在中国教育界最受尊敬的大师、校长蔡元培却也是孔德的校长.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时的中学都是男女分校,而惟独孔德学校是男女同校,就我国学校来说,应该是开风气之先了.孔德学校的校址据我现在的记忆,最早是吴祖光小时候与姐姐吴珊(右)在北京东城的方巾巷.曾有几次搬迁:承候大院、北河沿、东华门大街宗人府.记得北河沿校舍和当时的北京大学三院只有一墙之隔,印象最深的是大约在我念初中约十五岁左右的时候,一次下课之后到操场打球,为了抄几步近路,放着操场大门不走,我偏偏从一棵树爬上操场墙头,墙那边就是北大三院.我在墙头上行走,正好一个同学在地上和我说话,我只顾和他说话,一脚踩空,从墙头摔了下来,当时便晕死过去.同学们把我抬到教务处,教务长名叫李召贻,待我清醒过来,看见我的一个手指摔破在流血,手指上一块皮裂开,李先生开抽屉,拿了一把剪刀,要把破皮剪掉,我和身旁的一个同学都大叫起来,他才住手不剪,然后把我的伤口包扎好.我回了家,脸上全部红肿起来,从眼到嘴全肿平了,全家震动,把母亲和祖母吓坏了.到晚上父亲回家,见我摔成这样,倒是没有责骂,但给了我一个任务,叫我就这事写一篇作文.至今我居然还记得我的作文当中一句是:"只觉得耳边呼呼风响,然后便人事不知了……"其实我耳边什么也没听见,那个"呼呼风响",是看小说瞎编的,而且后面还写了:"我死了之后,装在一个小棺材里抬出去埋了……"父亲不等看完就哈哈大笑起来,母亲说:"儿子摔成这样,你还笑!"可是我却躲过了一次严厉的惩罚,脸上的青肿,差不多近半月才好,多次由母亲送我到医院治疗,每次治疗回家,母亲都要带我到馆子吃一顿好吃的,我倒情愿这样受伤了.然而待到脸上的青肿好了之后,又生了一场大病,全身逐渐变黄.医生查出,是黄疸病,还是那墙上一跤引起的.给我看病的是一位私人开业的名医周环西先生,是父亲的朋友.记得诊所是绒线胡同,墙上一丈见方的大字,是周医生的大名.待到这一身的黄色退去,差不多用了半年的时间,应当说,这是一次死里逃生了.半个多世纪的孔德学校至今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学者、教授的子弟,很多都进这个学校.据我现在回忆,如李大钊、胡NCACA、钱稻孙,周树人(鲁迅)、作人、建人三兄弟,沈士远、尹默、兼士三兄弟,马裕葆、幼渔、马衡三兄弟,刘如山、刘竺山、齐寿山三兄弟,刘半农、钱玄同、李书华、陈独秀等等,在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方针之下,孔德学校是他的一个试验场.我的父亲吴景洲把他的子女都送进了孔德学校.如果不是当时发生了对日本的战争,我们全家十一个兄弟姐妹都会是孔德的学生.而最后三个祖昌、吴要、吴楚便被拒于孔德之外了.李大钊先生的女儿李星华和我的大姐吴珊是从孔德学校升入孔德学院(中法大学理科)的同班同学.由于大钊先生曾多次被北洋政府迫害出走,星华大姐曾长期住在我家,我们兄弟姐妹都把她看做亲大姐一样.胡NCACA的儿子名胡祖望和我是小学同班,没有多久离校,不知何往,我曾随大人去过他家,但也没有见到他,从此便中断联系.刘如山一家的子女和我及三妹吴皋都是最亲密的.齐琴是三妹同班和最好的朋友,齐瑛虽长我一班,却和我非常亲密.梅兰芳大师得以成大名,得大成就,与齐如山的交往有绝大的关系；以此进入文化界的高层,并打入国际,去美国就是与齐如山同行的.我自小进入京剧爱好者的行列,与齐瑛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和梅兰芳先生的最初相识就在齐家,那时我只是一个玩童.意料不到的是,过了约半个世纪,我成了为梅兰芳纪录大半生及五个代表剧作的导演.齐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父亲去了台湾.1980年初我收到齐琴送给我台湾出版的十大本约八千万言的《齐如山全集》,其中对中国戏剧作了全面的论述,最终的一章是"北平专章",充满了一片相思及绵绵乡情.此书编辑和出版之前,如山先生和齐瑛父子相继逝世,可以想象二人对"故都北京"的依恋和对他名京剧为"国剧"的无限相思.沈尹默先生至今被人们公认为当代最权威的书法家,是我最敬爱亲密的老师,每一次我去看望他,他都在伏案临池,而且必然给我写字.因此多年以来他留给我不少精彩绝伦的亲笔墨宝；但在"文革"之中损失很多,至今想起就无比愤怒.后来我知道在这场恶作剧时期,沈师住在上海难逃厄运,受尽欺凌；那些恶棍流氓的造反派们成天叫他写检查,但一经张贴便被人揭去收藏起来,可以想见老人临终之时受尽多少打击、多少污辱.沈公三兄弟都是饱学之士,他们的子女、侄辈都是我的同学好友,如沈令扬、令年、令昕、令昭、令融……几十年来都已失去联系了.钱玄同先生的子女钱端信、端智、端礼,其中也有我的同班同学；还有陈大齐先生的孩子是我的同班,现在竟连名字也不记得了.周家(鲁迅先生兄弟)三兄弟的公子周丰一、丰二、丰三,丰一以打乒乓球著名,以此成为校中的知名人物.还有马家三兄弟,马叙伦、马裕葆、马衡家的子女,其中的大姐马珏最为出色.在孔德学校时一次有一批日本客人参观学校,看见一个少年男子从女厕所走出来,大为吃惊!查问之下,才知是一个女生.马珏一向男子装束,引起哄动.孔德毕业之后,她进入北京大学,由于天生丽质,被全校尊为"花王",就是后来所谓"校花",我至今记得京中报纸、画报经常登载她的照片和动态.约十年前我曾见到她,已经是龙钟的老妇,不堪回首了.马家子弟我的同班同学马谦至今同在北京,他曾毕业于黄埔军校,因此成为新中国的对立面,坐过九年监牢.他的父亲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亦是我父之老友.马谦的堂兄弟马节、哥哥马太龙是金石家,现同在北京.他的堂兄弟,北大教授马幼渔先生之子马节和我妹妹吴皋是同班同学,现在德国.不久以前,我居然收到小时音乐女老师陶虞孙先生的信,她年纪约近百岁了,依然健在,居然还打听到我的通讯处,令我十分感动.这使我回想起当年上音乐课时,有一次陶先生叫学生都站起来唱一首歌,唱到一半,她大声叫:"吴祖光."我答应了.她问:"你为什么站到最后边?"我一时答不上来,其实我只是因为生来个子小,又是年纪最小的,所以一向都在最后.她叫我走到最前边,弹起钢琴,叫我独唱.她后来说我嗓子好,所以叫我独唱.而且以后凡是独唱、领唱都是我了.如今已过半个多世纪,老师还记得,千方百计打听到我的地址,给我写信,实在使我出乎意料.的确我后来也唱过电影插曲,也曾上台歌唱,但都是玩票,没有认真……辜负了老师期望.青年吴祖光我在孔德的最后两年,印象最深的是先后两位国文老师杨慧修和诗人冯至.大概因为我的这门功课在班里是比较好的,所以老师对我也特别喜欢.那时学校出版一本《孔德校刊》,我的作文就常常在校刊上发表.但是杨老师感情丰富,和我低一班的女同学文树新搞了一场师生恋爱,而且双双私奔日本,成为轰动北京的大事.《世界日报》及《画报》出了专版,并且登了许多照片.一年以后传来消息,文树新以难产逝世,令人惋惜.树新颇富文才,现在萧乾先生夫人文洁若是树新的小妹.树新当年不过十四五岁,谈恋爱也太早了点,这就该怪老师了.杨在几十年以后任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更名杨晦,我和他感情依旧.冯至先生在校时和我关系也是非常好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当然不是小学生了.但是意外发生了"反右"冤案.冯老师大约是因为"同行"的诗人关系,太过于表现进步了,写了几篇"批判"诗人艾青的文章；而且批艾青必连带批吴祖光,这真使我愤怒,从此中断了师生之情.但是现在想想,是那些"运动"才使人变成鬼,使诗人变成小人.现在两位老师,包括艾青都成古人了.现在把又想到的一件事说一下.在孔德学校的末后几年,学校搬到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校址,即是东华门大街的清代宗人府,是一个大寺院.学校刚刚接管的时候,我们几个"高班学生"看见有一个相当大的城隍庙,便把金刚、鬼判的棍、棒、枪、刀都拔下来,把很大的泥塑鬼怪都扒倒,搞了一次大破坏.现在回想竟有点"文化大革命"打、砸、抢的味道.可以说是曾开"文革"风气之先河,至今回想,如在目前.这么打砸破坏,竟未受到任何劝阻和责难.学校搬进新址之后,西边一个大四合院是我们中学高班的教室,东边一个院子是小学教室.当时接近高中升学时候了,有些课是可以不上或是休息的,我们三几个同学就常常到东院小学部去找小同学玩.那时发现在三四年级有两位小女同学很好玩,一个叫陈香梅,一个叫陈寄玉,她们两个也很喜欢这几个大哥哥,见到我们就非常高兴.这样有一段时间,那时我已经在读十年级了,过了不久就升学入中法高中了.宗人府的孔德学校,到新中国后成为北京27中学,可能至今还是这个名字,但两边的两条胡同一边叫孔德东巷,一边叫孔德西巷.约在1947年我从重庆到上海就任《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主编.有一次在舞会上遇见陈香梅女士,她已是上海的知名人物了.我和她跳了一次舞,说起当年在孔德的经历,她还记得.如今陈香梅女士名满中外,但是陈寄玉女士却再未见到,我至今还怀念这位小朋友.我应当写的是纪念五四运动和蔡元培创建北大的一百周年,但写完之后竟是一篇语无伦次,不成格局,杂乱之文.真可以叫做"杂文"了.倒是符合"征稿"信中的:"是一段抹不去的青春岁月."若不能用,弃之可也.1998年3月14日三百年来旧查楼——"广和剧场"的故事去年国庆节那一天,北京市有一个新建的国营剧场开幕.这是一个新型的拥有将近一千四百个座位的大剧场,但是坐落在前门大街迤东的后街、相当狭窄的"肉市"上.肉市虽然邻近闹市,却是个冷巷.并且这个剧场的名字听来也比较特殊,不像其他一些解放后新建的剧场如"天桥"、"首都"、"人民"、"实验"那样或以地名,或以新的气象、新的意义为名；而是取了一个近似旧时商号的"广和剧场"的名字.四个多月来,北京的观众应当已经熟悉这个新的剧场了.这是一个建筑得很有气派的剧场.走进铁栅门,是一个相当宽敞的院子,正面就是坐东朝西的剧场.因为它还是个新的剧场,所以迎门还悬挂着北京各剧团送的祝贺开幕的锦旗,其中北京市京剧二团的"演员之家"四个字,充满了亲切的感情.著名的京剧演员马连良送的锦旗上绣的是一首七言诗:三百年来旧查楼,过去广和我习游；今日建成新园地,社会主义美景头.这首很像京剧里"定场诗"的诗句里提到了"三百年来"的话.广和剧场自然是一个新的剧场,可是同时也可以说,它又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剧场.这也正是我所要讲的广和剧场的故事.我们的首都北京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几乎任何一处地方都有它丰富有趣的史迹,这里的广和剧场也不例外.今天三四十岁以上的北京人假如曾经在旧时的广和楼听过戏的话,一定还会记得这个古老而奇特的剧场的当年风貌.为什么说广和剧场是北京最古老的剧场呢?这在旧书上是有记载的.清朝人戴璐的《藤荫杂记》上谈到北京最古老的剧场,说:"……首推太平园,四宜园,次则查家楼."太平园和四宜园早已没有踪迹了.只有查家楼还能找到它的遗址,这就是今天肉市广和剧场的所在.另一清朝人吴长元的《宸垣识略》上说:"查楼在肉市,明代巨室查氏所建戏楼.本朝为广和戏园,入口有小木坊,旧书‘查楼’二字.乾隆庚子毁于火,今重建书‘广和查楼’."研究查楼的历史,那是考据家的事情.但是由这里我们知道原始的查楼建在明代.明代末年距现在已有三百一十几年,查楼建于明代哪一年已不可知,说"三百年来旧查楼"却是不会错的.它确是今天北京城里可以查考的老戏园里最老的园子.梅兰芳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中的第四章"回忆四十年前的剧场"里的第一节就是"广和楼旧景",梅先生说:"广和楼在肉市.是前清康熙年间建筑的.先叫月明楼,又名查家茶楼.可以说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戏馆了……"梅先生这里提到的"前清康熙年间建筑的"和吴长元所说的"乾隆庚子毁于火,今重建……"在年代上有不小的出入,这些我们且不去管它,有趣味的是梅先生又说:"我十一岁初次在广和楼出台,参加的是俞振庭所组的斌庆班.是一种临时的、纯粹客串的性质.到我十四岁那年,才正式搭喜连成班.每天在广和楼、广德楼这些园子里轮流演出."梅先生今年已经六十一岁,他十一岁在广和楼登台,距离今天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五十年是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里我们的祖国有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连僻处肉市的广和楼也在人民的手里建设成了新的剧场.从梅先生以及他同时代的老年艺人的角度说来,这意义该是特别重大的.梅先生提到了"到我十四岁那年,才正式搭喜连成班"的话.谈到广和楼,就不得不牵扯到喜连成社,也就是后来改名叫富连成社的中国过去一个最大的京剧科班.这个科班有四十二年的历史,前后培养出七百多个演员,成为近几十年来京剧演员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主力队伍.像梅兰芳和周信芳、林树森、贯大元等都是在喜连成搭过班的.今天观众所熟悉的演员如:侯喜瑞、雷喜福、马连良、于连泉(即小翠花)、谭富英、马富禄、叶盛章、叶盛兰、高盛麟、裘盛戎、袁世海、毛世来、黄元庆、谭元寿、冀韵兰……以及所有用喜、连、富、盛、世、元、韵作为艺名的京剧演员几乎全都是这个科班历届培养出来的学生.富连成社有四十二年的历史.除去头五年之外,后面的三十七年都是在广和楼演戏的.梅先生在"广和楼旧景"中对这个五十年前的戏园子有非常细致的描写,字里行间,对他的发祥之地的广和楼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我想凡是在广和楼演过多年戏的演员都能体会到这种心情的.梅先生描写了五十年前的广和楼,现在我凭自己不很好的记忆力写一写二十年前的广和楼.二十年前的广和楼已经是非常糟朽破败了.破旧的大门,狭窄的甬道,大门以里二门以外堆着当天演出节目应用的"砌末"(道具).譬如《御碑亭》的亭子,《艳阳楼》的石锁和仙人担等等.当时广和楼演戏不登广告,熟悉的观众只要看见戏院门口堆着的东西便能知道今天的戏码了.走进甬道是一个像四合院一样的四方院子.北房三间上面附带三间小楼的是广和楼的账房.出科的学生每天演完戏就到那里去拿已经为他数好了的"戏份儿".富连成的班主叶春善经常正襟危坐在当中的太师椅上,我们看戏的经过时赶上开门常常能看见他.院子里一直通到东面剧场的地方摆满了小吃摊子,有馄饨,卤煮小肠儿,豆腐脑儿,爆肚儿,烧饼,奶酪……紧挨着这些卖吃的旁边就是一个长可丈余,广及三尺的尿池.可是来吃东西的人还是接连不断的.这里的小吃都是有名的,我至今还能回味广和楼的卤煮小肠儿和豆腐脑儿等等的滋味之美.剧场设备的简陋就不是今天北京的少年儿童所能想象的了.戏台是伸出在剧场里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根大柱子,观众最怕坐在柱子挡住视线的地方,管这种座位叫"吃柱子".剧场里的窗户全是纸糊的,冬天全给糊上,夏天把纸撕掉.地上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碎砖.楼上是地板,上面尽是窟窿.广和楼每天都有三出武戏,就是开场的"小轴子",中场的"中轴子"和末场的"大轴子".武戏演到开打的时候真是如同古代战场上一样的灰沙蔽天.坐在台口的人会给呛得透不过气来.戏台的屋顶也不是很高的,有一次武生李盛斌翻跳三张桌子,一脚把台顶的电灯泡踢了下来,满堂观众齐声喝彩.场里座位的分布和当时其他的一些剧场大致不差,譬如楼下正面叫池子,两边叫两廊,戏台左右的两小块地方叫小池子,楼上是散座,座位都是木头板凳,后面的板凳很高,得跳起来才能坐上去.和现在剧场不同的是楼下池子的座位,是直摆的长条桌,两边摆着长板凳；因此观众的视线不是面对舞台,而是面对两廊,要侧着身扭转头才能看见舞台.这正是最早的戏园子一般的形式.因为早年戏园都叫茶园,主要是喝茶,附带听听戏,"看"戏就摆在更次要的地位了.今天在戏院里还能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年人闭着眼睛叫好,那就是来喝茶听戏的.梅先生的"广和楼旧景"里对这个戏园子作了很详细的描述,他提到另外一种座位:"靠近戏台上下场有后楼,名为倒官座.在这里只能看到演员的背面.因此这个地方票价虽廉而观众却不十分欢迎,大半拿来应付一般客票和前后台亲属关系人……"我却正是"倒官座"的观众.我和几个每天同来看戏的同学一起,日子长了反而特别喜欢这个"倒观"；因为我们已经和一些演员熟识了,坐在这个位子,在台上演员偶尔回过身来时可以悄悄地打个招呼.另外这个地方的木板墙有许多裂缝,扒在墙缝上可以看见后台.看戏看到相当的程度,会对后台的兴趣胜过前台,会对演员本身的感情胜过他扮演的角色的感情.但是扒墙缝的结果曾经给我留下一个很沉重的回忆:有一次一个我所熟识的小演员在台上出了错,似乎是忘了词还是把家伙掉在台上了.下场时,师傅已经守在下场门,气势汹汹,狠狠地迎头便打,那孩子忍住不敢哭出声,但是眼泪却不断地流下来.场上锣鼓还在响着,他必须马上出场,匆匆地擦去眼泪,虽然还在抽咽着,却做出满脸笑容又从上场门出台去了.因为看到这样的事情,我很久都感到心酸,这不正是旧社会里的卖艺人眼泪往肚子里流、满面堆笑的典型吗?但是戏班的师傅说"不打是学不出本事来的".这样的挨打实在是家常便饭.有时候散了戏我们到后台去看演员卸装.许多唱花脸的演员用极粗糙的草纸用力抹去脸上的油彩,然后同用一个小木盆洗脸.盆里的水已经黑得像黑汁一样了还有人来洗.除了最冷的天气,都是在院子里洗的.富连成社在广和楼的演出一直都是演日场,每天十二点半开锣,六点多钟散戏.开戏前和散戏后,所有参加演出的学生都排着大队,由教师率领着到广和楼来,又回到富连成社去.老观众不但要看戏,而且还要"看大队",每天开戏前一小时和散戏后都有很多热情的观众站在广和楼外面从肉市通到虎坊桥富连成社的路上.为了看看这浩浩荡荡的一大队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的"小大人儿".人们会指指点点地说:"那是袁世海!""那是李世芳,毛世来……"无论演了多么累人的戏,风里,雨里,无分寒暑,孩子们都是这样严肃、庄重,默默地走着来再走回去的.今天活跃在人民舞台上的中年以上的演员都是从这样挨打、挨骂、吃苦、受罪的日子里走过来的.那时候,像我这样的中学生,这样地热爱京剧,更是热爱着这些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演员们.困难的是我们很难对我们喜爱的演员表达自己的感情.有时候抓一个机会请我们的小朋友吃一碗豆腐脑儿,也会使我们喜欢好些天.我们的祖国解放了.我们的京剧也解放了.今天从富连成社出来的弟兄们想起他们旧时的经历,想起他们旧时的广和楼,该是都不免引起"前尘如梦"的感触吧!现在的戏曲学校的同学们受到的待遇和当年富连成社以及其他一些科班是完全不同了.想想从前,看看现在,学校的同学们应当会更加努力学习的.而富连成的弟兄们在今天不但满足国内大量的观众的需要,而且以他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在国际上为祖国争得了光荣.就在前天我遇见二十年前的"小朋友"袁世海同志,他不久以前才从国外表演回来,我们谈到广和楼,谈到用粗草纸和脏水卸装.他说:"草纸上有柴火棍儿,常常把脸划破."我们谈到新的"广和剧场".他说:"我在广和楼唱了七年戏.闭上眼睛就能想起来:哪儿有一条过道儿,哪儿有一根柱子,柱子上挂着一面镜子,哪儿是大衣箱,哪儿化装,师傅站在哪儿盯场……"他说:"全变了.新的广和剧场连一丁点儿老广和楼的意思也没有啦!唔!化装室在地下,通过地下再上台,这还有点儿广和楼的意思."可是他疏忽了一点,今天广和剧场进铁栅门里的三间带有小楼的北房办公室还是当年广和楼的账房；还没有拆,只是油漆一新就是了.我告诉了他,让他再去演戏时看看是不是.世海昨天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不错!就是那三间账房,带小楼的.因为油漆过,所以几乎认不得了."可是据广和剧场的负责同志告诉我:剧场还要扩建.要向北面和东面发展.为观众造更大的休息室,为演员造更大的后台.这座小楼不久的将来也要拆掉的.我们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日新月异的变化啊!从一个广和楼剧场也能看见我们的新中国:把旧的、腐朽的摧毁,把新的、美好的建设起来!1956年2月多读了几年书之后,生活便变得比较复杂；所谓复杂,现在想起来不过是和同学们出去玩玩,买些小玩意儿,看戏,看电影,吃零食而已.但在当时马上发生了一个严重问题,便是母亲平常给的那些零用钱,以前并不觉得少,而现在简直是不够用了.时常和母亲要钱,又说不出个正经的用处,理屈自然词穷,是一桩很不舒服的事情.因此,在一个清早,所有的人都在睡觉,只有我一人很早起了床时,看见书桌上放着一叠铜子 儿,便不免见猎心喜,拿了一小部分放在口袋里上学去了.当时曾经想到,这就是"偷东西"么?略微有些不安,但马上就想不到这些了.并且始终没有人发觉,于是这便成了我日常的习惯.在没有钱的时候,决不再向母亲索取,径自找到放着钱的地方,拿些便走；不劳而获,确是很轻松很理想的.胃口越吃越大之时,这个惯贼落了网.曾经有过几次母亲说:"咦!怎么这儿的钱少了点……"没有人理会,我只略有激动,事情便过去了.但是有一回我一狠之下把桌上的一大叠铜元全部装进了衣袋,偏偏马上母亲就来拿钱了；全部不翼而飞,马上注意到了我,结果从我的衣袋里破获了全部赃物.母亲半晌无话,看了我许久,说:"你拿这些钱做什么?"我低了头,说:"我想买一副乒乓球,还有网子、拍子……"母亲说:"这是偷钱,做贼,懂么?"又过了一会儿说:"到学校里去,回来再跟你说."那一天我当然很不快活,更使我提心吊胆的是惟恐母亲告诉了父亲,那就糟了.下学回来,我简直不敢进门,走到堂屋里,看见祖母正在分蛋糕给弟弟妹妹们吃,见了我便说:"今天呒没你格份."我心里可想着:"有我的份我也不吃."等弟弟妹妹们出去了,祖母手里拿了一管尺,用她的一口常州话说:"贼骨头……"她举起尺来说:"过来,要敲……"我见她脸上是在笑着的,祖母平常最喜欢我的,我便装作听不懂她的话,说:"什么?敲?"她说:"敲都不懂?"我说:"不懂."祖母便把尺放下了,我偷眼看站在旁边的母亲,母亲的眼睛是那么温柔的.晚上我很早就睡了,主要的原因是怕父亲回来.其实我哪里睡得着呢.很久很久,我听见父亲的声音了；随后父亲同母亲走到我床边,我听见父亲说:"睡着了么?"母亲说:"睡着了."父亲说:"把这个放在这儿吧,又不是不给他钱.一定要偷,多难为情."说完父亲就笑了.我面朝里装睡,感觉到母亲把一样东西轻轻摆在我枕头旁边.我倦得很,听不清父亲和母亲唧唧哝哝说些什么便睡着了.我做了许多梦,很曲折复杂的梦；梦见花开,梦见天上的云和河里的水.第二天清早醒来时,我一把抱住了枕头边的盒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两个球拍,一面网子,半打乒乓球.父亲、母亲、祖母都没有再提过这桩事,而我也没有再偷钱了."偷窃"只是一种习惯,一种恶习,我至今这么认为；然而发展下去便是一种罪行了.贪官污吏,以至于窃国大盗,都是因为缺乏管教,一偷再偷；被偷的人起先没发现,后来发现了也不敢管,让这些盗贼结了党,造成了势力,弄得中华民国变成了一个贼国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造成了盗贼的统治；小时我们没有管贼,大了便反而被贼管了.然而是要管他们的；假如留面子,讽刺还不够的话便说出来吧!告诉他们,他们就是贼,就是强盗,大家起来逼他们改过自新,逼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盗贼会使中国亡国的啊!1946年上海母亲指着我的脸说"好样不学学坏样"的时候,她不知道我刚刚又多学了一种坏样"跳电车".在这以前,我是以非常艳羡的神色看那些在电车上跳上跳下的人的.电车在走动的时候,他们跟着跑两步便跳上去了；想下来,随时又跳了下来,也不必非坐到站头,免得跑许多冤枉路. 但是有一次我看一个人跳下来,收不住脚,一个踉跄,跌了个头破血流；路上的人像看耍狗熊一般嘻嘻哈哈地围了上去,弄得我也不敢尝试了.我这颗心不会死的,终于有一次在车刚刚开,走得很慢的时候,我跳了上去；另一次车将要停住,走得很慢的时候,我跳了下来.于是我渐渐熟悉了电车的性能,只要你抓住了它的把手,无论多快都能一纵而上；下来困难些,也危险些,必须放大胆量,车往前走,自己向后仰,车走得越快,仰得越要用力,假如顺势向前跳,那就准摔倒无疑.从此我上下自如,并且甚至于刚刚下来,马上又上去了.骑脚踏车时也学会了如何一只手拉住了电车,让它在逆风里带我不费力走一段路程.那是西北风怒号,飞沙走石的冬天,我从前门大街听戏回来,买一斤刚炒好从锅里捞出来的热栗子,抱着它飞跑,追上隆隆奔驰着的电车跳上去.车过南池子口上时,跳下来,跑回家,栗子还是滚烫的.我打开让母亲吃,母亲吃着,并且很高兴地分给弟弟妹妹们,说:"又热又甜,好得很."我心里想:"好得很?"要知道我是跳电车赶回来的,就该骂我了.1946年7月在中学读书时,心里最难过的事情便是同学们有自行车,而我没有.向父亲母亲要钱买一辆车,他们总不答应,理由是我年纪太小,怕路上危险.的确我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年纪最小,个子也最小；同班个子最高的都有同父亲一样高的了.想到这里我也就无话可说,但是心里是不服的. 初中读完进高中时,父亲忽然答应我买车子了；我要求买一辆好点的车,父亲也同意了.我好高兴地拉着一个大同学一道去买车,身上带了五十块钱,是有生以来没见过的最多的钱.我心急得很,跑进第一家铺子,就买妥了；是英国货,狮轮牌,有一个商标:印着一个狮子,旁边一个轮子的.用了四十八块钱.车到了手,我忽然胆怯起来,不敢骑它——我早已骑得很好了——也许是怕骑坏了；一直推到家里,那喜悦,夹杂着惊异,是难以描摹的.天黑了我把车推到卧室里,端详,抚摩；蓦地觉得这不像真事情,很像是做梦.夜里睡不稳,一夕数惊；几次开了电灯,起床看车子在不在；车子是好好摆着的,有黑有白,发光发亮；但我终于搬了一张小凳子坐下看着车子,直到天明.以后的几天里,我没事就擦车,出出进进,擦得纤尘不染.再以后便稍微懈怠了.几个月之后,只有一次临睡前看见它孤零零地靠在院子里墙脚下,心中大为不忍.把它重新推到卧室里过了一夜.再往后,甚至于外面下雨的时候,我也不会记得它是在外面淋着雨了.它美丽的姿色逐渐消失,车把和轱辘,甚至于生出锈来了.有一天有人对我说:"怎么?你的宝贝车子失了宠?打入冷宫了?"不是的,它只是经历得不怕风雨,生活得更顽强而已.我怎会不爱它呢?它每天带我走那么多路.它对我很忠实,我骑了它四年只摔过我两次跟斗.一次是在东长安街.柏油路刚修好,铺的沙土太滑,一个急转弯,把我滑倒,摔出去很远,结果我的两个手掌全都被沙子刮破.好在是手掌,我时常握起拳头,谁也不知道我受了伤.那是丢人的事情.第二次是在北河沿.黑夜,我没带车灯,为了躲闪对面一个也没有带灯的人,而且我右手还拿了一个新买的电灯泡；车一歪,摔倒了；手举得很高,结果灯泡没有打破,脸贴在地上,擦破了左颊上一块皮.如今我脸上这块黑是那次的纪念.因为保护了一只灯泡,我在人前甚至是引为骄傲的.虽然朋友们常常以为我洗脸不干净,并且有一次我敬爱的郭沫若先生忽然拿一块手绢要给我擦脸.但是我珍视这一块黑印子,那里面渗进了我爱的北平的黑色的泥土,我是在这泥土上长大的.十年以前我离开北平时,一个卖力气为生的人买了我的车.我只收了他八块钱,这只是个意思,我对它的感情是无价的.1946年上海北方的冬天,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溜冰.每天早晨上学校时,几乎每个人肩膀上都背着一双冰鞋,挨到下午功课结束便纷纷赶到溜冰场去溜冰了.我们在教室里读书的时候,尽管教室里生了大火炉,仍旧会冻得索索地抖,上课实在是 一件乏味的事情；据我看主要的是内心发出的寒冷影响到身体,那是火炉也温暖不过来的.但是到了溜冰场便不然了,冰场在露天,北风呼啸,有时候甚至雪花飞舞；我们反而脱去了外衣,穿得很单薄,跑啊,跳啊!不但不冷,还暖和得很.但是有一次,发生了一点事情,那天是新年假期里的一天,我同我的游伴们在冰场几乎过了整整的一天.我们在冰上玩花样,溜里刃、外刃,赛跑、跳高、捉迷藏、打冰球,又笑又闹玩到黄昏,才想着回家.等到我到更衣室去换鞋的时候,我再也找不到自己的鞋子了.我穿的是一双新皮鞋,是母亲送给我的年礼,方头,胶底,是当时最流行的式样,穿上非常神气,我懊丧得很.我们马上联想到溜冰场外那一群贫苦儿童,衣服褴褛,头发蓬乱,满脸肮脏的家伙.他们可能趁人不觉察时溜进来偷东西的.从他们常常攀着冰场四周的栏杆向里张望时的饥饿得像发着火的眼睛里,看得出做贼的动机的.我们闹得很久,骚动了很多人,终于一无所得,只得回去了.我只好蹒跚地扶墙摸壁地走出去,到存车处去取自行车.刚出大门,便有一个小乞儿走近我面前,很狡猾地对我指指躲在墙角大楼下的一个更小些的肮脏孩子说:"逮住他!是他偷了你的皮鞋."朋友们兴奋起来,准备去捉贼了,我忽然毫不犹豫地喝退了那孩子,就穿着底下有两把冰刀的冰鞋骑车回家了.我悄悄回到屋里,换了鞋,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桩事情.直到如今我仍不能忘记那个可怜的小东西,孱弱、贫血、饥饿、胆怯的神色.当时我说不清我的感触是什么,总之我很不快活,我有很久的一阵没有再去溜冰.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书懒得读,只想着寻欢取乐.穿衣服,穿鞋子,除了取暖之外,还得讲究美观；吃饭,除了解饿还得讲究味道的人.另外一种是根本没有衣服穿,没饭吃；读书休想,玩耍呢,更是梦里也不曾接触到的人.假如偷了一双皮鞋便算是贼,那么偷了整个国家的呢?是这样的世纪,是这样的国家啊!1946年上海在抗战以前,北平的警察是有"全国模范警察"之称的,这是对的,我就可以作为证明.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到邮局发信,把车放在门外,转个身出来,车子不见了,我当然很懊恼,但有什么用呢?回家之后,别人劝我去报警察局,我认为没有道理,但是家里人却代我去报了. 随后消息杳然,可是在半个月之后,我从学校回家,正在门外揿电铃时,两个警察走来,其中一个推着我的车子,走到我家门口停住了,张望我家的门牌号数,我说:"这是我的车呀."警察说:"是你的就给你吧."就把车子交给我了.他告诉我们破获了一个专门偷车子的贼窝,抄出了几十辆车子,现在根据贼的口供,一辆一辆分头送还,说完就"回见,回见"地走了.昨晚上九点钟的样子,《红楼梦》已经上台,我同新美剧社的顾震兄还有演员乔奇先生在丽华戏院门口聊天,忽然我的肩头被人狠命一推,耳边起了一个霹雳:"走开!"幸亏我没有心脏病,不然少说也得吓出一场病来.回头看时,原来是一队荷枪的兵浩浩荡荡开入戏院.我当时笑了起来,但全队一齐回头向我怒视,我想,我假如再不表示恐惧,我会挨打了；我找不出理由不怕兵,不怕枪.顾震兄把我拉到一旁.另外有好心人在一边说:"走远点好,自己识相!"我没有住过沦陷区,没见过日本兵当年的威风,但现在我们自家的军队好像比侵略者还厉害.兵是来自民间的,他们的职责也是保卫人民的,我不会忘记,北平警察曾留给我的好印象,我也不会忘记昨夜这些兵先生的"威仪".黄制服和枪刺在中国有没有一天真正成为保卫人民的象征?而今天,不过是为了吓人而已.因为把"职务"当做"权力",所以在位者永远想着如何"统治"人民,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永远是对立的,而不可能是合作的.有人不明白,中国为什么总要发生"内战",殊不知道理由只在这一点.1946年7月从来旧事物都要被新事物所取代,这是自然规律无法改变.但人有怀旧的天性,常常会想念昔日的风光而引起怅惘之情.听说北京地处最繁盛商业中心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不出两年之后,将会成为最现代化的商场而旧东安市场将会完全消失不留痕迹,这使我深觉怅惘.其实今天的东安市场早非旧时面貌,而最使我怀恋的还是那个在30年代我最熟悉的老东安市场. 我家是从江南北迁而来,父籍常州,母籍杭州,自幼惯听双亲的乡音,自己却讲满口京话.然而在学校还常受到同学朋友的指摘,说我字音不纯,尖圆不分.譬如"因音"、"程陈"、"正镇"就常常念错,教人笑话；自己亦深感惭愧,才知是听惯南音所致,费了很大劲才改正过来.我生于1917年,至今虽老未龙钟,但显著的衰老现象却是记忆力的减退.往往刚拿在手里的东西,转眼便不见了,一天不知要用多少时间在找东西.更为痛苦的是,刚刚相识的朋友,转眼便忘记了姓名；人家十分热情地过来打招呼,我却在费大力气苦想这人是谁,必要的话还要想方设法套出他的名姓.更使我狼狈的是最近一位来自台湾的热情朋友到我家欢然道故,谈到当年我家住过的几处旧址,如何两人一起乘电车,我在车上讲笑话,把全车乘客都逗笑了,又如何和我一起爬墙上房去采海棠花等等往事……分明是一个比我年轻十几岁的小朋友,而我苦思冥想,至今找不出这段回忆.他的名字也毫无印象,糊涂至此,令我伤心惨目.提这件事是为了说明一下家住北京的居处特点.父亲从20世纪初便从南方北来做事了.开始是借住在北京做大官的他的舅父家里,后来便迁居出去独立成家.当时北京住房情况与今日大不相同,闲房所在皆是,租房非常容易.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就记得北京街头,不管大街小巷,在墙上,尤其是电线杆上,常常贴着"吉房招租"的红纸招贴,上写着:某街某巷、门牌号数,有几重院子,几间房子,每月租金若干.根据招贴地址前去看房,与房东见面洽谈,预讨两三个月的房租便说定了.于是择吉搬家便住了下来.我的双亲多子女,我的上面有两个姐姐,我是男孩中最大的,但是在我后面,母亲一共又生了六个弟弟和六个妹妹,共生十五胎,除长姊和三、四、五弟早逝外,尚余姊妹弟兄十一人,是好大的一家.假如姊弟健在,正符合唐代名将郭子仪"七子八婿"之数.迄今为止,在我一生接触的亲朋好友之中,包括外国友人在内,尚无一保持这项纪录的人家.父母一生饱尝战乱之苦,包括太平天国之役、辛亥革命、日寇侵华、解放战争.尤其是待我长大成人,更遭遇"反右"及"文革"之乱,两次大乱我都是罪魁祸首.由于母亲对我的深爱,越是困难,虽有众多子女却不肯离开我家,父亲殁于"反右"次年,母亲则坚持到"文革"以后病故.写以上一段与东安市场似无关联的住房情况却为的是说明一下我青年时代及远游归来重新定居北京的往事.父亲一生精力饱满,很少见他休息.我只记得他在做官的时候上班下班十分认真,下班回家,不是读书便是写字、作画,而且高声吟诵诗词.收藏文物字画是他终身癖好,而现在回想,他还有一项癖好乃是搬家.半个多世纪过去,我记不清楚我家在北京居住的二十几年中搬过几回家.能够想得起的地址有:东四四条胡同、班大人胡同、遂安伯胡同、南河沿金钩胡同、南池子葡萄园、景山后太平街这六处,而我诞生之处是舅公庄大人的小草厂一所大宅院,北京不止一个小草厂,这是位在东城的小草厂.这七处居住过的宅院,除景山后太平街一处之外,全在北京东城区绕着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的地方.写到这里不由得对父亲的酷嗜搬家引起深思.谁都知道,搬家是一件非常劳神费力的麻烦事情,从收拣什物到装箱、转运、打包；再解包、安置,多么辛苦!远的不说,近年来,两位老友的夫人由于搬家过劳致命,一位是钱昌照先生的夫人沈性元女士,另一位是叶浅予先生的夫人王人美女士,众所共知,令人扼腕.而我的母亲,由于多次主持搬家,又忙又累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而父亲的爱好搬家,我现在想来,除去他生性好动之外,与他的多子女不无关系.孩子多了,奶妈也多,我记得我家经常有三四个带孩子的奶妈,觉得拥挤不够住了,就搬家.更重要的理由是那个"故都"北平——北京在我印象之中,很长时期以来是人口在七十万左右,整所的空房、四合院随处皆是.无论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戏园饭馆,很少拥挤现象；戏园影院虽然满座,亦大多秩序良好.父亲以搬家为乐,亦正由于他爱新鲜,从容搬迁而不觉其苦.更为有趣的是,在我从十九岁离开北京的老家独闯江湖,历经武汉、南京、长沙、重庆、江安、成都的八年抗战；再到上海,出走香港之后.于1949年回到北京,先住东单栖凤楼,又离东安市场不远,而到1954年为了把上海的父母亲接回北京买了帅府园马家庙的一座有十八间房的四合院,所在地竟然贴近了王府井大街,出来进去几乎每天都要经过东安市场.一场无理取闹、发展为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从马家庙私宅赶了出来,逼得我迁居到较远的和平里,"文革"结束后又被移居到朝阳区的东大桥；自己旧居的两个院子、十八间房子都白白送给国家了.这使我至今的最后二十六年离开了王府井,亦即远离了东安市场；偶尔去到那里,总难免感到点黯然神伤；虽然现在的东安市场早已大大地改了旧时的面貌.正是由于对东安市场存在一种难于忘却的怀旧的感情,所以听说东安市场,甚至连同王府井大街的原貌在不久的未来将会从北京东城的这块土地上消失,而接到要我写一篇旧东安市场记的任务时我便毫未犹豫地拿起笔来.东安市场创建于1903年,而我经常出入市场当是在建场之后的1930年,我年纪在十三岁左右的时候.在我的记忆里,最初是母亲带我去逛市场,然后东安市场便成为对我最有吸引力的一块磁石；更为重要的一个条件,我的母校孔德学校,地处东华门大街,与东安市场近在咫尺.因此每天学校下课之后东安市场便成为我常来常往的地方.我至今记得,当时北京人把东安市场比作"马连良",意为"没黑过".在那一段很长的局势动乱、百业萧条的时代,印象中的东安市场却永远是熙来攘往.正如一代京剧明星唱老生的马连良一样,在舞台上占尽风流.然而北京人不知道,而我却亲眼目睹过,在1949年的香港,九龙普庆大戏院,马连良也赶上过最"黑"的时刻.记得那次大约是春天,我从香港过海回到九龙,走经弥敦道普庆戏院门口,一看墙上大海报当晚马连良演出的戏码就吃了一惊,他演的是《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一赶三,前鲁肃、中孔明、后关公.不由得买票进场,并且进到后台；见到马先生说了两句问好的话,他忙着上场我就走出了化装间；只见他的"箱官"坐在大衣箱上叹气,对我说:"跟了马老板二十多年亦没见过他这个唱法……咳……"一边说一边摇头.待我走进场,看见剧场里冷冷清清不过坐了四五排寥寥的观众就更觉伤情惨目,坐不到几分钟便出场回家了.落得这般光景主要在于香港不是京剧的天下.又赶上时局动荡,大陆行将易手以至也影响了香港.当时我也不知马先生何自而来到香港,看来这确是他一生最"黑"的时刻.当然,他后来在"文革"中的横遭凌辱致死,更是惨绝人寰,成为千古遗恨.但是,东安市场却从来都是兴旺的.很多往事都记不得了,可是我却时时记起在东安市场的一所叫做明星的电影院,由父亲带着去看过一部国产影片,名叫《孤儿救祖记》,甚至我如今还能回忆起它的某些画面和场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故事长片,是黑白的无声片,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摄成于1923年.我的座位在楼上右侧,是一排一排的长木凳,记忆中这影院即是如今吉祥戏院的前身.但是却从来无人提起,我亦一时找不到人来对证,亦再不记得在这里还看过别的电影.而吉祥戏院直到如今从来都是以演出京剧、昆曲,以及传统及现代题材戏曲节目为主的剧院.东安市场最吸引我的地方亦不是吉祥戏院而是戏院左侧的一片空地叫做杂耍场的地方.杂耍场里品类繁多,有变魔术的、摔跤的、攀杠子练武术的、拉洋片的、踢毽子的、说书的、唱大鼓的、说相声的.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就是说相声的.那段时期,东安市场说相声的演员名叫赵蔼如,捧哏的演员很年轻,名叫什么我始终不知道,但他那装傻充愣的憨厚样子我至今印象深刻,相反赵蔼如的模样倒记不真了.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其中很大成分被人叱之为耍贫嘴,而耍贫嘴并不见得就会讨人嫌,有时常会把枯燥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甚至不无哲理,也时时给人灌输某些知识……譬如我记得有一次和几个同学下课之后又去了东安市场,直奔赵蔼如的场地.这次同去的有一个女同学,赵蔼如一见到就对姑娘鞠了一个躬,说:"小姐,您到那边儿瞧变戏法儿的去吧.我们这儿不文明."虽然不知道有啥不文明,女同学却臊了个大红脸转身跑了.第二天上学就骂我们缺德带她去听相声,并且问到底是个什么"不文明".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在相声场子里司空见惯,赵蔼如一见有女客来就是这样把姑娘、小姐们打发走.这回是女同学要跟来,我们有什么法子?是怎么不文明呢?相声表演里有时说些荤话,就是现在的所谓"黄色",如此而已.其实这是中国民间文学的传统,譬如专唱京戏的广和楼,当时就不卖女座；亦是由于剧目中,或是对话里有点"荤"的缘故,也就是涉及了两性关系的"性"的问题.说它是民间文学的传统绝对没有丝毫的夸张,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无论小说或是剧本大都有关于两性关系的描写,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写的是生活,而性是生活里的主要部分.孟子说:"食色性也."是一针见血的真理,是延续个人、种族、国家的真理.但性又是必须遏制或是控制的,否则便会产生难以想象的恶果.从古以来都为此设置种种的戒律与禁条,历来无论是一国之主或一家之主都是道貌岸然地训诫他的臣民和后代儿孙.但是这些人物自己却背着臣民和儿孙干着同样的勾当甚或更为恶劣,这本身便是一种不文明的滑稽表演.近年来常常在报纸上登载着教育部门关心着在学校里如何进行适当的性教育以免由于无知而引发什么不测的后果.提起当年我在东安市场杂耍场里听相声便不由得联想起我最初受到的一些性知识竟是从赵蔼如的相声里听来的.相声是滑稽表演,而生活里的两性关系也同样是很滑稽可笑的,但它就是生活.所以在生活里听到严厉的家长训斥子女和领导发号施令,我总觉得十分滑稽,马上就会产生联想.听相声和看别的杂耍一样,都是听完一段就往演员捧过来的笸箩里或地下扔钱.那时候兴用铜板,分大的小的两种,一个大的等于两个小的,扔一个两个就行了.也有不给钱转身就走的,一般坐在四周长板凳上的都会扔钱；而站着听的有些就不给钱了,甚至在一个节目快完之前,没等收钱就先溜了.因为演员会说:"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对不给钱就走了的,也会说几句损话,所以不等说就先溜.所有的表演都是这样要钱的.杂耍场里除上面说的一些项目外,还有算命的、卜卦的、代写书信的,旁边还有小茶馆……但这些地方我都没什么兴趣.杂耍场是露天的,顶上没有遮盖,碰上阴天下雨便冷清没人来了.还有我至今记得的是杂耍场里长年停着一辆独轮大板车,上头挂一个一尺多长的牌子,写的是:河间包子.老板是一个中年的胖大汉子,夏天光膀子,冬天穿大棉袄.猪肉包子一屉接一屉蒸出来,热气腾腾,开屉就吃,总是顾客不断.至今六十年过去了,我还觉得这里的河间包子是最好吃的包子.当然,学生们下了课到市场,除了玩就是吃.本来"民以食为天"嘛,市场的第一要项就是吃.我这里说的吃,不是说吃什么山珍海味,学生嘛,不过吃一些平常的食品.但现在写吃却也难免要和当前作一些对比,对比之下我总觉得现在过分地铺张浪费了.就譬如吃涮羊肉吧,东来顺至今是涮羊肉的王国.当年的东来顺好不威风,门前两边一顺摆着十来个直径约近三尺的大树干锯成的砧板,每块砧板后面站着一个又胖又壮的彪形大汉,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又薄又亮的大片刀切削羊肉,把整块的冻肉切得纸一样薄.这是专业的切肉师傅,据说当年每人每月的工钱约为三百银元,够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真够气派!而涮羊肉并非多么高贵的食物,吃一顿花不了多少钱,当年即使穷学生也能吃得起.但联想到今天却令人感慨:今天的宴席上如果主题是涮羊肉或是烤鸭,却总是先上四个或更多的冷盘,再上四个乃至八个、十个热菜,等到主题的涮肉或烤鸭上来,座上客人早已吃得心灰意懒周身犯困了.更使人惊讶的是饮食业近年发展的一门"食品"艺术加工业,把食物精心刻制成花朵或动物的形状,把一个大萝卜的红心雕成各种花或龙凤鱼鸟的形状；但无论怎样加工精雕细刻,你能雕刻成真花真叶真动物那样吗?而且把龙凤花鸟咬在嘴里又是什么味道?这真是走火入魔进入邪门歪道了.中国菜的传统讲色香味,与这种"雕刻艺术"全不相干.我想这不算过激之论,且与东安市场也不太相干；但我是缅怀昔日以及老东安市场在食品业方面务实、本色、简朴之风而发发牢骚的.逛市场在吃的方面说不过来.使我现在还记得的是母亲带我去看病,然后同乘一辆人力车从西城回家,但是经过东安市场时去到五芳斋为我叫了一碗蟹黄面.我低头大吃,母亲满面笑容地看我吃,说:"慢慢吃,回家出身汗就好了……"这是一碗南方如上海一带的汤面,真好吃,从此以后我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第二碗.另外还有一家其规模不下于东来顺的润明楼,建筑开阔宏大,但却是个非常平民化的饭庄,菜很便宜,而且每张台子上都经常摆着四碟小菜,虽然都不过是酱豆腐、咸黄瓜、咸水花生、泡酸白菜之类,但都干干净净,给人一种温暖亲切的感觉.大馆子,小价钱,是学生、寒士们常去吃饭的地方.叫一碗面、一盘炒饭也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对比今天,恍如隔世了.吃甜食的丰盛公是我和同学们去得最多的地方,这家小食店的奶酪、奶卷和奶糕最好.我是从来不吃牛奶的,但对这家的奶制品却都喜欢.荣华斋食品店可能是东安市场历史最久的点心店了,一位个子高大方面大耳的老伙计在我读中学时代就经常见到,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离开北京十三年后再回来时仍见到他在店里殷勤待客,只是显得衰老了些,但是显然已经不认识我了.荣华斋的西点和中国的传统点心都做得很好,我尤其喜欢咱们的传统点心"翻毛月饼",枣泥馅的、玫瑰馅的都是最好吃的,但近些年来的月饼已都被一层薄皮包着一个大馅的广东式月饼所取代.多少年来北京的广东月饼始终做不好,硬得像块砖头,假如当做武器打人的话,我看至少能把人打个半死.从今年起大有改善,估计是得到了广东做饼师傅的真传,做得很像真正的广东月饼了,但是我对广东月饼却总是望而生畏,总觉得那只是用一层薄皮包一个大甜馅,尤其是里面那个完整的大鸭蛋黄腻得难以下咽,比起咱们北京的"翻毛"或曰"酥皮"的月饼相差甚远.估计可能是广东式便于装盒携带而且光亮魁伟之故.中秋节走过一些食品店,见广东月饼堆得像山一样,买月饼的排成长龙,心里真替北京月饼叫冤.目前好像只有西单的桂香村还能买到翻毛月饼,前门外可能也有很老的食品店有卖,但我都久已不去了.对北京古老传统的南味月饼我无限怀恋,而荣华斋不知何时早已渺不存在了.东安市场另一个规模很大的稻香春,或曰稻香村,我不知何者为正统.这家老店几十年来经历几个社会,生意十分发达,近年来在北京开了多少分店叫人数不过来了.它是个经营南货的食品店,生意做得很灵活,距今七十多年前的事情我竟还记得.我只有四五岁的时候,妈妈抱着我站在住居小草场的大门外,等着一早就上市的南菜担子过来,叫住他买一块两头圆、当中一个凹形,像一块绕线板似的双层的定胜糕,是上海传过来的小孩们最爱吃的甜食.还能买到新做出来的肉馅油酥的眉毛饺,是父母亲最爱吃的南方点心.南菜担子维持了很长时期,可以买到整只的火腿、新鲜的冬笋、笋干、虾米、虾子……担子是用竹篾条编成的长方形的篓子,上面盖一个篾编的大帽子,一头一个,用一根扁担挑着,走街串巷,给用户很大方便.30年代我离开北京时,似乎还有南菜担子的存在,40年代末倦游归来,南菜担子已经消失了.说南菜担子是稻香春的小支队只是我想当然的揣测而已,并没有哪位权威人士向我证实过.我实在怀念这种南菜担子.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北京自然会有许多好吃的东西.在古老的东安市场正街十字路口的甜食摊上,夏天冰镇的果子干,是以柿子为主的甜汤加上冰块,现在却很少见到了；摊主手里拿着两只铜制的冰盏打出响声,唱着:"果子干儿雪花酪,好不好吃尝口头."酸梅汤来自琉璃厂的信远斋,有桂花香,是北京人最爱的夏季饮料,我觉得实在远胜越洋而来的汽水、可口可乐甚多甚多,然而如此美味的酸梅汤今天却很少见到,却又被新兴的"果茶"压倒了,这太说不过去了.我还记得市场里的西餐馆名叫国强,还有一个吉士林……在西餐馆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西菜,而是一道甜点心"奶油栗子粉".把栗子煮熟磨成粉末,上加一层奶油,那真可算作世界上最好吃的甜食了.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栗子粉长远失去踪影,这样简单易为的美食为什么被西餐馆、饮食店老板忘记了?被遗忘了的北京食品还不仅是栗子粉而已,譬如芸豆糕、豆NE17D糕、萝卜丝饼等等都很少见到了.见报载北京最近出现了不少食品街和美食城,一片繁盛气象,可惜我不似昔年,没有这多精力,更没有这多时间到处去找吃的了.近年来常见报上登着假冒伪劣产品,看着让人生气,但有些假货亦实在叫人难以相信、难以想象.譬如有的皮鞋,穿上几天鞋底就折断了,那么买鞋的当时怎么会看不出来呢?这种情况在过去的时代,亦即是说在所谓旧社会,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时候了,在东安市场西门里,路北有一家皮鞋店名叫佳美丽,我当时在那家店里买的两双皮鞋至今还能穿,鞋底鞋帮都好好的,已经四十年过去了.因写到穿鞋,我想起今年春天曾去过苏州,在一次谈到生活穿戴消费的小会上,我忽然感到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妇女穿得最多的衣鞋现在竟然逐渐消失了,那就是最漂亮潇洒又简便经济的旗袍和绣花鞋.旗袍和绣花鞋都是中国的传统,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旗袍根据它的名字,可知是从满族旗装演变成的,和越南人的女袍也有近似处.绣花鞋也就是从满族的女鞋衍化而成,它不是古代传统,因为自宋以后中国汉族妇女缠足.这两种衣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完全依妇女的身材和足形裁制而成,所以它最能表现身形和脚形的自然美.在大自然里,最美丽的线条就是青春少女的线条,包括双足的线条,而旗袍和绣花鞋正是女性人体美的最好体现者,因为它穿在女人身上和脚上不加任何掩饰.当然,身体和脚有缺欠的又当别论.又不是你非穿它不可.这种袍和这种鞋在清帝逊位后的中国大概流行了半个世纪之久,是城市妇女最普遍的穿着.只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革命的大潮涌来,才被灰色的列宁服和系带鞋所取代,从而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基本销声匿迹了.到如今灰色制服又已失势,于是多种西装穿到女人身上,而这种本国的、最美的、最能表现女性青春的最简单的,也就是最合理的衣鞋却为什么被我们自己遗忘了?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城市妇女,更多的是少女到中年妇女,穿旗袍和绣花鞋的最多.旗袍当然可以极为考究,也可以十分简朴,从绫罗绸缎丝绣到竹布一袭；绣花鞋当然也可不绣花,和男人穿的黑便鞋一样.那时候城市道路自然远不及今天马路之宽大平坦尚且健步自得,现在穿着绣花鞋在马路上行走自然更得心应脚了.自然,旗袍现在还没有被完全遗忘,最近看见一些时装展览及表演中亦常有旗袍节目的出现,但生活中却仍罕见,至于平底的绣花鞋则更少更少.让女同胞们,即姑娘小姐们凭良心说一说,绣花鞋比高跟鞋是不是舒服得多,也合理得多吧?何必穿那么高的底!那么硬的帮!高够半尺,把脚绷得够跳芭蕾舞的啦；走一段路下来,回到屋里一屁股坐在床上把鞋一甩老远,双手握着双脚叫疼,这是何苦来?我可见过.当然,你为了个子矮要垫高些,那又是另一种问题了.不久前我见过报上登了一则新闻:说一家鞋厂做了一批绣花鞋是为了卖给老年妇女的,但竟被年轻妇女一买而光.这是个好兆头,让我高兴了半天.我热忱地盼望女人的旗袍和绣花鞋恢复昔日的声威,迅速占领市场,夺回失去的阵地.当年的东安市场,即是皮鞋店亦有绣花鞋的橱柜,随处可以买到.那种缎面、绣花、薄底都无从假造,一望而知真假；很难出现什么伪劣产品,而价格亦不昂贵.它和旗袍一样,天生都是物美价廉的商品.东安市场还有个古老的会贤球社,是我小学生时代十分向往的地方.我的母校孔德学校以乒乓球负盛名,同学里面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是学校的出色选手.但几次去到球社,使我最向往的是地球——现在似乎名叫保龄球了.我年纪小,个子也小,见那木头的大球似乎很有分量,从不敢尝试,只能趴到栏杆外面看别人打.一个猛劲把球扔出去,然后就看见那个大圆球笔直地滚滚向前,一家伙把那立得稳稳的一堆木瓶子全部撞倒,多么痛快!但我总觉自己力量不够,怕上去闹笑话而不敢打.终于有一天我决心试一下,买了个牌子.轮到我了,我脱了外衣,一拿起球来就感到了球的重量.我掂了几下,该怎么助跑几步,怎么扔出去,我都早已看会了.我使足了劲,拼全身之力,抛球出了手.可是糟了!球不是往地下滚的,而是上了天.方向也偏了,直飞出栏杆上端,冲着一群围观者砸过去了.人群齐声惊喊,一下子跑散,球沉重地落在地上.我趁着大家还没缓过神来,抓起地上的衣服逃出场外,有人笑,有人骂,全都顾不上了.在大庭广众之间当场出丑这是第一回.万幸没有伤人,但却是生平丢人现眼的开始.看来那时民风淳厚,没人出来揍我.当然不能不写一写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早在30年代中期,那条旧书摊集中的小街就成为我和同学们流连忘返的胜地,但那时毕竟年轻,看书只找些符合自己趣味的.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和琉璃厂以及东安市场的书摊主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从50年代初期开始,书店老板们每逢星期天的早晨一定会来到我家.他们基本上掌握了每个送书对象的爱好和需求,把你喜欢的书,也包括一些字画和文物送到你手上.你买也好,不买也好,放下看一阵而仍叫他带走也好,他还会按照你的委托去为你寻求你需要的书,也会根据多方面的情况和别人交换或流通书籍材料……旧北京的文人,我们老一辈的名流学者大多享受过这样幸福的读书生活.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难作,我被流放北大荒三年,60年代好不容易得到点喘息的机会,到了1966年又来了一个斩尽杀绝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偌大的文化古城来了一个彻底的灰飞烟灭.东方出现了又一次新的曙光,一切旧事物都会过去.那个古老的,基本上该说是安静的古都北京,当时谁能想到如今的情景呢?现在的北京人口一千万,可我居住过的七十万人口的老北京街头巷尾冷冷清清,很少见到十分拥挤的现象.什么乘车排队,吃饭排队,买邮票也要排队,当年谁也没听说过什么叫排队……现在,旧的王府井将出现新的面貌,而东安市场将突然不复存在.只是由于今天重过王府井,又走了一趟东安市场,所以用这枝笔,再抒发一下怀旧之情耳.记得50年代,在思想改造受批判的时候,我的重大罪状一条是"怀旧"……然而旧时月色安得不怀?如今我这么写东安市场看来也不会有什么人再来批判我了.社会毕竟在进步,温故而知新,人总是需要历史的.1992年12月5日北京朝阳区东大桥头我是个京剧迷,是从小在北京迷上京剧的,从看新鲜、热闹开始,到深深领略到她的表演艺术,觉得无论是唱、念、做、打……几乎是无一不美.她的写意方法达到表演艺术的至高境界.我始终认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能创造出这样高超的表演艺术.她是超越群伦的艺术.对于今天京剧艺术(亦指所有的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消沉和没落,我感觉沮丧.今天的 城市里戏曲艺术已难比昔日的盛况,回想我自己曾经在中学时代竟然在将近一年的时间,每天下午逃课去剧场看京剧,这在今天的中学生真是难以想象了.五十多年前的前门肉市的一座古老的剧场广和楼,每天都有日场演出富连成科班的京剧,中午十二点钟开锣演戏,要演五个多小时.剧场不卖女座,观众主要是店员、工人、农民,再就是学生和小职员.进场看戏不需买票,而是坐下以后,茶房才来收钱,同时送来茶水.我看了近一年戏就在这个剧场.我至今记得,任何时候进场,熟茶房都会给找到座位.印象更深的是,没有一天不是满坑满谷,坐满了观众的.对比今天的京剧剧场,在经常性的演出时,亦常常是只寥寥坐了几排人,看上去令人伤心惨目……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有种种的客观原因,但我希望这是暂时的现象,将来一定会发生变化.而另一方面,假如说,当年的京剧主要城市不过只有一个富连成和另外一个戏校在经常演出之外,其他的城市便很少京剧科班了；而如今在全国范围内,培养戏曲演员的专科学校已经到处皆是,这也是戏曲演员过剩的原因,这样对比今天的戏曲不景气也就更使人伤心.但是,事情总会有另外的一面,只今天一天内看到的几份报纸,其中一篇登载北京的中国京剧团到武汉演出的情况,说明武汉观众对古典剧目的热爱和对京剧现代戏——亦即所谓"样板戏"的极度鄙视的情况.武汉有这样热爱传统的京剧观众令人感到十分温暖和振奋."礼失而求诸野",武汉是大城市、文明城市,不属于"野"的范畴,但却使我们的北京黯然失色.另一方面,不久前我曾应邀去看过一场儿童演员的京剧晚会,台上表演的全是十岁上下的男孩女孩,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小女孩的《昭君出塞》边唱边舞,翻水袖、掏翎子,声容并茂；架子花脸的《盗御马》声若洪钟,功架身段一派大家风范.几出戏个个精彩,令观众惊叹不已.还有,我两次被人热情邀请参加票友活动.男女老少一个个兴高采烈,唱的、做的、念的,以及乐队的吹、拉、弹、打,真是一堂堂火热.生、旦、净主动演唱,无须催请自动上台,而且不仅有中年人、老年人,更多少男少女们.去法国巴黎已经三年的儿子多次介绍巴黎京剧票友的太太、先生们到北京来找他妈妈介绍关系做戏衣,看来他们不仅是定期清唱而已,还要粉墨出台.这一点我也不仅见过,而且自己也体验过,票友的戏瘾常常比真正的京剧演员还要大.征之上述的情况,传统戏曲——包括京剧在内自是仍有其潜在的巨大力量,我仍旧相信她仍有复兴的那一天,我在等待着看她实现.去年春天,咱们北京出版了一种大型的双月刊,名叫《中国京剧》.根据我们的经验,无论什么事业、企业、机构、单位……凡冠以"中国"字样的必然是高级的、超级的、权威性的事物,说明这个刊物来历不凡,是一份国家级的刊物.京剧上面冠以"中国"二字,也说明国家对于京剧这个属于老大哥的戏曲剧种的重视,而且似乎历来还从未有过.因此,《中国京剧》的出版问世,无疑是京剧迷的一大福音,出版这样一本刊物使大部分的京剧爱好者十分感奋和安慰,对当前疲软衰微的京剧现状体会到一种支持和振兴的力量.这本《中国京剧》的刊物,纸张、色彩都属上乘,编排和字型略嫌呆板,相信它会得到逐渐改革和进步.但是我认为她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官气忒重.不仅刊登了许多国家高级领导人物的玉照和玉题,还有大量的各级文艺官员竟是依据官级大小,论职排位,刊登一幅幅照片,撰写一篇篇了无新意、不知道有谁会浪费精力去读的文章.大量篇幅都被这样浪费掉,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为的团结这些大大小小的"领导"阶层们.但仅仅就这一罕见的特征而言,说不定这本叫做《中国京剧》的专业刊物会因此流传中外,成为千古奇观.我不是说这本刊物没有可读的文章.当然是有的,而且是值得一读再读的.就是那些内行、专家、大家、京剧真诚爱好者的作品为刊物生色、增光的文章……我只是觉得,把那些官样文章、照片、不像书法的"书法"拿掉,多点"中国京剧"多好!《中国京剧》主编先生要我写写当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京剧迷的故事.回首前尘,恍如隔世,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然而的确是京剧的魅力让我几乎着了魔一般.大概是在升入大学的前两年,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每天下午都逃课,溜到前门大街的肉市,到当时北京惟一的旧式京剧科班富连成社每天演出日场的广和楼去听戏.那时候演出的传统京剧剧目比现在要丰富得多,每天的一个日场就要演出五六出,甚至六七出戏,一般是十二点开锣,演到五六点钟结束,看完戏赶回家连晚饭都吃不上了.那时的青年演员一般每个人都得会百十来出戏,也不像现在就是这十几、二十出戏倒着演,《孙悟空》、《三岔口》、《女起解》……连《四郎探母》都是经过很多曲折才重现舞台的.当然,上面我说的一个下午演五六出戏都是折子戏,都是大戏的片断.作为京剧迷的我,却只是一个普通观众.我只是看热闹,连琢磨都说不上,更甭提研究什么的了.加上我又是个音盲,听了大半辈子戏,至今连板眼都不懂.但是正由于如此,我看戏纯为娱乐,从中得到满足,这才是最幸福的观众,到剧场就为了享受,过戏瘾.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被音乐老师发现我的嗓子好,所以成了戏迷之后自然就也会唱几句了,虽然不懂板眼,人家听了却说我唱得有板有眼,真是怪事.我的看戏生涯只延续了大约一年,那时国难日亟,自己也觉得总这样泡戏园子太说不过去了,便认真读起书来,中断了看戏生涯.一年之后的1936年,我的命运发生了一些变化,暂时中断了学业,应邀去南京的国立戏剧学校做了校长余上沅的秘书.而在第二年准备回到北京去继续学业时,却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卢沟桥的"七七事变",从此进入了终生的写作生涯.无论生活发生了多少转折,我对京剧的热爱从来没有动摇过,虽然我始终只不过是一个外行,然而就凭着整整一年看戏的经验,我竟有过五次登台票戏的历史.编辑先生要我写这篇文章,我答应写,因为这好歹是一个纪录.写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我几乎忘记还有一次关于京剧的经历,就是我还花钱请老师正经学过一出戏.当然,看戏也是学,不过正式请老师教戏毕竟是另一回事.抗战开始,剧校内迁,先迁长沙,半年后,亦即1938年再迁战时陪都重庆.重庆是川剧盛行的城市,而我对川剧却毫无理解,亦很少看戏.我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川剧进京,才又迷上了川剧的.在重庆的这段时期,剧校聘来了刚从英国归来的两位专职教授,即在英国专攻戏剧的黄佐临和金韵之夫妇(韵之后来在上海改名丹妮).佐临和韵之是一对品学兼优、谦和真挚的学者.两人都是天津世家子弟,同去英国留学.先在牛津和剑桥读大学获得学位,后又同到英国一家专攻戏剧的学校进修专业,佐临学导演,韵之学表演.初到重庆正是暑假期间,两人和我商量,想利用这段假期学点京戏.京戏为中国戏剧艺术的国宝是我们的共同认识,在求学时代,我虽然看富连成的戏不下百出,但确也没有认真学过.于是我在重庆报纸上小广告里找到一个教授京戏的广告,就去找到了这位老师,好像是姓张,名字记不清了,讲好学《四郎探母》中《坐宫》一折,一个星期学两个下午,共四次学完.《坐宫》我早已熟悉,听得烂熟了,但是洋学生出身的金韵之可跟洋人差不了许多,一字一句都得从头学起,连老师都急得满头大汗,我在旁边也等于是个助教一般.韵之是以对祖国京剧艺术的热爱来专心一志地学习的,她很聪明,记忆力也好,又是表演艺术的专家,学来没有很大的困难,然而在京剧最重要的一环,"唱"这方面却过不了关.问题就在于,她是一副多年养成的洋嗓子,又高又尖不说,而且声音发颤,打哆嗦,怎么也改不过来.这出戏在念白、身段、地位、锣鼓家伙点儿、上下场等等方面我们还都学会了,但只由于韵之的唱连她自己也感觉不行而只好罢休了.我已经学过的京剧只有《四郎探母》的《坐宫》这一场,但也没有得到过一次彩排上场的机会,至今感觉遗憾.国立剧专在重庆上清寺临时校址只有这么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由于日寇飞机不断轰炸,到了几乎无法开课的程度,经校长余上沅先生的积极活动和筹划,将学校搬迁到长江上游靠近宜宾的沿岸小城江安.江安是一个很小的县城,方方正正的四个城门,小到什么程度?外来人说笑话:手里拿一个烧饼可以从东门扔到西门.然而这个小城闹中取静,安宁而又安全."闹中",指它的上游是四川的重要城市宜宾,它的下游沪州、江津以至重庆都是著名的商业繁华重镇,而重庆又是战时的陪都.江安小城隐匿在绿竹丛中又有舟楫之便,是当时日寇飞机狂轰滥炸绝对光顾不到的地方.于是移居在江安文庙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得以安心教学,弦歌不辍.至今许多卓有成就,享誉大陆、港、台乃至海外的戏剧电影方面的学者、名家,很多都是当年江安剧专的莘莘学子.我是在大学二年级正在求学时,由校长余上沅先生的劝说和邀请,进入剧校任职校长室秘书,然后由于学校避乱内迁,再不能回北平继续学业而从此进入世途的.学校内迁时,余校长委托我为学校找一位能教京剧基本功的教员.我在重庆居然物色到名叫杨福安的中年京剧武生,河北省人,他五短身材,十分敦厚老实,自称是海派武生高福安的徒弟.是什么人介绍的,通过什么关系找到的,现在已完全不记得了.杨福安单身一人来到江安,很安心地担任了京剧基本功的教职.由于武功扎实,教课认真,很得到学生的尊重和好感.他到江安不久,经人介绍与一位江安妇女结婚成了家,估计后来就在江安住下去了.由于杨福安到来的影响,剧专聚集起一小伙京剧爱好的学生,包括演员和乐队场面人才,因而就有了些京剧清唱的活动.在我的记忆中,有几个学生:张正安、张零、季紫剑……教员中有剧校第二届毕业学生郭兰田,还有教师杨村彬夫人王元美.元美是北京燕京大学毕业生,当时是学校的英文教员,而村彬是成就不凡的剧作家、导演.抗战时期的江安国立剧专经费有限,生活艰苦.余校长精明能干,除在教学方面尽可能网罗人才提高质量外,在经济上亦想了许多方法改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生活.譬如"凭物看戏"就是方法之一.学校定期举行一些演出,当然主要是演出话剧,观众不必买票,只要送一点实物便可入场,一碗米、一个萝卜、一块肉、一捧花生都可以.当然也有送来大量礼物的,譬如就有人牵了一只羊、赶来一头小猪的观众.每逢演出,江安人几乎倾城出动,热闹之至,如同过节一般.在这里我要写的是我曾参加过的几场京剧演出.剧校的"凭物看戏"主要仍是看话剧,都演过什么戏我现在已全不记得,但记忆中似乎京戏也曾凑齐一台节目演出过.那次我也被邀参加表演,剧目是《红鸾禧》.我扮演小生莫稽,金玉奴由王元美扮演.扮演金松的是郭兰田,他当时在学校任表演系助教.我们这三个人演出的这台戏只有郭兰田的表演具有一定水平,元美和我则属于"打鸭子上架",都是硬着头皮上场的,张嘴不成腔调,没板没眼.然而这个戏基本是个话剧,没有多少唱,演来轻松自如,就算大功告成,该有的效果都有,观众看得很开心.在江安的第二次京剧演出,我参加了一个至今再也想不起来名字的戏.这出戏是当天排在最后的节目,是杨福安主演的,题材取自《水浒传》的一出武戏.我只记得我扮演的是武松一角,除上场下场之外,只是和杨福安扮演的角色有一场开打.现在回想,外行上台开打实在十分荒唐.京剧是何等规律严整的艺术,九年坐科才学得浑身本领,何况是短打武生!我只是在中学时代看了一年富连成,成为一个混沌戏迷而已,那时候和几个同去看戏的同学小朋友闲下来也抡刀弄棒,也一起翻翻跟斗,跳跳铁门坎；有时是两手各执枪杆的一头,两条腿从枪杆跳过去；或是右手捏住左脚尖,右脚从左脚上跳过去,再跳回去,然后再左脚跳……也练过耍枪耍刀,都是看戏看来的,但是偶尔也得到过内行的指点,譬如富连城科班里当时的红角儿如叶盛章、高盛麟、杨盛春、李盛斌,年纪和我都差不多,在一块儿闲聊时也即兴教过我几手.就凭着这点儿玩闹的经历,我就在江安剧校的舞台上和杨福安打了几下.当然开打只不过一会儿工夫,我扮演的武松使一把单刀,杨福安扮演的角色使的是一杆枪,最后他一枪扎过来,我摔一个抢背,下场,还落了一个满堂彩.然而这一个"抢背"摔砸了.观众没看出来,而我由于过分卖力,摔过了头,落地时不是"抢背"而是"抢肩膀",把脖子窝了一下,从肩膀到脖梗一直疼了三天.第三次演出似乎是为了庆祝一个什么节日.江安城里一位最年轻的"绅粮"高先生是一个京剧票友,戏瘾极大,常常在自己家里约集城里——包括剧校喜爱京剧的同学一起清唱,还能凑起一个小小的乐队,在星期六或星期天一唱就是半天.这一次的演出决定大轴戏是《空城计》,高先生扮演诸葛亮,派给我的角色是司马懿.派给我的这个角色使我不能推卸,亦无从选择.但我平时即使偶尔上上弦吊吊嗓子,也从来没有唱过花脸,而这一回却是除了我再也找不出别的人来了.一般名角唱《空城计》大都是前场《失街亭》,后场《斩马谡》.我们则限于人力,一出《空城计》就够张罗的了.江安小城在剧校未迁来之前从未见过京戏,所以服装也是七拼八凑借来的,我扮演的司马懿是由学生中比较熟悉京戏的张正安找了些大白和黑墨画的脸谱,不知从哪儿借来的一双高底靴子破破烂烂还硌得脚疼.大袍穿在外面的更不像话,只有身为大地主绅士的高先生扮演的诸葛亮可能有私房行头,比较起来像个样子.全场瞩目的《空城计》上场了,诸葛亮开场和老军对话,加唱的八句摇板十分平稳.接下来就是我扮演的司马懿在幕后的一句倒板:"大队人马往西城."不知是不是由于涂了满脸的大白粉,已经不复保留我的原来面貌,所以也就完全失去了前两次出场的那种信心不足的尴尬神情,还没上场就憋足了劲,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怎么那么大的嗓门儿?连对京剧纯属外行的江安小城的观众都情不自禁地来了个满堂彩.这无疑是给我最大的鼓励,接下来的戏我真是越唱越来劲,后面的两段快板就更不在话下,观众是用鼓掌喝彩声送我下场的.整个戏散之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围着夸奖我,谁也想不到我表演得这样出色.教务主任曹禺一把抱住我,说:"真棒!"事隔半个多世纪了,我至今记得清楚.尤其是曹禺先生历来在看过任何演出之后,一般都只说"真不易",教人捉摸不透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而这会儿他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地说:"真棒!"这才是真不易.大约是在1942年,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在校学生的思想管制,派了一个貌似良善其实阴险的训导主任,对学生们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监督,接连发生了几起逮捕学生和逼走学生的事件.我就在这年暑假去了重庆,参加了当时以张骏祥为社长的中国青年剧社任专职编导,离开了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现在我记不清楚是否就在这一年或是第二年的10月10日"双十节",在重庆举办了中国第一届戏剧节,在重庆最大的剧场国泰大戏院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我竟被邀去参加了大会最后一个节目京剧《法门寺》,而且被指定担任NCD37邬县令赵廉这个主要角色.配演的角色尽是一时之选,计为:王家齐演刘瑾,谢添演贾桂,马彦祥演宋国士,吴茵演宋巧姣,其他角色亦都是当时的著名演员,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使我留下最大遗憾的是,这出《法门寺》给我极少的京剧表演中留下最失败的纪录,这里面虽然也有一点客观的原因.《法门寺》是我看得烂熟了的戏,其中每一个角色我差不多都能说能唱,所以担任主角NCD37邬县令并不感觉什么压力.但是在晚上演出之前却承担了另一个任务,即是当时重庆的中央广播电台约我去讲十分钟的话,就全国第一届戏剧节发表感想和祝颂.我没有把这当做什么大事放在心上,十分轻松地去了电台.主持这项节目的是至今还在北京广播界担任指导职务的前辈蔡骧同志,而他却是当年国立剧专毕业的我的学生.大约在三四点钟的时候,他把我迎进了广播室,向听众说明节目的内容并对我作了介绍,然后就由我开始讲话.现在我已完全忘记我那次讲了什么,然而最可怕的是我事先大致想过的讲话内容,原来打算讲十分钟的话,没到五分钟便讲完了,再也讲不下去了.我原来只是想着:十分钟算个什么,可真想不到,脑子里只剩下一片真空,什么也没有了,这下子把我急坏了,只得做手势,拼命示意叫蔡骧赶快帮我下台.蔡在学校时是一班里年纪最小的,我还记得他初上剧校时,有一次上课时找不见他,不知去了什么地方,让班上同学去找他,才发现他在花园里捉蝴蝶.然而到底是他毕业后已干了一两年广播员,发现了我的窘态,接过来几句话就给我解了围.而我呢,狼狈地走出播音室.幸好那时只有广播尚无电视,假如像今天一样在电视屏幕前当众出丑,那真是不堪设想.由于轻敌,招来如此一场大败,我真是羞愧难当.时间已是不早,我匆匆吃过晚饭,赶到国泰去化装上台,始终处于惊魂未定状态,因此招致了一场失败.至今还能依稀记得,那一大段"西皮原板"转"二六",嗓音喑哑,而且还有些发抖,真成了终生耻辱.我是个不知吸取教训的人,后半生这一类的错失却依然屡犯不已.1945年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我于1946年元旦由于重庆《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先生的邀请乘飞机到上海主编新创刊的上海《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在上海不足两年当中,我写了两部话剧《捉鬼传》与《嫦娥奔月》,并于这两年先后在上海兰心戏院上演,前者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讽刺,后者则是露骨地刺痛了丧权误国而依旧统治大半个中国的蒋介石,因此触怒了上海的统治当局,我得到了好心人的暗示和警告,接受了香港一家电影公司的邀请去了香港.在香港的大中华影片公司担任编导期间,在由上海到香港的航程中发生过一起空难事件,著名的上海电影导演方沛霖先生不幸亡故.当时的香港电影分为国语片和粤语片两个品种,而国语片是高档次的影片,从事国语片的摄制人员大部分来自上海,而由于国共的战端已启,上海的电影事业陷于停滞,国语片的制作者包括大量的演员亦纷纷拥入香港.因此这些方沛霖的老伙伴、朋友们倡议举行了一次京剧义演,为方的家属筹募款项.在这场演出中我亦被拉去参加了一个节目.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的京剧演出,剧目是《樊江关》,又名《姑嫂英雄》,由当时的走红影星李丽华和王熙春分饰樊梨花和薛金莲两姑嫂,我扮演的是樊薛二人各有一名随从之一,是一名丑角.这出戏本身就是个玩笑戏,丑角无非是插科打诨,在台上任意发挥而已.值得一提的是我居然至今留有一张不知是谁给我拍的剧照.照片不太清楚,质量不高,然而有纪念意义.可惜的是没有照到两只脚,为什么我要提到脚呢?因为只看头上戴的和身上穿的,倒是合乎规矩的丑角打扮,但那天我是临时被李、王两位女明星抓上台的,穿的是一条灰呢西装裤,脚上是一双黑皮鞋.写到这张剧照,不禁联想到我还有另一张难忘的剧照:大约是在1933年我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约了在富连成科班尚未出科,但已崭露头角的架子花脸袁世海一起到前门外大栅栏的容丰照相馆去拍一张戏照.我俩拍的是《两将军——夜战马超》,世海扮张飞,我扮马超.世海自己对着镜子勾脸,他带来的一位师傅给我化装.两人都穿短打衣裤,我戴甩发,薄底靴.世海把合适的靴子让给我穿,他穿的靴子嫌小,只是勉强凑合穿上的.我的姿势、架子也都是他教的,亮相功架很好看,照出来也透着精神,人人看了夸奖.这张照片跟我去南京、上海、武汉、重庆……我一直留着.但又是那一场遗臭万年的该死"文革"把这张照片毁掉了.半世纪后再见世海,他连穿的那双小鞋也还记得……这是我外行票戏的全部经历,历演小生、武生、花脸、老生、小丑五个行当；惟一正经学习过的《坐宫》却反而没有得到机会登台一露.匆匆五十年过去了,来到当年旧游之地京剧王国的北京,深感我这样的半吊子,自学而不成材的戏迷不能在这块圣地上班门弄斧,为了维护京剧的荣誉和尊严,更不能以伪劣品自欺欺人,因此就连上胡琴吊嗓子也久久不来了.这一回应《中国京剧》主编先生的多次索稿,因简记这一段经历如上.1993年3月3日北京住在没有冬天的香港,常常在心理上漠视了时序的更替.在北方早已冰天雪地的今天,这里依旧是温暖如春；想到血肉横飞旦夕生死的战地情景,真是说不出的又是兴奋又是惭愧的滋味.正因为这一年乃是不平常的一年.中国人民将在这一年里挣脱几千年来封建暴虐的枷锁,获得自精神至身体的自由解放.这将是自苏联大革命以来全世界空前未有的大事件.编者先生的征文信上指明这是"历史转折时代"；一点也不容置疑,这是历史转折的时代,我们却有幸生在这一个时代. 我来到香港一年多了,也就是离开家,离开父亲母亲一年多了.年终岁尾,思绪纷驰,特别使我思念父亲和母亲.虽然我知道他们住在上海都很平安,但今晚我要和他们谈话；特别是父亲,因为父亲从来就是一家生活上思想上精神上的领导与支持者.自然这里面更有我无尽的感谢,父亲的忠厚与正义感永远是我为人处世的楷模.我要说的是今天真是历史转折的时代了!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假.这里所谓"转捩"就是今天与昨天是截然的不同:昨天的残杀换来了今后的和平；昨天的黑暗换来今后的光明；昨天的哭泣悲愤换来今后的欢欣讴唱；昨天的惶恐戒惧换来了今后的自由解放!是这样的历史的"转捩",铁的事实为我们作了证明.像古时候的"改朝换代"那是"以暴易暴",不是"转捩".时代随时都在进步,有多少令人敬佩的"先知"的长者投身在争取自由的队伍里去了.更多的是比我更年轻的青年人已经使大半个中国赢得了新的生命,正再接再厉博取更大的战果,并且决心在未来的一年竟其全功了.但是我也晓得,也有更多像父亲年纪一样的人还在怀疑目前的事实,从心里就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会说:"我下台,你上台,还不是一样!"会说:"好话谁都会讲,到头来谁不是争权夺利!"会说:"没有希望!中国人根本就没希望!"会说:"三十年前我们不也是闹革命?可是如今……"更会笑那些年轻人是感情冲动,浅薄幼稚……可是三十年前的"革命"算是革命么?先烈的碧血只换来无耻的妥协,只是一场投机取巧的丑剧罢了.像父亲一样年纪的人在今天该仍是全中国起极大作用的基层分子,我前面所说的也正是一般的现象；这样的心理毋宁说正是极其正常的.我能怎么说呢?第一,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动荡战乱的历史；生计艰难,维持不易,几千年来就牢不可破地养成了中国人保守现状,尊重正统的观念；哪怕是王八兔子,只要一旦为王便成了万世一系崇拜信奉的偶像.譬如说今天多少人受了金圆券的——我只拿金圆券作个代表——欺骗,弄得倾家荡产,片瓦无存；可是在这么多的受害者当中我们能找出几个敢于公然反抗,敢于以行动作报复?这无非仍是"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正统观念作祟而已.第二,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哪一天过过真正合理的民主的生活?中国人经过了无数的朝代,每天可能听到美丽的诺言,每天可能做些美丽的梦.但受到的永远是欺凌压榨,欺凌到你长此失去了自信,不敢梦想人还有什么自由生存的权利.他们不喜欢乱离,只要求作个太平的犬,可是事实却连犬也不如!假如你承认我说的这两点,我希望看见你的粲然一笑；那你就该破除这牢不可破的成见,相信今天真是历史的转捩了.我常常听见你说的:"打,就是不好,有理可以讲,为什么要打呢?"可是,你想到过跟野兽有理可讲吗?一只疯狗扑上来咬你的时候,你可以设想和它讲理的情景吗?三十年前的革命就是因为没有打得彻底,所以反而被反革命的力量打倒了,今天我们再也没有妥协；这比疯狗、比毒蛇还要凶横,还要毒恶的祸害是必须连根铲除才能解决的!要使人民得救,要使人得到生命,路只有这一条!我再要告诉你请你相信人民的力量.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打倒暴君.假如今天的革命不是以人民的力量作基础的,那它早已失败早已被消灭了.你只要看反动的力量自来就何等强大!(连你们一向的态度都是它的支持呢!)而人民是以赤手空拳开始的.但是你看看今天,看看那排山倒海的声势!不是人民,不是正义,不是真理,谁有这样的力量!亲爱的父亲母亲同你们的朋友们,你们不会以我的直率而生我的气的.我说的只是事实,只是为了必须.一个新的中国将要出现!这是任何人都没有见过但是都梦想过的中国!这个中国需要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同样需要精力旺盛、经验丰富的中年人像父亲一样的人的支持.你只要想一想那一天吧:物尽其利,人尽其才；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中国是一个富强有为不再在人前低头的中国,你为什么还轻视自己的力量呢?1948年除夕香港上海的警察局发了慈悲,说是从今天这个夜晚起,解除了宵禁.宵禁解除了,上海的夜晚的街道,将是人民的合法的天地了.从此我们在看完戏,或是吃完饭,或是同朋友们谈天时,不必担忧因为挨过了午夜而被捉进监牢里去；也不必在口袋里带了钞票,经过一重重的警察关口行使贿赂,引诱警察先生执法犯法,而自己花钱买个不仁不义的罪名了.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和庆祝的日子,胜利之后的这个"强国"的人民居然获得深夜散步之自由了.今夜是一个美丽的夜,云遮月,月遮云的忽明忽暗的天空绚烂而多彩.马路显得比白日宽敞,道路两旁的洋槐树在夜风里摇曳,地下的树影也在摇着；而人家篱笆墙里的月季花发出五月的夜的幽香更是醉人的.我行走在长夜里,倒并不是因为古人说的"人生苦短",所以"秉烛夜游,良有以也",而是我一向比较地喜欢夜晚.我以为夜晚到底比白天可爱些,那些巨奸大憝们在夜晚熟睡之时总不会再如何盘算着升官发财,害国害民了吧?他们终不是"金刚不坏之身",他们总也需要休息；而且只有夜晚才能使他们休息,那坏事总要比白天做得少些.夜晚是宁静的,和平的,连花香都可以闻得出来的.墙荫里,路灯下,有一对青年男女挽臂走过,他们在低声谈话,那神态是温存而愉快的；是夜晚的平静的空气感染着他们?是他们的甜蜜感染着这平静的夜?总之他们已经用爱情建筑起一道围墙,没有人闯入他们的小圈子.他们将终生不忘这一个幸福可爱的瞬间.我马上预想到在他们白发苍苍的暮年,他们会常常记起那一次上海宵禁解除之夜.前面有汽车驶过,我看见一只小狗在十字路口,不巧被卷进车底,可怜的畜牲在车底惨叫；但在车开过时,它却如奇迹一般,丝毫无损地被保留着活下来了.它茫然四顾,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感到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曾经在一刹那之间踏到了生与死的边缘.但是它抖抖身上的毛便向马路旁的深巷里跑走了.自然那个操生死之权的汽车已无踪无影,过路的两个三轮车夫谈论这件奇事,说是因为这"畜牲"生得小,而更重要的则是多大的一个侥幸落在它身上啊,我联想到今天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了.这时我听见远处有两声清澈的枪响,但随后便静下去了.我又想到了常在法庭上看见褴褛饥饿的小偷在为了窃取一个电灯泡或是一块面包而受鞫讯的光景,我又似乎看见了那天在电车上被人打得头破血流的小扒手的眼泪和枉然的呼救.从来贫穷的世界必然是盗贼的世界,而我们的国度里一向是大盗横行小贼落网的,那两声枪响告诉我们两个字,就是"贫穷"!又告诉我们,又有小贼"落网"了.警察局长说:"宵禁尽管解除,戒严法令仍在,随时随地都可作必要的戒严的."枪声给这和平的夜带来了恐怖,回去吧,谁不怕"戒严"呢?我走回家,路过那家大宅院门外,见水门汀地上有人酣睡,没有垫,没有盖,然而睡得这样甜美,四肢舒展着,发出匀称的鼾声；这是流浪的一家:祖父,祖母,父,母,子,女,祖孙三代.阔人们在勾心斗角,抢洋房,抢金条,抢汽车；但是请看这一家人,没有房子,不曾梦见过金条和汽车,连衣服和被盖都没有,可也得度过这一辈子,也得生活.在祖国千万里的沃野,一片"内战英雄"们的杀伐声中,我度过了"上海的宵禁解除之夜",这第一大都市有着黑夜也掩盖不掉的贫穷和不幸,但容我代表老百姓说一句话:"我们的要求很低,目前我们只需要和平与安定,没有别的奢求了."什么是和平与安定呢?请统治者在深夜里到街上费神巡行一下.请你允许青年男女在他们的恋爱的小天地里得到幸福.请你不要追击那轮底余生的小畜牲.请你少放两枪,任那求生存的"小贼"逃走.并且请你不要再颁布更新的"法令"扰乱这一家老小的安睡；他们为了求食累了一天了,让他们每夜都能够安静地一觉睡到大天亮吧.假如天下雨或起风呢,他们也不会烦你费心,他们自己总会找到地方睡觉的.便是警察先生自己,又何尝不爱好和平!我看见一个岗警为了一个骑脚踏车的女孩子在大月亮底下没有车灯,拦住她要带她到局子里去,但结果他终于不曾带她去,在"消遣"了不过二十分钟之后,便笑嘻嘻地放她走了.宵禁解除了,愿我们生活上的一切桎梏,也能够渐渐地、缓缓地、慢慢地、一个一个地解除吧.1946年6月上海——致国民党的官僚党棍们本月18日香港《华侨日报》载有标题为《一批影片禁止放映》的一则新闻:广州17日消息:军政当局顷据国民党港、澳总支部报告,以香港影剧界分子白杨、吴祖光等百余人,于4月16日在香港签名发表拥护所谓世界和平宣言,显为中共帮凶,自应予以制裁.特饬令各有关机关及各县政府、县党部命令各电影院严禁放映该签名演员之一批影片,以杜流传；及遇彼辈入境时,言论行动,尤须严密监视.你们国民党的官僚党棍们!看到这段消息,老实说,我连笑都懒得笑了.你们的滑稽戏已经演得太多,演得太臭,演得太滥.假如,我仅只是作为一个观众的话,我对你们也只有一种可怜不足惜的感觉.有一句俗话说:"苍蝇掉在夜壶里——人家看它可怜,它还以为自己在游湖(壶)呢."我把你们好有一比,你们就好比是一群掉在夜壶里的苍蝇,在这种作法自毙、死到临头的时候,居然还恬不知耻地玩这套分明命令不了、禁止不了的"命令禁止"的把戏.时候已经晚了,人民的力量已经扭转了时代,粉碎了你们的暴力.你们什么把戏也玩不成了.我知道你们今天还会缅怀你们已逝的所谓"黄金时代",你们曾经横行过一段时期,对于属于人民的影剧以及一切艺术,用尽所有卑鄙无耻的手段加以摧残污辱.你们经年累月逐日开列你们禁止的书目,封闭报馆、书店,检查窜改戏剧电影的内容；用特务武力来扼杀文化艺术,对凡是追求真理正义的人士都认为眼中钉,务期置之死地而后快.你们这样做过,而且做得很长久,为此你们曾经很得意,很神气；但是你们所最痛恨的人民,今天站起来了.真理和正义终于战胜.你们现在已经倒了霉,而且要永远永远地倒霉下去了.1947年,吴祖光于香港九龙北帝街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就"禁止"而论"禁止",以我自己的写作经历,十余年来在你们的压力之下工作,但是一开头我就看出了你们的没有前途了,只以"禁止"来说,你们日夜不休地禁止这个、禁止那个,其实你们何尝有个禁止的标准?你们这个所谓"党"不过只是一个大奴才之下一群中奴才、小奴才的乌合之众罢了.你们的禁止的标准不过只是看到一个光头的流氓便想到是你们的总裁,看到一个风骚的姨太太便想到是你们的第一夫人罢了……你们有什么主义,有什么原则,只是媚上欺下做贼心虚,把男盗女娼掩饰在礼义廉耻之下的一伙无耻之徒而已.是不是"上帝要他死亡,必先使他疯狂"?从前你们对要禁止的对象还用尽心思虚构一些冠冕堂皇的罪名,但这一次你们"自应予以制裁"的"百余人"竟是因为他们签名发表了《拥护世界和平宣言》.谁不要和平?谁不拥护和平?就是暴虐如你们、反动如你们不是一向也以"和平"为你们最美丽的谎言之一么?为什么"拥护世界和平"便是"显为中共帮凶"?杀人可以"帮凶",放火可以"帮凶","拥护和平"的"凶"(?)如何"帮"法?假如你们对"中共"的认识便是"拥护世界和平",你们更有什么理由反对"中共"?而且这样的判断还不够教训你们自己么?和平的力量是不可征服的!人民的力量是所向无敌的!就因为"中共"和人民拥护和平,你们落得今天的悲惨收场!这还不够清楚而明白么?你们更应当知道,签署了拥护世界和平宣言的"香港影剧界分子百余人"正是全中国追求进步的艺术工作者的代表人物,也正足以代表全中国争自由、求解放的善良人民.如今人民的战争胜利了,一个新的中国诞生了,新的为人民的艺术正在蓬勃兴起,在全中国充溢新的希望；这岂是你们这些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所能理解的事情.艺术自来就与真理正义不可分,你们未尝没有组织你们自己反动的剧团、影厂、书店,可是你们曾经做出过什么成绩?你们曾经企图拉拢过若干优秀的艺术人材为你们的私图工作,可是有哪一次达到过你们的目的?如今你们又来叫嚣什么"制裁"、"禁止"、"监视"了,但是纵使别人不讥笑你们,你们自己真的就不脸红吗?你们就不脸红,你们早已是日暮途穷的一群丧家之犬!你们还有多少"县政府"?还有多少"电影院"?"彼辈入境时,言论行动,尤须严密监视",可是你们还有多少"境"?无耻啊!无耻啊!你们来"禁止"吧!"命令"吧!"严密监视"吧!"制裁"吧!而我们的戏剧、电影,以及一切人民的艺术,正在北平、在天津、在武汉、在全东北,并且马上在上海、在广州、在四川、在广西、在全国人民土地上演出,放映,展览,生根,滋长,无所不在,无往不利.形势比人强!留给你们的,恐怕只有叹息和流泪了.你们国民党的官僚党棍们!再告诉你们一声,新的中国将不再有什么"禁止"、"命令",这一套把戏.人民是大量的,新中国将大开门户不怕你们"入境".只要你们有脸回来,中国人民是无庸"严密监视"你们的.好在你们从来脸比城墙还厚,不知羞耻为何物,凭着这套本领,为今之计,还是趁早想想自己将来的出路吧!原载1949年5月21日香港《文汇报》影剧版编者先生要我写一篇讨论剧本审查问题的文章,这是一个老题目,七八年以来,我们几乎不断地在写这同一的题目；少说我也写过七八篇了.现在再写,无非仍是那些说过的老话.但是如今形势不同了,今天读报,知道那个卑鄙无耻、专制独裁、毒害中国二十几年的贼首蒋介石,已经滚下了他的魔王宝座；无论在目前他还企图用什么手腕维持残局,而人民解放的全面胜利到底即将实现.审查制度自然将告结束,所以今天再来讨论剧本审查问题,已经可以说是在作清算功夫,对将要来到的新国家中的新制度来说,也庶几可备参考之 一格.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审查制度,一言足以蔽之,就是奴才的审查制度.我以眼见的事实来证实我的见解.二十九年春天国立戏剧学校到重庆演出曹禺的《蜕变》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国民党审查剧本的情形,那是曹禺头一个有关抗战的剧本,(实际上谁都会直觉到这个剧本过分夸张了这个政府的好处,这个政府怎么如何会有这样的好专员?这个政府如何容得这样的大夫存在?)所以蒋家鹰犬陈立夫、潘公展之流都亲自出席这个戏的彩排.那天的"惟一戏院"里,他们带着一群更小的奴才,都拿着纸簿、铅笔眈眈虎视；时而交头接耳,时而暗递眼色.彩排结果判定禁演,当时剧校校长余上沅,急得要命,百般疏通,潘等提出修改多点,还记得的是:(1)丁昌去打游击,取消了.(2)医院院长的小太太"伪组织",不许说,以伸小拇指代替.(3)丁大夫送别军队出征,摇动小兵送她的红兜肚,被潘公展拍桌大骂,说是"摇红旗",结果大概是改了颜色.其余的已记不清楚,游击队被删,我们可以想得到这道理."伪组织"都不许说,就叫人觉得南京的"伪组织"和重庆的"抗战政府"的"交情"之深了.而后来打听内幕,据说是当今的第一夫人也不是元配,而是"小太太"之辈,因此侮"小太太"为"伪组织"自然应在禁止之列了.此外,张天翼有一篇童话叫《秃秃大王》,写的一个魔王残暴不仁,后来被奴隶打倒的故事.由凌鹤改编成剧本,孩子剧团演出,戏是修改后准予上演,但题目被改成了《猴儿大王》,这理由是谁也猜不出的.后来由知道内情的人透露出来,才晓得审查会的意思是蒋介石是个秃头,因此这个独裁魔王不许叫"秃秃大王".独裁为蒋,移祸于猴,知道这内幕的,至今为猴儿不平.别人的剧本略举二例于上,下面说我自己的剧本.中宣部的中电剧团由陈鲤庭导演,演出我的《正气歌》,被删掉了四分之一以上.凡是贾似道的专权,朝廷的昏庸全被删去了.演期一个月,每天都有新的删节,演员每天要背诵新的剧词,一天演出一个不同的样子；没有演满期便草草结束了.我当然不再去看戏,只记得有时深夜走过国泰戏院门口,曾经两次看见张道藩和潘公展在剧场门外两个头凑在一起咬耳朵,鬼鬼祟祟不知捣什么鬼.那时候这两个好像一个是中宣部长,一个是审查会主任委员.我的《牛郎织女》是一个神话的幻想的剧本,出版、上演都通过了,但是我看到审查会的鲁觉吾时,他来买好说:"你这个戏几乎通不过,说是迷信,后来由我坚持才通过的."我才知道审查会原来是还反对迷信呢.但是何至于无知到连"牛郎、织女"的传说都被认为迷信,当然这只是作态而已,表示他们的尺度并不仅在于政治问题,还要废除迷信呢.《风雪夜归人》,依照鲁觉吾所说,也是经过他的帮忙才能通过的.当中的一句"大官都是强盗"是当然删掉了的.朋友H君告诉我,在演出时看见钱大钧同他的姨太太在看戏,看到一半便拂袖而去.在后两排看见H君,H君问他为何不看,他气冲冲地说:"诲盗诲淫!"接着潘公展便写信给演出者应云卫讨戏票(他连买张票都不肯的),云卫故意送了他最后一场的票,而在第一期的二十几场演过后,正准备重演时,审查会的又一道公事来了,宣布禁演,同时也禁止出版.潘公展并在一次招待会上大骂这个剧本.这时又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一个被某显宦拖住不终席而退的姨太太(不知是否钱某),事后独自去看了三次.这是个不能证实的传说:却证实了《风雪夜归人》应被禁演的理由.国民党的显宦豪门之中哪一个没有三妻四妾,这样的戏其不被认为"诲盗诲淫"者,其岂可得乎?接着我的《林冲夜奔》被禁演、禁出版,罪名是"题材不妥",这就越发直截了当,连枝枝节节都嫌麻烦了.胜利之后,我写了两个新戏在上海上演,一个是《捉鬼传》,一个是《嫦娥》,这样的戏居然上演,观众无不认为奇迹.但《捉鬼传》演出正巧在召开政协之时,国民党也在叫"民主"叫得震天响,这戏的演出算是被我们投了机,然而我仍被上海社会局传去问了一次话；《嫦娥》则碰上一个与特务有关系的人做老板,他说只要能赚钱,别的都没有问题,虽然戏一上演便被上海警备司令部和社会局每天跑来麻烦,但都被这位老板以他的特殊力量挡住了.之后,我到了香港才知道这位老板受了党的处罚,关在苏州受训三年不得任用,在他真是无妄之灾了.同时,孙景璐小姐告诉我,有警察、宪兵跑到我们在上海常去吃茶的维多利咖啡馆去捉我,因为咖啡馆里的一个年轻人搭了一句话,被拉去关了一天,便更是莫名其妙的事了.《嫦娥》虽然演出,但被强迫修改十六点之多,详细我已记不清楚,当时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被《文萃》编者王坪拿去,不两天"文萃社"被查抄,主持人被捕,刊物被禁,我的文章便不知下落,且曾为此惊慌甚久,现在大约记得有以下几点是当时谁都说起来就忍不住会笑的.主要的、笼统的一点是说:自有话剧以来,有批评政府的,有责备贪官污吏的,有攻击奸商的,有揭破社会黑幕的,但从未有这样显明地从头至尾骂"老头子",老头子蒋某也.此外,审查官指出:剧中嫦娥十六岁,逢蒙反抗后羿离去,分明指的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剧中的光明分子逢蒙穿红袍,坏人吴刚穿绿袍,不可,将两人衣服换穿.(按:这是审查到服装上去了.)剧中后羿一统天下二十年,然后被人民打倒,分明指的是蒋某执政二十年.剧中四姊妹嫦娥最幼,分明影射宋家姐妹.剧中许多对话分明是蒋某平常说的话.剧中说到嫦娥吃的"炸酱面"(按:此处引用鲁迅先生《故事新编》中《奔月》原句)分明暗指"炸蒋"!有这几点,已叹观止.用不着解释,这些奴才"做贼心虚"的心理已经活灵活现.国民党的宣传、审查,哪有一点方针、一点政策?彻头彻尾都是战战兢兢的奴才心理；生怕他们的领袖,以及上级长官降罪下来；连姨太太都会通报到那个"海上女妖"宋美龄头上去,连炸酱面都会想到他们的蒋总统会被"炸".更有一点特色就是凡是剧中被否定、被讽刺、被责骂的,他们都牵扯到自己头上,说是骂了自己.从来就不把那些光明的、好的,认为是在捧自己,反之都说是共产党,那就何怪今天共产党领导人民革掉了国民党的命,把他们的大总统赶下了台,昨天作威作福的审查正是他们自己为自己挖掘了坟墓.一个新的中国就要出现了,新的、为人民的制度将会替代了过去的黑暗与不合理.新的中国将是民主的、自由的国度,这是不复令人置疑的事情.以后是否仍应当有审查制度呢?这是一个新的问题,近来有许多朋友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主张审查制度应当继续,因为在新中国的初期仍不免有封建的、倒退的残余力量与思想存在,这些东西混杂在文艺、戏剧里面仍是有毒害的.我以为过去的政府是扶持黑暗的,而新的、人民的政府是打倒黑暗的,在一个民主合理的制度之下,魑魅魍魉将无所遁形；任何有毒的东西都将难逃人民的制裁.人民都是追求真理、向往进步的,亦将没有人敢于宣传危害人民的思想.追求真理的力量足以击退任何敌人,足以击退任何阴谋与毒害.一个民主的国家,所贵就在言论、学术、思想的自由.操之于少数人的事前审查,远不如交给广大的读者与观众予以公平的裁判.好的必然被传诵推广,坏的必然遭受到唾骂与淘汰,而惟有通得过广大读者观众的作品才是经得考验的好作品,这将远较被少数人传观否决公平合理得多,这其间的得失是很明显的.中国人将获得真正的言论、思想、身体的自由了.不再是梦想而是铁般的现实.每一个有血有肉、有一腔追求真理之情的,有正义感、责任感的中国的演剧工作者,谁能不振奋精神全力来迎接这个新的中国!新的中国是个大有可为、前途不可限量的中国,而我们就将在广大的人民之前,演出我们发自良知与良心的、为人民的戏剧了.原载1949年1月24日香港《文汇报·影剧周刊》第9期从1937年我开始学习写作起,到1949年解放以前为止,在这十二年之中我写过九个多幕话剧,一个独幕剧,创作和改编了六个电影剧本,一个散文集.这些作品都得到演出、拍摄和出版.在解放以后这三年多的时间,我几乎停止了创作,只改编并导演了一个电影片《红旗歌》,编写了一个评剧本《牛郎织女》,再写了一些短文.在旧中国的黑暗年代,在创作生活里我没有感到过题材的枯窘；相反,常常是在写作某一个作品时便酝酿或完成了下一作品的主题了.那时候生活里到处都是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反抗,因此我的创作大都偏重在暴露与讽刺黑暗和反抗压迫这一方面.这样的题材真是俯拾即是.解放后,我的创作源泉好像突然堵塞了.原因没有别的,那自然就是学习不够,没有生活,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太低；目光如豆,不但看不到现实的前面,即使现实生活里的矛盾也看不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的可能性就太少了.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工作变了.解放后我担任了电影导演的工作,事实上和意识上我是脱离了写作了.我本来就写不出东西来,这样正是"藏拙"的最好方法.另一方面,我觉得在电影导演的任务之外进行写作是不是"走私",是不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呢?在1951年我接受一个私营地方剧团的约请编写评剧《牛郎织女》时,我要求剧团在广告上不要登出我的名字.这显然是不必要的,电影局领导方面从来没有讲过不许我们从事本身任务以外的文艺活动.此外我也并不是没有时间；但是我就是没有创作,更没有好好学习.我想我再也不应该自暴自弃了,我仍应该在导演工作之外,利用剩余的时间来创作.解放以后,创作很少或没有创作的作家,不在少数.但也有许多是例外.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范例,就是老舍先生,他始终在不停地创作.他给了我们像《龙须沟》、《方珍珠》、《柳树井》这样的剧本.他也有写成了而被否定的剧本,一改再改以至十几次修改而仍未定稿的剧本.这说明老舍先生的创作也是有很多困难的,但他在任何困难之前都没有停顿,退缩.我们应该好好地向老舍先生学习.60年代吴祖光于北京马家庙家中除去作家的主观努力不够之外,我认为批评方面也有缺点,缺少肯定和明确的意见,尤其是对于优点的肯定.我们需要批评,更需要鼓励.缺点应该指出,优点也应该加以肯定.批评家不要怕负责任而是要切实地负起指导创作的责任来.三年多以来我们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成就远落在现实和人民的要求之后.这使我们很容易地想起我们的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的成就,我们的工人在工业建设生产方面的成就,我们的翻身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成就,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大部分作家们都决心向工农兵学习,下厂、下乡、下部队去深入生活来改造思想.而在创作的成绩方面来说,我们就大大地缺乏向工农兵学习,竞赛,以至于挑战的决心与勇气.固然文艺作品不适宜和工农业生产品相提并论；我们很多人的思想还没改造得好,对于新社会的新的生活新的事物还没有足够的熟悉和了解等等.但是即使如此,把这些困难都打在里面,我们的创作热潮还是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的.我们的文艺创作的热潮必须高涨起来.过去的退缩和沉闷的局面必须扭转.除去加强学习,深入生活之外,我们是否应当考虑一下改变作家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作家们在解放后都做了文艺干部,每天向政府支取生活费,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了保障；而政府和人民并没有严格地对我们提出什么要求,三年没有创作的作家也没有受到哪怕只是轻微的指责.饱食终日之余,我常常想到:我和二流子的区别何在呢?这样的生活未始不是养成了作家们的"供给制思想"的原因之一吧.这样我想到我们为了促成文艺创作的繁荣,适应现实的需要,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改变目前的作家们的生活方式的问题.改变作家的生活方式可能很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我想首先我们应当肯定:作家应该以他的创作维持他的生活.创作就是作家劳动的结果,就是作家的生产成品.假如今后作家的版税、稿费、上演税都在政府的保障之下成为一种制度,这对于作家和读者观众来说就是对于劳动的重视.优秀的作家的优秀的创作必然得到群众的喜爱,必然争取到广大的读者和观众,也必然因此获得较为优厚的待遇.这是作家本分应得的,自然也就是一种最合理的最实际的鼓励.这种鼓励将促使作家增强劳动.对不够努力的作家们,这样也不失为一种刺激.解放前的一段十年以上的时期,我是以版税尤其是上演税为生活的主要收入的.解放以后我没有什么创作,但是我感觉着目前对于创作劳动的重视是显然不足的.这里我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来说:我在1947年曾经写了一个神话剧《嫦娥奔月》.这三年以来据我所知:上海有人把它改编成连环图画,改编为沪剧上演；青岛文联把它改编为京剧上演；北京某剧团改了名字并改编为京剧上演；辽西省文工团木偶剧队把它作为木偶剧上演.这些改编和演出的作者都换上了别人的名字,并且改动的地方也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是我本人是根本连通知都不会得到的,作者理应得到的权益当然也就不必谈.这种情况我想不是个别的.再举一个例子,譬如现在地方戏最流行的《小女婿》.就我所知,剧中人物、背景,及大部分的内容都足以说明这是根据李健吾所作话剧《青春》改编的.但是李健吾先生的名字从来没有和《小女婿》发生丝毫的联系.作家的权益是应当得到保障的.这就是说文艺创作这一劳动形式应当得到它应得的重视.这可能成为改变作家生活方式的开始,也即是消除作家的"供给制思想"的对症之药.这样做必然还要经过一些步骤和相当的时间.但是我相信文艺创作必须在职业化之后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和进步,这将是促成我们人民文艺的创作高潮的推动和力量.此外应当考虑的当然还很多,譬如有一些优秀的作家长时期担负了行政责任的,把他们从行政事务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把力量转向创作,这也是应该考虑到的.1953年2月1944年的夏天我曾在四川"秀绝天下"的峨眉山住过两个月.一同上山,一同住在双飞桥清音阁上的一间房子里,并且一同下山的是剧作家宋之的.1956年8月底我第二度再到峨眉山,距离前一次已经是十二年了.时代已经变了,解放后的峨眉山仍是那样郁郁苍苍；而十二年前的游伴,爽朗健硕的宋之的同志却在一年前再也教人难以想象地做了古人.想到这里,心里就觉得难受起来. 从成都乘车出发的时候还是阳光明媚的天气,但是来到峨眉县就见蒙蒙细雨弥天盖地而来,远远望见的峨眉山在云里雾里若隐若现,真像含愁的美人一样蛾眉双锁.是秋天了,绿暗红稀,雨里的峨眉特别显得萧索；山上游客也很少了.我们来迟了一步,这上山下山的八天时间,就都在雾里过了.报国寺里读《聊斋》在成都出发之前,我一人去西玉龙街、玉带桥街逛旧书店；一来这里是十多年前常去的地方,二来我想买一本介绍成都的游览指南一类的书.从前在成都住的时候反而没有想到认识成都；而这一次匆匆而来,又要匆匆而去,便想尽可能地多亲近亲近,多了解了解这座可爱的城市.可是跑了两转非常失望,这两条街的旧书店本已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