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是乔冠华的老朋友，建国后，乔冠华一直忙于外交和国际新闻宣传事务，与文艺界的接 触少了一 些，但他还是与胡风保持了交往，并关心胡风的工作情况。　　1950年国庆节后，乔冠华与胡风、冯雪峰、胡乔木等应邵荃麟之邀，一起赴邵寓聚谈，吃了 一顿螃蟹 。席间，乔冠华提出要胡风不再回上海，留在北京工作。乔冠华从朝鲜战场回来的 时候，他们还一起 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过一次文艺晚会，是观看上海京剧团演出的新编历史 剧《梁祝哀史》。　　胡风是一位充满悲剧的人物，他忠诚地继承鲁迅的批判战斗精神，对党肝胆相照，然而建国 后处处碰 壁，受到误解、批判乃至身陷囹圄。从胡风的思想渊源和文艺实践来看，他是三 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 中诞生的左翼文学理论家，他把世界革命文艺理论及其实践经验与抗战 以来的“五四”新文艺战斗传 统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在鲁迅先生逝 世以后，他自觉发扬鲁迅先生所开创的 现实战斗精神的实践道路，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指导 和影响文 艺创作实践。但胡风的所有文学活动都 是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为出发点的，他强调知识分 子应该带着“五四”的战斗传统进入抗战，在接 近大众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大众的思维方式、 感情方式和认识生活的方式，来更好地引导大众参加抗战 并在抗战中逐步提高自己。这些鲜 明体现了“五四”启蒙传统特征的思想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从战争要 求出发强调知识分子自觉改造思想感情、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为工 农兵服务和为政 治服务的思想，实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于四十年代解放区与国统区的生活环境 不一 样，这些差异还不明显，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全国文艺的总方针时，这些差异就 不能 不尖锐地表现出来。但胡风本人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差异的严重性，他把它看成是 来自解放区的 一些文艺理论家在解释毛泽东文艺思想时发生的理论偏差，为了让毛泽东直接 理解他的理论观点，他 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系统地解释了自己的理论主 张 ，并逐条反驳何其芳、林默涵 等人对他的批判。　　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 史教程》，第1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这就是胡风1954年7月上书中 共中央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又称作为“三十万言 书”)，报告共分四 部分：1几年来的经过简况；2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3事实举例和关 于党性；4 作为参考的建议。结果适得其反，胡风并没有因此获得信任，反而堕入了磨难的 深渊。　　胡风递送三十万言书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李希凡、蓝翎这两位“小人物”联名合写了 一篇文章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先是送交北京《文艺报》希望发表的，却遭到 了编 辑部的冷遇，不 得已，才转到母校山东大学去发表。母校老师很支持，所以才在1954年第9 期《文史哲》上首先发表。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但当江青 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该文时，竟没有得到《人民 日报》的允许，只在《文艺报》上转载了 ，还加了一段编者按。　　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他在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的《关于 红楼梦研 究问题的信》中，抱怨某些“大人物”“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阻拦‘小人 物’的很有生气的 文章”。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见《毛泽东选 集》第五卷，第134～135页，人民出版社1977 年4月第1版。　　由此，毛泽东又亲自揭 开了一场政治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从这年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扩大联席会议， 就《红楼梦 》研究中的胡适派唯心论的倾向，及《文艺报》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展开 讨论。胡风每会必到 ，第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扬跑来动员他发言，他未为所动。　　第二次开会前，胡风打电话给乔冠华，告诉乔冠华，他不想发言。乔冠华听了，在电话中对 胡风说： “为什么不发言?发言愈尖锐愈好!”胡风又打电话给陈家康，陈说，应该发言，但 要稳。但是，这时 胡风还在犹豫究竟要不要在会上发言。　　不过，胡风最终还是感情激动地发了言，指责《文艺报》和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后来有研究 者认为， 当时胡风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因而转向对他的批判。如果以为胡风当时不在会上 发言，这场批判就 不会发生，这只是书生的皮相之见。当时对《红楼梦研究》以及对《文艺报》的批评，也不过是开展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突破 口。在12 月8日下午的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著名发言。　　三大部分中的第三部 分即为《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岐》，严厉批评胡风企 图“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 。在讲话结束时，周扬发出了号召：“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为着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为着发展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 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必须战斗!”　　这时，外界的形势步步紧迫，《文艺报》很快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二、四部分印成小 册子随刊 附发，各种名目繁多的讨论会纷至沓来，胡风坐卧不宁，寝食难安。　　1955年3月的一天夜晚，乔冠华偕同陈家康、邵荃麟(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去胡风寓 所访问，与 他交谈问题直到11时半。乔冠华向胡风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 更好建设 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这天晚上主要是乔冠华谈，邵荃麟、陈家康只说过很少的几句简单话。谈话中，乔冠华曾对 胡风说： “……别的不说吧，你跟党这么多年，至少是你没有积极提出要求入党，这在思想 上应该检查检查。 也可以回忆一下历史情况，看有什么问题……”　　邵荃麟在一旁说：“你老指责宗派主义，左联的事情我不清楚，至少我和你的关系应该是没 有宗派的 ，但你也把我划入宗派了……”陈家康仍是老样子，慢条斯理地说道：“对你的问题，总理主张过去的事情暂时不要谈，先 工作起来 再说。”参见胡风：《关于乔冠华》及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看样子，周恩来和乔冠华等人还是想帮一下胡风，让胡风赶快过关。但是，毛泽东这位政治 战略家却 容不下胡风，他决意将胡风置于对立面。　　5月13日起，《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情况骤变。胡 风和他的朋 友们性质变了，他们被认定为“一个暗藏在革 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 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 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3页，人民出 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从而胡风等人 被强加上“反革命集团”的罪名遭到镇压。事实证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个 错案 、冤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平反，这是后话。当然，作为胡风长期的朋友，周恩来和乔冠华是想帮助胡风，可是他们又不能违背最高当 局的旨意， 爱莫能助。无奈之下，乔冠华从此远离文艺，对朋友也没有像某些文艺界头 面人物那样，落井下石。第四部分第12节 周公身旁(4)1954年11月，根据周恩来的提名，乔冠华任外交部党组成员，并出席外交部部务会议。　　见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上卷，第425页，中央文献 出 版社1997年5 月第1版。　　此时的部党组书记由周恩来兼任，张闻天为党组副书记。万隆会议结束后，乔冠华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显然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尽管乔冠华在外交部的工作十分繁重，但作为一名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早已名闻遐迩，他 应各方面 的邀请，开讲座，搞演说，宣传党的外交政策和对国际形势的独到见解。可惜由于 时代久远，这方面 的材料目前留存得不多，这里仅列举两例。　　中共中央党校原称马列学院，195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马列学院自8 月1日起改 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或高级党校)，由杨献珍任首任校长 。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党校的任务主要是轮训党的高级干部，省、部级干部或司、局级干部都 在这里学 习，学习时间一般为一年。五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央党校的黄金时代”(安子文语)参见龚士其主编：《杨献 珍传》，第17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校领导为了开阔学员视野， 敦请各方专家学者到校演讲，乔冠华也在聘请的名单之中。据其时任建工 部财务司长的顾准 在 日记中记载：“星期六(1955年10月30日)听了乔冠华的报告，列举了两方实力对 比的变化， 和资本主义阵营内各类国家的动向，很精辟。”陈敏之、顾南九编：《 顾准日记》，第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顾准是一位善于思 考的学者， 他在听了乔冠华的讲座后，觉得颇为过瘾，颇为“兴奋”，乔的启发， 使他当晚“十分兴奋 ，到2点多才睡着”。　　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日记》，第12页，中 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乔冠华与母校清华大学感情极深，1957年上半年他接到母校的邀请，便摒挡一切，抽空回母 校作报告 。他的报告深入浅出，既生动活泼，又发人深思，与那些板着眼，渗透“左”的气 息的说教，简直不 可同日而语，从而给当年的师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以下有一份材料可 以作为佐证，这就是中杰英 先生在回顾反右斗争时所说的：　　〔清华有〕一位也受到非议的党委成员，……当时刚刚调入清华不久，分 工主管思想教育，可能由于 不适应大学环境，仍沿用战争年代比较简便刻板的工作方式，经 常教训学生。……在大礼堂上政治大 课，他讲地主怎样虐待长工、童养媳如何可怜，下面 的听 众恐怕没有一个是当过长工或童养媳的，有 些人便昏昏欲睡或借故离去，……〔其实〕清华 学生的智商大都不低，仅用粗浅的阶级斗争道理是难 以折服他们的。假如多讲一点“一二? 九”运动、闻一多、朱自清……等等爱国精神和反对国民党专制 独裁的光荣校史，效果必有 不同。这与来自校外的一些客座报告的反应可作观照，如乔冠华讲过国际 形势，薛暮桥讲过 经济发展……等等，连大礼堂外草坪都坐满了人听扩音器，觉得很到位很过瘾。　　中杰英：《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见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记忆》第3辑，第67～68页， 中国工人出 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为了作好这些让大学生“过瘾”的报告，乔冠华花了大量的功夫，从选题、准备、找资料、 分析、归 纳，颇见功力，既传达党的外交政策，又开阔了学生的视野。第五部分第13节 “右”的边缘(1)1957年，可以说是共和国的多事之秋。正当中国努力调整经济关系和改进管理体制，以便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的时候， 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内部发生了波匈事件，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国际国内 形势作了分析和判断 ，采取了开展整风运动等重大举措。1957年夏季以后国内形势的发展， 发生了诸多始料未及的复杂情 况，一场急风骤雨式的“反右”斗争，致使中国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的事业开始走上艰难曲折的道路。 乔冠华所在的外交部，当然也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运动起来。　　乔冠华是性情中人，按他的率直、尖锐的性格，对机关作风、某些人事评点指摘，难免口无遮拦。然而 这在反右斗争中，绝对是犯忌的。随着全国性运动的深入，各地各部门普遍“深 挖猛打”，反对“温 情主义”，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曾经说过几句错话，属 于认识上的问题，或者虽有严 重错误言论，但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甚至包括许多善意 地提出正确意见的人，一律不加分析地 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552877人，其中 绝大部分属于错划。　　乔冠华虽然没有被划为“右派”，但在内部被认为已到了“右”的边缘，差一点被戴上“帽 子”。他 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全赖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即便如此，乔冠华在运动中还是受 到冲击，不断地要 求作检查，以度关口。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印象里，乔冠华和外交 部另一位好当家章汉夫，当 时的日子都不好过，夏衍是这样说的：　　1957年冬，有人给乔冠华贴了几张大字报，我问汉夫，“老乔出了什 么问题？”他摇了 摇头。一言不 发，我有点纳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对我“保密”？这个疑问直到十年浩劫中 看了“章汉夫专案组” 向我提出的一大串提问之后才开始了解。原来林江反革命集团要我“ 交代”的是：三十年代汉夫保释 出狱时有什么条件，国民党给了他什么“任务”，在重庆工 作时他和“美军联络员”有何“勾搭”， 甚至异想天开，问他在香港为什么没有被捕？这些 造反派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凡是被捕过的人一定是 叛徒，没有被捕的人则一定是内奸！我还 记得，有一次一个专案组提问我时说漏了嘴，居然说：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是谁保护了他？在外事口，有什么人能保护他，这是谁都能想到的。项 庄舞剑， 目标是什么，一切都清楚了。 夏衍：《代序》；见《夏衍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 版，第501页。　　显然，周恩来并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得力干将遭到磨难，他所掌控的外交事业，毕竟还是要依 赖像乔冠 华、章汉夫这样成熟有为的外交家的。一路上磕磕碰碰，乔冠华总算安然无恙地度过了1957年。对此，知道内情的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在她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一书中 证实：“周 恩来说道：‘由我来负责……是我的过错……但斗争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公正， 不实事求是的作法…… 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调查。’他试图缩小反右派运动的打击面，尽可能 多 地保护一些遭到指控的人士。 其中之一就是乔冠华，乔是我的朋友、周的新闻官员龚澎的丈 夫。有人告诉我，‘乔因周的保护，才 没有打成右派。’”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346页。　　转眼到了1958年，这年年初，中国外交部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动--根据《陈毅年谱》记载： 2月1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免去周 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职 务，任命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 》下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732页。　　在此之前，陈毅已从上海调至中央工作，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协助周恩来管理国家的外 交事务， 折冲于尊俎之间，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随着《主席令》的发表，57岁的陈毅走 进了北京外交部街 33号的办公大楼，全力以赴主持中国的外交工作。　　当时国际舆论纷纷评论。法新社评论说：“陈毅元帅完全有资格负责领导中国的外交政策。 ”但具有 35年党龄的陈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对人说：“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感 情一上来就脱口而 出。”人贵有自知之明，陈毅既然想到这一点，他一定会正确对待自己。 所以，他上任后，一如既往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认真坚持请示汇报制度。　　此时，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对新部长的到任，也有一个适应过程。他和陈毅的交 往，经历 了误会而消弭、相知而相交，最后建立深厚情谊的过程，成为中国外交界的一则佳 话。章含之在《十 年风雨情》曾披露了个中原委，值得一读。这里不妨转述如下：“……冠 华和陈老总生前的友谊是不寻常的。我十分感动，自然也想起冠华生前多次对我讲过的他与 陈 老总的情谊。冠华多次对我说，陈老总是他最敬佩的老同志之一。他说老总襟怀坦荡，毫 无私心。他 对同志真诚、恳切。老总身居高位，对下级平等相待，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发现 自己的判断或做法不 妥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对下级承认自己的失误。冠华给我讲了以下这段 他终身不忘的历史：1958年陈 老总来外交部接任外交部长。当时部内正在搞反右倾运动， 冠华是重点批判的对象。陈老总初来时听 信了汇报，认为冠华是外交部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 人物之一。部党组连续开会批判冠华，说得都很重 ，因为1957年冠华就险些成为右派，那时 他被批评为裴多菲俱乐部主要成员。后来是因为周恩来保了 他，没有打成右派，否则他的才 华早在当时就被埋没。没料到一年后出了庐山会议接着批右倾，他又 成了目标。陈老总在党 组会上曾经批判冠华是赵匡胤式的人物，‘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运动最后 ，冠华受了‘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冠华对我说，那一次也很厉害，鬼都不上门了。有些人本来关系 很近 的，甚至是近亲，都不来看我们。然而，大约一年之后，陈老总在实际工作中观察了解了 冠华， 认为当初对他批错了。于是，他找冠华谈心，坦率地对他说当初他来外交部时认为这 里知识分子成堆 ，乔冠华是其中的突出人物，桀傲不驯。老总说听了部里反右倾运动的汇 报，就想一定要把乔冠华的 傲气打下去。现在回想，这是错误的，希望冠华不要计较。冠华 说一个老同志，政治局委员，能这样 向下级坦诚地说整他整错了，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 从此他们成为默契配合的上下级，生活中无话 不谈的挚友。”章含之：《风雨情》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124页。　　的确，陈毅和乔冠华两人的友谊，令 人肃然起敬，心向往之。第五部分第13节 “右”的边缘(2)乔冠华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伤害，心情抑郁。这时一向善解人意的夫人龚澎，给 了他无微 不至的照顾和呵护，给了他家庭的温暖，帮助他早日走出困惑的阴影。龚澎建国后一直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工作相当出色。乔氏夫妇在外交部素以琴瑟甚笃 、相得益彰 而著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尚少，对国际的信息交流还 不十分畅通，那时龚 澎领导的新闻司了解各国的情况是很重要的渠道。毛泽东过一段时间就 把龚澎叫去汇报一次各国情况 ，后来乔冠华也一同前去，汇报并议论国际问题。对“反右倾”以后乔氏夫妇的一些情况，他们在外交部的同事张颖九十年代曾有一段回顾， 她深情地 写到：　　1949年后，因工作各异，接触少了。但我们还很有缘分，1956年我调来北 京工作，我们一家和龚澎一 家始终住在同一宿舍大院，从无量大人胡同到报房胡同都是近邻 。虽然平常往来不太多，但当心里装 着无处诉说的话时，很自然就会去找她倾诉，她也是这 样。记得1960年时，我患心脏病在家休息。那 是在“反右倾”后，她心情不好，有天来探望 我，谈起“反右倾”，她心中并不平静，却表现得很大 度，别人对她的不公平批评，也都谅 解。但她却带着一些忧虑谈起乔，说他受不得一些委屈，也受不 得一点批评，常为此而饮酒 过量。我只好让她劝乔少喝酒，怕伤身体。还开玩笑地说你家阳台上的茅 台 酒瓶都 堆积如山了……程湘君主编：《女外交官》；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68 ～469页。事实上，乔冠华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对工作还是孜孜不倦。　　1958年3月9日，乔冠华根据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现载《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中要求 各级党委“培养秀才”的指示，专门召集一个“改进外事文稿写作”的座谈 会。当时外事文稿写作存 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框框多，从内容、结构到语言，成套设 备，搬来搬去，不敢越雷池一步； 求全、繁琐，宁多勿滥；概括性不强，抓不住中心，不区 别对象，该虚而实多，该实而虚多。乔冠华 认为：“如不改变这种状况，就混不下去了，首 先是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对症下药，讲了自己的看 法和体会。就在这次座谈会上，乔冠华首先讲了起草文件的一般方法问题。对此，他指出，首先，要把 每一个有 关材料认真、仔细、反复地搞清楚，彻底掌握敌、我、友三方面的情况和前后左右 各方面的关系。特 别是写辩论性的文章，一定要彻底掌握对方的论点，否则就不能击中敌人 的要害。要想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下苦功夫，没有别的捷径。他说，1953年搞中印边界问题 的文件时，我把尼赫鲁的有关材料反 复地读，上床睡觉时都去想。　　其次，要从材料中跳出来，动脑筋想一想，要像害了相思病一样地想，然后才能发挥，才 能使 材料和 观点结合起来，和我们政策要求结合起来。为什么1月10日关于印尼退出联合国的声 明和最近关于越南 问题的几个声明，都能有些生气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再次，每个文件都是战斗，争取谁、反对谁、孤立谁，要有对象。反对敌人，要在具体问 题上 具体反 对，不是空谈反对，要提出矛盾，解决矛盾，这才有力量。根本问题是要带着政治感 情去 写，这样才 不致冷冰冰，才能有战斗性，气势才能壮。乔冠华举例说，第二次关于越南问题 的声明(2月13日 )， 是我晚上看了游行，在心情激动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不看游行，有几句话是编不出来的 。因此，写文 件的人一定要参加些对外活动。　　接着，乔冠华就日常面广量大的几种外事文稿，分别讲了如何改进的意见。“关于来往电报 ” ，乔冠 华说：“我们起草的电报，长得很，不得要领。最近总理(周恩来)要求外交部每天搞 电报 摘要，就是 因为电报太长了。从我这里过手的电报，我的主要工作是删。批复电报，把击中 要害的话，说一句两 句就可以了，不应该把来电照抄一遍，或把不必要的话硬往上加。其次 ，还 要提倡是非分明，什么该 干，什么不干，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旗帜鲜明，否则对大使毫无帮助 。在起 草给使馆的复电时，需要慎 重，原则的、刀口上的问题，一定要说清楚。我们考虑到，不能 从北 京指挥一切，不能对使馆提出的 一个个具体问题都发指示，这是对大使的不尊重，也很难办 。这是一个革命化的建议，希望大家认真 研究。”　　“关于内部请示报告”，乔冠华说：“司里写的请示报告，对象是部，是中央。一般说来， 中 央领导 同志只希望看到概括情况，用不着具体细节，因此要简明扼要，生动活泼，如见其人 。如果罗里罗嗦 ，对中央领导同志是个大灾难。”“关于起草对外讲话稿”，乔冠华说：“一句话，要写得短些。写出来要像话，不要不像话 。陈老总 批评我们一个稿子‘长句硬如铁，念稿要出血’。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设身处 地为讲话人想一想 ，只是认为写出的东西，政治上不出错误就可以了。这样是不行的。我起 草文件的经验是，不管在什 么情况下，事情多么急，天已多么晚，我总是在写好后，从头到 尾再念几遍，听一听，像不像话。有 人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求全思想，一句话总要四面八方 都照顾到。我看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对这种人，只能说他是书生气。突出一个思想 ，不是排斥其他思想；把什么话都说上，等于没有思想 。”　　“关于起草政府声明”，乔冠华说：“对外声明，是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的活的体现，要 有论辩， 要有发挥。最近一个月内发表了四次关于越南问题的声明，每一次我都把那一次的 特点、政治动向概 括进去，否则必然会重复。1月10日，关于支持印尼退出联合国的声明， 在起草的时候，来了苏加诺的 讲话，这就不能不针对苏加诺所讲的，抓住他的几句好话，用 在我们的声明上。这样文章才能有灵魂 ，才能有战斗性。灵魂就是抓住当时具体情况下的具 体矛盾，并且找出解决这个具体矛盾的办法。　　“今后要搞这种文件，第一，领导上要亲自抓，必须给下面同志具体帮助。第二，必须给起 草文件的 人一定政治待遇。今后对写文件的人，要不以级别限制，多给文件看，平时多吹风 ，这不叫特殊。我 们不能单纯地只顾一方，说你起草的文件不能用。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写出 的东西好一点呢？就是看的 材料多些，听的多些，别无窍门。第三，就是要有革命的顽强性 。写的东西领导上批评了或否定了， 不要泄气。泄气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一个人下 笔即能成章。我每写一个稿子，总要反复考虑 ，即使晚上躺在床上，还要想一想那一句、那 一字用得对不对，更要反复地想，为什么要改？如果大 家每次都能这样想，时间久了，慢慢 就会进步。”　　乔冠华讲话后，外交部于3月8日、19日两天，分地区司、其他单位两个片进行座谈讨论：为 什 么写不 好?怎么改进?提出了以下五项措施：一、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战斗风格和深入浅 出 、生动活泼的语 言文字；二、有组织有领导地学习领导上批改过的文件和一些范本，不断总 结经验；三、普及与提高 相结合，发动大家动手写、进行实践练兵，同时司、处有重点地培 养一些写手；四、目前首先要求起 草文稿做到重点突出，文字通顺，精炼简短；五、改进写 作方法，上下结合研究，然后指定一人执笔 ，反复修改，九分酝酿一分写。从此以后，外交部的外事文稿起草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至今人们还怀念乔冠华那一次召集 的改进外 事文稿写作座谈会所给予的教益。 详见曹俊杰：《文采风流话“二乔”》；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284页 。　　毛泽东曾对外交部起草的文件讥为“打官腔”。此事，也只有毛泽东对乔冠华说，因为他揶 揄外交部 的文章，乔冠华当然懂得其是何所指。这时，乔冠华的才气和聪慧再次“临场发挥”。除参与草拟中国政府声明等重要文件外， 乔冠华还曾 多次替毛泽东起草文稿。比如后来在1964年8、9月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 总书记本?贝拉总统两 次致函毛泽东。外交部曾在9月10日请示报告中建议以毛泽东的名义 回函并附代拟稿。10月13日，毛泽 东批评复函草稿是“打官腔”：　　打官腔，不能用。本?贝拉又有第二次来信。请外交部同志重新起草回信 稿，送我修改后再发去。毛泽东10月13日　　5天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乔冠华执笔起草复函草稿。他并在本?贝拉总统9月1回函的 译文上批示道 ：“退外交部。”正如乔冠华所言，“打官腔就是不看对象、时间、地点和具体情况，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话讲 得太多。 ”于是，乔冠华首先把本?贝拉最近的讲话重新翻一遍；随后又把毛泽东最近与阿 尔及利亚客人的谈话 认真地看一看；最后，他再仔细想想需要讲些什么。这样就是“对症下 药”。乔冠华很快于10月23日 “交稿”，一次就获通过。毛泽东收到后即在乔的送审稿上批 示：即退外交部办，打印，下午送我签字。毛泽东10月24日15时在“即退”两字下毛泽东还特意打了重点号，其对乔冠华代拟稿的满意之意，可窥一斑。“当然，信的灵魂(几句话)还是毛主席自己加上去的。”乔冠华后来谦虚地说。　　本书引录的信函参见《大地》杂志，2003年第5、6期。第五部分第13节 “右”的边缘(3)编写共和国历史时，1958年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在总路线指引下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 ”虽然在迎 风飘扬，但为了这三面旗帜不倒，全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现在普遍被认为是一场彻底失败的大倒退。这一年，中国 人在与天斗与 地斗的时候，终究没有斗过天和地，反而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可是，中国人在与美国人斗争时，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 胜利，便是这年8、9月人民解放军炮 击金门；这个胜利，同样也凝集了乔冠华的功劳。　　这年5月中旬，黎巴嫩人民掀起了反对本国政府的斗争，美国趁机对黎巴嫩事务进行横蛮的 干涉。1958 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进行民族革命，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采取了反帝的立 场。7月15日，美国在 “保卫黎巴嫩主权”的借口下，派遣武装部队在黎巴嫩登陆。7月17 日，英国出兵约旦，并在地中海和 海湾地区集结军队，伺机蠢蠢欲动。　　美英这一镇压阿拉伯人民民族独立运动和制造紧张局势的严重战争冒险行为，理所当然地遭 到阿拉伯 各国人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7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 烈 抗议美国侵略黎 巴嫩，坚决要求美军立即撤出黎巴嫩，表示中国人民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 正义斗争。7月18日，中国 政府抗议英国出兵约旦，威胁伊拉克共和国。抗议书指出，全世 界 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英国侵略 约旦和威胁伊拉克共和国的战争挑衅行为，绝不会袖手旁 观。中国政府警告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 对约旦的武装侵略，并立即从约旦撤出一切武装 力 量，必须立即停止在伊拉克共和国周围集结军队的 挑衅行为。同时，周恩来总理7月29日在 给伊拉克共和国总理卡塞姆的信中，表示了“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将尽力支持贵国政府和人 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斗争。”美国一面在中东地区制造紧张局势，一面又继续支持蒋介石集团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 战争挑衅。美国 在武装入侵黎巴嫩的同时，宣布其在远东地区的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台 湾当局乘机扩大事态，加 强了对大陆的骚扰。与大陆近在咫尺的金门、马祖，一向是台湾 当局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的基 地。1958年夏天，在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队已达10万 人，占其地面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7月17日台 湾当局宣布它的军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 。8月8日美国海军参谋长扬言，美国海军正密切注视着台 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像在黎 巴嫩那样的登陆。　　在解放台湾、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准备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收复沿海岛屿，第 二步是解 放台湾。在1954年至1955年间，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了大陈岛等岛屿。面 对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骚扰破 坏和美国的军事威胁，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海中 存在着像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 直接威胁”。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炮击金门、马祖 进行了相应的准备。　　这时，正在北戴河办公的毛泽东，紧急召见乔冠华等外交部智囊以及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 的雷英夫 等一班人马，聚在一起开会研究对策。乔冠华具有深谋远虑的眼光，为之出谋划策 。乔冠华意识到，为什么毛泽东要选定在这个时候炮击金门?第一点，支援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第二点，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乱破坏；第三点，试探美国侵略中国的胃口有多大。这成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直接原因。选择炮击金门而不打台湾的原因是，台 湾一直驻 有美国军队，并且受到1954年签订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打台湾容 易给美国进一步采 取军事行动提供口实；而金门等沿海岛屿没有美国驻军，也不受美蒋《共 同防御条约》的约束，便于 用来对美国进行试探。这场斗争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着蒋介石的， 实质上是朝鲜战争以来同美国之间的 一场包含军事、政治、外交等内容的重要较量。　　为了惩治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骚扰和破坏，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也为了配合阿拉 伯人民反 对美国侵略的斗争，毛泽东审时度势，毅然决定中国人 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于1958年8月23日向金门 、马祖进行炮轰。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接触到这方面的一些材料，据也是当事人之一的雷英夫(时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参 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透露：“炮击金门的筹划工作和最初阶段(9月2日)以前的决 策和指挥是毛主席在北 戴河决定的，9月2日至10月25日毛主席则是在北京决策和指挥的。当 时的情况是，1958年7、8月，毛 主席、党中央正在北戴河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炮击金门的重 大 决策也在北戴河决定，国防部长彭德怀 ，作战部长王尚荣和福州军区政委、炮击金门的前线 指 挥叶飞也赶到北戴河。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 示，布置炮击金门的具体指挥。8月底中央会 议 结束，与会同志都返回原单位，叶飞同志也回福建。8 月30日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乔冠 华 和我奉召到北戴河开会，研究和决定有关炮击、领海线划分等 问题。会后，9月2日毛主席、 周 总理及彭德怀、陈毅、黄克诚等都返回北京。炮击金门的事也就在北 京进行策划和指挥，直 至10月25日。　　“由于炮击金门的情况错综复杂，中央的重大决策照例是在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之 下，由 周 恩来总理召开国防外交方面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办理。参加联席会议的通常是周恩来、彭德 怀、陈毅、 张闻天、黄克诚、章汉夫、王尚荣、乔冠华和我。涉及到某一具体问题时，如要 起草重要新闻、公报 、声明稿时，就临时请吴冷西、姚溱、田家英等人参加。所以炮击金门 作战中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 重大决策，例如反对美帝护航，对金门岛封而不死，打而不登 ；保留金门在蒋介石集团手里，以及国 防部长一告、再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国共两党和为贵 等重大决策，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在北京决定的。 　　“8月30日接到周总理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通知黄总长、乔冠华和我到北戴河开会。我们 到后，在毛 主席住处开了两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主席、周总理、彭总、张闻天、黄克诚 、乔冠华和我。研究 领海线问题时还临时扩大了外交部的刘泽荣等两个老法律顾问列席会议 。　　“在毛主席召集的两次会议中，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审查批发了我们代中央军委起草 的电报稿 ，认为此通报很及时，很必要，写得很好。二、确定了中国领海线为十二海里的建 议，并决定9月4日 公布。但对外不公布十二海里的具体划法，以利对美斗争。三、听取了炮 击金门的情况，对下一步炮 击金门作出了指示。主要是把大打、中打、小打结合起来，有时 打，有时可以不打，打打停停，停停 打打，不要千篇一律。　　“这时美国的意图是真是假，几分是吓唬，几分是真的?换句话说，在台湾海峡，美国究竟 是攻势战略 ，还是守势战略，我们要摸个底，不然，军事、政治、经济上也不好安排，打糊 涂仗是不行的。具体 讲在美军护航或侵入我领海线后，我们打不打美舰？美舰向我开火我还 不还击?即成了最关紧要的重大 政策问题了，稍一不慎或某一门炮稍微打偏了，就有引起中 美战争或麻烦的危险。为此，9月8日上午 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又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参 加的有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张闻天、黄克诚、 乔冠华和我。会议先要我汇报了美蒋护航 编队的编成、活动情况和我军炮击后美国可能的反应，然后 经过认真讨论，确定‘炮击金门 照打不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即使美舰向我开火，也不 还击’的方针。“彭总的《告台湾同胞书》和国防部命令一发表，炮击金门即进入了新阶段。为了贯彻党中 央毛主席 的新方针，10月17日晚总理召集彭总、陈总、黄老、张闻天、刘亚楼、乔冠华、王 尚荣和我开会，详 细地分析了形势和各方面的评论，进一步研究了以后炮击中的一些具体措 施。” 详见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年5月版，第417～436页。　　如上所述，这些行动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美国却进行干涉。8月2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 尔 重申， 美国将不放弃它已经承担的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责任”。9月4日，艾森 豪威尔和杜勒斯 会谈后，授权杜勒斯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 大到金门、马祖等中国沿 海岛屿，并宣称已经为此作出了军事上的部署。当时，美国从地中 海、美国的西海岸及菲律宾调来第 六舰队的一半舰只及其他舰只，加强其在台湾海峡的第七 舰队的兵力；还向台湾、菲律宾增添空军作 战力量；美国海军陆战队则派出三千多人在台湾 南部登陆。美国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暴露了美国决 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本质。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9月4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 的领海宽 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 领海和领海上空。　　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大 量集结武 装力量，公开威胁要把它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 的严重战争挑衅； 重申“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声明严正指出：“中国政府 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 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 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声明警告说：“如果 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 人民的和平愿望，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 ，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 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鉴于杜勒斯的9月4日声明中仍愿维持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表示，周总理在声明中还宣布：“现 在，美国 政府又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美两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争端。为了再一次 进行维护和平的努 力，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9月7日，美国军舰竟开始为 蒋介石军队到金门的船队护航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当即给予金门蒋军和受美 国军舰保护的蒋军舰船以严惩。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为此奉命就美舰侵入中国领海提出第一次 严重警告。　　作为总导演的毛泽东，亲自指点着炮击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中央军委、周恩来等领导也不 时提出一 些具体的建议，但最终拍板都要经过毛泽东。例如是否对金、马实施空中轰炸 ，甚至白天打，黑夜打 不打；是打排炮，还是打零炮等等。--这在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 经 济建设转为主要工作若干年后， 毛泽东再度淋漓酣畅地施展了他出类拔萃的军事雄才大略。 　　然而，只能在战场上克敌制胜的军事家，还不是最高品位的军事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只有政 治舞台和战争舞台都游刃自如，牢牢掌握主动权，才称得上是最高品位，毛泽东正 属于这一类军事家 。进入10月后，炮击行动预期的目标已经一一达到，但美国、蒋介石方面，都还没摸透毛泽东 的真实意 图。甚至参加炮击的广大指战员，也不清楚最高统帅的整体构思，他们还在摩拳擦 掌，以为紧接着炮 击的，是渡海作战，收复金、马，然后红旗直指台湾岛。可此时毛泽东与身边人员(包括乔冠华在内)谈论的话题，已经是：“现在我们不拿 台湾，可 能10年、 20年、40年都不去拿台湾。向金门打炮，也不是为了解放金门。”他已经在考虑停 止炮击了。　　根据已经解密的材料，在征询了乔冠华等人的意见后，10月5日，毛泽东突然要彭德怀、黄 克 诚转告 叶飞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10月6、7日两日停止炮击，“偃旗息鼓，观察两天 。”第二天，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发布了准备推迟几天发的、由他亲自执笔、以彭德怀名义发 的《告台 湾同胞书》。书中开篇的文字是：“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 出版社1999年6月版 ，第420页。　　将停止炮击的时间延长到一周，并敦促蒋介石同大陆就和平统一问题，进行谈判。 至此， 以炮击为主 的军事斗争，开始向以政治斗争为主的谋求谈判转换。停炮一周期满，毛泽东表示继续停炮两周。美国见此，遂借口金、马地区实际上已“停 火”，再次要 蒋介石后撤，同中共脱离接触。美国国务卿准备再赴台湾，对蒋紧逼。10月21 日，杜勒斯飞抵台湾。 针对美国的举动，毛泽东订下了将炮击形式固定下来的对策。10月25日，彭德怀发表毛泽东 起草的《 告台湾同胞书》，宣告：逢单日打炮，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和料罗湾的码头， 以 便“使大金门、 小金门、大担、二担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文告特别指出要警惕 美国“孤立台湾”和“托 管台湾”的阴谋，提醒台湾同胞“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 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 地”。文告最后说，“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 会慢慢理解的”。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同上，第427～429页。　　10月25日以后的炮战，演变成纯粹政治意义的行动。例如，1 月3 日，毛泽东指示大打一天，“打一万 发以上”，目的是“影响美国选举”和“使蒋军得到拒 绝撤兵的口实”。此次行动是对准军事目标的 。除此之外，炮只是象征性地打在沙滩上，没 有军事意义。就这样，通过金门炮战，海峡两岸形成了一种对付美国人的“默契”。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何时打 ，何时停，何时象征性地打，何时“动真格”的，完全操之于我。例如，平时我方 的炮是不打蒋军阵 地和居民住地的，逢年过节一般都停击三日，以后炮弹头里还不装填炸药 ，而装载宣传品。然而，在 1960年6月1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顽固坚持敌视中国和干涉 中国内政的立场，公然对台湾进行了“ 正式访问”，美台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 强调双方加强协作，共同抵御“中共”的“挑衅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实施了一次“ 万炮轰瘟神”行动。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表了一个告台澎金 马军民同胞书，宣布按单日打炮的 惯例，在6月17日和19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和离开台湾的日子，举行 “反美武装示威”，打 炮“迎送”。公告特别提醒金、马同胞“务必呆在安全地带，以免危险”。　　“炮击金门”，毛泽东把话说透了，“就是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我方围绕台湾问题的外 交斗争， 堪称“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转引自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6 月版，第309 页。　　而美国“划峡而治”和“两个中国”的 蓄谋却遭到彻底的失败。第五部分第14节 陈毅麾下(1)陈毅任外交部长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观察，消除了对乔冠华的误解。两人的友谊日益 加深，在 风云变幻的国际外交舞台，尽显中国外交家的无限魅力。曾经有人说过，外交家虽是国家的代表，但又是有个性的人。在符合外交礼仪的前提下，在 外交交往 中表现出一定的个性，或豪爽健谈，或含蓄寡言，或幽默飘逸，或沉着稳重，如此 等等，不但是允许 的，而且是必要的。古今中外杰出的外交家都是既深谙外交礼节，又都富 有个性的 。在新中国第一代 领袖时期，外交史上，有三位杰出的外交家非常富有个性。一位是周恩来，儒雅风度的外交家；一位 是陈毅，大将风度的外交家；再一位就是乔冠华，才子风度的外 交家。他们各有千秋，各有特点：周 恩来严谨庄重而敏锐，陈毅潇洒大度而幽默，乔冠华思 路敏捷、文才横溢。　　裴默农：《周恩来外交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10月 版，第228页。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结束以后，印度支那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1961年1月1日 ，柬埔寨国家 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写信给有关国家和有关方面，建议在一个中立的亚洲国家召 开一次扩大的日内瓦会 议，以寻求维护日内瓦协议和恢复老挝和平的途径。周恩来总理于1 月14日复信，对西哈努克亲王所提 出的积极建议表示赞成。为了促使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得以 迅速召开，中国政府还分别致函1954年日内 瓦会议两主席，请他们对西哈努克亲王的这一建 议 采取积极措施。美国开始反对召开这样的一次国际 会议；后来，它所支持的富米-文翁集团 军 队在战场上遭到惨败，王国政府军与寮国战斗部队巩固了 对战略要地查尔平原的控制，进而 逼 近万象和琅勃拉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同意召开日内瓦 会议来讨论老挝问题。　　4月2 4日，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发出信件决定在日内瓦举行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关 于老挝问题的国 际 会议。在关于停火的信件中，两主席呼吁老挝所有军事当局、政党和团体停火，并 呼吁有 关 代表就缔结关于停火问题的协定开始谈判。两主席还就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应该恢 复活动事写信给印度政府。　　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国家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印度、 波兰、加 拿大、泰国、缅甸、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柬埔寨以及老挝三方的代表。中国派遣以外交部长陈毅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会议。这是陈毅首次以外长身份出席国际多边 会议，代 表团成员有章汉夫、熊复、吴冷西、王炳南、宦乡、张彦、曾涛、陈叔亮等人，外 交部部长助理乔冠 华出任代表团顾问，龚澎是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出国前夕 ，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皆在北京钓鱼 台国宾馆集中，陈毅在院子里等候大家的到来。陈毅对乔冠华尤为器重，据我国俄语界资深翻译家李越然回忆：　　从代表团集中之日起，陈毅就表现出他的军人的本色。他不是等大家到齐 了才在会议上露面 。他早早 便守候在院子里。他身体比较胖，但不显臃肿，往院子里一站，俨然半截铁塔。因 为眼睛不大好，戴 一副大墨镜，便更添几分威严；偏偏他又戴那种圆形小帽，帽上缀有一条 假辫子，那威严中便又多了 一些轻松幽默。　　乔冠华到了。陈毅走近两步，乔冠华刚打开车门，陈毅那敲钟一样洪亮的嗓门已经震响起来 ：“乔老 爷来了，乔老爷下车，马上又要上轿了。”乔冠华边下车边说：“元帅升帐了，我可不敢迟到。”他们的话很幽默，却包含了严肃的内 容。乔冠华是代表团主要顾问，“乔老爷上轿”是让乔冠华赶紧开始工作，研究准备文件。　　代表团主要成员还有章汉夫、熊复、吴冷西、新华社社长曾涛、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陈叔亮、 外交部研 究室主任宦乡、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等同志。陈 毅多次召集他们在 钓鱼台开会。　　“我们要知己知彼，不能打盲目仗。”陈毅讲话时，习惯使用一些军事术语，并且将他长期 斗争中所 熟悉运用的战略战术灵活恰当地在外交活动中加以发挥和应用，“我们要有几手 准备：争取达成协议 ，结束老挝内战、维持东南亚和平，但也要充分估计到帝国主义的侵略 本性，仅靠谈判桌是解决不了 问题的。帝国主义搞实力政策，我们呢？我们也要讲实力，有 实力才能获得谈判的主动权……”接着，陈毅为大家分析形势。　　“近几年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一些问题。苏联和波兰将参加这次会议。我们这几年虽然同苏 联有重要 意见分歧，但我们都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我们 一定要分清敌友， 要很好地同苏联、波兰合作，要配合行动，尽量做到团结对敌。西方帝国 主义国家基本利益一致，但 不是铁板一块，各自又要首先维护各自的利益，我们要注意利用 他们之间的矛盾。在会议中要重视中 立国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总而言之，”陈毅开始 配上有力的手势，加重语气说，“要坚持原则 ，掌握方针，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 我们的策略。”周恩来到钓鱼台看望大家时，充分肯定了陈毅对形势的分析。并且转告大家，苏联驻华大使 契尔沃年 科也向陈毅和中国代表团表示：“苏联政府请我转告陈毅同志，苏联在这次日内瓦 会议上会与中国合 作，争取成功。”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 社2001年8月版，第3226～227页。第五部分第14节 陈毅麾下(2)乔冠华和陈毅一起与大家见面，陈毅指定乔冠华负责“拉总”，和大家一起熟悉文件，分析 形势，研 究斗争方针和策略，起草会议文稿。这次有14国代表与会的国际会议，时间跨度长 ，我国代表团准备 的最后文件的定稿，是乔冠华根据中央意图整理、修改而成的。日内瓦会议原订5月12日召开。各国代表团已陆续按时到达，惟独老挝右派集团文翁-诺萨万 的代表团 迟到，而他们到了日内瓦后，又拒绝同爱国阵线党代表团一起出席会议。美国代 表团就以此为借口， 反对会议如期开幕。　　面对这种情况，陈毅同乔冠华等代表团成员商量，决定先给美国代表团来一个下马威。这就 是用代表 团发言人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露美国的阴谋。但当时会议筹备处准备供各国 代表团召开记者招 待会使用的新闻中心，要到会议正式开始才能使用。陈毅当机立断，决定 在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召 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破坏日内瓦会议。此举震动 了日内瓦，使美国代表团十分狼狈。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忙召集记者招待会作辩解，但无济于 事。各国记者议论纷纷，普遍认为美国代表团 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国代表团先发 制人，从一开始就取得了主动。　　经过这一个回合的较量，日内瓦会议终于在5月16日正式开幕。　　16日下午，陈毅在会议上作了18分钟的讲话，这份讲话稿是由乔冠华起草的。讲话稿阐明了 中国政府 的原则立场和主张，指出老挝的内部问题必须而且只能由老挝人民自己解决。老挝 问题的国际方面则 是创造必要的国际条件，使老挝人民真正能够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 现自己解决内部事务的愿望 。他还提出：“我们希望美国代表能够认真地同大家一起，寻求 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途径。”　　第二天，许多报纸发表对陈毅发言的评论，认为这个发言是“积极的”、“得体的”、“和 解的”。 这一天，经常反映美国当局看法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做《老挝 和不幸的城市》， 说日内瓦是“一个不幸的城市”，理由之一是：“我们(指美国人)曾经在 这里勉强地同中国共产党坐 在一起。”这指的是1954年在日内瓦举行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 那问题的国际会议时，以强硬的“遏 制”政策著名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 不得不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坐在一起开 会。在那次会议的第一天，当周恩来走进休息 厅同各国代表团一一寒喧时，杜勒斯赶忙跑开了，他索 性再也不到休息厅去。这就是当时 日内瓦会议传出的笑柄。　　无独有偶，事隔7年，也是在会议的第一天，当陈毅正同各国代表团在休息厅等待开幕时， 腊斯克却带 着美国代表团从另一道门径直到会议厅去，孤零零地坐在那空荡荡的大厅里等着 。据美国记者解释， 这也是为了避免同中国代表团碰头。事隔多年，腊斯克仍然步杜勒斯的 后尘，这究竟是美国决意狐立 中国的表现，还是美国自陷孤立的征兆呢?!阻挠会议开幕未能得逞，腊斯克又打出“中立定义”、“有效停火”两张牌。他大谈所谓 中 立的定义 ，并列举其要点。说穿了，腊斯克说的“中立定义”，其实质上是全面干涉老挝内 政。这种露骨的做 法，使中立国家的代表团很反感，甚至连英、法两国的代表在一般性发言 中也没有表态。　　5月23日陈毅作了第二次发言。他引用杜勒斯过去说过的“中立是不道德” 的名言，回敬腊斯克，指出 腊斯克的中立定义实质还是干涉、侵略，“如果这也叫中立的话 ，那只能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不道德的 中立。”　　陈毅在发言中最后提出解决老挝问题的5项原则：(1)必须以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为基础；(2 )必须尊重 老挝的独立和主权；(3)必须切实保证老挝的中立；(4)老挝内部问题只能由老挝 人自己解决，任何国 际协议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老挝内政；(5)所有与会国家必须参加并 且切实遵守共同协议。尔后日内 瓦会议就是围绕这些原则进行实质性谈判的。至于所谓“有 效停火”，则是美国阻挠会议进行实质性 谈判的“法宝”。在会议开幕后的一个月中，美国 一而 再、再而三地玩弄这个“法宝”，自以为得计 ，结果适得其反，大多数代表团对美国这样无 理取闹非常不满。　　针对这一情况，陈毅与乔冠华商量后，决定在6月1日的会议上集中批驳美国代表存心给会议 作梗。陈 毅指出，国际监察委员会两次报告都证实老挝停火状态基本未变，个别地区的军 事冲突是由于美国向 老挝爱国阵线党解放区空投叛乱军队所造成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 美国应立即停止对老挝的军事 干涉，停止对日内瓦会议的阻挠，停止拖延对实质问题的讨论 。陈毅的发言，把美国的借口驳得体无 完肤。　　陈毅最后呼吁：“我们有一切条件能够达成协议。我们应为此而努力。”陈毅的发言，充分 体 现了灵 活的策略思想，得到了各国代表的普遍好评，从而打破了40天会议进展步履维艰、各 方反应莫衷一是 的沉闷局面，一扫发言中众说纷纭、一片混乱的悲观的会议气氛。至此，会议开始协议具体条款的谈判。但种种情况表明，这次会议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 。陈毅请 示中央之后决定暂离日内瓦回国，将代表团工作留给副外长章汉夫及部长助理乔冠 华去做。　　陈毅返国后，日内瓦会议即进入关于保证老挝独立和中立的国际协议的具体讨论。虽然美国 代表团和 文翁－诺萨万集团依旧步步顽抗，使会议开开停停。但是，在中国代表团章汉夫 和乔冠华倡导下，由 于有其他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会议终于获得成功的结局。1962年7月，陈毅在会议重开时又来到日内瓦，他同各国代表团通力合作，坚持斗争，终于 迫使美国放 弃了把老挝放在东南亚各级组织的“保护”之下的无理要求。陈毅在会议最后发 表讲话说：“在我们 这个时代，国家不分大小，决定每一个国家命运的，归根到 底只能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这是历时一 年又两个月的日内瓦会议的总结。关于会议取得成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的卓有成效的斗争。谈判桌 上因立场 的相近而显示出的阵营是中、苏、北越等为一方，美、法、英等为另一方。会议上 中国代表善于抓住 事物本 质，坚持正确立场，剖析事理，突出是非，一一打掉了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包藏祸心的各个提 案 和主张，保证了谈判取得胜利、会议取得成功。这些与陈毅外长、章汉夫副外长、乔冠 华部长助理的 殚精竭虑、运筹帷幄是分不开的。　　日内瓦位于瑞士西南部，列宁于1903年曾在日内瓦主持出版《火星报》，自1903年到1904年 寄寓日内 瓦弗耶路，1908年又居住双桥路。日内瓦会议期间，陈毅与乔冠华虽然异常繁忙，但是出于对革命导师的崇敬和 缅怀，他们和代表团成 员一起拜谒了当地的列宁故居。陈毅诗兴大发，写下如下诗章 ：　　幽居静静无尘埃，满地玫瑰上露台。白发老人为我言，列宁住此两年来。六十年来变化多，预言一一尽无讼。我今周岁恰六十，再六十年待若何？岁岁年年战鼓催，到处能寻劫后灰。西风残照伤摇落，东风丽日喜花开。　　陈毅：《日内瓦访列宁故居》； 《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67页。　　陈毅和乔冠华借助错综复杂的国际谈判的平台，谈笑风生，自信有礼，既表现出泱泱大国应 有的风度 ，又再次充分地展示了他们作为卓越的外交家的绝代风华。第五部分第15节 亚非风雨(1)中国和印度互为两大邻国，两国于1954年签订协定倡导在两国关系中按照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办事，使 两个有着长期友好交往历史的古国，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可贵的友谊。可是， 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切都 非常理想，由于印度被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了数百年，英国曾把印度作 为它在亚洲进行殖民掠夺的中心 ，特别是经由印度向其周边地区进行领土蚕食、势力扩张和 政治的统治和控制，印度的这种历史地位 对独立后的印度有影响。19世纪后期起，英国侵略 中国的西藏，也是经由印度来施行的。这种传统为 印度所继承，影响着中印关系。因而，中 印友谊仍然有待考验。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印度同西藏上层人士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达赖喇嘛企图逃亡印度，周恩来总理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告 诫，此事对达赖和 对中印关系将产生不利影响，印度才表示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西藏和平 解放后 ，在1956年11月赴印 度参加宗教活动的达赖喇嘛几乎被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流亡分子和某些 印度人士留住不归，经周总理 向印度总理提醒此事和向达赖本人做了工作，达赖才回到了拉 萨。这清楚地表明印度同西藏上层有着 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人们知道，印度人民和西藏人 民确是存在宗教的和文化的历史联系，但是，印 度政府继承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和政治影响的 传统之后，从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来看，这些联系 所产生的影响往往被利用来为印度 统 治阶级狭隘民族主义利益服务，而不利于发展中印友谊。　　西藏自13世纪就成为中国一个行省 ，一直没有离开中国的版图。任何国家企图利用边界邻接、边民交 往的传统来干涉西藏的事 务，都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不能容许的。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来京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 。西藏和平 解放后，尽管中央明确，西藏的民主改革将要在做好各项准备，特别是取得当地 各界人士的同意，主 要是使上层人士做好思想准备之后才进行；可是，西藏农奴主上层分子 有些人总想把农奴制长期维护 下去，对民主改革极为抵触，并不断勾结外国干涉者，制造叛 乱事件；直至1959年3月终于在拉萨发动 了全面的武装叛乱。　　从10日开始的武装叛乱，至19日即被人民解放军所粉碎。农奴主武装的溃败，预告着西藏人 民从此将 开始和加快民主改革，人民终于真正可以全面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了。这场叛乱开 始的时候，达赖通 过给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政委谭冠三的三封信，透露了他是处在被挟持 的境地。但是后来他被挟持 到印度后，其言行逐渐变得与叛乱分子无有二致。印度则接待了 达赖等人一行。印度还不断发出不满 中国镇压叛乱和干涉中国西藏问题的言论。西藏发生叛乱后不几天，在1959年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说中印 边 界早已 确定，并正式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其后又给中国总理写信和给中国政府发出 照会，坚持其边界 问题上的领土要求。他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印度已经对中印边界东段和 中段的中国领土的占领是合 法的，而且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从来就是在中国管辖下的中印边界 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是属于印度的。 　　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中国西藏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中印边界长约2000公 里，分为 东、中、西三段。东段指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 交界处的一段中印 边界，它沿着喜马拉山脉南麓，有争议的领土的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中 段指从中国、印度、尼泊尔三 国交界处至中国同克什米尔最南端的接界处止，系中国西藏阿 里地区同印度北方邦和喜马借尔邦接壤 的边界，大致沿着喜马拉雅山脉，有争议的领土的面 积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是指中国的西藏和新疆 同克什米尔印度占领区的拉达克接壤的边界 ，大致沿着喀喇昆仑山脉，有争议的领土的面积约33万 平方公里。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 过。尼赫鲁总理在信中关于中印边界大部分已由国际协定确认的说 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中印之间存在着边界争议。1959年8月25日，印度用武力打破边界现状，在中印边界东段 ，印军越过非 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该线以北的中国西藏马及墩的朗久地区，向中国边 防部队开火。中国边防 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印边界的第一次武装冲突 。　　9月13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印度 军队侵入中 国领土的一系列事件和印度国内一些右翼政客煽动反华运动表示遗憾；希望印度 方面迅速撤出入侵地 点，停止反华煽动，并同中国开始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10月21日，在中印边界西段又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一大批印度武装人员侵入中国境内的空 喀山口以 南地区，向一支中国巡逻小队发动武装进攻，中国巡逻队被迫还击。当时担任印度 情报局局长的莫立 克在他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承认，空喀山口事件是印度挑起的。周总理建议：根据1960年 11月2日周总理与尼赫鲁总理在新德里达成的协议，中印双方从当年6月到12 月轮流在北京 、新德里和仰光进行了会晤，最后于12月12日提出了报告。后由中国方面出版的报告，中文 本厚达500来页，封面红色，又简称为“红皮书”。但在这本厚书里，除了书首由中印双 方 官员签署的共同报告三页和共同商定的议程一页以外，其后的中方和印方报告都是各说各的 。双方 各自阐述自己的道理，并就对方的阐述加以评论--实际也就是批驳。不过，双方仍 然“希望本报告能 加深对中印边界事实的了解，并有助于两国政府对边界问题的进一步考虑 ”。　　中印双方在三地的三次会晤，共开会47次，其中在新德里就有19次。新德里会晤期间中方的 准备工作 都是在使馆进行的。 据当时正在我国驻印度大使馆任职的成幼 殊女士回忆，中方官员，包括顾问等， 无日无夜，废寝忘食，实际费了许多精力。作为外交 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在后来“上演”的中印“照 会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说：在“照会战”期间，我们日夜迎战，全力以赴。夜半司长紧急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时，东 楼灯火通 明。边界处人员陪见并作记录，我也曾参加。口译由翻译室派人承担。我们的大量 准备工作要十分谨 慎细致。一些看似简单的示意图线条，都是依据摞摞古今中外地图反复研 究比较的结晶。那些入侵地 点都要反复查证，弄清经纬度和有关情况，准确标示。一些关键 性的点和线，连纸张伸缩造成稍许移 位都是不允许的。公开发表的都由测绘部门绘成。起草 照会稿，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措词要恰如 其分又尽可能避免雷同。同时，还必须及时出 手，不容耽搁。我们有的同事因此得到“殷千图”、“ 裘百照”的雅号。　　那时，国内各种出版物的有关图文也送来审阅，应接不暇。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部内 外、国内 外各方面的配合，而决不仅仅是几支笔所能对付的，只不过时势把我们推到了旋涡 之中。当时有些重要照会稿由一位司长带上一两个主管人员去乔冠华那里研究，当场起草或者修改 重写。那时候乔是部长助理，仍主管政策研究室。我们的工作往往是在下班后去他家里进行。这种 场合虽然 参加有限，却也难忘。记得那时乔总是一面构思，一面摇晃着脑袋朗朗念出声来， 就是西方人所说的 “大声想”(thinking aloud)。在场的人可以和他一起听到，一起想和议 论。他自己也发表意见，包 括否定原来的说法。讨论比较多的是斟酌政策口径和火候。这时 ，他手边总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 ，仿佛是他文思的催化剂。　　程湘君主编：《女 外交官》，第89～90页，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年2月版。在中印两国的“照会战”中，中方曾发出数百份照会，大多出自乔冠华之手 ，其工作量之大可见 一斑 。印度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和解诚意，对于中国单方面停止边境巡逻的做法，都未予以响应， 甚至有时 还当作有隙可乘。于是，人们看到，在两国官员就资料问题举行的会晤结束后， 印度军队先在中印边 界的西段，后在东段，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仅 1962年上半年印度就沿所 谓“ 麦克马洪线”建立了大约24个新哨所；6月起，印度军队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 线北的扯冬地区 。印度军队在入侵过程中不断地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挑衅。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继续发出谈判的建议。10月17日，印军在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开始了猛 烈的炮火 攻击。10月20日清晨，印军终于按照尼赫鲁的命令开始大规模军事入侵行动，中国 边防部队忍无可忍 ，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10月24日，即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的第四天，中国政府为了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 解决中印 边界问题而发表声明，提出三项建议：(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 平 解决。在和平解 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 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 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2)在印度政府同 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 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 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 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 。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 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3)中 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 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 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 便，中国总理愿 意前往新德里进行会谈。中国政府在三项建议中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 日 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的存在于当时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这就表明，中国无意利用自 己在自 卫反击中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另一方面，中国也决不承认19 59年以来，印度 越过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所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　　中国边防部队在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在 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从12月1日起开始从中 印边界全线主动后撤，至1963年2月28日全部完成后撤 计划。后来形势的发展，虽然印度仍不时地制造一些小的挑衅事件，并且继续顽固地拒绝谈判，但 是中印边 界基本保持了平静，并得以维持下去。第五部分第15节 亚非风雨(2)周恩来总理于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率中国代表团出访亚非欧14国，这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时间最长、出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重大外事活动。代表团 主要成员有：国务院副 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国务院总理办 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副部长 黄镇、部长助理乔冠华、新闻司司长龚澎等。乔冠华、龚澎 夫妇随周恩来、陈毅一起出访，负责代表 团访问活动的新闻采访和发布。他们先后去了阿联 (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 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 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历 时72天，行程十万八千里。乔冠华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陪同周恩来总理出访全程。这次访问，对发展 中国家和中国延续 至今的友谊和密切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乔冠华无论出现在什么 地方，都颇受欢迎。因为他总是首 先尽可能地弄清周总理将访问的国家的文化和习俗，而 且 从不嫌麻烦，总是高高兴兴、仔细听取各方 面的意见，即使听到完全相反的意见也从不恼怒 。他创造了善意的、相互理解的气氛。　　新中国政府首脑首次出访非洲，并且一次访问那么多国家，这是一次十分引人注目的重大外 交行动 。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加速崩溃。昔日被称为“黑暗大陆”的 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 起云涌，先后有30个国家获得独立，史称“非洲独立年代”。在19 55年4月万隆会议时，非洲的独立国 家只有4个；到1963年底，已有34个。周恩来在万隆会 议上同非洲已独立的4个国家的代表第一次有了 接触。到1963年底，中国已同12个非洲国 家建立外交关系，形成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一些非洲国 家的领导人相继到中国访问。这时，美国、苏联从各自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利用旧殖民体系的瓦解，以“经济援助”、 “技术合 作”为名，加紧对非洲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渗透，并挑拨这些国家同中国的 关系。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公开化和中印边界冲突的发生，也在亚非国家中产生不小影响，有 些国家对 中国政府还存在种种疑虑。在错综复杂、激烈动荡的国际形势面前，作为中国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出访这些国家，支持他 们反 对帝 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就共同关心的保卫世界和平、加强亚非国家团结、促进友好 合作关系等问 题，广泛交换意见，打破美国、苏联、印度从几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孤 立 中国的局面，这对当 时的中国外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这时中 国的国民 经济已从严重困难中 摆脱出来，开始全面好转，又使几年来一直肩负着国民经济全面调整重 任的周恩来总理，有可能抽出 比较长的时间来进行这次出访。周恩来一行所访非洲的许多国家都在赤道线附近。一月的北京正值严寒，但代表团 成员早已忘得一干 二 净；相反，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是“炎热”。他们真切感受到了非洲人民的热情 和友好。　　几内亚共和国，西濒大西洋，与马里等国相邻，是一个典型的具有热带风光的国家。1月21 日上午，当 中国代表团飞抵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时，宛如进入了一个真正的“火炉”。因为在首访非洲所受到的倾城欢迎中，几内亚尤为突出。在机场上，塞古?杜尔总统 让礼兵鸣放了二十 一响礼炮，这显然是按国家元首的规格来接待周恩来的。科纳克里全城的 群众更是热情。按几内亚方 面安排，在机场休息室稍事休息后，立即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 敞篷汽车共有四辆：杜尔总统陪周恩 来乘一辆，其他三辆分别由几内亚国务部长、外交部 长 、国民议会议长陪同陈毅、孔原、黄镇乘坐。 当时新华社记者给《人民日报》发回的报道是 这样描述的：　　从机场到宾馆的十五公里的公路两旁，密密层层的群众夹道向周总理欢呼 ：“中国--几内亚友谊万岁 ！”当成千上万的市民热情洋溢地向中国客人挥舞手帕的时候 ，大街变成了一条白色的河流。有许多人爬在沿街的屋顶上向中国客人欢呼。一路上，都有男女老少表演各种民间歌舞，尽情地敲打着在欢庆节目和欢迎贵宾时用的“塔 姆塔姆” 鼓，向中国贵宾表示欢迎。鼓声，巴利风(木琴)声以及其他各种非洲乐器的动人的音乐，给这个城市增添了节日的欢乐 。　　今天，科纳克里的市民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当车队缓缓驶过的时候，几内亚姑娘唱起 了 歌颂中国 --几内亚友好的歌曲……据《纵横》编辑部编：《新中国外交大写意》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87页。　　周恩来和陈毅更是以生动的笑容，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当车队行至卢蒙巴印刷厂时 ，欢迎的 气氛达到了高潮。敞篷汽车不得不在人山人海中停下来。这时，早就等候在那里 的两名几内亚女工在 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向周恩来献花，然后又以几内亚民族特有的 传统赠送几内亚出产的柯拉果 ……　　好不容易，汽车才缓缓开到位于海滩旁边漂亮的“美景别墅”。这是一座按几内亚民族风格 建造的宾 馆，客厅里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杜尔总统的巨幅画像。尽管工作人员已作好了安 排，但杜尔总统似乎还 不放心，他亲自陪同周恩来到了卧室内，直到观看各处都准备妥当后 ，才慢慢离去。当晚，杜尔总统 和夫人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接风。 周恩来在文艺演出开始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 话。他说：我们带着中国人民对几内亚人民的 真挚友谊，前来访问你们共和国，我们有机会同总统阁 下，同几内亚各界人民的代表欢聚一 堂，感到亲切和愉快。几内亚政府对我们的殷勤接待和人民对我 们的热情欢迎，使我们深受 感动……几内亚人民可以相信，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 族独立、发展民族 经济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将永远是几内亚人民可靠的、 忠实的朋 友。一天傍晚，晚饭后正巧没安排外事活动，周总理便提议：大家到临海的宾馆外面去散散步 ，松弛松弛 。沿着海岸线，大家很惬意地跟着周总理漫步林间道，欣赏着热带海滨的美，感 受着赤道线海面的独 特气息和随海风飘来的热浪。　　突然，周总理招手把摄影师杜修贤和陈毅的秘书杜易叫了过来，让他们俩站在一起，看着他 们 笑而不 语。二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奇怪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才 扭头问陈毅：“老总，你看看老杜像不像非洲人?”杜修贤整日扛着摄影机在阳光下跑，自然要比其他人 黑一些。但 他没料到总理以此开起了玩笑。陈毅也饶有兴趣地回答：“可不是么!非洲的太阳硬是太厉害喔。”没想到周总理更风趣地指着“二杜”说道：“你叫杜易，几内亚的总统叫杜尔，我看啊，”他指向杜修贤：“你老杜就叫杜山，一(易) 二(尔)三( 山)，不是正好嘛。”陈毅以他那元帅外交家的风度开怀大笑，一口四川腔渲染了气氛：“哈哈……对头对头，杜 氏家族。 一二三。一家子兄弟!”　　“杜山”，这个在异国他乡从周总理那里拾来的名字，后来居然比杜修贤的本名还叫得响! 自从抵达科纳克里当天接受几内亚群众按民族传统赠送的柯拉果后，周总理对几内亚以及非 洲的水果 印象极深。1月23日这天，塞古?杜尔总统陪同他乘汽车前往金迪亚市访问。在这 个市里，他还特意参 观了水果研究所，了解热带水果的情况，使中国客人们大饱眼福。从金迪亚回科纳克里时，杜尔总统又换了花样。他执意要与周总理一起乘直升机回去。几内 亚大部分 为高原和山地，在热带气候中乘坐直升机是有一定危险的。大家私下向周总理表示 了担忧 。没想到周 总理说：人家总统能坐，我为什么不能坐。说完就跟着上了直升机。大家赶紧坐 上汽车追赶，还不断 地仰望天空，为总理和总统的安全捏着一把汗，直到看见直升机安全降 落，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随员们知道，周总理是从来不怕危险的，他一生多次遇险、 履险，每次都化险为夷。　　1月26日晚上，在即将结束对几内亚的访问时，周恩来特意设宴招待杜尔总统。宴会之后， 代表团又在 大西洋畔的“美景别墅”宽敞的阳台上，举行告别招待会，与杜尔总统等人告别 。随后，前往科纳克 里机场。午夜，周恩来在机场向几内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发表了早已准备好的告别词。不同的是 ，这份告 别词在发表的当天，周恩来让乔冠华紧急做了修改。修改起因于几内亚独特的歌 舞。　　这天白天，即将离开几内亚的周恩来，脑海中又回荡起他那天晚上所看过的几内亚歌舞， 他 在几内亚 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歌舞所蕴藏的生命力。他觉得在告别词中应该表达这种感受。 随即，他给随行的 乔冠华写了一个意见稿：　　冠华：请将告别词中加上下述一段意思(文句请你们改写)，即：几内亚人民在民主党和总统领导下，大力推动和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在几内 亚的歌舞 中，不仅强烈反映出几内亚人民的历次反帝斗争，而且广泛歌颂非洲各国人民的民 族独立活动。卢蒙 巴的名字在几内亚人民中同几内亚民族英雄萨摩里?杜尔一样受人尊敬， 受人怀念。这些充满着政治内 容的革命歌曲的传播，大大鼓舞着非洲人民的民族觉悟， 促进着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周恩来一月二十六日据《纵横》编辑部编：《新中国外交大写意》，第289～290 页，中国文史出版 社2001年1月版。　　午夜零时30分，在周恩来发表完告别词后，代表团踏上专机，前往第八个非洲国家苏丹共和 国访问。 之后，周恩来一行还访问了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国。　　按原计划，代表团回国后在昆明、成都稍事休整，过完春节将再访亚洲三国缅甸、巴基 斯坦、锡兰(今 斯里兰卡)。这就是后来所指的“亚非欧十四国之行”。3月1日，中国代表团再次回到昆明，结束了此次马拉松式的访问。　　1964年3月1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浓浓的春意中终于回到了离别3个月的北京城。毛泽东 、刘少奇、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在首都机场与各界群众一道迎接代表团的到来。 晚年的毛泽东，很少 到机场去迎接出访归来的党政领导，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足见非洲 之行的重大意义。早在3月1日，代表团由亚洲三国回来时，周恩来与陈毅、乔冠华等人商量：写一份访问十四 国的总结 报告，上报中央。3月6日，周恩来和陈毅召集我部分驻外使节座谈会，总结访问十 四国，重点是访问 非洲十国的情况。　　1964年3月30日、31日两天，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听取周恩来作 长达151页 的《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报告讲了五大部分：(一)访问的经过和收获；(二 )阿尔巴尼亚之行；( 三)非洲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四)南亚三国之行；(五)我们对亚非国 家的政策和任务。　　题目本身并不吸引人，引起人们兴趣的是报告的内容。人们当时对非洲极其陌生，很想了解 这块大陆 ，也想得知中国政府代表团进入非洲后那里的官方和人民的反应。乔冠华在为周恩 来起草的这一报告 当中，加进了访问中的许许多多情节、所发生的趣事奇闻、所引发的各种 感慨等等，使得报告生动、 活泼，有血有肉……令大家感到不同寻常的是，周恩来把这次跟随出访的三位翻译请到了会场，坐在显眼的位置 。他在全 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全体组成人员面前，异乎寻常地称赞了翻译人员，并专门讲了 一大段话：　　“我还要提到翻译人员，翻译人员不仅是翻译，还可以做政治工作。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 下，我们 今天请了三位翻译来，特别是前两位，一位是齐宗华；一位是冀朝铸，冀朝鼎的弟 弟 。一个是法文翻 译；一个是英文翻译。另外一位是阿尔巴尼亚文翻译叫范承祚。我们要是没 有 他们三个人，那就寸步 难行，相对无言，根本说不了话。我们这些工作，不经过他们三位， 就根本做不成。而他们三个人， 如果在政治上不发展，就翻译不好。不仅文字上要好，还得 政治强，才能把我们的话翻译出来。而中 国的话，又是没有什么章法的，一个人一个说法， 我一个说法，陈总一个说法，我们两个人的口音又 不同，说话的方式也不一定相同，他们都 得翻译出来，而且意思不走。所以，没有政治上的发展是不 行的。所以我说，翻译工作是最 有政治发展前途的工作。”这些被周恩来称赞和举荐的，政治上和文 字上都强的翻译人员， 后来都成了很有发展前途的人。其中的冀朝铸，后来成为中外闻名的外交家， 曾任联合国副 秘书长，他长期与乔冠华共事，视乔冠华为自己尊敬的领导。　　接着，周恩来又动情地历数了与自己共过事的五批翻译：“与我共事的翻译有五代： 第 一代是黄华， 第二代是龚澎，第三代是章文晋，第四代是浦寿昌，第五代是冀朝铸。这是讲 的英文翻译。他们都是 向政治方面发展，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应该培养广大的翻译；现 在翻译太少了，跟我们的国家大不 相称，七亿人口才这么几个翻译，我想起来就难过……” 　　周恩来所点的这些翻译，都是世界熟知的中国外交家。在共和国总理心中他们能获此殊荣， 他们心满 意足了!首访非洲十个国家以及其他亚欧四国，前后共经历了72天，行程108万里，圆满地完成了 它伟 大的 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尽管周总理谦逊地说：“我们这一次去访问，可以说是走马观花 ，去做探路的 工作。”但是他仍然充满信心地预言：“这个探路的工作，可以为以后的政府的、民间的、从各方面 去的人打 开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影响会跟着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发展。”代表团回国后，为了宣传新中国外交战线的这一伟大成果，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搞一次周 恩来率中 国代表团出访14国图片展览。邓颖超向乔冠华交代：展览照片要有毛泽东。要突出 宣传毛泽东革命外 交路线的胜利。随代表团出访的新华摄影记者杜修贤犯难了：外国人民欢 迎中国代表团。手里举的全 是周恩来画像，没有毛泽东的像。怎么办?乔冠华为他出主意： 把毛泽东到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出访归 来的照片放大制作。放在展览开头部分。这不就突出 毛泽东了!展览于出访归来的第九天(1964年3月24 日)对外开放。　　对此，随行的摄影记者杜修贤记得很清楚，他说：“回国后，我们在大会堂座谈出访十 四国的历程， 座谈会结束后，大家又在宴会厅会餐，吃到一半，乔冠华喝酒喝乐了，开始把 他的拿手‘活宝好戏’ 拿出来表演。他一手拿盘子，一手拿勺子，边敲边说边舞，一会学几 内亚妇女的舞蹈动作，一会模仿 阿拉伯地区男人走路，大家被他妙趣横生的表演噎得直岔气 ，恨不得把酒水都喷了出来，晚宴被他精 彩的表演推上了热闹无比的高峰。我乘机狠狠抓拍 他几张洋相百出似乎还带酒气的瞬间。过后，他一 见照片，也忍不住大笑起来。好呀杜山( 周总理在几内亚为我起的雅号，谁知被乔老爷带回了国)你给 我留证据啊？哈哈……　　“周恩来对这次出访取得圆满成功非常满意，他指示新华社和对外文化联络部举办一次‘我 国领导人 访问十四国新闻图片展览’，绝大多数照片都是我拍摄的。乔冠华接受这个任务后 ，向总理提议，展 览图片上要署拍摄记者的名字。总理向来对我们在身边工作的同志要求很 严，名利的事情，更加严格 。可这次他听了乔冠华的建议，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在一旁 的邓大姐这时对我说：‘老杜，选图 片时，记住多选一些外国人举毛主席像的场面。’我口 直心快说，总理访问，别人都举总理的照片， 没有主席的画像呀。乔冠华连忙制止我，向邓 大 姐表示，我们一定多选一些有主席像画面的照片。从 总理那里出来，我对乔老爷嘟嚷，没有 主席像的照片，怎么选呀！乔老爷却批评我没有政治头脑，这 么大型的新闻展览，全是总理 的，别人怎么看？主席是党的最高领袖，外交方面能取得成就，也是因 为执行了党的外交路 线。我们总理是具体执行者。怎么能不放主席的画面？再说，主席还到机场迎接 总理凯旋而 归，那照片，你总是照了吧？　　“他这一番话，我佩服，毕竟是老外交了，不仅才智敏捷，而且政治成熟。我自然心悦诚服 。“在我们出访回国的第九天，8月24日，图片摄影展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我记忆里唯 一一次在大会 堂举办的摄影展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的形象都出现在 画面里。没有想到，这 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到机场欢迎周恩来总理了，以后再也不可能有这 类的照片了。”杜修贤：《沉浮人生中的乔冠华》，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 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74页。 　　乔冠华随同周恩来、陈毅出访14国归来不久，擢升为外交部副部长。龚澎升任外交部部 长助理。在更 大的舞台上，乔冠华先从事外交部西欧、北美的领导工作，以后从事苏联、东 欧的领导工作，在这些 岗位上他都发挥了自己的特殊才智。第五部分第16节 参与中苏论战(1)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向大 会代表作批 判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在此报告中，赫鲁晓夫 不 仅点斯大林的名，而且还用煽动性语言全盘 否定他，攻击他“有病态的疑心”，是“迫害狂 ”，把他说成是个“暴君”。 赫鲁晓夫虽然对代表 们说过，“秘密报告”不能拿到党外去宣传，更不能拿到报刊上去发表 。但是，正是他自己将“秘密 报告”的副本分别送给各国共产党。后来，该“秘密报告”被 西方广为翻印宣传，在国际上造成极为 恶劣的影响。　　苏共二十大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利用二十大所通过的决议，不仅在国内加紧推 行赫鲁晓 夫的路线，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上，极力推行领导与被 领导、控制与被控 制的政策。谁接受苏共二十大决议，谁就是马列主义者。赫鲁晓夫就是这 样把对苏共和对苏联态度看 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抱什么态度的试金石。他的这一做法在社 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各国政府之间影 响极坏。　　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观点和政 策纲领， 并在内部表明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中国共产党更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时期苏 联共产党、苏联人 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于是，1956年4月，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 治局 扩大会议的讨论所写成 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参 加苏美首脑戴维营会谈回国途中，突然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庆10周年活动。10月 2日，他 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他埋怨中国在1958年炮 击金门、马祖给苏 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指出：“美国宣 布支持蒋 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他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 武 力，甚至可以考虑让台湾暂时独立。他还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毫无道理的指责。总 之，他教训 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赫鲁晓夫的上述观点遭到 中国领导人的抵制和批 驳。后来，他在回莫斯科途中到达海参崴时，竟诬蔑中国“像公鸡好 斗 一样热衷于战争”。赫鲁晓夫 的这种态度和说法，不能不在世界人民中产生混乱，似乎在中 美 关系中无所谓是非，毋需谈什么公道 ，受美国欺侮的中国人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尊 严 进行必要的斗争，倒成了大逆不道。在当时 的情况下，中国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多篇文章和报 告。虽然由于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其中也存在缺点和 不足，但是中国注意把事情保持在探讨 问题的范围内，并借此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又是谨慎的和非常 必要的。　　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传小组，乔冠华也是这一小组成员之一 。其时任 《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在他的中苏关系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话：从19 59年4月14日开始，“《人 民日报》就准备写反击国外反华叫嚣的评论。也从这时候起， 周总理指示我主持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 传小组，参加的有乔冠华、张彦、姚溱和浦寿昌(周 总理的外事秘书)等同志，每周开会一次，地点在 人民日报社，由我主持，商量近期和中期 的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重要的报道和评论都送周总理审 定。”吴冷西：《 十年论战》(上卷)，第1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　　在他的印象中，他 们经常应召去中南海，一起讨论用新华社或《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写国际评论。 　　1960年夏天，中央决定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各部门和各省 的主要负 责人都来了。因为要起草文件，这次来的“秀才”比较多。吴冷西、姚溱、熊复、 邓力群、胡绳、许 立群、王力、张香山、范若愚等都住在一起。在北京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交待，所有参加起草反修文章的秀才都到 北戴河去，在 那里起草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在当时被简称 为《答复书》。据吴冷西回忆，参加起草《答复书》工作的人员比较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外交部 的乔冠华 、余湛(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的伍修权、刘宁一，调查部的孔原、冯铉。他 还说道：　　“其实，起草反修文章的人，从1960年初起草《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时候起，队伍 就慢慢形成 了。那个时期做的主要工作是收集、编辑马恩列斯关于时代、关于帝国主义、关 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 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等等 问题的论著，搞清楚他们对这 些问题的主要论点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问题、跟 什么人讲的，后来把每个问题的论述分 别编成了小册子。同时，我们也收集世界各国党特别 是苏联党，尤其是赫鲁晓夫对这些问题的言论， 分别打印成一份份材料。同时也收集我们中 央负责同志过去在各种公开场合、会见外国客人时，在这 些问题上讲过一些什么观点。　　“在撰写《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以后，我们就更加注重收集各国党和我们自己对国际共 产主义运 动的言论。这样，在我们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对对方的言论(主要是根据苏联和各 国兄弟党他们自己报 刊登载的领导人讲话或者是他们中央做的决议等)比较熟悉，辩论起来 有 根有据。这个工作从长远来 看是很有用处的，因为写文要有针对性，要搞清楚对方的论点。 　　“除了注意收集上面三部分的材料以外，我们还有意识地收集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 等主要人 物关于这些问题讲过一些什么话，英国从丘吉尔起历任首相讲过什么话，法国的戴 高乐讲过什么话。 当时主要是收集美、英、法这三家，特别是美国的材料。因为那个时候 日本和西德在国际问题上还没 有发表什么特别的议论。除了收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高 级官员的讲话外，还收集这些国家一些 主要报刊的评论。　　“这样一来敌、友、我三方面的论点弄清楚了，写起文章来就掌握比较充分的事实，有根有 据，针对 性较强，有所谓而发，而不是无的放矢，夸夸其谈，又不是脱离现实，坐而论道， 说些学究式的议论 。　　“参加这个材料收集工作的有外交部、中央联络部、中央宣传部、中央调查部、新华社、人 民日报社 、马恩列斯编译局、《红旗》杂志社等单位，另外还有全总、青年团、妇联也参加 工作，因为他们同 世界工联、国际妇联、国际学联、世界青联等国际民主组织经常来往，掌 握不少材料。所以收集的材 料相当齐全，数量相当大，近千万字，后来把这些言论分类编成 摘录。”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303 页。　　在北戴河，乔冠华他们不分上下，打成一片。总是在一起协商研讨，一起娱乐休闲，营造 一副其乐融 融的工作氛围。　　196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前夕，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了苏联庆祝 十月革命节的活 动，接着出席莫斯科会议。会议于11月10日至12月1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圣 乔治大厅举行，出席会议的共 有包括苏共、中共在内的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 史称“81党莫斯科会议”。据说，会议前夕，苏共就向所有的会议代表散发了一封长达127页的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 信。此信写 于11月5日，是对中共中央9月10日信的复信。西方学者披露说，“在这封信中 ，俄国人极力反驳中国 对他们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赫鲁晓夫本人的攻击”。 转引自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24页。　　但中国方 面后来则说，这是一封“更加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长达六万余字的信件，挑起了更加尖 锐的争论”。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 89年版，第396页。　　中国共产党出席81党莫斯科会议的代表团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 平为副团长， 正式成员包括政治局委员彭真、李井泉，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书记处 候补书记杨尚昆、胡乔木， 还有三位中央委员，他们是刘宁一、廖承志和我国驻苏联大使刘 晓。除了这些正式成员以外，还有一 大批顾问，包括乔冠华、吴冷西、冯弦、熊复、姚溱、 张香山、王力等。另外，还有一些工作人员， 主要是一批翻译人员，俄文翻译、英文翻译都 有好几个，还有法文、德文、日文、朝文和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的翻译，为的是便于在会议 期间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　　81党会议开得并不顺利，会议一开始，就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西方学者说：赫鲁晓夫首先 拉开了辩论 的帷幕，在会上重申了苏联的立场。然后，苏斯洛夫介绍了声明草案，声称这个 草案如能作为大会讨 论的基础文件就是成就。起初，苏联人还比较克制，“但是，这种讲道 理的辩论气氛很快消逝。一些 在野的共产党，其中大部分是来自第二世界，立即对中国共产 党的立场进行攻击，使中国人处于明显 的不利境地，因为中国人本来就把这些代表团看成是 自己的支持者”。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 89年版，第397页。　　西方学者还说：大会期间，“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的邓小平以 严厉的措词回敬了那些对他的党的 立场的攻击”。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 89年版，第397页。　　虽然多数党的代表在会上攻击了中 共，形成了类似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对中共“围攻”的势态，但也 有一些党的代表表示“坚 定地支持中共”。　　然而，尽管争论激烈，中苏双方最终还是就声明的草案达成了妥协，都在“声明”上签了字 。中国方 面后来解释说：“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 斗争、坚持团结， 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 ，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 5年版，第78页。第五部分第16节 参与中苏论战(2)“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正以它特有的惯性前进着--中苏两党的分歧不可避免走向公开 论战。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尽管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出现了公开分裂，实际上形 成了分别 以苏联、中国为首对立的两派，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也已公开地争吵，但在中苏之 间 ，双方还有保留， 很多争执仍主要在内部进行，并没有公开论战。然而，当1962年快要过 去 ，1963年即将来到，苏联及 其控制下的一部分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再一次掀起攻击阿尔巴尼亚 的浪潮，并波及中国时，公开论战终 于不可避免。中共除了在有关的代表大会上进行反击外，从1962年12月15日起，中共中央开始连续在《人 民日报 》 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批驳苏联和亲苏派对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攻击，批驳所谓 的 各种修正主 义的观点，阐明中共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到1963年3月8日止，这样重要 的 文章一共发表了7篇 ，分别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 亚 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 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 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 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 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 乔冠华参与了上述重要文章的起草工作。　　1963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 发表讲话， 他指出，从苏共“20大”大反斯大林开 始的7年 间，我们党曾多次做工作，批评他们的错误，同他们的错误进行斗争。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 是这样，后来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也是这样，但是，都没有能够阻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 发展。苏共 “22大”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把争论推向新高潮， 从内部争论发展为公开争 论。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在前一个时期的反修斗争，同时为下一阶段的斗争 提出了方针、策略和步骤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 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 组长是康生，吴冷西任副组长。小组的成员包括廖承志 、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另外还有 原先写作班子的一些“秀才”，有乔冠华、许 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最后两位因病 都没有参加这个工作)。不久，乔 冠华在中苏两党会谈开始后被指定为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运作过程是：“写成的反修文稿都先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 讨论修改，然后 送常委审定。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时，参加的还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梁 必业等同志。乔木同志因 为身体有病，从1961年夏天起就完全离职疗养。毛主席叫他不要 做任何工作，专心休息。所以他没有 参加这次反修文稿的起草工作。　　“其实这个小组从1962年11月份就开始工作，从1962年12月起，写作班子就集中在钓鱼台， 到1963年2 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后，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正式命名。一直到1966 年5月开始的所谓文化 大革命之前，写作小组集中工作。‘文化大革命’暴风雨来临前夕， 这个班子就散了。”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 版，第540～541页。第五部分第16节 参与中苏论战(3)《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后，中苏之间又打起了罕见的“声明战”。从 6月18日开 始，双方先后发表了6份声明，相互指责。这年7月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 平率领的， 出发之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考虑到这次中苏会谈会有一场恶战，前方和 后方要密切配合，决 定把秀才班子一分为二，留下乔冠华等几个同志在北京，以便在中苏两 党会谈期间在中央领导下起草 有关评论，其余大部分人随代表团去莫斯科。”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8页。　　也正是在一种日趋激烈的相互对峙和批评中，苏联方面又采取了一个加剧紧张局势的重大行 动。7月14 日，即中苏两党的代表仍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 给 苏联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亦按中共方面的一再要求， 在苏联的报刊全文公布了中 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亦即《二十五条》，作为苏共中央公开信 批判的靶子。　　这份公开信，是自中苏公开论战以来，苏共中央首次系统地、详尽地叙述两党的分歧和争论 ，首次公 开点名指责中共领导的“特殊路线”的一份重要文件。在公开信的主要部分，苏共 中央不仅回顾了中 苏分歧产生和扩大的过程，而且谈到了分歧和争执的主要内容。 公开信列举了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 热核战争、关于和平共处、关于反对个人迷信和批判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关于社会主义 阵营和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关于阿尔巴尼亚、关于南斯拉夫等等问题，阐述了苏共中 央在这些问题上的 看法，尖锐地抨击了中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非常冗长，全文约三万余字，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在许多问题上对中共进 行指责。 它不能不激起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应，也不能不对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造成致命的冲 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5天之后，即7月19日，中国方面便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发表了一 篇声明， 认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并表示 ，“它的观点是我 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根据中央的指示，反修文稿起草 班子立即投入起草反驳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的工作。 乔冠华和起草小组成员一起认真地研究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把它的论点摘出来，加 以分类， 然后针对这些论点，拟定准备批驳文章的题目。当时他们拟了有十几个题目，其中 有关于分歧的由来 、关于斯大林问题、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民族 独立运动问题、关于各国工 人运动的战略策略问题、关于和平共处总路线问题、关于社会主 义国家关系问题、关于中苏关系问题 、关于分裂主义问题、关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团结问题 、关于国际群众团体问题，等等。列出题目后 ，就分头准备。　　其时，这个写作班子领头负责起草工作的除了乔冠华，还有吴冷西、姚溱、范若愚、王力。 他们每个 人还带了一两个助手，帮 助起草工作。大家分工，各自负责一个或两个题目，分先后次序起草。另外 还由中宣部、 中联部分担 几个题目。大家平行作业，哪个稿子搞好了就送中央审查。中央审查的程序 ，一般是先由邓 小 平主持开会，把反修文稿起草小组成员召集起来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 经邓小平 认可后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再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拿到由毛泽东 召集 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全体会议上讨论定稿。　　8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毛泽东、刘少 奇强调，写 作班子要认真研究分析《公开信》，要把苏方论点开列出来，苏共其他决议、声 明、讲话、文章等中 的论点也综合研究，分类综合，逐一批判。写作中要引经据典(对马恩 列斯如此，对赫鲁晓夫也如此) ，但力求正确，不能有差错，要使别人驳不倒。同时要求尽 可能早点评论完，不能拖得太久，因还有 其他论战。但不能因求快而草率，要好中求快。现在，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显示，我方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先由中央 反 修文稿 起草小组起草，然后经政治局常委讨论修改，最后由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对这九篇文 章，提了许多重 要意见，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　　乔冠华以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了“九评”的撰稿、修改工作 。其中“ 四评”发表以后，因吴冷西率团出访朝鲜，由乔冠华接手继续主持起草工作。就在中苏两党论战进入“高潮”的时候，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消息公布了，世界各国，尤 其是各国的共 产党人纷纷发表讲话、声明 、决议、文章等，表明他们对此事的态度。不过，各国党的反应虽然都值 得注意，却都不如 中国共产党的反应那么令人注目。原因很简单：在国际共运中，中共是仅次于苏共 的第二大 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又是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国，中共不仅带头反对苏共领导的“ 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反对最激烈的党。中共中央获悉赫鲁晓夫下台是在10月16日凌晨，苏共中央的公报发表之前，中共 的广大党员、干部和 人民群众则是在苏共的公报发表之后。然而，不论是上层领导人，还是 下层群众，当时都对此消息感 到“欢欣鼓舞”、“大快人心”。　　更凑巧的是，就在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宣布解职的同一天，即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试爆 了第一颗原 子弹。这件事本来与赫鲁晓夫下台并没有直接联系，它们同时发生完全是巧合， 但由于赫鲁晓夫曾反 对过中国制造原子弹，这两件事便被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被称为“双 喜临门”，更增添了“喜庆” 的气氛。有很多干部、群众甚至说，中国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 轰下了台。不过，更多的干部、群众则 认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的“反修斗争”，发 表的“批修文章”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毛主 席真伟大”!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看法虽然不像一般的干部、群众那么简单，但也同大家 一样感到 十分高兴，他们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是他“倒行逆施”、“干尽坏事”的 必然下场，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伟大胜利”等等。所不同的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比一般干 部、群众想得“更深”、“更远” 。前面提到，中国这时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为此起草中国政府声明的任务便是 由乔冠华等人 完成的。吴冷西告诉我们：赫鲁晓夫被解职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全 体 会议14日决定的，“ 当时没有发表公报，16日才公布。也凑巧，我国第一个核装置也在10月 16日试爆成功。我国政府当天 晚上发表声明，同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一同刊登在10月17日《 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当时许多人都 争相传说，是我们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台了。“其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周总理经中央批准下令在16日试爆第一个原子装置。周在14日 下午紧急 通知我、乔冠华和姚溱三人，晚上到他惯常住的钓鱼台6号楼去起草文件。　　“14日晚饭后，我们三个人到6号楼去。周总理对我们说，现在叫你们来，是要起草一个关 于我国爆炸 第一颗原子弹的政府声明和新闻公报。我们决定何时爆炸原子弹(准确说应叫做 原子装置)主要是要看 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预报，后天天气比较好，爆炸大致不成问题，至 于几点钟起爆，还要看现场的情 况。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就得准备好这两个稿子。“接着，总理概括地介绍在苏联方面撕毁协定、撤回专家之后，我国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 经过，着 重谈到我国政府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政策。他还交待了声明里要讲几个什么问题 ，然后就叫我们起 草。　　“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到午夜过后不久，把这两个文件都起草出来了。　　“总理看了我们起草的稿子以后比较满意，认为只做个别文字修改就可以送毛主席审定。他 对我们说 ，你们秀才真是快手，现在犒劳犒劳你们，请你们吃我家乡的双黄蛋煮挂面。总理 说，双黄蛋是我家 乡淮安特产，一蛋两个蛋黄。我们现在就是加快研制两弹，一个圆的，就 是后天试爆的原子弹，一个 是长的，就是导弹，正在研制中。‘弹’、‘蛋’谐音，所以请 你们吃双黄蛋。　　“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苏方宣布赫鲁晓夫下台的公报在15日深夜(北 京时间是 16日清晨)也发表了。于是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同时登载了这两件事，强烈 地给人以双喜临门的 印象。”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 999年5月版，第831～833页。　　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一件好事”，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 ，就是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 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 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 家都派党政代表团赴苏祝贺。周恩来当时曾就这 一决定，对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的余湛解释说 ：今年不是大庆，苏联也没有邀请，我 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 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 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 团去祝贺，借此机会 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即使此行取不到预期结果，也可表明我党谋 求中苏团结 对敌的诚意。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步骤。　　《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 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作为中国外交部的领导成员，乔冠华参与了六十年代中苏交锋的整个过程，个中成败得失， 自有历史 给予评说。　　这一时期，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以“于兆力”署名，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国际述评，这些 文章便是 乔冠华、姚溱、王力三人的集体创作的。“于兆力”，是一个“三合一”的笔名。 “于”是乔冠华， 他在解放前重庆时写国际评论时用的笔名是“于怀”；“兆”是姚溱的姓 的半边。“力”便是王力的 “力”。在1963年到1964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 斗争的声明》 (1963年8月8日)、《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 民的声明》(1963年8月29日)、《支 持刚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1964年11月28日)、 《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的声明》 (1965年5月12日)、以及《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 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1964年1月12日)、《支持日本 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 1964年1月27日)等，这些声明和谈话，无不浸透着乔冠华以及“秀才 班子”成员的心血。对乔冠华等同志在当时的辛勤工作，新华社记者崔奇深情地追忆道：　　冠华同志，就年龄讲是我的长辈，就工作讲是我的领导，但就个人交往讲 ，他确是一位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朋友，是一位“与周公瑾交，若饮醇自罢，不觉自醉”那样的胸怀坦荡的友 人。　　当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是在中央统一指挥下进行工作的，周总理并责成冠华同志和外交部 、中联部其他领导同志关心、协助和指导人民日报的国际宣传和国际评论，在那些岁月我同冠华同 志的工作 接触和个人接触都比较多，所以才有上述的那种感受。　　冠华同志早在年轻时就以文才著称，但他没有那种恃才傲物，文人相轻的毛病。他和同辈的 外事宣传部门的其他负责同志相处得很好，工作上合作得很融洽。我在参加讨论中央布置的许多 重要文章 和文件时，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对别的同志主持起草的稿子，冠华总是很认真也很坦率地提 出他的 建议和意见，当别的同志对他主持起草的稿子提出这样或那样意见时，他也总是认真地考虑之。 有时 讨论之后，他对他主持的写作小组的同志说：“莫慌，莫慌，按照大家的意见，咱们还可以设计另 一 种思路。”　　有一次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布置冠华同志和几位中央的“秀才”们起草一个国际文件，未能 通过，经 胡乔木同志接手改写后，大家都满意了。当时冠华说了一句话：“写文章，搞文件，我们十个 也顶不 了一个胡乔木”。解放前，乔冠华和胡乔木都以“乔木”笔名发表文章，并称南北二 乔。上述那句话 出于冠华同志之口，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崔奇：《忆乔冠华二三 事》，载《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61～262页。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先生，乔冠华夫妇在座。据斯诺回忆：“我回到 中国两个多 月后，毛泽东邀我在1965年1月9日晚上去吃饭，我们交谈了4个小时左右。 外国客人只我一个。在座的 两位中国官员--龚澎女士和她的丈夫乔冠华，是革命胜利以前 就认识的朋友。龚澎和她的姊姊龚普生 还在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今天已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 分)读书时，我就认识她们，我战前住在北平时， 有一个短时期曾在那里教书。后来，龚澎 有好几年担任过周恩来的私人秘书。现在她是外交部部长助 理。她的丈夫是外交部副部长。 两人的英语都很好。　　“我没有提出书面问题，也没有做记录。我事先了解，这次交谈同1960年那次访问他一 样，是不供发 表的。当夜一回到住处，我就尽我所能记忆的，立即把说过的话都记下来。第 二天，使我喜出望外的 是接到通知说，这次会见时的谈话，只要不用直接引语，大部分都可 以发表。幸好我得到当时作了记 录的龚澎的帮助，能够对照我自己关于谈话的笔记加以订正 ，所以这篇记载大体上应该是正确的。用 毛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谈话简直是‘山南海北’ ，‘海阔天空’，有些方面是独特的。毛当然会见 过无数的人，可是招待非共产主义者的西 方人来同他一起吃饭却不多见。……”　　《毛泽东诗词》 ，在世界流传之广，恐怕要超过《毛选》本身，因为作为文学名著，它的欣 赏价值高，艺术性强，远 如南美洲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腊都有毛诗的译本。这些译文 绝大部分是根据北京外文出版社出 版的英译本转译的。这个译本的完成，乔冠华从始至终都 参加了。这项工作，乔冠华从六十年代起，就和钱锺书、袁水拍、叶君健、赵朴初这些学贯中西的名 家学者一 起，竭尽心智，力求信、达、雅地将毛泽东气势磅礴、思想博 大、词藻精美的古典格律诗词译成英语 ，希望出版一种我国自己翻译的外语权威版本。当时任英文版《中国文学》负责人的叶君健曾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成立一个毛诗英译定稿 小组，由 袁水拍担任组长，乔冠华、钱锺书、叶君健作为成员参加。　　参阅荣天屿： 《袁水拍与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百年潮》1999年第7期。　　钱锺书与叶君健主要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乔冠华与袁水拍主要负责对原作的解释和对 译文的斟 酌。从此以后，他们四位不时聚集在沙滩中共中央宣传部 三 楼的会议室，探讨推敲毛泽东诗词诗句译 文。为了全面修订旧译并翻译 新发表的，后来小组又增加了诗、词、曲名家赵朴初作为成员。1964年 ，大家把翻译中的 疑义之处，集中起来去请示毛泽东。定稿小组还曾去函征求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 丝? 斯特朗对 初译稿的意见。斯特朗认为，译文要成为地道的英语， 要让人们读得懂，无论是诗的韵 律、想象力，还是诗的语言和思想，都要表达出作者抒 发的感情。　　经过钱锤书、乔冠华等人的不懈努力，精彩绝伦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终于与海外读者 见面。第六部分第17节 荒诞岁月(1)早已成为历史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不时纠缠着中国人的心。每当 回顾那惊心动魄的艰 难岁月，人们不胜茫然：那一切究竟为了什么?说来令人诧异，这场举世无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竟然是由一篇评论一出 戏剧的文 章引起的。还是在乔冠华忙于苏联、东欧事务之时，1965年11月10日，上 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 元的《评新编历史剧》。这篇文章由江青和张春桥 直接策划，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以乔冠华的直觉，他感到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的出笼，绝非偶然。该文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 官》中所 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 ‘退田’、‘平冤 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 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该文的发表，以及 随之而来的群众性批判运动，成为爆 发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对此，乔冠华在清华时的老同学 季羡林也认为，当时，“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 了‘革命’的烽火。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实， 满篇邪理。它据说也是颇有来头 的。姚文元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出台献艺的小丑而已”。季羡林： 《牛棚杂记》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0页。　　历史以它特有惯性发展着。“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 个人专断 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 错误。林彪、江青 、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 化大革命’的发动”。 中共 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 十年〉阅读文件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51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一直延续至1976年10月 ，历时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 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66年5月，神州大地风云际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启 动。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下同)。 这个通知系统 地表述了1957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 论；确定了“左”的方针 、政策；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次 比较完整、全面的论证。因而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在5月下旬成立的，组长陈伯达直接从毛泽东主席处领命，带领工作 组夺了《人民 日报》社党委的领导权，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竟事先不知!身为 党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又是事 后才知道。这种完全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异常举动，怎能不令 外交部陈毅等人震惊和担忧啊!外交部党委办公室，灯光明亮。时间已近午夜，除陈毅之外，其他部党委成员都到齐了，乔 冠华也在 会议室那里焦急地等待着去政治局开会的陈外长，他们多是吃罢晚饭就来到这里， 希望听到他带回的 文化革命运动的最新部署。其时，首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鼓动下，北京市的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都开了锅 ，乱作一 团。课是根本不能上了，整天是贴标语、撒传单。大批学生甚至像潮水般涌向电台 、报社，有的抗议 ，有的质问，有的反映情况，有的追问背景，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北 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充当了“急 先锋”，它们不少学生上大街刷大字报，辩论的人群时常阻断 交通……而外交部下属的外语学院等几所大学的造反派，也非“等闲之辈”，已经三番五次找到部里 ，吵着要 陈毅接见，要求他对外院党委是否烂了明确表态。这天下午，陈毅从办公楼下来， 赶着去人民大会堂 接见外宾。突然，从门外冲进来一批学生，把他团团围住。陈毅先是耐着 性子解释，无效；直到他两 眼一瞪，发起了“政治脾气”：“今天如果误了外事活动，就拿 你们是问！”学生这才闪开一条道。而在别处，学生拦截外宾汽车、阻碍正常的外交活动的情况已多次发 生。面对这种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领导干部们无不茫然，他 们迫切希望中央拿出办 法来。　　“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陈毅满面春风走进门来，风趣地拱起双手向大家拜了拜 ，“让诸 位久候了！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总理邀我一同吃夜餐，我都没有去。我告诉总理 ：我这里有货，” 陈毅拍拍皮包，风趣地一语双关：“肚子不饿了，我那几位副部长还‘饿 ’得很哦！我不能饱汉不知 饿汉饥！”话音一落，众位眉开眼笑。从陈毅去政治局开会前恼怒的神情，到现在幽默打趣的话语，不 用问，准 有好消息！果然，陈毅掏出皮包里的笔记本，边念边解释政治局议定的“八条规定”，例如：坚持党的 领导；坚 持党的政策；坚持内外有别；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坚持在校闹革命，不许 杀向社会，扰乱工 厂、农村、机关等企事业单位正常工作……最后他又告诉大家：“刚才政治局会上，各部各口都反映，学校中造党委反的，保党委驾的 ，他们之 间势不两立，宛若敌国，但是对中央的要求则是一致的：希望中央及早派工作组。 我也是主张早些派 工作组的。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也认为，中央派工作组加强党的领 导是需要的。这是件大事， 待请示主席之后才能定。先抓紧把中央八条规定传达下去，尽快 安定局面。”　　散会时，月升中天。走出办公楼的陈毅和乔冠华等其他同志一样，精神抖擞，毫无倦意。在 以往几十 年革命斗争中，他们都有切身的体验，只要党中央统一步伐，领导坚强，困难的局 面是能迅速打开的 。 参见铁竹伟：《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4～16 页。“文革”初期，乔冠华这位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儒将只好整天呆在家中，像是老 虎被关 进笼子，只能 在家里踱来踱去，在门前的园子里兜圈子。这时远在苏州的好友李颢也 被关进了“牛棚”。可是，他 们之间的情思是关不住、隔不断的。李颢叫儿子 带着苏州特产卤汁豆腐干赴京看望乔伯伯和伯母。两 代人相见时，乔冠华和龚澎深为李颢的 情谊和下一代的关心而万分感激。　　对这场从1966年春夏开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风暴，即使是几十年一 直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也 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每每陷于被动。“红卫兵运动”中 ，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迹--我做梦也想不到 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 群众运动；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主席思想紧跟、 紧学、紧做，但还是跟不上，还常 常要掉队，犯错误。--当然，由于经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为 “第三号”领导人、国 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终 坚持一点，就 是实事求是，注意政策。例如，在“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周恩来从不人云亦云，而 是反复强 调党的一贯政策，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劝导、说服红 卫兵和造反派们的一个重要论 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 的 ，缺点、错误是次耍的。因此，不能 说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是“黑线”、“黑帮”，都有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说的各项 工作，自然包括乔冠华参与领导的外交工作。 运动初 期，周恩来第一个下去蹲点的单位就是北京外语 学院；他曾多次直接听取陈毅外长关于外事 口运动情况的汇报，对有关外事系统运动的指示，也常常 是由周恩来、陈毅二人联名发出。 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铺开，天下大乱的局面迫在眼前。这时，对“内忧必起外患” 有着切身 体会的陈老总，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他到处奔走疾呼，仗义执言，在党内、军内 率先抨击“文化大 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错误做法。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 ，其中， 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长陈毅。就在所谓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恶浪刚一掀起，周 恩来立即站出来， 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战友。　　1966年，外事口的“革命”、“造反”不断升级。北京外 语学院的两派红卫兵，一派“造反兵团”， 坚决要“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 )”，大字报一直贴到外交部大门外，在乔冠华住处(报房胡 同)也刷了“打倒乔冠华”， “打倒龚澎”的大标语。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一批二保 ”，不要打倒姬鹏 飞、乔冠华，后来他们中有些人又抛出乔冠华，要保陈毅、姬鹏飞。从此，乔冠华 成了两派 造反派重点揪 斗对象，他每天要向造反派写“思想汇报”，还要把自己的“检讨”写成大字 报贴出去，自 己的家也被抄了几次。　　乔冠华在外交部有一位同事，叫张彤，他正担任第一亚洲司司长。因为他曾有过驻印度武 官的经历， 在处理中印边界军事冲突的外交折冲中置身帷幄，协助周恩来、陈毅工作。有一 次，巴基斯坦外交部 长布托来北京访问，周恩来会见了他，在谈到中国将向巴基斯坦派出新 任大使的时候，周恩来说，他 已经注意到布托先生很年轻，因此，“我要派一个年轻有为的 大使到巴基斯坦去”。这个新人选就是 张彤。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张彤对这场浩 劫从心底感到厌烦，对“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领 导，造成外交部工作半瘫痪的状况极为不满 。他是当时外交部著名的“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的参与 者，力保陈毅等同志，反对荒唐的 “造反”行为。　　为此，张彤受到冲击，先后被“审查”4个月之久。事后，周恩来见到张彤的时候询问，“ 九十一人大 字报”是怎么一回事？张彤坦率地说，他确实参与此事，“大字报的第一、第二稿是我起草的，到第三稿的时候由 乔冠华接 过去写了”。　　《精品丛书》编委会编：《共和国外交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6月版 ，第165～166页。　　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张彤较早获得了解脱，于1969年夏就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他到巴 基斯坦不久 ，中国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秘密交往开始了。当然，这是后话。第六部分第17节 荒诞岁月(2)进入1967年，形势逼人紧。“文革”运动的恶浪席卷全国，许多人成天价喊着“革命无 罪!造反有理! ”口号声震得人们耳膜发疼发胀。　　1967年，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造反派直接向各级党政机关夺取权力。领导干部或 靠边 站、或被 揪斗，党政机关，甚至一些公检法部门亦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即使个别领导干 部暂时未被打倒， 也处在软弱无力岌岌可危的状态，根本无法正常地开展工作。一时间，几乎整个社会处在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无政府主义呈恶性膨胀趋势。到了1967年 的7、8、9 三个月，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亦有人感到这样混乱的政治局面已驾驭不 了，有些“失控”了。　　“革命的大批判”并未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相反使 本部门群众之间的派别斗争(亦不 乏被坏人利用)都被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 线”的斗争。这一场斗争更趋向白热化，各地 造反派纷纷抢夺军警或者军火库里的枪 支弹药把自己武装起来，“炮轰！”“火烧！”“血洗！”和 “砸烂×××”的狂潮裹袭全 国 ，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加之，“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任意给一些组织 戴上“革命组织”、“ 造反派”等表示“进步”的桂冠；而给另一些与他们观点不同的组织扣上“保 皇派”、“保 守组织”等“落后”、甚至是“反革命”的帽子。这种亲一派，疏一派，拉一派，打一 派的 做 法无疑是火上加油，使派别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起来，真可说是达到了不共戴天、你死我 活的程度。　　《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的作者铁竹伟，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访问过乔冠华。那时，乔冠华大 病初愈。 谈及“文化大革命”时，他百感交集，几次提起自己那本“语录”中留下的“二、 七、海”三个蝇头 小楷……1967年2月7日早晨，乔冠华接到陈毅的电话，找上宦乡(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 )，一起乘 车来到中南海陈毅家中。为备忘，他在“语录本”一角，记下了“二、七、海” 3个字。“哦，你们已经到了！”刚刚散步回来的陈毅与乔冠华、宦乡二人握握手，亲热地说：“今天请二位笔杆子来，有件重要事情商量。桌上的电报，你们先翻一翻，我去吃点早饭， 马上回来 ！”文件、电报在乔冠华手中停留片刻，一一传到宦乡手中。大部分材料他在部里都看过了。　　这些外交史 上闻所未闻的荒唐举止，令人痛心疾首，绝难淡忘。驻×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 胜利万岁”大字标语。东道国提出抗议；驻×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 地官员自 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 的巨幅标 语，当局不同意，他们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驻非洲×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 ”和毛主 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驻×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 钻进穆斯 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人家连推带搡轰出帐门……对这些荒谬的行为，稍具外交常识的同志，都觉得反感。可是除了周恩来、陈毅尚能提出 批评，别人 谁敢讲？不久前，外交部向驻各国使馆发出“经中央批准，驻外使馆不搞罢官夺 权”的电文后，驻× 国使馆竟立即拍回电报质问：是哪个中央批准的？……“怎么样，看完了吗？”陈毅进来问道，“唉，多少年艰辛努力，因此一举，付之东流！不 过，今天 找你们来，不是为发牢骚、骂娘的。”陈毅双手抱在胸前，在办公室里踱了个来回 ，然后说：“这两天，我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是内外有别的。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 人牵上。 你们看噢，我们根据惯例。采取军委的方法，也来规定几条，怎么样？比如说，不 得把外国人拉来批 斗，不得强迫人家接受你的宣传品，不得强迫人家背语录，等等。无论如 何，我们要想方设法，使我 国的对外关系，不要受这次运动的冲击和破坏。”　　乔冠华略显迟疑地点点头。他何尝不希望纠正外交工作中的种种错误作法！可用中央名义发 出的电报 ，造反派尚且怀疑，几个靠边站的“当权派”订出几条发下去，还不是对牛弹琴? “老乔，你担心订出的是一纸空文吧！”陈毅一语道破：“我请你们来，是想依据国际公法 ， 细细推 敲、琢磨，订出几条无懈可击的规定，送中央，请主席批一下，再发往驻外使馆， 照章执行!前两天， 军委制定的八条命令，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听说要请毛泽东批准，乔冠华与宦乡相对一笑，顿觉希望倍增。　　“时间紧迫，你俩人先打个草稿，我们再商量。你们早出晚归，就在我家吃午饭，免 得造反派纠缠， 误事。”乔冠华对铁竹伟谈到这里，眼睛潮润，声音也有些暗哑了：　　“那时陈总被夺了权，部里大小事他都无权作主，都要请示周总理。有时总理太忙，他就 守 坐在总理 办公室等到夜半三更，周总理曾几次对我讲过，看见陈总这样，他心里很难过。可 是，就在这样困难 的情况下，他仍然千方百计想使‘文革’运动不要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 不要使世界各国对我国产生 不应有的坏印象。　　“我们每天一早就去。开始两天，陈总与我们还有说有笑，可后来他只同我们打个招呼，便 独自坐在 桌旁沉思，或者推门出去，在寒风里踱步。　　“当时，我觉得奇怪，对老宦说：‘为什么陈总心情这样沉重，过去他是爱讲话的？……’ ” 参见铁竹伟：《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73页 。　　1967年4月5日，外语学院“造反兵团”开进外交部安营扎寨，将姬鹏飞、乔冠华揪去，关进 地下室批 斗。　　这年的纪念“八?一”招待会，有外国使节参加，中央通知乔冠华出席，造反派就是不放人 ，还是周恩 来出面找造反派，乔冠华才得以出席。后来批斗活动少了，外事口的造反派又分 配乔冠华去王府井百 货大楼前卖造反派的小报。乔冠华和造反派商量：“我还是代表中国政 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 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 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 　　造反派不答应。开头两天，有造反战士押着乔冠华沿街去卖小报，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将 他押送到 王府井，把一摞小报交给他，要他卖完后自己回去报告并交款，这下他可以自由了 。乔冠华每天将小 报点了点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待到押送他来的造反战士离去， 他就把一摞小报丢在地上， 自己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过一两个时辰 ，他慢慢踱回部里，将自己用一元钞 票从小酒馆换来的角票、分票，上交造反派，说是卖小 报所得，而且每次都多上交几角钱，造反派讽 刺他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 赚钱！”“乔冠华王府井卖小报”的故事不胫而走。乔冠华的老友冯亦代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到，“ 十年动乱 中，他曾在王府井卖小报。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 只能将不平之气藏 在心头罢了”。　　《冯亦代文集(散文卷)》(1)，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年3月版，148页。重庆“二流堂”的积极分子唐瑜，更是将自己与乔冠华喻为“两个老报贩”。他说：　　日子过得清闲，也过得快，也越过越好。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我终于出 外逍遥了--我被派到王府井 卖“革命小报”。如果你从电影上的卖报童那里学到一点伎俩，你手上的报便很快可以卖光。我一路走，一路 把重要题 目叫喊一遍，未到东安市场，报纸已卖掉一半了。王府井几乎整一段街都是报摊， 卖报的几乎一律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头子。我忽然眼睛一亮，发现乔冠华也摆了一个报摊。他面前摆着一大堆报 ，似乎买 卖不佳。我说，咱们一起卖。我在他旁边挤进去，把两种报重要题目都吆喝一下，果然很快就 卖掉了不 少。　　他卖的是外交部造反派的报，里面有没有批他的我记不清了。看到别人都在收拾，我们当然 也跟着收兵。我的家只要走几步便到了，我邀他进去休息，喝水。他说，他还得回到外交部交帐，等下次 吧。这个下次，一等十年之久，就是我在史家胡同遇见他那一回。　　唐瑜：《二流堂纪事》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6页。　　外事口造反派的少数人，策划演出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先后砸缅甸、印尼、印度驻华使馆 等一连串严 重败坏新中国外交声誉的荒唐事件，特别是从印尼归国的所谓“红色外交家”姚 登山，他打着革命造 反派的旗号，私自召集全体驻外使节和外交部司局长开会，夺了外交部 的大权，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 ，下令将姚登山逮捕法办，这让外交部的上上下下人心大快， 在姚登山押走时，龚澎上去狠狠打了他 一记耳光。翻开新中国的外交史，人们不难发现，1967年5月至8月间，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一 段“非常时期”。我 国同已与我建交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 双 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 状态。其中不乏周恩来、陈毅担任外长时期致力于建立起良好睦 邻关系的一些周边国家。尽管这时的乔冠华处境十分困难，但他还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67年7月初，乔 冠华就康生在 6月的一次会议上给外交部扣上“三降一灭”的帽子(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 义、修正主义、各国反 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请示周总理：康生的提法到底指什么？ 周总理想了一阵后说：“三降一灭 ”不通。1971年5月底，周总理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谈到 对建国后外交工作的评价时又提到：“我不同意 那种极左思潮的说法，更不能同意‘5?16 ’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好像我国外交也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因为毛主席一直关心这条战线， 亲自抓、亲自领导这条战线”。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党 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1页。周恩来克服了种种困难，保护了像乔冠华那样的外交干部，扼住了外交领域极左思 潮这头怪 兽的缰绳 ，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车轮挡在了毁于一旦的悬崖之上，为经历了短暂“休克”与 “冬眠”之后的新 中国外交的全面复苏，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陈毅、乔冠华的不懈努力，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 关系的迅 速修复，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 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与 西方一大批国家全面建交的外交新格局的出现，都是不可想像的。第六部分第17节 荒诞岁月(3)后来与乔冠华结为伉俪的章含之，也是在1967年这一特殊的环境下认识乔冠华的。在她颇有 调侃意味 的笔下，她俩相识相知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见到乔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1967年4月或5月， 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 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 院经过了一番批判 斗争之后，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　　学校两派群众组 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口的斗争；“造反派”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 、乔冠华)，另 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些“老 保们”自然 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 论、对骂不休，而争论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见过这三位有争议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就在这喧嚣一 时的派仗 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时，从外面 进来一 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 的高 傲气质。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 时我直觉 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 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 像个学者 。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 来， 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 。贴“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他开玩笑说那是 月 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 然后， 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 ” 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 2月版第1版，128～129页 。　　“文革”的闹剧正在上演，渐渐步入“佳境”。乔冠华、章含之同在患难之中，就是在 这荒诞岁 月里相识的，说起来，不免带有几分苦涩。乔冠华的其他家庭成员及其亲属在“文革”中，屡遭不幸。他的夫人龚澎的情况容后细说。 龚澎姊姊 龚普生、章汉夫伉俪的境遇，也十分糟糕。　　1966年4月，章汉夫随刘少奇访问巴基斯坦回国后不久即病倒。当时正因曾在苏州反省 院关押过的历史 问题接受审查。当年关在苏州反省院的有两个叫张平的，被认为有历史问题 的张平并不是章汉夫，另 外的一个张平是浙江人，他也不过像瞿秋白写《多余的话》那样， 写过一篇《病榻沉思录》，造反派 却无故把罪名放在章汉夫头上。据曾任我国驻印度使馆二 秘的李达南回忆：“我在东交民巷30号外交 部大礼堂上看到造反派如何批斗汉夫同志的 夫人龚普生，逼她交代汉夫的‘罪行’，要她‘划清界线 ’。每当龚普生说话时称呼‘汉夫 同志’时，造反派就厉声斥责道：‘不许叫汉夫同志！’而普生同 志则仍顽强地继续这样称 呼。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把老同志定为叛徒，当敌人对待，真是横 蛮到了极点。” “但在极左思潮淫威下，是非颠倒，大家只能敢怒而不敢言。周总理对汉夫的处境十 分关心 ，他和陈老总尽管设法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但汉夫最后还是于1968年3月被关到昌平县的秦 城 监狱，关了近四年，直到1972年1月1日含冤病逝。”李达南：《一代外交家章汉 夫》，《人物》2002年第6期。　　作为章汉夫的挚友，曾在外交部亚洲司任专员、后任中国世界笔会秘书长的毕朔望先生 在生前曾为怀 念章汉夫写过一段笔触深沉的话：“我看汉夫的为学、做人、任事过于常人。 也富于科学、人文知识 ，通经济，知外务，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民主而善断，严格而近宽 ，认真而任闲，能辩而守讷，加 之精通英俄二语，笔头又快--我阅人多矣，这样的才干， 还是极少的。加之，他于工作更是忠于职守 ，鞠躬尽瘁，担子是不轻的。但他也善于利用闲 暇。他最自在的时刻是了却公事之后，拿起烟斗浏览 书报，他在十年浩劫中，却遭到极度的 摧残。听说他临终时衣衫都不周全了，不禁使我想起瞿秋白在 长汀穿一身中式小褂裤从容就 义时的情景：瞿和章都是江苏武进人，都是大有学问的人，生死又都是 极悲壮”。“往事渺 矣，但此际只一合目便似见他昏昏灯光悄然奋笔，呛咳氤氲聊破岑寂的情景，复 念其辞世之 际必有百种孤愤，遂觉凄凉难持。患难中、死生间却连相濡以沫都做不到，就太可怜了” 。 章汉夫的冤案，是外交部的最大的冤案。这冤案终于在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第六部分第18节 重新起用(1)直到1968年年末，乔冠华才重新被起用。他又以饱满的热情、充足的干劲， 马上投身于祖国的外交事 业，开展各种外事活动。由于处于“文革”的特殊时期，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两国当时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 是“同志 加兄弟”。中方称之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方则比喻为“坚如钢铁， 纯若水晶”；被双 方形容为“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种关系家喻户 晓，童叟皆知，在世界罕见鲜 闻，令人瞩目。中方力所能及地满足阿方比较实事求是的援助 要求。中国对阿援助数量剧增，几乎有 求必应。中阿关系“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　　1969年2月22日，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乔治?罗博抵达北京。3月初，当时主持外交部日 常工作的常 务副部长姬鹏飞在北京台基厂国际俱乐部举行宴会，为抵京履新的罗博大使接风 洗尘。阿尔巴尼亚驻 华大使馆参赞泽契?阿果利等使馆外交官员应邀赴宴。刚刚获得“解放 ”、主管地区业务的外交部副部 长乔冠华等要员均出席作陪。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欢快异常。姬鹏飞、乔冠华作为东道主，更是热情异常。 嗜好饮酒的乔冠华早 在三十年代就有“酒仙”的雅号，即令在“文革”高潮中被迫在北京闹 市王府井卖造反派小报，落魄 之余仍不忘到附近僻静酒肆饮几杯啤酒。被“火烧”、“炮 轰”多日，姬、乔难得有如此开怀畅饮的 时候，今天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一醉方休！为 人谨慎的罗博大使却不敢造次，浅尝辄止。毕竟是新 官上任，不能失态。而人高马大的阿果 利倒显得非常活跃。他似乎没有料到姬、乔这两员“酒场”骁 将的英雄酒量， 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更何况又是“二对一”， 没有几个回合，阿果利就抵挡不住 ，颓然败下阵来。　　喝得醉醺醺的阿果利用湿毛巾擦擦发烫的面 孔，稍坐片刻就东倒西歪、步履蹒跚地走出国际俱乐部， 钻进了小轿车，东倒西歪地向外交 公寓驶去。 当轿车沿着东长安街行至灯光较暗的建国门 外大街时 ，一个无辜的骑自行车的中国工人倒在了阿果利摇来晃去的轿车车轮之下。阿果利捅了大漏子。阿尔巴尼亚最高领 导层获悉此事，立即下令调回阿果利。姬鹏飞的宴请活动以及阿果利开车肇事的情况自然都上了外交部的值班简报。不过，简报的 编辑深得 “春秋笔法”之三昧，避实就虚，对酒后驾车等要害问题轻描 淡写，一笔带过。所以，周恩来一直不 明此事的前因后果。　　3月23日下午5时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会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罗博，对阿果利车祸肇 事就事论 事：“交通事故总是难免的……”在场担 任总理译员的范承祚目睹一切，内心很不平静。了解此事详 情的范承祚认为，此事不仅人命 关天，而且涉及两国关系，而个别人没有如实将情况上报，作为当事 人和目击者，特别 是长期受总理谆谆教诲的外交战士，自己有责任向总理汇报实情。范承祚的想法得到外交部值班室一些同志的支持。于是，他写了一张《积习难改，故态复 萌 》的大字 报，并将大字报底稿通过值班室呈报周总理。获悉真相的周总理震怒，当即表示， 同意范承祚贴出的 大字报；并批评说，范承祚本该在我会见罗博大使时当面汇报此事。　　紧接着，周总理就此事召集姬鹏飞、乔冠华等当事人开会，狠狠地批评了姬、乔等有关负责 人，并责 成他们在一个会议上作深刻检查。“事后为什么不立即报告？为什么隔了两个礼拜 才告诉我？”周恩 来大声责问，甚至连他一向信任、欣赏的韩叙也未能幸免挨批，“如果我 处在 你礼宾司负责人的位置 ，就会专门要一辆车陪送阿果利参赞回外交公寓。怎么能让人家醉酒 后驾车回去呢？”周恩来对垂首 不语的外交部领导厉声言道：“你们外交部几个人不应 该 看着阿果利过量饮酒而不顾，反而一再劝酒 。阿果利是在中国，又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出了 事，责任主要在我们。作为外交官，特别是你们几位 领导同志，喝酒一定要有节制，喝多了 容易误事……”周恩来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再一次重申六十 年代制定的外交人员有关规 章守则：各种外交场合，我外交官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 不过，即使在这样严肃的时候，周恩来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有人批评乔冠华是不 是因 为“文革 ”审查期间没酒喝，才如此乘机大过“酒瘾”时，这位以“酒仙”闻名外交界的才 子委屈地辩解说： “不是这样的，我在家有茅台喝！”周恩来当即向“发难”者摆摆手说：“话也不能这么说嘛……”所有在场的外交官都对周恩 来的严厉 批评心悦诚服。3月28日下午6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公使衔参 赞阿果利，商 谈阿果利参赞酒后开车撞死一中国工人的事件。周总理说，我从1935年到1 965年，喝了三十年的酒。 我喝酒也是有教训的，主要有四次：一，1925年在黄埔军 校，那时是搞统一战线，蒋介石的军官们因 我结婚要我请客，灌了我；二，1938年在武 汉也是搞(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前黄埔军 校的我的学生灌了我；三，在 重庆还有过一次；四，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夕，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灌了 我(朝、越代表 团参加)。这几次，都是别有用心灌我的。所以，在1965年我下了决心，把30年的酒 戒 了。1935年我过茅台河，知道茅台酒。多喝酒，既伤害身体，又会造成政治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 知识出版社 1993年3月版，第534页。”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说得阿果利心头热乎乎的。末了，周恩来再三向罗博大使表示，此事责任 在我外交 部有关负责同志。因车祸不幸死亡的工人同志善后事宜由中方负责处理。也请阿外 交部不要处分即将 奉召回国的阿果利。但是，周恩来的种种努力没有成功。阿方坚决不收 回成命。　　同年5月1日晚，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从范承祚处得悉阿果利偕夫人已在当天离京转道上 海回国，他 沉吟片刻立即下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在国际航线中转站上海虹桥机场挽 留阿果利夫妇；外交 部即派乔冠华和译员范承祚飞赴上海，接待并陪同阿果利夫妇在沪、杭 游览一周。当神色黯然、沮丧 异常的阿果利夫妇在上海闻讯此事后，对周恩来总理充满了感 激之情 ，夫妇俩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恩 来这一充满人情味的安排，使得灰溜 溜悄然离京的阿果利的中国之别多少增添了几许亮色。一个星期 后，当飞机载着这位外交官 在虹桥机场起飞的时候，他的脸庞开始和天空一样，变得晴朗起来。　　7年后，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而设立的灵堂里，闻讯前来吊 唁的阿尔巴 尼亚外交部司长阿果利和夫人在已故总理遗像前肃立良久，泣不成声，千言万语 尽在不言之中，令在 场的中国驻阿使馆包括政务参赞范承祚在内的外交官员潸然泪下。其实，周总理能喝酒，也是出名的。国务院能喝酒的不少，乔冠华、张彦(曾任总理办公室 副主任)他 们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每逢喜庆日子，常互相碰杯， 敬酒劝酒，兴致极高。常有喝醉的时候。喝 醉的人，醉后话多，出过不少洋相。据说，总理 最 喜欢和陈毅、乔冠华一道喝，有这两个人，气氛就 热烈，就愉快。这两个人放得开，但是不 粗俗；酒兴大发也不会表现出低级趣味，必是山南海北，天 地文章；诗词歌赋，妙语如珠。 　　因此，周总理喝酒喜欢问两句话：“陈老总来不来？”或吩咐：“叫乔老爷来参加。”周总理与陈毅私交甚深，自不必言。乔冠华是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家，一直深得总理喜 爱。曾有 人猜想过其中的原因。比如乔冠华不拘束，性格坦荡活泼，他敢在总理面前出洋相 ，但分寸把握得好 ，决不伤大雅。毕竟总理也愿意过正常的人际交往的生活，但多数干部对 总理都是毕恭毕敬，礼貌周 全，拘束了自己，也就拘束 了总理。　　“乔老爷”一出场就敢出“洋相”。有一次周总理访问非洲，获得很大成功。返回北京前， 在西北14 号机场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返京接受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乔冠华 捺不住那活跃性子 ，跟大家策划鼓动一番，第二天一早就带大家提前来到机场，按高矮次序 分几排站好队，忍住笑在那 里等总理的车到。　　总理的车驶来了，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减慢速度，缓缓向队列前滑过。于是， 乔 冠华像个中学生 领队似地跨前一步，斜侧半面带领大家呼起口号。他们是在模仿欢迎群众， 表情都很夸张：“热烈欢迎周总理！”“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胜利归来！”乔冠华的“洋相”，逗得周恩来在车里呼哧一声，感叹着摇摇头，那眼神仿佛是忆起了 学生时的生活 ，忆起了青年时的活泼和自由自在。车停下来。周恩来再次感慨万千地 摇摇头又点点头，才钻出车门 ，一边朝大家走，一边忍俊不禁，指点着乔冠华说：“你这个乔老爷呀，总有出不完的洋相！”在一片欢笑声中，乔冠华不失时机地指挥记者：“来来，给总理和大家合个影。”于是，欢呼声更高，是真正的皆大欢喜。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唯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中国 认为以霍 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代表着亿万 欧洲人民的希望”，“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中阿政治上相互支持--周恩 来总理三次出访阿尔巴尼亚。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两次访华。中国在 经济方面大力支援阿尔 巴尼亚，中国向阿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然而，团结合作中已埋藏着不和因素， 这在耿飙任驻 阿大使期间便凸现出来。　　正如前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外交活动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中国的驻外使节， 在1967年 初召回后，一直没有再派出。除保留驻埃及大使黄华外，其他国家都处于空 缺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周恩来抓住中共“九大”后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机，决定派 遣耿飙、王幼平、黄镇等分别前往 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这是“文化大革命” 以 来第一批任命或重新出国的驻外大使。在不到两个 月时间里，又先后安排了十几名驻外大使 返任或到任。1969年6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耿飙等即将赴任 的大使时，对未来充满信心 地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有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 调查研究工作作 为重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　　耿飙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讲道，在那次接见中，周恩来总理曾特地指示他：“中国和阿尔巴 尼亚关系 很好，阿是当前我国外交的重点国家之一。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希望你 尽快赴任，最好在 10日就去。”耿飙请周总理对驻阿尔巴尼亚使馆的工作方针作指示，周恩来说，中央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 是： 加强 团结，友好合作，增进友谊，并肩作战。加强中阿两国的团结合作，对整个外交工作的 开展具有重要 意义。带着周总理的指示，耿飙很快到任。在他抵阿的第二天上午，阿方就安排他拜会议会主 席列希，并呈 递国书；下午，拜会阿总理谢胡。22日，阿外长纳赛陪同他专程去发罗拉， 会见正在海滨休养的阿劳 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阿方讲话的调子甚高，对中国一片赞扬。　　渐渐地，耿飙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 发现，在他们对中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一些不值得赞扬的 事情，特别 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 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 错误行为。开始他还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 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就把我国 政府对这种错误行为的看法和处理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和说明。但 是，后来他进一步察觉 到，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中国的观点，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 样一致， 而是 隐含着深刻的分歧。例如，他们不赞成我国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特别是和美国接触、 谈判 。　　《耿飙回忆录》特别让人回味的是，有关“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曾使作 者“感到忧虑”， 而这又与乔冠华有一定关系：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提供的。1954年以来，我们 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 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 字。……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 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 建了一万 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 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 意两点： 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 这样“有 求必允”的援助法，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 来说， 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 设。 因此我想把这种情况向国内反映，但是又存在顾虑。因为，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 ， 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其后果难以预料。万一给江青一伙人和造反派扣上几顶“反 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帽子，岂不要重进“牛棚”。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特命全权大使的政治责任感终于驱使 我撇开个 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提起笔来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写了一 封长信。信中详细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提出，我国对阿援助是主客观不一致，即主观愿望是 好的，是为了帮助阿搞好经济建设，但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 反而助长 了他们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因此，我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 虑，通 盘修改。乔冠华看信后，对我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我提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 他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只是将我的信转报中央。后来我回国后遇到李先念副总理，他对我说：“耿 飚，你胆 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 ，但一 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周总理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也提起我写信的事。他告诉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后说：“耿飚敢 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也许正是由于毛主席说了这句话，所以江青等未敢利用这件 事整我。　　《耿飙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242－247页第六部分第18节 重新起用(2)1969年10月7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 表团的第一次会议。周恩来首先讲到，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接着 ，他宣布了经 中央批准的我方代表团8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副团长 为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柴 成文。代表团成员有。对中苏边界问题很有研究的苏欧司司长余湛 ，他是1964年边界谈判的中方首席 代表，还有老大使章文晋和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 的王荩卿以及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马叙生等。军 队方面的代表团成员有总参谋部主管边防的 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疆 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据柴成文后来回忆，宣布名单之后，周恩来又谈了几个问题。第一，关于边界谈判。他说， 两国总理 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衅，反而一再 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 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 严 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 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 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 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第二，关于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周恩来指出，两国总理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 ，对于他们这 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要向人民交代，不驳斥不交代不好。但现在谈判即 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 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商定，准备以“外交部文件”的形 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　　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第三，关于谈判的领导。周恩来说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 是姬鹏飞 、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实际上，整个工作都是由周恩来亲自抓的。第四，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要求代表团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 以赴 进行准 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来往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　　10月1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飞抵北京。团长是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边防 军参谋长马特 洛索夫为副团长。库兹涅佐夫于1953年至1955年曾任驻华大使，嗣后 任副外长，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 ，我国外交部的许多同志都认识他，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在当晚为欢迎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 ，柴成文曾 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就对坐在他旁边的马特洛索夫将军说，我们 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 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 马特洛索夫很坦率地说，不要看 今天的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柴成文：《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中苏边界谈判》，载《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 》，人民出版社1993 年11月版，第192～198页。　　果然，第二天谈判一开始，当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把9月1 8日致苏联部 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他们就完全改变了调子 ，拒不讨论，甚至根本 否认两国总理达成过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自从代表团成立以后，周恩来差不多三天两头找他们谈话，特别是谈判开始的一段，几 乎每天都找。 这些内部会议，一般是先漫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对谈判的影响，二 是处理一些外交上急待处理的 问题，三是解决谈判中的问题。由于那时国内的形势在林彪、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还很不稳定 。外交工作在排除了1967年少数坏人夺权 之后正在整顿。周恩来想利用这次谈判来加强我国的外交工 作。所以，他每次谈话的内 容都不仅仅限于这次谈判。　　在会谈经过一段交锋之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 什么用？ 不能开这个头。所以他在请示毛主席后决定：要坚持攻下去。乔冠华就在谈判中 列举中苏总理机场会 见时的记录向对方质讯，对方虽无言以对，但仍不愿就此达成协议。实 在没办法时，他们就让下边的 工作人员向我们代表团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　　不过，尽管一开始谈判就陷入僵局，但双方似乎都不愿意就此中止谈判。在中方的一再坚持 下，苏方 终于作出让步，同意先就“临时措施”问题进行商谈。　　然而，当双方开始讨论“临时措施”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椐柴成文回忆说：在谈判中，苏方“开 始是不愿讨论临时措施，后来不得不讨论了，又不 承认有所谓争议地区，硬说我方提出的争议地区概 念是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 柴成文：《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中苏边界谈判》，载《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 》，人民出版社1993 年11月版，第192～1980页。　　在 中国提出的“临时措施”中，有一条是要求“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在两 国总理机场会晤时，双方也确实讨论过这一条。周恩来当时的看法是：争议地区就是 1964年中苏边界 谈判中双方交换的地图上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柯西金则认为：“ 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 ，我们说是我们的那些地区。”两国总理的说法虽稍有不同， 其实质却是一致的，即都承认确实存在 着“争议地区”。正因为如此，中方十分不满，认为 苏方的立场从两国总理的机场会晤时倒退了。　　尽管从1969年10月开始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未能解决边 界问题，但两国毕竟有了一个对话与联系的 渠道；谈判未能解决边界问题，但却起到了 防止两国向灾难性冲突滑动的制动阀作用。谈判开始后， 边境地区发生的 大小事件，都在谈判桌旁得以及时化解，有效地避免了武装冲突再起。双方在边境地 区剑拔 弩张、一触即发的武装对峙也有所缓和，再也没有发生像珍宝岛那样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但 是，两国的政治对抗在整个文革期间还是极为激烈的，并未因谈判举行而降温。　　乔冠华除了参加中苏边界谈判之外，还受命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撰写了不 少有关国 际问题的声明和评论，其中1970年的“五?二0”声明最为有名。他的这些极其雄 辩的文字，常常能让 对手折服，而使朋友得到鼓舞。　　1970年5月，毛泽东针对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政变，竟欲称霸全球的 企图，提出中 国作为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一员，为维护全世界人民的根 本利益，需要站出来理直气壮地表态，于是萌 发了发表公开声明予以谴责的念头。这个想法 得到周恩来的完全赞同。为撰写这篇以毛泽东主席名义 发表的重要文稿，周总 理亲自布置，找了几位同志，写了一稿又一稿，呈送毛泽东阅后仍觉得不 满 意，请周总理组织人员重新撰写。周总理这时找了乔冠华，详细讲述了毛泽东主席的意图， 要求他尽 快写出。　　乔冠华受命后，回到他所住的外交部宿舍报房胡同，关起门来，边饮茅台边构思。几个小时 过去了， 一篇拟就的初稿就放置在他的案头。　　过后，乔冠华又边喝酒，边看稿子，字斟句酌，从逻辑结构、行文气势以及是否朗朗上口等 方面进行 认真的修改。因为他深知这是一篇以毛泽东名义向全世界发 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语言必须是最 好的，逻辑应当是最严密的，气势也要是最恢宏的 。又是几个小时过去了，他才从案桌起身，把改好 的稿子装进公文包，乘车直奔周总理办公 室。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这时放下手头一切工作，同乔冠华一 边朗读一边修改，最后表示可以送主 席了。乔冠华才欠起疲惫的身子，向周总理告辞回到住所。　　过了不久，毛泽东主席召见了周总理和乔冠华，毛主席一见面就表示稿子可以了，并说修改 了几处， 请他们看一下。不久，周总理还亲自电告乔 冠华说，毛主席对他的稿子表示满意，认为文稿写得有气 势，有文采，比前几稿增色许多 。 杜导正、廖盖隆主编：《政坛高层动态》，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21 4页。　　后来，毛泽东笑对乔冠华说：“李白斗酒诗百篇，你写出这篇文章，喝了多少茅台 酒啊！”周恩来也 笑着说：“没有一斗，至少也有一瓶吧！”　　乔冠华酷爱茅台酒，他一生与茅台酒结下的不解之缘，可以追随到 40年代。早在1942年春夏之交，乔 冠华和廖承志一起，帮助在香港的民 主人士和文化人向大后方撤退，在广东韶关得悉蒋介石密令逮捕 他，便匆忙坐火车经衡阳、 桂林到贵阳，找到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邓迁。老友相逢，分外高兴。邓迁 设家宴款待，开了 一瓶茅台酒，乔冠华端起酒杯，只觉得酒香扑鼻，一杯下肚，浑身舒畅，连赞：“ 好酒！好 酒！”邓迁告诉他，这就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的茅台酒。　　乔冠华早知茅台酒盛名，却从未饮过，听邓迁一介绍，他忙取过酒壶，换个大杯，自斟自饮 ，又连饮 了满满三杯，这才歇口气轻声背诵了清道光年间陈熙晋的一首诗：“尤物移人付酒 杯，荔枝滩上瘴烟 开。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入部来。”乔冠华背完诗对邓迁说： “你人在贵州，可知贵州茅台酒 的来历？”邓迁顿时被乔冠华问住了，只得摇摇头，表示不 知道。乔冠华介绍说，相传大禹时候，赤 水河畔的土著先民濮人，用果实做酒，供奉在长有 茅草的土台上祭祀，世代相传，俗称“枸酱”。汉 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朝廷派唐 蒙出使南越(今广东一带)，绕道夜郎国边境(今仁怀市一带)， 饮“枸酱”甚甘美，特地带 了几坛回朝进贡，汉武帝饮后大喜，从此“枸酱”列为贡品。北宋大观二 年(公元108年)张 能臣编撰的《酒名记》，称枸酱为“风曲法酒”。元朝将产酒地正 式定名茅台村。 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贵州总督张广泗疏导赤水河，茅台村成了川盐入 黔的水陆码头，日益繁荣 起来。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偈盛”烧坊正式命名茅台酒 ， 畅销川、黔、湘、滇各省。至道 光年间，茅台村发展为黔北四大集镇之一。咸丰、同治年间 ，翼王石达开、土著杨隆喜先后率兵抗清 ，茅台村几乎夷为平地。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 ，四川总督丁宝桢再次疏导赤水河，茅台村得以复兴 ……乔冠华一口气说了这么多，邓迁十分惊奇，说：“你对茅台酒的历史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 ”乔冠华 又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笑笑说，“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其中第三次便是从茅 台渡口过的赤水河，那 时国民党报纸造谣，说红军指战员在茅台酒池内洗澡、洗脚，黄炎培 先生为此曾题诗曰：喧传有客过 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 杯。我听到这个谣传，便留心茅台酒的来历 ，我是下了一番研究工夫的。”邓迁高兴地说：“你是‘酒仙’，当然熟知酒史了，何况是茅台名酒呢！”乔冠华谈兴正浓，问邓迁：“你知道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是怎么得金奖的吗？”邓迁说：“听人说，是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中国驻外大使黎庶昌把茅台酒送去巴拿马 参加万国博 览会展出的。”乔冠华点点头说，茅台酒当时包装比较差，是黄色土瓷瓶，陈列 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偏僻角落上，很不起眼，几乎无人问津。中国人急中生智，故意摔了一 瓶茅台，顿时酒香四溢，引来 众多外国人，这才使得它和苏格兰的威士忌、科洛克的白兰地 并列为世界三大名酒之一，获得金质奖 章。这真是“怒掷酒瓶扬国威啊”！乔冠华在邓迁家住了四五天，邓迁天天用茅台酒款待，使乔冠华过够了酒瘾。当邓迁为乔冠 华办好了 去重庆的通行证，送他上汽车去重庆时，他仍念念不忘茅台酒，特地向邓迁讨了 一瓶茅台酒带在路上 喝。第六部分第18节 重新起用(3)乔冠华的夫人龚澎同丈夫一样，在“文革”受到冲击，日子也不好过。特别不幸的是，龚澎 的身体每 况愈下，竟然骨瘦如柴，弱不禁风，最后身染重症，英年早逝。龚澎、乔冠华的好友张颖在《杰出的女外交家龚澎》一文中，留下了龚澎在“文革”期间的 吉光片羽 ：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风已渐渐吹了起来。6月，我们四清工作队回到北京时已 是狂风骤至，首 先是在文化部门。那时章文晋同志早已任命为驻巴基斯坦大使，我也被任命 驻巴基斯坦政务参赞，而 且立即要去赴任。那时我思想上有很大矛盾，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 发动的，又是从文化开始，而我在 文化艺术部门工作了十年，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虽 说我已经调到外交部，但应回到本单位做个 检查，有个交代，不应该就这样走了。我还向外 交部领导提出来要留下，领导都劝我还是应该走。一 天晚上，我正与文晋商议这事，文晋让 我和他一起去巴赴任，而且飞机票都已经拿到了。这时，龚澎 走了进来，她也劝我走。而我 还是那股倔劲，他们都没办法。龚澎只好劝文晋一个人先去赴任，并提 醒他要密切注意国内 形势的发展。她安慰文晋说，我身体不好，她会照顾，要他放心。不料文晋走后 不到十天， 谁也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北京就乱起来，首先是文化部门。一夜之间我就成了‘三反 分 子牛鬼蛇神’被揪出来，学生很快冲进各文化机关，‘砸四旧’、‘斗牛鬼蛇神’，并且把 我们都 关进地下室。因为文晋不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无人照管，允许我晚上10点以后回 家给孩子做饭。外 交部那时还比较平静，在那幢宿舍楼中，我是第一个被揪出的‘反革命分 子’，哪还有人敢进我的家 门？只有龚澎知道我的情况，晚上就上我家来。我们两人都带着 迷惑的眼光互相看着，好像根本就不 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无法怀疑，毛主席亲自发 动的文化大革命还能有错么？她劝慰我说：‘ 你从小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但谁都有犯 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就好，对党对自己都要有信心。’ 在那样狂风恶浪的时候，能听到这样 的话，多么暖人心腑啊！　　“时间没过去多久，‘文革’那股邪火就烧到外交部。反资反路线接着打倒陈、姬、乔的大 字报也上 了街。外交部各级领导都被揪斗了，姬、乔被揪到王府井大街卖小报，龚澎也被揪 ，行动不那么自由 了。相反，先乱起来的单位，造反派内部由于打派仗，把那些重要人物关 押起来，对我这样的‘走资 派’倒放松了。只要每日向造反派交一份坦白材料或认罪书，就 相对自由了，还可以出外看大字报去 ‘受教育’。我有机会就跑到外交部老部转转，又到王 府井看看。姬、乔真的被押到大街上卖小报。 我看到乔一副沮丧狼狈的样子，但还没有挨打 。隔两天等到天黑半夜，我悄悄溜进龚澎的家，告诉她 我看到的情况，使她放心。有一天我 回到院子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 等到半夜又悄悄溜进她家， 看到她双眼失神，呆呆地独自坐在沙发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问她是否 挨打了，什么被抄 走了？她只摇摇头又像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她告诉我 ，造反派 逼她交出工作上用的所有笔记本，她拒绝交出，有人发火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他们还 是 到家里来把所有的笔记本抄走了。她最感愤怒的是那些笔记本内有属于机密的内容。“1967年初，全国刮起全面夺权、‘打倒一切’之风。　　外交部也越来越乱了。到王力在外交 部作了臭 名昭著的‘王八七’讲话后更甚。夺了外交部长的权，揪陈火线指挥部包围了外交 部(外交部部分搬到 正义路原六国饭店)，给周总理施加很大压力，火烧英国代办处……那 时中央文革统治了全国。这时候 ，不少老干部或有政治头脑的干部，虽然被打倒或者正受‘ 火烧’，有时也会冷静下来想一想：这样 自我大乱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有人要在乱中实 现个人野心？外交部的不少同志也曾这样想过。龚 澎也常常思考这些问题。那时，我常到龚 澎家给她夫妇二人传递部内外的消息，常常关着门议论文革 中窜上来的‘红人’，包括江青 ，对江青的言行我们都不以为然。乔冠华最恨姚文元，因为乔与吴晗 的交情不错。那时，许 多同志在心里已越来越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对头。龚澎在政治上一贯很敏锐 ，她想得更深 更细。她常常和我谈起，外交部受到那么大冲击，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当然也对着陈 老总 。她认准为首之人就是江青，摇扇子的是张春桥。我们之间共同语言很多，互相又都信得 过，可 以无话不谈。1968年春外交部许多大使、司长们要求陈毅外长恢复工作，即外交部出 名的‘ 九十一人 大字报’事件。龚澎夫妇都在幕后支持，但此事不久又被批为右倾翻案的典型，他 们夫妇又一次受到 冲击。许多同志竭力保护他们，但龚澎一直表现出光明磊落、坚定不移 的说理精神。她在保护大家。 　　“1969年我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龚澎留在北京。她因过度劳累，精神上不断 受刺激，高血 压脑溢血病倒了，而且日渐严重。1970年我回到北京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她 ，她已靠仪器维持生命。我 在她床前默默垂泪。每隔些天我去看望一次，每次都使我心痛难 忍。”程湘君主编：《女外交官》，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69～471页。 尽管乔氏夫妇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但龚澎由于心力憔悴，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他们的朋友 对此十分 牵挂，冯亦代回忆说：“从朋友传来的消息，则是龚澎的健康不佳，她的腿肿得厉 害，血压也不稳定 ，我们极为她担心。”《冯亦代文集》(散文卷1)中国友谊出版公 司，1999年3月版，第196页。　　的确，朋友们听到这些信讯，都为之黯然神伤。龚澎虽然身体欠佳，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关心人、爱护人。她大学时代的同学韩素音，是英籍 华人作家 ，“文革”之前曾多次回国，真情地向海外介绍中国的情况。“文革”开始后，她 的回国要求受阻-- 她本希望1967年夏天再到中国去，当年4月份，她写完了《寂夏》 ，还有一本薄一点的书，名为《2001 年的中国》，她将这本书的校样寄给了龚澎。书中 引用了刘少奇、罗瑞卿的一些话，龚澎就让她作修 改。--对此，韩素音感激地说，“龚澎 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利益着想的。她肯定知道我在中国正受到攻 击，这事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 ，上海的大字报说赛珍珠和我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龚澎还告诉我， 那一年我去中国是不 合适的，1968年也不合适。”韩素音：《再生凤凰》，成功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12 月版，第82页。　　然而，韩素音看到别人去中国，她感到很痛苦，法国人、英国人，以及其他“中国的朋友” 都可以去 中国。所以，她常感到精神上受不了而哭泣。经过龚澎等人的努力，韩素音终于获 准成行，那已经是 1969年夏天。她的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我在巴黎领到签证，是那 位胖乎乎的颇有才华的大使黄镇 发给我的。他参加过长征，是一个很有天才的艺术家。他说 ：‘你的朋友正在北京等着你呢。’”韩素音：《再生凤凰》，成功华侨出版公司1 991年12月版，第88页。　　这里所说的北京的朋友就是指龚澎。龚澎和乔冠华一起接待了韩素音。韩素音还记得：“与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熊向辉和他 的妻子、 女儿共进晚餐。熊向辉的女儿16岁，长得很漂亮。她在黑龙江省一个国营农场里 已经劳动了一年。她 是中学生，自愿‘下去’为人民服务，她和其他几个女孩因为年龄小没 有被批准，她们便划破小手指 写血书申请。这次她们被批准了。写血书是一种传统的做法。 给领导写血书表示真心诚意。这姑娘给 我们讲了她所在的农场发生的许多事情。她描述了一 次猎熊的经过。‘在欧洲和美洲，像我这样年龄 的人进行体力劳动吗？’她问。“‘为了下一代人，我们自己必须做出牺牲。’乔冠华看上去疲惫不堪，憔悴，颔骨突出， 他的手在 颤抖。他曾被打得吐了血(他早先得过肺病)。人人都赞赏他的刚毅和勇敢。“‘年轻人的精神很好。’龚澎说。她的儿子和女儿都在公社劳动。那一年没有高级干 部的子女在大 学或高中读书。只有在1972年之后他们有些人才回到学校学习。”韩素音：《再生凤凰》，成功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12月版，第98页。　　1970年5月，龚澎由于身心疲惫，健康状况日趋恶化。此时，她得知老友韩素音和丈夫 陆文星又将来中 国访问，十分兴奋。一天晚上，就在她去卫生间时，突然跌倒在地，动弹不 得，乔冠华立即送她去301 医院救治。偏巧主治医师不在，延误了十几个小时，才组织 会诊，结论是：脑动脉血管破裂，已失去 思维能力。　　　周恩来闻讯后，马上赶到医院探望，并亲自为龚澎号脉，详细向医生询问她的病情，指示成 立抢救小 组，为她做了脑颅手术。手术后的龚澎，蜡黄的面孔，深深的刀痕，厚厚的绷带， 昔日的美丽不复存 在。看到她这副惨不忍睹的模样，周恩来忍不住伤感地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样子，看了我就 难过。” 　　那时曾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先生作为“植物人”，已活了12年。为了保住龚澎，周恩来特 派他的保健 护士郑淑云，去医院了解马叙伦为什么能活那么久？有什么特殊的护理技术？当年7月，韩素音如期抵京。当她得知龚澎病重的消息时，脸色阴沉非常难过。她回忆道： “龚澎的丈 夫乔冠华当天晚上就和我见了面。我们两个人相对望着，都哭了。他告诉我是怎 么回事。……所有能 想的办法都想了，乔冠华说。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龚澎颅内另一根血 管破裂，失去了思维能力，她 脑子的上半部完全破坏了。自从5月以来，她一直处于完全昏 迷之中，像所有失去思维能力的人一样， 靠机器维持呼吸，靠别人喂她饭吃，维持她的生 命。人虽然还活着，但她那智慧的头脑已不复存在。 我得到允许，可以到医院去看龚澎：她 的脸露在被子外面，是蜡黄色的，她身上插着很多管子。我当 然无能为力，只是不停地哭， 像个迷途的孩子。……我只想着我看到的那个人，但是她已不再是龚澎 了，只是一个躯体， 只有细胞、器官，没有头脑了。医院想办法让她‘活着’。但是龚澎已经死去了 。”韩素音：《再生凤凰》，成功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12月版，第142～143页。　　龚澎住院治疗四个多月，乔冠华日夜守候在她身边，悉心照料病人。然而毕竟回天乏术，医 生尽了最 大努力，终因抢救无效，龚澎于这年9月20日溘然病逝。两天后，《人民日报》 第二版右下角登了一条 新华社电讯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0日因病 逝世。龚澎同志1936年参加 中国共产党，终年56岁。龚澎同志患病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曾去探望她。　　　　这则消息虽不足一百字，但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里，这已是难能可贵了。她不是部长 ，可她的 骨灰和卫生部长李德全一起放在八宝山公墓正一室，这是给她的并无先例的殊荣。 在龚澎去世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乔冠华日夜思念。乔冠华和龚澎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彼此 百般恩爱 。不论是外交工作方面的事情，还是夫妻之间的私事，他都很尊重龚澎，注意听取 她 的意见。如今这 位志同道合、朝夕相处的亲人失去了，感情丰富的乔冠华怎能不悲痛欲绝？ 　　乔冠华每天下班回到家里，拿起放大镜一张张仔细查看龚澎的照片，边看边哭。一天半夜时 分，人们 已经酣睡，孤苦难忍的乔冠华，拿起电话打给符浩(时任外交部办 公厅主任)说，“我很寂寞，我受不 了啦！老符，你若有空过来聊聊吧！”乔冠华情依依，泪涟涟，为失去并肩战斗几十年的伴侣，沉浸在哀痛之中。夜晚他常应召去 西华厅商 量国家大事，归来时常已拂晓，自己开门进入屋内，悄然无人，他找点花生米，含 着泪水借酒消愁。 1971年李颢上北京看望他时，见到客厅墙角乱七八糟一大堆空酒瓶， 不由得泪如泉涌，失声痛哭。李颢回到苏州后同夫人商量，老乔现在形单影只，心情十分痛苦，是不是叫小女儿到北京陪 乔伯伯一 段时间？李颢对好友的挚情得到夫人的赞同和支持，于是他们的女儿珏怡便到了北 京。　　乔冠华对侄女来到身边表现出了极大的喜悦，一种父辈的责任感和深情立刻倾注在这个聪明 伶俐、很 懂礼貌的少女身上。乔冠华有事可做了，一有空就教她学英语，讲故事给她听，还 允 诺珏怡在国庆节 那天带她上天安门城楼。可是9月15日，她突然被乔伯伯送上南下的火车。　　李 颢夫妇在火车站接到女 儿，心中十分高兴，但见女儿撅着小嘴，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李颢面 带微笑，抚摸着女儿的头，逗着 女儿说：“怎么这个样子？”珏怡天真地说：“伯伯多次讲，国庆带我上天安门，可还差几天，却叫我回来。”李颢夫妇对此也感到纳闷，老乔前几天还来信夸奖珏怡聪明，学习英语进步快，并表示要留 珏怡在北 京，怎么一下子情况全变了，难道说这孩子给他添麻烦了？“九一三事件”公 开后 ，李颢一家才明白 ，当时北京实行紧急疏散，并停止当年的国庆观礼活动，乔冠华送珏怡回 苏州实在是出于无奈。根据最近发现的材料，1970年底乔冠华曾去过苏州一次，这事情可追溯到1959年秋季，与苏州的尚金生师傅有关。 尚金生师傅在钓鱼台国 宾馆花房工作时，能看见近邻8号楼底楼窗户里外 交部首长们工作的情况。乔冠华的桌上， 放着一瓶茅台酒和一只小酒盅，写累了，就喝一盅酒，借以 提神。尚金生对这位才华横溢的 部长充满了钦 佩之情。乔冠华不修边幅，平易近人。写作之余，就穿 上圆领汗衫，下穿短裤，脚上拖着拖 鞋，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悠哉游哉地来到花房，说是“清醒清醒 头脑，换换空气”。乔冠华 非 常喜欢兰花，他和尚师傅之间很有共同语言。8号楼的庭院与办公室里 ，也供放着不少花卉 盆景， 尚金生每天都要进去松土浇水修剪。有时，尚师傅见乔冠华与他的秘书正 在客厅里忙碌，难 免在 门口徘徊不前。乔冠华见了，就在里面大声地招呼他进去工作，并不止一次地 对尚金生说： 小尚你别拘束嘛，该干什么就干什么。1969年底，尚金生回到家乡，在拙政园里当花匠 。19 70年秋冬里的一天，一个身材高大、身穿银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叫着“小尚”伸着 手，直走进 花房。尚金生还没醒悟过来，对方那温暖的大手已握住了他沾满泥土的手掌。原 来，竟是分别将近一 年的乔冠华！乔冠华盛赞苏州园林，并认真地说道：将来他老了退休 了，要到苏州来定居。　　汤雄：《乔冠华的苏州缘》，载中国互联网中心。　　1971年5月27日至7月10日，乔冠华得了肺病，住进了301医院。乔冠华当时初步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他在住院时能看到各种文件，因此能把很 多信息告诉 陈毅以及当时处在监护住院治疗的廖承志。有时他还让司机偷带些酒 菜到病房与陈老总共饮。他们两 人性格相近，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俩在医院里推心 置腹，不仅畅谈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也谈 论了许多关于林彪 的话，那时，林彪还在台上。他们真正成为莫逆之交。这天晚饭后，陈毅走进乔冠华的房间：“看什么书？嗷，小字本的《全唐诗》，哎 ，你这个本子从哪 里来的？”陈毅爱不释手。　　“很简单呀！”乔冠华大大咧咧地回答：“我从旧书店里买的，几块钱就买来了！”“这个本子好！”陈毅一边查着目录一边说：“唐诗收集得全，携带又方便，哎，老乔，你 去想办法 给我找一套来！”“可以。”　　俩人有说有笑走进花园，坐在一块假山石上摆起“龙门阵”。此时，乔冠华已经听过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传达。他对康生反复强调的“二陈合流”无法理 解，更不 相信。今天他见陈毅情绪很高，便轻声问道：“老总，这个‘二陈合流’究竟怎么 回事？是怎么来的 ？”“你听传达了？”陈毅见乔冠华点点头，便把庐山会议华北组讨论时的情况，前后经过详尽 回述了一 遍，他愤怒地说：“现在有人宣传，说我讲了要跟陈伯达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 起，胜利在一起，根 本没有这个事，那是造谣的！”乔冠华知道了事实真相，为陈毅蒙受的 不白之冤愤愤不平，他冲动地 说：“陈总，这些情况您跟谁谈过？”“我跟剑英谈过。”“您去找主席，把事实彻底澄清，这样不是更好吗？”陈毅从容地摇了摇头，说：“中国有 句古话， ‘止谤莫如不言’。有许多事，你越去解释，越说不清楚。我现在不说，我相信事 情最终会弄清楚的 ！”陈毅说话时充满必胜信念的神态和坦荡磊落的胸襟给乔冠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他们两人还经常竟夜长谈，说了许多知心话。比如对当时陈毅个人处境的分析， 陈毅在医院住院时， 曾经和乔冠华谈起过：“1966年8、9月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 南 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 讲与不讲的问题上，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讲。文章不准写了，再不 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杨一翁：《苦涩晚晴--“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与陈毅》，载《知情者说》( 4)，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6月版，第8页。第六部分第19节 重返联合国(1)正如毛泽东所说，1971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而这两大胜利，毛 泽东本人“ 都没有想到” 王昶：《中国高层谋略》(外交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93页 。　　这里提及的“林彪”就是指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乔冠华是在这年7月病愈出院的，随即回到外交部视职。他是最早知悉林彪出逃的高级官员 之一，他在 得知林彪“折戟沉沙”时，曾戏仿卢纶《出塞曲》而创作诗一首：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不用轻骑逐，大火自焚烧。1971年9月15日时任新华社记者的崔奇叙述了这首诗的来龙去脉：“据我所知，他这首诗写作的背景是这样 的：1971 年9月13日下午，即‘九 ?一三’事件当天，我在冠华家中参加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第九稿)， 我二人分别 接到电话通知，周总理要我们下午五时去人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当时总理着睡衣出来接见 ， 通知林彪于9月13日零时叛逃，向蒙古方向飞去，情况不明。15日凌晨3时，总理又叫 去开会，告知 林彪座机已坠毁于温都尔汗沙漠，人机俱焚。当时我坐在冠华旁边，随手凑了 几句：‘黄沙有幸传捷 报，白铁无辜焚佞酋。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两句 是杜甫的诗，因冠华曾于1963年7 月写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过，故我递给他看。他看了会 心一笑，随后拿起笔来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首打 油诗给我。他的这一幅手迹，一直保存在我 手 中，现在随文发表于此。需要说明的是，手迹中‘林贼 ’一词，在他病中整理抄录自己的诗 作时改为‘林彪’，因此应以他最后的字迹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