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沿着浅绿色的蜿蜒东流的延河向西望去，可以清晰地看见那遥相峙立的清凉山和宝塔 山；往东看去，则是一片伸向远方的在陕北地区难得一见的平川……这片天地真是具有 无限的魅力。乔冠华和胡乔木在这里互相交换对重庆分别后时局变化的看法，对中国共产 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最后的胜利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和美好的憧憬……　　别人，延安!　　别了，革命圣地!　　乔冠华与战友们依依惜别，又重返充满荆辣的国民党统治区。第三部分第10节 辗转沪港(2)由于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5月，中共代表团团 长周恩来率董必武、李维汉、邓颖超、陆定一、廖承志、齐燕铭、章汉夫、钱瑛、王炳南、 童陆生、宋平、章文晋等分两批飞抵南京。乔冠华则从延安来到南京。　　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期间，住在梅园新村，有一百多位工作人员。对外的名称叫中共代表团南 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南京局领导四川、云南、贵州、西康、上海、武汉 、湖南、广东、广西、闽粤边及香港的地下党组织。南京局下设外事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兼 书记，廖承志、王炳南任副书记，乔冠华(研究处处长)、章文晋(秘书处处长)、陈家康(联 络处处长)和龚澎是外委会的四员大将。　　不久，中共代表团为了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周恩来委托已从北平回到上海的龚澎，在上海找 一处适中的房子，作办事处用。　　在繁华的上海市中心，有一条闹中取静的马路，名叫马斯南路(现名思南路)。这里是上海 旧 法租界的住宅区。旧法租界的路名，大多是以法国人的名字命名。例如霞飞路(现在的淮海 路)，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军统帅命名的；贝当路(现在的衡山路)，也是以一位老将 军命名的。马斯南也是一位法国名人。　　马斯南路，当时在上海人心目中，是一条绿荫覆盖的马路，与其他马路相比，总是显得静 谧、清凉，不论是潇潇的风雨，不论是炎炎的烈日，马斯南路两旁高大的杼相树，总是深情 地伸展双臂，枝叶繁茂，成为一道绿色长廊，为过往行人送去一片浓荫，一缕恬适。　　龚澎接到周恩来的指示，与一位可靠的朋友徐畹球女士一起寻寻觅觅，最终找到马期南路10 7号一处三层楼的花园洋房(现为思南路73号，下面为叙述方便，均称思南路)。当时原住户 黄天霞已去南京，房子是空着的，于是便用6根金条租了下来，1946年5月16日办好了手 续。　　然而，国民党当局不同意中共代表团在沪设办事处。所以在它的门口挂了两块铜牌：一块是 用英文写的叫“周恩来将军寓所”，一块是用中文写的叫“周公馆”。这样，周恩来和代表 团其他同志来上海开展工作，就住在这里。　　周公馆成了众人关注的中心，周恩来经常在这里处理党内外工作，同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商 谈，也会见上海各界的代表人物。一时间，这条旧法租界的僻静马路，为社会所瞩目，来往 行人，竟比过去增加许多。自然，其中还有不少化装成小贩、修鞋匠和三轮车夫 的国民党便衣特务。　　乔冠华与龚澎夫妇常驻上海，负责外事工作和报刊工作。因国民党不准在上海出版《新华日 报》，中共代表团将《群众》杂志从重庆移到上海于6月3日出版，李维汉主编，并出版英文 版《新华周刊》，由乔冠华、龚澎负责。这16开本的宣传刊物，是一家“夫妻老婆店” ，主编就是乔冠华，龚澎担任统刊发行人。遗憾的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对外宣 传刊物刚刚出版到第3期，就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　　乔冠华夫妇在上海时工作勤勉，尽心尽力。这给曾在周公馆当过交通联络员的王思敏， 留下较深的印象。他在《周公馆生活散记》中回忆：　　在这个公馆里没有主妇式的当家人的，每天的伙食即由我和杨胖子全权安 排，反正不超过也不低于两菜一汤就是了。　　开饭了。别看这幢在外观上颇为气派的花园洋房，号称公馆，可连吃饭的桌椅板凳也是少得 可怜的。因此每当开饭时先来者总是捷足先坐，后来者只得伫立而餐，这个规矩对谁也一视 同仁，毫不例外。　　乔木(乔冠华)和龚澎两口子是专门从事外事工作的，他俩的外文造诣颇深 ，工作也比其他人似乎要忙一些，打字机的嘀嗒声不时从他们的房间里传出。每次开饭，往 往要“三顾茅庐”，他们才姗姗下楼(当然是站着吃)，为此，陈姐在背后曾嘟噜过：“平常 到蛮好格，就是吃饭架子大来兮。”　　纵观这个公馆的种种生活方式和诸类人物，与一般真正的公馆对比，是非常特异的。为了工 作需要，这里男的也西装革履，女的衣着华丽，他们都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王 思敏：《周公馆生活散记》，载《上海滩》1989年第6期。　　乔冠华在周公馆工作时，与各界人士保持接触，他经常接待文化人。如胡风就曾多次来周公 馆，与他和陈家康、徐冰会面。乔冠华与胡风还讨论过文艺问题，围绕创作方法、创作技巧 发表各自的看法。　　乔冠华还在新闻界组织了时事座谈会，每一两周一次，聚餐并漫谈时事问题，参加的人都自 付聚餐费。经常到会的除乔冠华本人外，还有陈家康、姚臻(当时是苏联在上海办的《时代 日报》“军事述评”　　的专栏作者，笔名“秦上校”，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金仲华(《联合晚报》记者)、姜椿芳(时代社和《时代日报》总编辑)、冯宾符(《联合晚报 》编委)、宦乡(《文汇报》副主笔)等十余人，会上主要是分析时局变化，国民党军队如何 迅速崩溃，人民解放军如何向前挺进，以认清形势，澄清模糊认识。乔冠华每会必到，都要 发表宏论高见，侃侃而谈，往往语惊四座。　　这样的聚会，胡风后来也参加了，他觉得收获匪浅，据他回忆：“大概有一次在我隔壁的冯 宾符家聚会时约我参加了，以后就每次都参加。他们漫谈国内国际时事和军事形势，我开口 不得，旁听而已。　　但对我有很大好好处，能够把报上看到的情况理解得有条理些，更明确地 看清国民党的崩溃趋势和解放军的前进势头和方向，以及整个斗争局面。还有，乔冠华和陈 家康都是善于谈笑的，聚会时空气很愉快。不记得乔冠华有过摆领导人面孔的情况。……梅 志记得我也做过一次东，是在家里请他们。”　　胡风：《关于乔冠华》，见《胡风遗 稿》，第77～78页，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前面我们曾经写到的乔冠华夫妇在重庆结识的好友，李颢医生这时也在上海。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重庆的李颢意外地接到即将回上海接收卫生局的俞松筠同学的邀请 ，要他到上海某医院任职。回上海工作对李颢的吸引力太大了，因为上海是他生长和求学的 故乡。但是考虑去上海是国民党在卫生行政界的小头目俞松筠所邀请的，事关重大，必须去 找最信赖的好友乔冠华商量。　　于是，李颢身揣俞松筠的邀请信，路上特地买了一大包磁器口特产盐水花生，当经过作家徐 迟的住处时，他忽然想到要给好友留下一点可口的花生，再去找乔冠华。　　天下就是有那么凑巧的事，李颢这一拐还真拐对了--乔冠华正在徐迟家里。听李颢这一讲 ，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一边剥着花生吃，一边商量着是否去上海之事。最后商定接受俞松筠的邀请。　　不久，乔冠华、龚澎也随中共表代团来到上海，住在周公馆。而李颢就住在相距不远的贝勒 路，他们经常相聚。　　1946年夏季的一天傍晚，天气特别闷热。李颢正在吃晚饭，电话铃突然响了，拿起话筒， 还来不及寒喧，就听到对方的声音：　　“你在家等我，我有急事找你。”　　原来是乔冠华打来打来的电话。　　李颢凭着多年的经验，预料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而且此事肯定非同一般。因为往常乔冠 华打电话时，总免不了捎带说几句俏皮话，逗逗乐，而今天则完全不同，风趣幽默不见了。 出了什么事呢?李颢的心悬在半空中，始终放心不下，他放下电话就站在门口，焦急地等待 着乔冠华的来到。　　此时，天越来越灰暗，突然一阵旋风，电闪雷鸣，哗哗哗地下起瓢泼大雨。只见雨幕中急驶 过来一辆小轿车，嗄地一声停在李颢前门，他赶紧迎上前去。　　“什么事?快说!”李颢连忙问道。　　“上车再说。”乔冠华说得很干脆。　　李颢钻进车内坐下，就听到一声既熟悉又亲切的呼唤：“李医生，你好!”　　随即一只强有力的温和的大手紧紧地握住李颢的手。　　李颢惊喜地发现，坐在车后座的那个人，原来是尊敬的周恩来!　　小轿车冒着滂沱大雨在贝勒路上疾驶，很快来到四川北路的市立第四医院。原来是新华社的 一位主编刘光患了急性胃穿孔，经手术治疗再次复发，病情十分危急，现在正在四川北路的 第四医院由美国外科大夫进行手术。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要乔冠华陪同去第四医院探视刘光。可是来迟了一步，刘光已被送进 手术室抢救了。周恩来想进手术室了解病情，医生不让进。　　周恩来心急如焚，在手术室门旁的小房间内踱来踱去，就是不肯离开。乔冠华只好把李颢找 来。　　李颢与第四医院的外科主任打了招呼，便以第五医院外科主任的身份进入手术室，察看美国 医生给刘光做胃切除手术，并及时将刘光的病情和手术情况向站在手术室外等候的周恩来和 乔冠华汇报。直到手术顺利完毕，周恩来与乔冠华才放心离去。　　入秋以后，李颢转到上海公济医院任外科主任。一天夜里，行色匆匆的乔冠华突然来到李颢 家里，他将一大包文件交给李颢保存，并告诉他以后将有一位身着白西服、系红领带、穿黑 白相间皮鞋的人来取这包文件，并再三叮嘱要等暗号和特征全部符合时，才能把文件交给 来人。　　“放心吧，大哥!”李颢、吴慰情夫妇同声说道。　　乔冠华望着李氏夫妇认真的表情，深为他们俩诚笃的感情感到由衷的高兴，也从内心感激他 们对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他向李颢夫妇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声“后会有期”，然后 离开了李家。　　约莫过了一个月，一位中年人来到公济医院，在李颢的诊桌前等候就诊。这个人戴一副圆框 眼镜，身体英俊魁梧，但神态颇为凝重。　　李颢见此心中明白，乔冠华早先所说的人来了。来人对李颢说：“李医生，请帮我看看医。 ” “我正在忙着，没有空呀。”李颢答道。　　“我等着你。”那位中年人脸上显出一丝不快。　　然而，暗号与特征一切相符，李颢才放心地将乔冠华留下的文件交给了他。一直到建国后， 李颢才知道来人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解放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兼 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的刘晓同志。〖ZW(〗参考李颢的 回忆，同时感谢梁龚峰先生。　　　　行文至此，还得提一下友人冯亦代。乔冠华到上海后，主编《新华周刊》时，委托已先返沪 的冯亦代寻找承印外文的印刷厂，冯亦代帮忙落实了，乔氏夫妇都很高兴。　　当时美国新闻处翻译出版《美国文学丛书》，虽然动议是由费正清提出来的，但是促成这部 丛书得以翻译出版，乔冠华没有少花力气。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但有利于中美文化交 流，生活窘迫的中国翻译家也因承接了这一项工作，而得到一笔可观的翻译稿酬，于生活也 不无小补。　　国共谈判破裂，周公馆即将撤退前，周恩来在福路都城饭店的咖啡座接见冯亦代和郑安 娜，乔冠华、龚澎夫妇会见时作陪。　　谈话时周恩来要冯亦代帮助照顾一些文化人的家属，并特地关照要照应一下乔冠华的老父乔 守恒。乔守恒生活困顿，通过组织和朋友的接济，才过得去。乔冠华很爱自己的父亲，他后 来曾叹息从清华毕业后五十多年未曾回家乡。他的父亲就在全国解放前夕去世了，只要再 活上半年，他也许可以见上最后一面。　　同时龚澎也交代了郑安娜一些话，作为老同学的临别赠言。乔冠华则要冯亦代〖ZW(〗冯亦 代时任《世界晨报》经理。　　与外国记者保持密切联系，特别是《密勒氏评论报》的 小鲍威尔、美国新闻处的贝玛丽和工会的彼得?汤逊等人。根据乔、龚两人的意见，在他们 撤退到香港后，冯亦代就和小鲍威尔等人组织了一个座谈会，每两周碰头一次，主要谈的都 是国共内战的真实情况，及劝说外国记者能设法到前线或解放区去亲自采访。　　冯亦代记得，龚澎去港前又和他们谈了一次，要郑安娜帮助周扬、欧阳山尊等三人的访美， 而且希望倘如有人离开美国新闻处时，尽量介绍进步文化人去补充。所以后来郑安娜介 绍董乐山1924-1999，是一位资深翻译家、作家和学者，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富有知识分 子的独立人格与尊严。他此时已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从事新闻工作)去考取了美国新闻 处她自己因离职而空出来的翻译职位。郑安娜是因为要去中国福利会给宋庆龄女士当秘书才 离职的，她希望找一个信赖的朋友去顶替自己留下的空缺。　　国共和谈破裂前夜，根据周恩来的决策，为了将核心骨干力量储存起来，转移到相对安全的 地方，乔冠华、龚澎夫妇1946年秋前往香港。与乔氏夫妇同行的还有夏衍等人。行前 ，周恩来特地为他们饯行，飨以有名的阳澄湖大闸蟹。正是菊黄蟹肥之时，“举杯持蟹最逍 遥”，然而他们的心情却是复杂的。　　据夏衍回忆：“10月17日上午，我和乔冠华、龚澎到马斯 南路周公馆去见恩来同志，因为他们也决定在代表团撤退后去香港工作。恩来同志是9月　　12日左右回到上海的，一连几天，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向他们揭露了 国 民党重新发起全面内战的阴谋，表示了中共必能粉碎蒋介石全面进攻的信心，并安排了代表 团撤退后的工作。　　我们谈到中午，打算告别的时候，恩来同志颇有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 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几年之 后 再见面了，说到这里，他忽然提出，我替你们饯行，吃一次上海的大闸蟹。我们当然十分高 兴，于是恩来同志就和乔冠华、龚澎、陈家康和我一起去吃蟹饮酒，这天恩来同志 兴致很好，一口气吃了五只螃蟹。”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565～566页，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　　吃饭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说来颇具喜剧色彩。　　周恩来、乔冠华他们的车子刚出公馆，司机便在反光镜里看见特务的汽车已尾随在后。周恩 来不由两道浓眉紧锁，为了保证乔冠华等同志安全离沪，今天他只有自己出面解危了。他关 照司机：“照正常行驶。”　　司机照办，特务们的车子在后面追赶，没想到前面来个急刹车，几乎两车相碰，特务还在诧 异中。周恩来已经从车里出来，他关上车门，对慌忙下车的特务说：“你们几位辛苦了。” 　　特务们面面相觑说：“嗨嗨……不，不……周先生!”　　周恩来笑道：“原来你们还认识我?没有认错吧?”　　特务们弯腰说：“是……是的，周先生!”　　“即然你们知道我是谁，为什么要盯我的车?是谁给你们的命令?”　　特务们顿时语塞，忙说：“误会……误会了!”　　“既然如此，请你们马上把车开走，否则我要报警了!”　　“呃……好吧!”特务们只好陪着笑钻进汽车，调头开走了。　　这件事为周恩来给乔冠华、夏衍等人的饯行，平添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后来，有人戏称这次聚会，“实际上是新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主要负责人的一次酒会”。　　宗道一：《才女外交家-龚澎》，载《传记文学》1994年第2期。〖ZW)〗因为3年后， 即1949年10月，夏衍、陈家康分别为亚洲司正、副司长，乔冠华在夏衍未到任时临时任代司 长(据考证，夏衍一直未正式就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第三部分第10节 辗转沪港(3)1946年秋冬，国共和谈破裂，内战重新爆发。香港又成为我党开展对外宣传、进步文化 活动的基地。在党组织和周恩来安排下，许多同志分头从上海、南京等国统区转移到香港。　　乔冠华是是年10月19日离沪的。这一日期，是由林默涵回忆的。林默涵与乔冠华同庚，是一 位文学理论家、杂文家。这时，林默涵是作为一位年轻的编辑去香港的，据他回忆：　　“是年10月，我从上海乘船赴香港。船起碇时，我站在船舷，望着滔滔的黄浦江水，想起那 天正是鲁迅先生逝世的十周年忌日(10月19日)，不胜感慨。在船上，与乔冠华不期而遇。我 们在甲板上散步聊天，谈到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乔冠华在重庆时，用‘于潮’这一笔名写 过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方生未死之间》，其中某些观点与胡风的思想颇为接近。例如他 也不重视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认为知识分子的缺点是思想太多，感情太少(原注：意 即革命理论太多，感情激动太少)等等。这些观点曾受到过党内一些同志的批评。但在这次 交谈中，乔冠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看法却有了很大改变。当时他正在看胡风最为赞扬的作家 路翎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他觉得这部小说内容脱离实际，人物也不真实，主人公不像 个真正的劳动者，因此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怀疑。”　　转引自季羡林主编：《枝 枝丛丛的回忆》，第46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这段引文摘自《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林默涵问答录之一》(黄华英整理)一文。林默涵是 名噪一时的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当事人之一，据说当年舒芜在他鼓动下，分类编列， 公开了胡风写给舒芜的一批私人信件，从而引发了一场旷世奇案。然而其中内幕复杂，非 本 书所能够叙述的。从上引的发表于1989年文章中可见，林默涵好像带有“反胡”(胡风)情结 ”，以至又引乔冠华为其同道。　　诚然，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同道的文艺创作及其评价，可以见仁见智，这里也不拟展开。 乔冠华对文艺，诚属“玩票”性质，但他对文艺现象的分析判断，不少出自细腻剀切，在中 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自有其地位。　　乔冠华到香港后，住在当时十分幽静的英皇道一幢新盖的四层楼房里，他与龚澎等住二楼， 夏衍、冯乃超和周而复住在三楼。这幢新楼，前面迎山，后面临海，环境颇佳。乔氏夫妇 的房间面积不大，约十多平方米，一床一桌，书是少不了的，故备了一个书架。这就是他 们的书斋兼卧室，可以看书，可以写文章，可以编辑刊物，还可以会客。顺便说一下，夏衍 已参加中共香港局的工作，正准备赴南洋一带开展宣传和统战工 作；而冯乃超、邵荃麟等从事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周而复此时在香港主编《北方文 丛》，并参与编辑《小说月刊》。　　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在香港设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是方方，副书记是林平，乔氏夫妇双双出 任分局委员，龚澎是外事组副组长(组长为章汉夫)。林平是乔冠华的老相识，太平洋战争撤 退时，时任东江游击纵队参谋长的林平出了大力。两人几年后又在香港携起手来，共同为党 工作。　　日军投降时，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支队协助英军接降。当时的英军夏壳少将希望和港九 支队共同治理香港。而中方代表袁庚表示，英军希望港九支队继续留在香港的请求已难实现 ，港九支队已正式发表《告别港九同胞书》，全部撤离香港。但是，袁庚也灵活地表示，香 港周边地区的抗日政权，可以配合英军做一些治安稳定工作。　　东江纵队北撤后，中共香港分局争取了港英当局的承认，将这个办事处改名为新华社香港 分社，乔冠华出任分社社长。如今有人戏称袁庚是香港新华社分社的开办人，来由即此。　　乔冠华在新华社分社社长任上，要与龚澎经常与欧美各国派驻香港的记者接触，获取国际消 息并提供国内政治动向，揭露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的可耻勾当。对此，乔冠华曾回忆说： 　　我去香港，组织上交代，在香港公开设立新华分社，并且争取取得英国的 承认，英国当时对 中国也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和蒋介石拉得很紧，另外对我们也不拒绝，所以就同意了我们 的新华社在香港设立分社，同意我们收集新闻材料，向香港报纸及世界其他报纸发稿。有了 这样一个身份，凡我们党跟港英当局在政策方面的交涉，都由我来出面交涉。这个分社是我 们新华社的第一个海外分社。在解放战争的三年当中，从防御到进攻到走向胜利，我们在香 港，不得不同港英当局进行交涉的问题也相当多。这种外事工作，用去了我们相当一部分时 间。因为有了这个身分，所以当时欧美各国驻香港的记者，就经常和我们发生接触，进行采 访，请吃饭，提出问题，收集材料。我们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听到英美等两方国家对中国问题 的态度，好像是个国际统一战线吧，这是关于外事工作。乔冠华：《口述自传 》， 见《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第180～181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自从乔冠华被任命为首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以后，他就以这个公开身份与港英当局周旋。 在解放战争的三年当中，从防御到进攻到走向胜利，乔冠华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全体同志在 香港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团结了进步人士，收集了大量资料，组成了一个国际统一战线，为 迎接全国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乔冠华等人在香港的外事工作，归中共中央外事组领导。党中央是于1942年成立中共中央外 事组的，由叶剑英任主任，王炳南为副主任，统一负责管理党和全解放区的外交工作。中央 外事 组在香港派有乔冠华、龚澎、张颖等人，在哈尔滨也设有外事机构。实际上，中共中央外事 组就是建国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机构，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第三部分第10节 辗转沪港(4)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在香港的文化宣传工作，对此，乔冠华、龚澎夫妇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共领导的《华商报》在日军攻占香港后，被迫停刊。日本投降后，该报于1946年1月4日在 港复刊。　　董事长和督印人仍旧是邓文钊，总经理是萨空了，经理是陈东，总编辑是刘思慕， 副总编辑是邵宗汉、廖沫沙、杜埃。该报还成立了一个阵容可观的社论委员会，乔冠华是其 委员之一，它的成员还有夏衍、章汉夫、许涤新、陈此生、刘思慕、廖沫沙、饶彰风、张铁 生等人。　　《华商报》作为“中共喉舌”，较好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由于讲究斗争策略， 港英当局的态度也还比较“友好”。乔冠华在从事外事工作的同时，也经常在《华商报》以 及一些进步刊物上，写一些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　　除此之外，乔冠华还与龚澎、张彦等创办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China Digest》)。 在1946年12月的最后一天，《中国文摘》在香港正式问世。 这家由署名“钟威洛”主编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大陆上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 激烈斗争，报道国内解放战争的消息，刊登延安的时事评说，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 和老百姓的悲惨境遇，……杂志一出版，多国要求订阅的函电就像飞鸿似地飘来。这位“ 钟威洛”先生不是别人，就是龚澎!据张彦回忆：“龚澎 既是这个小分队的头头，又是和大家滚打在一起的普通一员。每期杂志有相当一部分是她写 的、她编或者她译的，且不说她还要审定全部稿件。每期的时事评论《观察家》专栏，几乎 都是出自她的手笔。她屋内的打字机声，常常是深夜不停。在每周一次的编辑会上，她总是 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仔细倾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见解。她很注意让每一个 同志都有一份贡献。”　　参见宗道一：《才女外交家》，载《传记文学》1994年第2期 。　　在文艺方面，中共在香港也办了一些刊物，乔冠华亦参与其中的工作。在他的记忆中，“ 在三年当中，在香港的论坛有三次重要的论战，应该提一提，因为这都同当时国内的解 放战争息息相关”。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而去的岁月》，第181 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第一次争论是关于国际问题的。“在蒋介石破坏停战协议、 全面发动内战的同时，他们就宣传，美国和苏联的矛盾肯定要发展成打仗的局面。当然，按 照他们的逻辑，美国一定会把苏联打垮。这个和他们在国内反对我们、消灭共产党的想法是 一致的。所以当时，特别是在这三年的前期，1947、1948年，在我们的同志中，对这个问题 也发生了分歧。　　“美苏是不是一定要打呢?　　“这是一场很重要的争论。那时大部分同志认为，尽管美国反苏的口号叫得很响亮，但真正 要打是打不起来的。但也有一部分同志认为美苏必战，这个论点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双 方就进行了争论。 “对这个问题，我和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同志，进行过相当激烈的争论，特别是现在已经去 世的梁纯夫同志。　　“我是反对美苏会打起来的观点的，他是倾向于美苏会打起来的观点，这些文章，我记得发 表在香港的报纸和杂志上面。当时，在上海的某部门地下党的同志，把我这些文章在姚臻同 志姚臻时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的负责人。　　他们搞的叫《文萃》的刊物上转载 了。这些争论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是这次争论，也是挺有意思的。把两方 面的意见都摆出来，进行充分讨论，把问题搞清楚，这种做法尽管当时是不自觉的，但这种 做法很好。我认为这场争论，应该给它找到一定的地位。”　　周而复：《回忆荃麟同 志》，见《周而复散文集》第一卷，第284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香港的文坛上，当时党内的同志及其追随者围绕胡风、路翎、姚雪垠、沈 从文、朱光潜、萧乾等理论家、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胡风的文艺思想而展开一场论战。如今 回首前尘往事，不难发现这场论战，是与一份名叫《大众文艺丛刊》密不可分的。　　从1948年3月1日开始，一本以“书”的形式出现的杂志--《大众文艺丛刊》，出现在 香港 、上海、南京、北平等大中城市的书店、报摊上。《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一出版 ，就在香港与国统区的文坛上产生震动，并引发多种反应，据说，“创刊以后，颇受读者的 欢迎，发行数字与日俱增，影响也逐渐扩大”。　　周而复：《回忆荃麟同志》，见《 周而复散文集》第一卷，第284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那么，《大众文艺丛刊》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刊物呢?“文革”以后的有关回忆并不一致。时 在香港担任党的文化工作负责人之一的周而复回忆说：“有一天，我们在英皇道住处谈起这 个问题，大家觉得有出版一种文艺理论刊物的必要。夏衍和冯乃超同志十分赞成，最积极的 是荃麟同志，好像胸有成竹，早就想好怎么办这个刊物。原来打算出月刊，因为在香港文艺 界 研究文艺理论的人并不很多，而要研究某些文艺理论问题需要时间，不是信手拈来，倚马可 待的，出月刊，要按时出版，‘等米下锅’不是一个办法；如果出季刊呢，又嫌每期相隔太 长了一点，有文章要发表怕失去时间性；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出不定期的丛刊，有文章就 出一期；文章少或者一时写不出文章来，可以推迟出版时间。丛刊取名费了一番斟酌，既 要 表明这个刊物的立场和性质，又要照顾到香港的具体环境，经大家商议，决定取名《大众文 艺丛刊》。”　　周而复：《回忆荃麟同志》，见《周而复散文集》第一卷，第282～28 3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而作为丛刊主要作者之一的林默涵则得更加明确，他说：“当时在香港领导文艺工作的，是党的文委，由冯乃超负责。在文委领导下，出 版了《大众文艺丛刊》，由邵荃麟主编。这是人民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而面临全国解放的 前夕。香港文委的同志们认为需要对过去的文艺工作作一个检讨，同时提出对今后工作的展 望。经过交换意见，遂由荃麟执笔，写了《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大众文 艺丛刊》第一辑上。文中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过去工作中存在着逐渐忽略新文艺运动 一贯的大众立场和忽略自身思想改造任务的倾向；同时也批评了作为当时进步文艺几种倾向 之一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　　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载季羡林主编 《枝蔓丛丛的回忆》，第46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由此看来， 《大众文艺丛刊》绝非同仁刊物，而是代表文委领导集体的意志。　　《大众文艺丛刊》一共出了六辑，1949年6月因编者与作者纷纷北上而自动停刊。在上面发 表文章的主要作者有邵荃麟、冯乃超、胡绳、林默涵、夏衍、郭沫若、茅盾、丁玲等，当然 还有乔冠华。　　乔冠华也参加了对胡风的批评。他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上，发表了《文艺创 作与主观》一文。　　在文章中，他首先批评了他自己的《方生未死之间》的论点，他说：“例 如抗战初期，就出现过这样的论调：“到处都有生活，不管是前线和后方，当前问题的重 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于生活态度。”“这种思想好像是为了知识分子如何和 人民结合的课题而提出的，但实际上它取消了和人民结合这一基本命题。”　　对乔冠华当年撰写《论文艺创作和主观》的原因，他晚年的解释是为了检讨早先写《方生未 死之间》的缺点，并与批胡风挂起钩来。他说：“关于这篇文章(案：指《方生未死之间》 一文)的缺点和错误，我在后面的一篇文章中作自我批评，这是在1947年或是1948年，在香 港胡风的论战中，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论文艺创作和主观》。在这篇文章里，我批评了所 谓到处都有生活的这个片面的提法。这件事在香港的党内同志都知道的，比如说何其芳，他 也在香港。据我所知，批评胡风的这些刊物，也代表延安，延安的同志看到了我这篇文章 ，我听说延安有些领导同志，对我采取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是肯定的。这篇文章，《人民日 报》曾经把它编入批判胡风的文集。”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而去的 岁月》，第179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2月第1版。　　应该看到，乔冠华和当时这些文章的作 者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代表了党和组织的意志(并不仅代表个人)，这些文章的作者所坚持 的批评标准已经超出了文艺的 范围，批判的虽是文艺思想、文艺现象，实际体现了政治评论的色彩，因而拥有特殊的“战 争锋芒”。　　而所有的这些言行，都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体现如乔冠华所云“延安”方面的精神，而作 为 党所领导的一员，又怎能不以明确的立场来进行思想斗争呢?所以，乔冠华撰写《论文艺创 作与主观》与诸如邵荃麟、胡绳、林默涵等人撰文的政治色彩，不足为怪，可以理解。第三部分第10节 辗转沪港(5)对中共理论家们在香港对胡风发起的围攻，所引发的极大震憾是可以想见的。被批判 者的反应自不待言，就是中共党内的反响也是强烈的：据胡风回忆说，冯雪峰看了刊登批 判胡风文章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以后，曾气愤地说：“难道又要重演创造社的故伎? 我们在内地的人怎么做事?”上海文委的负责人蒋天佐也表示不满，同为中共香港局负责人 的潘汉年则对胡风说，他个人并不赞成那样发表文章。　　胡风：《关于乔冠华》，见 《胡风遗稿》，第81～86页，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面对来自香港的指责，胡风当然是十分痛苦的。他想：“抗战八年来我一直跟共产党走，编 刊物得罪了一些人，那我是感觉得到的，但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来对我进行批判?”〖ZW(〗引 自戴光中：《胡风传》，第25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ZW)〗胡风欲加回 应，但是胡风的好友(后来是笔者在复旦大学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劝告胡风应沉着冷静，因为 在贾植芳看来，“在这个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前夕，对香港那些党员同志的批判要冷静对待 ，不可感情用事，否则容易被人扣大帽子，因为香港那些党内朋友的批评文章火药味很浓， 不是个别人的作为”。　　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第12～13页 ，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但是这样的忠告，终究未能阻住胡风对真理的追求。1948年6月，他撰写了反批评的文章《 论现实主义的路》。他很天真，认为“真理之外，别无所争”。殊不知，这场论战并非艺术 之争，而完全是政治上的纷争。显然，胡风身处国统区的上海，怎么会料到这场突发性的批 评的真正来历呢?　　1948年末的上海风声鹤唳，国民党当局疯狂迫害进步文化人，胡风也被列入黑名单。为了胡 风的安全，上海地下党组织派蒋天佐正式通知，让他避居香港。12月9日，胡风由著名演员 金山送行，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13日拂晓时分，胡风抵达香港。他经直前往乔冠华所住的英皇道炮台山对门的一幢公寓，他 打了打门铃，是周而复开的门。胡风在那里住了几天，然后由周而复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 　　胡风并没有因为乔冠华写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影响到和他的友谊，他希望与乔冠华见面谈谈。 大约过了三四天 以后，由周而复出面邀请胡风到他们那里吃晚饭，作为欢迎他来港的友谊聚会。参加者有乔 冠华夫妇、邵荃麟夫妇、胡绳夫妇、冯乃超夫妇等。大家见面谈得很热闹。　　席间，冯乃超特地把一本岛田政雄写的书拿给胡风看，因为那上面有对郭沫若和胡风的访问 记。龚澎也乘此机会请胡风介绍推荐可供外国进步读者看的作品给她，便于在《中国文摘》 上刊登。　　吃完晚饭，大家又开始交谈，乔冠华为主，谈了好多问题，通过交流，沟通了思想，对一 些分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澄清。对这次谈话，事隔多年，胡风仍有印象。他说：“好像 是他先问我对他的文章的意见，我当即说，我写了文章，你们可能知道了(他们当然知道)， 例如，你引用的黑格尔的一个理论，我花了一些力气才搞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他听了有一 点惊愕的表情。事实上，他对那个论点并没有懂，我说弄清楚了当然是反驳了他，也就等于 把他的中心根据推翻了，对他的全部意见都否定了。　　他还说，问题是不简单，杨晦(1899-1983)，剧作家，文学理论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长期从 事创作 、翻译和教学工作，并曾与郭沫若一起为《文汇报》编《新文艺》周刊。后去香港。建国后 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到香港告诉他，学生们相信他们的并不是 多数 。那时，我的反批评还没有发表，杨晦说的‘并不是多数’，不过是‘很少’的客气话而已 。……”　　胡风：《关于乔冠华》，见《胡风遗稿》，第85～86页，山东友 谊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胡风的这段忆述，其实是在狱中被指令写的交代材料， 在当时的“语境”下，有些话可能说得言过其实，不过不能因此否认它的史料价值。从这里 至 少可以看出，从那时起，乔冠华与胡风已存在了隔阂，而这种认识的分歧，于这对已有多年 友谊的朋友来说，不免使人感到惋惜与遗憾。　　那天聚餐谈话完毕，乔冠华依然十分客气，夜深时，仍然一个人送胡风回去，他一直送到了 马路中间，俟胡风上电车才离去。在路上，乔冠华向胡风介绍了他在北平军调部时，曾去延 安一次，透露了在与胡乔木散步谈天时，胡乔木对周扬的工作不满，希望文艺上能打开一个 新的局面。胡风听了乔冠华的这番话，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似乎“对我的批评是为了把我的 问题解决了，大家一同努力把文艺运动推进，完全是好意”。　　大概又过两三天，周而复去胡风临时借住的一家小旅馆，接他回到了乔冠华他们所 住的公寓 去住了。　　潘汉年过来拜访了胡风，事先可能与乔冠华商量过，他竭力安抚胡风，希望振作起 来。　　胡风没有主动去找乔冠华，而乔冠华来看胡风，与他闲谈叙旧。胡风“模糊地记得他来过两 次，一次谈到我过广州时的两句诗‘两代英雄流血地，熙熙攘攘了无痕’(‘两代英雄’指 ‘黄花岗’和‘广暴’)，只有这两句没有续成。我写下夹在桌子上的书里，我不在时他来 看到了。一次谈到从美国回来的心理学者曹日昌。我不谈文艺理论问题，他当然只有放开了 。”　　胡风：《关于乔冠华》，见《胡风遗稿》，第87页，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9 月第1版。　　胡、乔两人此时还是有点隔膜的。　　胡风在香港逗留时间不长。离香港前一天，新华社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了。 当天晚上，乔冠华来看他，为他送行。两人交谈中，提到献词时，乔冠华说，一定是小胡( 指胡乔木)写的。胡风对中央负责人了解不多，自然以为乔冠华的猜测是有根据的。　　握手告别时，胡风对乔冠华说，“以后大概见面的机会少了……”乔冠华似乎皱一下眉 头，立 即做出一个不以为然的抱歉的表情，意思是，革命胜利了，何至于连朋友都不见面呢?胡风 的本意却是说，革命胜利后，乔的工作一定会更忙，两人工作不同，地位悬殊，当然不容易 见面了。而乔冠华将胡风的话误解为，两人发生了争论，他不想再见到胡风了，所以才会流 露出这样的表情。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界发布了二十三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号 召 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 、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 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当即受到了得到了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海外华侨、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其时居留在香港的各民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约有三四百人，他们都将离港进入解放区。根 据中央的指示，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夫、连贯、夏衍和乔冠华等，经过 仔细研究，为了不引起人注意，决定采取分批护送，并派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　　乔冠华参加了民主人士离港北上的许多筹划工作，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郭沫 若、马叙伦、许广平、陈其尤、李济深、茅盾、朱蕴山、章乃器、陈叔通、叶圣陶、马寅初 、沈体兰、傅彬然、刘尊棋、宋云彬、柳亚子、徐铸成、赵超构、郑振铎、包达三 、王芸生、曹禺、黄炎培、盛丕华等众多人士，都安全抵达解放区。　　这时，后来成为乔冠华岳父的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也在香港。他是1949年在北平参加国 共谈判，因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致使和谈破裂后，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决 定不回南京，而去香港的。章士钊在香港住了一小段时间，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开会前，于当 年8月启程离港。　　和章士钊一起回北京的那批民主人士，正是由乔冠华带队的。章士钊经历丰富，见多识广， 对年轻有为的乔冠华评价很高，认为他很有才华；乔冠华也很尊重年高德昭的章士钊。　　他们是搭乘苏联船只取道青岛、大连，转赴北京的。踏上轮船，大家心情十分激动 --目的地是即将建国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　　　　船上满载着浪漫的观乐气氛，彼此有一种共同的感觉：我们正迈向光明的时代，即将投身无 限美好的新中国。　　启程那天，日丽天和，风平浪静，黄昏时大家不约而集，在甲板上欣赏那金碧辉煌的满天霞 光，浩淼无边的旷阔海景，谈笑风生。晚上还在船厅里举行了联欢会。旅途中，大家的情绪 都很亢奋，乔冠华的话特别多，而人们也很愿意倾听他的高谈阔论。　　登陆后，乔冠华一行直奔北平。那时神州大陆经过多年的漫天战火，满目疮痍，他们一路乘 敞篷车，住骡马店，坐战巍巍气咻咻破旧火车，时走时停，不断给南下的兵车让路。然而， 他们一直是快乐和兴奋的，因为大家是行进在解放了的大地上。第四部分第11节 投身外交(1)由乔冠华带队并护送的民主人士于1949年9月顺利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参加会议的有 多党派、团 体、无党派人士及特邀代表共六百多人。会议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国都 、国歌、国旗，还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宣言，庄严宣告：中国人民 已经战胜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 了一个新时代。　　10月1日下午，在首都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开国盛典。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亲自升起了 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宣告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 政府，并愿与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的外交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新中国从诞生第一天起，其所展开的外交在性质上是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第一届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在总纲第一条中规定，中国实行的人 民民主专政“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是向全世界昭告了中国 外交所服务的总目标。基于新中国诞生时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 矛盾带有根本的性质，因此一开始就强调要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称之为“ 一边倒”。同时又制定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另起炉灶”的方针。“另起炉灶”方针有其对内和对外两层含义，即怎样处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与外国的现有关 系和怎样组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的问题。　　此处内容参阅谢盖显主编：《中国当代外 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关于旧政府与外国的外交关系问题，一般的国际贯例是，当一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时，新政 府继承旧政府与别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这是指一般的正常的国际关系而言。然而旧中国与西 方列强的关系根本不是正常的平等关系。在中国近现代百年屈辱历史中，西方列强通过不平 等条约给旧中国加上了种种所谓“国际义务”。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各主 要西方大国曾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放弃在华条约特权，并与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新约”以 取代旧条约，但由于当时中国的战争环境以及旧政府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关系，帝国主义在华 特权远未得到彻底肃清，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显然，对 这样的关系如果不加区别全盘继承，将不利于新中国以全新姿态登上国际关系舞台。因此， 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制定了一项重要外交政策，即新政府成立后不继承国民党政府 同各国旧有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主席将这项 方针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开展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急需大批外交人才。对于组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从本质上说，外交同军队一样，都是为了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为了 造成国际和平环境，以利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因此，从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和新中国独立 自主 对外政策的需要出发，周恩来提出：“我们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 须‘另起炉灶’，创建新型的外交队伍。”甘步师：《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外交队伍 建设》，见《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30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版 。　　这支队伍，应当像人民解放军那样，是一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用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是一支立场坚定、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纪律严明、有战斗力的 队伍，是一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那么，这些外交干部从哪里来呢?主要的来源是：一是原来在解放军做外事工作的同志，曾 在八路军驻重庆、西安等办事处和驻南京、上海的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还有在军调部我 方代表团工作过的同志，如李克农、章汉夫、张闻天、王稼祥、王炳南、伍修权、乔冠华、 宦乡、柯柏年、龚澎、陈家康、龚普生、章文晋、张颖等；二是从部队调集一批适宜做外交 工作的同志，如韩念龙、符浩、耿飚、黄镇、姬鹏飞、袁仲贤、王勋平、谭希林、陈权亮、 曹祥仁、倪志亮、彭明治等；三是从文化界和其 他部门调集一些熟悉外事和国际问题的同志 ，如夏衍、戈宝权等；四是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大学生。　　这样，一支包括五湖四海、经过战争锻炼、具有坚定立场和政策水平、年纪和专长层次不同 的首批新中国外交队伍，就逐步建立和完备起来。新组建的外交部由周恩来亲自执掌帅印，他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副 部长是李克农、王稼祥、章汉夫。乔冠华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 兼任)，同时代行亚洲司司长职务(夏衍曾被任命为亚洲司司长，但当时在上海任市委宣传 部部长，因陈毅市长极力挽留未去外交部到任)，龚澎出任情报司(即新闻司前身)司 长，与乔冠华成为一对典型的外交伉俪。　　当时外交部汇集了从中央部委、军队和地方抽调的外交英才，10月5日，乔冠华随着各路英 豪齐聚在北京外交部街33号那幢德园式的建筑里。　　这就是原“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的老楼，建国之初，一切因陋就简，几次考虑，最后选 择在此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部办公楼坐落在外交部街。在外人看来，名曰一条街，实际上是东单大街上一条典型 的北京胡同。这条小胡同的一左一右并排着都是一模一样的标准小胡同，看不出有什么区 别，而惟独这条有外交部的胡同，称之为外交部街，而不称外交部胡同。这里原称石大夫胡 同。晚清时期，慈禧太后为了欢迎德国王室贵宾，一声令下，在石大人胡同，动工修建了这 所土洋结合的宾馆式的楼房(即东楼)。这座贵宾楼建成以后，并没有迎来德国客人，也没再 发挥它接待外宾的作用。不久便被启用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改称“外务部”(即外 交部)。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也设在这里。　　这一古老的建筑，经过简单维修，便被征用为新中国外交部的所在地。11月8日，在这里召 开外交部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亲临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祝贺外交部的成立 ，接着对在座的一百多位外交干部作了关于新中国外交的讲话。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指出：“开大会表示成立，目的不是为了登一下报，而是为了彼此见 见面。我们来谈一谈，我们在部里工作究竟有什么计划和打算。我们是外行人办外交。外 语 学校的同志主要地是学习外文，其他的少数干部虽然办过一些外事工作，但是把这些工作经 验加以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成为一门学问，还差得远。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 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 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经验的，但 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　　外交部成立以后，我 们代表国家处理外交事务，这是很重大的责任。在座的大半是30岁以下的青年，刚从学校里 出来，没有做过社会工作，只有若干学生斗争经验，现在来到国家机关做事，一方面感觉到 光荣，但另一方面也感到责任重大，战战兢兢。”周恩来转过话题，接着又说；　　“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 谊。我们在斗争阵营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社会主义 的 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 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关于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周恩来概括地说，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 是斗争。 我们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 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战略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 在个别问题是可以联合的。我们外交人员应当认识清楚，否则就会敌我不分。……我们在外 交工作上对帝国主义既要藐视，又要重视，这是辩证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 。对具体斗争我们必须要用心组织，好好地进行。这同打仗一样，我们稍不经心，就会打败 仗。……但也不要怕它，否则就会处于被动，它就处处威胁你。　　在讲话中，周恩来评论了国内外的外交部传统，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的设想，他说，苏联的 外交学只能作为借鉴，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只能提供一些技术上的参考。中国一百多年来 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从慈禧太后到袁世凯到蒋介石，都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 因此，他强调说：“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 独立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关于如何对待各国前驻华使领馆问题，周恩来重申了“另起炉灶”的精神，他说；　　“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它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 它们的外交官当作外侨来对待，享受法律的保护。”关于处理涉外事故，要讲政策，不要感情用事，要重视调查研究，周恩来指出：“碰 到涉外事故，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的，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 ，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多思考 ，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作斗争。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 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但外交工作则不同， 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军队在平时要演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 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　　最后，周恩来对外交部的同志提出几点要求，他说：　　“真正成为一个外交战士，必须磨练自己。对外必须一致，一切事情在一定组织范围内提出 来讨论。 想问题，提意见，纠正工作上的缺点，这样才可以不断进步，才能打胜仗。过去我 们可以说是打游击战的，只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等，不是全面的战斗。现在我们是 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　　周恩来还要求每个外事干部都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他认为，“我们要藐视帝国主义，但不 轻视具体斗争；要联合兄弟朋友，但不要马虎。一种是联合，一种是斗争，这两种都通过外 交形式出现。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我们今天这一百多人，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 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要有 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文打’而已，文打武打是一样的。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 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全局。因此，我们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 再 做；做完了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周恩来讲话全文见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周恩 来外交文选》，第1～7页。　　在礼堂里就坐的外交部全体干部，都像乔冠华一样，认真听取了周恩来这一政策性极强的讲 话，并认真地记录下来，准备好好领会贯彻。第四部分第11节 投身外交(2)如前如述，为了坚持和维护外交上的独立自主立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新 中国制定了三大外交政策，即“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后两 者指 的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重 新审查处理，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特权和影响逐步肃清，然后在互相尊重领土主 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据此，外交部在建部伊始，便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成立了一个由王炳南牵头的“消除帝国 主义残余势力小组”，乔冠华与柯柏年、宦乡等人参加了这一小组。　　详见程远行： 《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这个小组的使命是继续贯彻在解放战争期间提出的--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殖 民主义特权、势力，以使人民政权和半殖民地外交一刀两断--这也就贯彻“打扫房子再请 客”的重大对外决策。 　　“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小组”成立后，立即一手抓处理旧中 国与各国所签订的条约；一手抓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新中国对旧的对外条约，也没有搞一刀切；对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侵略手段同旧中国签订的 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对那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所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当予以承认或接受 。为此，“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小组”首先必须对旧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签订的各种条约 或协定，认真地进行清理和审查，然后再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　　“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小组”在处理同各国政府所签订的条约问题上，是很讲原则的。他 们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做到了本着尊重国际法的原则精神，既维护主权原则，又照顾 各国 在平等基础上的合法利益；既履行“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敢于理直气壮地废除一切用 武力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 平等条约。这样做，体现了新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第四部分第11节 投身外交(3)对外宣传，也是乔冠华开国之初外交生涯的组成部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后，下设新闻总署，首任署长是胡乔木，其国际新闻局局长由乔冠 华兼任，副局长为刘尊棋，秘书长为冯亦代，萧乾在英文组，徐迟、戴望舒在法文组。起初 工作人员不多，而这些人员中的大多数是由乔冠华亲自挑选的。　　国际新闻局开张伊始，就酝酿创办对外宣扬刊物《人民中国》。萧乾是这份刊物的元老，还 在 香港时，他就为当时地下党对外的宣传刊物《中国文摘》改稿，从此与乔冠华熟悉起来。乔 冠 华夫妇曾一再向萧乾表示，希望解放后他就跟着他们俩去北平，从事更大规模的国际宣传。 据萧乾回忆，国际新闻局在前门西河沿亚洲饭店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就去南河沿一所曾经 是丹麦大使馆的，有回廊的四合院里，搭起七个半人的班子--领导者乔冠华的大半个身子 在外交部。这个班子一边用电报继续遥编香港的《中国文摘》，一边筹备开国后一个正 式的对外刊物：英文版《人民中国》。刊名是章汉夫在一次交谈中起的。乔冠华是该刊的主 编，一道工作的还有徐迟和冯亦代。　　国际新闻局正副局长乔冠华、刘尊棋都是中共党员，由于乔冠华还有外交部的工作，所以只 能每星期来三次。他们两位领导为人很好，非常谦虚，与局里的非党知识分子相处融洽。萧 乾、冯亦代等人都觉得这时是他们在解放后工作最愉快的一段时期；他们认为，“当时党与 非党人士的界限也没有以后划得那么经渭分明，所以工作上很顺手。”冯亦代：《 怀念与反思》，见《色彩集》，第10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4月第1版。乔冠华从不以共产党领导自居，为人温和，关心同志，与同志们关系融洽 。萧乾对此感触颇深，不过有一件事却使他心头结下了一点疙瘩：……　　星期天的文娱活动不是坐在一起齐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是叉着腰扭扭秧歌 。生活单调些，可人与人间却十分融洽。非党的人以回头浪子自居，而党员最常说的是“革 命不分先后”，这句话充满了温暖和慰藉。我开始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幸运的。30年代苏联那血淋淋的教训以及东欧的党与知识 分子的紧张关系，起了前车之鉴的作用，说不定我们这个民族固有的东方哲学也有着一定的 影响。学《毛选》读到新民主主义要若干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心里感到踏实。我们这一代 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能有一个过渡阶段，在党的宽容及我们自身的努力下，适应起来也许就 不吃力了。……　　1950年冬天，乔冠华要我参加访英代表团并任秘书，临动身前又取消了我出访的资格，说像 我这样的人还是在国内走走算了，……1950年伍修权和乔冠华去联合国所作的那次演讲，也是我们赶译成英文的。尽管已经明确知 悉自己不受信任，可是由于多年的习惯，对工作从未放松丝毫。　　萧乾：《风雨平生 --萧乾口述自传》，第236-2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这是当时的政策使然，党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 建国之初，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一事，乔冠华去找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请他主持其事 。费孝通表示担心自己的英译水平不足以 胜任如此大事，就推荐本校另一位名教授钱锺书担当此事。乔冠华接受了费孝通的这番诚意，钱锺书遂加盟于“毛选”英译小组并主其事。在后来的一 连串政治运动中，钱锺书幸未受到大的冲击(在五十年代末，“反右”狂潮渐落，众多被错 划为右派分子的大知识分子进入沉默期，钱锺书则在1958年出版《宋诗选注》一书。后又加 入《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与乔冠华、叶君健、袁水拍共事)，很可能和他参与毛 泽东著作和诗词英译有关。　　参见张冠生：《费孝通传》，第605～606页，群言出版 社 2000年5月第1版。　　当然，乔冠华在领导毛著英译小组期间，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也 是功不可没的。　　这时，乔冠华又与清华的老同学季羡林取得了联系，季羡林已在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任教， 据他回忆，乔冠华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他说：“解放初期，我曾请南乔木乔冠华给北大 学生做过一次报告。记得送他出来的时候，路上遇到艾思奇，他们俩显然很熟识。艾说：‘ 你也到北大来老王卖瓜了!’乔说：‘只许你卖，就不许我卖吗?’彼此哈哈大笑。从此我就 再没有同乔冠华打交道。同北乔木也过从甚少。说句老实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两乔木都 没有官架子。我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 季羡林：《我的求学之路》，第88～8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许多进步文化人听从党的召唤，纷纷来到京城，投身革命事业。　　在北京东单有一座栖凤楼小院，这里先后住进的有戴浩、盛家伦、唐瑜、吴祖光、黄苗子、 郁凤等。 这里的环境比重庆时期好得多了，一时间栖凤楼成为北京一个文化界人士相聚的场 所，他们在这里尽情挥洒各自的个性，自由自在地读书、聊天、唱歌、弹琴、绘画……据唐瑜回忆说，这个栖凤楼，本来就很热闹，现在更是谈笑有鸿儒，名人高士，来往不绝。 齐白石、老舍、梅兰芳、程砚秋、欧阳予倩、洪深、阿英、阳翰笙、田汉、叶恭绰、胡风、 章泯、吕骥、刘白羽、宋之的、叶浅予、丁聪、张光宇，还有青年艺术剧院的张正宇、吴 雪 、金山……连上海、广州、香港各处来人：潘汉年、黄佐临、张骏祥、柯灵、于伶、张瑞芳 等到了北京，也都往栖凤楼跑。　　此外，乔冠华以及夏衍、廖承志、陈家康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等，也时常光顾栖凤楼 ，与文艺界人士谈心、做工作。第四部分第11节 开城风云(1)五十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经毛泽东、周恩来点 将，乔冠华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在朝鲜开城的停战谈判。在此之前，他曾首度赴美国纽约 ，出席过联合国安理会。事情的缘由还得从1950年夏天说起。　　1950年6月25日，新中国成立才几个月，朝鲜爆发内战。美国派遣军队武装干涉朝鲜内政， 扩大朝鲜战争。6月27日，美国政府命令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国纠集15 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并悍然轰炸中国东北，把战火延烧到中 朝边境。　　10月8日，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果断地作出了“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发出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 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 战，抗击美国侵略者。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诉诸联合国讲坛，严厉抗议美国政府的非法行径。8月，周恩来总理兼 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安理会主席、苏联代表马立克，控诉美国的 武装侵略，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促使其撤退侵略军。美国政府则利用联合国 进行反扑，于是在当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是由我国提出的 “美国侵略台湾案”，另一则是美国反诬我国而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　　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 加讨论。 鉴于这一规定，安理会于1950年9月29日通过决议，同意由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 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这一决定由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于10月2日正式通知我国。这在当 时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决定，因为尽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屹立在世界东方，但是 在美国控制和影响下的联合国组织仍然企图无视我国的存在。虽然我国政府早已任命张闻天 为常驻联合国代表，但是我国在联合国的正式席位却被美国庇护的蒋介石集团“代表”所占 据着，张闻天代表一直未能赴任。而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我国还缺乏了解，因此，首次派 出代表团到联合国的讲坛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我国以至全世界，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中国政府经过反复斟酌，决定由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作为特派代表，乔冠华作 为顾问去联合国，并确定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　　10月23日，周恩来总理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正式通知他说：“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七人为特派代 表之助理人员，共九人出席了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 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电报开列了代表团全体成员的名单，除伍修权和乔冠华以外，还有 龚普生(龚澎之姊，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安东、陈翘(即陈忠经)、浦山、周砚、孙彪 和王乃静。通知还指出，代表团成员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护照，要赖伊负责为我方人 员办理赴美的入境手续。由于我国与美国还没有外交关系，要求将入境签证的地点定在捷克 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代表团将由那里转赴美国。代表团出国之前，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谈话，制定了此行的方针大计，交代了出国前后的具 体任务。 在他的直接指导下，乔冠华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紧张地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联合国的这一决定当然是违反美国意愿的。然而，美国出于自己的政策需要，又很想同我 国进行某种 外交上的接触和试探，好摸摸我们的底，因而采取了一种半推半就的态度。另一 方面却又不肯让我们顺顺当当地去参加会议，即使来了也想把中国推到“被告”的位置上， 他们策划在我国代表团未到联合国之前，就想操纵大会讨论诬蔑中国的所谓“控诉对大韩民 国侵略案”。对美国的阴谋，中国政府当即予以揭露。　　11月14日，乔冠华和我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登上了苏联的班机，张闻天、彭真、李克农、章汉 夫等和全国工、青、妇、友协以及北京市各界代表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　　11月17日，代表团从莫斯科飞抵布拉格，办理签证手续。然后经瑞士、英国，转赴美国。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举世瞩目。11月24日当地时间6时13分，当载有新中国的第一 个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团的飞机到达纽约时，在机场上等候的人群，立即活跃起来。服务 人员将红地毯一直铺到飞机降落的地方，代表团走下飞机时，受到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 克等国代表以及联合国礼宾联络科长的欢迎，他们相互握手致意，并合影留念。　　这时，乔冠华举目望去，在机场围栏聚集许多自发而来的美国进步人士，有的举着小型的标 语牌，有的挥手致意。当然更多的是各国的记者、摄影师，他们的闪光灯在不停地闪烁着… …9位中国共产党人，9位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护照的外交官，正气凛然地踏上了美国的 土地。乔冠华迈着自豪矫健的步伐向前走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到美国来。在熙熙攘攘的纽约机场上，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代表团宣布了自己的使命，并通过报界 向 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这个欢迎仪式尽管算不得盛大隆重，然而它都标志着历史已经揭 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人民，正迈开巨人的步伐，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的消息，一时成为美国的特大新闻，许多报纸辟出很大的篇幅，介绍代 表团情况。　　11月27日，中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主席邀请下，首次出席了联合国政治安全委员会。当伍修权 、乔冠华一行进入会议大厅时，会场上顿时热闹起来，听众纷纷起立张望，正在发言的苏联 出席联大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立即中断了自己的发言，说道：“请原谅，我暂且中断我的演 说，我以我们苏联代表团的名义，借此机会向在主席邀请下，现正在会议桌前就坐的中国合 法政府的代表伍修权先生及其代表团其他成员致敬，并祝他们今天开始的在联合国组织中的 活动获得成功。”　　伍修权、乔冠华等人在联合国礼宾官员的安排下，在桌上放着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 字样的席位标志前坐下，伍修权身旁隔着英国代表格扬，接着是美国代表杜勒斯，其时杜勒 斯故作镇静，表情呆然，连看一下中国代表的勇气都没有。翌日下午，安理会开始讨论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会议开始前，已经同新中国建 交的国家的代表拥上前去同伍修权、乔冠华等握手致意。安理会主席就坐后，敲下锤子，宣 布会议开始。　　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作了长篇讲话，有力地指控了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这是中美第一次 大论战，整个会议大厅里回荡着中国人民理直气壮的正义声音，这还是第一次，整个会场鸦 雀无 声。伍修权在发言中论古道今，旁征博引，以雄辩的事实和深入的说理，批驳了美国为自己 侵占台湾制造的种种歪曲历史事实、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借口。　　伍修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建议：安理会公开谴责并采取 具体步骤严厉制裁美国政府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安理会立即采取有效 措施，促使美国政府从台湾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以保证太平洋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与此同时，安理会还应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由 南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以和平原则处理朝鲜问题。伍修权的发言一结束，许多友好国家 的代 表热烈鼓掌，有的人前来握手，表示支持，其中还有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名 记者爱德加?斯诺先生。他们都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有根有据有力量，使人亲眼目睹了新 中国外交代表的风采。”　　11月30日，安理会继续就我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的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进行讨 论。美国代表奥斯门极力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朝鲜问题上，企图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提案。最 后又操纵表决机器，否决了我方关于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者，美军自台湾和朝鲜撤退的提议 。在会议召开过程中还发生一件插曲：在伍修权发言后，当时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蒋廷黻极 不 知趣，不光发言充满媚骨，毫无力量可言，而且不由自主地用英语发言。在其发言完毕后， 伍修权临时发言嘲讽道，我不知道这个发言人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在国际会议发言不用中 文，他还有资格当中国人?同声传译完这句话后，引起会场上代表的阵阵喝彩，蒋廷黻满脸 通红，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有些报纸事后评论说“人民中国的外交强硬，决不折服”， “红色中国确有一股正气，这是蒋介石政府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在伍修权发言和答辩过程中，有一位不时递上小条或在伍修权耳旁轻声细语讲上几句的人。　　他不是别人，就是二十余年后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此时任伍修权顾问 的乔冠华。　　12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多数通过了决议，将诽谤我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列入联合国大 会议程。美国的这一图谋得逞后，又操纵联合国组织，在12月15日决定：联合国大会无定期 休会，并于12月18日又通过决定，宣告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也无限期休会。联大的这些决定，实际上取消了我们利用联合国讲坛同美国进行斗争的机会。代表 团主要成员伍修权、乔冠华经过商量后，决定采取别的斗争方式，把在联合国会场内的斗争 ，转移到会场以外来。12月16日下午，中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许多记者闻讯而来，把 旅馆的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　　伍修权在会上发表谈话说：“我们是为争取和平来的，我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种种合理 建议，但是不幸地、虽然并非出乎意料之外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国集团的操纵下，拒 绝了我国政府这个合理的和平的建议，对此，我们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伍修权还说， 由于美国政府的操纵，联合国未能继续讨论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使我们至今未能就此问题 在大会继续发言，“但是，我们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是应该被全世界听到的，因此， 我把准备在政治委员会的发言，在这里分发给大家。同时，我们对于美国政府如此操纵联合 国，不让我们有继续发言的机会，表示愤慨。”　　在伍修权讲话后，我方就将已事先译成英文的发言稿和各种资料，一一分发给各国记者。资 料中有证 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历史材料，还有我人民解放军自蒋军缴获的美国武 器图片集，朝鲜战 争以来美国飞机对我国轰炸、扫射实况的图册以及其他各种美帝侵华史料 。这些散发的材料，被好几 家外国报刊发表和引用了，这成了使各国人民了解我国立场和态 度的一条重要渠道。当然，这些文字 材料，大都出自乔冠华的手笔。在联大会议期间，伍修权、乔冠华、龚普生等一行除了同一些与会国家代表有外交往来，还 同不少美 国进步人士进行了友好接触。其中有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还有在美 国享有很高声誉的黑人学 者杜波依斯博士等人。　　面对美国操纵联合国无限期休会的情况，代表团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于12月19日回国。代表团登机前发表声明，强调：我们为和平来到美国，虽然我们的有利于和平的提案被美英 统治集团 加以拒绝，可是我们并不失望，我们仍将为和平继续奋斗。代表团返京时，受到政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首都各界人 士的热烈 欢迎。这次联合国之行，是新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尽管由于美国的阻挠，没有圆满 的成功， 但是，乔冠华和代表团所有成员，都忠实地执行了祖国交付的任务，乔冠华也在 外交场合初露头角。第四部分第11节 开城风云(2)1951年夏，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线逐渐固定在三八线一带，双方都很难向对方作较大 的推进。 战争态势的根本性扭转，使停战谈判成为可能。1951年5月3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通过其顾问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透露，美 国准备以任 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6月23日，马立克提出关 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 建议，主张交战双方停火谈判，把军队撤离三八线。当天，美国总统 杜鲁门发表演说，表示同意马立 克的建议。　　此后，经过中朝、美双方多次电文往返，最后确定正式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在三八线上的 开城进行。 举行谈判的初步协议达成了，派谁前往谈判呢?毛泽东在思考这件事，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更是为此事颇费心机。此时乔冠华作为伍修权的助手，出席联合国会议后回京不久，他投入了外交部和国际新闻 局的紧张工 作，但他仍然时刻关注朝鲜战场的局势，可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周恩来会点将点 到他和李克农。由于此次谈判不同寻常，对手是当今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而且对方还披有联合国 的外衣， 因此朝鲜谈判绝非两国或几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几十个国家的事情。谈判桌上的一 言一行必须慎之又 慎，一着不慎，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　　因此，虽然当时周恩来公务倥偬，日理万机，但从苏联的马立克信号发出的时候起，他就注 意着各方 面的反应，思考着将来参加谈判的人选。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由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周恩来除协助毛泽东处理党内的重大 事情外， 主要精力花在对外谈判、统战工作上面。因而当时举凡党内各种各样的人才，特别 是擅长统战、外事 、谈判的人才，周恩来无不了如指掌。此次考虑参加谈判的人选时，他首 先便想到了李克农。　　李克农(1899-1962)，是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解放军上将。他从1928年起就 一直在周恩 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长期的革命生涯、独特的个人素质，使李克农成为一名既 富于献身革命的精神 ，又擅长斗争艺术的特殊人才。李克农作为周恩来总理的重要助手，在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在中共 中央军事委员会担任情报部长，同时兼任政务院外交部第一副 部长，直接协助周恩来处理各项外交事 务。根据以往的表现，周恩来认为，像李克农这样既 能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又有丰富的谈判 经验的同志，来领导这次谈判是完全胜任的 。　　至于谈判人员的安排，周恩来也有考虑，他认为，李克农作为停战谈判的总代表，不可能事 无巨细， 样样都抓，而只要管基本的大政方针、原则问题，具体问题则需要其他同志协助， 所以，他又选了自 己非常熟悉的、对国际问题钻研精到的乔冠华。　　按照周恩来的设想，整个谈判人员最好能够分为三线：第一线由李克农负责，对外严格保密 ，李克农 作为谈判代表团的总领导，负责整个工作；同时，他还直接与周恩来联系。凡重大 问题须上报周恩来 转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和中央军委领导决定，然后根据中央的指 示决定具体谈判的细节。李 克农还和彭德怀直接联系，及时了解战场上的情况，以便配合。 乔冠华，则作为李克农的助手坐阵第 二线，他根据李克农的指示和由李克农转达的中央指示 来撰拟每天谈判的发言稿、备忘录等；同时， 起草向中央的请示与报告。第三线由朝鲜人民 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派出，因为他们对朝鲜战争进行的 情况比较熟悉，而且作为作战人员， 公开出面比较合适。周恩来将这个设想反复考虑，认为成熟以后，便上报毛泽东，并很快得到批准。事情决定下来之后，毛泽东在自己的办公室召见了李克农和乔冠华两人。7月的北京，白天虽然酷热难熬，晚上却凉爽宜人。这天晚上，李克农和乔冠华驱车来到中 南海内的毛 泽东寓所，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以爽朗的笑声迎接这两位即将奔赴前线的部下。 　　这晚，毛泽东同李、乔二人进行了长谈，对他们的工作作了鼓励，并关照立即组织一个工作 班子。接命以后，李克农和乔冠华立即组建前往朝鲜谈判的班子。这个班子人才济济，其中有美国 哈佛大学 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浦山，新华通讯社的丁明、沈建图等人。同时，他们除选调人员 配备电台外，还专 门选调了几个同志，携带两部可以接收世界各大通讯社新闻的收报机，以 便了解各方面的反应。另外 ，他们请志愿军总部派出一个参谋班子前往开城，俾使谈判班子 能够及时了解战场情况的变化。　　临行之前，周恩来专门约见了李克农、乔冠华，与他们作了详谈，送给两人一句意味深长的 古语：“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7月2日，在朝鲜的志愿军总部收到毛泽东从北京发出的电报：李克农、乔冠华及其他助手将 来朝鲜参 加停战谈判，于7月2日22时由北京乘火车去安东(今丹东)，7月4日傍晚由安东去平 壤，大约5日早上或 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处，请朝鲜方面派人到适当地点去接洽。　　李克农、乔冠华入朝以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接见了他们， 并就有关 问题进行了交谈。经与朝鲜方面协商，李克农为中朝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协助其工 作，两人都不对外 公布身份，为安全起见，大家都称李克农为“队长”，称乔冠华为“指导 员”。对外公布的名单则是 ：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长南日将军，朝鲜人民军前方司令部参谋 长李相朝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到司 令员邓华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朝鲜 人民军第一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将军。　　对方的谈判代表有：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海军中将、美国远东空军部司令克雷奇少 将、美国 第八集团军部参谋长霍治少将，巡洋舰分队司令勃克少将以及南朝鲜的白善烨少将 。　　停战谈判的首次正式接触是联络官会议，时间定在7月8日上午九时，地点在开城市区西北约 两公里的 高丽里广文洞来凤庄。对方通知说，他们的谈判人员将乘直升飞机来。朝方则选择 安全 地带，让直升 飞机降落，并摆上红色的“T”字布标和英文“欢迎”二字缩写“WC”的大幅 标语。可是，当时交战双 方并无礼尚往来，如何不失身份又及时准确有礼貌地通知对方呢? 乔冠华灵机一动，要新华社记者写篇 报道，在报刊发表，让对方知晓，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 题。谈判和代表团驻地都设在来凤庄，来凤庄在开城的西北部，从名字上看似乎上是一个村落 ， 其实是一 家富豪的宅地。主房坐北朝南，房前有一个用天然石块砌成的花坛，中间栽着一株 经 过精心栽培的苍 翠古松，周围是一些其他木本花草，环境幽美。这座宅子大门是个过厅，进 去是三间正厅，里面西边 的屏风已经破旧不堪，撤掉后，室内可以摆下一张长桌，供双方代 表团南北对座，后边还可各摆一排 稍窄的长桌，供各方参谋助理人员就座。来凤庄的西南面，靠抬岳山边有几间民房，再靠西南还有一幢别墅式的平房，作为志愿军代 表团的住 地。会场、住处落实后，乔冠华与李克农、邓华、南日、李相朝等人随即赶至来凤庄，住进联络 官们为他 们准备好的住房。乔冠华单独住一个小院，院内有株凌霄花，他便自称“凌霄馆主 ”，美韩敌机常轰 炸开城中立区志愿军代表驻地，乔冠华多次转移隐蔽，几次遭险，但他仍 泰然处之。　　因为这次停战谈判事关重大，丝毫马虎不得，因此，乔冠华住下后，立即与李克农等人对准 备工作进 行检查，直到认为满意为止，有时忙碌完毕已是满天星斗。至此，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代表团正式开始运作，平时鲜为人知的来凤庄，一时名声大噪，成 为世人瞩 目的地方。　　根据原定协议，7月8日上午9时，交战双方在来凤庄举行首次联络官会议，会议确定了正式 谈判第一次 会议的时间为7月10日上午10时，在开城来凤庄举行，会议地点的安全及对方代 表团进入我方控制区的 安全，均由朝中方面负责。联络官会议之后，中朝代表团为正式谈判第一次会议进行了周到的准备工作。当天晚上，李 克农和乔 冠华再次检查工作时，发现一件事先没有想到的事情，即双方正式代表见面时要互 验证书，这是国际 会议常规中必不可少的形式。双方代表第一次见面时，把“全权证书”交 给对方看一看，再收回来， 以示郑重。次天上午就要正式开始谈判，证书立马就要，现在到哪里去开呢?李克农和乔冠华着急起 来，幸好，朝 鲜同志果断表示，立即派人飞车到平壤请金日成签字。可我方代表包括中 朝两国的同志，仅仅有金日 成将军的签字还不够，还必须有彭德怀司令员的签字。但是，仅 仅一个晚上时间，先到平壤，再到彭 司令处，时间无论如何也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李克 农毫不犹豫地提出：“只要金首相签了字就有 效，彭老总的字由我代签，事后汇报。”这样，“全权证书”的难题，方迎刃而解。第四部分第11节 开城风云(3)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时，在全世界舆论的关注下，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一间长1 8 米，宽 15米的厅堂里正式举行。国际上许多报刊、电台都突出地报道了这一惊人的消息。　　谈判初期，美韩并无诚意，他们想方设法寻找机会破坏谈判的进行。就在谈判开始的一个月 零九 天的 8月19日晨，我方军事警察9人，在排长姚庆祥率领下沿板门店西南面松谷里以北高地向 东巡逻。当他 们一行走到中立区的松谷里附近时，突然遭到了埋伏在此的三十余名南朝鲜武 装人员的袭击，排长姚 庆祥当场倒在血泊中。　　中方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在志愿军代表住地为姚庆祥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姚庆祥的灵堂两 侧悬挂着 两幅挽联，上联是“为保障对方安全反遭毒手”，下联是“向敌人讨还血债以慰英 灵”。灵堂陈列着 烈士的遗像以及花圈、挽联等。　　灵堂布置完毕后，李克农、乔冠华到现场检查。“虽有这么多的挽联，可仍觉得有点不足，难以表达人民的愤慨之情。”李克农回过头，对 站在身旁 的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想一想，是否再写一幅更为醒目的挽联。”　　“嗯!”乔冠华应了一声。乔冠华不愧为一代才子，只见他紧锁眉头，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便顺口念出一幅挽联- -　　世人皆知李奇微，李奇微是当时联合国军总司令。　　举国同悲姚庆祥。　　“好好好”，李克农闻声连连称好，“你赶快让人去布置，以免耽误了时间，”李 克农对乔冠华吩咐 道。在沉痛悲壮的哀乐声中，姚庆祥烈士追悼会开始了。　　灵堂虽然不大，但布置得庄严肃穆，特别是那幅“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的挽 联，尤其 引人注目。各界人士、中朝代表团，开城中立区军事警察部队以及各国前来采访的 新闻记者都参加了 追悼会。　　枪杀姚庆祥的事件本已引起世界各国一切正义人士的强烈谴责，而举办姚庆祥烈士追悼会更 将这场反 对阻挠谈判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特别是那幅乔冠华写的挽联不胫而走，从而 使美国侵略者在道 义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然而，美方并没有因此而稍有收敛。姚庆祥烈士的血迹未干，美国飞机竟又于8月22日深夜 非法侵入开 城中立区上空，以我方代表团住所为目标，施行轰炸与扫射。消息传到志愿军总 部，彭德怀愤怒地说 ：“这是蓄意谋杀!”　　发生此事的当天晚上，李克农、乔冠华立即决定通过联络官与驻在汶山的联合国军代表团通 了电话， 要求他们前来调查。美方联络官借口夜深，再三推诿，拒绝前来开城。我方强烈抗 议，肯尼和穆莱才 姗姗而来。在调查过程中，肯尼和穆莱一再抵赖美方的罪恶行径。当勘察到第三个弹坑时，他们即不愿 再继续调 查下去。中朝联络官张春山、柴成文立即严肃指出：“我们有权要你们调查下去。 ”　　22日夜初步调查和以后实地复查的结果，证明敌机两次共投弹17枚，其中杀伤弹13枚，汽油 弹4枚。13 枚杀伤均落在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团住址以北200米左右处。代表团住宅前及停放在 门前的南日将军座车 内，均落有杀伤弹弹片。　　美方蓄意制造的轰炸案，人证物证俱在。为抵赖其罪行，他们拒绝认真地调查，拒绝承认调 查所得的 是事实，拒绝允许新闻记者前往出事地点观察。他们不仅闭着眼睛说瞎话，死不认 帐，而且还倒打一 耙，诬蔑是我方自己干的。　　由于中朝代表团认为自己是前来谈判停战的，因此，对方不可能会对自己下毒手，所以事先 没有任何 防空准备，不料美方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信义，悍然以中朝谈判代表团作为攻 击 目标。所以，此 次轰炸不久，李克农、乔冠华和部分工作人员在邓华的极力劝说下，离开原 来的驻地，转移到开城西 北山沟里的双爆桥。随后，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相继转移，有的住 在青云洞，有的住在开城北部中立 区边缘的一个山顶草房里。原来的住地仅留下张春山、柴 成文带着与对方联络的无线电报话机，谈判 工作实际上已无法正常进行。　　面对如此蛮不讲理的敌人，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准备破，不怕拖，坚决回击，留有余地。 ”在美机 轰炸扫射我代表团的当天，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即联名向李奇微提出强烈抗议， 并宣布自8月23日起 停止会议，以待对方作负责处理。抗议信发出后，我方代表团多数人员转入安全住所，防止敌人再次偷袭。不出所料，在9月1 日，美方 飞机又轰炸了冰库洞南日的住所。对敌人在此期间破坏谈判的种种罪行，我方通过 报 纸、电台等舆论 工具，及时进行揭露，把真相公之于全世界一切公正人士之前，使敌人有所 畏惧。　　8月底9月初的朝鲜半岛，前线的广大指战员摩拳擦掌，准备给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后方 则积极反击 敌人的轰炸，支援前线。然而季节不饶人，这时秋意渐浓，早晚天气颇有凉意。 乔冠华一行离开北京 ，时值盛夏，原以为停战谈判只需一两个月，虽然不会太顺利，但总不 至拖到冬天吧。由于大家都未 带寒衣，乔冠华急了，他提笔给正在国内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 王炳南写了一封催办函：　　炳南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对一场举世瞩目的停战谈判，乔冠华用打油诗的形式写出，诉尽中国代表团的甘苦与浪漫， 并请老友 王炳南寄去御寒衣物，他的风流倜傥于此可见一斑。　　周恩来总理对自己的爱将与部下非常体贴关心，在乔冠华从事停战谈判工作期间，他特地安 排龚澎去 开城松岳山麓来凤庄探亲，后来龚澎在北京生下第二个孩子，便给女儿取名“松都 ”(意为在松山怀孕 ，首都北京出生)。　　顺便说一下乔氏夫妇的大儿子乔宗淮，他也正在茁壮成长。在他父母辗转沪港之际，他被寄 居上海的 外祖母家里，得到很好的照拂。新中国成立后，乔宗淮被父母带至身边，受到乔冠华、龚澎的百般呵护，从小就受到外交 文明的熏陶 ，非常懂事，活泼可爱。　　1950年除夕，瑞雪纷飞，外交部情报司二科副科长曹棉之和他的未婚妻张幸生结伴而行，踏 雪造访东 城无量大人胡同乔氏夫妇的寓所。当时小宗淮只是一个六龄稚童，天真之态可掬。 　　“寒夜客来茶当酒”，四位同事围炉品评诗词，共同欣赏杨宪益的大手笔英译《毛泽东诗词 》。大概 是触景生情吧，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令乔冠华喜上眉梢，他对《沁园春?雪》一词 感 情突发，放声吟 诵，一唱三叹，情不自禁地击节称妙。稚嫩可爱的小宗淮也受此感染，在一 旁鹦鹉学舌，大凑热闹， 引得大家激情高涨，跟他一起兴奋地大说大笑。　　直到40年后，张幸生女士在含泪写就的悼念亡夫的《棉之同志十年祭》一文中还提及此事 。乔冠华的 潇洒，他那充满感情的吟诵与叹息，龚澎的热情理智，小宗淮的可爱活跃，恋人 的脉脉情愫，全都留 在张女士自己青春年华的美好记忆里。　　1951年年底，曹棉之、张幸生喜结连理。情报司全体同志在一尺幅轴上签名同贺，其他司 、处的不少 同志也闻讯赶来，签名致贺总数竟有百余人之多，乔冠华、龚澎自然也在其间。 最引人注目的却是“ 乔宗淮”三个醒目大字，虽笔划稚拙，但书写极为认真，憨痴之志，跃 然“绸”上，真挚地表达了这 位刚刚启蒙的七龄幼童对曹叔叔、张阿姨的美好的祝愿。第四部分第11节 开城风云(4)我们再把视线转到朝鲜。停战谈判于1951年8月底中断，美韩军队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 势，妄图从 战场得到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结果15万兵力被中朝军队歼灭。10月25日，停战谈判地点由来凤庄迁到板门店，双方又坐到谈判桌上来。此时，双方代表团 的成员都 有所调整。在此前的23日，我方宣布以刚刚卸任的前中国驻苏联武官边章五接替邓 华，(邓华则仍回志 愿军司令部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另以郑斗焕代替张平山为谈判代表， 对方则以李享根接替白善烨。 　　这时志愿军代表团内部的党委也进行了调整，书记仍是李克农，副书记由原任中国人民志愿 军政治部 主任杜平担任，委员有边章五、乔冠华、解方、柴成文。杜平原来没有搞过外交斗 争，他克服“欠缺 外交头脑”的弱点，虚心向乔冠华等行家学习，相互促进。他认为，凭着 几十年对敌斗争的经验坚信 ，我们共产党人外交方面的才能决不低于敌人。我们既能战争中 学习战争，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也一 定能在谈判中学会谈判，赢得谈判的成功。杜平是位老红军，久经沙场，待人热情，对乔冠华很尊重，不耻下问，他来到开城后， 与乔冠华住得 很近，接触颇多。在他印象中，乔冠华为人十分开朗，彼此很快成为“很谈得 来”的好朋友。他回忆道：　　乔冠华很活跃。笑也笑得很潇洒，骂也骂得利落。他天性好动，外出时， 手里喜欢拿根文明 棍，不停 地摇着，大有学者之风。他在德国读过哲学，懂过几门外语，对中外文学有研究， 笔头很锋利。当时 ，代表团给北京的文电稿大都由他起草。乔冠华平时有两大嗜好，一是香 烟，二是茅台酒。一次喝醉 了，李克农瞧着直摇头：“这可不行，在外交场合要误事的。” 我和乔冠华年龄相仿，很谈得来。饭 后经常一起散步，并以做些打油诗取乐。　　杜平 ：《在志愿军总部》，第3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停战谈判在板门店继续进行后，有人估计，这次有可能达成停战协议了。可是，乔冠华却不 以为然， 以他丰富的国际问题的经验，他慧眼独具，在给代表团成员讲话时作了如下分析： “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 明是个信 号，他竟诬蔑我方杀害战俘，……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 见面。奇怪的是杜 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 一百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 。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 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 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作什么文章 ，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 。”乔冠华的预感，后来被证明是对的。没过多久，美韩谈判代表抓住所谓“战俘问题”大作文 章，使停 战谈判受到重大阻碍。1951年12月11日，讨论战俘的安排问题的小组会开始。经李克农与乔冠华商议，中朝代表团 派 出李相 朝和柴成文作为该小组谈判代表，对方出席的是海军少将李比和陆军上将希克曼。会 议一开始，我方 代表便根据李克农、乔冠华的指示，提出停战以后立即遣返战俘的原则。但 对方拒绝对此表明态度， 坚持必须首先交换战俘名单。双方就战俘问题讨价还价，争论不休。这样的小组委员会已经开了五十多次，对峙的局面不 仅没有消 除，反而越来越僵。为了打破这种僵持的局面，乔冠华与李克农一起，带领我方参加该项议程谈判的参谋人员， 经过反复 深入的研究斟酌，提出了一个扫清外国、孤立重点、迫使对方在遣返俘虏原则上让 步的新方案。　　这个方案由乔冠华起草，经代表团党委讨论，最后形成定案，直接上报国内毛泽东主席。由乔冠华起草的这一文件文字缜密，结构严谨，内容详实，考虑到 了双方各自的利益，合情合理，它 是乔冠华昼夜思索、凝聚无数心血的成果，当然，也渗透 了李克农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辛劳与汗水 。　　因此，当这个方案在谈判中一俟提出，美韩代表尽管前思后想，又是研究，又是讨论，最后 不得不原 则上表示同意。　　但是，美方一方面在谈判中讨价还价，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却在巨济岛残酷迫害我被俘官兵 ，其暴行 被媒体披露，美军在巨济岛的暴行，在全世界引起了愤怒的抗议浪潮。美国国内 也发生了美俘家属联 名向杜鲁门、艾奇逊要求遣返全部战俘的请愿运动。华盛顿受到了冲击 ，美国谈判代表团也不那么神 气活现了。美方谈判代表乔埃垂头丧气地坦承：“巨济岛事件 使我们变得愚蠢了。”　　对此，我方代表团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对方发起新的进攻，迫使对方走下一步。这时 ，乔冠华 在代表团里起了很大作用。据参与其事的杜平将军回忆：“那几天，我们谈判代表 团的分析会经常开 到深夜。平时每天一次这样的预备会，大都由乔冠华主持。会上大家自由 发言，各抒己见。分析敌人 明天可能会提些什么问题，我们该怎样回答。最后由秘书处的几 个同志整理综合，经李克农过目后， 连夜向上级汇报。待上级答复后，即打印成文，参加谈 判的正式代表每人一份。每天到会场都是拎一 大叠纸条。这样，不管对方提什么问题，我们 都能有条不紊地给以答复或者批驳。如果敌人提的问题 ，我们事先没准备，这也不要紧，就 向对方提出暂时休会，在电话上与李克农或乔冠华商讨对策。每 次开这样的预备会议，乔冠 华总在身边放一个茅台酒瓶子，说到高兴时就品一口茅台酒。但那几天， 他却顾不上去‘照 顾’茅台酒了，因为李克农和朝鲜的同志都一起来参加分析会。我们分析的结果是 ，经过十 个月谈判，只剩下一个战俘遣返问题。美方在最后这个问题上同我们纠缠，把移交我方的被 俘人数，从十三万二千退到十一万三千，又退到七万，表明美国政府不想在这个时候使战争 停下来。 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即将开始，发动侵朝战争的共和党人杜 鲁门总统，害怕战 争的结束影响竞选；二是美国要在1954年的财政预算中增加军费开支 ，而朝鲜战争的继续进行则是最 好的论据。”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464～46 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这次谈判的开始，亦颇富戏剧性。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谈谈停停，一波三折。早在1953年2月 初，毛泽东 、周恩来根据朝鲜半岛战局的发展变化，分析美国有可能再次回到板门谈判卓 上来，于是电告李克农 、乔冠华，要他们就“是否可以再给他(指美国)一个台阶下，是否由 我方主动提出复会”的问题，要 乔冠华研究并提出建议。2月19日，乔冠华复电毛泽东、周 恩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 台湾中立化，只是 自欺欺人的 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美国新任总统)欲借 以吓人，殊不知人未 吓倒反吓倒自己，……　　(一)联大对我拒绝印度提案尚未处理，但鉴于美国解除台湾中立化的行动，激怒了很多中 间国家，多 少抵消了我拒绝印案产生的不利影响。联大复会很可能对此案不了了之，拖到下 面再说。(二)美国搁起板门店转到联合国，本想借以压我们，联大压不成，战场又无多少办法，本 可自回板门 店，但鉴于美国在联大尚未死心，对战场亦未完全绝望，因此虽有少数国家不反 对再回板门店试试， 美国今天是不会愿意的。(三)如果我正式在板门店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美国态度将是拒绝的居多，……如果我以 金(日成)、 彭(德怀)致函形式，对方可能认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对方幻想。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他来采取行动为止。　　毛泽东、周恩来接到乔冠华的来信后，同意了他的看法。果然，三天后(2月22日)，联合国 军新任总司 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建议在板门店先就交换战俘问题进行谈判。这样就在 4月26日，中断了6个 月零18天的停战谈判，又在板门店重新开始了。同事们都说乔冠华料事 如神。　　这场谈判，反映在报刊记者身上，也是一次新闻战。乔冠华在代表团里分管新闻宣传工作， 他通过英 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和法国《今晚报》记者贝却敌，对美国记者进行 既联合又分化的斗争 ，导演出一幕幕精彩而成功的话剧来。　　徐熊：《和平协商终成 佳局：朝鲜停战谈判的前前后后》，见欧洋等主编《对抗与对话》，第10页， 新华出版社19 99年1月第1版。　　然而，千虑一失，在工作中难免有闪失，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例 如：1953年5月18日，周恩来致函李克农、乔冠华，对志愿军代表的发言和抗美援朝的新闻稿用 词不当提出 意见。他指出：“我们的发言和新闻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词语如‘匪类’、‘帝 国主义’、‘恶魔’ 、‘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方面不易采用。各国友人对 此均有反应。望指示记者和发 言起草人注重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 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 句。国内方面亦将采取同样方 针，并告。”对周恩来的指示，乔冠华他们坚决照办。　　当年6月25日，在朝鲜战争爆发三周年的纪念会上，乔冠华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作了一次关于 停战谈判的 形势报告，他说：我们现在很主动，我们不着急。只有不着急，停下来才是可靠 的，稳定的!……签字 的准备工 作已基本完成。停战委员会的活动是频繁的。由双方军事代表所组成的联合观察组的活动还 是卓有成效的。　　前途如何?看来还要拖一段时间，但最长不会超过一年，因为我们有力量，有道理，最后他 还得回到谈 判桌上来。还得谈，还得停。我们是能够胜利的，而且已经胜利了。谈判夹杂着战争，战争推动着谈判。乔冠华讲话一个月后，停战谈判经过两年零半个月的艰 苦努力， 终于取得了胜利。朝鲜战争停战协定于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10分由朝中方面与美国方面的首席代表--南 日、哈里逊在 开城板门店签字厅签字。至此，长达三年的朝鲜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　　这个协定的签字，让全世界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人们都松了一口气。朝鲜、中国、美国乃 至全世界 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欢欣鼓舞，庆祝这个协定。当天，在人们的欢庆声中，乔冠 华站在开城市中心的南 大门楼台上，凝视着那些在晴空中飘扬的无数面朝鲜壮丽的国旗和成 千上万载歌载舞的开城人民，心 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　　此时此刻，乔冠华想到，在开城数百个难眠之夜，大家的艰苦努力并没有白费，这是中 国代表团在党 中 央领导下艰苦卓绝的斗争的结果。这个协定的签字，也是战争与和平力量较量的结果，是通 过和平 协商停止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成功范例。同时，这个协定的签定，标志着不可一世的美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顶巅开始走下坡路。　　“联合国 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威廉?凯?哈里逊在签字后说：“在执行我国政府 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 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协定的第 一位美国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 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 定具有同感。”停战协定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并立即生效。为防止意外事端发生，确保签字成功，在7月2 6日，李克 农与乔冠华协商后提出：双方司令员不到现场签字，而由双方首席代表签 字生效，然后再各自向本方 司令官送签互换文本。因为从汉城传出消息，李承晚很可能派人 来板门店搞刺杀活动。美方对李承晚 似乎也有点不太放心。因此，这一锦囊妙计被双方接受 。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是在开城签字的。7月28日上午9时30分，身材高大 、面色黝 黑的“彭大将军”倒背着双手，大踏步地步进开城来凤庄签字大厅，李克农、乔冠 华、杜平、张明远 、肖全夫等随之走进会场。历史见证了这一场景：彭德怀拿起毛笔在停战 协定文本上签了“彭德怀” 三个大字。朝鲜战争的尘埃落定，中朝人民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丰硕成果。 半个世纪 转瞬而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李克农与乔冠华两位领导人的精诚合作，也是取得胜 利的重要因素。　　长时期的超负荷工作，使原本身躯羸弱的李克农，积劳成疾。随着1951年冬季的来临，他的 健康状况 每况愈下。主要是他的哮喘越来越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喘 气，有时甚至失去知觉。一次正在开会，他 突然头一歪，昏迷过去了，幸亏在场的人抢救及 时，才苏醒过来。这次是心脏病复发，他的身体愈加 虚弱。李克农强支病体主持谈判的情况没有能瞒过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 住，便开始考 虑派人去接替他的工作，让他回国休息和治疗。伍修权对李克农说：“你的身体不好，中央让我来替换你一下。”　　李克农喘了一口气，静静地闭了一会儿眼睛，一字一顿地回答：“临阵不换将！”他接着说，感谢中央的关心，我现在身体不太好，但是熟悉谈判工作的全部情况，已经摸透 了各方面 的规律，如果现在中途换人，一切又得从头做起，对整个工作不利，因此建议在我 尚能支持的情况下 ，不马上换人。　　乔冠华当时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足智多谋，行文洋洋洒洒，张口妙语连珠，但略显高 傲自负、不拘 陈规。和他配合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眼里也没有几个他佩服的人。李克 农 坐镇开城，不仅在对 外谈判中施展出卓越的策划才能，在协调内部关系上也得心应手。他一 方面坚持高效、铁面无情的作 风，另一方面体恤下情。他和乔冠华，一个队长，一个指导员 ， 尽管他有时感觉和乔冠华较难相处， 有时非常别扭，但他从不当着人的面指责乔冠华，也制 止部下议论他的长短，他认为一个人有其长必 有其短，而往往缺点是优点造成的。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乔冠华很有个性，他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的外交家，他和李克 农可以说在 整个谈判期间配合默契，互相信赖。但真正令乔冠华感动的是在李克农逝世后他 了解到的一件事情。 　　谈判签字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乔冠华喝醉了酒，摔了两个酒杯，大家劝他回去休息，他醉醺 醺地说， 我辛辛苦苦地给毛主席的报告，都是老头子一个人签名。　　“老头子”指的是李克农。当时他并不在场。事后，周恩来为此事狠狠批评了乔冠华，并且让乔冠华给李克农赔礼道歉，写出检查。乔冠 华 也意识 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他向李克农承认错误时，眼泪都出来了，李克农只是平静地说 ，这事我早知道 了，你眼里没有几个人，要吃大亏的。　　李克农又向周恩来说情，不要处分乔冠华。数年后，乔冠华才知道这份情谊。他对人说，李 克农对我 这么宽宏大量，我深受感动。我写检讨是出自真心。　　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南日将军，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他受过大学教育，又上过军事院校 ， 开始有些 看不起中国代表人员的土样。而乔冠华更非等闲之辈，平时他写了稿子别人一字 一句都不能改，而南 日又年轻气盛，两人发生了一些争执。　　李克农在处理完公务之后，分别找乔冠华、南日谈心，通过李克农神奇般的说服工作，这 两 位同样骄 矜而富有才干的人不久便握手言欢。后来到了谈判的紧张持久阶段，他们俩的关系 处得相当好，一直 到谈判结束都关系融洽，配合有方。　　1952年谈判中断，板门店会场冷冷清清，思乡之情弥漫在中国代表团成员心底，每到外交 部派信使送 文件、信件时，大家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这一天。　　有一次信使来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信使是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派这 么大的“ 官”当信使，这还是头一次，据说是周总理的安排。　　大家正看着乔冠华、龚澎夫妇俩眼睛对眼睛，笑嘻嘻的样子，李克农把大家招呼到 一边说，“你们看 到了吧，周总理怎样做工作，做得这个细，咱们都学着点儿。”李克农拍电报，请解方、柴成文等夫人来板门店探亲，不能前来的也千方百计捎信带话。这 个做法深 得人心。祖国亲人的到来，使冷清的驻地变得热闹而富有生气，大伙在一块开玩笑 。“胡公就是胡公 ，我们学不来，咱们也学不来峡公，连夫妇的私生活也想到了。”胡公是指周恩来，峡公是对李克农的尊称。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善解人意，富有人道主 义精神。第四部分第12节 周公身旁(1)朝鲜战场白热化的军事冲突停止后，远东国际紧张局势依然存在，朝鲜停战协定规定的政治 解决程序 遭到破坏，战火随时可能再起。而在毗邻的印度支那，法国进行的殖民战争随时有 扩大的可能。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在1953年9月28日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议召开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 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10月8日，中国总理周 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 声明，赞成这一提议。1954年1月25日至28日，中断将近八年的苏、 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又在东德 首都柏林举行。这次会议对欧洲问题虽没有达成协议，在 亚洲问题上却取得了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 同意苏联的建议：决定4月间在瑞士日内瓦举 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苏、美、法 、英、中五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 相关的其他国家分别派代表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会议还委托苏联 政府把这个 提议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周恩来立即作出积极的反应。2月27日，他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说：“柏林会议有 一点收获， 就是要举行日内瓦会议，从远东的具体问题来解决一些国际上迫切的问题，尤其 是远东和平问题。这 就是一个成就。还有，用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也被推进了 一步。”“中国人民是支持这 个会议的。它可以推进国际和平，首先是朝鲜和越南的和平。 ”同年3月3日，中国政府正式答复苏联政府，接受邀请，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次会 议所要解 决的，就是力争以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在远东的重大国际纠纷。党中央、毛泽东对日内瓦会议极其重视。1954年3月1日，毛泽东亲自电调还在朝鲜的乔冠华 、黄华等 同志速回北京，参加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 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61页。　　4月19日，我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我国 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 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代表团秘书长 为王炳南，顾问为雷任民(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乔冠华、 黄华、雷英夫，各组组长和工作人 员有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龚澎、吴冷西、熊向晖、章文晋、浦 寿昌、陈浩等，共二百余 人，代表团规模仅次于苏联代表团(据称苏联有三百多人参加)。中国代表团 阵容强大，政治 、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新闻等各方面的专家俊杰应有尽有。对此，乔冠华回忆 道： 　　当时总理一方面要我们大家都重视这场斗争，另方面提出要练兵，要利用 这个机会锻炼我们 的队伍。 总理是从练兵的观点来组织代表团的，因此，凡是与此有关的干部一般都参加了。　　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11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 版。　　事实上，作为这一代表团的灵魂，周恩来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从方针策略 的制定到 重要的技术准备，都由他直接负责。他阅读了大量有关这次会议的文件、函电和资 料；多次约请外交 部和其他方面的有关人士进行商谈；考虑代表团组成的人事安排；并参加 中央会议，研究确定参加这 次会议的方针。在组织工作方面，周恩来精心指挥调度。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在外交部集中后，由周恩来 作动员报 告。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因此要唱文 戏，文戏中有武戏 ，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这好比是梅兰芳的大戏，各种角色都得齐全，要 成龙配套，有板有眼。”杨翊：《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载王天瑞主编《随访 纪行》，第31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第1 版。　　尽管代表团集中了一时的俊秀，周 恩来还是严格督促大家全面而细致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举办关于 国际公法、国际知识、国 际礼仪的讲座，包括如何穿西装、打领带、吃西餐、喝饮料、用刀叉、付小 费等；组织模拟 会议，搞翻译练兵，所有被选用的英、法、俄、西、阿文翻译，都必须通过专家的测 验，郑 重启用“服装道具”进行“预演”和“彩排”。黄华和龚澎是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出发前，先在外交部礼堂举行模拟的“ 记者招待会”，进行 “实战演习”。由懂外文的新华社记者扮演外国报刊、通讯社与广播电 台的记者，尽其所能向新闻发 言人提出各种问题--挑衅性的、侮辱诽谤性的、威胁恫吓式 的、“据理”质问式的--简而言之，刁钻 古怪、尖酸刻薄、五花八门的问题一个紧接着一 个，黄华和龚澎面对这些“外国记者”，机智勇敢， 沉着从容，一一予以回答、解释与反驳 。 这种“演习”连续进行了三次，不但使发言人锻炼出镇定、 从容、大度的气质和机敏的应变 能力，而 且让他俩更加熟悉了相关问题的各种细节、背景与联系，更 加熟悉了国际形势和我国的方针 、政策 、策略。后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的出 色表现，博得不少外国记者的 好评，称赞他们是“出色的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1954年4月24日下午，美丽的花园城市日内瓦晴空万里，春意盎然。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 降落在日内 瓦国际机场。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派出的大型代表团，它的到来在西方引起了轰动。这时期，中国和 大部分 西 方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西方各国对新中国有着一种神秘感，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 所以中国代 表团的到来格外引人注目。在飞机抵达前，已有几百名记者早早等候在日内瓦宽 特兰机场。飞机刚刚 停稳，各国记者就潮水般地涌上前来围住中国代表团，发疯似地拍摄。 　　面对不断闪烁的镁光灯和此起彼伏的相机快门的咔嚓声，周恩来率领代表团成员，微笑着向 记者招手 致意。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　　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 切问题如 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 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团是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我们相信，与会者的共同努力和巩固和 平的共同愿望，将会使亚洲 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翌日，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来自日内瓦的电讯报道：“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 人”，“ 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着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　　日内瓦会议期间，乔冠华非常勤勉忙碌，他随同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长莫 洛 托夫、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新任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朝鲜 外务相南日、越南副总理兼代理外长范 文同、柬埔寨外交大臣狄普芬、老挝外长萨纳尼空以 及其他国家代表团进行穿梭外交，不间断地往访 、会谈、宴请、接见、拜会等，有条不紊， 扩大了交往与了解，为会议的进展作出了贡献。乔冠华还 为代表团起草文稿，记录整理谈话 ，出色地完成了中国代表团参加这次国际会议的预定任务。“中美 大使级会谈”就是在日内 瓦会议以后开始的。　　这次日内瓦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第二阶段讨论印支问题。在朝鲜问题 上，中国 代表团和朝、苏代表提出了关于恢复朝鲜统一和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等方案。由于 美国代表团多方阻 挠，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会议期间，越南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导致 越南北方全部解放，改变了 整个印度支那战场的局势。中国代表团因势利导，于6月16日提 出在 印度支那全境停止敌对行动等6点 建议，由于多数与会国的势力，挫败了美国制造的种种障 碍，于7月21日就印支停战和恢复和平问题达 成协议，并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宣言 规定了解决印支三国政治问题的原则，即与会国尊重印 支各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 整， 不干涉其内政；印支交战双方同时全面停火；法国从印支撤 军。7月23日，日内瓦会议宣告 结束。中国通过中印、中缅《联合声明》，首次向西方国家表明了自己 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 ， 即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努力，打开了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 ，第一次向世 界展示中国的外交风采。这次会议标志着和平力量的胜利，促进了国际局势的进一步缓 和。第四部分第12节 周公身旁(2)五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次多边外交活动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1955年4月召开的亚非会议。 周恩来总理 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乔冠华则作为代表团顾问与会。　　亚非会议，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到来的象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 展的结果 。召开亚非会议，是由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德约所倡导，1954年4、5月间在 锡 兰(今斯里 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的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五国总理会议 上提出的。同年12月 ，五国总理再次聚会时，又宣布一致同意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并定于19 55年4月的最后一周在印度尼西 亚举行，除五个发起国外，再向二十五个亚非国家发出邀请 。195 5年1月，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 正式表示，接受印尼政府的邀请，决定派遣代表团参加亚 非会议。　　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名单是：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 顾问除乔 冠华外，还有廖承志、杨奇清、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会议在印 度尼西亚的万隆举 行。会议前夕，万隆的空气相当紧张，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激烈的争 论，据传有些国家要破坏会议。 周恩来处惊不乱，他始终从容沉着，率领中国代表团准备迎 接等候他们的任何惊涛骇浪，努力实现对 会议预期的要求。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上午开幕，随即开始大会发言，周恩来并不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而是耐心 着听取各国代表的发言。这些发言中，绝大多数都指出会议应当有助于促进世界 和平，有助于消除殖 民主义，但是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有人不点名地攻击共产主义 ，使会议的空气变得紧张起来 。　　据《周恩来传》记载，这时候，周恩来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他顾 不得与他 的助手乔冠华、廖承志商量，自己另作一个补充发言。他的翻译浦寿昌见证了这一 场面：“他说，我 得另外作个补充发言，那个稿子还是照发，我不念了，我要念另外一个稿 子。总理当即在会场起草了 一个约两千字的详细提纲，写了他的补充发言将要讲几个什么问 题。上午散会后，总理回到别墅后就 对我说：浦寿昌你字写得快，我口授补充发言，你给我 记下来。于是，总理根据提纲口述，我笔录， 他说一句我就记一句。虽然乔冠华、廖承志当 时都站在旁边，但是没有插手的余地，因为时间很紧。 总理口述发言真是出口成章，没有多 长时间发言稿就出来了，不仅内容好极了，而且文字也好极了。 ……”参见金冲及 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11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经过周 恩来的口授，乔冠华等人的补充，一篇绝妙的讲话稿应运而生。　　4月19日上午，万隆突降大雨，雨骤风狂，电闪雷鸣。一些美国“记者”煽风点火说，这是 亚非会议破 产的先兆。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开好亚非会议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总理周恩来身上。 　　各国代表纷纷争看周恩来的书面发言，觉得中国总理的话说到自己的心坎里：“亚非人民曾 经创造过 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亚非地区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 的亚非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着殖民主义的束缚，争取完全独立是 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 斗的目标。”这天下午的会议，在叙利亚、泰国和土耳其三国代表发言后，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 民共和国 的代表发言。”周恩来身穿灰色制服，迈着稳健的步伐，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他首先说明他的主要发 言现在印 发给大家了，在听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发言以后，愿意补充说几句话，然后镇定自 若地发表掷地有声 的讲话：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 社会主义 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虽然这种不同在 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共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从亚 非绝大多数 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痛苦和 灾难中找共同基础， 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 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 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周恩来知道与会代表都很关心中美关系，于是提出几个中国本可以向会议提出的问题：“本 来，对于 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 开国际会议谋求解 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 合法地位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那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 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 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周恩来耐心地解释说，所谓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害怕中国进行“颠覆活动”，担心中国 的“共产 主义威胁”等等，都是不存在的，他极有力地说：“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 力取得胜利的，决 不是从外面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 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 ?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 ，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颠覆活动。但是，华侨 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 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 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 的双重国籍问题。”　　周恩来在讲话中热情地邀请各国代表到中国作客，欢迎他们做中国人民的朋友：　　“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 相反的， 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 派人到中国去看看 。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 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 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铁幕，倒是别 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详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0～125页，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周恩来总理这番坦然诚恳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亚非国家代表的心，纷纷报以暴风雨般的掌 声。周恩 来的讲话，驱散了笼罩在亚非会议 上空的阴霾，拨正了亚非会议的航向。　　万隆亚非会议为与会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相互了解和接触的机会，像埃及的纳赛尔、柬埔 寨的西哈 努克亲王等有影响的人物，周恩来都是在这次会议上同他们第一次会面并结识的。 因此，会外的交往 和接触就极为重要。乔冠华陪同周恩来，与各国代表广泛交流。乔冠华跟 随周恩来不断地参加一系列 的午宴、晚宴和会外交谈。周恩来见缝插针，尽一切可能去做工 作，给乔冠华留下难忘的印象。　　为了使这次万隆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周恩来殚精竭虑。经过紧张的磋商，会议形成了包含 十项原则 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这就是以周恩来的发言为基调的《亚非会议最 后公报》。它体现 了亚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要求亚非各国友好、团结、 合作以及维护和平而进行斗 争的精神，史称“万隆精神”。　　对此，乔冠华回忆道：“总理促使这次会议达成协议是靠什么呢?是靠中国支持所有亚非 国家的正义要 求，但并不以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要求为条件。总理讲：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支 持人家，不要求人家支 持我们；但我们的立场必须鲜明，是非必须说清楚。后来我们参加多 次会议都是这样，使许多人放了 心。”乔冠华1981年6月22日的谈话记录，据《周恩 来传》下卷，第11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一直是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还是在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根据毛泽 东和中央决 定的精神，在万隆郑重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 要同美国打仗。中国 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 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 题。”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4月6日只得表示，美国不排斥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 。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中美之间积极斡旋，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美国政府不得不 于7月13日通过 英国新任驻华代办欧念儒向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递交委托书的时候， 转达美国政府致周恩来的 口信。美国的口信说，为了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 所争执的某些其他实际问题，如果 你们对此赞同的话，我们将指定一个大使级的代表在上述 基础上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于互相同意 的日期在日内瓦会晤。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同 意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议。　　1955年7月25日，为更顺利地推进中美会谈，外交部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 ，由周恩来 直接领导，组长为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乔冠华出任副组长，组内还有董 越千、龚澎、浦山、 王保流等，这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智囊团，随时出谋划策，摒挡一切。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代表为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为驻捷克 斯洛伐克 大使乌?阿历克西斯?约翰逊。以后，双方的会谈移至波兰首都华沙。　　这一会谈持续了多年，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然而，周恩来仍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过 ：“中美 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 设性的接触，我们 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转引自王俊彦：《中美两国是如何开始接触的?》，载1999年11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 。第四部分第12节 周公身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