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澎，知识渊博，外语娴熟，端庄秀美，是周恩来的第二任英文翻译。从南方局开始， 她一直在周恩来周围工作，成为周恩来身边得力的助手。　　龚澎比乔冠华小1岁，1914年10月10日生于日本横滨。她祖籍安徽省合肥市，原名龚维航。 她父亲龚镇洲思想进步，爱好书画，是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被孙中山任命 为陆军第35旅旅长，曾领导过著名的江苏清江起义。母亲徐文，是辛亥革命期间著名的“黄 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黄兴夫人徐崇汉的堂妹。　　龚澎出生时，正是她父亲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而遭通缉，举家流亡日本。父亲正直爱国， 强烈反对专制统治，在动荡中度过一生。而她和姐姐 也就从小跟随父母在动荡不安和到处迁徙中生活，从日本漂泊到南洋，然后到广州，最后重 返上海。　　袁世凯死后，龚镇州回国任虎门总指挥，负责守护南国边疆。在革命气氛高涨的广州 ，她父亲带领她与姐姐一起去总统府，正巧遇见身穿深绿花格子长袍的孙中山先生，给她印 象颇深。　　龚澎的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家境虽然不佳，仍然坚持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去读书 。她就读于上海教会办的圣玛利亚女子中学，与冯亦代的夫人郑安娜是同学，同住一间宿舍 。龚澎从小就是一个书迷，天资又很聪明，功课之余，就是读英文小说。她有两件宝：一 件是书。一卷在手，深入故事人物，兴之所至，得意忘形，有时手舞足蹈，讲书中故事，以 娱同窗学友；另一件则是一罐饼干。她读书读得废寝忘食，往往错过吃饭时间，起初还忍 着 饥饿看书，后来她父亲知道了，怜惜女儿，便每周送她一罐马宝山牌饼干。龚澎 得了这罐饼干之后，如鱼得水，干脆连食堂也不上了，除了上课之外，便是看小说，饿了就 把饼 干桶一开，好像面对王母娘娘蟠桃园中的仙果，一手执卷，一面随手捡吃饼干。一书看完又 看一书，一罐饼干完了，她父亲又给送来一罐。这样几年读下来，打下了坚实的英文根底。 　　1933年夏，龚澎考入知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北上读书。读大学期间，她阅读了许多代表 各种思潮的书刊，尤其酷爱进步刊物。她从史沫特莱所写的介绍中国红军的书中，知道在中 国活跃着一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政治力量，她内心神往，决意要成为革命洪流中的一员。 　　龚澎不满现实，追求进步，她常和同学中的进步分子姚克广(即姚依林)、王汝梅(即黄华)、 俞启威(即黄敬)、陈翰伯等一起，到老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位于崇文门内苏州胡同盔 甲厂13号的家，听取斯诺关于国内外的最新消息(这些消息常常被国民党封锁)，讨论时局 ，交流阅读进步书刊的体会。　　1935年12月，一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爆发了，燕京大学是发祥地之一，燕大学 生会发挥了重要作用。龚澎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担任示威游 行的大队长。她施展自己的才干，在游行中英勇坚强，爬上西直门城洞，一举打开城门，让 学生示威游行队伍顺利进城。　　她还曾报名参加抗日敢死队，在同学中颇有声望，成了学生们 心目中的“花木兰”。1936年，经陈洁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龚澎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在圣玛利亚女中教了半年书。她向往革命，于1938年来到延安 。先在陕北公学第22队学习，后入延安马列学院一班学习。在此期间，她因为英文基础好， 尤其是口语流利，深得毛泽东主席的赏识，曾担任他的英文翻译。　　1939年9月，龚澎随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去晋东南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分配在秘书 处工作。1939年除夕，她和新来的朱德的秘书刘文华相爱了。　　刘文华，祖籍河北省大兴县。在北平江文中学毕业后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32年 赴德国柏林科技大学专攻水利，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当地党的外国组织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国 际 反帝大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各国旅居德国的共产党员，都必须直属德国共产 党领导。包括在德国留学的中共党员，都被编在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中国语言组 受双重领导，既归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又归德国共产党领导。当 时德共中国语言组书记是王炳南，刘文华在他领导下，积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主编了 油印的《中国出路》和《抗日救亡》杂志。后来，他响应祖国的召唤，参加八路军，投身抗 战的洪流。　　龚澎和刘文华经过一年多的恋爱，在彭德怀的促成下，于1940年8月在太行山抗日前线的 一个小山村里结了婚。他们两人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只是在村前一棵大树上，刻上夫妇 俩各自的名字和日期，作为结婚纪念。　　婚后不到一个月(8月30日)，上级决定，调龚澎到重庆担任中共驻渝办事处新闻员、周恩来 的英文秘书，后任南方局外事组成员。刘文华则留下，担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 ，还担任过彭德怀的秘书。其间，龚澎夫妇俩只能通过鱼雁传书，互诉哀肠。　　1942年六七月间，刘文华因急性阑尾炎穿孔，引起腹膜炎，受当时医疗条件所限，不幸病逝 。过了几个月，周恩来才将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龚澎，她十分悲痛，当场恸哭。过后，她擦 干泪水，一心扑在事业上。　　这时，欧美的记者云集重庆，都住在西路口巴县中学内国际宣传处招待所内，进步记者爱泼 斯坦和邱茉莉夫妇也住在那里。作为新闻发布员，龚澎在这些新闻记者中间，威信是很高的 ，主要是由于她介绍了解放区的抗日战争及解放区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从而击破了反动派 的反共谰言，她的话也为日后的事实所证明。当时一位美国记者曾经说过，他也 知道龚澎是 为共产党说话的，但她的话不但说来令人信服，日后也能得到时间的考验。外国记者对龚澎 十分欢迎，因为每次和她谈话后，都可以使他们得到可靠的消息，也廓清了他们心中的一些 疑团。当然，也有一些被反动派宣传的蒙敝的外国记者，常常说些带有侮辱中国人民的语言 ，龚澎对此也不讥讽嘲弄，而是极为冷静，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说服人家，所以外国记 者对她都非常敬重，钦佩不己。　　冯亦代：《忆龚澎》，见《绿的痴迷》第160页，大 众文艺出版在2000年10月第1版。　　当时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德国人、王炳南的前妻王安娜对龚澎的口才、宣传工作十分赞叹 ，她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这样回忆重庆时期的龚澎：“聪明的龚澎，她就 像是画中描绘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因其气质不凡，学识深邃而又颇通情理而深受欢 迎。因此，某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传；外国记者的报道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 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　　龚澎与记者很友好合作，但并没有个人的感情包括在 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理会，但外国记者中并 没有人因此而对她抱有恶感。她的丈夫病死了，几年后，她与记者乔冠华结了婚。”　　乔冠华认识龚澎是在她丈夫在抗日战线病逝以后，当时龚澎正独居。他们经常联袂出现在外 事活动的场合，彼此有所了解，渐渐产生了感情。　　1943年5、6月间的一天，龚澎去约乔冠华会见外国记者。只见他正蜷曲着躺在床上，双手 捂住鼓起的腹部，低声呻吟着：“肚子疼!”　　龚澎见乔冠华脸色苍白，腹部鼓起，知道病情严重。马上跑到七星岗通远门内 的市民医院，把外科医生李颢请来，李颢医生是龚澎的熟友，曾为她治疗过臀部脓肿。李颢 赶来为乔冠华一检查，诊断为肠穿孔引起的急性弥漫性腹膜炎，必须立即动手术。　　李颢和龚澎以及徐冰(南方局文委负责)等人火速护送乔冠华至市民医院抢救。进院时，只 见他大汗满头，呻吟不止，腹胀如鼓。为了保险起见，李颢又去请经 验丰 富的外科主任梁树芳检查，但因腹痛，肌肉过于紧张，摸不清右下腹的可疑肿块。梁医生 当机立断，决定剖腹探查。乔冠华已生命垂危，必须抢救，于是马 上 推入手术室。　　手术由梁主任主刀，李颢作助手。据李颢回忆，他们打开乔冠华的右下腹，只见满腔大便， 在大肠与小肠之间有一个大肿瘤，宽满肠腔，并已穿孔。肿瘤经切片检查，证实为结核瘤。 情况极为危急，只能立即切除肿块，并将两头肠腔开口向外，以便肠内物能全部排出。这叫 “肠腔外置”的手术。　　这一手术从下午3时做起，一直到半夜手术才做完。这时，经手术治疗的乔冠华还没有脱离 危险，血压仍然很低，最好能再输一点血，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哪里有血呢?李颢在送乔冠 华回病房时，在病床边焦急地低声说了一句：“要是能输一点血就好了。”　　谁知这句话不胫而走。第二天清晨，天色未明。李颢还在睡梦之中。医院楼下化验室的工作 人员跑到楼上，大声叫道：　　“李颢，不好了，出事了!”　　李颢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立即起床，心想一定是为肠穿孔的那个共产党员开刀惹出了麻烦 。他强作镇定跟随这个人下楼。看到门前排起了一个长队，其中有老人、中年人、青年人， 还有十几岁的小孩。经了解，这些人都是来自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工作人员， 小孩则是新华日报馆的报童。他们都是来要求给乔冠华献血的。　　李颢内心非常激动，他还不知道乔冠华是如此深得人心。他没有想到昨夜离开病房轻声说的 一句话，会引起这么快这么大的反应。此情此景，他从未遇见。　　四十年代特别是在大后方的重庆市，输血供血还是稀罕之事，血源极为困难。那晚有人听到 医生说了这句话，回去一说，《新华日报》内部一传出这个消息，就来了这么一大批志愿供 血者。输血以后，乔冠华病情有所缓解。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稀罕事儿。”李颢这样说，“这使我非常非常地感动。此事对我印象 太深了，使我认识了共产党。有了血源，我数次为他输血之后，他的很严重病情就有所好转 。接着，曾家岩办事处又弄来了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应用，情况更日有好转。那时刚出现的 盘尼西林十分珍贵，用后连病人的尿液都要收集起来，送回美国重新将它提炼出来。那一个 大肿块的病理切片证实为盲肠结核肿块，不是癌肿。那时的盘尼西林可是特灵，加上输血， 粪便排出体外等措施。约三周以后，情况已见好转。然后，我给他再次手术，将两断端吻 合。”时钟不知轮回了多少圈，李颢医生说起这事，依然历历在目。　　刚进病房，乔冠华还处于半昏迷状态，却仍然记挂着国际时事。有时他悲痛地呻吟着：“大 将瓦图丁牺牲了啊，多么叫人痛心啊!啊，瓦图丁啊!”　　徐迟去看望乔冠华时，曾亲耳听见乔的呼叫，不禁感慨道：“是的，他在呻吟，悲切。但即 便在这样的时候，他呻吟也并不是因为自己。”　　乔冠华的病情，牵动了南方局领导的心。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曾多次前往医院，探视过 他。龚澎则是天天来医院陪伴乔冠华，看到他身体一天天在康复，她那灰暗的眼睛又重新明 亮起来。他俩互相了解，彼此产生好感，渐渐燃起爱情的火花。不过，彼此还没有交流，只 是藏在各自的心上。　　李颢原来注重业务，对形势不很清楚。在乔冠华住院的四个多月里，李颢一直为他治疗，与 他朝夕相处，互相了解越来越多，李颢觉得这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大哥。他谈起当前革命与反 革命、前进与倒退之间的斗争形势，话语中充满了辩证法，分析问题十分透彻，让人越听越 爱听，这使李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　　有一天，李颢看到乔冠华坐在病床上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书。李颢叫唤他，只见乔冠华将正 在看着书放到枕头底下，然后若无其事地同李颢打招呼。　　李颢问他：“看什么书?”　　“我看的书你不会有兴趣的。”乔冠华神秘一笑。　　乔冠华的这句话却更加引起了李颢的好奇心，他冲上去一下了将那本书从枕头下面抽了出来 ，低头一看，封面上印有《论持久战》四个字，读上几页就被里面的论断所吸引，产生了想 继续看下去的愿望。　　乔冠华看到李颢喜欢这本书，便说：“你想要看，就拿去看看吧。”　　想不到这本书成了李颢接受“病人”的第一件礼品，同时，也是李颢平生首次接触毛泽东的 著作。可惜，由于战争的原因，这一珍贵的礼物，未能保存下来。此事一直被李颢引为憾事 。　　梁奎峰：《人间自有真情在--乔冠华与李颢》，见《我与乔冠华》，第235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　　在此之前，大约是乔冠华住院前一年，他经常到冯亦代家去坐坐，陪他去的还有龚澎。冯亦 代与夫人郑安娜同乔冠华与龚澎，都是相知相交多年的挚友，碰到一起，自有一番欢欣。　　乔、龚两人成双结对地出入冯家，几次之后，郑安娜对冯亦代说：“你还记得我在 香港说的 话吗?我就说维航(即龚澎)和老乔是天生的一对，一个是才女，一个是才子。”这句话提醒 了冯亦代。　　于是冯氏夫妇在一旁察颜观色，发觉他们的友情似乎超出普通的朋友的样子，感到事情有了 眉目。然后，冯亦代和郑安娜分头出击，分别征求乔冠华与龚澎的意见。不料乔、龚两人 各有此意，只是缺少一个当面说情或者点破的人。　　这样，冯氏夫妇玉成美事，成了“月下老人”，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乔、龚两人的结合，珠连璧合，十分般配。后来，周恩来听说这件事情的经过，说早该如此 ，亦代、安娜做了一件好事。　　乔冠华和龚澎结婚，也没办什么婚礼。但他们想到了李颢这位医师。　　1943年11月的一天晚上，乔冠华和龚澎邀请李颢到七里岗下的一家小酒馆，共进晚餐。菜有 四川特产灯影牛肉和花生米等，还有酒。李颢像往常一样，无拘无束地坐了下来。　　谈笑之间，乔冠华风趣地说：“你是大恩人，请坐上座。今天，请你来，喝一杯我们的喜酒 。昨天，我和龚澎结婚了!”　　龚澎也跟着说道：“你治好了我臀疮，又治好了老乔的肠疾，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 　　李颢听了自然很高兴，忙站起，端着酒杯为他俩祝福，并说：“失礼了，没有准备贺礼，但 我要对你们说，你们一个才子，一个佳女，结为伉俪，实乃天赐良缘。”　　“哪里，哪里，你老兄说得太好了!”乔冠华笑谓。　　就在这次“酒席”上，李颢向乔氏夫妇吐露了藏在心底颇久的一个心愿，他提出了入党申请 和到延安去工作的要求。乔冠华和龚澎非常支持他的革命举动，虽然认为他留在重庆对党的 事业更有利，但还是为他安排了去延安的事宜。这次酒席虽然简朴之极，但大家觉得意义非 同寻常。　　乔冠华、龚澎婚后，就不再一个住化龙桥，一个住红岩村，周恩来已给他俩在曾家岩50号三 楼安排了一个房间住下。从此，他们两人相濡以沫，工作上互相切磋，生活上互 相照顾，共同生活了几十年。　　　　对于乔、龚的毫不声张地悄悄结婚，没有惊动任何同事朋友，老友徐迟颇为不快，大大地发 了一通议论：“这在事先我们全不知道。事成以后，我们感到惊喜。但是，和当时的任何婚 事是完全不相同的，他们的婚礼竟然什么礼仪形式一概没有的。我也反对一般的繁琐的礼节 ，但认为有一定的朴素的礼节还是应当的。他们这样的做法却连我都感到太不习惯，不可理解。”可见，乔龚结婚，是不计世俗的影响的。第三部分第9节 旧雨新知(1)乔冠华撤退到重庆后，旧雨新知，纷至沓来，他广泛结交朋友，积极开展工作。　　当时的文化人，大多有着抗日爱国思想，但有些人对国民党顽固派明里抗日、暗里反共仍认 识不清；对国民党腐败无能感到不满，但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 据地又不了解；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也捉摸不透。因此，往往对抗战前途感到渺茫，　　徘徊苦闷，找不到明确的出路。乔冠华对此很清楚，他认为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让他们 了 解形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从而增进抗战必胜的信念。　　乔冠华组织读书会，与接近的朋友切磋谈心，为他们作形势报告，由于他对国际风云翻腾起 伏了如指掌，分析清晰透彻，博得了极大的 好评。　　就是生病住院，乔冠华也不忘做朋友的思想工作。据冯亦代回忆，这年，乔冠华“以肠疾入 医院开刀，朋辈都以他的病为忧，而他却坦然处之，每日以听音乐自娱。他是极喜欢贝多芬 的乐曲的，每次我们去探病，他从来不谈他的病情，不是分析时局，就是谈他对贝多芬的欣 赏。我从来没有见他愁眉苦脸过，平日总是春风满面，鼓舞着一些对世局悲观的人。”　　冯亦代：《绿的痴迷》，第153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乔冠华到重庆不久，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参加的人除龚澎外，还有袁 水拍、徐迟、冯亦代、张朝彤、胡风、戈宝权、杨刚、胡绳等人。照例由乔冠华作总结发言 ，但是龚澎常有质疑，两人对某一问题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乔冠华看报多， 看 书也多，而且特别熟悉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主张，对世界大战的形势研究有素。而 龚澎看的材料和她所得的时局消息，特别牵涉到国际问题，使她说来头头是道，读书会成员 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冯亦代记得很清楚，当年听他们两位的争论，十分惬意，因为他们言 必有据，绝不信口下结论。　　冯亦代还记得，当时能参加他们争论的只有胡绳、杨刚二人，其他人只能洗耳恭听。他们的 争论，往往涉及复杂的形势、昧的外交辞令，几句话就揭穿了那些所 谓政治家的 谎言。冯亦代非常感激乔冠华等，认为自己周围一些人在抗战时能够对世界及国内形势 看得比较清楚，和他们的谠论，是分不开的。　　然而，当时的环境极其险恶，顽固派们对进步人士的活动，严密布控，惶惶不可终日。开读书会的一间小小的房屋前后左右竟布满了特务，监视室内人的行动。原来这间屋子前面是一户普通人家，突然有一天这家人搬走了，来往的人甚为复杂。小巷的进口处，也有了几个摊贩。乔冠华发现修皮鞋的小贩，竟然没有活计可干，坐在矮凳上瞎聊瞎扯，并四下窥视。　　1991年4月，冯亦代撰写《忆龚澎》一文，生动地记录了乔氏夫妇智斗特务的场面：　　在与特务斗争中，也出了不少笑话，都是龚澎和老乔机智的斗法。有一晚 我们举行读书会， 龚澎、老乔却迟到了，我们先到的人都以他们会不会出意外而担心。正在焦急时，龚澎、老 乔却排闼而入，连声说快事快事。原来他们从公共汽车下来，发觉后面跟了两条尾巴，亦步 亦趋，龚澎说应该整整这些小特务。于是他们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挡住两个特务的去路 。特务冷不防他们这一着，险些撞在他们身上，龚澎和老乔便教训这两个特务几句，说什么 事不可做，却要去当特务，问他们以后是否还要盯梢，训得两个特务狼狈不堪，连声说不敢 不敢，转身遁去。　　冯亦代：《绿的痴迷》，第159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 1版。　　不过，尽管有乔氏夫妇的机智，读书会还是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 。一直到唐瑜建造的“碧庐”(即著名的“二流堂”)开张，他们又重新聚在一起。　　谈到“二流堂”，这里需要费点笔墨。“堂主”唐瑜，是一个热心慷慨，豪爽旷达之士，他 本是缅甸华侨，因为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上海后，他结 识了潘汉年、夏衍和孙师毅等人，并在潘汉年和夏衍的引导下，主编了诸如《电影新地》、 《小小画报》、《联华画报》等报刊。唐瑜也用“阿朗”的笔名发表文章。抗日爆发后，来 到重庆担任了中国艺术剧场经理，帮助出版吴祖光、张骏祥等人的剧本。　　唐瑜有个哥哥是缅甸的富商，对他常常予以慨慨资助。他则“呼朋引类”，在临江路附 近租下一块地皮，盖起一间可以住十多个的屋子，让没有栖身之地的文化人都住了进来。　　唐瑜将新屋起名为“碧庐”。这个名字取是“壁炉”的谐音。重庆山城，四季多雨，冬天 遇雨，居家人多靠炭火取暖。唐瑜喜欢壁炉，在大客厅里专门砌了一个漂亮的壁炉，这样就 有温暖的情调，大家围坐，实是一种享受。　　碧庐建成，曾举行过一次舞会庆贺，重庆文化界名流纷至沓来，乔冠华也和几位朋友前来助 兴，他对唐瑜的这一建筑杰作颇为欣赏，盛赞其有西班牙建筑的特色。从此，碧庐成为重庆 文化界的一个热点。乔冠华也经常前来，与旧雨新知聚会，谈古论今，畅谈国际形势。他又 将读书会在碧庐办了起来。徐迟回忆道：“想想当年的灼热愿望，舍生忘死的搏斗，到了今 天回首忆旧时，不禁感慨系之!”　　先后在碧庐住过的有吴祖光、高汾、吕思、盛家伦、方菁、沈求我、赵慧深、凤子、全山、 张瑞芳、萨空了、戴浩茉、乔冠华、夏衍、黄苗子、郁凤、冯亦代、郑安娜、龚澎、徐迟等 人，则是这里的常客。　　至于“二流堂”名称的产生，与来自延安的秧歌剧有关。吴祖光叙述了其由来及其后的遭遇 ：　　那时许多和中共来往较频的朋友大都看过从延安来的一出秧歌剧《兄妹开 荒》，是十八集团 军办事处招待大家去看的。剧中一个陕北名词“二流子”引起大家的兴趣，文艺工作者不需 要严格的上班扣台，平时生活比较自由，从事专业的写作、排练、表演……亦尽有自由支配 的余地，所以一下子便接受了“二流子”的趣味。甚至有一次郭沫若来到“碧庐”聊天时， 兴致勃勃地要给“二流堂”题块匾挂挂，但由于没找到宣纸和毛笔而没有题成。　　不久成立了新中国，不过八年功夫的1957年，发起了“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在人们响应号召发言之后，又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阴 谋”，于是几乎近百万的知识分子都一瞬间被打成反党的右派分子、而其中一个重点竟是“ 碧庐”所在地的“二流党”，更出乎意外的是“二流党”主犯竟是我吴祖光。就这样被打 、 被抄家、被游街示众、被流放，殃及子女不能正常升学，妻子成残废……。待到进入80年代 ，我得到“彻底改正”时，青春岁月、壮丽、辉煌……都过去了。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 我得到的苦难锻炼却是别人没有得到过的，虽然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吴祖光：《 阿朗书序》，见唐瑜著《二流堂记事》，第3～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建国后，反右斗争和“文革”时，“二流党”被打成了所谓“裴多菲俱乐部”和“反党小集 团”，这是当年出入“二流堂”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1948年乔冠华在香港说过：“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 界人士的工作。可以搞成一个文艺沙龙式的场所，让文艺界的人有一个休闲的地方。”　　周恩来也十分惦念“二流堂”，并为之辩诬。据唐瑜记载，周恩来初次在北京见夏衍时 问：“二流堂”那些人回来了没有?“文革”中他有一次向红卫兵说：“‘二流堂’是一些 人在那里聚会的地方，不是一个组织，有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利用‘二流堂’，整无产 阶级司令部的所谓黑材料，那不行。”同上，第16页。　　正如周恩来、乔冠华所云，“二流堂”是文化人交际的场所，休闲的地方，他们当中不少人 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常客，所以一些共产党重要人物的碰头会也时常选在那里。　　当年，国民党当局特务机关发现了“二流堂”与共产党的关系，还专门安排人员进行昼夜监 视。唐瑜在回忆乔冠华的时候，颇为生动地描述了这样的场面：“曾家岩有人失踪了，他深 夜约人到‘二流堂’商量营救之法。他被特务盯梢，他跑到‘二流堂’门口，回头向小特务 说：‘你回去告诉头头，我就在这里，你们上面有人看着。’在离堂数步的坡上，有一个小 茶棚，每天有几个特务在那里打麻将，正对着‘二流堂’楼上的窗口，里面也有一桌麻将， 似乎是在打对台。”　　唐瑜：《二流堂记事》，第28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 第1版。　　这就是“二流堂”与乔冠华的故事。第三部分第9节 旧雨新知(2)夏衍，是乔冠华在重庆时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志，他们志同道合，趣味相投，都是文章高手 。在乔冠华患病期间，夏衍曾一度代他撰写国际述评。 夏衍是《新华日报》编外的人员，名义是自由撰稿人或特约评论员。后来，他也做了乔冠华 的同事。因为1944年秋，《新华日报》原来的总编辑章汉夫要随董必武赴美国，出席联合国 成立大会，代表中共参加中国代表团的工作。所以夏衍用“代总编辑”的名义，接替章汉夫 的工作。这样，乔冠华与夏衍更加接近，他积极配合夏衍的工作，一起上夜班，看大样，建 立起深厚的友情。夏衍自己认为，在《新华日报》工作虽然紧张，但内部团结一致 ，心情很愉快。　　乔冠华富有才气，文采斐然，但并不自傲，他与在重庆的几位中共党员，如夏衍、章汉夫、 陈家康等人，并称“四大才子”，有人干脆叫他们“才子集团”。由此还引发不少争论，这在下文我们再说。　　在上一章，我们曾提到，外科医生李颢曾经向乔冠华、龚澎提出要去延安的请求，乔冠华也 为他 作了安排。可是，乔冠华不知道，李颢已经有了相处了两三年的恋人吴慰情小姐。当她得知 李颢要离开重庆的消息，急忙从昆明赶到重庆来。　　恋人重逢，有多少心里话要说，李颢心中的爱河涌起层层涟漪，面临着困难的抉择。为了追 求光明、追求进步，他要奔赴延安。然而，面对吴慰情那炽热的爱情火焰，他不忍心马上浇 上一盆冷水，使之熄灭，那么，如何向心上人说呢?李颢犯难了。　　当乔冠华知道吴小姐千里迢迢来重庆的目的时，这位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共产党人出面了， 他同李颢进行一次促膝长谈。　　乔冠华对李颢诚恳地说：“李颢，你要去延安，这很好，我和龚澎都很佩服你!”　　李颢听了很激动，他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乔冠华，听他说下去。　　可是，乔冠华话锋一转：“前一段时间，你对中共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八路军办事 处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里很需要你啊!试想如果没有你在医院为我诊治，我这个‘断肠 人’说不定今天不可能同你谈话呢。因此，我认为你应该留在重庆，留在党外，这样可以发 挥更好的作用。”　　听了乔冠华这番循循善诱的劝导，李颢觉得有道理，也就听从了乔冠华的意见。　　此后，李颢不分昼夜地为共产党人看病。他与乔冠华的情谊也与日俱增，两人成了知己。有 了空闲的时候，李颢就到曾家岩周公馆里的乔冠华住处去，他认为，在那里可以得到光明的 启示，得到心灵的安慰，得到生活的力量。　　李颢发现，在乔冠华房间里经常高朋满座，他常在那里遇见的人有夏衍、张瑞芳、胡绳、吴 祖光、徐迟等，有时也见到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墨西哥大使馆临时代办瓦叶，苏 联大使罗申等外国友人。　　1945年9月的一天拂晓前，山城的人们还在沉睡之中。这时，一辆小汽车在市区医院前停下 ，乔冠华带着一个人急匆匆地来到李颢的房间，单刀直入：　　“这是我的好友邓发，你一定得帮他的忙!”　　李颢听了，觉得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不一会儿，他想起来了，这个人不就是当年省港大罢工 时的工人纠察队队长，曾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长、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邓发吗 !真是赫赫有名，相见恨晚呀!　　这时，乔冠华简要地向李颢介绍了情况。原来邓发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 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而董必武也将代表解放区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这是 中共第一次派人参加国际性会议，可是没想到代表们到了重庆珊瑚坎机场时，国民党当局百 般刁难，以缺少免疫接种证明为借口，不准办理登机手续，企图阻挠中共方面的代表参加这 两个国际性会议。　　这下可急坏了邓发、董必武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包括乔冠华在内。　　情急之下，乔冠华想到了李颢医生，他急忙带邓发驱车赶到市民医院找李颢帮忙。　　李颢听完乔冠华的介绍，自信地说道：　　“请放心，我一定将此事办成不可!”　　话刚说完，他让乔冠华、邓发稍等片刻，自己立即冲出了房间。从楼上跑到楼下，又从这个 楼跑到那个楼，好不容易找到了接种术。　　李颢飞快地奔回房间，核对名单，并按接种卡上的项目用英文填写好，又来到院长办公室找 秘书，托词说是自己的亲戚出国，说了几句好话，让秘书盖上了公章。　　接着，李颢兴冲冲地奔了回来，两个手指挟着免疫接种证明，把手举得高高的，好像是故意 要逗引乔冠华。　　乔冠华等不及了，忍不住一把抢过证明。这时，邓发紧紧地握住李颢的手，激动地连声说： “谢谢!谢谢!”　　乔冠华和邓发马上带上证明，又驱车赶到机场，国民党当局再也找不到借口了，只好让中共 代表们登上飞往巴黎的飞机。在这次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上，邓发被选为世界职工联会会理事 和执行委员，扩大了中国解放区在国际上的影响。　　事后，李颢与乔冠华开玩笑时，不无风趣地说：“共产党人第一次出席国际性会议，还有我 一份功劳呢!”　　详见章含之等著：《我与乔冠华》，第236～23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年3月第1版。后来，李颢与吴慰情顺利成婚，乔冠华夫妇高兴地出席他们的婚礼，祝福他们恩爱幸福，白 头偕老。　　再说龚澎与乔冠华结婚后，于1943年底怀孕了。由于夫妇俩整天忙于公务，眼看临盆的日子 快到了，可是婴儿的衣服尿布等等都无准备。照南方人的习惯，婴儿最好穿旧布做成的衣服 ，因为旧布柔和，不会擦伤婴儿的皮肤。　　有一天，龚澎上冯亦代家去，说起此事。恰巧冯先生的夫人郑安娜也怀孕了，冯先生说只能 把自己的旧衫衣改制了。正在说时，忽然上海有人来，带了一个包裹，打开一看，里面都是 冯氏大儿子幼小时穿过的衣服。冯亦代就将衣物一分为二，一份自用，一份给龚澎，总算 救了急。　　1944年秋天，龚澎为乔冠华生下了一个儿子，当时乔冠华陪伴在妻子身边，在旁边精心地侍 奉着 。乔冠华为大儿子起名乔宗淮，小名“巴黎”，因为巴黎是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早解 放的国都，写了多年国际述评的乔冠华遂给儿子起此名，以抒发自己的某种感情。　　乔冠华非常疼爱儿子，为了照顾宗淮母子俩，常席地而卧，一时传为美谈。母亲龚澎满月不 久，就与乔冠华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时把孩子放在红岩村，由同事相照料，有一天，乔氏 夫妇应召，陪周恩来与邓颖超会见外国友人去，临时接见，也来不及安排孩子。　　这时，红岩村房东饶国模(著名的民主人士)来办事处送葡萄，只见楼道里空无一人，各房间 也无往日的紧张与嘈杂人语，静悄悄的。　　饶国模正犹豫去留之间，忽听一间房屋飘出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揪心肺般骤然和响亮。饶国 模一惊，赶紧循声推门而入，原来是乔冠华的儿子小宗淮!　　也许是刚从睡梦中惊醒，宗淮正站在小床里两只小手死死地抓住床栏摇晃，惊慌地瞪着眼睛 在哭嚎。　　孩子的身上、小褥子上已是一片湿乎乎的尿渍，而孩子的腰中，系着一根白色的布 条，布条的另一兴，被死死地绑在小床的栏杆上--毫无疑问，这是父母为了防止小宗淮摔 到地上而特意采取的措施。　　饶国模很怜爱小宗淮，她一边哄着小孩，一边迅速地解开孩子腰间的布条。她一直守着 小孩，等到龚澎、乔冠华忙完事情回来。　　大多数时候，小宗淮还是丢在曾家岩周公馆，由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抽暇帮忙照看，哭了去 抱，饿了去喂，忙得不亦乐乎，朋友们都说这个“仔仔”福大命大。　　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和中国驻朝鲜大使，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宗淮乳名“仔仔”， 其源盖出自马思聪次女瑞雪小姐。享誉中外的著名音乐家马思聪(1912-1987)在抗战时 期因香港沦陷来到重庆，卜居上清寺。由于音乐的媒介，加上乔冠华所曾热恋过的钢琴家姚 锦新的介绍，乔冠华与马思聪相识了，很快就成了知音……彼时，和马思聪名曲《第一F调 小提琴协奏曲》同时诞生的千金小姐马瑞雪年方两岁。一天，马思聪夫妇携瑞雪至乔 冠华夫妇住所探望分娩不久的龚澎。马瑞雪见出生不久的小宗淮睡在床上，纹丝不动，便以 为只是一个“洋娃娃”而已，未加理会。冷不防小宗淮从酣梦中醒来，手脚动了起来。毫无 精神准备的瑞雪小姐大惊失色，不知所措地扑向她妈妈的怀中，心有余悸地问道： “妈妈， 妈妈，这个‘仔仔’怎会动?”众人闻之相视大笑。乔冠华、龚澎觉得小瑞雪实在太可爱了，遂将宗淮唤作“仔仔”。第三部分第9节 旧雨新知(3)乔冠华开朗，达观，与人为善，极重情感，富有诗人气质，因而吸引了不少文化人，胡风也 极愿与其为友。　　胡风与乔冠华最初认识是在太平洋战争前的香港，两人正式建立友谊则是在撤退到重庆以后 。胡风还记得，自己与乔冠华的初次见面。那是在一次迎接经济学家陈翰笙博士的茶会上 。这次茶会是由乔冠华出面布置招待的，这时的乔冠华相当年轻干练，富有活力。不过胡 风对此印象不深了。　　真正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乔冠华设法营救胡风。在那大动 乱的日子里，乔冠华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寻找胡风，使其尽早撤 离九龙。乔冠华处乱不惊，镇定自若，在胡风的记忆中，乔冠华是一个乐观开朗，乐于助人 的朋友，他说：　　(那天)我和梅志带着孩子，只拿了换洗衣服和盖被赶到尖沙嘴一个旅馆。 乔冠华和杨刚正等 在那里照料。好像我们是最后去的，但他的态度并不急躁。傍晚到海边上了一只木船，就是 他和杨刚，我们家三个，一起在木船上坐了一晚。大概是晚上香港戒严，第二天早上才能上 岸。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但没有交谈什么话题的记忆。他逗我们的孩子，和杨刚说笑话 ， 没有谈过一句关于战争和到香港后的安排，大家都轻松愉快地过了一晚。这以前，在我的印 象上，他是一个恃才自傲，地位观念重，有些浮华的共产党文化领导人；但现在个别接触 以 后，发现他对工作有责任心，而且是有做组织工作经验的和才干的。这和过去关于他的看法 好像有些矛盾了。　　胡风：《关于乔冠华》，《胡风遗稿》，第65～66页，山东友谊 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1943年春，胡风回重庆后，他与乔冠华成了“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话”的朋友。一天，乔冠华 到位于民生路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去办事，在街上巧遇返渝不久的胡风。他欣喜万分，连 忙邀请胡风一道到路旁的小茶馆，畅叙闲聊了好长时间。　　乔冠华一开口就对胡风说：“我看得出来，你是舍了，不顾一切了!”　　乍一听，胡风似乎愣了一下，好生纳闷。原来，乔冠华已经拜读了胡风写的文章，颇有同感 。那是1942年2月，胡风从香港脱险经过东江游击区到达桂林后，看到当时文坛某些不正常 现象，有些作家思想比较混乱，他十分不满。例如个别共产党员作家或以进步面目出现的作 家，在他们作品中有的宣扬色情，有的甚至同情叛徒。与此对应，冒充进步的刊物和作品泛 滥成灾。而其时，在国内刚发生了皖南事变，在国际上则爆发生了太平洋战争，苏联与德国 正 进 行着生死决战，形势异常严峻。令人痛心与不安的是在文坛上却出现了这种骨子里虚伪腐 烂而表面上进步热闹的现象。对此，胡风毅然撰文揭穿了那些“进步”的假相，提出的 问题，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　　乔冠华谈到胡风在桂林发表的文章，表示赞同，觉得他是不顾一切，批驳了错误倾向。　　谈到整风时，胡风对乔冠华说：　　“现在出现了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的情况。”　　“可不是吗!”乔冠华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这使胡风颇感欣慰，更加引为知己。　　此时乔冠华负责主编党刊《群众》周刊。1943年重庆没有筹备召开鲁迅逝世纪念会。基于这 种情 况，乔冠华给胡风写信，说今年纪念鲁迅，显得寂寞，请他替《群众》写篇纪念文章。胡风 二 话没说，就赶写了《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反映了人民大众缅怀鲁迅的愿 望，很快就被乔冠华刊登在《群众》杂志上。后来，胡风又应约写了一篇《论“大国之风” 种种》，抨击国民党当局一味复古，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乔冠华与胡风来往不断，在许多问题上观点相似。他支持胡风创办大型杂志--《希望》， 并预备在《希望》编发一期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发表百年纪念特辑。乔冠华特地从德文，并参照胡风提供的日译本，把《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重新翻译出来。其用意在于进一步反观教条主义的危害，因为他们认为教条主义 的唯心论与马克思《提纲》的原则，恰恰是格格不入的。　　除此之外，乔冠华还翻译了英国著名浪漫派诗人雪菜的诗歌《希望》， 供《希望》杂志发表。乔冠华与龚澎结婚后，胡风作了 几首打油的旧体诗祝贺他们。他还让夫人梅志做了肉松送给乔冠华，乔冠华则回赠了美国纸 烟。有时乔冠华还经常请胡风等文艺界人士下馆子，十分默契。　　1944年10月19日，重庆的文化界人士聚会纪念鲁迅逝世8周年，是用茶话会形式在百龄餐厅 举行的。除文艺界人士外，宋庆龄、沈钧儒和几位外国记者也前来参加。在沈钧儒致了开幕 词后，会场上有一个青年马上站了起来，声称是刚从沦陷的上海过来，知道许广平投了敌， 所以不应开会纪念鲁迅。　　胡风听了此人这番信口开河的话十分恼火，他绝不相信许广平会附逆投敌，立即站了起来， 严厉地驳斥道“许广平投敌不可信!但即使她有什么污行，也不应影响纪念鲁迅先生。汪精 卫不曾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吗?他早已连‘三民主义’都带去叛国投敌了，这未必也应该由 孙中山先生负责吗?……”这时会场上有好几个特务围攻胡风说是侮辱总理。正当特务胡搅 蛮缠时，夏衍组织人员通知宋庆龄等及时撤离了现场，胡风正准备再站起来反击特务时，有 人将他拉住，帮他离开了会场。　　胡风回到天府宫住处，想起刚才的场面，仍气愤难平。乔冠华闻讯此事，便马上赶来看他， 表示慰问。　　据胡风观察，乔冠华在重庆时，和陈家康思想比较接近，很谈得来，常在一起，胡风有 时间就去看望他们，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神聊。夏衍、胡绳等也和乔冠华、陈家康意气相投 ，因而引来闲言碎语，有人他们是搞小集团--美其名曰“才子集团”。对此， 周恩来很严肃地加以纠正，他说，同志间对某种学术思想问题有共同兴趣，接近得多一些， 这是正常的，不能当问题。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消除了误会。　　陈家康(1913-1970)，湖北广济(今武穴)人。武汉大学肄业。1934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 联 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学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事委员、周恩来秘书、中共 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中共军委外事组科长、南方局外事委员会委员。建国后，历任外 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驻埃及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陈家康　　才华过人，他在积极从事党的工作的同时，对艺术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 有着浓厚的兴趣，颇具水平。他十分尊崇墨子，笔名“归墨”。他曾对乔冠华流露，希望自 己有机会从事著述。　　在重庆时，青年作家路翎曾拿舒芜研究墨子的文章给胡风看，胡风自恃不懂墨子的哲学，就 转请陈家康看。陈家康看了文章以后，遂与乔冠华要胡风约舒芜见面。胡风引舒芜去见了陈 家康和乔冠华。见面之后，谈了许多学术问题。第三部分第9节 旧雨新知(4)为响应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乔冠华与陈家康、胡绳、杨刚等人撰写了不少文章，引起 了极大的反响。1943年6月和1944年3月，乔冠华在郭沫若主办的《中原》杂志上发表了《论 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两篇文章；陈家康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唯 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陈家康的用意是，以“唯‘唯物的思想论’”来形容教条主 义的 实质，以说明它之所以吓唬人起危害作用的原因。他们的这几篇文章发表，引起了中共办事 处和《新华日报》社内部的争论。　　特别是乔冠华写的《方生未死之间》，引得轩然大波。对此，多年之后，作者本人平静地回 忆道：　　《方生未死之间》这篇文章里涉及的问题很广，系统回答的一个中心问题 是：大后方的进步作家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引起了党内(《新华日报》及办事处)的一 些同志的指责。　　这篇文章在一般的进步读者中间反响是强烈的。我记得当时远在福建的一批年轻的同志，曾 经把这些文章和其他同志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叫做《方生未死之间》，还 有胡绳的文章。还有几位我记不清了，小册子如今也找不着了。　　这篇文章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也引起了一些反响，例如当时在昆明的闻一多先生，他就写了 一篇文章，不指名地响应了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来的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昆明日 报》上。　　党内的同志对我进行指责是集中在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的这样一个观点，即：作家要从生 活当中吸收创作的源泉。可是在大后方并没有接触群众的自由。我在这篇文章里，片面强调 了到处有生活这样一个观点。说实在的，这个观点尽管在当时的大后方，有这样的看法还是 可以理解的。当时在大后方也应该强调，争取一切机会到人民当中去，从人民群众中体验生 活吧。反正说我太片面了，你说到处有生活，不就可以不接触群众了吗?这是他们当时的看 法。在这里我要附带讲一下，因为关于这篇文章当时有争论!在重庆办事处负责同志很多， 周恩来同志到云南去了，好像人们在议论，董老在党内会上，公正地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 。董老对这篇文章究竟有什么意见，我不清楚，但是我负责地说一下，董老并没有在会议上 公开给我提出来，也没有在私下和我说这篇文章有错误，这是历史事实，因为当时在重庆的 同志参加这个会的都可以证明这件事。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日子》，第178～179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几十年过去了，由乔冠华的这篇文章所引发的争议，早已尘埃落定。回过头来看，当时持批 评态度的同志，不无偏颇。有人甚至从意识形态的分歧加以评判，更是有失公允。　　平心而论，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不无暇疵，但是应该看到作者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他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出发，针对当时文化界的实际，阐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 活的辩证关系，不乏真知灼见。　　乔冠华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胡风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文章是有才情的，点刺 了 文艺上庸俗而混乱的情况。为了加以呼应，胡风又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 》一文。这篇文章的内容不够完备，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因而茅盾、叶以群、侯外庐等 人表示了不满。　　后来，问题提到了周恩来那里，他召集了胡风、茅盾、叶以群、冯乃超、冯雪峰以及徐冰、 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开会讨论。经过与会者的讨论和周恩来的协调， 事态得以平息。还有一件事件不得不提，就是在郭沫若那篇闻名天下的《甲申三百年祭》的问世过 程中，乔冠华功不可没。　　郭沫若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是应乔冠华之约而撰写的，自1944年3月19日在重庆《新 华 日报》上发表。此文在中国史学界及政治理论界有着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曾有学者指出 ：“在现代中国学者所写的历史著作中，影响最广泛最巨大的要称《甲申三百年祭》”。转引自《中国现代史争鸣录?人物篇》，第44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版。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于抗日战争后期，这时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坚持一党专 政，拒绝进行任何民主改革，人民群众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毫无自由，更无民主。以蒋 、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家利用抗战大发国难财，通过横征暴敛使官僚资本 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挣扎于饥饿和死亡线上，而国民党党政官员却贪污成风、廉耻 扫地，不少人营私舞弊、胡作非为，在大后方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正所谓“前方吃紧，后 方紧吃”。大后方国统区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高压下，民生凋敝，民怨沸腾。1943年冬至194 4年春，大后方各地以宪政运动为契机的民主运动日渐广泛地开展起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 ，要利用国民党允许讨论宪政的时机，“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进一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9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　　恰在这时，正逢朱明王朝灭亡三百周年。在这样的情势下，《新华日报》和乔冠华主编的《 群众 》杂志，都准备开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1944年1月15日，乔冠华等人来到郭沫若寓所共商 此事，商定了撰稿人名单。郭沫若与乔冠华本来就有交情，在他的敦请之下，郭沫若当仁不 让。另外还拟信约“南明史泰斗”柳亚子先生“开炮”。柳亚子后来在他发表的《纪念三百 年前的甲申》一文中首先交代了这一背景。他写道：　　“今年1月31日，收到于怀兄(即乔冠华)同月16日从渝都发出的一封信，说道：‘今年 适值明亡三百年，我们打算纪念一下，沫若先生们都打算写文章，昨天在郭先生家和一些朋 友闲谈，大家都一致说你是南明史泰斗，纪念明亡，非你开炮不可。’”。　　柳亚子 ：《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载重庆《群众》第9卷第7期，1944年4月15日。　　除此之外，乔冠华还将《新华日报》、《群众》关于“纪念明亡”的打算与安排向新史学阵 营的其他同志和朋友作转达。　　郭沫若为写作《甲申三百年祭》，作了精心准备，反复修改。从3月19日起至22日，《新华 日报》的“新华副刊”连载了这篇文章。与此同时，《新华日报》、 《群众》杂志还刊发了宗颐、舒芜、柳亚子、商辛(翦伯赞)、鲁西巴、寓曙等人的相关文章 。这些文章的主题思想，是借研究明朝覆亡的历史教训来抨击国民党日益腐败、殷鉴不 远的。　　其中郭沫若文中有关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深刻教训的总结，对于中国共产党防止骄傲、 反对腐败，巩固政权，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不久，中共中央 就 配合整风，印发了此文。毛泽东在延安向高级干部和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指出：“近日我们 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 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见《毛泽东选集 》第3卷，第94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4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 转载此文。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学习通知并印发此文单行本。 通知中，“告诫全党万万不可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自此以后，中共一直把《甲申三百年祭 》当作防止骄傲自满、蜕化变质的重要文献，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温故知新。第三部分第9节 旧雨新知(5)于伶是三十年代就成名的左翼剧作家，他在上海“孤岛”时期，领导左翼戏剧运动， 并创作了《女子公寓》、《血洒晴空》、《我们打冲锋》、《夜上海》、《花溅泪》、《满 城》、《大明英烈》、《女儿国》、《长夜行》等充满爱国激情的话剧剧本，富有浓郁的艺 术特色，脍炙人口。　　皖南事变后，于伶去香港，发起组织旅港剧人协会，并领导当地电影工作。乔冠华就是在这 时与于伶结交，从此成为挚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伶与乔冠华一样，根据党的指示，辗 转来到重庆。这样两位老朋友过从甚密。于伶重操旧业，继续他的话剧事业。　　据于伶《长夜行人--于伶传》一书所载，1944年2月23日，是于伶的生日，乔冠华等人相 约为他祝寿。　　　　这天下午，先是《新华日报》采访主任廖沫沙从江北过江来到于 伶所住的玉皇观，一把拉住他：“走，跟我过江去吃一顿毛肚火锅!”　　“为啥?”于伶大惑不解。重庆的毛肚火锅，价廉物美，色泽醇厚，又鲜又烫又麻又辣，成 了他们这些待久了的下江人的美味，时常大快朵颐。但是，今天天气寒冷，何必大冷天专门 过江来相邀呢?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廖沫沙向他眨眨眼。　　于伶想一想，今天是1944年2月23日，并非什么节日。　　“你这人!今天是阁下的华诞啊!”　　于伶恍然，连忙辞谢：“那算什么!我辈小民，小生日，又是战时，国难期间……”　　“啊呀!”廖沫沙拦住他：“贺寿不过是个由头，大家借此聚聚。”　　于伶也不再推辞。两人过江，来到平时常去的一家小酒馆。坐下不久，几位老朋友乔冠华、 夏衍、胡绳先后来到。　　挚友晤面，开头总要谈一阵国内外大事。特别是乔冠华对国际问题，了如指掌，大家当然不 会错过这一良机。尽管饭馆茶楼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但他们围坐在小桌边，低声议 论，又夹着江浙口音和代用词，旁人也不懂。　　这时，乔冠华照例先谈欧洲战场形势，介绍了苏联红军向西进攻的进程。接着又说了一通对 英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估计。听了他一番高谈宏论，在座的几位朋友都十分快意。　　对国内时局，谈起来就不能那么痛快，而且要小心翼翼，以防隔座有耳，泄露出去。夏衍忽 然提到： 上个月国民党的文化运动委员会开座谈会讨论宪政问题，司法院院长居正讲了一段 话，你们注意了没有?　　几个人都摇头，说对这类新闻倒是没在意。　　夏衍接着说，居正倒是敢放炮。他讲的话是：“讲一句老实不客气的话，现在宪政的基础， 需要建筑在国民党身上，说得清楚一点，就是建筑在总裁身上。”此言一出，全场愕然，好 半天也没有人搭腔。　　胡绳说：“这位老先生讲的倒是实话。不过太实了，别人听了会不高兴的。”　　乔冠华接着说：“居正是国民党元老，别人奈何他不得，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沉默了一会儿，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此时此地，所谓“宪政”云云，说来说去，无 非都是纸上谈兵，一纸空文。有些话在小饭馆里也不便深谈。夏衍就转换话题，谈最近的话 剧演出。　　那时，夏衍、宋之的和于伶合作的《戏剧春秋》刚刚演完40场，在山城又引起一次轰动。 这几天，中国艺术剧社正在演夏衍的《一年间》(论名《天上人间》)，也已演了一个月。　　于伶告诉他们，《一年间》下来以后，打算上三个小戏，都是翻译的外国戏：雅鲁纳尔的《 处女的心》，拉波虚的《镀金》，契诃夫的《求婚》，分别由黄宗江、东方晦之和郑君里导 演，过几天便可以上台了。　　他们又谈论了几句刚从上海到重庆的黄宗江，称赞这位年轻剧人很有才华，能编能导能演， 还能翻译，这样的人才在戏剧里尚不多见。《戏剧春秋》里，他一人分别演三个不同的角色 ，那个卡尔登后的老侍者，演得尤使人叫绝。　　乔冠华对这位出类拔萃的黄宗江很关注，连忙问道：“他多大了?”　　“不大，二十二三岁。”于伶说：“从北平到上海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在燕京大学读过 。” “是吗?”乔冠华一听曾是燕大学生，来了兴致。　　夏衍也点点头：“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　　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去了好长一段。　　“言归正传吧!”乔冠华给每人面前的小酒杯里斟满酒：“今天为老于祝寿，有道是黄连树 下弹琴--苦中作乐。大家先干一杯!”　　无愧为“酒仙”，乔冠华先喝下一杯。　　“谢谢大家，祝寿是实在不敢当的。”于伶红着脸直摆手。　　乔冠华又和几个人同时举杯，一饮而尽。　　于伶望望那四位好友，心绪如潮，一时又不知说什么话才好。　　夏衍娓娓地道起于伶来到重庆这一年多的工作，肩负剧运重任，仍同前些年在上海一样，任 劳任怨，埋头苦干。又说他从来是个幕后英雄，能打乱仗，又能广交朋友，团结同志，出手 又快，离开香港两年，已经拿出《长夜行》和《杏花春雨江南》两部剧本，还参加《戏剧春 秋》的创作……　　乔冠华、廖沫沙、胡绳三位也都不住地点头称赞。于伶不住地说：“哪里哪里!过奖了，过 奖了!”　　乔冠华又自斟一杯，拦住了夏衍的话头：　　“老夏，你这是替他做鉴定了。轻松点好不好?今日祝寿，不可无诗，联句如何?”乔冠华一 直酷爱诗歌，这时，他要显示一番自己的诗才。　　另三人都赞同乔冠华的提议。　　乔冠华似乎胸有成竹：“我先起一句，权作抛转引玉。”　　说罢，他开了一句头：“长夜行人三十七。”　　乔冠华将于伶创作的剧作名嵌入诗句，用意不言自明。　　夏衍沉吟数秒钟，便接下了第二句：“如花溅泪几吞声。”　　乔冠华和廖沫沙都拍案叫好。　　胡绳笑吟吟地说：“我来一句现成的吧--杏红春雨江南日。”　　乔冠华用筷子点点胡绳：　　“你这长柄葫芦倒省事，七个字里只有一个字是你的。”　　“长柄葫芦”的外号，是在香港时候柳亚子叫出来的，不知出自何典，也许因为胡绳是个高 个子。　　廖沫沙苦笑着说：“好句子都被你们三个说完了，我这末句可是平淡无奇--英烈传奇说大 明。”　　酒干盘空，意犹未尽。他们五人走出酒店，一起去天宫府“文工会”看望郭沫若。　　在郭寓，饮了几杯浓茶，畅谈一阵时局之后，廖沫沙说起刚才联句为于伶祝寿之事，乘兴请 郭老将这四句写了条幅，送给于伶留作纪念。　　郭沫若一挥而就，轻声又念了一篇，抬头对他们笑笑：　　“好是好，只是情调低沉一些。”　　乔冠华站起身来，走到桌旁说：“那就请郭老改一改，点铁成金。”　　郭沫若略一吟哦，铺开纸又写了一方：　　大明英烈见传奇，　　长夜行人路不迷。　　春雨江南三七度，　　如花溅泪发新枝。　　乔冠华拍手称好，大家都齐声附和：“这真是点铁成金了。”　　于伶淌着热泪，紧紧握住郭老的手，连连道谢。接着又向乔冠华、夏衍、廖沫沙、胡绳表示 内心的感激。　　这天的交谊，给现代文坛留下了一则佳话，为人津津乐道。第三部分第9节 旧雨新知(6)四十年代开头几年，抗日战争打得非常艰苦。日军在国统区的华中、华南战场大举进 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却日益壮大，抗战实力不断增强 。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和欺骗宣传，这一切很难为国内外人们所周知。作为 反 法西斯同盟国的美、英政府，这时已将注意力逐步从欧洲战场转向太平洋战场，他们急需了 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军民的状况和实力，颇想同延安建立直接的联系。同样，中 共也急需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争取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了解和支持。　　在重庆工作期间，为了开展对外交往，扩大影响，周恩来带领南方局外事组的同志冲破 重重障碍，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和宣传工作。他们把外交、宣传、交友三者结合起来，结交了 大批外国记者、作家、外交官和军人，或同他们亲切交谈，或介绍他们到延安参观访问，争 取他们的了解和同情。　　乔冠华就是在这时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同王炳南、陈家康、龚澎等一起开展对外联络工作的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时常召集他们开会，研究外事工作等。乔冠华的交际面很 广，有外国记者、驻华使馆、美国总部等各方面。拿与国外记者来说，他 不仅与对我们友好的记者交流，还注意与不同倾向的记者接触。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因 为尽管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阻挠中共和世界各地的各大新闻通讯社的联系，采取将大量稿件 先收过去，由他们来分发、控制的手段，但是经过努力，还是冲破阻挠，跟外国记者建立了 相当密切的联系，而且双方做到互惠互利：“我们想从外国记者那里得到一点消息，外国记 者也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一点消息。我们的威信很高，我们给他们的消息都是客观真实的。”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第166页，学林出版社1997 年12月第11版。　　在当时的美国记者中有一位叫白修德的朋友，与乔冠华很熟，彼此非常友好。他是亨德尔路 斯办的《TEN》杂志驻中国的特派记者，他曾撰写了一篇文章，专门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在美国引起极大的轰动。　　乔冠华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的来往也比较频繁，其时美国大使是克拉伦斯?高斯，这位大 使可以称作 “中国通”，从1907年第一次到中国担任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除了短时间地　　到巴黎和澳大利亚出差之外，他的生活大部分是在中国度过的，先后被派驻北京 、天津、济南、沈阳、厦门和重庆，他办事严谨，讲究效率，对中共的态度也还友好。 (美)伊?卡思：《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80页，新华出版社在1980年8月 第1版。〖ZW)〗当然，这位大使是严格执行美国政府的政策的。　　经过我方的工作，美国大使馆出现了不少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人，其中有大使馆参赞科弗兰、 阿德勒。　　这两位参赞过去曾在罗斯福政府当过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参与过罗斯福新政的推行 。他们在美国国内时，就和中国的朋友有很多来往，来到中国还是保持着进步的态度。 　　乔冠华与南方局外事组的其他同志，与上述两位参赞保持了经常的往来，通过他们了解了不 少经济、财政等方面的情况，而我方可以让他们知道的情况，我方也及时提供给他们，彼此 很默契。对此，乔冠华曾有叙述：　　“当时我们熟悉到这种地步：经常争论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不伤害双方的关系，双方的感 情。在辩论当中，他们认为我太容易把一个命题一般化。所以，他们就开玩笑地对我说，我 是一般化之王。这是对我的挖苦，不过在某种程度也是对我的奉承。”乔冠华 ：《口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第168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除此之外，乔冠华与美军司令部和美国新闻处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在太平洋战争以后，美国 在中国、远东战区建立了司令部，由史迪威将军任总指挥。他倾向进步，同情中国共产党， 反对国民党的腐化堕落。乔冠华与总部内的主要联络员是戴维斯先生。他是位职业军人，上 校军衔。通过他，乔冠华与美军总部发生军事资料上的来往，就是说我方将大后方的日军动 向的材料传递给美方，美方也将我方急需的军事材料，告诉我方。在乔冠华的回忆中，戴维 斯先生与乔交往较多，他同时也写过客观地反映中共在解放区的民主改革的材料。他回国后 遭到了美国政府无情的政治迫害，受到了残酷的打击。 差不多从麦克阿瑟时代起，他就丢掉 了一切官职，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来中国，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以后，他才被平反了。在 1972 年以后，乔冠华才有机会重新会见戴维斯先生，彼此感喟无已，乔冠华觉得这位老朋友已经 相当老了，远非当年青年时代的样子。　　乔冠华对外交往的触角很广，并不局限于与美国的交流。在周恩来指示下，开展了与英国、 苏联等国家大使馆的往来。特别是跟苏联使馆的来往，十分密切非常融洽。据乔冠华回忆： “我记得从1942年到1945年这 几年，年年枇杷山的十月革命节，都是在重庆公开的共产党员、秘密的共产党员、有名的进步人士的一个革命的聚会。特别是在1942年以后，从斯大林格勒开始的大反攻，稳步向前 发展，捷报不断传来，形势一天天变化的时候，人们的心情是很高兴的。他们的武官、文化 参赞，都和我们有很密切的来往，如费迪连科是他们的文化参赞，他们的武官我记得就是后 来在斯大林格勒前线作战的同志，名字忘记了。所以重庆虽小，外事工作的范围是很大的。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第171页，学林出版社19 97年12月第1版。　　这里值得着重提及的一个外国机构和一个外国人，那就是美国新闻处和费正清先生，他们与 乔冠华也有较深的渊源。　　美国新闻处从属于美国驻华使馆及美军司令部，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规模庞大，聘用不少中 国新闻从业者，其中中文组的组长就是金仲华，还有刘尊棋，在新闻处的其他部门，还有一 些中国的进步知识青年在里面工作，他们这样做曾征求过中共的意见。美国新闻处有两大 任务：一个是揭露敌人的残暴，另一个是宣传盟国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鼓舞人民争取最后 的胜利。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是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1942年9月，他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计划 联络官的身份，在重庆主持美国新闻处的工作。　　在此之前，费正清已到中国来过一次。那是1932年2月，已经接受过哈佛、牛津大学正规学 术训练的费正清伴随着“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火声，抵达上海。随后，他赶往北平，在 西总布胡同21号租下了一套相当惬意的住宅，并迎来未婚妻费慰梅，他俩是在京城成婚的。 　　在中国4年，费正清夫妇到过许多地方，探讨学术，查阅档案，观察社会，调查出土文物。 他们结识了中国许多一流的学者：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蒋延黼、钱端升、章士钊、 陶孟和、陈岱孙、周培源等等。这时候，“费正清看到，一个面目可憎的东方强盗正在撕咬 着一个已衣不蔽体只剩下文化的巨人。事实上，正是这博大精深，不会衰落的文化和那群维 系着灿烂文化的开明学术精英深深吸引了费正清，使他开始把近代中国作为一个专业课题确 定下来。因为透过近代，上可以更充分地认识中国的古老文明，下可以历史地阐释中华文明 何以到了近代就开始没落，政权凋败，社会堕落，人民贫穷。他对腐败的国民党的前途表示 怀疑。”傅光明：《费正清：解不开的中国结》，见费正清《观察中国》第284 ～28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ZW)〗4年以后，费正清回国。　　1942年到重庆，这是费正清第二次来华。在此期间，他接触了重庆的一些左翼人士，这当中 先 有龚澎、乔冠华、杨刚，后有周恩来、叶剑英，并与进步人士郭沫若、茅盾、胡风、周扬等 ，以及孙夫人宋庆龄交往。　　对乔冠华的夫人龚澎，她的外表、为人和气质，使费正清赞叹备至。在费正清的印象中，“ 她年轻活泼，又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她既具有战地记者的老练，又具有令人喜爱的幽 默感。她的勃勃生机在1943年沉闷、单调的重庆，就像一缕缕清新的空气。她举出了一系列 事例揭露国民党的种种暴行，如暗杀、压制新闻报道、查封印刷厂，捏造罪证陷民主人士于 囹圄，禁止示威，不准罢工，等等。　　在分析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异同时，龚澎立场超然而洁身 自好。其实，她知道双方的特点，因为她在国共斗争的阵线双方都生活过。”　　《费 正清自传》，第32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龚澎还教他学汉语会话， 送达自延安的新闻稿。　　这样龚澎与费正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周恩来会见费正清，就是由龚澎进行翻译的。在 交谈之中，费正清不禁为周恩来的多谋善断，悟性敏锐，英姿勃发等种种魅力所倾倒。　　不久，乔冠华通过龚澎结识了费正清。在费正清笔下，乔冠华的形象跃然纸上：　　他个子很高，几乎与我差不多，留着学生式的长发，戴着一副大眼镜。他大大咧咧地笑着， 还带着点太随意的幽默。我在清华任教时，他曾在清华读书。……［后来］从日本人手中逃 出，来到重庆，为中国共产党新闻通讯社(察：此处有误，应为《新华日报》)主编国际新闻 。我发现他登载在《群众》杂志上的文章，笔锋犀利，没有一句赘词。他的哲学观点和信仰 就是革命。我曾经对他说：“你似乎研究过许多极权主义的理论。”他说：“我就是一个极 权主义者。”　　1943年9月，传说国民党准备突然袭击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但这一计划遭到一些熟悉延安地 形的国民党将军的反对，重庆方面也不敢采取冒然行动，以防其他省反对派的对抗。监视周 恩来办公室人员的密探骤然增加。龚澎、乔木这一对有着坚定信念的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思 想的宣传家不再单独外出了。(就像美国传教士那样)他们随时准备被捕、甚至殉难。这样， 与他们的会面就更富有戏剧性。《费正清自传》，第332～33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 993年8月第1版。　　即使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乔冠华与费正清还是想尽办法见面，传递信息。乔冠华与 龚 澎结婚后，他们夫妻俩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被一个小偷全部偷走，小偷是用一根前端装着 铁钩的竹竿从他们的窗格子里伸进去作案的。一时间，乔氏夫妇颇为窘迫，正无计可施时， 费正清帮了大忙。　　由于费正清的身材与乔冠华相仿，都很修长，加上费正清正准备搭机回国，便取出一 套原先在天津时做的蓝哔叽西装，极力说服乔冠华把它作为友谊的象征接受下来。在这种情 况下，乔冠华愉快地收下了这可贵的纪念品，他笑着对费正清说：　　“物质的东西是供人们使用的。重要的是使用者是谁……我相信，我文章里的观点是你所 同意和欣赏的。我们正在追求一种共同的理想，并在同一条战线上作战，不是吗?”　　费正清听了，连连称是。　　乔冠华与费正清的友谊一直保持着，后虽因麦卡锡主义施虐一时中止，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前期又恢复了。第三部分第9节 旧雨新知(7)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早在上一年8月，盟军就解 放了德军占领的巴黎。这一巨大胜利鼓舞了人们。　　在西方盟国解放法国的同时，苏联红军正从东方迅速地向前推进，在将德国军队赶出克里米 亚 和乌克兰之后，苏联红军开始向近200万德军发动总攻(而西方盟军在法国和意大利面临 的德军仅100万)，先后解放了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其 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军队正在西线取得相应的进展。　　这是令人兴奋、亢进的时刻，1945年新年伊始，激动人心的消息接踵而至。用乔冠华的那种 富有诗意的语言来说，“光明从山上来”，“曙光从海上来。”乔冠华在开春首篇国际述评 《迎接人民的春天》中宣称：　　“起来吧，时候已经到，美军的吕宋之战揭开了1945年的新页，苏军的冬季攻势写下了欧洲 战争1945年的序言。”　　乔冠华在第二篇国际述评《站在命运的河边》中，起首第一句就是“解放的旗帜终于在马尼 拉的城头　　升起了。”其中还写到了苏联红军已经渡过奥德河，他说：“希特勒叫奥德河做命 运之河。如今苏军就站在命运之河的那一边。”　　乔冠华在这篇述评中告诉读者：“世界战局的重心在柏林的东边。世界政局的重心在黑海的 西头：罗丘斯三头会议正在西头进行。”这个会议在苏联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举行，史称 “雅尔塔会议”。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就德国问题、波兰问题、联合国安理会否 决权问题和苏联对日作战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达成了协议(其中有些内容是损害盟国 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在会议的所有问题中，“民主”是题中应有之义，故而乔冠华激动 地写道：“未来将是民主的欧洲的再生。”　　在东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节节胜利。日本人在太平洋上的前景也愈益暗淡，因为美 军加紧了反攻。对此，乔冠华以《不能再拖》为题发表了国际述评，在开头的小标题《马不 停蹄》中作者提到了2月16日，“美国第五舰队出动了一千五百架飞机轰炸了东京和琉球岛 ，这是太平洋战争中破题儿第一遭的大事。轰炸东京不自今日始，1942年有过从黄峰号起飞 的航舰飞机对东京的轰炸，1944年有从塞班基地起飞的超级空中堡垒对东京的轰炸，轰炸东 京不是一件希奇的事情；然而出动这样多的飞机，战斗机配合轰炸机，继续地，大规模地， 低空轰炸，这是第一次。假如不是因为日军丧失了它附近的海面的制海权，这样的轰炸是不 可能的。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说，16日起对东京的轰炸才是真正的战略轰炸的开始。16，17 (一千二百架)，18，一连三日，据初步统计，美航舰飞机轰炸东京共击毁日机之百架以上， 这打击的严重是不能忽视的。东京在如雨的炸弹之下战了!”多么痛快，是到了收拾日本的时候了!　　乔冠华在第二个小标题《一箭之地》中写道：“从莫斯科看去，朱可夫元帅的大军好像是一 支金箭，那箭头伸到了库斯特林和法兰克福之间，前去柏林不过是一箭之地。这是本月初东 线苏军进攻的态势。任何一个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是一幅动人的图画，但却不 是一个有利的形势，苏军的前锋部队太突出了。”接着，乔冠华又从多种角度分析了战局， 非常引人入胜。　　不久，乔冠华又创作了被徐迟称为如诗般的国际述评--《克里米亚的道路》，这里就将中 间的一句话当作诗来加以引述吧：　　谁也不能预言这闸后的洪水什么时候泛滥，　　更不能预言那泛滥的洪水究竟先夺取哪一个闸门而出?　　这是一道历史的水闸：闸的这一面是人民的力量，闸的那一面是人类的死敌，闸的上空闪耀着人民的世纪，这是一幅壮绝古今的图画，这是一 幕决定命运的斗争，　　那未，这斗争何时展开呢?　　通篇激情回溢，文采斐然，怎不令人血脉贲张。乔冠华的述评说出了山城人们的心声，时 代已然接近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关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点上了。　　从1945年4月开始，轴心国的末日到来了。当时《新华日报》印刷、发行了一份欧洲战场的 地图，约有四张报纸大小，乔冠华把它挂在家里的墙壁上。每天看报，就用铅笔画上一 个个的小小箭头，指向当天占领的那些城市。日子久了，就一清二楚地看出来，“那些小 小箭头，数量之多，极为明显地形成了一股股的龙卷风，一直在涡旋式地卷动着，指向柏林 和 意北，现在最后的两个箭头都已画上去了。　　气势十分明显。”(徐迟语)。看着这跃动的箭头 ，乔冠华喜上眉梢。　　话分两头。在西线，马克?克拉克将军正率领他的混合部队将德国人赶出意大利；他的混合 部分中除了美国的白人、混血人和日裔美国人外，还有英国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南 非 人、印度人、巴勒斯坦人、波兰人、法国人、巴西人和意大利人。意大利游击队同法国 游击队一样使敌人胆战心惊，盟军在他们的大力援助下，于4月10日发起了最后的攻势。两 个星期内，德军防线已崩溃，盟军源源不断地涌入波河流域(就在地图上画了一个箭头)， 并越过波河到达阿尔卑斯山脉(又画一个箭头渡过波河)，再分出三个箭头，分别指向米兰、 都灵和热内亚。在米兰和其他工业城市，抵抗阵线的战士成功地组织了起义，在盟军到达前 就控制了这些地区。5月2日，德军驻意大利指挥官签署了无条件投降的协定。　　早5天，即4月28日，墨索里尼在企图逃往瑞士时已被游击队逮住，并立即被处决。在米兰， 他的尸体和他情妇的尸体一起被吊起来示众。　　对此，乔冠华在一篇述评中说道：“这无赖如此的下场，实在太便宜了他。他不应该一枪打 死，而是应该发明一种苦刑，他应该进意大利伟大的诗哲但丁所早已为他安排好了的地狱。 ”　　与此同时，在东线，希特勒仍负隅顽抗，他始终抱着只要挑起苏联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就 能避免彻底失败这样的希望。他的宣传部和戈培尔不断提到那些可以击败敌人的“新武器” ，并安慰他的同胞说：“我确信元首将找到一条出路。”然而，这种给自己壮胆的做法是无 效的。4月16日--全世界的人民感谢你们，全人类的后代感谢你们，你们旋转了乾坤，你们创造了历史。　　这本来是连体的散文，为了诗人、评论家乔冠华那神采飞扬的气质，我们将它分了行。这分 明是诗歌，是记录历史的激越动人的史诗。　　7月7日乃抗日战争8周年纪念日，这天，美军出动1100架B-29轰炸机轰炸日本，其中500架轰 炸机袭击东京、九州；600架飞机则轰炸了5个工业城市。　　这时，乔冠华的国际述评就当时的战况，这样冷静地设问：“战争在哪里?”然后，他 自 己作了明确的回答--奥德河和尼西河西岸由苏军元帅朱可夫、科涅夫统率的大军向前突进 ，23日向德国首都柏林发起了最后的进攻。两路大军在南波茨坦姆会师，完成了对柏林的包 围，接着进行艰苦卓绝的巷战；从这一条街打到另一条街；从这一幢楼打到另一幢楼；从地 上打到地下室；从地下室的进口打到地下室的出口，从一楼打到楼顶，德军的抵抗是如此之 疯狂。　　在战斗中，炮弹不断地落在希特勒设在总理官邸花园里的混凝土掩体的周围。4月的最后一 天，希特勒和几天前刚同他结婚的伴侣爱娃?布劳思一起自杀。他们的尸体在总理官邸的院 子里被浇上汽油焚烧了。5月2日，柏林终于向苏联军队投降。在以后的一个星期中，纳粹陆 续向盟军缴械。　　获悉这胜利的消息，乔冠华昼夜撰写评论，他如此歌唱：　　万人期待的大消息终于揭晓了， 5月2日红军完全占领柏林!　　法西斯的老巢捣毁了，魔鬼们的慧星摘下了，光荣啊，伟大不朽的红军!　　“战争在日本之大城市的上空；战争在吕宋，民答那峨，婆罗洲，缅甸。战争在大琉球岛。 真面目的战争在大琉球岛。”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杜鲁门、丘吉尔在柏林郊外举行“波茨坦会议”， 共同签署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也称《波茨坦宣言》，向全世界广 播。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时，亦在《波茨坦宣言》上补行签署。该公告遂成为中、美、英 、苏四国共同之文献，载入史册。　　《波茨坦宣言》发表后，日本未立即接受。美国政府决定使用核武器严加惩戒。8月6日，美 国空军即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破坏半径达6公里，摧毁建筑物达百分之 九十以上。这惊雷般的爆炸声响，震动了全世界的视听。8月9日上午10时，第二颗原子 弹又在长崎爆炸。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军民举行大反攻。朱德向解放 区军民发出了进军令。　　遵照毛泽东、朱德的命令，我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华南解放区的各路大 军举行战略反攻，向敌人发起了全线攻击，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最后的决战。　　10日下午7时，日本政府通过瑞典、瑞士两中立国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　　当天晚上，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大盟国投降的电讯传至中国，各报纷纷发表号外， 群情振奋。乔冠华在重庆、在第一时间听到了日本投降的特大喜讯。　　这天，整个山城像发了疯一样欢腾起来，老百姓自发组织游行，燃放爆竹，共祝胜利，这是 一个旷世未有的胜利之夜、狂欢之夜。乔冠华与山城人民一起度过了生平难忘的不眠之夜。 　　8月11日，中、美、英、苏四国接受日本投降。第二天上午，金近弄了一辆英国新闻处的小 面包车，接了徐迟、杨刚和高集，四个人一起赶往化龙桥的《新华日报》编辑部。一到那里 就 进了乔冠华的房间。这时，由于天气酷热，乔冠华只穿了背心、短裤，正在那里得意洋洋、 摇头晃脑地朗诵着杜甫的一首七律--《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真是情形何其相似乃尔，当时人们与杜甫的心情如出一辙!　　乔冠华告诉徐迟等人，“我正在写一篇国际述评，题目起名《天亮了》，就用杜甫这首七律 作为文章的开头，你们看如何?”第三部分第9节 旧雨新知(8)经过8年的英勇奋战，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鲜血乃至生命，用自己的艰苦努力，终于迎来 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危亡。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它是中国人民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 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抗日战争不仅锻炼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从八年抗战的无数事 实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奔集到它的旗帜下来。　　胜利后的中国，将走向何处?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8月27日。转引自金冲 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第724～725页，中共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ZW)〗中 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和平建国。　　而国民党蒋介石却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为了独占抗日胜利成果，一方面命令国民党部队 加紧作战，积极推进，迅速占领日伪军控制下的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另一方面却无理要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 动”向日伪军收复失地；并收编、起用大批伪军“维持治安”，排斥中共武装的受降行动。 在美军的帮助下，国民党政府将远在西南、西北、华南的部队，通过空运和海运，调往华东 、华中、华北和东北，控制并占领战略要地和大中城市，频繁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实 施骚扰和进攻，使国内局势恶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游击队，拒绝了蒋介石的命令，继续收复 失地，解除日伪军武装，同国民党政府的内战独裁政策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中国共产 党的坚决斗争，迫于国内外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舆论，以及对发动内战的军 事准备尚不充分，蒋介石以虚假的和平姿态，于8月14日、20日和23日三次致电延安，邀请 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前途，决定派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愿意前往重庆“共商 和平建国之大计”。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阐明对争取和平民主、反 对内战独裁的方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通报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决定，说明 了谈判的方针以及谈判可能出现的结果与对策，要求全党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警惕和斗争。 　　8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由重庆乘专机 到达延安，迎接中共谈判代表，准备翌日同飞重庆。国民党当局竭力封锁这一消息，不让中 外记者知道毛泽东抵渝的确切日期。　　偏巧毛泽东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飞抵重庆的这天上午，乔冠华和往常一样去美国新闻处 会友，见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也在座，费正清说：“美国的飞机和张治中先生已经 到了延安，接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参加谈判，今天下午飞机就到。你们可以先坐一会儿就回去 ，下午好上机场去迎接。”　　他又关切地询问：“这么重大的新闻，你有什么报道打算?”　　乔冠华虽然早知此事，但毛泽东来重庆的具体日子不知道。听费正清一说，心中暗喜，他忙 告辞出来，尽快通知了他平时比较熟悉的许多中外记者，让他们都赶到九龙坡机场去迎 接毛泽东的到来。这样，国民党当局企图封锁这一消息的阴谋终未得逞。　　当天下午，九龙坡机场热闹非凡，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热烈欢迎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的 到来，掌声和欢笑声齐作，越来越炽烈……　　毛泽东走下舷梯，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把他团团围住，进行采访，使得毛泽东简直无法与其 他欢迎的朋友接近。这时，周恩来急中生智，连忙站到一边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 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这句话一下子把大群的记者吸引过去。于是，他 打开纸包，向记者分发了毛泽东的书面谈话。　　毛泽东抵渝的当天，乔冠华就见到了毛泽东，这是他首次与毛泽东见面。据当时《新华日报 》的同仁刘白羽介绍，情况是这样的：“毛主席进城到曾家岩桂园。桂园是张治中的住宅， 与50号周公馆近在咫尺，张治中特地把家搬开，腾出房子让毛主席用。两天前，我到50号， 曾被派到桂园去看房子--?一院内绿茵茵的花木之中，立着黑色砖瓦结构的洋房，这房子 是很 宽敞、很漂亮的。可是，毛主席在这儿略事休息，就动身到红岩去了。就在红岩一间小会客 室里，毛主席接见了我们。报社有潘梓年、熊瑾玎、乔冠华、胡绳等人，我是延安就熟悉的 ，在重庆见面格外欢喜，当介绍到胡绳时，毛主席打量了一下，亲切地说：‘哲学家’，乔 冠华(当时叫乔木)和毛主席握手时，毛主席幽默地说：‘跟我来了个乔木，这儿又有一个乔 木，不能叫大乔小乔，就叫南乔北乔吧!……’立刻引起哄堂大笑，我觉得我又看见了延安 时候的毛主席，他不像在机场、在桂园那样拘谨，而又潇洒自如了。”会见结束后，毛泽东 在周恩来、王若飞等人陪同下，赴林园出席蒋介石举行的欢迎宴会。重庆谈判开始了。　　原来，同是清华校友的胡乔木与乔冠华分手后，于1937年到达延安，后来成为毛泽东的政治 秘书。他原名胡鼎新，起笔名“乔木”，经常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而乔冠华也 取名“乔木”。好在一个在北，一个在南，毕竟两个“乔木”不在一起，还算不太麻烦。　　这次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随员，一起南下，“北乔”与“南乔”分别多年，山城重逢，自然 十分高兴。然而，“麻烦”接踵而至--两人同一名字。　　由于“乔木”出典于《诗经》，又寓言“高大，挺拨”，两“乔”都喜欢这一名字，不愿改 动。 “南乔”说：“我本来就姓乔，身高一米八三，就像一棵挺拨的乔木。用‘乔木’之名，顺 理成章。”　　“北乔”说：“我的名字就叫乔木，此名自然非我莫属。”他连妻子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 ，岂肯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　　两个因署名权，一时互不相让。终于，由毛泽东出面，为“二乔”断名--这一名人轶事， 曾广为流传，通常的说法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乔进京，发生重名问题， 此事惊动了毛泽东……”　　本人根据1950年2月3日新加坡《南侨日报》所载，以为在重庆断名，较为可靠。因为这篇署 名“ 江山”的文章发表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但指明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为“二乔 ”断名。这里引述江山的原文：　　正当日本投降后国共第一次开始和谈的期间，中共主席毛泽东亲到重庆参 加谈判，他(案：指胡乔木)是随员之一，恰巧这时南乔木亦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　　两位乔木聚在一块，许多人弄不清楚，尤其是发表一篇署名“乔木”的文章，更使人不知是 出自那位乔木的手笔，朋友们都希望他们之间内有一人把名字改一改。有一天大家在毛泽东 主席那儿谈起这件事，请毛氏作评判，后经毛氏问明是他(北乔)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 的真姓确是乔，他的真姓是胡，就盼望他在名字之上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 从此两乔有了区别……参见叶永烈：　　《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第66～67页，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毛泽东不亲不疏，在南北两乔中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南乔留姓北乔留名，真是极妙的 办法!乔冠华与胡乔木双双接受了毛泽东的“调解”。　　不过，乔冠华后来曾对胡风夫人梅志开玩笔说：“胡乔木把我早就起用的‘乔木’这个名字 抢去了，真叫人气愤。”看来他还是有想法的。　　在重庆国共谈判期间，乔冠华与龚澎不止一次地陪同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和文化界进步人士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认识龚澎，同乔冠华是首度相见，但读过他的不少评论文章。毛泽东对 乔冠华的不羁的文才、洒脱的风度，尤为赏识。他曾戏对乔冠华、龚澎夫妇说：　　“你们二人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毛泽东的这番话，一时在中共代表团传为美谈。第三部分第10节 辗转沪港(1)国共双方的《双十会谈纪要》签字的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由张治中 陪同，飞返延安。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进行谈判。乔冠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也留在重庆 。　　尽管国共双方还在谈判，但是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在遭到解放区 军民的顽强抵抗后，被迫同中国共产党就军事冲突等问题举行会谈。　　12月27日，周恩来把中共代表团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书面建议提交国民党代表，请其转交 蒋介石。31日，国民党代表书面答复中共代表团，同意就停止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等问题进 行谈判，并提出由国共各派一名代表会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会谈停战办法。　　经过谈判，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7日，根据 协议，由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张群(后为张治中、徐永昌)、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三 人委员会(又称“三人小组”)，其任务是协商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和有关受降事宜 及整编军队等问题。　　“三人小组”的协议，交由“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 ”，它的任务是执行停战协定和“三人小组”的协议。“军调部”设委员三人，由共产党、 国 民党和美国各派一人组成。“军调部”于1946年1月14日在北平正式成立，共产党委员叶剑 英，参谋长罗瑞卿；国民党委员郑介民，参谋长蔡文治；美方委员饶伯森，参谋长赫斯克。 　　为了加强中共方面的力量，利用军调部更多地开展工作，叶剑英组建了军调部中共机构，有 秘书、通讯、机要、编译、救济、计划执行、新闻发闻、行政、交通等科组。乔冠华、龚澎 这时也被调去军调部，龚澎担任中共方面的新闻组长，在董华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共委员叶 剑英将军与公众的联络事务。　　在此期间，乔冠华因公去了一趟延安。　　杨家岭。枣园。延河。宝塔山。清凉山。桥儿沟。蜂寓般密密麻麻的窑洞。茂密的丛林…… 乔冠华是第一次到延安，延安的一切都给他新鲜可爱的感觉。最让他难忘，他受到了毛泽东 主席的接见。　　那天，乔冠华接到通知，他穿戴整齐，渡过清浅的延河，约莫走过十来分钟，在山谷中露出 一所长方形的洋式建筑，那便是中央办公厅和大礼堂。再走近一看，环绕着这建筑的山腰直 至山脚，排列着无数的窑洞，那是中央领导和工作人员的住宅，门口站在英姿焕发的卫兵。 　　毛泽东的窑洞在山脚下，地上铺着砖，墙上刷了白灰，窗格子上糊了薄薄的白纸，屋内显得 亮堂。家具陈设简单，有的甚至用油漆漆过。毛泽东一生嗜书，书房里各种书籍不少，办公 桌上还摊着大摞书报、文件，以及正在起草的文稿。乔冠华被引进了毛泽东的房间，毛泽 东与他亲切地握手，使乔冠华心里暖融融。　　乔冠华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工作近况和写作的甘辛，毛泽东提到了他所写的那篇《方生未死 之间》。　　鼓励他思想上不要有包袱，笑谈之中，毛泽东朗声大笑时的豪迈而天真的神态，给 乔冠华深刻的印象。　　在延安逗留期间，胡乔木几乎每天都约乔冠华在宝塔山下、延河岸边作长时间的散步。在他 的 住处和延河之间，有一片相当开阔的绿色田野。每当工作完毕或吃过晚饭，他们两人相约穿 越田间的小径到延河边去，在延河边的岩石上闲坐谈天，或者是沿着河畔来往反复地漫步。 在他们四面，往往会有许多充满活力的男男女女像他们一样，把这里看作是可以使自己获得 休息和愉快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