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曹雪芹-22

“大个子,你的请求,延安方面已经批准了,向你祝贺!”  乔冠华十分激动。这样,乔冠华于1939年底正式加入中国 共产党。  从此,乔冠华成为一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后来他在回顾这段历史时 说:“这件事在我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转折,是个关键。”  入党以后,乔冠华更加自觉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开展统战工作和政策宣传工作。他组织了一 个个读书会,作辅导,在广大爱国华侨、港澳同胞、爱国学生、知识分子中作报告和演讲, 真是席不暇暖。  乔冠华组织的第一个读书会就设在冯亦代家里。因为冯亦代在孔祥熙的机关工作,比较 安全。参加人有冯亦代夫妇、徐迟等人,他们倾向进步,向往进步,但他们并不很了解马列 主义。乔冠华就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等,并作深入浅出 的辅导。经过乔冠华循循善诱的谈话、犀利周到的分析,他们摆脱了浑浑噩噩的思想, 走上了为国为民不惜牺牲一切的道路。有的在乔冠华的劝说下,如徐迟真的去书店买马列的 书读,那天正好叶灵凤也在书店,就让他帮助挑选了两本书买下: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论费尔巴哈》。  在这些读书会上,除了研读马恩的经典著作外,每次总留下一些时间讨论世界战局与国内 形势,而最后的结论都由乔冠华来做的。他的精辟的剖析,往往见人之所未见,发人深省。 他 的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的那些谠论,不啻是开启与会者心智的一把宝贵的钥 匙。往事如烟,他的许多识见,如今当然无法再得了。不过在下面,我们将设法再现他在 报告会的一个场景。  那时,从上海南迁香港的银行业、保险业、商业机构,有不少青年从业人员自发结成一 个“香港联谊会”。又有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团聚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香港分会的 文艺通讯部周围。乔冠华便凭他在香港舆论界的声誉,通过他的文章和报告,对这些青年传 播党的 声音。现在在这些当年的年轻人当中,有不少已成为各方面的领导,但回想在香港的情 况,没有人不感谢乔冠华对他们的教导。  1939年9月末的一个晚上,香港德辅道上一幢楼的三楼的入口处,贴出一张海报,上面写着 :  今晚香港联谊会举行时事报告会  讲题:哀华沙  演说者: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乔木先生  事先,联谊会的许多成员已得到了口头通知,他们对时事讲座本来就兴趣十足,听说本次演 说 的又是著名政论家乔木(即乔冠华)先生,更是趋之如鹜,唯恐失去良机。而一些读书会的成 员 们闻讯后也纷纷赶来,甚至连交易所里做投机生意的也有跑来听讲的,金融市场和瞬息万变 的国际风云确实关系密切。徐迟、冯亦代、袁水拍、郁风等也都前来参加。  时间快要到了,主持人沈镛先生(中国银行职员)一直在门口耐心地等待着乔冠华的到来。   乔冠华是个大忙人,接连不断的约会,应接不暇的演说,使他忙上加忙,马不停蹄。从8月 下旬以来,国际局势急剧变化,更加大了他的工作量。  沈镛焦急地等着。  一忽儿,楼梯旁的电梯门开了。只见颀长而消瘦的乔冠华从容而入,神色凝重而冷峻。  房间里用一阵热浪迎接了他。他在一片鼓掌声中,走到挤满人群的房子的唯一空隙的中间, 一开始他就闷闷不乐地背诵了一条电讯:  “28日路透社电,‘经过二十二天的英雄地保卫,华沙终于在昨日9月27日投降了。’”  他停顿了一下,又开始说道:  “投降的公告由华沙广告电台发出,27日下午6时伦敦方面收到此项公告。该公告说,华沙 的城防战士已经接受了那不可避免的命运,因为全城已成灰烬,保卫已不可能。城内水电供 给已完全被毁,而城防波军已无军火,同盟国的援助又迟不可能。因此,抵抗下去会使华沙 发生瘟疫和疾病。又说,历史将再找不出其他一个城,像华沙这样英勇地被保卫过,这样无 情地被攻击过……”  会场一片寂静,听众都为之震惊。他们从来没有想像过有如此可怕的一幅场景。接着,乔冠 华又引用了美联社、华沙广播电台的电讯稿,他说:  “又28日伦敦美联社电:华沙,曾是三千四百万人民的一个骄傲的首都,在英雄地抵抗了那 全世界闻所未闻的围城以后,已经无条件投降了。”  “华沙广播电台广播称,华沙已完全被毁,过去曾经居住过一百三十万人的地方已经找不出 一所完整的房屋。火焰到处燃烧着,因城内水源已尽毁于国社党的陆空炮火,现在已无法去 控制这活生生的炼狱。”  “华沙陷落了!”他字字千钧。  然而,他不得不停住了,因为年轻的听众不仅被震慑了,甚至简直受不了。一屋子都在呻吟 ,他的眼晴不停地着,然后,他又开始说:  “从本月8日法国军队抵达华沙北郊,华沙的城防战从这一天开始,谁都没有想到华沙只能 保 卫到二十一天。波兰政府不但决策错误,竟然还于16日逃亡,如此保卫华沙的责任大部分不 得不落到士兵和市民自己的身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华沙还能支持到今天的原故,然而同时这 也就是华沙为什么只能支持到今天的原故。”  这时,他语气中不无悲愤地强调:“自16日至27日,在这10天中,华沙的城防战充满了多少 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然而历史上的命运是不可能在10天之内可以挽回的,于是华沙终于投 降了。”  会场里还是那么寂静,人们沉浸在悲壮的气氛之中,又似乎感觉到,举世皆在为华沙哀悼了。然而,被他所引发的情绪,人们体会,被哀悼 不仅是一个人,不仅是一次战斗,不仅是一座流血殆尽的城市,甚至不仅是哪一个屈服了的 国家,而是一个象征,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  乔冠华就是善于运用如此这般的语言来演说,在听众动了感情的时候,他又接着说道:  “华沙陷落了,维斯杜拉河两岸的冲天火柱在向天空扩散着,维斯杜拉河反映着那可怕的火 光;华沙市内外的公园已经变成了坟场,成千的尸骸还暴露在街上,无人掩埋;敌对的炮火 从27日早晨起突然停止了,过去曾经居住过百余万市民的那维斯杜拉河的大城该是显得何等 寂寞?没有一所完整的房子,到处是尸骸和血腥!这历史的血腥,这历史的尸骸,这历史的寂 寞,这令人难以忍耐的血腥、尸骸和寂寞,究竟是为什么?”他如此提出了问题。  他又自作回答:“明尼瓦的猫头鹰到黄昏的时候才飞,历史的事件到完成了以后才有人去寻 求理解。  现在该是我们沉思的时候了。”  正在下面聚精会神地听着的郁凤轻轻地问身旁的袁水拍:“他刚才说的‘明尼瓦的猫头鹰’ 是什么意思?”  袁水拍这样回答:“希腊罗马神话里的,我也不甚清楚,大致是事情还没过去,是弄不明白 的,事情过去了,就可以弄明白了。可是不是,你问问他。”他指指徐迟。  郁凤转过身来又问徐迟。徐迟道:  “中国人认为事后诸葛亮是不算希罕的,希腊人却重视得很,认为明尼瓦,智慧的女神,才 能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听,他在往下说了--”  乔冠华又开始分析波兰的内政与外交,他指出:  “对于波兰,今天华沙的陷落是它二十年来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只有民主才能保卫民主, 二十年来波兰的历史完全是在一个相反的方向进行。欧战后,波兰建国之初,摆在波兰前面 的有两个最大的课题,一个是金融的调整问题,一个是农民的土地问题,而尤其是后一问题 比较合理地解决才能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是波兰怎么样呢?在自1919至1926年5月这七年 比较民主的时代当中,民主党的首领委佗斯只是在1919年7月议会中提议通过了一个土地 改革法案,此后直到1923年皆寂然无闻;1923年委佗斯组阁,本可以立即施行土地改革,但 是终于因为大地主的反对,他的内阁倒台了。1926年5月毕苏斯登台,不但土地改革无法实 行,而且连委佗斯在国内也立不住脚,他不得不向国外逃亡。如此直至今年4月28以后,委 佗斯才能返国,7月底,波兰政府亦有意改革上西里西亚一带的农民土地问题,藉以造出农 民抗战的基础,但是这正如同土尼格于希特勒快要进兵维也纳的时候,才允许维也纳工 人以民主权利一样,迟了!”他又叙述波兰一天一天向着反民主的前途进行的进程,反复强 调-- “只有民主才能保卫民主,这句话绝不是骗人的。”  他又历数二十多年波兰的外交方面的一笔笔糊涂帐,一针见血地说:“足以致波兰死命的包 围形势,正是波政府二十年来外交政策所造成。”  他强调:“华沙陷落了,这结束了战后波兰二十年的历史,这是东南诸国的一声警钟。”他 暗示这警钟不仅针对东南欧,甚至也包括中国在内,不民主怕民众、搞封建搞法西斯必然存 在危机:  “那警钟的声音将从维斯杜拉河传到布达佩斯,从布达佩斯传到贝尔格莱德,传到布加勒斯 特,传到索非亚,渡洋越海,传到更远的地方。”  他的演讲最后高潮迭起,他强劲的声音在整个大厅里回荡--  “华沙陷落了,华沙街上充满了那历史的血腥、尸骸和寂寞,但是我们并不失望,华沙一定 会再生,它将和被解放了的柏林一道,英勇地站立起来!”  乔冠华的这场演说,就是用这样热情的语言结束的。他赢得了阵阵掌声。  如此畅快通达、淋漓尽致的演讲报告,真正把广大青年吸引住。难怪乎几十年后,冯亦代还 情不自禁地如此赞美乔冠华:  “老乔像个播种人,每到一处,除了文章而外,就是组织读书会,座谈会,指导青年人学习 经典著作,传播正确的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思想和行动,许多人特别是青年,因他的启发 帮助而走上进步的道路,而且成为有高尚品质的人和对人世有用的人。我们这些当年受到老 乔教诲的人,除了自己感到幸福而九死不悔,尝到了做新的有用的人的愉快。大家感谢老乔 ,但是他不以此自炫,认为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  黄宗英、冯亦代:《归隐 书林》,第25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二部分第5节 成名香港(5)抗战时期,新加坡华人中有两家主要报纸,一家是陈嘉庚创办的《南洋日报》,一家是胡 文虎办的《星洲日报》,影响很大。为了加强对华侨华人的宣传,中共决定派人去报社工作 。胡愈之去了《南洋日报》。组织上便让乔冠华和郑天雨去《星洲日报》,时在19 40年冬尽春初。他们从香港上船,办好一切手续,到了新加坡。  但是可能英国特工事先知道了乔冠华、郑天雨的身份和任务,不准他们上岸。  经过几次交涉,英国当局才允许正在《星洲日报》编文艺副刊的郁达夫接他们上岸,郁达夫 陪乔冠华他们游览了市容,住了两三天便离开了新加坡回香港。  临行前,乔冠华问郁达夫:“你有什么闲书?你借本闲书,我在船上看。”乔冠华知道 ,郁达夫是位有名的“书痴”,他的“风雨茅庐”曾藏书数万卷。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 ,郁达夫与胡愈之避难至印度印尼亚,郁达夫牺牲于日寇的屠杀下。  乔冠华回到香港后,余汉谋留在香港的人来找他,说是余汉谋要在香港办个“中国通讯社” ,征集香港知名人士的稿件,发往海外供华侨报纸刊登,请乔冠华出任社长。乔冠华就去请 示廖承志,廖承志说可以办。通讯社共二十来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在乔冠华领导下,工作 搞得有声有色。  这时,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逆转,国民党顽固 派又掀起了一次比以往更大的反共高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和周恩来果断决定 ,迅速疏散一批有危险的文化界进步人士至香港。郭沫若、邹韬奋、茅盾、夏衍、范长江、 于 伶、张友渔、孟秋江、韩幽桐等大批文化人和党员文化工作者都有计划地陆续从重庆、桂林 、上海等地撤退香港。  香港已成为抗日宣传的一个中心。  《大众生活》周刊是在上海创办的。邹韬奋为《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殚精竭虑,他请乔 冠华与金仲华、茅盾、夏衍、胡绳、千家驹一起参加编委会。  5月初,乔冠华应邀参加了第一次编委会会议。当时办公条件很简陋,编辑部就设在湾仔凤 凰台生活书店内。乔冠华记得,第一次编委会主要讨论了何时出刊问题。大家分析香港的政 治环境,认为这里虽然标榜“言论自由”,但也是各方特务云集的场所,无论日特、汪特还 是蒋特如果听到邹韬奋要在香港办刊,都将设法进行破坏,港英当局因为怕麻烦,也不会欢 迎。因而,大家认为必须尽快出版。  说干就干,5月17日《大众生活》复刊号正式问世,读者争相传阅。为了使刊物成为“在香 港最有代表性的政治刊物”,乔冠华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编辑工作。在与邹韬奋的日常接触 中 ,邹韬奋的办事作风和人格魅力给乔冠华留下难忘的印象。邹韬奋的风格是用他特有的精 神和品 德来团结作者和读者,同时又以科学的管理方法来编辑和经营这份刊物。邹韬奋始终亲自抓 “一头一尾”,“头”是社论, “尾”是答读者来信。乔冠华清楚地记 得,“韬奋他讲他办刊物最大的特点就是读者来信,每一封信他都亲自回信,这当然是具 体的事了。从中可以看出他办刊物的特点。”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 随风飘去的岁月》,第154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左翼作家、老报人夏衍抗战爆发后一直主持《救亡日报》的笔政,曾向乔冠华约定过关于欧 洲战事的 “本报特稿”。他也是在皖南事变后离开桂林赴香港的。乔冠华见到他后,出于对 老朋友的关心对他说,你紧张了好几年,也该松散一下了。不过说是这样说的,他们很快便 又开始筹备《华商报》的创刊工作。  据夏衍在《懒寻旧梦录》回忆,他到港后,廖承志就约他和邹韬奋等七八人开会,讨论《华 商报》的办报具体事宜,参加的人有乔冠华和金仲华、范长江、羊枣(杨潮)、张明养、胡仲 持 。会议确定成立编委会,由范长江主持,乔冠华是编委之一。后来,他为《华商报》写不少 国际述评之类的文章。  夏衍分配的工作是撰写社论、时评,并兼管文艺副刊。在《华商报》和《大众生活》的同仁 之中,夏衍对乔冠华、范长江、金仲华、杨潮等原来就比较熟悉。现在,大家一起工作,朝 夕相处,志趣爱好相投,他们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在这批朋友中,夏衍对才华横溢、具 有诗人气质的乔冠华,抱有特别的好感。他非常欣赏乔冠华表现出的敏锐的判断力和分析力 以及充满激情的表达力。他们两人同住在九龙弥敦道山林道口的“雄鸡饭店”楼上,相处十 分默契。  乔冠华、夏衍还常常和杨潮、于伶等一起,外出喝咖啡或饮下午茶。他们几个人在一起, 纵谈时局,颇为舒畅,虽偶尔也有争论,但对他们的亲密关系毫不影响。  1941年是一个风波迭起、变幻诡谲的年头。虽然大半个欧洲和中国已经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英美诸国与德意日法西斯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但是它们在欧洲仍然纵容纳粹德国,在 远东则与日本妥协,采取绥靖政策,不惜牺牲弱小民族的主权来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如何 正确判断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是摆在编辑部同仁的一个严峻课题。乔冠华他们常常一 起探讨,甚至争议,有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亲历其事的夏衍,在他的笔下留下这生动的一 幕:  在我记忆中,1941年可以说是国际形势变化最剧烈的一年,“四海翻 腾云水怒,五洲震 荡风雷激”这两句话,用在这时候是最适当了。6月下旬,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9月底, 德军进逼莫斯科郊区,苏联党政机关东撤。于是,莫斯科会不会失陷?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会 不会蹈1812年的拿破仑的覆辙?就成了《华商报》编委会议论的中心。这个编委会中有 不少国际问题专家,我记得有几次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乔冠华和羊枣争论得面红耳赤, 其实争论双方都没有实质性的矛盾,一个说莫斯科一定能守住,另一个则说希特勒即使侵占 了莫斯科,冬天即将到来,他一定也会被“严寒”这个强敌所挫败。  夏衍:《 懒寻 旧梦录》,第462~46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  夏衍活龙活现地写出了乔冠华善于辩论、争强好胜的性格。年富力强、才高八斗 的乔 冠华,这时文思泉涌,着实为香港的不少报刊,写了许多文章。走笔至此,我们不妨披露乔 冠华的一段初恋。  乔冠华初恋的对象是钢琴家姚锦新。他们曾一起参加过香港音乐界的活动。据1940年5月2 3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的《音乐座谈会旁听记》记载:“昨日下午5时在温莎餐室三楼举 行音乐会。出席者有本港音乐家、作家及新闻记者等二十余人。出乎意料之外,名作家林语 堂氏,安偕其兄憾庐氏入会。与会者有许地山、姚锦新、赵不炜、郁风、连璧光、刘思慕、 乔木(即乔冠华)、陆丹林、徐迟、戴望舒、施蛰存、冯亦代、马耳、林焕平、叶灵凤、吴佑 刚、杨刚、李驰等……昨日的座谈会由郁凤女士主席,并负责领导讨论。所谈论之问题分 三部分:1音乐是否为感情之表现;2音乐作曲与演奏的关系;3音乐之欣赏。”乔冠 华是应主持人郁凤的邀请,参加这次座谈会,至于他与姚锦新在会上谈了什么,就不得而知 了。  此后有一天,姚锦新的钢琴独奏会在半岛酒店玫瑰厅举行,半岛酒店是当时香港最豪华的顶 级酒店。徐迟给了乔冠华一张入场券,他欣然前往,想不到这张入场券竟成了乔冠华与姚锦 新的“月下老人”。  姚锦新与乔冠华是同龄人,1913年9月出生于上海,是前清海军将领姚健勋的女儿。她7岁时 入美国人办的教会小学读书,开始学钢琴,后入上海中西女中,师从邱真霭女士习钢琴。毕 业后考入北平清华大学政治系,后转入外文系,师从古布克先生学钢琴。1934年,她中断在 清华的学业,去德国柏林音乐学院深造,靠故乡安徽贵池县教育局每年提供120马克奖学金 ,度过了五年留学生活。1940年春,姚锦新来到香港,暂住在大银行家姨父的家里。  在当晚的音乐会上,姚锦新临场发挥极佳,感情非常饱满,弹奏自然流畅。她的精湛琴艺令 在场的乔冠华如醉如痴,赞叹不已。  当姚锦新在钢琴上奏出的最后一个音符还在玫瑰厅上空回荡时,济济一堂的中外听众连连鼓 掌称好,欢呼:“姚锦新成功了!”  坐在最前排的乔冠华那英俊潇洒又富有才华的脸庞,不禁引起了姚锦新的注意,两人几乎同 时向 对方伸出了手,他俩一见钟情,很快萌发了爱情。姚锦新随姨母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后,乔 冠华与姚锦新频频鱼雁传书,感情渐渐加深。后来,不知何故,她姨母不管姚锦新了,她像 断了线的风筝,急于回国。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她一时难以成行。  不久,姚锦新与陈世骧在华盛顿闪电式地结婚了。乔冠华得知此讯,伤心欲绝,几次给姚锦 新写信,痛诉衷肠,一再责问:“这是为什么?”姚锦新婚后并不幸福,时间不长两人就分 手了。此后她一直未嫁,仍把乔冠华深深记在心中,只和养女姚冬梅相依为命。  参见曹俊杰:《中国二乔》,第19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此时,失恋了的乔冠华强忍痛苦,以勤奋的工作来熨平心灵的伤口。他还读起了外国文学名 著,希冀寻觅些许精神上的慰藉。他和冯亦代、杨刚、徐迟、袁水拍几个人轮流读托尔斯泰 老人的《战争与和平》、《克鲁乐奏鸣曲》,又一次为托翁的博大精深所折服。  乔冠华对朋友依然充满春天般的温暖。他曾征求过冯亦代入党意见。1941年初,冯亦代要随 机关离开香港,他便把要去重庆的消息和乔冠华说了。隔了几天,乔冠华和他谈了一次话, 说廖公的意思同意他去重庆,这样可以有色彩不大浓厚的人去填补文化人撤退的空白。乔冠 华诚恳地规劝他,说在香港做人有朋友帮助,即使趾高气昂一点也不要紧。在重庆换一个新 的环境便不那么自由,所以要学会抬头做人与低头看人的本领。总之宗旨不能改,但是行事 则须权变,碰到事情,要三思而行,不要凭意气用事。  乔冠华的这番话,冯亦代一直铭记在心。他到了重庆,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也是这样 嘱咐他的。第二部分第6节 激扬文字(1)1939年3月初的一个下午,香港街头出现一份新出版 的晚报,名叫《时事晚报》,四开一大张,共四个版面。人们争相购阅,都为它的社论所吸 收,感觉到它“不是一般的精彩,而竟是非常非常精采。”  此后每天一篇,从文风上看, 作者是同一人。到了时候还没有读,不少人茶饭无心。  这位引起众人瞩目,写下绝妙之文的作者,就是我们的传主--乔冠华。  3月1日的社论题为《马德里的陷落》,乔冠华饱含激情纵论西班牙内战。3月4日,他写了一 篇《国际新动向--论英苏接近》,文章提纲挈领地指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爆发之 前的一个点穴,而这正是理解当时局势的关键。  其时正处在历史紧急关头,乔冠华敏锐地觉察到:重大的剧变正在酝酿之中,而和平还是战 争 就处于十字路口,就看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那些领袖如何操纵。纳粹德国的头目希特勒以反苏 姿 态出现,玩弄手腕,把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戏耍于股掌之上。他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侵略 弱小国家。而苏联虽然表示,愿意作出一些努力,英法总是歧视相待,只在万不得已之际, 勉为其难地恢复了英苏谈判。然而终于因循苟且,毫无诚意,铸成大错;人类的一切浩劫- -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期而至。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历史!  而那时能明确指出这一真相的人,真是凤毛麟角。西方记者虽见多识广,但也有他们的局限 。唯独乔冠华,以他东方式的智慧,丝毫不差地将它点破,这能够不让人醍醐灌顶吗?  为了将英苏关系清晰地呈现给读者,隔了数日,乔冠华又撰写社论。在这篇文章中,他 干脆将一幅欧洲地图,摊在人们的面前,俾助说明真相,从而让人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真实 的 细节。他写道: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使伦敦失望”,同时,法国要求增造的潜 水艇舰队,已超过英法海军的限度,“是对英国的一个警号”,法国国家银行沙赫特之辞职 ,意味着“伦敦的资本和柏林的刺刀”之间的“合作的路径”中断、“共同发展东南欧的好 梦消逝”,据派赴柏林专使报告,德国政府不同意英国在东南欧从事经济活动,而随着西班 牙问 题的急转直下,德国东进政策之转向,“德国在西方的活动日益明显”,近来已有德 意两国在地中海联防的消息”。  乔冠华不慌不忙地摆事实,使不甚了解细节的读者有所了解,消解他们的蔽塞。在叙述 了这些真实的细节以后,他的社论自然而然地引出论断:  “图穷而匕首见。在事实面前,英政府才又从新英美关系考虑,目前的发展只是一个开端, 而其中还免不了无数的波澜。”  这种循循善诱、犀利独特、见解超前的时评,只有乔冠华才能写就,他是用自己的智慧、自 己的才华、自己的生活来书写的。  乔冠华学贯中西,具有良好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素养,富有诗人的气质,他能够用充满诗意 的 语调来撰写国际述评,如同史诗般丰满。他在1939年3月13日发表的《谜一样的马德里》, 分析了马德里保卫战的内部危机,通篇没有枯燥的言辞,在结尾处他激情迸发:  “西班牙是一个生长橄榄树的地方。冬天到了,橄榄树的枝枝叶叶化为泥土。但是谁又能担 保现在变成橄榄树田的肥料的战士的骸骨,不在那历史的春天到来的时候,又生出青葱的果 实,来点缀那明媚的半岛呢。”  这分明是诗,我们可以看出乔冠华是用诗的心情,诗的笔调,诗的语言来写这些社论,而这 些社论充满了诗的氤氲。这是一个产生史诗的时代,乔冠华生逢其时,以诗人的精神、诗人 的风貌来创作史诗般的宏大之作。  在此期间,乔冠华写下了题为《地中海是欧洲近代史的一面镜子》,也富有激情,生动具象 。他在文章中带领读者环绕地中海走游一圈,他说:  “从东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直至那军舰云集的直布罗陀港止,全程三千海里……如若意大利 要控制地中海,它非控制直布罗陀不可,因为它是一个贸易的国家,它的原料必需自外来, 而这一入口的最主要的渠道,是直布罗陀,如若直布罗陀被英国封锁了,意大利会饿死。”   他又说:  “我们再来看大西洋的波涛,我们就会发现,西班牙不但有它的摩洛哥在军事上的利用 ,且 在西非还有加那利和伊夫岛以及黄金河等西非的陆地。这些地方都可以造出或已经造出优秀 的潜水艇拓展地和空军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大西洋航海有被逼着放弃的可能 。谁先占好望角,航海就百分之百的安全。”  乔冠华在文章中,就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分析形势,使读者在了解了异邦的地理知识的同时 ,更主要是让人们了解当前形势各个侧面,即分析了敌人的弱点,又道出了敌人的长项,既 说明英国面临的严峻形势,又对未来寻求出路。因此,乔冠华在文章最后写道:  “只有民主才能保卫民主。现在西班牙的政府军还有几十万被幽禁法国,而半岛上的烽烟, 亦未完全熄灭;阿尔巴尼亚的战士,一部分在深山中和法西斯战斗,英国需要的是一个惠灵 顿和劳伦斯。不然,即将全部英国的军队集中,填满地中海亦救不起人类文明这个摇篮。”   思想的深邃,说理的精当,文采的魅力,处处闪露出乔冠华的才华,他的国际述评也少学院 气,文字非常漂亮,这是社会上所公认的。  乔冠华在《英苏谈判与德意同盟》一文,仍以犀利的文笔指出:“去年10月以来,欧洲的和 平与秩序,建筑在一个虚幻的城堡上,……在这个城堡下面,呻吟着1500万的捷克人,2400 万的西班牙人,再下面则有670万的奥国人。”他还在题为《英国人民怒吼了》的文章中 ,道出一段非常精彩的议论,有力地驳斥了绥靖政策,他说:  “英国的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了。适应着英国的历史传统,他们由情而激昂,而终于怒吼了。 这一潮流压迫着张伯伦,不得不三月十七日起一改以前的态度,表示他对于捷克事件的愤怒 ,他没有提出任何反侵略的具体方案。愤怒是抵不住刺刀的。”  这时期,随着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占领,随着西班牙和匈牙利加入以德意为首的轴心 国阵营,情况变得日益明显:英国等西方列强(即同盟国)必须和苏联联合起来,以便制止进 一步的侵略。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国际知名政治家邱吉尔曾说过:“结成大联盟的关键是 和 苏联达成谅解。”就苏联政府方面来说,它非常乐意这一“谅解”。而其时执政的英国首 相张伯伦刚愎自用,坐失良机,听任希特勒的蛊惑,竟然一厢情愿的施放 和平烟幕,使欧洲各国丧失斗志,陷入虚幻的和平烟雾之中。  乔冠华的这篇述评,就正中要害地刺破慕尼黑协定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一个 “虚幻的城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乔冠华撰写的社论以理趣见长,又富有层层推进的逻辑性,十分耐读。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入 木三分地指出:“如若两个独裁者维持不了,最后过渡也应该维持一个独裁者,这是伦敦在 捷克事件的打算。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旧的创伤未愈,新的事件又来临。4月7日晚 ,意大利无丝毫的借口,进攻阿尔巴尼亚,阿皇后产后三日,被逼迫着要仓惶出走,这是不 能容忍的侵略行动,这对于英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刺激,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奇怪的是当事 件爆发之日,张伯伦还在苏格兰钓鱼,而英国的军舰,不管是从阿风声自4月起已日紧一日 ,意国的军舰早在亚得里亚海集中,英国的军舰还散布在地中海的两头。这是不是有意的 部署,只有将来的历史学家才能解答了,……终究是烛影摇红,千秋疑案。如若在这种情况 下,英国人民再不起来说话,那就等于说,我们这一时代的文明已经中止了作用。”在这里 ,他的比喻用得巧妙,恰如其分,语气又是那么非凡,可谓势如破竹。接着,他又笔锋一转 强调,“西班牙996天的斗争,充分地证明了一个民主的国家的确可以保卫自己”。然后最 后是“英法绞死了共和西班牙”,迎来专制的法西斯政权。这时,乔冠华慧眼独具,告诫英 法切忌过早高兴,他指出:“在这一个意义上,法西斯并没有打进马德里,而是打进了伦敦 和巴 黎。”这正是对当时英法两国政府奉行的绥靖政策的正告,他分析得如此丝丝入扣,发人深 省。  乔冠华在文末以气贯长虹、诗情勃发的语言来结束全文,他大声吟唱:  “约莫1900年以前,当纳撒人耶稣绑赴十字架,穿过十字架,穿过耶鲁撒冷的街道,有些妇 人为他哭泣的时候,他曾骄傲地对她们说过:‘耶鲁撒冷的妇人,你们不要哭我,请哭你 们自己吧!’今天,我们可以同样说:不要为马德里哭泣,请把你们的眼泪,洒向巴黎和伦 敦去吧!马德里是永生的,它活在现在与未来为民主而斗争的人民的心中。”  乔冠华的国际述评旁征博引,分析细致,语言生动,譬喻形象,因而读起来声情并茂,感觉 很美,容易为读者接受。  1939年10月,乔冠华在《中立国决定欧战的命运》一文中把美国与苏联两个国家,比作“今 天在这个世界当中耸立着的两座历史的斯芬克斯”,说它们“一座是华盛顿,一座是莫斯科 ”,然后非常形象地说:“随着历史波涛的倾泻,这两座斯芬克斯迟早会说出话来,那声音 是决定的。”他在文中把美苏这两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未及时表明明确态度的国家喻作 “斯芬 克斯”,既形象又贴切,使人们对这两个国家的迷茫费解的态度跃然纸上,接着一句“历史 的波涛的倾泻”,又豁然开朗,便于人们的理解。  同样,乔冠华在《西线终于爆发战事》一文中,更是风骨雄健、气宇轩昂,他在列举了 许多 战事后说道:“山雨欲来,地中海大有西风即起之势”,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同盟国已发 起对轴心国的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发生重大转机。  随后,乔冠华撰文《欧洲战争已发展到世界的前夜》、《法国的崩溃》等同样文采斐然,引 人 入胜。如“马其诺的偶像崇拜”,法国“波尔多的政府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英吉 利海峡流的是大西洋的水”、“在大西洋的彼岸耸立着资本主义世界最坚强的城堡--美利 坚”。乔冠华在纵观二战全局后断然下语:“万木无声待雨来”,意谓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 线必将以摧枯拉朽之势,回击敌人。第二部分第6节 激扬文字(2)1939年岁末,随着《时事晚报》的结束,乔冠华成了自由撰稿人,专门为各大报刊撰写 国际述评。12月14日他在金仲华主编《世界知识》上,针对苏芬战争发表了《历史的报复》 一文。文章一开始就提到了21年前发生在俄德两国之间的一段历史。他如此写道:  〖JP2〗“1918年2月10日,托洛斯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宣告德苏战争状态终结,这形 成了同 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协定的第一步。同年2月26日,伊里奇(案:即列宁) 在《真理报》上写了一篇说明苏联为什么签订那个协定的文章。那篇文章大意:‘……当时 苏联不能和英法资本主义国家一道来打德国,但可以和德国讲和来防卫英国。和德国缔 结和约,苏联可以利用英德正在血战,无力照顾,缔结了这个和约,苏联可以先集中力量来 发展自己,有朝一日,它一定可以获得第二个胜利’”。  这里,我们来简单地追述一下《布列期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内容。列宁不仅放弃了波 兰 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而且放弃了芬兰、乌克兰和高加索部分地区。这些割让包括6200万人 口和1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些领土上,有俄国的一半工厂和三分之一的产粮区,并产有 俄国四分之三的铁和煤。这样,俄国便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着手创 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影响是很深远的。  21年后,德国入侵波兰,从而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华沙失守后,苏军进攻波 兰,又收回了乌克兰。而芬兰问题,一直是苏联当局的心腹之患。芬兰在当时是一个反苏反 共 的前哨。芬兰的边境距离苏联重镇列宁格勒只有几十公里,同时波罗的海三国也与苏联为敌 。  乔冠华指出,当初英苏谈判失败的真实原因,可以从一份英国政府的公报中看出,就是因为 苏联曾力争必需劝告芬兰和波罗的海诸国,置其海军根据地于苏联控制下,英法乃拒绝苏联 之要求。如此,英苏谈判破裂,而苏德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而现在德国却愿意牺牲波 罗 的海诸国,以完成其对波兰的侵略,可见德国居然还自命为“反共堡垒”,这一嘴脸,颇具 讽刺意义,故连英国政府在公报里也说它“无耻”。  接着,乔冠华一语中的:“这不够说清楚吗?”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无疑是反共堡垒。英苏 谈判破裂,是因为英法不愿意放弃这些反共堡垒。德国“无耻”,则是因为它放弃了它的反 苏 反共的天职。苏联难道会对反苏反共的芬兰无动于衷吗?乔冠华说:“这一公报不正是为苏 联进兵芬兰,作了最雄辩的一篇辩护文章了吗?”  苏联认为必须解决芬兰问题,是从建立东方战线的角度考虑的。德国入侵波兰之后,苏联政 府加紧了步伐,以图加强列宁格勒方面的安全保证。1939年10月5日,苏联政府建议芬兰政 府代表团到莫斯科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谈判,并签署互助条约。但芬兰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 。 随后,苏联又提出租让和交换土地的建议,即芬兰将汉科港租给苏联,为期30年;苏联以5 523 平方公里的土地换取芬兰的靠近列宁格勒的2761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实,苏联的这个建议具 有合 理的成份,从国际法的角度也是允许的。但是,由于芬兰政府对苏联抱有强烈的敌意,因而 拒绝了这个建议,并积极寻求英法的支持。  芬兰政府的态度引起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的强烈不满。于是断然决定于当年10月30日 ,苏军开始对芬兰采取军事行动。但是,苏军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迅速地打垮芬兰军队,而 陷于胶着状态之中,苏军被阻于芬兰的“曼纳海姆防线”一带。所以,乔冠华在文章中说: “目前战争正在进行之中”。  乔冠华的这篇文章题目是《历史的报复》。21年前,《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 签订,对于苏联来说,实在是处于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真是打落牙齿往肚子咽,何等的悲 惨。但是21年后的今天,苏联正在书写新的历史,那将是一篇“报复的历史”。  果然,在1940年2月,苏联军队经过精心准备,突破了芬兰苦心经营的“曼纳海姆防线”, 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苏军的胜利使得芬兰政府被迫回到谈判桌上来。1940年3月8日开始 ,苏芬进行谈判,12日双方签署了和约。根据和约,苏联得到芬兰许多领土。划归苏联的领 土包括卡累利阿地峡、维堡、维堡湾以及一些岛屿,还有拉多加湖的西北岸、芬兰湾中的一 些岛屿、梅尔克雅尔维以东地区、卡累利阿北部的库奥洛雅尔维市、北冰洋沿岸两个半岛的 部分领土。此外苏联还得到了汉科半岛和邻近的岛屿的租借权,为期是30年。租借地将建立 苏联军事基地。这样,防止德国法西斯突然进攻的“东方战线”就建立起来了。  于是,乔冠华在3月27日发表一篇国际述评,题目命名为《报复的历史--苏芬停战后的国 际新局势》。  他一开头就切入正题,说道:  “历史的报复终于写成了报复的历史。”  这里提及的“历史的报复”如上所述。他接着指出:  “这‘报复的历史’是3月12日的苏芬和平。  “1918年5月2日,法国高尔兹将军的干涉打进了赫尔辛基,22年,那英雄的22年之 后:1940年3月12日苏联的军队凯旋维堡城;22年后的3月12日,报复了22年前的5月初2日。   “22年,第一次大战战后的22年是一段悠长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不能一一去叙述, 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去理解这报复的历史的最近的这一节,3月12日的苏芬和平,和这历史的 再展开、苏芬和平的国际新形势。”  1940年春天,英法期待的媾和即将打破。德国正在觊觎着英法。这一场大对抗临头之时,双 方力量相差悬殊。一方是一意孤行、无求于人的德国,其领袖是一个天生的战争狂人,他一 直凭直觉行事,到那时为止从未受过挫折。另一方是士无斗志、四分五裂的法国,其军队貌 似强大,但不堪一击,其领导人根本无意作战,而且对现代战争在技术方面提出的挑战熟视 无睹;海峡彼岸的英国,多年来满足现状,实力已大为削弱,但以海峡天堑自恃,陶醉于虚 假的安全感之中。  1940年4月9日,德国陆军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就占领了丹麦;与此同时,海军和空 降部队袭击了挪威。  3月21日,由于西方出兵挪威惨遭失败,法国达拉第政府倒台。不久,英国的张伯伦政府也 寿终正寝。  5月10日,德军突然袭击,侵入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这时,事态发展迅猛,形势急转直下。两天后,德军开始进攻法国。随后,包围了联军,并 把英法军队一分为二。5月28日,比利时军队投降。在佛兰德的联军,主要是英国军队,退 缩到敦刻尔克这个唯一没有敌军的港口。5月31日至6月3日,天赐良机,敦刻尔克一带出现 大雾,对面不见行人,英国人乘此良机,共三十三万余人乘船渡过了英吉利海峡,撤回到英 国,创造了“敦刻尔克奇迹”。  随着敦刻尔克撤退的完成,法国的苦难开始了。5日,德军自波隆至色当一线向南推进,左 翼 穿过索姆河,右翼抵哀恩河北岸。6至7日战事稍停。8日德军左翼渡过哀恩河,右翼则渡过 布莱索河,向拍舍安战役突击。德军集中了约四十个师团的兵力,开始包围马其诺防线。9 日马其诺防线背腹受敌,危在旦夕。  这时,远隔千山万水,在遥远香港的乔冠华断言:“6月9日是法军最黑暗的 一日!”  据徐迟回忆,那是在挂着猫头鹰招牌的“聪明人”咖啡店里,在烟雾腾 腾的地下室,有一大群中外记者互相交流,争吵不已,只见乔冠华紧锁着眉头,倾 听 着,一声不吭。然后他摇动着一根手指头,向地下一戳,这样说了。说来也奇怪,他的话才 出口,整个屋子就静了下来。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爱泼斯坦(原在美国合众通讯社任记者,时为宋庆龄创办的“保卫中 国同盟”香港总部宣传工作负责人)以怀疑的神色和口吻发问。  “你怎么忽然这样子悲观起来?”当时正好在香港的、以撰写许多内幕新闻而名重一时的记 者根塞?斯坦也歪过头来问。  “足下今日忽发妙论。但这确实是关键时刻。”香港另一位国际评论名家罗吟圃这时也发话 了,“你真的是这样看?你这个看法不大恰当吧。你有什么根据说昨天是最黑暗的日子?决战 正在进行之中,胜负尚未分晓。马其诺防线不是轻易即可攻下来的。”  几种不同的声音同时从各个方面投向乔冠华,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西线实在是危急了, ” 乔冠华说,“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你们似乎还抱有很大的希望,实在局势已经大定。 德军的右翼出现在塞纳河前,左翼前沿的莱姆市也很危险了。难道还能有第二次‘马思河之 役’?二十六年前的马思河之役曾经救起了巴黎,但是今天的马思河里,只奔流着呜咽的流 水而已。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整个“聪明人”咖啡店都为之惊讶,有的甚至忿怒了,“太武断了,简直是危言耸听!”  “乔木先生,你凭什么这么预言?”有人追问道。乔冠华看了看此人,回答:  “一百年内,巴黎圣母院曾经五次看见了普鲁士的闪烁炮火,1814,1815,1860,1914,19 18,难道不能有第六次吗?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说过,要保卫巴黎,必须武装工人阶级,这 一点就在今天也还做不到啊!”  “你太悲观了!”差不多所有在场的新闻记者都这样表示。有人还进一步追问:“你为什么 会这样悲观?”  “这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答复了的,请看明日的《华商报》,看以后的报纸好了。我请你们 原谅, 我必须先告辞了。”乔冠华摔下这句话便起身离开了这家咖啡馆,留下那一大群惊诧和迷 惑不解的记者们。  这时,徐迟也跟着乔冠华一起出去,他们又去了中华百货公司的“阁仔”茶座。在那里乔冠 华又发表他刚才的观点,不过那边都是信服他的人,没有引起什么争论。  正是那天,法国总理保罗?雷诺(他于3月底接替达拉第)给美国总统发出了第一次求援的呼 吁。同日,英国首相邱吉尔也给雷诺拍发了一封声援电。也正是这一天,意大利正式向法国 宣战了。  翌日(6月11日),《华商报》发表了乔冠华撰写的“巴黎将于两日后不战而降”的消息。整 个香港都被这一报道震动了。  事实上,11日法军已撤退至马思河南岸,所有通讯社也发出了“巴黎告急”的电讯。但所有 其他的报纸都未对巴黎的未来作出像《华商报》那样明确的态度。  12日,意大利军队十个师团在阿尔卑斯战线结集完毕。在这种形势下,果真传来法军决定于 13 日放弃巴黎。那天,雷诺又向罗斯福发去第二次呼吁电,罗斯福在回电中说:“只要联军能 继续抵抗下去,美国的物质援助将源源而来。”问题却正是在于联军已无法抵抗下去。  12日,香港报界才开始转变,但都比《华商报》慢了一拍。  真如乔冠华所预料的,实际情况是:  到6月13日,未设防的、被政府抛弃了的巴黎已被德军占领。两天后,德国人到达1916年时 他们曾在那里遭到惨败的凡尔登。这时,雷诺已完全泄气,原来他打算将其政府迁移至北非 ,但6月16日,他疲倦地将总理职位交给了贝当元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位“凡尔 登的英雄”此时却向德意求和。6月22日,就在1918年签署德国停战协定的负比涅,法国接 受德国条件苛刻的停战协定。6月24日,法意停战协定签字。  因此,乔冠华在他的国际述评《法国的崩溃》中这样说:  “25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这就是使人感到沉痛的历史--巴黎的沦陷和法国的崩溃。  事实证明乔冠华的判断完全准确。从此,乔冠华的声望更高了。  乔冠华的国际述评的过人之处正是体现于此。在他晚年,曾对自己的这些评论作过一番梳理 。他说道:“……我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收集左、中、右多种报刊、杂志和书籍及有关资 料,所以在此后的有些文章中,相当多地引用多种来源的材料。在当时,这样还别有苦衷。 因为我批评的对象是英、法政府,我不能开门见山,而必须转弯抹角,借旁人的嘴来讲,引 经据典地讲。尽管如此,我的文章还是被港英当局删掉,开了许多洋天窗。我保留了这些天 窗,借此看出当时港英当局的政治面貌。……  这些文章主要是从政治上评论欧洲战争的各个 侧面,但是战争究竟是战争,因而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军事问题。当时我就决心利用留 在欧洲的很少时间学一点军事科学。我在南部德国图宾根大学学习碰到一位抱有同样愿望的 朋友,十九路军的赵一坚(案:即赵玉军),当时他也在这所大学念书。我们一起啃了德国著 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同时,我们还读了些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因 为有了这段背景,所以当欧战爆发时,我就有可能把它同过去的战争联系起来考察。”他还 说,“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但是重温历史是必要的。中国古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过去的历史永久是现在和将来的一面镜子。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历史也从来不会剖析。 慕尼黑的幽灵不是直到现在还在世界上徘徊着吗?”  乔冠华:《从慕尼黑到敦刻 尔克 --关于第二次欧战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前言》,第1~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3 月第1版。  大约就在这时,乔冠华还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喜欢看世界地图,以至后来搜集各国出版的 世 界地图集成了他的一种癖好。这一习惯和癖好对于他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评论第二次世界 大战各个战场局势的演变以及后来从事外交活动,是大有裨益的。当然,要写好国际述评, 不仅需要丰富的地理历史知识,并掌握尽可能详尽的现实情况,更主要还是要有正确的观点 和思想方法。  当然,乔冠华判断形势也有过失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德国单方面撕毁《德苏友好和边界条约》,在1941年6月22日,突 然进攻苏联,英美与苏联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这时,在香港的国际问题的专家中,对于日 本 的动向,就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日本下一步打击的方向是向东打美国;一种是认为它将北 上打苏联。争论相当激烈,乔冠华则倾向于后一种。他认为,日军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是苏联 ,而不会马上攻击美国。在他看来,日美矛盾虽然很重,但公开打起来还不到时候,日美谈 判还不会马上破裂。  1941年12月1日那天晚上,乔冠华为《大众生活》周刊写了一篇《谈日美谈判》的述评,其 中谈到“日本纵使不能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美日谈判也不会因此寿终正寝,日本更不会 马上 就发动战争。”  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12月6日下午,乔冠华应邀在香港华侨中学 作时事报告,他阐述了他的上述观点。最后,有的同学问他:“您的看法,日本跟美国的 谈判会不会中断?日美是否能打起来?”  他作了与事实相背的回答。  演讲结束以后,乔冠华就从香港乘轮渡到九龙回家。上了轮渡碰到了邹韬奋,两人见面,彼 此都很高兴,就一起聊了起来。邹韬奋问他:  “日美是否能打起来呀?”  “我看不大会。”他很有把握地回答。  因为船上人很多,两人没有深谈。下了船以后,各自回家。谁知第二天,日本军队突然袭击 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夏威夷的珍珠港。又隔了一天,日本进攻香港。  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欧洲范围的冲突转变为全球性的冲突。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了乔 冠华以极大的震惊,他认为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走笔至此,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乔冠华有一段时间为《星报》每周写两篇社论。他曾在 《星报》上发表了《罗斯福当政九年》,冒犯了彼时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使馆竟然提出抗 议。蒋介石批示“彻查严办”。《星报》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出资办的,他岂甘受“严办 ”。当时罗吟圃已经在重庆当中央信托局的主任秘书,便用他的生花之笔,把事情轻描谈 写了下来,以后香港沦陷,此事就不了了之。在当时一切“唯美是命”的环境下,乔冠华竟 敢捋“虎须”,也可见他的胆识于一斑了。  乔冠华的身份虽然不是作家,但是他的才子气质和文学禀赋,使他能够在其时的香港文坛上 振臂一呼,赢得反响。由于抗战初期的香港文坛鱼龙混杂,发生了许多矛盾和争论。乔冠 华也参与了其中不少争论。当时,乔冠华年轻气盛,锋芒毕露,既推动了文学进步,也有 令人遗憾的过激之处。第二部分第7节 港九脱险(1)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8日,日本进攻九龙。清晨8时许,48架日本轰炸机向九龙启德机场投下大量炸弹,一 时 浓烟四起,爆声不绝于耳。起先人们以为是当地的英军在做军事演习,不以为意。但很快就 在无线电波中传出消息:日本偷袭珍珠港,日军进攻香港--太平洋战争开始。  这时乔冠华正与夏衍一起住在九龙弥敦道,一早他们被隆隆的飞机声、震耳的爆炸声和凄厉 的警报声所惊醒。他们从窗口望去,只见尖沙嘴码头拥挤着许多人,且有不少车辆载着英国雇佣的印度兵向北急驶而去。他们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过多久,忽然有人猛烈地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爱泼斯坦,他一进门就大声说“War(战 争)!”  “是啊!”乔冠华说。  他说:“你看,这是日本飞机。”不过这完全出乎乔冠华的意料之外。  乔冠华放下用来消遣的古诗集,与夏衍、爱泼斯坦一起商量对策,他们估计九龙难以久守, 为安全起见,还是转移到香港本岛去为好。在香港岛,再转移他处也比较方便一些。正在这 时,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给他们打来电话:  “速来香港开会!”  乔冠华和夏衍匆匆赶到香港的奥华公司,商讨应变策略。就在九龙被攻当天,廖承志接连收 到延安党中央和重庆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特急电报:要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留在香港 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抢救出来,设法经广州湾的湛江或东江转入后方安全地区。  接到电报后,廖承志马上召集紧急会议,中共香港工委(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和文化、新闻 界的有关人士都参加了。乔冠华、夏衍、邹韬奋等一起出席。这次会议讨论的已经不是日本 会不会南侵的问题,而是香港究竟能否守住,以及滞留在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如何应变的问题 。廖承志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  会上,大家分析了形势,认为港英当局即使会抵抗一阵,但是不可能在这个小岛上长期 坚持抗战的,香港是迟早要落入敌手的。于是讨论的重点就集中在爱国民主人士如何疏散的 问题。廖承志说:“我们计划先让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隐蔽待机,经周密安排并且时机成 熟后,迅速撤离香港。”他们一起研究了撤退方案,并决定马上派人与东江抗日游击纵 队联 系,要其负责人曾生尽快派出一支精干的突击队潜入新界和九龙地区,协助进行抢救工 作,因为从九龙翻过一座山,就是东江纵队的游击基地。  廖承志在会上还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告诉文化界的朋友们,请大家各自珍重自己的革命 历史!”  此时气氛是异常严肃的,大家都表示赞同,随即迅急回去安排搬迁隐蔽。乔冠华的任务是与 叶以群一起立即返回九龙,通知所有住在九龙的民主进步人士赶快撤退,疏散到香港隐蔽起 来。  那几天,乔冠华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彻夜不眠,他想尽一切办法,找到轮船、舢板,抢运民 主人士渡海,护送至香港。当时在香港《光明报》任职的民主人士萨空了,在《香港沦陷日 记》 中记载:12月9日“下午3时许,天下着小雨,途遇着大公报文艺版编辑刘刚,还有乔冠华 和 四五个其他的人正叫好了人力车带着简单的行李要去公共四方街旁的避风塘,那里是香港舢 板平日集中的地方,据说他们已叫好了一条舢板,如果我能即刻起来,可以带我一家过港。 … …”  萨空了:《香港沦陷日记》,第1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3月第 1版。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乔冠华一次又一次作出“舍己为人”的牺牲,帮助大家撤离。  面临日军的进攻,香港总督杨慕琦托澳大利亚籍的英国记者贝特兰找到廖承志。贝特兰曾在 1937年10月到延安访问过毛泽东。他见到廖承志后,顾不上寒暄,直入主题。他说,港英当 局想和中共在港的负责人会晤,讨论协同保卫港九的问题。12月13日,廖承志、乔冠华和夏 衍,与代表港督的辅政司负责人以及居间人贝特兰在香港大酒店三楼举行了会谈。  我方表示:东江纵队可以协同驻港英军保卫港九,但请英方提供必要的武器弹药,当然主要 是步枪、机关枪、子弹和手榴弹等轻型武器。  港英辅政司频频点头,表示回去向港督报告,尽可能满足我方的要求。  可是,从此之后,如“泥牛入海,没有下文。”  这种结果也完全在我方意料之中:事情实际上很清楚,英国人知道港九这块弹丸之地是保不 住的,让日本人占领了,有朝一日,英美联军打败了日本之后,日本还得把香港交还给英国 。而一旦中共军队进入港九,那么战争结束之后,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不管当时港英当局是如何考虑的,或是战局发展太快所致,这次会谈只是香港历史上的 一段插曲。  谈归谈,乔冠华的疏散工作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2月中旬的一天,他向廖承志汇报 了几天来的工作情况,他说:  “今天清晨,司徒慧敏在香港奔走了一天,已经说通了中央电影院的老板,答应将电影院的 地下室让出来供旅港剧人协会作临时避难所。旅港剧人现已全部登上雇好的小艇,冒险撤离 了九龙。身患重病又不便行走的高士其也已随艇过海,但胡风和南方局的孙钿还不知道,我 已设法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另外,骆宾基、宋之的、于伶、王苹夫妇、凤子、章泯都安全 撤离。现在尚有张铁生、黄药眠等部分人员没来得及撤离。我们正在想办法,最迟明天把他 们全部撤出九龙。”  在九龙的文化人撤离后,日本于12月12日进驻九龙。12月16日,日军从九龙渡海登陆,向香 港本岛进攻。喧嚣一时的“香港保卫战”,几乎没有怎么进行就烟消云散。港英当局既不与 东江纵队联系,也不依靠香港群众,因循苟且,坐以待毙,终于在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竖 起白旗,缴械投降,香港沦陷!  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与香港居民一起,在躲藏、不安、惊恐和困顿中告 别1941年,迎来1942年。  这时,一场在中共中央亲切关怀下,由中共香港工委和东江纵队精心策划、具体执行的“香 港大营救”正悄悄展开了。第二部分第7节 港九脱险(2)乔冠华撤退后,暂住香港的一个爱国华侨商人柳了清家里,在香港的东北角,每天都听到头 上的炮弹不断地吱吱飞,看到结队组合的敌机呼啸而过,宣扬“皇军的胜利”……  随着香港的陷落,廖承志与乔冠华、连贯等人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尽快撤离港九。 他们研究了撤退时各小组的负责人、联系地点,并分发了隐蔽和撤退时的必要经费。  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在全市挨户搜查,捕捉抗日爱国 人士。香港和九龙隔海相望,这时却被日军严密封锁,真是咫尺天涯。  为了逃出敌人的魔掌,乔冠华和廖承志、连贯在铜锣湾避风塘雇了一条驳船,冒险渡海。几 个日本鬼子巡逻,问:“什么船?”乔冠华等人已有所准备,回答:“我们是做生意的。” 同时给了鬼子几个钱,也不再纠缠了。  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到了九龙,乔冠华一行暂时隐蔽下来。在这里,与东江纵队的政 治委员林平见了面,同时研究营救撤退计划。  营救工作是艰巨而复杂的。首先把营救的对象找到就很不容易。香港沦陷后,为了躲避日本 的搜捕,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一再改变往处。刘少文(中共南方局干部)和梁广( 粤南省委书记)留在香港领导这项工作,派出熟悉香港情况的同志,根据名单,通过各种关 系,把营救对象一一找到,并帮助他们转移到较安全的住地,然后安排他们分批撤退。  1942年元旦,紧张的营救工作开始了。拂晓之前,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一起,乘上小艇, 在交通员李健行的护送下,避开日军的巡逻艇到达九龙红。他们 在九龙广东道一幢普 通的房子里,同林平等仔细研究了护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到东江游击区的路线、警 戒和沿途食宿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由林平负责向东江纵队作具体布置。  第二天早晨,化了装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林平等每人买了一些香烛、供品,装成香客 混出九龙。  乔冠华等人又由交通员黄冠芳陪同,悄悄地通过了启德飞机场附近的几个检查岗哨,出了封 锁线,到达牛池湾。  这时,东纵先遣队江水带着8个短枪队员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共分成三个小组,第一小组 在前面侦察开路,第二小组居中掩护,第三小组在后面警戒。翻过九龙坳后,沿着海边崎岖 不平的羊肠小道,经北围、打蚝墩、沙角尾、山寮直到大环村,由蔡国梁接应,这里地方 虽偏僻,风景很好,空气清新得很,他们于此稍作休整。  直到夜幕降临,乔冠华一行在蔡国梁等护送下,急速来到企岭下海湾,登上了护航队的武装 船,偷渡大鹏湾。  林平对这一带地形熟门熟路,由他带路。一上船,发生一个小插曲,一个东江纵队巡逻 的战士问:  “你们是哪里来的?”  “是从香港过来的。”乔冠华说。  “你们听说夏衍、邹韬奋、乔冠华这些人都被枪毙了吗?”  乔冠华机智地答道,“没听说。”略作停顿,又说,“我们来的时候没听说,也可能是现在 的事情。”  船小心翼翼地开着:既要避开日军海上巡逻队,又要提防海匪的抢劫。在配有机枪的前卫领 航船的掩护下,于凌晨3时到达沙鱼塘。上岸后,由惠阳短枪队护送,继续赶路。  元月3日中午,乔冠华一行来到坪山东南的惠阳县田头山石桥坑,早已等在那儿的东江纵队 司令员曾生 (建国后曾任交通部部长、国务院顾问)见到他们,高兴地 大喊道:  “啊,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同志,你们脱险回来了!”  曾生那悬了好几天的心才放下来。  这是第一批从香港归来的中共领导人。  彼此相见甚欢,一路上的疲惫一扫而逝。他们几人在这个小山沟的一间砖石房子里欢快地叙 谈,甚为投机。  廖承志与曾生、乔冠华、连贯、林平等一起,连夜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研究布置下一 段的营救、接待和疏散工作。  经过研究,他们认为,惠州是个重要的中转点,要设立一个秘密接待站,由林平负责; 连 贯到老隆,负责下一段的接待工作;乔冠华到韶关,负责由韶关转到桂林的接待工作; 廖承志沿东江、粤北一线而行,一路上向地方党组织传达中央指示,布置安排接应疏散爱国 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  据乔冠华回忆,“因为韶关是我们疏散在港同志的一个必经之地,发生麻烦的机会多,所以 组织上就决定让我留在韶关,完成接送从香港、东纵疏散回来的一些同志。”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日子》,第158页。  在韶关驻有国民党的 第七 战区司令部,乔冠华的老同学、老朋友赵玉军还在那里;同时,留日同学温康南也在韶关, 经营着一家商行。  乔冠华到了韶关以后,就去看望了赵玉军,向他打了招呼,请他在自己若有不便时,援手帮 忙。然后,就住在温康南的商行里。  当时,从香港撤退人员除少数由水路去澳门转内地外,绝大多数是西向从九龙走向宝安东江 游击区,转赴各地。  乔冠华到达韶关时,大约是2月份了。从此,凡是经过东江这条路的都是由他接待的。在那 些日子里,他席不暇暖,因为差不多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批人从香港过来。  每到深夜,乔冠华和其他同志来到接头的地点,耐心地等候疏散人员的到来。  整个说来,在乔冠华的精心组织下,这些疏散都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阻挠。只有一次发生 紧急情况,他的一位老乡张明第撤离途中,住在旅馆里,不会应付。人家问他是从什 么 地方来的,他吱吱唔唔说不清楚,结果人家报告了警察,警察就把他抓了起来。跟他同行的 人马上送给告诉乔冠华。  乔冠华当机立断,马上打电话给赵玉军打电话,请他帮忙说情。赵玉军满口答应,结果警察 局把张明第放了出来。真是虚惊一场。  在此期间,4月9日晚,周恩来在听取自港抵渝的夏衍关于香港爱国人士脱险情况的汇报时说 , 现在我们最担心是邹韬奋和柳亚子的安全。邹韬奋不肯回重庆,决定去新四军,可是这条路 要 经过上饶、上海,很不保险,而亚子先生是国民党同志,又是我党的老朋友,目标很大,又 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怕关系搞不好。夏衍回忆说,曾生、林平已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牺 牲 保护他们的安全。  据夏衍:《懒寻旧梦录》,第474页,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  果然不出夏衍预料,乔冠华费尽心机,妥善安排柳亚子。5月,他与李三大一起去曲江,迎 接 柳亚子和他的女儿,让他们住在温康南的别墅,安排他们与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见面,故友 重逢,不胜欣喜。  送走柳亚子后,乔冠华继续呆了几天。当时在等邹韬奋。邹韬奋身体欠佳,在东江 游击区休养了一段时间,来到韶关。乔冠华采取掩护的办法,妥为安排,把他很快安全地送 走。  乔冠华终于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历时数日,敌人怎么也想不到,数百位知名人士从他们鼻 子底下撤走。这些 人士当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志远、张友渔、韩幽桐、章伯钧、范长江、恽逸群、彭泽民、胡绳、于毅夫、刘清扬、张铁生、张明养、羊枣、千家驹、戈宝 权、胡仲持、黎澍、吴全衡、叶籁士、黄药眠、高士其、骆宾基、廖沫沙、金仲华、杨刚、 徐伯昕、胡耐秋、胡风、周钢鸣、萨空了、叶以群、袁水拍、端木蕻良、蔡楚生、司徒慧鸣 、凤子、于伶、丁聪、叶浅予、沙蒙、金山、王莹、章泯、宋之的、许幸之、盛家伦、郁风 、特伟、谢和赓、胡考、成庆生、俞颂华、梁漱溟、邓文田、邓文钊、陈汝棠、李 伯球等等,还有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的夫人 、著名电影明星胡蝶等。同时,得到营救的还有大批国际友人。  据《东江纵队营救 国际友人统计》,这次“港九大营救”救出英国人20名,美国人8名,印度人54人,丹麦、 挪威、苏联、菲律宾人共7人。  这次行动,被茅盾先生称作为“抗战以来共产党组织 的 最伟大的一次抢救工作。”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第445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1997年12月第2版。〖ZW)〗创造这一奇迹的有许多同志,当然,人们也不会忘记乔冠华的 功勋。第二部分第7节 港九脱险(3)1942年4、5月间,因叛徒告密,廖承志在广东乐昌被捕。车开到韶关,特务们押 着廖承志上了一条小客船,一个自称“负责”的特务走过来,颇为关心地说:  “廖先生,只要你写封信给蒋委员长,承认错误,什么位置都可以给你。” 廖承志坚定地回答:“写信绝对办不到!”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廖承志的目光与不远处桥头上站着的乔冠华相遇。乔冠华似乎也看见了 他,正准备抬手招呼。廖承志急忙扭过头,突然提高嗓门高声痛骂道:  “你们想让我当叛徒?做梦!嘿,你们可以把我的骨头拣几根交给我娘,只是休想让我叛变! ”  廖承志的机智,使乔冠华免遭敌手。  乔冠华很着急,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为了搞清事实真相,他采取了“冒险”的行动 。时隔多年,他仍记忆犹新:“我们到处打听,打听不到真实的情况,但是老温和我都知道 ,他有个落脚点,是一家妓院。我们要探听虚实要想办法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房子有可疑的 迹象,就证明廖承志被捕了。我和老温每人拿把洋伞,是为了掩护,从韶关到那家妓院处, 从这头走到那头,打着伞,眼睛朝里看,很冒险,老温走在前面,我在后边。如果有情况, 我们会不动声色地往前走。老温走在前面,他在前边给了我一个手势,情况不妙,门大敞, 有可疑人出入,我想这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一派恐怖气氛。我们一看这情况不对头,就赶 快回来了,没被他们发现,真是很冒险。回来以后,过了一段时期,东江纵队的同志,才托 人带信给我们,告诉我们廖承志确实被捕了。这对于老温,特别是对于我都是关系很大的。 因为被捕必定有很多原因,很有可能我们许多秘密情况被人掌握了。”  乔冠华《口 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风月》,第160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对此,乔冠华一方面报告组织紧急营救,一方面打电话给赵玉军,请他从中斡旋。赵则示意 乔冠华,还是谨慎一点好。乔冠华当然心领神会,与温康南商量对策,要不露声色地撤离。   过了个把礼拜,赵玉军突然打电话把乔冠华找去。他对乔冠华说:  “军统已奉蒋介石之命,发电报给余汉谋,要立即逮捕你。机要员是我的同乡,他把这份电 报先送给了我,我将传电报暂时压下了,马上告诉你。”  赵玉军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劝乔冠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乔冠华听从他的忠告,并请 示组织,立即动身离开。  乔冠华来不及与同志们一一告别,很快在一天之内把多种需要准备的东西,如伪装的衣服、 道具、行李之类,统统准备好。他选择了从韶关到桂林的一个车次,上车后天就黑了。  乔冠华戴好墨镜,穿上长衫,由温康南送至火车站。在火车上,搜查人员来来去去,不停地 忙碌着。  乔冠华选了一个上铺,佯装呼呼大睡。他摆出一副满不在乎、高傲自大的态度,腿 一跷,脸朝里,还不时地发出打鼾声。就这样瞒过了搜查人员,顺利到达桂林。  乔冠华去桂林之前,给同学强羽打了招呼,要他没法搞到通行证。到了桂林,没见到强羽, 倒 是另外一个老朋友、《大公报》的女干将杨刚记者在车站接他,把他安排住在一家医院里。   此时张友渔正在桂林的国民党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任设计委员,他帮乔冠华搞了 张通行证,上面盖了三个大印。  在桂林,乔冠华的朋友不少,他也借机对桂林作了一番观察。在抗日战争中桂林是有名的文 化城。广西地方当局为确保自身利益和抗衡重庆中央政府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内对共产党采 取了一定程度的合作态度,允许一些进步活动。他们招揽了大批进步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 人士到桂林工作,创办了许多进步报刊,使得桂林成为一个在当时民主空气相对比较浓厚、 文化生活相对比较活跃的城市。皖南事变以后,形势有了变化,但仍旧还算上比较“开明” 。因此,香港陷落后,脱险回到内地的文化人投奔的第一个目标大都是桂林。  不过,乔冠华在桂林只呆几天,就又上路了--他的目标是重庆,到周恩来身边工作。  当乔冠华坐上从桂林到贵州独山的火车时,看到窗外满目青山,葱葱郁郁,山峰似飞似停, 不禁诗兴勃发,吟诵起“黎明窗外是青山”的诗句。  车到独山,铁路就没有了。只好再搭乘当地的“黄鱼车”。所谓黄鱼车,就是当时国民党为 了出口钨砂,换取军火,通过西南,经云南、贵州、广西的出路,将大量的钨砂运出去,运 货的卡车司机载客捞取外快,谓“带黄鱼”,大车则被称为“黄鱼车”。  乔冠华搭了一辆黄鱼车,坐在卡车上面,从独山到贵阳,一路翻山越岭,好不惊险。  快到贵州时,卡车经过一个关口,从很高的山坡往下滑。这时天色昏暗,淅淅沥沥的小雨越 下越大。  原来坐在车子上的一群人,有的靠在车板上,可以挡挡雨,还有一些后上的人,没 地方坐,就坐在当中。  因为天黑了,又下着大雨,乔冠华自己有雨衣,一位老太太坐在外边嫌风大雨急,与乔冠华 调换了位置,她非常感谢乔冠华。  这时,司机为了省汽油,下山熄火滑行,天黑,路面看不清,忽然之间,天翻地覆 ,车从公 路边悬崖上翻了两个身,掉了下去。乔冠华顿时失去了知觉,等醒来发现车上二十个人,死 了一半以上。  警察听说出了车祸,趁火打劫。他们纷纷抢死人身上的东西,不要说手表了,任何有点价 值的东西统统拿走,就是受伤的人身边带的小皮包也在所难免。廖承志送给乔冠华的一双白 皮鞋,也给抢走了。  从这件事,乔冠华更看清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乔冠华幸免于难,竟然一点伤也没有。他醒来马上想到离开桂林时,杨刚临别所赠的欧阳修 的诗:    今年元月时,  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  泪湿春衫袖。  乔冠华一想,如果自己死,不就应了杨刚所赠诗的意思吗?想到这里,他不禁哑然失笑。  车翻后,乔冠华乘警察的车到了贵阳。他找到老同学邓迁。邓迁让他换了衣服,为他找 了住处,招待几天又搞到了一张通行证,让乔冠华继续搭车向重庆进发。第二部分第8节 笑傲山城(1)1942年秋,乔冠华只身来到重庆。  这天,天近黄昏,乔冠华跳下车子,手里提着自己的小包袱,慢慢地沿着嘉陵江走着。 他望着江水泛起混浊的浪头,心里也涌动着层层波澜,他向往着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始新的战 斗,同时又深深知道,重庆是战时首都,斗争决不会平静。他一路步行,一路沉思,不由自 主地想起但丁在《神曲》中写的话--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有道是既来之,则安之,他胸有成竹,不改初衷。  进城时,乔冠华叫了一辆计程车,直接驶向冯亦代的宿 舍。冯亦代早两年就离开香港来重庆,在孔祥熙办的重庆印钞厂任副厂长,他向以助人为乐 ,仗义疏财著名,对于乔冠华的到来,当然非常欢迎,所以在宿舍腾出一间房子,就让乔冠 华住下了。  冯亦代是乔冠华的知心朋友,他虽在企业从事经营活动,但他酷爱文学,业余积极参与重庆 的进步文化活动。他还在厂里设了诊疗室和病床,组织读书会和图书室,他请周迅和陈炼军 负责读书俱乐部的工作,经常请一些进步文化人来厂俱乐部作报告。周迅和陈炼军都是地下 党员,或是属于外围组织的成员。冯亦代还在厂里设立了补习夜校,把 女工中的失学青年组织起来,亲自给她们上语文课。他还将熟练的排字工人,输送到延安。   冯亦代在厂里一面支持党的地下活动,一面却应付国民党党棍、特务,他的“阴阳”两面连 特务头子也猜不透,而且因为卫戍区的稽查处长是他的老同学,所以一些小特务更莫明他的 身份。另外,印钞厂门口站着自办卫队的岗哨,一般人是无法进门的,因此,乔冠华住在冯 家比较完全。  过了几天,冯亦代将乔冠华已来重庆的消息,告诉了夏衍。夏衍也是在香港脱险后,  按周恩来指示,通过桂林来到重庆的,他以进步文化人的面貌,做统一 战线工作 。得悉乔冠华抵渝的消息,他马上过来看望,能在此见面,自有一番说不尽、道不完的话要 说。  夏衍告诉乔冠华,重庆这座山城云集着众多文化界名流,他到重庆后,每天即忙着出席多种 戏剧界、文艺界的聚会,不停地与多方面人士会面、谈话。从当红的影星张瑞芳、白杨、舒 绣文、周峰、沈扬、陶金,到著名的剧作家、作家,如郭沫若、老舍、吴祖光、陈白尘、张 骏祥、史东山、宋之的、于伶等。夏衍兴奋地说,他已为中国艺术剧社(简称“中 艺”)写了一个剧本,叫《法西斯细菌》还一炮打响呢。  乔冠华听了这番介绍,喜上眉梢,不禁为挚友的成绩而高兴。接着他略略向夏衍讲了关于 在韶关、曲江以及沿路的一些情况。两人还一起分析了抗战形势、国共关系,共同商讨大后 方的党的工作。最后,乔冠华请夏衍向周恩来致意,转达自己要面谒周恩来的迫切心愿。  周恩来当时很忙,既要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日常工作,负责领导中国南部广大地区以 及港、澳等海外地区党的工作;又要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名义,与国民党当局打交道, 开展各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他听了夏衍的汇报以后,没过几天,就安排接见乔冠华 。  那天,夏衍专程接乔冠华去见周恩来。他们步行来到曾家岩50号的周恩来公馆。抗战期间 ,中共在重庆主要有三个公开的地点,除了周公馆之外,还有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也就是中 共南方局所在的红岩,隔一个山坡,就是在龙桥虎头岩下的《新华日报》馆。这“三岩”, 当然都在国民党军警的严密包围监视之中。  曾家岩周公馆地处重庆城内,周恩来为便于与各方面人士的接触,一般白天都在此地办 公,晚上才回红岩的办事处。  乔冠华很早就向往见到周恩来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如今梦想成真,他的心情激动 程度,可想而知。在夏衍的引见下,他快步走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面带微笑,亲切地和乔冠华握手,十分热情地说:  “早就听说你了,你写的文章很好嘛!”又说:“乔冠华同志,欢迎你来重庆。”  周恩来嘘寒问暖,使乔冠华的心里充满了温暖,原先的一点拘束早就消失。他向 周恩来扼要地汇报了一下从广东曲江一路上所见所闻和感受,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特别是 留学情况。  周恩来听得很仔细,问得也很详尽。听到会意的地方不住地点头,对他的工作予以充分的肯 定。周恩来十分关心广东的政治情况,粤北的国民党情况,余汉谋的情况,东江纵队的情况 ,廖承志被捕后在粤港的中共组织的情况,还有我党在香港沦陷后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赵 玉军的近况等等,乔冠华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汇报。  最后,周恩来亲切询问乔冠华身体怎么样,乔冠华说道:“我是坚定地走革命这条路的。我 的背包里有灌肠器,我的肠子经常发病,只有借助于这个灌肠器了,现在只感觉有一点疲 劳。”  周恩来得知乔冠华肠胃不适,一路上风尘仆仆,很疲倦,像长辈一样嘱咐他:  “到了这儿,在重庆多休息几天,检查一下身体。至于工作上的事情,过些时候再谈。”  周恩来站起身,一直把乔冠华送到门口。  这就是乔冠华与仰慕已久的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这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是夜,乔冠华彻夜难眠,他没有想到,周恩来如此平易近人。风度潇洒,如此头脑 清楚、豁达明快,如此关心同志、为人热情;他更没有想到,自己今后的人生岁 月,大多是在周恩来耳提面命下度过的。周恩来像块磁铁,深深地将他吸引住了。他由 衷地感受到,周恩来具有一种令人折服的魅力,让人感到可敬可亲。  在此期间,根据党的整风要求,重庆的党组织也正在进行整风运动。乔冠华多次去红岩村, 参加整风学习,听取了周恩来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联系自己的革命实践,说明“ 三风”(指党风、学风、文风)是必须整的。乔冠华听了以后感到,周恩来论理精辟,令人永 世不忘。  在红岩村,乔冠华还听过郭沫若的报告,也是与整风有关的,是由周恩来特意请来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乔冠华于1942年底参加《新华日报》编委会,负责国际新闻和评论工作 ,开设国际述评专栏,并担任《群众周刊》主编。从此,他的犀利笔锋又风行山城,从而使 国民党反动派万分头痛。  《新华日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 19 38年1月11日,在重庆创刊。1938年10月以后,一直在重庆出版。该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 ,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限制,向国统区的老百姓宣传中共的主张,反映人民的要求和呼 声,揭露国民党反共分子破坏团结、反对民主的行径,鼓舞人们进行民族和民主的斗争。《 新华日报》成为中共在国统区指导进行文化运动的中心。为了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1942年 《新华日报》开始搞整风改版,整顿报纸。    重庆的环境不同于延安,所以,重庆的整风也不同于延安的整风。在重庆的改版整风的方式 ,主要采取的是学习文件,改进工作的方法,并积极整顿三风:整顿党风,反对享乐主 义;整顿学风,反对教条主义;整顿文风,反对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整风学习,乔冠 华感到,这个运动在大后方,确实对在报馆里工作的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提高的机会, 对每个人的思想都有很大的震动,也可以说是一场革命。第二部分第8节 笑傲山城(2)《新华日报》馆设在重庆近郊化龙桥,化龙桥是嘉陵江边的一个小镇(现在早就划 入市区,成为繁华都市的一部分)。  跨入报馆大门,可以看到一座两层小楼,这是报社唯一像样子的楼房,下层是 会议 兼接待室,上面则是宿舍。通过一个大的坪场(报社有时开大会、搞联欢就在此地),石头垒 起的高台上排列着一大排整齐划一的平房,这就是报馆的编辑部。这房子的背后耸立着一座大山,叫虎头岩。这是防止敌人轰炸的一个巧妙的设计,从编辑部一边向后一拐,就是一个 洞口,印刷厂就设在这名叫纯阳洞的山洞里。  这在工作上是极为方便的,特别是上夜班的时 候,从编辑部到印刷厂,在这拐尺形的地方一片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十分忙碌,这厢编辑 伏案批卷,那边机器轰鸣作响,呈现有条不紊的景象。  周恩来对《新华日报》非常关心,一般一个星期开一次会,研究指 导工作,通常是周恩来本人来报馆,或请报馆有关同志到曾家岩去,乔冠华也参加。  这时报社的总领导分别是,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总编辑章汉夫。他们政治坚强、 学 识渊博、业务擅长,可谓一时之选。潘梓年(1893-1972),是位学者型的领导,早年毕业于 北 京大学哲学系,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著述多种,以哲学家的身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 家联盟、中共上海市文委、中国革命互济总会负责人。1933年5月14日,潘梓年在上海到昆 山路丁玲家,与同为中共地下党员、左翼作家应修人联系工作时,特务突然破门而入, 应修人不畏强暴,徒手搏斗,最后堕楼牺牲。潘梓年和丁玲则一起被捕。  被捕后,潘梓年作为重要的政治犯,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对他进行严刑拷打,残酷折 磨。但他将生死置之度外,视死如归,坚贞不屈,始终没有低下共产党员高贵的头颅。一直 到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他才被营救出狱。周恩来欣赏他的革命斗志与才干,安排他当《 新华日报》社长,一当就是9年,直到报纸被迫停刊。潘梓年有一种特别的韧性精神,每当 国民党当局进行破坏,他总要进城交涉、抗议,绝返折冲,坚韧不拔。有次国民党要把新闻 检查机构设到《新华日报》的门口来。潘梓年立即去找国民党当局,当面慷慨陈词:“你们 的新闻检查已经很不光彩了,如果还要把检查机构摆在我们报馆的大门口,那就要在新闻史 上留下最肮脏的一页,这是谁也负不起的罪责。你们愿意,我们不敢赞一词,我只好敬谢不 敏了。”说罢,拂袖而去。然而,在报社里,潘梓年对同志们总是笑咪咪,充满友善和仁慈 ,一点领导的架子都没有,不论遇到什么燃眉之急,总是举重若轻。  总经理熊瑾玎(1886-1973),与毛泽东同乡,也是一位老革命家。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 后任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教务主任。加入中共后,一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 《新华日报》社熊瑾玎是个总管家,人称“熊老板”。因为他挑着决定报社生命的两到 重担:其一是经济资源,其二是纸张供应。没有钱不能出报,没有纸又怎会出报?但是重庆 的经济命脉、物资供应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为了报社的正常运作,熊瑾玎殚精竭虑,无论 白色恐怖如何严重,无论经济封锁如何严密,他总能保证报社的足够经费开支和纸张供应。 熊瑾玎慈眉善目,乐观开朗,性格不急不躁,总见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手提一个蓝布袋,赶往城里打交道,办起了自己的纸张供应基地。  在乔冠华的记忆中,总编辑章汉夫(1905-1972),是个工作谨严、不知疲倦、对敌狠对己和 的新闻工作者。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不是通宵达旦工作。因为他要看大样,在 那样夹缝中苦斗的情况下,他必须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在那些岁月里,为了透过国民党审 查老爷严厉的眼睛,向人们透露出一点光明,报道出一点信息,章汉夫真是绞尽脑汁,费尽 心血。他与乔冠华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经常一起商量选题,推敲润饰,互为援重。  乔冠华参加《新华日报》编委会的工作,主动为章汉夫排忧解难。他们的合作一直保持到新 中国成立。外交部组建后,他们一起成为周恩来麾下的外交战线上得力助手。这是后话。  开设国际述评专栏,是《新华日报》整风改版的成果之一,同时也给乔冠华发挥专长提供了 极佳的机会,使他有了用武之地。  这时,《新华日报》可谓人才济济,除了潘梓年、章汉夫之外,还有许涤新、熊复、石 西民 、胡绳、廖沫沙、戈宝权、徐迈进、陆诒、李普、林默涵、刘白羽、周而复、李亚群等,加 上不用报社工作名义在报馆外活动的夏衍、张友渔(两人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的特 约评论员),编辑队伍相当强大。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委、外事、青年、妇女各组对《 新华日报》直接支持的人力也颇为可观。对于在这样一个战斗集体工作,乔冠华十分满足。   乔冠华到了《新华日报》如鱼得水,发挥了聪明才智,他所编发的国际新闻、国际述评,博 得广泛好评。石西民在1983年撰文回忆当年的《新华日报》的历史时,着重提及了国际述评 的影响,他写道:    《新华日报》经过整风改版,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了。国民党当局的 重重压迫也难以 遮没它发出的光彩。《新华日报》的言论,包括国际述评,都引起各国通讯社的重视。石西民:《报人生活杂忆》,第62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周恩来除了分配乔冠华在新华日报工作,还让他参加南方局外事组,参与党的外事活动。周 恩来对他说:“你过去在华南和海外工作经常同外国人联系,在重庆也有相当数量的外事工 作,因为这里有使馆嘛。有美军总部,有各国记者啊。”当时外事组织长是王炳南,陈 家康是副组长,成员有龚澎、陈浩、李少石、罗青、刘光等。乔冠华与他们配合默 契,冲破国民党政府一党办外交的局面,积极开展外事活动,宣传我党反对内战,坚持团结 抗日的主张,宣传我国抗日战斗情况,争取美、英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 同情和支持。  同时,与各种倾向的外国友人交往,也增加了乔冠华获取新闻线索的渠道,掌握了不少 的信息,为他写作国际述评提供了条件。  考虑到报社住房紧张,乔冠华本来打算在冯亦代家里住下去,不料他的行踪让国民党军统局 二处处长王新衡发觉了,此人嗅觉很灵,原来在香港时曾被乔冠华数落过。有一天,王新衡 突然闯入冯家,说要找乔冠华,称道:“老乔脱险归来,特来拜访。”  幸亏那天晚上,乔冠华呆在报馆还未回来。冯亦代装模作样,敷衍几句,既不说乔冠华住在 此地,也不说不在此地。王新衡悻悻而去。  这样,乔冠华便在冯亦代家住不成了。组织上安排他先住在神仙洞地下党租来的一处房子 里 ,后则住进化龙桥报馆里。他的住房很小,大约12平方米,里面只有一张三屉的书桌、三 四条板凳和一张木板床,与众不同的是他还有一个书架,上面插着他的许多“宝贝”--古 今中外的图书,这就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简陋之至。可他安贫乐道,勤奋阅读,勤奋写作 。  没有人看见乔冠华稍有懈怠,在徐迟的印象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他一见我进屋,就从书 本上抬起头来,含笑相迎。”  徐迟:《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才华横溢的乔冠华》,见 《我与乔冠华》,第20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第11版。  在报馆,他的分工 主要负责国际评论的工作。除此,有时在报纸上写些社论,写些专栏,他还负责《群众周刊 》,由左负、曾兴如协助。当然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两周写一次国际述评,每篇大体上5000字,有时多达七八千甚至一万字。  为此,乔冠华要不断积累资料,考虑问题,周五截稿,周六发表,从新的星期六又开始新的 观察,周而复始。他花了很大精力去收集材料,不仅阅读中外报刊,包括国民党的《中央日 报》、《扫荡报》,还经常跑设在重庆巴县中学的国民党国际新闻处招待所,这里住有美、 英、法、苏等国的记者,向他们打听被国民党当局封锁的国际消息,同时也向他们介绍国民 党不让报道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消息以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  乔冠华写得很用功,也很辛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的国际述评很受欢迎。他在晚年曾回 忆说:“这个专栏是因为当时正在打仗嘛,大后方的群众都很关心时局的发展。战争每天都 在发展,报纸上的信息不成比例,群众都希望一个时期把全面的国际形势来一个回顾,作一 个总的分析,所以就成立了新的专栏,叫国际述评,由我来写。这几年的工作,就自己回忆 起来,可以说,我花在写国际述评的时间比其他的工作要多一些,原因是时局不断地变化, 变化得很快,要想方设法把各种材料弄到手,要及时地写出文章来就相当吃力。”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第17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 第1版。  在重庆,乔冠华开始用“于怀”这个笔名,没有用“乔木”这个名字。原因是,他 在香港用乔木这个笔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就是乔冠华,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他用“于 怀”第一次写的国际述评,题目为《条条道路通往柏林、罗马和东 京》,发表在1942年11月19日的《新华日报》上。题目的意思就是胜利在望,从今以后,盟 军即将无往而不胜。他根据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开始大反攻的战局,分析了发动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德、意、日法西斯必然失败的命运。他把东条英机在日本议会上的叫嚣,比作 “一座泰山生了一个小耗子,费的力气不少,然而产生的结果,却极其可怜。”真是妙喻, 十分熨贴。  乔冠华的这篇述评,热情奔放、诗意纵横,他认为,反法西斯战争最 终必胜,“这不是预言,这是我们眼前的历史事实。”他写道:“真正的决战不久就会到来 ,而在这一决战当中,英美联军一定能发挥他们的光辉的战斗传 统,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还强调,“由于苏联的胜利反攻,北非战争的顺利进展,太平洋 上新几内亚战事也告一段落,整个的世界战局改变了……于是就有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 总统罗斯福的第四次会议。……整个的战局形势已经改变,法西斯必须无条件投降,因为是 他们才叫这世界‘陷于忧患与破坏’;我们衷心地欢迎罗丘会谈的这一英明的决定,更衷心 地希望这一决定能迅速的见诸实行。”  1943年,世界风云激荡,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在欧洲战场,又分为东线与西线,希 特勒已露败象,难以为继。在苏军反攻的同时,英美联军趁机征服了北非,之后又向西西 里岛推进。第三帝国本土也遭受到日益增多的飞机轰炸。法西斯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乔冠华的国际述评,紧跟时代节拍,追踪国际风云,在他笔下展现了一幅幅紧强有序、色彩 斑澜的战争风云图画。9月初,乔冠华又发表了一篇国际述评《形势比人还强》,他在文中 列举了苏联红军一系列辉煌的战绩:8月26日,收复盛科夫;27日,收复塞夫斯克;29日, 收复卢波了;30日,收复格鲁霍夫和雷尔斯克;31日,收复叶尔尼雅;9月2日,收复苏未; 8日,收复斯大林格勒。  列举完毕,他挥笔写道:“一言以蔽之,从斯摩棱斯克的森林到黑海的海滨,苏军无处不反 攻,反攻无处不胜利”。由于这一新的形势发展,他从为有两个问题发生了:苏军的胜利也 是“美军能利用的胜利”,这是一;其次是从叶尔尼雅到斯大林格勒这一线,离苏德边境已 不 太远。假如苏军先到达边境,那时怎么办呢?罗斯福已经说过,“苏军的成就,实在是危险 。”美英联军究竟怎么办?  乔冠华认为,有了钢铁一般的事实,才有钢铁一般的语言--形势比人还强!  然而形势是人创造的。美英只有早开辟第二战线,才有可能呼应苏军的东线作战。否则要是 苏军独自打到德国境内,乃至采取柏林,又作如何设想。  同样的道理在亚洲战场也适用。而且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后者的形势更为重要。早日扼 断日本在印尼、菲律宾一带的物资供应,使日本的资源告罄,这样就可能早日取得抗战的胜 利。  多年之后,徐迟还清晰地记得乔冠华笔下那火焰般的热情社论、翰墨 生辉的激扬文字,给像他那样蜇居山城的文化人,何等的心灵冲击、怎样的精神慰藉。他认 为,乔冠华的国际述评越写越精采了,比香港时更精确,也更犀利,又更谨慎了。  徐迟写道,第二战场其时还没有真正打开,但消息传来,英美盟军已在意大利登陆,而竟挨 了希特勒德国的打,这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的。乔冠华说得好:“飘浮路不是办法”,批 评盟 军总是跟着潮流漂浮。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苏军却从一条河流跨到另一条河流,一下 子从伏尔加河跨到了顿河,又从顿河跨到聂伯河,“聂伯河的怒吼已经隐约可以听到了。” 乔冠华在述评中,将两者巧妙地加以对照,理所当然地揭示,“漂浮”终不是办法;“弄潮 ”只有没顶的危险。  1942年9月25日又传来大好消息,苏军收复了被德军占领了两年的斯摩棱斯克。于是, 乔冠华写了一篇《人创造了形势》的国际述评,接上了前曾发表的《形势比人还强》。他指 出:“一方面是苏军的反攻涌到聂伯河边,一方面是光明射到了古罗马的城头。”在这种新 的 形势下,连英国陆相也意识到了,“苏军如欲单独行动,它的军事力量将是绰绰有余,使其 此刻正自德军手中解放之国家,自作安排……此次战争中最真实之事实乃苏军以最强大的军 事力量之姿态出现。”能够认识到这点,也算是他们的一种进步吧。  形势渐渐明朗,英美苏三国会议的时机随之成熟就起来了。乔冠华说:  “回顾两年之前的10月,那时候在莫斯科正在举行着英美苏三国会议。不过,那时候,斯 摩棱斯克甫告陷落,莫斯科正在危急之中,而三国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援助苏联;曾日 月之几何,而江山已不可复识,今天的英美苏三国会议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开幕的呢?斯摩棱 斯克是克复了,莫斯科是稳如泰山……人们讨论的问题已经不复是如何从东西两面夹击希特 勒,以及打垮了希特勒以后如何来共同处理战后欧洲的问题了。”  乔冠华接着又用史诗般的语言写道:  “两年,仅仅的两年!……一方面是形势比人还强;而在另一方面,却正是人创造了形势; 谁 能说苏联红军在两年当中所流的血是白费的?两年之间,这个世界好像是凭空地翻了一个身 。事实上,这一个翻身是万万人的汗,千万人的泪,百万人的血造成的。  “光荣啊,不朽的战士,桂冠将永远戴在你们的头上!大自然是慷慨的,土地是不朽的; 你们是不朽的,一切古往今来卫祖国,争民主的战士是不朽的。”第二部分第8节 笑傲山城(3)在重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乔冠华除了《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之外,还 兼了部分南方局外事组工作。组内有一位才女龚澎与他朝夕相处,引起了他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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