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自修大学”计画始终是近乎一种理想制度，因为它强调自修，类似中国古时的书院，没有固定的作业时间，亦没有先生。只是丰富的参考书和一间完善的实验室为不可或缺的设备而巳。主要是安排学生的聚会和讨论。我就此制度发表了几个演讲，反应极为热烈。我向京沪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徵询制度的竟见，获得一些好评。北平大学校长蔡元培和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亲以他们漂亮的字体撰写鸿文，表示他们赞成自修大学计划。我亦接到吴稚晖的一封长函，分析自修大学的可能性，吴稚晖是着名的博学之士和改革家，又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我将这些墨宝裱在一本书里，可惜留在大陆，我又不清楚现在落在什么地方了。不久之後，我返回巴黎，“长沙自修大学”沦为梦想。我同毛泽东经过初步讨论後，考虑设法重振“新民学会，但毛泽东和我，这时巳发觉我们的意见是无法一致了。32.一连串的问题我跟何胡子讨论这个问题，他对我说：“萧胡子，如果你留在长沙，不回法国，『新民学会』的老会员必在你周围结盟起来，若果你不在这儿，那我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跟随润之了。我也会这样的！”我的老友陈昌亦以同样的语气说：“我们的朋友统统巳经秘密成为ＣＹ的团员了，把他们拉回来是很难的。你知道，『新民学会』改造中国的目的是用一种抽象的方法，它既无政治观，亦无固定的行动计划。他们现在都认为，要达到实际效果的不二法门，是唯俄国的马首是瞻，竭力向外宣传俄国的主义。没有人再去寻改造中国的其它途径。为什么呢？首先因为他们有俄国的榜样可资模仿。其次，他们向俄国献媚，获得经援和其他方面的帮助。第三，任何人都热中于鬼鬼祟祟的行动，秘密集会的诡谲气氛有某种诱惑力，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他们转过头来了。我知道你有你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我们当然不能期望每个人都赞同共产主义思想。我认为你和润之将来必定分道扬镳，但你们仍是挚友。个人方面，我觉得各走各路是好的，真理有很多方面，而统统都是可贵的。”当我把陈昌这番话告诉毛泽东，他的意见是：“对极了！很多人都不满现状，倘若我们进行改造，便必须闹革命！倘若我们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师法俄国！俄国共产主义是最适合我们的制度，也是我们最先追随的制度。这是我们要走的唯一道路，我也诚恳的希望你同我们一起走这条路。”毛泽东同我确有一连串的问题要讨论。在此期间，我们常常秉竹夜谈，为之废寝忘餐。有时候我们的谈论弄得很不愉快，甚至潸然下泪，因为我们找不到互相协调的基础。我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推理，但我的答覆也令他不感满意。多月来被这些没有结果的讨论所虚耗，但大家都没有口出恶言，更恰当的说，使我们真真正正遗憾和不舒服的根源，是我们不能完成一个共同的行动计画。虽然我们的大前提南辕北辙，但我们还是非常珍惜我们的友谊。不过，我对毛泽东所期望的革命路线必使中华民族生灵涂炭的预感，一直是耿耿于怀的。每一次在极度难过的情形之下，我们都互相鼓励重新展开讨论，但讨论又带来一次又一次的难过和遗憾，如此循环不断，由笑而哭，由哭而笑，好像一个永不停止的螺旋。这样耐心和不厌烦的努力说服对方，完全是看在联紧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份上。毛泽东深信我是只问对错，不是为个人自私自利而争吵，动机是真诚的热爱中华民族，亦的的确确为了人道本身而说话。我们讨论的重点可以简略的概述一下。有一次，我用一个比喻作开场白：“双轮呢，还是单轮呢？”我说：“人道主义可譬之于双轮的人力车，它有两个好车轮，便一路顺利，可是，如果拿走一个车轮，它便倒下来，变成废物，不能动弹。使它独轮能动的唯一办法是用手抬起另一边，用蛮力拉它起来。这力度在车行时，必须始终保持不变和平衡。现在，人道主义的双轮，”我指出：“便是自由和共产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道理，但是，如果人民受俄国共产主义的治理，人力车便失去自由的车轮，于是要藉压迫人类以维持它的平衡。共产党领袖或者可以维持这种对人民的压迫好几年，不过，如果它一旦中止，车子便要倒下来。我说，所牵涉的道理根本是错误的。”毛泽东十分明白我的意思，但他毫不踌躇的答道，他完全赞同使用压迫的手段。他说：“压迫是政治真正的本质。如果你压迫得法，表示你为政不差。最後分析起来，政治的影响力十分简单，不过是经常保持压迫罢了。”我说：“如果你是对的话，那麽我不敢再惹政治了。”另一次，我建议我们把自由和共产主义看作两条路。我说：“我们现在处身于三岔路或十字路口，经过以前几个世纪的斗争和流血，人类终于获得某个程度的自由，自由是极其珍贵的财宝，应该小心保护。两条路都是通向死亡，每个人都不可回避的往里走。那麽，为什么我们走共产主义而不走自由之路呢？人类有两个原始的或基本的欲望，就是生存和自由，而唯有自由才能使文明兴盛。”毛泽东的回答又是三言两语的：“移植共产主义，并不表示人民就没有自由呀。”我说：“自由有好几种，有人性随心所欲的自由，也有猪鸡等家畜随心所欲的自由。猪无所拘束，但仅限于在猪栏的范围内。鸡亦限于鸡舍里才能优游自在。共产国家确会把自由配给人民，但那是鸡和猪的自由。共产国家确会把自由配给人民，但那是鸡和猪的自由。俄国共产主义好像一种宗教，人必须盲目相信它的教义，永不能谈论它的对错。那是一种没有思想自由的宗教。共产主义者说他们相信自由，但他们不容许人民自由过活。俄国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发表、出版的自由，这就是『人民的自由』吗？”毛泽东用一种笼统的说法回答，其大意是说，公众必须受法律控制，即使立法专断，个人亦必须服从国家，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人民必须为国家的幸福牺牲。我们讨论到国家和个人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关系，我说：“国家的权力太大了，它像菩萨一样无所不至，而个人在国家里好像苍蝇蝼蚁。如果国家命一些人杀害其他人，他们必须白刀子，红刀子出。如果国家想人下火锅，他们亦必须任烧任煮。如果国家要人吃少些食物，他们必须勒紧肚子。如果国家想人下火锅，他们亦必须任任煮。如果国家要人吃少些食物，他们必须勒紧肚子。如果国家要人民死，他们便死。有人认为个人比诸于国家，是微不足道的，但法王路易十四夸言『朕即国家』之际，人民对他讽笑，因为他认为国家总是至高无上的。这真荒天下之大唐！本来，民主制度巳经来临，国家权力为之大大削弱，个人增加了重要性，可是，今日的俄国共产主义却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之下重回国家的权力，完全控制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毛泽东对这点的答覆，是坚认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施“新民主主义”。接着，我提出第五点来讨论：新民主主义呢，还是新专制主义？在我看来：俄国共产主义制度，与其说是“新民主主义”，不如说是“新专制主义”。我说：“我国自古以来，帝王代表了老式的专制。俄共现在不过实行一种新式的、科学的绝对专制主义！中国古时有很多帝王虽是专制君主，但却是优秀的统治者，他们实行『爱民如子』的政策。他们的治理比大多数的小柄君王为佳。今日俄共的领袖所拥有的专断权力，却千倍坏于中国的专制君主！”对此，毛泽东答道：“如果领袖没有权力，便不可能执行计划，不能得心应手。领袖有越多的权力，做事便越容。为了改造国家，人民一定要刻苦自励，并需要牲一部分人民。”于是，我们讨论到第六个问题，即为了国家的幸福而牺牲人民的幸福问题。我十分直率的对毛泽东说：我不同意“牺牲一部分去帮助其他部分”的原则，我不同意“为未来一代的虚空的幸福，在某种范围内牺牲个人”的那种思想。他答道：“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太重感情，社会革命的理想在一千年内也达不到！”跟着第七点的讨论便是：一千年，还是一万年呢？“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达成理想的社会结构，”我说：“可算十分心满意足了。即使要一万年，仍属惬意。对个人而言，一百年或一千年是非常漫长的岁月……好像无穷无尽：但对国家民族来说，也不算长；在全部人类历史里，还是很短暂的呢！辈产主义在理论上是优秀的主义，确可付诸实行，但这一定要时间。俄国的革命方法是揠苗助长，这正如古语所云：『一步登天』。”毛泽东说：“我佩服你有等一百年或一千年的耐心。我则十年也不能等了，我要明天就达到目的！”我们讨论的第八点问题是：要实行共产主义，应以个人标准或是以社会标准来引导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他要明天就付诸实行，那他只是凭自己个人的标准而进行。“这是只管干眼前认为是好的事，而不理将来後果的作法。”我说：“这就是所谓历史上英雄的行径。那些英雄爱管他人闲事，无论如何是神憎鬼厌的人。英雄思想巳经过时了，应该丢掉。像凯旋门歌颂英雄那种虚有其表的物质象徵，我们有理由说是错误的。只有像孔庙的内在理想象徵才应垂诸永久。如果改革社会的目标是诚笃的话，那麽完成目标必须一直放眼未来。永久性的进步必须让每人免费接受较好的教育，同时一步一止的增广教化。但这一切都需要长久的时间。”但毛泽东说，改革社会必须要军事力量和政治行动去达成。第九个问题是：教育呢，还是政治呢？我坚持己见：“使用武力完成改革，结果只有造成暴政，但若用教育改造，就会有和平与永恒的後果。这是『和平的改革』，当然如果你要立竿见影、朝发夕至的效果的话，那它们自然不能和武力逼成的改革相比拟。”毛泽东说：“我喜欢立竿见影的事情。坦白说，你的意见完全说不动我！”接着是讨论到个人的利益问题。我说：“如果你跟随俄共的领导，奋斗十年或廿年之後，你有朝一日会成功地使国家采行共产主义制度，这种成功不会特别困难，但却不是一项有价值的成就。如果有朝一日成立俄式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中国哀鸿遍野之时！你的意见也说不动我，我若接受你的意见，我必永不安心。你记得孟子的话：『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他说的确是肺腑之言。再想到刘邦和项羽那鬼哭神号的争权吧，在基督和佛祖看来，就像两个街童为争一个苹果而打架一样。”毛泽东叹道：“你不同意马克斯的学说，多可惜呀！”我回敬他：“你不同意普鲁东的学说，也多可惜呀！”我们谈论理想主义和唯物主义。不停的谈天说地，但我们谈得越多，也提出越多无法解答的问题。毛泽东显然以为不需要解答，要达到成功的话，只有行动是必需要的。我反驳说：为达到目的，要作这样大的牺牲，那我宁可不干了！我们这样谈论下去，始终是在挚友的气氛中，直到中国共产当正式成立之日。最後一晚，我们同床而睡，谈至天色发白，毛泽东一直请求我参加那个决定历史命运的集会。33.中国共产党之诞生一九二一年，我在长沙约莫住了三个月，因为我返回北平之前，有很多事情要办妥。我回京途中，顺路到上海探访湖北教育会主席和江西省省长。在我离长沙前几日，毛泽东示意他会和我同行，他说：“千万请严守秘密。我要告诉你，北平、广东、上海（事实上无处不是）巳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有十多个代表预备在上海集合，召开一个秘密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我是长沙的代表，我十分希望你和我一起赴会。”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同船到上海，但我不参加你们的会议。”他坚持道：“去吧！你到那里去，跟那些同道见见面，听听他们的意见，同他们谈谈！”我反问道：“有什么好谈的？你们的会议又不是讨论小组，一切巳经决定了，现在就是要成立中国共产党，如果我赴会，我便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谛造人之一！我便要受中国人民注视一百年、一千年、要向人道主义负责一万年。我对你说吧，我不预备参加成立共产党！”毛泽东答道：“如果我们戮力以赴，共产党在三十年至五十年的时间，也许便能统治中国。”“这完全要看你们怎麽进行了。”我说：“我亦相信，经过一段长时期的斗争，共产党有可能统治中国。但这对中国人没有好处，共产党的统治也不会长久。”“但是，如果我们想法子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你不以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吗？”毛泽东问道。“不，我不这样想。”我答道：“我最好引老子的话来答你：『治大国若烹小鲜。』”毛泽东此时纵声大笑。他以为我闹着玩。他不知道，也永不了解，我是非常认真说话的。我实际上全心全意赞同所引老子上面的说话。当天下午，毛泽东同我坐着河渡，由西门出长沙。我们住在同一客舱，我用上层，他用下层。很多朋友下船来跟我话别，他们知道我快要回法国了，我们于是整个下午忙于同他们谈这谈那。入夜，河渡启碇，我们睡个痛快。当进入洞庭湖时，我们恍若置身汪洋大海中，给无边无际的水环绕着。毛泽东首先醒来，走去坐在甲板上。稍後，我跟着出去，注意到他袋里有一本薄薄的小书。我问他那是什么，他拿出来，把那题目《资本主义制度大纲》给我看。我打趣的说：“你研究资本主义，就能成立共产党了？”毛泽东浅浅一笑，没说什么。为打破沉默，我接着道：“我很了解，你要做共产主义者，根本不用去学习，也毋需读这类书，最要紧的还是信仰。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好像一种宗教。”毛泽东又是微笑，仍没有答话。最後为打破闷局，我问他是否巳吃早点了，他答道：“还不见呢，我正等着你，我们一起吃吧。”河渡很快抵达汉口，我们分手了。我上岸，而毛泽东到上海，我们相约在沪滨碰头。他把秘密地址交给我，待我在鄂赣办完事後可找到他。我到达上海时，直趋法租界环龙路，依毛泽东给我的门牌找到屋子。房内放有两张床，其中一张无疑是留给我的，但是毛泽东不在。他在黄昏时回来，对我说，他们跟巡捕有麻烦，巡捕曾向他们作冗长的审问。因为学校正值假期，他们几经困难，巳获淮使用一间女校的一个课室。虽然他们开会时锁上所有门户，但仍被巡捕查出，现在不能在那儿开会了。这些法租界的巡捕非常机警，代表们到哪里去，他们便跟到哪里。各代表于是不敢再大夥儿一起开会，分散于各处，只由一两名代表担任联络人。几天後，巡捕松弛下来，但他们仍照样保持严密的警戒。有一天，毛泽东看来比平时快乐，对我说：“我们巳想出一个新的计划。有一位代表的女友是浙江嘉兴人，她说我们可以扮作游客由上海去西湖，行经嘉兴时，就在嘉兴城外的南湖的船上开会。为了避开巡捕耳目，我们要加倍慎重，必须假装买火车票去杭州西湖，火车上有很多游客，到嘉兴时，我们便落月台下车去也。然後混在人群里，直至火车驶离。倘若巡捕由上海跟踪我们，也不会想到这一点的。而且，他们对上海市外的情形，也不大了解。你同我到嘉兴，会後，我们可以到西湖逛逛。我自出娘胎以来便听说西湖景色甲天下，现在，多谢上海的巡捕，我可以去游西湖了。”“好极了，”我同意道：“我们明天就逛西湖。”翌晨七时，毛泽东和我离开居处，到车站买三等票去杭州。我们进入火车站以後，约在九点钟的时候，就看到一块巨大的白色路牌，上有“嘉兴”两个大字。火车一抵达，我们即跳下去，混入月台上的人群中。过了一会，我们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走出去，步向大路。快近城了，我凝视湖水，思量着这些平静的湖水不久便要诞生一只怪兽－－中国共产党。其他的代表亦巳走下火车，但他们要开会，身上却没有认识的标志。毛泽东和我在走路时，虽没有人跟踪，但我们仍是小心翼翼。我们在横街找到一间小旅馆，租了一个房间过夜。房内有一张，一张小桌子。床十分大，约占了房间的三分之二，几乎没有地方走动。蚊帐洁白乾净，我乾脆就留在房内了。在炎夏里，一个好蚊帐是找房子的重要的条件。我们刚安置妥当，毛泽东便要到开会的地点去，他执着我的手臂嚷道：“我要你同我去逛逛南湖！”“不去了，我在这儿等你回来。到时我们才一起去逛西湖。”我答道：“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你不跟我去看南湖，真不痛快，”毛泽东接口道：“我打算迟至黄昏才回来。代表们要在船上吃饭，所以你不要等我吃晚饭了。”说过话後，他瞪了我一阵，然後不发一语的离开。我写好几封信，然後慢慢的沿着南湖岸边散步，眼看舟艇缓然驶过。在船上举行秘密会议，真是好主意，我猜那只船上会诞生中国共产党。湖里的泥水使我想起《圣经》上的大洪水，假设共产党君临中国，新的洪水定必卷走这个古老的国家，那真是浑浊黑暗的污水。晚饭时，还是没有毛泽东的讯息，我便洗个澡，由小窗往外眺望以排遗时光。虽然天未入黑，水平线上巳随处可见渔光泛映。我熄了房灯，上床睡去。两三个钟头後，毛泽东回来了，他打开蚊帐，问道：“萧先生，你睡了？”“是的，”我答道：“我睡了。但请勿打开蚊帐，这儿的蚊很可怕，它们会飞进来的。今天的工作可称心？”“是的，称心极了。”毛泽东答道：“我们在船上一直谈得无拘无束！你不来，真可惜。”我随即答道：“你看，你在感激自由呢！在上海，你不能自由自在和你的同道谈话，你不能自由开会，巡捕到处跟踪你，你不喜欢这样，虽然这种情形不过几日。如果在俄国，则几乎由朝至晚，每一日你走到哪处都是如此！有哪一群人能在俄国找到『南湖』这种地方？你这样热爱自由，却竭思殚虑地准备去破坏同胞的自由，将中国造成第二个俄国？你们在会上决定了什么？你们计划采取什么行动？”毛泽东沉着的答道：“我们决定必须将中国造成第二个俄国！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奋斗到底。”“你们怎样组织起来？”我问。“代表们都不是乌合之众，”毛泽东解释道：“他们有些人学识丰富，能读日文或英文。我们决定必须首先成立一个核心小组，这核心小组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之後，我们将安排宣传工作，并准备实行特别的行动计划。第一步是策动劳动阶级和青年学生投向共产主义。然後，我们必须建立充裕的经济基础。这说明为什么一定要归属第三国际。”“但是，”我抗议道：“第三国际是俄国。你们为什么不组成第四国际呢？”“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毛泽东问道。“第四国际，”我解释道：“是共产主义的理想部分，它是马克斯和普鲁东的理想结合，它是自由的共产主义。你还记得我所说关于人力车的双轮吗？自由共产主义的人力车就是具备两个轮子，它不需要另外的力量支持它！如果你同意沿着第四国际的路线组织你的运动，我将为它贡献一生！”“一千年後我们再谈它罢。”毛泽东苦着脸，一边说一边打开蚊帐上床。简直汗臭薰天！不过，我巳经习惯这种强烈的气味，正如古语所云：“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向他建议：“你不去洗澡吗？可以在这旅馆洗，我刚洗刚了。”对此，毛泽东答道：“我懒得去洗了。我们现在睡，明天可以早起去逛西湖。”他一边说一边躺下，伸了个懒腰，可是，无可避免的，又展开对共产主义和自由、国家或个人等继续不断的讨论，我们还未停止谈话，天几乎发白了。毛泽东是条睡虫，从不愁睡不着，而睡在大床上，我不觉得他就在旁边。我醒来时，晴天碧朗，而毛泽东还沉睡未起，于是我仍静静的躺着。过了一会，他张开眼睛，我便唤他：“润之，天大白了，起来吧！”“什么时候？”他问道：“我再睡一会儿行吗？”我说：你可以再睡，我则尽可能安静的起。半小时後，他醒了，马上起来，说：“什么时候？我们错过火车了吗？”“没有，不用担心。”我对他说：“还早呢！每日有很多班火车从这里去西湖。”天色明媚，和风由南湖四岸吹送夏花的芬芳香气。我伫立呆望湖中良久，这里巳没有画舫了，一切复归宁静，但想到昨日在这一泓清澈的湖水之上曾产生了什么－－是苦涩的湖水，是毒汁？我愁然背转过来。因为火车上的搭客很少，我们又长谈了几个钟头，但这次却是言不及义。我们抨击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因为他太书呆子气了，外貌相当布尔乔亚。李大钊似乎更合我们的脾胃，但俄国人显然喜欢陈独秀，而他也是南湖之会的主要策划人。下午，我们抵达浙江省会杭州，沿湖岸而筑的房舍、道路和园圃构成一幅笔墨不能形容的美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想起这句形容杭州是尘世乐土的古话，我确信这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毛泽东和我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可是尽避外在世界富丽堂皇，我们却落落寡欢。我偶尔说：“你看这些千奇百怪的园圃吧，它们怎麽造成的？怎麽游人会不费一钱来这里享乐呢？”毛泽东答道：“这是罪无可恕的产物。许多人化钱去达成罪恶的目的。”“那麽，我们今天便是两名当世的小罪犯了。”我微微一笑。“我们明天必须马上便走！”毛泽东说。翌日，我们乘火车返上海，毛泽东不久即回长沙去。我逗留一周，办妥事务，然後折返北京。－－〈完〉－－*“那麽，张良为什么修道去了呢？”我问道：“这不过是由于他为了要找一个随时可外出访道的藉口，等到有一天他看到刘邦对他发生怀疑要杀害他之时，便出走而巳。在这个问题上，请你相信我的说法。政治是世间最卑污的一种行业！你能否告诉我：一个人政治成功之後，他基本上还算是诚实的人吗？绝对没有的事情。就以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朱元璋和一些其他的皇帝作例子来说罢，他们之中有一个诚实的人吗？没有。在中国，从古代起，那些崇拜权力者在精神上都是卑下的。这两种东西似乎永远连在一起，以武力夺取斑位就显示精神的卑下。”我十分清楚，毛泽东不想这个辩论继续下去，要不然我就可能直接批评到他。我们两个人都明白，在他的野心中，他是以刘邦自况的；而在另一方面，我也知道，他不肯承认自己是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