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纸信封，一本《诗韵集成》而巳；携带《诗韵集成》是为了一旦有灵感而作诗之用。我巳经把我的钱交给学校的会计代为保管，现在又把口袋里的零用钱拿出于在书桌的抽屉里。我们两个人身上都没有携带一文钱；各人所携带者不过是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卷而巳。一切准备停当之後，我说：“请你等一会，我要去看看校长，并且向他告别。”当校长的听差看到我之後，犹豫了好一阵之後，显然他是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後他问道：“萧先生，这是怎麽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跟谁，你跟谁打架了吗？”看了我这身穿着之後，他所能想像到的唯一解释是我和别人打架，现在则是向校长来投诉来了。“我要跟谁打架呀？”我问道“我只不过来和校长说几句话而巳。”校长也和他的听差一样惊奇。“萧先生！”他不胜诧异地问道：“你好吗？”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穿得这个样子呀？”“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安详地回道：“我只不过要去作一次旅行罢了。”“你穿着这一套衣裳究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他追问道。“我想熟悉熟悉本省的情况，因此决定作一次徒步旅行。穿着这样的衣裳走起路来最是舒服。”我解释道。“你在路上可要当心点。”他继续说，他对我的安全甚表关切。“谢谢你，”我回道：“我还有一个同伴毛泽东同行呢。”“啊！他就是常来找你的那个年轻人吗？当我在第四师范教书时，他还是我的学生呢。一个奇怪的小夥子！你和他一起出去旅行，两个奇怪的小夥子！很好，但你们两个人在路上也要当心。”我从校长办公室走回宿舍的时候，大厅里迎面遇见我一个最好的学生。他一时目瞪口呆地瞧着我，在相距约莫十步之地向我鞠躬为礼。等我们走到对脸之时，我间他为什么还留在学校里，因为所有的学生都在一个礼拜之前离校渡假去了。但他却立时沉默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他的脸红了，低下头不敢再瞧我。不待说我巳经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他必是认为我的衣装奇形怪状，活像一个工人，看上去没有一点尊严，但他却不敢问任何问题。当我再说话之时，他的头低得更厉害，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便迅速地走开了。我回到房间之後，毛泽东和我商量我们走哪条路的问题；出门之後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向左或向右本来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因为就乞讨生涯来说，横竖都是一样，但却也有一点差异。假定我们出了学校门而右走的话，十分钟之後，便可走到城外，来到旷野之中。但假定我们转向左走的话，那麽，在十分钟之内我们就得越渡湘江。毛泽东道：“你在前头走，我跟着你就是。”“我要向左走，渡过湘江。”“很好，”他回道：“我们就向左走罢。但是你为什么要过江呢？”“假定我们向右走的话，那就完全是空旷的平地，毫无阻碍，但也就没有什么趣味了。但假定我向左走的话，我们就必须设法渡过大江，那我们就要遭遇到第一个障碍。”毛泽东纵声大笑道：“那确是真的！我们必须要避易而就难。好，咱们就走罢！向左走。”我们拿起了包袱，锁上了房门，便踏上行乞之道了。我们把包袱挂在伞八的一端，将伞抬在右肩上，而包袱则靠近脊背；这样重量便分配得比较匀称，背起来也感觉到轻松些。这个门道是我在以往的行乞经验中学到的。我本来提议由毛泽东带头，但经过一阵辩论之後，他还是坚持仍由我带头，他在後面跟着走。于是我们就起程了，我在前面走，毛泽东则在後面跟着。在一整月的行乞生活中，我们走起来总是这样一个次序，只有很少几次列外。当我们走出校门的时候，门房走了过来，眼睛瞪着我们，面现惊异之。他缓缓地张开了口，但却没有说出话来。我对他说：“老卢，我出去旅行，如果有我的信件，不要转寄出去，我在一个月之内就会回来的。”他仍然张口瞪着我，好像他完全没有听到我的话似的。因此，我问他道：“老卢，你听明白我对你说的什么没有？”他张口结舌地回道：“是的萧先生，是的，是的……”看门房中的几个工人都带着奇异的目光，在後面瞧着我们，我们继续走我们的路。我知道他们必定感到奇怪，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平日看来一位很庄严的教员，竟穿着得这样的奇形怪状，走到街上去？但是以後我们就不再是人们注视的焦点了，因为大路上很多人都穿着这类破旧的衣裳。我们的穿着也正是那种式样12.第二十章克服第一道难关出长沙小西门，步行几分钟，便到江边了。那里江面宽约五、六百公尺。我们经常看到很大的汽船在江中行驶，所以知道江水一定甚深。到了江边，我们当然不能再继续前进，于是便在草地上坐了下来，呆望着江水在前面滚滚奔流。“我们怎样过江呢？”二人不约而同地问。渡过江去只有三个辨法。第一、是游水，可是我们两个都不会游泳，而且我们还带着两个包袱，假如游水的话，我们的东西就会完全弄湿了。因此，游水过江的辨法不能考虑。第二、如果我们沿江边向南走一里半左右，就可以乘官渡免费过江；但我们两个人都不愿意这样做，这似乎太容易了。假定我们那样做的话，就表示我们避重就轻，不去克服困难。第三、我们坐着的地方就有一种小渡船；但乘坐这种小渡船，每人须付两个铜板。照说那是很便宜的，很多人都乘这种渡船过江，但我们两个人却是全无分文。我们是一文不名的叫化。就在那里坐着，看着小船上乘满了人，向着对岸划去，约莫十分钟就有一艘。我们巳经眼光光的看着同一艘船来回三次了。如果我们只是坐在那里观望，便永昀不会过得江那边去，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毛泽东提议，我们走过去和摆渡的商量商量，告诉他们身上没有带钱，请把我们划过去。我对毛泽东的提议不以为然，“他一定不会应。”我说：“万一他一口拒绝了，那麽，我们下一步又怎样呢？”“我不在乎，”毛泽东说：“我去跟他讲。”于是他带着坚决的神情，向我们附近的那艘小船走过去，很有礼貌地请求那个摆渡，把我们免费载过去，因为我们身上没有钱。那年轻船伙斩钉截铁的粗声说道：“要是你们没有钱，为什麽不去乘官渡。从这里走一会就到了。”毛泽东回来之後，问我下一步应该怎样辨。我回道：“我早就知道他不会应载我们过去的。我倒有个打算，我们也像一船乘客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先行上船。当他们收钱的时候，渡船巳经到了江心；那时我们才告欣他，我们身上没有钱。这样，他既不能送我们回来，亦不能把我们抛下江里：如此这般，我们就可以过去了。他决不会从那边再把我们送回来，因为他需要空地方载别的乘客。走，咱们去试试。”于是我们站起来，迅速登上一只刚刚靠岸的小船，旁若无人地直向船舱的中心走去。因为那种小渡船根本无座位可，每个乘客都站立在那里，等到上满十四个人之後，就宣告满座了。只听到船伙喊一声：“开船！”他把长竹竿向岸上使劲一撑，船就离岸了。船划行得很快，一会工夫便巳经到了江心。一个五、六岁的小笔娘手拿着一个盘子向乘客收钱。每个乘客丢进去两个铜圆，只听见铜板落在盘子里的声音，当，当，当的响个不绝。当她走到我们面前时，那种当当的声音却蓦地停止了。摆渡的朝我们看了一看，说道：“那两位体面的先生请把钱付给她呀！每人两个铜板，请罢。”“很对不起，我们没有钱。”毛泽东说：“你难道不载我们过去吗？”“什么，没有钱？”那摆渡的表示不信，问道：“那麽，你们为什么要上这只船？我不载不付钱的乘客。请你们赶快付钱吧。”“我们真的没有钱。”我插嘴道：“我们两个身上连一个子儿也没有，请把我们划过去吧，一个月後我们一定加倍付给你。”“一个月之後？那时我还认得你们吗？”他说：“如果你们没有钱，那麽留下一把伞傍我好了。”“那，不行”毛泽东答道：“伞在路上还要用呢。再说，一把伞值铜板十四枚，我们两个人过一次江，加在一起也不过四个铜板罢了！”“但是，若果你们不付钱，你们就不能过江！”那摆渡的嚷道。“你说不能过江吗？”我说道：“我们现在巳经到了江中心。看你能把我们怎麽样？”“你们简直是强盗！”摆渡的嚷道：“我要把你们送回去。”这时，其他所有乘客都大声提出抗议。他们先是带着隔岸观火的心情听我们的谈话，但现在他们都大嚷起来了：“不行，不行。我们急着要过江，我们巳经付了钱！快点把我们划过去。”乘客之中，有一位态度温和的老人走上来说道：“我愿意替他们出两个铜板，其他乘客可付另外两个铜板。我们千万不能再划回去。”另外有好几个乘客都对那老人的意见表示同。但我和毛泽东却高声叫道：“不成，不成！我们不同意，你们不能替我们付钱！”这时我脑子灵机一转，想出一个主意。于是我宣布道：“现在渡巳经到了江心。摆渡的可以歇歇，让我替他来划。用这个辨法来补偿我们坐渡船的费用。”但那船伙却不同意。“那我仍是损失四个铜板，而且我也不需要休息。”他说：“善心的乘客既然愿意替你们付钱，你们又为什么不让他们付呢？你们故意跟我找麻烦！你们简直是活强盗！”乘客这时都不耐烦地叫了起来：“快划呀！”那位老人又再三向摆渡的保证，船靠岸时，他一定代我们付钱。其它乘客上了岸之後，那摆渡就马上把船撑离岸边，让船停在离岸约莫二十码之处，意思是怕我们逃跑了。那位老人还在船上，又要替我们付船钱，毛泽东却坚持说，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必定回来，我们要等那时候再付给他。我也插嘴道：“老先生，要是你付了四个铜板的话，就无异是打我们的耳光，也是故意使我们为难。”“摆渡的听了我的话之後，立刻大叫道：“什么打不打耳光？你们若不付钱，我就给你们好看！”“你如果要打架，我们绝不在乎。”毛泽东道。此时岸上巳经有些打算过江的人等着，另外一只渡船又巳经到了江心。那摆渡的十分清楚，假定另外一只先靠岸，他就会失去那些乘客了。于是，他终于自认倒霉，再把船撑到岸边，但口里却咕噜着把我们痛骂了一顿。渡船一靠岸，那位老人及毛泽东和我三人便跳下船来，我们随即向那位船夫莞尔一笑，说道：“谢谢你，再见。”那老人很快就上路了，我们也沿着面前的大路走去。也不理会那条路会把我们领到什么地。只知道那是一条从长沙通到宁乡县城的大路。“那个要替我们付钱的老头很和气，”我一边走一边说：“我们既然是叫化子，本来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我们接受了，就又避重就轻了。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选最吃力的方式。”“让很多人在江边上白等确是不好。”毛泽东思量着说：“假定那里没有人，我们就可能和那个船夫好好地打上一架！”我们朝着宁乡县城走去13.第二道难关：饥饿那个时候，行驶汽车的现代公路根本是梦想不到的。我们走的那条大路，宽仅一公尺左右，中间铺以小石板，凸凹不平，它唯一的好处，只是在雨季里较少泥泞而巳。道路两旁长着幼嫩禾苗的稻田。每个十字路口都竖着一块路牌，但我们从不去看。我们宁可就路认路，永远选择最宽的路走。太阳晒得炙人如火，我们又没有帽子，但是我们仍然不用伞来保护我们剃过的光头。我们的脚烫得厉害！石板似乎像火一般的热，路面尽避平滑，但我们却宁可走在两旁的草地上。我们离开学校之时，脚上都是穿着厚重的布鞋；但在渡过湘江之後，我们便巳经换上草鞋了。我一路走下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又长又直的大路，像磁铁一般吸住我们。在这样平坦的路上行走真是单调乏味，但不到一刻，我们便看到前面有一座山，这座山我们是要爬过去的！当景物一旦改变，我们又感到愉快起来了。但在山里行走，也会渐渐感到厌倦，于是我们又渴望平原了。但当我们在坦荡荡的平原上行走前，脑中则又记起山中美景。大自然似乎对人类这样的特性甚为熟稔，因而总是宅心仁厚的，在漫长的平原上又配衬以美丽的山景。我们究竟经过了多少田地和山岭，也无法数得出来，唯一知道的就是无尽无穷的旅程。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谈论各种各样有趣事情。时间对我们巳经不存在了。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带表，完全用日影来判断时间。当日影指向东方之时，我们即断定那一定是下午两点钟；忽然之间，我们发觉我们都还没有吃东西，立时感到饥饿起来！我们一直全神贯注于谈话，因而根本就没有注意时间的问题，忽然发现时在下午，因而饥饿在我们的空胃中就更增加了痛苦难耐之感。我们愈是想着就愈感到饥饿。我们两条腿更像火烫一样，疲劳的程度亦随着跨出的步伐而增加。一会以後，我们走到一间设在路旁边的小食店面。那是一般行人习惯停下来休息的地方，即使他们并不一定想歇息，也会在此吃点什么东西。谢天谢地，当时凉荫下正有两把空着的椅子，于是我们便躺在上面，倒头大睡起来，这场酣睡，我根本不知睡了多久，当我醒来之时，毛泽东却仍然在睡梦之中。但过了一会，便有一辆又大又重的车子从他身旁经过，他终于被那行车的声音惊醒过来。那位小食店的女人带着好奇的神情向我们打量。毫无疑问，她一定觉得我们赶路赶得满头大汗，疲劳不堪，而到了她那里，竟然也不买点茶水喝喝，会感到有奇怪。她问我们是否需要吃茶，我们说不喝，对她的好意表示感谢。我们并不需要喝，这倒是真的，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些能抵饿的食物，因为我们饿得实在太厉害了！我们应该向她讨点东西来吃吗？看来她为人很和善，多半会给我们米饭一碗，但直接向她乞讨就太容易了，因而我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一定猜想到我们当时的窘境，因为过了一会，她就给我们端了两杯茶来，并且表示那是不要钱的。我们呼呼两口就茶喝了下去，但却马上又後悔起来，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感到饿得更厉害了。“走。”毛泽东说：“咱们开始去讨饭。我一秒钟也不能再等下去了。我巳经快要饿死了。咱们就从那些农家开始。”“这却有点麻烦，”我解释着说：“每家人家只能给我们少少一点东西，我们要连续讨上四、五家，才能够一顿饭。况且，有些人家可能只给我们一点生米，这对我们毫无用处。我以为最好的辨法，是打听打听附近有没有读书人家，假定有的话，咱们就登门拜访。毫无疑问，我们会得到较好的招待。”毛泽东转头问那女人道：“你知道就近有读书的人家吗？”“有的。”她道：“离这里一里左右有一家姓王的。她们有两个儿子在长沙念书，但他的邻居都姓曹。那家长是一位大夫，他那十五岁的儿子也在家习医。另外在这店子後面那个小山坡上，住着一位姓刘的绅士。他是一位翰林，现在巳告老在家。他没有儿子，但有几个女儿，都巳经出嫁了。”“润之，”我嚷着说道：“刘先生要成为我们今天的东道了！我们第一个就该向他进攻。我认为最好的辨法是写一首诗送给他，用象徵的语言表示我们拜访他的用意。”“好主意！”毛泽东表示同意：“让我想想，头一句可以这样写：“翻山渡水之名郡。”“很好，”我赞赏道：“第二句：竹杖草履谒学尊。接下去的一句可以写为：途见白云如晶海。”“最後可以这样结尾：沾衣晨露浸饿身。”毛泽东结束了全诗。诗中第三句对“白云”的形容，系称赞刘氏能脱俗事的牵缠在山中别墅过隐居生活。“翻山渡水”和“浸饿身”二处念意似乎够明显了。这首联句做成之後，我们子细再读了数遍，感到相当满意。“刘翰林应该佩服我们的勇气！”毛泽东道：“我们马上就去看他，看看究意他是怎样的一位学者。”我们又再吟读了一遍，发现确是很好，两人都由衷地大笑起来，一时连饿肚子的事情也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我打开包袱，把笔、墨、纸和信封拿了出来，竭尽全力以我最佳笔法把那首诗写在一张纸，并且两个人分别签上各人的真名。信封上则写了：“刘翰林台启”几个字。那个女人看到我们写信封，以为我们是要寄家信，便走过来告诉我们说：“这里没有邮局，你们必须拿到宁乡县城才能寄发。”谢过那个女人之後，我们便起身去拜访刘翰林。走出小食店，向左转个弯，然後又爬上一个斜坡，很快就到了小丘的顶上。从那里我们看到山脚下有一座用白砖砌成的房子。料知那必是刘翰林的住宅无疑，于是我们便朝着那个地方走去。那白房子後面的山坡上长着齐整的青绿树丛，在这景色的衬托之下，虽然站在很远的地，这座白色房子也看得清清楚楚。房子前面的窗户和柱石都是一色朱红，一道长长的围墙，上面覆着整齐的一色黑瓦，看来就像一座城墙一样。右手是进出的大门，大门两旁长着一些红花灿烂的大树。围墙前面有一个大水塘，水面上满是硕大的青绿荷叶和异常美丽的莲花。远远地看上去，那风景有如一幅频色极浓的彩色画，但却需要一位艺术家独具匠心，才能表现得恰到好处。我们走到那座堂皇的住宅门前之後，看到一幅用正楷书写的嵌在油漆大门上的红色对联。上联是：“照人秋月”，下联是：“惠我春风”。这幅对联的书法今人赞赏，我们猜想这必是出于刘翰林的手笔：因为他既参加过殿试，则书法和诗文必有相当的造诣。因为翰林都是出色的书法家。我们希望，这位书法家和诗文鉴赏家的刘翰林，对我们送给他的杰作，也感到喜悦。围墙大门关闭着，并加上了锁。我们可以从门缝里看到，在约莫十公尺之外的第二道大门，也是关闭起来的。从两道门缝中看过去，那座房子座落在一个大院子里，门窗则完全敝开。我们在大门上敲了三、四下之後，立刻便有几只恶犬在第二个院子中狂吠起来。恶犬狂吠的声音，一时使我们颇感惊恐。因为它们吠声异常凶狠，很可能窜将出来。但当我们停止打门之後，犬吠声也随之停了。我们以往全无对付恶犬的经验，只好暂时停止敲门，商量应付之策。我们手里的雨伞若用来对付恶犬，可以说毫无用处，因为如果恶犬向前扑一下，很可能便把伞八折断。这时毛泽东便急忙爬上附近的乾枯树干上，折了两根又粗又硬的树枝下来。每条有五、六尺长，坚硬如钢。这两根棍子使我们壮了胆子，就用它来敲打大门。我们愈敲，那些恶狗也就吠得愈厉害。但是现在我们巳不用害怕了；不管它们怎样狂吠，我们仍然继续敲打不巳。大约敲了五分钟光景，所得的唯一结果就是那些恶犬似乎巳经疲倦，吠声没有先前那样凶了。又过了几分钟，我们从门缝看到一位短装老人从房子内走了出来。这一定是刘翰林的仆人了。他慢慢穿过庭院，走向第二道大门，半打左右的大狗随在他的身後，仍是在那里狂吠不巳。他打开了第二道大门，便继续朝我们面前的头一道大门走来。到了大门边，他停下脚步，用粗野的声音问我们来干什么。毛泽东透过门缝说道：“我们是从省城来的，替刘翰林带来一封书信。”我从门缝把信递过去，他用较温和的语调说：“请你们稍等一会。”便转身向内走去。无疑他认为那封信是我们从长沙一路带来的，我们一想，也觉好笑，那些恶犬似乎巳从仆人的声音认，我们是主人的朋友；因，他们不仅停止了狂吠，并且摇尾表示欢迎了。我们在石阶上等待着，除了屋後树枝上的鸟叫之外，一切声音都平静下来。我们耐心地等了十几分钟，毛泽东又要去敲门，但是我告诉他再等一会，因为老翰林一定会对我们的诗大加赞赏。又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仍然是静悄悄的，一无动静。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于是便再度敲门，那些大狗也再度吠了起来。几乎是在顷刻之间，那个老头走了出来，并且把大门打开。“少爷，请进。”他招呼道。我们随在他的後面，穿过两道大门到了内院。他又说道：“对不起，我回来得稍迟一点。因为主人午睡刚刚转醒。看信之前，他又洗了把脸，看了信之後，他就告诉我立刻把两位请进来。”他领着我们从房子的中门走进去，穿过一个大房间。那大房子里满墙都是字画，但我们却未能仔细去欣赏；因为我们只是跟着那个老头忽忽走过，转往另一个较小的房间去。把我们领到小房间之後，他走开了。我们猜想那必是刘翰林的书房。因此，没有坐下来。刘翰林终于走出来了。他是一位年约七十岁的老人，生得矮而瘦小，而且略现驼背。白须稀疏得只剩下几根了，头顶巳经全秃。他穿着一件白长衫，手里拿一把绸扇子。我们向他深深鞠了一躬，他带着惊奇的眼光站在那里注视我们：“你们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你们遭到什么意外了吗？请坐！请坐！”我们坐下之後，刘翰林继续问道：“你们在路上遇着强盗了吗？”“没有，我们没有遭到什么麻烦。”毛泽东答。“你们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呀？”刘翰林问道。“我们从长沙来，打算到宁乡县城去。”我道。“你们在长沙做什么事情呀？”“我们是省城里的学生。”毛泽东说。“你们或许是在哪个洋学堂吟书的罢？我明白了，你们也会做诗。你们做得很好，书法也很不错。”刘翰林一面说着，一面端详我们。“我们在学堂里不仅要学做诗，并且还要研究古书呢。”我解释道。“噢，你们研究古书？什么古书呀？”毛泽东告斥他我读过《十三经》、《老子》和《庄子》，他甚为高兴。“你们既然研究过《老子》和《庄子》，对这两部书你们认为谁的注最好呀？”“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最好的《庄子》注则是郭象的。”我答道。他对我的回答很感满意说道：“非常正确！我同意！你们家乡在哪里？”“我的朋友毛泽东是湘潭人，我是湘乡人，但是住在和湘潭交界的边境上。事实上我们彼此相距不远。”“曾国藩就是湘乡人。”刘翰林说。“是的，我的高祖曾在曾国藩家里当过教师。”我接口说。“他既然在曾家教书，那一定是出色的学者了。请你们稍等一会。”他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向里走去。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只有耐心地等待。我们的空胃直打鼓，对那些美丽的绘画和工巧的书法都难以欣赏了。不过，我和毛泽东二人互相安慰，猜想他多半是去叫厨师做一顿丰富的饭来招待我们，因而需要较多的时间。很显然，他绝不会不明白我们诗中念意的！那是一定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他去了这久还不回来的原因。但是我们愈想到饮食，也就愈感到饥饿！最後刘翰林终于面带笑容地走了回来。但并没有提到吃饭的事情。他只是从宽大的衣袖里拿出一个红纸包，微笑着递给了我们，未再说一句话。从那纸包的形状我们立刻猜知，其中必然是一些钱。接过来之後，从它的分量我巳猜到那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们两个人向他申谢之後，即行告别。他伴随我们走到房舍的门前，然後叫那老佣送我们出去。穿过院子和两道大门，我们走了出来。一走出大门之後，我们便立刻闪到一棵大树的後面，将红包打开。忽然之间，我们富有起来了！原来红包中竟然是四十个铜圆。根本不需要商量，我们就知道应该做什么！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赶回那家路旁的小食店，请那个女人尽速替我们准备饮！不到一会的工夫，我们的饭就拿上来了，除了米饭之外，还有一些蔬菜和青豆。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三大碗饭之後，终于吃饱了。这顿饭每人花了铜圆四枚，因此，我们仍然有三十二枚铜圆剩下来。略事休息之後，就又上路了。每当走到岔叉路口，我们仍然选最宽的一条路走。但全没有想到究竟到哪里去，也没有想到前面可能有什么危险。到了天黑时，我们决定在路旁的小旅店投宿一晚，作其“鸡鸣早看天”的旅客。在旅店吃过晚饭之後，我们讨论第二天的计划。我们立刻想到那位绰号“何胡子”的朋友何叔衡来。因为他就住在宁乡县区，于是我们乃决定去拜访他。我日记上有他的地址，据旅店的老板说，从那里前往约莫一百四十里左右便到，那需要一天的路好走。明天夜里我们就要与何胡子在一起了。??14.何胡子的家第二天一早，起床之後，我们匆匆地洗了把脸，便朝何胡子的家乡走去。我们决定每天早上吃早饭之后，先走二十里路。湖南人每天都吃一顿早饭，和中饭晚饭同样丰盛。这和北京、上海、苏州等城市，人们在早上只吃稀饭的习惯颇不相同。湖南是渔米之乡，湖南人除非到了极穷困的时候，才吃稀饭。今天我们走起路来，又轻松又愉快，因为我们巳经有钱，不要再向人乞讨了。还有，我们在日落时分就会到达朋友的家，将会受到热烈的款待和欢迎！因此，我们在心里真的感到是回归家乡一样。我们在路上谈起房白纵其人的生平来，这是一个怪人。他是我的表兄，又娶了我的姐姐。毛泽东听我说过这个人，对他的一切都感到很大兴趣。房白纵是我外祖父的第四个孙子，我小时候叫他振球哥。我父亲的文采颇为人称道。他娶我的母亲时，家境并不富有。因此，外祖父便出一些田产作为我母亲的嫁奁，以备不时之需。三十年後，我母亲因需要钱供给我弟弟读书，便把陪嫁的田产卖掉了。这个时候，房家的家境亦巳衰落，大部分田产都没有了，房白纵也不能完成他的学业。于是他开了一间杂货铺，後来又学纺织，不久又做裁缝、建造房屋，最後制造家具。奇怪的是，他对所有这些东西都能做得异常精巧，虽则他不曾正式学过师。类似裁缝这一类手艺，至少需要当学徒三年，但房白纵只要几天工夫便上手了。他善于摹仿，任何一种手艺他都做得尽善尽美。毛泽东对他的天赋大为惊叹，认为他生在中国是糟蹋了，因为在中国，这种天才无人加以培植，也没有人欣赏。“假定他生在意大利，很可能成为另外一个弭盖朗琪罗！”毛泽东慨叹不巳。我又说，房白纵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对制造各种木材和竹子的现具便极有兴趣。因此，家里便给他弄了一套小巧的工具：锤子、刀子、锯子等等，应有尽有，事实上他等于拥有一个雏型的工厂。不过，他难然在各种手艺上是天才，然而书法和绘画方面，却没有半点才份。毛泽东认为，那是因为各人才能不同，因此教育原则应该是因才施教云。我们那次谈话五、六年之後，房白纵在劝工俭学的资助下到了法国。他是和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及蔡和森等一道去的。他留法四年後回到中国。但不幸在四十岁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名叫房连，也有同样的才能。中日战争期间，因在川北遭到土匪的袭击而被杀害，死时还不到三十岁。我曾经答应毛泽东以後介绍房白纵给他认识，然而一直没有机会，他们二人也就从无一面之缘。那天我们在路上谈房白纵就一直谈到正午。太阳晒得很厉害。于是我们便在路边一个茶馆，找个位置坐下歇息。那里荫凉蔽日，非常舒服，我们不知不觉竟睡着了。等到醒来的时候，发现我们睡了很久，茶馆老板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何胡子的家，还得再走八十里路。我们马上赶路，但都不再说话了，集中全力，迈开大步向何胡子的家乡走去，希望在夜间可以到达。黄昏时分，我们在路旁一家小饭铺吃晚饭，叫了米饭、蔬菜和几个煎鸡蛋。那家饭铺的老板告诉我们说，我们还得再走四十里路才到目的地。于是我们草草把晚饭吃了，便即上路。走到一个岔叉路口，面前有几条羊肠小径，而路牌一个也没有。在这进退维谷之下，我们别无他法，只有等过路人来加以询问。後来一个过路人指示我们穿越前面山岗的一条小径。原来何胡子的家座落在离开大路很远的地，当我们走进山岗之後，竟然又碰到了一个岔叉路口。那里异常偏僻，根本没有人可问，究竟选择哪一条路走呢，我们经过一番讨论，两条路都差不多，便决定选向右转出山那一条。我们选择这条路，是希望在走到山坡下之後，能找到人加以询问。现在月亮巳经出来了，但在山中的树林里面，光线仍是甚为幽暗。并且可以听到很多野兽叫闹的声音。但我们并不害，因为那里是小树林，谅无老虎出没。还有，我们毕竟是两个人同行，胆子也壮了，约莫一个小时之後，我们走完了山路。出现在我们前面的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一条大路贯穿其间。我们看到远处有两户人家，但没有灯火。里面住的人显然巳经歇息了。我们既巳迷了路，于是便走到较近的一家敲门询问。那家主人起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走错路了，在山中的岔路口处，我们应该向左转，而不应该向右。那麽从那里向左再走三十里左右，就可以到达何胡子的家了。俗语说：“行百里者九十半”。这句话用在我们当时的情形，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从那以後，在路上巳遇不到行人。每逢岔叉路口时，我们便到附近的住家去询问。最後，当我们确知巳经到达了目的地，便问道：“这是何胡子的家吗？”这样问了好几次，得到了几个否定的回答：“不是，你们沿这条路走过去那一家就是了。”我们终于到达了！直冲到何胡子的大门前，兴奋地在门上敲打。“何胡子！何胡子！”我们高声叫道：“赶快起来，让我们进去呀！”一盏灯在其中的一间屋里点着了。接着何胡子把大门打开走了出来。他愉快地大笑着，抱住了我们。“萧胡子！你们怎样会走来的？润之也来了呀？我做梦也想不到你们两个会到这里来！请进，请进！”我们走进一间大房子，何胡子的父亲也从另外一个房门走了出来。他约莫五十岁年纪，看来是一个标准的农人。我们的朋友的弟弟也出来了，何胡子在楚怡中学任教时，我们曾经见过他。他十二岁的侄子接着也出现了。我知道他是楚怡学校的学生。何胡子又叫他的太太和弟媳妇进来和我们见面。那简直像一个家庭聚会，欢迎阔别重逢的家人。我们真是感到回到家中了。经过一番介绍和招呼之後，何胡子问道：“萧胡子，你们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我们从长沙来，毛泽东又接着说：“我们一路从长沙走到这里，专程来拜访你！”“啊，不敢当，不敢当。”何胡子道：“非常欢迎，非常高兴看到你们，但你们为什么一路走着来呢？你们一定累坏了！”“噢，”我回答道：“走路并不是坏事情呀。事实上，我们还正打算徒步走遍全省呢。”“你瞧。”毛泽东道：“我们是作一个试验。打算走得愈远愈好，身上却分文不带。我们要像叫化子一样生活。”何胡子显然甚感吃惊。“像叫化子一样生活？”他问道。“是的！”我接着说道：“我们离开长沙时，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因此在路上我们便必须乞讨过活了。”“但是我真的不了解，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何胡子道。“我们的想法是，看看我们能不能克服困难；在分文不带的情形下，我们是否能够一样过我们的旅行生活。总之，我们是练习克服困难。”我解释说。何胡子大笑道：“你们真是两个怪物。你们做的事情真是奇哉怪也！”何胡子的弟弟拿了一瓶酒出来，我们就说，我们都巳经吃过晚饭了。但我们每人还是喝了点，吃了一些水果。当我们就寝之时，巳经是次晨两点钟了。经过了一天的长途跋涉－－一百五、六十里之後，我们实在是太疲倦了。而我们也知道，在这一夜之中，我们对他们的打扰太过分了。??15.从何家农场到宁乡县城何家是典型的农家，尽避夜里受到了打扰，但第二天刚破晓，他们就都起床了。于是我和毛泽东也起来，首先我们在日记上记录了头一天的经过，我还把毛泽东对房白纵生平的评语，也写了下来。与何家寒暄一番，吃过早饭之後，何老先生领我们去参观他的农场。一个猪栏里面有十只猪，其中有些是黑色的，有些是白色的，其他的则是黑白相间。这是何氏最宝贵的财产。其中有一只大肥猪脊背上黑黝黝的，像一条小牛一样。毛泽东问这只猪有多重，年龄多大。“我看你并非内行，”何老先生笑道：“这头猪体重约三百二十斤。一只猪长到两岁的时候，它的肉巳经太老，不好吃了。这头猪还只有十一个月。”“只有十一个月就长得这样大了吗？”我问道。“猪只的大小决定于它们的品种及所吃饲料。这只猪的品种特别好。我会养到它四百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