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整座学校巳被卷入黑暗之中，我们是仅有的两个尚未就寝的学生。我们的潜离给察觉了。然而当时我们都得意忘形地谈论，熄灯後仍留在校外会有什么後果，根本想都没有想到。当时正是袁世凯任大总统之时，我们照例谈论报纸上的种种事情，试图对中国的未来加以预断。那天晚上的讨论我记得非常清楚。“你想想，袁世凯怎样会对中国的将来有任何影响！”我大声说“他只是一名罪犯。那些带兵的头头也不过是他的傀儡而巳！”“但除了袁世凯，又有谁能肩负得起中国所需要的改造工作，”毛泽东说：“康有为有些很好的想法，但他巳是过时的人；至于孙中山，他虽然是真正的革命领袖，但却没有半点军事力量。”“要改造中国，必须有崭新的理想！”“当然，新力量是需要的。”毛泽东附和着说。“在改造国家的过程中，每一个公民一定要加以改造，每一个人都必要磨砺他自己。”我说。“那要把很多人结集起来，规画出一个共同信奉的坚定理想，”毛泽东解释说：“我们两就能够做任何事！”“不，我们两个人是不够的。”我回答说：“一定要有很多人，和我们有同样的想法的人。我们两个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我们的同志。”“第一步，我们先考虑我们的同学。他们大约有一千人，看看其中有多少位可以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们一定要选择最优秀、最精干的，”我说：“只选择那些有崇高理想的人。”“谁最精干，我们都知道，那太容易了。”毛泽东说：“他们的行为我们都熟悉，但要想知道他们的理想却并不简单。”“你我二人可以用普通的方式和他们讨论问题，然後我们挑选那些最优秀的分子。然後，我们再分别和每一位作个别谈话。”我提议说：“譬如，高级师范的蔡和森就是一位。我们都清楚知道，他和我们有共同想法。再和熊光祖、陈昌和陈绍修等三人，我昌相信他们都会成为我们第一批会员。在低年级中，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那麽，你可以设法挑选。”毛泽东表示同意，说：“是的，现在我心目中确有一两个人，可以设法和他们谈谈。”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计划，我接着说：“从学校千名左右的学生中，开始时我们只可选择十个人。当然可能还有很多人值得挑选，但这种选才工作必须异常谨慎。万一在千人之中十个人都找不到，那当然非常糟糕。我们可以把这十个人作为核心，建立一个社团，等第一批人组织起来之後，我们再着手吸收更多的会员。”毛泽东提议道：“团体一定要有个好名字，而且一定要有规章！你何不动手拟定一些规章呢？”“这个团体既以研究为宗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新民学会。”漫漫长夜，我们继续讨论。“我认为团体应有三个宗旨，”我提议说：“第一、在会员中鼓励良好的道德行为；第二、交换知识；第三、建立紧密的友谊。”“我认为你应该起一个详细的草稿，然後我们再重新详加研究。”毛泽东说。于是我们周详地讨论应该如何为团体吸收新会员的问题，最後我们决定，本校既无更多可以选择的合适对象，我们便应该到外面去找。这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此，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种种可行的方法。最後，我们决定把宗旨摘要写出来，阐明我们的救国之道以及建立团体的原因。我们认为一定要写得清楚简明，然後分寄到其它学校的学生会社，请他们加以考量。凡同意我们的原则及宗旨的，就写信给我们，由我们先去拜访，讨论商谈後，再决定入会与否。毛泽东动手起草一封信，准备付印後分寄到长沙各中学。那封信很简短，大意是：“今日我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当局无一人可以信赖。吾人拟寻求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组织团体。团体之主要宗旨是自策自励及改造国家。凡对此有兴趣之同学，皆请惠赐大函，俾能约期私下聚谈，以再作进一步之计划。”这是一封相当大胆的公开信，我们深怕会贻人笑柄，因此我们考虑到，在那封信上签署我们的真名字，并非是聪明的辨法，于是我们使用了代名，毛泽东的代名是“二十八笔”。因“毛泽东”三字合起恰巧是二十八笔，这或许是一种先兆，因为“二十八笔”一词，後来不止广泛地被用作中共的代名词，而且，共产党之“共”，也像二十八的样子。毛泽东起草这封信的初稿时，我则着手草拟新民学会的章则。分别完成之後，我们又交换审阅，作了若干修正和建议，此时，天巳破晓，忽然之间，响亮的号角自山脚下升起，巳经是次日早晨了。那是起床的号声，于是我们走下山岗，返回学校。我们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工作计划，花了一个整整的通宵。??8.学校放暑假了暑假就要开始了，布告栏上贴出了一张布告，这振示各班的功课业巳考试完毕，我们将获得两个半月的假期，全体学生可望在三日之内离开学校了。每个人都动手收拾行，笑容满面地准备回家度假。书籍都自教室中搬了出来，装在箱子里；巨大的行李房中，这类箱子数以千计。在这两天之中，学生的情绪异常兴奋，不断地进进出出，把那间大行李房弄到有如海关的大办公处一样。人人有说有笑，喧闹异常。功课考完之後，每个人都生活于放假的气氛之中。“你写信给你的太太了吗？她知道你就要回家吗？”“你的未婚妻会来看你吗？”诸如此类的话，终日可以听得到。最後，所有的教室都空空如也，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的教室。我的书籍、笔、墨、文具等等，仍然摆在桌子上，我的书籍还是塞得满满的。毛泽东进来找我，他看到我还未动手收拾，便坐了下来，问道：“旭东，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决定暂不回去！”我答道。“你真的打算留在学校吗？你上个月和我谈到，我还以为你是说笑呢。”“不是的，”我说：“我决定先在这里停留一两个月，然後再回家去住上一二十天。今後的两个月，学校一定很安静，我可以在这里做很多功课。”“你这两个月里的计划如何？打算做些什么功课？”“我打算把下学期的代数、几何、英文和地理等课目，自己先做一番研究，此外，我还打算读点哲学的东西。”“我知道了，那麽，校长准你留在学校里吗？”“准的，我昨天曾经去看他，告欣他我的打算。他表示这本来是违背校规的，但由于我要认真读书，因此他也同意了。他告诉我，在暑假期间，门房和四个校工会留在学校；因此，我不会感到寂寞。他说他会告诉校工和我住得近一些，以便对我加以照顾。厨子也要有一两个留在学校，我的膳食也有人料理。但是我必须自付膳费，学校不能负责任何额外的开支。”“听来很不错呀。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留下来，你以为如何？”毛泽东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自然很高兴，当即说道：“快去见校长。假定你喜欢的话，我愿意和你一起去，这样可能对你有帮助，有一个好友作伴，和我一起住在这里，那是再好没有。我很希望你能留下来。”“但是请你告诉我，”毛泽东有点犹豫：“你要给厨子多少伙食费？”“两块半钱一月。每餐一菜一汤。”“两块半钱！那就是说，两月需要五块钱！”毛泽东吃惊地说：“这太多了！”“不，不多。我认为很便宜！但是，你不必担心花费的问题。假定你钱不够的话，我可以借给你。走，现在我们快去见校长。”我们一起去见校长，他对毛泽东的请求毫无异议地接受。其他的学生听说我们要留在学校，其中两个也要一起留下来。又要求我和他们一起去见校长。校长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因此，在那年暑假中，我们四个人继续留在学校。我对那两个同学虽然很熟悉，但他们和毛泽东只不过泛泛之交而巳。我和毛泽东都认为他们非常平凡，没有被挑选为新民学会会员的资格。夏天天气非炎热，因此下午根本不可能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早上看书，中饭之後，则作闲谈，但有时热到连闲谈也感到吃不消。温度之，我们即使坐在那里不做任何事情，也会汗流夹背。我们几个人早上的工作各不相同。我从英文、代数开始，而毛泽东对这些则毫无兴趣。他甚至根本不想去提高研究英文和数学的兴趣。他花费大部分的时间阅读古典文学和历史。其馀的时间，我常以写字来排遗，但毛泽东的字却写得非常恶劣，他从来不设法把他的字写得好一点。毛泽东留在学校的原因和我不同。他在家里全无温暖可言，假定他这个时期回家去的话，他必须在田间帮助他的父亲收割庄稼。田里的工作，对他来说，比最初他离家时更觉乏味。但在这里他仅有一双鞋子，巳经破得不像样子，两只鞋的底子都巳经磨穿；因此，为了弄一双新鞋，他至少须在稍後的时间回家一次。那个时候，学校所有学生几乎都穿着家里做的鞋子，穿着鞋铺做的鞋子的绝无仅有。穿鞋铺做的鞋子乃显示不必要的浪费，目的不外是向人夸耀而巳。因此，凡穿着这样的鞋子，其人总是被人瞧不起。那另外两个留校学生，有一个穿了一双很漂亮的鞋铺做的鞋子。对我来说，这种鞋子反不如毛泽东所穿的那双破鞋有价值。那位伙伴发觉我们对他鞋子的观感，即不再穿，毛泽东的那双破鞋反而获得了实正的荣耀。我们只有几个人，就更显出彼此性格的不同。我觉得保持我的书桌、书籍和房间尽可能的整洁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而且这也是我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性；即使没有人天天要来检查，我也是如此。然而，另一方面，毛泽东的书桌却永远是乱七八糟。这在我们的书室里也并无两样。我的书室永远是整洁，而有次序，毛泽东的书室则是一塌糊涂，他从未想到要来一次洒扫。有一次我开玩笑地向他说：“大英雄如果不能治理他自己的房间，怎样能够治理天下呢？”毛泽东回答道：“大英雄一心想着治理天下，就没有时间来治理房间了！”暑假期间，学校没有热水供应，因此，每个人必须到厨房去烧自己所用的热水。我每天洗澡一次；但在那样的大热天，毛泽东却经常数日不洗澡。他抱怨我洗澡洗得太勤了。“真是不必要的麻烦！”他说。我常用下面的话来反驳：“润之，你的汗臭太难闻了！”那是真的。但他置若罔闻，而且完全不以为意。我对他的劝告丝毫不能改变他那邋遢的习性。起初我们四个围坐一桌子吃饭，可是过了不久，那两个学生却移到另外一张桌子上去了。当时毛泽东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忽然作这样的决定！毛泽东不仅对自己的不清洁洋洋自得，并且对我喜欢爱整洁的习惯大加反对。我在饭後，总是刷牙一次，他却讥笑说：“吃过饭之後，就必须刷牙麽？这是富人子弟的典型习惯！你是个十足的绅士，是吗？”于是他送我一个“富人子弟”的绰号。後来他又叫我“布尔乔亚”，但在那时他还不认识这个名词。对他来说，毫无疑问，清洁及表示布尔乔亚的习性。但是我却看不出来，属于无产阶级或共产党的人，为什么要在这些事情上妨碍别人的自由意志，或强迫别人过不清洁的生活。在学校里，我们必须自己洗衣服。我非常喜欢这种工作，因为这可使我们的读书生活得到调剂；但毛泽东对这种工作非常厌恶。我们彼此之间的性格、背景和生活习惯虽然这样的不同，我们也常常毫不犹豫地互相批评，但是我们都从来没有真正的吵过。事实上我们彼此双方都很欣赏，并且觉得必须相互尊重。彼此批评一阵之後，我们总是以大笑来作结束。我们都喜欢开玩笑，因为可以藉此得到松弛和调剂。这些小意见上和习惯的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严肃的讨论。每天下午我们都有一段长谈，通常都是没有特定话题，而以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为谈论中心。特别是讨论我们在报纸上所读到的新闻。我们对德国谈论得很多，因为当时，中国人对德国日本怀有特别的敬意，虽则我们巳经体验到日本也摹仿德国。毛泽东当然崇拜俾斯麦和威廉第二，但是我对这两个人所表现的性格却绝无好感。关于这两个人我们曾发生若干次的激辩，这种辩论最後总是又把我们引到中国的教育制度问题上去。第一师范，认为教育宗旨最重要。大礼堂入口处的横匾上，写着面几个大字：“德、智、群、美”这是民国元年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宗旨。但所谓群育，往往是摹仿了德国和日本。毛泽东认为这一点最值得赞赏。我却不表赞同。我说：“蔡元培的宗旨虽然很有道理，我却认为平凡得很。其中只有美育一点比较新颖。当时蔡元培曾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题名『以美学代宗教』。”“但是，”毛泽东坚持说：“群育比什么都重要，假定国家弱的话，讲美学又有什么用呢？首要的事是克服我们的敌人！与美学教育又有何关系呢？”“在古代的诗、经典和音乐中，德性的完美是最着重的。那也就是同样意思。”“假定民族衰弱的话，德性完美又有何用？”毛泽东反诘道：“最要紧的事是强盛起来。一个人要能够以力量征服别人，能征服别人即表示这个人有德性。”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不同，然而在我们欢快的热忱的青年时期，我们又哪里知道这种不同的深度呢。?9.修业学校和楚怡学校当时长沙还一间叫明德的中学，但以修业和楚怡两间声誉最好。一九一五年，我在第一师范毕业之前两个月，便应聘到修业学校任教。在那里只教了一个学期，我便转到楚怡去了。我是一九一六年正月开始在楚怡任教的，连续在那里教了两年多的时间。那一年第一师范的毕业生中，我是唯一受聘到这些中学任教的，在同学的心目中，这是很高的荣誉。毛泽东对此事的印象甚深。有好几次我很清楚的看出来，他对学问和灵智怀有很高的敬意，虽然他固执地强调军事教育。在我任教时期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即：自修之道、中国的改革、以及课本和最近的新闻。毛泽东对教员生活颇为好奇。我应聘到修业学校任教後不，有一天他问我道：“你教多少学生？”我说我任级主任的那一班，共有五十八个学生。“你要照顼五十八个学生，又怎样还有时候教书呢？”这是他要知道的。“每个级主任都必须同时教课，”我解释道“我现在所教的几门主要课是国文、修身和历史。”“你每个礼拜教多少钟点？”我从表情上可以看出来，他很有兴趣要知道这些事情。“每个礼拜我教十二小时，另外还得批改国文卷子。我的学生每周作文两次。还要备课呢。”“这就是说，除了教课之外，你每个礼拜还要批改一百十六本作文卷子？”他问道。“是的，改过卷子之後，我还须向每个学生分别解释所批改的要点。”“学生为什么一定要每礼拜做两篇作文呢？”这他也想知道。“因为这对他们是很好的练习。”“你太理累了！”毛泽东说。“教员虽然有很多事情要做，然而我在其中也找到乐趣。这当中也有刺激和挑战。并且学生都很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这是最重要的。在学校里我们就像在大家庭中一样。你看着学成长和进步，是非常快乐的事情。”我向他解释。“我认为教育制度应该改革。教员工作太辛苦了！”毛泽东坚持着说。“教员的待遇的确很好。”我耐心地说下去：“经费有限，不能聘请更多的教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人都必须教好几门课。我对工作很感兴趣。”就在同一天，约莫是在夜半，毛泽东刚刚离去後不久，学生宿舍忽然起火，火势很快蔓延到教员宿舍，造成惨重的损失。我的箱子和被盖都烧毁了，幸喜书籍被抢救了出来。第二天毛泽东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当天下午就来看我。“这次大火你的损失很重吗？”他很关切地问道：“不过，我想学校会赔偿教员的全部损失的。”“不，学校不会赔偿教员任何损失。”我答道，并且告诉他我损失了什么。“不但如此，”我继续说：“今天早上，校长召集全体教员，要求我们捐出若干薪金，以补偿学生的损失。你知道，有些学生是很穷的。”“但是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要求太过分了！你们一定要起来抗议！”毛泽东情绪激动，嚷着说。“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敝。”我说：“这学期现在刚刚开始，我还要接着教五个月的书，然後再决定是否继续在这里教下去。”这椿不幸的事件过後不，毛泽东又来看我，他问道：“你觉得做教员很有趣吗？”“是的，”我说：“我感到很有趣。只要你一旦习惯了，就永远不会感到厌烦，我告诉你日前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好的，你说，那是怎麽一件事呀？”“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我班里有几个比我年纪还大的学生，他们很明显的对我表示不满。因为他们极不喜欢有一位比他们年轻的教员。每次上课之前，他们在黑板上写些刺激我的话，但我总是假装没有看到，这种事经常发生。”“是的，”毛泽东同意道：“最好是装没看见，不要理会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处罚过他们。”“但是，他们写过每辱性的话吗？”毛泽东急于知道。“那倒没有。有时候他们从书本找些极艰深的字句要我解释。我头一次上课时，他们看我这样年轻，极感惊讶。教务主任向他们介绍时，告诉那些学生说：『你们不要因为萧先生年纪轻，而有错误的印象，我今年巳经五十岁了，但在国文修养方面，仍得认萧先生为老师。』这些恭维的话，使班上大多数学生恢复了对我的信心，课堂上的气氛顿时安静了下来，但那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总是想尽办法给我找难题。几天之前，他们的机会来了。”“教务主任这样来介绍你，确是很好。”毛泽东加了一句评语：“请你继续说下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位学生死了，同学要举行追悼会。他们虽然知道我会写文章，但是撰写挽联之类，那些主事的学生们认为我根本不懂，因为这经常是由经验丰富的老学者来做，他们都善于运用古典文字。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全校师生面前出我的丑了。”“你既然是他们的国文教员，假定他们请你做的话，你自然不能拒绝。好在你对撰写这类东西确有过人的才能，不会被难倒的。”毛泽东回答说。“但是你却不知道他们怎样来进行这件事情。仅在前天上午十一点钟，当我上完课，在教员休息室休憩的时候，四个这些年龄较大的学生就进来看我。他们先向一鞠躬，然後其中一个开口说道：『老师，我们的任同学死了，我们要开追悼会。希望送一对挽联，但是我们都不会做，请老师替我们写一副好吗？』“我当然感到很惊奇，但在另一方面，对他们的请求，我也感到很高兴，但我一直没有听说他们打算举行追悼会的事情。『很好，』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要呀？』他们好像预先演习过一样，异口同声回答道：『追悼会在今天下午四时举行。』当时我立刻察觉，这是他们的一个陷阱，但巳经太迟了。他们巳经用尽心思，故意要整我。撰写挽联的事，他们本来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前告诉我，但他们却要拖到最後一刻，让我到时候什么也写不出来，好大大地丢一次丑。不过，我如责备他们，是毫无意义的；假定我不想闹出什么笑话，那麽，我只有利用这仅有的时间，作出一副真正好的挽联。我问他们『你们和任同学是什么关系？』“他们回答说，他们和任君只是同学，但任君却来自同县同乡。我告诉他们说，我必须利用这一刻的时间把挽联做出来，他们可以先行离开。但他们还有话说。『老师，』他们请求道：『还得请你用你的书法替我们写出来，不要晚过下午两点钟。因为在三点钟之前，我们必须在大礼堂把一切都布置好。』我尽量抑制自己，对他们不要表露出不愉快的神色，告诉他们说我当及时完成。“他们离去之後，我在教员休息室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我的脑子是空白的，我从窗口注视鹅毛般的雪飘，厚重得似乎要把学校压塌似的，一种凄清的气氛笼罩了大地的一切。这种情景，骤然之间使我想到了第一句：『哭吾友亦痛吾邦，冬花悬涕开霜雪。』”“上联非常精彩，”毛泽东说道：“但下联总比上联更难做。”“是的，写出上联之後，我的脑子又空白了，一时我真不知道下联怎样开始。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一个字也想不出来。我开始感到愁闷和烦恼了。时间太短促了。中饭过後，下午一点钟时，我还要上课；因此我只剩下一个半钟头的时间，而我必须真正的好挽联，在这有限的时间想出下联来。当时我正要进厕所。我常常会在那里得灵感，这次厕所之神又向我微笑了。我果然得到了灵感，写出了下联：『长其才而短其命，苍昊不仁握死生。』我对下联感到非常满意。”我说。“你应该感到满意，的确太精彩了！”毛泽东惊叹道：“後来你学生怎样说呢？”“恰恰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四个学生又一起来，後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学生。他们尽量装作挽联巳及时完成而他们并不感到惊奇的样子。其中一个说：『请老师快替我们写罢！』我问他们墨和挽联布是否巳经备妥。『墨巳经磨好了，』他答：『但是布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们不知道每联字数有多少。』“『每联十四个字，』我告诉他们：『你们赶快一点，把布上的线打好，快，快！』于是他们急忙把白布弄好，我随即提笔写了出来。他们向我道谢之後，便赶往大礼堂悬挂。”毛泽东问我，在那天的追悼会上，是否还有其他真正好的对联。于是我再告诉他故事的下半部。“到了下午三点钟，各班都停了课，使追悼会能在四点钟举行。约莫在三点多钟的时候，我到了大礼堂。那是很大的房子，四壁悬挂着约莫两百副挽联。人人都在那里审阅，并且加上评论。王大胡子也在那里。我们所以送给他这个绰号，由于他长了又长又粗的黑胡子之故。在科举考试时，他曾得过很高名衔。他是学校的首席国文教员。当然，他被认为是全校文学方面的最高权威。进入礼堂後，我远远地看到他正阅读我写的那副挽联，他身後还围着一大群学生。他向那些学生加以解释，接着他高声朗诵了起来，在韵律的衬托之下，有如唱歌。他朗诵完毕之後，转身对那些学生说：『好，太好了。谁做的？』这时有一个学生看到了我，于是王先生领着一群学生向着我走过来。他感情激动地对我说：『太出色了！太出色了！毫无疑问是所有挽联中最出色的一副。值得赞赏。』“学生们脸上所表现的惊异之色最是有趣。接着校长走过来向我作亲切的道贺。四点钟之时，追悼会开始了，由校长主祭。追悼的仪式过後，他开始演说：在演说中，他再次称赞我的挽联。当他说话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不住的看我。那情形好像集会并非为了追悼死者，而是给我一个荣誉似的。追掉会结束後，王先生握着我的手首先走了出去，校长亦跟着出来。当时我感到宛如获得一个伟大的文学学位一般。”“你可以想像得到，後来那些年龄较大的学生不再找我的麻烦。”我说：“他们对我都很尊敬，无论是在学校内外，他们遇见我都鞠躬为礼。在教室他们也很安静，情形有如在教堂一样！”毛泽东静静地想了一会之後，说道：“我能够了解，让学生相信教员一切所说的，一定是十分困难。但对于一位教员来说，在学生中建立信心是异常重要的。”时间如飞过去，很快就到了学期的尽头。有一天毛泽东的表叔王先生问我在修业学校是否愉快。我告诉他说，我对工作虽然感到愉快，但很疲劳，现在还没有决定下学期是否继续在那里教下去。他对我说，楚怡需要一位好国文教员，他希望我接受他的邀请，到那里去任教。这问题让我考虑了好一段时间，鉴于楚怡是出色的学校，我终于决定接受王先生的邀请。10叫化生活一九一六年正月起，我开始在楚怡中学任教。翌年，近三个月长的暑假即将来临之时，我感到生活上需要一种变化了。及决定以叫化生活来消度漫长的暑天。我深为叫化生活所吸引，因为我一直没有过过那种浪荡的生活，而自少养成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困难，也可以藉此克服。在中国以至整个东方，大体上说来，从很古的时代起，一直认为乞讨也是一种行业，不似西方那样视之为一种贫困的标记。身无分文而到处旅行的生活是很够刺激的。当时毛泽东仍在第一师范读书，常去找我聊天。有一天他说：“暑假就要到了。你的功课什么时候结束呀？”“我们现在正在举行考试，再过一个礼拜，暑假就要开始了。”我回他说。“我们离放暑假还有两个礼拜。”毛泽东接着说。“你是否打算像去年一样，在暑假期间仍旧留在学校呢？”我问道。“今年暑假要怎样过，我还没有任何打算。”毛泽东回答道：“你有什麽计划呢？”“今年暑期我有一个新计划。”我告诉他道：“我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乞丐。”“做乞丐？你说做乞丐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真不明白。你为什麽要去做乞丐呢？”他连珠炮似地问道。“是的，我要做一个叫化子。身上一个钱不带，去作长途旅行，吃和住的问题，我打算用乞讨的方式来解决。我希望过一段最有趣味的假期，去看很多有趣的地方。”我解释道。“我仍然不明白，”毛泽东继续说：“假定你找不到任何人去向他求乞，或者人们根本就不理你，你又怎样活下去呢？你当然不愿挨饥抵饿罢。”“那正是最有趣的一点，”我说：“我要测探人们对我的反应。你认为叫化真会饭死吗？”“不，当然不会。乞丐倒像是很少挨饿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是生活最幸福、最自由的人呢！『叫化做三年，有官都不做。』你记得这句话吗？现在请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呀？”“为什么，那是因为做官的人身有重任，而叫化则一身轻松。”“是的，不仅如此。”我解释说：“做官要受种种约束，而叫化则完全自由。我过过那种自由自在的叫化生活，你知道那种生活的滋味如何？”“不知道，然而我也能像你一样想像得出来。”“但是，我可不是想像呀。我真正过过叫化生活。”我说。“你是说你真的做过叫化吗？”“当然了。你还不知道那件事，我一从没有告诉你我生活中的那段插曲麽？”“请你讲讲，那个故事。”毛泽东道：“那一定是很有趣的。”“那是四、五年前的事，在不同的情形下我做过两次乞丐。在那以前，我曾经想过叫化的自由和幸福，便决定在生活上作了一之实际尝试。我头一次的叫化生活只有一天，但第二之就有三天久久。“在头一之的叫化生活中，我一早出发，走到乡下，感到饥饿的时候，我就开始乞讨了。头一定人家给我的饭不够吃，于是我又转到第二家。第二家的饭不清洁，于是我又跑到第三家，这一家让我尽饱而罢。吃过之後，我开始往回走，到天黑之时，我又饿了，于是我又讨了一些米饭。我终于在月亮出来之时回到家中。”“但人们看到你的时候，他们真的以为你是叫化吗？”毛泽东问道。“注意他们的反应确是很有趣的。有些人很冷淡，对我全不理睬。另外有些人问我识不识字。很明显的，他们以为我是『送字先生』（送字先生是一些穷书生，以廉价字画去换衣食的人）。不过，我只简单地说我没有钱，又没有任何东西吃因而挨饿。有些人极表同情，当我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和我聊天。有一家给我一满碗饭，此外还给我一个煎蛋和一些青菜。那家长是一位老太太，她有两个儿子，都在城里读书。她三番四次地问我，为什么会弄到这样穷困而至乞食的田地。我和那老太太作了一之非常有趣的谈话，因而使我对社会心理获得进一步的认识。”“那的确很有趣呀。可惜你只过了一天这样的生活。”毛泽东说。“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後来又走出去三天的缘故。这一次比头一次还要困难，原因是我必须找地方睡觉。”“那麽，你怎麽样去求得过夜的地方呢？”毛泽东问道。“为什么不能够呢？让我告诉你罢。那是夏天，夜间并不很冷，并且还有月亮。那是非常奇幻的经验。我缓缓地走过荒林，世界上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了—在一种灵虚的境界中，没有阻碍，没有烦恼，而完全自由自在。日常生活中的繁嚣都远远离开了并且忘掉了，只有蓝色的天空、星河和明月与我为伴。以往我从来不曾经验过这样宁静和孤离的感觉，因此，我决定通宵达旦地漫游下去。到第二天黎明时，我倒在一块河岸的草地上，呼呼大睡了起来，一直睡到日中。就又再起来乞讨。第二天晚上的夜色特别阴暗，没有月亮。不一会我走到一座高山之前。当我在山脚下行走的时候，我看到一块巨石，耸立在高处，远处漆黑一片，比当时的天色黑。那漆黑的影子和怪异的形状使我开始恐惧起来，当时我的心情就不似头一天夜里那样愉快了。”“可是，你不怕山里的老虎和其他野兽吗？”毛泽东问道。“我当时一感到恐惧，马上就联想到我从前所听到的出中猛虎的故事来，想像着有一群老虎真正的围着我，虎视眈眈。我站在那里，想着是继续前进呢或是往回头走，正在犹豫莫决之时，忽然看见远处一家人家的灯光，于是我便朝着那灯光走去。灯光是从一座农舍的窗子中透射出来的。一觉得有人家存在之後便安心了，于是我便加快脚步。抵达那里之後，我敲打那家农舍的大门，不一会，从门缝中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小泵娘，手拿着一盏油灯走过来。她从门缝瞧着我，但不把门打开，只问我有何贵干。我告诉她我是个叫化，因为迷了路，需要找个地方歇宿一晚。她向我注视片刻，随即转身向後面房中走去。我猜想到，在黑夜中她不敢开门让一个自称叫化的人进来，因此回去叫她的父亲。不一刻工夫，一个手提灯笼的老人走了过来。他先问我是何许人，从哪里来，又问我是孤身一人或有其他同伴没有。我的回答似乎令他感到满意，于是他把大门打开，让我走了进去。我们走进一间大房子之後，他把灯高高举起，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把我打量了一遍。我也以同样神情把他打量了一遍。他显然是一个农人，约莫五十岁年纪，头发几乎巳经完全脱落，只有几根稀疏的小胡须。他向我温和地笑了笑，从他的这种笑容中，我知道他巳经断定我不是什么危险的人物了。我转头过去看站在桌前的那位姑娘，她梳着一条辫子，身穿一套蓝布裤挂。从她那给太阳晒得黑褐色的皮肤，可以一下子看出来，她是常常到田间工作的。不过她的眼睛很大，很明亮，牙齿生得洁白而匀称。她当时也正在看我，因而我们两个人的目光一时碰在一起。“她旋即转过脸去问她的父亲：『爸爸，你问过他没有，他要不要吃点东西？』我说我还没有吃饭，但也不怎样饿。那位姑娘没说什么，便急忙转身离去了，她的父亲和我则继续谈话。一会，她回来了，微笑着递了一杯茶给我。『饭马上就好了。』她说。那老人问起我家庭的情形，并且问我为什么会沦为叫化，于是，我便告诉他我在学校里读书。他告诉我他的老伴去年刚刚去世，他只有一个女儿。为了生计，他们父女二人都要在田里操作。後来那位姑娘给我端了一碗饭和一碟青菜来，那时老人向他的女儿说：『孩子，这年轻人不是叫化，他是一位学生。』她听了之後，微笑着说：『萧少爷，请用饭罢。』我吃饭的时候，他们父女都在那里陪我谈话，饭後不久，我们就寝了。我当时实在太疲劳了，他们父女则都有早睡的习惯。“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在天刚破晓之时就起床了。我向他们告别，准备上路，但他们却挽留我多住些时间。因为盛情难却，我便没有马上离去，和他们在一起吃过什饭之後，我对他们的热诚招待表示深深的谢意，然後举手作别，打道回家了。我们现今仍然保持着彼此之的友谊。”“哈哈，”毛泽东惊叫道：“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对叫化生活这样感到有兴趣了！原来你仍然想去看看那个农夫和他的女儿呀！”“去年冬天当回家的时候，我曾顺道去看过他们一赵。”我解释说：“我给他们带了点小礼物。那位姑娘巳经出嫁了，并且巳有了一个两岁大的孩子；她父亲和他们居住在一起。这次出去行乞，我打算走一条新路。我想看看新的事物，并且希望获得全新的经验。最有趣的是对困难的克服；天下任何困难也不及身无分文而要想法生活在别人的社会中更困难的了。我打算尝试一下我怎样能克服那种困难。”毛泽东很是兴奋。“那真是很有趣呀。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他问道。“当然可以，假定你愿意的话。实在说来，叫化生活只能是一个人，而最多亦不能超过两个。但我们一定要好好相处。”“很好！我要跟你一起去。我们什么时候动身？”“我的暑假下个礼拜开始，但是我要等一个礼拜。”??11.乞丐出发了起程日期终于决定了。行乞的主意既是由我提出的，因此，我事前便决定从我住的楚怡中学出发。那是个美丽的夏日，毛泽东一早就赶到了。他穿了一套学校的制服，那是一身白裤挂，巳经很破旧了。那时我因为是个教员，日常在学校中便穿着传统的长衫；但为了适应叫化生活，我就改着短装和布鞋。毛泽东永远是剃大兵式的光头；因此，在出发的前一天，我也学样把头剃个精光。我的化装就这样完成了。毛泽东带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包袱中包着一套可供换洗的衣裳、洗脸巾、笔记簿、毛笔和墨盒。我们携带的东西愈轻就愈能走得快；因此，我们事前曾经说定不带更多的东西。我也带了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包袱中的东西和毛泽东的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