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是个好姑娘，”姆伦斯基微笑着说。　　济娜涨红了脸，“少校同志，别过奖了，要翘尾巴了。”　　“翘尾巴，我们就批评！”姆伦斯基开玩笑地威吓说，“怎么样，房间满意吗？”　　“房间很好，这可是真正的卫生所了。不过我应该向您报告，少校同志，今天我那儿一个病号也没有。”　　“这样就没事可做了，可以第一个给我治病了，”瓦库连丘克调皮地说道。　　“你得了什么病？”　　准尉摸了摸头发，非常认真地说：“你，济诺奇卡，是非常清楚的，我害了不可救药的心病，只有你一个人才能把我治好。”　　姆伦斯基笑起来，而济娜却不好意思了。　　“我不是医生，我不会治心病。我的事情是包扎伤口和好好护理伤员。”她回答说并扫了姆伦斯基一眼。准尉察觉到了她的目光，迅速地站了起来。　　“少校同志，可以走吗？我已经三昼夜没有睡觉了。”　　“可以，去吧！那里已经给你安排了房间，休息休息，明天十点钟到我这里来，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是，一定准时来到！”准尉转身走出去。　　“我也该走了，”济娜说。　　“走吧，济诺奇卡。”姆伦斯基注视着她的背影，走到电话机旁：“哈桑·阿利耶维奇，如果不忙，请到我这里来一下。”　　二十分钟后，兴高采烈的阿利耶夫来了。　　“刚才我跟老婆孩子通了电话，巴库离这儿虽然很远，听的却很清楚。”阿利耶夫忘了打招呼，得意地说。　　“他们怎么样？”　　“首先，他们高兴极了，因为我活着。其次。他们很想我。他们象大家一样生活着，妻子和大儿子艾哈迈德在工厂里干活，制造弹药，小儿子在学校读书，能帮他妈妈干些家务活。”　　“唉，你应该回去看看他们、可现在怎么也不行，哈桑·阿利耶维奇。”　　“我自己也明白，我们现在忙得不可开交。明天补充人员就要到来；发给我们的武器、弹药和装备已经运到火车站。一个人办这些事是不成的，而新来的补充人员住在哪里呢？”　　姆伦斯基把城市平面图展开，铺在桌子上。　　“给我们分了三栋房子。其中两栋住上了支队原有人员，这样只有一栋留给新来的人。”　　“是不是少了些？那么，请求卫戍司令再给我们拨几间吧？”　　“哈桑·阿利耶维奇，城里除了我们还有空降师，过几天坦克旅也要来。这样，我们再去要，就不太好了，别人谁也不会理解你我的做法。我们在第三栋房子里放上双层床，这样还不够的话，再把第一栋、第二栋房子也照此重新安排一下。如果你不反对，就通知管理员，黎明前把房子收抬好，准备接待。”　　“有什么可反对的？只好这么安排，反正也没有别的办法。伊万·彼得罗维奇，我这就去布置一下。”阿利耶夫匆忙地走向门口。　　“哈桑·阿利耶维奇！”姆伦斯基叫住了他。“明天我们一起接待新增补的人员。同俱乐部主任商量好，下午两点钟给我们留着电影厅。”　　“好！”阿利耶夫答应道。　　白天走过驻地时，姆伦斯基注意到窗前坐着的三位红军战士。看样子，他们很不愉快。当少校走近他们的时候，他们马上把烟熄灭，站了起来。　　“小伙子们，有什么发愁的事？”姆伦斯基问道。“为什么不刮刮脸？想家吗？”　　他们之中个子最高的小伙子回答说：“我们无家可归，少校同志。我们都是摩尔达维亚人，而摩尔达维亚，您知道，被法西斯占领着。我在应征入伍前结了婚，妻子来信说，我们要有孩子了。她同我母亲一起住在德聂伯河畔的村子里，离有名的基茨康修道院不远。您听说过这个寺院吧？夏天来自各共和国的旅游者专程到那儿去参观。”　　“很遗憾，没听说过。如果法西斯分子不把它毁坏，等打完了仗我争取去看看。”　　“在敌后打仗时，少校同志，我们也常常想家，但并不这么厉害。而现在，当看见这和平的城市，妇女和儿童时，就想得这么苦。”另一个战士接着说。　　“别发愁，我们一定会解放你们的摩尔达维亚的。”姆伦斯基说，“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在对法西斯分子的战斗中。那美好的一天一定会到来，你们一定会回家去跟亲人们团聚的。花园里的花将比战前开得更美，你们生活得将更加幸福。为此，我们还要走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路。现在我们就要作好一切准备。快去刮一刮脸，到俱乐部去。市委书记今天要讲国际形势，阿利耶夫将报告前线的战局。”　　第二天海军准尉瓦库连丘克准时来见姆伦斯基。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海军制服收拾得整洁笔挺。少校从头到脚把他打量一番后，风趣地说：“准尉，你今天衣冠楚楚，是要去参加检阅吗？”　　瓦库连丘克微笑着说：“在暴风雨的海洋里长时间地航行之后，我们的军舰终于靠近了码头，抛了锚。我来向您，少校，请假进城去。我想去看看熟人，再到邮局去给妹妹打个电话，她在契卡洛夫市，说不定能打听到妈妈的消息，她住的村子被法西斯分子占领了。”　　“我准假。但我要同你认真地谈一谈。坐下吧，我们谈几句。”　　准尉向前走了几步，小心地坐在椅子上。　　姆伦斯基望着他的眼睛说：“你出色地参加了战斗，在支队里很受人们尊敬。但是我知道，你长期生活在大海上，就连睡觉也会梦见海洋。现在我们必须决定：你是留在我们这里直到战争结束，还是让你回到海军去继续服役。市军事委员涅斯捷连科上校已经两次找我谈这个问题了。舰队需要技术高超的专家，你正好符合条件。”　　瓦库连丘克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回答说：“是的，我在海军已经服役七年，我是海军学校毕业的，业务学得不坏，是《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上主炮位的指挥员，优秀射手，一炮就能命中目标。您说得对，我很爱海洋，大海是我的生命和归宿。但是，在敌后的共同战斗，使我成为支队里的一员，我爱上了支队的人，我们生死与共，游击队成为我的第二个家，没有它，我无法设想怎么生活。如果可能，少校同志，请允许我留在支队。”　　“谢谢你，准尉！坦白地说，我正想听到你这样的回答。你知道吗，现在咱们支队正在改编为特务团？我想让你当侦察连副连长，因为你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少校同志，您对我估计过高了。”　　“不要过谦了。如果你不反对，明天我就签署任职命令。”　　瓦库连丘克想了几分钟后回答说：“感谢您的信任，不过，如果可能的话，我请求授予海军军衔。”　　姆伦斯基笑着说：“狼喂了多久也要逃回树林的！好吧，我们就试着给你按海军授衔。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们叫海军大尉吧？”　　准尉点头称是：“我就怕只授予个中尉军衔，毕竟我们这里不是海军。”　　“我知道，海军准尉，你的心是属于大海的，但是还得穿上‘步兵妈妈’的服装，作为军官，你要在各个方面给战士做出榜样。”　　瓦库连丘克变得忧郁了，回答说：“少校同志，我一定一切按命令从事，不过请求允许我把海军制服留在行李袋里。如果我被打死，就用它来安葬我。”　　姆伦斯基从桌旁站起，看了看他的脸，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停在准尉面前严厉地说：“你我现在想到死，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应该想活。我们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又要把法西斯分子赶出去，又要恢复被破坏的一切，建设新的一切——工厂、电站、房屋、学校、研究院、俱乐部、幼儿园，当然还有你的船——民用的和军用的。你，据我所知，还没结婚，所以你还有一个任务：成家立业，生儿养女，这样，你看，事情忙得不可开交，哪有功夫去死呢！呶，如果真是发生了这样的不幸，而我还活着，我一定作为遗嘱来满足你的请求。”　　“谢谢，少校同志！”瓦库连丘克激动地说。走到门口，问道：“由谁来当侦察连长？”　　“你知道，我们有个优秀的指挥员邦达连科上尉，他受伤后那里暂时还没有连长，但严格地说，位子不应当是空缺的。我们一找到合适的同志，就马上任命。明天你就去接收连队，把一切都管起来，按照相应的条例要求大家。不过不要一下子管得太紧，侦察员们在敌后散漫惯了，有时连条例都忘了。”　　“我尽力而为，”瓦库连丘克答道并举手敬了军礼。　　在走廊里他冷不防地撞到济娜身上。她仔细地打量着他，绷着脸问：“你穿这么整齐是去哪儿呀？”　　“我打算到城里去，想看电影。”　　济娜疑惑地说：“这个故事留着骗别人吧，说不定找了个漂亮姑娘？”　　“暂时还没有找到，但是打算去找，得治一治这心病。”　　“忍耐一下，准尉，等战争结束，我来给你治。”　　“你自己在姆伦斯基面前说，你不是医生，你不会治病。”　　“你这个怪人，并非神仙才能烧陶器，没有学不会的手艺。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内我能学会治你的病。”济娜说着，突然往姆伦斯基的屋里跑去。　　“济娜，你今天怎么了。这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姆伦斯基问道，站起来迎接她。　　“不，没什么，少校同志，就是有点累了。我来请您批准我去波多利斯克看望伤员。”　　“好样的，这个想法很好。伤员们会很高兴，而我们也能了解一下，他们在那里治疗得怎么样。坐下，等我十分钟，我给你一个小小的任务。”　　济娜在破旧的，沾满油迹的沙发上坐下，姆伦斯基走到另一个房间，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只柳条筐，一个军用水壶，还有一包东西。　　把这些东西放在济娜身旁的沙发上说：“这筐食品和这壶酒捎给谢苗，邦达连科，让他好好养伤，而这一包你留着在路上吃。”　　济娜脸红了，回答说：“您给邦达连科的礼物我带着，我们正应该去慰问他。至于我，我不想吃您的东西。红军的口粮完全够我吃的了，把这东西留下自己吃吧。”　　“济诺奇卡，不要见外。作为你的同志，我是诚心诚意的。这些食品是我从前的一个学生昨天给我带来的，他现在是附近卡拉索夫农庄的主席。我和你象兄妹那样来分享，你自己吃不完，就给娜塔莎。”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谢谢。”　　济娜刚走出去，电话铃响了。火车站站长通知说，运送姆伦斯基支队的增补人员的列车将于下午一点整到达，停在备用线的卸货站台上。姆伦斯基叫来阿利耶夫和赫瓦特上尉，吩咐他们前去迎接并把来人安置在支队驻地。　　列车稍稍晚点到达。车刚刚停稳，一个高个体态匀称的陆军大尉从第一节车厢跳到站台上，他穿着压得平平整整的军大衣，紧紧地系着皮带。他把手靠近草绿色军帽的帽檐，清楚地向政委报告：“大尉同志！六百名边防军人前来接受您的调遣，继续为祖国服务。报告人：边防军第21分队参谋长斯米尔诺夫大尉。”　　阿利耶夫同他握手表示欢迎，又对赫瓦特上尉说：“把汽车开来，直接靠近车厢。”　　下午三点，支队驻地响起了边防军战歌。汽车来了个急转弯，停下了。身穿冬装的心情激动的边防军人从车上跳下米。晚上，休息后又洗过澡的增补人员，排着整齐的纵队，精神焕发地向俱乐部走去，一路上吸引来一大群孩子。　　“喂，戈尔什科夫同志！唱一个我们最喜欢的歌儿。”斯米尔诺夫大尉对带队的一位年轻中尉说。　　中尉笑了笑，咳了一声，好象试试嗓子，就用柔和悦耳的男高音唱起来：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罩着柔曼的轻纱，　　卡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象那明媚的朝霞。”　　刹时边防军人都跟着唱起来，歌声越来越大了，汇成强大的声浪。妇女们从窗户向外看，对着战士们微笑。有人悄悄用手帕擦去眼泪——这首战前流行的歌曲使人感到如此亲切！人们惦念着在远方战斗的亲人，就连这些年轻的、愉快的，走起路来靴子上的铁掌把石子路打得直冒火星的战士们，也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会遇到什么……　　在俱乐部里，戈卢霍夫棉纺联合企业的青年女突击手们热情地欢迎边防战士，向他们赠送了棉袜子、手套、围巾、刮脸刀和手帕。　　“请原谅，中尉同志，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您的名字，但我想把自己亲手做的荷包留给您作纪念。那里面有我的地址，如果在前线感到忧闷，就请写个信来，我是乐意回信的。”　　戈尔什科夫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长着一对绿色的，简直是象宝石般的眼睛的标致姑娘，这时在他褐色的眼睛里闪出了光芒，一片红晕涌上了他那晒黑了的面颊。他胆怯地接过荷包，用手抚摸着它，看着姑娘说：“多谢您的礼物。您叫什么名字？”　　“奥列霞。不过叫什么都没关系，反正要忘掉的。”　　“我叫尤里。”　　“尤尔科，这是按我们的叫法。”她笑了。　　“那么，您是乌克兰人？”　　“我妈妈是俄罗斯人，而爸爸是乌克兰人，他在前线牺牲了，现在只剩下我跟妈妈两个人了，”奥列霞悲伤地说道。戈尔什科夫深表同情，想安慰她一下，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姑娘没有理解他的心意，急忙把他的手从肩上甩掉，迅速向大厅的另一边走去，回到女伴中去了。激动的，不知所措的戈尔什科夫低着头，也向自己人那边走去……　　姆伦斯基少校详细地阅读了关于斯米尔诺夫大尉的材料以后，把他找来：“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你是军事学院毕业的有经验的指挥员，熟悉参谋工作。而我们从敌后突围去‘大地’的时候，失去了优秀的参谋长谢廖金大尉。他是个出色的指挥员，象你一样，战争爆发时刚刚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我跟政委阿利耶夫商量了，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们推荐你任特务团的参谋长。”　　“我认为这是莫大的光荣，要尽一切力量做好工作，不辜负你们的信任。”　　“那么请坐到桌旁来，我们商量一下有关新来的边防军人的事。我想，你是了解他们的。”　　“当然。到您这里来的同志们，是我们分队的生还者，他们属于西部边防军区，在彼列梅什里地区守卫同波兰的边界。都是一些可靠的，经过战斗考验的人。我敢说是些英勇的，无所畏惧的人。尤其是戈尔什科夫中尉哨所的边防军人，他们歼灭了五百多名德军官兵，烧毁了十辆装甲车，摧毁五辆坦克并在夜间突围出去同红军部队汇合。”　　“戈尔什科夫中尉现在在哪里？”　　“在这里，在诺金斯克，他很快就会到指挥部来的，”斯米尔诺夫大尉回答说。　　姆伦斯基推开门，看见自己的通讯员叶罗费耶夫·彼得·叶罗费伊奇，这是个头发灰自的中年红军战士。　　“叶罗费伊奇！马上找到戈尔什科夫中尉，请他到我这里来。”　　“我在这里，少校同志！”年轻的中尉应声说，急忙从靠墙的木椅上站起来。　　“好极了！请到这边来，”姆伦斯基招呼说。戈尔什科夫不知为什么红着脸，走进办公室，啪地一下立正，敬了个军礼。报告说：“第５哨所所长中尉戈尔什科夫！”　　姆伦斯基向他问好，接着说。　　“我同政委阿利耶夫已经从同志们那里听说你在战斗中非常勇敢。你完全适合作侦察连的连长。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马上任命。”　　“我同意。搞侦察可以说是我的理想。”　　“很好。可以认为，我们已经谈定了。你的副手是老资格的海军军人，我们支队的灵魂，苏联英雄瓦库连丘克海军准尉。我想，你们会合得来的。”　　戈尔什科夫点头表示赞同：“哈桑·阿利耶维奇，请你今天就起草命令。”　　“我抓紧去办。”阿利耶夫答应道，一点着一支烟。吸起来。然后看看戈尔什科夫，又看看姆伦斯基说：　　“伊万·彼得罗维奇！市委书记谢利瓦诺夫已不只一次找我，要求组织一次党政积极分子同前线战士的联欢。人们想见一见我们的英雄并听听他们讲话，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当然，我们支持。正好，还有你，戈尔什科夫中尉，讲一讲在战争刚开始的那些日子，你们的哨所是怎样同法西斯分子搏斗的。”　　“这有什么可讲的！参加战斗了，象别的哨所一样。只是我们，你们看到了，走了好运，还活着，而我们的许多伙伴却倒在国境线上。”　　“不要谦逊，中尉，要经常讲讲我们官兵的英勇事迹，大家应该向他们学习。”阿利耶夫说着又冲着姆伦斯基问道；“伊万·彼得罗维奇，您是不是也讲一讲话？”　　“看在我一向尊敬你的情分上，哈桑·阿利耶维奇，饶了我吧，你知道，我算是个什么演说家，况且事情忙得很。你最好让赫瓦特、济娜、瓦库连丘克等人去参加联欢，我想新来的同志中也有不少英雄。”　　戈尔什科夫中尉问道；“政委同志，讲话安排在什么时候？”　　“我想，是明天吧，”阿利耶夫回答道。　　“那么，请允许我去准备，要不时间不够了。”　　“去准备吧，中尉，不过讲话不要照稿子念，要用自己的话来讲，你是有得说的。要讲出边防战士的名字，一切都要讲得具体。”　　“少校同志，打仗我算是学会了一些，而演说可不行。但是既然您和政委命令我来讲，我就尽可能地完成这个任务。”戈尔什科夫微笑着说。　　“那么，我们就不再耽误你的时间了，”姆伦斯基回答说。　　戈尔什科夫走后，姆伦斯基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一圈，又回到桌子旁，对阿利耶夫和斯米尔诺夫说：“我建议把特务支队的红军战士编为我们团的第１营，任命上尉赫瓦特为营长。第２营实际上是现成的——由边防军人组成。营长应由原边防纠察队长博亚尔斯基担任，他在边境的战斗中以及在率领警备司令部的边防军人突破敌人包围时，都表现得很好。第３营包括从摩托化独立营来的同志，市委派来押送俘虏的共青团志愿人员以及未编入第１营的原特务支队和边防军人员。第３营营长是利瓦诺夫。各营的政委我们将请诺金斯克市委书记谢利瓦诺夫志推荐。”　　“同意，”政委简捷地说。　　“我也同意，”斯米尔诺夫说。　　“那么你们今天就起草命令，明天就着手组建各营。我马上去市委找谢利瓦诺夫同志，请他给我们团选派党的工作者来担任各营的政委。”　　“伊万·彼得罗维奇，我们的连长不够。”阿利耶夫说。　　“各哨所所长可任命为连长，选拨在战斗中表现好的战士作指导员和排长。这样的同志我们这里有很多。”　　“这样就够了。”　　姆伦斯基走出办公室后，阿利耶夫站起来，从保险柜里拿出一本厚厚的布皮花名册，其中有支队原有指挥员和新来的同志的名单，并附有简要的履历和鉴定材料。他对斯米尔诺夫大尉说：“现在我们来挑选连级指挥员．”　　阿利耶夫在桌旁坐下，打开文件夹，开始读指挥员花名册。这时候有人敲门。　　“进来！”阿利耶夫喊了一声。　　身上沾满雪花的戈尔什科夫中尉走了进来。　　“政委同志，我来请您给出个主意。”　　阿利耶夫站起来：“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还得您出个主意。今天早晨副排长扎鲁宾从短期休假回队后情绪非常不好，他又要请假回家。”　　“副排长扎鲁宾出了什么事对？”　　“政委同志，据说他在你们支队里是个最快活的手风琴手，又是个很勇敢的侦察员。而现在，似乎变了另一个人，脸色苍白，一声不响地坐着，就象一堵墙。也不吃饭，光抽烟，同志们问他，他也不说话，一整夜没有合眼。”　　“我很了解他，是个勇敢的小伙子，出色的侦察员。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阿利耶夫问。　　“不知道，政委同志，我想弄明白，可他什么也不讲，只是回答说，这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　　“让他到我这里来。”　　“是，让副排长扎鲁宾到您这里来，政委同志！”他敬了个礼，向后转，走了出去。　　很快就有人敲门。阿利耶夫开门一看，有点驼背的副排长扎鲁宾站在走廊里。　　“请进来！”　　“政委同志，侦察连副排长扎鲁宾按您的命令前来谈话。”　　阿利耶夫请他坐下，严肃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要第二次请短期假回家？你大概是忘了，现在是战争。方面军司令部鉴于我们的一些官兵在敌后长时间同敌人战斗并表现卓越，破例地给了你们几天假回去探家。你是老练的指挥员，优秀的侦察员，回家去了一个星期，却变得这样精神不振。那么说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个人的痛苦竭力自己来承担，政委同志，您的事情已经够多了，还要为我操心。”　　“不对，扎鲁宾。我不光是你的上级军官，而且是同志。回想在敌后那些日子，我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当然是这样。”扎鲁宾垂下眼睛，沉默了一会儿，似乎下了决心似地拍了拍膝盖说：“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政委同志。一九三八年我在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故乡──城里的一座医院工作。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护士奥莉加并强烈地爱上了她。不久，尽管我的父母一直反对，我们还是结婚了。过了一年，妻子我生了个儿子，我们给他取名叫伊戈尔，是个很乖的小家伙。德国人刚一进犯波兰，我就应征入伍，被编到步兵师开赴西部边境。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四点钟，我们师同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交锋，双方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但终究力量悬殊，我们团，确切地说，我们团的幸存者，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我们是被分成小股或单个人从包围圈中溜出来的，后来我们几个人在森林中迟到你们支队。我说的这些，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师的余部有组织地从东面突出了重围。师部通过市军事委员会正式通知我的妻子，说我在突围时失踪了。接到通知书，又迫于生活困难，妻子就不再等我了。一个中年商人一再追求她，她就嫁给了他。我出乎意外的归来使她困窘异常，最后还是离开了她的新丈夫，领着孩子去找我的妈妈。她请求我饶恕她，保证今后做个忠实的妻子。可是我不能这么做，您明白吗？不能！奥莉加给我带来的侮辱太大了。现在，稍稍平静下来之后，我想：我做的对吗？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况且她的处境是那样艰难，又以为我几乎是没有可能再回来了——她要把孩子养活，带大啊！她受了不少苦……”扎鲁宾沉默了片刻，“我心疼我的小儿子，他是那么小，他长得跟我真是一模一样！”　　“是的，扎鲁宾同志，这么难过的事．我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劝你。我只说一件事：常给儿子写信，给他寄去领抚养费的凭据，等战争结束后回去处理家庭问题。”阿利耶夫吸了一口烟，接着说：“你是对的，在高加索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背叛是得不到饶恕的。但战争是残酷的，她毕竟不知道你还活着。”　　“振作起来，扎鲁宾同志，”斯米尔诺夫大尉坚定地说：“根据领导部门的材料和鉴定，看得出你是个坚强的人，完全可以指挥一个排。”　　“这是个好主意，”阿利耶夫称赞说，“担任这个重要职务也能帮助你把个人问题处理好。等姆伦斯基一回来，我们就研究一下，把这件事定下来。”　　正在这时，门开了，姆伦斯基象约定似的出现在门口。他满面春风，可见，此行是非常成功的。　　“你们好，朋友们！在开什么会？”　　“我们想任命扎鲁宾为侦察连的排长，并授予中尉军衔。没意见吧，伊万·彼得罗维奇？”　　“没有，正相反，我支持你们这个明智的决定。扎鲁宾是个合格的指挥员，授予中尉军衔是当之无愧的。”　　扎鲁宾振作了起来，他用善良的带着忧伤自光看了姆伦斯基一眼：“少校同志，感谢您的信任。我将竭尽全力争取成为您所信任的团里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排长。”　　“我同政委完全相信这一点！”姆伦斯基紧握着他的手回答说。“而你，斯米尔诺夫大尉，请起草命令，争取在今天公布。”　　“我抓紧办，少校同志。”　　扎鲁宾和斯米尔诺夫走出办公室。　　屋里只剩下阿利耶夫和姆伦斯基两个人，他们坐下来翻阅姆伦斯基从市委带回来的推荐担任营政委的人选的材料。　　“德米捷尔科少校——市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战前在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毕业；政治指导员斯维特洛夫——市委行政教导员；后勤大尉涅辛——工厂的党委书记。我同这些同志谈过话，他们都很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如果你，哈桑·阿利耶维奇，没有意见的话，那就任命他们的职务吧。我想。德米捷尔科任１营政委，斯维特洛夫教导员任２营政委，而涅辛大尉任３营政委。”　　“毫无疑问，我看他们完全合格，只不过战斗经验还不够。”　　“没关系，经验嘛，是日积月累得来的。去打打仗，听听枪响，受受苦，看看老指挥员怎么行动，经验自然就有了。况且，现在到哪里去找现成的有经验的政委？去和政治部商谈一下他们任职的问题，让政治部快点做出决定。”　　“伊万·彼得罗维奇，为这件事我只好去莫斯科一趟了。”　　“去吧，哈桑·阿利耶维奇。同时向上级汇报一下团的组建情况，需要的材料在斯米尔诺夫大尉那里。只是不要耽搁太久，时间紧迫，工作很多。”　　“我争取在两、三天内返回。”　　“哈桑·阿利耶维奇！有个想法：如果把你的妻子和孩子也叫到莫斯科去，在出发去敌后之前见一见面，怎么样？。考虑一下吧，这是完全可能的。”　　“伊万·彼得罗维奇！真想不到，您给我出了个多么妙的主意！多谢您对我家庭的关怀和照顾，我要利用这个机会。不过……这需要更多的时间，是个难题。”　　“我给你整整五昼夜，够了吧？”　　“我尽量争取！”政委迅速收拾好桌上的文件，象长了翅膀一样，一下子飞出办公室。　　送走政委以后，姆伦斯基剩下一个人。他心情沉重地坐下来，从上衣口袋里取出照片，陷入沉思，一阵悲痛袭上他的心头。照片上妻子那无比善良的笑脸正深情地望着他。她抱着的沃洛季卡，头发蓬松的、翘鼻子的小宝贝也在微笑，旁边站着活泼可爱的女儿。不能…不！无法想象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少校的眼角闪着泪花。　　办公室里响起一阵长长的电话铃声。姆伦斯基把照片藏进口袋，拿起话筒。听得出是叶尔莫拉耶夫少将的熟悉的声音。将军说，他在莫斯科打电话，维诺格拉多夫中将由于受伤逝世了，他，叶尔莫拉耶夫，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他问能不能叫他的女儿来接电话。　　“亲爱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衷心祝贺您，祝您身体健康，战功卓著。但您的女儿不在这里，她还在波多利斯克，在护理受伤的邦达连科。您能有时间来看望他们吗？您知道，我们很快就要调动了。”　　“时间太紧，说不定能挤点儿时间。”　　话筒里传来一阵响声，通话中断了。　　姆伦斯基拨通了交换台，严厉地质问：“为什么把我们的谈话切断？我刚才是在同莫斯科讲话！”　　“难道您不知道？电话局出了故障，电话联系暂时中断了，德国飞机在轰炸火车站。”　　“谢谢您的说明。”　　姆伦斯基向博亚尔斯基指挥的第２营发出命令。不一会儿，第２营全体人员乘车驰向烈焰熊熊的火车站。第八章 在敌人交通线上　　　尼古拉耶夫在儿子和三个冲锋枪手陪同下从阿法纳西耶夫那里返回基地时，已经是深夜了。大家高兴地迎接了他们，参谋长尼基福罗夫目不转睛地望着队长说：　　“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我同政委沃洛金都非常焦急。你预订在星期天回来，而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我们等你，等啊等，等到昨天，我们就挑选了联络员，准备到阿法纳西耶夫大尉那里去。我们商量好，如果你们夜里还不回来，明早就把联络员派出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决定派谁去？”　　“戈罗霍夫中尉。他在游击队里很长时间了，对这一带树林中的大小道路都很熟悉。战前，他作为军事学院学员，就在我们市郊区的部队里见习，你也认识他吧？”　　“认识，认识，这是一个时刻向往着战斗生活的小伙子，是个好同志，这样的人信得过。”　　“现在已没有必要派他去了，”政委插话说．　　“不，正相反，要派他去，不过是另外的任务，”尼古拉耶夫说：“女报务员受了伤，因此所有电报只能从阿法纳西耶夫的基地直接发出，为了防备万一，必须派一个小分队——十几个游击队员去那里，就由戈罗霍夫领导吧。从‘大地’来的增补人员到来之前，他们就留在那里。”　　“决定是明智的，我支持。只是他们除了个人的武器，至少要有一挺重机枪才好。”政委补充说。　　“重机枪我们本来就不多，有一挺手提式的就行了，携带起来轻便。”尼基福罗夫说。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不要吝啬。我们很快就会在同法西斯的战斗中把自己的武库充实起来的。”　　参谋长的脸红了，急忙纠正说：“我一定给他们找一挺新的‘马克辛’，让他们什么时候出发？”　　“越早越好。”队长回答说。　　“明白。那么，请允许马上建立小分队，详细交代一下，明天傍晚出发。”　　“可以！”　　尼基福罗夫抓起放在方凳上的兔皮帽，扣在头上，从哨兵身旁经过，回到了自己的土屋。他坐在木床上，撕下一块报纸，卷了一支‘漏斗”形的纸烟，在用45毫米炮弹壳自制的油灯上点着火，深深地吸了一口，望着升起来又逐渐消散的烟雾，出神地想着心事。　　这时门开了，政委躬着腰走进来，似乎怕门框碰了他的头。他向坐在烟雾中的尼基福罗夫说：“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你决定派谁同戈罗霍夫中尉一起去了吗？”　　“暂时还没有，我正在想，我们自己也需要经历过战斗考验的人，派这样的同志去舍不得；派那些没闻过火药味的新兵，又好象不太合适。这不，我正在琢磨，怎么办才好……”　　“哎，别抽了，我没法喘气了！没必要把这样简单的事搞得那么复杂。把戈罗霍夫叫来，我们同他一起来决定。”　　尼基福罗夫在手指上舔上吐沫，掐灭了他那还没吸完的“漏斗”，马上站起来说：“你说的对，帕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把任务交给戈罗霍夫，人也由他来挑选。”　　“不，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我们听听戈罗霍夫中尉的意见，选什么人进这个小分队得由我们来决定。否则每个指挥员都自己来挑选战士，那还有什么纪律？”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以把戈罗霍夫找来吗？”尼基福罗夫有些激动地问。　　“可以，”政委平静地说，他送尼基福罗夫到门口，把房门大敞：“亲爱的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顺便呼吸点新鲜空气吧，要不叫马合烟熏死了！什么时候才能戒烟哪，你不是答应了吗？”　　“我试过几回了，可就是不成。要是打完仗我还活着，我一定戒掉！”　　“我记住这句话，”政委说。　　尼基福罗夫走出土屋，十分钟后同戈罗霍夫一起回来。　　戈罗霍夫在政委面前立正敬礼，用清楚宏亮的声音报告：“政委同志， 中尉戈罗霍夫奉命来到。”　　政委从桌旁站起来，走到中尉面前，同他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