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卫生先使民强壮”的考虑，张之洞一向对摧人体魄，毁人精神的鸦片烟毒深恶痛绝。早在抚晋期间，他就严禁在校诸生吸食鸦片，规定由“学臣随时董戒，冀以渐摩观感，徐收移风易俗之功。”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制订《学务纲要》，又专立一条：“查洋药为鸠毒之尤，各省学堂均应悬而厉禁。无论官师学生及服役之人，有犯此者，立行斥退，万不可稍从宽假。”　　④《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　　①《全集》，卷一百零六，公牍二十一，《札学务处发学歌军歌》。　　②《劝学篇·内篇·教忠第二》。　　③《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语行。　　①《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①《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②《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　　①《全集》，卷二十一，奏议二十一，《创办水陆师学堂折》。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瞿子玖。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禁种罂粟片》。　第二节“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　　随着张之洞“洋务”事业的展开，教育思想的变迁，他对于已经实行一千三百余年的教育制度与官僚制度的结合一一科举制度的病灶洞察日渐透彻，认为这一制度“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①必须予以改革，而代之以新式学堂，他的教育制度论因此而发。　　张之洞对废止科举，广兴学堂的认识，有一个渐进过程。甲午战争以前，他虽有改革教育制度的零星设想，却并无系统。甲午惨败的刺激使他痛切感受到教育制度变革的紧迫性，并仔细研读李提摩太所著《新学八章》、《整顿学校》诸文，遂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吁清修备储才折》主张广设学堂，采纳了李提摩太的意见。②不过，此时张之洞尚未正面批评科举制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已指明科举制的诸种弊端，认为“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但尚未提出废除科举，而是主张“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其具体方案是“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第二场试以时务策，第三场试以四书五经文。“大体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这样改革的好处是“寒士无文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喜，人才必多。”①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张之洞在创办新式学堂方面已有众多实绩，对于科举、学堂的优劣短长，有明确比较：　　“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的知。彼此相衡，难易迥别，人情莫不避难就易。”②总之，“凡科举之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明矣。”③“尽管如此，出于可行性方面的考虑，张之洞此时仍主张用递减员额的温和办法，逐渐使科举消亡，以缓解社会传统习惯势力对于新教育制度的顽强阻力。其具体步骤是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十年减完。他特别申明：“并非废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他还为“旧应科举之老儒”而“不能改习新学者”安排出路，使充各学堂经学科、文学科之教习，定期查其实绩，比照同文馆汉文教习例给予奖叙。①张之洞的考虑不可谓不精细入微，用心良苦。但是，传统势力的历史惰性却并不因此而稍减。新式学堂的推行，阻力重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张之洞与袁世凯联衔奏请立停科举，大兴学堂。其奏称：　　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庶几广学育仁，化民成俗，胥基于此。②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③科举制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古制度行将就木的文化征象。张之洞促成了它的实现，有功于历史。破与立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在改革科举的同时，张之洞于创立新的学校教育制度体系方面，也耗费心血，做了大量工作，从而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在兴办“洋务”的二十余年间，张之洞经手创办了数十所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与此同时，在建立一种完备、系统的新式教育制度体系方面，他也进行了总体性的思考，并最终形诸章程形式。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张之洞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就“兴学育才之大端”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学有定程，循序不躐等，教科书官定颁发，通国一律等学制方面的构想。他还分学校为蒙学、小学、中学、高等学堂与京师大学堂五级，各级入学年龄、修业年限都有明确规定。中学以前为普通教育，高等学堂起为分科专业教育，三年期满后必须实习一年方可毕业。大学教育则是高等学校分科专业教育的深化提高。①这一学制构想未及在全国推广，但张之洞以此认识为基础，在湖北地区基本建立起成龙配套的区域新教育体系。　　次年十月，张之洞将这一区域新教育体系的实施要旨、办法上奏清廷。其要旨八条：　　小学为急第一，　　读经温经第二，　　教科书宜慎第三，　　学堂规制第四，　　文武相资第五，　　教员不迁就第六，　　求实效第七，　　防流弊第八。其办法十五条，包括师范、小学、文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堂、武高等学堂、方言学堂、农学堂、工学堂、勤成学堂、仕学院、学堂经费、省外中小学、蒙学、学务处①。　　以上可见，张之洞此时关于新式教育体制的构想，已趋完备。正因为如此，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认定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奏请添派之洞会商学务，参予修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制订、但未实行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奉旨入京，与张百熙等会商重订学堂章程，并制定《学务纲要》。经过数月紧张磋商，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在全国推行的新式学制，即通称的“癸卯学制”（因1903年为于支纪年癸卯年而得名）。张之洞在给瞿鸿的信中曾自述重订学堂章程的辛劳：“惟此事繁难已极，关系甚重，改定不止十次，两月来昼夜赶办此事，困惫已极，寒天病躯，十分心急，而无可如何。”②“癸卯学制”共分三段七级。　　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七岁入学）、高等小学四年，共三级十三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含中学堂一级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含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到四年，通儒院五年，共三级，十一到十二年。与以上普通教育并行的，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系。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性质）和优级师范学堂（高级教育性质）两段，共修业八年。实业教育分初等实业学堂（程度相当于高等小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性质）、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性质）三段，共修业十五年。此外与普通高等学堂程度相当的，还设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仕学馆等。　　关于各级各类学校的不同任务，《学务纲要》作出简要说明：蒙养院及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良善。高等小学堂及普通中学堂，意在使人此学者通晓四民皆必知之要端，仕进者有进学之阶梯，改业者有谋生之智能。高等学堂意在讲求国政民事各种专门之学，为国家蓄养任用之人才。通儒院意在研究专门精深之义蕴，俾能自悟新理，自创新法，为全国学业力求进步；并设立中国旧学专门为保存古学古书之地。实业学堂意在使全国人民具有各种谋生之才智技艺，以为富民富国之本。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①关于“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学务纲要》开宗明义予以申述：“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从幼童人初等小学堂始，……晓之以尊亲之义，纳之于规矩之中，一切邪说诐词，严拒力斥，使学生他日成就，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均上知爱国，下足立身。”“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外尤重德育，中外固无二理也。”②其宗旨仍在德智体三育的全面发展，而居于统率的德育，则大体沿袭传统故辙。　　在新型学校管理制度的草创方面，张之洞堪称近代中国第一人。清朝旧制，为管理地方教育，每省设提学道一人，雍正年间改为提督学政，简称学政。学政是朝廷派往地方巡视科举、督察学务的“客官”，且地位与地方长官总督、巡抚平起平坐，地方无权调遣。而且其管理方式，也不符合新式学堂教育的要求。随着湖北地区新式学堂的陆续开办，张之洞逐渐认识到设立隶属地方行政首脑的专职管学机构的迫切需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他率先设立湖北学务处，作为统一管理全省教育行政的机构。他的这一思想也体现在“癸卯学制”中，规定各省均仿湖北成例，设立学务处。张之洞还对建立全国统一的教育管理体制提出基本构想：于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凡整饬各省学堂、编订学制、考察学规、审定专门普通实业教科书。任用教员、选录毕业学生、综核各学堂经费、及一切有关教育之事均属焉。”京师大学堂请另设总监督一员，“不令兼别项要差，免致分其精力。”“如是则全国之学务与首善之大学皆各有专责而成效可期矣。”①学务大臣应设属官，分长六处。专门、普通、实业三处，分别管理专门学科、普通学科、实业学科学务。审订处审订统一教科书及各种图书仪器，检察私家撰述，刊布有关学务之书籍报章。游学处管理出洋游学事宜。会计处管理学务经费。学务大臣属员应选深通教育事理的京师大学堂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生、游学生充任。各省学务处应按此对口设立普通、专门、实业、审订、游学、会计六科。以期上下贯通。有效运转。　　张之洞的教育制度论的核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劝学篇》明确表示：“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他在致张百熙的电文中，建议派员考察各国学制，而以“日本学制尤为切用”，“师范生宜赴东学习”①。“癸卯学制”就明显带有仿照日本学制的痕迹。而且，游学教育在他的教育体制构想中，始终占有异乎寻常的突出地位。但是另一方面，“癸卯学制”及《学务纲要》又十分强调维护“中学”的至尊地位，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②更有甚者，《学务纲要》竟专列一条，“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文端士风”。其间批评“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训；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他进而推论，“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③其顽固迂腐溢于言表。　　当然，在”中学力体”的前提下，张之洞的教育制度论于“西学为用”方面，仍有不少开拓性贡献。如《学务纲要》明文规定“经学课程简要并不防障西学”，“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参考西国政治法律宜看全文”，“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科学相间讲授，乃各国成法，具有深意”，等等。以上分析表明，张之洞的教育制度论，乃是一新旧杂揉的拼合体，它集中凸现出晚清“洋务”教育的过渡性特征。其培养目标，正如鲁迅所针砭的：“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①尽管如此，张之洞在近代教育的学科分类、课程设置、组织管理、行政体制方面，毕竟提供了前辈所无的新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留给后人宝贵的遗产。　　①《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　　②李提摩太建议速增订西学课程，科举考试凡不知西学士子，一概不取。张之洞奏折之意与此略同。①《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　　②③《全集》，卷六十一，奏议六十一，《请试边递减科举折》。　　①《全集》，卷六十一，奏议六十一，《请试边递减科举折》。　　②许编《年谱》卷九。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三十一年七月。　　①《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瞿子玖。　　①见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8—9页。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　　②《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8页。　　①《全集》，卷六十一，奏议六十一，《请专设学务大臣片》。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八.电牍五十七，致京张治秋尚书。　　②《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12页。　　③《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14页。　　①《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09页。　第三节“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　　张之洞并非职业教育家，但通经致用的个人阅历与兴学育才的丰富实践，使他对于教学规律形成基本认识，即“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②。无论是开设旧式书院，还是创办新式学堂，他的这一教学论思想始终一以贯之。　　张之洞是正途科举出身，但他绝非读死书的冬烘。他一向认为，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③。“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非欲驱引人才尽作书蠹也”④。他毕生追求的是“经（国）济（民）之道”，而“经济之道，不必尽由学问（书本知识），然士人致力，非书无由”⑤，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张之洞十分强调“讲习与历练兼之”，亦即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他告诫诸生，“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①。当然，张之洞所谓的“实践”，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意义上的实践，其要旨在引导青年学于关心事功，以维系晚清国势。但是他据此提出的“讲习与历练兼之”的思想，基本符合教育学规律。　　基于这一思想，张之洞主张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反对死读书，读死书。他认为读书“不贵多，贵真；过目不贵猛，贵有恒；不贵涉猎，贵深思；不贵议论，贵校勘；不贵强记，贵能解”②。他反对加重学生负担，搞疲劳轰炸，“必有余力，乃可读书”③。在与梁鼎芬讨论两湖书院课程设置的信简中，张之洞写道：　　“行检二百题，诚觉其多。三年学生断不能作许多题，若其作完，则与小试元异，但有交卷之功，断无读书之暇，一也。况又兼习各门精细繁重之学，学生安能人人有此敏才强力，外人必以为各门皆是敷衍，教不真教，学不真学，二也。如其真学，诸生断不堪其苦，外人必议其过于繁苛，三也。更有一要义，行检一门，所重在行，若题目过多.外人必议日此仍是考文，非考行也，四也。”④在教学法方面，张之洞认为，“山长之教法……非善诱不可”，启发学生思维，举一反三，“课一解即通一经义也，课一论即知一史案也”①。他主张诸生相互切磋，“经史繁重者，一人翻之则畏难而自废，同力检之则多得。疑义难解者，独坐冥思则窒，诘难推求，谈谐趣妙则通。此友之益亦师之亚”。②转化为洋务派以后，张之洞在创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时，更加注意将课堂传授知识与实际演练操作结合起来。光绪十二年（1887年），他开办广东水陆师学堂，规定学生每年九个月在校学习，三个月到军舰和军营实习。如遇外洋各国作战，可“拟照西国通例前往观览，以资考镜实事”③。为了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学堂附没有机器厂一座，厂内装有各类机床十七台。另外，水师学堂还配备广甲轮一艘，作为学生练习用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在武昌开办湖北农务学堂。为方便学生实习，学堂专门由大东门内迁移至武昌城北武胜门外多宝庵（今湖北大学校址），以与农事实验场相毗连。　　为了使“讲习与历练兼之”收到最好的效果，张之洞又区分”学之为事”为“专门著述之学”与“学堂教人之学”两类。“专门之书，求博求精，无有底止，能者为之，不必人人为之也。学堂之书，但贵举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④将学堂教育内容的深度与广度确立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不仅符合普及教育的目的，更为学生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理解、掌握、运用自如，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②《全集》，卷二十一，奏议二十一，《创办水陆师学堂折》。　　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⑤转引自《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90～391页。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②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①②《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第四节“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　　新旧学制交替之际，师资问题实为当务之急。仅知“子日诗云”的塾师，显然无法胜任声光电化之教学。广兴学堂所需要的数量庞大、知识结构全新的教员从何而来，成为新学制能否全面推行的成败关键。张之洞于此有诸多论述。他多次强调：“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资。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①”各属开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②“国民教育必自小学始，欲得小学教育，必自养成师范始。……是以兴办师范尤为小学之先务。”③由此形成他的师资论。　　在湖北推行新式学堂之始，张之洞为解决学堂师资之急需，曾从经心、两湖、江汉三书院选派优等学生“赴日本习师范，以为速成师范之预备”④，但这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师资的大量需求，于是决定在省内创办师范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城东宾阳门以南创设湖北师范学堂，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作为学生教学实习之处。课程除普通学科外，另加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学额一百二十名。速成科一年毕业，正科二年或三年毕业。该校与张謇于同年开设于江苏的通州师范学校，同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教育之先。　　张之洞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①。故尔在“各学堂办法十五条”中，将师范列为第一的位置。为解各地新学大兴的燃眉之急，他极力主张先办师范速成科。在给学务大臣张百熙的信中，张之洞提出：“方今国势危急如救焚拯溺，夜以继日，犹恐不及，至师范速成科尤为紧要。若待完全师范毕业必须五年，各省小学堂将待五年后再开乎？”②他率先于湖北开办速成科，供各属学堂之急需。张之洞认为，教育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质量，而合格的教员非经正规师范训练不可。兴学之初，湖北各地出现学堂发展过猛的情况。黄州府中学堂学额定为二百四十名，荆州郧阳两府中学堂的学额也定为一百六十名。张之洞看出其中的弊端，立即札饬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传习所。札文称：”小学不兴，不但普通实业各中学堂无合格学生，而国民教育亦终无普及之一日。”他批评各府盲目发展中学堂“实为懵昧可异。……其实府中学堂此时安有许多合格学生，此正如无根之条终归于萎，虽长奚为，无址之墉立见其倾，虽高安用，徒张虚名，不求实济，始基一坏，补救无从，可谓不思之甚，错谬之甚者矣。”与其办一些名不符实的中学堂，不如扎扎实实从抓合格师资入手，办好小学堂，以强固国民教育之基础。因此，“饬各该府将所设中学堂一律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先办速成师范，或先办师范传习所。”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予重订学堂章程。他重视师范教育的思想，在“癸卯学制”及《学务纲要》中得到充分体现。《学务纲要》载明：“师范学堂，意在全国中小学各有师资，此为学堂本源，兴学人手第一义。在“癸卯学制”中，各级各类师范教育相互配套，形成独立的完整体系。初级师范与中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专科学校，优级师范与高等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此外，还有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实业教育讲习科等。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格局，从此得以奠基。　　①②③《张文襄公牍稿》卷二十，二十一。　　④《张文襄公治鄂记》。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张野秋。　　①《全集》，卷一百零六，公牍二十一，《札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传习所》。　第五节　广派游学，收“百闻不如一见”之利　　张之洞注意于派遣游学生是从九十年代任湖广总督时开始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函请选派中国学生二百名，陆续前往日本各学堂学习，并允支援经费，经朝廷议复同意。正在湖广总督任内的张之洞会商选择“聪颖子弟”湖北一百名，湖南五十名，前往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诸学。这是两湖派遣大批学生留日之始。张之洞之所以十分热衷于派遣游学生，与他急需洋务人才的愿望有关。他在《劝学篇》中曾说：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于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狱之说也。”①他又从办学堂需要大批新式教员的角度提出了派遣游学生的必要性。庚子国变以后，张之洞痛心疾首于冥顽不灵的旧式官僚的误国，再次呼吁：“论今日育才强国之道，自以多派士人出洋游学为第一义。”②张之洞派遣游学生的方针是“西洋不如东洋”。一则，日本路近费少；二则离华近，易考察游学生情况；三则日文近於中文，易通晓；四则日人已对西书作了删节酌改，便于学习。因此，他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叶，选派大批湖北学生留学日本，据粗略统计，达数千人之多，为留日学生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除选派游学生出洋外，张之洞还大力提倡派遣官员出洋游历考查。中日甲午之战以后，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上奏道：洋务之兴，己数十年，而中外文武臣工，罕有洞悉中外形势，刻意讲求者，不知与不见之故也。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今欲破此沈迷，挽此积习，唯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①鉴于以前中国派员游历不诸外语，张之洞主张选才俊之士，分派游历各国，丰其经费，宽其岁月，随带翻译，以便深加考究，加工业、农业、水陆兵事、炮舰战舰、学校例律，均用心考求。张之洞派员游历东西洋，还有监视游学生的意图。令游历官员与游学生相熟悉，“灼知其品谊才识，何人为学行兼修之士，何人为乖张不逞之徒”。②为阻止留学生在国外接受新思想、走向革命，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派钱恂赴日，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张之洞上奏，“饬筹防范之法”，分别制订《约束游学生章程》和《奖励游学生章程》，对“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的游学生，由中国出使大臣，“剀切诫谕学生，立即停辍。如有不遵，即行退学”。对于“循理守法”的学生，则给以举人、进士出身。企图用恐赫和收买两种手段，使广大游学生就范。然而，一批又一批游学生走向革命行列，己成趋势，这是清廷所无法阻止的。　　为了培养洋务人才，需要大量派遣游学生；然而，知识青年到了外国，朝廷又难以控制其政治动向，故认为“出洋学生流弊甚多”。这便是张之洞在派遣游学生问题上的矛盾心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之洞奉诏入京，某日在朝房与军机大臣王文韶（183O—1908）遇，偶语张在湖北办教育为天下先以誉之。张自诩其重大者为派学生东渡，开办文武高等及方言学堂。王文韶冷笑，从袖中取出《湖北学生界》一册，给张之洞看。张阅数页无语。下朝后，即电嘱鄂督以后少派学生出洋，并下令将《湖北学生界》的主要撰稿者刘成禺、张继煦等电调回鄂。这件事典型地表明了张之洞在兴办教育、派遣游学生问题上的窘迫状态。　　张之洞对人才问题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作为大力兴办洋务的封疆要员，他十分注意引荐、培养和任用通晓近代知识的人才。如在两广、湖广总督任内，他延揽蔡锡勇、辜鸿铭等“识洋文、悉西艺”的人物人幕府；在暂署两江期间，遵旨保荐人才，其中袁昶、钱恂等，都是比较开明、对外部世界有所认识的士人。另一方面，由于张之洞自身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对于真正具有新的思想风貌的人才并不能容忍。例如，近代卓越诗人、政治家黄遵宪，曾任驻日本参赞，后移任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其近代知识非张之洞属下所能比拟。黄遵宪归国后，赴江宁（南京），谒见张之洞。张原有用黄之意，但在交往中，黄遵宪“昂首加足于膝，摇头而大语”①。张之洞深为不喜，便将黄置闲散。又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夏，张之洞电召容闳，容闳兴冲冲到江宁谒见张之洞，结果却话不投机。张之洞便给容闳一个“江南交涉委员”差使，聊以敷衍其“远来之意”。二人交往即“以此处为起点，亦即以此处为终点”②。　　总之，张之洞虽然号称“求贤若渴”，也确实有招才、惜才之举，然而他所需要的”贤才”不过是蔡锡勇，辜鸿铭一类思想是旧的，手段是新的，用新手段维护旧制度的人物，概言之，即是“中体西用”的人物。逾此轨范，即为张之洞所难容。这正体现了张氏教育思想中死的拖住活的，旧的束缚着新的这一矛盾状态。　　①《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　　②《全集》，卷五十，奏议五十。　　①《张文襄公牍稿》卷二四。　　②《张文襄公奏稿》卷三七。　　①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②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1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七章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的文化观　　本书传主作为一个主持诸种实务而又学脉多致的复杂人物，其政治、学术、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诸类思想各具风采，然而，在纷繁错综之间又有主旨可寻，这便是以体用观为核心的文化思想。　　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大约可与欧洲哲学的本体与现象，印度佛教哲学的法性与法柏相类似，却又不尽等同。体与用，不仅有本体与现象的含义，还有本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意蕴，作为通常用语，又有主与辅、本与末的意思。中国哲学的主潮，历来讲究体用统一，盛行“体用一源”说、“体用一贯”说、“体用不二”说，等等；“体用两橛”、“体用分离”久为人们所忌讳。这除了表现出中国哲学的辩证传统外，从文化学而论，则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在本体与现象关系上没有出现过尖锐矛盾。正如郑玄在《礼序》中所言：“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用）”。然而，近代随着“高势位”的西方文化的涌人，中国本土文化受到空前未有的挑战，“文化重组”的任务十分紧迫地提出。在这种全新的情势下，一些思想家在概括中国文化的现状，并设计其未来走向时，不约而同地运用”体”与“用”这对范畴，以之对中西文化的关系加以界定。他们在使用体用这对范畴时，大都没有从“本体”与’‘现象”这一哲学本意上着眼，而是从“主”与“辅”、“本”与“未”这种约定俗成的日常用法上发挥。又由于近代中国文化处于“重组”、“再造”的混乱状态，反映到体用概念的运用上，多数论者往往不自觉地违背了“体用不二”的传统，陷入“体用两撅”的泥淖。张之洞正是这样展开其体用观并进而发挥其文化思想的。　　张之洞的文化思想，自然有一个演变过程，而广为人知的，则是张氏晚年勉力详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①。这一论题在中国近代更通常的表述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中国温和的开明士人的一种文化选择，”中体西用”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西文化剧烈碰撞、深刻交融的时代产物。梁启超论曰：　　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②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说的首倡者，却是“中体西用”说的力行实践者和理论总结者，就这两方面的结合而言，近代中国尚无出其右者，正因为如此，人们一谈起“中体西用”，首先便与张之洞联系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正当戊戌维新紧锣密鼓之时，张之洞草撰《劝学篇》于湖广督署。七月，当维新、守旧两派斗争最后摊牌前夕，他又通过翰林院待读学士黄绍箕将《劝学篇》进呈御览。《劝学篇》是张之洞平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中体西用”文化思想在其中占有核心、支柱的地位，并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在《劝学篇·序》中，张之洞声明该书的写作原委：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　　这段话十分明白地宣示了《劝学篇》所力加磨砺的“中体西用”论的两面锋刃：一方面针对顽固守旧者的泥古不化，抱残守缺，不知变通之术；另一方面则针对言新者的菲薄名教，滥施斧钺，不知固本之方。张之洞所企图建造的，是一种内外有别而又兼采中西的文化结构，其终极目标则是通过外在形式的变通来保全传统文化的核心。他申言：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情无志，空言元用，孤陋不通，做很不改，坐使国家颠，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其冠，衶其辞，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日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可见，孝弟忠信之德，尊主庇民之政，是张之洞力图捍卫的文化主旨。　　《劝学篇》一进呈，立即以其“会通中西，权衡新旧”②的表层公允形态和“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③的深层用心而受到最高统治者——包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一致赞誉。光绪帝称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慈禧也深加称许，遂以上谕形式下令印发各省督、抚、学政人手一部，“颁行天下”，“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不仅如此，连洋人也来捧场，认为《劝学篇》标志着“长时期以来习惯于孔夫子的陈同滥调下变得死气沉沉的中国人，终于在时代的现实面前苏醒过来。”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于纽约出版的《劝学篇》英文译本，甚至还加上《中国唯一的希望》的标题。　　这一切无疑大大助长了《劝学篇》的声势，从实际效果上突出了张之洞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影响。加上张之洞本人在“中体西用”说的物质实践基础——洋务运动中超越前人的建树，人们便顺理成章地将张之洞与“中体西用”说联系起来，视他为这一文化思想的集大成式的代表人物。　　①《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①《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③《功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教务杂志》载伍德布里奇译《劝学篇》前言。　第一节　文化观的发展轨迹　　张之洞早年所受到的，是严格、正统的儒学传统教育。直至光绪七年（1881年）底补授山西巡抚之前，他完全生活在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之中。光绪元年（1875年），他在四川学政任内修撰以指导青年学子求学修身为宗旨的《书目答问》一书，收录书目二千二百余种，除历史、地理、天算等类收录《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经天该》，《数学启蒙》等少数西方传教士著译外，其余全力“端品行、务实学”的传统典籍。结束三省学官生涯，返回京师，人围”清流”，之洞与李鸿藻、张佩纶等互为引援，“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②。此间张之洞的意气情趣，与传统土大夫别无二致。　　光绪七年（1881年）底，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从有职守、无言责的清流之士，一变而为执掌一省政治、经济、军事实际事务的封疆大吏。抵任之初，他曾向张佩纶透露自己的治晋规画“皆中法非西法也”①，但是不久，错综复杂的日常问题，尤其是山西弊病丛生，积重难返的衰败现实，使他意识到，固守祖宗章法，显然不能打开局面。正当他寻找兴革之策时，接触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遂对“西艺”、“西技”的价值有了初步了解，并急思效仿，在山两兴办一系列洋务事业，开始了由清流党人向洋务大吏的转化。　　与此相应，张之洞的文化思想也发生重要变化，由专注于修、齐、治、平的儒学大经大纶，转而兼取“洋务”新知。他印发的《延访洋务人才启》称，“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周知各国特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为根抵，以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为人门。”②此时的张之洞，已经不再以谈“洋务”为耻，而是唯恐于此不摸门径，落后于时。他在给张佩纶的信中说：“鄙人僻在一隅，大事都不闻知，防海新论交议未及，大约止沿海及本省耳。如蒙朝命洋务，亦许与闻，下采荡荛，则当抒其管蠡，不致后时发议，徒为不切题之文章也。”③足见其时追求洋务新知的急切心情。如果说李提摩太的西学启蒙对于张之洞来讲还只是具有别开洞天的新鲜感觉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中法战争则给予张之洞以西方科技确实超乎中国的直观感受。　　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参与中法战争的军事指挥、后勤保障等事务。战争实践使他对于军事科技层面中西文化的优劣高下有了真切认识。张之洞在一篇奏议中说：“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械不利，与空手同；不能及远，与短兵同，史之良规也。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①基于这种认识，张之洞在两广任内，从军事人材培养和军械装备改善入手，于洋务事业“小试其端”，建造军舰，筹治水师，开设水陆师学堂，招募“通晓火器、水雷、轮机、驾驶、台垒工程之洋弁”，“翻译西国兵书、测绘、地图，并电学、化学、重学、气学、光学等项有关兵事者”，“制造火药、电线、强水、红毛泥，各种技艺均可量能因性分门讲求。”②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一样，张之洞也是从承认西方物质文化（首先是军械装备）的客观先进性起步，以强烈的实用态度，企图吸收西方科技，以增强日趋衰微的朝廷实力，并在“理”与“势”，“德”与“力”关系的认识上，区别于迂腐的陋儒。关于张之洞此时的思想转折，辜鸿铭评述道：　　“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役（指1884年发生的中法战争，该年的干支纪年为甲申——引注），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①这段话不仅点明了张之洞文化思想转折的枢纽所在，而且还透露出转折之后张之洞文化思想的两重性：“为人则舍势而言理”，即宏扬忠信笃敬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德行以正人心；“为国则舍理而言势”，即吸收大舰巨炮等西方物质文化的成果以维国势。前者蕴含“中学为体”之旨，后者实蓄“西学为用”之意。在张之洞看来，这似乎是聪明的“两全之法”，殊不知其深刻的内在矛盾，从“中体西用”说孕育于洋务运动的胎盘中时，就已经决定了它的畸形病态。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移节湖广。他的洋务事业，进入鼎盛期。湖北枪炮厂、汉阳炼铁厂、棉纱丝麻四局相继建成投产。与旧式书院改制的同时，包括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类新式学堂开办起来。随着洋务活动的深入发展，张之洞对于西方文化之优长也有了进一步认识。他批评时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①他指出中华学术所缺乏的“专门之学”，恰是西洋富强的重要原因。“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转不如两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②他认为中国亟应仿效西洋，大力发展“专门之学”。他还划分“专门之学”为四大门类，即交涉、农政、工艺、商务。交涉之学包括律例、赋税、舆图、译书；农政之学包括种植、水利、畜牧、农器；工艺之学包括化学、汽机、矿务、工程；商务之学包括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这表明，在对于“西学”优长的肯定与仿效方面，张之洞已经超过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运动前驱先路，其广度和深度均有所展拓。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以中国方面的惨败而结束，举国震动。次年三月《马关条约》签订，给中国带来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这是一份甲午以后张之洞继续从事各项洋务事业的总纲性文件。其间反映出他对”中体两用”关系的认识己趋成熟。在这份奏折中，张之洞痛陈条约带来的严重危害：“及今力图补救，夜以继日，犹恐失之，若再因循游移，以后大局何堪设想。”他提出九条应当急办之事，以为“中国安身立命之端”：　　一曰宜亟练陆军。“非一变旧法，必不能尽除旧习”。练兵三途中，“以用洋将管带教练为最速，以出洋学习功夫为最实，益处为最广，而中国自设学堂亦可相辅而行。”　　二曰宜亟治海军。“且非用洋将则积弊必不能除，操练必不能精，考核拔擢必不能公。”“须多派精壮员弁及有志子弟赴英国学之，此举尤宜从速。”　　三曰宜亟造铁路。此事应聘“小国远国商人”包办，“若中国自办，则委员视为利薮，旷时糜费，十年亦难成矣。”　　四曰宜分设枪炮厂。“一面雇用洋匠，一面商之洋厂，派工匠赴外洋该厂学习。”　　五曰宜广开学堂。”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各省均应开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同时派人员出国留学，赴德学陆军、赴英学海军，“其他工艺各徒皆就最精之国从而取法。”　　六曰宜速讲商务。“尤须令出使大臣将各国商务情形随时考究，知照总署及各省督抚，以便随时悉心筹画。”　　七曰宜讲求工政。“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分遣多员，率领工匠赴西洋各大厂学习，一切种植、制器、纺织、炼治、造船、造炮、修路、开矿、化学等事，皆肄习之，回华日即以充办理工政之官。”　　八曰宜多派游历人员。“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拘执者狃于成见，昏庸者乐于因循，以致国事陆危，几难补救。”欲破此沈迷，惟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　　九曰宜豫备巡幸之所。宜择腹省远水之址建设行宫，以备战时京师危急，“进退自如，控制有策。”①张之洞上此奏折，目的在说服皇上”存坚强不屈之心，励卧薪尝胆之志，广求忠直之言，博采救时之策”，以挽救“如人受重饬，气血大损”的朝政之“体”。同为开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九十年代的张之洞大不同于三、四十年代龚自珍的“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②在张之洞开出的九味汤剂中，除最后一条“豫备巡幸之所”外，全都在中国固有之“古时丹”中寻觅不出，而是援用的洋方洋药。虽然此时他还没有明确揭橥“中体西用”的标帜，但这一思想在他头脑中己是呼之欲出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前后，张之洞开始将“中体西用”思想形诸笔墨。他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③稍后，他在上呈御览的《劝学篇》中，又对此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为体，“以正人心”，西学为用，“以开风气”。　　在考察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时，应特别注意到他自幼形成的“经世”、“务实”学风对其文化思想转变的促成作用。承袭“通经致用”学风的张之洞一贯认为，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①。“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②。从“致用”的终极目的出发，张之洞对待诸种学问，均以实用与否，为其臧否取舍的标准。即便在清流时期，他对于”洋务”、“西学”，也不像其他清流党人那样，持深恶痛绝的极端排斥态度，而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③与魏源辈的“师夷长技”说同论。因此，其时他对于洋务派的批评，也多集中在妥协外交，而非兴厂办学、开矿练军等实业措施。正是由于有这种“师夷长技”的认识基础，之洞才能开始日后的洋务实践，并从实用价值上，充分肯定西学的科学意义，并全力汲纳之、应用之。“经世”的宗旨，务实的学风，必然导致文化观的开放。之洞曾以诗句言及此理：井蛙不可以语海，夏虫不可以语冰。……见远儒乃尊，知时国乃兴，理非一孔尽，木非一法绳。④往代儒宗判南北，方今学派别东西，九流宗圣皆容纳，巨海稽天赖指迷。⑤从这里，我们不难窥见早年张之洞即己服膺的“通经致用”论与之壮年后形成的“中体西用”说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②郑观应：《盛世危言》。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②《张文襄公牍稿》卷三。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②《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权》。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吁请修备储才折》。　　②《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②《龚自珍全集》第513页。　　③《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②《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上。　　③《全集》，卷二，奏议二，《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十三。　第二节“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　　洋务派代表了晚清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不甘沉沦，力图振刷的意愿和势力。与极端保守的顽固派相比，其文化观具有明显的“开新”特色，而这种“开新”的内容，就在于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科技、学术乃至于某些设施。　　国藩据实承认“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①，提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则渐失其所恃”②。他忻慕“西人学求实济，无论力士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③“今中国欲仿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④左宗棠赞誉泰西学术“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慧敏，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⑤，提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①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②“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赵武灵王胡服为比，即须徐核名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仿开此一途？”③与曾、左、李等人相比，张之洞的文化”开新”，又有若干进展。　　同诸洋务先进一样，张之洞在阐明采纳西学的迫切性时，也是着眼于新的世界大势。他在《劝学篇》中极言封闭守旧是自招灭亡，“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④。“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的然可据者哉！”⑤在这里，张之洞以是否“有益于中国”、是否有损于“圣教”，作为取舍西政西学的标准，意在说服守旧者打消畛域之见。　　较之诸洋务先进，张之洞讲求西学有拓宽领域之势。曾、左、李辈对西学主要注意于技艺层面，而张之洞则主张，不仅要汲纳西方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方式，而且应当随之采用若干“西政”，这便是他所谓的“政艺兼学”。当然，张氏所要采纳的“西政”，非指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而是指与近代工业社会相关的各项社会设施。张之洞对“西政”和“西艺”有一个明确界定：“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①在二十余年的“洋务”建设中，张之洞身体力行这种“政艺兼学”的方针，而系统的文字阐述，则见之《劝学篇·外篇》。在这半部书中，张之洞以改革传统教育为中心，全面列举其“开风气”的文化主张：　　益智第一。“智以救亡，学以益智。”求智之法，“一日去妄，二曰去苟。固陋虚骄，妄之门也，侥幸怠惰，苟之根也，二蔽不除，甘为牛马土芥而已矣。”　　游学第二。“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游学之国，尤以日本为宜，“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设学第三。广开学堂，引导学生“新旧兼学”，“政艺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学制第四。介绍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是以“官无不习之事，士无无用之学。”“吾将以为学式。”　　广译第五。“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文，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从功近而效速着眼，“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阅报第六。外国报馆林立，“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　　变法第七。“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明确提出法制、器械、工艺，皆当变通成法，仿效两人。斥责反对变法者力“泥古之迂儒”，“苟安之俗吏”。“苛求之谈士”。又特别强调指出，“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原因在“先后失序”，而非西法本身之病。　　变科举第八。科举制度“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故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拟三场分试之法，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　　农工商学第九。批评文人儒士鄙薄农工商学的传统观念，“荀卿称儒效，而谓儒不能知农工商之所知，此未世科目章句之儒耳，乌睹所谓效哉！”“不讲农工商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应派员出洋考察，学习西方农艺工技及经商要诀，“工为体，商为用”，“商为主，工为使”，“二者相益，如环无端”。　　兵学第十。“兵学之精，至今日西国而极”。中国兵学，素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西人兵学，惟阴阳不用，余皆兼之。枪炮、雷电、铁路、炮台、濠垒、桥道，技巧也。地图、测算，形势也。至攻守谋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艺多，条理繁细，故权谋一端，亦较中法为密。”因此兵学必取西人之长，方为“强国之由”。　　矿学第十一。矿学“兼地学、化学、工程学三者而有之，其利甚溥而其事甚难。”“大抵西法诸事，皆以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学矿师而后开矿，其始似迟，其后转速，其费亦必省。”可派员出洋学习，亦可募西人来华办矿，“矿成获利以后，我之学生及委员工匠，皆己学成，此借矿山为矿学堂之法也。”　　铁路第十二。“西法富强，尤很于此。”广筑铁路，不仅可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旷，民不劳，时不失”，而且可开风气，“凡从前一切颓惰之习，自然振起，迂谬耳食之论，自然消释泯绝而不作。”　　会通第十三。中学“圣经之奥义”，皆可“通西法之要指。””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批评一概排斥西法者为”自塞”，以西法皆为中学所已有者为“自欺”，以为中西之学无别者为“自扰”。“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豫知”，故对于西学，“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亦应为之。　　非弭兵第十四。“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要想立国于世，国际公法不足为恃，惟有富国强兵，方可立于不败之地。故“苟欲弭兵，莫如练兵。”　　非攻教第十五。对于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不应“无故而诟击之”。“要在修政，不在争教”。“但当砥厉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求。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张之洞以前的洋务大吏以及改良派思想家，对于学习西方文化，多有论述，但在着意突出文化”开新”的意义，全面系统地阐述其内容、要点方面，张氏《劝学篇》实为集大成之作。　　进入二十世纪，当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以后，张之洞又进一步强调，”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他在致鹿传麟的电报中说：　　去腊变法谕旨（指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以慈禧和光绪名义颁布的“变法诏”——引注），海内欢欣鼓舞，咸谓中国从此有不亡之望矣。人心所以鼓舞者，以谕旨中有采西法补中法及浑化中外之见之语也，并非因整顿除弊居上宽临下简必信必果等语也。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明确提出，若不广采西法，“变法”则文不对题。在致袁世凯、刘坤一的电报中，之洞进而指出：　　“今日人材风气，暗多明少，情多勇少，私多公少。若变新法不仿西人，不惟精意全失，恐皮毛亦不能似矣。”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初四日.张之洞上《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申言“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两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提出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十二条整顿中法措施。次日，再上《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内称：　　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罗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来之欧洲，东洋复采之西洋，比如药有经验之方剂，路有熟游之图径，正可相我病症以为服药之重轻，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盖无有便于此者。　　张之洞所提出的采用西法十一条为：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其基本内容类似《劝学篇·外篇》，所不同者，《劝学篇》所论以改革教育为中心，更接近于狭义文化的改革，而此折所论，多从行政立法着眼，更接近于广义文化的改革。　　①《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第8页。　　②同上，卷十四，第10页。　　③《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第39页。　　④《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第38页。　　⑤《海国图志·序》。　　①《左宗棠年谱》第125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②《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未》，卷二十五。　　③《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五，《复刘仲良中丞》。　　④《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⑤《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①《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五十，致西安鹿尚书。　第三节“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　　从清流派到洋务派，张之洞的文化思想经历了由“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的巨大变化。但变中又有不变，这便是张之洞对于传统的纲常名教和社会政治秩序坚定不移的“卫道”立场。他采纳“西学”、“西艺”、“西政”的选择标准，首先在不悖离他认为美轮美奂的传统纲常的“亲亲、尊尊”精神。讲求西学不过是手段，捍卫中学的核心地位才是目的，正所谓”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①他认为：文化“开新”若“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用其诗句来表达，便是：　　文轨古自一，皮卉今交通，　　胡婴与蕃乐，泪乱安所终，　　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②　　文化“开新”可以涉及西学、西艺乃至西政的某些内容，但这一切统统不过是“物曲虽博取”，问题的核心仍在“王制乃常宗”。在张之洞文化思想“开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中，“卫道”自始至终是高声部、主旋律。《劝学篇·内篇》于此有酣畅淋漓的演奏。之洞的“卫道”，不同于颟预迂腐之辈的抱残守缺、泥古不化，而是从保国、保教、保种的现实需求出发，具高屋建瓴之势，启发愤图存之思，既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又富于感召力。《劝学篇》以“同心”启首，正表明之洞的良苦用心。他认为，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他进而论道：　　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为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①从一般意义上看，之洞这里所论的国家（国）、民族（种）文化（教）三者之间的“安危与共之义”，确有一定道理。而当十九世纪末叶，中华民族的国、种、教同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猛烈冲击，日见衰败之时，之洞抓住世人瞩目的时代绝大题目起例发凡，尤可见其识见之深，构思之精。　　《劝学篇·内篇》以“正人心”为要旨，因而《同心》篇对于直接关乎人心正邪的“圣教”，予以极度褒扬：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　　张之洞呼吁在“圣教”的感召之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这便是他“卫逍”的现实意义所在。　　如果说张之洞的“保种”之说——捍卫中华民族的自尊自立地位，从抽象意义言之，无可非议的话，那么他的“保国”、“保教”之说，却颇多漏疵。　　张之洞所谓“保国”，实指捍卫清王朝及其政治体制。在《教忠》篇中，之洞不厌其烦，罗列堆砌，盛赞“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二百五十余年，薄海臣民日游于高天厚地之中，长养涵濡，以有今日。试考中史二千年之内，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之洞说这番话时，清廷朝政腐败己达极点，甲午一役，元气大伤，马关签约，门户洞开，中国在半殖民地化轨道上加速沦落。维新派正思改革，革命派亦开始集聚力量。正当地火运行，风暴将临之际，之洞却鼓吹“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这显然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历史已前进到十九世纪末叶，真正要想振兴国家，必须根本改革已经腐朽的专制政治体制，而这却是之洞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何启、胡礼垣批评《教忠》篇“今欲振兴治道，而不能直探其源，立言之所以昧味也。”①正可谓击中了要害。　　张之洞所谓“保教”，指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的主于孔儒之学的至尊地位。他称颂道：　　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①如果仅仅着眼于学术源流的考辨、继承，张之洞推崇孔儒之学，作为一家之言，亦无可非议。但之洞并不以此为满足。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流派之争，之洞更着意于阐扬汉儒发明于前、宋儒扩张于后的“王道三纲”的社会政治意义，以之作为抵制新兴的自由平等学说的盾牌：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把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②在这里，张之洞专制制度卫道者的坚定立场，昭然于世。他毫不含糊地以“三纲五常”为“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命根所系，对于启蒙思想家”创废三纲之议者”，深恶痛绝，斥其”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也。”①“君为臣纲”，列“三纲”之首。张之洞于此，尤加鼎力回护②。力回护②。《劝学篇》专辟《正权》一篇，驳“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反衬君主专制为万古不移之规。之洞的根本论据有二。一是说中国无行民权之可能：“中国士民至今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华商素鲜巨资，华民又无远志，议及大举筹饷，必皆推委默息，议与不议等耳。”二是说中国无行民权之必要：“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我朝深仁厚泽，朝无苛政，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涡天下哉！”他还阉割民权学说的反封建专制实质，称“外洋民权之所以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维新运动中勃然而兴的民主政治思潮，纳入传统政治所能容纳的体恤民情、君为民主的轨范。他又将民权理论的基石“天赋人权”说与无政府主义混淆起来，“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君民皆不得违其法”，“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　　君主专制还是民主共和，是涉及国体、政体的根本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坚定的卫道立场，在《劝学篇》问世不久，即遭到维新派理论家的猛烈抨击。何启、胡礼垣指出：“终足以阻新政之行者，莫若《劝学篇》，尤莫若《劝学篇·正权》一首”。他们以近十倍于《劝学篇·正权》本身的篇幅，写出“《正权》篇辩”，并改变原书次序，将“《正权》篇辩”置于《〈劝学篇〉书后》的压轴地位，给予《正权》以逐句逐段的批驳，并针锋相对地揭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的旗帜：“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此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古今不易，遐迩无殊”。“夫中国之所以不能雄强，华民之所以无业可安，朝廷之所以不能维系，愚民之所以喜，乱民所以作，纪纲所以不行，大乱所以四起，市镇所以劫掠，教堂所以焚毁，如篇内所举数者，皆惟中国之民失其权之故”。①何启、胡礼垣的批评，切中《劝学篇》的要枢。《〈劝学篇〉书后》刊行后三年，之洞于此仍耿耿于怀，诅咒该书“宗旨专助康梁，其尤力驳者《教忠》、《明纲》、《正权》、《宗经》数篇，谓鄙人《教忠》篇称述本朝十五仁政条条皆非，痛诋国家，改为十五不仁，一也。谓君臣父子三纲之说为非古，二也。谓只当有民权，不当有君权，三也。谓中国经书不当做，四也。此人此书，可谓丧心病狂无忌惮。”②张之洞的“卫道”,于政治设施方面，突出表现为极力阻止实行议会制度。这在清末，无论就政治思想还是政治实践而言，都是保守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十九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的商品、鸦片、坚船利炮的涌入，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在旷古未遇的内忧外患的双重袭击下，沿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风雨飘摇，有识之士寻求变革政治制度的努力也逐渐突破固有轨范，其近代色彩日渐昭彰。如果说，鸦片战争前龚自珍的“更法”说仍然是旧制之内的“自改革”，鸦片战争后魏源、徐继畲对美国、瑞士的民主政治的评介，还只是一种对“西土桃花源”的称赏，而并无采纳、实施的意向，那么，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开始力倡设议院，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得风气之先的郑观应1875年提出“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①。后来，郑观应又在《盛世危言》中明确主张议会制度，他说：　　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他认定议会制度可以焕发出中国巨大的潜力：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　　郑观应关于政治改革的结论是：“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此其说谁能行之，其惟泰西之议院。”①王韬与郑观应有类似见解，他在七十年代未倡言设立议院，实现”君民共治”，“上下相通”②。他盛赞“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之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③十九世纪下半叶，羡慕英国议会政治的，不仅有在野的思想家，当权的洋务大吏也不乏其人。曾多次出使欧洲的郭嵩焘在所著《使西纪程》中指出，学习西洋不能限于坚船利炮，更重要的是师其制度，否则，“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郭嵩焘在日记中赞扬英国议院是该国“所以持久而国势盖张者”④。曾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的崔国因则是直接向清廷建议设立议院的第一人。他于光绪九年（1883）年奏称，“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曾任两广总督，并与张之洞在广东共事的张树声，于光绪十年（1884）年10月病逝前夕，口授《遗折》，强调非变法不足以挽救国势危亡，而变法又以立宪为本。作为经办多年洋务的封疆大吏，张树声意识到，西洋列国强盛之源，并非仅仅在于坚船利炮，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　　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树声对洋务运动割裂体用，拒绝政治变革，只谋求器用更新的偏颇所作的批评，虽然所论不详，却已触及到问题的要害，实开严复等人抨击洋务运动的言论之先河。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设议院、倡立宪的呼声日高，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健将力倡”设议院以通下情”，认为“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戊戌变法前夕，张之洞在兴学堂、变科举等新政举措方面，与维新派颇多共识，然而，在行宪政、设议院这类问题上，却与维新派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中，罗列种种原因，论证议会制不符中国国情，断不可行。足见张之洞对于民主政治的成见之深、戒备之切。如果说，张之洞是中国工业近代化、教育近代化的有力推动者，那么，在政治变革方面，他却是毫不含糊的守旧派，不仅大大落伍于郑观应、严复、康有为，而且与洋务大吏中的开明人物如郭嵩焘、张树声亦大相径庭。　　时间推移至二十世纪初，迫于形势，清廷不得不打起“新政”旗号，也开始谈论设议院问题。然而，张之洞仍坚持其反对宪政的主张。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针对朝廷内外“设议院”之说发表己见：“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　　张之洞反对设立下议院，是他抗拒民权论的表现，而所谓可以“仿行”“上议院”，也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他主张，上议院议员产生，应参考宋之“磨勘”、明之“廷推”之法。宋代寄禄官迁转，须勘验其劳绩，由吏部复查后决定迁转官阶，称“磨勘”。明代任用官员，由大臣推荐、皇帝批准的，叫“廷推”。用遴选官吏之法推举议员，真可谓“桔逾淮而北为枳”，早已变味，何议会民主之有？　　张之洞的“卫道”，于学术研讨方面，一是强调存古读经，二是鄙夷泰西哲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科举已废。张之洞以为“中文中学向来义理精深，文词雅奥，新设学堂学生所造太浅，……不免有经籍道熄，纲沦法斁之忧。”①故于湖北设立存古学堂，以存国粹。他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中称：　　中国之圣经贤传，阐明道德，维持世教，开启神智，尊显乡邦，固应与日月齐光，尊奉传习，即列朝子史，事理博赅，各体词章，军国资用，亦皆文化之辅翼，宇宙之精华，岂可听其衰微，渐归泯灭。②另一方面，之洞对于泰西哲学，则持根本排斥态度。他明白申言“不可讲泰西哲学”：　　西国哲学流派颇多，大略与战国之名家相近，而又出入佛家经论之间。……盖西学密实已甚，故其聪明好胜之士，别出一途，探赜钩深，课虚鹜远，究其实，世俗所推为精辟之理，中国经传已多有之。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已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假使仅尚空谈，不过无用，若偏宕不返，则大患不可胜言矣。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①张之洞排斥外国哲学，但并不认为中国哲学即可全盘继承，而是有所选择。他在这里说的“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是有特指内涵的。王国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吾谓张尚书之意，岂独对外国哲学为然哉，其对我国之哲学未尝不有戒心焉，故周秦诸子之学皆在所摈弃，而宋儒之理学独限于其道德哲学之范围内研究之。②这就将张之洞在学术文化上坚守“儒学正宗”的卫道者的内心幽秘揭示无遗。从这种正宗儒学立场出发，他不仅排斥外国哲学，对正宗儒学之外的诸子学的哲理也是拒绝的。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十三。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①《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劝学篇〉书后》。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②《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①《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②张之洞恪守君臣之义，甚至到可笑地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四日，他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内称”各使欲乘黄轿在乾清宫前降舆，实堪骇异。公使虽待以客卿，究是人臣，若国君游历来华，又将何以待之。”建议备良马数匹，谎称为”御用之马”，前往迎迓，”总以阻其黄轿诣官为断。”见《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　　①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正权〉篇辩》。　　②《全集》，卷一百七十八，电牍五十七，致保定袁制台江宁刘制台。　　①《论议政》，《易言》上卷。　　①《盛世危言·议院上》。　　②③《弢经园文录外编·重民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④《郭嵩焘日记》第三卷。　　①《遗折》，《张靖达公奏议》卷八。　　①②《全集》，卷六十八，奏议六十八，《创立存古学堂折》。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①②《全集》，卷六十八，奏议六十八，《创立存古学堂折》。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第四节“枢纽只在此化新旧之见”　　一方面认识到“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另一方面又强调“王制乃常宗”，如何协调“新学”与“常宗”的关系，将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相互联系及其转换处理得更融洽、自然一些，是张之洞时时萦怀于心的绝大题目。他于此进行的若干辩证思考，其主观目标，无非是想在“开新”与“卫道”的两难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统一。　　从一般意义上，张之洞是主张弥和新旧之见、融通中西之学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致刘坤一等人的电报中声称：　　鄙意此时不必言新政，但言须化新旧之见而已。……总之不化新旧之见，顽固如故，虚骄如故，老团未出之说如故，和局断不能保。贪昏如故，废弛如故，蒙敝如故，康党断不能绝。官派如故，兵派如故，秀才派如故，书吏派如故，穷益加穷，弱益加弱，饷竭营截则兵愈少，债重征苛则民愈穷。游勇叛民，会匪康党合而为一，中国断不能支矣。枢纽只在此化新旧之见五字。①张之洞主张，新旧学术，应予会通。《劝学篇》专辟《会通》一篇，陈说此义，以图化解畛域之见：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为通。难为浅见，寡闻道，是为不通。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终古柄凿，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　　“旧学恶新学”，“新学轻旧学”，各有其片面性。“守旧而不知变，则为迷复之凶；喜新而不知本，则为大过灭顶之凶。”①“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②。之洞认为，为了救世道，正人心，务当承认新旧之学各有短长，“惟天算中法实不如西法，经解宋学实不如汉学。若运救世，但当破近日眩于西法之迷途，发墨守汉学之流弊方为有益。……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强之术，博汉学以为明理之资，是西法正为中国所用，汉学正为宋学所用，非快事便宜事，何为反攻之乎？”③当然，张之洞主张会通中西、新旧之学，并非不分主次，等量齐观，而是始终将中学、旧学置于首要的、核心的地位，将西学、新学置于次要、辅助的地位。《劝学篇》专设《循序》一篇，阐述这种主从关系。之洞认为，治学者必“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藏府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通中学是通西学的必要基础和根本前提。“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舵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①为了确认中学的至尊地位，同时化解“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的过程中必然遭受的传统阻力，张之洞力图论证“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他爬梳典籍，采摘要义，与西学、西政相附会：　　《中庸》讲尽物之性，是西学格致之义；　　《周礼》讲饬化八材，是化学之义；　　《中庸》讲山以宝藏兴，是开矿之义；　　《论语》讲工利其器，是取新式机器之义；　　《管子》讲处工就官府，是劝工场之义；　　《大学》讲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是西人富国策之义；《论语》讲敏则有功，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周礼》讲利者使阜，是商学之义：　　《论语》讲教民七年可以即戎，是武备学堂之义；《左传》讲仲尼见郯子而学，是赴外国游学之义；《吕刑》讲维貌有稽，是讼狱凭中证之义；　　《尚书》讲谋及卿士及庶人，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论语》讲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①显而易见，以上罗列“圣经之奥义”与“西法之要指”的对应关系，颇多牵强，连之洞自己心里也多少有些不踏实，所以又特意声明：“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　　如何解释“圣经”与“西法”大义相通而具论有异，之洞以“西学中源”说作为理论依据。他援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论，称“中土之学术政教，东渐西被，盖在三代之时，不待畴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汉代以后，“中西僧徒，水陆商贾，来往愈数，声教愈通，先化佛国，次被欧洲，次第显然，不可诬也。”②“西法”与“圣经”大义相通，盖源于中土学术政教之余光流韵泽及泰西。至于为何“西法”之具论又有超越“圣经”之优长，之洞解释道：“然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③之洞的结论是：既然西政西学“揆之经典，灼然可据”，那么择之补吾缺，取之起吾疾，便属天经地义，无可指摘，”开新”与“卫道”也就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了。　　平心而论，之洞对于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关系的思考，既有陈腐、谬误之说，亦有新鲜、精当之论。化解新旧之见，会通中西之学，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和将来，都是文化进步的必由之途。“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亦确道出文化史的重要规律。正因为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人类文明才会千舟竞发，百舸争流，相互赶超，共同进步。中华民族在振兴民族文化，赶超先进，建设富强国家的过程中，务必克服尽弃“中学”，全盘“西化”与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两种错误倾向。在这方面，张之洞一百年前的思考，留给我们若干启示。当然，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朝臣的立场，张之洞错误地将近代已经陈腐的“纲常名教”之类当成“中学”的精华来宣扬和捍卫，甚至认定“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①，并以之作为“卫道”的核心和“开新”的限度，则陷入迷误和荒诞，对此，历史已经公正地予以扬弃。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正学报序例》。　　②《劝学篇·序》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致宝竹坡。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①《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②《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③《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①《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第五节“中体西用”说的“最乐道者”　　近代中国处于“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变化剧烈时代，梁启超称其为一“过渡时代”，“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②。　　大致归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于思想文化方面“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者，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有主张政体变革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还有主张“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①的孙中山等革命派。三派活跃于近代舞台的时间略有交错，但大致呈先后递嬗的逻辑顺序。八、九十年代，在政治领域内，维新派十分活跃，革命派已崭露头角，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仍由洋务派占据着“主流”地位，他们力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流行语”，广泛传播于各阶层、各社会集团。这是因为，“中体西用”说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传统文化氛围笼罩之下的中华民族群体，尤其是社会知识阶层对于中西文化冲突这一客观事实的一般认知程度和受制于沉重传统因袭负担而可能采取的一般文化选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比其他文化主张更能为社会所普遍接受。　　“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之后，统治阶层中一部分开明士人、官僚在弃旧不愿不能、图新有意有限的两难心境下作出的一种“折中”文化选择。　　鸦片战争竟然使“天朝上国”惨败于“红毛蕃种”，士林震惊。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理智地承认“外夷”的坚船利炮、养兵练兵之法确乎高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意味着采纳“西技”的根本目的在于捍卫中华文化本体。虽然林、魏尚未作出“中体西用”的理论概括，但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它的思想先导。　　五十年代兴起太平天国，六十年代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君主专制之“中体”，愈加风雨飘摇。惨烈的内外战争，又进一步刺激了奕、曾国藩、李鸿章等权臣对于以先进军事工业技术为代表的“西用”的歆羡之情。以“制器练兵”、“求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应运而生。运动是思想孕育的温床，思想是运动操作的向导。与洋务运动的进程几乎同步，“中体西用”思想由胚胎而成型，呱呱坠地。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首次明晰表达。循此思路，士林中人多有引发申张。王韬在《杞忧生易言跋》中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薛福成在《筹洋刍议·变法》中说：“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都是冯桂芳之意的延伸。进入九十年代，“中体西用”说更趋明朗。“中学”与“西学”作为对待之词被屡屡并用，而前者为体、道、本，后者为用、器、末的主从关系也形乎言辞。1893年，郑观应于《盛世危言·西学》中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未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896年四月，沈寿康在《匡时策》中明确提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八月，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详论中、西学之关系：　　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①应该说，孙家鼐已将“中体西用”说的精蕴阐发无余。他不仅明确规定一般意义上的中西之学的主辅、体用关系，强调中学高于西学，大于西学，“包罗”西学，而且还特意点明“西学中源”的奥义：“西学”之种种优长，无非是“中学”固有而“失传”者，今日不过“还之”老家而已。孙氏的一番辩证，活脱脱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待西方近现代文明成果那种既排斥、又汲纳，既怀歆羡之情，又抱虚骄之态的矛盾状况，而这正是还没有放弃“华夏中心主义”的“中体西用”论者的共同心态。　　以上史实可以证明，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说的始作俑者。他的《劝学篇》撰成刊行，已在孙家鼐呈《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之后近两年，上距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问世，更有卅载之遥。用梁启超的话讲，张之洞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时代“流行语”的“最乐道”者。但为何日后人们往往将”中体西用”说首先与张之洞联系起来？最高统治者对《劝学篇》的褒扬、推广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根本的恐怕还在于同冯桂芬、孙家鼐诸人相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具有若干醒目特点。　　首先，对于“中学为体”的内涵诠释更精密。对于“中学”，之洞尤其强调孔儒之学的正宗地位和“经世致用”传统。他极赞“孔子集千圣，等百王”②，“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①之洞力奉儒学“经世”之旨，特别注重宏扬孔儒之哲学的兴教化、正人心的现实政治功能。他的”中学为体”，既指以儒学维系专制政治秩序，更指以儒学强化纲常名教统率下的人际关系。之洞最担心的，并不在列强虎视鹰瞵于外，而在于“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于内，“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②《同心》被列于《劝学篇》之首要位置，正表明之洞“惟此为大”的焦虑急迫之心。　　其次，归纳、总结“西学”的丰富内涵，同时严格限制它“为用”的界限。　　在林则徐、魏源时代，“夷之长技”仅指坚船利炮。伴随洋务运动的展开，西方“格致”之学，声光电化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比洋务大吏更激进的改良派思想家则将“设议院”、“通民情”等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内容也列入应予仿效的“西学”范畴。张之洞总结前人，从广泛的意义上概括了“西学”的内容：“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③。他具体阐释“西政”、“西艺”的涵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④除设立议院，张之洞将前此人们提出的中国应该仿效、采纳的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全部内容，统统纳入“西学为用”的范围。这里面既有科学技术，又有法律制度，还有行政措施。不过，张之洞坚决反对设立议院、推行民权，将民主政治排斥于“西学为用”的极限之外，其目的是为了守住“中体”的最后防线。再其次，以清晰的形式凸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两面锋刃及其中心主旨。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由隐而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宣称“中体西用”的人，各自目的并不一致，他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角度和强调侧面更大相径庭。早期改良派鼓吹“中体西用”，是为了在陈腐、僵化的旧文化的一统天下之中，为新思想的立足打进一个楔子，为的是让“西用”得以在”中体”之中存身。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本意是在以“西用”来捍卫“中体”，这其中既包括采用先进火炮对内镇压民众的反抗，以巩固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又包括用西艺、西技增强朝廷的力量，对列强保全“天朝上国”的虚骄面子。总之，是要在“西学”奔涌而至的形势下，通过革故鼎新之术，保全“中学”的核心地位，亦即它的政治一伦常系统。至于维新派也常言“中体西用”之说，那是他们机敏地将这一现成口号服务于自己的变法活动。近代各思想流派对于“中体西用”虽有不同理解，各有发挥的重点，但构成“中体西用”论主体的，毕竟是洋务派，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完成了这一文化模式，使其功过得失昭然于天下。　　就洋务派而言，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说的突出建树，在于从理论上为其“正名”，替这一时代“流行语”核定一个价值基准。《劝学篇》相当充分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并将“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的《同心》列于开篇地位，明言“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这一段话，再明白不过地申明了“中体西用”理论的主要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劝学篇》撰成、刊行的1898年春夏之交，正是维新派“托古改制”，推行变法的高潮期，维新派极力鼓吹的兴民权、开议院等“西政””西用”之说，猛烈地冲击着“中体”的最后防线。张之洞不失时机地推出《劝学篇》，直接目的就在于抵制维新“邪说”，其理论手段则是以平正公允之态，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名”。惟其如此，一度对张之洞颇怀好感的梁启超后来力诋《劝学篇》“是嗫嗫嚅嚅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①何启，胡礼垣也指责《劝学篇》“不特无益于时，然而大累于世，……深恐似此之说出自大吏，……又害我中国十年”②。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论，不惟从理论上详加阐发，他还竭力实现这一主张，使其物化为晚清社会、经济、军事、教育的现实。　　较早提出“中体西用”模式的冯桂芬等人，或“坐而论道”，或仅从事某一领域的“洋务”活动（如郑观应之经营工商贸易，王韬之办报纸），因而其实际的社会影响有限；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则全力以赴从事练兵兴学、开矿设厂的具体事务，于“中体西用”理论，未及详加研讨，就学理而言无可深议之处。总之，这两类人物均未能成为”中体西用”论的虚实结合的代表者。张之洞则不同。他主张“中学为体”，不仅于《劝学篇》中具论其详，而且于宦海沉浮中始终以此为立身之本。《劝学篇》讲“新学为用”，应“政艺兼学”，他在两广、湖广总督任内所兴“洋务”，可以说涉及了“西政”（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和“西艺”（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的所有领域，并取得引人注目的实际成就。总之，张之洞不仅是“中体西用”说集大成式的“力言”者，更是这一思想学说的集大成式的“力行”者。时人与后人将“中体西用”说与张之洞紧密联系起来，言此论则议斯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从一般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意义上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以固有中华传统文化为本、为主，这似乎无可指责，而提出以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更体现出一种符合时代进步潮流的、开通的文化观，相对于那种视一切异域文化为洪水猛兽，必欲深闭固拒的极端守旧观念，是一种进步。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年，近代思想家鼓吹“中体西用”者其用意和侧重点并非同一。由于政治分野和学脉不同，决定了他们的实质性文化主张也大异其趣，这既表现在对“西学”采纳的深度广度各不相同上，还突出地体现在对于“中学”的理解角度与强调层面的差别上。　　“中学”，或曰“旧学”，本身是一个定义域十分宽泛的概念。作为文化民族性的特殊表征符号，它可以而且应该涵盖中华文化有史以来的一切理论结晶，以之与异域文化相区别。这时，“中学”的时代阶段性特征便被抽象掉了。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学派、不同社会集团中的“中体西用”论者，才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中体西用”才得以成为“时代流行语”。一旦思维的运作与语义的辨析深入到“中学”的具体历史阶段与文化层面含义，“中体西用”论者的分歧便立即显现出来。　　十九世纪中后期活跃于思想界的改良派新学家们所主张发扬的“中学”，其侧重点有别于洋务派。洋务大吏，从曾国藩、李鸿罩到张之洞，都以“名教”捍卫者自居，他们所力倡的“中学”，侧重点在秦汉以至明清愈演愈烈的的专制主义制度及其文化，其纲领便是“三纲”。而从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新学家，在阐扬中学时，共同特点却是菲薄“近古”之学（秦汉以降的专制主义文化），崇尚“远古”之学（尧舜—三代文化）。他们都遵循着一条“返本开新”的思维路向，所提倡的“中学”更多的是指中华文化的原创性精神，如忧患意识、变通精神，行健不息、民本思想等等。他们鼓吹设议院、呼吁民权，当然藉助于西学，同时也以五经和先秦诸子作佐证。向“文化原本”复归，从中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并以之与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相比照，成为近代新学家普遍采用的运思路线和论证方法，这也是他们对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洋务派的“中学观”的超越之处。　　冯桂芬申述官制改革，引述《尚书·尧典》的“师者众”说、《论语》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说、《孟子》的“国人曰贤然后用之”说。他将这些概括为“三代上固有善取众论之法”①。　　王韬在倡言君主立宪时，特别指出英国时下正在实行的这种制度与中国古意相通：“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独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①。　　梁启超论证“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②，其“中体西用”之意甚明。但他提出的“中体”改革的依本，则在于“能以今日新政，证合古经者为合格”③他的《古议院考》论道：“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为均天下也。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书》曰‘询谋全国’，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　　以上可见，冯、王、梁诸人，虽然也声言“中体西用”。但他们所谓的“中体”，主要是指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企图返回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以“三代之治”、”尧舜之道”，解救近古专制之弊。他们心目中的“中学”，就其历史阶段性看，重在先秦，而不在秦汉以后；就其文化内涵看，特别借重原典精神中的原始民主和民本主义，从而为其政治制度改革张本。　　与近代新学家们不同，张之洞的“中学”观则另藏意蕴，他强调的是秦汉以后，特别是明清正在运作的历史内容，也即“近古”之学。这种近古之学是专制政治赖以存在的文化依据。张之洞反复论证为“天经地义”的“三纲”说，正是秦汉以降宗法一专制制度的理论概括，而与先秦的文化原典精神相去甚远。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中指出，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一再申述的“三纲”之说，出于《礼纬》，《白虎通》引之，董仲舒论证之，朱熹发挥之，都是后儒之作，而并非儒学原教，所谓”三纲之说非孔孟之言也”。这种剖析，对张之洞以“三纲”说为核心的中学观，以及整个“中体西用”论，无异是釜底抽薪。　　张之洞中学观的特点在于，有意抹煞远古（先秦）至近古（秦汉以降）中学性质的变迂。他宣称：“我圣教行中上，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崇尚儒术，以教为政”①。请特别注意，张之洞在这里有意在“五帝三王”与“汉唐及明”之间，略去在中华文化史上虽然短暂但却有极端重要意义的“秦”一段，大而化之地将“政教相维，古今之常经”认作“中学”古已有之的文化精髓，从而掩饰他以“近古”（秦汉以降）的政治专制、文化一统作为“中学”实质与重心的用意。在张之洞看来，“中学”或曰“旧学”的根本价值，绝非三代的远古民主遗风和百家争鸣学术空气，而在秦汉以后千年不绝的君主专制制度与儒家文化一统格局。“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不过虚文，“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②才是枢纽所在。这便是张之洞与冯桂芬、王韬、粱启超等人“中学”观的分水岭。也正是由于这道分水岭，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才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和守旧文人的喝采，同时又理所当然地遭到进步人士的抨击和唾弃。　　就政治分野来观照，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显然比梁启超等人的“中体西用”更现出历史的惰性，也更符合中华文化在清代的现实面目。在张之洞生活的年代，现实生活里的“中学”，不折不扣就是秦汉以降建立在君主专制、文化一统基地上的观念形态，而远古民主遗凤及”和而不同”的生动活泼的文化气息，早已退隐衰微。梁启超等人走“返本开新”、”托古改制”的曲径意在否定秦汉以至明清的专制制度和文化大一统，争取一种近代性的跃进，其思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倡导古希腊文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张之洞的中学观相比较，梁启超的中学观代表着新的时代方向。　　从哲学思想而言，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意旨出自《周易》关于易道包含“变易”与“不易”两义。张之洞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①伦纪、圣道、心术都是不可变易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便是”中学为体”的理论依据；法制、器械、工艺是可以变易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这一层面可以“以夷变夏”，故尔应当“西学为用”。这种从“变易”与“不易”的双重理论出发的“中体西用”说，依据的是不彻底的发展变易观，触及到文化内核部分，便陷入僵化静止。　　②《过渡时代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5页。三联书店1960年版。　　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①《戊戌变法》（二）第426页。　　②《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①《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②《劝学篇·序》。　　③④《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7页。　　②《〈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格致新报馆印。　　①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公黜徙》，光绪十年江西刊本。　　①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②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1册。　　③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同上。　　①《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②《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第六节“过渡时代”的过渡型理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舞台上曾经流行过半个多世纪。就像一个历史人物所作所为的客观作用总是受到具体时代条件变迁的制约一样，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文化观念的客观意义，也会因其所处具体时代条件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转折。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用武力撬开封闭的中华帝国大门。几百年相对停滞带来的落后这一严酷现实，将中国人逼上探寻“富国强兵”之途的艰难历程。在痛苦地承认失败之后，一小批开明的士人明智地选择了打败自己的敌人作为”老师”，这一举动大大触动了中华民族那根十分敏感的“夷夏之大防”的神经。为缓解一般社会舆论对于学习西方的抵触乃至仇视情绪，同时也因为开明士人自身认识所及深度的限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无可争辩地体现出它开通、明智的一面。从认识水平看，它是思想进步的一大突破：从社会效用看，它又是缓解矛盾，排除障碍，使“西学”得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身立足的“安全岛”、“保护层”。可以说，在戊戌以前，“中体西用”说自有它产生的历史必要性与合理性，因而较多地体现出历史作用的积极的一面。作为“过渡时代”的一种“过渡型”文化理论，“中体西用”说的出现，证实近代工业文明诞生以后，世界范围内民族文化的交融，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证明近代新文化的价值，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华民族的开明士人所认可，尽管这种认可附丽于种种现实的、甚或是十分保守的政治功利目的之下，从而或多或少地歪曲、篡改了近代文化的本来面目，但它到底为古老的中华文化走向近代，提供了一种初步模式，提供了一级认识阶梯。如果说种族观的“夷夏之大防”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动摇，那么文化观的“中西之大防”在九十年代“中体西用”说定型以后，也趋向瓦解。我们今天有充足理由来论证“中体西用”说的浅薄、机械和似是而非，但却无法否认它在戊戌以前的特定历史阶段，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历史推动作用。　　戊戌以后，情况发生变化。由于张之洞的苦心经营，洋务事业在湖北地区继续发展，”中体西用”的实验基地并未完全丧失。而巨，由于《劝学篇》的刊行以及朝廷的极力推崇，“中体西用”说的社会影响更加扩大。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政治、文化形势的重大转折，作为相对成型的社会思潮的“中体西用”说，其历史作用也发生转折。戊戌维新的失败，将政治革命的紧迫性大大提前。与此相应，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鼓吹“民权”、“共和”，反对君主专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历史已经前进到这样的关口：“西用”事实上的大量采纳，并不能拯救“中体”的病人膏盲，而“中体”走向更新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又要求人们从理论上予以透彻的说明。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中体西用”说对抗革命舆论、妨碍思想解放、阻挠社会进步的历史消极面便逐渐上升为其自身社会功用矛盾体系中的主导成份。戊戌以后的张之洞，便是此时“中体西用”说历史影响的人格代表，其作用恰如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中所下之断语：　　其论则非，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就纯理论范畴评析，“中体西用”说也有其根本缺陷。它一开始就违背了体用相关、道器一致的事物本来规律。东晋僧人僧肇（384—441）在《肇论》中提出“即体即用”，道明文化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与形而下的器用制度，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浑然一体。幻想旧“体”能够与新“用”和谐相处，借后者以强化前者，这本来就是一厢情愿。“中体西用”论者割裂道器、本末、体用的有机联系，以机械的方法来处置活泼生动的文化有机体，“塔积木”式地配置中学与西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相互关系，在当时就遇到来自“守旧者”和“言新者”立场迥异的两方面同基于“体用一致”原理的尖锐批评。《张文襄公治鄂记》披露了张氏所面临的两面夹击的情形：　　公之初至鄂也，购机制械，提倡西艺，日不暇给，士夫之守旧者，以此病公，拟为变法之王安石。及庚子后，朝野昌言变法，异说飚起，言新者又诋公未窥西学途径。故公在鄂二十年，无日不在群疑众谤之中。①近代中国的守旧派是坚持“体用不二”的，不仅维护“中体”，而且反对“两用”。对于“西用”之于“中体”的必然“危害”。守旧派表现出本能的、直觉的恐惧。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光绪元年（1875年），通政使于凌辰就担忧，制洋器，兴洋学，必然导致“礼义廉耻大本大原令人一切捐弃”的奇灾异祸，“今以重洋人机器之故，不能不以是为学问，为人才，无论教必不力、学必不精，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①“形而下”的西方科技器用的普及、推广，必将对传统社会的产业结构、政治体制、文化心理都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动摇“形而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道”、之“体”。“西用”与“中体”，如冰炭之不可同炉。应该承认，极端守旧派拒“西用”于”中体”之外的痛心疾首，较之“中体西用”论者捏合二者的两难努力，更显得“理直气壮”一些。守旧派是从僵化不变的立场上强调体用不二的。体用一致，对于他们来讲，只意味着旧的扼制新的、窒息新的，决非新的克服旧的，改造旧的。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②旧体与旧用均妙不可言，体与用均无修改更新的必要，其结论是：“何必师事夷人？”③“中体西用”论割裂“体”“用”、“道器”的谬误，更受到维新派思想斗土们的驳难。还在张之洞撰写《劝学篇》之前，谭嗣同便从学理上剖析了“中体西用”论者的“不审”：　　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元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补。于世何济，得之何益，失之何损耶？将非所谓惑世诬民异端者耶？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　　与谭嗣同的认识基本一致，但逻辑更加慎密的对于“中体西用”论的批判，来自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他在本世纪初年的一封著名书信中论道：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鸟望言之而可行乎？　　严复嘲讽“中体西用”论割裂体用的荒谬性，如同”牛体马用”。断难有成。他还联系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实践，批评其“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上之实弊”③，无以救中国。针对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生产技能和军事技术，拒绝进行政治改革，终至失败的教训，严复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文化模式，取代“中体两用”，这当然也没有解决中西文化在体用关系上的矛盾性与统一性问题，不过却显示了更明朗的“向西方求真理”的决心与信心，这是张之洞等“中体西用”论者所不可比拟的。　　就中国近代史而论，“中体西用”论留下的遗产是驳杂的，结局则是令人遗憾的。严复指出，洋务派体用两撅的理论“其害于吾国长进之轨，少者十年，多者数纪”①，这并非危言耸听，而可由清末以降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坎坷曲折得到明证。然而。张之洞并无这种认识，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在“中体西用”的轨道上运行，费力地推行清廷那名不符实的“新政”，终于在“国运尽矣”的叹息中与世长辞。　　从阐扬“中体西用”论的本来目的——维护清王朝、捍卫纲常名教而论，张之洞不是一个成功者，这一点连他自己在弥留之际也痛苦地感受到了。然而，张之洞最大限度地引进“西用”，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又起到了客观上的推动作用。张之洞辞世后两年，在他“久任疆奇”的湖北省城武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首义，宣告了中国大地上存在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寿终正寝。后来人们探讨“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答案竟然与张之洞有关：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引注）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①讲这番话的张继煦是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学生，故其对恩师的评说多有溢美，但“种豆得瓜”之论，却也符合史实。一个叫欧阳萼的人，则对张之洞大张挞伐：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骄纵军人，养痈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殊堪浩叹。②上述对张之洞的褒扬与抨击，或从拥护民国的新派立场出发，或从哀惜清朝崩溃的旧派立场出发，其立论的基点泅异，然而有一点却不约而同——认定张之洞兴实业、练新军、办学堂、遣游学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客观上所起的推动作用。这褒贬大异的对立之论共同反映了一桩历史的真情：张之洞在“中体西用”模式的实验区——湖北武汉地区所精心构建的诸项实绩，最终都走向张之洞主观目标的反面。汉阳炼铁厂鼓风炉的轰鸣、两湖总师范学堂的琅琅读书声、黄土坡新军营房的操演呐喊，在“尽瘁清室”的张之洞听来也许是纯正悦耳的“明体达用”的旋律，其实，在这些音响里正蕴合着“西用”与“中体”间的磨擦、冲撞，传递着张之洞力图捍卫的腐朽制度行将崩溃的信息。　　当然，张之洞的业绩并不能因他所竭力维护的清王朝和纲常名教的衰落崩解而一笔抹杀。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被评论者的主观意愿并不是主要尺度，他的全部实践（其理论活动也包括在内）结历史贡献了什么，才是基本准绳。以此论之，本书传主留给后人的遗产可谓多矣。颇为显赫的物化形态的实绩且不论，单以观念形态的遗产而言，就相当丰富。如果要给作为思想家的张之洞在漫长曲折的中国文化史上定位，似乎可以这样说：　　在中华文化从中古走向近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阶段，本书传主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探求转型机制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有足够的明智，意识到原封不动地保持“中学”是无效的，全盘拒斥“西学”也是迂腐的，于是他选择了会通中西的道路。这种“会通”的特点，是以中学为本位，将作为客体的西学的技艺部分从原有文化系统中离析出来，与作为主体的中学相结合，从而给中学带来应对世变的新活力。又由于本书传主身为朝廷重臣和儒教的忠实信徒，他对中学系统内已经因时代变迂而应予扬弃的部分（如三纲之类），却固守如仪；对西学系统内的政治伦理层面则坚决加以排异。这样，当政治变革和观念启蒙已势在必行的历史关头，本书传主就成为强悍的卫道者。总其全人，本书传主自脱离清流的壮年以后，即执著地力行“中体西用”文化路线，集能吏与儒臣于一身，兼开新与卫道于一体，其功在史，其过亦在史，其理论得失、思维教训值得人们深长回味。在本评传即将结束的时候，请允许我们稍稍离开本书的内容来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即“中体西用”是处在中西文化大交汇时期部分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说到底是不科学的。今天，在我们评论中外文化的关系时，其科学的态度是既要批判地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又要批判地学习一切有科学价值的各国人民的创造性成果，以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化建设事业。再用“中体西用”的概念来讨论中外文化的关系，就大大地落后后于我们的时代了。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54页。　　①《洋务运动》（一），第121页。　　②张盛藻奏折。《洋务运动》（二），第29页。　　③倭仁奏折。《洋务运动》（二），第30页。　　①《谭嗣同全集》第197页。　　②《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三册第55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严复集》第一册，第48页。　　①《严复集》第3册，第66页。　　①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7页。　　②《欧阳萼致哀世凯书》，《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函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