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版。　　②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译本，第43页。　　③《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第9517页。　　④《光绪朝东华录》，第3556页。　　①②《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③《记自强军》，见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四，武进盛氏思补楼刊本。　　①②《全集》，卷四十一，奏议四十一，《创建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　第三节　兴工劝商　　两江总督所辖苏、浙、沪等地，民生富庶，素称发达。张之洞在短暂的署理期间，于兴工劝商方面尤多致力，以期繁荣地方经济，富国裕民。　　发展铁路、公路、航运交通，是张之洞”洋务”事业的重要内容，他在两江任内于此多有兴作。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之洞提出“由上海造铁路通苏州以达江宁，由苏州旁达杭州”③的设想，九月又募派洋弃测勘沿线地势。十一月，正式奏陈筹办江浙铁路，计划分段修筑，”官办以开其端”，先筑吴淞至上海一段，“其余筹有的款，再定办法”④。但是几天之后，之洞即接“著回湖广本任”的上谕，为使筑路事不致夭折，他在交卸篆务之前，于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正月，筹定苏沪铁路官本，官商合办。指定向德国瑞记洋行借款二百万两为官本，“两年后于两淮盐务再筹一百万两，余招商股”①。张之洞暂署两江期间，虽未完成江浙铁路，但为此路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对于宁、沪等重要商埠的公路开拓，之洞也很重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他于江宁城中筑马路达于江岸，并设下关趸船淮口浮桥。八月，又筑上海十六铺至龙华马路。张之洞还以筑路为抵制列强扩展租界地域的手段。当时，“各国每于祖界外广辟马路，设巡警，路之所至，即隐然画为租界”，对此，之洞奏请“于租界外各国所修马路尽处各接修马路一段，以扼其锋”②。　　江浙一带河网密布，水运条件优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之洞于上海设立内河轮船总局，招殷商分路开办水运业务，计开上海至苏州、苏州至镇江、镇江至清江、上海至杭州湖州、上海至宁波台州、吴淞至崇明通州海门等六路，“准载客拖带货船，于上船及到岸时收厘，以行船余利之半报效充饷”③，冀收便民、裕商、利官之功。　　之洞于湖广任内筹建纺纱厂，计划“招商助官”。但是，为此而向外商订购的一部分纺纱机运抵上海后，商股仍无着落。此时之洞已暂署两江，便嘱陆润庠集股承领，但陆允而复辞。之洞改嘱张謇接办，张提出作价五十万两，与盛宣怀各认其半，于上海、通州各设一厂，之洞应允。设于通州的称大生纱厂，由张謇主持。该厂几经坎坷，发展成中国近代著名的私营纺纱企业。为了促进民营制造业的发展，之洞又于上海、苏州、江宁等地息借商款二百三十一万两，“许商民领款办制造上货各厂，以机器缫丝为大宗，设厂于无锡”，“其制洋糖洋瓷洋烛洋火柴洋酒水泥针毯之类，暂设厂上海”①商民领款每厂不得超过十万两，年息六厘，分十年归还。之洞希望以此举刺激民资兴厂的积极性，但结果并不理想，“息借之款，户数零星，不愿合股，且须于领款外自筹资本，力有不逮，讫无成功”②。　　暂署两江期间，之洞“于商务壹意振兴，维持尤力”③。除开设商务局、招商集股兴办各种实业之外，对于商人权益，亦多加保护。其时有御史张仲炘参奏沪商叶成忠、何瑞棠“运粮济寇”，“密旨严拿惩办”。之洞仗义执言，为其辩护，称经派员屡次详查密访，未得确证，“此等违禁济寇重情，既无确据，碍难以展转流传之词，率兴大狱，株累商民，应请毋庸置议”④。此举保全甚众，但之洞不事张扬，故沪商得兔其祸而多不知情。　　③④许编《年谱》卷五。　　①②③许编《年谱》卷五。　　①②③④许编《年谱》卷五。　第七章　戊戍到庚子年间的权变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旧历戊戌年）到二十六年（1900年，旧历庚子年），不过三、四载光景，其间中国政坛波谲云诡，起伏跌宕，给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以深刻影响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等重大事件相继发生。中外各派政治力量的彼此消长、分化、组合，呈现极为复杂的格局。在世纪之交风云变幻的舞台上，张之洞以老到的政治家的谋略和机诈，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作出淋漓尽致的表演。　第一节　与维新运动的微妙关系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进一步沦入半殖民地深渊，同时也空前强烈地刺激了中华民族，使其觉醒程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种觉醒的主要标志，是维新运动的勃然而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八日，康有为（1858—1927）联合在京会试的各地举人一千五百余人，集会松筠庵谏草堂，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马关条约》的严重危害，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主张，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上书虽被都察院以条约已签，无法挽回为借口拒绝接收，但其内容却不胫而走，广泛流传，并得到民众的热烈响应。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光绪皇帝迫于皇祚倾圯的忧患，也倾向于变陈法以固国本。维新运动遂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从指导思想的发展脉络看，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存在着既相通，又相逆的复杂联系。维新派所极力倡导的仿效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振兴中”国的工商业与洋务派几十年间“求强”、”求富”的不懈努力，宗旨并无扞格。因此维新派在很大程度上将洋务派引为同道，而洋务派也不无根据地视维新党人为洋务人才的后起之秀。但是，另一方面，维新派所歆羡不已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秩序，又与洋务派竭力补直的封建朝纲，在本质上水火不容。因此双方在交往中龃龉不断，并最终反目为仇。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作为洋务派后期巨孽，张之洞与维新运动之间，呈现出极微妙的关系，可以说，在整个维新运动中，维新派的主要合作者和主要对手都是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政治集团。①只有基于这样一种把握，我们才不致于对张之洞在戊戌时期的种种举动感到不可理解，或者作出简单片面、似是而非的结论。　　维新运动刚刚兴起，张之洞就对之持积极赞助的态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初，康有为主使，帝党要员、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的维新派重要政治团体”强学会”在北京成立，陈炽（？—1899）、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为总董，以张孝谦主其事。张之洞的儿子仁权其时以举人身份在京供职，亦为强学会的“发始人”之一。不久，康有为离京南下，运动暂署两江的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康有为作《强学会序》，申述学会宗旨：　　“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钜也。……顷士大夫创立强学会于京师，以讲中国自强之学。风雨杂沓，朝士鳞萃，尚虑未能布衍于海内。于是江海散佚，山林耆旧，盍簪聚讲求，如汉之汝南，唐之东都，宋之洛阳，为士大夫所走集者，今为上海，乃群天下之图书器物，群天下之通人学士相与讲焉。”①对于这样一个政治改革色彩极为强烈的团体，京、沪两地的达官显贵、硕学鸿儒，一时纷纷”趋之若骛”。列名会籍，参预会务，或对之表示支持者，有杨锐、袁世凯、徐世昌、汪大燮、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张荫桓、王文韶、张謇、汪康年、黄遵宪、陈三立、陈宝琛、李佳白、李提摩太等。他们当中既有中枢权要、封疆大员，又有军事将领、清流谏臣，还有外籍教士。成份如此驳杂，动机当然不可能一律。张之洞慷慨解囊，捐银五千两以助会资，有多方面的考虑。　　首先，在不满现状、期待改革方面，他思想上与维新派有诸多相通之处。这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于两江总督任内上《吁请修备诸才折》，其内容除不包括设立议院外，与康有为几次上书的建策基本吻合。奏折也提出拒和、迁都、练陆海军、造铁路、开学堂、讲商务、求工政等等主张。之洞同样打出“变法”旗号：“凡我普天臣庶，遭此非常变局，忧愤同心，正可变通陈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其兴勃焉。又何难雪此大耻。”①康有为认为张之洞与自己“窃附同心”，当然不会全是自作多情。　　其次，张之洞含辛茹苦创办洋务，却屡屡横招物议，现在他看到维新派有帝党撑腰，势头正旺，也想利用这股新起的力量来襄助自己推行洋务事业。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老本蚀尽，特别是马关签约，国人詈咒，皆曰可杀，声名狼藉。他捐金与强学会，竟被拒之门外。张之洞素与李鸿章有隙，且又挟“湖北新政”之卓著声誉，正可借此阶梯取李而代之，登上详务巨魁之地位。梁启超曾将洋务大吏曾国藩开制造局、设方言馆、创招商局的诸种举措目为变法事业的“荜路开山”②，又称之洞为”温和改革者”③。谭嗣同也认为：“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度，讲求实济者，要惟张香帅一人。”①可见张之洞借助维新派以推进洋务，确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　　再次，张之洞审时度势，明白自己正处于入参中枢的极好机会。在此关键时刻，倾向鲜明地赞助得到光绪皇帝首肯的维新运动，强化自己的“言新者领袖”形象，必将有助于皇帝立下决断，启用自己主持全国新政。后来光绪帝果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电召之洞入京陛见，“辅翊新政”。张之洞的政治表态，收到效应。　　而在维新派方面，当然也十分希望借助手握实权的方面大员以壮声势，扩大影响，推行变法，尤其是对于张之洞这样时誉正盛的“朝廷柱石”，更是寄于厚望。维新泰斗康有为亲自出马游说之洞，此事本身即为明证。由于双方各有所欲，思想上也有某些共同之处，所以在整个变法运动期间，张之洞与维新派首领人物始终保持着联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康有为亲赴江宁，盘桓二十余日，劝说张之洞“共开强学，窃图同心”。张对康优礼有加，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康请之洞出面设立上海强学会，之洞“颇以自任”，慨然应允，并捐银一千五百两作为开办经费。康有为亲撰的《上海强学会序》，之洞也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刊布。这都足见其时双方关系相当融洽。但是此次会晤也暴露出双方对“变法”理论的严重分歧。之洞“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②在与康有为的商谈中，之洞再三劝说康放弃秉承今文公羊学而来的“孔子改制”说，但康坚持己见，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上海强学会章程制定后，之洞“以论学不合背盟，电来属勿办”，康有为公然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作复。强学会不久即遭杨崇伊弹劾而被封闭。康有为抱怨“江宁（指张之洞）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之劾，亦必散矣。”①对于维新派中地位仅次于康有为的梁启超（1873—1929），张之洞曾予以格外的礼遇。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一月，因张的邀请，梁启超于广东返沪途中在武昌停留，谒见之洞。当梁抵达湖广总督督暑时，之洞竟准备以迎接钦差及外国使节的礼仪，开中门及暖阁鸣炮迎之。其部属以“骇听闻对”相阻，之洞这才作罢。尽管如此，张之洞还是对梁盛情款待，倾心交谈。“是夕即招饮，……谈至二更乃散。渠相招之意，欲为两湖财务院长，并在署中办事，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②梁启超以区区一举人得到二品大员如此器重，大有受宠若惊之感，”恐惶不安，因著复称弟子。”③他极言称颂之洞：“公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④当然，在优礼有加的背后，之洞还另有算计。梁启超是举世公认的大才子，“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公者。”①若能将梁挽留幕府，“入我范围，以供驱使”②，借其生花妙笔为己鼓吹，岂非为虎傅翼？但是精明如梁启超者，当然不会就范。尽管他对之洞的盛待报以真诚的感激，但仍以“沪上实不能离，鄂事实无可办，故决不能就”③，似软而实硬地回绝了张之洞。梁启超内心明白，张之洞思想深处与维新派绝非志同道合，他对于维新派的种种友善举动，或多或少都包含着利用性质。十余年后，梁启超以更加率直的言词回顾戊戌时代：“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④语虽刻薄，但也不违实际。　　戊戌时期，梁启超亲主笔政的《时务报》，作为维新派的主要喉舌，宣传变法，介绍西学，或讥讽时政，“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所欲云”⑤；或鞭挞专制，鼓吹“民权”，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张之洞对《时务报》既赞助、支持，又压抑、控制，个中微妙曲折，恰可视作张之洞与整个维新运动关系的缩影。　　《时务报》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一日在上海创刊，每旬一期，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二十一日因改“官报”终刊，共出六十九期。“该报之设，多仰赖张文襄之捐助。”⑥原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张之洞曾捐银一千五百两以作经费。该会被封禁时，尚有余款一千二百两，其中之洞名下的占七百两，这笔款子便成为《时务报》的筹办经费。　　《时务报》出刊后，张之洞称誉其“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士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①他专门发布《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规定将《时务报》按期寄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及各书院、学堂，所需全部报价每年一千一百五十二元，由湖北善后局统一支付。之洞还委派自己的幕僚汪康年任报馆总理，掌管财务、人事大权。汪曾论及《时务报》风行海内的原因，其中极重要的一条就是，“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②。但是，《时务报》笔政握于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之手，其理论宗旨当然不能为张之洞所完全左右。对此之洞也心里明白，并有所提防，”其中议论，不尽出于一人，手笔杂驳，未能一致，是在阅者择善而从。”③对于《时务报》上不时出现的不合己意的议论，他毫不含糊地予以干涉。这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　　第一，有关学术流派分歧方面的。　　张之洞学综汉、宋，平生最恶公羊学派。梁启超在《时务报》第八册发表《变法通议》之《科学》篇，批评宋学家倭仁“误人家国”，第十册发表《变法通议》之《论学会》，又批评汉学家纪晓岚。张之洞对此大表“不平”，指示僚属函告汪康年：“此无益而有损之文，以后请加检讨也。”①对于《时务报》上出现的附合康有为依本今文公羊说而制定的“孔子改制”理论的文章，张之洞约请尚左氏而抑公羊的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为书驳难”②。有人曾向梁启超询问张之洞反对“孔子改制”说的实质，梁答曰：“学派不合，且似恐犯时忌”③，此为允当之论。　　第二，有关政治主张分歧方面的。　　倡言民权，反对专制，是维新派的基本政治主张。而张之洞却是坚定的封建卫道者，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④，双方观点尖锐对立。当他看到《时务报》第九册发表汪康年《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立即通过梁鼎芬转告汪：“民权文字亦不佳，千万不可动笔”⑤。第二十三册《时务报》转载严复《辟韩》一文，内有“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等尖锐的反君主专制言词，之洞立即命屠仁守撰《辨〈辟韩〉书》以驳之⑥。《时务报》第四十册刊载梁启超《知耻学会叙》，文中有“国有一于此罔不亡，使易其地居殷周之地，则放巢流彘之事兴不旋踵”，“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等文句，将慈禧太后等比作夏桀和周厉王，多行不义，必遭流放厄运。张之洞看到后，立即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及黄遭宪，称梁文”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维时望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湘鄂两省，皆系由官檄行，通省阅看，今报中忽有此等于名犯义之语，地方大吏亦有责焉，拟不能不速筹一补救之法。”①他还通过梁鼎芬、汪康年等人，警告梁启超“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②。　　第三，有损张之洞个人声誉的。　　《时务报》发表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学校》，提及“金陵自强军所聘西人，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影射编练自强军的张之洞本人昏庸无能。之洞阅后“颇不怿，谓明年善后局不看此报矣”③。《知耻学会叙》中讥讽某些洋务要员“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其甚者习言语为奉承西商之地，入学堂为操练买办之才”，这些言论都有刺激张之洞之嫌，颇令其不快。　　张之洞通过汪康年等人，在《时务报》内部对梁启超多方掣时。汪、梁关系恶化，梁启超不甘受其制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愤而离职。自第五十六册以后，《时务报》遂完全为汪康年等操纵，腔调大变。第六十五册上刊载汪撰《论将来必至之势》一文，隐然攻击康、梁“肆其鼓簧”，又极言称颂之洞“明者察几先，智者防未然，勇者耻下人，与其束手而受缚，何如奋足以图功。”据钱恂向汪康年透露：“南皮言第六五期《时务报》大著一篇，为有报以来之杰作，奉读一快。”①当时有人评论道，“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②这话只说对了前一半。所谓“人心解体”，指的是粱启超与汪康年的交恶。但这实质上是梁所属的康有为维新派集团与汪所属的张之洞洋务派集团之间本已存在的思想分歧的必然结果，将其视为“新党人心解体”，实有混淆泾渭之嫌。　　不过戊戌政变发生之前，张之洞与维新派的思想裂痕虽已显露，但尚未发展到反目相向的地步。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张之洞”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③，在大局未定，维新变法前途未卜的时候，他是绝不会在坚决反对变法、且掌有朝廷实际权力的后党和力图助借维新派力量争取执掌国柄、振刷朝纲的帝党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断然抉择的。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保持一种为双方都可接受的折中形象，将大有利于自己在仕途上更上层楼。他的这种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帝党认为之洞是”言新者领袖，既可弹压群伦，且能调和两宫”④；袁世凯上奏，称“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⑤甚至连日本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伊藤博文来华，也“言于总署曰：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①实际上，光绪皇帝确实将张之洞列为入廷枢以主持维新的首要入选。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　　“南皮张制军，久已简在帝心，自甲午权署两江，更信重之，欲召入辅政，为翁相国、孙莱山尚书所阻，……今春上决意革故图新，乃召张公来京，辅翊新政。守旧大臣，恐张异己，百计阻尼，得借沙市教案，今回两湖本任，时人多惋惜之，以为得张公入朝，其声望才德，足以制服康粱，断不至有八月之变云。”②之洞晋京辅翊新政，确因翁同龢从中作梗未果，但将此事说成“守旧大臣”“百计阻尼”，则不尽然。事实上，调之洞晋京正是由极端守旧的著名顽固派徐桐（1819—1900）保奏，并经慈禧太后同意的。此事足以证明张之洞当时确是帝、后两党同时瞩目的人物。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诏定国是，随后召见康、粱，又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理新政③。慈禧太后则针锋相对，于光绪帝诏定国是后的第四天，即迫令帝党核心人物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时任命荣禄（1836—1903）为直隶总督，掌握畿辅兵权，准备用武力镇压维新派。正当变法运动进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张之洞推出“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精心之作《劝学篇》①。七月，黄体芳之子、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1854—1908）将《劝学篇》进呈。光绪帝“详加披览”，以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令军机处发送各省督抚各一部，要求“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谕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挟朝廷之力以行之”。据估计，该书先后印行共达两百万册，这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劝学篇》洋洋数万言，全面、系统地阐发了之洞本人以“中体西用”为核心构架的理论体系。对此，本书将另辟专章加以讨论。这里仅就《劝学篇》对维新派变法理论批评的公开化、《劝学篇》推出时机的选择、以及此举产生的后果作一简析。《劝学篇》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宗旨，有如一柄两刃之剑，一方面批评顽固派”因噎而食废”，”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另一方面又批评维新派“歧多而羊亡”，“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这一宗旨在全书结构上便充分体现出来。“《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但十分明显，两面作战的《劝学篇》的主要锋芒所向，是维新派及其变法理论，张之洞斥其为“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他认为三纲五常是万世不易之本：“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兔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①他攻击维新派“忘亲”、“忘圣”，”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对比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时期，之洞对所刊维新言论的干涉多通过委婉曲折方式进行，或通过汪康年转致责难，或委托屠仁守、章太炎著文驳议，《劝学篇》公开、激烈地直接抨击，正表明张之洞对维新派态度的变化之剧。张之洞不早不晚，在维新运动的成败关键时刻作《劝学篇》，三月草撰，七月进呈，在时机选择上也颇工心计。他从来就不是与维新派一心一德，但却与之保持密切联系，显然有利用之心。而当变法进入实质性阶段，新旧两派，帝后两党即将最后摊牌的关口作《劝学篇》，公开表明自己与维新派的根本分歧，目的在“预为自保计”，“惧事不成有累于己，乃故创学说，以别于康、梁。”②正如辜鸿铭说：“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③张之洞预为自保的招数果然有成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囚光绪帝，杀“六君子”，再次临朝“训政”，“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慈禧对维新派深恶痛绝，严令通缉首犯康、梁，必欲捕杀而后快。对于支持过维新运动的官员，也严加惩处，罢免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按察使黄遵宪，其至对已经开缺回籍的翁同龢，仍“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但与维新派瓜葛颇深的张之洞，却”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劝学篇》表达的内容，均为张之洞的一贯思想，包括对于维新派的尖锐批评。这里不存在出尔反尔、朝秦暮楚等等“投机”行径。张之洞的工于心计，也仅限于公开表明自己根本政治态度、与康、梁划清界限的时机选择上。他从来就不是维新派，而是开明的、坚定的封建卫道者，其思想是自成系统，一以贯之的。《劝学篇》是其理论体系的集大成式的体现，而绝非其思想发生巨变的标志。有人认为张之洞的思想学术“初由旧而之新，复由新而返于旧者也”，“然其由新学复返于旧也，则在戊戌变政之时，其宗旨具见所为《劝学篇》。”①此说描述了张之洞思想轨迹的外观，却不尽符合张之洞思想内核的实际。　　戊戌政变以后，康、梁亡命日本，之洞却保住了原有地位，并日显上升之势。双方关系终至决裂。“康党专欲与鄙人为难，……康党所开之日本清议报、新加坡天南新报、澳门知新报三种，猖厥已极，专以诋毁慈圣及鄙人为事。总之今日沿江沿海无人敢昌气声罪，撄康之锋者，昌言攻讨者独鄙人耳。”①张之洞积极参与对维新党人的迫害。他屡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称“《清议报》系康粱诸人所作，专为诋毁中国朝政，诬谤慈圣，种种捏造，变乱事非，信口狂吠，意在煽惑人心。……中国地方固不能容其传播，中东和约，贵国亦不应准其在境内捏造是非，摇动友邦人心。”②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清议报》，并将康梁等驱逐出境，足见张之洞此时已与康梁势成水火，不共戴天。　　②《世载堂杂忆》第126页。　　①《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之学术》。　　①《全集》，卷二百十七，书札四，致鹿滋轩。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八，电牍三十七。　　①参见苏沛：《张之洞与戊戌变法》，《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3期。　　①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第385—3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①孔广德辑：《普天忠愤集》序，1895年石印本。　　②《戊戌变法》（二）第18页。　　③《戊戌变法》（一）第276页。　　①《谭嗣同全集》第158，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戊戌变法》（四）第135页。　　②梁启超：《致汪康年孺博书》。　　③王伯恭：《蜷庐随笔·潘文勤师》。　　④《上南皮张尚书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①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梁启超传》。　　②《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③杨复礼：《梁启超年谱》。　　④《戊戌变法）（四）第254页。　　⑤《戊戌变法）（一）第372页。　　⑥《戊戌变法）（四）第172页。　　①《戊戌变法》（四）第548页。　　②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昌言报》第一册载汪康年跋文。　　③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9页。　　①《顾印愚致汪康年函》，《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②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4页。　　④《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　　⑤《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97页。　　⑥严复认为此文作者为张之洞本人。他在致其堂弟的信中说：“前者《时务报》有《辟韩》一篇，闻张广雅尚书见之大怒。其后自作驳论一篇，令屠墨君（仁守）出名也”（原件藏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参照张之洞自撰《抱冰堂弟子记》而托弟子之名的作法，严的推测亦有可能。　　①《张文襄公电稿》卷二九。　　②《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二，第17页。　　③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①《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②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一，《政变月记》。　　③《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之学术》。　　④《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⑤《戊戌日记》。　　①许编《年谱》卷七。　　②《戊戌变法》（一）第334页。　　③军机四卿中，杨锐是张之洞“第一亲厚之弟子”（《戊戌变法》（四），第64页），刘光第“亦张之洞托陈宝箴荐之者也”（《戊戌变法》（一）第424页）。杨、刘入军机，无异于之洞本人间接操纵新政。林旭则为洋务派要员沈宝桢的孙婿。真正的维新党人，仅谭嗣同一人。这种构成，既证明百日维新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合作的产物，更证明张之洞对于维新运动的重大影响。　　①有人认为《劝学篇》为黄绍箕起草，也有人说是杨锐起草，由张之洞删定。但据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六记载：“日撰一首，率以镫下为之，黎明而就，次日复改，易稿至于六七。书成镂版，风行海内。五月，袁忠节重刻于芜湖，公续有改正，此为定本。”无论何说为证，《劝学篇》集中、完整地体现了张之洞的政治观、文化观则无疑义。　　①《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第二节　主谋“东南互保”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活动于山东、直隶（今河北）等地的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等下层民众秘密结社逐渐统一为义和团，在北方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勇士的直接打击目标，首先指向遍及京津冀鲁的“洋教”组织及其设施。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遍布华北大地的天主教、基督教会组织，作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文化尖兵，其政治色彩自不待言。但是，对于义和团下层民众来说，直接感受到威胁和愤恨的，首先在于教士、教民依仗特权为非作歹的种种劣迹，在于他们传播西方宗教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格格不入。在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驱动之下，义和团怒不可遏地斩尽杀绝“洋毛子”，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八国联军的枪弹炮弹，英勇悲壮，可歌可泣，但是，义和团运动又带有强烈的盲目、愚昧色彩。“掀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总而言之，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①。在沉重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连同一切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事物统统加以扫荡，以期维持数千年一贯制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及其意识形态，而这正好符合封建顽固派”闭关而治，复我太平”②的愿望。慈禧集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应允、利用义和团运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禧集团利用义和团，还有更深刻的政治用意。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虽被囚禁于瀛台，失去全部权力和人生自由，但帝、后两党的矛盾仍未了结。一旦慈禧死去。必然政归光绪，这是后党最担忧的。因此慈禧及其后党紧锣密鼓，打算废黜光绪帝，另立端郡王之子溥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此事在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列强出于各自的在华利益，早已介入帝、后两党的宫廷争权，此时更直接干预废立之事。沙俄支持后党，当然支持废黜光绪，而英、美、日等国则支持帝党，与沙俄争夺在华利益，因而坚决反对另立皇储。慈禧集团对此十分恼怒，便居心叵测地利用义和团民众的民族义愤和爱国激情，“扶清灭洋”，发泄对列强的不满。　　与把持中央权力的满清贵族顽固派集团不同，与列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洋务派封疆大吏们，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都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赶紧剿办，以清乱萌，而杜外人借口，”①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也是主剿最力者之一。他认为义和团乃无法无天之“乱民”，“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②。当他得知义和团向北京进发，并拆毁涿州至琉璃河的铁路时，电促荣禄迅速镇压，对义和团“当格杀勿论，应准官军开枪轰击。此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涉？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湖北虽不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但也受到影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黄陂县城内有前任平谷县令燕调纬第八子，由其父任上带回义和拳符箓咒语，立团演习，并集合数百名少年在大东门、大西门、后街、城隍街等处操练。另外，前任黄陂县教谕贺时熙由北京回鄂，也带有义和拳宣传品。张之洞得此报告后，十分紧张，严札派员查舒演拳绅户，称“北方义和拳妄演邪术，煽惑愚民，纠众横行，目无法纪，借名仇教，开衅强邻，……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令该县县令何庆涛将符箓咒语诸邪书全行缴出，并将首领人物“勒传到案，押解来省。”④另外，对于湖北境内利川、枣阳等地发生的群众反洋教斗争，张之洞也迅速予以镇压，并饬令各州府县，”有敢造谣生事者，立杀不迨；有教堂之处，州县牧令亲出巡查。”又令江汉关道照会英国驻汉口领事：“告以两湖地方，本部堂力任保护，当不致痞匪滋生事端；即使偶有生事猝防不及者，乌合之众，官兵威力亦可立时弹压扑灭，断断不能任其滋蔓。”①他又致电南方各省诸制、抚台、称“若北方警信传至民间，不数日必多响应者，旬月之间便成燎原。……若乱萌初见，即诛戮数人，便可无事。……中原各省不能豫防拳匪滋蔓，则流寇成矣。”　　中法、中日战争中，张之洞都是坚定的主故派。但这次慈禧太后立意对列强直战，他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为何有此不同，这要从张之洞一贯的“羁縻牵制”外交策略思想谈起③。他认为西方列强是“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④。贫弱的中国要想避免被瓜分吞噬的厄运，惟有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羁縻牵制”，以求生存。中法、中日战争，中国分别与法、日一国对抗，之洞之所以坚决主战，与他深信利用列强矛盾，借助美、英、德。俄等国的干预，必可扼敌凶焰大有关系。但此次慈禧太后同时与列强对垒，“羁縻牵制”之木无从施展，之洞便彻底丧失取胜的信心，因而坚决主和。“从前法越之战，日本之战，开衅皆止一国，军械药弹尚可设法分购密运，勉支半年。故一国尚可力战。若谓可以抗拒各国，臣等决不敢作此矜夸之语，以欺君父而误国家。”⑤他反复重申不可战之理：　　“从古无一国与各强国开衅之理，况中国兵力甚弱，岂可激众怒召速祸。查拳匪乃乱民妖术，无械无纪，断不能御洋矣。董军仅五千，勇而无谋，断不能敌各国，即合各省兵力，饷缺械少，岂能抵御群强，今拳匪、董军无故乱杀，是与各国一齐开衅，危殆必矣。”①又强调“不战可以不亡”：　　“京师时论云，不战必亡，战尚可不速亡，敝处见京来人语亦同此，大误也。不战何至必亡，怪极。利害看翻，大病根在此；病根不去，无药可医。……纵每战必胜，一战必伤兵数百，耗弹数十万，连战一月，兵械俱尽，各国兵械永无穷期，孤注有输有赢，此则有输无赢，并非孤注矣。此时紧要关键，须将不战可以不亡之确据说透。”②对于张之洞“公忠体国”的这一片苦心，慈禧太后并非不理解。她在给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等的上谕中说得明白：　　“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三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①慈禧此言不虚。这时京津一带，义和团已成燎原之势，如强行剿办，实无把握。另一方面，列强处处紧逼，确实欺人太甚。他们以保护在京使馆为名，强行出兵，取道天津进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廿一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局势急剧变化。此刻慈禧又接到谎报，说列强将勒令她归政光绪，更激起她极度的忌恨。五月计五日，慈禧决定采纳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徐桐等的意见，匆忙向列强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②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东南督抚见劝阻朝廷宣战未果，便在各自管辖区内抵制宣战上谕，同时加强与英、美等国的联络，谋划所谓”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与在长江流域拥有巨大利益的英、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产物。在洋务派疆吏方面，是惟恐北方义和团运动蔓延至东南地区，从根本上动摇统治秩序；在英、美帝国主义方面，则是担忧中国人民的正义反抗会危及他们已经攫取的经济、政治特权。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华仑向国内报告：“在扬子江流域内任何事件的爆发，能够引起大的损失”，因而他准备“立刻与湖广及两江总督取得谅解”，并称“我有充分信心，假若他们能够信赖帝国政府的有效帮助，那么在他们区域内，他们将要做到他们能够做到的，来维持和平。”①英国外交大臣电复华仑，授权他通知刘坤一，“假若他采取了维持秩序的方法，也将受到帝国海军的协助。”华仑又通知英国驻汉口领事给张之洞“一个同样的保证”。张之洞立即表示”愉快的感谢”。同时，之洞又对英国军舰在长江上”莽撞的示威”表示不安，惟恐会激怒中国民众，反而给自己“保护”英、美利益造成困难。英国驻沪代理总领事对此心领神会，立即电请英国外交部向海军部转达，”建议应该向扬子江的帝国海军舰队指挥官发出指示，要避免任何示威。”②对于美国、日本方面，张之洞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目下长江沿海一带，各督抚力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可无庸顾虑”③。　　在筹划“东南互保”的全过程中，张之洞、刘坤一始终是核心人物。关于刘坤一的态度，金陵关税务司、英人韩森向总税务司赫德的报告很能说明问题。韩森这样报告他与刘坤一会见的情形：总督很激动，他极力说明他愿意在长江一带维护和平，并且迫切需要英国方面的支持。……他说同英国人打交道有四十年了，觉得英国人常常是很“公道”的。在目前的危急时期，他知道英国人除了本身的商务利益以外，还会为中国的利益着想。……总督很坦率，他屡次声明不管太后的意图如何，他决心照自己的方针行事。他甚至于这样说：如果太后现在有谕旨给我，谁敢说这不是俄国政府的指示呢？①江海关税务司安格联则说：　　必须记住：由于刘坤一倾向英国，别国在长江不能做的事，英国能够做到。刘坤一采取这样的立场，目的在于不让别国进京，他情愿尽力做到这一点。所谓别国，主要是指德国、法国和俄国。此外还要记住：刘坤一对于慈禧太后是非常忠心的，对于慈禧个人的任何威胁，都会使他激动。②可以说，在与英国的关系和对待清政府及慈禧的态度上，张之洞与刘坤一具有完全的共识。这是他们共同主谋“东南互保”的思想基础。五月三十日，在张、刘的授意下，经盛宣怀穿针引线，由上海道余联沅出面，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取得“谅解”，制订《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随之，山东、广东、广两、浙江、福建等省的督、抚，也先后宣布参加“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从形式上看，直接违背了朝廷对各国”宣战”的旨意，大有地方“独立”，分庭抗礼之嫌。张之洞、刘坤一等当然于此有所顾忌。在订立《东南互保约款》的同一天，他们会衔电奏慈禧，沥陈一片苦衷：　　“就目前计，北事己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盖长江商务，英国为重，各国觊觎已久，惧英而不敢先发，英亦虑各国干预而不敢强占，以启各国戎心。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若鼓动一国，势必群起而攻，大沽覆辙可深鉴也，此实委曲求全之策。……总之，能联络一日，长江以内尚可使外人无从逞志。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①之洞还在给李鸿章等的电报中表露心曲：“此时英顾惜长江商务，我只可虚与委蛇，不宜决裂，有损无益，留东南数省尚可接济京师，安靖北五省人心，即或西幸偏安，尚有地步。东南若溃，北方束手。如将来洋人必欲全吞中国情形已露，彼时再作孤注，聊尽此心，此时万不宜也。”对于张之洞此时的思想活动，其幕僚辜鸿铭有生动记载：　　“那时我在张制军幕府作西席，目睹张公公忠体国，深恐苍生重遭涂炭，国破家亡，一连数夜不寐，个别谈话垂询，团体会议磋商。当时我提出江南独立计划，暂作缓冲，避免敌人乘虚而入，……张制军连连点头称：“此策甚善！”然对独立宣言，恐致朝廷误会，重遭严谴，忐忑踌躇，迟迟不敢发出。适值两江总督刘坤一星夜前来，与张制军会商和战大计，张制军便将江南独立计划提出.并告以不敢冒昧发出的苦衷。刘制军当机立断，说：“公一人不便出名，恐遭不测；以我二人名义，发出可也。”①不管张之洞等的主观愿望如何，“东南互保”毕竟使列强避免了在广大的长江流域与中国军民对阵，从而腾出手来，倾全力在北方残酷屠杀义和团民众，“教训”胆敢不听使唤的慈禧集团。而慈禧集团本来就没有打算与列强彻底决裂，只不过是借义和团以泄其对洋主子逼迫太甚的怨气而已。所以，当她匆忙逃离北京之后，立即转变态度，下令“痛加铲除”义和团，向列强乞降，并不惜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各国的“宽恕”，保住傀儡朝廷的存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慈禧由西安“回銮”返京前夕，发布《议和大纲》，竟无耻声称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②随后，又屈从列强压力，严厉惩处当初主张对列强“宣战”的“首祸”、“罪魁”，将载漪、载澜定斩监候罪名，发往新疆极边永远监禁，刚毅定斩立决，因已病故，免其置仪：英年、赵舒翘、载勋令自尽；启秀、徐承煜、毓贤正法。而对于筹划“东南互保”的张之洞、刘坤一等，则大加表彰，刘坤一赏加太子太保衔，张之洞赏加太子少保衔。直至张之洞死后，清廷上谕仍褒奖他于“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①张之洞主谋“东南互保”，直接违抗朝廷“宣战”旨意，甚至拒绝派兵北上“勤王”，按照名教纲常衡量，这颇有“大逆不道”意味。但最终结果，他非但未获罪谴，反而大受褒奖。这其中有多方面的缘由。首先，张之洞等谋划“东南互保”的本意，绝非真正脱离清政府以加速其统治的垮台，恰恰相反，是为了保住东南半壁河山，再图恢复，以免“全局瓦解，不可收拾”。这在张之洞、刘坤一的会衔上奏中说得十分明白。慈禧太后也深知此，所以才称张、刘之举为“老成谋国之道”。在竭力维护清廷统治这一点上，张之洞与慈禧完全一致，这是问题的根本。　　其次，老谋深算的张之洞在谋划“东南互保”的过程中，处处预留地步。他与刘坤一煞费苦心地为“东南互保”寻找“符合”朝廷本意的“依据”。五月十四日，朝廷命各省督抚选将、练兵、筹饷，以备开战。张之洞抓住廷章中“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的字句，阐说引申，采用移花接木之术，给“东南互保”涂上”奉旨行事”的油彩。为了与朝廷“宣战”之意尽量靠拢，又在会奏末尾加上“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的词句，以备转圜。面对如此滴水不漏的做法，慈禧也不得不承认与朝廷“意见正复相同”①。　　最后，“庚子事变”是以慈禧集团向列强彻底屈服而告终，当初把持朝政”主战”的极端顽固势力土崩瓦解，清朝政府已成为对列强惟命是从的“洋人的朝廷”，在这种形势下，当然就更谈不上对与英、美等国共同策划“东南互保”的张之洞等人给予任何处罚了。这正表明清廷对地方的控制已大见衰退。　　②《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　　①《张文襄公大事记·上谕》。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65页。　　①《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②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四）第1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①《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38页。　　②《全集》，卷八十，电奏八，致总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③《全集》，卷一百六十，电牍三十九，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④《全集》，卷一百零三，公牍十八，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①《全集》，卷一百零三，公牍十八，《札江汉关道照会各领事力任保护洋人》。　　②《全集》，卷一百六十，电牍三十九。　　③关于张之洞的外交思想，本书另有专章讨论，这里不作深入展开。　　④《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电牍三十四。　　⑤故宫博物院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9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①《全集》，卷一百六十，电牍三十九，致京荣中堂。　　②《全集》，卷一百六十三，电牍四十二，致上海李中堂等。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7页。　　②《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　　①《义和团》（三）第517页。　　②《义和团》（三）第522页。　　③《张文襄公电稿》卷三五，第19页。　　①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编委会：《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4—7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8页。　　①《全集》，卷八十，电奏八。　　②《全集》，卷一百六十，电牍三十九。　　①《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总108），第185页。　第三节　镇压“自立军”　　新旧世纪之交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确是多事之秋。这一年，在北方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长江流域“东南互保”紧锣密鼓的同时，鄂、湘、皖等地的“自立军”运动也在暗中滋长蔓延。　　“自立军”运动是康有为“保皇派”与孙中山革命派合作的产物。　　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日本，继续效力于归政光绪的“保皇”活动，此时的孙中山正在海外推行革命，双方在反对执掌清廷权柄的慈禧集团方面有一定的共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孙中山筹划于广东惠州发动反清起义，其时康有为派的重要成员唐才常会见孙中山于日本横滨，共同商讨湘鄂及长江起事计划。唐与孙“订殊途同归之约”，与康有为“时通声气，共图起义”①。孙中山委派兴中会员吴禄贞、傅慈祥等协同唐才常，准备以武汉中心，于长江中游各省发动武装起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唐才常、林圭、吴禄贞、傅慈祥等高日返国，孙中山、梁启超亲自为之送行，孙还将兴中会员容星桥（容闳之侄）在汉口的地址密告唐、林，以为举事之助。　　唐才常等回国后，创立”正气会”，后改“自立会”，联络“大刀会”等反清会党，又在清军中发展力量，仿会党方式建富有山堂，发行富有票及有反清勤王内容的揭贴，又于上海、汉口等地设立秘密机关，在”自立会”基础上组建“自立军”，共分前、后、中、左、右以及总会亲军、先锋营七军，选择时机，准备于鄂、湘、皖等地同时举事。唐才常选中武汉以为举事中心，是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武汉为“九省通衢”，“扼大江之喉吭，控南北之枢纽，用武之地也，而商务日盛，当道者狃于形胜，防御不密，可袭而取也，举此则中原不足定矣”。②其二，武汉为长江中游要枢，而长江流域久已成为英国势力范围。英国政府出于与沙俄等争夺在华权益的考虑，一向支持帝党。此时更与张之洞、刘坤一等策划“东南互保”，企图在“扬子江流域建立特权，系求在那里不仅占领导地位，并且排除其他列强的参加”，“重建”一个完全听命于己的“中华帝国”①。唐才常以武汉为举事中心，是想托庇于英国势力的“保护”以助成功。　　其三，唐才常本人曾肄业于张之洞所办两湖书院，与张有“师生之谊”，而之洞素有爱护门生弟子的时誉，其时又抗拒朝廷“宣战”之旨，与英、日等国共谋“互保”。“才常犹恃张之洞与彼有师生之谊欲以勤王大义说之”②。“通殷勤于张之洞，欲利用之”③。　　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对自立军活动“固已熟闻之”，对于湖北防军官兵及部属吏员多有加入“自立会”一事，也有所察觉，“而未发觉者，则实以有风以自立军将拥已挈两湖宣言独立者也。”④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他便在札文中称“长江一带会匪素多，因之造为各种揭贴，公然纠众谋逆，实堪发指，亟应遵旨严禁”⑤。但是实际上，他却对之采取不加干涉的态度，只是密切监视唐才常等人的动向。“作为预防措施，他额外招募了两千人，还设置了特殊的江河巡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攻人北京，慈禧太后等仓皇西逃，唐才常认为“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⑦，立即从上海赶赴汉口，准备于七月十五日指挥各路自立军于鄂、湘、皖等地同时举事，但由于康有为承诺的海外筹款迟迟不到，起事被迫一再展期。吴禄贞等未得展期通知，单独于安徽大通起义，“势孤弱，遂为刘坤一所败”。唐才常见事已泄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遂下令不等海外筹款，于七月二十九日发难，首先占领武汉，然后“由河南出兵西指，劫持西后，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图”①。　　在自立军起事迫在眉睫的最后关头，张之洞一反不予干涉的态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于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自立军首领一网打尽，旋即处决。康有为、孙中山两派联合，精心谋划的自立军起事就此流产。　　张之洞在起事爆发前的陡然变脸，是他审时度势、权衡利害之后作出的决断。原来，张之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自立军运动持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是因为北方政局不稳，慈禧太后”开罪”洋人，地位似乎岌岌可危，而在长江流域占有庞大势力的英国政府正力图策动地方督抚脱离亲俄的慈禧集团，因此对于自立军计划拥戴张之洞出面与朝廷“独立”，并未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所能采取的最高明对策，自然是静观时势发展，相机行事。而到了自立军起事前夕的七月末，形势已基本明朗。慈禧虽逃离京师，但并未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列强政府从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中领教到中国人民不甘沦为亡国奴的坚强决心和反抗斗志。以光绪取代慈禧的地位不太现实，而彻底瓜分中国更无可能，列强因而得出维持中国形式上的独立和统一，扶持一个傀儡政府，将比自己直接出面统治中国更为有利的结论。就英国来说，策划南方“独立”的企图也因为俄、德、法诸国的强烈反对而告吹，“东南互保”已经失去意义，因而有关约款也未正式签订。在这种情况下，自立军对英国方面已完全丧失利用价值，相反只会带来麻烦。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傅磊斯说：　　“即使这一运动（指自立军）是一个真正的“改良”运动，没有一个行动是针对外国人的，但如果推翻了合法当局，这三个城市所有目无法纪的暴民便会对我们放肆起来；还因为现在的当局，迄今还在这里努力维持秩序，它比起一个自命的、有着堂皇目标的、但其经验与能力令人怀疑的政府来，是更可取的。”①张之洞看准了这一切，在取得英国领事签字同意后，于七月二十八日派兵包围设于汉口英租界与华界相接地段的李慎德堂（位于汉日上海路教堂之侧）的自立军总机关，以及另一秘密据点前花楼街宝顺里四号，共捕获自立军首领唐才常以下共三十余人，仓促审讯后，于次日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　　张之洞处理自立军事件，先是不加干涉静观变化，在看清形势后，又当机立断，出手迅猛，充分体现了一个老练官僚的权谋与机诈。不过就张之洞的本意，只是将自立军起事平息于发难之先，并不情愿大动杀机。特别是自立军重要人物唐才常、傅慈祥等，皆为自己的门生①，深究起来，于己未必有利，所以唐才常等被捕后，之洞“颇欲从轻治罪”②，但湖北巡抚于荫霖力主处以极刑，之洞不得已从之，但在禀报此事的奏折中，除唐才常外，其余皆隐其名，显然是不愿张扬自立军骨干与自己的师生关系。张之洞此时的心理状态正如康有为所剖析：“既惧亡国大夫之诮，又羞蒙杀士之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③。　　关于张之洞有意开脱唐才常，说法颇多。其一云，之洞至唐才常案发赴审之时，“犹欲为烈士免，方鞠问时，顾左右曰：‘唐才常儒者，宁出此？且吾固识之，斯人不类，得毋捕者误耶？’烈士厉声曰：‘事之不成，有死而已，唐才常岂苟脱者？！’”④这种稗官野史当然不足为据，但张之洞平生一贯的作法确实不嗜杀人过滥，此后对于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他也一般以开除了事，并不予以深究。扑灭自立军，是张之洞作为封疆大吏的必然之举，然而对于谋求政治变革的人们来说，却是一大教训。在日本出版的《清议报》1901年刊发的一篇文章说：　　“中国维新之机，西太后挫之于北京，张之洞戕之于汉口，义和团阻之于直省，震旦新机宜其绝，中国国命宜其死矣；然挫之戕之阻之者频仍矣，而维新之气焰不少减，反有挟浪乘风披靡中原之势。①可见，原康有为派系中人，有些已经决意走向推翻清廷的道路。这是镇压自立军起义的张之洞始料未及的后果。”　　①《唐才常集》第274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200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①《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8页。　　②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庚子汉口之役》，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③④《自立会史料集》第251页。　　⑤《戊戌变法》（二）第622页。　　⑥周锡瑞：《改良与革命》，第33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⑦《唐才常集》第255页。　　①《自立会史料集》第64页。　　①［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①唐“尝肄业于两湖书院，每试未尝后人，之洞雅重之”（《自立会史料集》弟201页）；傅为湖北武备学堂学生，被张之洞挑中，首批赴日士官学校留学。　　②《世载堂杂忆》第154页。　　③《代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复湖广总督张之洞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原有为与保皇会》，第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自立会史料集》第210—202页。　　①赵振：《说败》，《清议报》第八十七期。　第八章“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张之洞一向推崇韩愈（768—824）的道德文章，曾将韩愈与李白（701—762）、杜甫（712—770）、白居易（772—846）、苏轼（1037—1101）等并称”诗之名家最烜赫者”①。在其《过华山》诗中，又极赞“不计艰危始见功，发狂华顶有韩公，灵降佛骨顽驯鳄，始信昌黎百世雄”。②元和十二年（818年），韩愈上书阻宪宗迎佛骨，忤怒龙颜，贬任潮州刺史，于途中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著名诗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表白自己虽年迈力衰仕途坎坷，仍不改忠君忧国的耿耿赤心。与韩愈相比，晚年张之洞的仕途要亨通得多。经历了戊戌、庚子年间一系列重大事变之后，之洞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成为清末“新政”的核心角色，不久又人参军机，“人阁拜相”，登上朝廷权臣的极峰，然而，面对危机四伏的朝局，张之洞仍与一千年前的韩愈发出同样的感慨：“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垂垂老矣的张之洞，“知其不可而为之”，为延缓清王朝统治的最终崩塌苦苦支撑，在“国运尽矣”①的悲凉心境中走完生命的最后行程。　　①《全集》，卷三百零四，輶轩语一。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　　①胡编《年谱》卷六。　第一节“新政”主角　　从戊戌到庚子的三、四年间，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相继发生，清朝统治在一连串的严重冲击下更显朝不保夕，岌岌可危。为了平抑国内舆论，取悦帝国主义列强，挽救统治危机，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发布上谕，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易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②宣布实行“新政”。　　对维新变法恨之入骨的慈禧集团，刚刚以血腥手段置谭嗣同等志士于死地，缉康、梁于天涯，自己却又匆忙扯起“变法”和“新政”的旗号，实为迫不得已之举。　　首先，戊戌以后，维新党人虽作鸟兽散，但他们所宣传的全新社会政治学说却不胫而走，广大民众对清朝腐败统治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正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从事宣传民众、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慈禧集团不得不作出“新政”姿态，以图改变形象，争取舆论，延缓革命风暴的降临。　　其次，庚子事变虽以清政府与列强之间达成妥协而告结束，但慈禧明白，要想取得列强的信任和支持，维护傀儡朝廷地位，还必须对锢闭陈腐之习气来一番振刷，方可避免被洋主子抛弃的厄运。“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大国之惠于后日。”“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泯前嫌。”①再次，庚子事变以后，朝廷中枢内极端守旧的满清贵胄势力崩解，而地方汉族“洋务”疆吏的实力、声望进一步上升。为了笼络这一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清政府也不得不从总体经国方略方面作出重大调整。从清廷实行“新政”的具体内容上看，除了“仿行宪政”涉及中央政体改革以外，其余兴工、办学、通商、练军诸项，都是洋务大吏们早已施行过的，并无何新可言。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人径呼这种“新政”为“第二次洋务运动”②。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初三，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具体筹划“新政”，委派庆亲王奕劻（1836—1918）、大学士李鸿章、荣禄、崑冈、上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麟为督办政务大臣（后增补尚书翟鸿），又委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遥为“参预政务大臣”（后增补山东巡抚袁世凯）。“督办政务处”在参酌中外政治、制订”新政”规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具体实施“新政”方面，主角却是“遥为参预”的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不久死去，张、袁二人便成为清末”新政”的扛鼎人物。　　在宣布实行“新政”的上谕中，慈禧曾要求各大臣、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以供“斟酌尽善，切实施行”。①遵此旨意，张之洞与刘坤一往返电商，“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二条，月余始就”，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六月联衔会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便是著名的“变法三疏”。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张之洞提出“惟是中国贫弱废弛之弊，或相沿百余年，或相沿二千余年，一旦欲大加兴革，必须规画周详，确有下手之处”。他认为教育改革是当务之急：“保邦致治，非人无由，谨先就育才兴学之大端，参考古今，会通文武，筹拟四条：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励游学”。他论证道：“盖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学之所不足。”奏折最后恳请朝廷“决意施行”，勿为“因循迁就之说者”所动摇。　　在《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中，张之洞认为”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他提出：　　一、崇节俭；　　二、破常格；　　三、停捐纳；　　四、课官重禄；　　五、去书吏；　　六、去差役；　　七、恤刑狱：　　八、改选法；　　九、筹八旗生计；　　十、裁屯卫；　　十一、裁绿营；　　十二、简文法。　　他指出，“必先将以上诸弊一律划除，方可冀民心永远团结，然后亲上死长，御侮捍患，可得而言矣。”　　在《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中，张之洞首先申明采用西法的必要性：“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此如药有经验之方剂，路有熟游之图经，正可相我病证，以为服药之重轻；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他具体提出十一条：　　一、广派游历；　　二、练外国操；　　三、广军实；　　四、修农政；　　五、劝工艺；　　六、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　　七、用银元；　　八、行印花税；　　九、推行邮政；　　十、官收洋药；　　十一、多译东西各国书。　　在这一奏折中，张之洞将“新政”的实质和盘托出：　　“使各国见中华有发愤为雄之志，则鄙我侮我之念渐消；使天下士民知朝廷有改弦更张之心，则顽固者化其谬，望冶者效其忠，而犯上作乱之邪说可以不作。”　　对“变法三疏”提出的“新政”措施，朝廷十分赞赏，上谕称“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①“变法三疏”实际上成为清末新政的实施大纲。　　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始推行的“换汤不换药”的”新政”，既不能从根本上拯救封建肌体的日渐衰竭，更无力阻挡民主革命的蓬勃高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不得不承认：“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施未彰”②。“似此因循敷衍”，无法“起衰弱而救颠危”①。为了进一步平抑中外舆论，躲过革命风暴，从这一年开始，清政府表面上宣布“预备立宪”，派遣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游欧美、日本，考察宪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五大臣先后回国，向慈禧太后密陈：“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他们认为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而且“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②。九月一日，慈禧正式下诏“预备立宪”，规定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同时宣称“目前规则未备，民智未开”，需“妥议立宪实行期限”，而在此之前，黎民百姓必须”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③，这便露出消弭革命的马脚。　　立宪政治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论。名符其实的立宪政体必须包括政治程序的稳定性、官员对选民负责、国家权力机构的相互“制衡”以及政治公开性等要素。而这一切通通与君主专制政体尖锐对立。正因为如此，坚定的卫道者张之洞对于“宪政”一向不以为然。尤其是满族亲贵假借“立宪”改制之名，实质却在削弱汉族地方督抚权力，加强满贵集团的中央集权，“设一个陆军部，想夺各省的兵权；设一个度支部，要夺各省的财权；又设一个邮传部，想握全国的交通机关；另外又设一个农工商部，想骗商人的财产，又想握各省的实业权”①，这更令之洞反感。所以当端方等电询对立宪问题的意见时，张之洞复称：“立宪一事关系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时，鄙人自当谒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未议”。②而当“外官改制”出笼后，他更明确表示自己的反对态度：“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倡议者必欲自召乱亡”③。　　张之洞认为：“立宪本意在救专制之偏，果能好恶同民，虽仍旧无害。否则仍无解于上下之膈，似宜慎重。又言司法独立不合中国情形，必致纵匪不办，州县法令不行，无从措手”④。慈禧对此十分赞赏，称其不愧“老成之见”。尽管如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以后，张之洞还是在行动上作出襄赞立宪的姿态。他选派湖北道员、知府四人，随钦差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令两湖新选补州县官出洋考察宪政，又指使幕僚郑孝胥（1860—1938）出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时“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贴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所敷陈，下则报章之所论列，莫不以上为请。”⑤“立宪”已成一时舆论热点。另一方面，张之洞更想以此笼络其时正起劲闹腾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势力，借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扼制朝廷内满贵集团的气焰，同时又可藉“立宪”以制止革命的发生。此时粱启超等正鼓吹“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①清廷的假“立宪”更煽起他们从戊戌时代的惨败中重振旗鼓，大显身手于政治舞台的迷幻，而张之洞正是他们所借重的对象。在此种情况下，梁启超组织政闻社，抛弃戊戌时代的夙怨，“力任婉说南皮，以得其赞成为止”②。双方在相互借用心理的驱使下，又成合作之势。　　清末“新政”被辛亥革命的炮声所终止，张之洞本人未能看到这一结局。他的幕僚辜鸿铭，对其在“新政”中的所作所为，作出生动准确的评述：　　“窃谓中国自咸同以来，经粤匪扰乱，内虚外感，纷至迭乘，如一丛病之躯，儿难著手，当时得一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指曾国藩——引注），拟方名曰“洋务清火汤”，服若干剂未效，至甲午，症大变，有儒医南皮张姓者（指张之洞——引注），另拟方曰“新政补元汤”，性燥烈，服之恐中变，因就原方略删减，名曰：“宪政和平调胃汤”，自服此剂后，非特未见转机，而病乃益将加剧焉。”③病入膏盲的国体之躯.绝非仅及皮毛的“新政”、“宪政”汤剂所能起死回生。张之洞“知其不可而为之”，当然只能得到历史的否定性评判。　　②《义和团档案史料》。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31页，924页。　　②森藤吉郎：《清同视察复命书》，1902年。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5页。　　①《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第4771页。　　②《清德宗实录》卷五四六。　　①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第1页。　　②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四），第28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③《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九三，《宪政》一。　　①《谕立宪党》，《辛亥革命》（二），第371页。　　②《全集》，卷一百九十六电牍七五，第26页。　　③胡编《年谱》卷六。　　④许编《年谱》卷九。　　⑤故宫博物院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①1906年12月致康有为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手抄本《梁启超书信》。　　②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政体》。　第二节　抵制革命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温和改良在中国行不通。孙中山从此更坚定了发动民众，以武装暴动推翻清朝统治的决心。他奔走海外，在华侨、留学生中发展同志，又联络国内的会党力量，在南方各地，频繁发动武装起义，影响日益扩大。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惠州起义虽然也遭失败，但革命思潮却大大深入人心。孙中山后来回顾道：　　“当初次之失败也（指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引注），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指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引注）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不成矣。”①进入二十世纪，随着清朝统治危机的急剧加深，全国形势有如布满火种的干柴，随时可能被革命派点燃为燎原大火。张之洞出于阶级的自觉，不遗余力地抵制革命，以挽救清王朝的最终溃灭。　　二十世纪初年，日本是孙中山革命派的大本营。中国留日学生是革命派的骨干力量。由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是清朝疆吏中主张游学最力者，因而革命派中又尤以两湖籍留学生为最多。这显然大有违于张之洞的初衷。正如有的辛亥革命老人回忆所说：“张之洞派青年到外国留学，本为缓和革命危机，却加速了革命的进程。”①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湖北留日学生尹援一、窦燕石等在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杂志，揭露帝国主义对华侵略阴谋，鼓吹反清革命思想。张之洞看到此刊物后，十分气愤，他一面致电鄂督端方，“以后少派学生出洋”，下令将《湖北学生界》的主要撰稿者刘成禺、张继煦等电调回国，一面致电驻日公使蔡钧；“查游学生职业在安分励学，力行用功，期于学成回国致用，该生等果为爱国起见，课余有暇，尽可翻译东文政治教育等门有用之书，饷遗宗国，何得不请示本省官师，辄自擅刻报章，作此鹜补荒己之事。”要求对留日学生严加管束，“如抗不听命，应即停给学费，知会日本国校长，将违教学生撤回。”②光绪三十年（1904年），原两湖书院学生、著名革命党人、湖南籍留日学生黄兴归国从事革命活动，由上海到武昌，在两湖书院发表反清革命演说，同时散发《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刊数千册。张之洞闻讯将黄兴驱逐出境，同时下令严厉查禁“逆书”：“本部堂访获《警世钟》一书，系自上海传来，诬谤朝廷，搅扰和局，诋良民为奴隶，赞会匪为志士，狂吠毒蛰，凶惨万状”，“又有《猛回头》一书，词意亦极悖谬，与《警世钟》大同小异，亦系此等乱党所为”，”无论坊贾居民，概不准将《警世钟》、《猛回头》等逆书行销传送，如先径有是书者，立即送官销毁，傥敢故匿不报，或翻印传布，一经查出，定即治以应得之罪。”①张之洞还直接参与迫害革命党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与刘坤一及江苏巡抚恩寿密谋逮捕时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的著名革命党人章太炎。章闻讯后，避难日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倾向革新人士陈范主办的上海《苏报》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聘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等为撰稿人，专辟“学界风潮”专栏，报道各地学生爱国运动，又转载邹容的《革命军序》以及章土钊等人撰写的赞扬《革命军》的文章。《革命军序》写道：“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章士钊的《读〈革命军〉》大声疾呼：“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扯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为反驳康有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谬论，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这些革命言论犀利无比，且极富煽动性。清政府惧恨交加，遂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章太炎，封闭《苏报》。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章、邹二人不屈不挠，于会审公廨上继续宣传革命，并绝食以示抗议。为达到屠杀革命人士，“定国是而遏乱荫”的目的，清政府向各国驻沪领事提出“引渡”章、邹二人的要求，但被各国拒绝。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在“苏报案”中，时在北京厘定学堂章程的张之洞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建议军机处电令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魏光焘，对章、邹二人应“尽法惩办，勿稍疏纵”①，又向暂署湖广总督端方建议，派湖北巡警局总办金鼎赶赴上海，与各国交涉，引渡章、邹二人。　　金鼎抵沪后，不惜出卖沪宁铁路利权，出巨资十万两银，作为引渡章、邹二人的交换条件。但各国租界当局为维护租界治外特权，又耽心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以“租界事，当于租界治之”为由，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当谈判处于僵局之际，张之洞提出：“在中国境内，虽系祖界，其中国人民仍然归中国管辖，故遍查条约并无租界交犯章程。”②启发魏光焘、金鼎等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名，敦促各国引渡章、邹。正当此时，北京发生刑部鞭毙革命党人沈荩事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在张之洞等极力活动之下曾一度动摇的各国驻京公使转而一致拒绝引渡章太炎、邹容。张之洞仍不死心，又提出用“只以监禁了事，决不办死罪”③为条件，诱使租界当局交人，但亦以失败告终。　　①《孙中山选集》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①《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1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全集》，卷一百八十五，电牍六十四。①《全集》，卷一百零五，公牍二十。　　①《辛亥革命》（一）第413页。　　②《辛亥革命》（一）第427页。　　③《辛亥革命》（一）第43Z页。　第三节　入参军机　　军机处，是清朝统治集团特设的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设军机房。三年后，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入值者为军机大臣，无定员，最多时可达六、七人。其职责为每日晋见皇帝，承旨办理军国要务，用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区发布指示。从此内阁被架空，军机处成为实际上的皇权执行机构。如此枢要之地，入选当然十分要紧。军机大臣均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中选拔，其领班者实为首相，一般称“首辅”。光绪末年行“新政”，设“政务处”，仍以军机大臣领督办事。有清一朝，入军机者人数寥寥，且多为满族亲贵，汉人人参军机者，更属凤毛麟角。　　“东南互保”发生之后，慈禧太后便有意调张之洞入参军机，以为“一石三鸟”之谋。既可利用之洞卓越的行政才能以固朝纲；又可以此举调节因“庚子事变”而恶化的与列强、特别是与英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将张之洞从其经营十数年的湖广调离，可防止其尾大不掉，与朝廷分庭抗礼，而这种现实危险于“东南互保”时已现端倪。张之洞知悉此中奥秘，力辞不就。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末“新政”进入“预备立宪”阶段，朝中办事大臣匮乏。满蒙权贵庆亲王奕劻等营私有术，治国无方。汉族枢臣李鸿章去世已六年，继任者王文韶、瞿鸿等经验、声望、能力都不能望李项背。满清贵族统治集团急需物色新的汉族官僚代表充实权力中枢，笼络人心，推行”新政”，延续统治。张之洞、袁世凯因“新政”实绩和威望，成为首要入选。　　不可否认，此时慈禧太后调张之洞入京，仍包含猜忌、控制之心，但不同以往的是，之洞的实力、地位、声望都较之几年前又有长足发展，而“新政”又必须依仗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集团势力，方有实际推行之可能，这已为中外、朝野所公认。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不再拒绝入参军机，名正言顺地进入清末权力中枢。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奕劻参劾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机企图推翻戊戌成案，“归政”光绪。瞿因此获咎，谴归故里，协办大学士空缺。五月十一日，张之洞补协办大学土。六月十四日，授大学士。七月二十七，补授军机大臣。八月初三日，张之洞离开他惨淡经营十数年的荆楚大地，入京履新。　　张之洞以步入“古稀”之年，登上朝廷权臣极峰之位，心情可渭一言难尽。其中既有对慈禧的知遇感恩之情，又有“受命于危难之间”，挽大厦将倾，拯神州陆沉的暮年壮心，然而更多的却是对于“君臣未世自乖离”的深切焦虑，“忧时感事乃十倍于平日也”①。此外，对于权力中枢内部微妙关系的处置，之洞也不无隐忧，“大臣不和之事时有所闻，其机实起于细微，而其害驯至于倾轧”②。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心绪困扰之下，张之洞为挽救一个腐朽的王朝、一种衰败的制度而耗干自己的全部心血。　　出于对时局和社会心理状况的分析，张之洞一向认为“化除满汉畛域”是推行“新政”的首要内容，不如此便难以抵制民间日益高涨的“革命排满”思想，无法平息积怨二百余年的民族矛盾，也不利于调动汉族地主阶级的庞大力量来拱卫统治秩序。还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元月，张之洞完成在京纂修学堂章程之命，返回湖广总督任前陛辞请训，便已“力请化去满汉畛域，以彰圣德、遏乱端”①，但慈禧以“朝廷本无畛域之见，乃无知妄加揣测耳”，将其驳回。此次张之洞以大学士、军机大臣身份再次犯颜直谏：“欲御外侮，先靖内乱，探源扼要，唯有请颁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②鉴于国内实际早已存在、且日益严重的革命排满危机，慈禧这次不得不采纳之洞的建策，于八月初二日发布上谕，一方面继续自我美化，声言开国以来对“满汉臣民，从无歧视”，指责民众“犹存戒心，自相纷扰”，另一方面不得不从事实上承认“满汉畛域”的存在，“究宜如何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③此后，清廷也确实作出种种姿态，如取消满汉异法，允许满汉通婚等，以图化解尖锐的民族矛盾。　　但是，清末满清贵族集团早已失去其先辈开拓、进取的博大胸襟和气度，而随着其统治秩序的江河日下，他们囿于极端狭隘的集团私利的民族猜忌心理，更发展到病态的程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慈禧几乎同时死去。年仅三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即位，是为宣统皇帝。其父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皇室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载沣自统禁卫军，代行大元帅职，其弟载涛、载洵分充训练禁卫军大臣和筹备海军大臣。对于“少年贵胄骤起以操持大事”，张之洞出于公心，“固争以为不可”①，并因此与载沣等发生激烈争论，终因“孤掌难鸣，不得已而萌退志，告病数月，竟至不起矣。②”　　张之洞入廷枢后的另一重要举动，是谏阻诛戮袁世凯。　　载沣、铁良、良弼等满贵集团加紧集权，目标首先针对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袁世凯提出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坚决反对，另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于中央”，借以削弱袁的势力。双方“舌剑唇枪，互不相下”，以至时人担忧，“恐酿大政变”③。后经慈禧决定，否决责任内阁之议，仍设军机处，并于公布各部新官制时，宣布各部尚书“满汉平等”，而实际上却是满族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④，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死去，袁世凯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对此袁世凯早有预见：“朝中公正老臣都已谢世，朝政尽入贵胄之手，弟此次得跻高位者，赖有太后之宠眷耳。然而慈宫春秋已迈，犹如风中之烛，一旦冰山崩，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⑤袁世凯于戊戌年间出卖光绪帝，素为帝系贵胄所切齿。而光绪之死，又盛传系袁世凯毒害所致，所以光绪之弟载沣摄政，大权在手，便一心为其兄复仇，必诛袁而后快。对于宫廷内部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张之洞了然于胸。虽然袁、张之间也有隔阂，但毕竟二人同人军机，在革除朝弊、推行“新政”方面颇多共同语言，而且又因同为廷枢汉官，而受到满族亲贵集团的疑忌，因此二人又有同病相怜之感，彼此援引，“深相结纳”①。　　慈禧临终之前，安排后事，由溥仪继帝位，其父载沣摄政，征求袁世凯的意见，袁“一力赞成”②。并派其子袁克定密告英国公使朱尔典，朱称“目前似无较此为佳的安排”。袁又将此话转告载沣，企图借列强之势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含有希望载沣念其拥戴之功，抛弃夙怨之意。但是，载沣并不买帐。他摄政不久，即以袁世凯瞒着自己与美国谈判互派大使为口实，密谋杀袁。满贵集团极力怂恿：“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③载沣又征求奕劻、张之洞的意见，奕劻表示反对，张之洞也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他的想法是：“主上冲龄践祚，而皇太后启生杀黜陟之渐，朝廷有诛戮大臣之名，此端一开，为患不细。吾非为袁计，为朝局计也。”④载沣认为此言有理，便于宣统元年（1909年）元月二十一日发布上谕，称袁“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①袁世凯虽对此恨得牙根发痒，但也只得忍气吞声，作韬晦计，返回故乡河南，以图东山再起。　　张之洞谏阻诛戮袁世凯，本意是缓和权力核心内的满汉矛盾，避免祸起萧墙。然而此举并未能挽回清王朝的颓势，却使袁世凯日后复出窃国成为可能，这又是之洞所始料未及的。　　①胡编《年谱》卷六。　　②胡编《年谱》卷六。　　①胡编《年谱》卷五。　　②胡编《年谱》卷五。　　③《东方杂志》1907年第8期，上谕。　　①胡编《年谱》卷六。　　②《张文翼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③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第38页，1947年刊本。　　④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⑤《与兄世勋书》，《袁世凯家书》第42—43页。　　①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　　②沈祖宪等编纂：《容庵弟子记》卷四。　　③载涛：《载沣和袁世凯的矛盾》，《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24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④胡编《年谱》卷六。　　①金毓黻编：《宣统政纪》，辽海书社1934年版。　第四节　国运尽，老臣逝　　张之洞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忧患国事日非的悲凉心境中度过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之洞由湖广任奉召人京厘定学堂章程。此时离他于光绪十年（1884年）离京赴任两广总督，已近二十载。重返京师，但见“老辈凋零，风雅歇绝，守旧者率鄙陋闭塞，言新者又多后进践躁之流，可与言者殆少。感愤之余，屡屡形诸吟咏。”②他邀约宾客往观慈仁寺双松，归来感叹：“遗此区区老秃树，岂足增壮帝京色。”远足西山，那秀媚的名胜佳境仍不足排遣他胸中的郁闷：“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之洞以体仁阁大学士身份入军机，“天下喁喁望治”，然而此时朝政腐败已达极点，满贵集团挂羊头卖狗肉，借“新政”之名，行专权之实。慈禧死后，载沣摄政，更是变本加厉，加紧排斥异己，集权于皇室。之洞“入此非驴非马之政府，且时相龁，遂致一无展布，名实俱损。”①载沣等人虽然对张之洞不象对袁世凯那样，必欲除之而后快，表面上仍以“顾命重臣”待之，优礼有加，但实际上往往并不采纳他的政见。　　宣统元年（1909年）元月，陕甘总督升允奏陈反对立宪之意，自请开缺。张之洞以为其言虽不恰当，但在满员中究属正派一流，因而不可允其辞呈。可是，庆亲王奕励素与升允有隙，乘机进言载沣，使允其所请。之洞得知此事，“意颇抑郁”。与此同时，给事中高润生参劾津浦铁路总办道员李德顺、督办大臣吕海衰营私舞弊，载沣准备以满员取代之。张之洞正为亲贵联翩进用而”忧形于色”，当即表示反对：“舆请不属，必激变”。载沣竟然蛮横地称“有兵在”，准备动用武力压制民心。之洞“退而叹曰：‘不意闻亡国之言。’咯血而出。”②几十年仕途鞍马劳顿，之洞垂垂老矣。严重的肝疾，更令他痛苦不堪。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以后，终至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一日，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张之洞以一片赤心，试图最后规劝载沣，明瞭亡国危机迫在眉睫，促其幡然醒悟，以振朝纲：　　王至谓公曰“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公曰：“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王出，陈师傅（陈宝琛——引注）入，问曰：“监国之意若何？”公无他言，第叹曰：“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①之洞明白自己的生命已到最后时刻。他告诫护持病榻前的子孙，“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又令诵读遗折：　　“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所有因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然日见其多。”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亥刻，张之洞逝世，终年七十二岁。二十三日，上谕加恩予谥文襄，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翌年，灵柩归葬故乡南皮。　　②许编《年谱》卷八。　　③许编《年谱》卷八。另许同莘称：“抱负感触，更非前度刘郎之此”。刘郎，指唐人刘禹锡。其诗《再游玄都观绝句》云：“仲桃道士旧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表达了一种不屈不挠，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情绪。而之洞此时却以“衰翁”自况，故“更非前度刘郎之比”。　　①叶慕绰：《遐庵遗稿》，《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　　②许编《年谱》卷十。　　①许编《年谱》卷十。　第五节　著述遗世　　张之洞以“儒臣”名世，以“有学”自负，终其一生，不仅励精图治，政绩斐然，而且亲治文书，勤于笔耕。他生前己有多种论著刊行，辞世后，其家人、门生及学者一再编辑遗作，出版文集。著述勤奋，兼之刊印及时，使张之洞以近五百万言垂世，成为晚清名臣中留下文字较多的一位。　　张之洞生前出版的著作，影响较大者是《书目答问》、《輶轩语》、《劝学篇），此外还有《张香涛学使学究语》、《广雅碎金》、《广雅堂诗集》等。　　《书目答问》（不分卷），完成于光绪元年（1875）四川学政任上，光绪二年（1876）初刻本即广为流行。光绪三年（1877）重加勘定，在京师为诸生授读。光绪五年（1879）贵阳王秉恩刊刻本增补二百多处，为较善之本。《书目答问》究竟是张之洞自撰还是由目录学家缪荃孙（1844—1919）执笔，素有争议。民初学者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范在跋中称：“张氏《书目答问》，出缪筱珊先生手，见《艺风堂自订年谱》”①柳诒徵为《书目答问补正》作序，亦称：“文襄之书，故缪艺风帅代撰”②。这类说法的根据是缪荃孙本人，他在《艺风老人年谱》中说：“光绪元年，年三十二，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命撰《书目答问》四卷。”但缪氏《丰岩厂所见书目序》却别有讲论：“同治甲戊，南皮师相督四川学，有《书目答问》之编。荃孙时馆吴勤惠公（棠）督署，随同助理。”若依此说.则张为《书目答问）著者，缪为协助者。　　《輶轩语》（一卷），光绪元年（1875）著于四川学政任上，翌年刊行，光绪十四年（1888）山西解州书院刻《存诸已斋格言丛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汇印光绪中沔阳庐氏刻《慎始基斋丛书》本。　　《张香涛学使学究语》（一卷），蒋德钧辑，光绪中湘乡蒋氏龙安群署刻《求实斋丛书》本。　　《广雅碎全》（四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桐庐袁昶刻《渐西村舍汇刊》本。　　《劝学篇》（二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书成，三月有两湖书院刊本，五月有桐庐袁昶于芜湖刻《渐西村舍汇刊》本。又有同年两湖书院石印本、桂垣书局刊本、中江书院重刊本、黄州河东书院刊本、汉川诒谷堂重刊本及各省重刊本，估计总印数不下二百万册，一时风行海内。美国人渥特勃内基（SamuelWoodbridge）将其译为英文，以《中国的唯一希望》China’sonlvHope；AnAppealbytheGreatestVictoryChangChintung）作题，于1900年在纽约出版。法国传教士热罗姆·托巴尔将《劝学篇》译为法文，在《汉字杂志》第二十六期发表。《劝学篇》为张之洞手撰无疑，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称，张于戊戌（1898）初，夜以继日著作《劝学篇》，“日撰一首，率以灯下为之，黎明而就，次日复改，易稿至于六、七。”但时人又有黄绍箕、杨锐曾襄助张之洞写作《劝学篇》之说。黄绍箕（1854—1908）是张之洞挚友黄体芳之子、三兄张之渊的女婿，又是张之洞的门生，1898年授翰林院侍读学士，戊戌变法前后与张之洞接触频繁，《劝学篇》即由其进呈皇上。杨锐（1857—1898）是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的得意门生，以后长期追随张之洞，张设两湖书院，“以锐为史学分校，之洞关于学术文章，皆资取焉。”①1898年张之洞荐杨应经济特科，又以陈宝箴荐，杨充军机章京，参与新政，继续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张爱其谨密，甚相亲信”②，“张于京师消息，一切借君（指杨锐——引者），有所考查，皆托于君。”③杨锐在京期间（也即张在武昌著《劝学篇》前后），每日必以一二密札驰递张之洞，宫闱密事、朝政动态，官吏黜吵，无不一一详告。故称黄绍箕、杨锐曾参与《劝学篇》写作过程，诚有可能，然未获直接证据。　　《广雅堂诗集》（四卷），纪钜维编校，光绪间顺德龙凤镳刊刻。卷一收《连珠诗》等三十题，卷二收《海水》等三十四题，卷三收《过华山》等五十二题，卷四收《咏史》等四十题。　　张之洞作古以后，编辑其遗作出文集者颇多。最先问世的是宣统二年（1910）刊印的《张文襄公诗集》，端方作序，卷一收古今体诗一百三十首，卷二收古今体诗一百零四首，卷三收古今体诗八十九首，卷四收古今体诗一百六十九首，词一阕。　　张之洞亲属南皮张氏刻印《广雅堂四种》（十五卷）。　　其中《广雅堂散体文》（二卷）《附录》（一卷），民国七年（1918）刊本；《广雅堂骈体文》（二卷）《补遗》（一卷），民国十年（1921）刊本；《广雅杂著》（四卷），为早年潜研经学时所缀辑，民国十一年（1922）刊本；《广雅堂论金石札》（五卷），为晚年治金石学之作，民国十一年刊本。　　张之洞的十三子张仁蠡辑印《先文襄公传家遗墨》，收张之洞与家人偶书小幅十九纸。后北平琉璃厂荣宝斋、北平琉璃厂清秘阁、通县鼓楼新生工艺社以“专己守残斋”名义将此印行，名曰《张文襄公传家遗墨》，湖北省图书馆有藏。　　由张之洞门人或学者所编各类集子，有民国七年（1918）刊印的许同莘编《张文襄公电稿》（三十二册，六十六卷），陈宝琛题签，辑录张之洞自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至光绪三十三年（1906）八月的电稿及对方电稿约五千余件。仅此一端，足见张氏政事之勤。　　民国九年（1920）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函稿》（二册），卷一，十九首；卷二，二十九首；卷三，三十九首；卷四，二十六首；卷五，三十八首；卷六，十八首；续编，三十一首。共二百封信函。同年，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公牍稿》（十五册），陈宝琛题签，汇集张之洞光绪八年（1882）二月迄光绪三十三年（1906）八月的咨札、批读、谕示。同年，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奏稿）（二十六册，五十卷），陈宝琛题签。收录张之洞自光绪五年（1879）四月至宣统元年（1909）八月的奏折共六百十九篇，《附录》（四卷）七十八篇。　　（张文襄公论书语），赵尊狱辑，全书仅八页，收张之洞答张佩纶书若干则，均论书法及时文。　　旁搜远绍张之洞各类著作的集成性文本，有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书》，民国八年至十年（1919—1921）出版；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斋1920年出版，1928年再版，台北1963年重印。中国书店1990年10日海王邨古籍丛刊以文华斋本为底本缩印《张文襄公全集》。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书》，奏议五十卷，公牍二十八卷，电牍六十六卷，书札六卷，骈体文二卷，散体文二卷，杂著四卷，金石文四卷，共一百六十二卷，为张氏全集奠定了基础。　　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是目前行世的较完备的张之洞文集，奏议七十二卷，自光绪五年四月初十日《遵旨妥议折》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谢赏加太子保衔并用此缰折》，共七百三十三件；电奏十三卷，自光绪十年闰五月三十日《致总署》至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四日《致军机处》，共四百二十九件；公牍三十六卷，自光绪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札藩司通饬永远裁禁陋规》至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手谕停止兴修示》，共八百八十一件；电牍八十卷，自光绪十年六月初七日《致总署》至宣统元年六月二十日《致武昌高等学台存古学堂纪监督》，共六千件（含对方电牍）；劝学篇二卷；輶轩语二卷；书目答问四卷；读经札记二卷；古文二卷，收古文十八篇，附录二篇，存目阙文三篇；骈文二卷，收骈文二十一篇，存目阙文四篇；诗集四卷，收诗四百六十一首；弟子记①一卷，一百二十条；书札八卷，三百二十七件；家书一卷，十三件。全集二百二十九卷，另有卷首上、下，辑关于张之洞丧事的上谕、谕祭文、谕葬碑文、奏折、墓志铭，以及《清史稿·张之洞列传》、《大清畿辅先哲传·张文襄公传》等。　　湖北人民出版社目前正以1928年北平文华斋《张文襄公全集》为底本，广为辑佚张之洞未刊奏折、试卷、书札、诗文、联语、著作、手迹、图片等，并收录“抄本张之洞督楚公牍”等件，编辑整理《张之洞全集》，分奏议（含文华斋本奏议七十二卷、电奏十三卷及未刊奏议），公牍（含文华斋本公牍三十六卷、电牍八十卷及张之洞督楚公牍、辑佚公牍），书信（含文华斋本书札八卷、家书一卷及辑佚），论著（劝学篇、輶轩语、书目答问、读经札记、古文二卷及辑佚，骈文二卷及辑佚、诗集四卷及辑佚、弟子记），手迹（含书法、题字，多为辑佚）。该全集预计1995年出齐。　　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曾倡“劝刻书说”，以为“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近人刊刻、辑佚张氏文集，正是此类传先启后、利济积善之盛事，也足见张氏遗文映现着一个时代的影象而为后人所珍视。　　①《书目答问补正》第3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书目答问补正》第2页。　　①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55页，中华书局1960年12月版。　　②③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杨锐传》。　　①《抱冰堂弟子记》，以张之洞弟子名义撰，实为张氏自述。　●思想篇——开新兴卫道二重变奏　　第一章　儒臣能吏——张之洞的政治风格　　张之洞素以“懦臣”著称。有人曾问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辜回答道：　　“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①张之洞本人，也向以“儒臣”自居。他对此多有解说：“所谓儒者，宗法圣贤，博通古今，以之为吏，谁曰不宜？”①“弟儒家者流”②，“余性鲁钝，不足以窥圣人之大道，学术惟舆（与）儒近。儒之为道也，平实而绌于势，恳至而后于机，用中而无独至，条理明而不省事，志远而不为身谋，博爱而不伤，守正而无权，……余当官为政，一以儒术施之。”③之洞不仅以儒道为自己行事宗旨，而且希望儿孙辈也以此安身立命。他以二十字叙子孙辈行，曰：“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④如果说依循儒家重教化、兴仁政、尚中庸之传统是张之洞政治风格的突出一面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张之洞又是中国官僚政治养育出来的“经世致用”的”能吏”，他于晚清国势衰微、官风疲沓、各种政治力量盘根错节的波谲云诡之中，由学政而巡抚，由巡抚而总督，最后人参军机，位极人臣，不仅官运亨达，耀人眼目，而且确实成就了一番事业，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给一片暗淡的晚清政局，增添了些许亮色。正因为如此，不仅慈禧太后屡屡对他格外青睐，而且日本明治维新的枢要人物伊藤博文来华，也于总理衙门内声言：“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⑤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是张之洞政治风格的显著特征。　　《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②《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致袁慰亭。　　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傅鲁堂诗集序。　　④许编《年谱》卷一。　　⑤许编《年谱》卷七。　第一节“任人者治，任法者乱”　　“儒臣”的精要处，在于奉儒教为施政圭臬。张之洞便是儒家“仁政一人治”学说的力行者。　　懦家政治学说以“仁政”为标帜。“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①所谓“仁政”，不过是统治者出于完善自身德性而施之于民众的一种蕴含仁爱的开明政治，反转过来，它又可以巩固统治者自身的地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②孟子更将仁政的君王本位内涵阐述尽致，他把王者的“施”与“不施”作为“仁政”成立与否的关键：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守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③所以，以懦学为理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又可以“人治”二字加以概括。明君贤相秉政则神州安宁，海晏河清；昏君佞臣当道则天下离乱，民不聊生。从“人治”着眼，儒家政治学说认为治国安邦的首务不在法家所主张的“宣法明制”.而在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①。如果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其身正，不令而行”，否则，“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②。　　先秦时期，儒家的“人治”学说与法家的“法治”学说曾进行过热烈的论战。儒学重要传人荀子并不否认法的作用，但他以为法的实际效果完全取决于立法、执法者品行、才识之忧劣，故而“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③秦统一中国，秦始皇严刑峻法，将法家学说阴惨刻毒的一面发展到极端，结果二世而亡。汉初经过短暂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之后，从武帝开始，儒学独尊地位渐次形成。从此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干，而“人治”政治思想，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圭臬。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治国之才的道德、学识要求，选拔途径、标准以及“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多有精辟论述。　　东汉思想家荀悦总结出“任贤除十难”，揭示妨害仁政人治的各种表现：　　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日不知；二日不进；三日不任；四曰不终；五日以小怨弃大德；六日以小过黜大功：七日以小失掩大美；八日以讦奸伤忠正；九日以邪说乱正度：十日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唐太宗李世民则正面肯定了“得人”（得有德有学之人）是为政的要领所在：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宋代名臣包拯强调了“用人”的重要，以及“用人之道”的要旨：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进用，则必有成效。③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出选拔人才不应限于科举，而应多方罗掘：　　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取士之方，不恃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涂，未有不弊者也。①张之洞对于儒学“人治”学说笃信不疑，并大体汲纳了上述思想的精神，且加以力行。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二十六岁的张之洞以复试一等第一名参加殿试。就在这决定科场命运的关键时刻，他直抒胸臆，在殿试对策中指陈时政之弊，并依据儒家“人治”思想，作出“任人者治，任法者乱”的理论论证。他批评“今日人材之乏，资格太拘、科目太隘致之也”，建议“多其途，优其用，严其限，重其不举之罚”，以利人才”奋迅鳞集京师”，然后，“陛下欲综核名实，则何不试其言之效不效，以为用不用之权衡哉”。其论与顾炎武异曲同工。　　关于“任人”与“任法”的优劣，张之洞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先王用刑，临事酌断，不豫设详细条目’。其理由是。“若纤悉毕载刑书，布之民间，则奸民必有挺身扦法、避就、告讦诸弊，蠹吏亦有舞文鬻狱之弊。”正因为如此，“晋铸刑鼎，仲尼非之”，“而赵鞅荀寅弃被庐之法，铸范宣之刑书，则失中又失矣。”他总结道：　　随时酌断，岂得无弊，但任人之弊，弊在宫；任法之弊，弊在吏。任人之弊在国家，任法之弊在奸民，两害相形取其轻，不如任人也。②立足于“人治”优于“法治”，“任人”优于“任法”的基本认识，张之洞宦海一生，不论为学政，任督抚，放外任，作京官，自始至终注意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任用，他把这称为“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①。“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②惜才、“得人”，更成为他奏议、电牍、公文、信札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语汇。　　张之洞认为，“筹饷事理，尤在度支得人”。③“今为之计，惟有大举储粮平祟一策”，“要之此事，止在得人”④。两广总督任上，为开发海南，之洞强调，“必破格而后可言得人，必得人而后可言辟土”⑤。在各类奏稿中，张之洞一再申述“得人”的重要：“边防实效全在得人”，“得其人则皆胜算也，不得其人则尽空文也。”⑥“各属兴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⑦总之，“凡百政事，皆须得人。”⑧张之洞还总结出“得人之道”有七：　　一日至诚。责大臣以荐举，不荐不止。广条目以求才，不得不休；二日秉公。务采物望，务拔幽滞，黜尸素，禁滥芋。不以喜怒为爱憎，不以异同为去取；三日虚心。不患下无才，但患上不求。朝廷以枢臣为耳目，枢臣当以公论为耳目。宜储之于夹袋，不可取办于临时；四日破格。勿计年资，勿泥成例。奇杰之才不拘文武，艰钜之任不限疏戚；五日器使。足食足兵，量能授任，南船北马，各用所长。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遣；六日节取。边才每多偏駮，健将每涉不羁。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二弃干城，或取其技能.或采其议论；七日造就。有边事始有边才，颇牧卫霍，非本天生，皆有习练。疆圉孔棘之秋，正磨厉人才之具。①根据不同需要，不拘一格地及时延访、选拔、推荐人才，是张之洞的一贯作法。　　同治年间，他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在选拔科举人才时，他“所录专看根祗性情才识，不拘于文字格式，其不合场规文律而取录者极多”②。“平日衡文不举一格，凡有一艺之长，无不甄录，而尤注重于经史根抵之学。”③近代史上颇著声名的袁昶、许景澄、孙诒让、杨锐、宋育仁等，均为之洞所提携登进。　　抚晋期间，为改变“三晋表里山河，风气未开”的闭塞局面，他亲撰《延防洋务人才启》，“分咨各省”，“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①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他上《胪举贤才折》，荐举京秩十四人，外官二十九人，八旗大臣六人，武职十人。一次荐举五十九人之众，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之举，“疏人，枢垣惊诧”②。另外，他还极力促成隐居故里的理财行家阎敬铭复职，出任户部尚书，以堪国用。总督两广，他于中法战争的胜负关键之机，慧眼识才，毅然启用已近古稀之年的老将冯子材，又多方回护抗法众将、“且有治众之才”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人事条件。另外，他“密陈于荫霖才堪大用”，“为粤省第一贤员”③；请调“清操卓绝，才力强毅而又能权宜因应”的山西按察使河东道黄照临来粤差委；挽留“端法公明，刚柔得中，专务力行，周悉民隐”的广州知府萧韶；特别是奏请将“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员”的候选知府蔡锡勇留粤补用，都可谓知人善任的例证。　　移节两湖及暂署两江期间，之洞更是广为延揽各方名士,“以广大风雅之度，尽量招纳，以书院学堂为收容之根据，以诗文讲学为名流之冠冕。其时有罢误失意之朝士，在两广则延揽朱一新等，在两湖延揽吴兆泰、梁鼎芬、蒯光典等。又有告假出京之朝土在两湖，如周树模、周锡恩、屠寄、杨锐、郑孝胥、黄绍箕、沈曾植、曹光弼、杨承禧等。”①学通中西的“怪才”辜鸿铭（1856—1928），也被张之洞聘为幕僚，协办外交，“粤鄂相随二十余年”②。辜鸿铭十四岁即赴欧游学，十一年间辗转英、法诸国，学习文学、法学、政治学、哲学，精通英、法、德、希腊、拉丁等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头衔。可惜汉文却十分生疏。他本人回忆道：　　我在张公幕府中，遍请那些翰林、进士老先生们教我汉文。他们的回答都是这一句话：“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经传。”我没有办法，购买了一本官话指南。那本书是日本人写的，书中搜集了中国官话，译成英文。我便把那本书作为汉文读本。苦恼的是不会查中国字典，遇到生字，还是没办法。事为张制军所知，他对我说：“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下者，吾未尝无海也。’他们不是不肯教你，是因为你无礼貌。师道严肃，未可唐突。”……从第二天起，张制军便亲自教我读《论语》，查字典。③张之洞于两湖任内大办洋务，盛极一时，对于洋务人才，更是予以格外优礼。他奏调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建寅（1845—1901）督办保安火药局。徐因试制无烟火药失事，以身殉职，张之洞痛惜“失此臂助，更惜中国少此人才”，请“敕部照军营阵亡之例，从优议”。①他还建议委任程仪洛、潘学祖二人共同主持上海制造局，并向同僚担保，“两人相济，各尽其长，如此而沪局仍无实际起色，则鄙人甘受妄言之咎可也。”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张之洞向朝廷推荐使才，列名者有外交家黄遵宪、钱恂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十二月，他两次保荐经济特科人才，列名者有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教育家姚晋圻、考古及文字学家罗振玉、地理学家邹代钧、经学家孙诒让等。在张之洞屡次保荐人才的奏折中，推举者还有伍廷芳、缪荃孙、汤寿潜、劳乃宣、徐世昌等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张之洞对于青年俊杰，尤其奖掖有加，寄予厚望。他督学四川，将高才生杨锐、范溶、毛席丰“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研经学”③。后来，杨锐因参与维新变法，身陷囹圄，之洞极力营救，终未得免，为之痛惜不己。对于才华出众，英年早逝的鄂籍经义治事学舍学生贺人驹、陈作辅、付廷浩、范昌棣，之洞感念怆怀，不能己己，乃合光禄王君咏工部八哀七歌之体，作‘四生哀’以存其名”④。张之洞爱才心切，思贤若渴，对于那些确有才能的青年学生，即使其政见与己不合，甚至有的还参加革命派组织，他也往往加以回护。“田吴炤、卢静远、吴禄贞诸人游学日本，初闻其议论激烈，商之日本，欲除学籍。及毕业归国，乃深器之，吴炤以经济特科荐，静远置诸幕下，禄贞且骎骎大用”①。吴禄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参加湖北新军，次年进湖北武备学堂学习。张之洞选派学堂的二十名高材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吴为其中之一。他在日本加入兴中会，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回国，领导自立军在安徽大通的起义，失败后复去日本留学。张之洞知道这一切。并没有严加追究，反而于吴学成归国后，委任为将弁学堂总教习、护军总教习等重要职务。后又推荐他担任陆军部练兵处骑兵监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吴禄贞出任延吉边务邦办，力证延吉自古为中国领土，挫败日本侵吞阴谋。其时朝中有人对吴禄贞恶意中伤，张之洞“实调护之。己酉（1909年—引者注）春，相见于都门，与南皮痛言时政，皆唏嘘不置。南皮曰：二三子皆雄才，幸少敛锋锷。”②张之洞信“人治”，重“得人”，一生中确实擢拔、任用了不少优秀人才，但也有看错人，用错人的时候。前面提到他于山西巡抚任内一次荐举五十九人，赫然名列榜首者，是他深引以为同道的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之洞称张佩纶“内政外事皆所优为，论其志节才略，实为当代人才第一”③。但正是这个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麻痹轻敌于前，临阵脱逃于后，空言误国，致使马江惨败，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张佩纶原与李鸿章形同水火。马江一役得咎，革职充军，期满返京，无所归依，竟投附李鸿章门下为其幕僚，还人赘做了李的女婿。不惟志大才疏，而且气节人品，亦为世所诟。又如周锡恩，湖北罗田人，“之洞督鄂学所赏拔，为得意门生”。后点翰林。之洞重其才，“游宴必延锡恩为上客。”之洞五十五岁寿辰，周锡思撰文寿之洞，“典丽矞皇，渊渊乎汉魏寓骈于散之至文也”。之洞大为激赏，“名辈来，之洞必引观此屏。”后经机要文案赵凤昌看出此寿文竟大半抄袭龚自珍所作《阮元年谱》序，之洞核实，默然长吁曰：“周伯晋（锡恩字伯晋——引者注）欺我不读书，我广为延誉，使天下学人同观此文者，皆讥我不读书，伯晋负我矣，文人无行奈何，非赵竹君（凤昌字竹君——引者注），尚在五里雾中。”①自是日与周远，几至不见。　　张之洞虽然终生注重“得人之道”，并为此多耗心力，然而他做封疆大吏、做中枢要员，其幕府、其麾下却并未聚集多少人才，除办交涉的辜鸿铭、主经济的蔡锡勇尚可称道外，余皆默默无闻，若与曾国藩幕府、麾下人才济济相比，则大见逊色。究其缘故，主要并不能归之于张之洞个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曾国藩属下人才之盛，张之洞却属下乏人，正表现了从咸丰、同治到光绪、宣统间，清王朝的国势及其对士人的吸引力，都在向下迅速滑落。曾国藩尚能聚集当日士大夫中的英才，武将如彭玉麟（1816—1890）、李续宾（1818—1858）、曾国荃（1824—1890）、刘长佑（1818—1887）、刘坤一（1830—1902），文士如郭嵩焘（1818—1891）、容闳（1828—1912）、薛福成（1838—1894）、徐寿（1818—18s4）、华衡芳（1833—1902）等等，皆一时之选，有的堪称历史人物。曾幕多才，是“同治中兴”的一种表征，说明其时汉族疆吏对士子精英尚有凝聚力；张幕乏人，不能招徕一时俊杰，这并非张氏缺乏魅力，也并非张氏无识人之明，乃是光、宣之际，知识界精英己别有追求，不愿受朝臣羁勒。以张之洞的眼力，何尝不识天下英雄，但天下英雄却纷纷与他分道扬镳，张之洞也莫奈其何。例如，张之洞曾企图将梁启超、章太炎、容闳、黄遵宪等一代人杰引人幕中，但与这些人一经接触，或彼此政见相左，或相互意气不投，主客间顿失和谐，甚至反目成仇。即使进入张幕之人，也并非对他依顺，而是各怀抱负，张之洞晚年曾感叹道：“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①，诚可浩叹！　　就追求“得人之道”的执著论，张之洞决不亚于曾国藩，而“得人”的实际情形却有天壤之别，这岂止是张氏个人的悲剧，它其实是报告了一种时代的消息：清朝未年朝廷已尽失人心，英杰离散。这应验了龚自珍早在嘉道之际所说的：清朝已进入“无才之世”。这里所谓“无才”，并非天下无才，而是朝廷无才——“京师”（指清王朝）失人，“山中”（指反判朝廷的民间）得人；“京师”如”鼠壤”，一触即溃，“山中”则“壁垒坚矣”；“京师”“寡助失亲”，“山中之民”则“一啸百吟”，“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②。如果说，龚自珍说这番话，带有预言性质，而对至清末，张之洞则实实在在地经历了这种人才背离而去的困境。这正预示着一个大变革时代的来临。　　①《论语·雍也》。　　②《论语·为政》。　　③《孟子·梁惠王上》。　　①《论语·宪问》。　　②《论语，子路》。　　③《荀子，君道》。　　①《申鉴·政体》。涵芬楼1936年影印本。　　②《贞观政要》卷七《崇懦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包拯集》卷一《天章阁对策》，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①《顾亭林诗文集》，《生员论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①《全集》，卷三十四，奏议三十四，《设立自强学堂片》。　　②《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全集》，卷二，奏议二，《详筹边计折》。　　④《全集》，卷一，奏议一，《灾象可忧储粮平粜折》。　　⑤《全集》，卷十八，奏议十八，《密陈琼防人才片》。　　⑥《全集》，卷二，奏议二。　　⑦《张文襄公牍稿》卷二○。　　⑧《全集》，卷四，奏议四，《整饬治理人才片》。　　①许编《年谱》卷一。　　③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　　②胡编《年谱》卷二。　　③《全集》，卷十八，奏议十八。　　①《世载堂杂忆》第81页。　　②《张文襄幕府纪闻》弁言。　　③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183—184页。　　①《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　　②《全集》，卷二百十七，书札四，致鹿滋轩。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　　①许编《年谱》卷七。　　②见谢炳朴辑《吴绶卿先生遗诗》所载程明超《题娱园遗诗》第四首自注。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　　①《世载堂杂忆》第63—64页。　　①《全集》，卷二百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见《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4—85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第二节“书生习气”　　张之洞与李鸿章之间久存芥蒂，时相攻讦。庚子年间，李鸿章受命与各国议和，张之洞“会同办理”。两人在议论《辛丑条约》若干条款时，意见相左。李鸿章挖苦张之洞：”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①之洞闻讯大怒：“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②双方演成意气之争，以致朝廷不得不出面调解：”彼此积疑负气，究于国事何补。……李鸿章身处其难，原多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刘坤一、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已”，申谕双方“同一竭忠谋国务，各互除意见，和衷经画，挽回气数，共济艰难。”③平心而论，李鸿章批评张之洞“书生习气”，并非妄言。”　　书生习气”确实伴随之洞的一生。“书生习气”，内涵丰富。清高、梗直、儒雅、迂腐、空疏……，都可视为其表现。当然，李鸿章以“书生习气”讽之洞。主要是取其不切实际，好作大言、空言的贬意立论。而“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④，之洞也确有这种品格，他曾自命“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⑤《清史稿·列传》称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这番评论应作两方面理解。一是说之洞性情耿介，敢于直抒己意，不事曲意阿谀；二是说其言意旨虽宏。然亦间有迂阔之弊。　　光绪三年至七年（1877—1881年）.张之洞以翰林院谏官身份入党“清流”，成为其中的一员健将，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王懿荣等相互引援，“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①，十分活跃，成为当时京师舆论一大中心。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以及重议庚辰午门案、裁抑阉宦权势等重大问题上，张之洞“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②，发挥了关键作用，赢得时誉。但是，不可否认，其时清流党人多无实际行政经验，不少建策虽然头头是道，但难以付诸实行，往往流入空谈。我们可以从之洞此时的奏疏中，信手拈来若干例证：　　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张之洞建议“责以义”，“折以约”，“怵以势”，以阻止沙俄侵吞我疆土。如不成功，则可考虑委西藏阿里地区以赐英，捐台湾以赐日，换取英、日两国出兵，夹击沙俄，解除西北边患。　　③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他提出与俄议约，松花江行船一条万不能允。如对方坚持，我可以两策钤制之。一是以行水利为辞，决松花江南岸数处，放水人乌苏里河之西淀泊，“江流渐浅而轮船自阻”；二是于江水浅处沉船坠石，或仿江南沙田之法，种植挂淤之物，数年后淤积洲成，以碍船行。④如果说这些建策还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书生迂见，那么下面一折《请劝俄主除去苛政片》，就更显得荒唐可笑了。　　光绪七年（1881年）闰七月，张之洞建议，乘俄主屡遭刺杀之机，发一国书，遣曾纪泽赴俄，“先道存问安慰之意，继申恤灾联好之谋”，“劝其除去苛政，务行宽大，轻刑薄赋，弭兵息争，亲睦四邻”。他还津津乐道：　　“尝考西洋风俗，邻邦公使常有排难解纷之事，堂堂中国岂可元此举动哉！夫不乘危，大信也；除邻国之虐政，息海外之兵，大仁也；中国能定俄国之乱，使地球上下万国无不赞服，大威也；长驾远驭之略；昭德怀远之径，实在于此。孔子云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正谓是也。”①当然，随着张之洞日后身膺疆吏重任，实际担负繁杂行政事务，其清流党人的空疏之习渐次消蚀，而务实品质却日见光大。其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他于两广总督任内，为解经费短绌的燃眉之急，竟然开“闱姓”赌，提取捐资，以敷政用。此举于败坏民风吏治、干扰国家选拔人才，为祸甚烈，之洞当然不会不知。如若发生于他人他省，依其清流气概，大概又该慷慨激昂地予以纠弹了。可是身陷捉襟见肘的窘迫之境，之洞迫于无奈，只得出此权宜之计，同时上奏辩白：“此时饷源无出，亦可藉纾目前之急”，“若非幸蒙圣恩得此巨款百余万聊济，目前粤事殆不堪设想。”②除了“敢为大言”，之洞身上的书生习气还有诸般体现。洁身清高是他一贯作风。他曾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