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①《全集》.卷九，奏议九，《敬陈海防情形折》。　　②《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潘祖荫。　　①张树声字振轩，彭玉麟字雪琴。　　②《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①《全集》，卷九，奏议九，《查复张树声参款片》。　　②《全集》，卷九，奏议九，《敬陈海防情形折》。　　③《全集》，卷三，奏议三，《海警日迫急筹战备折》。　　④《全集》，卷九，奏议九，《息借商款折》。　　①张佩纶：《涧于集》.丰润涧于草堂张氏刊本，1921。　　②《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第9页。　　①中国史学会编：《中法战争》第一册，第13页，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　　①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第二册。　　②四川总督丁宝桢奏折，见《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第12页。　　③《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九，第15页。　第二节“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纡筹决策”　　张之洞死后，清廷追谥“文襄”。晚清重臣中，谥“文襄”者，仅左宗棠、张之洞二人。左氏戎马一生，与太平军、捻军及西北回民军恶战多年，又进兵新疆，讨平阿古柏，获“文襄”谥，顺理成章。比照左氏，曾有人对之洞谥“文襄”表示疑问。之洞的门生罗献修在挽联中为恩师辩白：　　劝学堕仪征太傅，更有大焉，洵岭峤百世之师，颜欢寒士，长留广厦千间，惟惭后乐先忧，佛时谆勖为文正；易名媲湘阴爵侯，夫何疑者，概中外两军相见，威震远人，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纤筹决策，将略知非短武乡。①此联言之洞督粤事迹，上联举文教，下联赞武功。罗献修以为，以之洞在中法战中，尤其是谅山大捷的建树，足以与左宗棠媲美（左氏湖南湘阴人，罗氏挽联“湘阴”即指左氏），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功，不在诸葛武侯之下。这后半句，有溢美之嫌，但“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纤筹决策”数言，确乎不违史实，称其“甲胄有劳”、“因事有功”，实不为过，故谥“文襄”并非虚妄。纵观张之洞全人，武功非其擅长，但他在中法之战全过程中，却显示了过人的军事谋略。　　光绪九年（1883年），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对于南方战事即提出“守四境不如守四夷”的战略构想，主张出兵越南，支援越军及黑旗军，拒敌于国门之外，以夺取战争主动权。　　光绪十年（1884年）春夏，法舰队攻陷马尾，围困台湾，主战场由陆路转到海路，台湾海峡成为战争焦点。张之洞一面竭力援济守台刘铭传部，一面奏请朝廷”缓台唯有急越”，“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在海军实力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法军在海上周旋，并无成效，只有采用“围魏救赵”之略，方可扭转战局。“今日敌情事势，我不能追逐法虏以去鸡笼，法亦不能尽破我军而踞台地。惟有力争越南，攻所必救，庶不致率其丑类肆毒孤台，越圻渐恢，台围自解。”①这是颇有战略眼光的建策。　　之洞提出，在陆路，我军应分东、西两路，夹击法军。西路由唐景崧率景军入越，会同刘永福黑旗军及滇军岑毓英所部，于光绪十年（1884年）未攻击据守宣光法军，收复宣光、兴化、山西的大部地区，后又取得临洮大捷，击溃西线法军。在东路，张之洞起用老将冯子材及淮军将领王孝祺（？—1899）“出偏师助桂军，腾出兵力攻西路”②，入越作战。　　冯子材（1818—1903），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字南干，号萃亭。行伍出身，先后任广西、贵州提督。他曾奏劾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为徐所忌恨，后徐升任广西巡抚，泄私报复，冯子材郁愤称疾还乡。冯子材是有名的战将，之洞的前任张树声曾请他督办广东高、雷、钦、廉四府团练。之洞接任后，亦遣员传书并送饷银五万两，请冯出山。又于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二十一日致函冯子材：　　钦州民团，自得宏才指麾，谅已日形精整。鄙意拟请阁下速将团练密加部勒，营哨官分别派定，一遇事机紧迫，即将精健练勇酌带二三营，配给军火，取径疾趋袭彼广安、海防，广张声势，多设疑兵，以为牵制之计。冯子材素钦之洞，说：”南皮系巍科名统，乃能识我！越事已急，我允之矣。”　　②冯子材此时已近古稀之年。前曾有人建议李鸿章起用冯赴越作战，李鸿章以其年老力衰未允。张之洞却认为，”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东路法军集中万余重兵，大举进攻驻守谅山的广西巡抚潘鼎新（？—1888）所属桂军苏元春（1845—1908）部。潘鼎新畏敌如虎，望风披靡，不战而溃。之洞急令冯子材率军驰援，但不等冯军赶到，桂军已弃阵而逃。二月十三日，法军攻占谅山，兵锋直逼镇南关，形势危急，全线震动。潘鼎新自知罪责深重，竟诿罪于冯子材，谎称冯军“飞催不至”，致使苏元春部孤军奋战，才酿成谅山大败。之洞一时不察，十分恼怒，电斥冯子材，”何以上对朝廷，且亦何以对桂军”①。冯子材复电辩诬。经过查证，之洞方知潘鼎新的伎俩，他立即与彭玉麟合奏朝廷，“并非冯王不听调度，实由潘抚调度乖方，且陈其欺饰状”②。同时又电慰冯子材，劝其“以大局为重，万勿愤郁，将来破敌，终赖麾下。”　　法军兵临镇南关下。此时潘鼎新龟缩于龙州城内，不敢动弹。张之洞令冯子材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接替镇南关前线指挥权，许其相机行事，以免电函往返，贻误战机。三月，法舰侵扰广东北海（今属广西）。之洞一度意欲抽调冯军十营回防，但冯子材建议：“首先飞文出示钦廉，声言不日材亲率数十营即到，……虚张声势，以定人心。材仍稳扎长墙，整备以待。”③之洞接受建议，放弃了原计划。　　冯子材受命于危难之间。他令士卒于关前隘跨东西两岭筑长墙，掘深堑，布置炮位，严阵以待。冯子材亲率主力驻守夫前，又调苏元春、陈嘉两部防守侧后两翼，王孝祺部屯军于后，成犄角之势。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初七日.法军两千余人分三路直扑关前。两军激战终日，东西岭阵地几度易手。八日，法军凶焰更炽。最危急关头，冯子材谓诸将曰：“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他“以帕裹首，赤足草履，持矛大呼跃出”④，率其二子相荣、相华，冒死冲入敌阵，展开肉搏。诸军见状，士气大振，奋勇进击，击毙法军将领数十，歼敌千余，追出关外二十里。随后冯部乘胜进军，十二日败敌于巴坪，十三日攻克谅山。　　镇南关—谅山大捷，不仅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势，而且一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军队抵抗西方列强入侵屡战屡败的耻辱，大长中华民族志气。张之洞称“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以来，未有如此大胜者。”①确不为过。人们历来对老将冯子材此役之勇赞不绝口，但对于之洞“纤筹决策”之功，从启用良将、筹措军需直到作战方略的制订，却每每忽视，这是有欠公道的。唐景崧曾这样评论镇南关一役：　　是役也，朝廷威灵，将帅勋略，均应表暴，为千秋论世者之徵。……非南皮尚书豫筹冯、王协桂之师，则桂军势不能骤振。然则南皮实为功首也。诚哉斯言！　　①《中法战争》，第四册，第521页。　　②芝翁：《古春风楼琐记》。　　③《中法战争》第四册，第458页。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二，电牍一，（致龙州冯军门）。　　②《一士谈荟》第350页。　　③《全集》，卷一百二十三。　　④许编《年谱》卷三。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唐景崧《请缨日记》，《中法战争》第二册，第192页。　　①《一士谈荟》第346页。　　①《全集》，卷十，奏议十，《分遣广军规越折》。　　②《中法战争》第四册，第458页。　第三节　反对议和，加固两广边防　　镇南关—谅山大捷，给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而垮台。这正是中越方面驱逐法军出越南的大好时机。但是，清廷的软弱，断送了前线军民浴血奋战的胜利成果。　　中法战争全过程中，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外交接触从未中断。光绪十一年（1885年）以前，法军在陆、海各路均占据优势，因而谈判态度蛮横。英、美、德等国出于各自目的，也从中插手，压迫清政府就范。无奈法方条件过于苛刻，清廷实在难以接受，谈判陷于僵局。正当此时，前线传来镇南关—谅山大捷的消息。李鸿章认为“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①他向慈禧提出“乘胜收束”的主张，并以此为基本立场，重开谈判。为了使谈判能顺利进行，清政府下令：越南宣光以东战线，四月十五日停战，二十五日撤兵；宣光以西战线，四月二十五日停战，五月五日撤兵；台湾方面，四月十五日停战。　　上谕传至前线，军民群议沸腾。之洞于当天即致电总理衙门：“冯军刻必进攻北宁，大胜后方可言和”。第二天，他又致电慈禧：“款未定，万万不可撤兵。臣之洞谨昧死上陈，恳圣明熟思。”②与此同时，他与冯子材、王孝祺、苏元春等紧急磋商，希望冯、王两军抢在四月十五日停战日期以前，攻克军事重镇北宁。可惜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从中作梗，未能实现。朝廷亦知之洞及前线军民的不满情绪，惟恐他们的行动影响重开和谈，严令“防军如期停战，撤回边界……倘有违延，朝廷固必严惩。”③诸军不敢抗令，挥泪撤兵。之洞致电冯子材：“事权不一，洞能请之；需饷需械，洞能筹之。班师迫促尽弃前功，已得越疆仍还法虏。事机可惜，边患何穷！”①抱憾之情，溢于言表。之洞是反对议和的。他致电李鸿章：“去岁奉电传上谕：‘法人无理，已饬决故。嗣后如有以和议进者定即军法从事！’此次进和议者为谁？”②李鸿章毕竟心虚，把责任推给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查进和议者‘二赤’，我不过随同画诺而已。”当议和已成既成事实后，之洞只好寄希望于慎重订约，尽力维护主权，保护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成果。他电函李鸿章：“今议详约，万望力争，天下责望，惟在公也。”“画押宜慎，关系国家万年之计。”为此，他恳请朝廷将议约草案“发沿海沿边疆臣筹议”，但是，未被采纳。和约签字前夕，之洞在给左宗棠的电报里，倾诉衷肠：　　闻详约十条数日内即画押，无非利法害华之事。洞请发沿海、沿边疆民筹议，不报。洞前后电奏二十二次矣，三争撤兵，余争条约、地界、商务、刘军、义民；初则切责，后则不报。人微言轻，无术挽救。若再草草画押，后悔曷追！③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条约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中国应对“法国所办弭乱安抚各事。无所掣时”。西南边境对法开放通商，“中国与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中越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法军撤出台湾、澎湖。这样，法国虽然在战场上大败，但却在谈判桌上得到了它想得的权益，达到了其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目的。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战争如此结局，之洞“愤愤欲死”①。事已至此，他所能做的，只是在职权范围之内尽力维护已经得到的成果，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疆臣之职，一在用兵力以相慑制，一在结民心以固藩篱，一在考地理以资折辩。”②黑旗军在中法战争中功勋卓著，法军恨之入骨。而清廷方面虽有所借用，但归根到底仍视之为异已。《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第一款载明“倘有匪党在中国境内会合，意图往扰法国所保护之民者，亦由中国设法解散，”便是为加害刘永福及黑旗军埋下的伏笔。法国还以黑旗军的撤退、解散作为交还澎湖的条件。之洞对此了然于心。“法恶刘、总督恶刘、北洋恶刘、岑师恶刘。法恶之而甚畏之，故约以此为首。”③他的态度是，应从维护民族利益、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对待刘永福黑旗军，“推诚相待，善为拊循，勿以节殉为词而遽罢其兵，勿以部众细事而苛绳不已，庶几平日无嫌，缓急有用，则所以厉海内忠臣猛士之气，即所以绝敌国妄生窥测之心，于海防大势不无裨益。”④为此，他为如何安置黑旗军颇费心思。“留越法不许，屯滇岑不许，处粤边必生衅，处腹地必累刘，洞皆不敢允。”⑤考虑再三，“该提督惟有依鄙人左右为便，有军务时既便于任用，兼可娴习礼节，与官场各衙门熟习联络，为东将居东地，此久计也。”①他于省城东门外十五里之龙泉冈为其修筑营房以为驻扎之区。在《刘永福到粤折》中，之洞称刘“为人沈静骁鸷，知恩畏法，勇而有谋，深明洋战窾要，又肯讲求，后门枪炮是其所长；特生长边鄙，质地甚朴，听言易受人欺，吝惜财物，不忘人过，是其所短。至于不识文字，性情间有暴急之处，乃武将常情，无足为异。其治军纪律在越则甚疏，入关则甚整，是本有治众之才，但视其加意与否。”②当然，张之洞竭力护持刘永福黑旗军，也包含着用纲常伦理改造它，使其服务于清廷统治的深一层用心，但这样做毕竟保存了抗敌有功的良将名师，有益于国家民族。　　和约签订以后，“越全属法，边患无已”，“款局虽定，边防难撤”。之洞为加强两广边防，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防军布署。之洞认为，广西与越南接壤处，山崖纷歧，路路可通。边境重镇龙州，“视全桂腹地，东省上游。据有建领之势，实为两粤利害所关”。之洞将广西提督驻所由柳州移往龙州，以利控辖全局。又“镇南一关尤为中外铃辖，……关中之后，关之左右各路均须择要设防，而后气势不形单薄，不致有腹背受敌，时腋乘虚之虑”。以十二营专防镇南关中路，四营防东路，六营防西路，“路宽者筑台安炮，路窄者设卡开濠”③。　　加强通讯联络。派员勘设龙州至镇南关电线。又与云贵总督岑毓英会商，开通广西南宁至云南马白一线的电讯，沟通京、粤、桂、滇，以备战时之需。之洞表示：“此费云贵必不愿出，政府如果锐意防越，洞当筹之。”筹款购炮筑台。之洞奏请朝廷增加拨款，为镇南关、龙州、廉州、琼州前线防军购炮、筑台，并募专营驻守，以固边墙。勘立滇桂边界。为了防务的需要，之洞令部属对中越边界重加履勘，编考旧闻，“覆加研核，益得其详”①。得知法国“勘界多系武职，意在考究形势，审探路径，用意甚深”，之洞亦选派总兵侯勉忠等十一员随往勘界，”令其周历险要，审度筑台设戍处所，考究车行出入道路，藉资阅历，以备他日有事之用。”②①《全集》，卷十八，奏议十八，《辨认钦州老界绘图列证请旨饬办折》。　　②《全集》，卷十三，奏议十三，《派员随勘滇桂边界折》。　　①《中法兵事本末》.见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48页。　　②《全集》，卷七十四，电奏二。　　③《光绪朝东华录》十一年二月。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四，电牍三。　　②胡传剑：《盾墨留芬》卷八。　　③《中法战争》第四册，第504页。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四，电犊三。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电犊七，致东舆邓钦差李道台、王道台。　　③《全集》，卷一百二十四，电犊三。　　④《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刘永福到粤折》。　　⑤《全集》，卷一百二十五电犊四，《致龙州李护抚台。苏督办唐主政》。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五电牍四，《致南宁陈倅文垿刘提督永福》。　　②《全集》，奏议十四。　　③《全集》.卷十五，奏议十五，《筹议广西边防折》。　第四节　洋务事业“小试其端”　　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启示，又因晋省百业凋敝，振刷维艰的刺激，已经迈出了向洋务派转化的第一步。此后不久，他奉调离晋，所筹划的各种事业，未及付诸实施。到广东后，下船伊始，“即逢海警。内防外援，应接不暇，兵食兼筹，无一不难。”③待到战争结束，方才静下心来，着手治粤的各项举措。中法战争使张之洞直接接触到外部世界，战争的曲折艰难和令人愤懑的结局，更加速了他转向洋务派的进程。战争期间，之洞筹款购械，饱受捉襟见时、仰人鼻息之苦。他说：　　去年各省设防以来，所购军火不下数百万两，而良粗不齐，且损重费；甚至居奇抑勒，借口宣战，停运截留，种种为难，令人气沮；其运脚、保险、行用等费扣至四五成不等。仰人鼻息非长策。①查水陆各军，需用枪炮，概系购自外洋，不但耗蚀中国财用，漏卮难塞，且订购需时，运送遥远，办理诸多周折；设遇缓急，则洋埠禁售，敌船封口，更有无处可购，无处可运之虑。况所购之械，种式不一，精粗各别，弹码各异，仓卒尤易误事。详筹时势，必须设厂自铸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　　实践是修正认识的准绳。抚晋督粤的政务洗礼、兵燹磨难，逐渐褪去了之洞身上那清流党人动辄“援引经旨，侃侃谔谔”，放言高论，不免空疏的气味，而步曾、左、李之后尘，走上“求强”、“求富”的“洋务”之途。“天下事每惮于劳费而创始。故臣愿以粤省创之。”③张之洞决心在两广任上，一展宏图。对于之洞这一思想转变的枢纽，跟随之洞二十余年的幕僚辜鸿铭，揭示得明白：　　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保名教。张之洞在粤兴办洋务，要在以下数端：　　（一）建造军舰，筹治水师　　张之洞首先着手开办与国防、军事相关的事业。他认为：　　自强之本，以操权在我为先，以取用不穷为贵。夫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器械不利与空手同，不能及远与短兵同，史之良规也。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详，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兹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宜作卧薪尝胆之思，及今不图，更将何待？②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镇南关战役刚刚结束，之洞即令修复黄浦船坞，制造浅水兵轮。一年后竣工四艘，命名日广元、广亨、广利、广贞，分别为七十八马力，六十五马力。后又建造小型铁甲舰广已、广玉、广金，均为七百吨位，置炮八门。　　马尾、台湾战事，使之洞明瞭大治水师的重要意义。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十二日，之洞上《筹议大治水师事宜折》，提出建立北洋、南洋（浙江）、闽洋、粤洋四支舰队，以改变李鸿章办理海军多年，“仅就一隅创建，未合全局通筹”的状况。他意欲自掌粤洋水师，五年而大备，“自足以隐慑强敌，靖我环瀛”。这个宏大的计划终未实现，但到八十年代未，广东水师已拥有大小兵轮三十余艘，防卫内河的能力大为增强。　　（二）编练广胜军　　之洞在山西时，己萌生编练不同于绿营、勇营的新式武装力量之念，到广东后方见诸实行。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令记名总兵李先义募兵二千五百人，编成广胜军，摒弃旧式冷兵器，配置德制克虏伯行军炮及后膛快炮，采用新式训练方法，“一练卧枪，一练过山炮，一练掘造地营，一练安放火雷，一练修筑炮台，一练临敌散队，一练洋式火箭，一练安设行军电线，一练疾步逾壕越岭，一练夜战，一练坚守地营及浚濠筑墙一切工程”①。之洞十分重视这支武装，每月亲往校阅。他设想“总以近日实验为师，不以旧式之虚文为美，期于专备洋战，避短用长，务成劲旅，俟一军练有成效，再当推行诸营，以期次第改观。”①后来之洞在苏、鄂等地编练自强军和湖北新军，不少骨干，即来自广胜军。　　（三）创办军火工　　业光绪十二年（1887年），之洞于广州城北石井墟创设枪弹厂，厂区占地三十余亩，从上海泰来洋行购得机器，可造毛瑟、梯尼、士乃得、云者士得等四种炮弹，日产八千粒。后来，品种发展到六种，日产也提高到两万粒。之洞对此并不满足，认为因”经费所限，故仅得小试其端。”②次年七月，之洞又筹建枪炮厂。他致电驻德公使洪钧，询问制造新式连珠炮及克虏伯炮的机器价格。洪钧建议，“沪厂即能造小炮，似不值再设厂。”之洞复电：“沪造小炮未精，仍拟粤自设厂。”③他选定广州西北四十里的石门地方作为厂址，建厂费用，则向官弁绅商募集捐款八十余万两。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初六，之洞正式具奏，报告筹建枪炮厂情形。但是五天以后，清廷上谕，调之洞任湖广总督。向德订购的机器后移运至鄂，建成湖北枪炮厂。　　（四）开设水陆师学堂　　为培养不同于旧式将弁的新式军官和军工科技人才，之洞于光绪十三年于广州城南四十里长州地方，利用原“博学馆”舍址，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仿北洋水师堂和福州船政学堂章程，聘请外国教习，传授各门课程。水师学堂聘英人任教，分管轮、驾驶两堂，前者学轮机制造运用，后者学舰船驾驶攻战。陆师学堂聘德人任教，分马步、枪炮、营造三堂。水陆师学堂学生均分内学生、外学生和营学生三类。内学生从原博学馆学生通晓外语、算术者中选拔；外学生招收年十六以上，三十以下的文理初通者；营学生则选拔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进修近代军事知识。学习三年为期，期满后，对毕业生择优选派出国留学。为便于学生营演操练，学堂设有操场、帅台、演武厅、机器厂、铸铁厂。又调广东水师广甲兵轮一艘，专作水师学堂学生训练实习之用。之洞要求各堂学生每日清晨诵读”四书五经”，“以端其本”，然后再习各门专业课程。强调“中学为本”，注重专业实践能力，是张之洞办学的两大特征，广东水陆师学堂即开其端。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又于水陆师学堂内增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专科，每科招生三十名，延聘英人赫尔伯特等分任教习，培养洋务人才。　　（五）开办民用企业　　洋务运动以“求强”、”求富”为两大目的。“求富”的主要措施便是开办民用企业，发展民族资本以“与洋货相颉颃”。广东是对外通商最早的地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远较其他地区为甚。八十年代以前，这里没有一台新式织机，洋纱洋布充斥市场，传统棉纺织业日形萎缩。张之洞目睹于此，决心发展民族机器纺织业，他指出：“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置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①他派员调查广东中场洋布销售行情，得知原色扣布等六种最为畅销，便将布样及国产棉花样本寄驻英公使刘瑞芬，请他在英试织，并订购机器。　　前此，李鸿章于光绪八年（1882年）接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奏请“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①取得纺织专利权。为避免纠纷，之洞致电李鸿章，申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销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供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②李复电称：“光绪八年奏准在沪创织布局，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嗣因法事，郑观应经理不实，现甫从新整顿，集股无多，尚难大办。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③表示对广东纺织业的宽容。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所订英国织机运抵广东，此时之洞已移任湖广总督，经与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约1888）商议，将织机转运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官局。　　钢铁工业是近代产业的基础。为解决军工和民用对钢铁的需求，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之洞奏请于广东建设炼铁厂。其奏折云：　　窃以为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资于铁。两广地方产铁素多，而广东铁质尤良。前因洋铁充斥，有碍土铁。经臣迭次奏请，开除铁禁，暂免税厘，复奏免炉饷，请准任便煽铸，以轻成本而敌侵销。多方以图，无非欲收已失之利，还之于民。他致电驻英公使，请与英国谐塞德公司谈判订购高炉设备。英方提出：“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炼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配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此时之洞虽有发展民族工业以抵制洋货的良好愿望，亦不乏“愚公移山，有志竟成，此无可游移者也”②的坚定决心，但却不具备起码的专业知识，又不肯屈尊下问，竟然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作复。英方哭笑不得，便也不与之计较，“照英国所用酸法配成大炼钢炉（即贝色麻炉）两座，……另以碱法制小马丁炉媵之。”③这些设备后转运湖北汉阳铁厂，果然不甚合用，造成巨大浪费。　　清代货币，银、铜并行。因铸造技术的限制，铜钱制式粗陋，银两成色驳杂。对外通商以后，外洋银元（俗称“鹰洋”，因币面图案为墨西哥国徽鹰而得名）以其精美坚挺广泛流通于中国市场，并通过不断上涨的兑换比价，掠夺中国的巨额财富。道光三十年（1850年），一枚洋元兑换制钱1200—1300文，五年以后，最高可兑换1900文。对此，朝野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铸银元，以塞漏卮，卫利权。郑观应即建议“银由中国自铸……，与洋钱丝毫无异……方可通行抵制”①。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二十四日.张之洞一日内连上《购办机器试铸制钱折》和《试铸银元片》，称”惟铸币便民乃国家自有之权利，铜钱银钱理无二致，皆应我行我法，方可得体。”他从英国购得铸机四部。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铸币厂于广州东门外黄华塘建成，四月二十六日开炉铸造。所铸银元以龙为图样，称“龙洋”，分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五种，“均与洋银一同行用”。此外，之洞还令该厂以机器铸造铜质制钱，每枚面值一文。张之洞建广州机器铸币厂，是近代货币史上的大事，如时人所记，“中国之有银圆者自公启之。”②①《全集》，卷二十六，奏议二十六，《拟设织布局折》。　　①《李义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二。　　②《全集》，卷二百三十一，电牍十，致天津李中堂。　　③《李文忠公全书》卷十。　　①《全集》，卷二十七，奏议二十七，《筹设炼铁厂折》。　　②《张文襄公牍稿）。　　③叶景葵：《汉治萍产生之历史》。　　①《盛世危言》卷五，《铸钱篇》。　　②《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事略）。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致潘祖荫。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②《全集》，卷七，奏议七。　　③《全集》，卷十九，奏议十九，《购办机器试铸制钱折》。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贾谊曾任长沙王太傅，故称”贾长沙”；董仲舒曾任江都令，故称”董江都”。　　①《清史稿》卷一三九。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教练广胜军专习洋战片》。　　②《全集》，卷二十五，奏议二十五。　　③《全集》，卷二百三十一，电牍十。　第五节　粤政事略　　张之洞督粤之初，正逢中法战急，“自到任以至解严。夜寐不过数刻，罕有解带安息之事。”③心血过伤，肝脾俱病，战争结束后，请假一月，一面经理职守，一面设法调治。但繁重的政务容不得他稍为喘息。”千条万绪，纷至沓来，无一非棘手之事，无一有可循之例，……仍复夜以继日，寝馈不遑。并无片刻休息之时”④。督粤五年，正如他自己所说，“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大抵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然所办各事亦颇有睹成功者，真徼幸也。”①治粤政绩，确为世人共睹。　　（一）理财艰辛　　广东财政，素来艰窘。之洞初抵粤时，偌大一省，藩库存款不及五十万两，善后局欠债无算。而战争机器的运转和各项洋务事业的兴办，又无不需要巨额用度，战争期间为本省海防而借洋款约五百万两，为滇桂台越各地防务借洋款四百万两。九百万两的巨额债务原定由各省协拨摊还，但战后户部却奏请由广东一省独立归还，这更是之洞的不堪重负。但他多方筹措，开源节流，甚至不惜冒劣政恶名，开“闱姓”赌捐，历尽艰辛，不仅从根本上扭转粤省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而且做到略有节余。临去粤时，存现款银正项银二百万两，书院书局杂款银五十余万两，面交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时中外哗言之洞在粤滥用巨亏，李至是愕然大惊服。“肃然起立，长揖以谢。”②在广开财源方面，之洞采用以下办法：　　向官商筹集资金。为筹建枪炮厂，之洞知道直接要求政府拨款，或者动用海关关税都行不通，他便向广东文武官绅及盐埠各商募集捐款。原来，光绪十二年至十四年（1886—1888年），文武官绅商贾捐款八十万两，充作海防经费，定造了“广甲”、”广乙”等兵轮。这时之洞召集官绅、盐商筹议，将此种捐款“接续劝办”。各官绅商“以款巨力继，颇形观望”，之洞“竭力开导”①，始允续捐三年，以供建厂之用。　　整顿税收，缉查走私。之洞查出广东税厂隐弊有“黑钱”（税官勾结商人少报货量以偷漏税）、“人柜钱”（包揽人插手商人与税官之间，偷税分肥）、“办用钱”（税厂于正税之外另向商人加收银两以中饱）等十余种，其舞弊银额竟超出正税！之洞取消税厂的包揽制，各级税务官员均由官府派遣。又行三联单制，商人完税执单，税厂凭单按月报帐，革除一切苛税。之洞先后整顿肇庆、潮州、黄江、梧关等税厂一，将增加的税金收入分别用于筑台购炮、兴修堤工等事业。　　对于华洋商人勾结走私，之洞也予以严查。光绪十二年（1886年），有英人勾结华商走私鸦片，之洞下令查封参与其事的洋行，并通过外交途径，驱逐英国不法商人。　　开“闱姓”赌捐。”闱姓”赌博是两广地区的一种劣习。它起源于山紫村机房中人“斗彩”，以猜中闱场考试士子中式之姓的多寡赌输赢。起初以文武乡试榜中小姓为赌，赌注不过百钱，后逐渐扩大规模，开局收票。咸丰年间，广东巡抚郭嵩焘令其罚缴款项，以充军用，后又准其立案，招商承办。这无异于官府认可”闱姓”赌的合法存在，因而愈演愈烈，由乡试推广至会试，以及学政的岁、科考试②。”闱姓”赌不同于一般赌博形式，它利用科举考试来进行，给人以“正规”、“高雅”、“公平”的错觉，不仅一般平民，而且社会中上层人士也多有参加。它类似于买“彩票”，因而又不受名额、金额的限制。因此，“自缙绅士大夫以及农工商股、妇孺走卒，莫不罄其所有，各存幸心，希图一掷。”①每值试年，群情沸腾，赌票金额为数钜万。赌商因之大发其财。是，赌商甚至勾结考官作弊，以操纵科举中试，从中攫取暴利。无论从哪方面看，“闱姓”赌博都危害巨烈。因此，历任粤督都奏请严禁。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赌商们相率转移至澳门设局。缴纳巨额赌税于葡萄牙殖民当局。澳门方面坐享其利，当然乐得为其提供庇护。　　之洞督粤之时，为救燃眉之急，不得已想到开“闱姓”赌捐的筹款办法。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二十日，之洞上《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　　闱姓弊端甚多，本应严申禁令，惟须一律禁止，不使利归他族方为上策。……光绪元年申禁以后，奸民私于澳门设局，输资葡人，澳酋作护，官力遂穷，藉此巨资购船置炮，近且接济法虏，窥伺省垣。澳为粤患，中外共知，为丛驱爵，有名无实，实藉寇资盗，有损无益。现经绅商具呈，如蒙弛禁，情愿认捐巨饷。此时饷源无出，亦可籍纾目前之急。　　之洞当然知道，一旦正式宣布解禁，“闱姓”赌风之炽将更为嚣张。运用这种手段来筹措资金，必然为自己的政敌提供绝好的攻击口实。但是，“据诚信堂商人张荣贵、敬忠堂商人杨世勋等呈办，以六年为限，共捐洋银四百四十万元，五个月内先缴一百五十万元”①，如此巨额的款项，对于囊中羞涩的之洞，实在太具诱惑力。为了军政大局之急需，个人毁誉也就在所不惜了。他先后从”闱姓”赌捐中抽出上百万两，分别用于修复黄浦船坞、建造巡河炮轮，订购布机，加固堤防。　　在缩减开支方面，之洞于中法战争之后，立请裁军以省军费，又革除税厂例向官府交纳的“充规”、“节礼”、”季规”、“堂礼”等款项。为倡导廉洁之风，在兼署广东巡抚时，他于抚署后园，辟畦种菜，筑草亭于其中，其榜联云：“稼墙艰难君子教，菜根风味士夫知”②，一时传颂士林，流为美谈。之洞督粤五年，经手款项数千万计，均秉公从事，不染私利。光绪十九年（1893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出于宿怨，弹奏之洞于两广任内“恣意挥霍”，“亏耗国家帑项及私自勒捐者，总不下数千万两”。朝廷命继之洞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核查事实，李据实复奏：　　取之于关蠹吏饕、博徒标匪，以及贪劣各员，而非抑勒于富家；用之于充饷济赈、利农恤士，以及营造各要工，而非销耗于无益。取贪诈非分之财，上资军国，下济士民，揆之理法，岂得为苛。③针对当时对之洞督粤理财的种种非议、讹传，李瀚章进一步辩释：张之洞在粤时，正值海疆有事，政烦费钜，历年辛苦经营，时势亦与今不同。倘非身至其境，留心考核，固无以知其措施之迹与传闻之误也。此系公平之论。　　（二）社会治安　　广东濒临外海，“粤洋向来多盗，廉琼海面以九头山为巢穴，省城六门内外海面以香港、澳门为逃薮”②。粤境多山，又为群匪出没之地。中法战后裁军，大批游勇流入社会，更增加了不安定因素。加之粤省“民情强悍”，宗族、村落之间的大规模血腥械斗更是此起彼伏，社会治安问题十分严重。之洞在《查办匪乡折》里分析：　　广东莠民为害地方者约有三类：一日盗劫，一日拜会，一日械斗。盗以抢掠，会以纠党，斗以焚杀，………统名曰匪。会多则为盗，盗强则助斗，斗久则招募会盗，各匪皆入其中，习俗相沿，蘖芽日盛。③为了绥靖地方，之洞以极其严厉的手段镇压诸“匪”，这其中也包括某些对人民群众正义反抗的屠杀，如派冯子材镇压琼州陈钟明、黄清起义，但大多数仍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必要措施。　　广东沿海海盗出没，十分嚣张，他们装备洋枪洋炮，行动敏捷，不仅劫掠过往商船，而且公然与官军摆开阵势对垒。形势不利时，则逃往港、澳，托庇于外人。之洞令冯子材率军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直捣海盗巢穴九头山，击杀惯匪多人，重挫海盗气焰。对于各地缉拿到的盗匪，之洞下令“无论水陆，不分首从，凡有案情重大罪于斩枭斩决者，一体照土匪马贼会匪游勇章程先行惩办”，“就地正法”①。　　广东的械斗，历史久远，情形惨烈。其名为两族两乡互斗，实则临时雇募土匪盐枭海盗及专习此业之游手亡命之徒，号召者或数百人或千余人，附和者或数村或数十村。所持武器，不仅有刀枪剑就，甚至装备洋枪洋炮。一旦攻入对方村落，即恣意焚杀搜抢，所烧房屋动以数百间计，所杀人口以数十命计。不少村落经一次械斗，即丧失数年乃至数十年聚集起的资产。　　对此民间恶俗，之洞援引同治六年（1867年）清廷惩办天津“锅匪”成例，严厉禁绝。“四命以上绞立决，十命以上斩立决，二十命以上斩决枭示。”②对其主谋者，敛财纠斗者，受雇持械帮斗审明素行不法凶暴显著者，无论杀伤几人，均照土匪例，不分首从，一律就地正法。对于胆敢阻挠官军制止械斗者，也“立予格杀”①。　　另外，之洞依据“夫杀一贼不如使民少增一贼之为功多也”②的一贯思想，在运用”铁腕”的同时，也注意采取停沙田各捐，革除税厘之弊，禁“白鸽票”赌，抑制强豪势力以及办校兴学，倡导“教化”等安抚措施，双管齐下，维护治安，取得相当成效。　　（三）开发海南　　海南岛为我国第二大岛。西汉时，中央政府即在此设置郡县。明代于海南设琼州府，清代改置琼崖道，辖三州十县，隶属广东省治。虽然咸丰八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已规定海南开放通商，但这里的经济发展水平甚低。张之洞在督粤任内，对开发海南予以相当的关注，并取得一定实绩。　　黎族是海南的土著居民。由于清政府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黎族同胞与官府关系十分紧张，武装抗争时有发生。之洞专门设立”抚黎局”，一方面弹压反抗，另一方面也采取筑路垦荒、设市贸易等“安抚”措施。又从黎族上层人士中任命村、峒行政首脑，“以黎治黎”，缓和矛盾。　　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之洞拟订《抚黎章程》十二条③，作为开发海南的纲领，奏请实行。《章程》规定“剿除乱黎，招抚良黎”，健全户籍制度，设置黎族土司，听任自治。保护封建地主的土地占有权，不许侵夺，违者严惩。鼓励发展经济，新开田亩三年内免征赋税，于黎族聚居区开设“义学”，延聘塾师教以汉语汉文，”渐被冠裳之化”。他还对琼州道台予以具体指导：　　琼事平浅而细密者三：抚良黎筹耕具一，确议永靖土客之策二，选牧令筹津贴三。博大而繁重者三：入山恳田一，伐木通商二，详查昌化矿情形三。开路未尽事宜三：修坚固大木桥梁一，要隘速设碉卡防守二，于数十里冲要，宽平处造板房草棚数十间以棲行旅，即就其处立墟市以利民黎三。　　为开发海南经济，之洞制订一系列鼓励办法。“黎地未开上腴何止数十万亩，无论商民，听其择地认垦，分清经界，报官给照，三年内免其升科。”②个人认垦千亩者，授把总职，万亩以上者授千总职，三万亩以上者从优给予奖叙。为鼓励开采森林资源，规定“凡由琼州出口木材，三年之内所有关税、厘金暂行宽免。”对于商人开采昌化县内铜矿，也给予税厘方面的优惠。　　海南山多林密，交通不便。之洞令于全岛新开大路十二条，纵横连网，路宽一丈六尺，险峻处亦不得窄于八尺。“奥区荒徼，辟为坦途，人以为便。”③为加强海南防务，又铺设琼州至廉州海底电线，以速军报。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二月，之洞乘兵轮亲临海口，视察军务，指示加筑炮台，添置巨炮，以杜外人觊觎。　　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海南文教十分落后。之洞除于黎区广兴义学，教以汉语汉文外，又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二月专上《请编定琼州乡会试中额折》，奏称“海南风气近朴，游学不易，以故近十年以来每科乡试大率七八百人至九百余人，往往竟无一人获隽”。为激励海南学子进取之心，之洞奏请从广东全省中式员额中，划出专门名额给海南，“每文武科乡试编为玉字号，取中三名，会试取中一名”，“愚民诗书被泽，不为异端邪说之归。”①（四）保护华侨权益　　起自明代，东南沿海便有贫苦者出洋谋生。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为满足本国的劳务需求，更是不择手段，在广东、福建等地拐骗、利诱，甚至绑架中国劳工出洋。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中国政府应”毫无阻禁”，华人出洋更趋普遍。他们不仅以自己的辛勤血汗，为侨居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宝贵的贡献，而且不忘故国，致力于造福桑梓。广东是华侨出洋最多的地区，侨眷遍及全省各地。注意保护华侨权益，是广东地方长官不同于其他方面大员的特殊职责。之洞对此十分关注。他说：中华人民散处外洋各埠，略分工商两途，百年以来生聚日盛，虽侨居异域而频年捐赈捐饷，不忘本源，深堪嘉尚。特以谋食地方，漫无统属，不免为他族欺虐，大约海外各国之待华人情形虽不一致，而意存畛域则一，有官申理则共庆来苏，无所控告则苛虐殊甚。①为此，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保护各地华侨的权益，作出极大努力。　　光绪八年（1882年）以后，美国各地日渐掀起排华浪潮。原来，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数十万华工先后赴美，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修筑横贯北美大陆铁路，耕作农事，经商贸易。进入八十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发生，劳务市场紧缩，以加利福尼亚为中心，排华运动漫及全美。1882年，美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更助长了各地的排华浊浪。光绪十一年（1885年）以后，张之洞先后从驻美公使郑藻如、香港东华医院、旧金山华侨会馆等不同途径，了解到华侨被虐杀，商店、住宅被焚毁，资产被掠夺的悲惨处境。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美国一地以及世界各地数百万华侨的权益，而且关系到沿海侨眷聚居地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张之洞在奏折中指出：“假如将此十余万华民尽行驱归中国，沿海各省何处容之，既属可闵，亦多隐忧。此外南洋诸埠设皆踵事效尤，何堪设想。”②他急电总理衙门，建议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方面提出停止暴行、严惩凶犯，赔偿损失，抚恤死难者等严正要求。同时，他还亲函美国公使，申明广东境内亦有美国侨民，如美方不停止排华活动，广东方面将以牙还牙，以示惩戒。　　东南亚地区，华侨分布最广。为保护这一地区的华侨权益，之洞建议朝廷派出专使，巡历各国，“宣布德意，联络商董，访查情形”，与侨居地当局会商保护华侨事宜。又推荐“皆习洋务”的记名总兵王荣和、候选知府余为专使人选。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二十七日，王、余从广州起程。他们历时一年，行程五万余里，先后巡查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尼、澳洲悉尼等二十余埠，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他们还同当地政府就华侨问题谈判。归国后，之洞听取王、余报告各地华侨境况，又建议朝廷于华侨聚居区派驻领事。光绪十三年（1887年），王荣和出任驻菲律宾领事，临行前，之洞专购经书令其携往，“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使其习闻圣人之教，中国札义彝伦之正，则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益将深固而不解。”①张之洞对远在异邦的华侨关怀体恤，并以母国传统文化相感召，显示了一种博大的襟怀和深远的眼光。　　①《全集》，卷十五，奏议十五，《会筹保护华商事宜折》。　　②《全集》，卷十六，奏议十六，《沥陈华侨被害粤省办理情形并请敕催惩办折》。　　①《全集》，卷二十三，奏议二十三，《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　　③《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请开缺回籍调理折》。　　④《全集》，卷十六，奏议十六，《恳恩续假折》。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许编《年谱》卷三。　　①《全集》，卷一百三十四。　　②关于广东”闱姓”赌的详情，可参阅中华书局《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载商衍鎏文《清末广东的“闱姓”赌博》。　　①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四，转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6页。　　②《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②许编《年谱》卷三。　　③许编《年谱》卷四。　　①许编《年谱》卷四。　　②《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剿捕洋匪折》。　　③《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　　①《光绪朝东华录》，十二年二月，丙子。　　②《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请严定械斗专条折》。　　①《光绪朝东华录》，十二年二月二日丙戍。　　②《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③见《光绪朝东华录》十三年闰四月。　　①《全集》，卷二百三十，电牍九，致琼州朱道方道。　　②《全集》，卷一百一十九，公牍三十四，《招徕商民赴琼州伐木恳田示》。　　③《清史稿·地理志》，地理十九，广东琼州府。　　①《全集》，卷十九，奏议十九。　第五章　“劳歌已作楚人吟”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十二日，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迈入人生旅途的重要阶段。　　这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张之洞交卸两广总督篆，二十七日乘船启程，经香港、上海，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达湖北省城武昌，次日即接篆视事。自此，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晋京人参军机，除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十八年（1902年）二度暂署两江，驻节江宁外，张之洞一直总督湖广。这在封疆大吏调动频仍的清代堪称罕见。之洞督鄂近二十年，正值五十二至七十岁之间，是成熟而又精力尚充沛的时段。他以湖北为舞台，倾其一生主要心力于此，确乎成就了一番事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适逢之洞七十大寿（虚岁），柯逊庵中丞赋诗为贺，之洞奉答二首，其一云：　　不辞霜鬓与灰心，庙略坚强挽陆沉。　　雄峻直辕通日月，困穷筚路启山林。　　醯鸡久笑江神劣，精卫安知海水深。　　方悟离乡庄舄老，劳歌已作楚人吟。①　　张之洞以湖北为第二故乡，自命”楚人”，在江汉间筚路蓝缕，宵衣旰食，辛劳备至，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情状，用“精卫填海”相比拟实不谓过。　　张之洞以洋务实绩垂名青史，今人念念不忘者，多在于此。而其洋务事业，抚晋不过萌其芽，督粤也只是小试其端，湖北才是收实功之地。经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湖北由一个深居腹地、经济文化均处中等发达程度的省份，一跃而为晚清全国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某些门类（如钢铁工业、军火工业）在当时的东亚也占据领先地位；新式学堂的创办、游学生的派遣、洋操洋械新军的组训，也居全国各省前列。就清末洋务事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而论，湖北驾乎天津而直追上海后尘。湖北的崛起，固然与清廷的总体性部署并调动全国财力支持有关，但同张之洞的上下呼吁，左右罗掘，励精图治也大有干系。正因为如此，张之洞的影响一旦削弱以至消失，湖北的近代化事业便一度低落衰颓。这种过分依赖当政者个人作为的近代化模式，必然是“人存政兴”，“人亡政熄”。而这正是凭藉政权力量、铁腕人物自上而下推动起来的、社会经济原动力并未充分启动的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特点之一。张之洞洋务事业（以在湖北为主）的成败得失也恰恰系于此间。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　第一节　近代机器工业的创办　　张之洞督鄂十余年，倾全力于近代机器工业的兴办。他排除万难，百折不回，终于在武汉建立起包括冶金、矿业、军工、纺织等行业的门类比较齐全的近代大工业体系。尽管其中积习因循，衙门作风充斥，经营状况不尽人意，但它毕竟打破了传统的小生产方式的一统天下，奠定了民族近代工业的根基。　　（一）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阳炼铁厂张之洞督粤期间，便萌发创办民族钢铁工业之思，并已付诸实施，筹集款项，向外商订购设备。正在进行之中，奉调至鄂。此事本已中辍，但接任粤督者李瀚章为一守旧官僚，无意于续办之洞未竟之业。其弟李鸿章亦不愿乃兄多事，力主将已购设备移鄂。表面上看，李鸿章此举正遂之洞的心愿，其实背后李鸿章却隐藏着“黄鹤楼上看翻船”的心理。李鸿章深知创建钢铁工业殊非易事，凡承担者便背上一大包袱。他在给乃兄李瀚章的信中，便披露了这种深意：“香①复海署，抑扬铺张，欲结邸欢。即准拨部款，恐难交卷，终要泻底。枢廷皆知其大言无实也。”②不管别人如何算计，张之洞袍定“愚公移山，有志竟成”之意来创办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海军衙门正式允准铁厂移鄂。五月，之洞即于武昌宝武局公所设立铁政局，次年移至武昌三佛阁，委派“器端识远，心细才长，熟习洋情，曾充美国等国翻译参赞等宫”①的湖北补用道蔡锡勇（？—1896）为总办，主持其事。　　创业伊始，举步维艰。厂址的选定便颇费周折。按照西洋惯例，大型钢铁企业选址，或近煤矿，或近铁矿，取材便利，经济合算。李鸿章建议近煤矿设厂，但当时鄂境内尚未勘得大型煤矿。盛宣怀建议设厂于黄石，以便就近取用大冶铁矿。之洞从便于亲自督察管理及产品销售着眼，决定煤铁两不就，令于省城武昌附近择址而建。先后勘得塘角、金鸡垸两处，均不合宜。最后于武昌对江的汉阳大别山（即龟山）麓觅得一地，之洞拍板定夺。在致海军衙门的电报中，他报告说：　　今择得汉阳大别山下有地一区，长六百丈，广百丈，宽绰有余，南枕山，北滨汉，面临大江，运载极便，气局宏阔，亦无庐墓，与省城对岸，可以时常亲住督察，又近汉口，将来运销钢铁货亦便，惟须填筑地基九尺，则盛涨不淹，沿汉亦须增堤数尺耳，筑地虽贵，较之他处筑闸开河，所省尚多。②开厂所需巨额经费，更令之洞绞尽脑汁。由于经验不足，之洞原以为两百万银两便可成事，而海军衙门曾应允从铁路款项下拨出此数以供开支。殊不知这仅是一张空头支票，从未兑现。而实际建厂费用又远远超出二百万两之数。之洞无奈，只得左右腾挪，四处借贷，截留应缴部款，以敷急用。从以下奏折，可见其乞援窘象之一斑：　　臣夙夜焦急，再四筹思，惟有向广东借拨之一法。……铁厂本系由粤移鄂，武营四成报效及银元余款又系臣在粤创办之举，每岁增常款数十万金，今为铁厂仅借用五十万两，开炼钢铁，筹备军实，当务之急，无逾于此。李瀚章公忠体国，轸念时艰，必能设法腾挪，迅速拨解济用，助成自强要举。①汉阳炼铁厂从创始到光绪二十二年（1869年）交商承办，共耗银五百六十八万两，这是晚清洋务企业中耗资最多的。其铢积寸累之艰辛，并不为人所理解。光绪十九年，有人参劾：“张之洞自移督湖广以来，议办炼铁，并开煤铁各矿，乞留巨款，轻信人言，浪掷正供”。②此劾虽经两江总督刘坤一禀饬查实驳回，但之洞对于讹传非议的愤愤之情，实难平复：　　至于工作之繁重，外洋购料之周折，分设各厂之辽阔，华匠学制之艰难，亦皆凿凿有据之事，从来身居局外者既非身习其事，又未目击其难，往往以道路传闯之语悬揣苛求，……视为不烦巨款而办，不需多日而成。①光绪十七年（1891年）元月，汉阳炼铁厂正式破土动工。两年以后，所属炼生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熟铁厂、炼西门士钢厂、造铁货厂、造钢轨厂、鱼片钩钉厂陆续告竣。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高炉开炼，之洞亲临铁厂视察一周。汉阳炼铁厂的建成投产，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七年。它的规模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一个日本人写的报道，描述了炼铁厂的宏伟：　　登高下瞻，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　　美国驻汉口领事查尔德称，“这企业是迄今日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因为这个工厂是完善无疵的，而且规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马看花地参观一下，也要几个钟头。”③《东方杂志》也刊载了西方人士的惊呼：　　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匆以幺幺视之。……呜呼！中国醒矣，此种种费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可虑也。①这表明，汉阳炼铁厂的建成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作用不可小觑。　　无容讳言，由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状况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特别是张之洞本人并非资产阶级化的企业巨头，而是比较开明的封疆大吏，其思维方式、知识构成、管理作风，均很不适应于近代大工业的基本要求，汉阳炼铁厂在从筹建到开工以及此后经营的过程中，违背客观规律和经营法则的情况屡屡出现，严重影响了建厂速度，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也无法保证。　　不事先勘定足量、优质、适用的煤、铁矿资源，办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便无异搞“无米之炊”。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掉以轻心。他沉浸于“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的虚骄情绪之中，凭藉主观愿望行事，先购机，后找矿。待到英商提供的贝色麻炼钢炉运到，才发现准备投料的大冶铁矿石含磷量高达0.25％，而依据酸式炼钢法设计的贝色麻炉无法除去如此数量的磷成分，必须改用碱法马丁炼钢炉，方可炼出合于制造铁路路轨的钢材。仅此一误，便造成巨大浪费。　　煤矿供应，问题更大。官办汉阳炼铁厂最后经营失败，这是致命伤所在。之洞在粤时，“虽有创办钢厂之伟画，而煤在何处，固未遑计及也。”①到湖北后，之洞聘德、比等国矿师四出巡访踏勘，足迹遍及湖北、湖南、江西、贵州、陕西数十州县。几经周折，最后选定大冶王三石、江夏马鞍山两处，投资开掘。王三石矿耗资五十万两，结果挖出大水，只得停工。马鞍山矿不仅产量有限，而且含硫磺过多，不甚适于炼焦之用。无奈之下，之洞只得舍近求远，购买开平之煤，甚至从英、比、德等国进口焦炭，以供铁厂之需。这不仅费用昂贵，而且供应无法保证。高炉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开炼，不到半年便因煤炭不足被迫停炉。此后一直开工不足。　　在工厂管理方面，也弊病丛生。上上下下一派衙门作风，冗员充斥，互相推诿，“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②，这些人管理现代化工厂一窍不通，但营私舞弊却是行家里手。“厂中共用洋员四十余人，华员数倍之，无煤可用，无铁可炼，终日酣嬉，所费者又不知凡几。”有人统计，汉阳炼铁厂官办期间所耗五百六十余万两银中，真正用到实处的不过二百余万两，“其余皆系浮费之款，于公司毫无利益。”③由于以上原因，汉阳炼铁厂的经营情况十分糟糕。“如每日冶炉化出生铁一百吨，将亏本银二千两，是冶炉多煽一日，即多亏本一日”①，“炼铁仅开一炉，每年仅出铁一万五千余吨，亏折甚巨；欲添开一炉，则须增银五六十万两，无从筹措。加以所聘洋员一再更易，良工难得”②，铁厂经营实在难以为继。之洞已使出全身解数，仍无回天之力，”鄙人实无颜再向朝廷请款，亦无词可以谢谗谤之口，是死症矣。”　　为了使汉阳炼铁厂得以生存下去，之洞致电蔡锡勇：“铁厂一切经费拟包与洋人。有愿包者否？每年经费若干？建询各洋匠，电复。”③但此议大受反对。湖南巡抚陈宝箴致电之洞：忽闻铁政将与洋商合办，极感怅然。我公此举原为铁路、枪炮及塞漏卮而设，诚中国第一大政，我公生平第一盛业。今需用正急，忽与外人共之，与君初意大不符合。且此端一开，将无事不趋此便易之路，彼资日增，我力难继，必至喧宾夺主，甚为中国惜之。④电文句句在理，再上之洞本意并非不愿揽华商承办，而是怀疑华商恐无此财力；而洋商出于种种考虑，也无人敢于贸然接手，在这种情况下，蔡锡勇通过湖北纺纱局总办盛春颐，向其伯父直属海关道盛宣怀（1844—1916）活动，劝其接办。前此，盛宣怀即有商办汉阳炼铁厂的念头，但当时之洞不以为然，“公谓路舰炮械非铁不成，正须官力扩充，招商非计”①。另外，当时盛与李鸿章关系十分密切，之洞亦不愿铁厂权力旁落他人之手。但是到了之洞不得不认铁厂只有“招商承办之一策”②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情况发生变化。甲午战后，李鸿章权势显下落之态，而张之洞却声望日高，盛有心向张靠拢，并企图以承领铁厂作为揽办芦汉铁路主权的筹码。虽然他知道接办铁厂困难重重，“徘徊中夜，毫无成算”③，但还是亲赴武昌，与之洞会商。“盛道此来与之细谈，……大意谓铁路若归鄂办，则铁有销路，炼铁之本，可于铁路费内挹注。正筹议间，适闻有芦汉铁路交王夔帅（引注：直隶总督王文韶）及敝处督率商办之旨，渠甚踊跃，谓亦愿招商承办。……盛若令办铁路，则铁厂自必归其承接，如此则铁厂全盘皆活。”④由于双方各有所图，很快达成协议。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张之洞正式札委盛宣怀督办汉阳炼铁厂，由盛招集商股，官督商办。一切事宜由盛“一手经理”，“但随时择要禀报本部堂查考”⑤。双方议定承办铁厂章程，规定嗣后该厂需用资金，“无论多少，悉归商筹”，此前所用官本数百万两，“概由商局承认，陆续分年抽还”，其具体办法是：“俟铁路公司向汉阳铁厂订购钢轨之日起，即按厂中每日生铁一吨抽银一两，即将官币数百万抽足还清，以后仍行永远按吨照抽，以为该局报效之款。”为使铁厂有一个较好的经营环境，章程又规定今后无论官办商办铁路所需之钢轨及应用钢铁料件，“必要专向湖北铁厂随时定购”，并给予该厂免税十年的优惠条件。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十一日起，汉阳炼铁厂由官办企业变成盛宣怀主持的官督商办企业。两年以后，勘得“磺轻灰少，炼焦最佳”的江西萍乡煤矿，基本解决了铁厂燃料问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组成“汉冶萍公司”，盛宣怀任总经理，完全取消“督办”名义，成为纯粹的商办企业。　　汉阳炼铁厂自开炉到交商承办前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共产生铁五千六百余吨，熟铁一百一十吨，生产贝色麻钢料九百四十余吨，马丁钢料四百五十余吨②。产量之低与巨额投资不成比例，经营可以说完全失败。但是，中国近代民族钢铁工业正是从这里起步。我们可以批评张之洞在创办汉阳炼铁厂过程中的种种失误，但绝不可因此抹煞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之功。“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③毛泽东说，研究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不要忘记张之洞，道理就在于此。　　（二）晚清较大较先进的军工企业——湖北枪炮厂近代军工企业，始终是洋务运动的投资重点。无论外御列强，内靖民变，新式军事装备的重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这已成为晚清朝野上下的共识。中法之战，张之洞亲身体验到购枪炮于外洋，处处掣时的滋味，更坚定了“详筹时势，必须设厂自铸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①的信念。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正式具奏于广州附近筹建枪炮厂，但寻即奉调至鄂。之洞离粤，李鸿章立即插手，企图移厂至通州或天津，置于北洋控制之下。之洞则力争将其与炼铁厂一同迁往湖北。他提出三条理由，其一，枪炮厂移鄂可就煤铁之便；其二，湖北为九省通衢，所出枪炮无论接济腹地各省，转运沿海均极方便；其三，在鄂建厂可开内地闭塞风气，且于西路边防有利。②总理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惟恐淮系势力过于膨胀，尾大不掉，倾向于之洞一边。移枪炮厂于鄂，遂成定议。　　湖北炮枪厂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动工，两年后落成。初与汉阳炼铁厂合署办公，亦由蔡锡勇主持，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始行分离。　　张之洞建湖北枪炮厂，“器必求精求新”③，他通过驻德公使许景澄订购当时最先进的小口径枪、新式快炮及炮架、炮弹、枪弹等成套设备，不惜屡屡追加货款。该厂所能生产的七九式步枪、口径六至十二厘米的陆路快炮、过山快炮，均属当时较先进的军事装备。之洞又以大而全为建厂原则，“惟子药、铜料贵能自制，无一外购，方符本意。”④枪炮厂内，又设无烟药、罐子钢等厂，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有械无弹、无料制械局面。光绪三十九年（1904年）之洞“奏称枪炮厂内分厂林立，厂各有名，非枪炮二字所能包括，请改名为湖北兵工厂。”①枪炮厂的建设、生产，费用浩大。“计支用购买枪炮各机械价银一百七十二万一千七百两；建筑厂屋，计银四十八万八千八百两；购买材料，计银五百二十三万两”②。其始常年经费约三十六七万两，其后增至八十余万”③。更严重的是，枪炮厂全部产品均由清政府无偿调拨，不能进入市场，没有贷款收入。如此资金周转更显捉襟见肘。之洞请求朝廷谕旨各省拨款嘱鄂代造军械，但未获效果，只得从土药正税及过境税、川盐淮盐厘金、米谷厘金等地方财政中拨用。还向官绅“劝捐”，如湖北黄冈在籍提督刘维桢曾捐银二十万两，充作枪炮厂设备费用。在资金周转困难时，还动用铁厂经费及织布局股金，以救燃眉之急。甚至不惜重息向外商瑞记洋行、高林洋行借款。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兵工厂共欠汉口华洋商款五百余万，至年终竟至无可归还，由善后局设法拨出二百余万发还商款，其支绌可见一斑。”④湖北枪炮厂虽然从创建投产时间上看，要晚于上海、南京、天津等地的其他洋务军工企业，但其设备、产品之先进，明显地后来居上。它生产的步枪“汉阳造”，直到本世纪中期，依然是中国主要步兵武器。张之洞的学生吴禄贞称该厂“植中国军械专厂之初基”①，是符合史实的。继之洞总督湖广的陈夔龙（1855—1944）到任后前往工厂视察，“目睹其制度宏阔，成效昭然，窃叹为各行省所未有。”他还在奏折中报告了湖北兵工厂的生产实绩：　　经升任督臣张之洞经营缔造，十有余年，逐渐扩充，规模卓著。综计自开机制造以来，共造成步、马快枪十一万余支，枪弹四千数百万颗，各种快炮七百四十余尊，前膛钢炮一百二十余尊，各种开花炮弹六十三万余颗，前膛炮弹六万余颗，枪、炮器具各种钢胚四十四万六千余磅，无烟枪、炮药二十七万余磅，硝镪水二百数十万磅。②与张之洞在鄂创办的其他官营企业一样，湖北枪炮厂在管理方面也屡出疵漏。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枪炮厂建成，一月后即发严重火灾，新建厂房、机器付之一炬，损失折银约三十万两，严重影响了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装备供应。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钢药厂又发生惨重的爆炸事故，在场的我国近代著名化工专家、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及官员、工匠共十四人，”同时轰毙，尸骸焦烂碎裂，收检不全，惨不忍睹。”　　（三）华中近代纺织工业之奠基——湖北布、纱、丝、麻四局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产业结构，个体手工经营的棉、麻、丝纺织业历史悠久。但是近代以来，它受到倾销而至、价廉物美的洋纱、洋布的强烈冲击，市场萎缩，前途堪虞。洋务运动为挽民族权利，开办了不少近代机器纺织企业，如左宗棠办兰州机器织呢局（光绪四年）、李鸿章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八年）等。但在华中地区，截至张之洞督鄂，近代纺织工业尚为一片空白。　　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原订购的纺机亦移往湖北。他与接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商议，原作纺织厂资本的“闱姓”捐款同时全部拨调至鄂，作为粤、鄂两省合办织布官局的资本，赢利均分。后来李中途变卦，“以粤省用宏费绌，未肯全拨”，之洞提出只拨十六万两，作为广东股本投资，年息六厘。为弥补费用不足，之洞又将广东向山西善后局借款二十万两移拨至鄂，付年息九厘。同时还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十六万两。多方筹措，方凑足开厂费用。　　光绪十六年（1890年）底，湖北织布官局于武昌文昌门外破上兴工，两年后建成，装英国布机一千张、纱绽三万枚，雇工两千五百人。产品有原布、斜纹布、花布、面巾等，月产两千匹，每匹十丈。投放市场，销路很好，“甚合华人之用，通行各省，购取者争先恐后，以故货不停留，利源日广。”①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七年（1893—1901年），织布官局共产原色布三十三万另九百一十六匹，斜纹布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五匹①。正如织布官局大门口之洞亲题的楹联：“布衣兴国，蓝缕开疆”，华中地区的机器纱织工业从此奠基，并在一定程度实现了“略分洋利”的目的。“自湖北设织布局以来，每年汉口一口进口之洋布，已较往年少来十四万匹。”②织布官局初见成效，之洞又筹建纺纱官局。他说：“北自营口，南至镇南关，洋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川楚等省或有不用洋布之区，更无不销洋纱之地。开源塞漏，断以此为大宗。”③他建纺纱局的目的有二，一是抵制洋纱，堵塞漏卮；二是为其他企业积累资金，“既能辅佐布局之不逮，兼可协助铁厂之需要。”④张之洞通过驻英公使薛福成，与英商谈判，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订购纺纱机。英商同意先付四分之一货款，其余三年内付清，交货后六厘起息，机器两年内交货完毕。即便如此，之洞还是拿不出所需现银，他决定招集商股，以助官办。最后集得商股三十万两，官府拨款三十万两，作为购机开厂经费。之洞原计划建南、北两个纱厂，共装纱绽九万枚。北纱厂首先兴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建成投产，装绽五万，是为湖北纺纱官局。投产后不久，官、商即生龃龉。商人以为官权太重，提出异议。之洞以为“但欲官助商人之赀，而不欲官问商人所办之事，似此用款无定，成见难融，是官商合办之局诸多窒碍，自不能不另筹变通办法”，原商股三十万两，退还一半，另一半作为官方借款，年息八厘。纺纱官局开工后，经营情况不错，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一年即获利约五万金①。南纱厂原定装纱绽四万，但因财力不逮，无法兴工。这批纱绽后由张謇（1853—1926）接手，建成南通大生纱厂。　　湖北蚕桑业发达，但丝绸织造惯用土法，品质低劣。之洞以为“惟民间素未见机器缫丝之法，无从下手，亟应官开其端，民效其法。”②他派湖北候补道刘保林赴沪考察，并将鄂茧在沪试缫，结果十分满意。之洞遂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五日上《开设缫丝局片》，内称“（湖北）土性素亦产丝，而制造不精，销流不旺。”若仿沪、穗等地，“用机器缫丝者，较之人工所缫，其价值顿增至三倍，专售外洋，行销颇旺”。同年底，于武昌望山门外购地建厂，遴选“家道殷实，综核精明，久居上海，其家开设机器缫丝厂有年，且在汉口设有丝行，情形极为熟悉”的候选同知黄晋荃主持其事，官督商办。黄在上海筹商股两万两，官本八万两，以作开厂经费。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湖北缫丝局建成投产，“釜数二百另八，织工三百人，每日制出上等品三十斤，普通品十八九斤”③，“原料用湖北产、沔阳产最多，专用黄丝，其制品全部输于上海。”除布、纱、丝局外，之洞还于武昌平湖门外建湖北制麻局。他在奏稿中说：“查麻即系湖北土产宜可用机制之货，亟宜钦遵谕旨，在省城设立制麻专厂，官先筹款设局以为上倡，民再集股分办以为之继。”制麻局采用先进工艺，”由锅炉、引擎而去麻胶水，而纱麻为线，而织麻成布，各机层层接续”①。购德国织机，聘日本技师，“安厂安机，费时日五、六年，纳本金七十余万”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建成投产，雇男女工四百五十余人。产品有麻纱、粗细麻布及麻袋。湖北制麻局虽然规模不大，但“为吾国机制麻业之滥觞”。③张之洞兴建的湖北布、纱、丝、麻四局，构成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这在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武汉之所以成为华中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之洞的首创之功，实不可没。前文提到，之洞建纺织厂的初衷之一是赢利以补铁厂、枪炮厂经费之短绌，“以湖北所设铁厂、枪炮厂、织布局自相挹注，此三厂联为一气，通盘筹划，……以后断不致再请部款”④。但实际情况是铁厂、枪炮厂亏蚀之巨，绝非四局赢余所能弥缝。“自相挹注”成了“自相拖累”。随着时日的迁延，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对外承担巨额赔款，对内被迫实行“新政”，民族私营企业的发展势头难以阻挡，而清廷自身也实在无力继续经营管理那么多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势下，湖北四局不得不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结束官办历史，由粤商韦应南招股承担，每年租银十万两，租期二十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由其父韦尚文接办，这便是武汉地区近代私营纺织行业的起始“应昌股分有限公司”。除以上钢铁、军工、纺织大型企业外，张之洞还兴办了一些中小型工厂，如白沙洲造纸厂、湖北针钉厂、武昌制革厂、湖北毡呢厂、湖北官砖厂。　　④水野幸告：《汉口》，光绪三十四年六月。　　①《张文襄公牍稿》卷十二。　　②《庸庵尚书奏议》卷十。　　③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上，第200页。　　④《全集》，卷三十三，奏议三十三。　　①“香”为香涛简称，指张之洞。张之洞号香涛。　　②《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十二，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四日，致李瀚章。　　①《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保荐蔡锡勇片》。　　②《全集》，卷二百三十五，电牍十四，致海署。　　①《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铁厂拟开两炉请饬广东借拨经费折》。　　②《光绪朝东华录》十九年正月，戊申。　　①《全集》，卷三十九，奏议三十九，《查覆煤铁枪炮各节并通盘筹画折》。　　②《中国十大矿厂记》。　　③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2页。　　①《东方杂志》1901年7月，第66页。　　①叶景葵：《汉冶萍产生之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抄本。　　②钟天纬致盛宣怀函，见《盛宣怀档案》。　　③《汉冶萍产生之历史》。　　①《时务日报》1898年6月11日。　　②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民国三十六年版，第30页。　　③抄本《张之洞电稿》。　　④抄本《张之洞电稿》，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陈宝箴致张之洞。　　①许编《年谱》卷六。　　②《全集》，四十四，奏议四十四。　　③《全集》，一百，公牍十五，附盛道复禀。　　④《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471页。　　⑤《全集》，一百，公牍卷十五。　　①《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　　②《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796页。　　③《汉冶萍产生之历史》。　　①《全集》，卷二十五，奏议二十五。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四，电牍十三。　　③④《全集》，卷一百三十五，电牍十四。　　①张继煦：《张文襄公冶鄂记》，第25页。　　②王家桢：《湖北兵工厂调查报告》，《湖南实业杂志》十一期，第30页，1913年。　　③《张文襄公治鄂纪》，第26页。　　③④《兵工厂经费奇绌之详纪》，《时报》1908年2月14日。　　①《湖北请建专祠折》，《张文襄公荣哀录》卷一。　　②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卷九，第18页，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廿四日，宣统三年铅印本。　　③《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为徐建寅等请卹折》。　　①《申报》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三日。　　①《海关贸易十年报告》（1892—1901年）上卷，第305页。　　②《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③《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40页。　　④《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增设纺纱厂折》。　　①《中外日报》1900年3月3日。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1页。　　③《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56页。　第二节　铁路事业的开拓　　张之洞移督湖广，其直接原因与晚清铁路事业的开拓密切相关。清廷调之洞离粤至鄂，本意即在委他督办芦汉（芦沟桥至汉口）铁路。这背后又有许多曲折。如同其他体现近代文明的新事物一样，铁路在中国的出现，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其始也阻于众咻，其继也卒排群议而次第建设之，开我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①。阻力首先来自长期封闭格局下的社会愚昧心理。光绪二年（1876年），英商怡和洋行修建了一条仅长十余公里的上海——吴淞铁路，“上海道以所辖人民注意此新奇之物，十分惊惶”②，竟出资二十八万五千两银，将其购回拆毁。光绪六年（1880年），直隶提督刘铭传（1836—1895）以铁路为自强之“机括”，建议以北京为中心修筑铁路干线，遭到顽固派群起反对，侍读学士张家骧举“生事”、“扰民”、“夺利”等“三弊”，内阁学士徐致祥更列出“糜费”、“资敌”等”八害”，结果，“廷臣谏止者多，诏罢其议。”③中法战争以后，情况有所改变。“法、越事起，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事平，执政者始知铁路关系军事至要”。①总理衙门将建筑铁路列入议事日程。但在具体线路方面，意见不一。李鸿章主张立即修建自天津经北京抵通州的津通铁路，但不少人以为此路一通，京师将无险可据。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奏：　　若通州则有万不可开者，迫近海疆，计畿甸三百里耳，宗社万年，道在磐固，皇居辰极，义重深严。自京师至直沽，方将阻之以峻垒，限之以重关，犹恐不足深恃。若置铁路其间，尽撤藩篱，洞启门户，风驰电走，朝夕可至，厝火积薪而寝其上，日无高枕之安，伏驽千钧而当其锋，时有骇机之虑，设险守国之谓何矣！②各地抚督也纷纷发表意见。台湾巡抚刘铭传奏称，无论边海内地，筑路皆不可缓；署江苏巡抚黄彭年附合修建津通线之议。正当众说纷纭之际，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初二上《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提出自己深思熟虑的建议。之洞建议的核心是以“今日铁路之用，尤以开通土货为急”，替代奕譞等人“专主利于用兵”的偏狭认识。据此他分析了修建津通路“当审”者五，如耗资巨，利润少，且于军事方面作用不大。他提出立即修筑自芦沟桥至汉口的芦汉铁路，并陈其有七利而无一害，如不近海口，敌不可资；广开商旅之利；促进煤铁开采；方便漕饷之运；有利军队调动；等等。具体实施方案，之洞提出分四段筹款修筑，八年完工。　　这一构想避开了顽固派为阻止修路而设置的种种障碍，又为京师内主持朝政、正为李鸿章势力日大而惴惴不安的醇亲王奕提供了绝好的转寰之阶，且本身规划周详，切实可行，所以很快被朝廷采纳。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初六，上谕“但冀有利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勿庸筑室道谋。著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即就张之洞所奏各节，详细复议，奏明请旨。”①八月初六，海署复奏，同意定局开办，以免枝节横生。十月，之洞奉调就任湖广总督，以便于监修芦汉路南段（北段由直隶总督监修）。　　（一）修筑芦汉铁路　　之洞修筑芦汉铁路的方针是：“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前六七年积款积铁，后三四年兴工修造，两端并举，一气作成。……迟开工以免脱节，速竣工以防中变。脱节则有费无利，中变则不能再举。”②正当他紧锣密鼓筹备路工之时，沙俄加紧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对我东北地区虎视眈眈。清廷迫于形势，改变计划，“命移芦汉路款先办关东铁路”，③芦汉铁路的修筑便被搁置下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之洞再次吁请修筑芦汉铁路。关于经费，他提出成立铁路总公司，“萃四方之商力，注芦汉一路”，并向南洋华侨招股。为补不足，可息借洋款，但不许外人入股，以保铁路主权。又推荐盛宣怀为铁路督办大臣人选。十二月，总公司成立，计划招股七百万两，借洋款二千万两，官库提款一千万两，南北洋提款三百万两。但实际上，官款无着。在与外商谈判借款时，美国华兴公司提出“包造”全路，与中国平均分利。同时，比利时也积极活动，争取债权。之洞从维护铁路主权考虑，权衡比较，以比利时“究系小国”，较易对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与之修订《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借款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法郎。但比利时方面在俄、法等国支持下，提出由比方派人“调度经理，行车生利”作为附加条件，仍然攫取了部分路权。　　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898—1902年），芦沟桥至保定，汉口至信阳段先后通车。光绪三十一年，芦汉铁路全线贯通，包括接通芦沟桥至北京一段，总长一千二百公里。清廷派张之洞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共同验收，并改称京汉铁路。京汉铁路是我国腹地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干道，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国铁路网的主干。张之洞为它的修建多方谋划，终于完成此“他人不愿为，且不能为”①之大业，可当“铁路主办元勋”②之誉。　　（二）督办粤汉铁路　　芦汉铁路的开筑，刺激了全国铁路事业的拓展。粤、湘、鄂三省绅商提出由他们自行集股，修筑粤汉（广州至汉口）铁路。张之洞不反对修路，但不相信三省绅商有足够财力承担此任。他仍主张官督商办。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上谕修筑粤汉铁路，由官方主持，三省绅商通力合作，以保铁路权利。但是盛宣怀却通过驻美公使伍廷芳向美合兴公司商借洋款四百万英磅。美方在合同中强行塞入派员勘测、筑路并“照管驶车等事”的条款，规定直至五十年后中国还清债款，方可收回铁路管理之权。签约后，美方拖延执行合同，甚至私卖三分之二股份给比利时万国东方公司，擅自决定粤汉路南段由美国修筑，北段由比利时修筑。粤、湘、鄂三省绅商本来就对朝廷出卖筑路权给美国极为不满，现在更对合兴公司的违约举动义愤填膺，他们强烈要求废除合同，收回路权，由三省自办粤汉铁路。张之洞支持三省绅商的要求。美方理亏，又想出花招，提出以协丰公司收买合兴公司全部股票，另立合同，“以美接美”，或中美合办。之洞表示，“以美接美为谬谈，中美合办亦断断不可，废约坚决，一定不改”①。最后，合兴公司向中国方面勒索高价，出让路权。之洞从维护主权出发，“但期公司归我，浮价不必计较”②，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的高价赎回路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十一月，他在武昌召集三省绅商会议，决走粤、湘、鄂“各筹各款，各修各路”。但是随后张之洞以商股筹集不易为由，压制三省“商办”，并不顾各界的强烈反对，于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与德、英、法三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磅，五厘起息。为应付舆论，之洞称“由官借款”，“准商民买股”①。此事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不待事态平息，之洞便与世长辞。临终之际，他仍念念不忘修路之事，在遗折中写道：“此次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关系繁重，必须官为主持，俾得早日观成，并准本省商民永远附股一半，藉为利用厚生之资，此尤臣弥留之际不能不披沥上陈者也。”②张之洞未能亲眼看到钢铁巨龙奔驰于洞庭湖滨、五岭山麓，但他为修筑粤汉铁路付出的劳作，尤其是支持三省绅商收回路权的举动，在铁路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　　曾鲲化：《中国铁路史》第51页。　　③《清史稿》卷一四九，交通一。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页。　　②《中国铁路史》扉页。　　①《全集》，卷一白九十一，电牍七十，致桂林岑制台。　　②《张文襄公电稿》卷六二。　　①詹文琮等编：《川汉路过去及将来》。　　②《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　　①《清史稿》卷一四九，交通一。　　②曾鲲化：《中国铁路史》第27页，1923年版。　　①《清史稿》卷一四九，交通一。　　②《洋务运动》（六），第208页。　　①《洋务运动》（六）第257页。　第三节　民营工商业的振兴　　张之洞督鄂期间，除致力于官营实业的兴办外，对于民营工商业，也着意扶助提携，给于一定的优惠。他的想法是：“日后中国岂能以兵存，仍是以商存耳”③。“故公于鄂省商人一方面劝导，一方面奖进，而其要归，在期望商人破除旧习，具有世界之眼光，发挥商战之能力，俾能挽回利权，地方盖臻繁盛”④。由于他实行比较开明的工商业政策，武汉迅速成为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民营产业中心与商埠。　　为扶植民营工业，张之洞与武汉地区的民资巨头保持密切联系。汉口巨商宋炜臣（1866—约1920），原为上海某南货店职员，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来汉创办燮昌火柴厂。之洞与宋过从甚密，亦颇赏识宋的经营才干，多方提供便利。批准燮昌火柴厂获得十年专利权，在完税厘方面也给予优惠，“完厘用专章办理，由厘局发与统捐票，每箱收钱四百文，通行本省，不用再征”①。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宋炜臣又联络汉口商人王予坊，万伯（1866—1927）等十一人，集资三百万元，呈请开办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之洞不仅立即批准，且拨官款三十万元助其股本。水电公司电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建成送电，装机容量一千五百千瓦，居当时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广州。水厂也于次年送水，汉口因而成为全国首先使用自来水的地区。宣统元年（1909年），道员程祖福集股银三十万两，请于黄石附近台子港开办水泥厂，称三十年后机器厂物全数报效归官。之洞批示，本人意在提倡实业，畅销湖北土货，此条应勿庸议（指报效归官事）②。　　由于张之洞督鄂期间的奖励工商政策，武汉地区民营工矿有了较大发展。据统计，1895至1913年，武汉地区有厂矿二十八家，仅次于上海的八十三家，而多于天津的十七家、广州的十六家；资本总额一千七百二十四万元，仅次于上海的二千三百八十七万元，而多于广州的五百七十九万元、天津的四百二十一万元，均位居全国第二。③为振兴民营商业，张之洞采取了如下措施：　　开办汉口商务公所。他颁布札文：“今日阜民之道，自以通商惠工为要策，………兹拟于汉口设立商务公所，……此系仿照外洋劝工场办法，既所以兴商业，亦所以勉工艺，其应如何相机推广，筹本集股，购制运销，统由商人自筹自办，官不预闻”①。之洞此时对于市场规律已有所觉察，“官不能劝工，惟商乃能劝工耳，若此一货销路快、运商多，则业此工者日多，制此货者日精，故必商学既博则工艺自盛”②。本此而设的汉口商务公所，实质上是最早的湖北上产博览交易会。　　设立汉口商务局。为启发商智，联络商情，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设立汉口商务局，以候补道王秉恩、程仪洛总理其事，并选举通晓时务之商人数名为总董。所需经费，从整顿牙帖项下筹拨。此即后来汉口商务总会的前身。劝设商学商会。张之洞借鉴西方各国有商学以考察货物制法、销路，有商会以广交联络，互通信息，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饬商务局劝集商款于汉口，开设商务学堂，商会公所。又倡导出版《湖北商务报》，以促进商业的繁荣。　　创办两湖劝业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在兰陵街创办两湖劝业场。该场南北长二十三丈，东西阔五丈，内分三所，一日内品劝业场，陈列本省商品；二日外品商业场，陈列外省、外国各种货物、机器；三曰天产内品场，陈列两湖各种天然矿产、建筑材料，以及各种谷果麻茶竹木药材皮革等物，以备参观采买。场前后摆摊四十二处，凡入场营业者，按等完纳租金，并按定则，专售国货，标明定价，以广招徕。　　设置电话。张之洞认为，“电线为方今要政，最为有益于地方民生商务之举”①。他开通湖北境内有线电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在武昌、汉口开设电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电话局扩充，资金不足，之洞责成商人集股经营，由房产地皮商刘歆生出任商办电话公司董事，这是全国商营电话的开端。　　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三镇的商业取得长足进步。从光绪二十二年到三十一年（1896—1905年），汉口对内对外贸易额增加一倍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汉口进出口贸易占全国贸易额的12.04％，几乎接近上海的水平②。其后两三年，汉口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位于清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米国第二大都会）”③。　　③《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五十，致西安樊云门。　　④《张文囊公治鄂记》第33页。　　①《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1903年，汉口，第32页。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3页。　　①《湖广督宪张饬设商务公所陈列土产货物札》，《湖北商务报》第二册。1898年。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复商部，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　　①《全集》，卷四十五，奏以四十五，《安设蒲圻至江夏电话片》。　　②《武汉市进出口商业解放前历史资料》，未刊稿。　　③水野幸吉：《汉口》。　第四节　新式教育的创设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两方列强的侵入而带来的东西文化的碰撞日益激烈，传统封建教育的弊端也越发显露。不少有识之土纷纷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张。同治元年（1862年），贡生黎庶昌请开绝学之科，同治九年（1870年）闽浙总督英柱等奏开算学科，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建议科考加试自然、算义，光绪十年（1884年）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包括制造、算学、舆图等。六、七十年代，京、津、沪等地陆续出现各种新式学堂。但此时的张之洞思想还囿于守旧的“清流”轨道，他先后于湖北办经心书院，四川办尊经书院，山西办令德书院，其宗旨仍不脱传统陈规。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他由清流党向洋务派的迅速转变，他在兴实业，练新军的过程中，时时感到通晓时务人才的极度缺乏，进而得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的结论，萌发了改革传统教育的想法。督粤期间，他已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移督湖广以后，更是大举进行。十余年间，在湖北地区创立了比较完整的、成龙配套的近代教育体系。　　张之洞督鄂期间兴办教育事业，可分为三个阶段：　　1.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90—1896年）为“书院时期”，主要针对当时空疏虚妄的学风，改造经心书院，创办两湖书院，同时也兴建一批新式学堂，提倡分门研究，尚实尚精。　　2.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1897—1900年）为“书院改章时期”，中西学并重，在上述书院原有的经学、史学、文学之外，又加入舆地、算学、格致、体操等新科目，同时又兴建了一批专业学堂，聘请外国人任教习。　　3.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为“新学制时期”，兴办了一系列近代学校，包括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等门类，同时鼓励私立学堂的开设。其办学方针废除自由研究，改为计日功课，舍空泛的理论，而为有系统有阶段之学习。①张之洞在鄂创设新式教育，大要有如下数端：　　（一）书院的兴办及改制书院为我国封建时代的重要办学形式，始于唐而大兴于宋。一般由宿学名儒主持，选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以儒学经籍为主要研习内容，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体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正值清朝学制由“书院式”向”学堂式”过渡之际，之洞创设的教育设施，也是先书院，后学堂。　　1.经心书院同治八年（1869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创办，院址在武昌三道街文昌阁，后迁至星火堂右。学习科目为经解、史论、词赋。该书院以后多次扩建，更名为经心精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令书院仿行学校办法，分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分年轮习。另设经史一门，讲授《四书》义理及中国历史。经心书院至此已演变为新式学堂。　　2.两湖书院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张之洞于武昌营坊口都司湖畔创建两湖书院。经费主要出自湘、鄂两省茶商捐赀，故名“两湖书院”，专取两湖士子入学肄业，每省员额两百名，另为报答茶商资助，专录商籍学生四十人。书院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开设天文、地理、测量、化学、兵法等新科目。开办之初，每月考试一次，称“月课”。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以后，改行“日课”，即按日上课听讲，类似新式学堂的班级授课制。光绪末年，两湖书院改为文高等学堂。两湖书院师资力量雄厚，著名史学家沈曾植（1850—1920）、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1839—1915）、地理学家邹代钧（1854—1908）、数学家华衡芳（1833—1902）都曾在此执教。　　3.江汉书院由明代提学葛寅亮创办，院址在武昌文昌门内。清代又多次扩建。书院以中学为主。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于该院原设天文、地理、兵法、算学四门外，又添经史一门。　　（二）各类新学堂的创建清末新式学堂的建立，以同治元年（1862年）京师同文馆为其肇始。洋务运动中，京、津、沪、宁、闽等地陆续开办了少量培养军事、洋务人才的学堂。但是，无论从新式学堂的数量、规模，还是从专业门类的配套，各级教育的衔接体制等方面衡量，张之洞在湖北的教育兴革，都堪称后来居上，领先全国。　　1.实业学堂。张之洞在兴办洋务过程中，深感实业、外语人才的缺乏。“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①九十年代以后，他于实业教育方面注力尤多。　　〈1〉湖北自强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一月，之洞请立自强学堂。他奏称学堂宗旨：　　“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①学堂设于武昌城内铁政局旁，初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每门计划招收二十人。光绪二十二年以后，将算学门移人两湖书院，格致、商务两门因无合适教材而停开。仅留方言一门。开课语种为英、法、德、俄四科，后又增设日语。每科学额三十名。录取条件是“以华文为根底，以圣道为准绳。”入学后饭食、学习用品均由学堂供给，为促其专心致学，不准兼习时文试帖。五年毕业后，必须以所学外语才能为国效力。如借端“改习卑下之业，甚或不自爱惜，受洋行雇充翻译”，必须缴还所有学习费用。光绪二十七年以后，自强学堂改为文普通学堂。　　〈2〉湖北方言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又设立以培养外交人才为目标的方言学堂。学生来源，先于自强学堂内选拔其品端文优者，后招取普通中学毕业生。学习历史、地理、公法、交涉等课程，分习英、法、德、俄、日语。学制五年。方言学堂后发展成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大学，是今天著名学府武汉大学的前身。　　〈3〉湖北算学学堂光绪十七年（1891年）八月，张之洞于铁政局附近设算学学堂，附列方言、商务两门。如学生愿兼习化学、矿学，可就近往铁政局见习。　　〈4〉湖北农务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张之洞以“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奏请开办农务学堂，招募美国教习，“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农学者入堂学习，研求种植畜牧之学。”①学堂先设于武昌大东门，后迁至武胜门外多宝庵，以与试验农场相邻。学堂分农桑、畜牧、森林等科，学额一百二十人，招收普通中学堂及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学制四年。　　〈5〉湖北工艺学堂开设农务学堂的同时，又设工艺学堂于江汉书院旧址。募日本教习分授理化、机器等学。“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商学者人堂学习，并派中国通晓化学制造之士人邦同教导艺徒，讲求制造各事宜。”②学额六十名，附艺徒三十名，分理化、机器、制造、纺织、建筑各门。学制与农务学堂同。　　此外，还开设了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方言商务学堂、驻东铁路学堂、军医学堂等，培养各种专业人才。　　2.普通学堂　　二十世纪初年开始，张之洞兴学的重心转移至普通教育。在他的倡导下，湖北地区形成了初等、中等、高等学堂成龙配套的普通教育体系，开全国风气之先。〈1〉初等小学堂之洞认为“初等小学为养正始基”。③他于武昌城内分东西南北四区，设初等小学四十二所，城外设十七所。经费由学务公所支拨。另外，还大力鼓励民间自办小学教育。〈2〉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之洞于武昌城内分东、西、南、北、中五路，设高等小学堂五所。各定额一百名。招十一至十四岁文理粗通少年入学，科目为修身、读经、中文、算术、历史、地理、图画、体操等，四年毕业。〈3〉文普通中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以原自强学堂为基础，开办丈普通中学堂，学额二百四十名。学生年龄十五至二十四岁。开设沦理、温经、中文、外语、教学、博物、理化、法制、历史、地理等十二门课目。四年毕业。〈4〉文高等学堂又名两湖大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就两湖书院改建，以培养术德兼优的”通才”为目标。学额一百二十名。初以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优等主入学。后招收文普通中学堂毕业生。设学科八门，其中中西公共学四门，即经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术，延聘本国教习讲授。西学四门，即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军事学，延聘东西洋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入学后，先补习普通中学课程一年，再习专门之学三年，然后派往东西洋游历一年，以广见闻。　　3.师范学堂　　随着各类新式学堂的开办，师资问题日显突出。张之洞“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①他陆续开办了一批师范学堂。　　〈1〉湖北师范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于武昌宾阳门南开办湖北师范学堂，课程除普通中学堂所开设的诸门以外，另开师范专业必修的教育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学额一百二十名。学制两到三年。为应付师资急需，又设速成科，一年毕业。学堂以廪生陈毅、举人胡钧（1869—1944）为堂长，又聘日本师范教员一人为总教习。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学校。　　〈2〉两湖总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之洞拨出库平银四万三千两巨资，将两湖文高等学堂（两湖书院旧址）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又设初等、高等小学堂各一附属于内，作为学生实习之处。学校规模宏大，设仁、义、礼、智、信五斋，计划招生一千二百名，号“千师范”，学制五年。实际招收七百多名。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1889—1971）即为该学堂毕业生。　　〈3〉湖北师范传习所实为简历师范，这是我国教师进修学校的开端，光绪三十年（1904）开办，所学课程有教育学、教学法、学校管理等。　　〈4〉支郡师范学堂在张之洞的倡导下，湖北各属纷纷办起新式中、小学堂。不久，之洞发现，由于合格师资力量不足，小学教育质量不高，“其实府中学堂此时安有许多合格学生，此正如无根之条终归于萎，虽长奚为，无址之墉，立见其倾，虽高安用，徒张虚名，不求实济，始基一坏，补救无从”①，于是令各府将所设中学堂一律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先办速成师范，或先办师范讲习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于省城开设六所支郡师范学堂，分府录取，为各地培养合格师资。另外，张之洞还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办湖北敬节学堂，培养幼儿教师。创办湖北育要学堂，培养婴儿保育员。　　（三）大量派遣游学生　　中国学生出洋游学，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1872—1875年），容闳主持，选派十至十六岁儿童一百二十人，分四批赴美游学。其后，又陆续有不少青少年学生负籍欧美、日本。张之洞督鄂期间，亦十分热衷于派遣学生出国游学。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人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①另外，他还以出洋游学为加速培养合格新式教员的捷径：　　“学堂固宜速设矣，然而非多设不足以济用，须多设，则有二难：经费钜一也；教习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天下州县，皆立学堂，数必逾万，无论大学小学，断无许多之师，是则惟须外国游学之一法。”②在游学方向上，之洞认为，“西洋不如东洋”。一则日本路近费省，二则易于考察控制，三则相对于欧美语言，日文更便于中国学生掌握，四则日人已对西学作了选择介绍，便于学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派出湖北第一名公费留日学生戢翼翚（1878—1908）。以后又陆续派出大批学生赴日学习实业、师范、法律、警察、军事。“据光绪三十三年的统计，留日学生全国各省共计5400多名，湖北所派学生即有1360余名，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湖北在当时有先进省之称”①。　　③《奏定学堂章程》。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①《全集》，卷一百零六，公牍二十一，《札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讲习所》。　　①《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　　②《张文襄公牍稿》卷三十二。　　①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34页。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7—12页。　　①《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①《张文襄公奏稿》卷二一，《设立自强学堂片》。　　①《张文襄公牍稿》卷二九，《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　　②《张文襄公牍稿》卷二九。　第五节　新军的编练　　十余年的疆吏生涯，御外侮，平内患，张之洞日益体悟到“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②还在山西巡抚任内，他就曾萌发“筹巨款购外洋军火以练晋军”③的念头。因旋即调粤，未竟其事。总督两广期间，又编练了习洋操、配洋械的广胜军，但成效不著。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方面的惨败告终。以此为契机，军制改革成为朝野议论的中心，“有请改练洋操者，有请改定兵制者。④”张之洞屡陈奏章，力主仿照东西洋各国，编练装备新式火器，运用近代军事原理训练、组建的新型军队，以逐步取代绿营、防营等旧式武装。他批评”向来各省所习洋操者不过学其口号步伐，于一切阵法变化应敌攻击之方，绘图测量之学，全无考究，是买犊而还珠也”⑤。认为必须从装备、后勤、训练、指挥、军官培养，士兵选拔等方面全行仿效外洋，“试思环球各强国其练兵皆同此一法，而谓中华兵力最弱之国反能别创一器一法以取胜，此事理之所必无者也”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张之洞于暂署两江总督期间，率先编练“江南自强军”。该军与胡燏芬于天津小站编练的”定武军”（后由袁世凯统领，改称“新建陆军”）同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陆军。　　“自强军”编制为步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官兵两干六百八十名。聘请德国军官三十五人，不仅担任训练教官，且掌营、哨两级指挥实权。士兵挑选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身体健壮且无劣迹者。自强军训练时间不长，但已表现出完全不同于旧式军队的崭新气象。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从两江返任湖广，以更大的热情，更大规模地编练湖北新军。他以从两江调回的护军营为基础，招募新兵，组建护军前营、后营及工程队一哨。又从自强军中选聘部分德国军官担任教习，但不再授于指挥实权。《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张之洞又改聘日本教习，仿日本军制训练，并且扩充新军编制，计有护军左右两旗步队八营，马队一营，炮队一营，工程队一营；武建军左右两旗步队八营；武悄军步队四营；武防军步队四营；又护军铁路营步队四营。总计九千五百余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制定新军军制，计划在全国编成新军三十六镇。湖北新军被统一编为陆军第八镇（镇统张彪）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统计，第八镇有官七百另二员，兵一万另五百员；第二十一混成协有官二百八十八员，兵四千六百员。这是清末仅次于拱卫京师的北洋六镇的最强大新军。　　在张之洞亲自督练下，湖北新军兵强马壮，训练水平与北洋新军同居全国一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令长江流域各省选派将弁赴武昌考察湖北新军的练兵之法，回省仿行。又命张之洞与袁世凯“互相讨论，参合中外，另订画一操法，名曰中国操典”。①张之洞督鄂十七年，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心血耗尽，夜睡仅五、六刻，午睡仅三、四刻，且甚艰难……每饭一瓯，仍不消化”②。其辛勤劳作终于在荆楚大地开创出一番颇为兴旺的“新政”事业，张之洞本人于此也踌躇满志。面对武汉三镇林立的工厂和南北贯穿的铁路，张之洞在黄鹤楼草拟一副楹联，其自得之意溢于言表：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欧亚遥。　　张之洞将心血倾注于湖北，正所谓”劳歌已作楚人吟”；而荆楚大地也深深铭记他的名字，抱冰堂、奥略楼、张公堤、张之洞路，便是鄂人对这位劳绩卓著者的长久纪念。　　②《全集》，卷一百八十八，电牍六十七，电梁盐道。　　③许编《年谱》卷二。　　④《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十八。　　⑤《全集》，卷三十八.奏议三十八。　　⑥《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①许编《年谱》卷八。　　②《全集》，卷一百六十五，电牍四十四，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　第六章　暂署两江　　在总督湖广的近二十年间，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至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至十一月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前次是因为江督刘一奉旨北上，指挥对日战争，朝廷调之洞代理两江，俟刘坤一返任，即回湖广。后次是因为刘坤一逝世，两江任缺，调之洞暂署，俟新任总督魏光焘履任，之洞又移篆返鄂。　　之洞署理两江，时间不长，但亦留下政绩口碑。尤其是第一次暂署两江，正值甲午战起，之洞“自筹防迄于善后，其间无一日休息。始至之日，未受篆即奏陈军事，筹购军械，及奉旨仍回本任，于两江吏治民生，力谋整饬裨补。”①他在与友人的信函中自称：“乙未（光绪二十一年）除夕三鼓，犹在幕府治事，丙申（光绪二十二年）元旦，亦在署竞日”②，从此正可见其勉力从公之一斑。　　①②许编《年谱》卷五。　第一节　甲午主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助兵镇压。日本内阁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绝好时机。当清军进驻朝鲜牙山后，日军也以保护侨民为由占领汉城，两军对峙，大战一触即发。六月二十三日，日军不宣而战，于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七月一日，两国正式宣战。1894年为旧历甲午年，这一场战争因而又被称为甲午战争。八月十五日，日军攻占平壤。两天后，中日海军于黄海大东沟海面激战，北洋水师遭受重创。九月下旬，日军分两路进攻辽东半岛，清军一触即溃，九连城、安东相继失守。　　水、陆两方面作战的接连失利，使李鸿章惟系军事集团的腐朽无能暴露无遗。清政府临阵换马，于十月初调湘系军事集团的首领人物、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任钦差大臣，驻山海关，指挥对日战争。同时调张之洞接替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驻节江宁（南京）。　　对于中日争端，之洞持坚定的主战立场。这既是他个人昔日清流党人“卫社稷”、“御外侮”宗旨的合理延续，又与他此时倾向于湘系军事集团，亟欲通过对日作战，在军事上取淮系而代之的派系目的密切相关。还在赴江宁之前，张之洞就调遣湖北提督吴风柱率襄阳马队七营、熊铁生马步十营、副将吴元凯炮队四营，共计一万余人，北上参战。对于取道湖北北上的其他部队，也予以饷、械援助。他给过境刘树元部银两万两，魏光焘部银两万两，余虎恩部银六万两，以助军资。又耗资四十二万两，向德、奥等国购置步枪近万枝，子弹七百万发；大炮三十尊，炮弹一万四千发以加强北上诸军人力。抵两江任后，张之洞更是不遗余力，支援前线抗敌作战。他于扬州、清江、宿迁至山海关、锦州沿线设“江南转运局”十二处，各雇大车三百辆，又购、租大量船舶，分水陆两路输送辎重。山东威海吃紧时，他主动送去自己在上海购得的快枪一千枝，子弹一百万发。　　战争期间，张之洞切实加强长江沿线防务，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溯江而上的日军。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他还在湖广总督任内，即令湖北按察使陈宝箴赴江宁，与刘坤一会商长江联防，同时下令湖北水陆防营进入临战状态，充实编制，加紧操练。特别加强扼江防要冲的广济田家镇炮台，参考西法，与南北两岸及中路要冲吴王庙地段分建明、暗炮台十四座①。署理两江总督后，之洞见防军精锐皆随刘一坤北上，长江下游防务空虚，急调粤军名将、中法战中威名赫赫的冯子材驻守镇江。又多方筹措巨额军费，奏加盐引米厘以应急需，劝令淮商捐助饷银一百万两，同时息借广东、江苏商款二百余万两，借洋款两百万英磅。他巡视沿江各炮台，见火炮陈旧，防务松懈，炮位、弹药库建筑多不合实战要求，立即下令改造炮台，添置新式火炮。至光绪二十一年（1859年）底，象山、焦山、狮子林、盘龙山、圌山关、幕府山、钟山、金山卫、龚家墟、清江浦等地炮台全部峻工，防务力量大为增强。　　尽管刘坤一、张之洞等主战派竭力支撑，清军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仍然挽回不了战争失败的结局。清政府被迫通过英、美等国，向日本乞降。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派出驻美国大使张荫桓（1837—1900）与湖南巡抚邵友濂（？—1901）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张之洞对此极表反对。他说：“倭寇无故开衅，妄肆要求，传闻所索数条，贪狠狂悖，实堪发指，若许之则中国不能立国矣。目前和议，断不能成。张、邵此行，恐亦无益。”①果然，此时侵略气焰正盛的日本政府急于扩大战果，对谈判根本不感兴趣，以张、邵二人资格不够，且无全权为由，拒绝与之谈判。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元月，山东刘公岛失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政府在取得更大的筹码以后，始应允谈判，但态度更为骄横，指名李鸿章为中方全权代表。谈判地点，前定旅顺，后又改日本马关，清廷一一屈从。三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马关新约》。根据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实沦为日本殖民地），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两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军继续占领威海、刘公岛要塞。消息传回，朝野震惊，拒约呼声，响彻全国。张之洞屡电总理衙门，逐条剖析了条约的严重危害。他说：“旅顺、威海及北洋门户，若不退还，则北洋咽喉，从此梗塞。以后虽有水师，何处停泊修理？……彼日肆要挟，稍不满欲，朝发夕至。……彼时战不及战，和不及和，守不及守，即欲暂避，亦不及避。①通商条目、赔款限期，尤堪骇异。各省口岸、城邑、商业、工艺、轮船，处处任意往来，任意制造，一网打尽，工商生路尽矣。……（赔款）分期摊还，每年亦须还本息一千数百万两，各海关洋税空矣。……民贫极则生乱，厘税去则无饷，陆师海军永不能练，中国外无自强之望，内无剿匪之力矣。②割地一事，尤不可行。自有中国未闻以重地要地割予岛国之事。……岂有卧榻之旁，供人鼾睡？”③在电奏中，张之洞怒斥李鸿章“敢于犯天下之大不韪”。“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同时也对慈禧太后的妥协态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当然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四月十四日，中日两国于烟台互换条约定本。此后张之洞所能做的，只是继续支援台湾军民抗击日军，延迟割让台湾成为既成事实。　　张之洞一向重视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还在中日正式谈判之前，他就致电李鸿章，“窃谓台湾万不可弃，从此为倭傅翼，北自辽，南至粤，永无安枕；且中国水师运船终年受其挟制，何以再图自强？”①在致总理衙门的电奏中，他说：”查台湾极关紧要，逼近闽浙，若为敌踞，南洋永远事事掣肘，且虽在海外，实力精华，地广物著，公家进款每年二百余万，商民所人数十倍于此，未开之利更不待言。”②战争期间，台湾巡抚唐景崧、守将刘永福均为之洞旧部，但二人不合，深存芥蒂。之洞原想将刘调离，但因战局紧张未成。之洞多次调解二人关系，劝以抗战大局为重，和衷共济。为增强台湾军民抗日力量，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张之洞拨枪一千六百余支，子弹一百万发及军饷若干，一并运往台湾。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认为，“台民果能坚守，自有办法。台自能守，倭岂能责我？”③仍然支持唐景崧、刘永福坚守台湾，捍卫领土主权。他致电唐景崧：“此时惟战守为急，三战后尚能相持，方有办法。”④他派人迎唐母来宁，赡养备至，并电告唐景崧：”君为国尽忠，吾为若尽孝，勿以老母为虑。”⑤台湾军民更不愿沦为亡国奴，拥戴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自负抗敌之责。唐本无抗敌之志，但怯于民心，不敢径自离台。刘永福则布告民众，“合众志成城，执挺胜战”，“万死不辞！”①张之洞不顾清廷禁令，又拨银三十万两，经英国汇丰银行汇往台湾，鼓励唐景崧坚持抗战。他电示唐：　　“全台地广，待倭深入，然后以兵截其归路，断其军火，彼军人不继，终必败窜也。……敝处仍可随时接济。船不便派，此外虽不易办，当相机为之。基隆早知不可守，勿以此为恨。总之，台地广，倭兵少，但存一府一县，即有生发；相持三月，各国必有出头者。仆当力筹。台北府即为倭占，仍可自存，何遽云事不可为耶？”②但是唐景崧仍以“事不可为”，几日后只身乘商轮离台。刘永福苦撑危局，致电之洞：“天下仰我公一人，乞为大局计，痛哭流血，乞速设法救授，守走死生，望公一言为定。”③张之洞继续通过种种途径接济台湾军民饷械。　　张之洞一再违抗朝廷旨意援台，妥协派十分恼怒，李鸿章竟奏称“台民叛”系之洞“主使”④。清政府更唯恐开罪日本，也再三严令禁绝济台。在这种情况下，之洞万不得已，致电刘永福：“公或去或留，仍请阁下自酌，鄙人不敢与闻，至协济饷械，奏谕旨严禁，万不敢违，愧歉万分，务祈原谅。”⑤刘永福坚持至九月，弹尽粮绝，被迫撤回厦门，台湾终于完全沦陷。　　①《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筹备江防折》。　　①《全集》，卷二百四十一，电牍二十，致伦敦龚钦差。　　①②③《全集》，卷七十七，电奏五，致总署。　　①《全集》，眷一百三十九，电牍十八，致天津李中堂。　　②《全集》，卷七十七，电奏五，致总署。　　③中国史学会编：《中日战争》（五）第133页，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④中国史学会编：《中日战争》（五）第133页，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⑤许编《年谱》卷五。　　①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天津大公报社1932年版。　　②《中日战争》（五）第140页。　　③《全集》，卷一百四十七，电牍二十六。　　④《中日战争》（五）第133页。　　⑤《全集》，卷一百四十八，电牍二十七。　第二节　练军备武　　甲午之战以中国方面的惨败告终。马关签约，举国震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痛陈条约之害：　　“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捐；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①作为“力求补救”之策，之洞提出九条应急措施，头两条便是“宜亟练陆军”、”宜亟练海军”。这反映出当时朝野上下检讨战争失利原因而得出的基本共识。　　对日作战，陆、海两线全面失利，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尤其是军制的极端落后。李鸿章的淮军从朝鲜到奉天，一溃千里。继淮军之后北上抗敌的湘军，同样不堪一战。刘坤一、吴大澂所率十余万众，几乎未与日军认真交锋，即全线崩溃。清廷的“精锐之师”淮军、湘军相继惨败于“东瀛岛夷”之手，深深刺激了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朝廷要员，“修明武备”的呼声日高。出使英俄大臣许景澄在一份奏折中说：“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①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日后评论：“日本军队给中国上了痛苦的一课，告诉它一支东方的军队，能够在组织、训练、纪律和运用上做得多么好。”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颁布诏旨：“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③表明了采用西法，编练新军的决心。在这一决心付诸实行的过程中，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建的“江南自强军”与广西按察使胡燏芬（？—1906）刨建的“定武军”（即袁世凯“新建陆军”之前身），同开时代风气之先。　　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清政府令胡燏芬于马厂地方编练新军，后又移至天津以南七十里的小站，以淮军周盛传部营地旧址为练兵场。胡燏芬招募壮丁，编成十营”定武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④。稍晚于胡燏芬，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下半年，开始着手筹建新军。原计划万人规模，后因经费短缺，压缩编制，从卫队、护军营中选拔精壮士兵二千六百余人，编成步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定名“江南自强军”。自强军仿德国军制，马、步、炮、工程诸兵种混合编成，以适应现代战争要求。各兵种均分营、哨两级建制，步兵每营二百五十人，分五哨；炮兵每营二百人，分四哨；马队每营一百八十人，分三哨；工程营一百人。各营均配备医官、枪匠、兽医等。　　为了尽得西法练兵之真髓，张之洞以高薪聘请来春石泰等三十五名德国军官为自强军教习。他们不仅充任操演教练，而且被授于营、哨两级指挥实权。从有利中国将并尽快掌握新式练兵之法着想，张之洞“选武职中壮健有志，不染习气者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两地武备学堂出身之学生为副哨官”①，随时学习洋弁编训整备之术。之洞还规定，“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②自强军作为清末最早出现的新式陆军之一，明显表现出迥异于湘淮勇营等旧式武装的新气象。时人这样评介自强军的操练情形：　　“自强军者，全军操练仅八阅月，马军乃一月有余耳。……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头赞叹，百吻一语曰：“不意支那人能如是，能如是。”③自强军训练精强，声名显著，吴淤、江阴、镇江等地旗兵勇营纷纷邀请自强军派员前往教习，使之改练洋操，提高军力。　　在编练自强军的过程中，张之洞总结出“学堂出身之人，究视未学者领会较易，长进甚速，是学堂有益，确有明徽”①，遂决定于江宁仪凤门内和会街地方创办陆军学堂，择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文理通顺能知大义者入学，学额一百五十名。为适应自强军的编成要求，学堂专业分马队、步队、炮队、工程队各门，“各门约以二年为期，二年后再令专习炮法一年，又须略习德国语言文字，以便探讨图籍，大约通以三年为期”②。学堂聘请五名德国教习，讲授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图、算术、营垒、桥路各种功课及马、步、炮兵种各种阵法。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