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序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恩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覆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同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光芒，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①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　　①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　导论　张之洞与他的时代　　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发展固然有其必然规律，但这丝毫也不排斥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当然，人又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的活动总要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复杂的交互关系。　　本书传主张之洞（1837—1909）是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晚清社会的产儿，他又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个转型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诸多侧面打上鲜明印记；他的心路历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中国社会走过的曲折坎坷的路径。　　本书传主辞世已久，人们却难以忘怀他的创榛辟莽的业绩和新旧杂糅的思维教训。时至二十世纪中叶，毛泽东（1893—1976）在论及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时还特别强调：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①；学界泰斗陈寅恪（1890—1969）在三十年代则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②，足见今人或者不时感受到张氏的遗泽，或者难以摆脱这位“文襄公”的思想轨范。　　将张之洞与曾国藩（1811—1872）并列为咸同以降对人们的思想和议论发生久远影响者，自有一番道理。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中国近世，涌现出竞相寻求“过渡之道”的众多风云人物，就清廷内部言之，探求过渡之道而又兼具政坛要角、学术重镇双重身份的，惟曾、张二位。以张之洞论，他留给后世的遗产包括斑驳陆离的政治实绩和古今交汇、中西并存的学术两大部类。品议政治家的张之洞，应当着重前者，兼顾后者；评析思想家的张之洞，则必须详剖后者，而又不可脱离前者。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称作人生“三不朽”。张之洞是深识此中三昧的，他除力图建树功业外，还十分重视“立言”，终身亲治文书，不假手幕客，这与李鸿章等其他洋务大吏颇不相同。一部数百万言的《张文襄公全集》，多出自张氏本人手笔，这为研究张之洞的思想言行提供了系统的一手资料。然而，《张文襄公全集》这部书究竟应当怎样阅读？这里用得上孟子的名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①读书须知人，知人须论世，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通则；考察张之洞这位既由时势所造，又深刻影响时势的人物，尤其要以“知人论世”为人门之径。　　张之洞的人生跨度，迈越咸、同、光、宣诸朝，这不仅是清王朝的衰败之世，而且也是中国数千年农业一宗法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这种“千古之奇变”的根由，除深植于中国国内诸多社会矛盾之外，还在于世界历史已经运行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无论中国人愿意与否，都无可避免地要卷入这种亘古未遇的“变局”之中。　　自十六世纪开始，世界历史逐步从诸区域性文明各自生灭走向全球性文明一体化发展。推动这种历史性转折的是南欧和西欧竞相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所焕发出的巨大生产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对远方异域的扩张力。以英吉利、法兰西为代表的西欧诸国，历经原始积累、产业革命、政治变革，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已获得较充分的发育，其海外殖民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更达到新的水平。继中东、南亚之后，地处远东的广土众民的中华帝国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经济渗透、军事侵略的重要对象，商品、鸦片、坚船利炮一并向其袭来，老大的清王朝几无招架之功，闭关锁国状态被强行打破。李鸿章（1823—1901）陈述中国历史上这种空前严峻的形势说：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中国历代诸中原王朝曾多次受到来自西北的游牧人的军事威胁，然而，这些游牧人虽有强劲武功，其整个文明水平却大大低于中原农耕文明，因此，中原人可能被游牧人所征服，最终却通过自己的高势位文化反过来同化征服者。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降的格局却大异于以往，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优势已经丧失，诚如李鸿章满怀惊恐指出的，古老的中国历经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亿万中国人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自成一体的中华文化无可回避地纳入全球近代文化的大潮中，经受前所未遇的磨难，自觉不自觉地进行重组和转型。这里所谓的“重组”，是指经过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华文化的固有格局发生解体，重新进行结构组合；所谓的“转型”，是指从中古时代自然经济的农耕文化转向近代商品经济的工业文化。本书传主正是在这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关口，以干练务实的朝廷大员和淹博深厚的学者的双重身份，感受着时代的变迁，并随着变迁的时代改变着自身，又力图左右时代的更化方向，在“求变”与“守常”的矛盾过程中，完成其人生之旅，刻画出复杂多致的思想一实践轨迹。　　张之洞生命的节律与中国近代历史大体共始终。他的一生，或耳闻目睹、或亲身参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作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政治家，他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更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中成为“朝廷柱石”；而作为涉猎广泛、富于锋芒的思想家，张之洞的所思、所言往往新旧纷呈、中西并列，活现出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曲折与艰难。　　无论从历史条件或者个人作为来看，张之洞都是典型的“过渡型”人物。东方中古传统与“欧风美雨”所驱动的近代化潮流，在他头脑里相激相荡。他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既承袭其“经世”、“变通”、“自强”等积极意识，力图顺应时势，通过有限度的汲纳西学，革故鼎新；同时又深荷纲常名教的重负，以卫道者自居，不免抱残守缺之讥。这一切铸就了他复杂多面的性格，支配其在近代舞台上或顺乎时代潮流，或阻挡历史车轮的诸般表演。　　张之洞作为历史过渡人物的典型意义，尤其在于他的思想与言行的发展轨迹与近代中国这一过渡时代的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或丝丝入扣，或有所错位的关系。张氏作为一员有作为的“能吏”，参与清廷同光间“御外”和”靖内”的各项主要活动，同西方列强、朝中各党、民众运动诸流派均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他又以通权达变者和“圣教”捍卫者的双重身份，投入近代中国的思想战线，既抨击守旧者的“不知通”，又讨伐求新者的”不知本”，然而他本人也未能寻觅到“因”与”革”，“常”与“变”的合理统一。因而一部张之洞传，在相当的意义上，显示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年，张之洞刚满三岁。这一场战争的时代意义，当然不是一个孩童所能理解，但它所造成的历史震动，渐次深入地作用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心态文化的各个层面，而这一切，又给予青年、壮年及老年张之洞以深刻影响，并制约了他的一生。　　鸦片战争以石头城下一纸屈辱条约的签订而告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通过野蛮的暴力和无耻的鸦片贸易撬开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严酷的现实危机感，逼迫着中国人在超越九州之内王朝更迭的广阔的时空坐标系中为国家、民族重新确定位置，寻求出路。林则徐（1785—1850）率先“开眼看世界”，林氏的朋友魏源（1794—1857）则较系统地阐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所以，中国人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①。不过，魏源所谓的“师夷长技”，主要局限于坚船利炮等器物文化层面，虽偶有赞扬西方社会制度的言词，却没有明确的仿效意向。总之，魏氏的“师夷”，还只是表达了一种先进士人的认知态度，社会并没有付诸实行，因而既未赢得热烈的响应，也未遇到激烈的反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　　这一阶段，张之洞尚在青少年时朗。此间他生活于闭塞的贵州等地，林、魏辈的思想尚无影响可言，沿着科举之途勤奋跋涉，则是其心力所寄。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祸，也曾给青年张之洞的心头罩上阴影，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张之洞感愤时事，诗以纪之①。不过，此时他孜孜以求的，仍然是”明体而达用，化民而成俗”的“帝王之学”②。同治二年（1863年）科考殿试一甲第三（俗称“探花”）的张之洞的精神状况，同当时绝大部分中国士人一样，震怵于民族危机，却又找不到解救出路，仍在传统故道上踯躅徘徊。　　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器物文化的先进性，得到逐渐增多的中国人的承认，魏源当年的“师夷”说，此时具体化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1833—1898）等人兴办“洋务”的实践。“师夷”口号一旦落实为行动，立刻招致社会习惯势力的顽强抵制。“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申，邪气因而弥炽”③的责难蜂起。张之洞并不是洋务先进，当李鸿章辈亟亟兴办江南制造总局，勤于“夷务”的六、七十年代，张之洞或为外省学政，或为京师清流。所受教养及个人经历，使他“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④。但执著于经世之志的张之洞又有别于“以不谈洋务为高”的一般“清流”同党，对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化事业很少进行实质性的批评，而且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　　由于张之洞素有励精图治的意气和长于权变的机智，当他走出京官清流圈子，踏上封疆大吏之途以后，目睹中外大势，参酌诸洋务先进的前例，迅速从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他八十年代初在山西巡抚任上发布的启示宣称：“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②。这番话可视作他从京师清流一变而为洋务大员的标志。由晋抚移督两广，经历中法战争的教训，张之洞以更加切实的步骤实施洋务计划。　　“效西法—图富强”以便”保中国”进而“保名教”③，成为张之洞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基本思路，这不仅意味着张氏个人随“天下大局一变”而与时俱进，而且报告了一种社会心理变迁的时代消息。　　纵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民众的普遍心态，虽然经受了被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一再战败的打击，却只承认“器不如人”、“技不如人”，而并未意识到固有的精神文明尚有改进的必要。从学术文化而论，此时中国士子的学问方向仍在传统故道中运行，其论著极少得见西学影响的痕迹。咸丰、同治、光绪间大儒陈澧（1810—1882）、俞樾（1821—1907）、黄以周（1828—1899）等人著作的思想及其表述方式与钱大昕（1728—1804）、王念孙（1744—1832）等乾嘉老辈并无二致；张之洞七十年代在四川学政任上所撰《輶轩语》和《书目答问》，除涉及个别西书外，其内容与言词均未越出传统学问的范围。这与其说表现了士子们对西学有意识的抵制，不如说是对西学的无视和淡漠。可见，截至中法战争前，中华文化的观念层面“古井无波”的状态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然而，伴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以坚船利炮和廉价工业品开路，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心态文化也无可阻遏地涌进中国，如科学理论（生物进化论、血液循环学说）、民主思想（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政治制度（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社会风俗（有父子之平权、无男女之大防）、宗教信仰（原罪救赎、末日审判）等等纷纷传人，其强度则与日俱增。从中法战争到中日战争十年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着明显变化，张之洞也在此间成为直追李鸿章的洋务巨擘，并因“湖北新政”的实绩和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竭力主战而赢得“天下之望”。这十年应视作张之洞一生的黄金时段。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而且是败于素为中国人所蔑视的东瀛岛国，这给中华帝国这头“睡狮”以剧烈震撼，康有为泣血以诉：“瓜分豆剖，渐露机芽”；谭嗣同长歌当哭：“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以政治变法与思想启蒙为双重目的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从甲午到戊戌，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自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所罕见的热烈气象。曾经因力倡“师夷智”以”救时”而一领风骚的洋务派，在“变政”任务提出后则显出落伍于时代的窘态。　　这一时期，张之洞思想的内在矛盾渐趋激烈和外显。一方面，他进一步感受到国势衰败的危机，继续将洋务事业推向前进，两湖、两江地区的实业建设、学堂创办、新军操练均有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受儒教熏陶而且又执掌权柄的高级官员，他又忧心忡忡于日益昭彰的“新学”对名教纲常的冲击。如果说，十九世纪中叶李鸿章深怀忧虑地指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给中国造成的威胁，那么，十九世纪末叶张之洞更进而担心中国人自身对中古传统的叛逆将导致固有国家政体和社会结构、伦常规范的崩解，他惊呼：“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①，为此，他修撰出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劝学篇》的宗旨是“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②，张之洞以此表明自己既与康有为等“激进”的“乱党”划清了界限，但又绝非抱残守缺的顽固“冬烘”，从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定地位。　　西太后以血腥手段扑灭戊戌维新，但清王朝也从此陷入更严重的统治危机。义和团风暴席卷北中国，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京畿。在从戊戌到庚子一片混沌的政治风云变幻之中，张之洞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作出淋漓尽致的权术表演。他主谋策划“东南互保”，以免“全局瓦解，不可收拾”。此间他与朝廷、列强及保皇派、革命党诸方面周旋折冲，干练老辣、机敏莫测。　　进入二十世纪，“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及清王朝一并走向生命的尽头。老迈年高的张之洞，也由“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迈入朝廷中枢，成为“第二次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主角。此时张之洞“开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仍在继续，不过，由于腐败朝政病入膏盲，“开新”已绝无起死回生之可能，“卫道”的种种努力在不可阻挡的革命风潮面前，也越发显现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愚顽。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垂垂老矣的张之洞心力交瘁，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①的悲凉感叹中撤手人寰，此时距离武昌城头那划时代的首义枪声打响，已不足八百个昼夜。　　作为一个敏锐而言于历史感的思想家，张之洞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其独特的观照角度和结论，这正是他作为政治家谋身行事的依据。在《劝学篇》中，他论及中外大势时说：今日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②这与此前李鸿章“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说，以及薛福成（1838—1894）在《变法》一文中所言“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③，是近似认识。张之洞还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今日之世变”发生的因由：欧洲各国开辟也晚，郁积勃发，斗力竞巧，各自摩厉，求免灭亡，积惧成奋，积奋成强。独我中国士夫庶民，情然罔觉，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傲情，安其偷苟，情见势继，而外侮亟矣。　　张之洞明确反对以种族优劣来说明西方进步而中国停滞的严酷现实，他设问道：“岂西人智而华人愚哉？”并进而分析西方“开辟也晚”，”进境尤速”的原因：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均力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②。　　这种议论显然是从当时盛行的进化论中导出：欧洲的进步是竞争的产物。张之洞继而指出，与西方世界“争胜争长”的情形相比，老大的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傫然独处于东方，所与邻者，类皆陬噬蛮夷，沙漠蕃部，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者，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继矣。张氏不无婉惜地议论：”西国强盛开通，适当我圣祖高宗之朝”，假使“其时朝廷恢豁大度，不欺远人，远识雄略，不囿迂论，而人才众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问，远游就学，不惟采其法，师其长，且可引为外惧，藉以做我中国之泄沓，戢我中国之盈侈，则庶政百能，未必不驾而上之”②。在这里，张之洞颇抱怨清廷“开放”太晚，不能不说是一种觉悟者的反思。　　张之洞对于时代面临剧变的估量，对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探讨，已越出传统陈说，显示出接纳新知的愿望，其直追异域先进，亟欲祖国富强的意向更溢于言表。他关于康熙年间若能开国师法远西，今必大盛的设想，也不失为智者之遐思。　　历史毕竟不能假设，但历史却可以创造。张之洞不是幻想家，而是力行者，他“矢抱冰握火之志，持危扶颠之心，冀挽虞渊之落日”③，兴灭继绝，使中华“庶政百能”，对西洋“驾而上之”，他为此奔走呼号，辛勤劳作，其成败得失，留待后人评说。我们今天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来分析张之洞思想言行的新旧杂糅、自相矛盾，却无法否认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份量——　　作为政治家的张之洞，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的历史条件下，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确实有所作为，其实绩颇耸动中外，日本名臣伊藤博文（1841—1909）称其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实非过誉；然而，对于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和激烈的社会革命，张之洞又持不共戴天态度，故尔清末革命党人斥其为附鳞攀翼的汉奸，恨不能将其“头置于胯下”①，也是自有缘故的。作为思想家的张之洞，则在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浪潮中殚精竭虑，因革损益，留给后世一份丰富而驳杂的遗产。方面，张之洞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技术一艺能层面给予充分的接纳，表现出颇为大度的宽容和开明，这在其《劝学篇》的外篇中表述得酣畅淋漓；另一方面，他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政治—伦理层面又加以排拒、否定，口诛笔伐，展开殊死较量，《劝学篇》的内篇正显示了他卫道的执著和激昂。从结构上分析，一种文化包括外缘和内核，技术—艺能层面属于外缘，政治—伦理层面属于内核。张之洞作为以”保教”为职志的思想家，最大特点在于，当他感受到“圣教”受到根本性威胁时，企图通过变通其外缘来达到捍卫其内核的目的。他的这种努力的理论表现就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时代“流行语”作出系统的阐发。他所钟情的这一文化范式具有相当大的涵盖性，虽有严复（1854—1921）、何启（1859—1914）、胡礼垣（1847—1916）等启蒙思想家对这一文化范式及时驳诘，但仍为众多的人们所认同，直至二十世纪初叶仍然如此。以“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此后数十年间，经过全民族吞吐融会古今中西文明成就的实践，方逐步突破“中体西用”樊篱，告别张之洞时代，但仍不能说张氏的思维模式己全然成为明日黄花，兼通中两的陈寅恪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宣称自己的思想言论未能脱出其轨道，就是一个例证。　　①见1907年《民报》特刊《天讨》所载”现代汉奸之真相”图片。　　①毛泽东同时说，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转引自丁守和：《关于近代史人物研究和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②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作挽词曰：“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年冠盖萃英贤。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遇叟。忠顺勤劳失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可见陈氏对张之洞的景仰和对“中体西用”思想的服膺。　　①《孟子·万章下》。　　①《劝学篇·序》，《全集》卷二百零二。　　②《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全集》卷二百零二。　　①《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遗折》。　　②《劝学篇·序》，《全集》卷二百零二。　　③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218页。　　①《劝学篇·内篇·知类第四》，《全集》卷二百零二。以下引《劝学篇》不标《全集》卷数。　　②《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①　　②《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③胡钧：《张文襄公年谱》，以下简称胡编《年谱》，北京天华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甘朋云序。　　①［清］宝鋆等辑：《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六，第17页。重点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①《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①见《张文襄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年版，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海水》。　　②《全集》，卷二百一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第24页。　　④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①《全集》卷二，奏议二，《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　　②《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延访洋务人才启》。　　③见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　●生平篇——从清流健将到洋务殿军　 第一章　早岁经历　　第一节　世宦之家　　明永乐年间，朝廷迁徙山西人口充实畿辅及川、陕、湖广一带。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大移民。直到今天，民间依然传诵着“要问祖先来何处，洪洞城北大槐树”的寻根谣。本书传主张之洞的先祖张本，也跋涉在茫茫的迁徙人流中。　　张本从洪洞来到京畿漷县（今北京通县一带），安下家来。经过两代耕读，张本的孙子张端，官居南直隶繁昌县获港巡检，又举家迁至天津府南皮县（今属河北省），于东门印子头置产立业。张氏家族从此定居于此，声名渐盛，号”东门张氏”。张端之子张淮于明正德年间进士及第，官至河南按察使，“以文章忠义有声于时”①。张淮七传至乃曾，即之洞高祖，为清代山西孝义知县，乃曾之子怡熊，官浙江山阴知县，“两世为具令，皆以廉惠闻”②。之洞祖父廷琛，字献侯，以贡生资格任四库馆誊录，后议叙福建漳浦东场盐大使，又题补古田知县。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因闽浙总督伍拉那等贪污、纵盗案，督抚藩臬十余要员下狱，牵连甚广。廷琛不仅洁身免祸，还多方“调护拯救”，甚获时誉。　　之洞的父亲张锳，字又甫，号春潭，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493年），早年丧父，家境窘迫，“食贫力学”③，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乡试中举。张锳将家徙居南皮城南三里双妙村，这里便成为张之洞的故里。中举后，张锳屡赴会试不第，以大挑④补贵州安化知县，又调贵筑知县，后迁古州同知，擢兴义知府（所辖在今贵州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一带）。张锳一生三娶。原配刘夫人，布政司经历刘廷武之女。继娶蒋夫人，四川嘉定知府蒋策之女。再娶朱夫人，四川邛州直隶州知州朱绍恩之女。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年9月2日），朱夫人生之洞于兴义知府官舍⑤。之洞以上，有一个哥哥之渊，以下有两个弟弟之澄、之涌，还有八个姐妹。堂兄之、之清因父早亡，也被张锳收养，如同亲生一般。这是一个颇为热闹、殷实的大家庭。　　道光二十年（1840年），朱夫人病逝。三岁的之洞当然记不得母亲的音容笑貌，但母亲生前喜爱抚弄的两尊古琴，却常常勾起他的思念之情：　　梦断怀棬泪暗倾，双琴空用锦囊盛。　　儿嬉仿佛前生事，那记抛廉理柱声。①　　生母死后，之洞由父亲的侧室魏氏抚养。魏氏无子，待之洞如己出。母子感情甚笃。光绪十三年（1887年），魏氏卒于南皮。此时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闻报十分悲伤，“白衣冠为位而祭”，“循礼成服”。对魏氏亲属来粤者，亦“以戚谊待之”②。　　张锳对子侄管教甚严。他礼聘远近名儒为子侄侍授“乾嘉老辈诸言”③，又购书数十橱，“令于日课外，听以己意观之”。之洞四岁发蒙，从附生何养源受读。拔贡曾搢之，附贡张蔚斋，举人黄升三、王可贞、张肖、赵斗山，进士敖慕韩，先后作过他的业师。有严父督促，名师指教，童年的之洞十分勤勉，读书“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倦则伏案而睡，既醒复思，必得解乃已。”④学业因此大进。八岁读完四书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文。兴义府署比邻试院，院内有天香阁，立树石佳胜之间。之洞读书习字、赋诗填词于其中，每得怡乐。他曾集此时诗文为一集，曰《天香阁十二龄草》①。张锳高兴地将其寄给之洞的伯父一阅，伯父复函以“敛才勿露”为最。之洞终身诵之。　　十二岁以后，之洞又先后师从韩超、丁诵孙、重云逵、袁燮堂、洪次庚、吕文节、刘僊石、朱伯韩，研习经学、小学、古文学、史学、经济之学。他还尝从父亲的挚友胡林翼（1812—1861）问业。胡林翼、韩超十分器重少年之洞的才气，而之洞一生奉行经世实学，亦受胡、韩二人影响为最。　　②许编《年谱》卷三。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胡编《年谱》卷一。　　①集中诗文存于张锳主纂《兴义府志》，清宣统元年铅印本。　　①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以下简称许编《年谱》，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版，卷一。　　②许编《年谱》卷一。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清乾隆以后定制，对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由国家挑选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挑选标准重在形貌与应对。　　⑤此据许同莘《年谱》和胡钧《年谱》。另据刘显世等修《贵州通志》（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道光十七年，张锳尚在贵筑知县任内，按此说，则之洞的出生地应为贵筑知县官舍六洞桥（今贵阳市博爱路）。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　第二节　科举得志　　通过科举之途，学优登仕，是千余年间中国士子的必由之路，历来被视作“正途”。世宦之后张之洞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那便是他的科举之途，较之其先辈及同时代的多数学子更为顺利、畅达。　　按照科举制规定，考秀才、举人，必须于原籍应试。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二岁的之洞与兄长同行，取道湘、鄂，回故乡直隶南皮应童子试，中生员，翌年入县学，成为秀才②。咸丰二年（1852年）之洞参加顺天府乡试，中式第一名举人，“一时才名噪都”③。乡试头名称“解元”，是科场上难得的荣耀。喜讯传至兴义，张锳心花怒放，自不待言；之洞的业师胡林翼，亦兴奋至极，他致书张锳称：“得令郎领解之书，与南溪①开口而笑者累日。”②。之洞得知此事，更感激恩师的栽培之情。三十多年后，之洞于湖广总督任内，特地前往武昌胡林翼祠，凭吊恩师：　　二老当年开口笑，九原今日百身悲，　　敢云驽钝能为役，差幸心源早得师。　　张之洞中举后，寓居京师外祖父蒋家。咸丰三年（1853年）春，太平军攻克金陵（今南京），改称天京。五月，洪秀全令林凤祥、李开芳率师北伐，“师行间道，疾趋燕都”，京师震动，畿辅戒严。一片风声鹤唳中，之洞于七月离京，顺运河而下。时值霖雨兼旬，孤身舟中，四顾茫茫，之洞赋诗感怀：　　绮绣周原变水乡，误看秫稻作菰蒋。　　泽鸿休怨无安所，且限南来丑虏狂。　　十六岁的新科解元，忧愤交加地诅咒农民战争可能会葬送自己的前程。　　更现实的危险接踵而至。咸丰四年（1854年）春，之洞回到兴义父亲身边。此时的张锳，顾不上抚慰旅途劳顿的游子，他正全力对付此伏彼起，兵临城下的各支农民军。这几年，借助太平军的声威，贵州各地，义军纷起。独山杨元保、安南涂令恒、铜仁梅济鼎等先后发难。咸丰四年（1854年）秋，遵义府桐梓县杨凤，举太平军旗号，聚千余众起事，屡败进剿清军，连克仁怀、龙泉、绥阳等城，队伍发展至万人，于十一月包围兴义府城。张锳率部及家人婴城固守，之洞兄弟皆登陴苦战，三昼夜不息。情况最危急时，张锳令堆积柴草于城楼，一旦城破，即举家自焚。后张锳“阴缒死士下城绕出贼后”①，里外夹攻，击退义军，方转危为安。之洞在《铜鼓歌》中，曾记载了这一血火之役：　　咸丰四年黔始乱，播州首祸连群苗。　　列郡扰攘自战守，盘江尺水生波涛。……　　我先大夫慷慨仗忠信，青衿白屋皆同袍。②　　这一年冬，之洞成婚。新娘是嘉庆癸酉（1813年）拔贡、贵州都匀知府石煦之女。石夫人给之洞留下一子（权）、一女（檀）。婚后，之洞仍留父亲军中。张锳剿灭杨凤农民军，又击退苗民起义。之洞于戎马倥偬之中，温习功课，准备于科举之阶更上层楼。咸丰五年（1855年）秋，之洞携夫人辞别父亲，取道川、陕赴京就试。也许是经历了更多的人生磨难，此次北行，之洞未见褪减的功名之心，又平添了几分家国忧思。他由黔入川，渡江迤逦北行，经潼川、剑阁、宁羌，入陕南。他在《宿宁羌州》诗中称：　　岁晏单车独北征，风催槁叶下边城。　　一家骨肉同萍梗，四海亲朋半死生。　　抒柚山中犹急税，旌旗江上未休兵。　　忧来无寐披衣起，霜月横天枥马鸣。①　　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之洞参加礼部试，被录取为觉罗官学教习。觉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叔伯兄弟和各支子孙的称谓。觉罗官学，是专为觉罗子弟设立的学校。觉罗官学教习，由礼部从京省举、贡、生员中选录，于会试正科之后举行考试。被选录者依次补用，三年期满后可补放知县，故不失为仕途终南之径。　　之洞在京候补，于秋天接到父亲病故的噩耗。张锳与农民军周旋数年，积劳成疾，屡乞解甲未果，终因沉疴不起。离开营伍仅二十余日，于咸丰六年七月廿五日（1856年8月25日）辞世。七天以后，贵州都匀府城被起义军攻陷，知府石均被杀，前知府鹿丕宗自焚。石均是之洞的妻兄，而鹿丕宗之子传麟，又是之洞的姐夫。农民军沉重打击了清王朝，也给青年张之洞以深深的震撼。　　依循传统礼教，咸丰七、八年（1857、1858年），之洞在籍守制。咸丰九年（1859年），守制期满，之洞拟赴京参加会试，因族兄张之万（18ll—1897）为同考官，循例回避，未能应试。次年，因同一原因，继续回避。这一年，英法联军攻陷京师，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避热河。之洞感愤时事，作《海水》诗以纪之：　　海水群飞舞蜃螭，甘泉烽火接令支。　　牟驼一旅犹言战，河上诸侯定出师。　　地孽竟符苍鸟怪，天心肯使白龙危。　　春秋王道宏无外，狭量迂儒那得知。①　　仕途停顿，国势衰微，百无聊赖中，之洞于此年秋至济南，入山东巡抚文煜幕府，碌碌度日。就在之洞倘徉于大明湖、趵突泉的湖光水色之中消磨岁月之时，晚清政治史上的一大事变发生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咸丰帝奕詝（1831—1861）死于热河避暑山庄。不满五岁的载淳（1856—1875）继位，初号祺祥，明年改元同治。同治帝生母那拉氏（1835—1908）联络恭亲王奕，发动“祺祥政变”，处死赞襄政务王大臣载垣（？—1861）、肃顺（1816—1861），“垂帘听政”，把持朝政。她便是晚清声名昭著的慈禧太后。济南府中二十四岁的幕客张之洞不会想到.紫禁城里这个权谋老辣的女人，日后竟然成为高照自己仕宦之途的“福星”②。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之洞入京会试。三场试毕，各生试卷循例分送各同考官品评，再呈主考取舍。之洞试卷送至内阁中书范鹤生处，范颇称其才，亟荐于主考郑小山，终未获隽。范鹤生惜才心切，为之“竟夕永叹”。会试不中，但之洞仍被挑取为誊录第三名。按清制，誊录为书吏之职，朱笔誊写乡试、会试之试卷，再呈考官评阅，以防舞弊。另外，在方略馆等处任缮写者，亦名誉录。之洞当然不屑于此，遂怏怏离京赴豫，入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毛昶煦（？—1882）幕府，襄助督办团练、围剿捻军。不久，族兄之万由礼部侍郎外放河南，署河南巡抚。之万不忘屡次为己所累的族弟，迎之洞入署。之洞为之代草奏章，每获朝廷赏识。如《请厘定折漕疏》，两宫皇太后嘉其“直陈漕弊，不避嫌怨，饬部施行”①。在代草奏章中，之洞往往借以抒发己见，评议国是，间有迕时之论，之万便笑而置之，曰：“稿甚佳，留待老弟任封疆入告未晚”。②人文煜、毛昶煦、张之万幕府的这一段经历，为时虽短，但使之洞增长了宦场必须的见识和经验，也锻炼了行政能力，可以说是他青年时代的“出仕实习”。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之洞赴京再次参加会试。无巧不成书，之洞的试卷这次居然又送至考官范鹤生案头。范再次力荐，得中，榜列第一百四十一名贡士。范鹤生欣喜不已，赋诗四首以记之。其一曰：　　一谪蓬莱迹已陈，龙门何处认边津。适来已自惊非分，再到居然为此人。歧呼剧愁前度误，好花翻放隔年春。群公浪说怜寸甚，铁石相投故有神。①之洞十分感激房师范鹤生的提携之恩，作诗唱和：　　十载栖蓬累，轮囷气不磨。　　殿中今负扆，江介尚称戈。　　一个虽微末，平生耻媕娿。　　心衔甄拔意，不唱感恩多。②　　四月复试，之洞得心应手，榜列一等一名。接下来是最后一关殿试对策，之洞洋洋洒洒，两千余言一挥而就。求才、纳言，本是士人的“常规”话题，之洞自然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但他意犹未尽，笔锋一转，指陈时弊：“今日人材之乏，资格太拘，科口太隘致之也”。“今世士大夫习为柔懦”，“殚精毕世但攻时文，一旦释褐从政，律令且不晓，何论致治勘乱之略哉！”“今天下大患在于贫，吏贫则黩，民贫则为盗。军贫则无以战，而其原自不俭始”。甚至当朝皇上，也受到批评：“陛下慎重名器之深心，而臣窃以为过计”。难得有这样直抒胸臆的机会，之洞又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任人者治，任法者乱，”“夫杀一贼不如使氏少增一贼之为功多也；求一良将不如选一良吏之为力易也，二者固宜深思而蚤计也。”③这样一份“不袭故套，指陈时政，直言无隐”的殿试对策，在读卷官中引起争议，多数人议置于三甲之末，独大学士宝鋆十分赏识，以为奇才，置二甲第一。试卷进呈两宫，西太后将之洞拔置一甲第三，中“探花”，赐进士及第。慈禧信用之洞，此肇其端。四月二十八日，从新进土中选拔庶吉士的朝考于保和殿举行。之洞是一甲第三，已取得翰林资格，不过循例陪考，因此毫不紧张，又考得一等第二。五月初八，引见两宫皇太后，授翰林院编修。同冶四年（1865年）四月，之洞参加庶吉士散馆考试，又列一等一名。五月，结发夫人石氏病卒于京师寓所。之洞回想十年来的患难恩爱，如今自己即将步入宦途，正待一展抱负，封妻荫子，夫人竟撒手而去，不禁潸然泪下：　　酒失常遭执友嗔，韬精岂效闭关人。　　今朝又共荆高醉，枕上何人谏伯伦。　　龙具凄凄惯忍寒，箧中敝布剩衣单，　　留教儿女知家训，莫作遗簪故镜看。①　　次年四月，之洞参加翰林大考，竟发生卷面脱字之误，这在他多年科考经历中是从未有过的。卷面脱字，乃科考大忌，之洞因此仅列二等第三十二名。尽管如此，他还是被选派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十余年的科场奋斗，至此终结，从而开始了漫长的宦海生涯。综观之洞的科举之途，虽经坎坷，终成大器。十三岁成秀才，十五岁荣登解元，二十六岁题名探花，这是一份颇令士子歆羡的履历。相对于万千皓首穷经，亟亟科场功名而终生不可得者，之洞无疑是幸运者，可谓少年得志，因而荣膺对誉：“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张香涛”①。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　　①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五年一月朔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②此说据许编《年谱》及胡编《年谱》。但据张之洞幕僚宋绍锡著《庸庵书存卷》记载，之洞当时并未回籍应试，而是在广西百色直隶厅。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嫌。　　③《大清畿辅先哲传·张文襄公传》。　　①韩超，字南溪。　　②许编《年谱》卷一。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　　①许编《年谱》卷一。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　　②之洞死后，时人称其为”考钦显皇后手擢之人”（《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①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张之万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②胡编《年谱》，卷一。　　①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　第二章　宦海初步　　第一节　三省学官　　浙江乡试副考官，是张之洞仕途的第一个实差。紧接其后，他又历任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这些职务，责在为朝廷选拔人才。之洞力官一生，惜才、“得人”是其始终不渝的风格，显然与他的十年学官经历密切相依；同时，学官生涯也使他对于科场积弊之重，改革教育之切，有了较深切的认识。　　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之洞随正考官张光禄前往杭州，主持浙江乡试。他恪尽职守，极力选拔英才，“勤于搜遗，乡试卷全阅，小试卷十阅其七，得人甚多。””屏绝搜检，然枪倩怀挟剿袭，专于文字中求之，罕能欺者，所录专看根柢性情才识，不拘于文字格式，其不合场规文律而取录者极多，惟义理悖谬者，虽一两语必黜，人服其公明，亦不訾议也。”①浙江土人，仰慕之洞的声名识见，”今年张香涛以名士来浙主试，可谓乡邦之幸。”②这一年的浙江秋闱，所取多朴学之士，他们中有后来历任陕甘、两广总督的陶模（1835—1902）、外交家袁昶（1846—1900）、许景澄（1845—1900），以及著名学者孙冶让（1848—1908）等，人才之盛，“前后数科皆莫及也”③。　　同治六年（1867年）八月，谕旨张之洞简放湖北学政。学政，全称为“提督学政”。清廷设此职，派往各省掌生员之考课黜陟，称为案临。任职者，从进士出身的侍郎、京堂、翰林、科道等官中简派，三年一任。任学政期间，不问本人官阶大小，均与督、抚平行。之洞甫届而立之年，便获此要任，自然格外振作，他“舆疾游杭州山水”④，不及回京谢恩，便溯江而上，十一月十三日抵省城武昌，十六日接篆视事。在到任奏疏中，之洞表白自己的施政要旨：“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字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又于试院布告诸生：“剔弊何足云难，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职。衡文抵是一节，愿诸生步趋贤圣，不仅登科。”⑤为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之洞推出革新之举，“札行各属，发题观风，听生童量能自占，各尽所长。引用隐僻典实，许自注书名出处。平日具有著作者，可随卷送呈。”又奏请朝廷，改经文为经解，由考生报名认习之经，分别考察，并于郧阳府照新章试办。之洞此番兴革，颇得好评，曾国藩赞许曰：“往时祁文端、张海门视学吾乡，最得士心，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①同治七、八两年，之洞先后两次按试德安、汉阳、黄州、襄阳、郧阳、安陆、荆州、宜昌、荆门等处，风尘仆仆，夙兴夜寐。其间还主持全省乡试，“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诸生。又与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李鸿章商定，在武昌创建文昌书院（后改名经心书院），同治九年（1870年），之洞于鄂省岁、科两试试卷中，择其为文雅驯者，取左太冲《蜀都赋》“江汉炳灵，世载其英”意，编为《江汉炳灵集》刊行。第一集为四书义，第二集为试律，第三集为府试古学之文，第四集为通经学古之文。第五集为观风之作。之洞亲为之序，“时文必以阐发义理华实具备者为尚，诗古文辞必以有法度不徇俗为工，无陈无剽，殆斐然焉。”②后来他在《輶轩语》中自评其集：“才气虽富，理法尤密，且皆是相题行义，引用切当，不宜误会，买椟还珠，致伤文体。”③这年十月，之洞任满交卸。其时有送妹亚芬之黔诗，曰：“人言为官乐，那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④对学政劳苦，感慨系之。　　同治九年（1870年）春，石夫人辞世五年后，之洞于湖北学政任内娶湖北按察使唐树义女为妻。两年后，唐夫人病卒，留下一子仁颋。　　同治九年十月，之洞交卸学篆，携唐夫人返京。其时清朝政局相对稳定，这一是因为太平天国、捻军相继被扑灭，二是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亦由战时的尖锐对立转为和缓，清廷屈服于列强的强权政治，而列强也认识到维系清廷的傀儡地位，更有利于他们对中国的掠夺。这便促成所谓“同治中兴”。在朝野上下一片暂时、表面的升平气象之中，之洞在京度过了两年“清流雅望”的悠闲生活。他与潘祖荫（1830—1890）、王懿荣（？—1900）、吴大澂（1835—1902）、陈宝琛（1852—？）、李慈铭（1830—1894）、王闿运（1833—1916）等京师“词流名彦”往来唱和，春日踏青，重阳登高，或访先贤，或寻故址，品藻人物，纵论古今，他们“兴高彩烈，飞辨元黄，雕龙炙輠，联吟对奕”①，这为张之洞日后跻身清流党准备了思想意识与社会交往方面的条件。　　同治十年（1871年），之洞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同治十一年（1872年），之洞又一次以自己识见和文才，博得慈禧的青睐。这一年九月，方略馆进呈《平定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之洞代撰“恭进表”各一，慈禧“览之，称为奇才”，时人以为这是之洞“结主向用之始”②。同月，同治帝大婚，之洞撰乐章四章，礼成，被赏加侍读衔。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之洞奉旨任四川乡试副考官，随正考官钟宝华出京，取道豫、陕入川履任。九月，简放四川学政，任期三年。　　四川幅员辽阔，蜀道又素称“难于上青天”，三十七岁的学政张之洞，深感“此差殊非乐境”。他按制于每年案临各州府，巡视督察，沿途“大率荒山绝壁，盘路一线，险不可言，天气严寒，大雪迷路，不敢投足，异大颠踣，从骑陨毙，不知凡几，此外水程则处处皆滩，惊心动魄，绝无从容怡旷之地”①。　　比险峻的巴山蜀水更令之洞头痛的，是四川科场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不仅败坏学风，而且影响社会秩序。“川省人心浮动，狱讼繁多”，与文生有关；“烧香结盟，纠众滋事”，则与武生有关。“故欲治川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②历来川省科考，舞弊公行。“枪替”（雇枪手代试）、“联号”（涂改编号）、“通关节”（与考官串通作弊），花样迭出。更有甚者，名曰“拉磕”，即考官覆试时，暴徒纠众将其擒获，索重金方得赎回。之洞从整顿试场规章制度人手，制定惩鬻饭、禁讹诈、禁拉磕、拿包揽、责廪保、禁滋事、杜规避、防乡试顶替等八条办法，严饬执行。又通缉著名“枪手”十余人，惩处受贿作弊考官，办”拉磕”暴徒。为防止武童横悍滋事，“即令教习结保，各自稽察，无数习具结者不得与试”③。对于这番整饬，张之洞颇感自慰，他说：“四川督学署积尘盈屋，我次第扫除过半耳”。之洞督学四川，立意“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他主持川省学务，“平日衡文不主一格，凡有一艺之长，无不甄录，而尤注重于经史根柢之学，故所至考求文献，礼访名宿，惟恐不及，每值士人晋谒，辄优假颜色，殷殷焉以读书稽古相敦勉，并为指示途径，俾有遵循。”④对于确有才华的学子，之洞备加关怀，着意栽培。如仁寿籍学生毛席丰、绵竹籍学生杨锐（1857—1898）①、华阳籍学生范溶，皆高才生，之洞特意“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研经学”②。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之洞按试眉州，由杨锐等陪同，登临苏文忠公（轼）祠，其《登楼》诗曰：　　共我登楼有众宾，毛生杨生诗清新。　　范生书画有苏意，蜀才皆是同乡人。　　之洞还通过乡试，选拔实学之上，以扭转空疏学风。张之洞去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上奏盛赞张之洞当年任四川学政时的实绩：“先是川省僻处西贩，人文未盛，士林之所驰鹜，率不出帖括章句之图。自同治初年该大学士（即之洞——引注）典试西来，始拔取绩学能文之上……以为之倡，士风始为一变”③。清末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蜀学会”发起人、成都国学院院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纂宋育仁（1857—1931）即经之洞选拔，乃脱颖而出。　　成都原有锦江书院，但规模狭小，不足以容多士。之洞遂商之于四川总督吴棠，创建尊经书院，克期兴工，于光绪元年（1875年）春建成，”择郡县高材生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①，又“捐俸置四部书数千卷，起尊经阁度之”②。他手订《创建尊经书院记》，详陈“建置书院之本义与学术教条之大端”共十八条，并拨冗亲临书院讲学。十余年的科场经历加上十年的学官生涯，使之洞对于中国传统教育体味颇深。他于四川学政任内，撰成《辅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意在为后学指点迷津。輶轩，指使臣所乘之车。汉人扬雄有《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文，之洞因其意与自己以学政使蜀有合，乃命其书日《輶轩语》③。该书语行、语学、语文，“深者为高材生劝勉，浅者为学僮告戒，要皆审切时势，分析条理，明白易行，不为大言空论”④。　　为使诸生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不致迷罔眩惑”⑤，之洞又撰《书目答问》一书，“意在开扩见闻一，指示门径二，分别良楛三，其去取分类，及偶加记注，颇有深意，非仅止开一书单也。”⑥《书目答问》举书二千余部，“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⑦，素为学人所推重。唐夫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病卒后，之洞于光绪二年（1876年），继娶龙安知府王祖源之女、王繁荣之妹为妇。王夫人贤而有才，待字之年，曾在京与之洞比舍而居，相互有所了解。结为夫妻，感情更洽。无奈天不假年，三年后，王夫人卒，留下一女準。光绪二年（1876年）底，之洞四川学政任满，于次年返京，充文渊阁校理，结束十年学官生涯。　　③该书所蕴诸多教育思想，学术思想，拟于下编专论，此处从略。又该书有缪荃荪草撰一说，但证据似嫌不足。即便为缪草撰，但该书经张之洞笔削订定，并以己名刊印问世，则此书表达张之思想应为无疑。　　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　　⑤《书目答问》略例。　　⑥胡编《年谱》卷一。　　⑦《书目答问》略例。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九日。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④许编《年谱》，卷一。　　⑤许编《年谱》，卷一。　　①《与许仙屏书》，转见胡编《年谱》卷一。　　②《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　　③《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　　④许编《年谱》卷一。　　①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张文襄逸事》，上海世界书局，1923年版。　　②《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王廉生》。　　②胡编《年谱》卷一。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之洞尝称杨锐“才英迈而品清洁，不染蜀人习气。颖悟好学，文章雅赡”，为“蜀士一时之秀”（《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致谭叔裕》）。二十年后，杨锐以”戊戌六君子”之一而身陷囹圄，之洞为之多方奔走，营救未果，深为痛心。　　②许编《年谱》卷一。　　③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赵尔巽：《张文襄公荣哀录》卷一。　　②许编《年谱》卷一。　第二节　入党清流　　清季京师活跃着一班以清高博雅自重，以指弹时政为任的士大夫。这些人大多有声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每每上书谏事，直言无忌，颇令权臣不悦，间或也使皇上及两宫太后下不来台。时人称之为”清流党”。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人，并无实际组织，不过是若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儒雅狷介之士的松散联合。之洞曾论道：“清流势太盛然后有党祸。今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立而已。”①这些人能在晚清政坛上成一番气候，并非偶然。同、光之际，清廷为显示“中兴”气象，“方锐意求治，诏询吏治民生用人行政”②，需要些许敢于犯颜直谏者为其点缀。更重要的是，此时正值洋务运动的鼎盛期，廷枢奕，疆臣左宗棠（1812—1885）、李鸿章等权柄在握，声望日上。富于机诈的慈禧太后既要借重奕、左、李等，以“洋务”充实清廷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担心“内轻外重”，尾大不掉，权势旁落，便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手法，利用清流党人，以牵制炙手可热的洋务大吏。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按党人籍贯划分又有南、北之别。从时间上看，以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为界，北清流活跃于前，南清流崛起于后，所以又有前、后清流之说。　　北清流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魁首。李鸿藻（182O—1897），直隶高阳人，字寄云，号兰孙。咸丰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帝特诏为皇太子载淳师傅。同治三年（1864年）擢内阁学士。历任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等职。他性格耿直不阿，曾联合恭亲王等十大臣联名上奏。以“不应虚糜帮猾，为此不急之务”为由，力阻重修圆明园。“始终执争，事竟得止”①。李鸿藻又以“孝”著称。其母去世。他不顾慈禧再二饬令，反复陈请，甚至托病不出，坚持开缺回籍守制，慈禧执拗不过，只得允准。更有甚者，当慈禧之母去世，群臣凭吊，独李不往，时论哗然，慈禧竟也无可奈何。鸿藻以“耿”、“孝”闻名，许多北方籍京官，如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便聚集于其周围，人称”北清流”。张之洞于光绪二年（1876年）由川返京后，也加入他们的圈子。　　南清流先后以军机大臣沈桂芬（1818—1881）、户部尚书翁同龢（1830—1904）为宗主，盛昱、王仁堪及稍后的志锐、文廷式、黄绍箕、丁立钩、张謇等为其骨干，一直延续到清末，成为“帝党”中坚。　　南北清流因畛域、意气之见，常相互攻讦，但亦有诸多共识，如维护国权，力御外侮，改革弊端，政主清廉等等。尤其是在反对“洋务”方面，更趋一致。他们“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①，对于洋务派的对外妥协政策，更是猛烈抨击，“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于全国”②。　　张之洞在洋务运动大兴之时，脐身倾向保守的清流派，并成为其中的健将，有其经历、学识、性格等多方面原因。　　之洞出身于世宦之家，从小接受的是严格的儒家教育，科举仕途的一帆风顺，更令他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宗儒术笃信不疑。他国学根底深厚，兼综汉、宋，对于传统文化，眷念情深。加上他青少年时代就学于贵州、直隶，为学政时出使湖北、四川，均为西方新学影响尚未深入的内地闭塞之区。甫届不惑之年的之洞，思想还禁锢于中古领地。在性格、作风方面则继承先辈的清廉耿直之风。其祖上即有为官廉惠声名，幼年时，父亲曾以“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③勖之。之洞为官多年，也的确做到克己自爱，廉洁奉公。在四川学政任上，“于例得参费银二万两辞而不受”④。离任时竟无钱治装，“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⑤。物质境遇的窘迫，激励之洞高远的抱负和耿直的性情，他屡屡以诗言志：　　当代功名同气盛，蹉跎莫待鬓如丝。　　⑥皓皓不受浊流滓，怀沙惜誓将毋同，　　我本海滨士，独衔幽愤希高踪，　　坐对天池一长啸，枯桑械械生天风，　　王伦不斩秦竟帝，吾舍二子将安从。①　　白日有覆盆，刳肝诉九阍，　　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独衔幽愤”的情致，“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的直谏勇气，使之洞具备了清流的基本性格。他还在诗中抒发一匡天下的雄心与未获重用的悲苦：　　湛思究理乱，搤腕规匡扶，　　稠人广如海，欲语气类孤。　　③从来朋友云龙契，亦等君臣石水知。　　处默固应浑众独，希声何用计成亏。　　此类诗篇活画出一位孤高自许而又经世心切的士子的魂灵神态。张之洞迈人清流行列的思想情感基础已经奠定。　　在个人交往方面，早在外放四川学政之前，之洞便与清流中人潘祖荫、李慈铭、陈宝琛、王懿荣等过从甚密。他曾发起觞客于龙树寺，“时雨乍晴，青芦瑟瑟，纵论古今，竟日流连”，“此咸、同以来，朝官名宿第一次大会也。”①去四川学政返京后，之洞又与北清流骨干张佩纶结识，相互引为同调，遂入北清流圈，渐为中坚。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他们“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②，一人言事，众口相帮，互为声援，形成一股势力，颇能左右朝中舆论。京师士人对他们甚为景仰，以至爱屋及乌的地步，如张佩纶“喜著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光绪三年（1877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之洞居官京师，先后充教习庶吉士，补国子监司业，补授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晋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又转左春坊左庶子，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这一系列职官，均无多少实责实权，四年之中，之洞的主要精力，都耗费在“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④。他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并称”翰林四谏”⑤，再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又称“清流六君子”，而之洞“实为之领袖”⑥。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朝廷发生穆宗升袝问题，即如何安置同治皇帝的神位。同治帝载淳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病死，庙号穆宗。依照礼制，天子的祖庙称太庙，为供奉天子神位之地。太庙分九室，一世一室。同治帝以前，清世系己传九世，即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世宗胤禛、高宗弘历、仁宗颙琰、宣宗饧宁、文宗奕詝。穆宗神位如何安置，成为大问题。是否应该另建一室，廷议纷纷。日讲起居注官张佩纶疏请建文武世室于后殿左右，恭奉太宗文皇帝庙主以次递迁，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进士，以编修大考擢侍讲。他耿直敢言，“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①。之洞时充教习庶吉士，读到张佩纶的上疏，十分钦佩，“叹曰：‘不图郑小同杜子春复生于今日’。遂造庐订交焉。”②从此成为密友。　　习庶吉士品级低微，不得具折言事，之洞便为清流中人代草奏疏。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充詹事府左庶子。“慨然有经世志”③，也是一员清流健将。他与之洞同年同历，久有交往。光绪三年（1877年），之洞为黄体芳具疏陈时政得失，被朝廷采纳，谕旨分别施行。此后不久，之洞又为他代书奏折，弹劾户部尚书董恂：“今朝臣中之奸邪，如户部尚书董恂是已。”奏折列举董恂诸般劣迹，“贪鄙欺罔，有心病国”，“言语猥琐，举止卑谄”，“其他为众口诋訾之处，罄牍难书”，“伏望亟予罢斥，以清朝列。”①这一次却被圣谕驳回：“以传闻无据之词，信口诋斥，措词殊属过当。著交部议处。”吏部议处的结果，本应降二级留用，但系因公起见，免于处分。但黄体芳却因此而失去了补迁国子监祭酒的机会。不久，值之洞长子仁权新婚，黄体芳往贺，之洞“言我负漱翁者再”，体芳慨然曰：“是何伤，文章出君，气节属我。”②之洞又为其代草宽免处分谢恩折，称“汉廷祷雨，不诛卜式之狂言；宋帝知人，无待苏洵之过虑”，仍蕴董恂为奸邪之意。　　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继统继嗣问题，又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原来，四年前，同治帝死，因其无后，由慈禧太后作主，以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奕譞子，三岁的载湉继位，是为光绪帝。慈禧之举，出其私意。按清例，同治帝载淳死后无子，应从爱新觉罗氏载字辈的下一辈，即溥字辈中择贤而嗣。这样一来，慈禧便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不得垂帘听政。慈禧匆忙拉出与载淳同辈的载湉即位，以维持“母后”地位，继续执掌权柄。为平抑沸沸扬扬的朝野议论，慈禧同时宣布，“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意即将来载湉之子将作为载淳之子去继承皇位，以表正统。光绪五年三月，为同治行大葬礼于清东陵。随行百官中有一吏部稽勋司主事吴可读，以死相谏，“仰求我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如此，则犹是本朝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①此事关乎王朝统绪，慈禧不得不“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②同时声称，吴可读之议与自己四年前做的表面文章并无差别.“前旨即是此意”。但是廷议之时，众说纷纭，这显然对慈禧十分不利。　　此时，张之洞已补授国子监司业，获得自具上疏的资格。他审时度势，与宝廷联衔上疏，迎合慈禧之意，称”皇帝生有皇子，即继承穆宗为嗣”，又进一步为慈禧当年的举措辩解，说立载湉之举“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本乎圣意，合乎家法”。③一番宏论，“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辨明继嗣继统之异者”④，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维护了慈禧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博得她的“恩宠眷顾”。　　如果说在继统继嗣问题上之洞显露出官场新进者工于心计，精于谋略的一面，那么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等问题上，他则更多地表现出秉公持论、为民请命、不避权要，犯颜直谏的“清流”本色。　　东乡一案发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咸、同年间，四川苛税繁杂，地丁银外，另有津贴、捐输、杂税诸多名目。“大率每地丁一两合之津捐杂派，大县完多，将近十两，中县完少，亦须五六两。”⑤而东乡（今宣汉）知县孙定扬又于以上捐税外，滥加五百文，以为肥己。光绪元年（1875年），东乡百姓苦不堪言，进城“闹粮”，聚集县衙，请求减征。孙定扬谎称百姓聚众谋反，报请绥定府派员镇压。知府易荫芝派员前往东乡，核减税额，孙定扬反弹劾易“坐视民变而不发兵”，并以“民叛”奏署理四川总督文格。文格“批饬各营痛加剿洗”，提督李有恒率兵至东乡，“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妇老幼而尽杀之”①，造成冤死四百余人的特大惨案。东乡民心不服，于次年推举代表袁廷蛟进京告状申冤，又被刑部拘禁，押解四川。　　东乡案轰动朝野，都察院御史吴镇、李廷箫等奏弹文格。清廷迫于民怨，给予李有恒、孙定扬革职处分，对文格“交部议处”，巨案不了了之。　　光绪四年（1878年）春，清廷下召求谏。张佩纶上疏请复审东乡一案。拖至次年，清廷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重华赴川复审。结果竟然维持原判。　　之洞本于四川学政任内，即对东乡冤案有所了解，此时更义愤填膺，决心再次上疏，请惩元凶，为民请命。他于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十一日，一天之内连上《重案定拟未协折》、《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和《附陈蜀民困苦情形》三折。之洞首先阐明东乡一案的大背景：“自同治八年以后，局中有巨万之征收，无一纸之清帐，乡民愤激清算，遂发兵以剿之。且举无数无辜之老弱妇孺而屠戮之，此不得不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诉之于天地父母者也”。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乡案的实质：“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敛”。正是由于孙定扬“横征暴敛”，“残民以逞”，才酿成这一轰动全国的大血案。因此，“不诛孙定扬不惟无以谢东乡千百之冤魂，无以服袁廷蛟，并无以服李有恒”。之洞还奏请惩处对东乡一案负有重大责任的前署理四川总督文格和“复奏不实”的钦差恩承、童华。　　刑部不得不重审此案。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十七日，上谕承认东乡百姓“闹粮仇斗，并非叛逆”；孙定扬、李有恒滥杀无辜，处以极刑；文格、恩承、童华及与此案有关的数十人，均给予不同惩处。延宕数年的东乡一案，终于沉冤昭雪，之洞也因此而声名大著。内恤民愿，外争国权，是清流中人思虑所系。对于之洞，关于前者有平反东乡冤狱，关于后者则首推改订“中俄条约”之议。　　沙皇俄国对我国西部边疆久怀觊觎之心。同治十年（1871年），新疆发生回民举事，英国卵翼下的中亚浩罕王阿古柏（？—1877）乘机进占乌鲁木齐及吐鲁番一带。沙俄趁新疆动乱局势，拉拢阿古柏，并出兵占领伊犁九城（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熙春、宁远、拱宸、瞻德、塔尔奇）地区，谎称“只以新疆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后，当即交还。”①清政府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光绪三年（1877年）平息回民起义，剿灭阿古柏。但沙俄自食其言，拒不归还伊犁。次年，清政府派崇厚（1826—1893）出使沙俄，谈判归还伊犁问题。当时张之洞就曾代张佩纶草疏，建议崇厚出使之前先赴新疆实地考察，并与左宗棠定议，然后赴俄，方为适宜。但“疏人不省”，未获效果。　　崇厚不懂外交常识，又不了解新疆边境形势，在沙俄的胁迫和愚弄下，不经请示清政府，于光绪五年（1879年）在克里米亚半岛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仅收回伊犁孤城一座，却要割让伊犁周围大片领土，赔款五百万卢布（折银二百八十万两），并对俄开放三条商路，许俄于天山南北路免税通商。更莫名其妙的是，条约定后，电报总理衙门，崇厚竟不待复电，径自回国。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不惟清流中入竞相抨击，就是一般官吏，也对这一既丧权辱国，且不合外交惯例的签约之举大表不满。惟有李鸿章袒护崇厚：“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授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①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五十四，民国十二年东方学会校订铅印本。　　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李还主张承认既成事实：“崇厚所定俄约，行之虽有后患。若不免行，后患更亟。”①清流派一向反对李鸿章的妥协外交，此次当然更不依不饶。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深等屡屡磋商对策，上奏朝廷。据陈宝琛回忆：自俄起事，公（指张之洞—引注）及张幼樵侍讲与余三人，累疏陈言，各明一义。公构思稍迟，侍讲下笔最速。三人不分畛域，或公口占而侍讲属草，或两公属草而余具奏，或余未便再言而疏草由两公具奏。②光绪五年（1879年）底至光绪六年（1880年）一年多时间，之洞为中俄条约问题前后上疏二十余次。在《熟权俄约利害折》中，之洞陈明条约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利益、政治主权和军事安全，“不可许者十”，“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针对“人人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诚恐一经变约或招衅端”的恐俄心理，之洞坚定不移地指出，“必改此议，不能无事”；然而“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他提出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请求立诛崇厚，“治使臣之罪即可杜俄人之口”。　　“气盛”，将条约之不公平布告中外，“明谕边臣整备以侍”，鼓舞民气。　　“理长”，暂缓收回伊犁，“索伊犁而尽拂其请则曲在我，置伊犁而仍肄责言则曲在俄”。　　“谋定”，急修武备，于新疆、吉林、天津三路设防，必要时不惜与沙俄一战。　　最后，张之洞总结道：“要之武备者，改议宜修，不改议亦宜修，伊犁者，改议宜缓，不改议亦宜缓，崇厚者，改议宜诛，不改议亦宜诛”。此奏呈上，两宫皇太后随即召见之洞，面询对策，特许其随时可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策，以备咨询。　　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又考虑到崇厚所订之约确实“流弊甚大”，清政府拒绝批准，并将崇厚羁押刑部，以待惩处，又派曾纪泽（1839—1890）使俄，重议边界条约。　　曾纪泽使俄前后，张之洞又连续上疏。或不满清廷屈服于英法等国压力，准备宽有崇厚，坚持将其治罪①；或重申“今欲得全和局，仍惟有急修战备一法”，“我多一分兵威则敌少一分要挟”①；或指责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当此战云密布之际，泄泄沓沓，无所作为，“甘心畏葸，不能任战”②；或批评曾纪泽使俄，但论界务，不争商务，“形迹则界务重，隐患则商务重”，并请“寄知曾纪泽以为辩论之助”③。这些奏章率直坦诚，不避权要，不徇私情，其间虽亦不少“书生之见，无当机宜”，沾染清流高言空论的习弊，但一片爱国赤忱，耿耿可鉴，在当年产生了较大影响。近人吴廷燮曾说：”犹忆为儿童时，得公（指张之洞一一引注）论俄约利害疏，朝诵夕录，不遑寝馈。”④即为明证。　　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经过反复折冲，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这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较之《里瓦几亚条约》，中国还是挽回了部分权益。改约议成，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清流党人，尤其是张之洞的多次建策，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张之洞的清流生涯中，尤令时人叹服的，是他与陈宝琛于慈禧盛怒、众官缄口之际，抗疏力净“庚辰午门案”，灭竖宦之淫威，扬民心之正气，因而博得“风节动宫闱”⑤的赞誉。　　光绪六年（1880年，干支纪年为庚辰年）中秋前夕，慈禧遣太监李三顺赉食物八盒，致其胞妹醇王福晋（即光绪帝生母）。“至午门，以未报敬事房知照门卫放行，护军照例诘阻。”⑥李三顺骄横无忌，强闯午门，护军玉林、祥福、忠和恪尽职守，坚不允行。双方于争执推搡中，撞翻食盒。事发后，李三顺恶人先告状，经首领太监刘玉祥告御状于慈禧，慈禧盛怒之下，“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提集护军玉林军，严行审讯”。此事责任本不在护军，但内务府及刑部诸员不敢忤逆慈禧，拟将玉林发吉林充苦差，护军统领等或充军，或圈禁。“谳三上，后以为轻，饬更审拟”，非办成死罪不可。后经刑部以禁宫门卫，责任重大，不可自乱章法为由力争，上谕方批准“玉林、祥福著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苦差，遇赦不赦，忠和著革去护军，改为圈禁五年，均著照拟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著再交部严加议处。”①此上谕一发，众皆不服。时张之洞、陈宝琛分为翰林院左春坊左、右庶子，皆充日讲起居注官，见案愤愤不平，决定奋力一争。之洞提出“惟此事只可就注意门禁、裁抑宦寺立言，蕲太后之自悟，勿为护军乞恩。太后盛怒之下，不宜激之，致无益有损。”宝琛然之。二人分头草疏，同时呈上。陈宝琛在折中说，如果太监以“奉有中旨”为由便可任闯午门，“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同时委婉指出，销除护军诸人旗档，永不宽赦的处罚似有不当之嫌。张之洞在奏折中，开宗明义称：“伏维阉臣恣横，为祸最烈，我朝列圣驭之者亦最严。”接着又列举宫禁松弛、阉宦违法诸例，“万一此后太监等竟有私自出入，动托上命，甚至关系政务，亦复信口媒孽，允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哉？”②慈禧思忖再三，终于省悟，复下懿旨，改判玉林杖一百，流二千里；祥福杖一百；忠和杖一百，圈禁两年，加责三十板；岳林免交部议。太监李三顺，著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去月银六个月。①“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②之事，竟被之洞等人的两道奏折转圆，颇令人称奇，誉之为“诤言回天”。　　当然，说清流中人张之洞有“诤言回天”之力，毕竟言过其实。但四年之中，朝廷也确实采纳了他不少建议。除以上各例外，还有一些关于人事配置的奏折，如以彭玉麟（1816—1890）取代刘坤一（1830—1902）署理两江，谭钟麟（1822—1905）接替曾国荃（1824—1890）总督陕甘，也被采纳。通过这一系列奏折，之洞的才识、忠忱，愈益为慈禧所赏识，其官阶品级也迅速上升。光绪七年（1881年），之洞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跃居二品大员。四年清流，之洞所得颇丰。他不仅进一步熟悉官场内幕，而且博得“遇事敢为大言”的口碑。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在慈禧心目中的地位。正当此时，湖广总督李翰章、湖北巡抚彭祖贤函邀之洞赴鄂，出任湖北通志局总纂。之洞显然不屑于此位，婉言谢绝。他明确预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果然，光绪七年（1881年）末，他被补受山西巡抚，成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的新阶段。　　④见胡编《年谱》卷六终后。　　⑤徐一士：《一土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407页。　　①《一士谈荟》第410页。　　①《一士谈荟》，第410页。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　　②《清史稿·宝廷传》。　　①朱寿朋：《东华续录》，同治一百，十三年七月，集成图书公司1909年版。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裘毓麐：《清代逸闻》卷四，中华书局1932年版。　　③胡编《年谱》卷一。　　④许编《年谱》卷十。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新车蜀使归来日，尚藉王家斗面香”句自注。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东海行》。　　②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送冯竹儒赴湖北人益阳胡抚部幕》。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汉上秦台》。　　①《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二·吴可读传》。　　②《光绪朝东华录》五年闰三月。　　③《全集》.卷一，奏议一。　　④《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　　⑤《全集》，卷一，奏议一，《重案定拟未协折》。　　①《全集》，卷一，卷议一，《大员关涉重案请令听候部议折》。　　①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四，南京金陵刊本，1908年。　　①《全集》，卷二，奏议二，《敬陈经权二策折》。　　①《全集》，卷二，奏以二，《谨陈海防事宜折》。　　②《敬陈经权二策折》。　　③《全集》，卷二，奏议二，《政约重要各条必应坚持片》。　　①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8、87页。　　②《世载堂杂忆》第90页。　　③《清代轶闻》卷四，第18页。　　④《全集》，卷一，奏议一，《直言不宜沮抑折》。　　⑤张之洞《寿黄漱兰通政六十》诗云：“后凋独有贞松在，四谏荣名冠翰林”。（《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　　⑥《张文襄公大事记·哀张文襄公》。　　①《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一·张佩纶传》。　　②许编《年谱》卷一。郑小同，郑玄之孙，东汉经学家。杜子春，西汉末、东汉初经学家，传周礼之学。　　③《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一·黄体芳传》。　　①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年二月。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许编《年谱》卷一。　第三章　抚晋兴革　　出任山西巡抚是本书传主二十余年封疆大员生涯的开端，也是他从清流健将向洋务官僚转化的阶段。　　山西地近北陲，形势闭锁，素称贫瘠。清政府被迫开关通商以后，大批佯货涌入中国市场。受此冲击，历史悠久的山西手工纺织业，土铁冶炼业和土窑煤炭业，日渐萎缩。光绪三年（1877年）至四年（1878年），山西全境大旱，赤地千里，“草根树皮剥掘殆尽，愚民易子而食”。加之吏治腐败，贿赂公行，甚至将赈灾银粮化为肥己之膏。民生凋弊，达于极点。此时出抚山西，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四十四岁的张之洞膺一省重任，自然汲汲一展经世济民宏图。光绪七年（1881年）十二月初八，之洞陛辞请训。慈禧懿旨：“时事艰难，如有所见，随时陈奏，并留心访求人才”。①之洞等不及在京师渡岁，便告别诸友，于十二月十一日出京，经保定，过娘子关入山西境，二十二日抵太原，二十四日接篆视事。　　赴晋途中，之洞一路体察政情民俗，但见“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①，“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有如鬼国。”②这非但没有沮丧他的意气，反而焕发他激浊扬清、革弊兴利的决心。一俟安顿就绪，之洞拟《到山西任谢恩折》表白自己的励精图治之意：　　当以课吏安民之道，先为深根固底之图，垦荒积谷以厚生，节用练兵以讲武，至于盐铁理财之政，边屯固圉之谋，苟为势所便而时所宜，岂敢辞其劳而避其怨，惟有虔禀懿训，奉宣皇仁，期无负公正之特褒，一扫因循之锢习。身为疆吏，固犹是瞻念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庶殚弩钝，少答鸿慈。③之洞新官上任，火头正旺，而晋省吏治疲沓，积重难返。接篆不久，之洞便发觉诸事掣时，“事事皆牵连相因，欲整顿一事，不能不百废具举，劳顿殊甚”，”鄙人于地方事体略加询访考求，并非有所兴作，然已变色骇怪，一若巡抚之职惟当缄口尸居，一切不当知不当闻不当问者。积习如此，岂一朝一夕之故哉。”③更可恶的是，北京城内一班之洞的宿怨，指指戳戳，流言蜚语，说“经营八表”乃欺主擅权，狂悖已极。面对种种阻碍责难，之洞毫不退避。“鄙人种种行径自知大为贵人所不善”，但“知则知矣，管则不管也！”①他对于自己治晋有成，充满信心。“以今观之，晋事大有可为，薄劣亦粗能了，但能得朝廷垂鉴，求无不允，则今日之晋虽不能为强国，足可以为治国，断不至如从前之颓墙倒壁，乌烟瘴气也。”②抵任半年，张之洞上《整饬治理折》，制订治晋方略，在于“抉去病根”，“培养元气”，“表里兼治”。他提出六个方面的“晋省要务二十事”：一、务本以养民：责垦荒、清善后、省差徭、除累粮、储仓谷、禁莺粟；二、养廉以课吏：减公费、裁摊捐；三、去蠹以理财：结交代、核库款、杜吏奸、理厘金、救盐法；四、辅农以兴利：开地利、惠工商；五、重士以善俗：培学校；六、固圉以图强：纾饷力、练主兵、遏盗萌、修边政。③在抚晋两年半时间内，张之洞为实现以上规划，竭尽心智，勉力而行。他“立定课程，丑正二刻即起，寅初看公事，辰初见客”④。事必躬亲，“一切笔墨皆须己出，不惟章疏，即公牍亦须费心改定，甚至自创”⑤。由于抚晋时间不长，上述规划未能全然实现，但行政业绩仍称昭著。　　①许编《年谱》卷一。　　①《全集》，卷四，奏议四，《到山西任谢恩折》。　　②④《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　　①②④⑤《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　第一节　整肃吏治　　整肃吏治，是张之洞治晋的第一步。经过访察，他发现“晋省可办事体甚多，惟习染太坏。病痛括之以懒散二字。……处此时势，不能不帅以清明强毅四字。先令整饬严肃，再议其他。”①在《整饬治理折》中，他提出，“官之元气在官项无亏累，上司无诛求，贤否不颠倒，功过有黑白，而滥恩曲法不舆焉。”整肃吏治，便以此为纲目。　　之洞接篆视事后，首发文告，令司道府州考察属吏优劣。经过明察暗访，查证落实，之洞处罚了“贪纵害民，书检不修”的萨拉齐同知定福，“私加厘金，剥商扰民”的候补直隶知州李春熙，“习染最恶，征收弊混”的补用知县洪贞颐、贪欠公款七万余两的总兵罗承勋、参将王同文等一批贪赃枉法的官吏，以压邪气。即便对于前任晋抚曾国茎宠信的藩司葆亨和冀宁道王定安，之洞也以其侵吞救灾款项，奏请罢免，毫不手软。为体现“功过有黑白”，之洞又褒奖”循良之吏”知府马丕瑶等六人，以正官风。为扭转晋省冗员充斥、滥芋充数者混迹其中的状况，之洞奏请朝廷”停止分发三年”，“干吏治仕途均有裨益。”②为了从制度上杜绝官吏损公肥己，徇私舞弊，实现“养廉课吏”，之洞“首将原议臣衙门公费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两，共支卓饭银六千四百两暨此外一应查库门包等陋规全行裁禁，旋将通省公费，就光绪六年原定数目，体察情形，分别裁汰”.同时严申厉禁“馈送上司水礼之风”①。晋省文武乡试，向归阳曲县承办。“所需食用各物皆省城行户及附省州县民间支应”，“行户藉口支差，从中渔利，科场之年，百物腾踊，不止三倍”。之洞下令从光绪八年（1882年）起，乡试“另筹公款，将民间各项支应一律永远除免。”②他布告属吏：“于陋规少一分治润，自必于公事少一分通融，所望凡我属大法小廉，同修职守，上报国家厚恩，下为民生造福，诸君子之善，本部院与有荣焉。古文云，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若身教言教而俱不从，本部院惟有白简从事，不知其他。”③之洞以为，“驭胥吏之道与诗士大夫异，少恤其私然后可使不大溃吾法”。与其待贪赃枉法之后再行惩处，“不若明予体恤，严定限制”。山西旧制每年可奏销饭银约为地丁银的二千分之一，“今拟略准此数，从优倍给，定为千分之一，每年需善后销银一万两，解饭银十两”，如此办理，“部吏有纸笔办公之资，无从藉口，其于销案准驳，当可洗心敛手”④。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②《全集》，卷五，奏议五，《请停分发折》。　　①《全集》，卷四，奏议四，《裁革公费馈送折》。　　②《全集》，卷五，奏议五，《裁兔科场支应片》。　　③《全集》，卷八十六，公牍一，《札藩司通饬永远裁禁陋规》。　　④《全集》，卷七，奏议七，《请明定报销饭银折》。　第二节　清理财政　　张之洞履任后，发现山西“非匾乏之患，而弊混之患”。省财政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至光绪八年（1882年），竟然三十三年从未彻底清查。许多巨额款项，如咸丰年间的军需报销、善后各款，仅财面差额，就达数百万两。财政如此混乱，治晋从何谈起。之洞决心彻底清查陈年旧帐，专门设立清源局，调清正廉洁的马丕瑶等主其事，自任监督，明订《山西清查章程》二十一条，分会计、拨款、筹防、报销、善后、交待、裁摊、工程八大类，分别清查。之洞明白，一省之财政，竟然三十余年乱麻一团，必有大小墨吏作祟其间。他将清查库款与整肃吏治结合起来，明令光绪九年正月初一前后交接的官员，二十天内交待清楚，补还欠款；光绪八年以前交接的官员，一月内查清。现任各官交接，限十日内交待完毕。所有亏空，一律由当事人负责。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清查计划。三十余年的糊涂帐显出清晰眉目：　　省藩库原存银：二百一十八万余两；　　新收银：一万五千五百二十三万余两；　　开出银：一万五千八百二十一万余两；　　实存银：七十二万余两；　　各种欠款：一百五十二万余两。　　在盘清库底的基础上，之洞又制订诸种财政措施，总以纾民困、劝农商、实国库、杜中饱为宗旨。他派员清勘全省田亩，编制鱼鳞图册，查出各地隐瞒土地近二十万亩，革除“或耕无粮之地，或纳无地之粮”，“弱者扑责包赔，黠者隐匿飞”的弊政。晋省“摊捐”名目多达十七种。“摊捐者，凡关系一省公事用度而例不能销则科之于州县者也。……州县无从取办，或移甲就乙，暗亏正供，或剜肉补创，苟且称贷，即使批解如额，固已力尽筋疲，亦惟有私证勒派受贼鞫狱以取偿于百姓。”①更不合理的是，不少捐派沿行多年，捐科己废，而捐银照摊。如晋省向以潞绸贡赋京师，现在潞绸生产多已停止，而运费、差费却依旧下摊。之洞设立“清源局”.区别情况，确系正当的捐税，于厘金正税内开支，贡运物品，多以实征改为折色；不合理的摊派，一概革除，总之“使州县之力宽然有余，而后下不至以朘削者累民，上不至以亏挪者累国。”②晋省另有一苛政，为差徭。“所谓差徭者非役民也，乃敛民财也。”官吏乱设关卡，以差徭名义，勒索过往车马，交钱始得放行。“以致外省脚户不愿人晋，外县车骡不愿人省，远近行旅目为畏途”。之洞下令裁减差徭，“严定应差章程，不准差员滥支，总之不取民间一钱，不扰过客一车。”③在清查历年库款时，查出各省赈晋灾民款项银二十二万余银，之洞令以其于碛口等地建仓储粮，丰籴欠粜，平抑粮价，打击奸商。他还嘉奖万泉县左兆熊，于河西陕境购谷填仓，“以署事之员能知备荒急务，深为可嘉，……较之推延支饰，坐视腾踊，后悔无及者相去远矣。”④①②《全集》，卷五，奏议五，《裁抵摊捐折》。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裁减差徭片》。　　④《全集》，卷二百一十，公牍二十五，《批署万泉县左兆熊买谷还仓》。　第三节　禁戒烟毒　　鸦片，曾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用以撬开中国国门的工具。林则徐虎门销烟，打击了侵略者的凶焰，却无法扭转清廷腐朽衰败的大势，也未能杜绝鸦片的流入。两次鸦片战争，都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款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从此鸦片贸易合法化，烟害更加横行无忌，流毒全国。　　山西历来烟患严重。各县州府，遍植罂粟；士农工商，俱嗜烟毒。”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无怪乎之洞人晋不久，便感叹“晋患不在灾而在烟”①，他将禁戒烟毒，提到振刷民风政俗的高度：烟毒”耗民元气，各省患之，晋为尤甚，欲振中国之贫弱，必以此为大端。……今欲革历年锢习，非痛加拔除不可。”②他三番五次严令各属禁种罂粟，“傥敢故违，责成乡保社首据实禀官，概令拔毁，照例惩办，决不姑息，如乡社徇隐不报，书差得钱包庇，绅富讼棍抗违煽惑者，从重治罪，地方官私收亩税及查禁不力者严参不贷。“③又颁布《禁种罂粟章程十条》，晓谕官民，一体知行。他制订“先膏腴而后硗确。先腹地而后边厅，责之于乡保，毋徒付之于吏胥，遏之于播种之先，毋徒毁之于扬华以后”④的实施方针，严督各州县实行。对禁办有功者，明令表彰；承办不力者，”摘去顶戴”。之洞深知晋省烟毒弥深，不少刁民、奸商、墨吏从种。销罂粟中大发横财，现在断然绝其财路，阻力一定很大。因此，当保德州报告罂粟已“净绝根株”时，他表示“成效太易，尚不敢信，务当随时亲往，逐亩履勘拔毁，本部院仍当遣人密查，以定虚实。”①考虑到种烟之民的生计，之洞晓谕各属，视其地宜，“教之种桑、种棉、种麻、种兰、种蓣、种菜子、种花生，以敌其利。”对于已染烟毒成瘾者，之洞“仿李鸿章天津设之戒烟局。延医购药，以冀广起沉疴。”对于官吏中“有嗜好废事”者，“分别撤任停委，勒限戒断，许令自新”，对于兵勇吸毒者，“勒限戒断，不俊者汰黜”，学校诸生则由“学臣随时董戒，冀以渐摩观感，徐收移风易俗之功。”②张之洞对于烟毒，一向深恶痛绝。前此，他于四川学政任内撰《輶轩语》，便有告诸生“戒食洋烟”一条，“世间害人之物，无烈于此，此事乃古今奇变，不可以常情常理论者也，伤生耗财，废事损志，种种流弊，不忍尽言”。本着这种认识，他于抚晋期间，雷厉风行禁烟戒毒，取得显著效果，各地种植罂粟的田亩锐减，或十去六七，或十去八九，有的地区“一律净绝”。“瘾君子”纷纷赴“省城戒烟局就医购药，络绎不绝。”后此，他于湖广总督任内撰《劝学篇》，又专辟《去毒》一节，痛陈烟毒“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而废害文武人才，其害较耗财而又甚焉。志气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见闻不广，游历不远，用度不节，子息不蕃，更数十年，必至中国胥化而为四裔之魑魅而后己。”足见张之洞对鸦片之祸的痛恶之深，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②《全集》，卷七，奏议七，《陈明禁种莺粟情形折》。　　③《全集》，卷一百一十九，公牍三十四，《禁种罂粟片》。　　④《全集》.卷四，奏议四，《禁种莺粟片》。　　①《全集》，卷一百一十，公牍二十六。　　②《全集》，卷四，奏议四，《禁种莺粟片》。　第四节　转向“洋务”　　张之洞抚晋两年半，“清宫累，历廉洁.苏民困，核蠹弊，除吏奸”，其上任初期的举措，俱本“儒术经常之规，绝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①。这种指导思想是他自京官清流一以贯之的。然而，晋省贫弱病困的严酷现实，特别是他诸般兴革无不遭遇重重阻拦，举步维艰，又使他隐隐察觉到”圣经贤传”提供的方略甚难奏效，从而启变通陈法，改弦更张之思。正当此时，他从省府文档中，看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给前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的条陈，对其提出的开矿、筑路、兴学等“西化”方案颇感兴趣，便召见李氏，请闻其详。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浸礼会教士，同治九年（1870年）来华，先后在山东、东北等地传教。与十九世纪来华的大多数传教土一样，李提摩太并不单以布道为自己的全部职责。“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是李提摩太的格言和指导原则。”②他利用传教、赈灾之名，游历各地，频繁接触清廷要员。光绪二年（1876年），他在济南会见山东巡抚丁宝桢，光绪六年，先后在太原会见左宗棠，在天津会见直隶总督李鸿章，推行其“西化”方案。光绪三年（1877年），李提摩太以赈灾名进入山西，多方搜集社会政治经济情报。他详细调查山西各地银元与铜币比价的差异、粮价起伏、难民人数等情况，还“随身携带了一个袖珍无液气压表、沿途测量了地形的高低度”①，绘制地图。在晋期间，李提摩太多次会晤巡抚曾国垄，提出“以工代赈”的救灾建议，进而拟定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大规模“西化”山西的计划。曾国荃虽然对李氏的赈灾“慈善”活动表示赞赏，赠与“功碑”，但对其“盗窃中国人的心”②，又颇怀疑惧，对其提出的“西化”方案，也冷落一旁。　　正当李提摩太失望之际，张之洞接任晋抚，又着召见，李氏自然喜出望外。他向之洞详陈己意，并在省城太原组织演讲会，每月聚会一次，李提摩太亲自登台向各官绅学士演讲天文、地理、声光电化、医药卫生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并现场演示磁石吸铁、氧气助燃等简易实验，使与会者对“泰西新学”惊叹不已。李提摩太还单独向之洞讲解最新“别西墨炼钢法”。这一切，对于从来只接触中国传统经史典籍的张之洞和其他官绅，不啻打开了一扇新知识的窗口，有茅塞顿开之感。通过与李提摩太的接触，之洞对“西技”、“西艺”开始有了初步认识，这正是他从清流派转向洋务派的契机。　　张之洞对于“洋务”，早有所闻。抚晋之前，清流派对洋务派的种种抨击，之洞也往往参与其间。但是，他本人对于洋务派的直接批评，多集中于李鸿章等主持的妥协外交，而基本未涉及洋务派在各地兴办的近代企业、军事设施、学校教育。履晋任不久，他在给张佩纶的信中还说：“如蒙朝命洋务亦许与闻，下采荛，则当抒其管蠡，不致后时发议，徒为不切题之文章也。”①这就是说，他对于洋务、西学，本无顽固派那种深恶痛绝的极端排斥态度。同时，他对于“师夷长技”，早有论述：　　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近年西人著有《防海新论》一书，经上海道译出刊报通行，于外洋战争，防外海、防内河种种得失利钝，辨论至详，……拟请先购数十部发交东三省，一面令沿海各督抚向上海多购，分发诸将领。细心讲求，触类引申，必有实效。　　正因为具备“师夷长技”的思想基础，又加上山西百业凋敝，振刷维艰的政治实践的刺激，特别是李提摩太西学技艺、“西化”方案所给予的启迪，张之洞迈出了向洋务派转化的第一步。　　清末官僚演变为洋务派，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直接推动。六、七十年代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奕诉称赞英人赫德（1835—1911）“处事和谐，言谈审慎，机智而又老练”④，任其为海关总税务司，实际上将赫德看作自己的“洋务”老师。八十年代洋务派的后起者张之洞聘李提摩太为顾问，指导山西洋务事业的初兴，亦属此例。　　光绪九年（1883年），张之洞令于省垣东门内新买金姓房屋，设立洋务局。并札司局，“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举凡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气诸端，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①并印制《延访洋务人才启》，“分咨各省”。之洞希望以此来补救“三晋表里山河，风气未开”。洋务人材匮乏的困境。他还派员向津、沪等地购买“所有新出关涉洋务各书”。　　之洞将李提摩太“西化”方案中的兴办实业条款付诸实施。他令洋务局“试造新式机器，不得吝惜工料”，刻即筹款，赴江浙地雇募机匠，在上海“购买外洋新式织机农器数种前来以为嚆矢”②。　　山西冶铁业历史悠久，但在“洋铁”冲击下，日渐衰疲。且当时“土铁尚沿旧例，不准出海”，更遏制了山西铁业的发展。之洞多次致电总署，要求重振晋铁，“请变通成例。改由天津出海，以轻成本。”③光绪九年（1883年），张佩伦奉使山西，之洞与之议论：”购洋铁非计，宜于晋省炼铁成条。供洋局之用。”④并于次年初，开始筹备有关具体事宜。后不久，之洞奉调离任，此事因而中辍。但之洞兴办民族钢铁工业的宏愿却以此萌生，并于两广、湖广总督任内切实操办，终于演成雄踞亚洲的汉阳铁厂的壮举。　　发展交通，是“洋务”的重要内容，对于众山壁立，素称闭塞的山西来讲，尤其如此。之洞于晋抚任内，打开北向、东向两条通道。晋北潞安、泽州两府（今山西长治、晋城一带）旧有孔道北出太行，宋代以后，渐为棒莽所塞。之洞令民工依循故道痕迹，伐木焚草，拓宽路面，削平险阻，克日竣工。此外，之洞以晋“独力认办”，修通山西榆次什贴镇起，至直隶获鹿县土门口止的三百八十余里公路。此路穿越崇山峻岭，尤以四处最为险峻，故以“四天门”为统名以括之。沿途“巉岩峻坂溃岸长滩遍地皆是，连属不绝，无处无险，无村无工”①。之洞令平定知州蒋拱辰逐段勘验，调士卒劈山填谷，于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竣工通车。编练新军，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大吏的起家之本。之洞虽无曾、左、李等人的行伍经历，更无拥湘系、淮系一类私家武装以自重的雄心，但他对于用新式洋枪洋炮装备军队，结束“冷兵器”时代的必要性，却并不怀疑。抚晋以后，更深切了解旧式武装绿营、勇营已不可救药，必须编练新军取而代之。光绪九年（1883年）初，之洞奏请从直隶等地募马队数百名来晋训练，未获应允。不久，他再上奏折，陈述”晋省绿营疲弊，为各直省之最”，拟“择防勇之精壮者挑补，仿直隶章程为练军”②。在《密陈北军应练片》中，他表白“锐意欲办山西练军”，“并不独为山西一省计也。果使此军练成劲旅，不惟可以挑补晋省练军，沿边万余里，随处皆可用之。”朝廷批准了他的计划。记名总兵李先义、补用副将吴元恺等奉调人晋管带操练。张之洞编练新军的努力从此发端。李、吴等人此后亦成为之洞编练广胜军、自强军和湖北新军的重要将领。　　②《全集》，卷二，奏议二，《边防灾效全在得人折》。　　③《全集》，卷二，《谨陈海防事宜折》。　　④《恭亲王致赫德》.转引自魏尔特《赫德和中国海关》，中译本，第288页。　　①《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　　②《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④胡编《年谱》卷二。　　①《全集》，卷八，奏议八，《修治四无门韩侯领工完竣折》。　　②《全集》，卷六，奏议六，《新募马队并未增饷折》。　第五节　心系南天　　张之洞抚晋期间，南疆战云密布。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法兰西第二帝国进一步推行殖民政策，将侵略矛头伸向印度支那地区。1858—1862年，法国军队侵占南圻（今越南南部）.七十年代又向北圻（越南北部）推进。八十年代初，茹费理内阁上台，加紧侵越战争。1883年，威逼阮氏王朝签订顺化条约，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殖民主义者丝毫不掩饰他们以越南为跳板进而侵略中国、争霸远东的目的。西贡总督杜白蕾说：“我们出现在这块富有的土地上，出现在这块与中国交界，也是中国西南各个富饶省份的天然产品出口的地方，根据我的意见，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今后在远东地区争霸的生死问题。”①驻海防领事称北圻“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②为了保卫疆土，光绪七、八年间（1881年—1882年），清军进驻滇、桂两省与越接壤地区。　　光绪八年（1882年），法军大举进攻北析，占领河内。越南政府请求中国方面援助，清军人越，大战一触即发。此时的张之洞，虽身膺北国疆吏，却索怀南天风云变幻。他屡上长篇奏折，详陈已见。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二十日，之洞上《越南日蹙宜筹兵遣使先发豫防折》，点明“法国图越窥滇，蓄谋已久”①，提出预防之策十六条：成算、发兵、正名、审势、量力、取道、择使、选将、筹饷、议约、相机、刻期、广益、定局、兼筹、持久。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初一，之洞更于一日之内为备战事连上三折。在《越事关系大局请断自宸衷片》中，他提出：　　此举关系大局，固宜令廷臣会议以收集思广益之功，然制胜之要，则尤视圣心之定与不定耳，从来举大事者必须毅然担当，不计小利小害乃能成功，而兵事为尤甚，洋务为光甚。　　敦请两宫皇太后速定战心：“与人角斗，既欲击之，又恐怒之，虽授以常胜之兵，无敌之炮，必不能取胜矣。”在《法患未已不可置兵折》中，之洞分析战局发展趋势：　　法人见我确有斗志，军虽败而气不衰，必当逆计大举内犯之难，深入要求之不易，若其越广兼扰则彼势分力单，师老饷绌，合水路之全力，因粤民之众怒，大破之可也；即或相持不下，亦必大小数十战，持之一半年俟，彼实有悔祸之机，再议息兵之事亦可也。否则忽而趣战，忽而罢兵，将帅无所适从，诸军为之解体，从此海防一说皆属空谈，岂惟一法，恐东西洋各国皆将生心矣。①在《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中，之洞预测“如此边患已亟，来春二月必有举动”，提出战守事宜十七条：决战计、固根本、策敌情、择战地、用刘团、用越民、务持久、散敌援、防津、防烟台、防旅顺、防粤、防江南闽浙、筹饷需、备军火、速文报、备重臣。　　在法国侵略者咄咄逼人的压力下，清政府妥协退让，幻想委曲求全而不可得。朝野上下，主战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被迫改变态度，准备迎战。从张之洞的多次奏折中，她看出之洞不仅是坚定的主战派，而且对于具体作战方略多有考虑，自然将其列为主持抗法战事的人选。加之恰逢此时，之洞在晋抚任内因晋北七厅改制一事，与满蒙贵族发生矛盾，双方僵持不下，这更促使慈禧作出调之洞离晋赴粤的决定。　　晋北七厅，指归化、萨拉齐、丰镇、宁远、托克托、林格尔、清水河七厅。这一带蒙汉杂居，统治权实际掌握在满蒙贵族之手，俨然独立王国，不受晋抚控驭。境内“游勇马贼之剽掠，河界地租之斗争，奸商大猾之挠乱，风气嚣然，隐患渐伏”，③且“户口至今皆称寄民，不编籍贯，亦未立学，士无进步，农鲜恒心”③。为了巩固晋北地区的统治秩序，发展经济、文化，之洞奏请将七厅改制，由专用旗人治理，改为”满汉统用”，编立户籍，清勘田亩，修筑驿道，广兴学校。这样一来，势必触动满蒙贵族的私利。因此，绥远将军丰绅，归化厅副都统奎英等便以改制“占碍旗民游牧”为由，横加阻挠。官司打到中央朝廷，慈禧颇感棘手。之洞改制之举明显占理，但满蒙贵族利益亦不可不加庇护。朝廷左右权衡，想出一举两得的高招：调之洞离晋赴粤。一来化解晋北七厅改制与否的矛盾，二来为大战在即的南疆前线配置一员主帅。　　③《全集》.卷六，奏议六，《筹议七厅改制事宜折》。　　③《全集》，卷五，奏议五，《请变通边缺折》。　　①［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中译本，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1页。　　②《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第71页。　　①《全集》，卷四，奏议四。　　②《全集》，卷七，奏议七。　　①《全集》.卷七，奏议七。　第四章　粤海经略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十七日，一纸上谕：“著来京陛见”，结束了张之洞山西巡抚之任，而更加艰难的督粤重担，正等待着他。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初八，张之洞交卸晋抚篆务，启程返京。由于在晋操劳过度，之洞此时虽尚不及“知天命”之年，却已须发多白，心忡气喘，“至于舌本枯涩，不能多言”①。奉上谕后，忙于交接，更少歇息，体力不支，行抵直隶获鹿，终于病倒。调护数日.方复就道。二十三日，返抵京师。　　两天后，慈禧召对宫门，面询与法战事宜。四月二十八日，上谕署理两广总督。之洞以疾力辞。慈禧经过多方权衡，始选中之洞主持对法战务，当然不会允辞。之洞执拗不过，于五月十五日受任请训，十八日出都，经天津，航海赴粤。　　①许编《年谱》卷二。　第一节　积极备战，顾全大局　　如果说两年前之洞离京赴晋抚任时，满怀一展抱负，匡济世穷的激情的话，那么此次离京赴粤，于波滔万顷之上。遥望南天那阴沉依重的战云，心头却沉荷着万钧重负。对于中法争端，之洞的主战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但他同时也清醒意识到，要想赢得此仗，殊非易事。从朝廷方面看，虽然慈禧战意渐浓，但朝中主和派的势力并未稍减。一旦他们于后方制时，自己在前线便无法施展克敌招数。从战争双方力量对比看，“法强华弱，初战不能不败”①。法国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固不待言，更可虑的是站在它背后的列强的态度：　　英国已经在华拥有巨大利益。它占有中国外贸总值的百分之七十，外国在华公司的三分之二，且控制了中国海关。因此，英国惟恐中法之战影响自己的在华权益，外交大臣格兰威尔公开表示，英国“一方面不愿意中国的市场因长期敌对行为而耗竭；另一方面中国的任何胜利一般说来对欧洲人会有严重后果”，担心抗法胜利会引起连锁反应，因此在”调停”的幌子下，一面要求法国将战争范围限制在长江以南，一面压清政府对法妥协。德国则希望法国陷于亚洲事务，以利于强化自己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它最高兴的是中法之战长期拖延。所以它一方面称法军入侵越南是“正当”的，另一方面又表示对清政府的支持，对华出售军火。　　对于日本来说，法军入越并与清军交战，无论是从分散国际舆论对日压力还是牵制中国军事力量方面，都只会有利于它侵略与中国有着同越南类似的藩属关系的另一个邻国朝鲜。美国和沙俄虽然没有直然支持法国，但它们出于各自的利害关系，也力图就此发挥影响，特别是美国公使扬越翰，多方奔走，力图借此扩大美国在华影响，这些活动更容易动摇朝廷的决战决胜之意。　　轮船走走停停，航行了二十余天，之洞利用这段时间反复思忖此次奉使督粤的总体谋略。虽然具体方案不及排定，有一条却坚信不疑，这就是：粤海经略，千头万绪，但“以忠义激士民，以重赏鼓勇士，以和衷联诸将，以广听收群策”，首先打好对法一仗，乃当务之急。　　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十六日，之洞行抵广州，二十日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1824—1884）移交关防印信，之洞接篆视事。履任伊始，他不敢稍许懈怠，立即投入紧张的备战事务之中，“汲汲以筹战守为事，咨之同官，访之将吏，综核军费，计画饷需，按考舆图，劝督团练，于是巡历外海内河各炮台、省城外陆军各营垒”①。正如他后来回忆：“到广之日，即逢海警，内防外援，应接不暇，兵食兼筹，无一不难。事机则非常之紧急，而人才物力、文法习气，无不患非常之疲缓。”②在这种万般困难的形势下，张之洞力筹战守事宜，可谓竭智尽力。　　（一）制订总体防务规划。　　之洞经与钦差大臣、兵部尚书彭玉麟、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广东巡抚倪文蔚等商订，规划粤省防务“大端有四处”.即省防、琼防、廉防、潮防。其中又以省防（即广州城防务）最为关键。虎门海口浩渺深阔，两岸炮台年久失修，一时猝难改造。决定新购洋炮以加强之。分支河口，责成各县编练民团，雇募沙艇，购觅民炮，择要而守，相机而战。又划分省防为前、中、西南三路，分别由彭玉麟、张树声和张之洞负责。对琼防（海南防务）、廉防（廉州，今广西合浦一带防务）、潮防（潮州，今广东平远一带防务）也分别作了部署。　　（二）协调内部关系，“以和衷联诸将”。　　南疆战事在即，清廷不敢大意，粤省要员云集。如何处理好相互关系，是之洞面临的大问题。彭玉麟和张树声都是著名战将，但彭属湘军，张属淮军，门户派别之见自不待言，而且彭玉麟调广东的直接原因是张树声办理军务不善，张树声对此耿耿于怀，曾阻彭来粤，但未能如愿。彭来粤后，独带四营远驻琼州。两员宿将关系紧张，早已尽人皆知，之洞于抚晋期间即有所闻。他在给张佩纶的信中说：“振雪不和①，最关紧要，务须设法调和之。”②到广东后，之洞特别注意以同等态度对待彭、张二人。省防分三路，自任一路外，委二人各防一路，不偏不倚，均示以借重之意。　　之洞本人与张树声的关系，也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张树声为前任两广总督，朝廷令其卸任交之洞，却并不调他离粤而去，仍着参与军务，其贬黜之意十分明显，树声当然不会心情畅快。而且当时有人奏参张树声“不符物望，难胜兼析。推诿取巧，玩视边防，贻误地方”，之洞来粤，还兼有查证此参的任务。之洞对张树声并不回避这一切，开诚布公，将有关文件一并交树声本人知晓，并在查复朝廷的奏折中，有意为其辩护，称他“素行谦谨，久历封疆，刻意自爱。服官各省类皆孜孜求治”，参劾多为“妄生猜忌”①。张树声对此十分感激，与之洞的隔阂顿然冰释。　　经过之洞的一番努力，“目前在事之臣毫无意见之参差，即湘淮粤诸军亦毫无雕域之间隔”②，军政一心，同仇敌忾。　　（三）息借商款，筹措军需。　　之洞一向认为，与其战败赔款，不如息借洋款以筹边防，“孰得孰失，此理易明”。早在京官时期，他就曾上奏，“宜令上海道速向各洋商议借数百万巨款，以应急需”③，抵粤任后，他发现前任张树声向香港汇丰银行所借二百万银仅余五十万两，“勉敷本省防营三个月军粮之需”，便立即“再向港商借用”④。他在两广总督任内，先后共为广东海防借银二百万两，为援助滇军、桂军及台湾军民，共借银五百万两。这无疑大有助于增强军力，以御外侮。　　张之洞到达广州前后，军事形势已十分险恶。光绪十年（1884年）初，法军向北圻发起新的进攻。广西布政使徐延旭（？—1884）、云南布政使唐炯（1829—1909）率领的清军不战而溃，法军占领山西、北宁。清廷又令云贵总督岑毓英（1829—1889）赴越督战，岑却望风而逃。到这一年二月，在越清军几乎全部撤回中国境内。闰五月初一，中法军队于谅山观音桥发生冲突。法国藉此大肆进行外交讹诈，竟向清廷索赔二亿五千万法郎（约合银三千八百万两），同时派出舰队北犯，于闰五月二十三日闯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六月十四日又进犯台湾基隆。七月初三日，发动突然袭击，歼灭福建水师于马尾港内。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不得不于八月二十七日对法宣战。　　中法交战初期，广东边防相对无战事。但之洞并不因此而袖手安坐。他破除畛域之见，多方援助福建、台湾和云南等地的抗法军事行动。光绪十年（1884）四月，张佩纶受命出任会办福建海疆大臣。六月，他致电之洞请援。之洞即派游击方恭率兵五营自汕头援闽。方军正欲开拔，传来”马江惨败”消息，之洞又改派潮军两营，连同大批军火赴闽。张佩纶非常感激，复电称“公忠私义，不愧经营八表矣。……使各省皆如公，法气必沮，惜哉！”①张佩纶复电中之所以有“使各省皆如公”之句，乃是有感而发。原来此前福建方面也曾向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援，但李却以“北洋轮船皆小，本不足以敌法之铁舰大兵船。……断难远去，去亦无益有损”②为辞，予以拒绝。两相对比，张之洞以国事为重，“筹济军事，不分畛域”的做法，更令时人所称道。　　光绪十年九月，法舰队攻击基隆港，并封锁台湾，北起苏澳，南至鹅銮鼻，三百余海里范围内，禁止所有船舶出入，企图切断台湾守军的兵员饷械补给，困死刘铭传部。对此，李鸿章“以北洋舰小不足当巨舰，无从赴援入告。”①张之洞却主动与刘铭传联系，提出“济饷械、通信，有何法？有便即示数语为慰。尊意如有保台良策奇计，祈示；能代谋者必竭力。”他克服法舰封锁，千方百计，先后支援刘部军饷银三十万两。这在广东方面自身财力窘迫的情况下，更显难能可贵。他还派潮勇五营并大批枪支、弹药，分别从汕头、泉州、厦门等港设法援台，可惜未获成功。　　对于云南前线的战事，之洞也极为关心。他大力推荐唐景崧（1841—1903）新组粤军，号景军，开赴云南。联络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抗法。唐军一切费用，均由广东方面承担。不仅如此，唐军离龙州赴滇时，之洞又助刘永福军饷两万两。由唐带往。对此，云贵总督岑毓英致电之洞，表示感谢：“越事仰赖明公主谋，助兵助饷，始克有济。”　　刘永福（1837—1917）的黑旗军原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广西天地会反清武装的一支。同治四年（1865），该军在广西安德镇北帝庙前祭旗举事，所祭者为七星黑旗，故人称“黑旗军”。同治六年（1867年），在清军围剿下，刘永福率部避人越南。法国入侵越南后，黑旗军与越民并肩作战，在十余年的艰苦岁月里，给予法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初，黑旗军在河内城外击毙法将安邺。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十三日.又在河内城西纸桥一仗中，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中校。越南阮氏王朝虽然对刘永福心存疑忌，但又想借用其武装力量抗击法军，因而封其为三宣副提督。　　对于这样一支英勇顽强、战功卓著的抗法农民武装，清政府却视其为“匪”。虽然曾补给枪械以抗法军，但前后济刘洋枪不过五百杆，“皆天津解粤之笨枪，弹药多不着火。”①而且就是在这少得可怜的接济背后，还包藏着险恶的用心。正如四川总督丁宝桢所说：如果”该匪幸而获胜”，当然于清军不无补益，而且黑旗军又不属正规清军，不用担心法国借口寻衅报复；如果黑旗军吃了败仗，“设此类竟为法国所歼，亦隐为中国除一大患。驱狼斗虎，似属一举兼得。”②因此，当刘永福黑旗军凭借简陋枪械与法军浴血苦战时，装备精良的清军主力却在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炯统辖下作壁上观。更有甚者，清廷某些大员甚至认为黑旗军抗法得胜是件大坏事：”若刘永福果终于胜法，又必骄悍难制，……各省亦须设防，是又岂浅鲜之害哉？”③张之洞对刘永福黑旗军的态度则不相同。作为统治集团的中坚，之洞对于农民起义、农民武装当然绝无好感。三十年前在贵州兴义城头与农民军拼死一搏的难忘情景，早已给之洞打上深刻的烙印。但是，作为一个爱国的、开明的政治家，之洞高于一般官僚的地方就在于，在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的反侵略战争中，他能够将“御外”置于“制内”之上。还在山西巡抚任内，之洞就提出应授刘永福以正式官职，承认黑旗军的合法地位。他在《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中说：“防不如战，近不如远，迟不如早，而要以争越、封刘、战粤、防津为四大端。”①所谓“封刘”，即指授予刘永福以正式官职。之洞充分肯定黑旗军的抗法功绩，称“法人屡败于刘团”，并对黑旗军在日后战局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给予高度估价：“此时乘已战之局，藉刘团之助，因越民之扰，就陆战之便，与之纵横奋击，安见不可终挫凶锋？”②当李鸿章等朝廷大员处心积虑欲置刘永福黑旗军于死地时，之洞义正同严地宣告：“洞敬其为数千年中华吐气，故竭力护持之。”③张之洞就任两广总督后，再次建议清廷将黑旗军收编，以利战事。经过之洞反复奏陈，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朝廷对法宣战后，终于接受之洞“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因越以用刘为实济”的建策，授刘永福“记名提督”衔，赏戴花翎，并陆续拨给黑旗军饷银七万两。黑旗军取得合法地位后，之洞又大力资助其饷械，半年多时间内，先后拨银十五万五千两，并令清军与其协同作战，共抗法军。唐景崧率景军配合黑旗军，于这一年年末出击宣光，取得临洮大捷。诚如唐景崧所说：“黑旗自与法人迭次交锋，皆大战，未有借助于他军者。两载以来，虽曰助刘，何尝有同泽同胞之义哉？独此次为我景军切实援应耳。”④黑旗军的处境前后迥然不同，得力于张之洞的开明态度。很显然，这种变化不仅有利于黑旗军，而且更有利于抗法战争的大局。　　①②《全集》，卷七，奏议七。　　③《全集》.卷一百二十四，电牍三。　　④唐景崧：《请缨日记》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