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禁犯界。太祖初规定擅自贩官盐入规定之外地界，十斤以上处死。太宗时规定：贩盐入规定之外地界一两以上决杖十五，三十斤以上，杖脊十五，配役一年；二百斤以上杖脊二十，刺面送赴阙。颗盐、末盐亦不得互相侵越犯界。　　第三，蚕盐不得入城。太祖时规定，以蚕盐贸易入城者，二十斤以上杖脊二十，配役一年；三十斤以上处死。　　第四，担任盐课主管吏的禁例。太宗时规定，如有盗贩或征羡余为私鬻者，流官、监当主首职官，不计多少并奏裁，当加极典。　　辽、金盐课亦有严禁，与宋大同小异。　　2茶课罪罚　　茶课罪罚，择要说明如下：　　第一，私茶之禁：凡民茶折税外，匿不送官而私贩者，没入其茶，计值论罪。　　第二，伪茶之禁：卖假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者，弃市。　　第三，对官吏私贩茶治罪：主管官吏私贩官茶，初制，及一贯五百文，处死；以后渐轻，太平兴国二年，规定主吏盗官茶贩鬻三贯以上者，黥面送阙下。巡防贩私茶，依本条加一等论罪。　　3酒课法规　　酒课法规要点如下：　　第，禁私卖酒、酒曲：太祖规定，犯私曲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刑，以后各代相继轻其罪。　　第二，禁犯界酒：太祖时规定，越界私卖酒，一石则弃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城二十里，酒至五十斗相处死。以后稍宽其刑。　　第三，告赏之制。犯酒禁而首告者，例有赏钱，赏钱的多少以犯酒数量而定。　　4矿课罚则　　坑冶在实行官榷之时，有私采矿、私淘金银者，皆以盗论罪。私鬻矾者，同私茶罪。矾亦行禁犯界之制，私卖越界，如茶法。　　(三)市舶法规　　宋代市舶法规不甚严格，其基本精神是防止漏税，以增国家市舶收入。其要点如下：　　第一，禁私自出海贩鬻。元 五年(公元1091年)规定不经允许而擅自到高丽、新罗、登莱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编管；往北界者，加二等，配一千里。船上其余的人，虽非船主，并杖八十。而且许人告发，并给赏钱。　　第二，禁私与外商交易。在行榷货制度时，严禁内地商人与外商贸易。敢与贸易者，计值满一百文则治罪，过十五千钱以上，黥面配海岛。过此数者押送；妇人犯者，配充针工。以后各代稍有减轻。　　此外，曾严禁铜钱出口，若有夹带铜钱出口者，回国后徒一年。第六章 元代的赋税蒙古原是中国北方的游牧部落，元帝国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封建帝国。公元1206年，蒙古勃儿只斤部领袖铁木真统一漠北高原诸部落，建立蒙古国，自称成吉思汗。公元1260年世祖忽必烈在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地主阶级支持下，据汉地建国称汗，建元中统，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元”。公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公元1368年，被朱元璋领导的队伍所推翻，前后菜九十七年。　　第一节 概 论　　成吉思汗铁木真建立蒙古国后，在其大规模地征服先进地区的过程中，在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力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下，逐渐向封建制转化。忽必烈据汉地建立起封建国家元帝国标志着这种转化的完成。虽然蒙古奴隶主贵族在对先进的封建制地区的征服，不可避免地摧残了那里的生产力，严重地阻碍了那里生产力的发展。但元朝灭南宋、平大理、吐藩，结束了辽、金、宋、、大理、吐藩、西夏等诸国并立的混战局面，使中国归于统一，元朝的这种统一加强了中国各民族间的联系，有利于边疆的开发，促进了中外关系的发展和水陆交通的发展。　　元建国后，农业生产受到应有的重视。忽必烈在位时，鼓励兴修水利、垦辟荒田，禁以农田为牧地、牲畜践踏农桑，颁发农书，严禁杀掠，多次颁布放奴为民的诏令，以恢复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因此，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北方农业逐渐得到恢复，南方和边疆的农业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元朝商业发展更迅速。究其原因，从客观上说，(1)元灭南宋前，南宋的商业已有较大发展，元朝商业经济有良好的基础。(2)元朝地域广阔、国家统一有利商品流通。(3)元朝航海技术的进步和造船业的发展，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而海上贸易对国内商业的发展又有着重要影响。(4)元朝实行纸币制度，纸币便于携带，有利于商品流通。从主观上说，元朝统治者格外器重西域商人，还吸收大量商人参加统治集团，国家在商人的影响和左右下，商业受到重视。此外，统治者奢侈的消费，也刺激了商业的发展。总之，全国的统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航道的沟通，纸币的发行，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元代商业的高度繁荣。　　在元朝的政治制度中，还保存着蒙古旧的奴隶制的残余，又部分地吸收了辽、金和南宋的旧制。元朝将这些制度揉杂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　　元朝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牢牢控制行政、军事和监察大权。在地方则设立十一行省，以控制地方军政大权。行省之设，奠定了以后各代的行省制的基础，是中国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沿革上的重要事件。　　元朝统治者为适应和强化对各民族的统治，将各民族分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从而形成了以蒙古贵族为中心、各族地主阶级参加的统治集团，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二、元朝赋税的特点　　元朝的赋税制度同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承继，但它又有许多特异之处，并有力地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对元朝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影响。　　元朝赋税的突出特点是南北异制。不仅田赋南北异制，其它赋税也南北各异。就是同一地区的赋税，制度也有很大差别。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很多，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元朝统治者征服各地的时间不同，只能因时立制，不可能强求统一。第二，元朝幅员辽阔，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风俗习惯不尽一致，因此只能因地立法，不能强求制度上的统一。第三，赋税制度的差别，有利于元朝对各族、各地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封建专制。元朝具有强烈的民族压迫色彩，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给蒙古族以各种特权，在赋税方面，也给以各种优惠。元朝赋税的另一个特点是，商税和盐税较之以前各代有所发展。元代由于商业的繁盛，使商税无论是品类还是数额都有明显增加，成为元朝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　　赋税征钞，这是元朝赋税的又一特点。在以往各代，赋税一般以实物缴纳，虽然也有征钱的情况，但不是普遍现象。元代则不然，赋税大部分征钞。这是因为元代货币经济发达，国家以钞为法定通货的原因。在当时，赋税征钞给人民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随着钞币的贬值，赋税的加重，人民受害不浅。　　三、元朝各族人民的赋税负担　　元代统治者为满足日益浩繁的财政支出，加强对各族人民的财政搜括。自世祖至元至文宗天历的七十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二十余倍，茶课增加二百四十余倍，商税亦增加近十倍。而官吏的额外苛敛更使民不堪命。在元朝统治者的残酷掠夺下，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凄惨的。有人对家有百亩土地的自耕农算了一笔帐：“父母妻子身计家五口，人日食米一升是周岁食粟三十余石，布帛各人岁二端，计十端，絮二斤，计十斤，盐醢醯油一切杂费，略与食粟相当。百亩之田所出，仅不能赡，又输官者，丝、绢、包银、税粮、酒醋课、俸钞之类。农家别无所出，皆出于百亩所收之籽粒，好收七、八十石，薄收则不及其半，欲无冻馁得乎?”有田百亩之家，尚且如此，无田佃户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蒙古贫民的生活，也不比汉人好些。有些蒙古贫民不堪忍受奴隶主的剥削压迫，纷纷南下，成为无衣食之给的贫民，有些蒙古贫民被贩卖出海，有的则沦为汉人地主的奴婢。　　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财政负担，或逃亡流徙，或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商人有时被迫罢市以抗苛税。最后，终于爆发了以白莲都为主的农民大起义。　　第二节 田赋与徭役　　蒙古国建国之初，税制不备，统治者所需，全靠奴隶的从给或掠夺其他部落、其他地区的财产；军队则自备钱粮，征战时，队伍的后面跟随大批马、驼，以供给军将士的肉、乳，并随处掠掳，作为军食的补充。以后随着四方征伐的需要，到世祖忽必烈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封建赋税制度。　　一、元代的田制和户籍　　(一)元代的田制　　元代的田地，主要分为二类，即民田、官田。民田绝大部分为地主和蒙古贵族所占有，贫民百姓占有的土地甚少，而且常有被兼并之虞；官田包括皇亲、贵戚的食邑，作为官俸补充的职田，作为学校师生禄廪的学田，赐给寺亩道观的寺田和供作军粮的屯田。屯田又有军屯、民屯之别。民田征税，官田收租。因元朝土地管理混乱，故终元之际，无完整的土地统计数字。　　元朝建立以后，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富豪势要之家兼并细民百姓之田，诸王贵戚强占农田为牧地，致使百姓逃亡，土地抛弃。为扭转这种状况，统治者多次下诏，令豪富、诸王勿得兼并，同时下令富民减且以佃。这诏令，往往只是具文，但国家以法令形式令富民减租，这在元朝以前的史籍中是罕见的。　　(二)户籍管理　　元代的户籍制度十分繁杂，为历代所仅见。元朝盛时有户一千四百余万，口五千九百八十余万。统治者将全国人口按民族分为四等，即蒙古、色目(西域各民族的统称)、汉人(原金地的汉族)、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根据职业上的区别，分为军户、站户、匠户、僧道户、儒人户、种田户等多种；根据社会地位分成官户、民户、驱丁户等；按籍户的先后分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等；按科差负担额分丝银全科户、减半课户、止纳丝户、推丝户等等。每户等的政治待遇不同，赋役负担差异很大。　　(三)元朝的赋、役册籍　　为了便于对户口的控制和赋役的征发，在元代，建立了一套赋役册籍。据史书记载，元至正二年的浙江海右道绍兴路余姚州就曾登记过多种册籍。“其画田之形，计其多寡以定其赋，谓之流水不越之簿；又画图，谓之鱼鳞等次之图；其各都田亩，则有所谓兜簿者焉；至于分其等第，以备科差，则又有所谓鼠尾册恶。”其后，至正十年秋浙东廉访使董守悫在浙东均役，“以一正属民履亩而书之，具其田形疆畎，立名甲乙，比次以上官，按故牍而加说核之，曰鱼鳞册，以会田；另为右契子民，使藏之，曰乌由，以立业；其征之所会，曰鼠尾册，以治役”。国家凭借这些册籍控制土地、户口，征发田赋、徭役。　　(四)元代的经理之法　　元代实行经理之法，旨在括隐田，增赋税。世祖之初，曾多次进行括田，履亩征税。这种括田，虽有增加田赋的意义，但以均平田赋为主。至延 元年(公元1314年)用铁木迭儿奏议，实行经理法。首先张榜，晓喻百姓，限四十天内，将其家所有田产田赋，自己向官府呈报，如有作弊的，许人告发，告发得实，或杖或流，所隐田产没官。这种经理办法，虽然清理出部分田产，增加了田赋收入，但由于期限促迫，官史贪苛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往往以无作有，虚报于官，致使民不聊生，并激出以蔡五九为首的农民暴动事件，后来不得不停止无作有，虚报于官，致使民不聊生，并激出以蔡五九为首的农民暴动事件，后来不得不停止　　二、元代田赋制度的沿革　　元代的田赋，有税粮，有科差。税粮行之于江北地区叫做丁税、地税，行之于江南叫夏税、秋税；科差在江北有丝料、包银、俸钞，在江南有包银和户钞。　　(一)丁税、地税　　丁税、地税制度始于太宗。太宗即位之初，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派官使往各地征税，当年八月定制，蒙古人以马牛羊为课征对象，有百抽一；河北汉民以户为课征对象，征赋调，每户课粟二石(后以兵食不足，增至四石)。西域人以丁为征课对象，出赋调。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乃定科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行，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征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验丁”。其地税，“上田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千，水田五升”。世祖中统五年规定，僧、道、地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即旱田)亩输税三升，水田亩输税五升。至元三年规定，远离家乡到外地种田的民户( 户)其丁税在登记户口之郡验丁而科地税，于种田之所，验田而取。逃亡在河南路的散漫之户，依现居民户纳税。至此，丁税、地税之制便确立起来了。世祖至元十七年，对这个规定又加调整，于是“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减半科户丁税，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五斗，第二年七斗五升，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税。(即每丁三石)。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亩粟三升”。丁税、地税之制渐臻完备。　　(二)夏税、秋税　　世祖至元年间，江南除江东、浙西等少数地区按宋旧制征夏税外，其他地区并未实行夏税、秋税之制，而唯征秋税。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时，曾有人建议恢复江南夏税之制，但世祖没有采纳而止。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始定江南夏税之制。当时规定：“秋税止命输租，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其所输之数，视粮以为差。粮一石或输钞三贯、二贯、一贯，或一贯五百文、一费七百文”。征收的办法是，根据土地肥瘠的程度，人口的多寡，取其平均数而征，折输的物品，按时价高低折算，这种制度有些地区没有按照实行。如湖广行省就没有征收夏税，而收征门摊课钞，每户一贯二钱，较夏税增钞五万锭。此税的税额，湖广为“亩取三升”。其它各地相差不会太远。后来各代，又续有提高，例如至大二年(公元1209年)曾令江南民岁收粮满五万石以上者，每石输粮二升于官。所输之粮一半入京师，以养御士，一半留本地，以备荒年。延 七年(公元1320年)又增两淮、荆湖、江南的田赋，斗加二升。　　元制官田只科秋税，不征夏税。但官田租额很高，如大德十年(公元1302年)太和岭屯田，“人给地五十亩，岁输粮三十石。”相当于每亩征租六斗。　　元朝征收的粮食，每年约一千二百余万石，其中又以江浙、河南两省纳粮最多，江苏浙行省纳粮有时竟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三)元朝的科差制度　　元代的科差，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户钞。　　1丝料。包括纳官正丝和五户丝两部分。纳官正丝(也叫系官丝)是国家取之一志，纳入国库的那部分丝料；五户丝是国家取之于民，转送给食邑诸王的那部分丝线、颜色等。丝料制度始行于太宗八年(1236年)，其制，纳官正丝：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官府；五户丝：每五户出丝一斤，输于食邑于本地的诸王、勋臣，即“本位”。世祖时，重定户籍科差条例，因户等不同，科差负担也不相同，如元管户内丝银全科系官户，全科系官五户丝户，每户纳丝一斤六两四线。全科系官户所纳的丝线，全部缴给国家，全科系官五户丝户所纳的丝线，将其中的一斤交给国家，其中的六两四线攒至五户满二斤时付给“本位”。由此可知，世祖时人民的丝料负担已提高一倍。至成宗大德六年，摊丝户由原来的摊丝四斤提高到五斤八两。世祖中统元年所定各户每户应纳税差如图表6-1所示。　　2包银，又称包垛银。太宗时初行于真定一路，以济一时之需；后又推行于中原各地。包银初行时，令中原汉民户出银六两；宪宗五年(1255年)减为四两，其中二两征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世祖建元中统，改征银为如数征钞，钞二两折银一两，故此原征又减一半。世祖平江南以后，包银之制又推行到江南，但制不可考，据《元典章》载，仁宗延 七年(公元1320年)规定：江南“开解库铺席、行船做买卖，有经营殷实户，计依腹里百姓在前科差包银例：每一户额纳包银二两，折至元钞一十贯。本官司验各家物力高下，品搭均科。”至泰定间，因天灾免除江南包银。顺帝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立船户提举司十处，提领二十处，并定船户科差，般一千料(料，载重计量单位。每重一石为一料)以上者，岁纳钞六锭，以下递减。　　包银原只征于汉民，自仁宗延 七年四月始对散民郡县的回回户征课包银，户科二两。　　3俸钞。始于世祖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当时， 国家颁行官俸制度，为支付内外官吏俸，令纳包银户每四两增纳一两，以钞折纳，故名俸钞。可见，俸钞实际是包银的附加。成宗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调整俸钞，原无俸钞负担的止纳丝户，增俸钞一两，原包银户俸钞由一两减为二钱五分。　　图表6-1　　系官丝 五户丝 包银　　元管户内　　丝、银全科系官户 1斤6两4钱 4两　　丝、银全科系官、五户丝户 1斤 6两4钱 4两　　减半科户 8两 3两2钱 2两　　止纳系官丝户　　上都、隆兴、西京等路，十户十斤者，每户 1斤　　大都以南等路、十户十四斤者，每户 1斤4两4钱　　止纳系官、五户丝户 1斤 6两4钱　　交参户内　　丝银户 1斤6两4钱 4两　　减籍户内：　　止纳丝户 1斤6两4钱　　止纳钞户　　第一年 1两5钱　　第二年 2两　　第三年 2两5钱　　第四年 3两　　第五年 3两5钱　　第六年 1斤6两4钱 4两　　协济户内：　　丝银户 10两2钱 4两　　止纳丝户 10两2钱　　摊丝户 4斤　　储也速 儿所管户 4斤　　复业户(成丁户用)　　第一年 免科　　第二年 减半　　第三年 全科(与旧户等)　　4户钞。是行之于江南的税目。世祖平江南以后，令将部分土地和民户拔赐给诸王、公主、勋臣，做为食邑。食邑民户纳钞以供封君享用，名为“户钞”。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正月规定，在一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准中原五户丝数，平均每户输钞五钱。成宗即位，以氏币贬值，每户增为二贯，合万户为钞二万贯，折四百锭，所赠之数不赋于民，而由国家补足，其实最终负担仍是贫苦百姓。户钞与中原户丝一样，不入国家财政，而入封君私囊。(四)田赋的附加、预征、豁免及输纳制度　　元朝田赋正税之外，有附加，有额外苛敛，也有预征。田赋附加，元代规定民田税粮每石带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共七升，其中一升供作仓库官吏的费用，余者与正粮一同存储；官田则带纳民田的一半，除附加外，官使往往额外加征，有“赋一征十”、有“十加二”，丁税、地税并征，甚至十倍于正粮，百姓被迫逃亡，而逃亡户的田赋又摊给未逃之户，人民的赋税负担很重。至于预征，在元代不属常见。政和元年，皇室诸王争夺皇位，供亿不足，于是令折输明年田租。　　元朝的输纳、收受制度，史载在世祖即已完备。当时规定：“随路近仓输粟，远仓每粟一石，折纳轻赍钞二两。富户输远仓，下户输近仓”，“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输纳的期限，税粮与科差不同，就是税粮，也因地区差别，交纳期限也不一致，一般分为上、中、下三限。　　元盛行包税制，田粮的输纳多由富户、执要之家包揽，贫民多受包税者的盘剥。至元十七年曾规定“权势之徒结揽(即包纳)税石者罪之，仍令倍输其数。”同时规定不准仓库官吏“飞钞作弊”，否则“置诸法”。科差则按户等高下面科，夫役则以贫富为差，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相差无几，则按丁，先多丁，后少丁，挨次科派。　　诸如此类的规定，不过虚具形式，在实际执行中，包揽税石、官吏与势要之家串通一气剥削细民的现象，终元不绝，越演越烈。田赋的豁免，包括税粮的豁免和科差的豁免。关于税粮的豁免，元制，军、站户给予四顷地的免税权，越过四顷按例纳税；老幼免课。僧、道、商人、官吏等户，虽不予豁免，但国家法令对这些人的约束力不大，他们常常用各种方式逃避税粮。　　关于科差的豁免：元制对儒、僧、道、也里可温(天主教士)、 失蛮(伊斯兰教士)、军、站等户均予豁免。　　此外，如遇为歉，皇帝登基或巡幸，也有减免照顾。这种减免，实际上，老百姓受益甚微。三、畜牧税　　元朝畜牧税(即羊马抽分)最早见于史者在太宗元年(公元1229年)八月，当时规定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 牛一，羊百者输 羊一。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扩大至所有养马牛羊之家了。　　元征收的畜牧税主要是供养皇室。每年征收多少马牛羊，史载不说。　　四、元代的徭役　　元代的徭役，包括兵役、职役、杂泛差役三大类。　　(一)元代的兵役　　元代的兵役制度主要实行军户制。所谓军户制，即答发有丁之家，立为军籍，世代为兵，称为军户，以军户之丁出兵役，即为军户制。只有当军卒不足，而又急需用兵时，才实行募兵制。募兵是一种权宜之计。　　元朝的军户制实行于公元1210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急于进取中原，根据降将郭宝玉的献策，规定：凡蒙古、色目部落“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蒙古族人，编为蒙古军；色目人，编这探马赤军。以后平金得中原，又征汉人为兵，其制：或按贫富，富户户出一人为兵，名为独户军；贫户三二户出一人为兵，出兵之户为正军户，未出兵而协济出兵户之家，为贴军户。有的地区曾行中产之户为军，上下户为民的制度。或以男丁论，有时有的地区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则以十丁出一卒；或以户论，二十户出一座，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役。在征讨用兵之际，如兵员不足，又在已出兵役的商贾之家，另征一人为军，为余丁军，匠户亦取为军，为匠军。　　元代规定，军卒充役期间所需一切费用，均由军户自理，所以军户虽有四顷地的免税权，但由于兵役繁重，有的军户家出三四丁，农田尽废，仍要出杂役、科差；有的军户贫乏，得不到放免，不得不典卖田产，甚至鬻妻子儿女以充役；有的军户之丁远戍边镇，十几年不得放还，而老死行伍；有的军户之丁戍者未还，代者当发，前后相仍，困苦日甚。诸如此类，都使军户往往不能自存，纷纷破产挑亡。为缓和这种局势，元统治者曾实行士兵轮番休息的更番制度，以济贫乏，备行装；减免军户的税粮、科差杂役，减轻军户负担；对久戍边镇的士兵赐以钞、粮等物资，周济贫困军户；放免贫困军户，易之以富实之户为军户等等。这些措施，都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能根本改变军户的困苦境遇。　　(二)元代的职役　　职役是保证国家需要而向民户征发的徭役。元朝的职役是对宋代职役的承继，又与宋代有很大不同。其种类较宋代为繁，制度也有很大差异。　　1站役　　站役是专用国家邮传驿递服务的特种徭役。充当站役的民户称站户。发送国家紧急公文者，称急递铺役，这种站户又称铺驿。站户负责供应邮传、驿递、过往使臣、过往西方僧、道和进献宝物之人的饮食和其马匹、牛只、船、轿、车等交通工具的诸项费用，负责供养各地进献的珍禽异兽，并提供运送工具。元规定站役由中上户承担，但中上户往往买通官府，设法诡避，最后仍由贫下户充役。　　元代，站役十分沉重，尤其是大道通衢，供役更为浩繁。如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四月，江浙杭州驿，半年之间，使臣过往者达一千二百余人，进献狮、豹、鸦、鹘的人在此逗留二十七天，人、畜耗用肉一千三百余斤。加之使臣、西僧及进宝之人百般刁难，往往使站户穷于应付，尽管有四顷地的免税权，仍不免民饿马毙，或鬻妻卖子以应役，或破产逃亡。为了维持驿站的存在，国家规定站户不负担和买和杂泛差役，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又规定使臣饮食之费同国家负担。由于负担太重，自元中期以后，国家驿站规模逐渐缩小。　　2匠役　　匠役是专为国家制造军器，各种手工业制品的徭役。这种徭役，一般由各种工匠充当，充当匠役之户叫匠户。匠户又分为系官匠户、军匠户和民匠户。系官匠户类似官奴隶，在官营手工业中，从事各种工役造作。军匠户是为官府制造各种武器的匠户，隶军籍。民匠户可自由造作，有人身自由，但常被官府签发入工局营造。匠户为官役使时，官府按月发给口粮和工费，但标准很低，又受官吏的多方苛索，生活也很困苦。但因生活有最低的保证，又可免丝钞、四顷地的税粮和杂泛差役，故其境遇优于一般站户和民户。　　3马步弓手　　马步弓手是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巡警，“职巡警，专扑获”。所属军械器杖均由自己备办。马步弓手由包银户差充，每百户中有一户充微笑，充役之户免纳自身税银，所免部分由其余九十九户均摊。　　4主首、里正、社长和库子　　无制乡设里正，都设主管，社有社长，坊有坊正。主首的职责是摧办钱粮，科派杂役，如摧办钱粮不及原额，差役不能足数，则须主首补赔；库子的职责是管理仓库，如仓库短缺，或因盗失陷，须由库子赔补；里正、坊正和社长则负责管理本里、坊、社的居民，督课农桑。按规定这些职役应由税粮在一石以上的富户，依富裕程度为序低次轮流承担。但富实有力之家，往往买通官府，诡避赋役，赋役负担又落在贫难下户身上。贫难下户既无应付官吏勒索之资，又无赔垫短亏之本，也无督收富豪拖欠赋税之力，不少人不堪赔累而破产逃亡。　　5祗候、曳刺、牢子　　祗候、曳刺、牢子均属路、府、州、县等官衙中的杂职公差。腹里各级官衙的祗候、曳刺、牢子由包银户差充，江南则由税粮三石或二石之下一石以上之户差充。充役户于腹里者免包银，在江南者免税粮，所免之数，由未役者均摊。　　(三)元代的杂泛差役　　杂泛差役是临时征调的夫役或银、钞、车、马等钱、物。凡筑城、修路、修治水利、营造官衙、私第，运送粮草，无不随时派役，甚至搬运官吏私物，也向百姓派差派役。这种杂役没有固定时日，也不付报酬，即使付给报酬，也为数甚微，不敷旅途之资。加以不时征发，占用大量民力，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痛苦。为此，百姓往往采取各种办法逃避差役：富户权势之家，买通官府以诡避，或冒充儒户、站户而得免；贫民或投充诸王贵戚的家人，或充当豪富、寺观的佃户以逃避差役之累，造成大量户口的散失。　　(四)和籴、和买、和雇　　和籴是指国家强制向百姓征购粮食。元朝的和籴，包括市籴粮、盐折草两类。市籴粮即国家出钞购买百姓的粮食。国家规定以高于市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征购粮食，或以盐易粟，称为募民粮。盐折草，是指国家在五月付给百姓盐，草熟时，以草抵盐价，规定以二斤盐抵一束草，草每束重十斤。这种办法都是强制性，不论愿意与否，都要卖给，而官储往往少付钞或不给钞。　　和买是指国家出资，强制向百姓购买所需之物，如马匹、布帛之类。和买名义上国家付款，实际上“分文价钞并不支给”，有的则“不随其所有而强取其所无”，百姓不得不“多方寻买，以供官司”。和籴和买，均属不等价交换，实质是非赋之赋。　　和雇是指国家出钱，强制下雇民力，用于运送官粮物赴边塞。由于雇资微薄，“官支价钱，十不及二三”。不敷之数，令民自行赔补，元代的和雇实质上是非役之役。　　(五)雇役、代役、助役和免役　　雇役是指本人出资雇人代役。元朝兵役的雇役只限于军户丁单而财力充实的人户。丁多人家不得佣雇。军官亦不得雇。职役的雇役，元至天上年间行于浙右一带。　　代役是指军人身死而无亲丁者，可以少壮驱丁替代服役，或兄弟代役。　　助役始于世祖之时。英宗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四月推行助役法。派使臣考察应税田亩，按一定比率从应税田亩中拿出田亩若干，由应役人掌管，以田亩的收入充役费。泰定帝初年规定，江南民户有田一顷以上者，于输税外，每顷量出助役之田，由里正掌握，以这部分田地的收入作为助役之用。寺观田土，除去在宋时旧有土田，凡新增之田亩，验其多寡，出田助役。这种办法，又称助役粮。　　元朝的免役一般是指杂泛差役及和雇、和买之役，而且免役范围极广，如鹰坊扑猎户、控鹤系军户、儒人户、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均免杂泛差役和和雇和买之役，有时军户、站户、匠户也免杂泛差役和雇和买。至于诸王、贵戚及官豪势要之家，要在豁免之例。此外，也有灾免之便，但百姓受惠不大。　　第三节 专卖、工商税及杂敛　　元代的专卖及工商税制度多沿袭南宋，现简要介绍如下：　　一、盐专卖及盐税　　元代盐课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支柱，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靠盐利。因而元朝统治者对盐课十分重视。太宗以前，对盐及酒醋、金银、铁治、河泊等产品，实行定额税(或是包税制)，以白银为缴纳手段。太宗时，改行盐引法，每引重四百斤，价银十两(世祖中统二年减为七两)。灭南宋后，承袭南宋的盐制，并予以更张改进，强化对盐课的稽征、管理。主要有如下几种制度：　　(一)引岸制　　其法有二，一为各地官府置局卖引，每引付盐四百斤。世祖平江南之初，每引为中统钞九费，折银四两五钱，每引较中统二年减少二两五钱。嗣后每变一次盐法，就增加一次引价，元末每引盐价竟增至三锭。此即所谓官制商运商销法。二为官制运商销之法。此法行于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当时中书省淮两淮运司的奏请，在交通方便的地方设立仓库，官府设纲船攒运，贮之仓库，商贩就仓支盐贩卖。延 七年(公元1320年)，两浙之盐亦效两淮之法，改就场支给为就仓支拨。盐商向官府买引，赴指定的盐场领盐，按规定的区域贩卖。　　(二)入粟中盐制　　此制是官府召募商人将粮食运到指定地区(边疆或军队征战之所)，然后政府给以盐引赴盐场领盐贩卖。　　(三)计口授盐制　　此制系由官府按人口或按户强制配合食盐，亦称“食盐法”。这种制度多行于产盐区或私盐盛行之地，目的在于增加盐课，以补国用之不足。　　(四)设局官卖制　　此制系官府设局，官为发售。这种制度主要行之于大都，目的在于稳定盐价，防止奸商从中谋利。　　(五)常平盐制　　此制系由国家将盐运于指定地点存储，待盐价上涨时，国家以平价售出，目的在于稳定盐价，打击官豪，避免奸商图利。　　(六)征税制　　元代对自制土盐及四川井盐则袄地征税制。如太原自制土盐(即小盐)，世祖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九月规定岁输七千五百两。至于四川的非国家所属的盐井，所民煮造，收其课十之三262年)九月规定岁输七千五百两。至于四川的非国家所属的盐井，所民煮造，收其课十之三　　元代盐制虽然多次整顿，但仍然弊端丛生，如引商专利，官盐质量低劣，强行派散盐引等，加上附加、折征、预借等名目，致使民负沉重，有时不得不淡食。　　二、茶专卖与茶税　　元代茶谭多因袭南宋旧制，实行引茶之法。只在某些地区或某一时期，实行征税制，或专卖与征税并行。　　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官买蜀茶，然后增价售于羌地，此是专卖之制；后张庭瑞更变茶法，使贩茶商人每引纳二缗入官，官付给文券，听其自卖于羌地，此是商茶之法。世祖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用运使白赓的建议，榷成都茶，官府置局发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平南宋后，纳左丞吕文焕的建议，榷江西茶，并定长短引之法，皆以三分取一，长引每引计茶一百二十斤，短引计茶九十斤。至元十七年废长引，专用短引，每引收钞二两四钱五分。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又改江南茶法：裁并茶课少的茶课管理机构五所，并入其它十一所中；茶商贩茶货卖必须携带茶引，不带茶引视同私茶；延 五年(公元1318年)采纳法忽鲁丁的建议，实行减引添课之法，茶引由一百五十万引，减为一百万引，每引课钞十两增为十二两五钱。　　在引茶专卖的同时，也曾实行征税制。例如至元十七年曾将茶 配于民，均摊茶课，至元二十一年废除 配之法，而将 配茶税加入正课之中，同时对江南茶商运至江北者，又纳税。这是先行专卖，再行纳税的专卖和征税并行之制。　　元朝统治者多次改变茶法，使茶税收入不断增加。至元十三年平南宋之初，茶课仅一千二百锭，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岁征引课达二万四千锭，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2年)当年征茶课四万四千锭。以后茶课屡增，至延 五年行减引添课之法，岁征茶课骤增至二十五万锭，延 七年至天历二年(公元1320-1328年)，更增至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一十一锭，成为财政收入的大宗。　　三、酒醋专卖及酒醋税　　酒醋课始于太宗二年(公元1230年)正月，当时规定，酒课验实息十取其一。次年，立酒醋务坊场官，实行官制官卖的专卖制度，并视外府司县的民户多寡而定课额。其后改为允许酒户和富豪酿酒，官为收购酤卖。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十二月，中书右丞卢世荣以“京师富豪户酿酒酤卖，价高味薄，且课不时输”，禁止富豪酿酒，实行度增加酒课，由原来每石一两增为每石十两，税额提高十倍。八月罢榷酤之制，改行征税制，听民自造，每石米课官钞五两。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又恢复榷征之法。　　酒醋课通常以钞缴纳，偶尔也征粮食。如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九月，因山东发生饥荒，于是责令益都、济南酒税十分之二收粮。　　酒醋课是元朝的重要财源之一，常年酒课收入为钞四十六万九千一百九十九锭一十七两，贝八(贝币)二十万一千一百一十七索，醋课收入为钞二万二千五百九十五锭三十五两八钱。四、岁课　　元代的岁课是指对天地自然之利，山林川泽之产(如金、银、铜、铁、铝、锡、矾、玉、竹木之类)报课征的税收，大部分属矿税性质。　　金银矿藏皆归国家所有，通常由官府调集民夫采淘、冶炼，向国家定额输纳。有时也实行征税制，如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李德仁在龙山县胡碧峪淘金，岁纳金三两。至治、泰定年间，对个别地区的银矿，曾听民采炼，以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输官，或征收额税。　　铁、铝、锡、矾等矿产品，国家通常行引法，客商买引后，赴各冶领铅锡贩卖。也有听民煽炼，国家抽分的。　　竹木课，有官竹、民竹之分，在官者办课，在民者输税。　　元朝岁课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便却十分扰民。如有的地区不产金银，而官府责其缴纳金银票，百姓不得不自购金银以充课；也有的官吏多征课额，以图升进，致使民不聊生。　　五、商税　　元朝商税始于太宗元年(公元1229年)，当时，根据耶律楚材建议，立十路课税税使。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定天下赋税，商税三十分取一。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定中原税制，三十分取一，以四万五千锭银为定额，有增余者作羡余。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始定上都税课，六十分取一。又规定各路课程增羡者迁赏。亏短者赔偿降黜，征税机构官吏的俸钞由增羡额内付给。这更加促使官使酷敛商旅。　　元朝规定商 必须按月纳税，商人纳税后，方可入城贸易，如无纳税凭证，或不出示凭证，即视为匿税，但僧、道、传教士及教徒，常匿税不缴，回回商人亦持特权而不纳税，虽政府屡次申禁，但作用不大。　　六、市舶课　　元承宋制，对国内与海外诸国往还贸易的商舶及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船只，统称市舶，对中外船舶所载货物的抽分与课税，叫市舶课。　　在元代海外贸易得到显著发展，在杭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泉州等地设七个市舶司，主持对外贸易和市舶抽分事宜。元统治者对外贸易的原则是“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为配合对外贸易的管理，国家制定了较前代更为完备的市舶课制度。　　元朝市舶课制度，初期沿袭宋朝旧制，实行抽分法，即对进出口货物抽取定量实物。当时规定细货十分取一，粗货十五分取一。抽分之后，随客商买卖，在贩卖时另征商税。为鼓励土货出口，曾实行双抽、单抽之法，对土货实行单抽，对蕃货实行双抽(即加倍征收)。　　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在杭州、泉州实行外贸统制制度，即官府自备船舶和本钱，选派人员对外贸易，所得利润，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参加贸易的人取其三。同时规定权豪势要之家，不得用自己的钱下番贸易，违者籍没家产之半。国外客旅随官船来华贸易的，依例抽分。　　至元二十九年又定抽分之数及漏税之法。规定在泉州、福州等处已抽分的舶货，如在本省有市舶司的地区出卖，不要另外征税，细货征二十五分之一，粗货征三十分之一，此后其他各市舶司均仿照执行。　　仁宗延 元年(公元1314年)因香货、药物减少，价值陡增，遂广开外贸，重新制定市舶条例。凡出海贸易，必须由官府批准，给以凭证，私自出海者，没其货物，查实后将没官物的一半付告发者充赏。　　七、额外课及杂敛　　元代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苛征杂敛也日益增加，岁有定额的，叫常课，没有定额的，叫额外课。额外课之外，又有许多无名杂敛。　　元代额外课名目有三十二种之多，其中历日(即历书)课、契本(即契本税)、河泊课、山场课、窖冶课、房地租钱、薄苇课七种是全国性的额外征收；其余二十五种均属地方性苛杂。如门摊课，主要征之于湖广、江西、河南；池塘课主要征之于江西，江浙；食羊等课是主要征于大都、上都、大同等路；获苇课主要征于河南省；煤炭课则征之于产煤之地的大同等地；撞岸课(对靠岸船只所征之税)则主要征之于船阳路；山查课主要征于广平路、大同路；曲课征之于江消失；漆课主要征之于四川广元路；酵课主要征之于腹里永平路；山泽课主要征之于漳德路、怀庆路；荡课征之于平江路，柳课征之于河间路；浮牛课主要征之于龙兴路；柴课主要征之于安丰路；羊皮课主要征之于襄阳路；磁课(对磁器的课税)主要征之于冀宁路；竹苇课征之于奉元路；姜课征之于兴元路；白药课征之于漳德路。　　额外课虽然零星，多不过数万锭，少仅十几锭，但累计起来，数额也是可观的，上列各类统计，有时竟达十六万六千八百余锭。　　除额外课外，还有许多无名杂敛，如典当纳税，典当之后再行出卖也要纳税；和买物品已是对百姓的剥夺了，但还要纳税；聘女的财礼也要纳税等等。　　由于苛捐杂税太重，不仅影响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也激起了商民的普遍不满。至无十七年(公元1280年)左右，江州宣课司对人民食用的粮食征税，结果，来商逃避或闭门罢市。第四节 赋税管理　　一、元代的赋税管理机构　　元代赋税管理机构的设备，开始于太宗元年(公元1229年)根据耶律楚才的意见，设立十路课税所。世祖以后，赋税管理机构渐臻完备。　　国家赋税管理机构在中央为隶属于中书省的户部。户部主管天下户口、钱粮、田土的政令，贡赋出纳的章程、制度、规范等等，是国家赋税管理的中枢。其下管辖大都酒课提举司，大都宣课提举司，印造盐茶引等引局；此外檀景等处采金、铁冶都提举司，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山东东路、河东陕西等处转运盐使司等并属户部。至于兵部主管官私当牧之地的马、牛羊、鹰隼、羽毛、皮革等军需物资的征调，打扑鹰房民匠之役及屯田之赋入；工部主管工匠之役；枢密院主管兵役，各路军民科差及屯田的赋人；将作院主管工匠之役；宣政院主管吐蕃、西夏、朵甘思等处贡赋的征纳等，也是整个国家赋税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　　皇室赋税的管理机构，由主管皇室田租、茶课、牛马羊抽分的宣徽院，主管皇室寺院田租收入的太禧宗 院，掌管中官财赋的中政院，主管皇室田赋、差发的汴梁路等民总管府，江淮等处财赋总管府及主管诸王位下、各斡耳朵财赋的各寺、院、监组成。　　元初，国家赋税管理机构与皇家管理机构不分，世祖以后逐渐分立，但亦互相侵碍。而且各管理机构互不统摄，十分混乱，致使财源分散，是元朝赋税管理弊政之一。　　地方十一个行省和大都、上都两留守司，相应设有主管田赋、徭役、工商税课、和买、和雇等的管理机构。其中两淮、两浙、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司所属盐场，广东盐主果提举司所属盐物，四川茶盐转运司及所属盐场，广海盐课提举司，市舶提举司等分隶各行省。　　诸路设税务，置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主管本路赋税；诸府、州、县则由正官主管赋税，各级均设征收赋税的官吏，称钱谷官。　　二、会计、监察与审计　　元代的会计之制，始于世祖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当时杨 为制国用司员外郎，他立册籍，计算收支之数，月终呈上察阅，因此倍受世祖赏识，自此，各地均设置计吏，凡额定之数，由计吏每年到省会计。诸王的会计制度与各地同。诸王位下，置财赋营田等司，年终进行会计。　　赋税的监察，由御吏台和廉访司负责。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制定宪台条例，其中对赋税的监察包括：赋役不均，擅自科差及造作不如法者；官府和买诸物不依时价冒支官钱，或其中克减，给散不实者；诸官办到课额正额外若有增余，不尽实到官者。元朝御史台，在初期，对察举贪官污吏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后期由后元朝政治日益腐败，御史台官亦“上下贿赂，公行为市”，肃政廉访问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御吏台等于虚设。　　元代的审计制度叫作理算，在宪宗时就曾受西域影响实行过理算制度，世祖时建立审计制度。这种审计，以会计为基础。由御史台和廉访司负责；审计的内容包括会计是否属实，征收是否符合规定，考核庶官的领廉等等。中书省的赋税由御史台官考阅，诸王傅文券由监察御史考阅，诸王位下及行省赋税由廉访司官考阅，宣徽院所属两浙财赋府的赋税于次年二月由廉访司稽核。　　元代审计制度对增加财政收入、整顿吏治均起一定作用，但也存在很多弊病。审计是针对贪官污吏的，但往往成为追征捕欠的手段，结果祸及贫民。而且审计又常常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的工具。阿合马、桑哥执政时，都曾以审计为由，排斥异已，以致纲纪大坏，人心慌恐。　　三、元代的税课法与包税制　　税课法是以征收赋税的多少考核官吏优劣的一种方法。始行于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正月，其制：以大德十一年之数为准，折至元钞作基数，以十分为率，增及三分以上者为下酬，五分以上者为中酬，七分以上者为上酬，增及九分者为最，不及三分者为殿。自此官吏以掊刻百姓为能事，百姓倍受其扰。　　包税，元人称为扑买或买扑。所谓包税制，即由商人以较低的数额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向国家包缴某一项税款，承包者再按较高数额向百姓征收，从中获取差额利益。　　太宗十年刘忽笃马等曾原出银扑买全国的差发、盐课等税，遭到耶律楚材的极力反对而作罢。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商人奥都刺合蛮买扑中原银课，原为二万二千锭，扑买时以四万四锭为额，税额增加一倍。此后，包税制便盛行起来。如延 三年(公元1317年)，李 等包霍立县豹子崖银洞，除纳包税外，另将所得之矿以十分之三输官。此外，湖广的朱砂、水银等皆包给商人。　　包税制对国家说，减少了财政收入，对百姓说，加重了负担，所以这种税制，既有害于国，又有害于民。　　四、违章处理　　元代没有关于赋税的正式法律条文，只是将历代的案例汇集成编，照执行。有关赋役方面的刑罚，举要如下：　　关于税粮，规定三限征纳，违者，初苔四十，再犯杖八十。禁止富户势家代纳结揽。　　对于盐课，禁私盐，犯者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党；禁犯界，犯者减驻盐一等。犯私盐及犯界者，判处徒刑期间，带镣于盐场充盐夫居役。私造盐引者暂。对蒙古人的刑罚轻于其他人等等，凡数十条。　　茶课法，基本同于盐课法。　　岁课，禁私人炼铜。贩铁有引，私贩者减私盐一等，杖六十。禁私竹、犯界竹。　　关于酒课，私酿酒者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将没官物的一半付首告人充赏。蒙古人犯者，刑罚轻于他人，禁酒犯界。　　对于商税，凡隐匿税课者，物资一半没官，于没官物内分一半付告人充赏，犯者笞五十。　　对于市舶，禁金银铜铁货、男女人口、丝绵段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私贩下海，违者，有关人等各杖一百七下，船物没官，有首告者，以没官物一半充赏。凡未经批准下海贩鬻，或未按规定抽税、课税者，叫漏舶，漏舶者杖一百七下，财物没收。　　这是对纳税人违章的惩罚条例，对违制征税的官吏也有一系列惩罚条例，至于按哪一条征罚条例，均由御史台和廉访司掌管。第七章 明代的赋税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借助红巾军的力量，在汉族地主的支持下，于公元1368年，推翻了元朝的政权，建立了统一的汉族地主政权，改国号为明。自朱元璋称帝建朝至1644年李自成攻占明朝都城北京，凡传十六世，有国二百七十七年。　　第一节 概论　　明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发展，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在手工业部门中开始萌芽。但是，这时的国家政治却日趋黑蝉，严重束缚着经济的发展，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尖锐矛盾，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经济、政治特点，也决定了这个时期赋税的特点。　　一、明代的经济与政治概况　　元末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击了封建统治，也给明初的统治者一个深刻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弦急则断，民急则乱”。他们被迫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借以巩固明政权。　　明初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有如下几点：　　第一，鼓励移民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曾说：“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为了发展农业，首先要把战后流散的农民固着土地上。为此朱元璋曾多次令民归耕，并以减轻赋税为鼓励措施。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规定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洪武三年，令苏、松、杭、嘉、湖五郡无田百姓到临濠垦种，官给钱、粮、耕牛、种子，免徭役三年。又以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又令四方流民各归田里，丁少地多者，不许多占，丁多地少者，验丁拨给荒田。这些措施有效地召回了流散人民，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　　第二，大兴屯田，减轻人民负担。明朝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形式。军屯系军队就地屯种。在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在边疆则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屯田之军，定额授田，并给耕牛、农具，屯田所获，按定额存储，以作军粮，余则作军官俸粮。民屯系指迁移无田之民，其中包括一部分降民、罪囚到指定地点屯种，屯民所种的是官田，他们是官府的佃户。对屯民，官给牛、种者，十税其五，自备牛、种者，十税其三。商屯系指盐商募民在边塞屯种，将收获的粮食就地交官，换取盐引。　　屯田制度的袄地，有利于减轻百姓纳税负担和运输军粮的徭役负担，而且“一军之田，足以赡一军之用”，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所以朱元璋说：“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第三，发展经济作物的生产。洪武初年，朱元璋令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种桑、麻、棉各半亩，不种桑者出绢一匹，不种麻、棉者，出麻布或棉布一匹。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规定农民开地植棉的免其税收。这些措施，有利于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并为明初纺织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促进了明代丝织业和棉织业的发展。　　第四，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明初，政府大力组织农民兴修水利，这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据统计，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共兴修大型水利工程二千二百七十项，而小型项目不胜枚举。仅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前后的二年间，全国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浚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修建陂、堤、岸五千零四十八种。水利的兴修，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交通事业和商业的发展。　　第五，发展工商业。明初，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方针，商税实行低税政策，一般是三十税一，而且免除了元朝开征的农器税、婚丧嫁聚之物和税课和舟车丝布之类的税课，裁撤税课司局三百五十四所，改由州府县直接征钱，并为商人建立储货之地，为商品流通提供种种方便。此外，又限制官营矿业，许可百姓开矿。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由于实际了上述一些主要措施，首先是农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垦田数量不断增加，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耕地包括官田、民田、旧额新垦，共达八百五十余万倾，比元末增长了四倍，户口也显著增加，洪武二十六年，有一千六百零五万余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余口。到永乐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手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官营手工业，如采铁、铸铜、造船、制瓷、织染、军器火药的制作等等，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产品质量，都超过前代水平。洪武时，官办铁冶的定额，每年已达一千八百四十七万斤。这时的民营手工业也得到广泛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更加繁荣。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都会，而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等城市，永乐二十一年时，也成了商贩所聚的重要商业城市。对外贸易方面，明初、因西、北有蒙古所阻，陆路贸易受到影响，但是郑和七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亚、非等沿海国家的联系。广州、泉州、宁波等成了沿海的大都会。　　明初，在政权建设上也有新的改变，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央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分相权于六部，由皇帝总揽兵刑大权，地方设十三布政使，直辖中央。在军制上，建立卫所制度，卫、所遍布全国各地。并建棉衣卫、东厂等保卫皇帝、从事侦缉活动的机构，以强化君主专制统治。　　对人民的控制也有加强。明初在普查户口、田产的基础上，编制各种册籍，又行保甲法与关律法，把人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　　明安装，大批奴隶得到解放，四川和江南一带的佃户，也因地主势力被打击而改善了自己的地位。明初专制集权的中央政权，曾一度打击了豪强地主，整肃了吏治，这都有利于抑制兼并和缓和阶级矛盾。这时手工业工人地位也有所改善。这一切，都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而出现了明初的“洪武之治”和“宣德之治”。　　经过明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很快。明中叶自英宗以后，进入了高度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无认农具制造或农业生产技术都有了新的发展。闽、浙一带出现了双季稻，岭南则有三季稻，北方也推广了水稻田。农业产量有了增加，稻田亩产两石或三石，有些地区可达五、六石。农业经济作物的品种增加，产量也相应提高，桑蚕业也比以前更加发达。这一切都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这个阶段的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全国产铁地区达一百余处，冶铁、铸铁的规模也较大，且大部分以煤为燃料。遵化的铁炉深一丈二尺，每炉可熔矿砂两千多斤；景德镇的瓷窖中，官窑五十八座，民窑超过九百座。丝织业、棉纺业更加发展。这个阶段，在一些手工业中，出现了较大的作坊，雇主与佣工的关系已不象是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或是宗法关系，而呈现着新型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无论从生产的规模上看，还是从生产关系上看，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并缓慢发展着。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得到发展。首先是商品的数量显著增加。农民、手工业者生产的粮、棉、生丝、蔗糖、烟草、绸缎、棉布、纸张、染料、油料、木材、铜器、瓷器等等都成为重要的商品而投入市场，很多手工业产品，行销海外。其次，商业资本逐渐活跃起来。全国出现了更多的商人，商业牙行比元朝大有增加，商业活动也更频繁，有些商业又投资手工业作坊。第三，工商业城镇逐步兴起。当时工商商业发展地都会除南北两京外，东南沿海、运河两岸和江南都有一些工商业城市兴起，而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更是工商业荟萃之地。这时期，白银逐渐成为通货。钱庄也于这时出现，并成为独立的行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也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但是，明朝已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统治更加腐朽，经济的发展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加尖锐。　　明中叶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国家政治日趋昏暗，明朝统治开始走下坡路。这个时期，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土地急剧集中，皇帝的皇庄迅速增加，王公、勋戚、宦官的庄田远超过前代。官豪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他们阡陌相连，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屯田也多被宦官兼并，从而遭到严重破坏。百姓丧失土地到处流亡。正统时，从山东流亡到南旧的民户不下十万；天顺成化间，流民几达二百万，有此地区，流亡过半，甚至十存其一。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英宗以后，宦官专权，残刻人民。世宗嘉靖时，宦官势力受到排斥，又出现了阁臣之争，官僚之间联结朋党，互相倾轧，朝廷一片混乱。　　在边境关系上，自英宗以后，北有蒙古瓦刺、鞑靼部的侵扰，南部沿海一带有倭寇骚扰，兴起在东北的女真族也成了明政权的严重威胁。　　万历初(公元1567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此，首辅张成正对经济、政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试图通过整顿扭转明朝政治腐败、军备废驰、民穷财竭的状况，以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张居正的整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济、政治危机一度得到缓和，社会经济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但是，这些措施不过是补偏救弊而已，经济、政治上的弊端，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彻底革除。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明王朝积弱的形势已经无法逆转。　　明朝末年，潜伏着的社会危机，开始了总爆发。这个阶段，土地集中已经空前严重，王公、勋戚和地主几乎侵占了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的全部肥田沃土，广大农民逐渐失掉自己的土地，被迫为人佃种，或成为流民、饥民。而国家对农民的剥夺反而日益加重，有田者不负担或少负担赋役，无田或少田者，却要负担绝大部分赋役，而且统治者日僧侈靡，所费不赀；北边边防日益紧张，军费日增，这些负担又纷纷加在百姓身上。除了国家的剥夺之外，地主的剥削也日益残酷，百姓一年所收半入地主之仓，再加上地主阶级的其它盘剥，人民终岁辛勤，仍不免冻馁。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已无法调和。　　在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激化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即封建统治者与工商业者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在明中叶已经渐趋明朗，但到明末，封建国家加强了对工商业者的掠夺，宦官充当矿监、税监，巧立税目，横征暴敛，激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手工业工人、工商业主参加的反矿监、税监的斗争。在各种复杂矛盾的交互作用下，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明王朝就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覆亡。　　二、明代的赋税特点　　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明朝的赋税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从税制上看，由赋役制向租税制转化。赋役并行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两千多年，它对增加赋役收入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自宋元以来，土地兼并日甚一日，明代中叶，土地兼并已无法遏止。而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往往以各种手段逃避赋役，普通百姓的赋役则日益加重，这不仅激化了阶级矛盾，而且课税田不断减少，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财政收入，明代中期不少地区先后进行过税制改革，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成正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和役并为一条，计亩征银，丁役转变成丁税而随田征收，从此，赋役制度逐渐让位于租税制，租税制的实行，使两千年来一直成为农民沉重负担的徭役制度逐渐消失，这就大有利于劳动力的解放，对社会生产十分有利。　　第二，从课征对象上看，历史上的对人税逐渐向对物税转化。中国历史上课税对象一般有三，即田(包括资产)、户、丁。这种以田、户、丁为课征对象的制度，在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的情况下已不适应，明初已开始趋向对物征税，至一条鞭实行后，大部分改为按田征税，这时丁税虽然存在，但随田带纳，而且丁税远不如田税重要。　　第三，从实物征收逐渐向货币征收转化。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多征收实物，其中虽然也有货币之征，但为数甚微。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宋代田赋征银的现象已经出现，元朝则有相当一部分田赋以纸币交纳，自明英宗实行金花银以后，遂以银为正赋，自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役亦以银征收，至此，实物之征逐渐转变为货币之征。　　第四，从征收方法上看，民收民解逐渐向官解转化。征课赋税的方法，明初行胥使征解之制，又行粮长征解之制。这是因为赋课交纳的是实物，官府征解不便。一条鞭法实行后，实物之征变成货币之征，银的征解较实物方便得多，于是逐渐废除粮长征收的“民收”之制，而实行令百姓直接将银送至官府的“官收”之制，这时粮长仅负监督之责，而无征收之职。至正德以后，亦多委官解送，至明末，“官收官解”之制行于全国。　　第五，从税课内容上看，在税收总额中，消费税的比重越来越大。自宋以来，消费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有提高；元朝消费税已占重要位置；至明以后，虽然田赋仍是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但幅地工商业的发展，消费税的在税收总额中已占显要位置。　　第二节 田赋与徭役　　明初的田赋与徭役多承宋元旧制，但较宋元为轻。明中期实行一条鞭法之后，赋役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这次变化，对后世田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田制与户籍　　(一)田制　　明代土田之制，总的分为两种，即官田、民田。官田的构成十分复杂，按来源分，有宋、元时入官的田地，有原赐给官吏或由民承种而后还官的还官田，有没收入官的没官田，有因田主户绝由政府通过法律手续收为官有的断入官田等；按用途分有以其地租作为办学经费的学田，有作为百官俸禄补充的职田、养廉田、有作为官府牧场的牧马草场、城 苜蓿地、牲地等；按占有对象分有皇室占有皇庄、园陵坟地、公占隙地，有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赐乞的庄田，有寺观赐屯的庄田；按管理方式分有屯田，又有军屯、民屯、商屯之别。明朝初期屯田所获是军队粮饷的主要来源，所以屯田在诸项官田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朝官田数额庞大，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官田占民田的七分之一，正德时(公元1506-1520年)天下民田为三百六十二万九千六百余顷，官田为五十九万八千四百五十余倾，官田合民田的六分之一强。　　民田是百姓自己占有，并允许买卖的田地。明初，因为中原土地多荒芜废耕，于是命中书省官吏商议，实行计民授田之制；开国初，司农司负责开发河南，并在临濠实行验丁力计亩授田，不准兼并。北方近城地，岁久不治，召集百姓耕作，每人给田十五亩，另给蔬菜地二亩，免租三年。明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加剧，田制大坏。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核实天下土田为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到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已减一半有余，只有四百二十万八千另五十八倾。　　(二)户籍　　明朝随中央集权制的加强，户籍制度也较宋、元严密，并以此严格控制百姓，这是明朝户籍管理的突出特点之一。　　明朝户口，分为三类，即民户、军户、匠户。民户中包括儒户、医户、阴阳户，军户包括校尉、力士、弓铺兵(负责巡查、警戒的地方武装)；匠户包括厨役(供京师太常、光禄寺办膳时驱使的户)、裁缝(供官府役使的裁缝匠人)、马船(驾驶运河中运送官物官船的民夫)。此外，沿海有煮盐的灶户，寺院的僧户、道观的道户等等。　　明朝人户中躲避徭役的称逃户。明初，曾督令逃户复业，并免徭役一年；老弱不能归乡的，令就地登记户籍，授田输赋。荒年流徒或避兵他乡者，称流民。对流民，在英宗时曾令查实入籍，设官管理，并免流民复业者税，而且给牛、种、口粮，令其归乡。但以后因土兼并，愈演愈烈，流民大增。成化初(公元1465年)，流民百万，死者不计其数。有因特殊情况而侨居于外乡的，称附籍，正统初，附籍之民在千里以外，可就地收附，千里之内令发还原籍；景泰中(公元1452年)，令民籍可就地收附，军医灶役冒充民籍的发还原籍。朝廷组织的移民，称移徒。朝廷移徒以太祖时为最多，其间有因罪罚配的，有将漠北之民移于北平的，也有由狭乡移入宽乡的，成祖以后，移徒就很少见了。　　明朝户口之数以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万历六年为最多。洪武二十六年有户一千零六十二万二千八百有余，口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有余。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有户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余，口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余。　　(三)户籍、地籍的整理及赋役征收册籍　　明朝官田输租，民田输税。但在元末战争后，户籍及田土册籍多已丧失，或已混乱，不能作为征收租税和徭役的依据。为了改变赋役不均及诡寄田产、逃避徭役的状况，首先进行了田籍与户籍的整理。在整理田籍与户籍的基础上，设立了一系征收赋役的册籍。　　明初，首先核实天下户口，并设置户帖(户口簿)、户籍。户帖交给本户自存，户籍由官府保存。户帖与户籍均记载姓名、年龄及居住之地，每年登记一年，将增添和减少之数，上报中央。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实行里甲之制，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轮任里长，以十户为甲，甲有甲首，十甲为里，每年里长一人、甲首一人主管一里一甲之事。城市称坊，近城称厢，乡间称里。僧、道给度牒。鳏寡孤独不承担徭役的，附在一甲之后，为“畸零”，在里甲制度的基础上编制赋役黄册。赋役黄册以里为单位，按丁粮多寡为序，十年为一周期，称“排年”。并于册籍的首页绘制户口、税粮的总数图表。赋役黄册由有关部门十年更换一次，根据丁粮增减变化的情况而重新排列顺序。赋役黄册一式四份，一份交户部，一份交布政司，一份交府，一分交县。交户部的那一份，册籍封面为黄纸，所以称赋役黄册，交地方的三份均以青纸封面。赋役黄册本来是征收赋役的依据，以后失去原有作用。有关部门为征税编徭的需要，则另为一册，称赋役白册。此外，军户有军户图籍，匠户有匠户册籍。　　明初，近城之地为上地，以远中、下地，田以五尽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明太祖即位后，曾派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核实浙西田亩、赋税；又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以除诡避赋役之弊。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命国子监生员武淳等到各州县税万石为一区，划分征收租税的单位，每一区设粮长四人，粮长由富户充任，负责赋税的征收缴纳。同时，测量田亩的面积，画出田地形状，依次编号，注明田主的姓名、数量，编类成册。由于册中地图形状如鱼鳞，故叫鱼鳞图册。　　赋役册、鱼鳞册在宋朝已经开始在个别地区实行，至明始为完备。明代的赋役黄册，以户为主，按四柱式记帐法，详细写明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鱼鳞册以土田为主，详细载有土地类别，如平原、山地、水边、下洼、开地、沃壤、瘠贫、沙荒、盐碱等。通过鱼鳞册以解决土地纠纷；通过黄册，确定赋役之数。两册互为印证，成为控制百姓和土田的有力工具。　　由于赋役黄册是在清查户口的基础上编造的，鱼鳞册是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绘制的。这些册籍的编制，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占有权，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清除了隐匿人口和土地，有利于增加国家赋税，也便于编排力役，在一定时间内限制了赋役不均状况的发展。而所有这些册籍，形成强有力的网络，牢牢地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这是明朝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在赋税方面的体现。　　二、明初的赋役制度　　朱元璋在称吴王时，曾沿用宋朝的两税法，赋税十取其一，役则计田出夫。明王朝建立之后，遂定赋役法，以黄册为准，按田征赋，按丁征役。　　(一)明实的田赋　　明初田赋仍沿袭两税法，即按赋役黄册所载之田，按亩征税，分夏秋两次交纳；输纳日期，夏税不得过八月，秋税不得过次年二月(有时为当年十二月)。　　明朝田赋征收的品种，夏秋为米、大小麦，秋税为米，而丝、麻、棉为两税的附加。明朝田赋在征收时，往往将米、麦、丝、麻、棉、绢及麻棉布折成国家需要的物资交纳，于是米、麦、丝、麻、棉、绢、麻棉市为本色，所折之物为折色，如本色米麦折成金、银、钞；棉苎折米、麦，麻布折米、麦等等。折征按一定比率进行。如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棉苎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麦五米。”　　明朝田赋的税率，各地不一；土田的归属不同，来源不同，税率亦不相同，因而不免发生畸轻畸重的矛盾。一般说来，官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苏、松、嘉、湖、常、杭诸州浙西地区，因土地肥沃，又曾是张士诚统治之地，故田赋独重，亩税有的达二三石。而浙东之地，田赋极轻的现象也存在。“洪武元年有司奏，定处州七县田赋，亩税一升。”这个税已较一般民田田赋少二升三合五勺，但“帝以刘基故，命青田县止征其半。”刘基是朱元璋的得力谋臣，所以，朱元璋对他家乡特别优免，每亩田赋只有零点五升。　　明初的田赋，一度也曾由郡县吏督收。而太祖以郡县吏侵渔百姓，于是在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实行粮长收解制度。即里甲催征，税户交纳，粮长收解，州县监收。粮长征收之制，使百姓不受胥吏的盘剥侵渔，于民于国皆有利。但粮长充任既久，亦不免贪污不法。他们“习于横豪，威制小民，妄意征求。所折收金银役者，每石征二三者，有准折子女畜产者，任意费用，或纵恣酒色，或辗转贩贸，营私有余，输官不足，稽其递年税粮，完者无几。”因此，粮长征收制度也废置不常。　　(二)明实的徭役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定役法。其法，田一顷由丁夫一人，不足一顷者，以其它土地补足，称“均工夫”。并在局部地区编制均工夫图。每年农闲时，应役者赴京供役三十日而归。用多丁少者以佃户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以供服役之资。“均工夫”徭役制度，只是一种过渡的役法。俟赋役黄册编成后，系依赋役黄册所载，按丁出役。明代规定，年十六岁为成丁，开始服役，六十岁始免。　　里甲之役以户计，每年由里长一人和甲着一人应役，十年之中里长、甲首皆轮流一次；值役称当年，按次轮流称排年，十年清查一次，重新按丁口、资产增减情况编排里甲顺序。里甲之役主要负责一里税粮的督催，传达官府命令、编排各种差役等等。充里甲之役的人，必须有丁、有产，无丁、无产者只作带管而列于册后，为畸零，所以里甲之役虽以户计，实以丁、产为基础。　　均徭之役以丁为主，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由里甲编造等第，均输徭役，故叫均役。均徭之役是供官府役使的差役，主要有祗侯、禁子、弓兵、厨役、解户、库子、包脚夫等等。亲身股役的，称力差，由民户分别供给或以货币代输的如岁贡、马匹、车船、草料、盘费、柴薪等公用之物，称银差。以后力役常以银代输，于是银差范围日广。派役时一般以丁粮资产的厚薄即户等的高低为依据。户等高的充重役，户等低的充轻役。均徭的编审，一般与里甲编审的时间相同，即十年编审一次，也有五年、三年或二年编审一次者。　　杂泛之役，或称杂差，即无一定名目，临时编签的徭役。一般包括三类内容：(1)兴修水利，如治水、修渠、筑坝等；(2)为中央政府充工役，如修城、建筑宫室、运粮、修边防工事等；(3)为地方政府充杂役，如斫薪、抬柴、喂马等等。　　明初的赋役较轻，有利于促进经济的恢复发展。　　三、明中期的一条鞭法　　明初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使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自汉、唐以来的第三个鼎盛时期。但是历时不久，就爆发了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明初较为轻简的赋役制度也遭到破坏。统治者为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不得不就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改革。在赋役制度方面是实行一条鞭法。　　(一)实行一条鞭法的原因　　明自英宗以后，皇帝多深居皇宫，不理朝政，生活日益侈糜，宦官乘机把持朝政，如英宗正统时的王振、宪宗成化时的汪直、武宗正德时的刘瑾等；他们与贵戚、贪官相互勾结，朋比为奸，贪污受贿，抢占民田，甚至殴杀百姓，擅改刑律，致使民怨沸腾。与此同时，土地兼并之风，日甚一日，致使国家课田面积急剧减少，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课田面积不及洪武二十六年课田的一半，而且还在继续减少。加以连年灾荒，人民难以存活，不少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辗转流亡，形成庞大的流民队伍。天顺、成化(公元1457-1487年)三十年间流民达一二百万。国家户口大量减损。永乐年间人戾达二千万，迄孝宗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仅剩九百余万，减少一半有余。　　在赋役册籍方面，进入明中期后，因久不登造赋役册籍，加之豪猾奸民为了逃避赋役，又与吏胥里相互勾结，篡改图册，赋役册籍遭到破坏，赋役征收出现了混乱状况。从田赋方面看：土地版籍脱讹，疆界不清，官田变民田，民田负官田之税；产去税存，有田无税的现象十分严重；田赋的征解，弊端百出，粮长征解制度渐趋破坏，致有粮长将自身的赋税令民包纳者；以富欺贫，以强凌弱，佃民百姓倍受苛扰。从徭役方面看：官吏、里胥，上下其手，舍大取小，避强削弱。赋役负担严重不均。　　赋役制度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役收入，而国家财政支出却年逐年增加，以致“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为了补充财政亏空，明政府便广开聚敛之门，苟征杂敛不断增加。宣宗宣德时，已经将永不起科的额外垦荒田，依例课税。英宗时，以米麦折银，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拨入皇帝控制的内承运库，原称折粮银，后通称“金花银”，宪宗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折征比例改为一石折银一两，这仍然满足不了国家庞大的开支，于是“其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算税契、折民壮、提偏均役、推广事例兴焉。”世宗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初行田赋加派，在南畿、浙江等州县加派一百二十万两，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在江南征“额外提偏”四十三万五千九百余万两。　　明代中后期官府的苛敛、污吏的贪暴、豪强的兼并，已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化，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官吏中一些头脑较清醒的，曾试图改变赋役制度。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应天巡抚欧阳锋在履亩丈田，划定等别的基础上，实行“征一法”，即将一切应征的粮米，皆计亩均输，并以田定每年之役。此后又有细银法、一串铃法等办法实施。神宗万历初年，张成正为首辅，全面整顿军事、政治和经济，在财政主实行一条鞭法。　　(二)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　　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他认为国家田额减少的原因是“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田额顿减”。为了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他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其扰法者，下诏切责之。”在清丈土地的过程中，户部尚书第学颜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撰会计录以勾稽出纳。又奏列《清丈条例》厘两京、山东、陕西勋戚庄田，清益额、脱漏、诡借诸弊。”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完成了清丈土地的工作，全国实有土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较弘治时增加三百万顷。在丈量的过程中，有些官吏用以小弓丈量等手段虚增田亩数额，致使田额不甚准确。但毕竟清出了一些隐田，这对防止豪民兼并，转嫁赋税起了重要作用。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全面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法，此法在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由御史傅汉臣奏行，嘉靖末，浙江巡抚庞尚鹏行于浙江，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海瑞行于江西，至万历九年通行全国。其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一条鞭法的基本精神是：　　1赋役合一：各类徭役，随田赋一并征收。　　2正杂统筹：正税与杂税、额办与派办、力差与银差等等，均按田地、丁额均摊。　　3官收官解：改粮长征解制为官府统一征收、解运之制，徭役也由官府统一雇募。　　4实物征银：各种征派，皆计亩征银。　　这种赋税制度手续简便，易于袄地。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土地兼并的速度，对豪猾之民诡避赋役、转嫁赋税也有一定限制作用。而且，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只要有田，就要出役，实行赋役合征，这就限制了官僚的免役权。从而使国家的赋税收入大有增加。万历十年至十五年，太仓积粟得到充实，“公府庾廪，委粟红贯朽，足支九年。”　　(三)实行一条鞭法的意义及流弊　　一条鞭法的推行，主观上是为了维持明王朝的封建编译，客观上却起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这项制度是我国赋役史上的一大变革。　　首先，一条鞭法将赋与役合并为一，这标志着中国沿袭二千余年的丁、产并行的赋役制度，正在向以物(田)为课税对象的租税制转化，自此，劳役制渐归消失，这是中国赋税史上的重要转折。其次，一条鞭法规定计亩征银，从而大大扩展了货币之征的范围，这对明中期以后货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第三，农民以银代役，使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了；而国家出银雇役，则标志着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封建社会内部的改革，不可能改变那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一条鞭法的推行，尽管曾经一度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局限性是很大的。这种局限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痼疾，二是一条鞭法自身的弊病。从社会方面看，一条鞭法取缔了勋戚、宦宫的免役特权，于是勋戚、宦官便采取种种手段转嫁、逃避赋税，甚至阻挠一条鞭法的实行，从而限制了一条鞭法的积极作用。从一条鞭法自身而言，这种税法将各种随田起征的赋役合并征收，手续固然简便，但纳税人无从确切知道所纳何税，致使胥吏得以夤缘为奸，洒派增减，弊病百端；一条鞭法计亩征银，虽然是一种进步，但百姓需将粮米换成铜钱，再折成白银，这中间，农民不可避免地受商人的盘剥，而钱、银与粮米的比价经常变动，不论是粮贵钱贱，还是钱贵粮贱；受剥削的总是贫苦百姓，由此必然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一条鞭法没有彻底废除丁银。“如有丁无粮者，编为下户，仍纳丁银。”这就说明，一条鞭法的赋役合一是不彻底的。此外，一条鞭法虽然推行于全国，但各地实行之时，出入很大，没有一处是尽遵一条鞭法的，所以，“一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　　四、明后期的田赋加派　　明朝田赋的加派最早发生在武宗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十二月，当时乾清宫发生火灾，为复建乾清宫，全国加派田赋一百万两。以后又有嘉靖三十年的加派一百二十万两，嘉靖末的额外提编，仅江南即达四十万两。实行一条鞭法之际，加派稍有收敛，至万历中，加派剧增，如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平宁夏总兵嗦拜叛乱的加派，接着是援朝抗日的加派，然后是镇压播州杨应龙起义的加派，史称“三大征”加派。但当时这种加派尚属临时性的，事毕即止。及至辽东战事兴起，加派迭增，并且成为经常性的“岁额”，自此，人民的赋税负担便成倍增加了。　　明朝后期的田赋加派，主要有三种名义，每一种名义之下，又有若干加派数额，累次增加。(一)辽饷加派。辽饷加派是以辽东战事紧急，军饷不足的名义而加派于民的赋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辽东努尔哈赤建后金后，向抚顺进攻，明王朝为加强辽东防御，便仿照援朝抗日加派之例，每亩加派三厘五毫，次年又亩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亩加二厘，三年每亩累加至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两。只有畿及贵州未加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清兵劫掠永平、顺天等府，于是除永平、顺天府未征，畿内其它六府减半征收外，全国普遍亩加三厘。自此，加派之赋，每亩达一钱二厘。总增赋达九百万。　　(二)剿饷加派。崇祯时，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各地，明王朝为增加兵饷，镇压农民起义，遂于崇祯十年加派剿饷。剿饷每亩加米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嗣后又亩加一分四厘九丝，先后共加派三百三十万两。　　(三)练饷加派。剿饷加派定一年为期，但农民起义的烽火越燃越旺，为增收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饷，又另起名堂继续加派，即练饷加派。崇祯十二年亩加练饷银一分，人加派七百三十余万两。　　除上面三项主要加派之外，崇祯八年又有助饷加派，即加官户田赋十分之一，民赋十两以上者亦加十分之一，即按税银加派，每两加一钱。　　明朝的田赋加派，是明后期的突出弊病，加派虽出于田，但负税者是广大劳者人民，所以加速了农民的破产，也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崩溃。从加派中得到好处的是官僚和军将，他们利用加派之机，侵吞税课，贪占军饷。结果尽管加派迭增，而军队欠饷累累，民不聊生，军怨沸腾。　　五、赋役的蠲免与官户免除赋税制度　　太祖时，凡遇水旱灾荒，尽蠲二税；弘治时定全灾免钱分，九分灾免六分，八分灾免五分，以下递减至四分灾，免一分，又只免存留，不免起运，以后为永制。　　明朝徭役的减免，除为表示敬老、敬圣和表彰之意而有减免外，其它徭役的减免则不常见。明朝对官吏和士大夫优惠倍至。太祖时，对亡故的官员之家，名三年徭役，朝臣、功臣之家免杂役。英宗时，监生之家免差役二丁，云南土官四品以上，优免十六丁，五品、六品免十二丁，七品免十丁，八品、九品免八丁，杂职免六丁。弘治时，亲王免役二丁，郡王免一丁。明末，县的丞差、知印、吏典等下级官吏可免一丁；教官、监生、举人、生员皆免二丁，而京官一品可免三十丁，二品可免二十四丁。官吏免田赋更多，免田额有达二三千亩者。官吏免役、免税的特权越大，人民的负担越重。　　第三节 工商税收　　一、盐专卖　　太祖朱无璋在称吴王时(公元1367年)，即立盐法，实行征税制，令商人贩卖，税率为二十分之一，所得盐税，以充军饷。不久又加倍征税，后听胡深之议，税率复旧。建明之后，实行专卖之制。　　(一)盐的产、销制度　　明朝盐的产制：制盐民户称灶户，按户计丁，称盐丁；按丁规定产盐定额，也称正盐或正课；正课之外所余之盐，称余盐。明初，为鼓励盐的生产，注意优恤灶户，给灶户划拨草场，以供樵采；可耕之地，许灶户开垦，并免灶户杂役。以后，盐场设立总催官，负责办盐课，督促生产。总催官多刻剥灶户，致使盐丁贫乏，英宗正统时(公元1436-1449年)，灶户不甚总催官的剥削，纷纷逃亡，流移转徒，仅松江一地负盐课六十余万引，盐产量大减。　　灶户生产的盐包括正盐、余盐，一律缴给官府，称为盐课；灶户纳盐课之后，官府给以工本米：正盐每引四百斤，支工本米一石；余盐每引二百斤，支工本米一石。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工本米折钞发给，但各地折钞比价不一，淮、浙每引二贯五百文，河间、广东、山东、福建、四川等地，每引二贯。　　盐商向国家缴纳货币或实物，由官府发给引票，然后凭引就场支盐贩鬻。洪武初，每引四百斤，称大引；后改行小引，每引或一百斤，或二百斤。　　成祖永乐以后，由于灶户逋逃很多，盐产量供不应求，盐商不得不在盐场守候支盐，以后盐商渐减少。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令两淮、两浙、长芦盐，实行常股、存积制度。所谓常股，即按正常手续，凭引支盐的份额。常股价钱便宜，但需依次排队，等候支盐；所谓积存，即事先准备好食盐，收集在官，待边防急需粮储，即令商人运粮于边，凭引到场支盐。这种存积之盐价钱较贵，但不需要等候，人到即支。常股、存积制度初行之时，以每年所收盐课正额的十分之八为常股，十分之二为存积。盐商苦于在场守候，多买存积，于是多次变更常股、存积比例。　　武宗以后，盐法渐坏，积引日增，盐利日减，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袁世振议行“钢法”，即将淮北盐场，按顺序排为十纲，一纲卖积引，九纲卖现引，十年之内疏销完毕。并设置纲册，凡领引盐商，皆登记入册。纲册有名者，可赴本钢盐场领盐，纲册无名者不得加入，于是盐商成为专得某场盐利的专商。食盐专商制度自此始。　　(二)盐专卖制度　　明朝的盐专卖主要实行民制、官收、就场专卖办法。专卖制度主要有三种，即开中法、计口授盐法、商专卖法。　　1开中法。所谓开中法，即召募商人输粮于边，由官府给盐的办法，也称纳米中盐法。此法源于宋代的折中法和元朝的入粟中盐法，实行此法的目的在于充实边疆的粮食储备。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六月，山西行省以大同所储之粮自山东陵县运至山西太和岭，路远而费用繁巨，建议令部人于大同仓输米一石、太原仓输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朱元璋从其议，自此始行开中法，此后各行省边境，亦多效仿。但纳米与中盐的比例，各地不同，一般以地里远近而定等差。开中法袄地之后，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转运之费，边疆粮饷也得到了保障，史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由于开中法行效显著，于是不仅是粮粟，凡属国家急需物资，皆令商人纳中盐，由此而衍生出许多新的制度，如纳马中盐，纳钞中盐，纳钱中盐，纳布中盐等等。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纳布中盐等等。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　　2计口授盐法。在实行开中法的同时，曾实行计口授盐制度。洪武三年，令民在河南开封等处输米，以供军食，官府给盐以偿其价。每户大口给盐一斤，小口给大口之半；输米的多少，按地理远近定等差。　　在计口授盐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户口食盐纳钞法”。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曾令扬州府泰州灶户，按照温、台、处三府则例，支官盐折纳钞贯。即受盐本应纳米，而折钞上纳州府泰州灶户，按照温、台、处三府则例，支官盐折纳钞贯。即受盐本应纳米，而折钞上纳　　3商专卖。商专卖是盐专商直接与灶户进行交易。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在袁世振行“纲法”的基础上，又行“仓盐折价”之法，即官府不再向灶户收盐，而令灶户按引纳银，商人则直接向灶户购盐而不经官，此种专卖制度，即属商专卖。自此国家将收盐、运销之权全部交给商人，这是食盐产、销制度的一大变化。　　除上述三种盐制外，在个别地区曾实行过盐票法。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两浙偏僻之地，官商不能到达，于是令土著商人纳银领票取盐，到偏僻之地贩卖，土著商人每百斤盐纳银八分。此种制度不同于官专卖，而且多侵正课。　　(三)盐课弊端　　明初盐课制度尚较稳定，自武宗正德以后，吏治日益败坏，盐法亦渐趋紊乱。盐法的破坏，主要原因在于官吏的贪贿。正德时，权幸之徒，开以残盐(即堆放多年，经内雨销蚀而残留之盐)为名，夹带好盐。权幸以低价购买上等好盐，侵碍盐课，也坏乱了盐法，以后又有零盐(即开中未尽的剩盐)、所盐(灶户交售余盐，称量后有余部分，及批验所检斤时没收的超量引盐，堆放在批验所内)等名目，都是官宦搜刮盐利的手段。此外，官府措置也有许多弊病，如不按时开中，致使米价腾贵，盐价增长十倍，而灶户工本不及盐价的十分之一，致使私盐盛行等等，都使盐法遭到破坏。　　二、茶税与茶专卖　　明茶课制度起源于朱元璋建明以前。公元1366年朱元璋令商人于产茶之地买茶，纳钱清引，每引茶百斤，输钱二百文，不够一引者，称畸零，给由贴。以后，又定每引茶一道，输钱千文，可贩茶一百斤；茶由一道，输钱六百文，可贩茶六十斤；以后又改令每引一道纳钞一贯，凭引可贩茶一百斤。俟建明以后，遂定官茶、商茶之制。　　(一)所谓官茶，即官府对茶的生产者课征的实物(茶)。洪武初，规定：“芽茶、叶茶各验直纳课，贩茶不拘地方。”洪武四年规定陕西汉中诸县茶树，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采摘，十取其八。所课之茶，以易番马。有时所课之茶，也改征折色，但不多见。　　以茶易马，即实行茶马法。茶马法始行于唐。明代，在河州、秦州、洮州、甘肃、岩州等地设茶马司，茶马司以茶向少数民族商人换取马匹，以助边政。以茶易马的比例，因各地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有茶马司的地方，上等马一匹易茶四十斤，中等马一匹易茶三十斤，下等马一匹易茶二十斤。　　实行茶马法的意义在于充实边疆马匹，减省百姓养马的徭役，所以是茶的良法。　　(二)商茶制度　　所谓商茶，即茶商向官府交纳实物(或马、或米、或布)，取得引目，凭引向茶户买的茶。明朝商茶一律实行茶引制度，只是因时因地不同，运用不同的茶引形式。如以米易茶，和以其它物资中茶的。以米易茶即纳米中茶法。此法行于洪武末。当时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设置茶仓四所，令商人纳米中茶。弘治七年，以陕西发生饥荒，也曾实行纳米中茶之法，以备赈济。又有运茶支盐法：即令商人运茶于甘州、西宁，然以以淮、浙的盐支付运费。此法行于宣德中。　　(三)贡茶　　贡茶，即地方直接上项给中央朝廷的茶。贡茶制度始于宋。明朝初年，天下贡额不固定。宜兴贡茶，宣德时，增至二十九万余斤。后来规定为四千斤。　　三、坑冶课　　明朝坑冶课主要包括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颜料)等。明初，不主张开矿，轻坑冶政策一直持续到仁宗。到万历时，矿政渐趋紊乱。　　明朝金银之课，一般采用包税制，即规定某场一年应纳税额，责民交纳。明朝初年，金银之课甚轻。福建各银场税课仅二千六百七十余两，浙江岁课二千八百余两。永乐以后，银谭稍增，福建银课岁额三万二千八百余两。万历以后，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对金银的追求越来越迫切，于是以开银矿的名义，大肆掠夺百姓，坑冶之法由此而滥，并成为扰民的渊薮越来越迫切，于是以开银矿的名义，大肆掠夺百姓，坑冶之法由此而滥，并成为扰民的渊薮　　明铁冶较宋元发达。洪武末，令民自由开采，国家抽课，三十分取二分，以后禁民私贩，私贩铁者如私盐法。　　至于铜、汞、朱砂、青绿等矿，开采甚少，纳课甚微。　　四、洒醋课　　明初实行禁酒政策，直到后期，酒的生产也没有多大发展。由于酒的生产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洒课不占重要位置。而且酒税不上缴中央，令收贮于州县，以备其用，实质是一种地方税。酒税税额一般以酒贡为计算单位，每十块酒曲，收税钞、牙钱税、塌房钞各三进四十文，或征曲量的百分之二。醋在明朝已不属禁榷之物，征税亦甚轻。　　五、商税　　明朝初年，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所以商税制度简约。商税的征收机构为各地课税司局，国家对课税司局虽规定限额，但不务求增余。朱元璋认为：“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对不完成定额的税课司局，只核实而不问罪。课征办法因课征对象不同而异，对行商、坐贾贩卖的各类手工业品一般估算货物的价值，从价计征；对竹木柴薪之类，实行抽分；对河泊所产，征收鱼课。课征手段有本色，有折色。一般多以钞、钱缴纳。税率一般为三十分之一，且免税范围极广，凡嫁娶丧祭之物，自织布帛、农器、食物及既税之物，车船运自己的物品，以及鱼、蔬、杂果非市贩者皆可免税。只是买卖亩宅、牲畜要纳税，契纸要纳工本费(洪武二年规定每线契纸为工本费四十文)。为简化商税征收手续，还多次裁并税务机构。洪武十三年，一次裁并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的税课司局三百六十四处，其税课由府州县带征。为了防止税课官吏的侵渔。规定在征收商税之地设置店历(即登记册)，登记客南姓名 人数、行止日期等内容，以备核查；同时明示征收商税的货物名称，未标明需要税的货物，均行免税。　　明初还采取了一系列便于商人交易的措施，如洪武初年，南京(当时为京师)军民的住房，均由官府供给，因城内住户过多，无空地以供商人贮存货物，商人皆贮货于船仓内或城外，这样既不便于商人交易，又易受牙人(经纪人)要挟，于是国家在南京沿江地方筑屋，名为塌房，以贮商货。凡至南京客商，皆贮货于此，交易时，只准买卖双方进入塌房，禁止牙行出入。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规定，在塌房贮货的客货，以三十分为率，须纳二分官收钱，即后人所的说“塌房税”。另取三十分之一的免牙钱和三十分之一的房钱，此二者均用于支付看守塌房者的费用，而不属于税。永乐时，又将这种办法实行于北京。　　明朝新增商税税目有如下诸种：　　1市肆门摊税。市肆门摊税，始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正月。当时，统治者认为钞法不通，是因为对客商所贮之货不征税及售货门市阻挠所致，于是便对两京以贩卖为主的蔬果园不论官种或私种，一律征税，对塌房、库房、店舍等贮货者亦开始征税，骡驴车雇装载者，也征税。这些税收均须以钞缴纳。这种税，称门肆门摊税，或称市肆门摊课钞。到宣德四年，市肆门摊课钞推行于全国，税课增加了五倍。此后，这种以流通钞法为目的而课征的商税，更成为经常性的税目。　　2钞关科。钞关税行于宣德四年，目的也在于通行钞法。所钞关税，即在郭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州、临清、北新诸沿运河和沿江要地，设征税关卡，对“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所设的关，称钞关。钞关初设时，只征钞，后来时或征银，所征之钞或银，称钞关税。钞关税初行时，只对受雇装货的过往船只征税，税额按船的梁头座数和船身长度计算，这种税称船料或船钞。如遮阳船头长一丈一尺，梁头十六座，算作一百料。宣德四年规定每百料，收钞百贯，后减为六十贯。成化时，船料钱钞中半兼收。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定制以银缴纳，每银五厘，折钞一贯；银一分，折钱一文。船钞税一般不税货，只税船，惟临清、北新兼收货税，其所榷本色钞、钱归于内库，以备赏赐；折色银两、归于太仓，以备边储。　　3工关税。工关税，系由工部派官，在芜湖、荆州、杭州三关置抽分竹木局，设官抽分竹木，以其税充工部船舶营缮之用，故名工关税。后抽分局属户部，但仍由工部代营。抽分竹木局的抽分对像为客商贩运的柴草、竹、藤、木、炭等；税率因时代不同而有高低，因品种不同而为等差。如柴草之属，一般三十分取一；黄白藤等，一般三十分取二；松木、松板、檀木、梨木、木竹、木炭，一般十取其二。英宗正统时三十分取四，天顺时二十分取六，宪宗成化时十分取其一。工关税一般以实物缴纳，称本色；以后时有以银、钞缴纳者，称折色宗成化时十分取其一。工关税一般以实物缴纳，称本色；以后时有以银、钞缴纳者，称折色　　4商税杂敛。除上述三种主要税目外，尚有一些杂敛，如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始征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又有门税，即在京城九门征收通过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于淮安征收过坝税，即对通过淮安坝之米麦杂粮所征之税，税额为一石征银一厘，以充军饷。穆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又每石搬运费一厘抽四五毫，叫脚抽。更从斛夫所得的每石工钱一厘五毫中抽取五毫，称斛抽。这些税征收数额甚微，但扰民滋甚。　　明商税税额，弘治时课钞四千六百一十八万余贯，折银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两；嘉靖时，课钞五千二百零六万八千余贯；万历以后，横征暴敛剧增，所征课钞不可胜数。　　六、市舶课　　明朝市舶的含义与宋、元不同，宋、元对进行海上贸易的中外船只，均称市舶，明朝则专指在中国近海停舶之外国商船，商舶专指中国居民载土产运往海外贸易的商船。　　明朝实行贡舶制度，即海外诸国来华贸易，必须向明朝廷进贡，进贡后则准其贸易，如不进贡则不准贸易。其市舶原则，既无财政目的，又无互通货贿的意义，唯以通好、怀柔为原则。在这种原则指导下，明朝对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不征市舶课，有时官府对海舶带来的货物实行抽分，但却从优偿给其值，这种抽分实是官府高价收买而已。对于贡品，国家亦高于原价给其值。至于国内商船则实行禁海政策，一般严禁出海，只有官府派官率船出海，如郑和七下西洋即属于此。但其目的不在于进行贸易。只是招抚远人。明代也设有市舶司，但只负责贡舶管理和监视，通报敌情，不负责商舶的管理和征税。　　商舶的发展是在明后期万历年间。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巡抚刘尧海以船税充饷，“岁以六千两为额”。于是制定海税禁约十七章。自此，唯不准去日本贩日货通倭寇，去其它海外诸国皆可。　　征税的原则，有水饷、陆饷、加增饷之分。所谓水饷，即以船的广狭为准，饷出于商船；所谓陆饷，即以货之多寡，计值征饷，春饷出于铺商；所谓加增饷，即去吕宋岛(在今菲律宾)的商船返回时所携带的商品甚少，征收水饷、陆饷不多，故对这些船加征一百五十两，称加增饷。　　商船税课，万历四年为一万两，十一年为二万两，二十二年增为二万九千余两。　　七、明后期工商税对人民的扰害及人民反抗矿盐、税监的斗争　　明初的工商税政策有利工商业的发展，但当工商业有了一定发展之后，统治者追求财富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他们不择手段地搜刮工商业者和广大消费者，致使工商税制度日趋紊乱，对人民的扰害也越来越大。尤其是矿税和商税，更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严重阻滞了工商业的发展。　　矿税之弊，源于太监领矿。英宗天顺时，曾派太监负责提督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银矿，宪宗成化中，开湖广金矿，“岁役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得金仅三十五两。”神宗成历二十四的(公元1545年)又大肆开矿，太监四出，皆给关防，他们假开采之名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时中官多横暴，而陈奉尤其。富家巨族则诬以资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　　自穆宗隆庆以后，凡桥梁、道路、关津皆私擅商税，罔利病民。神宗万历两宫三殿灾后，营建费用浩繁，于是大增天下商税，以充其费。万历二十六年设立榷税使，由太监担任，四出征税。“水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抽税机构)。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资，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九门税尤苛，举子皆不免，甚至击杀觐吏。”当时，“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 削焉。”　　太监以开矿、征税为名，勒索百姓，民不聊生，终于激起民变。万历时，民变事件各省均有，例如万历二十七年陈奉在荆州督税激起民变，至武昌又激起商民暴动，商民万余人将阿奉同党五、六人抛于江中；高淮在辽东督税，激起前卫屯军哗变及锦州松山军变；潘杨在江西为税监，激起景德镇窑工的反抗，烧毁官窑厂房；万历三十年高 在福建苛征市舶税激起民变，又督闽粤矿税，再次激起民变；杨荣在云南领矿，激起民变，民众万人，将杨荣投入火中；万历二十八年蔚州矿工暴动，潮州民变；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杀死马堂的党羽三十余人；万历二十八年，孙隆在苏州征商，激起民变，击毙孙隆的爪牙二人，捶死税官多人十余人；万历二十八年，孙隆在苏州征商，激起民变，击毙孙隆的爪牙二人，捶死税官多人　　明朝末年反矿监、税监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参加斗争的有手工业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一些工商业者、中产以上的商人、作坊主、窑主也参加了这一行列。这次斗争是以手工业工人、贫民为主的反封建压迫的一次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次斗争是以手工业工人、贫民为主的反封建压迫的一次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节 赋税管理　　一、赋税管理机构　　明代仍为中央集权制财政，没有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但从中央到府、州、县都设有赋税管理机构。　　(一)中央赋税管理机构　　明中央赋税管理机构是户部，户部设尚书，主管天下户口、田赋、征役、盐政、钱谷、坑冶、关市等。明代不设丞相，户部直隶于皇帝，其属初设四个清吏司，即民部、度支、金部、仓部，后分十三清吏司，分管各省赋税，每清吏司下属民、度、金、仓四科。民部主管土地、户口、物产；度支部主管会计；金部主管天下渔盐、税课等工商税收；仓部主管两税的起运及仓库。　　清吏司亦兼管两京、直隶贡赋，并各仓盐课，钞关。如山东清吏司代管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山东、福建各盐运司，四川、广东、海北、云南、黑盐井、白盐井、安宁、五井各盐课提举司，陕西灵州盐课司，江西南赣盐税等。贵州清吏司代管都税司、正阳门、张家湾各宣课司，德胜门、定定门各税课司，崇文门分司，及临清、浒墅、九江、淮安、北新、扬州、河西务各钞关。广东清吏司代领关税等等。　　(二)省、府、县赋税管理机构　　1省的赋税管理机构　　明设十三省，各省以承宣布政使司主管赋税。凡一省之赋役、钱谷，均由布政使司统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