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户税和地税 唐代在租唐调税制以外，还征收户税和地税。 (1)户税 唐武德六年，下令将全国民户按其资产的多寡划分为三等；九年，又改为九等，人民按户等交户税，户等高的多交，户等低的少交。 户税不同于租庸调。首先，性质不同：户税属于资产税性质。《文献通考·田赋考》说它以钱币交纳。“以钱输税而不以谷帛，以资力定税而不问身丁”，其次，课征的对象不同；租庸调的梨征对象是丁，主要是均田农民，那些王公贵族、豪强地主多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不交纳租庸调。户税的课征对象则是对全国所有的民户，自王公以下所有的民户都要交纳户税。但此时的户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不占重要地位。唐代中期以后，由于土地兼并逐渐加剧，田亩变易，民户逃亡，而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发挥作用，这时，户税和地税在财政中的地位逐渐重要起来。根据《通典》记载：天宝中全国户数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当时第八等户课征户税四百五十二钱，第九等户课征二百二十二钱，通以每户交户税二百五十钱来计算，全国户税收入为二百多万贯。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全年绢布收入的三分之一。大历四年，规定：上上户交四千丈；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上下户一千丈；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王公百官也要交纳户税，并按官品列入不同户级。由于户税税率的提高，户税收入所占比重也就加大了。 唐代前期，户税一般供充各级官吏的俸料钱。据《唐会要》记载：“开元十年正月，遂令有司收天下公廨钱，其官人料，以万户税钱充，每月准旧分利数给”。后来，户税钱又被用作公廨费以及驿站所需的经费。据《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四十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以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此外，户税收入还曾用作常平仓本钱。 (2)地税 地税的征收，开始于唐初，来源于隋代的社仓税。专供凶年救急之用。太宗贞观时，地税按田亩征收，“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稻之属，各依地土，贮之州县，以备凶年。”高宗永徽二年九月，地税改为按户等征收。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以下递减，各有差。”玄宗天宝时，全国赋税总收入中，仅地税一项，岁入粟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约为全国粟米收入的二分之一，与租庸调中的租粟收入相差不多。 唐代征收地税，本义是为设置义仓，储存粟米，以备凶年之用。唐中期后，国家财政困迫，遂一改常法，把义仓储存的粟米运往亦师，用于国家财政的支出，还强令农民负担运费，本以利民为目的的地税，不但没使农民得到实惠，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三)唐代中后期的两税法 1实行两税法的原因 进入唐代中期后，由于土地兼并，户口流亡，均田制遭到破坏等原因，租庸调制失去了存在基础，遂改行两税法。废租庸调行两税法的原因是： (1)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遭到破坏。 唐代中期，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由于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土地占有形式发生很大变化，均田制无法继续推行下去。均田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作为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一种补充形式出现的。它的出现，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同均田制本身是相互矛盾的，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必将导致均田制的破坏。据《通典》记载：“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驰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土地兼并的加剧，促使地主庄罗经济进一步发展，大地主霸占官田，兼并民产，广占土地，不输租庸调，致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脱籍流亡，有的成为大地主庄园中的佃户，国家负税户减少。 (2)赋役制度破坏，农民负担过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机构日益扩大，官吏逐渐增多，官俸开支随之增加。而玄宗后期，边境形势又呈紧张，军费开支增大。日益增多的兵役和赋税负担，都加在课户身上。但这时的课户，只占全国总户数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租庸调的收入，是以课口为基础的。人口减少，势必影响国家收入。乾元三年租庸调的收入，已不到天宝末年的三分之一。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人口急剧减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据记载：安史之乱爆发的天宝十四年，中央掌握的户数为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户，人口为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九人；到乾元三年户数只有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户，人口为一千六百九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人。在人口大量流散，丁口转死，田亩转换，贫富升降变化很大的情况下，唐王朝既失去了征收赋税的土地，又失去了交纳赋税的人丁，这样，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也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必须以一种新的赋税制度来代替。 (3)户籍紊乱，户口失实。 唐朝初期，初行租庸调法之时，有一套完整的户籍管理办法。规定三年一造户籍，为了编造户籍，建立了团貌制度。国家每年征收的赋税数字，都要在县衙门口和村坊正式公布，使众所周知，征税的官吏不得随意加派勒索。唐开元以后，法令弛坏，土地变动很大，户籍久不清理，农民逃亡，户口失实，官吏趁机做弊，侵渔百姓，租庸调收入大减，均田、户籍、租庸调是一条锁链上的三个环节，在均田、户籍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租庸调法也就无法再继续推行下去。 (4)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本身存在着弊病。 唐朝初期，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本身也存在着不少流弊。例如对土地的买卖限制越来越宽，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买卖，这就造成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又如对官吏普遍授田，这些官吏广占土地，这也助长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而且唐初的贵族、宗室和官僚大地主按规定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却不负担赋役，沉重的赋役负担却落在自耕农民身上，所以均田制实际上不均；租庸调法对农民并未带来多少好处。 (5)户税和地税的发展。 唐中期以后，政府的赋税收入急剧下降，史载：“王赋所入无几”。为了维持唐王朝的统治，不得不加强对户税和地税的征收。从地税来看：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五月，京兆麦大稔，每十亩官税一亩。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因国用不足，征收青苗钱，一亩税钱十五。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京兆秋税，分作两等，上等亩税一斗，下等亩税六升，荒地亩税二升。从户税来看：大历以后，规定上上户课税四千丈，下下户课税五百文，同天宝时相比，下下户增加了二百八十文。其它各等亦有增加。同时，还规定对王公百官与民户同样课税，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准下下户，其它品次类推。如果一户在几个地方任官，在每处都要依品纳税。由于户税和地税收入不断增加，地位日渐重要，为向两税法过渡创造了条件。2两税法的内容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即位，以杨炎为宰相。杨炎面对着土地兼并严重，户籍混乱，田亩转移，人口流散，吏治败坏，藩镇截留税收，国家财政面临危机等情况，因上书请作“两税法”。 两税法的内容，根据史籍记载：“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饶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归纳起来有如下要点： (1)财政原则，唐代以前的历代财政，一般是以实行“量入为出”为原则。杨炎在制定两税法时，明确地规定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即先预算出国家财政支出的数额，然后最出制入，确定出国家财政收入的总额。再把总税额，分配给各地，向当地民户征收。意在限制滥征苛敛，减轻人民的负担。 (2)课税的主体：“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就是不分主户和客户，都一律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在所居地纳税。行商是流动的，不常居一地，规定要在所在州县纳三十分之一的税。这样，行商的税负大致和定居人相差不多。 (3)课税标准：两税法规定：“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分丁男、中男，都要按贫富，也就是按照拥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来纳税。土地和财产多的多征，土地和财产少的则少征。这说明杨炎在制定两税法时，已考虑到人民的负担能力，把由按劳动力的多寡、强弱为课征标准，改变为按财富的多少为课征标准。这是一大进步，对后世的赋税制度影响很大。(4)纳税期限：分夏税和秋税两期交纳，夏税完纳时间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5)纳税物品：两税法规定是按户等纳钱，按田亩纳米粟。田亩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依据。在实际征收时，又常常“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即是“定税之初，皆计缗线，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说明到唐朝中期，货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实物纳税逐渐进入到以货币纳税，这是财政史上一大发展变化。德宗时，政府每年征得钱三千多万缗，米二千多万斛。 3对两税法的评价 两税法的制定及其颁布施行，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这一变革，适应了当时封建土地关系的转变，对封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它的积极意义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1)简化了税制。两税法把地税、户税、租庸调和一切杂税合并到一起，分夏秋两次征收，减少了纳税项目，简化了纳税手续，对纳税时间和纳税办法都作了明确规定，改变了过去那种“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即便利于农民掌握和交纳，又便利于政府的征收和管理。 (2)扩大了纳税面。唐初在实行租庸调法的时候，纳税的只限于课户，那些皇亲国戚，有品级的官僚大地主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他们还庇荫着大批的客户，均不交纳赋税。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即不管主户、客户，都要按规定纳税。那些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不课户，连同他们庇荫的客户，以及不定居的商人，都一律要负担税收。纳税户随之大量增加，因此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政府的赋税收入。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经朝廷派官吏到各地检查核实户口，共清查出主户三百八十万户，客户三十万户，一律编入当地户籍。 (3)均平了纳税负担。两税法的课征，不再以丁床打算，而是以资产、田亩计算，就是“以贫富为差”。资产和田亩多的则多征，资产和田亩少的则少征。商人和农民一样征税。这从法令，从规定上来看，是比较合理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改变了以往赋税负担只集中在一般自耕农民身上的状况，起到了均衡负担的作用。 (4)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两税法集中财权于中央，整顿了财政制度，消除了以前财政上的混乱局面，打击了大地主和地方藩镇割据势力，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中央集权。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两税法实行后，“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经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实行两税法后，由于停止了其它一切两税之外的征科名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剥削，也缓和了当时已经尖锐了的阶级矛盾。由于纳税户的增加和赋税承担面的扩大，一般自耕农民的赋税负担减轻了，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大大增加了。两部法施行后，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达到三千多万贯，比实行两税法以前增加了一倍以上。 两税法也存在不少缺点乃至弊病，主要有如下几点。 (1)配赋不均。两税法规定，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各州各道按照所掌握的旧有数额进行摊派。因为战乱，各州、道田亩数额变化很大；情况变化了，再按旧额数摊派赋税，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2)税负不平。两税法是按户等纳税，唐朝制度规定，三年一定户等。三年之中，户等升降很大，户等不能随时调整，也是产生税负不平的一个原因。 (3)折钱纳物，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两税法规定以货币计税交纳，这在我国财政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在唐德宗时，货币经济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程度终究有限，所以，征税时又要人民折成实物交纳，但在折合中，人民的负担又有所加重。因为在初定两税法时，钱轻物重，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产品产量增多，东西多了，物价便宜了。以后，因为对货币的需要量增大，以及政府控制市场钱币的流通量，一些大官僚、大商人乘机大量贮积现钱以逐轻重等原因，出现了钱重物轻的现象，人民就要交纳更多的实物以满足赋税的货币额。从钱轻物重，到钱重物轻，这一变化，人民的负担加重了。当时人陆贽曾上疏税：“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知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其二矣，虽官非减增赋，而私已倍输，此则人益困穷。” (4)按财产征税，也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两税法规定按财产的多少来征税，财产有动产和不动产之分别。如果同等对待，显然不合理。 (5)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造成统治者横征暴敛。两税法是以“量出为入”的办法，来确定赋税总额的，由于支出常无准则，两税法行之不久，政府财力匮乏，便任意加征税课，两税之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苛捐杂税。 总之，两税法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两税法实行后，对唐中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阶级矛盾的缓和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 隋唐的盐茶酒专卖 一、盐税及食盐专卖 对食征税，隋唐两代，在不同时期不有同的作法。隋朝初年，依北周之制，对于盐池盐井，皆禁百姓采用。开皇三年后，对盐酒免税，史书记载：“至是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唐初承继隋制，对盐池盐井不加限制，官民共采，并不征税。自隋开皇三年至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前后共计一百三十年间，盐均无税。这段时期，国家赋税收入的来源，主要领先租调的收入。玄宗开元元年，随着需要的增加，开始向盐税征税，但收税很轻。天宝、至德年间每斗盐征十钱。当时全国共有盐池十八，盐井六百四十，都隶属于度支。这些盐池、盐井所产的盐，都要课征盐税。当时安邑、解县两池之盐，岁课得盐万斛，以供京师。沿海产盐的一些地区，则以盐代租粟，以输司农；“青、楚、海、沧、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 唐代的食盐专卖，始自唐肃宗时期(公元756至762年)安史之乱后，两京陷没，民物耗尽，支出浩繁，财政分割，国家赋税收入，仰赖于四川和江南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以产盐著称，所以盐税盐利成为唐王朝的一项重要赋税收入来源。 唐代食盐的专卖办法，前后在差别，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唐肃宗任命每五琦为盐铁铸钱使。第五琦作榷盐法，规定凡是产盐的地方，都要设置管理机构。盐户制盐要立户籍，称为亭户，国家免去亭户的徭役，让他们专门制盐。所生产的盐，全部由官府收购，不准私卖。官府把盐民那里收买来的盐，按每斗加时价一百钱出卖。盐税盐利收入成为国家赋税收入中的一项重要来源。第五琦的榷盐法，由于盐价提高了很多，在执行过程中，诸州又随便加价，因而流弊很大。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1年)，刘晏被任命为度支盐铁使，负责管理国家铸钱、盐铁、转运、常平等项工作。刘晏在第五琦榷盐法的基础上，对食盐专卖制度进行了改革，创行就场征税的专卖制度。刘晏认为，第五琦实行的官收、官运、官销的榷盐法，设官太多。官多则民扰。就场征税，即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负责收买盐户所煮之盐，盐官把收购来的盐，再转卖给商人，由商人自由运输到各地销售。除产盐地以外，不再设置盐官。这种办法，即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专卖制度，即组织了财政收入，又减少了国家机构的官吏。刘晏还在商人不易到达的偏远地区设置了常平盐仓，以调节食盐的供应。当市场上食盐供应不足，盐价上涨时，政府则减价出售，官收运销之利。以此来弥补商运、商销之不足，并防止商人垄断盐价，从中获取厚利，以影响人民的生活。为了保证国家的盐税收入，严禁私盐，捕缉私盐。我国缉私制度从此开始。 自第五琦创行榷盐法，每年得食盐税利六十万缗；刘晏改革盐税制度，实行专卖与征税兼用的办法，至大历末年，食盐税利收入为六百万缗，占全国赋税总收入一千二百万缗的一半，比第五琦开始实行食盐专卖时增加了十倍。其后，刘晏罢官，盐法渐乱，自建中(公元780年至783年)初至大中(公元847年至859年)末，八十多年间，盐税日增，原来一斗加时价一百钱。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请增加盐税，一斗盐加价二百钱。其后，复增六十、一斗盐卖到三百七十钱。唐王朝为了搜刮钱财，盐法愈搞愈乱。除官府增加盐价外，盐商也任意抬价，盐价猛增。盐价愈高，盐利愈大，走私漏税的现象也就愈严重。官府虽采用严峻的刑罚，但仍然禁绝不了走私漏税贩卖私盐的活动。顺宗时，始减江淮盐价，每升降到二百五十钱，河中两池盐，每升降到三百钱。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巽为盐铁转运使，整顿盐务，革除盐政上的弊端，盐税之利，重归度支。这时，食盐税利为六百六十五万缗。达到刘晏末年水平，以后又增加到刘晏时期的三倍。李巽死后，盐法又乱。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盐池、盐井复为藩镇掌握，盐利被截留，不入国库了。 二、酒税及酒专卖 隋朝初期，隋文帝依北周之例，对酒实行专卖。开皇三年，在实行食盐免税的同时，又废除了酒专卖制度，从此酒亦无税。唐肃宗乾元元年，下诏禁酒。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以财政匮乏，诏令全国各州，核定卖酒户数，令其按月交纳酒税。除核定的卖酒户外，不管公私，一律不准酿卖。又把全国酒户分为三等，酒户按月分等，向政府交纳酒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下令停止私人酒户卖酒。建中二年，再次下令禁民卖酒；为了弥补军费开支的不足，由官府设置酒肆酿卖，每斛收钱三千，有敢私酿者治罪。时间不久，又停止了官府酿酒专卖的办法。贞元二年(公元786年)，规定卖一斗酒要交纳一百五十钱，当时一斗酒的价是三百钱，即征收百分之五十的销售税。并规定酒户可免除徭役和杂差。独在淮南、忠武、宣武、河东等地实行榷曲，即对原料酒曲征税。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罢京师酤肆，以榷酒钱随两税青苗敛之”。即在京城停止实行酒专卖制度，把榷酒钱加在两税青苗钱之上，成为两税的附加税。武宗会晶六年(公元846年)，为严密酒榷，实行对酒曲征税，并且官设酒店卖酒，实行对原料课税与酒专卖并行。总之，唐代对于酒的征课，或行专卖，或行征税，或行榷曲，时有变化。至于酒税收入，史书很少记载。太和八年(公元834年)，酒专卖收入为一百五十六万缗。其中酿费占三分之一，贫户逃税未计算在内。即榷酒的纯利，达到一百万缗以上。仅次于食盐专卖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茶课与茶专卖 征茶税开始于唐代。唐代以前，尚无饮茶之风。以茶为饮料，唐时从江南传到北方，逐渐盛行。 唐朝初期，茶同盐酒一样，不征税。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根据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对茶、漆、竹木各取税十分之一，以充常平本钱，后来因为收税不多而停征。由于饮茶的人数不断增多，南方很多地方大量种植茶树，淮南、浙江、福建、岭南、荆襄、四川都是产茶区，不少人以种茶为业。以茶“给衣食，供赋役”，当时的富商大贾中，很多人都是茶商。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根据盐铁使张滂的奏议，在产茶州县的山场和商运要路，设官抽税，十分税一，当年就得税钱四十万缗，等于刘晏初出时的盐税收入。穆宗时(公元821年—824年)，两镇用兵，财政困难，库藏空虚，又在宫中建造百尺楼，费用很大，于是增加茶税，每百钱增五十。文宗时(公元827—840年)，王涯为榷茶使，为了增加茶的税利收入，下令让人民把自己的茶树都要移种在官场，焚烧掉人民手中的私制茶叶，增加茶的榷价，由政府实行茶专卖。由于遭到人民的反对，不久废弃专卖制度，改行征收茶税。当时，茶税收入较多，据记载：文宗开成年间，朝廷征收矿产税，每年不过七万余缗，抵不上一县的茶税收入。武宗即位(公元841年)，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茶商经过的州县，官吏要帛重税。官府还给茶商特设旅店，收取住宿费，称为“榻地钱”，有时甚至扣留舟车，勒索税钱。宣宗时(公元847—859年)，又以江淮茶商私增斤两，每斤茶叶增税五钱，称为“剩茶钱”。天下茶税收入，比贞元时增加一倍。至唐后期，茶税越来越重，私茶也越来越多，虽加重治罪，仍不能禁绝。唐王朝的茶税收入，每年近百万缗，成了仅次于盐税的重要税种之一重治罪，仍不能禁绝。唐王朝的茶税收入，每年近百万缗，成了仅次于盐税的重要税种之一 第四节 隋唐的工商杂税 一、矿 税 隋朝乃至唐朝初期，对矿冶业并不重视，直至贞观初年，还禁止采银。当时全国有金、银、铜、铁、锡矿共计一百八十六个。政府对矿藏的开采、冶炼和铸造，同盐酒一样，初期并不征税。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治书侍御使权万纪曾向太宗建议，开发宣、饶二州银矿，岁可得数万缗。权万纪的建议，遭到太宗的斥责，并把他贬黜还家。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初税伊阳五重山银、锡。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上言：江淮七盐，岁铸钱四万五千贯，输送到京师。其加工和转运费用，平均每贯要花二千钱，成本费太高。高州有红崖冶，出铜很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增工凿山取铜，恢复洛源旧监，增置十炉冶铸，岁可得钱七万二千贯，除去工本费每贯九百，还可以赚钱。江淮七监，请予停罢。并建议：将山泽之利收归国家所有，由盐铁使管理。金、银、铜、铁等矿产品均作为课税对象。德宗采纳了韩洄的建议。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唐王朝下令重申采银之禁，凡采银一两以上者，笞二十，逐出本界，州县官吏按级科罪。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之。全国矿税收入，不过七万余缗，抵不上一县的茶税收入。宣宗时(公元847—859年)，因财政需要，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请将山泽之利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遂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全国岁采银二万五千两，铜五十六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 二、率贷和借商 率贷是指唐王朝向富商豪贾征课一定比率的钱财，是对富商豪贾的强制举债，实际上是一种强制征课，具有临时财产税性质。 率贷开始于唐肃宗时期(公元756年)，天宝末年，国家府库空虚，各地驻军用度不足。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肃宗遣御史郑叔清等征课江淮、蜀汉一带富商豪贾的资产，十收其二，所收以巨万计，称为率贷。凡富商豪贾交纳家财五分之一的临时财产税，官储即授给他们一定的官爵，但只是一种虚衔。还规定如商贾能以其财产的十分之四助军者，则可终身免除徭役。其后诸道节度、观察使，多率贷商贾，以充军资杂用。也有的于津隘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对待钱至一千以上的商人，均按率收税。此时，率贷已由临时财产税性质，转化为营业税或通过税性质。 德宗建中初(公元780—783年)，河南、河北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国家府库不支数月。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建议：以为“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括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计，天下不过借一、二千商，则数年之用足矣”。德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并答应在罢兵以后，用公款偿还欠债。借钱令一下，京师官吏对人民强力搜索财货，以至逼死人命，长安嚣然如遭寇盗，而计所得才八十余万缗。唐王朝又括僦柜质钱，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结果百姓为之罢市，相率遮宰相马诉苦，以千万数。这次借商所得，共计二百余万缗。 唐代率贷和借商具有同样的性质，率贷是赤裸裸的对商人的强制征收，借商名义上是借，实际是是借而不还，也等于强制征收，实际上是对富商豪贾的剥夺。 三、间架税和除陌钱 (一)间架税 间架税，即房产税，以房屋为征课对象，建中四年六月庚戌，初行税间架、除陌钱法。当时国家用兵，根据旧制，诸道军出征，皇帝要忧恤士卒，赐与酒肉，士卒本道口粮皆发给其家属。总计这次出征，计月费钱三十余万缗，国家常赋不能供给。判度支赵赞乃奏行税间架、征除陌钱二法。税间架，即以每屋两架为间，按屋的好坏分为三等，上屋税钱二千，中屋税钱一千，下屋税钱五百。官吏闯入民人家室计算其数。对于那些房产多的人来说，出钱动则数百缗，如果敢有隐匿一间不报的，杖六十，赏给告发者钱五十缗。这是一种十分苛重而又不公平的税，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泾原兵在长安发生兵变，即在长安市上提出不纳间架、除陌两税的口号，以号召群众。德宗被迫将它和其它杂税一并废除长安市上提出不纳间架、除陌两税的口号，以号召群众。德宗被迫将它和其它杂税一并废除 (二)除陌钱 除陌钱是对交易所得及公私支付钱物所课征的税，属于交易税性质。凡交易所得和公私支付钱物，每一千钱，官抽五十文税钱，税率为百分之五。如果是以物易物，就要把物品折合成现钱，再依税率抽取相当的货物作为税收。唐代的市场交易，除买卖双方直接交易外，经常是通过牙商，即市场经纪人来实现。牙商持有官府发给的印纸，遇有买卖进行登记，由牙商负责核算交税。不通过牙商的店铺，则由店铺自备私簿，登记交易额，然后申报纳税。对于偷漏税者，钱达百文的，杖六十，罚钱二千，赏告者钱十缗，由犯者承担。除陌钱的税率为百分之五，十分苛重。并且牙商得专其柄，率多隐盗，而公家所入不得其半，而一般商民则大受其害，以至怨声载道。除陌钱施行不久，与间架税同时废除。 四、关 税 (一)内地关市税 隋初，文帝除入市之税。唐太宗即位初，也下令停废诸关，由商人自由贩运，关市无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有司表请税关市，凤阁舍人崔融上书极谏：认为征收关市税，则扰乱商品流通，使仕农工商不能安居乐业。提出：“税市则人散，税关则暴亡”。主张“关市讥而不征”。武则天采纳了崔融的建议，关市仍无税。至德三年(公元758年)，太子少师兼河南尹李巨，于城市桥梁税出入车牛钱以供国用。贞元时，润州刺史兼盐铁使李 于私路小堰，厚敛行人。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户部侍郎赵赞奏请于诸道津要都会之处，设置官吏，查阅来往商人的财化，计钱每贯税二十丈。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以充常平本钱。赵赞的建议被德宗所采纳，为唐王朝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因当时军费急需，国家常赋不足，所增加的赋税收入，被全部用尽，谈不上作为常平之积。 (二)国境关税 隋唐时期对外贸易十分发达，封建政府对外采取开放政策，许多外国商人来中国做买卖，广州等城市成为主要的通商口岸，国家在这里设有市舶使，专门负责检查出入船舶，征收关税。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外国商船进入港口，市舶使负责检查船内装运的货物，并向他们征收“舶脚”，也称为“下碇税”，即相当于现代的吨税，属于国境关税的性质。随着对外贸易事业的不断发展，来中国做买卖的商船和商人不断增多，关税收入也日渐增多。但比较起来，究属有限，在国家财政中不占重要地位。 五、和 籴 和籴，是唐王朝向农民强制征购粮食的一种措施。开始时政府于时价外，加价收购农民的剩余产品；其后变为政府强制农民贱价出售粮食，或是政府先收粮食，后给钱；最后变为强征。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因西北边境驻有重兵，地租和营田满足不了军队口粮的需要，于是采用和籴的办法，在关中加价收购粮食。当年因关中大丰收，在东、西畿和籴粟数百万斛。为此，停止运送当年江淮的租谷。政府在关中蓄积了很多粮食。安史之乱后，军费支出浩繁，地方藩镇截留税收，唐朝财政发生困难，乃采取各种办法以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因此，和籴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和籴变成为强征。 第五工了 隋唐的赋税的管理 一、隋唐时期的财税管理机构 隋唐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国家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政府措施的制订，审议和执行，都由三省分别掌管。隋代，管理中央财政税收的机构称为度支部。下设度支、仓部、左户、右户、金部、库部等六部。度支掌管全国各大粮仓帐目的出入；左户掌管全国的户口、户籍；右户掌管对全国的公田和私田所收的田租户调；金部掌管全国的度量衡和珠宝物资的宝藏；库部掌管兵器、仪仗等器用。唐代，管理全国税收的最高机构称为户部，负责掌管全国的土地、人口、钱谷、贡赋，即负责管理全国财政的收支。户部下设有户部、度支部、金部、仓部。户部掌管全国户口、田赋、劳役和贡献的费用；度支部掌管全国租赋的帐目；金部掌管珠宝物资的库藏和度量衡事宜；仓部掌管全国各大粮仓的军储粮、俸禄粮等。唐代在开元以后，为了加强对全国各种赋税的征收，在中央机构中还临时增设户口使、租庸使、盐铁使、转动使等官职。此外，唐代于刑部下设比部，专门负责对全国财政收入的审核和监督工作。 隋唐时期中央于三省之外，还设置了许多官厅，其中与财政税收有关的有太府寺和司农寺。太府寺掌管财货廪藏贸易之事。司农寺下设上林署、太仓署、钩盾署、导官署、京都苑。上林署掌管苑圃、园池。太仓署掌管禀藏之事。钩盾署掌管供应薪炭、鹅给、祭祀、燕飨。导官署掌管导择米麦。京都苑掌管宫苑、内馆、园池之事。太府寺下设两京诸市署、左藏署、右藏署、常平署。两京诸市署掌管财货交易；左藏署掌管库藏钱帛、杂彩、天下赋调；右藏署掌管库藏金玉、珠宝、铜铁之属；常平署掌管仓储米粜。 隋唐的地方行政机构分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地方州县中的财政税收管理机构有户曹司户参军和仓曹司户参军。户曹司户参军掌管户籍、计帐、道路、蠲符、杂徭、逋负等事；仓曹司户参军掌管公廨、度量、仓库、租赋征收等事。县以下设乡，乡以下设里，里理百户，设里正一人，选勋官六品以下或富户充当。里正负责查核户口，编制办理赋税征收事务，是最基层的催督纳税的人员。唐代后期，藩镇割据，节度使割据一方，他们任意截留应上交中央的赋税，以至“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造成管理混乱。 二、隋唐时期的赋税管理制度 (一)国库与国王私库的划分 唐初，天下财赋，统归户部掌管。所有收入都纳入太府寺中的左藏库。太府寺定期将出入数字汇总，报告于尚书，然后由刑部中的比部进行审核。太府寺中的左藏库，即是国库，与国王之私库即大盈库是分开管理的。唐玄宗时，王 为户口负役使，他除将租唐正额纳入国库外，其它杂项收入一律归入百宝大盈库，以供皇室私用。也就是说，唐代从玄宗开始，即把一部分应纳入国库的赋税收入，归入到皇帝的私库中去了。安史之乱以后，京师豪将任意侵吞国库的财物，当时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掌管全国财政，不得不建议将国家租赋及全帛财物收贮于皇帝的大盈内库，由宦官负责管理。自此皇室私财与国家财政收入不分，天下财赋尽为人君私藏。主管财政的官吏，不能掌握全国的财政收入，而宦官趁机从中渔利。德宗建中时，根据杨炎的建议，将财政管理之权，重归财政官吏，宫中所用经费由国家财政按数拨给。“凡财赋绋归左藏库，一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于是国库与国王私库又分开进行管理。德宗贞元时(公元785—794年)，户部侍郎裴延龄为取得皇帝的恩宠，于左藏库中分置别库，另贮赢余，以奉国君。唐代地方藩镇和诸道经常向皇帝进献，所得也皆入于私库。总之，唐代国库和皇帝的私库原则上是分开的，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在一般情况下分开进行管理。但有时公私收入不分，每每将国家财政资财入于皇室，造成财政混乱。 (二)赋税管理 隋唐两代，赋税管理较前代有了加强，隋代因立国时间不长，史籍有关记载很少；现将唐代有关赋税管理情况简述如下： 1赋税管理 唐初，加强了计划管理。武德六年诏令：“每岁一进帐，三年一造籍”。县成于州，州成于省，最后由户部汇部。这里面就包括了赋税征计划。 自安史之乱后，由于军费浩繁，新税不断增加。这样，赋税征收的制度遭到破坏。唐代后期，由于藩镇割据，任意截留税款，使中央财政调度不灵，于是对财政收支作了适当调整，将地方所征收的赋税收入，划分为三部分：地方留下一部分，做为本地支用；其余根据中央朝廷的人命令，一部分解交诸道节度使，做为中央在各道的支出；其余部分直接解交京师，做为中央的财赋。这就是唐代的“上供、送使、留州”制度。 在唐代，对赋税计划的执行，有一套比较严格的审核和管理制度。负责对财税进行监督和审核的机构是刑部中的比部。对全国财政收支的审核，当时称为“勾覆”。审核的内容，包括会计帐上的赋税收入、各种经费开支、百官俸禄、公廨本钱、勋官赏赐、贪赃罚没收入、徭役的课征、各种逋欠之物，以及军用物资、器械、和籴、屯田收入等等。京师各仓库，三个月一汇总；在京城的各主管部门按季汇总，交到尚书省。后一季度汇总上报上一季度的收支情况，年度终了一起汇总上报全年的财政收支情况。地方各州县一年一汇总上报本州县的财物收支情况。对有关财产数字，由各州郡长官初审，然后交比部进行审核。比部的审核工作，即使是在安史之乱时，也未中断过。 2国库的管理和监督 唐代，太仓和左藏是国家的两大金库。唐王朝对金库的监督十分重视，负责监督国库的叫做监察御史，后来又改名叫殿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下设的同知东推是负责审查太仓出纳的；同知西推是负责审查左藏出纳的。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规定了御史入库入仓的日期。御史大夫李固曾讲到：过去殿中侍御史，往往空行文牒，不到仓库，动经累月，莫审盈虚，遂使钱谷之司狡吏得行，至于出入，多有欺隐。以后又重新规定，推官必须定期入库进行检查。还规定：“出纳之时，所推制狱有大者许五日一入仓。如非大狱，许三日入仓。如不是出纳之时，则许一月两入仓检校。”综上所述，国库管理到唐代已日臻完善，不仅有执行机构，还建立了审查和监督机构。 第六节 五代十国的赋税 一、政治经济概况 唐代末期，藩镇割据，内乱不息。封建统治集团日趋腐配没落，不断加重对人民的搜刮和掠夺，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终于爆发了黄巢起义。在唐王朝的残暴镇压下，农民起义遭到失败，但这次起义也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继唐而起的是五代十国。五代是指当时先后占据中原地区的五个王朝，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是指在江淮以南据地称王的九个小国，即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荆南、南汉，外加在太原一带的北汉。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延续和发展，这一个时期，是一个大动乱、大分裂的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特别是是北方中原地区，争夺十分激烈，使这一地区遭受很大的破坏。五代十国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开始，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共延续了五十三年。 五代后梁为朱温所建，朱温建国后，对于唐朝的积弊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减轻租赋，奖励农桑，对百官实行俸禄制等等。但因战争连年不断，军费支出浩繁，因此，巧立名目的杂税很多，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后唐系沙陀族酋长李存勖所建，建都洛阳。后唐在庄宗统治时，重用唐室宦官，并仿效唐朝旧制，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入外府，做为军国经费；藩镇贡献入内府供皇帝享用。结果，外府入不敷出，而内府财物则堆积如山。庄宗还重用聚敛能手租唐使孔廉，加紧对人民的压榨和剥削，以满足少数人的贪欲。其“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弄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明宗即位，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争取人心，下令斩孔谦，凡是孔谦所立的苛敛法，一概废除。并革除了庄过的一些弊政，如禁止诸臣贡献珍品玩物；宫中只留少数宫女、宦官和其它侍奉人员，节约了皇室经费开支。但明宗时，各种苛绢杂税仍然不少。后晋是石敬塘在公元936年把燕云十六州割献给契丹后所建立起来的，后晋时，不仅中央朝廷巧立名目，向人民横征暴敛，地方官吏也巧取豪夺。后为太原节度使刘知远所灭。代之而起的是后汉。后汉王朝的统治只有四年，公元591年，郭威灭后汉，建立了后周。后周时期，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缓和阶级矛盾，加强中央集权，周太祖郭威和周世宗柴荣对国内政治、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客观上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积极意义。 (一)劝课农桑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长期战乱，土地荒芜，人口流徙，民间已是十室九空。为此北周政权积极招还人口，鼓励农业生产。对回乡的逃户给予减免租税的照顾。规定逃亡人户的庄田，允许他人耕种，如逃户在五年内归业，其庄田三分交还一分，三年内归业，其庄田交还一半，这种把荒地和逃户结合在一起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土地荒芜与人口流徙的问题，对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后周又于显德二年五月，废天下非敕额的佛寺，禁止私度僧尼。使大量的僧尼还俗，为农业生产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人手。 (二)兴修水利 唐末五代以来，战争不断，黄河堤坝年久失修，经济发生水灾，严重危害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后周显德时，世宗曾多次派官吏检查黄河两岸的堤防，组织人力进行修缮，减轻了黄河的水害，保证了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世宗还派官吏到关西疏通泾水，引泾水灌溉农田，以增加农业收入。此外，世宗时还疏通了南北水路，保证了航运，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三)均定田租 为了均平赋役，周世宗仿照唐人元稹《长庆集》的均田表，制成均田图，颁发各道并派出三十四人为使者，于诸州检定民田，为均定田租作准备。后因世宗过早死去，均定田租工作没有能全部付诸实施。 (四)减免苛税 五代的统治者，多以搜刮聚敛为要旨，制定了许多非常苛重的税法，搞得民力大困，对社会生产起了破坏作用。后周时，为了减轻民负，稳定社会秩序，对过去的一些苛捐杂税，予以适当的减免。如对后梁以来征收的牛租予以免除。对于后唐以来，在夏秋两税田租中所纳的鼠雀耗，也予以免除。对于每石征收三千文的盐税钱，减征一半。 后周推行的各项改革，对安定中原社会，恢复中原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统一全国和抗击契丹的入侵奠定了物质和政治基础。 十国的情况与五代有所不同，十国战争较少，破坏较轻，相对来说，经济比北方发达，财政剥削也不如北方苛重。如南唐初期，赋税较轻。太湖地区的吴越攻权，八十余年间很少有战争发生。国家很重视兴修水利，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闽王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后蜀时，“百姓富庶，斗米三钱”。南方各国的手工业和商业也较发达。楚王马殷提倡种茶。闽王审知还特别重视沿海商业的发展，免除商税，鼓励海上贸易，福州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商港。由于南方经济的恢复和和发展，一些小国的统治者逐渐奢侈腐化，对农民的榨取不断加重，苛捐杂税日渐增多。 总之，五代十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纷扰割据的时期，政治动荡不安，经济遭到破坏，各国财政制度不统一，杂税繁多，征收无度，人民负担沉重，人心渴望统一和安定。后周世宗，能够顺应社会的发展，缓和阶级矛盾，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这些，都为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赋 税 五代十国的赋税，主要包括田赋、专卖、关市税和各种杂税。 (一)田赋 五代十国的田赋；包括两税和绢帛收入。 1两税及其附加 五代十国时期，田赋沿袭中唐旧制，行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据《册府元龟》记载：“梁太祖开平元年，即受唐禅，两税税法咸因唐制。”两税的纳税额，是按照土地的多少和田亩的优劣而制定的，史书记载了江南吴国的田税交纳额：上田每顷税钱二千一百文，中田每顷税钱一千八百文，下田每顷税钱一千五百文。两税的起征时间，后唐明宗时，按照各地季节的早晚，规定了起征时间。后周世宗时，明令规定：夏部自六月一日起征，秋税自十月一日起征，“永为定制”，民间便之。 五代田赋，正税之外有省耗，羡余等。省耗，是封建官府借口补偿粮食征纳过程中的损耗而增添的附加税额，随两税一起交纳。省耗开始于后梁，规定每输田租一斛加征省耗一斗。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下令罢输。后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对百姓横征暴敛，复令人民交纳省耗，于两税之外，规定每输田税一斛，加征省耗二斗，百姓苦之。省耗的交纳，一直延续到后周太祖即位，才下令“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余、称耗”。省耗得以免除。省鼠耗始于后唐明宗时，据文献记载：“明宗一旦幸仓场观纳时，主者以车驾亲临，惧得罪，较量甚轻，明宗因谓之曰：‘较量如此，其后销折将何以偿之’?对曰：‘竭尽家产，不足则继之以身命’。明宗怆然曰：‘只闻百姓养一家，未闻一家养百姓。今后每石加二斗耗，以备鼠雀侵蠹。谓之鼠雀耗。”自此，鼠雀一直延续下去。省陌，后汉时，三司使王章掌管财政，规定百姓向政府交纳钱时以八十文为一陌，官府会出钱时以七十七文为一陌，称为“省陌”。以上各种加耗，多归地方官府，或者落入官吏私囊，残余部分，作为羡余上交中央。除此之外，还有随田赋带征的附加税，主要有农器钱、曲钱、牛皮税和进际税等。(1)农器钱。农器钱是对农民自制农具课的税。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因官府经营的农具质次价贵，农民不愿使用，改令百姓自铸，官府征收农具税。规定每亩纳农器钱一文五分，随夏秋两税交纳。 (2)曲钱。五代十国时期的酒曲，有时官造，有时许民自造，官府征税，称为曲钱。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年)规定，诸道州府乡村人口，于夏秋田苗上，每亩纳曲钱五文，一任百姓造曲酿酒。曲钱按田亩计征，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之外，再按田亩征收曲钱，曲钱成为田赋附加税。 (3)牛皮税。五代时期，由于连年用兵不息，除去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以外，还需要大量的军旅装备，其中牛皮是制造衣甲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五代各朝都严禁人民私自买卖牛皮，农民的耕牛死后，皮及筋骨要全部交给官府，而官府只付给很少的钱。后唐明宗时，只给农民一点盐，充作牛皮款，后来收了牛皮也不钱；最后，竟至不管有牛无牛，都要强收牛皮税。后汉时规定，凡私自买卖牛皮一寸者，处以死刑。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公元950年)，规定：牛皮税按田亩摊派，凡种庄稼土地，每十顷要交纳连牛角在内的牛皮一张。从而牛皮税也成了田赋附加税。 (4)进际税。五代十国时，吴越创行进际税。史载钱氏占据两浙时，以进际之名，虚增税额，每四十亩虚增六亩，亩纳绢三尺四寸，米一斗五升二合。桑地十亩，虚增八亩，每亩纳绢四尺八寸二分。 五代时期，除名目繁多的田赋附加税以外，还实行田赋的预征，后唐庄宗同光三年秋发生水灾，两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师赋调不充，四年春三月，乃“诏河南府预借今年秋夏租税。时年饥民困，百姓不胜其酷，京畿之民，多号泣于路。” 2绢帛之征 五代十国时期，田赋除了交纳两税之外，还有绢帛的征纳。后唐时，高郁佐马殷治湖南，“湖南民不事桑蚕，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末几，民间机杼大盛。”后唐以后的中原各朝，除两税以外，绢帛之征成为正常的田赋。 (二)专卖制度 1盐税和食盐专卖 五代时期，由于战争不断，各国财力不足，对食盐的限制很严，实行食盐专卖或征税，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后梁时，沿袭唐制，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办法，即就场粜商的制度。后唐时，规定盐民应纳盐税，每产一斗盐，要交纳一斗五升的米作盐税。一般居民按户等征收盐税，户分五等，每户二百文至一千文不等。另外，又“散蚕盐敛民钱”，在农村，政府在二月育蚕时节，赊给民户官盐，等至五月夏收后，即蚕放丝时随田赋交纳盐钱。因盐的赊销期和育蚕期一致，故称蚕盐。官府在按户等配售食盐征税以后，允许商人自由贩运，后晋出帝时(公元943—947年)，实行过、住两课法，重征盐商。即在关津要路征课过税，每一斤七文；在城乡店铺征课住税，每斤十文；而人民按户等交纳的盐税依旧照征，于是人民受一盐二税之苦。政府每年可得盐税一千余万贯。在重税之下，盐商不再贩卖食盐，又实行食盐官卖。对私盐贩，规定处以严刑，贩盐十斤以上者处以死刑，刮碱煎盐者处以死列。后汉乾 中，规定青盐一石，抽税一千文，还要另征食盐税，一盐二税，百姓怨声载道。后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矛盾，重新制定盐法。一方面减低盐税，另一方面对因私盐坐罪者，按其数量多少，制定不同的刑法。太祖广顺时(公元951—963年)，令青盐一石，纳税由八百八十五文减为八百文；白盐每石纳税由五百八十文减为五百文。世宗显德时(公元955—959年)，城镇实行专卖，乡村仍许商角。因北方有辽盐倾销，于是将盐税钱均摊于田赋之中，叫做两税盐钱。 2铁专卖 五代时期，官府对铁的专卖限制很严，全部由政府实行专卖，严禁人民铸造铁器。直至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十二月，诏开铁禁，许百姓自铸农器、什器。于夏秋田亩之上，每亩输农器钱一钱五分，随夏秋两税送纳。后晋时也曾诏许百姓自铸农具。后汉时，国家财政困难，对铁的禁令更严，规定贩私铁罪者一律处死。直到后周，又重开铁禁。 3酒专卖 五代十国时期，对酒有时实行专卖；有时实行征税。后梁时，未执行酒榷，听民自造，官府不加禁止。后唐时禁酒曲，国家实行酒专卖。对私造酒曲五斤以上的人，处以死刑。据记载：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孔循留守东都，民有犯曲者，循族灭其家。明宗诏驰曲禁，许民间自造，诸州道府乡村人口，于夏秋田苗上，每亩纳曲线五文。对于卖酒户，也允许自造曲酒货卖，于销售收入中，交纳十分之二的酒税。长兴元年(公元930年)，明宗改元大赦，每秋苗一亩上，将原征曲钱五文，减少二文。长兴二年又恢复酒禁，由官府实行酒专卖。这样，田亩上均摊的酒税钱仍要继续交纳，而官府以高价重新实行酒专卖。清泰二年正月，增曲价，酒曲由原来每斤八十文增加到一百五十文。后汉乾佑时，严禁人民私自造曲，违者论斤两皆处死。 (三)商杂税 五代十国时期，除了对农民征收苛重的赋役之外，对商人也予以重课。当时的商杂税名目繁多，主要包括关税、市税、茶税、商旅通行税、油税、、蔬果税、桑税、桥道钱、牛租等等多，主要包括关税、市税、茶税、商旅通行税、油税、、蔬果税、桑税、桥道钱、牛租等等 1关税 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各地广设关卡，对来往商人课税。据《续通典》记载：后唐明宗天成元年，诏省司及诸州，置税茶场院，自湖南至京，六七处纳税，以至商旅不通。商人为了逃避关税，多由僻路行进，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租庸使孔谦上奏：“诸道纲运商旅，多于私路，苟免商税，宜令所在关防严加捉溺，山谷私路仍须障塞，以 行人。”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时，才敕诸州杂税，宜定合税物色名目，不得邀难商旅。可见当时关税苛扰之重。 2市税 五代时期，自后梁开始，各地设有场院，专门对商品的买卖征税，所征称为市税。当时市税税法很乱，几乎是逢物必税，影响到人民的生活，也阻碍了各地经济的交流和工商业的发展。后唐明宗时，曾下诏令整顿说法，确定征税商品的名目。五代时期，市税的税率约为百分之二。据《五代会要》记载：“显德三年六月敕，诸道州府应有商贾兴贩牛畜，不计黄水牛，凡经过处，并不得抽税。如果货卖处，祗仰据卖价，每一千抽税钱二十，不得别有邀难。”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五代时期，各地市场都由牙人所垄断，任何买卖都要经过牙人才能交易。所以商人不但要向官府交纳商税，还要受市场牙人的盘剥。 3茶税 五代时期，设置茶税场院，对茶叶征税。据《册府元龟》记载：“梁末帝龙德初，盐铁转运使敬翔奏请于雍州、河阳、徐州三处重要场院税茶”。当时体税率已无从考据。南方十国中的楚国，以茶税和茶专卖为国家的主要税源。楚王马殷积极提倡种茶，民间采茶后，政府收购，一方面运茶到黄河以北换取战马，一方面招引各地来楚茶商，政府征收茶税，茶税茶利，岁百万计。 4商旅通行税 五代后汉时，除向商人征收关市税之外，还对商旅征收通行税。据记载：“天下行旅皆过行，然后得行。旬月之间，人情大扰，……”与此同时，江南十国中的南唐，也曾征收过能行税。“升元中，舟行有力胜”。 5其它杂税 五代时，为了国家财政需要，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征收多种苛杂。后梁太祖，曾征收过油税。“茂贞居岐，……以地狭赋薄，下令榷油”。有人讥笑他“请并禁月明”。 为了增加赋税收入，蔬菜瓜果也列入到征课范围。“思恭为仆射， 国事，增山泽，垄亩之税。鱼盐蔬果皆倍其算，道路侧目”。此外，还有桥道钱。如河阳管界内，曾对每亩田苗征收五文的桥道钱，直至后唐明宗在赦时，才得以赦免。甚至连抢来的牛也可放债取息。史载“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后周太祖“悉除租牛课”，牛租才得以免除。第五章 宋辽金时期的赋税公元960年，后周殿前检点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废恭帝，建立宋朝，史称北宋。公元1127年，金兵破北宋都城，掠走徽、钦二宗，北宋遂亡。宋钦宗之弟赵构南渡，建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又迁都杭州，史称南宋。1276年元兵攻占南宋都城临安(即杭州)，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了中国。两宋建国凡三百二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朝代之一。 辽国是居住在辽河上游的契丹人耶律阿阿保机于916年建立的奴隶制国家，随后进行四方讨伐，947年阿保机的继承者耶律德光(辽太宗)改国号大辽。契丹在四方征讨的过程中，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1125年辽天祚帝为金兵所俘，辽遂亡，其统治计二百零九年。辽皇族在金兵追击下西逃，并建西辽国，存在九十余年，1218年为蒙古所灭。 金国是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于1115年建国。阿骨打的继承者于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金朝在灭辽、灭北宋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至1234年为南宋和蒙古的联军所灭，其统治的一百二十年。第一节 概 论论 一、两宋的经济、政治概况及赋税特点 北宋虽然先后统一了中国和江南诸国，但北方有辽和西夏，南方有大理、吐蕃等国并立；南宋偏安江左，北有金、西夏，南大大理、吐蕃。所以两宋之际，中国始终呈现着多国对峙的局面，各国的经济政治情况及其赋税制度、征收、管理等等，也各有特色。 (一)两宋的经济概况 北宋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使中国统大部分地区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为北宋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两宋初期都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措施，如北宋大力鼓励垦植，“有能广植桑枣，垦壁荒田者，止输旧租。”太宗时，还在农村设农师，指导农业生产，推广先进经验；与此同时，积极兴修水利，据不完全统计，两宋共修治水利工程一千零四十六项，仅神宗熙宁三年至九年，就整修水利田一万余处，灌溉农田三十六万余顷。此外，对归业的农民，贷给耕牛、种子，免耕牛税，等等，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至神宗元丰元年9公元(1078年)，天下垦田较宋初增加一倍以上。南宋初期，统治者也比较重视发展农业，特别是水利事业有了更大发展，因而南宋统治能得以自保。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官营手工业仅少府监文思院所辖，即在三院(绫织院、内染院、文绣院)四十二作(其中额外十作。一些手工业产品，如瓷器、印刷术等较唐代有较大的进步。 宋朝的水陆交通，特别是水路运输，有较大发展。“汴水横亘中国”，“漕引江、湖，利尽南海”，成为北宋交通的大动脉。海上交通也有发展。海上航线，北宋时，已由交、广、闽、浙、江淮，发展到今山东境内的密州。北宋中朝，磁针应用于航海事业，为对外贸易的开展提供了方便。 在农业、手工业和水陆交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进入兴盛阶段。在交通枢纽地区，商贩云集，商货品目众多；在鼓励进口的政策下，外国商货也在市场上出现；许多大的商业都会，如南京、杭州、北京等，较前代繁荣，许多原来的集镇，也发展为小城市；而广州、泉州、温州、明州、 浦、秀州之华亭、青龙镇、上海以及江阴、密州之板桥，则是海商聚集之地温州、明州、 浦、秀州之华亭、青龙镇、上海以及江阴、密州之板桥，则是海商聚集之地 总之，农工商业的发展，为国家组织收入提供了良好基础。 (二)两宋的政治概况 北宋建立之后，统治者吸取唐后期藩镇割据的教训，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将军、政、财三权直接控制在皇帝手中，同时剥夺节度使的兵权，并经常调换将帅，致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致军备废弛，国势不振。 宋统治者为博取地主阶级的支持，不辨愚贤，将大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吸收到朝庭中来，以至奸臣懦将充斥其间，赃官蠹吏横行州郡。各级官吏大肆掠夺百姓的结果，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屡有爆发。 宋朝不仅内忧重重，而且外患不断。两宋时，先后有辽、西夏、金、元的入侵，造成大量的军费开支和贡献支出，这一切都使宋朝的财政负担不断加重。 (三)宋朝的赋税特点 宋朝的赋税是以其经济为基础的，又受当时政治的制约。有其明显的特点。 第一，税制混乱。宋朝赋税不仅正税税种纷杂，税率不一，征收办法各异，而且苛杂百出。元人曾说“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既使是一种税，其税率也因地、因时而异，而且时有变动。同一地区的池州青阳县亩税三升，贵阳县四升，东流县则为六知。每种税征收方法也时有变更，如盐课有计口授盐，课归地丁，盐钞法，常平法，入粟中盐法等等。至于各种苛杂，更是弊端丛生，为前代所未见。其名目有月桩钱、板帐钱、经总制钱、折帛钱等等，不胜枚举。 第二，税收总额呈急剧增长趋势，征收品类庞杂。宋朝税额随着经济的发展、统治者需要的增加而急剧增加。如宋初岁入一千六百余万缗，天禧末年(公元1021年)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熙宁、元丰年间(公元1063—1085年)更增至六千余万缗。南宋时最高收入也达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缗。虽然岁入不完全是赋税之入，但赋税收入在岁入中占绝大部分则是无疑的，岁入的逐年递增，反映赋税增加的趋势。 在赋税征收上，宋朝以实物缴纳为主，以货币缴纳为辅。缴纳的实物中包括有谷、帛、金铁、物产四类，每一类中，又有若干品种，缴纳品种之繁多，亦属古所未有。 第三，商税税制日渐完备。宋之商税按征收环节区分，有住税、过税之分；按征收的物品区分，有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等。而且税则也较前代繁细。 宋朝赋税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当然与宋朝统治者挥霍无度、军费和岁币支出负担繁重等政治因素有密切关系，但主是宋朝经济和赋税征收制度本身的发展决定的。宋朝人民的负税能力也较前代有所提高。 二、辽、金的经济政治概况及赋税特点 (一)辽国的经济、政治概况及赋税的特点 阿保机建立辽国之初，实行的是奴隶统治，在经济上还未摆脱“马逐水草，人仰 酪”的渔猎畜牧结合的状况。随着向南开拓，特别是辽太宗耶律德光即位(公元927年)后，又侵占了燕云十六州，经济上受汉族先进经济的影响，这时，辽国走上了封建化道路，建立州县，设官分职(略采唐制)，愈到后期，中央集权的趋势愈加强化，原来按奴隶制统治的地方，如投下军州等，也逐渐收归中央管辖了。 在经济上，畜牧业发展很快，道宗时，“牧马蕃息多至百万。”辽在各地设有群牧使司、马群司、牛群司等官牧机构。农业在社会经济中，不加牧业重要。从事农业的主要是汉人，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居住区，是辽国农业的基础。辽国的手工业主要是冶铁业，其次有金银冶炼及马具制造、纺织、制瓷等。冶铁质量较高，马具制造精美，二者都是当时的名产。辽国的商业，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活跃起来。南京(幽州)、东京(辽阳)、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上京(临 府，故址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五京是辽国商业交通的中心。在与宋互市中，辽国深受其益。 在辽国这种经济、政治情况下，其赋税具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税制简单。辽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奴隶的剩余劳动和邻国的贡纳，税收不占主要地位，因而赋税制度简单。第二，投下军州的赋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赋税属于朝廷，一部分赋税属于投下军州的领有者。如工商税中，市井之赋归投下，酒税归朝廷。由此出现输租于官，纳课于主的“二税户”。(二)金国的政治、经济概况及赋税特点 金朝统治的一百二十年间，经历了奴隶制建立、奴隶制发展、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封建制确立等阶段。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国家政治制度也在急剧变化，太宗时，三种政治制度并存，即女真之地(称为内地)实行奴隶制统治，军事上实行猛安谋克制；原辽国统治地区(燕云十六州及以北地区)实行辽国的封建统治，按汉地规制设官；原北宋统治的淮河以北地区实行汉人的封建统治，降吏、降将官封原职。海陵王取得皇位后，曾推行封建化的改革。改革的重要之点是统一全国的政治制度，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海陵王的政治改革加速了金朝向封建制的转化，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世宗继位之后，继续实行海陵王的国策，确立了以女真贵族为主，联合汉、契丹、渤海等族统治阶级的多民族的统治核心，全国面采取汉人封建制的政治制度，从而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使金朝进入全盛时期。 全国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中，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有些部门甚至超过了辽、宋的发展水平。金国主要生产部门有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在世宗时，由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随着嫩江和松花江地区的广大土地垦辟为耕地，山区的开发，农具的显著进步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全国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畜牧业，曾一度因战争而遭破坏，在世宗时，也逐渐得到恢复。特别是进入封建社会后，解放了大批奴隶，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这时纺织、矿冶、制瓷造纸及印刷、火器制造、造船等，都较辽发达。随着同宋、西夏及北方各族经济交往的加强，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大兴府、开封府、咸平府、辽阳府、相州等地，都成为较大的商业都会。密州胶西县城为海上贸易重镇。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制度也有新的变化。金代铜钱、交钞的发行量逐步增加，银开始作为货币使用。金末，纸币发行紊乱，造成纸币贬值，“万贯惟易一饼”。 金国的赋税反映了金朝急速变化着的经济与政治形势，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在女真人地区按占有奴隶、牲畜的多少征收牛具税，而不是按占有土地的多少征收田赋。这一特点反映了金国游牧民族奴隶制的统治方式。世宗以后，虽然封建制度已经确立，但这种剥削方式仍然保留下来。至于燕云地区及淮河以北地区，仍实行原来的赋税制度。 第二节 宋代的田赋和徭役 宋朝的田赋和徭役，多因袭唐末五代旧制。宋朝的田赋实行两税法，但与唐杨炎所倡行的两税法已有很大区别；宋朝的徭役也与唐人庸迥然不同。 一、田制与土地册籍 (一)田制 宋朝耕地主要有两大类，即民田与官田。民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自耕农占有的土地甚少，且受赋税官役和私债的剥夺而日趋破产。官田包括屯田、营田、职田、学田、仓田、公田等等。屯田系军种军食之田，营田系民种军食之田，职田系作使俸补充之田，学田系供办学经费之田，仓田系供仓储振恤之田，公田系由中央官吏或地方官吏所管之田，如官庄。据《文献通考》载，元丰中，天下田总共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其中民田四百五十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顷六十一亩，官田六万三千零九十五顷。官田占总田额的百分之一强。宋朝田额统计并不准确，这里的数字，只不过是个参考数。 宋朝民田纳税，官田征租。民田兼并之风日盛，土地日趋集中，而且地主豪强常隐匿土地，逃避赋役，所以终宋之世纳税之田较民田总额相去甚远。据《宋史》记载，课税田占田额的十分之三，而赋税所不加者十分之七。这个数字虽不准确，但却透明宋代逃避赋役的现象严重，而且免税面过大。 (二)户籍管理 宋朝的户籍包括主户、客户两大类，主户中包括官户、形势户及普通有田而纳赋供役之税户。官户系指有品级的文武官员，形势户系指豪族势家。官户与形势户有大量土地，但有免赋、免役特权，他们别立户籍，不与民同。税户系指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客户即不占有土地的佃户，亦称佃客。主户又按资产高下分为五等或九等，以等定役。 宋朝建国之初即有户籍管理制度。州县有版籍，载户口、人丁及财产等数，由官府存留，景 元年，曾令州县造丁户籍，元丰元年重申造村坊廓丁户等等簿籍，户有户贴、户抄，各户储存，户口变动，依式申报。这些簿籍是征收赋税的依据，所以官府较为重视；但百姓为逃避赋役，往往藏匿人口，或生子不报，富民尤甚，所以版籍、户帖之类，等于虚设，终宋之世也未有准确的户口统计数字。 (三)地籍整理 宋初地籍管理不善，豪强得以兼并土地，匿藏丁口，逃避赋税，以致赋役不均，赋入减损。据《宋史》载：“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为了改善赋役不均的状况，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宋太宗以后，清隐田，括田土，进行地籍整理。整理地籍的主要方法有如下几种： 1方田均税法 此法始行于仁宗景 中(公元1034—1038年)。当时，洛州肥乡县“赋役不平，岁久莫治”，百姓不堪重赋，纷纷逃亡，于是朝廷派郭 前往治理。郭 到任后，创行千步方田法，丈量土地，清括隐田，去掉无地而有租者四百余家，框正无租而有地者百余家，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还，公私获利。后来欧阳修奏于朝廷，并先后试行于蔡州和陕西、河北，但遭到富户豪强的反对而被迫中止。神宗时，患田赋不均，于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重修订方田法，自京东开始推行。其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产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凡田方之角，立土为 ，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其分烟析产，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实行均税之法。在推行方田均税法的过程中，官吏舞弊，丈量不确等弊端在所难免，但还是有成绩的。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共量土地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九顷，占当时耕地面积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的百分之五十四。这对限制官豪兼并土地 ，偷漏赋税，有一定作用，也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但是，这项措施触犯了地主豪富的利益，所以方田法实行之初就遭到他们的反对和阻挠，因而时行时止，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停罢。 2手实法 手实，亦作“首实”，“自占”。其制源于唐元镇之“自通顷亩”。仁宗时，周湛领江南西路转运使，因册籍丢失、混乱，百姓诉讼无所凭，于是令民自报，此即手实之前身，后来苏颂也曾在江宁许民自古，至吕惠卿时，又有所发展，陈报内容不仅包括土地，还遍及鸡豚，实际扩大为财产陈报。这种方法扰民而不易行。但就令民自实这一点而言，尚有可取之处。南宋理宗时又有人倡议行手实法，因宰相谢方叔阻挠而罢。 3经界法 经界法行于南宋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为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所倡行。当时正值兵火之后，文籍散失，户口租税无可依凭，豪民猾吏趁机狼狈为奸，兼并土地，隐匿赋税，或以有为无，或以强吞弱，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贫苦百姓日益困穷。鉴于这种情况，李椿年上言，推行经界之法，获准实行。其法大略是：凡有田之家，皆自画图标出田之形状、地色、四至，造成砧基簿(土地清册)，田主在上划押，由邻居作保，按图核实清丈。如有隐匿，许人陈告给赏。然后以此为准，正其经界，按田征税，使产有常籍，田有定税。经界法将丈量土地与自己陈报融为一体，同时并行，互相补充，是当时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但由于许人陈告给赏，也一度造成混乱。此外，南宋理宗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曾行经界推排法，初行于平江、绍兴及湖南路，后推广到各路。其制：“以县统都，以都统保，造任财富公平者，订田亩税色，载之图册，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这种方法是经界法的继续和发展。 (四)赋税征收册籍 宋朝田赋征收册籍已渐完备。至道元年(公元995年)颁行两税版籍和税籍样式于天下，令按要求填制。两税版籍是加盖印迹之后长久保存了征税清册，内载人口、土地、财产等项内容；税籍是依据两税版籍所造当年赋税征收清册，由通判主管，记载户数、夏税、秋苗等项内容，送州核定，用州印。税籍有夏税籍，正月登造；有秋税籍，四月一日登造。夏秋税籍必须在四十五天内登造完毕。 此外尚有空行簿一年一造，以备年中催课，闰年另置实行簿登记流移逃亡，增加减少之户，以备考查。又有按土地形状依次排列绘制成图的鱼鳞册，还有户产簿、丁口簿等等。这些册籍是宋朝征收田赋的依据。 二、田赋制度及税额 (一)田赋税目与税额 宋朝的田赋税目共分五类，1公田之赋，即对官庄、屯田、营田、学田等田所征之租；2民田之赋，即对私田所征之税；3城廓之赋，即对都市居民所课之宅税、地税；4杂变之赋，即对各地所征土特产品，属额外苛征；5丁口之赋，即对南方丁男所征之丁口税(宋以二十岁成丁纳税，六十岁为老免税)。 田赋的征收，一般以田亩为标准，田亩通常按土质、色泽分为若干等，按等定率，夏秋两次交纳。夏税以钱计，秋税以米计，故夏税秋税，又称夏税秋米或夏税秋苗。宋初曾均定田租，只作中下两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重新修订方田法，规定按陂原平泽，赤淤黑垆及肥瘠程度分五等定税则，后又以土质差别太大，规定不拘五等，以至达到数百种，税额不可考。 (二)支移、折变 宋朝田赋的输纳，实行“支移”、“折变”之法。“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 支移之法始于唐，宋朝为节省官府运粮之费，亦令民户自备运输工具和一切费用，将田赋运到指定仓库。运输距离，依民户户等高低而定：户籍在第一、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支移二百里；五等者，支移一百里。不愿支移者可纳钱，称“道里脚价”，亦分三等。支移不得超过三百里。纳钱还是输粮听凭纳税户决定，但地方官吏往往责令百姓输钱，以借支移之名盘剥细民。百姓为免去输粮之繁和道里脚价钱的重负，多在输纳之地收籴输纳。有些地方输粮可就近仓，但也要带纳支移脚钱，如南宋广德、建平等县每石带纳脚费三斗七升。于是，支移脚价即成为田赋的正税。 宋代夏税虽以钱计，但征收时，往往转折实物缴纳，称为“折变”。折变名目繁多，或以钱折绵，或以钱折麦，或折绢之后再折麦，反复折纳，百姓不胜其扰。例如西蜀，初税钱三百，折绢一匹，宣和时，绢一匹折草百五十围，草一围估直一百五十钱，于是征钱三百，输纳则达到二万余钱，又有以绢折钱，以钱折麦者，绢较之钱，钱倍于绢，以钱麦较之，麦倍于钱。如此辗转增加，百姓负担不断加重。此后虽有合并折变项目的舆论，终未实行。 (三)田赋附加和田赋预征 宋朝田赋除正税以外，还有附加。主要有如下几项： 1头子钱 头子钱初行于川陕，后推行于河北、淮浙、江湖、广福诸路。头子钱本来是一种手续费，供征税官吏支用，也用于弥补仓耗，后来变为随田赋征收的额外征课。头子钱各地税率不一，而且不断提高。开宝六年令川陕人户两税以上，输纳钱帛，每贯收七文，每匹收十文；丝绵一两，茶一斤，杵草一束，各一文。至徽宗政和时，每贯增为二十三文，南宋高宗时，增为四十三文，孝宗乾道元年，又加十文。 宋朝不仅在田赋征收时，加头子钱，而且凡与政府发生的收支行为，均征头子钱。 2义仓税 义仓原来令上等民户集资储米粮，以备灾荒。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令上三等民户岁输米二斗者纳一升，以储义仓，备水旱。后时兴时废。绍圣时(公元1094—1097年)，改为输郡仓，转充军仓，以资军国之用，遂失去义仓原意，成为一种税课。 3农器税 此税沿袭后唐制度。宋初，令百姓铸造农具时，须随夏税田亩纳农器税，大中祥符三年始罢 此税沿袭后唐制度。宋初，令百姓铸造农具时，须随夏税田亩纳农器税，大中祥符三年始罢 4牛革筋角税 此税始于五代，宋亦附于田亩沿纳，或折钱，或输本色，至南宋不废。 5进际税 宋沿用吴越之制，至南宋不废。 此外，尚有蚕盐钱、曲引钱、纳醋息钱和输粟入仓时所征之带钞发纳钱(入仓手续费)、刚脚暗脚钱(运费)、市例钱(也属于手续费之类)等等。这些附加税有遍征于各地者，有征之一郡一县者，时兴时废，不及备述。 预征开始于后唐庄宗(公元923—926年)。南宋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八月，预借江、浙来年夏税，淳 八年(公元1248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本朝仁政有余，而王制未备。……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借淳 十四年者矣。”而且有因官吏更迭，前任已行预征，后任再行预征之事。预征一年，人民的负担加重一倍，预征六年，人民的负担就加重六倍，由此可见人民负担之重。 宋朝田赋不仅有附加、支移、折变诸弊，在具体征收中，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流弊，如多增斛面，使宋朝田赋总额急剧膨胀，林勋曾说：“宋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这是有一定根据的。 从上可见，宋朝田赋沿袭唐代建中时杨炎所倡行的两税法，但与建中所行两税法，已有很大变化。唐之两税法，以“资产为宗”，宋则以“田产步亩”为宗。唐之两税法包括丁钱与徭役；宋之两税法仅为田赋，两税之外，复有丁钱与徭役，唐之两税钱、米均分夏秋两征，宋之两税则夏税输钱或折绢，秋税输米等等。总之，宋之两税法承五代以后，虽谓两税，但与前不尽一致。 三、宋代徭役 (一)宋初的职役与杂徭 宋代的徭役，主要有两类，即职役与杂徭。征收时，以户等为标准，以等定役。 宋代的职役包括五种： 1衙前：主管官府财物。 2里正、户长、乡书手：主管督课赋税。如所管赋税不足额，则令服此役者赔补。 3耆长、弓手、壮丁：主管逐捕盗贼。 4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主管传送敕令文书。 5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县州杂职、虞侯、掐等役：负责县州杂项事务。 以上五种职役，按规定由前四等户轮流差充，所以又称“差役”。其中衙前役，由资产最多的户等充当，里正由第一等户充当，户长由第二等户充当，余下诸役由三、四等户充当。 宋代诸役中，以衙前役为最苦(衙前役包括义务衙前与职业衙前两种，此处所说衙前，系指由乡户充当的义务衙前)，他们负责保管仓库，运输粮草、物资，不仅负担所需费用，如有损失，还需赔补，衙前常因此而破产。为了逃避衙前之役，富户往往买通官府，或以田假售于形势户，诡报佃户，或假作出家为僧，或亲族分居，以避重役，最后差役负担多落到三四等户身上，甚至役及五等以下的贫民。贫民无逃役之法，纷纷弃田逃亡。甚至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免役。 杂徭是临时性差遣，主要从事地方建设项目，如修路、治水、挖渠、筑坝等等，有时也承担修建官府私第、搬运官吏私人物资等。这种徭役，无固定时日，亦无固定名称，如春天征调，叫做调春天；应付紧急任务而征调民力，叫做调急夫。这种杂徭虽然有利于地方建设，但征调无时，应役者常废耕稼；又兼富户诡避，杂役负担全落在贫民身上，致使民贫役重，困苦不堪。 (二)王安石变革役法 宋代徭役扰民，早已为有识之士所重视，曾多次谋求解决之法，景 中(公元1034—1037年)，曾行募投法，行之不久即告失败；庆历中(公元1041—1048年)以科役不均而行均差法，其弊如故，仅行十年。至神宗熙宁时，又议改役法，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初行雇设法。其法：“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轻不一，民贫富不等，从所便为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苦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这是说，畿内乡户，每年随两税按户等输免役钱；乡户四等、五等，坊廓自六等以下不输钱；过去免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男者，依免役法减半输助役钱。官府用所收之钱募三等以上户充役。这种制度，因出钱免役，又称“免役法”。 雇役法由以身充役，改为以钱代役，于是役变成了名符其实的税。而且扩大了征收范围，原来不出役之家，也要出钱助役，免税钱、助役钱之外，另取二分为免役宽剩钱，由此使国家赋税收入大增。此法按等征钱，有均税的意义，对贫苦农民有一定好处。但因雇役法征及官豪士大夫之流，这便不能不引起这些人的反对。所以在此法实行之际，遭到司马光为首的地主、官绅、士大夫的非议。司马光执政后，又改行差役法。但衙前之役仍行雇役，形成差役与雇役并行的状况。 杂徭自熙宁十年(公元1072年)亦行雇役制，应役者出钱可免税，此钱称“纳夫钱”，或称“免夫钱”。但制度较灵活，愿充役者充役，愿纳钱者纳钱免役。 (三)南宋役法 南宋初，仍袭北宋役法旧制。当时雇役法不能全复，差役法也不能尽行，异议屡起，莫衷一是，弊病百出。乾道间，范成大首创义役法，以一乡或一都为单位，由当役民户各出田若干，或出钱合买规定田数作为助役田，以所收田租供应役费。出钱多少，按贫富定等差。义役法虽有便民之意，但弊病也不少。 (四)宋代的赋役蠲免制度 宋代对田赋的蠲免，包括灾伤蠲免、垦荒减免、逋赋蠲免和新归附之地的优免。对和买的蠲免，主要行于灾伤之地。在灾荒严重的地方和新归附的地区，也偶行杂徭减免。这种蠲免对占有土地多的地主有利，百姓受惠有限，而且宋代蠲免流弊滋甚。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曾有人指出蠲免的弊端说：“蠲赋之召无岁无之，而百姓未沾实惠。盖民输率先期归于吏胥、揽户，及遇诏下，则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阁者揽户之钱，是以宽恤之诏虽颁，愁汉之声如故。”至于官户和形势户例免田赋，主要目的是为了拢络地主阶级和士大阶层。但因此而将拥有全国耕地十分之七的官户、豪族的赋役负担，全压在贫困百姓身上。 第三节 宋代的工商税收及杂敛 随着工商业的日益繁荣，宋代工商税的课税范围也日渐扩大。就征收的物品来说，计四类二十七品： 第一类，谷：包括粟、稻、麦、黍、 、菽、杂子等七品，均以石计； 第二类，帛：包括罗、绫、绢、纱、 、绸、杂折、丝线、绵、布葛等十品，其中丝线、绵以两计，其余均以匹计； 第三类，金铁：包括金、银、铁 、铜铁钱等四品，金银以两计，钱以缗计； 第四类，物产：包括六畜、齿、革、翎毛、茶、盐、竹木、麻、草、刍、菜、果、药、油、纸、薪、炭、漆、蜡，杂物等六品，薪草以围计。 以上四类每一品中，又有若干细项。由于工商税范围极广，又多以实物缴纳，所以缴纳手续极为繁杂，计量单位十分混乱。 宋朝工商税课的主要项目包括属于手工业税性质的盐、茶、酒、矿产税及专卖，属于商业税性质的关市税、市舶课、契税等，属于杂敛性质在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免行钱、竹木税等，以及各种无名杂税，现分述以下： 一、盐 课 宋朝盐课是国家主要财政收入之一。据《宋史》记载，北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得颗盐收入为七十二万八千余贯，末盐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贯，皇 三年(公元1051年)，盐课收入为二百二十一万缗，四年为二百一十五万缗，此数视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增六十八万缗；南宋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户部侍郎叶衡奏说：“今日财赋，鬻海之利居其半。”由于盐课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所以统治者经济研究盐法，竭力苛剥人民。宋朝的盐法屡有改变，主要是两种类型，即禁榷法和通商法。禁榷法包括官卖、计口授盐、计税敷盐(两税盐钱)、计产敷盐和常平盐等内容；通商法包括入中法(折中法)、钱盐法、钞法、引法等内容，此外尚有盐附加税。 (一)官卖：宋初实行盐官卖之法，即官府制盐，运到指定地点设务售卖。此种盐法，需兵民运盐，兵民不胜其苦，每年因运盐之役而死者，数以万计；而官吏又常舞弊，杂以硝碱杂质，质次价高，所得盐利不足以佐政府之急，所以时行时止。 (二)计口授盐：即将盐 散于民，按期征钱。通常按丁 散，所以又叫“丁蚕盐”。(三)计税敷盐：即按两税税额，散盐于民，盐课随两税征收，又称两税盐钱。有时也按秋税税额散盐，秋说又叫“秋苗”，因而又称苗盐。 (四)计产敷盐：为平均盐税，而按田产给盐征税，亦称户盐。 (五)常平盐：在范祥实行盐钞法之时，盐价时高时低，于是由官府运盐到京师，京师置盐务(都盐院)，京师盐价每斤低于三十五文时，敛而不售，以长盐价；当盐价每斤高于四十文时，则大量抛售，以平盐价。此法是刘晏盐法的继承和发展，因其类似常平仓，故称“常平盐”。 以上诸法皆属禁榷之法，其中蚕盐、两税盐钱、产盐三种，均有田赋附加性质，以后官府只征钱，不给盐，变成了真正的田赋附加。 (六)入中交引法：太宗雍熙时(公元984—987年)，辽兵数犯河北，沿边州郡军需不足，因募商人输刍粟入边，叫做“入中”。商人入中后，官府给券(凭证)，叫“交引”，商人凭“引到京师或东南盐场或陕西解州、安邑盐池领盐贩运。端拱时(公元988—989年)曾募商人输粟塞下，根据地里远近，优折其值而给文券，商人凭文券到京师取缗钱，或到江淮盐场领取茶、盐，此法又叫“折中”法。后因京师坐商经营“交引铺”，以买盐“引”为业，从中操纵，抑勒盐价，以求厚利，于是折中交引法遂废。 (七)钱盐法：真宗末年(公元1022年)，为解决京师铜钱不足，召募商人入钱京师，然后到指定盐场领盐，按指定区域运贩，不得越界。因其目的在于流通货币，故称钱盐法。 (八)盐钞法：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太常博士范祥针对入中法的弊病，创行盐钞法。即令商人就边郡输钱四贯八百文，售一钞，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此法以产盐的多寡来定售钞的数量。使盐有定产，钞有定额，以免入中(折中)法虚估、浮发之弊，商人也不能侥幸取利，边郡之民免食贵盐，又可免除官卖法的兵民运盐之苦役，盐亦无囤积居奇或壅塞不通之弊，公私为便。盐钞法是我国票盐法之始。范祥死后，官府滥发盐钞，弊端百出，遂废而不行。 (九)引盐法：崇宁间(公元1102—1106年)蔡京执政，变票钞法为长引、短引法。此法以运盐远近和期限长短来确定引的长短。凡距离远，引期为一年者为长引；距离近，引期为一季者为短引。盐商买引之后，自己备办运输工具，贩卖于指定区域。为增加盐课收入，官吏以盐引销售多寡定秩品。官吏为多售盐引，强令百姓购买，民不胜其扰。此法是后世盐引法之滥殇。 (十)南宋赵开变盐法：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四川总领赵开变盐法，其法的基本精神是征收盐的附加税。如设置合同场，官卖盐引，并收引税钱，每年输钱二十五文；煮盐户按额煮盐，并纳土产税，土产税增添约九钱四分；所收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半，每引又另纳提勘税钱，其后又增贴输钱等等，此法主要行于四川。 总之，宋朝盐法，时有更易，扰民滋甚。 二、茶 课 宋代茶课，主要是实行专卖制度，只有川、陕、广东的茶允许百姓自由贸易，但这种贸易只能在境内进行，严禁出境。 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实行禁榷法。沿江设置收茶的机构，名为“榷货务”。榷货务凡九处，后京城、建安、襄复州榷货务废置，仅剩六处。又在淮南六州设十三场，六州采茶之民归其统属。官府先付钱给园户，称作本钱，待新茶上市，输茶于官。园户输租之外，量茶征税，如果园户愿以茶缴税，听其自便。这种以茶折税，称作折茶税。江南各地之茶，亦到山场输租折税。所收之茶，由官府趸售给茶商，此即为禁榷法，亦作公卖法。 雍熙之后，因多次用兵于辽，军队馈饷，于是实行“交引法”。令商人入刍粟于塞下，根据运输距离的远近，按市价优折其值，授以“要券”，叫做“交引”，商人凭引到京师给付缗钱，到江淮领茶及盐。端拱二年，又行折中法，到京师置折中仓，召商输粟京师，优其值，给江淮茶、盐。 禁榷之法实行之后，出现了很多弊病，主要是茶质低劣，以致腐败不可食；官吏掊刻百姓，致使园户弃茶逃亡，官府收利微薄，商人尽获其利，致私茶泛滥，影响国家收入。官、私均感不便。嘉 初(公元1056—1057年)行通商法，允许商人与园户私自交易，只是园户交租钱，以偿边塞籴粮之费。行此法疏利源而宽民力。自此除闽茶外，均行通商，直至蔡京易法。徽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为搜刮钱财以实中都，乃复禁榷法，创行引茶法。由官储给园户本钱，置场种茶、制茶，官尽为收买。中都设都茶场，印茶引，茶商赴官纳钱请引，领引后，凭引到茶场买茶。此法专以刻剥百姓为务，因而茶课剧增。南宋沿用此法。 茶马法也是禁榷法的一种，其制由国家设茶马司，将所收之茶，与少数民族换马。南宋时此法最盛，乾道初(公元1165年)，川秦八场，以茶易马九千余匹；淳熙(公元1174—1189年)间，以茶易马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 宋朝茶课收入在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每年收课额，与盐课相埒。宋初，每年仅收入仅数万缗至数十万缗，至蔡京变茶法后，每年净收入最高可达四百余万贯，南宋时茶课每年净收入亦在二百七十万贯上下。 三、酒 课 宋朝酒课制度有三种：(1)城内置务，官府酿造酤卖；(2)三京之地，由官府造曲而卖与人民酿造；(3)县镇乡闾则人民自酿，官府征税，如有剩余，经官府批准，亦可出售。前二种属官榷(即专卖)制，第三种属征税制。 宋朝榷酒制度各地实行时间和实施办法不尽一致。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九月，始榷吴越酒酤。由官府置局酿造，并支付柴薪之费、吏工俸料。结果国家支出甚多，收入无几；且主管官吏为多取盈羡，不遵酿造之法，致使酒的质量低劣，又常抑配于民，酒课按榷酤岁课附于两税征收。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改变官酿酤酒之法，而募民自酿，输官钱减常课三之二，如酒课达不到规定的数额，由酿者补偿。其后应募者少，还是多由官酿。宋代酒课课额有定数，淳化元年(公元990年)规定酒课依三年间的平均数为额，但统治者认为遗利未尽，不断增加酒课，致使酒课日益加重。 南宋酒政之弊，始于赵开变酒法。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赵开总领四川财赋，从成都开始，罢除官府出资酿酒酤卖之法，而在原来办买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持，民以米入官自酿，每户纳钱三十文，头子钱二十二文，此法称隔槽法。次年即普行于四川四路，凡置官槽四百所。这种方法初行时，尚于民无大害，但国课减少，官吏则强令百姓酿造，甚至规定月额，不论是否酿造，强制征收酿造钱。四川酒课因此而大增(由一百四十万缗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 宋代三京实行官卖酒曲之制。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诏令在京酒户赊买曲货，购买曲货多者，准令开店酤酒，以三年为期，三年满日再以购曲货多者承替。 宋代酒课除正税之外，还有附加。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闰九月，初收“盐酒课利钱”，每年三十七万四千一百三十余贯，上供京师，酒课上供自此为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令官务酒课每升添一文，叫做熙宁添酒钱。嗣后添酒钱不断增加，至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年)，上等酒升增二十文，下等酒增十八文，称为建炎添酒钱。在加重征收的情况下，国家税收虽增，人民却不堪忍受。 四、矿 课 宋朝的矿产品有金、银、铜、铅、锡、水银、朱砂、矾等品类。宋初坑冶场凡二百零一，治平时(公元1064—1066年)为二百七十一，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为一千一百七十六。矿课皆以实物缴纳。课额无定准，金课以皇 时收入最多，达一万五千余两，银课以天禧年间收入最多，达八十三万余两；铜课以元丰年间收入最多，达一千四百六十余万斤；铁课以治平年间收入最多，达八百二十四万余斤，铅课以元丰年间收入最多，达九百二十万斤；锡课也以元丰年间收入最多，达二百三十余万斤；水银年课在二、三千斤之间，朱砂天禧时，年课达五千斤。 宋朝对矿课控制较松，因为坑冶兴废无常，课额不足，扰民至甚而国家受益不多。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行官榷法，规定以元符、绍圣时矿课为额由百姓承买(即扑买)，然后申卖于官，并禁民间私相贸易。但官卖法弊病不少，钦宗时以矿课扰民，重新整理矿政，尽罢扰民之举。宋室南渡后，矿政渐废弛。 五、商 税 宋朝开国之初，统治者以五代赋税苛重，百姓积怨至深，所以实行轻税政策。太祖时曾多次下令，“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 搜索。”“又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十月又“除广南旧无名配敛。”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七月，“减广南无名率钱。”“八月乙酉，罢成都府伪蜀嫁装税。”等等。宋朝商税的征收机构是“务”，各地州、县皆置务设官，行者携带货物，征收“过税”，税率为百分之二，居者买卖货物，征收“住税”，税率为百分之三。商税轻税政策，加速了商货流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自太宗淳化以后，商税税制渐有改变，税额亦有增加。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实行商税定额制，每州各以本州端拱元年(公元998年)——淳化元年(公元990年)间税额最高的年份的实收额作为定额，即“比额”。此后又以五年之中的平均数为定额。南宋后定额任意加增，于是失去定额意义。 神宗熙宁以后，统治者日趋腐朽，加之军旅之费屡增，为满足财政的需要，便大肆增加赋税，商税额外课征也逐渐增多，先有市易钱，以供“务”吏俸禄，又有对商运五谷所征的力胜税。 哲宗元 八年(公元1093年)，从苏轼奏请，暂免商人入京粜粮的力胜税。宣宗政和时(公元1111年—1117年)，额外征收“一分增收税钱”，嗣后，又有三分或五分增税钱，称“三、五分增收税钱”，最高时达“七分曾收税钱”。宋室南渡之初，曾对追随南宋政府南去的百姓及两淮复业百姓免征商税，但不久就大肆征敛，而且甚于北宋。 宋朝商税的弊政之一，即征税官吏的贪刻。从北宋开始，即有扣留商船，酷索百姓之事。南宋官吏苛取于民的事例，更是史不绝书。“其间贪吏并缘，苛取百出，私立私场，算及缗钱、 、米、菜菇、束薪之属。”“虚市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目以兴贩。甚者贫民博易琐细于村落，指为漏税。”更有甚者，连应试举子所带路费和自用物品，也加以拦截抑令交税。百姓将商税务视为法场。可见宋代商税的苛暴。 由于征税比额不断提高，加之官吏酷取于民，所以宋朝商税税额不断增加。北宋至道时(公元995—997年)每年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公元1021年)达八百四十万贯，以后各代，大体稳定在八百万贯上下。 六、市舶课 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至宋朝始进入兴盛阶段。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市舶司主管海上贸易，以后又在杭州、明州、秀州之华亭(今上海淞江县)、密州之板桥(今山东胶县)等沿海都市设立市舶司。 宋承唐制，将国内出海贸易的商舶及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商舶，统称之为市舶。宋朝统治者鼓励海上贸易，凡来华贸易的外国客旅，国家出资，设宴款待，如来华市舶少，或不来，则派吏出海招致。南宋尤其重视市舶。目的是“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朝对市舶实行统制政策。凡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船只，或出海贸易的国内商舶，都必须经市舶司检查，同时对舶来商品实行垄断制度。即入港船只所载之货，先由市舶司征税，然后国家从中收买一部分商品，即抽买。征税、抽买之后，市舶司给以凭证，方许与民贸易。抽买的品种与数量随国内情况随时变动，至于出口商品的品种，有一定的限制，如铜钱，南宋时成为绝对禁止出口的物品。 宋朝对市舶的抽解和抽买，即市舶课，根据情况的不同，常行变动。 抽解是对舶来商品的征税，税率通常在十分之一左右，但有时达到十分之三四，而且，商品品种不同，税率亦有高低。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规定，“将细色直钱之物，依法十分抽解一分，其余粗色并以十五分抽解一分。” 抽买亦称情买，即国家对舶来商品的强制征购。太平兴国中(公元976年)京师设置榷易院，后来为榷货务。抽买由市舶司负责，抽买的货物开始全部解运京师榷易院，国家根据需要情况或留充内府库藏，或交官营手工业作坊，或转售给商人，而获巨息。抽买的数额，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定，太宗时，抽买货物的一半，仁宗时，抽买货物的十分之三，南宋则往往抽买货物的十分之四。 除抽解、抽买之外，尚有禁榷之制。所谓禁榷，即只许官府收购，配给其值，绝对不准售与商人。禁榷之外的货物再行抽买。太平兴国初，对舶来商品全部实行禁榷。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始定八种禁榷货物，其余三十七种药品为非禁榷货物，非禁榷货物在抽解之后，国家抽买一部分，余者可任舶商与民贸易。 由于国家重视市舶，因而市舶发展很快。北宋时，贸易品种不过五种余种，南宋时已达三百余种，市舶课收入亦大增。绍兴七年皇帝赵构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可见，市舶课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宗。 七、杂 税 宋开国之初，一度废除若干杂税，事隔不久，这些废除的杂税便全部恢复了，于是，五代所有苛征杂敛之法，均被宋朝承袭，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杂税最多的朝代之一。其中，对人民扰害最大，国家收入较多的杂税有下列诸项： (一)印契税：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开始征收印契钱。初，只有典卖房产田地输印契钱，徽宗宁三年(公元1104年)，典卖牛畜也征契税，并规定典卖牛畜契纸、租税钞(凭证)、典卖田宅契纸，均由官府印造，用者除纳笔、墨、纸张工墨钱外，另收息钱助赡学用，收息不得过一倍。从契税负担来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规定，按典卖钱额为标准，每贯收契钱四十文；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浙江及福建等七路，每贯加增二十文，充经制移用，总共收钱不得过百文。南宋以后，契税更重，致有按民户物力科配的现象，名为预借契钱。 (二)经总制钱：经总制钱系经制钱与总制钱的合称。经制钱首创于北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当时方腊起义方兴，东南军旅之费告急。两浙、江东发运经制使陈亨伯，请求淮、浙江湖、福建等七路，在卖酒、鬻糟、商税、牙税、契税、头子钱、楼店钱等七色税种既定税额的基础上，每贯增收二十文以充经制之用，叫做“经制钱”。这种税，以官名定税名，属地方附加性质。实际上是一种无名杂敛。经制钱不独立征课，而是在若干税种之上，略征附加税，然后归而为一。此税虽不直接课于百姓，而以商贾为课税主体，但商贾势必将这些负担转嫁给百姓，实质仍是对百姓的盘剥。行之不久，因其病民而罢。宋室南渡后，又恢复此税，并得到广泛推广，而且税率屡增，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 总制钱系仿经制钱而成。自经制钱实行后，卢宗厚亦按经制钱的方式税上征税，后翁彦国为总制使，亦仿其法增收少许，归为一目，也以官名税，称为总制钱。靖康初，一度废除。南宋恢复征收，而色目更广。经制钱与总制钱合并之后，每千文征收五十六文。北宋时每年约得二百万缗，南宋初只收百万缗，绍兴十六年以后，岁达一千七百二十五万缗。 (三)板帐钱：板帐钱系东南诸路港口供军征收的钱，《宋史》载：“以“添助版帐为名，不问罪之轻重，并以科罚，大率官取其十，吏渔其百。”后来发展成为无孔不入的苛敛手段。“如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与消除而抑纳，他如此类，不可遍举。” (四)月桩钱：月桩钱始于绍兴二年(1132年)，当时韩世忠驻建康，需军饷，令漕臣以经制钱、上供钱等供应，漕臣愿动用所领之钱。于是以大军需用月饷为名，均摊各地，月饷的拨付，宋代称为月桩。均摊各地之大军月饷，本无名目，于是以用途名税，称“月桩钱”或“大军月桩钱”。 在两宋，这种既无固定数额，又无一定的征税对象，随时需用，随时摊派的杂税，各色极多，如曲引钱、纳醋钱、户长甲帖钱、卖纸钱、保正牌钱、折纳牛皮筋角钱等，更有甚者，诉讼不胜，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官吏恣意贪求，没有止境；民间受弊，不可胜言。 (五)和买：和买在唐后期即实行过，宋始于太宗。当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他建议在春天青黄不接的困乏之时，将国库之钱预贷给百姓，至夏秋冬输绢于官。这是和买绢的开始。和买成为统治者重利盘剥的手段，这时和买已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成为变相的赋税，其弊病主要有如下几点： 1强制抑配。国家和买，本应根据百姓的有无，负担能力的大小，分等和买，但在执行中，往往抑配于民，以收重息剥夺细民。 2给钱少、输绢多，不等价交换。百姓所得之钱甚少，而官府索取之钱甚多，刻剥甚于商人，如布，市价每匹千文，官府和买仅给四百文，与市价较之少给钱五分之三。 3和买之息过重。春贷钱于民，其息竟达五分。 4和买变折。和买应经绢偿还，但常常转折他物，如折收钱、麦等物，又称折帛钱。由于折变比例不合理，人民的负担往往加重许多倍。 5和买之外另加手续费。在和买时，又向百姓索取市例钱、头子钱、朱墨钱等不同名目的手续费，从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6名为和买，实为强夺。名义上是官府给钱和买帛绢，实际上往往不给钱而强取之。这种现象在北宋后期屡见不鲜。 这些手法根本没有宽恤之意，相反是一种变相掠夺。至南宋时，和买竟不给钱，而随两税输纳，这时，和买就成了地地道道的田赋附加了。 (六)身丁钱：计丁输钱，称身丁钱，系五代税制的延续。宋制男年二十至六十为丁，南方各地均计丁课税。但各地征收的内容及数量不尽不致，有的课钱，有的课米。课征方法，多随二税带纳。 宋朝杂税无穷，上列数种，只是常见的几种，此外尚有上供钱，宋初“有额上供四百万，无额上供二百万。”其中无额上供即属额外摊派；免行钱，系指商行向官府纳钱，以取得不再承担和买义务之权利，这种购买特许权的钱，称免行钱。然而在实行中，官吏仍不免低价购买或不付钱而白拿；河渡钱，系指在坊场河渡津关之处，向过路行旅征收的钱；房屋税，“及潘美定湖南，计屋每间输绢丈三尺，谓之屋税”；“营田户给牛，岁输米四斛，牛死犹输，谓之枯骨税”；称提钱，指为稳定纸币币值所征收的钱，但多移作军费；竹木税，是对贩卖竹木所征收的杂税，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宋人言“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实际还有增加，所以，人民赋税负担日益沉重。 宋朝的工商税收及杂税也有减免之例，但由于统治者日益腐朽，减免的次数和额度都十分有限，既使减免也是慑于人民反抗，不得已而之，而且减免受益者，多是官僚、商贾，人民则得不到减免的实惠。 第四节 辽、金时期的赋税 一、辽国的赋税 辽国在得到燕云十六州以前，以畜牧渔猎为主，以剥夺奴隶的剩余劳动为财政源泉，因而没有完备的赋税制度。自得燕云十六州以后，农业得到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发展，这时，赋税制度逐渐建立起来。 (一)辽国的田制与户籍 辽国田制简单，大致分三类：1公田。辽西北沿边各地设置屯田，战时打仗，平时放牧、垦田，积谷以供应军饷。在屯民户，力耕公田，不输赋税。2在官闲田。即国家的无主荒田和公田，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后征租。3私田。辽国私田包括契丹贵族俘掠奴隶设置的投下州军占有的土地、被掠奴隶放为平民者所占有的土地、原汉地民户占有的土地，皆为私田。 辽国户口按民族划分，有契丹、汉人之分，按经济地位划分有奴隶主贵族、平民和奴隶之分，按缴纳赋税的状况划分有在屯户、二税户、丝蚕户、一般的税户之分。二税户又有投下二税户、寺院二税户之分。 统治者为聚敛赋税、均平徭役，曾多次检括土地和户口。如兴宗继位诏说：“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食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宜通检括，普遂均平。”兴宗重熙八年(公元1039年)，萧孝穆又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平徭役；道宗时，也曾多次检括户口。但由于封建剥削过重，民户多隐匿逃亡，括户成绩不佳。 (二)辽国的田赋、徭役 辽国有三种田制，同时有三种赋役制度。公田在屯之民，山兵役，不纳赋税，所产之粟，悉输官以给军饷，民户相当于官府农奴。在屯之民虽不纳税，但“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 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 ，一遭寇掠，贫穷立至。”四丁中有二丁出役，由此可见其徭役负担是很重的。在官闲田之民，则计亩租，以赋公上，税率不详。召募耕垦滦河旷地的农户，尚可免十年租赋。私田的赋税情况，各不相同。投下二税户，纳课于官，输租于主；寺院二税户其赋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汉人占有的土地则按亩出粟，但私田常被侵扰。后来，山前后未纳税户的契丹民户，迁于密云、燕乐两县，亦占田置业纳税。此外，在宜桑麻之地，聚集民户种桑麻。此类民户称丝蚕户，仅供应丝蚕，而无田租。 辽国后期，徭役苛重。圣宗时，户部副使王嘉令渤海居民造大船，将粟米运往燕地，水路艰险，多至覆没，激起渤海居民的反抗；天祚帝时，曾下令汉人富民，凡家资在三百贯以上者出军士一人，自备器甲，限二十日会齐，扰民滋甚。 辽国赋役不均的状况十分严重。士庶有等差，富人也可贿赂契丹贵族以逃避赋役，致使赋役几乎全由贫民负担。 (三)辽国的商税 辽国的工商税主要有铁、盐、酒和商税。铁课早在阿保机时就出现了。阿保机以渤海俘户在上京道饶州置长乐县，内以一千户冶铁纳贡。东京道尚州东平县有铁冶户三百，按赋税制供应铁。至于铜、金、银等矿，均由国家专营。盐则置榷盐院管理。酒课一般征之于投下军州。商税包括市肆之税和国境之税。投下军州的市肆之税归投下，其它市肆之税归朝廷。辽与宋结盟后，曾先后于边境州县设榷场，与宋贸易，在榷场设官，征收税款。 二、金国的赋税 金国赋税制度较辽完备。主要赋税有田赋、徭役及盐课、茶课、瓷课、商税等。 (一)金国的田制与户籍 金朝田制包括官田、私田两类。官田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女真初入中原，军队大肆掠虏，百姓流亡，耕地夷为旷土，成为官田；其二，女真人移入中原之初，即将大量民田括为官田，此后又不断拘刷土地，使官田数量不断膨胀。这些官田或转变为牧场，或租给汉人佃种而收租，或授给奴隶主。昌明三年(公元1192年)，南京、陕西两路，计有牧地九万九千二百余顷。贞 五年(公元1217年)河南租地计有二十四万顷，南京路官田民耕者九万九千余顷。私田是指汉人占有的耕地，金朝将私田分为九等，分等纳税。 金朝对女真居民实行受田制度，受田的多少，以占有牧畜和双隶的多少为依据。凡占有耕牛一具(三头)、民口(包括奴隶与女真平民)二十五口者，受田四顷四亩；占田不得超过四十牛具，即耕地一百六十余顷、民口一千，耕牛一百二十头。对女真奴隶主授给肥田沃土，而贫苦平民则拨给瘠田薄土。实际上女真奴隶主并不受授田限制，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如豪夺民田，多占官田，冒占官田，以兼并大量土地。 由于官田被奴隶主贵族冒占和大片土地被兼并，使国家赋税收入急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金朝统治者多次实行括田和通检推排制度，以清查土地核实财产，增加赋税收入。 括田，亦名刷田，是指国家派遣官吏到地方查实贵族地主冒占官田的一种措施。大定十九年(公元1179年)世宗派括地官张九思到各地拘括被占去的官田；两年后又令拘括豪家占夺的官田，括田本意是拘括豪家占夺的官田，但括地官往往将一般地主、百姓占有的私田尽括为官，结果括田虽然使朝廷增加了土地，但极其扰民。 通检推排，是指国家派遣官吏去全国依次清查土地、核实财产的措施，亦作“通检”、“推排”。目的是通过通检推排，判明贫富，以均派物力钱和科差。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十月，世宗首次派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二十四人“分路通检诸路物力，”以定赋役。以后，又多次采行通检推排。通检推排有利于增加政府控制的户口、平均赋税。但在实行过程中，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取物力钱为功，妄加百姓产业数倍，甚至不准百姓申诉，如有申诉，即严刑拷打，赋役不均的矛盾仍未解决。 金朝户籍制度规定，将民户分为正户与杂户。正户是女真人，杂户包括汉人、契丹人、渤海人。正户服兵役，但赋税负担较轻，杂户则负担繁重的赋税与徭役。 田制和户口是金朝征收赋税的基础。 (一)金朝的田赋与徭役 1金朝田赋，公田输租，私田输税。金朝规定：私田按土质分九等，按等输税。平均起来，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每束十五斤。夏税以六月至八月为缴纳日期，秋税以十月至十二月为缴纳日期。每期分三限，即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缓一个月期限。输税距离远者，有减免的照顾。距离三百里外，每石减五升，以后每超过三百里，每石递减五升。 女真猛安、谋克纳牛具税。牛具税始征于太宗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当时“太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馑，诏令一耒粟一石，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四年，诏内地诸路，每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 汉人赋税负担按规定即较女真人沉重得多。实际执行时比制度又有加重，因为第一，田赋制度虽然规定按田地九等，分等定税，实际征收时，并无等次之分，均按上等征税。魏子平曾就此对世宗说：“……今乃一切与上田均税之，此民所以困也。”第二，田赋浮收十分严重。贞 三年(公元1215年)刘炳曾论及此事，他说：“今众庶已弊，官吏庸暗，无安利之才，贪暴昏乱，与奸为市。公有斗粟之赋，私有万钱之求，远近嚣嚣，无所控告。”第三，抑配之弊严重。百姓以赋役繁重，不免逃亡，而逃亡户的赋税，均摊派给未逃亡之户，致使未逃之户，赋增数倍。史载：“(叶县)自兴兵，户减三之一，田不毛者万七千亩有奇，其岁入七万石如故。”由此看来，每亩所征并非五升三合，(夏秋两税)，而是将近六斗。此外尚有女真人强占汉人土地，仍令汉人输税等等弊端。这都是人民难以承受的负担。 2金朝徭役：有兵役与夫役两种。兵役初由女真人承担，后来汉人、契丹人也承担兵役。兵役十分繁重，不少人久戍在外，甚至有十年不归者，还要自备衣服等物。夫役是指临时征调的民夫徭役，如治黄河，营建宫室，修筑城墙，运输官物，围场打猎等等，都征调民夫服役。由于官府频繁役使，民不堪其苦，往往全家外逃，或者出家为僧道，以避重役。至于有官职的品官之家，则享受免役特权，按物力出钱而不服役。那些纳粟补官而官阶不够荫其子孙的进纳官、各司吏人、译使、系籍学生、医学生等，也享有免一身之役的优待。 (三)金朝的工商税及杂税 金朝手工业产品的税课有十项，即盐、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 盐课仿北宋之钞引法，官府置库，以造钞、引。商人贩盐，按引缴价，领得钞引，凭钞引到盐场领盐贩销。盐引的批发，由盐司主管，盐引的缴销由各州县负责。金代盐课，每石课盐一百五十斤，为正课；另加盐耗二十二斤半。盐课均由汉人负担，猛安户不负担盐课，其所辖贫民及富人奴婢，皆给盐、离盐场远者，还可计口授值。 茶课用茶引制度，买引者纳钱或折物，每斤为一袋，六百文，后减为三百文。此后，因耗财过甚，于是限定品级引茶，初限七品以上方允许饮茶，后定亲王、公主及现任五品以上官。所蓄之茶，只能自用，不得出卖或送人。 酒课初禁私酿，而由官府招酒户酿酒，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9年)，改行曲课，许民酤酒。 金银矿允许民间开采，官征产品的二十分之一。由抽分官负责抽分征税。此后又行包税制。世宗年间取消坑冶税。 此外，金朝对制瓷实行抽分制，百姓经营瓷窑，官府派官抽分。 商税由商税务司负责征收和管理。商税务司设在中都，各地设商税务院。世宗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定商税法。税法规定：凡金银百分征一，其它货物百分取三。此后，商税税率不断提高，金章宗年间规定小商贩贸易，货物征钱，税率为百分之四，金银征百分之三。中都商税税额，世宗时为十六万四千多贯，章宗承安初增加到二十万四千余贯。 此外有国境贸易征税。金与宋在分界线上置榷场，凡十一处，金与夏在分界线上置榷场凡三处，在休战期间，双方通过榷场交易货物，并设官征税，成为金朝的重要收入。大定时，金朝四州榷场，每年收税钱五万余贯。秦州西子城场，大定时每年收税三万余贯，章宗年间增加到十二万贯。 除工商税外，金朝尚有许多繁苛的杂税。其中主要者： 1物力钱：依民户私有的田园、邸舍、车辆、牲畜、树木的价值和收藏金银的多少征取税钱。此项征收，叫物力钱。民户自己居住的宅院不征，猛安、谋克户和监户、官户在住所外置田宅则征。遇有临时差役，即按物力钱之多少均摊。 2铺马钱：国家设译递铺，驿递铺所需养马之费，向民间征收，称铺马钱。 3军需钱：世宗南征时，每年需军费一千万贯，官府只备二百万贯，不足部分向官户、民户征收。此后各地军将，无限制地以军需钱名义勒索百姓，成为人民的深重负担。 4免役钱：此钱沿袭北宋之制，州县按百姓物力多寡征收税钱雇募司吏与弓手，称免役钱。世宗年间罢征弓手钱，司吏钱照征。 5黄河夫钱：金朝统治时期，黄河经济泛滥成灾，政府屡次征调黄河堤坝夫役，以后就以治河名义向百姓征钱，故名“黄河夫钱”，亦称“河夫钱”。 6预借：世宗初年，朝廷经费不足，始行预借租税，金后期更屡见不鲜。 第五节 宋辽金时期的赋税管理 宋、辽、金时期，由于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因而赋税制度不同，赋税管理也不同，无论是赋税管理机构的设置，还是征管方法、赋税刑法等，都各成体系，各有特点；但又有一定的联系和影响。 一、赋税的管理机构 (一)宋朝的赋税管理机构 宋朝的财税管理机构几经变革。王安石变法以前，中央赋税管理机构为三司使。三司包括盐欠、度支、户部三部分。盐铁司主管商税、盐、茶、铁、役；度支司主管钱帛、粮料；户部司主管户口、土地、钱谷、赋役等。三司也称计省，总领天下财赋。它独立于军政、民政之外，宰相亦无权过问。 这期间尚书省内仍设有户部，但没有任何职掌，不过徒有虚名。宋朝皇帝之所以这样设置赋税管理机构，是为了削夺宰相之权，以强化君主专制，巩固皇帝的统治地位。 王安石新政至北宋末，这个时期的管理机构发生了变化。首先罢除三司，将三司的职权大部分转归尚书省的户部掌管。户部设尚书，总辖财榷。户部下有左曹、右曹。左曹主管户口、税场、土贡、征榷等事务；右曹主管常平、免役、坊场河渡之课。王安石变革赋税管理机构，有利于统一财政，推动财政改革。但改革并不彻底，其中的右曹握有很大财权，并由右曹侍郎掌管。右曹侍郎虽列于尚书省，实际不归尚书省辖制而由皇帝直接控制。王安石变法失败后，逐渐恢复三司体制，但宰相干预财权的制度并未废除。 南宋政权建立后，将右曹之财归并于左曹，其下设度支部、金部、仓部三部，并在全国设四总领所(即淮东、淮西、湖广、四川)，于是户部之权又有一部分给予了总领所。而且这期间，各地拥兵自重，容易征收的赋税，尽为地方所征，户部所得不过是难于征进的赋税。 宋朝的路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央派往各路的发运使、都转运使、提举常平司、提举茶盐司、都提举茶马司、提举坑冶司、提举市舶使、提举制置解盐司、经制边防财用司等官，亦属中央派出的赋税管理机构，分掌各地的赋税、常平、盐、茶、矿、市舶课程和经画钱帛、榷易货物等项工作。此外，根据具体情况，设临时催督赋税的官员，如监当官(即监当使臣)驻各州监督赋税。 地方府、州、县、军、监各级，均有赋税管理机关。乡设里正、户长、乡书手以督赋税。王安石行保甲法后，乡则由甲头督收赋税。 (二)辽、金的赋税管理机构 辽国的官制，中央设南北二院，北院主管部族属国之政，南院主管汉人租赋军马之事。南北二院各设大王，以主管财赋，地方设刺史、县令等，均有赋税管理机构。 金国的中央设尚书省，尚书省下置户部，主管全国户籍、物力、盐铁、酒曲、香茶、矾、锡、丹粉、坑冶、榷场、市易、贡赋、租税等事，地方仍依宋、辽旧制，设路、府、州、县，而以路辖制。路、府、州、县皆设官主管赋税。 二、会计、监察与审计 (一)宋朝的会计制度 宋朝的会计制度较唐完备，条禁文簿亦渐周密。宋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诏：“三司自今每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将三司改为总计司，令每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将三司改为总计司，令每州、军岁计金、银、钱、缯帛、刍粟等费，逐路关报总计司。这种会计报告制度，州军报告给路，路报告给三司，三司每年按期编制会计簿，上报皇帝，成为皇帝掌握赋税情况的重要途径。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建立三司会计司，进一步提高了会计工作的地位，使之成为独立的职能部门。 宋朝的会计制度对监督赋税，平衡赋税，起着重要作用。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三司具有京出纳及十九路线帛刍粮之数。”皇 四年(公元1052年)正月，王尧臣、王守忠、陈旭等“校庆历、皇 总四年天下财赋出入，凡金币丝行薪刍之类，皆在数，其参相耗登……为书七卷，……诏送三司，取一岁中数以为定式。”这时通过会计以监督赋税、平衡赋税。 (二)宋、辽、金的监察制度与审计制度 宋代设御史台主管监察工作，但其职权较唐代小得多，作用也不显著，而且地方无监察之职，只在不得已时，临时派官兼掌监察。 宋代在刑部中设比部，审核内外帐簿，职责类同今天的审计。南宋高宗时又设审计官，自此审计官的职责得到进一步明确。 辽、金仿汉制，亦设御史台，主管监察，但辽国的监察多偏于刑狱。金国对州郡除有监察御史之外，还常另有派遣，其中监察采访使除纠劾滥官污吏外，并有巡查私盐、私酒之责。 三、买扑制度 买扑或称扑买，或称揽纳，是缴纳税课的一种方法，后称包税。此制行于五代，宋承五代之制，亦行扑买。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令买扑场务者收抵当”，即包税者，要缴保证金。太宗淳化时，“买扑酬奖之法，次第举矣。买扑之利，归于大户；酬奖之利归于役人，州县坐取其赢，以佐经费，以其剩数上供。”南宋时，买扑之制更是盛而不衰。 金朝买扑之制普遍行于各税种。 四、违章处理 宋、辽、金三朝有关赋税的法规都很严酷，其中既有对纳课人的罚则，也有对课税官吏的罚则，但宋朝政治腐朽，统治者又有意袒护士大夫阶层，所以罚则对课税官吏来说，约束力是很有限的。 (一)有关田赋的法规 宋朝规定田赋有输纳期限，限期内未缴纳，则按欠纳处理。南宋的处罚也很严格，绍兴九年(公元1159年)规定，熟田不输租者，过百日即以匿税论。 (二)手工业产品的税课罚则 宋代对盐、茶、酒、矿产品等手工业产品，规定了严格的税课禁例罚则。 1盐课罚则 宋代盐课禁例甚严，其中包括对贩盐者实行的禁例和对主管官吏的禁例。其要点如下： 第一，禁私盐。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规定，私制盐三斤以上者处死。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规定，凡私刮碱煎私盐者，据斤两定罪，一两以上决杖十五；二十五斤以上杖脊十五，配役一年，百斤以上杖脊二十，刺面赴阏。三人以上持杖盗贩私盐者，持杖者及为首者并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