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至今谁是燃灯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 Вич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俄国作家。因反对沙皇的专制制度，被判死刑，后改为苦役及充军。其父因虐待农奴，被农奴殴打致死，在精神上对他造成重大影响，著有《穷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及《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他自称“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鲁迅在文中多次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他的倾向于穷人的道德观，以及对于人的内在精神的拷问，是鲁迅特别看重并加以肯定的。　　１６道德　　道德大于思想。　　如果说思想是航驶的桅船，道德就是河床；如果说思想是果实，道德就是园林，原野和泥土；如果说思想是火焰，道德就是可以燃尽，或可不断添加的柴薪。　　他是“二重道德”论者。　　外部的二重性，是目下还有主和奴，男与女，因此道德并不划一；内部的二重性，对他个人来说，为人与为己是不一致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他常常把一种虚拟的光明显示给青年，留给自己的一面则是绝望，黑暗与虚无。　　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他明确表示说：“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后来还补充说道：“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　　他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态度，而今常常得到“前进”的批评家的批评，仿佛其有拥护极权主义的嫌疑似的。其实，他是拿了异国的情形与中国革命——辛亥革命——的情形相比照进行取舍和评价的。　　中国革命的结果，是革命的对象得势了，反动派屠戮了革命派。他所经见的，是王金发被杀，范爱农自溺，而杀害秋瑾的凶手章介眉等逍遥复逍遥的大量类似的事实。只要翻翻过去的“血的流水账簿”，他便有权利质问：　为什么对于那些凶残的人物就不可以采取“血的方式”？他认为，有人为“俄国的上等人”鸣不平，以为革命的光明的标语，实际上倒成了黑暗，就是不足为怪的。可以设想，“假使遏绝革新，屠戮改革者的人物，改革后也就同浴改革的光明，那所处的倒是最稳妥的地位。”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怎么可能永远如此美妙呢？“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　　在苏联问题上，他评价的是革命，不是革命的异化；甚至可以认为，　　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итино вич Ллеханов, 1856～191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早期为民粹派活动家，1880年受沙皇政府迫害，流亡国外，在国外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1882年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翌年创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先后写了大量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也颇有贡献。一度与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合作，后分道扬镳。鲁迅于1930年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在艺术发生学等一些理论观点上，接受过普列汉诺夫的影响。　　他评价的是观念中的革命，为中国问题观照下的镜中的革命，不是事实的革命。而且，他评价的也并非革命的全部，而只是集中在平民——相应地必然联系到“上等人”——被置于何种位置这一焦点之上。　　/* 11 */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10）　　上世纪３０年代，法国作家纪德撰写了一个名为《从苏联归来》的小册子，检讨说是“我最大的过错是轻信了赞美”。　　而他，终其一生是一个怀疑论者。一方面，他呼唤革命，赞美革命；另一方面，却又对革命和革命者抱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他经历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经历过国民党的“清党”，还经历过共产党内部的叛卖行为与“左联”烈士的牺牲的事实。以他一贯的否定性的思维逻辑，以及为“革命”所放逐，为“革命者”所排斥和迫害的经验，因此，即使未能如纪德一样亲历苏联革命的实际，也不曾产生如纪德所称的“轻信”。　　纪德对苏联的批判，集中在特权，专制，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恐怖与屈从上面。　　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建制，部分来源于苏联经验，其中表现出来的为知识分子最为敏感的政治文化的专制，是他抨击的主要对象；而后期遭遇的“四条汉子”——共产党在左联的具体领导人——的特权思想，也恰恰表现在从组织到思想的控制上，因此不能不激起他的反抗。其实，专制和特权是同一个东西。讥称周扬们为“元帅”，“工头”，“奴隶总管”，“文坛皇帝”，指斥他们“锻炼人罪”，“戏弄威权”，表明了他对特权和专制的势不两立的态度。此外，还有“唱高调”，他是把这也归入“官僚主义”而一并加以抨击的。在“青天白日”之下，　　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дкий， 1879～1940），俄国革命家。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任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领导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历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病重和逝世期间，被解职，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境。1938年在巴黎组成第四国际，后在墨西哥被暗杀。著有《不断革命》等多种著作。托洛茨基政治生涯的浮沉并不影响鲁迅对他的评价，在文艺与革命、文艺与阶级、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性质等系列重要理论问题上，鲁迅接受了他的某些基本观点。　　他离家避难，匿名著文，却始终不忘以笔对付手枪。在确实为自己愿意加盟的一个备受压迫与摧残的文学团体内部，即使为了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他也不能消除对寄生于“革命营垒”内的“蛀虫”们的愤懑。他曾经表示，他“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他蔑视他们。　　他对苏联的同情和支持，无疑是有条件的，有一定范围的，决不意味着他对极权主义的认同。事实上，与此相反，他与众多的独裁者和压迫者战斗了一生，哪怕他们打着诸如“共和”、“共产”一类最漂亮的旗帜。　　大约任何明哲，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的限制。对于铁幕下的苏联，　　纵有不明真相的地方，也不足奇怪的。　　只是，他从来不向世人喋喋不休所不明了的部分，有待了解的部分。即使就他所了解到的部分而言，也不见得与苏共当局的意见一致。　　卢那察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ий， 1875～1933），苏联政治家，文艺评论家。早年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参加1905年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后至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29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次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撰有不少关于文学、音乐和戏剧理论及批评著作。鲁迅着重加以评介，并在关于文艺遗产等一些理论问题上，深表赞同之意。　　比如，苏联在纪念托尔斯泰所表现出来的对人道主义和文化遗产的轻慢态度，他是不以为然的。在托洛茨基已成共产国际的“公敌”之后，他仍然一再提及他，译介他的文字。在文学方面，他所侧重的，也并非激进的“无产阶级文学”，而致力于“同路人”的宣传……　　英国有一位作家，曾经提出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势利”的问题。这很使人想起他的一篇小品《狗的驳诘》。他正是这“势利”的一贯的反对者。说到苏联，不管当时它的国际地位如何，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都是弱势的、危险的思想源。形格势禁，后来的情况便与此大两样了。　　对于苏联，正如对左联一样，到了后来，他大概已经不可能如我们所尊敬的立论持平的学者那样，如实地表示他的具体意见了。　　诚实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他发现自己早已进入了某一个“场”，一个个人与社会相周旋，充满了各种势与力的互相牵制的所在。他必须考虑，他的表态事关中国的利害得失；孰轻孰重，他不能不作严格的选择。在很多时候，他是宁可选择沉默和忍隐的。他说过，事情只可取大而舍其小；又说过，不可使亲者痛而仇者快。而对于他这个复仇者来说，最大的仇家，乃是反动专制的政府当局。对苏联或左联的任何批评性意见，一旦公开，客观上都只能有利于当局，这是无疑的。　　这里存在着一个可怕的“语境”问题。要解读他，必先解读语境。　　五四运动前后，知识界开始出现对“民间”、“平民”、“神圣劳工”的礼赞，揭开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崭新的一页。　　关于苏联，无论正反两方面的宣传，都把他当作是工农政权，完全不同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各种政体。姑不论政权的实质如何，从广袤的黑土刚刚升起的这个新型的政权形式，对一个长期蒙受封建专制政治的压迫，而且敏感于这压迫的人来说，都应当不失为一种鼓舞。　　因此，他对苏联的肯定，与其说是关于现实政治的具体表态，不如说是个人政治理想的另一种表白方式。　　纪德在说到罗曼·罗兰对苏联的袒护态度时，说：“这位雄鹰已经筑好了巢，他在那巢里休息。”　　而他没有巢。他无须筑巢。大漠与岩石是他的栖息地；甚至连栖息的机会也没有，他一直逆风飞行，直到停止喘息……　　他曾提到过“颜氏的渡世法”，也称“颜氏式道德”，后来改称为“北朝式道德”，所指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道德；并且指出，假使这种道德者多，在中国社会上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很有荡涤的必要。　　所记云：　《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生当乱世，其时胡势大张，乃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意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胡人。直至近代以降的达官、富翁、巨商，包括知识分子，同样具有这样的思想：　自己念佛，却让子弟学“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有着如此的处世态度和方法的遗传，将如何除去社会的奴隶根性？　　他十分赞赏柔石，说是“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对于旧道德，明显地既有扬弃，也有保留。　　他不是道德家，却充满道德感；他没有道德的说教，却又无时不给人以道德的启示。　　悲剧的力量，其实是道德在遭到毁灭性打击以后，所坚持保存下来的力量。　　１７思想　　思想是病态社会的产物。　　世人往往指斥思想如何不安分，如何偏激，如何异端，却不责社会先行发生的畸变。　　最富有活力的思想是变革现实的思想，革命的思想。疏松的现实可以渗透，死硬的现实则必须粉碎。可是，向以和平温良著称的学者惟有承认渗透—改良的合理性，而不问现实黑暗的密度。直面现实是首要的。只有充分把握了现实世界的性质之后，才能确定采取倾斜的方式，还是颠覆的方式。　　报复思想显示了他的平民性。　　/* 12 */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11）　　报复不是同级斗争。在这里，有一个恃强凌弱的前定的事实存在，因此报复也就是弱者对强者的报复。　　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一部分，所谓变革现实，是包含了自我批判在内的。正因为如此，他便有了许多“人我所加的伤”。　　然而谁愿意加伤于自己呢？所见的革命者，往往长相都十分的圆满、洁净、漂亮。　　报复必然牵涉到一个善恶问题。　　善恶是纯粹的道德判断。道德家既有善恶的概念，却又要抹杀善恶的界限。他们常常以为善者自居，不是以恶为善，就是主张勿抗恶，好像一旦抗起来就又变做恶了，或者简直比恶更坏。一些学者以“爱”立论，反对报复，反对革命，反对激进主义，其实是一批故作姿态的道德家。他们搬用各种经典，名词，好看的借口，诸如“公理”、“道义”之类；这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他断然说道，“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　　他在遗嘱中写道：“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还补充说：“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　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宽容是反报复的。用老子的哲学来阐释，宽容就是“不争”。　　在一个没有人权，充满不公的社会里，“宽容”一说，倘出于政府，多为欺骗；出于民众，则多为卑怯。　　他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　　又说：“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　　在论及明代东林党人时，他说：“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　　中国的战斗者，往往到了后来便渐渐地变得平和起来，乃至痛诋“激进”和“革命”。或许，这同年龄和地位多少要发生一点关系。如果也可以把生命能量的这种不断衰减的过程叫做“熵”的话，那么，于他倒是一个例外：　老而弥坚，是谓“反熵”。　　非实践性思想可以作为伟大的空话而存留，实践性思想却往往因为自身的危险性而遭到权力和社会的敌视，甚至连同思想者的肉身一起被消灭掉。　　战士的思想是实践的思想。　　学者的思想是思想的思想。　　１８信仰　　他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党徒，又说中国文人无特操，都是以否定的形式肯定信仰—操守的存在。　　他从来没有像宗教徒或神学理论家那样热衷于谈论信仰。大凡为政府所倡导者，脱离现实者，带有说教气味者，都是他耻于谈论的。信仰在心灵里，操守在灵魂里，都不在笔和舌上，更无须说拜仪。　　是行为确定目标呢，还是目标选择行为？　　《秋夜》——　　枣树落尽叶子，单剩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一直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其死命……　　小粉红花的梦是秋后的春，落叶的梦是春后的秋，枣树的梦呢？我们无从知道，或者竟是他所直刺的天空。他爱对头。刺是他所坚持的。他相信的惟是自己，以及他的干子。　　有一群神话和传说中的人物，在他的笔下复活。　　女娲崇拜创造，墨子热爱和平，大禹造福百姓，伯夷叔齐效忠先王；羿是爱情至上主义者，黑色人是复仇主义者；孔子走朝廷，老子走流沙，但无论积极用世，还是崇尚无为，也都不失为一种信仰。　　惟庄子逍遥，无可无不可，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当是相对主义的最精妙的概括。他自谓中了庄子的毒，所指便是这种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投影：　随便、麻痹、装死，以求心的平安。这是一种死亡的意识，是与知识分子的生存责任相对立的。　　因此，他必须反抗自己。　　怀有坚定的信仰，但是又怀疑一切。　　有人把他的个性简化为“多疑善怒”，故每每为人所诟病。在他本人，却明确声明道：“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他的怀疑是从信仰出发的。他不能不怀疑，却非为怀疑而怀疑。　　然而，几百年来，无论在神学学者或是启蒙学者看来，信仰与怀疑都是不能并存的。　　有信仰而无怀疑者是宗教家；　　有信仰且有怀疑者为思想家。　　信仰是纯粹属于个人的意向性行为，如果被统一为群众性的精神现象，则不问信仰为何，其实质是极权主义的。可以认为，这是信仰的异化，也是信仰的沦亡。　　有“吃教”一说。　　他指出，“吃教”两个字，不但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以及不信者，如现代学者，还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在这里，无论宗教、革命、思想、各种主义，都可以“吃”。有宜于专吃的时代，有宜于合吃的时代。何况这类可吃的东西，如诸教本非异教，主义大可互补，革命与反革命原是一家子，闹闹别扭，亦一时的“兄弟阋于墙”而已。　　在中国社会，任何个人，都是吃人家族的成员。由于此间没有人不具吃人的履历，故此都是有罪的，于是赎罪——反抗和改变吃人的历史——也就成了不可回避的责任。这是他关于个人行为的基本的思想预设。这项预设规定了他与众人——即所谓“环境”，也即吃人之网——的联系，注定他所作的任何抗争，都已不复是纯粹个人的抗争。　　存在两种怀疑：　理性的怀疑与心灵的怀疑。　　对于他，理性方面的怀疑，主要来自传统文化和权力社会，是批判工作的起点。它是明朗的，有力的，在杂感中作迸射般表现的。斯宾诺莎说的“心灵的真怀疑”，是心灵在“真正彷徨犹豫时流露的那一种”。这种孤寂之感，覆盖了他的小说，诗和部分书信，构成深层的美学。　　由于他实行的是个人主义，因此，如果要说“信仰”，惟有自我，绝无他者。关于复仇，他曾设问道：　谁来裁判？谁来执行？那结论便是自我。所以，他不像宗教家般的信仰他者，无论上帝，领袖或英雄。但因此，也就可以消解那种信仰与怀疑之间的紧张。　　在他的信仰里，人类与个体不是并列的；作为一个历史性恒量，它只能叠合于存在主体。　　１９情感世界　　“无情未必真豪杰”。　　感情过于浓郁而不见流动，过于炽烈而不见燃烧，过于深沉而不见光耀，惟余无边的黑暗……　　对于他，情感与理性并存且被置于理性之上。从本质上说，他是诗人而非学者。诗人是生命的，原欲的，创造的，直达的，极端的，常常是非理性的；学者则是远离生命的，淡漠的，规范的，适中的，预设的，造作的，工具的，极力排拒非理性成分。诗人永远处在流浪的途中，学者则一直固守阴暗的城堡；诗人是现代性的存在，正如学者相反是古典主义的合法继承人。　　他曾经对古代的诗人政治家屈原作出很高的评价，但也有着明显失敬的、戏谑的成分；究其原因，说到底是政府的智囊人物，念念不忘于帮忙。　　/* 13 */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12）　　章太炎、刘半农曾经是一同战斗过来的师友，到了后来，便穿起学术的华衮，或竟据了要津，保守，倒退，甚至很有些庸俗或荒谬之处。以战士的眼光看来，应当算是堕落或者蜕变的例子了罢？然而，当他们一经去世，而各各遭到文士的吹捧和冷落之后，却不忘著文纪念，恢复并礼赞从前的为战士者的地位，以“愤火”照出他们的战绩。　　这是一种历史态度，但也是一种念旧情怀。　　对于胡适，最初的分歧之处，是在五四过后，一者坚持《新青年》的启蒙—战斗立场，一者退回到文化学术领地。１９２９年，胡适发起“人权”运动时，他的攻击表面化了，好在当时主要的目标是梁实秋。及至１９３３年以后，斗争升级，原因是目睹了胡适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叛卖和对国民党政府的追随。其时，“专家治国”的声浪甚高，大群的知识者被权力裹挟而去。政府对知识者的利用其实是一种劫难。专就知识—权力的关系而言，与其谴责权力者，毋宁追究知识者。因为在他看来，知识者完全应当而且可以坚守自己的立场。　　兄弟周作人，朋友林语堂都经历了由叛徒而隐士的道路。因此，最后分道扬镳是必然的，即便其间没有任何戏剧性事变的发生。　　但是，在关系中断之后，他仍然对他们投以温情的关注。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备受进步人士的抨击；而他却看出其中隐藏着的对于现状的不平，私下为之辩护，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所以有这样细致入微的体察，固然因为有着长时间的了解作基础，重要的是尚存未泯之爱。大约这也可以看作是“剜烂苹果”之一种罢？　　对林语堂亦如此。他在信中写道：“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拚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设身处地，宛曲其辞，读罢令人感动。　　在这里他是超越了兄弟和朋友的一般的伦理关系的。　　在记叙受骗为殷夫诗集《孩儿塔》作序时，他说：“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　　高长虹和韦素园都是他所深爱的青年。后来，高长虹把他当成“思想界权威”而施行人身攻击；从根柢上，是与无限膨胀的私欲有关的。他亦著文予以回击，并由此悟到青年之不可靠；但在论及新文学历史时，仍能给予高长虹及其他《狂飚》青年以热情的评价。韦素园于他，并不如高长虹们所攻击的那样，是盲目的崇拜与庸俗的捧场，而是出于对伟大的人格和思想的追随。在因严重肺病入院时，韦素园尚未忘情于介绍外国文学，为中国新文学的前途着想。比较起来，他是喜欢激烈然而沉静、踏实、认真，一意着眼于社会改造的青年的。　　高长虹和韦素园，两个名字，刚好构成两个对比鲜明的意象：　一个横空出世，光彩夺目；一个委身泥土，质朴无华。　　的确，他是一个“中间物”，不被理解于两端: 即便旧友如许寿裳，新知如冯雪峰。　　介绍比亚兹莱，蕗谷虹儿，亦仅介绍而已。至于珂勒惠支，却非一般介绍可比，而是极力推崇，原因盖在版画艺术之外，还有别样的东西；或者可以说，本身就是别一种艺术。　　他这样说及珂勒惠支：“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她和她的艺术，不但不能见容于纳粹政权，且为正统的艺术界所排拒。对于中国，她寄予着深厚的同情，但中国于她却是冷淡的。　　他的介绍，原非出于她的影响的广大，相反倒是因为深刻地感受到了她的孤寂。《写于深夜里》的头一节，为《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之入中国》，开篇便说：“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也有几个人懂得这意义。”他是有限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寂寞的一个。寂寞者的相遇是幸事呢，抑或不幸？其实，他是一面热情地作着介绍，一面又深味了介绍本身的寂寞的。　　“子失母则强”。　　这是他对母与子关系的总结，这个总结，隐含了长达几十年的内心创痛。　　对于母爱的盲目性，他的理念上是否定的，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是肯定的，接受的，服从的。与其说他在恪守旧式道德，不如说，这是他对本真的伟大的人性的皈依。他描写过许多母亲形象，正如珂勒惠支一样。他写的母亲，几乎全是“寡母”一类，像他的母亲一样，特别孤苦无告；但从来未曾写过上流社会的母亲，高贵的母亲，幸福的母亲。也许在他看来，母爱是属于底层的，它包含了人世间的全部苦辛；这种苦难质性，与他一生专事复仇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仿佛幽黯之中的一种嘱托。这嘱托大音希声，惟靠个体的觉醒的意志去倾听，去想象，去虚构定型，并从中获得鼓舞。他最终是写了出来的，那就是《铸剑》中的母亲：　她要复仇！　　以复仇的形象代替牺牲的形象，正是他对中国母亲所作的深情的祝祷。　　他与景宋的结合，不失为时代的喜剧，然而又是传统的悲剧。　　看他晚年的书信，其中颇多关于海婴的细节记录。这是父爱的记录。由此可知，早年撰写的《狂人日记》的结尾：“救救孩子”，就并非空洞的口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也都不是那种囿于道德生活的训条。　　父与子，其实可以视作现在与未来的表征。　　以尊长为本位，还是以卑幼为本位，在中国，具有历史性变革的意义。他，乃从家庭伦理出发，试图颠覆传统，打开社会解放的大门。　　/* 14 */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13）　　青年时，“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显然绝望于故土；数年后从异域归来，曾一度热心教育，服务乡梓；然而革命风暴过后，对地方的感情日恶，甚至表示过“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的决绝态度，当他变卖了老屋，最后迁离的时候，却又流露了深浓的眷恋之情。晚年乡愁尤甚，有多首旧诗为证，还有凄厉的《女吊》。所谓“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以此相对应的是，对中国的态度同样是爱与恨的交缠。他明确说是：“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在他身患重病之后，有友人和组织代为安排到国外疗养，前后均为他所婉拒。对此，他曾述及种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怕到外面当“寓公”；这样，他将远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现实，远离战斗的根基了。　　他并非那类庸俗的爱国主义者。对于他，民族的立场其实就是中国现代大众的立场，奴隶的立场。他惟是立足于这一立场之上的世界主义者。　　有流亡者自称“世界公民”，而他，实则“世界奴隶”。　　国家通过“党部”呈请通缉他，迫害他，禁止他发表著作；因此，他也就从来未曾自视为“公民”，或以“公民”相号召。　　结果是：　国家不承认他，他对如此国家同样不予承认。　　他一生多次写到月光，写到水，写到各种梦境。而温柔，神秘的这一切，都与故乡和母亲有关。　　２０表达　　他的表达是个体的表达。　　的确，他以他的文字护卫了被侮辱者被损害者，“无刀无笔的弱者”，但是他从来未曾以他们的“代言人”自居。他知道，一支“金不换”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且只代表他自己。他说：“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明明白白为他“不留情面”的笔战辩护。知识者社会普遍攻击他的不“宽容”，除了他自己，哪一个“精英”人物曾经为他声辩过？　　作为一个叛逆者，他决不会向权力者进什么“忠告”，虽然事实上这类诤谏人物很得世人的好感，以为乃天下“正气”之所钟；甚至像托尔斯泰向皇上和政府作的抗议之类也不曾有。至于用爱默生那样的教师爷式的口吻，启蒙社会和训导庸愚，他一样不习惯。他由来讨厌“鸟导师”。面对杀机四伏的世界，他基本上采取卡夫卡式的独特的独白方式，但是没有卡夫卡的柔弱和自卑；如果论战发生，他是激烈的，雄辩的，“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在他那里，一面作着《野草》般的梦呓，一面睁了眼看，保持着进入公共空间，以对抗和消解正统意识形态的强烈欲求。　　他从来不曾炫示同“名流”的关系，从来不曾得过什么文学奖赏。他反对为自己作传，虽然作过回忆录，也是一面记录时代的影像，一面坟一般保留自己的过往，任何一点阿Ｑ式的“优胜记略”都没有的。他没有其他名人的露阴癖，如生前大量发表通信和日记之类。虽然几乎是惟一地公开了与景宋的通信，但也正如他在《两地书》序言所说的，恰恰因为那是“别人大概是不会有，即有也未必存留的”的缘故。他与景宋的关系，是至死仍然受人攻击的，因此也就算是借此作答，自然还有“为自己纪念”之意。关于创作经验的夫子自道的文字也没有。他反对“天才”论，反对把文学创作神秘化；所以要了解一个作家，他一直以为只须读文本，读手稿，而不必理会“经验谈”之类终于得道也似的唠叨。然而，关于这方面，即便是世界上的许多“大师”都是喜欢饶舌的。　　平民的身份，平民的心态，平民的方式，平民的风格。　　２１诗学　　他是一位乡土诗人。　　他的所有作品都是诗性的，无论小说，无论杂感。有一层深沉勃郁的诗意，笼盖着他的一生。　　他的作品是短小的，对于他，没有长篇巨制的产生是必然的事情。作为战士型作家，他必须对周围事件时时作出灵敏而激烈的反应；加以长期处于被包围状态：　权力者及其走狗的包围，“同人”的包围，还有文痞的无聊的纠缠，已然失去从容构思的时间。此外，他的三个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对中国现代乡村，都市知识分子，整个畸形的文化传统所作的描绘，简直动用了他全副的生活经验和感情积累；无论场景，人物，情节，以及其间各种不同的粘合剂，都是高度概括和浓缩了的，几乎没有必要制作长篇进行稀释。重要的是表达。在表达中他会力求完满，却并不要求文体的完备。　　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文体是自然形成的。　　文章的长短，语调的疾徐，表现了一个作家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　　作为战士，根本不可能经年累月地把时间消磨在同一作品结构的经营上面。　　美国作家爱伦·坡认为长诗是不可思议的。只要是诗，就应当是短诗。所谓长诗，基本上是理性的成分，突出的是结构形式，它是以牺牲诗人原初的感觉和情感内容为代价的。　　因为主张文学“为人生”，所以无论小说和杂感，都会首先留下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悲剧体验，而且，在悲剧感中致力于意义的发掘。正是在这里，存在着两者的互通和转换的可能性。　　传统诗学是温柔敦厚的，这是儒教的准则。魏晋之后，释的西来与禅的生发，使道教所施于士人的精神影响廓大起来，于是益发超然。他的作品是对传统诗学的颠覆，那是激越的，批判的，深入的，对现成的权力社会和因循的秩序充满敌意的。但又不同于古代的所谓“狂狷之士”，他们无论如何愤世嫉俗，也是“体制内”的，没有颠覆性的意识—知识作为后援，到底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如李贽，而今居然蒙了“思想解放”的美名，其实他的那点癫狂也还是名士气，是以气胜，非以理胜。在这里，理性也是现代理性，而非宋儒说的“义理”。　　《故事新编》与《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全不讲“小说作法”和“学术规范”，如同他的杂感，是一种专门与极权主义及上流社会捣乱的写法。　　他曾经同瞿秋白有过一次关于翻译—语言问题的讨论。　　瞿秋白认为，翻译必须使用“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他固守自己的看法，认为自己和自己的文字，甚至包括白话文本身在内，都是新旧交替的“中间物”，不可能有什么“突变”的。坚持自己所喜欢的美学风格，拒绝迎合和俯就，而这，正是文体风格中的个人主义。　　他自嘲的曲曲折折，吞吞吐吐的风格，是他为了保持自己的良知而选择的一种艰难的表达方式。这首先是个人的风格，然后是时代的风格。　　他的最大特点是质朴。　　在上流社会中，质朴是一种稀有的品质。质朴于他，首先表现在他在现实语境中所取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尽可能直接地进入他的思想目标。事物本原的剥离与主观立场的显现，都是同时进行的，且完成于“瞬间”。　　其次才是文字的经济，以及其他。　　/* 15 */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14）　　在他那里，思想愈是直接，文字愈见迂回；即如河流，水流既深且疾，才见漩涡四布。此间，迂回行进的是探索与批判，而在整个流程中，则有众多的文化镜面——诸如典故、新闻、事件、人物、问题等等——的敞开。观念是西方的，语言是民族的；方向是大众的，立场是个人的；材料是兼容的，处理是偏激的。这是一种独特的叙述风格，令人惊叹的文学景观。　　他的写法是多元的：　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写实主义，莫名其主义的主义；惟精神是一元的：　现实主义。　　必须有一种合适的语速去阅读他。　　不同的文本，可以用相同的语速；同样的文本，却可以用不同的语速。但不管取何种速度，都必须注意：　不能太快；因此相应的，调子也不能太高。　　试读他的一段文字：　　“……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压，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　　抗辩的风格，是专制时代的潜风格。但是，惟有勇者，才能通过自己把它体现出来。　　他有一种质素，可以防止优美变成典雅。　　阿Ｑ并非典型的社会形象，而是思想形象；一半在地上生活，一半在空中悬浮，既在都市与乡村之间漂泊，又在现实世界与形而上世界之间徘徊，是彻底的流浪汉，名符其实的“边缘人”。作为一部现代民族的寓言小说，《阿Ｑ正传》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主要不在于可以观察得到的历史场景，而是通过想象，从中发现自己和周围人们的畸变，缺陷，为肉眼所看不到的情形。　　这是一块特殊的镜子，由一个平面和一个凸面重叠构成。　　假设他是一名演奏者——　　即使激越的调子，他也不用钢琴弹奏，宁可使用铜管。最早的时候，他曾经吹过小号，做过鼓手，然而很快就放弃了。从根本上说，他当不喜欢近于领头的膨大的音调。更多的时候，他是大提琴手；或者可以说，他本人就是一把孤独的大提琴。　　他的文字使人想起一种粘稠的物质，想起遗落在他故乡的著名的历史断片“卧薪尝胆”，想起搅动的胆汁，既热烈，又苦涩。　　他的偏激和片面不仅是一种情感需要，也是一种方法论：　他的言说，只是选择当下最急迫的部分去表达，为了突出这一部分而有意遮蔽别一部分。所以要阅读他，必须注意他的那些尚未说出的部分，因为这部分内容并不一定是他所要否定的，甚至可能是肯定的。　　沉默比言说更真实，更丰富；尤其在专制时代。　　２２守夜者　　守夜者必须靠近人群，才能明了他们的处境，获得一种责任；但又必须离开人群，才能对四周保持高度的警觉。这个位置，将使他最早遭受危险和死亡的袭击。　　陷落在黑夜里的人们，因守夜者的存在而鼾声大作，做蓝色的梦，醒来在火光中嬉戏，舞蹈，唱和平的颂歌。他们不会看见暗处的守夜者，不知道他的存在是搏斗的侥幸的结果；白日来到之后，便纷纷围拢过来，嘲笑他遍身花纹般的创痕……　　不同的思想意向，可以使人们在同一处境中分属于不同的世界。　　火焰最后跳跃着消失了……　　黑暗可以重临，死灰安可复燃？　　守夜者的故事已经远去，惟夜留下，以及出没无常的兽群……　　/* 16 */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一个人的爱与死（1）　　总之：　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明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鲁迅：　《写在〈坟〉后面》　　１这个人　　这是一个从无爱的人间走来的人，一个向坟的过客，一个背负了巨大的虚无，却执著地挑战死亡的人。　　２两间　　精神分析学者认为，人类具有两种本能：　一作爱欲，一作攻击；一作生存，一作死亡。两种本能冲突的结果，每每体现为单一的倾向，于是成就了世上的许多宗教家、艺术家、伟大的统帅、血铁宰相、强盗、刽子手、书报检查官、裁缝匠，各种类型的人。对他来说，两种本能冲动却都是同样的激烈，相生相克，缠斗不已。当此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他不能不呐喊且彷徨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间。　　３相关的世界　　为他所爱的有限的几个人，已经渐次地归于陨亡，或竟自沉没；惟余无所可爱的茫漠的世界在身后。但他屹立着，一如从前般地抵挡迎面的刀箭；他总觉得这世界与他有关，毕竟这是所爱者曾经存活过的世界——　　复仇的战士！　　４摧毁性打击　　无爱的婚姻，对他一生的打击是带摧毁性的。　　结婚时，正值青春的盛期，他却感觉着突然衰老了。东京，北平，革命的浪潮起伏无已。然而，身外的青春固在，于被禁锢的生命又有什么关系？因此，无论杀人或自杀，他都可以毫无顾惜地一掷身中的迟暮。　　在会馆的古槐的浓荫里，钻故纸，读佛经，抄古碑，无非借此从速消磨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也未尝不可看作政治高压之下的一种麻醉法，如刘伶们之食五石散，但是鳏居的日子显然给他整个的反抗哲学涂上了一层绝望的底色。即使后来投身于《新青年》，做小说，写杂感，一发而不可收，却也同样出于无爱的苦闷，就像当时他所翻译的一部颇具弗洛伊德主义色彩的文艺论集称指的那样：“苦闷的象征”。　　５苦闷与创造　　《补天》的女娲，其伟大的创造，惟在无爱的大苦闷中进行。　　６遗产　　他深爱着他的母亲。　　正是他所深爱的人送给他以一份无所可爱的礼物：　朱安。命运的恶作剧。然而，这是不容违抗的，因为血脉是不容违抗的。或如他所说，她是一份“遗产”，那么在接受这份遗产之前，他已先行接受另一笔更大的遗产——传统礼教——了。　　说及战斗，他曾说自己从旧营垒中来，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对于家族意识的暴露，他是刻骨般的深入，这不能不归因于他所亲历的一份沉痛。　　许寿裳丧偶后，他写信劝慰道：“子失母则强。”他所以愈战愈强者，莫不正是精神上丧母的缘故？自婚姻事件之后，大约已因深味这“亲子之爱”的恐怖而远离他的母亲了。　　７可怕的牺牲　　他有一则随感录，记他读了一位不相识的少年所寄的一首题名《爱情》的诗的感想。　　诗里说，他夫妻两个“也还和睦”，就是不曾“爱”过，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他感同身受，当即发挥道：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一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　　我们能够大叫……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销的时候。　　８两重性　　观念的激进主义者，　　行动的保守主义者。　　９觉醒　　克尔凯郭尔说：“与整个１９世纪相违抗，我不能结婚。”存在主义哲学家以抽象语言掩盖了关于丧失自我的未来的恐惧。　　他成婚在２０世纪初，正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刚刚发轫的时刻，个性解放的时刻，充满尝试与突破机会的时刻。这个“人国”乌托邦的建造者，深知自己犯下的“时代性错误”，但是，他无力纠正。所以，他说：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１０爱情与婚姻　　爱情源于爱欲，是爱欲的升华。　　爱情是敞开的，自由的，是心灵的契约。在本质上，它是蔑视世俗的，因而是无畏的；当它一旦被家庭转译为组织的语言，便变得颇多忌讳了。婚姻使爱情物质化，法律化；作为两性结合的形式，它是公设的关于爱欲的封闭系统。　　爱情并不等同于性爱，由于灵魂的参与，从而具备了高出于动物性的内容。它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最完整的体现。　　爱情只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富于良好的弹性；当它被婚姻实体性地置于一个固定的空间之内，便构成了某种现实环境。这样，婚姻得以一种团体的性质改变爱情的个人性，成为个人的异化力量，从而失去了人性本真的广度。在婚姻中，爱情是隶属的，是被支配的团体所有物。可以说，婚姻是奴隶制在现代社会中的最后一处安稳的居所。　　/* 17 */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一个人的爱与死（2）　　１１夹击中　　无论对人类还是对个人而言，爱情都是柔弱无助的；它经常处于死亡本能与死亡文化的夹击之中。　　１２流放　　他的哲学既然以生命为本位，那么，作为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爱情不能不成为他所渴望的人生。可是，他太重视精神了。灵与肉的自然结合难道是可能的么？这个怀疑论者，即使怀着一种高远的理想，最后也不能不把自己放逐到荒原中去。　　１３雨和雪　　《雪》说，朔方的雪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这雪，已经如他永远失去江南时期的那种滋润美艳，甚至隐约于其中的青春的消息了。　　１４剪绒花　　小说《在酒楼上》以苍凉的语调，述说一个无所爱的记忆：　因为南归，辗转买得红剪绒花，意欲送给邻居姑娘阿顺——我知道，那是她所喜欢的。带到老家，打听得阿顺已经在出嫁前病殁，再也无法用它装扮苍白的青春了。托人转赠阿顺的妹妹罢，这妹妹一见我就飞跑，大约将我当作狼或别的什么。那么，剪绒花的存在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爱是没有对象的。　　１５馈赠　　他说《我的失恋》，旨在讽刺流行的打油诗，其实一如《他》以及其他白话诗一样，都是爱的独白。其一，是说我的所爱在寻找不及的地方；其二，爱人所赠与我的回赠完全的风马牛：　百蝶巾——猫头鹰，双燕图——冰糖葫芦，金表索——发汗药，玫瑰花——赤练蛇，彼此的价值并不对等。据考证，后者正是他平素所喜欢的。事情如此悖谬，难道爱，真是可以期待的么？　　１６影的话　　于是，有《影的告别》：　　朋友，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什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１７他和她　　爱有一种偶然性。爱是瞬间的发现。　　在人生的某一个驿站，正当潮流汹涌的时刻，他和她突然相遇——相爱了。　　１８两位女性　　在女师大，他遭遇过一位年轻的女性许羡苏。大约他们是亲密的罢，所以曹聚仁在一部关于他的评传里，称她为他的“爱人”。因为她，他写了《头发的故事》；她对他的生活——其实是生命的相当重要的部分——表现过女性特有的关怀；在他逃难期间，也是看望最殷的一个。后来，他偕同另一位女性，她的同学许广平离京南下，每到一处，必有明信片报告行止；除了通过她报告母亲，其间，想必还受了一种近于赎罪的心情的支配的罢？但无论如何，他已经决定同后者比翼南飞了。　　与许广平等合影。（１９２７年８月１９日摄于广州西关）　　感情这东西是无法分析的。　　抵上海时与许广平、周建人等合影。（1927年10月4日摄于上海）　　他所以最终选择了后者，自然有着种种的因由；但是，可以肯定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　她是一匹烈性的“害马”。　　１９选择　　“害马”以身相许，在给他带来无比的欣慰的同时，也带来了无穷的忧虑。　　从为“害马”剪去鬃毛的那天夜里开始，他就紧张地思考着面临的问题：　是同“害马”结合呢，抑或做一个婚姻形式主义者，继续过一种独身生活？他同时写了两个小说：　《孤独者》和《伤逝》，可见过分焦虑的灼痕。如果拒绝“害马”，自己将要成为魏连殳，最后弄到无人送殓的地步；如果生活在一起，则势必不但连累“害马”做牺牲，而且自己也会像涓生似的变得一无所有，惟存永生的悔恨与悲哀。　　离京前，他曾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书赠川岛，结句是：“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仙乡是不足留恋的，他决心走出禁欲主义的境地。即使时已至此，他仍然瞻前顾后，犹疑不决。在厦门和广州之间，两地传书，也还有过将近一个月的关于“牺牲”的讨论。　　爱一个人是艰难的。对于爱情，他原来便很自卑，由于年龄和健康的缘故，怕因此“辱没了对手”；再者，是对于地位的考虑，在他看来，这同经济生活是颇有些关联的；最后便是“遗产”问题了。其实，所有这些，都经不住“害马”的一一冲决。“不要认真”，她告诉他说，“而且，你敢说天下间就没有一个人矢忠尽诚对你吗？有一个人，你说可以自慰了……”在他摸索异日的道路而需要“一条光”时，她给了他“一条光”。　　/* 18 */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一个人的爱与死（3）　　２０宣言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我可以爱！”　　他终于说了。　　２１一种战胜　　“我可以爱。”在这里，爱是一种权利。“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说的，同样是爱的权利。五四时代的著名的题目：“娜拉走后怎样？”说到底还是爱的权利问题。　　没有权利观念的爱情，其能否存在是可疑的。　　为了争取爱的权利，而终于背叛了婚姻；对于他，可谓个人主义对人道主义的战胜。　　２２冲突　　两人结合之后的第一次冲突，即关于害马的职业问题。　　她要到社会做事，应友人之邀去编辑一份杂志，不要像子君那样“捶着一个人的衣角”过日子，实在很有点“新女性”的气魄；作为五四战斗过来的老战士，本当表示欣赏的，至少应当尊重她的选择，然而竟不然。　　他并不赞成两个人分开工作，倘使如此，岂不是又要回到从前独战的境地中去了？于是他替她预备了一个计划，就是从他学日语，以便将来从事世界最新思潮的译介工作（当时，社会科学一类书籍多从日本转译而来）。这是极有益于中国的。可是，如此终极性目标，岂是一般人所可抵达？即便计划是万分完满的罢，也当由本人作出，无须乎从外部施加压力的。　　最后，她屈服了。　　在职业问题上，他的谋虑是广大深远的，但又明显带有自私性。或许，爱情正好因为自私而不同于人类其他的社会行为。没有哪一位伦理学家主张爱情是完全为他的。倘不需要接受对方的任何东西，大约自己也决不会将所有这一切给予对方。　　２３返回　　致命的是婚姻。　　《伤逝》怀着深隐的恐惧言明婚姻的束缚性，权威性，言明爱与死的二律背反。然而身不由己，他已经落入网中。　　本来，选定“同居”的现代形式，是最适宜于爱情的自由栖留的。可是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婚姻化，家庭化。特别的“报应”，是多出了孩子，这就益增了传统家庭的稳定性。　　２４结婚答卷　　同居半年，他在“结婚然否问题”复信李秉中，答道：“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稍后又说：“结婚之后……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　　２５歧异　　在害马给他“一条光”时，他说：“置首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于戴王冠。”　　其实他是不甘心的。　　爱情的健康发展，决非造就其中任何个人的僭主地位。如果要穿越婚姻这一死亡形式而保持爱的活力，必须承认个性歧异的客观性，在实际生活中，让出个体活动的空间；可是，在害马的职业问题上，他恰恰采取了以共性排除个性的方式。他要成为一个人。　　她性格外向，他偏于内倾。她出身学生领袖，重视群体斗争的方式，曾经一度加入国民党；他是一个写作人，自由职业者，所取是典型的个体方式，所谓“散兵战”，所以深畏组织的羁系，反对加入任何党派，更不必说憎恶政客一流了。如果不是在思想倾向一致性的基础上，发展各自的个性，冲突将是难免的。　　２６爱是一个过程　　为了避免爱为婚姻所葬送，除了获取个性的独立和自由，也即男女双方的平等地位之外，还须把它视作精神的平行发展的一个过程。用《伤逝》的话来说，就是：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　　爱是起点，也是终点，求生是漫漫长途。爱作为精神现象而贯串其中，却往往或迟或早被日常生活置换为形体的交往。这是极其可怕的爱情悲剧。说它可怕，是因为它几乎无事地以正剧的形式上演。　　２７爱与生活　　爱是伟大的，生活是重要的。　　在《伤逝》中，子君和涓生因为相爱而走到一起，结果却在生活艰窘中分手了。如果说子君忘却了生活而保留了爱，那么涓生则保留了生活而忘却了爱，两者都使爱凝定在先前那里，而呈一种孤离的状态。涓生反复表示自己的悔恨和悲哀，在因为对于爱，既不曾坚持也不能坚持。“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是的确的。但是，由于长期为大家庭的经济所累，而且习惯于旧式婚姻的无趣，实际上已使得作者本人将生活和爱割裂开来，而把生活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当二者不可得兼，为生存计，是宁可牺牲爱作为代价的。　　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爱，他有一种虚无感。　　２８隔膜　　事实证明，他的顾虑并非杞忧。　　害马在家务面前已经变得日趋驯顺了。一个叫作家庭的巨物，把她同社会运动隔离开来。原来写作过凌厉的杂文，这时完全停顿下来了，她已单方面放弃了早年对于社会改造的参与；正像《伤逝》里的子君，功业完全建立在吃饭中，“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停顿，放弃，完全的忘却，都是个体生命内部死亡本能的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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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一个人的爱与死（4）　　在两人关系上，她除了帮忙眷稿，校对，送邮，做种种杂事（本身构成了足够的牺牲），已倦于追踪他的思想发展。在他辞世以后，她写作关于他的回忆录，也多限于起居饮食之类，而对一个精神战士的心路历程，尤其晚年的状况几乎一无所知；在有关的许多重要方面，留下了大量空白。　　《伤逝》写到子君，感慨系之曰：“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　　２９倾听　　而他，可曾倾听过她那牺牲底下的心灵的颤响？　　３０对话　　相爱的过程是对话的过程。男女双方作为坦白自在的对话者，一旦话语贫困，或竟无话可说，可视同爱情的衰亡。　　惟有一种沉默例外，即所谓“默契”；此乃无言之言，是最深入的对话。　　３１冷战　　他一面不满于她甘于平庸的变化，一面对她作出的牺牲怀有负罪感；他一面渴求交流，一面又喜欢寂寞。这种矛盾的纠缠，促使“冷战”的间断出现。　　她曾叙述过他在“冷战”期间的自戕的表现，那是很悲惨的：　他可以沉默到一句话不说，最厉害的时候，连茶烟也不吃，像大病一样。或者在半夜里大量地喝酒，或者走到没有人的空地里蹲着或睡倒。有一个夜晚，他就睡到阳台的暗处，后来被孩子寻到，也一声不响地并排睡下时，他才爬了起来……　　战后，他常常抱歉似的说：“做文学家的女人真不容易呢，讲书时老早通知过了，你不相信。”或者叹息着说：“我这个人的脾气真不好。”　　她会回答说：“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　　于是和解了。　　譬如洪水，和解相当于闸门的调节，理解则是河道的疏浚，情形可以很不同。　　３２潜伏者　　现代行为学创始人洛伦兹说：“真正的爱，都带有很高的攻击性潜伏着。”　　或许如此。　　３３保存与牺牲　　早期，他写《死火》，写《腊叶》，都是写自己如何因爱而得以保存的际遇。在爱的途路上，她是得了家族和亲友的反对，而无畏前往的；何况当时，相爱于他已经不再是青春的故事。保存与牺牲是连在一起的。这牺牲，使他常常深怀感激，虽然他知道感激于人很不好。“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他说。《野草》里，过客就是害怕感激的。　　这是鲁迅为《两地书》所作序言，写于1933年5月27日。　　他曾购《芥子园画谱》相赠，题诗道：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究可哀。　　聊借画图娱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爱，在这里，更多的不是前瞻，而是回顾。回顾往往要使他因过往的情景而重寻自己的爱的角色，进一步意识责任的沉重；也往往要因对方的牺牲而唤起难泯的感激，且因感激而除去许多不满，那结果，也就变做了自己的心的慰安。　　３４又一种战胜　　对于他，如果说相爱是个人主义的战胜，那么它的维持，则是人道主义的战胜。　　３５挣扎　　他在致一对青年伉俪的信里，说到他和她在年龄和境遇等方面都已倾向于沉静时说：　　“冷静，在两人之间，是有缺点的……”　　家庭的宁静也是一种死亡。无论如何的受制于理智，只要爱着，一定有激情鼓荡其间。如果激情平息了，湍流变成了止水，便遗下本我在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