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苏秦用激将法气张仪入秦成功后，自己便受赵王的委托出使韩、魏、齐、楚等国，游说这些国的国君纵向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强大的秦国，形成纵横制约的格局，以保持国际形势的平衡和稳定。　　苏秦首先来到韩国劝说韩王。　　韩王见他是赵王派来的使者，已不同于一般游说之士，自然不好怠慢，立即便安排接见。　　苏秦对韩王说：　　“韩国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北有巩、洛、成皋，西有宜阳、常阪，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山川险要，幅员辽阔。韩国的士兵有数十万之多，天下的强弓劲弩大多出自韩国，一些著名的弓弩射程在六百步之外。韩国兵士运用这些强弓劲弩，往往是连发百次不止，远距离的射中胸部，近距离的射中心窝。韩国士兵的剑和戟也都是出自名山名师锻造，在陆上可斩牛马，在水上可杀鸿雁，在战场上杀敌，任何坚硬的铠甲盾牌也抵挡不住，威力无穷。所以，以韩国士兵之勇抗击敌人，一以当百，不在话下。”　　苏秦的一席话把韩国吹上了天，把个韩王也吹得好不受用，通体舒畅，连说：　　“哪里，哪里，先生太过抬举我们韩国了！”　　苏秦见他的烘云托月之术已起了作用，便轻轻把话题一转，朗朗说道：　　“不过，韩国如此强大，大王又如此贤明，我却听说贵国准备向西面的秦国俯首称臣，要在韩国为秦王修行宫，接受秦国的封赏，春秋两季还要向秦国进贡。这样做，岂不是让国家蒙受耻辱而让全天下的人笑话吗？”　　韩王一听不禁皱了皱眉头，苏秦连忙抓住时机往下说：　　“所以，请大王一定要深思熟虑啊！您想想看，如果大王向秦国称臣，秦王必然要向您要宜阳、成皋这两块地方。如果您今年给了他这两块地方，他明年又会向您要另外两块地方。您给他吧，哪有这么多地呢？不给吧，那前面已经给了的不是白给了吗？前功尽弃，反而还会招来祸害。总之，大王的土地有限，而秦王的贪欲无穷。以有限的土地去迎合无穷的贪欲，岂不是很危险的吗？岂不是不战而拱手把土地送给敌人，自找怨恨与灾难吗？”　　说到这里，苏秦停下看了看韩王的脸色，然后又继续说下去：　　“我听说有句俗语叫：‘宁为鸡口，无为斗后。’鸡的嘴巴虽然小，但比较干净，而牛的肛门虽然大却很臭。如果大王向秦称臣，跟当牛的肛门有什么区别呢？大王如此贤明，韩国又如此强大，却落下个当牛肛门的臭名，连臣下也私下为大王感到羞耻啊！”　　韩王听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按剑而起，仰天长叹说：　　“我就是死也不能向秦国称臣啊！就按先生您说的办吧。我们韩国坚决与大家站在一起抵抗秦国。”　　【新说】　　宁为鸡口，无为牛后。　　宁愿做韩国的君，不愿做秦国的臣。　　当官如此，求职也差不多。宁愿到一个小一点的公司去做骨干，发挥自己的才能，不愿到一个大一点的公司去听差打杂，碌碌无为。　　一言以蔽之，宁愿在局面小一点的地方自主，不愿在局面大一点的地方听人支配，这就是宁为鸡口，无为牛后。　　它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择业的学问，可供你入仕、求职、毕业分配等参考。　　【典源】　　鸡口牛后：语出《战国策·韩策一》：“臣闻鄙语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异于牛后乎？”另见《史记·苏秦列传》。　　苏秦合纵说韩王：事见《战国策·韩策一》、《史记·苏秦列传》。攀龙附凤，凡夫俗子得封侯【原典】　　刘邦是西汉的开国皇帝。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到三十岁时才当了秦朝的一个小官。后来他在一批英才的辅佐下，南征北战，建立了强大统一的西汉王朝，当了皇帝。在辅佐他的人才之中，樊哙、夏侯婴、灌婴和郦食其四人为建立汉朝功勋卓著。　　樊哙与刘邦同是沛县人，他原先是杀狗卖狗肉的。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吓破了胆的沛县县令想趁机投奔陈胜的起义军，派樊哙去叫刘邦来助一臂之力。但刘邦带人赶到时，县令却后悔了。刘邦动员城里人杀了县令，率领几千人马起兵造反。樊哙主动加入，担任了部将。　　夏候婴也是刘邦的同乡。他本来是衙门中的一个马夫，每次赶车回来都要到刘邦那里坐一坐，常常聊天到日落西山。夏侯婴在县里当官之后，与刘邦的交往更加密切。有一次他和刘邦在玩笑中被刘邦失手打伤。有人趁机告刘邦为官打人，要求严惩。夏侯婴出面为刘邦辩解，结果反以伪证罪被判监禁，蹲了一年多牢房，刘邦沛县起兵时，夏侯婴积极参与，率兵作战。　　灌婴是睢阳人，原来是贩卖丝绸的小贩，在刘邦势力渐大时前来投奔。　　他后来成为刘邦的心腹，立下了不少战功。　　郦食其原是陈留的一个小官，刘邦引兵进攻咸阳时，他前来献计，协助刘邦攻下了陈留，使刘邦的队伍进一步壮大。接着，鹂食其推荐了他弟弟郦商。郦商带来四千人马，刘邦任命他为副将，率乓进攻开封，郦商后来战功显赫。　　刘邦大功告成之后，并没有忘记这些前来归附他、出生入死的功臣，他们先后受到封赏。樊哙为舞阳侯，夏侯婴为汝阴侯，灌婴为颖阴侯，郦商为曲周侯。　　班固在评论这四个人时写道：“舞阳侯原是屠夫，汝阴侯原是马夫，颖阴侯原是商贩，曲周侯原是庸夫。这些出身微贼的人，因为结交了刘邦，就像攀附着龙鳞和风翼，以致得到封侯之赏，得以在天街上并驾齐驱。”　　【新说】　　攀龙附凤与指亲托故不一样，这里面没有强大的血缘关系的纽带，因而，这种非天然的关系要维持下去，就得牢牢抓住，毫不放松。　　攀龙附凤不是让人紧靠大树乘凉，世界上没有这等便宜的事情，要想靠得稳，必须付出代价，只是这代价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有物质、金钱、计谋、才华，乃至生命等。樊哙等人付出的是生命和才能的代价，具有一种献身精神，受封得赏理所当然。　　也有另一种“代价”，即溜须拍马。它不是靠建功立业、作出牺牲去攀附，而是投机取巧，靠说漂亮话，阿谀奉承来赢得主子的欢心，怎么能够讨好就怎么做，什么都可以廉价出卖。不过，拍马屁要拍到点子上，要拍得主子舒舒服服，云里雾里，否则就收不到实效。　　主子有各种各样的，必须要看得准，已成气候或将成气候者才可靠。前者比较好办，基本上可以一眼看出，后者则需要点眼光，要有预见性；先耕耘，后收获。　　总而言之，攀龙附凤是以付出代价为前提的。成功之后便可以安享胜利果实，不必有后顾之忧。　　【典源】　　攀龙附凤：语出《汉书·叙传下》：“舞阳鼓刀，滕公厩驺，颖阴商贩，曲周庸夫。攀龙附凤，并乘天衢。”　　凡夫俗子得封侯：事见《汉书·叙传下》。指亲托故，万安导演攀亲戏【原典】　　万安是明代进士，官位到了礼部侍郎。他对这个职位并不满足，一心想爬上内阁首辅的高位，为此殚精竭虑，绞尽了脑汁。　　机会终于来了。　　明宪宗朱见深终日沉浸在道释神仙和声色犬马之中，不理朝政。他特别宠爱万贵妃。这个万贵妃比他大二十岁，是山东人。她哥哥万通由于这层关系进朝廷当了官，任锦衣卫都指挥。万通的妻子也成了贵戚，时常出入于宫中。　　万安得知自己与万贵妃同姓，心中暗喜，便悄悄与万通来往，想通过万通接近万贵妃，接近朱见深，从而实现向上爬的梦想。　　万安成功地同万通搭上了关系，两家从此来往频繁，不时拉拉家常事。　　有一天在闲诙中，万通的妻子偶然问她母亲说：“记得我们家贫穷的时候，曾把小妹嫁给了别人当妾，现在不知道她在哪里。”　　她母亲随口答道：“记得嫁给了眉山的万编修。”　　万安一听这话，如获至宝，灵机一动，立刻接上去说：“我就是眉山人，从前当过编修，娶过一个小妾，你老说的人就是我呀。”　　万安回家后同小妾密谋，要他的小妾冒充万通的妻妹，同“姐姐”见面。　　万通的妻子突然间找到失散多年的“妹妹”，异常兴奋。虽然谈话中有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都被多年不见、往事依稀搪塞过去了。万通的妻子竟毫无疑心。　　万安从此与万通结为连襟，成了姨亲。万贵妃知道这层关系，对万安另眼相看，不时在宪宗耳边替万安美言几句。这场指亲托故的戏竟演真了，万安被提升进了内阁。　　大学士商辂死后，内阁首辅的职位便空着。大权在握的太监汪直曾服侍过万贵妃，他见万贵妃看好万安，便推荐万安任首辅之职。　　宪宗朱见深和万贵妃正想提拔亲信，爽快地接受了汪直的推荐。万安梦寐以求的职位终于到手了。　　【新说】　　万安导演的这出“指亲托故”的戏，的确十分成功，他本人既是个优秀的导演，也是个演技不凡的演员。　　这场戏的关节，就在裙带关系。裙带关系的唯一标准，就是血缘的亲疏。　　近者亲，远者疏。在人与人的交往联系中，最为强动的纽带就是血缘。老乡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等等，都无法和血缘关系相比。血总是浓于水。　　虎毒不食子，就是因为这层血脉的联系。　　因此，攀上血亲，抓住裙带，你拉我牵，便可形成一张强有力的关系网，事情就好办了。这张网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为处在网中的人谋利益，捞好处。　　某人升迁了，犹如竖起了一根竿，其他人可以顺势往上爬。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对这种相互依靠关系的说明，一点也不夸张。　　指亲托故的好处人人都明白，即一荣俱荣。但也有另一面，那就是一损俱损。领头的栽了，串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也跟着遭殃。过去的诛连九族，便是力图彻底斩断血缘的根，使之永无更生、卷土重来的希望。　　【典源】　　指亲托故：语出元代无名氏《渔樵记》第二折：“指亲托故厮还，趁时附势故相干。”　　万安导演攀亲戏：事见《明史·万安传》。人弃我取，白圭牟利致大富【原典】　　战国时代初期，魏国国君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国，推行各种改革措施，以加强统治。李悝大刀阔斧地废除了贵族世袭当官的制度，代之以按照功劳和能力来选拔政府官员，还制定了一部《法经》，以削弱贵族们的特权。在经济方面，为了增加农作物产量，他推行了开发土地潜力，鼓励农耕的政策。　　特别应提出的是，这些政策中有一项“平籴”法，即国家在丰收年成平价买进粮食，到灾荒年时以平价卖出，使粮价保特稳定。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了魏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使它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了战国初期的强国之一。　　这时有个名叫白圭的商人，他机灵地从李悝的“平籴”法得到启发，根据自己经商的经验和反复思考，想出了一条看似平常却很巧妙的致富牟利的成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在猜人都不要的时候我要，在别人要的时候我就给予。　　白圭照这个策略，丰收时节农民们收获的粮食很多，大家都不缺粮，粮价随之便宜下来，就趁机大量买进粮食。与此同时，他抓紧卖出油漆和蚕丝等紧俏商品，因为这时不是割漆或收丝的季节，货源不足，物以稀为贵，价钱居高不下。　　反之，到了收丝或割漆时节，这些物品大量上市，价钱下跌，白圭便买进蚕丝和油漆，卖出价格上涨的粮食。　　白圭按照这种“人弃我取”的原则，在一般人没注意到的一买一卖之间不断牟利，逐渐成了当时的富商。　　【新说】　　任何谋略的要义一旦道破，人们都会觉得平淡无奇。然而，道理上的明白和在实际中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并因此而获得成功，完全是两回事。正如下棋，在旁观战者会认为自己比正在下棋的人聪明，一旦轮到自己上阵，常有无所措手足之累。　　“人弃我取”这一策略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平常，但细细想来，敢于运用和善于运用，仍需具备相当的胆魄。　　比如，现代的股票市场，风起云涌，变幻莫测，时而牛气冲天，时而熊市笼罩，时而低迷盘整。何时“吃进”，何时抛出，在一吃一抛中立于不败之地，大有“人弃我取”的用武之地。　　又比如，气候条件恶劣，地理条件不利，军心涣散之际，皆不宜用兵，这是一般的常理。但现代战争中的“闪电战”往往是利用这些一般军事家所不取的不利条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出奇制胜的成功。　　历史的和现代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做到“人弃我取”，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主见，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按常规去思考和行动。白圭高明于一般商人之处，正在于有他自己的主见，没有像一般商人那样在价低时大量抛售，在价高时屯积居奇，而是灵活机动地随时而变，把“常理”认为的不利因素转化成了为我所用的有利因素。　　在有主见之外，还需要有眼光，善于抓住突破点和契机。不对主、客观条件进行分析，不善于抓住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的时机，盲目地或刚愎自用地固守“人弃我取”，也可能招致惨败。试想，大家知道了白圭致富之道之后，群起仿效，白圭的办法还灵吗？这时只能采取其他办怯，才符合“人弃我取”的策略，况且，有时候人所弃之的东西，并不是都有利可图，不随机应变地运用这一策略，也会栽跟头。　　【典源】　　人弃我取：语出《史记·货殖列传》：“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白圭牟利致大富：事见《史记·货殖列传》。奇货可居，不韦投资牟暴利【原典】　　战国末期，“七雄”纷争。为了维持国际和平，各国之间往往互送国君的儿孙到对方作人质，以保两国友好邦交。当时，秦国送到赵国去的人质是太子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最不被重视的一个——子楚。正因为子楚的地位无足轻重，所以，尽管他在赵国作人质，秦国仍然几次攻打赵国，赵国虽然慑于秦强赵弱的形势，不敢杀子楚，但却不再优待他。这就使子楚在赵国的日子非常难过。　　就在这种情况下，卫国的大商人吕不韦去赵国首都邯郸做生意。看见子楚的窘况，他不禁感叹道：“此奇货可居！”　　原来，吕不韦知道，子楚之所以不受安国君的重视，是因为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而讨厌子楚的生母夏姬，而华阳夫人却没有儿子。于是，吕不韦带了大量财宝去秦国拜见华阳夫人，说服华阳夫人认子楚为儿子。华阳夫人被说动了，经常在安国君面前说子楚的好话，要求安国君把子楚作为她的儿子，立为嫡嗣。又设法把子楚从赵国接回秦国，还让吕不韦做他的老师。　　吕不韦不仅投资贿赂华阳夫人，而且还把自己已有身孕的爱姬赵姬送给了子楚。　　子楚回秦国不久，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当了国君，即秦孝文王，子楚于是成为太子。秦孝文王只当了一年国君即去世，这样，子楚便真如吕不韦所谋，当上了秦国的国君，称为秦庄襄王。赵姬成了皇后，吕不韦也顺理成章地做了丞相，封文信侯。又过了三年，庄襄王死，赵姬年仅十岁的儿子——　　实际上也是吕不韦的儿子——赢政即位，他就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大皇帝—　　—秦始皇。吕不韦被尊为相国，号“仲父”。　　吕不韦投资买来的“奇货”，经过十年间囤积后，终于牟取了巨额利润。　　【新说】　　吕不韦具有极其卓越的商人头脑，他做的是“期货”的大生意，开的是经济与政治合资的跨国公司。他不仅投资金钱珠宝，而且还投资了爱姬和亲生骨肉，使自己十年之间从商人到相国，更做了实际上的太上皇。这难道不是古往今来最大的一宗“期货”交易吗？　　在这一宗交易里，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有识“货”的眼光。“奇货”要真的奇，要有增值的系数，否则，像那个愚蠢的宋人一样，错把燕石当珠宝，那可就要赔了夫人又折兵，输个精光了。　　除了眼光而外，决断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战国策》所记叙的吕不韦与他父亲的一段对话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吕不韦问他的父亲说，“耕田种地能获得几倍的利益？”父亲回答：“十倍。”吕不韦又问：“做珠宝生意呢？”　　父亲回答：“百倍。”昌不韦再问：“立一个国君呢？”父亲回答：“无数倍。”吕不韦于是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终年劳苦去耕田种地，而不去立一个国君，使自己的子孙后代都获得利益呢？”　　是啊！既然看到了，就要行动，人们常说，谋定而后动，不谋而动是盲动，谋而不动是徒谋。吕不韦的高明之处是既有谋算，又有行动，一旦认准了就不惜血本地投入。在这里，决断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　　【典源】　　奇货可居：语出《史记·吕不韦传》：“[子楚]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　　不韦投资牟暴利：事见《史记·吕不韦传》。引咎责躬，汉武帝下诏自省【原典】　　汉武帝刘彻统治的后期，征讨频繁，王公贵族大量修建宫室，百姓负担沉重，各地不断出现农民的起义反抗。　　针对这些情况，汉武帝多次下诏，推行一些改革措施，限制一部分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官员，但是收效不大。　　有一次，武帝在山东广饶巡幸，看见农民们正在田间辛勤劳动，不禁想起自己征讨频繁、劳民伤财的情景。于是，他亲自拿起农具，到田里同农民一起劳动，并且说：“我当上皇帝以来，所作所为太没有收敛，使得天下百姓忧愁痛苦，现在想起来后悔不已。从今以后，凡是办事伤害百姓、使天下铺张浪费的人，一律罢免官职！”　　后来，搜粟都尉桑弘羊请求武帝派人到新疆轮台修筑堡垒，驻扎军队，以便在这个地区长久驻扎下去。　　汉武帝早有悔过之意，乘桑弘羊请求屯边的机会下达诏书，对过去的行为进行自责。他在诏书中说：“在这以前，有人曾经请求按百姓人口每人增加三十钱，作为戍边之用。这实际上是加重老弱孤寡者的困苦，是使天下不得安宁的行为，我不忍听到有这种事出现。”　　武帝决心对政策作重大改革，在诏书中说：“现在当务之急在禁止苛捐杂税和加重百姓负担的暴政，以农业为根本。”　　这个诏书被称为“轮台诏”。从此以后，汉武帝思富养民，任命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任命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大力推广“代田法”，进行轮流耕作，以恢复地力。赵过还改进了很多农具，把它们从中原推广到边远地区。　　经过两年时间，由于减轻了徭役赋税，发展农业，西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渐趋安定。　　【新说】　　“引咎”是承认过错，“躬”是自己、自身。“引咎责躬”是说主动承担责任，对过失进行检讨，以消除人们对自己的不满和怨恨。　　在遭受普遍不满和指责的困扰时，摆脱窘境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站出来承认过错，承担责任，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退为进，以看似被动的形式，争取主动，在效果上，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会赢得赞许和更多的东西。　　个脸面的问题。一般人总认为，认错是件丢脸的事，尤其是当众认错，可能会威信扫地，自尊心将受伤害。这只是一种肤浅的皮相之见。由于造成失误而受人指责，才是对威信和脸面的最大损害。主动认错，正是为了挽回损失，重树形象的积极举动。　　天下成大事业者，注重的是实际效果；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在这种前提下，不顾效果地、不切实际地讲面子，最终受损害的必然是自己和事业。就实现既定目标而言，不存在丢脸和不丢脸的问题。　　既然是主动认错，态度一定要诚恳，所认之错要切中实质，否则，不但不能达到以退为进的目的，反而容易使人觉得虚情假意，虚伪地应付，这样，麻烦就更大。　　表示诚恳有很多方式，满脸歉意的微笑，严峻沉痛的模样，低头作深刻反省状，不断地作揖或弯腰，认真倾听别人的批评，总之，怎么能使别人实实在在相信你的诚意，就怎么做。千万别作出勉强扭怩状。　　然后，用实际行动来确证自己的诚意，不让许诺落空。这样，大功即告成，困扰随即消除。　　【典源】　　引咎责躬：语出《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后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　　汉武帝下诏自省：事见《汉书·武帝纪》。犯而不校，张释之忍侮结袜【原典】　　张释之是西汉南阳堵阳人，他为官耿直敢于谏言，严守法规，公正虚心，受到朝野称赞。西汉文帝时，他因家里很有钱而当上了骑郎。　　有一次，汉文帝刘恒向上林尉打听管理动物的情况。上林尉回答不出来，让一个名叫啬夫的动物园管理员从旁代他回答。啬夫的回答使文帝十分满意，认为啬夫很有口才，打算越级提拔他。张释之直言对文帝说：“我担心这样做会使天下的人争相仿效，都夸夸其谈而不务实。”文帝觉得这话有理，没有提拔啬夫，而将张释之提升为公车令。　　又有一次，皇太子刘启和梁王同坐一辆车上朝，进入宫门时没有下车行礼。张释之追上去将他们拦住，责备他们不恭不敬。文帝知道这件事后，又将张释之提升为中郎将、廷尉。由于他办事公道，当时的人称赞说：“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当时有个叫王生的隐士，精通道家学说。有一次，他应召进入宫中，坐在朝廷正中，而其他三公九卿全都站立着。王生仗着自己年纪大，便倚老卖老，突然对张释之说道：“我的袜子松掉了，你帮我结上袜带。”　　张释之果然跪下去，帮王生结好了袜带。事后有人责备王生说：“你怎么偏要在朝廷上这样当众羞辱张廷尉？”　　王生回答说：“我这个人又老又低贱，料想自己终究对张廷尉不会有什么帮助。如今张廷尉正是名扬天下的重臣。我之所以故意叫他结袜，是想借这个机会提高他的声誉啊！”　　听了王生这番话，人们都很佩服王生的想法，同时，也更加尊重张释之。　　到汉景帝刘启即位时，张释之被任命为淮南相。　　【新说】　　犯而不校，是说别人触犯了自己或者羞侮了自己而不计较。　　常言道，老虎屁股摸不得。且不说位高权重者如同吃人的老虎无人敢摸他的屁股，就连一大批够不上老虎等级的鼠辈，倘若一触及其老鼠屁股，竟也吱吱乱叫，嚷嚷着要咬人，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而不识自己鼠辈的真面目。　　像张释之这种权倾一时的重臣，能当众下跪为一不足挂齿的老者系袜子，的确该赠予桂冠嘉奖。显然，他不是虚伪地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就他的地位而言，犯不着这样做；他也不是哗众取宠，因为他历来主张严格按法处刑，不大可能当众表演滑稽剧。　　大人不记小人过，是君子风度的体现，要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量。　　同时，不记小人之过，又反过来使那些尚有良知、尚知人间有羞耻事的小人自惭形秽，无地自容，从而被感化，被归顺。这也是无意中得来的结果。　　经常有这种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的事情。　　【典源】　　犯而不校：语出《论语·泰伯》：“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张释之忍侮结袜：事见《汉书·张释之传》。屈一伸万，周公忠贞佐君王【原典】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朝开国君主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　　周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周公辅佐武王，积极准备灭商。他协助武王观兵于孟津，大会天下诸侯。等到商王朝内部大乱之时，武王下令讨伐暴虐的商纣王。周公率领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孟津，会合各路诸侯，并联合方国部落，誓师牧野，讨伐商纣王，攻下了商朝都城朝歌，纣王自焚。周公跟随武王左右，向天下宣布纣王罪恶，周朝依天命取代商朝。　　武王死后，成王姬诵即位。周公受武王遗命辅佐成王。周公的亲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对周公摄政不满，勾结商纣王之子武庚起兵叛乱。周公毅然亲自领兵东征，诛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又经过三年征战，平定了东方诸国的叛乱。　　周公将在战争中俘获的商朝贵族（称为“殷顽”）集中到洛邑，为他们修筑新城，取名为“成周”，并在成周的西三十多里另筑“王城”，派兵监视殷顽民，武王生前对周公给殷顽以出路、分化瓦解的策略十分赞赏。　　与此同时，周公写了《君■》，表明自己摄政是忠实于周王室，不是为了给子孙后代谋取私利。他还写了《无逸》，告诫周成王要勤于政务，不要过度游乐。并写了《多士》，警告殷顽民不要轻易妄动，只要顺从周王朝就给予出路。他还制礼作乐，为周王朝建立了各种典章制度。　　周公辅佐成王七年，政绩卓薯，功成后便将权力归还给了成王，这一举动令朝野叹服不已。他死后，成王敬重他克己奉公，鞠躬尽瘁，高风亮节，功成不居，将他厚葬在周文王的墓地，并说：“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新说】　　心甘情愿，忠心耿耿居于一人之下，叫做“屈一”；手握大权，足以号令天下，称为“伸万”。　　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上，是众多人梦寐以求的美事。但是，位置只有一个，于是便有种种争权夺位的激烈场景演出，或以喜剧收场，或以悲剧告终。　　然而，屈一伸万在本质上是不同于拉大旗作虎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　　挟天子以令诸侯，很有点仗势欺人的味道，本无声威，以借来的，甚至窃取的声威来壮声势，并以强力相胁迫，让人联想到欺世盗名，图谋不轨。屈一伸万是很富有奉献精神色彩的：心甘情愿服从于最高权力者，一心一意为最高权力者服务，绝对没有篡位称王的邪念；虽然手中大权在握，决不滥施淫威，以克己奉公为己任，以德行赢得天下人的敬重。　　但是，古往今来，乐于屈一伸万者，能有几人！周公、管仲、诸葛亮，凤毛麟角而已。　　能够屈一伸万，德行肯定居于首位。野心家、阴谋家、势利鬼、鼠肚鸡肠者等等，肯定做不到。有了德行，才会勤勤恳恳，乐于奉献，胜不骄，败不馁，尊主下士，以身作则。　　才干也极其重要。有德，虽可赢得一定赞赏，但无才却不足以号令天下，不足以担当重任。才非投机取巧的小聪明，而应当是雄才大略，经纶满腹，能够扶正匡邪，力挽狂澜，救民生于水火。　　总而言之，德才兼备者，才可屈一伸万；能屈一伸万者，自然会留芳百世，有口皆碑。　　【典源】　　屈一伸万：语出《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夫屈一人之下，必伸万人之上。”　　周公忠贞佐君王：事见《史记·周本纪》。狡兔三窟，孟尝君高枕无忧【原典】　　齐国有一个名叫冯谖的男子到相国孟尝君门下当食客。由于没有得到孟尝君的重视，他先后三次弹剑唱歌，诉说自己没有鱼吃，没有车坐，没有钱赡养老母，孟尝君知道后，一次又一次地满足了他的要求。　　后来有一次，冯谖主动争取到孟尝君的封地薛邑去为孟尝君收债。临行时他问孟尝君：“收完债可要为您买些什么带回来？”孟尝君说：“先生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点什么吧。”　　冯谖到薛邑后，召集那里欠债的百姓一一核对债务，核完之后，他竟假传孟尝君的命令，宣布将应收的债款全部赏给欠债百姓，并当场烧掉了所有债券。欠债的老百姓对孟尝君感激涕零，齐呼万岁，称颂孟尝君的大仁大义。　　冯谖回到都城向孟尝君汇报。孟尝君问他买了些什么好东西回来。冯谖回答说：“我见相国家里什么都不缺了，只是缺‘义’，所以就以相国的名义把全部债券烧掉，为相国买回了‘义’。”孟尝君听了，哭笑不得，却也不好说什么。　　一年后，孟尝君被齐王免去了相国的职位。冯谖建议他到薛邑去住，孟尝君同意了。当他们离薛邑还有一百多里时，薛邑的老百姓就扶老携幼前往迎接了。孟尝君见了非常感动，他对冯谖说：“先生为我买的‘义’，今天见到了！”冯谖说：“狡兔有三窟才得以免死，您现在只有这一窟，还不能高枕无忧。请允许我再为您凿两个窟吧。”孟尝君依计而行。冯谖西去魏国对魏王说：“齐王已经免了孟尝君的相国职位，这正是诸侯们用他的好时机。　　凭着他的才干和声望，谁用他谁便会因此而国富民强。”魏王听了连忙派高级使节带着厚礼前往薛邑聘请孟尝君去做魏国的相国。冯谖赶在使者的前面回到薛邑，告诫孟尝君坚辞不受。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冯谖所料，齐王知道魏王来请孟尝君后，非常焦急和恐惧，忙派大臣带着重金到薛邑，并亲自写信一封道歉，恳请孟尝君重新回到首都，担任相国。冯谖又为孟尝君出谋说：　　“您可趁此机会请齐王把齐国先王的宗庙建在薛邑，这样，齐王就会派兵保护这里，使它不受到侵袭，永保安宁。”孟尝君仍然依计而行，齐王答应了他的请求。宗庙建成后，冯谖才对孟尝君说：“现在三窟已经凿成，您可以高枕无忧了！”　　自此以后，孟尝君担任齐相几十年，果然没有遭到什么祸害。冯谖“狡兔三窟”的计谋收到了实效。　　【新说】　　好一个“狡兔三窟”！　　冯谖为孟尝君凿的第一窟是通过“市义”获得百姓拥戴；第二窟是设法让魏王虚相位以待，通过“扬誉”使齐王复用孟尝君，第三窟是利用齐王急于复用孟尝君的心理把宗庙立在薛邑，使薛邑成为圣地。这就使孟尝君既获得了民心，又拥有声誉，还有宗庙的保护神。三道坚固的防御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狡兔三窟”的关键在于居安思危，从全局的、发展的眼光考虑问题，预作多种避祸的准备。　　【典源】　　狡兔三窟：语出《战国策·齐策四》：“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　　孟尝君高枕无忧：事见《战国策·齐策四》。应变·应对处于错综复杂、困难危急和其它特殊境况下的应变或应对能力，同样是智慧高度集中的表现。其中有没有规律可循？有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中国古人的回答是肯定的。随机应变，弦高献牛退秦师【原典】　　公元前630 年，秦国和晋国围攻郑国。郑文公派烛之武去同秦穆公陈说利害关系，使秦穆公感到灭了郑国对晋国有利而对秦国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秦穆公同意与郑国讲和，但条件是让秦国的杞子、逢孙、杨孙三位大夫作为使者驻守郑国。　　隔了一年，郑文公去世，郑穆公即位。驻守郑国的杞子派人报告秦穆公说：　　“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北门的钥匙，如果大王派遣军队偷偷地前来，郑国就可以到手了。”　　秦穆公于是派孟明、西乞、白乙三位将领率军偷袭郑国。大臣蹇叔认为行军千里之外去偷袭别国，不可能不被别人知道。别人知道后有所防范，必然会使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偷袭部队吃败仗。因此苦劝秦穆公。秦穆公不听，仍派孟明等三人出兵。　　秦军到了滑国，郑国的商人弦高正巧到周地贩牛也经过滑国。弦高知道秦军要经过滑国去偷袭郑国，便随机应变，一面派人快马加鞭回郑国报告消息，一面直接去见秦军。他先送去四张熟牛皮，再用十二头牛去犒劳秦军，说：　　“敝国的国君听说贵军将要行军到敝国去，特地让我冒昧地来犒劳犒劳。虽然敝国并不富裕，但是，只要贵军在敝国住上一天，敝国就会提供一天的食用给养；要是贵军离开敝国，敝国也会护送贵军安全离开。”　　孟明等人一听全都愣了：原来郑国果然如蹇叔所说早有准备，怎么办呢？　　孟明于是对西乞和白乙说：　　“郑国已经有所防备，我们的偷袭是没有指望了。硬攻是不可能一下子成功的，我们又没有后援，还不如顺水推舟，就灭了滑国回去吧。”　　商议已定，孟明等人对弦高说：　　“我们并不是要到贵国去，只不过是到滑国而已。”　　于是灭了滑国回师。　　郑穆公接到弦高的急报后，派人侦察杞子等人住的地方，发现他们果然已经捆扎行装，厉兵秣马了，于是便派人驱逐他们出境。杞子逃到了齐国，逢孙和杨孙逃往宋国。　　孟明等人回师经过■山时，遭到晋军的伏击，全军覆灭。孟明、西乞、白乙三人都被晋军活捉了去。　　秦穆公痛悔没有听从蹇叔的话，使自己“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造成了惨重损失。　　【新说】　　秦穆公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实在与郑国商人弦高有很大关系。虽然蹇叔早已预见到这一结局，但却由于弦高的推动把它变为了现实。　　假如不是弦高假冒使者去犒劳秦师，一语点破秦军的企图，那孟明等人说不定可以偷袭郑国成功也未可知。　　假如孟明等人识破弦高，杀了他再连夜赶往郑国，那可能也还有机会。　　当然，这些都是假设。真实的是，弦高随机应变，把自己所贩之牛用来犒劳秦军，进而暗示郑国已早有准备，使秦军将领信以为真，从而取消了偷袭郑国的计划，结果反被晋国所伏击。　　弦高的本来目的是贩牛，但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以牛为礼物，自己也摇身一变由商人成为国使，替郑国解了大围，成为千古传诵的爱国主义者。　　这就是随机应变！　　随机应变的前提是审时度势，了解实际情况和时机。　　随机应变的关键是随着实际情况和时机的变化而变化，灵活机动，应付自如。　　随机应变的诀窍是不死板而心中有数，调动人而不被人所调动。　　随机应变的目的是克敌制胜，而不是故弄玄虚，显耀巧智。不然的话，很容易失之于油滑，聪明反被聪明误。　　总而言之，随机应变不是小聪明而是大智慧。　　【典源】　　随机应变：语出《旧唐书·郭孝恪传》：“孝恪于青城宫进策太宗曰：　　‘..请固武牢，屯军汜水，随机应变，则易为克殄。’太宗然其计。”　　弦高献牛退秦师：事见《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随时变通，韩信背水败赵军【原典】　　韩信攻打赵国，在井陉口驻扎部队。韩信选出轻骑乓二千人，让他们人人持一面红旗，从小道登上山岭，俯瞰赵军的营地。　　出发前，韩信对轻骑兵们说：“赵军看见我们败走，必定会倾巢出动追逐我们，这时你们就快速驰进赵军营垒，把赵军的旗帜全部拔掉，插上我们汉军的红旗。”　　然后，韩信以一万兵卒做先头部队，到河边布背水之阵。　　天色黎明时，韩信树起大将旗帜，击起战鼓，军队行出井陉口。　　赵军望见韩信，便大开营门，派军攻打韩信。两军鏖战一段时间后，韩信军便抛旗弃鼓，急急奔向在水边布阵的汉军营垒。　　水边的军队打开阵势，让韩信率领的军马进入阵地，韩信等又转回头来与赵军激战。赵军倾巢而出，争抢汉军旗鼓，争逐韩信。而韩信的兵马与水边的大部队会合后，便拼命死战。　　韩信原来所派的二千轻骑兵，等到赵军空营而出，去争功夺利之时，便疾驰赵军营地，把赵军的旗帜全部拔掉，插上二千面汉军红旗。赵军见已不能够擒得韩信等人，想退兵回营，回头一看，见营垒中插的都是汉军的红旗，大吃一惊，以为营垒已被汉军占领，士兵于是大乱，四方奔逃。赵将虽斩杀逃兵多人，也禁止不住逃亡的大势。　　汉军乘赵军混乱之机，大破赵军，将赵军的头目和诸将擒获。　　战后，大家都向韩信贺功。　　有人问道：“兵法上说，右边背着山陵，则左边对着川泽，要背山临水。　　而今天将军背水为阵，竟然打了胜仗，这是什么战术呢？”　　韩信说：“兵法上不是也说‘将士卒置之死地才能绝处逢生’吗？况且我韩信指挥的军队，并不是我平素训练很有素养的将士，这就是所谓的驱逐一群老百姓去打仗。这种情况下，只能将他们置之死地，让他们人自为战、奋力求生，如果把他们安置在易于求生之处，他们就可能都逃跑了，我还怎么用他们来打仗呢？”　　【新说】　　有时候，事件的发展趋向似乎相同，但是，具体的情势却有很大的区别。　　这并不是说，事情的本身有什么大的差别，而是因为时势已发生了变化。　　事物的好与坏，利与弊绝不是脱离它周围的时势环境的，时势的变化甚至可能改变一件事物的这些性质。我们对一件事物的考察，不能只着眼于它的本身，而要从大处从全局俯瞰，看它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势之下，再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