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尝君甘愿戴“绿帽子”而容忍那位偷情的门客，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也是不能苟同的。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宽厚容人的好处也的确算是个特例了，有太过极端的地方。不过，它并不影响我们理解“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用人艺术。　　【典源】　　水清无鱼：语出《汉书·东方朔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又见汉·班固《白虎通义》（《太平御览》引）：“故水清无鱼，人察无徒。”　　丙丞相不究细行：事见《汉书·丙吉传》。千金市骨，郭隗详说求贤策【原典】　　燕哙王因为把国政让给相国子之而导致燕国大乱，齐宣王趁火打劫入侵燕国，杀死了燕哙王和子之。在各国与论的谴责下，齐宣王又采用孟子的计谋，在大捞一把后让燕国立了一位新的国君，然后退兵回国。　　这位被新立的国君就是燕哙王的儿子燕昭王。　　燕昭王即位后，收拾残破的燕国，决心重振河山，为燕国雪耻，也为自已报杀父之仇。　　昭王为此而专程去拜访名士郭隗先生，向他请教复国雪耻的良策。郭隗先生对昭王说：　　“成就帝业的国君拜贤士为老师，成就王业的国君以贤士为友人，成就霸业的国君用贤士为大臣，亡国的国君视贤士为役仆。屈尊折已地向贤士学习，才能高于自已百倍的人就会到来。做事在别人前面，休息在别人后面；不耻下问，学而不厌，才能高于自已十倍的人就会到来。以平等态度待人，同甘共苦，和自已能力相当的人就会到来。指手划脚，颐指气使，那就只有跑腿听差的人才肯来了。如果是行为粗暴，横蛮无礼，动不动就训叱呵骂，那就更只有奴隶般的人才会来了。这些都是古代招纳贤士，实行王道的道理，大王如果能广泛选拔国内的贤士，亲自到他们门下去拜访求教，那么，全天下的贤士都会争相到燕国来了。”　　昭王听了很受启发，说：　　“我是非常愿意主动去拜访这些贤士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谁是贤士，我该去拜访谁呢？”　　郭隗先生说：　　“大王听说过‘千金买马骨’的故事吗？古时候有一个国君声称要用千金买千里马，结果三年都没有买到。一位侍臣主动要求去为国君寻访千里马，国君便让他带着千金去了。侍臣用了三个月时间才我到了一匹千里马，可是那马刚刚死、了。侍臣就用五百金买下了那死马的头回去向国君复命。国君大发脾气说：‘我要买的是活马，你怎么用五百金去买来这样一个死马的脑袋呢？’侍臣回答说：‘大王请不要发怒。您想想看，我们三年都买不到一匹千里马，是世上真没有千里马吗？不是。是人们不相信大王真会花千金买一匹马。如今我花五百金给大王买来了一匹死千里马的脑袋，消息传出去，人们就会相信大王是真的不惜千金买良马了，何愁没有千里马送上门来呢？’果然，不出一年时间，这位国君就买到了三匹千里马。”　　说完这个故事，郭隗先生又说：　　“现在大王真想招纳贤士的话，就从我开始吧。人家看到像我郭隗这样的人尚且受到大王重用，更何况那些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呢？难道他们还不会前来吗？”　　于是燕昭王为郭隗修建了府邸，拜郭隗为师。结果，乐毅从魏国来，邹衍从齐国来，剧辛从赵国来，能人贤士们都争先恐后地来到了燕国。燕昭王用这些贤能之士治理国政，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到燕昭王二十八年，以乐毅为上将军讨伐齐国，一气攻下了齐国七十余城，直打入齐国首都临淄，烧毁了官殿宗庙，齐■王出逃后被杀。齐国没有被攻下的，只剩下了莒城和即墨两处。　　【新说】　　千金市骨是为了显示求千里马的诚意，千金市骨的故事是用以启发招纳贤士的心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光停留在口头上是不行的，必须拿出实际的东西来，才会使人相信，才能够吸引真正的贤能之士到来。　　古代社会非常重视人才的作用，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这已成为历史的经验。所谓周得吕尚而王，齐得管仲而霸，秦得人才而一统天下，汉得三杰而有中国，刘备得诸葛亮而三分天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这类例证已不败枚举。即以燕昭王用乐毅伐齐的事实来说，本来已攻下了七十余城，只剩莒城和即墨两地在负隅顽抗了。这时燕昭王去世，齐国田单用离间计使燕惠王派骑劫换下了乐毅，结果被田单一气收复了七十余城，致使燕国前功尽弃。　　所以，人才的作用已成为众所公认的常识。既然如此，如何得到人才，如何使人才甘心情愿，死心塌地地为我所用，也就成为智谋问题了。　　千金市骨正是这样一种招贤的智谋。另外如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得百里奚，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等等，也都是这样的智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招揽人才为我所用。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才都有遇到燕昭王、秦穆公、刘皇叔等人的运气。　　唐代韩愈认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宋代黄庭坚感叹：“千金市骨今何有，士或不价五■皮。”因此；一方面是人才难得，另一方面是怀才不遇，这种矛盾贯穿于社会历史的各个时代。　　【典源】　　千金市骨：语出《战国策·燕策一》：“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新序·杂事》“买其首五百金”之“首”作“骨”。）另见唐·刘希夷《死马赋》：“八骏驰名终已矣，千金买骨复何时？”　　郭隗详说求贤策：事见《战国策·燕策一》。任人唯贤，齐桓公不计私仇【原典】　　战国时，齐国的齐襄公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两个弟弟，他们各有一个很有才能的老师。齐襄公十分荒淫，公子纠便随老师管仲去鲁国避难，公子小白则跟老师鲍叔牙去了莒国。　　后来，齐襄公在内乱中被杀，大臣们派人到鲁国去接公子纠回国当国君。　　鲁庄公亲自带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公子纠的老师管仲担心公子小白枪先回国夺取君位，因为公子小白所在的莒国离齐国较近，他得到鲁庄公同意，先带了一批人马去拦截公子小白。　　管伸带人赶到即墨附近时，果然发现公子小白正往齐国去。管仲上前劝说公子小白别回去，但小白听不进去，管仲便向小白偷射了一箭。小白立刻倒下，管仲以为他死了，于是不慌不忙地回去护送公子纠返齐。　　然而，公子小白没有死，鲍丝牙救了他，并赶在公子纠之前回到了齐国，说服大臣立公子小白为国君，即齐桓公。　　公子纠在鲁国军队护送下赶到齐国时，齐、鲁两国打了起来，结果鲁军大败。鲁庄公被迫同意齐国的要求，逼死公子纠，把管仲抓起来。但齐国提出，管仲射过齐桓公一箭，要报一箭之仇，将他押送回齐国，由齐桓公亲自处置。鲁庄公只得同意。　　在被押往齐国的路途中，管仲吃了不少苦头。到了绮乌时，管仲去向那里的官员要饭吃，一位官员跪着把饭端给管仲，十分恭敬地等他把饭吃完，然后问道，“要是您回到齐国没有被杀而受到重用，将来怎么报答我？”　　管仲回答说：“如果我真的受到重用，我要任用贤明有才能的人，奖赏有功的人。我能拿什么来报答你呢？”那位官员听了这些话，心里很不满意。　　管仲被押到齐国后，没想到受到鲍叔牙的亲自迎接，而齐桓公不仅没有报一箭之仇，反而让管仲当上了相国。鲍叔牙则甘愿作管仲的副手，因为鲍叔牙知道管仲的才能远在自已之上，才说服了齐桓公这样做。　　【新说】　　对统治者和领导人来说，用人毫无疑问是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真正的用人之道，唯一的标准，理所应当是才能和德行。只要是真正想干点事，而不是尸位素餐和混日子，就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要任用贤明有才的人，需要宽阔的胸襟和气度。比如齐桓公，不计较差点要命的一箭之仇，爱才胜过泄私愤，管仲才得以不死并当上相国。倘若换个人，管仲或许早就命归黄泉了。鼠肚鸡肠，容不得异己的人，迟早成不了大气候，下场也好不了。　　任用贤明有才的人，还得要有功夫和时间来进行考察。毛遂自荐的能人毕竟是少数，越到现在，毛遂自荐越发成了投机取巧、拍马专营者惯用的手法，并常常美其名曰“自我推销”。在这种情况下，不妨对“自我推销”者多留点儿神，听其言，观其行，然后再决定取舍。中国北方农民有句大白话说，是马是骡牵出来骝骝，意思是说是好种还是孬种，让它出场表演就知道了，话虽不高雅，却包含至深道理。　　任用贤明有才的人，也要对他们给予充分的信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这是用人的一个起码准则。既用又疑，不但自己揣上一桩心病，也使被用的人离心离德，身在曹营心在汉，说不定还会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取而代之。　　用人确实大有学问。极言之，家国兴衰，事业成败，几系于用人之上。　　【典源】　　任人唯贤：语出《尚书·咸有一德》：“任宫惟贤才。”　　齐桓公不计私仇：事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知人下士，韩信屈尊问左车【原典】　　公元前204 年，韩信和张耳率领数万大军越过太行山，向东攻伐赵国。　　赵玉歇与赵军统帅陈余集中了号称二十万的兵力，准备在太行山的井陉口与韩信决战。　　赵国的广武君李左车向陈余建议，他自己率领三万精兵，绕小路截断韩信的后勤补给，使汉军进退两难，最后全歼饥饿疲劳的汉军。但是，陈余没有采纳李左车的意见。　　韩信利用陈余骄傲轻敌、急于求胜的心理、出奇制胜，摆出背水一战的阵势，大败赵兵，斩杀陈余，活捉赵王歇、李左车等人。　　交战之前，韩信得知李左车智谋过人，可以当作老师请教，因此下令不准杀李左车，并说：“谁抓到李左车，以重金奖赏。”李左车被抓住后，韩信亲自为他松绑，按上宾对待，相见以师礼，向他诚心求教。　　韩信问李左车说：“我早就听说将军智勇双全，现在有一件事向将军请教。我和张耳领兵攻魏破赵，想乘着胜利攻打燕国，然后攻打齐国，不知该怎么办。请将军谈谈看法。”　　李左车回答说：“战败的将军，还谈什么勇敢。丧失了国家的人，还谈什么谋求生存。我已经成了你们的俘虏，哪里敢谈看法。”　　韩信又说：“如果陈余采纳了您的建议，我们早就成了赵国的俘虏。因此诚心求教，请您不要推辞。”　　李左车见韩信不耻下问，态度谦和诚恳，便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汉军经过长途行军，接连打仗，已经十分疲惫，现在不如暂时休战，安抚老百姓，从百里路之内补充给养。按照将士们的功劳进行奖赏，用酒肉补充他们的营养。接着派重兵逼近燕国边境，假装出要进攻的样子，然后派使者到燕国送信，告诉他们大军压境。这样，燕国肯定会投降，齐国听说燕国投降，很可能放弃抵抗而投降。作战应该先造成声势，接着再出兵去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韩信认为李左车的建议很好，立即采纳，派遣使者去燕国送信。燕国见韩信兵临国境，随时都可能发动进攻，便宣布投降。　　【新说】　　傲慢产生于偏见，而偏见在实质上是愚昧的标志。真正的聪明人，总是尽可能摆正自己的位置，瞄准自己的目标，坚持不懈而又灵活主动地向目标前进。韩信当年甘受胯下之辱。说明他具有能屈能伸的韧性，准能说他不是个大丈夫呢！这次屈尊向阶下囚请教，不但没有丧失胜利者的风范，而且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又向成为强者迈出了一大步。　　愚蠢的傲慢，刚愎自用，下场是很可悲的，不是孤家寡人，众叛亲离，就是死而无人收尸。项羽固然有冲天的英雄豪气，可最后落得风声鹤唳，乌江自刎，也不知是悲剧还是喜剧。这一点，大概只有先投项羽、再奔刘邦的韩信心里最明白。　　不耻下问，其实没有任何可羞耻的。以真正有才能者为师，而不管他是什么出身、身分和地位，恰恰表现了一种潇洒不凡的风度和包容一切的胸襟。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两者之间，竟有天壤之别。坦荡，则能吸纳，理解，宽容；狭隘，只有孤芳自赏，排斥异己。　　所以，要想干成一番大事业，要想有所作为出人头地，切莫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看得那么高贵，不要自欺欺人地把自己的脸面看得那么薄，也不要抬头望天作清高状。　　【典源】　　知人下士：语出《老子》第六十八章：“善用人者，为之下。”　　韩信屈尊问左车：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弃瑕取用，刘邦宽容重陈平【原典】　　陈平是西汉河南原阳人，年少时家里很穷，同哥哥嫂嫂在一起生活，只有三十亩薄田。他哥哥陈伯宽厚仁慈，靠辛勤劳动供陈平外出游学，后来，陈平娶了一个妻子，妻子曾经五次出嫁，五次都死了丈夫，但家里很富有。　　陈平的出士，多亏了妻子家的帮助。　　陈平离家后，先投奔魏王咎，遭到谗言，又投奔项羽。他见项羽粗暴无道，便仗剑投奔刘邦，经过魏无知的推荐，刘邦接见了他。言谈之中，论及天下大事，刘邦觉得十分投机，便将陈平提拔为都尉，留在自己身边当参乘，并监护三军将校。　　刘邦的将士对破格提拔陈平不满，说：“大王得到一个楚军的逃兵，并不了解他的才能和品行，就与他同乘一辆车，还让他监护军中长者，未免太过分了。”刘邦没有听信这些议论，又把陈平提升为副将。　　大将周勃和灌婴对刘邦的做法也不满，对刘邦说：“听说陈平在家里曾经同嫂嫂通奸。离家后又两次出逃，三次选择主人。现在大王授与他高官，让他监护将士。凡是给他贿赂多的人，他就将好处给与。他完全是个反复无常、目无法规的人，希望大王认真考察。”　　刘邦听了这些话，心里产生了疑虑，叫魏无知和陈平来问个究竟。魏无知说：“只要有建功立业的本领，即使与嫂嫂通奸、受贿，又有什么妨碍呢？”　　陈平自知这些都不是事实，对刘邦说：“过去我投奔魏王和项羽，由于他们不相信人，我才来投奔大王。如果大王认为我可以用，就不应拘泥小节；如果认为我不能用，我收的小费全在这里，你拿去吧！我就此告辞。”　　刘邦觉得误会了陈平，连声道歉，并将他提拔为护军中尉。后来，陈平全力辅佐刘邦，多次在危难之际挽救刘邦及其大业，成了建立西汉王朝的头等功臣。刘邦死后，陈平还同周勃一道，平定诸吕叛乱，稳住了西汉江山。　　【新说】　　“瑕”指过失和缺点，“弃瑕”是说不计较缺点和过失；“取用”意为取长处而用之。这一策略要求对有才华的人不求全责备，使其才华为我所用。　　在这个世界上，上至国王总统，下至平民百姓，没有哪个人没有缺点毛病，这一点是绝对勿庸置疑的，正如只要是人，都有生老病死一样。问题在于，首先要肯定被用的人确有真才实学，并且那些真才实学又确实是自己所需要的，然后再看他的毛病缺点对事业是否致命，是否积习难改，是否是不可救药的恶习。　　比如，有吃喝嫖赌恶习的人，是绝不能用作政府官员的。有偷摸劣迹的人，绝不可用来看守财物。极端自私的人，绝不可用来从事慈善活动。刘邦用陈平，是为了出谋划策、将兵打仗。他是否勾搭过嫂子，是否收受过将士的财物，大概无碍大业。况且事已过去，并非年深日久的恶习，况且这些也是传闻，并非铁证如山的事实。　　因此，真正重要的是仔细辨别、斟酌“瑕疵”，谨防被披着羊皮的狼们钻了空子，以免过后悔恨交加，只要瑕疵无伤大雅，就可以大胆地用。有的可以长久地用，有的只可用一会儿；有的可以全面地用，有的只用一个方面；有的可以全心全意地用，有的需要提防着用。　　利用别人的才能为自己服务，是最主要的准则。把握住这个准则，用它去衡量被用的人，就比较好掌握了。　　【典经】　　弃瑕取用：语出三国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于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收罗英雄，弃瑕取用。”　　刘邦宽客重陈平：事见《史记·陈丞相世家》。搜扬侧陋，武帝重用霍云病【原典】　　霍去病是西汉名将，山西临汾人。他父亲原来是平阳县的衙役，曾在平阳公主家里当差。他的外祖母卫温，母亲卫少儿和舅舅卫青，以前都是平阳公主的家奴。后来，霍去病的姨妈被汉武帝刘彻选入宫中，当了皇后，他一家人才迁到都城长安，摆脱了奴仆的地位。　　霍去病自幼在奴仆当中长大，饱尝生活的艰辛。但是，他不甘做奴仆，勤奋学习，精通兵法，并且掌握了骑马、射箭和搏击等各种武艺。汉武帝十分赏识霍去病的才能，不嫌他出身微贱，将他破格提升为侍中，负责保卫皇帝的安全。　　后来，匈奴骑兵入侵河套地区的代郡。汉武帝命令大将军卫青领兵反击匈奴，霍去病也请求随军前往。汉武帝为了嘉奖他的志向，又由于他精通骑马射箭，遂封他为票姚校尉，挑选了八百名精锐的骑兵由他指挥。　　霍去病首次出征匈奴，带领部队离开主力，奔袭数百里，以少胜多，斩杀匈奴兵二千多人，杀死匈奴的相国、当户等官，临阵斩杀匈奴单于的叔祖父籍若侯产，活捉单于叔父罗姑比，一时声威大振，勇冠三军。汉武帝以二千五百户封他为冠军侯，提拔为大司马骡骑将军。　　接着，霍去病再度出征，两次大败匈奴贵族，控制了河西地区，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　　在对匈奴的第三次大战中，霍去病与大将军卫青分路出击，击败匈奴主力，一直追击到蒙古和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才收兵。　　汉武帝为了嘉奖霍去病的显赫战功，在长安给他建了一座豪华住宅，但是，霍去病谢绝说：“匈奴未灭，何以为家？”他前后六次出击匈奴，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　　【新说】　　“搜扬”，即寻找提拔；“侧陋”，即隐伏卑微。“搜扬侧陋”，是说注意寻找和提拔出身、地位低贱而贤明有才的人。　　之所以这样做，是鉴于历来富家子弟大多养尊处优，专横跋扈，不是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就是平庸愚昧无德无才，极少有成为栋梁之才者。　　英雄自古出于草莽里巷，几乎成一个普遍规律。霍去病、卫青都出身奴仆，汉高祖刘邦的开国功臣萧何等一批人，大多出身低微，几乎各朝各代都有由下层出身而至功高位显的人。大约出自草莽里巷之辈，自幼经受艰苦磨练，以刻苦发奋、吃苦耐劳见长。他们既无既得利益可失去，也不怕失去。　　因而敢冲敢拼，加上吃糠咽菜，体魄强健，经得起摔打。　　如果说，富家子弟像关在笼子中被阉割了的家畜，那么，草莽英雄则似深山老岭中的猛兽。得猛兽而用之，图的就是那股虎气、豪气。　　也有出身、地位低微的文人雅士，大多可充作谋臣。这类人在品性上近似于草莽英雄，无所顾忌，锐气可嘉，往往可堪大用。　　清代龚自珍的诗说：“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说选拔任用人才要不受门第等级尊卑的限制，唯才是用。这话说来容易，而在实际中，门第等级尊卑亲疏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尤其是这种势力左右了权力阶层时，要想冲破，必须有极大的勇气和胆识，甚至要冒与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和分裂的风险。　　真正的爱才者，为求人才会在所不惜，自诩为爱才者，又打不破傲慢与偏见，不过是同好龙的叶公一样的伪君子。　　【典源】　　搜扬侧陋，语出《尚书·尧典》：“明明扬侧陋。”　　武帝重用霍去病：事见《汉书·霍去病传》。拨犀擢象，萧何月下追韩信【原典】　　韩信是江苏淮阴人。他家里很穷，经常被别人瞧不起，还常常到别人家寄食，遭人白眼。　　项梁在苏州起兵后不久，渡过淮河，屯军于下邳，势力已发展到六七万人。韩信在这时仗剑投奔项梁，但项梁很快因骄兵战败被杀，韩信又转到了项梁侄儿项羽手下。　　韩信在项羽军中没有受到重视，他多次向项羽献计，都没有被采纳，于是带着怀才不遇的心情投奔了项羽的敌手刘邦的军队。后来韩信又犯了法，按规矩该斩首，他却说：“刘邦不是想打天下吗，为什么要斩壮士？”　　夏侯婴听了这话十分惊奇，仔细看了看韩信的样子，将他释放了，并推荐给刘邦。刘邦看不出韩信有什么特殊本领，只给了他一个治粟都尉这样的小官。　　当时萧何担任后勤总管，在公务当中认识了韩信。韩信经常与萧何交谈，萧何发现韩信并不平庸，十分器重他。　　后来，刘邦的军队到了陕西汉中，军中将士有很多人想家，不少人开了小差。韩信自忖刘邦不会重用自己，又产生了怀才不遇的念头，便寻找机会逃走了。　　萧何得知韩信逃走，知道自己的疏忽造成了人才的走失。他来不及同刘邦商量，亲自连夜趁着月色追赶韩信。这时，有人对刘邦说萧何逃走了。刘邦听后大惊，如失左右臂膀。　　不久，萧何追回韩信，刘邦喜怒交加，责备萧何不该逃跑。萧何将实情告诉刘邦，刘邦很不以为然，但萧何极力举荐韩信说：“如果大王只想长期在汉中称王，就没必要用韩信；如果大王要争得天下，那么非得有韩信参与谋划。”　　刘邦接受了萧何的意见，亲自拜韩信为大将，让他统帅三军，并向他请教治国方略。韩信比较了刘邦与项羽的长处和短处，分析了泰国形势，建议举兵东征，平定三泰。刘邦认为韩信言之有理，后悔相见太迟，于是出兵东征，夺取了三秦。　　在后来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过程中，韩信鼎力相助，参与谋划，并亲自带兵出征，为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新说】　　“拔”和“擢”指提拔升迁；“犀”和“象”即犀牛大象，借指特殊人才。“拔犀擢象”是说提拔重用特殊人才。　　人才确有大与小、一般和特殊之分，用人者必须首先明白这一点。只能缝缝补补的人，不能当作时装设计师来用。只能带兵冲锋陷阵的人，不能用来策划总体战略。只能沿街推销叫卖的人，不能委以企业家的重任。任人唯贤，唯才是用，这是总的原则，但在实际使用中，应区别情况而用之：大才大用，小才小用，一般人才一般用，特殊人才特殊用。不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只能在用人者身上，而不在人才本身。如果没有萧何的竭力推举，刘邦是不可能发现和使用韩信的，也许，韩信会再次投奔项羽。那样的话，天下将不是刘邦的了。　　发现和提拔特殊人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刘邦这种志在打天下的豪杰，尚且两次不识韩信真面目，差点失之交臂，更何况一般的用人者，能有几人具备与众不同的目光与胆识？有真才实学且德行高尚的人，往往不做毛遂自荐者。如今毛遂自荐者，大都急于出人头地，却无特殊的本领，德行高尚者更是少得可怜。　　正如挑选猫一样，不能光听它是否会叫，还得认真考察它是否真能捉老鼠。　　【典源】　　拔犀擢象，语出宋代王洋《东牟集·卷九·与丞相论郑武子状》：“敕局数人，其间固有拔犀擢象见称一时者，然而析理精微，旁通法意，鲜如克。”　　萧何月下追韩信：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知人则哲，管仲临终谏桓公【原典】　　春秋时，管仲当上齐桓公的相国之后，在齐国推行改革措施，帮助齐桓公“尊王攘夷”，很快使齐国强大起来，齐桓公也成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他专门设立了选拔人才的制度，使有才能的贤明之士有机会得到任用。　　后来，管仲因病去世。在他临终前，齐桓公问他谁可以接替他担任相国。　　桓公先问易牙如何，管仲回答：“不行。他为了取得大王的宠信，竟然把自己的儿子杀掉煮给大王吃，这种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抛弃的人，难道会忠于大王吗？”　　齐桓公又问竖刁怎么样，管仲回答说：“不行，这个人为了卖身投靠大王，不惜割掉自己的生殖器来当宦官，这种连自己身体都不珍惜的人，怎么会对大王忠实呢？”　　齐桓公再问开方怎么样，管仲回答说：“也不行，这个人为了得到大王的宠爱，连自己的父亲死了都不回去奔丧。这种连父亲都不爱的人，还会爱护大王您吗？大王手下的人中，只有隰朋为人忠厚，可以担当重任。”　　但是，管仲死后，齐桓公没有照管仲的建议去做，反而重用了易牙、竖刁和开方这三个人。结果，三年后齐桓公得了重病，易牙、竖刁和开方乘机与桓公的宠妾长卫姬勾结起来，将桓公囚禁起来，连饮食都不给。　　这些人杀了反对他们的大臣，把同易牙有暖昧关系的长卫姬的儿子无亏拥立为国君，赶走了齐桓公生前选定的继承人郑姬之子齐孝公。　　后来，有个失宠的宫女从狗洞爬进关押齐桓公的地方，将宫廷中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齐桓公。桓公听后饥愤交加，不久便抱恨而终。他的尸体停放在床上两个多月无人理睬，直到长出的蛆虫爬满了地面，才被送去埋葬。　　【新说】　　真正聪明的人的表现之一，就是善于识人。齐桓公即位之初不念一箭之仇而重用管仲，是他的明智之处，才有了后来齐国的强大，但他晚年的作为，却不能不说是昏庸之极，落得无人收尸，应该说是咎由自取。可见，即使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有糊涂、不辨真假的时候。　　知人之难，虽不说难于上青天，却是众多人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难题。究其原因，一个难点在于人心隔肚皮，难以彻底洞明。表面上像一盆火，背地里却握着刀；脸上露着笑容，脚底下却使绊子。这种情况可以说太常见太常见了。势利之徒多得如汪洋大海，而且越发有汹涌澎湃之势。以前尚且说人一走，茶就凉，现在则堂而皇之地宣称人未走，茶已凉，人心之难测，由此可见，正所谓知人知面难知心。　　听其言观其行，虽不失为知人的一种好方法，但有时也会出现失误，人们已经在伪装自己方面变得越来越聪明，现代社会的高级间谍屡屡得手，就是明证。即使是现代化的测谎器，对他们来说如同玩具，更何况凭直观的观察，怎么能搞清楚他们到底居心何在？　　不过，也可以来一点逆向的考察手法，或许可以探得一点虚实，比如对专爱说好听话的人，偏不听他的，偏不重用他，甚至让他吃点苦头，到时再看他的反应。恐怕多数势利之徒是难以过这一关的。　　当然，知人难，也不全是因为人心险恶。用人者本身的昏愦，也是个重要原因，遇上这种情况，只让人感到无话可说。　　【典源】　　知人则哲：语出《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　　管仲临终谏桓公：事见《国语·齐语》。用具所长，鸡鸣狗盗派用场【原典】　　战国时，孟尝君田文接受齐潜王的命令，到秦国去行聘问之礼，并将白狐皮裘作为礼物，进献给秦昭王。秦昭王十分高兴，打算请孟尝君担任相国。　　秦惠王的弟弟樗里疾非常妒忌孟尝君的才能，担心他夺走自己在秦国受到的宠信，于是在秦昭王面前挑拨说：　　“如果孟尝君到秦国来当相国，他掌握大权之后，必然首先考虑齐国的利益，然后才会想到秦国。这对秦国将十分不利呀！等到他羽毛丰满，恐怕连大王您也要被除掉，那时候您后悔也来不及啦。”　　秦昭王听了这番话大惊失色，认为很有道理，便命令手下将孟尝君抓起来杀掉，以免后患。　　孟尝君面临飞来横祸万分焦急。他请求好朋友泾阳君出面帮助，去找秦昭王宠爱的美女樊姬说情。泾阳君曾经在齐国当过人质，孟尝君给他的待遇很好，所以对孟尝君的请求爽快地答应了。　　泾阳君先拿了两对白色玉璧去打通关节。樊姬却说，可以帮忙，但最好能得到白狐皮裘。泾阳君回来同孟尝君商量，怎么才能把已经献给秦昭王的白狐皮裘弄回来，再拿去献给樊姬。　　正在两个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孟尝君的食客中有个善于偷盗的人，自告奋勇将白狐皮裘偷出来。他们同意让他去试一试。半夜，那个人悄悄潜入宫中，将皮裘偷到手，到出宫门时，守夜的卫兵听到了响动，那个人马上学了几声狗叫，骗过卫兵，出了宫门。　　樊姬得到皮裘，在秦昭王面前为孟尝君美言了儿句，秦昭王便将孟尝君放了，但是，秦昭王很快就发现上了当，立即派人追赶孟尝君。　　孟尝君－行人在半夜赶到了函谷关。按照关规，只有到鸡叫时才开关让人通行，时间离鸡叫还早，昭王的追兵很快要到了。紧急中，孟尝君的食客中有个人善于模仿鸡叫，于是马上学起鸡叫来，逼真的叫声引得群鸡共鸣，守关人以为天已破晓，打开了关门，盂尝君出关逃回了齐国，脱离了危险。　　【新说】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好男要当兵去打仗，好女要嫁好儿郎，大概说的正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情况。　　孟尝君用鸡呜狗盗之徒，恰到好处，在关键时刻救了命，好比好钢真正用在了刀刃上。在这种时候，哪怕有几个满腹经纶的高超谋士，都干事无补，救不了孟尝君的性命。这使人想到，春秋战国时代一些有钱人养成豢养食客的风气，简直是在建立人才库，各色人等，不分贵贱，凡有一技之长，给一碗饭一张床养起来，不付工资，平时无所事事，关键时刻露几手，手到病除，岂不妙哉！　　所以，用人不要自恃清高，虽然我们不能像孟尝君那样作为恩主豢养一批包括鸡鸣狗盗之徒在内的食客，却可以学习孟尝君没有偏见地、但有远见地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功夫。只要有一技之长，管他是雄才大略还是雕虫小技，都加以利用，而且还要用得恰到妙处。　　得的是有眼光和远见卓识。有的人才华横溢，人人见到都会说是人才；寻找这样的人太容易了，偏偏有不少人内向含蓄深沉，才华深藏不露，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偶尔露峥嵘，善于发现和使用这类人，本事就不小。　　才能的大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用得恰到好处，使人尽其才。　　【典源】　　用其所长：语出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六一居士》：“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长短，用具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政必不逮。”　　鸡鸣狗盗派用场：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爱鹤失众，董贤得宠犯众怒【原典】　　董贤是西汉侍臣，由于年轻貌美又善于奉承，得到汉哀帝刘欣的宠幸。　　哀帝每次外出，都与董贤乘同一辆车，在皇宫里更是同他形影不离。有一天，董贤陪哀帝睡午觉，他翻身时压住了哀帝的袖子，哀帝见他睡得正酣，怕惊醒他，便叫人用剪刀剪断衣袖起身。　　董贤一得宠，家人也跟着沾光，他妻子进宫享乐，妹妹被选为妃子，父亲受封爵，岳父和舅子也当了高官。哀帝专门为董贤建了一座豪华住宅，并把各地进贡的最贵重的礼物给了董贤。　　哀帝一直想封董贤为侯，却找不到机会。他体弱多病，没有儿子，企图篡夺王位的东平王和王后背地里诅咒他早死。这件事被两个大臣向哀帝告发了，结果东平王畏罪自杀，王后被处死。　　在论功行赏时，有人为迎合哀帝心意，提出把这告密的人改为董贤，便可以此封他为候。哀帝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下令将董贤和那两个大臣封为侯。　　丞相王嘉和御史大夫贾延坚决反对，建议让朝臣们讨论董贤在揭露阴谋中是否有功，该不该封侯。哀帝心虚，不敢把事情拿出来讨论，只好先搁置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哀帝再次下令封董贤为侯，又遭到王嘉等人的反对。　　哀帝对此耿耿于怀，从此疏远了王嘉。　　后来，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去世，哀帝以太后有遗命为由，封给董贤两千户。王嘉知道后写信给哀帝说：“董贤依仗陛下的恩宠，骄奢放纵，毫不收敛，恶名远扬，引起八方公愤。常言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我为他日后的下场感到寒心。望陛下考虑到先辈创业的艰难，别再这样做了！”　　王嘉的信使哀帝恼羞成怒，他派人逼王嘉服毒自杀，遭到王嘉严词拒绝，在狱中绝食而死，从此，再也没有人敢直言劝哀帝了。他又任命刚过二十二岁的董贤为大司马，任董贤把持朝政，权势几乎要与哀帝同等了。　　但是，哀帝一死，董贤就失去了靠山。王太后罢了董贤的官，罢官当天，董贤和妻子因畏惧而自杀，全部家产被抄没，朝野对此无不称快。　　【新说】　　春秋时代的卫懿公曾经因为爱鹤而亡国，爱鹤爱到众叛亲离的地步，堪称“玩物丧国”，汉哀帝独爱董贤，虽未到亡国的地步，却引来“千人所指，无病而死”．下场也够惨的。　　偏心眼儿容易导致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是最大的弊端，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手下文臣武将只要有真才实干，越多越好，很难靠一个人支撑起天下。人们常说，人心齐，泰山移。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偏心眼儿也容易导致因小失大。玩物丧志，玩人丧德，虽是说不务正业，骄奢淫逸，却也表明了没有偏爱。是“玩”不起来的。一旦玩起来，沉溺其中，不能自拔时，灾祸就跟着来了。赌徒输红了眼，老婆、孩子、房子、裤子什么都拿去输，直到精光。到了这种境地，犹如大江东去，是阻挡不住的。　　这倒也好，落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就全部了了。　　平心而论，偏爱也有无可指责处。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自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但若有重任在肩，比如当个董事长、经理什么的，又另当别论，一般的偏爱也还说得过去。如果爱屋及乌，就有点问题了。这时要扪心自问一下，要是真的爱乌，干脆辞职算了。　　【典源】　　爱鹤失众：语出《左传·闵公二年》：“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董贤得宠犯众怒：事见《汉书·王嘉传》。及锋而试，■王用才挽狂澜【原典】　　■王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同明英宗朱祁镇是异母弟兄，英宗接替王位时，他被封为■王。　　英宗是个昏庸腐败的君主，朝廷的军政大权都落入了太监王振的手中。　　1449 年7 月，王振为了扩充权力，极力鼓动英宗出兵征讨蒙古族首领也先。　　英宗不顾其他大臣的坚决反对，接受了王振的意见，亲自率领五十万大军北征也先，让■王留守京城。　　不料，明军一触即溃，英宗退守距怀来县城二十里的土木堡，被蒙古军队四面包围，十多万明军死伤，王振被乱军杀死，英宗被俘。这年8 月，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惊，人心浮动，朝廷一片恐慌，大臣们聚集在宫廷中号啕大哭。皇太后下令由■王主持国政。商讨对策。大臣徐■主张迁都，于谦则力主保卫京城。■王否决了南逃的主张，决心守城，将守城重任交给了于谦。　　这时，明朝的精锐部队已在土木堡被消灭，北京只剩下十万老弱病残之师。于谦征得■王同意，从各地调集援军，运输军粮，北京的防务逐渐巩固，人心开始安定下来。　　■王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总揽兵权，将土木堡事变的祸首王振抄家灭族，让众大臣把王振的三个爪牙打死在朝廷之上，民愤渐平。接着，朝廷众臣拥立■王登上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也先本来想以英宗为人质，逼迫■王投降，但遭到■王拒绝。于是，也先领兵攻打北京，北京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抗击，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也先在勒索未得逞，进攻又被打退的情况下，被迫于第二年释放了英宗，英宗回到北京，被■王送往南宫居住。　　【新说】　　趁着刀锋锐利之时赶快使用，趁着将士士气高涨之时奋勇杀敌，就如同趁热打铁一般，不可懈怠。　　刀不磨要生锈，人不用也会懒惰。有才能的人选择英明的主人，总想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才能，而不愿碌碌无为，虚度时光，所谓“人尽其才”，就是告诫用人者要充分理解人才难得的道理，理解人才渴望得到任用的心理。　　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重用，不仅锐气会随着时间丧失，而且也有可能产生背弃的念头。于谦在社稷危难的关头挺身而出，■王尊重他的一腔热情，及时委以大任，结果给了于谦报效朝廷的机会，挽狂澜于既倒，使明王朝免遭灭顶之灾。　　也有相反的事例，比如岳飞，立志誓死抗金，却落得“仰天长啸，空悲切”的下场，国破家亡，山河疮痍，生灵涂炭，全不在当权者的忧患之中，更何谈及时任用壮志凌云的英才！　　及锋而试，首要的条件是真才实干，唯才是用，刀刃必须是锋利的，才可能用来拼杀；武士必须是勇猛的，才可能用来冲锋陷阵；谋士必须是卓越的，才可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唯才是用，就要求打破其他的障碍，比如年龄、资历，过去的功劳，关系的亲疏等等，这些都有碍于及时重用有才能者。这个标准不坚持，将大失人心。　　诚信也十分要紧，有才无德，野心勃勃，贪得无厌，这样的人受重用，比使用庸人更危险。遇上野心家、贪婪无耻之徒，宁可弃而不用，否则无异于自己给自己套上枷锁。　　还要记住，刀在不断地使用中才会越发锋利，人才也要不断地磨炼，才会越发炉火纯青。　　【典源】　　及锋而试：语出《史记·高祖本纪》：“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　　■王用才挽狂澜：事见《明史·英宗前纪》及《明史·景帝本纪》。强于弱枝，朱元璋加强集权【原典】　　明代初年，新、旧地主大肆兼并土地，聚敛财富，隐瞒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逃漏税赋和徭役，把沉重的经济负担转嫁给农民。朝廷的功臣老将倚权仗势，违法乱纪，横征暴敛，贪污腐化，使皇帝的大权被削弱，政局动荡。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地方和各政府机构的势力，力图改变权力分散、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为了打破实际上变成了独立王国的地方政权机构，朱元璋废除了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管理行政、军事和司法事务。这三个机构各自独立，但又互相牵制，全部直接由朝廷指挥，加强了中央控制。　　在中央一级，朱元璋认为中书省的丞相权力过大，容易滋生专权恣肆、王权旁落的弊端。这时有人告发丞相胡惟庸的不法行为，朱元璋便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将胡惟庸抄家灭族，并宣布撤销中书省，革除丞相，相应地加强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一来，丞相的职权实际上是由皇帝来行使。　　在军事方面，朱元璋设立前、后、左、中、右五军都督府，将原来大都督的兵权一分为五，委派王族宗室任各地藩王，行使监军职权，让他们成为皇帝在各地的军权代表。　　原有的监察机关御使台，被改成了都察院，职责是监督朝廷官员，辨明是非，以防大臣奸佞结党营私，并检举弹劾贪污舞弊、徇私枉法的官员。都察院下设十三个道的监察御史，代表皇帝出巡，遇到小事立即处理，大事直接报告给皇帝裁决。　　朱元璋还设立了巡检司和锦衣卫，以加强对百姓的控制。巡检司遍设于各府县的关口要道，盘查行人，抓捕盗贼。锦衣卫是直属皇帝的特务机构，被用来严密监视朝廷文武百官。　　这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朱元璋牢牢控制住全国的军政大权。他认为，这是一套确保明王朝“万世一统”的最好制度，专门编订了《皇明祖训》，要求子孙后代继承这一制度。　　【新说】　　正如树木的生长一样，过于细弱的树干，是不会出现枝繁叶茂的结果的。　　权力一旦过于分散，必然导致指挥失控，拥权自重，四分五裂的局面。权力的分布和运转，同树木的生长有惊人的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