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上了这个大当，再也不肯相信政府的官员。　　既然是“撤镇设乡”另起炉灶，乡民们虽然对县里面的“荐任官”做不了主，却拿定主意要选择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保长。在这种情况下，“好人王三官”也就从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当选了保和乡第十六保的保长。　　保长是国民政府委任的最基层的官员（再底下的“甲长”是没有委任状的）。“保和乡第十六保”管辖着大洼周边的五个村子，共十个甲，近百户人家，八百多人口。但其实到1943年8 月的时候，已经有四十多人饿死、二百多人外出逃荒，居民减少了许多，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也基本停滞了。　　按理说，保长也是个有油水的差事。政府规定，保长的“工资”是每季薪谷一百升（一升小麦合十一斤，一升谷子合八斤），这份薪谷来自“保捐”。“保捐”按每亩地一升（每年）的标准征收，原则上是在开支保甲费用之后多退少补，但其实收上来了就不会退，所以保长能从中占些便宜。除此之外，每当遇到婚丧嫁娶、买卖土地，或者节日庆典、赛会社戏、搭桥补路、办学修庙……保长、甲长们也可以捞到不少好处。　　只是，王三官当选保长的时候正值荒年，大家都在挨饿，连保捐都收不上来，自然也没有什么“油水”可言了。　　不过，还是有人惦记着要捞点实惠。　　王保长上任的当天，“俞二算盘”和“罗小扁担”就找上门来，商量着“收礼钱”的事。　　“俞二算盘”是十六保的文管事，官场上叫簿记，也叫做“地方”。俞家的老大是舞阳县课税局的头号账房，人称“俞大算盘”，他这个当弟弟的本事比哥哥差了一截，所以被称为“二算盘”。　　“罗小扁担”则是“罗大扁担”的儿子、十六保的武管事，官场上叫“丁目”，老百姓喊做“叫花头儿”，手底下有十来个“小叫花子”（每个甲一个保丁），实际上就是保丁的班头。　　文管事和武管事名义上是保长的属下，薪谷也只有保长的一半（每季薪谷六十升），但他们却是“世袭”的职位，权威一点儿也不比保长小——“地方”的手上掌握着历年的田赋记录、契约存根，离开他，谁也弄不清各村的家底；“叫花头儿”和手下的“小叫花”都是师兄师弟的关系，少了他，没人敢替保长征税抓差、跑腿办事——所以，当保长的在别人的面前可以摆摆架子，但在两位管事面前却得客客气气的。　　照常规，遇到保长上任、保长生日、重要的节气……以及其他什么找得出来的理由，文武管事都可以到各村去收“礼钱”。办法是写几张红纸条，摆在盘子里，然后挨家挨户地“送喜”。各家各户见到“喜条”就按人头“随喜”，拿几个钱可以、拿几升粮食也可以，实在不行就拿花生、桐油、棉花、土布之类的东西，反正不能空着手出来。这些“礼物”除了分给保长和甲长，还要分给文管事、武管事、保丁、木匠（维修学校和庙宇的）、石匠（维护水井和碾子磨盘的）……　　王三官知道，“收礼钱”是乡村“公务人员”获取生活补贴的重要途径。可他想了好半天，最后还是说：“这份礼钱……不收了吧。”　　“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俞二算盘皮笑肉不笑的。　　罗小扁担却没那么斯文：“王保长，你当好人没关系，可咱们兄弟却不能跟着你饿死！”　　王三官也觉得有些尴尬：“今年的灾情实在太蝎虎了，再收礼钱恐怕要逼死人的……两位哥哥，大家活着都不易，乡里乡亲的，还是以和为贵吧。”　　文武管事没有再争辩。乡间的情况他俩比谁都清楚，村子里磨面的石磨子好长时间都没有人动过了，各家各户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别说保长不同意，即便是真的答应征收礼钱，恐怕也收不到什么东西。　　不过，罗小扁担还是有些不甘愿：“这次的礼钱先欠着，等年景好一点，咱们再补收！”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王三官赶紧递上一根烟，感觉像是松了口气。　　王保长没有收礼钱，却有人给他送礼物来。　　天擦黑的时候，王三官的姐姐回娘家来了。姐姐比他大着十多岁，早就嫁到了县城里，姐夫也是保和乡人，在县政府做科长。闹饥荒的年月，饿死了百姓也饿不着当官的，乡下人家断了顿，城里的县长、主任和各位局长、科长们却照样有白米有白面，于是，他姐姐就时常带些吃食回来。　　大洼村在县城西北三十里地，王家姐姐上午得到弟弟“当官”的消息，傍晚就赶回了家。　　在舞阳这地方，出门走亲戚都挎着个篮子，里面装着礼品。所谓“亲不亲，篮里分”，对不同分量的亲戚，篮子里的货色不一样，闺女回门看亲娘，篮子里当然装得是又满又实在。那时候，最好的礼物就是大馒头，所以俗话说：“闺女是娘的馒头篮儿。”能干的女子回娘家，一年四季都挎着馒头篮。　　姐姐来到家，就有馒头吃了，可姐姐这次还带了两双洋袜子和一根黑皮带。王三官从小到大穿的都是土布袜子、系的是裤腰带，这回可算是开了洋荤。　　对于王三官当保长的事，当姐姐的比弟弟还开心，娘家有人“出息”了，她在婆家也觉得趾高气扬。整个晚上，姐姐都在说“场面上”的人应该怎么打扮、怎么行事，还把姐夫的那一套做官的理论拿出来开导弟弟。　　王三官笑嘻嘻地听她讲完，最后才说：“大家选我当保长，是因为我待人和气。反正别的我也不会，能客客气气的替大伙求个太平就是了。”　　“阿弥陀佛，但愿如此”，老娘对他的这个观点很是赞同。　　第二天，保和乡第十六保的新任保长王缘道正式上任了。　　村公所的一切都没变，只在大门口贴了副新对联，上联是：事事让三分，海阔天空；下联是：心田培一点，子种孙收——这就是王保长的“执政方针”。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大洼村迎来了一场大雨，这可是十几个月来的头一场透雨。乡亲们欣喜若狂，都说：“托王三官的福，好人当保长，老天爷也开眼了！”　　大雨中，王保长拱手作揖、谦虚地点头微笑着。好像这场大雨真的和他有什么关系似的。　　　　　　　　　　　　　　　　第十五章　　一场透雨之后，旱灾结束了，但饥荒却并没有过去。　　十六保的夏粮基本绝收了。　　开春时种下的麦子，由于没有雨水，长势本来就不好，谁知四月的时候又遇到了蝗灾。那么多的蝗虫，老辈人都没见过。飞起来遮天蔽日，像是一片黄色的幔帐，黄云掠过的地方，绿色的庄稼全都没了踪影，老百姓连哭都哭不出来。　　蝗虫们扫荡一空之后就飞走了。农民们只好想尽办法、筹措种子再进行补种。过了一个月，新苗长起来了，可蝗虫的卵也长成了幼蝻，比先前的数量更多，爬满了庄稼、爬满了树叶。　　有天早晨，王三官到庙里去，刚走到村口，就看见无数的蝗蝻排着队伍向村里开来。路面上满是翅膀还没长好的蝻虫，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一只挨着一只的虫子，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一眼望不到头，看得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村子里的人发疯似地冲出来，哭呀、骂呀、踩呀、打呀、拍呀、扫呀……可是没有用。　　前面的蝗蝻尸体堆积成山，后面的队伍却依然无穷无尽，一如既往地蹦过来、跳过来……人们的耳朵里满是“沙沙沙、沙沙沙”的响声、眼前全是暗绿色的虫子。　　无奈的人们终于投降了，纷纷跪下来磕头：“虫神爷爷行行好，虫神爷爷，行行好吧，给我们留口吃的。”——那些小小的蝗虫就从人们的身上和脸上跳过去，把村里的树叶一扫而空。　　王三官一直认为蝗虫是神灵派来的兵将。它们来的时候毫无征兆，那么猛烈、那么凶狠，似乎怎么杀也杀不过、怎么拦也拦不住；可走的时候却又是那么突然，才两天的工夫就一只也看不见了，只留下荒芜的田野和破败的村庄。　　王三官认为“大日本皇军”也是和蝗虫一样的动物。1941年的时候，日本人也到舞阳县来过一趟，先是突然地占领了县城，气势汹汹地打枪开炮；可是几天以后，又突然开走了，城乡的一切又重新恢复了老样子。　　所以，王三官觉得对付蝗虫和应付“皇军”的办法是一样的：尽量不要去招惹它们，祈望它们最好不要来；如果来了，也只好先忍着、求神灵佑护，让它们赶快走掉就是。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蝗灾也好、兵灾也罢，都是老百姓摆脱不了的劫难。等熬过了这些灾难，乡下人还得接着种地过日子。　　一场透雨之后，原本光秃秃的地里长出了绿草，饥饿的人们于是纷纷四处采摘野菜。王三官也松了口气：有了这场雨，至少眼下不会饿死人了。　　可就在这时候，有人来报告说，曾老太婆和罗小扁担闹起来了。　　一大早，曾老太婆到地里摘野菜，摘着摘着，发现了一窝田鼠。老太婆的手脚不灵光，忙乎了半天一只也没打着，反倒被路过的罗小扁担拣了个便宜，抓了一只大的和一只小的。　　罗小扁担拎着田鼠回家了，曾老太婆却追上去、吵着闹着要分一半。罗小扁担不答应，老太婆就哭嚎着要在罗家墙上撞死。照规矩，地里的野物，谁拣着了就归谁，曾老太婆这属于无理取闹。可是，灾荒年间的田鼠肉是可以救命的东西，也难怪老太太要以性命相搏。　　王三官说了许多好话，两边的人都不肯让步，他为难了半天，走到罗小扁担面前双膝跪下：“罗大哥，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年头，大家活着都不易，你就让着曾老太一点吧。”说着就磕了一个头。　　当保长的，为了田鼠给人家磕头！围观的人全都愣住了。　　罗家老爷子从屋里跑出来，顺手揍了自家儿子一扁担，赶忙扶起王保长。　　“罗大扁担”是十六保的前任武管事，虽然上了年纪，精神还不错：“让保长见笑，我这孩子不晓事，让保长多费心了。一点儿耗子肉，放在往年谁能瞧得上眼？都是被这倒霉的年景给害的，害得人都不知仁义礼仪了……”　　罗老爷子一边念叨着，一边命令罗小扁担把两只田鼠都送到曾家去。　　王三官回到家里，他老娘正在屋里抹眼泪：“苦命的孩子，不当官还好，当了这破保长，却要当众给别人磕头……”　　保长笑了笑：“磕头算个啥，只要能保得村子里太平，叫我天天磕响头都行！”　　只是，有些事磕头可以办成，有些事，再磕头也没有用。　　八月底的时候，舞阳县的“由单”（征收田赋的通知单）派下来了，送到十六保的单子上写明了田赋数目、本期应交粮款数、缴纳期限等等。　　“田赋数目”没啥好研究的。每个村、每个保的田赋数目都是沿袭雍正年间“摊丁入亩”的基数，派粮摊捐的基本单位也仍然是银两的“两”，各县、乡、保规定缴纳的“两”数是固定的。　　只是，每“两”应该合多少正税、多少附加税，每年都有变化。1943年以后，通货膨胀，民国政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发行的钞票了，省政府就规定“正税”中的棉花和麦子必须征收实物。　　参照今年的“应交粮款数”。王三官核算了一下，仅“军麦”一项，保和乡第十六保的每亩土地需要上交麦子三十二斤——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河南俗话说：“夏望五，秋望七，好地不过一百一。”在好年景，麦收亩产能达到五十斤（那时候是每斤十六两的“老秤”）都是不容易的事，何况现在是大灾之年。并且，今年的田赋比去年还多了七斤。　　“这是怎么回事？”王三官觉得纳闷，“上面不是有话说要减免田赋的吗，怎么反而倒增加了？”　　“别提了”，俞二算盘的消息比较灵通，“本来是准备减免的，可一战区和省政府闹起了矛盾，结果是军粮一点也不能少，有谁胆敢拖欠，军法从事！”　　“和为贵，和为贵呀。为什么就不能和为贵呢……”王保长恨不得到洛阳去给那些大官们讲一讲“海阔天空”的道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4 月份的时候，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鉴于河南的蝗灾严重，发了个电报给中央政府，提出“减免河南省赋税和军麦”的请求。结果，电报被驳了回来，说是“减免赋税及赈灾事宜是政府的事情，与军队无关”，蒋鼎文碰了个钉子，憋了一肚子气。　　到了1943年8 月13日，国民政府终于下令减免河南省的部分田赋。《河南民国日报》立刻刊登了这个消息。可是，在报纸上却没有说明这个“善举”是由蒋鼎文长官率先提出的。蒋司令顿时火大，觉得没有面子。他连夜叫来河南省省长李培基，声明“赋税和赈灾是政府的事，与我无关。限期四十天结清一战区的军麦，否则以贻误军机论处”，还当场扣押了河南省粮管局的局长，下令“逾期不能完成任务，军法从事”。　　催缴军麦的命令下达之后，上行下效，各地的田管处长和粮站站长都被国军看管起来，正规军、警备区、游击司令部、保安团纷纷直接插手征粮事务。一时间，各乡各村都来了许多扛枪的人，拍桌子摔椅子地嚷嚷：“快把麦子交出来！”　　王三官当然不晓得这其中的内情，他只知道各级官员都像是发了疯，专员催县长、县长逼区长，区长乡长就带着保长们到处乱窜、挨家挨户地搜查粮食。　　粮食、粮食。河南刚刚经历两年的大灾荒，舞阳又是重灾县（全省一百一十一个县，除十五个县以外，其余的分为最重灾县、特别重灾县、重灾县、次重灾县和轻灾县），饿死了那么多人，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呢？　　万般无奈之下，王三官只好和其他十几个保长一起到县城里请愿，向县长大人磕头求情。县长禹升联抬手赏给每人一个大嘴巴：“没得商量，没得商量！缴不上军麦，我和你们都一样，统统杀头！”　　在县里督察军粮的是汤恩伯部十三军的队伍，领头的军官说：“别以为你们是老百姓，耽误了军机照样军法从事！”　　王三官从县政府里出来，跑到姐夫家里嚎啕大哭。姐姐说：“饥荒日久，善门难开。这个年月只能顾着自己，好人是做不成了。上面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　　姐夫也说：“咱们自家的军麦，我可以想办法通融一下。好在政府的赈灾粮立刻就要到了，你先把军队的事情应付了再说吧。”　　赈灾粮就要到了？！这可是个绝处逢生的好消息。　　罗小扁担的三个儿子在村公所里啃烧饼。　　七岁的金豆慢慢地嚼着，吃得很仔细，好像回味无穷的样子；五岁的铜豆一边哭一边吃，他的门牙快掉了，碰着烧饼就疼得慌，可他又忍不住美食的诱惑，只好拼命咬一口、囫囵咽下去，咧开嘴哭嚎几声，然后再继续啃……最小的铁豆才两岁多，一会儿舔舔烧饼、一会儿吮吮自己的小手，好像对烧饼和手指头哪个味道更好颇有点拿不定主意。　　烧饼是王三官从县城里带回来的，他看着三个孩子的吃相，觉得挺好玩：“金豆、铜豆、铁豆……有问题呀，罗大哥，你家孩子的名字怎么一个不如一个？”　　“没问题，这倒霉日子本来就是一天不如一天么！要是再生一个，就得叫土豆了。”　　罗小扁担的话虽这么说，脸上却是蛮高兴的。王三官从县城回到村里，把政府马上就要“赈灾”的喜讯告诉了大家，这使得困境中的人们觉得有了盼头。　　当然，王保长也把“征收军粮，没得商量”、“耽误军机，军法从事”的话也重复了一遍。俞二算盘、罗小扁担就到各家各户去搜集麦子，翻箱倒柜地凑了一两千斤，虽然距离上面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好歹可以意思一下，希望能够应付过去。　　那些天，王三官真是忙得很，一边要为军粮的事情提心吊胆，一边要催促各村把进城乞讨的人喊回来，还要眼巴巴地等着领取救济粮。　　政府赈灾是有条件的，明令各乡必须“阻止灾民外出生事，以免制造恐慌，破坏抗战局面”，一战区和省政府所在的洛阳市已经发布“整顿市容令”，禁止流民入境乞讨，同时要求各县待灾民返回乡里之后再发放赈灾物资。　　于是，外出逃荒的人们陆续回来了。大雨过后，十六保的各村都忙着补种谷子、荞麦、萝卜之类的晚秋作物。王三官心想：虽然现在没有吃的，但如果赈灾粮能够发下来，帮大家渡过这个青黄不接的难关、熬到秋后，那就什么也不怕了。　　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来了赈灾粮的消息。　　一大早，王三官就赶到县城，先是开会，然后是抓阄抽号。他抽中了“丁字七十三”，到粮库一问，才知道是五个大麻袋，里面装着一千斤用花生壳磨成的粉。这是什么赈灾粮？而且，这么些东西，摊到十六保的老百姓头上，一个人还分不到二斤。　　王三官只好跑到姐姐家里哭鼻子，希望姐夫能帮他把这倒霉的号码调换一下。姐夫说：“换什么？有花生壳就不错了。换成别的也无非是谷糠或者麦麸，数量还没有这么多呢。”　　“报上不是说，政府给了两亿元买粮食吗？”　　“两亿元？七折八扣，到平粜委员会手上就不过八千万。”　　“八千万也能买不少粮食呀！”　　“粮食当然有，过两天你就可以看见了”，姐夫冷笑起来。　　过了两天，市场上果然有麦子出售了，三十八元一斤。　　这些麦子在陕西的平粜价是每斤十元，从“河南省平粜委员会”手里倒腾出来就成了每斤二十元，再转到市场上，又翻了一番。　　老百姓哪里吃得起这个高价粮，只得继续饿肚子。　　饿肚子也不行，国军来催收军麦了。　　人人都说汤恩伯不服蒋鼎文的调遣，可这次收军粮，第31集团军（汤系部队，总司令是王仲廉）却最积极了。驻舞阳的十三军八十九师荷枪实弹、带着民团下乡催粮，不肯要豆子也不肯要红薯，非要麦子不可。国军来到保和乡，王三官磕头作揖、讨饶求情，讲了一大堆“海阔天空”的好话。没有用，带队的官长说：“军令如山，麦子数额短缺一斤也不行。有谁不交足军粮，以汉奸罪论处。”　　当天，十六保就被抓走了三十多人，全是各家各户的顶梁柱。这下子，远近五个村子全都炸了窝，哭天喊地地乱成了一团。　　大洼村的罗小扁担也被抓走了。第二天一早，罗大扁担就来请王三官当中人，他要卖地了，卖了地再去买麦子，赎回儿子。　　买方是小洼村的“杨黑驴”。　　杨黑驴原本是个苦出身，早先在南山（今舞钢市）烧炭，凭着一头小毛驴和自己的吃苦耐劳挣下了一份家业。虽然成了地主，可杨黑驴的日子过得比穷人还节俭，人家当长工的一年还吃两回饺子呢，而杨家每天除了“红薯糊涂”（用红薯和大麦熬的汤面）就是南瓜饼子。他家里好像从来不做新衣服、也不点油灯，白天衣衫褴褛、晚上黑灯瞎火，用杨黑驴的话说，“是饭充饥，是衣挡寒”、“灯头亮、屋里明，照来照去能照穷”，总之是“赚的不如省的稳”。　　就这么着，大灾之年，别人倾家荡产，杨家却还能置业买地。今年闹蝗灾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麦子都被蝗虫毁得精光，可杨家的地里种的全是红薯和花生，蝗虫不吃这些东西，倒让他稳稳地收获了一场。因此，现如今，十六保有能力买地的也只有“杨黑驴”一家了。　　买卖土地，离不开中人的说合。因为对出卖方而言，卖地是“破产”，一方面急需要用钱，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守不住家业，丢脸、开不了口。所以要请旁人来帮忙讨价还价。　　担任中人的经常是保长，除了争论地价外，还要争论土地所带的钱粮数。　　“杨黑驴”买地精得很，情愿多拿两百块钱地价也要把田赋降下来，人家“罗大扁担”家的明明是上等的好地，可他却只肯带下等的田赋（土地分五等：上等、中等、下等、下下等和“等外作田”，所带的钱粮各不相同）。王三官和俞二算盘拿着田赋清册和他讲了好半天，不管用——杨黑驴的主意很明白：地价是一次性的，而钱粮却是后代永远的负担，“钱粮一分，压煞子孙”，非要降下来不可！　　“罗大扁担”救儿子的心切，一咬牙，只好答应了。　　买卖成交，照例是由买主办宴席，请卖主、中人和该地四邻土地的主人吃饭，公开证明买卖事宜。当保长的王三官和当“地方”的俞二算盘需要事先写好地契，注明土地的坐落、面积、四至、所带钱粮，还要办理契税登记手续。　　按常理，“置业”请客是件挺隆重的事情，不摆个“八八”（八盘八碗）也要摆个“四四”，可杨黑驴小气，连白面烙馍也没有，上的是包皮馍（在杂粮窝头的外面裹一层白面）配萝卜丝。大家都知道他的性格，也就没说什么。　　正吃着，刘寡妇带着十岁的儿子来了，一进门就坐在地上、又哭又嚎，杨家人使劲撵她也撵不走。　　刘寡妇原本也是有田地的，可年初的时候，这女人和孩子饿得顶不住，才四十斤杂粮就把仅有的两亩地卖给了杨黑驴。通常，乡下人买地，一不买“寡”（孤寡户的地）、二不愿买“绝”（人家最后的土地），因为这种买卖等于是断了别人的生路，不仅显得不仁义，而且还容易惹麻烦。可杨黑驴子贪便宜，硬是把寡妇家的绝地买来了。结果，刘寡妇和孩子吃完了几十斤杂粮就只好去要饭，现在听说杨家又在买地请客，于是就上门乞讨来了。　　刘寡妇母子在旁边一哭一嚎的，勾起了罗大扁担的伤心事，“守不住家业，没脸去见祖宗啊……”他也抹起眼泪来。王三官看得心里难过，连忙将手里的“包皮馍”递给孤儿寡母，说声抱歉就先走了。杨黑驴眼看着自家的一场“置业宴席”被闹得怪没意思，恼羞成怒，抬腿就踢了刘寡妇两脚。　　没想到，这一下，惹出麻烦来了。　　刘寡妇的儿子年纪不大，心眼却不小。这孩子恨极了杨黑驴，连夜就去找到“二大队”，说自己知道杨家的粮食和钱财藏在什么地方，愿意带路抢劫。　　这个“二大队”，名义上是土匪，实际上是舞阳县民团团长、“挺进军”总队长关震亚的队伍。　　大概是从孙殿英开始，河南的“官军”就学会了一套“放外队”的招数——因为官军的编制是固定的、经费也被上面管得挺严，所以，“杂牌官军”的头子想要扩大队伍，就派几个骨干、带着些人枪出去当土匪。这些土匪在外面绑票抢掠、拉人入伙，官军当然是一概不管，等土匪们把队伍搞大了、危害地方的情况严重了，政府自然会拨出经费、提出赏额，要求限期恢复治安。到了这时候，官军就和土匪演一场“招安”的双簧戏，既有了功劳又扩编了队伍——这种“放外队”的闹剧，其实就是场官匪勾结、祸害百姓的把戏。　　黄昏时分，“二大队”的人马围住了小洼村，把杨黑驴的一家老小捆了起来，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村里人没有一个敢出头的，王三官虽然害怕，但想着自己是个保长，只好硬着头皮去给土匪磕头、求情讨饶。　　“二大队”的首领姓崔名巍，匪号“山连山”，是个东北人。他居然也知道王三官的名声，王保长罗嗦了半天，人家虽然没听进去、却也没打没骂，还搬来一把椅子，笑着说：“你是个大善人，请坐下，看我们恶人如何行事吧。”　　说真的，那杨黑驴也确实会动脑子。他在后院的菜地里挖了个地窖，窖口铺着厚木板，垫上土，又在土上种蔓青，一般情况下，任谁也想不到蔬菜的底下会有个藏宝洞。可不知怎的，这个秘密居然被刘寡妇的儿子发现了，当即就带人刨开了洞口。　　眼看着自家的粮袋子、钱罐子、包袱皮子、账本子……所有值钱的宝贝都被土匪们掏了出来，杨黑驴大叫一声晕了过去。　　土匪也有“匪道”，不烧房子不填井，抢了浮财不伤人。临走的时候，那位“山连山”对坐在椅子上直哆嗦的王三官打了个哈哈：“隔山打雁，见者有份。保长，你想要个啥？尽管说话。”　　王三官壮着胆子说：“给我一头牛吧。”　　等“二大队”的人走了，王三官就把耕牛还给了杨家。他想，杨黑驴是个能吃苦耐劳的勤俭人，虽然破了财，但只要人还在、地还在、牛还在，终究是不会破家的。　　可是，在十六保，“破家”的人户却不少。大家都知道这次不缴清军麦过不了关，于是有的去借高利贷、有的就卖房子卖地。　　曾老太婆的儿子也被十三军抓去了。一时间找不到土地的买主，老太婆急了，就把房子拆了，卖砖瓦木头。　　曾家的房子座北朝南，“簸箕院子”里有三间正房和两侧配房，大瓦屋蓝砖白灰、里生外熟，外加丈把高的院墙，看上去十分漂亮。其实，这“里生外熟”指的是建筑的里面是土坯，只在外皮用一层条砖裹着，好像“包皮馍”一样，虽然外表好看，可拆开来就是一堆土，并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　　房子拆了，曾老太婆就坐在一片废墟里放声嚎啕，挑选砖瓦木料的人见她哭得伤心，也觉得有些不落忍：“老人家，瞧你这意思，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呀？”　　老太婆捂着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哎嗳唉……拣你的吧，别管我，我是个疯老婆子。”　　折腾了好几天，有的人家凑齐了麦子，有的人却依然没办法，还在县城大牢里关着。　　那座“大牢”倒是欢迎人们去参观。拖欠军粮的犯人平时都在木头笼子里站着，没吃的没喝的，每天被揪出来揍两回。行刑的时候，挨打的人没命地叫、围观的人害怕地哭，那场面真是凄惨。　　王三官看不下去了，就去找负责看押人犯的县联保主任刘馨吾：“刘主任，这些人关在这里，他们家里没了主心骨，想借钱也没处借，最后还是交不了军粮，不如放回去吧。”　　刘馨吾也觉得这话有道理，可他又觉得不放心：“把人放回家，要是不交粮还逃跑了怎么办？”　　王三官想了半天：“要不……把我押在这里吧，交不来粮食就打我。”　　刘馨吾愣了愣，哈哈笑起来：“说你是好人，还真是个好人。这样吧，三天之内我不打你，三天以后可就不客气了。”　　就这样，十六保的人被放回了家，王保长却进了木头笼子。他姐夫气得不理睬他，他姐姐虽然每天来送饭，却也是不停地埋怨：“别的保长都是风风光光的，你倒好，替犯人站木笼！真是没有脸面。”　　王三官却觉得无所谓：“保长吃官司是天经地义，这没啥，这没啥。”　　过了三天，十六保的军麦仍然没有交齐，王保长真的要挨打了。　　扒下裤子，板子刚举起来，王保长就开始哭天喊地：“轻点啊！大罗金仙、太乙散仙、各位老爷，轻点轻点……”　　衙役们都乐了：“好个王三官，先前英雄气概那么足，原来也是怕痛的呀。”　　“怕痛怕痛，当然怕痛，我最怕痛了……老爷们轻点打……”　　“怕也没用。保长的屁股和县太爷的板子是亲戚，彼此见面的机会多着呢……”　　话虽这么说，板子落下来却还是轻了不少。反正是脱掉裤子做样子，屁股上响几声、嘴巴上叫几声，这一顿打就算混过去了，顶多是上茅房时有些不方便，并不伤筋动骨。　　王保长挨打的消息传回家去，他老娘哭、他姐姐骂，十六保的五个村子都慌了神：好人王三官是为了乡民吃官司的，这可怎么办才好？　　俞二算盘把各家各户主事的人都召集起来，一天开八个会；罗小扁担更是带着一群“叫花子”保丁上窜下蹦，把拖欠麦子的人家追得鸡飞狗跳。　　忙乱了好些天，总算把军粮交齐了。　　从大牢里出来，王三官是坐着软轿回村的，一路上保丁开道，十分威风，可他的心里却并不开心。　　在县城里，他听说十三军的军官们左手收进军麦，右手就转到市场上卖高价，听说县长禹升联、民团团长关震亚、团总尚振华在这些日子里置办了上百亩土地，就连他自己的姐夫也通过倒卖粮食发了财……两年大灾之后，重灾区的舞阳县居然“完成了九成的军粮任务”。王三官知道，这“九成任务”是在无数百姓破产的前提下完成的。　　十六保一半以上的人家欠下了高利贷，更多的人典卖了房产和土地。曾老太婆的大瓦房没有了，一家人住进了草庵子，那间茅屋用木叉子顶墙、麻秆棍当梁、头顶上是黄蓓草，刮一阵风就吹得小屋子乱晃。　　曾老婆子整天哭哭啼啼、念念叨叨的，真的发了疯。　　地主“杨黑驴”也家破人亡了。　　就在王三官站木笼子的时候，杨黑驴被89师的“别动队”抓了起来，罪名是“通匪”、“资敌”，国军把他吊起来，鞭子抽、杠子压，好一顿毒打，硬说土匪在杨家藏着枪支弹药，非要他交出来不可。　　村里人都知道，说杨黑驴财迷小气、办事缺德还差不多，说杨家“通匪”却绝对不可能，他哪有私藏枪支的胆量啊。明眼人都知道，十三军别动队是想利用“二大队”抢粮的借口，从这土财主身上讹钱。　　杨黑驴是个舍命不舍财的角色，被打得死去活来也不松口，可他家里人却没这个本事。杨黑驴平时在家里的主意太大，搞得他老婆儿子都浑浑噩噩的没有主张，遇到当家人被打得人事不知，女人孩子就慌了神，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才一天的工夫，牛卖了、地卖了、农具也卖了，好不容易才凑齐了“私藏枪支弹药”的罚款，等杨黑驴被放回来的时候，家里就只剩下了一座空房子。看见自己的一生辛苦都成了竹篮打水，土财主实在想不通，当天晚上就寻了短见。　　乡亲们虽然看不惯杨黑驴的为人，但眼见他最后落了这么个下场，也不禁同情地流下泪来——这个年月，守业难、置业也难啊。　　照常规，丧事要请保长来主持。　　杨黑驴出殡的那天，十六保接到了舞阳县政府的通知，除了嘉勉他们已经完成的夏粮军麦征集任务，还提醒保长要积极做好“征收秋粮”的准备。　　王三官原本是从不骂人的，到这时候也禁不住骂了一句：“粮食，粮食。这帮狗日的东西！”　　　　　　　　　　　　　　　　第十六章　　保长、甲长在村公所开会，罗小扁担的儿子在院子里玩。　　小孩们玩的是“上学堂的游戏”。七岁的金豆充当“先生”，三岁的铁豆规规矩矩的坐在地上淌口水，铜豆的牙齿掉了、讲话漏风，正口齿不清地表演“背书”——念的却是“叫花子”教给他的顺口溜：　　说个大姐本姓王，办事麻利又快当，　　正月相亲二月娶，三月生个小儿郎，　　四月会爬五月跑，六月会喊爹和娘，　　七月学堂把书念，八月就会做文章，　　九月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　　十一月宫中招驸马，腊月告老回家乡，　　二十三日得了病，没到天黑见阎王，　　状元公活得真冤枉，一辈子没吃过祭灶糖。　　……　　屋里人听得笑了起来，都说这几个小娃娃真有意思。　　“娃娃？是壮丁！”罗小扁担的得意中带着几分气恼：“就这么点大的萝卜头，也要交一百块钱壮丁费。”　　王三官和手下人正在讨论征收税费的事情。　　这是1944年的3 月，王三官当保长已经半年了。也许真是应了“好人当官，老天开眼”那句话，从他上任的那天起，十六保就风调雨顺。持续两年的天灾结束了，去年秋后的收成很好，老百姓的嘴里有了些吃食，日子总算是安定下来了。　　不过，政府也惦记着老百姓的这点收成。　　秋粮刚入仓，上面就布置下来正税、附加税和各种杂费，今年的种类和数量都比往年翻了番，而且限期结清。逾期办不成，还是那句话——以汉奸罪论处！　　眼瞅着春节已经过去一个多月，距离上头限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需要收缴的税费还差了许多，王保长十分焦急，赶紧召集文武管事商量办法。　　别的七七八八暂且不管，只是烟酒税、土产税、办公招待费、民团训练费、国防建设费和“军用特别捐”这几样，属于县长和军队直接督办的项目，非完成不可，否则是要抓人的。　　说实话，王保长已经想了不少办法。　　保和乡的“土产”主要是土布——这里的风俗和其他地方不同，男人也参与纺织活动，每当冬季农闲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纺纱织布——王三官有祖传的染布手艺，他开了个小染坊，用土靛印染“月白”和“稳蓝”，用石榴皮、橡树皮染“青黑”色土布。　　春节前，王保长在自己家里搞了个“以工代赈”，让需要染布的人家派劳力到他的染坊里当几天杂工，他就帮别人把纺纱织布的税费交了。因此，十六保的“土产税”完成了不少。　　只是，这办法只能解决小问题。需要征收的税费那么多，有的是按土地摊的、有的是按人头收的，谁也没有力量全部担待起来。　　保长甲长也知道，收不上税费的主要原因是大家手里没现钱。地里的收成卖不了，农民的手里哪来的钱？　　舞阳县有四条大路，沙河、澧河可通漯河、襄县，交通还算便利。可今年，所有的路口和渡口都设置了稽征站，星罗棋布、密不透风，十六保距离县城不过三十里，居然要过五个收费卡子。这些路卡的来头五花八门，有县政府的、县民团的、“四县联防”的，还有国军各部队的，见人就派“税帖”——扁担箩筐二元、独轮车五元、两轮车十元——而且每张帖子只管一段、到了下一个卡子还要再贴。　　老百姓出门贩卖瓜果蔬菜，赚的钱还不够“贴税收帖子”的。搞了几次，谁也不敢做买卖了。　　收不上税就交不了差，财政局的“三班六房”、税务局的“管总”和稽征处的“政警”三天两头地到村里来拍桌子骂人，要吃要喝不说，每一趟还要加收“跑腿钱”和“串子钱”（手续费），整得地方上叫苦不迭。　　照罗小扁担的意见，收税就要“来硬的”，动手抄家绑人，钱自然就收上来了。可王保长不愿意这么做，这段时间，光是挨家挨户的训话就已经把乡亲们得罪了。大家以前见到王三官都笑，现在看到王保长都躲，再来硬的，非把“好人王三官”的名声丢光了不可。　　俞二算盘的意思是“来软的”，把官盐的价格抬高，逼着村民多交钱。十六保的官盐都在王三官的手里，可他还是不同意这么办。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得罪人还想办事？想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文管事武管事都火了，拍屁股一走了之，王保长只好宣布散会。　　晌午，王三官正在吃饭，家里突然冲进来一个国军中尉和七八个小兵，气势汹汹的。　　春节过后，13军89师开走了，换成89军新1 师到舞阳县驻防，十六保这里住着一个营部和一个工兵连。　　领头的这位国军中尉是个副官，四十岁左右，南方人。一进门就问：“派给你们的慰劳品怎么还没送来？”　　“已经送了呀？年前就送去的”，王保长赶紧找出捐献军需慰问品的收条。　　“放屁！这是给八十九师的，我们是新一师！”中尉副官把饭桌子掀翻了：“你们只顾自己吃得好，当兵的受苦受罪就不管了，我看你像个汉奸。”　　旁边的几个士兵也跟着嚷嚷：“把好东西都藏着，难道要留给日本人吗？”　　“我们流血卖命保国家，你们还不知道拥护，真是败类！”　　说着就砸屋里的桌椅板凳。　　王三官赶紧鞠躬作揖说好话，又拿了几百块“茶水钱”，国军将士们这才和气了一些。这时，院子外面跑过一条狗，当兵的看见了，“啪、啪”两枪，然后拖着死狗扬长而去。　　这枪声震得王三官的腿发软、心直跳。他看看手里的“捐献自愿书”：大米、白面、猪肉、羊肉、蔬菜、食油、香烟、柴草……林林总总列了一大张单子，限定第二天交齐。　　无奈之下，只好再找两位管事商议。俞二算盘不吭声，罗小扁担板着脸问保长：“你说怎么办？”　　王三官叹了口气：“能咋办就咋办吧。不凑齐这些东西，大家都要成杨黑驴。”　　于是，罗小扁担就带着一伙保丁“来硬的”，翻箱倒柜、抓猪牵羊。慰劳品收齐了、人也得罪光了，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堵在大门口骂：“天下乌鸦一般黑，王三官当了保长也是个作孽的货色！”　　王三官自己也觉得灰溜溜的，躲在屋里不敢出门。他对烧香拜佛流眼泪的老娘说：“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不敢这样了。”　　是不是最后一次，不由王三官说了算。　　慰劳品“捐献”之后没两天，师管区的兵役通知书下来了——保和乡十六保，限七日内征召十名“甲级壮丁”（二十至二十五岁男丁）送舞阳县分编服役。并且说“如不足征额，得适当延伸年次”、“壮丁应征入营，不得逃避荣誉，如敢不遵法令，按逃避兵役罪从重判刑，刑满后仍须应征服役”……　　王保长一见通知就傻了眼——十名壮丁，这么多！　　照规矩，征召壮丁是“三丁抽一”，此外还有应征、缓征、免征等一系列条款，这样算下来，十六保的五个村每年最多只出一两个壮丁。可事实上，师管区根本不看户籍编制、全是硬性分派，说多少就是多少。去年是每个村摊一个、五个村五个，今年更不得了，每个甲派一个，总共十个！　　村里每年都收“壮丁费”，下至刚出生的男孩、上至没咽气的老头都要交钱。这笔费用也叫“欢送基金”，最初的目的是在壮丁服役时提供安家费、在壮丁阵亡时支付家属抚恤金，可随着逃避兵役的人越来越多，这笔钱就变成“买壮丁”的款项了。　　十六保今年的“壮丁费”只收上来三成，满打满算也只够买一两个壮丁的。眼下，这十个服兵役的名额让谁去填？王保长真是抓了瞎。　　保甲长和文武管事都属于“公职人员”，可以免服兵役；地主人家的子弟，村里还指望着他们纳捐交税，也不敢打发去当兵。想来想去，只有在交不起壮丁费的穷人身上动脑筋了。　　王三官找到几户人家，先是把师管区的兵役通知念了一遍，又讲了自己的苦衷，然后说：“这抗战嘛，和求仙拜佛是一个道理，可以布施钱财、也可以肉身报答，各位手头紧、交不起钱，所以想麻烦你们去当兵、亲自报国，请问有什么意见？”　　那几个穷汉子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跑得没了影子。　　罗小扁担认为这办法不行：“要抓壮丁就不能客气，堵住房门、捆上就走，没啥好商量的。”　　可王三官坚决反对抓人，在他心目中，抄家征集物资已经是“作恶”的极限，捆人打人的事情是绝对不肯做的。想来想去，还是只有走“买壮丁”这条路。他的染坊原本打算买几担“洋靛”（洋靛比土靛的功效高，也贵得多），现在不买染料了，拿来买壮丁；三官庙前的杨树是他小时候栽的，现在也砍下来卖钱……七凑八凑，准备了四五千块，交给俞二算盘去物色壮丁。　　交差的日子到了。俞二算盘找来十个人，个个面带病容、瘦骨伶仃、东歪西倒、有气无力，一看就知道是沿街乞讨的流浪汉。　　王三官问：“上面要的是甲级壮丁，这些人……能行吗？”　　俞二算盘说：“要饭的别嫌馍硬，阎王爷别嫌鬼瘦。凭你给我的那几个钱，只能这样将就了。”　　到了县城，征兵站的军官一看见壮丁就火了：“都是啥货色？这些家伙别说去打仗，刮阵风都能吹跑了。”　　“长官息怒，这几个人瘦是瘦了点，可吃几顿饱饭、喷几口大烟，立刻就能来精神”，俞二算盘一边陪笑脸、一边把两千块钱塞到军官的手里。　　那军官顿时乐了：“也好也好，身体虽然差，却不用担心他们逃跑，还是不错的。”当即就盖章开了收条。　　于是，这十个“甲级壮丁”就当上了国军，王保长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四月份的时候，有消息说日本鬼子打过来了，国军立刻宣布“坚决迎击，即行决战，合围并歼灭之”。官道上尘土飞扬、兵马调动频繁，县政府命令各乡各保设置茶水站，为来往军队提供饭食。　　一天，大洼村开来一路军队，乡民们奉命安排接待，照例是一荤一素一锅汤、主食大饼和面条。没想到，还没开饭，这帮人就把伙房砸了，说“老子在前方打了大胜仗”，必须要用好酒好菜庆祝一番才行。　　老百姓没办法，只好照办。有人一边杀猪宰羊一边诅咒：“鬼子还没来，先让这些龟孙祸害光了。倒不如让日本把他们打死呢……”王三官连忙拦着不许胡说，这要叫国军听见了，又是个汉奸罪。　　一帮“胜利功臣”喝酒吃肉、兴高采烈，连连吹嘘他们消灭了多少敌人，还缴获了鬼子的战马。王三官看了一眼，那匹马小耳朵短腿、马背上还有拉车的“三花子”磨痕，分明是老百姓驾辕的牲口，哪里是骑兵的军马。　　大人们敢怒不敢言，只有小孩子无忧无虑的挺开心。罗小扁担带着保丁外出修工事去了，他的三个儿子就整天东游西窜、无法无天，这会儿又跑到伙房里要吃的，王三官给他们盛了碗羊下水，小家伙吃得满头大汗，高兴极了。　　折腾了一个时辰，获胜庆功的国军总算吃饱喝足了，领头的军官醉熏熏地牵过“战马”，却发现马尾巴被人割掉了，顿时大发雷霆。　　五岁的铜豆在路上蹦蹦跳跳、跑来跑去，手里正抓着一把不知从哪里拣来的马尾。王三官吓了一跳，还没来得及把他拉回来，那军官已经冲到孩子跟前，照着心口就是一脚，把这小家伙踢出去一丈多远。　　当天晚上，小铜豆死了，临死之前还在说：“保长叔叔，我再也不玩马尾巴了……”　　承办修工事的罗小扁担捎话回来，说他那里的人手不够，请保长多派些人去。王三官也希望保丁们能早点完工、早些回家，眼看着就要打仗了，让谁把性命丢在战场上都不好，于是就亲自带着十几个壮劳力去帮忙。　　国军的工事在大洼村东北四十里，主阵地是一座小土山，上面修建了碉堡、战壕和防炮洞，分派给十六保的差事是在阵地的前沿挖一条二里长、一丈五深、一丈宽的大沟。　　新一师的一个团负责守卫阵地，几十个官兵拎着军棍来回监工，一会儿量量这里、一会儿踩踩那里，发现不满意的就骂、看见不顺眼的就打。民工们怨声载道，干起活来也是有一铲子没一铲子的，王三官连忙开导大家：“伙计们别偷懒，加紧干，干完了才好回家呀。”说着就带头挖土、挑担子。民工们看见平时不大干农活的王保长如此卖力，也都跟着干了起来。　　工程的进展很快，四五天后就差不多完工了，王三官一心盼着上头能赶快放他们回家去。　　这天下午，阵地上来了一群当官的，走在前面的人身披黑色斗篷、手里拿着根亮晃晃的小棍，气派很大。国军团长报告说：“我团摆成梯形防御，最前边是复哨，依次是班、排、连、营阵地，各相距二里，敌人从复哨打起需得三个小时才能打到山前，我军能够确保主阵地坚持一昼夜以上。”　　黑斗篷拿起望远镜看了看：“这里是要害阵地，加强工事很重要。日军的工事修得好，我们要比他们的还好。”　　舞阳县的联保主任刘馨吾连忙凑上去：“这里的工事，正是敝县联保会协助建设的。”　　黑斗篷点点头：“很好很好，军政协作，十分重要。”　　刘馨吾得了表扬，高兴极了，挺着胸脯说：“长官明鉴，战事一开，敝县民团保证随时修固工事，誓死与国军共进退，绝不擅离火线。”　　……　　在阵地上转了一圈，黑斗篷带着刘馨吾一帮人走了，王三官他们可就倒了霉，被扣在阵地上回不了家，说是要等开仗以后“随时修固工事”。　　王保长又气又急，打听那位黑斗篷是什么人物。当兵的回答：“是我们新一师的师长黄永赞4 。”　　民工们接着修工事，王三官因为是保长，被打发到伙房烧开水。　　5 月4 日上午10点多钟，王三官先是听见一阵枪声，然后就听见有人喊“日军打来了！”他只看见阵地上的人乱跑，却弄不清鬼子在哪里。这时候，有个长官嚷嚷着：“不许乱！都回到自己岗位上去。”王保长一想，自己的岗位在伙房啊，于是就去守在炉子边上，开始烧开水。　　水还没烧开，伙房里钻进来一个当兵的，探头探脑。王三官问：“长官们要喝开水吗？”　　“喝什么开水，人都跑光了，你也快走吧。”那士兵顺手把几个馒头揣进兜里，转身就不见了。　　钻出去一看，阵地上空荡荡的，不时有子弹“日—日—”地从头顶飞过，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打来的。王三官心说：这帮国军，吹牛“能够坚持一昼夜以上”，结果一锅水还没烧开就跑光了。　　山坡下是营房，一间大屋子里关着修工事的民工。国军逃走了，民工们却还锁在“大牢”里，急得直喊救命。幸亏王三官听见喊声，赶过去把锁砸开，这才把大家放了出来。　　干了半个月的苦力，整天挨打受骂蹲大牢，一文钱没得到还差点送了命，民工们个个衣衫褴褛、遍体鳞伤，又哭又骂。罗小扁担更是咬牙切齿、两眼通红，虽然王三官并没有说小铜豆的事，可已经有别人告诉他了。　　大家离开阵地向南走，没过多久，日本骑兵就追来了。　　旷野里，老百姓和国民党败兵被撵得四处乱跑。王三官他们躲在青纱帐里，眼看着小鬼子把好多国军俘虏押到河滩上，机关枪一阵扫射，通通打死了。民工们看得心惊肉跳，都说这些人死得窝囊，还不如先前在阵地上干一场呢。　　“修了半个月的工事，一点也没派上用处。国军原以为日本会从东北面进攻，结果却是从西北面打过来，那个什么梯形阵地就不管用了。”　　“前几天，一听说许昌城被鬼子占领，当官的就说顶不住顶不住，把行李都收拾好了，随时准备逃跑。”　　“这帮龟孙，只会祸害老百姓，死了也是活该”　　……　　大路上有鬼子，民工们只得在青纱帐里穿行，好在大家都是本地人，熟悉回家的路。　　走着走着，突然听见前面喊：“保长快来，保长快来！”　　原来，高粱地藏着五个国军，他们听见高粱秆子悉悉索索地响，还以为是来了日本兵，等发现原来是一群农民，顿时神气起来，破口大骂。罗小扁担回了句嘴，立刻挨了一枪托，他再也按捺不住，夺过步枪就把打人的家伙给刺死了。　　王三官赶到跟前，罗小扁担已经杀红了眼，地上摆着三具血淋淋的尸体，一个士兵跪在地下喊“大爷饶命”，还说他家里有八十岁老母什么的。罗小扁担冷冷地说：“我不是你大爷，我也不认识你父母。”一刺刀就捅到他脖子上，吓得王三官闭上眼睛不敢看。　　再睁开眼睛，面前只剩下一个活着的国军了，这是个瘦瘦小小的军官，蹲在地上用手捂着脸，不停地发抖。　　在场的人都劝罗小扁担住手算了：“这个军官刚才也没惹我们，就放过他吧。”　　王三官也说：“这个人看上去年纪挺小的，饶他一条命吧。”　　罗小扁担的嗓子嘶哑了：“他没惹我，我儿子又招谁惹谁了？他年纪小，难道比我家铜豆还小吗？！”说着就踢了那人一脚，刺刀又要往下扎。　　那个军官被蹬了一个跟头，知道自己躲不过了，绝望地抬起头，喊了一声：“妈妈……”　　“杀不得！”王三官扑上去抱住罗小扁担：“作孽呀……是个女的。”　　真是个女的。　　小军官的帽子掉了，露出一头齐耳的短发。苍白秀气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扑漱漱地淌着眼泪，真是被吓着了。　　隔了好一会，这女孩才轻轻地说了句：“中国人不杀中国人……”那语气既像是劝说、又像是在求饶，让人觉得怪可怜的。　　这句话使罗小扁担彻底泄了气，他跺了跺脚，走了。　　其他人也跟着往外走，谁也不愿意在这死尸遍地的修罗场里多停留一会。　　王三官走了几步，回头看见那女军官还坐血泊中间发呆。他想，一个女孩子留在这里，不被杀死也会被吓死，于是又转了回来。　　“姑娘，你准备去哪儿？”　　女孩摇摇头。　　“我们把死人埋起来，好不好？”　　女孩点点头。　　掩埋尸首，说着容易做起来难，什么工具也没有，只好用手捧着泥土往死人的身上盖。其他人看见王三官不走，就唧唧咕咕地瞎议论：“王保长怎么了？又在当滥好人。”　　“王三官打光棍久了，八成是看上了人家大姑娘。”　　大家一边说着，一边过来帮忙。到底是人多好办事，不一会的工夫就垒起了一座小坟包。　　“姑娘，跟我们走吧。你留在这里不是个办法呀。”　　“我不要投降日本人！”　　王三官知道，刚才杀人的举动使这女孩子产生误会了，连忙解释说：“你别怕，我们和日本人没关系，不是汉奸、也不是土匪，我们就住在前面的大洼村，天地良心，我们绝对不会害你的。”　　“是真的，我们都是农民，本分人。这位王大哥还是保长呢，有名的大好人！”旁边的人也七嘴八舌地帮腔。　　大概，那女孩也觉得自己一个人留在野地里有些害怕，犹豫了一阵，终于起身跟着大家走了。　　天黑以后，一群人回到了村里。　　担惊受怕好多天的村民们涌到村口迎接亲人，大家都对那位穿军装的大姑娘觉得好奇，纷纷打听着：“这是谁呀？”　　“是王三官的老婆”，有人笑着宣布。　　于是，小孩子们就跟在他和她后面喊：“王三官，讨婆娘！新媳妇，进洞房！”　　听见这话，原本跟在身后的姑娘站住脚不肯走了，王三官也呆立在家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请她进屋。　　看见他俩尴尬的样子，一帮小孩更加哄闹起来：“天上下雨雷对雷，两口子打架锤对锤；瞎子寻个算命的，一辈子谁也不看谁！”　　王三官的老娘虽然弄不清是咋回事，但对这秀气的姑娘也十分喜爱，赶紧拉着她进了家。　　刚进屋，女孩儿就眼泪汪汪地冒出一句：“我不做你的老婆！”　　“谁要你做老婆了？”王三官呵呵直乐：“大妹子，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名字呢。”　　不当老婆当妹子，姑娘立刻不哭了，笑着说：“谢谢你，我叫柴志兰。”　　　　　　　　　　　　　　　　第十七章　　1944年5 月，鬼子进了舞阳县。　　一直到6 月份，日本人都忙着在平汉铁路南边打仗，没有到乡下来。倒是时不时能见到掉队的国军官兵到村里面讨吃的，这些败兵早已没有了先前的威风，被老百姓又打又骂，弄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5　　柴志兰在大洼村住了好些天，王三官的母亲认她做了干女儿。虽然大家对这个死里逃生的女孩儿很客气，但她还是急着要走。她坚持认为日本人一定会到乡下来，坚决要在鬼子到来之前就离开这里，王家人说了许多挽留的话也没有用。　　柴志兰的家乡在西南大后方的贵州，而这时候南边还在打仗（豫湘桂会战），想要回家就只有向西北走——经豫西到山西、陕西，再转道四川和贵州——这一路可不容易，即使一切顺利也要走上大半年。　　于是，王家忙着给她准备上路的东西，除了吃的用的，还要做几件衣服。王三官是开染坊的，布料不用愁，可柴志兰却不会针线活，只好请姐姐帮忙。　　王三官的姐夫死了，姐姐这时正带着孩子在娘家避难。　　5 月2 日那天，日军轰炸了舞阳县城。飞机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跑出去看稀奇，王三官的姐夫说：“荒唐，有什么好看的，”就躺在床上睡大觉。　　天上总共来了两架飞机，个头都不大。有人说：“不怕不怕，这飞机是公的。”意思是小飞机不会丢炸弹。可没想到鬼子的“公飞机”也能下蛋，转了一圈就扔下几个黑乎乎的东西，轰隆隆地爆炸了。　　有颗炸弹落到王三官姐姐的家里，没响，可那个铁疙瘩穿透屋顶直砸下来，正掉在他姐夫的肚皮上……姐夫在世的时候发了笔横财，姐姐怕婆家的人分财产，刚办理完后事就收拾细软跑回娘家来了。　　这会儿，姐姐一边做衣服、一边和柴志兰闲聊天。　　“妹子，你在军队里，手下管的是女兵呀？还是有男的？”　　“我是医助，不带兵的”，柴志兰笑了。　　“啊呀，没有兵还算是什么官。你一个姑娘家，大老远的跑出来，图的是个啥呀？”　　“为了民族救亡，为了我们国家。”　　“哎哟，又是民族、国家，县长才爱讲这样的话”，姐姐撇了撇嘴，“你姐夫说过，禹县长一讲民族啊、国家啊，不是骗人钱财就是要人送命”。　　“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危难关头，要靠大家来救亡啊！”柴志兰认真地争辩着。　　“傻瓜，别信这个。骗人的时候才说‘我们国家’呢，等交完钱送了命，我们还是我们、国家还是国家”，姐姐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　　“怎么能这样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起来挽救我们的国家，大家要亡国的呀。”　　“瞧你说的，亡国不亡国，不过是换一拨当官的。庄稼还在地里长，老百姓还是老百姓。”　　“你……你愿意做亡国奴，我可不愿意！”柴志兰急得脸通红，“凭你怎么说，我不当亡国奴，凭你怎么样，就是不能当亡国奴！”说着就哭了起来。　　姐姐原本是闲聊，却没想到却把干妹子惹哭了，不禁觉得好笑：“好吧好吧，你不愿当亡国奴，我也不当了。过来试试衣服，穿上新衣裳、赶紧挽救我们的国家去吧！”　　柴志兰这才破涕为笑。　　两个女人的谈话，王三官一直在旁边听着。　　以经验而言，他比较同意姐姐的观点。因为现实的事例就在面前摆着：平时成天把“民族大业”、“抗日救国”挂在嘴上的舞阳县长禹升联，遇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立刻就跑不见了，临走时还带走了政府的公款，搞得公务员的薪水和死难者的抚恤金都没有办法支付（1948年，禹升联曾经再度担任舞阳县长）；同样，成天标榜“救国”、动不动就威胁要“处置汉奸”的民团团总关震亚、尚振华，一见到日本人立马就投降了，当上“绥靖一师”的正副师长，自己先做了汉奸。　　柴志兰的话虽然很诚恳，但政府和军队的所作所为却使她的说法很难具有说服力。她之所以急得哭起来，也是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证据能够赢得老百姓的信任，爱国的初衷和现实的后果竟然如此矛盾，连她自己也感到困惑难堪、无法解释。　　但是，她的话仍然对王三官有所触动。　　王三官是个中庸的人，天性不愿伤害任何人。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恪守本分、每个人都能平安快乐，甚至希望这世界可以永远一成不变，可事实上却难以做到。这半年多的保长生涯使他如履薄冰，而即将面对的现实就更让他惶恐不安——日本人来了，他们会做什么？真的如柴志兰所说，要当亡国奴了？那么，亡国奴的生活和原先有什么不同、到底有多可怕？这一切，他不知道，他很想知道，却又很怕知道。　　王三官的胆量不大，却也并不比别人胆小，只是在他的人生哲学中，“天命性道”的成分远胜过“舍生取义”。他不愿意去冒险，但柴志兰刚才提到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仍然给了他极大的震动，虽然他不能像这女孩子一样的背井离乡、奔赴国难，但他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一个正派人应该奉行的原则。　　可是，该怎样救国救民呢？是像禹升联县长那样？是像披着黑斗篷的师长那样？是像那几个被罗小扁担杀掉的国军士兵一样？还是像眼前这位哭哭涕涕的女军官一样……这都不是办法啊。　　或者，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是一种求得平安的选择？　　“管他呢，事事让三分、海阔天空，以前一直是这么做的，今后还是这么办吧。”王三官心想，也许，亡国奴的滋味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可怕。　　柴志兰离开大洼村的第二天，日本鬼子来了。　　中午的时候，东面的山坡上出现一大堆人，不像是逃难的群众，但分辨不出是在做什么，这让大家有些摸不着头脑。接着，从南面也来了队伍，前面的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串步枪和机枪，穿的是米黄色衣服——日本人！　　老百姓惊慌起来。6 月份，地里的玉米刚拔节，只有村东的一片“草高粱”（当饲料用的大高粱）可以藏人，于是大洼村的男女老少都拼命往这一小块青纱帐里钻。男人们牵着牲口、女人们拿着行李，蹲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　　过了不一会，高粱地外有人嚷：“都出来吧，早看见你们了，还躲什么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动。外面又喊了：“保长出来！王三官先出来！不然就开枪了。”　　“这是谁啊？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王三官犹豫着站起来。　　姐姐一手抱着个座钟、一手扯着他的裤腿，不让他出去。可不出去又怎么行？人家要开枪了。　　地头上站着几个穿绸缎衣服的人，领头的拎着把盒子炮，原来是先前的土匪头子、外号“山连山”的崔巍。他对王三官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　　王三官跟着他向东面的山坡走。到了这里才看见，坡上站着一群青壮年，都被绳子捆着、拴成一串，日本兵把几个人推到一个大坑旁边，用刺刀一捅、人就栽进去，然后再押一拨人上来……有几个“机灵的”没等鬼子刺刀扎上就往坑里跳，鬼子就向坑里填土，生生把他们活埋了。　　俞二算盘的哥哥“俞大算盘”也和鬼子在一起，看见王三官来了就问：“村子里藏着有支那兵没有？”　　王三官知道他问的是国军，连忙摇头。　　又问：“有枪没有？赶紧交出来。”　　枪支倒是有。保丁配备了几杆“土压五”，前些天还抢了两枝汉阳造，因为怕惹祸，都丢到井里去了，王三官答应：“马上捞出来，全部上缴。”　　这时候来了个日本官，指着高粱地“咿哩哇啦”一通吼叫，意思是要那里面的人赶紧出来。俞大算盘也催着王三官去喊人，不过还是悄悄交待了一句：“女人藏着，别出来。”　　回到大洼村，村子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鸡毛、猪头和牲畜的毛皮身子随处可见。小鬼子吃鸡只吃腿，撕下鸡腿烤着吃，杀猪只要肉，用铡刀把猪砍死，割下几块肉挑在枪上，别的就不要了。　　王三官家的耕牛也被杀了，牛屁股上的肉被切去了两块。院子里满是破碗烂瓷，粮食、被褥、衣服弄得乱七八糟，墙上还写着几个字：“大日本皇军在此路过，昭和十九年。”　　这帮鬼子，有柴草不用，把各家的纺车、桌椅板凳拿来烧水做饭，吃饱喝足之后就在面缸里、灶台上拉屎撒尿，真是可恶至极。看见老百姓回村，一帮鬼子又兴奋起来，跑到路口比划下流动作，嘴里嚷着：“花姑娘的，塞古塞古。”等发现回来的人不是大老爷们就是老太太，顿时气急败坏：“哭啦，八格牙路。”　　一个大胡子日本兵拿着根硬木秤杆，见人就打。那时候，豫中的男人大都剃着光头，秤杆敲在脑袋上“噼啪噼啪”的响，逗得其他鬼子哈哈大笑。打到罗大扁担头上，秤杆断了，鬼子兵就端着刺刀在他头顶上来回猛挫，老头的头皮刺烂了，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人们又气又怕，可是谁也不敢反抗。　　王三官的心里一阵阵的痛，他明白：从今以后，要当亡国奴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三官娶亲了，新娘子姓谢，是保和乡卸甲店人，比他小十岁。　　他依然是十六保的保长，罗小扁担也还是他的副手，只有俞二算盘到县里做事去了，他哥哥“俞大算盘”在日本人开办的“大信公司”里当总办，捎带着把一家人都弄到县城里“做官享福”。　　王三官没有享福的运气。日本人在县城东南的望城岗建造飞机场，同时还加固城墙、维修公路、垒筑碉堡、开挖壕沟，征用大量民夫。保长的任务是召集青壮劳力替鬼子干活，这让王三官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农历十月十五，是下元水官“洞阴大帝”的生日。　　水官是主管“解厄”的，往年这时候，人们都要到三官庙来祈求消灾，可今年却办不成了，大洼村的三官庙已经被日本人拆掉，砖头和木料都拿去修了炮楼。“洞阴大帝”连自己的灾祸都不能免，当然也就更帮不上凡人的忙了。　　这天，罗小扁担倒是挺高兴的，一大清早就满世界嚷嚷：“屎壳郎掉进面缸里，又是个白胖小子！”——他老婆的本事大，还真的给他生了个“土豆”。　　王三官打发新媳妇到罗家帮忙，顺便通知罗小扁担今天不用干活，他自己带民夫出工就行了。　　民夫出工一定要有人带队，不然的话，鬼子看见四五个人走在一起就会开枪。　　向据点行进的路上，王三官走在前头，胳膊上戴着写有“保和乡十六保”的袖箍，手里举着膏药小旗——这是白天的道具。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得打着灯笼、手敲小锣，一路走一路喊：“平安喽，没事喽……”　　自从修起了炮楼，稀里糊涂被打死的人太多了。王三官的岳父是个裁缝，每天夹着布包袱、走村串户的招揽生意，有次经过据点的时候脚步快了点，炮楼顶上的日本人起了疑心、冲着他一阵喊叫，裁缝听不明白，就想从包袱里把“良民证”掏出来，鬼子见他的手往掖下摸，立刻开枪，当场把他给打死了。从那以后，王三官每次出门都要提醒大家：“手直点、头低点，遇见鬼子走慢点。”　　民夫的集合地点在尹集，据点前的哨卡是个要命的关口。　　王三官远远就把手举得高高的，一手挥舞膏药旗、一手拿着香烟，走到跟前鞠个躬，先说“太君，我们是苦力”，然后递上烟卷，算是“心交心交的”——这是规矩，每次都要给鬼子送点东西，如果不“心交”、他就发脾气打人。　　进了据点就排队，等日本人来派工。　　管工的军曹个子很矮、样子很丑，不像个当兵的。也许正是怕别人蔑视他，他就用更加凶恶、更加残暴的行为来表现自己的勇猛。几个月里，各乡的“苦力”被这个名叫勾口右京的矮鬼子打死了十多个，打伤打残的更是不计其数（抗战胜利后，好多人都想找勾口右京报仇，可惜让他跑掉了）。　　勾口右京指挥民工就像带兵一样，先点验人数，然后喊口令：“列子开”( 立正) ！——“西塔里母开西塔里”( 向左转) ！——“马野撕卖”（开步走) ！……大队人马就出发，一路上还不停地催促：“合牙苦、合牙苦”（快点）！稍不留神，大棒子就打过来了。　　按规矩，民夫干活，保长也要跟着监工。可这一天王三官却没去，他要去县城办事。　　王三官去县城，是想把十六保的几个村民保出来。　　舞阳县维持会成立以后，保和乡一带被划为“模范治安区”，是最先被要求办理“良民证”的地方。这良民证是两面对折起来的小纸片，一边写着姓名、年龄、住址、职业，另一边贴照片、摁手指印。鬼子的要求是每个村民都必须照相办证，可问题就出在这照片上了。　　那时候的河南农村，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照过相。且不论忌讳照相“丢了魂”，就是这每张照片十元钱（储备券）的“照相费”就叫人开销不起。所以，好多人都采取了一家只办一张证、几兄弟合用一个证的办法，谁出门谁就揣着良民证。　　这办法平时胡乱应付还将就，可遇到大检查就没戏了。前两天，游击队打死了鬼子兵，日军立即拦住路口盘查过往行人，结果，十六保有三个村民的良民证露了馅，被抓到县城关了起来。　　王三官进县城，先去求俞二算盘帮忙。　　俞家兄弟如今在日本人手下当差，说起话来也是拿腔拿调的：“虽说是乡里乡亲，可也难保是不是游击队的探子，真让我做难呢。”　　王保长赶紧陪笑脸：“哪里会是探子，无非是相片对不上、证件不合规矩，这都是因为穷嘛。别说他们了，就连我也是头一次照相。”　　俞二算盘乐了：“真是的，要不是为了办良民证，我也没开过这洋荤。”　　王三官趁他高兴，连忙把篓子里的二十斤猪油拿出来：“俞先生在城里生活也不易，一点小意思，瓜子不大是个心。麻烦你好歹把事情给熄灭了。”　　俞二算盘这才说：“不是外人，别害怕。我去便衣队听个信，你就放心吧。”　　下午，俞二算盘回来说：“成了，带上手印，跟我去领人。”　　舞阳县的看守所在西大街（现在的舞阳文化站），院子中间蹲着大狼狗。关在牢里的人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样子凄惨极了。十六保的三个村民看见保长就咧着嘴巴哭，牢里的其他人有的哀求“把我也保出去吧”，有的说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请好心人给家里捎个口信”……　　办完手续，领着人出来，在大门口正遇上“山连山”崔巍。这家伙先是愣了愣，接着就笑起来：“巧了，我还想抓你呢，你倒送上门了。”王三官这时也看见五花大绑的罗小扁担被拖进了看守所，顿时就懵了。　　原来，这天上午，一伙日伪军从大洼村外路过，别人都往东南方向走了，却有个鬼子兵脱离队伍、跑到村里来“发癫”。他先是把“王翘鼻子”的媳妇追得满村跑，后来实在撵不上了，一扭头就钻进了罗家。　　罗小扁担的老婆刚生了孩子，好些女人都在那里帮忙。鬼子突然间冲进去，屋里顿时炸了锅，老婆媳妇东躲西藏、日本鬼子上窜下跳，折腾得鬼哭狼嚎、乱七八糟。外面的罗小扁担再也忍不住了，喊一声：“这畜生，不让咱活了！”拎起院子里的铁锹冲进去，搂头就打。　　可是，屋里的人太多、铁锹施展不开。才打了几下，小鬼子就带着伤跑了出去，守住院子向屋里开枪，子弹穿过窗子飞进来，把缩在炕上的罗小扁担老婆和王三官的新娘子都打死了。　　没过多久，鬼子兵和便衣队也闻声赶来，一把火烧了罗家的房子。金豆、铁豆和刚出生的小土豆都被关在屋里烧死了，罗小扁担被打得皮开肉绽、押到县城等候处决。　　按“保甲连坐”的规定，管事犯事，保长要负连带责任，罗小扁担活不成，王三官也被关进了死牢。俞二算盘吓得面无人色，他要不是到城里当差，这回也得跟着送命。　　罗小扁担的腿断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岔子，神智也有些不清楚了，一会儿哭一会儿骂。清醒的时候，要么说：“保长啊对不起，我把你老婆害死了，把你也害了。”要么就骂：“王三官，你这个笨蛋，为什么把我的枪收缴了？要不然，我今天非打死几个小鬼子不可……”　　王三官欲哭无泪。　　天黑的时候，死牢里的人被押到“五二部队”的营地，这里原先是个书院（解放后的舞阳县中心粮店），院子外边的操场就是行刑的地方。　　那时候，舞阳县城里的日本驻军很多，除了“五二部队”，还有“四七部队”、“五八部队”、“红部队”，弄不清是什么编制，反正都属于第三十七师团。日军中有老兵，也有没打过仗的新兵，鬼子就用中国人“练手”，让新兵拿刺刀捅人来提升胆量。　　操场上立着四根柱子，相互间隔五米左右，罗小扁担和另外三个人被蒙着眼睛、绑在柱子上。操场边有一群日本兵，四个人一组、站成好多排，都端步枪、插着明晃晃的刺刀。当官的把小旗一挥，当兵的就一拨接一拨地往上扑，这个捅完了那个捅，把柱子上的人扎得不成样子。每次杀人之前，日本教官都要先比划一下，杀过之后还要点评一番，鬼子们哄笑着，完全不把柱子上的生命当回事。　　面临死亡，王三官并不害怕，他只是感觉到几分沮丧——这样的任人宰杀，就是亡国奴的滋味啊——想起柴志兰临走时说的话，“我不当亡国奴，凭你怎么样，就是不能当亡国奴！”心里不由得好一阵懊恼：大老爷们的见识还不如一个女孩儿，事到如今，又能怪谁呢。　　接连杀了两批人，王三官估摸着快轮到自己了。　　就在这时，外面跑来一个日本娘们，嘴里喊着：“乔都吗代（等一等），王保长的有？”　　和这女人一起的还有个名叫柳赖的日本浪人，这家伙不是什么好鸟，在县城开办“警察训练班”，是便衣队的头子。可是，柳赖跟日本军官叽里咕噜一番，鬼子居然就把王三官给放了，那日本娘们还过来鞠躬，请王保长去“敷啦敷啦”。　　王三官莫名其妙拣回了一条命，虽然不懂这“敷啦敷啦”是啥意思，但比起“死啦死啦”肯定要舒服一些。他弄不明白，这日本女人为什么要救他？　　舞阳城北大街有个日本“慰安所”，平时，王三官从没想过要看那里一眼。可现在，这女人带着他走了进去，还准备好“热汤”、要帮他洗澡，原来所谓“敷啦敷啦”，是这么个玩意。　　王三官既害羞又害怕，死活不肯在这日本女人面前脱衣服，那女人急了，悄声说：“王先生，您别担心，我也是中国人。”　　事情是这样的。　　吃晚饭的时候，“大信公司”在慰安所旁边的饭店里宴请贵宾。“大信公司”是日本人借商贸名义开办的特务机构，隶属于郑州的十二军军部，今天的客人是总经理重本仪一的亲戚、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的吉田大佐。　　席间，吉田大佐说到1941年日军从舞阳县撤退的时候，他的战马和几个部下的尸体没来得及运走，可这次去大洼村附近重游，发现士兵和马匹早已被掩埋好了，还立上了坟标，不知是哪位“义士”所为……　　陪坐的“俞大算盘”正好知道这件事，立刻报告这是王三官干的，还说他现在已经被便衣队抓起来、马上就要没命了。当时，便衣队的柳赖也在酒桌上，重本仪一当即派他去刑场看看，如果人还活着，先送去“敷啦”一下，再带到饭馆里来见面。　　柳赖知道，在死囚牢里呆过的人，即使没死也一定很埋汰，所以他直接叫了个慰安妇跟着去刑场。舞阳县“慰安所”里有四五十个慰安妇，大多是从北平、保定抓来的女青年，日军强迫她们穿和服、说日语，所以外人还以为她们是日本女子。给王三官洗澡的这位，以前是保定女子中学的学生，两年前就被鬼子“征用”了，最近才随军到了舞阳。　　便衣队的人给王三官准备了一套新行头，硬底鞋子、瓜皮帽、斜纹洋布的衣服裤子，上下一身青，质量不错，可王保长却觉得穿起来浑身的别扭。　　来到饭店包间，俞大算盘大呼小叫：“恭喜兄弟了，大难不死，还享受了艳福，真是好人有好报啊。快来谢谢各位太君！”　　王三官挨个给鬼子们敬酒，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酒桌上的人都以为他是喜极而泣，纷纷开怀狂笑，可是，只有王三官自己清楚，他是为了亡国奴而哭。　　他哭被打死在炕头的新婚妻子是亡国奴，哭被烧死在家里的金豆、铁豆、土豆是亡国奴，哭被刺刀捅死的罗小扁担是亡国奴，哭在慰安所里受侮辱的说日本话的女学生是亡国奴，哭这个没羞没臊的俞大算盘是亡国奴，更哭自己也成了个亡国奴。　　他哭，是因为不知道这亡国奴还要当多久，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再当亡国奴？　　　　　　　　　　　　　　　　第十八章　　舞阳县的地形，总的说来是北低南高，从北边的北舞渡到县城是平原，再向南就逐渐进入山区，过了南山（今舞钢市）就是嵖岈山了。　　1944年11月的一天，王三官听说嵖岈山来了共产党的军队。　　那天下午，他从乡公所办事回来。正走在路上，前面一个人的包袱皮散开了，一摞纸掉下来，随即被风吹得到处乱飞。王三官也是好心，东奔西跑地帮他把散落的纸张拣回来，一低头就看见了纸上写的字：抗日宣言……　　那人先是说了声谢谢，然后又说：“对不住了，要请你陪我走段路。”王保长看见人家的衣服底下露出的半截枪管，还有啥办法，只得乖乖地跟着走。